比较教育学论文篇(1)

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上看，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无意识的萌芽生成阶段;朱利安(Marc-AntoineJullien)、库森(VictorCousin)、阿诺德(MatthewAmold)、贺拉斯•曼(HoraceMann)、巴纳德(HenryBarnard)等倡导的访问和借鉴阶段;萨德勒(MichaelSadler)、康德尔(IsaacLeonKandel)、施奈德(FriedrichSchneider)、汉斯(NicholasHans)等开拓的因素分析阶段;贝雷迪(GeorgeZ．F．Bereday)、诺亚(HaroldJ．Noah)、埃克斯坦(MaxA．Eckstein)、埃德蒙•金(EdmundKing)、霍姆斯(BrainHolms)等推动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阶段。在不同的学科发展阶段，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及理论分析框架也在发生着转变。从较早的因素论分析框架，发展到实证主义、相对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等都对比较教育学的本体建设和适应不同时代背景起到过关键性作用。然而，在诸多的研究框架、参照系或理论模式的争鸣与地位变换中，比较方法始终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核心和基础。这里探讨的“比较”并非其他教育学科研究中将其视为工具性特征的具体研究方法，而是从工具客体演绎为研究者内在的研究思维路径，并上升为研究主体审视研究对象的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这种“比较”也就是冯增俊、陈时见等先生所说的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思维方式。［4］基于此，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可以从四个层次进行分解和运用。第一，比较教育研究的心理准备———比较的意识。比较是每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个体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比较无处不在，它是人们通过某一标准判断客观事物存在价值或意义的方法。因此，比较的意识是比较方法层次性中的初级层次，然而它也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发生构建了心理层面的支持。第二，比较教育研究的科学表征———比较教育学的具体研究方法。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的比较教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形成科学的认识。比较教育学在借鉴吸收各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因素分析法、统计分析法、阶段分析法、教育洞察法等多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说是处于工具层面上的科学方法，并在技术层面上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途径。第三，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本质特征———比较的视野。比较视野是一种辩证性的思维方式，是研究者在认识和解析研究对象过程中，所持有的固有的、习惯性的研究视角，是生发至研究者思想中的自觉自主运用的看事物的方法。基于此，作为比较教育研究者，就需要自觉地将研究对象放在多元文化、多种教育类型当中进行研究。第四，比较教育研究者的统一路径———比较的范式。比较的范式决定了比较教育研究者们在看待研究对象时所持有的研究共识和价值观念。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四个层次规定了比较教育研究的方向和手段。通过比较意识的准备、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比较视野的引导、比较范式的导向可以为民族教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比较的层次性对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借鉴意义

我国民族教育学从20世纪初发展至今，其学科概念、理论体系、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以及研究方法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转变。民族教育学既重视主流社会教育研究也关注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是符合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需要的。全方位审视和剖析主体民族教育与少数民族教育、少数民族之间的教育才能丰富我国民族教育理论，全面解决民族教育问题，使中华民族整体的教育质量得到根本性提升。而要完成这一任务，比较的方法显然可以帮助我们加强民族教育之间的互动，融合各民族教育的优良之处，达到各民族教育的共同繁荣。

1．带着比较的意识深入研究“场域”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在对不同地域、社会文化形态和背景下的民族教育开展研究时，要深入研究场域，要对被访人的叙述及考察资料展开意义诠释。［5］然而，研究者所关注或融入的研究对象并非孤立存在于某一区域，其教育特征的呈现、教育问题的产生、内在发展条件等因素均和其历史传承及周边乃至整体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所谓整体与部分是客观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形式，它们保持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因此，研究主体仅关注客体对象的直观信息和资料时，往往会忽略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大环境，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基于比较方法的要求，在遵循系统性原则的基础上，研究者可以带着比较的意识深入研究现场，以联系的观点审视研究对象，构建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研究网络，通过比较的心理准备，全面考量客观数据和现象，有助于更为有效地寻找“真实”。

2．以比较的视野审视各民族的文化与教育长久以来，我们在对主体民族的现代教育的关注中，不断地追寻着理想的教育模式，不断地强调教育的单向借鉴和输入，从而实现一致性或相适应的理想。然而，在全球化发展以及各民族相互交流和互动的进程中，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各种教育类型和文化传承也突显出各自的价值。因此，应当注重文化和教育交流的多向性和互动性，强调不同教育的历史和文化的自我认同。民族教育研究者可以透过比较的视野，将研究对象放在多种教育类型和多元文化的视野中进行研究，在关注和诠释他民族的教育特征和发展优势的基础上，合理化地发展自我。比较的视野除了借鉴和参照外，还注重合作和整体发展，只有这样，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教育才能共同进步，才能使全社会的教育质量和水平呈现出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3．从比较方法的逻辑出发开展多维度比较研究比较方法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一种逻辑思维方式，在审视研究对象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张力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研究机制。比较方法在实践的磨练中分化出普遍主义比较、民族主义比较、描述性比较、历史解释和文化传统比较、因素比较、区域比较、跨国比较等多维度的比较方式。民族教育研究者可以通过不同的教育比较研究角度，对不同民族、区域或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教育开展比较研究。这种做法不但有助于实现对民族教育的宏观关照和整体把握，还有助于通过不同研究纬度对比研究对象的微观优势，从而发现不同民族或民族地区教育的闪光点和长处。

4．运用比较教育的具体研究方法开展综合研究无论是社会科学研究还是自然科学研究，研究方法的共享和借鉴已是普遍现象。因此，将比较教育的具体研究方法应用于民族教育研究实践中，显然是大有裨益的。下文列举几种研究方法，以期为丰富民族教育研究方法提供启示。第一，具备工具特性的比较法。在运用比较法时，应当注意事物的可比性，掌握比较的标准，诸如概念的统一、取样的统一、背景的统一等。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通过跨文化比较、跨地域比较、跨民族比较等方式有助于明确研究目的、对象和任务，同时还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揭示民族教育中的问题，从而探明民族教育的普遍性并衍生出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多种教育形式所共有的教育特征。第二，因素分析法。阿瑟•H•穆尔曼认为:“为了达到研究目的，必须选定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区域的教育方向、组织和作用具有决定作用的长期因素，并将长期因素所包含的主要问题和课题依靠一对相反命题(如人口的量与质、政治的自由与纪律等)的均衡与调和获得解决。”［6］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要通过对决定各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现象和制度的诸因素的解释分析，探求其形成的原因。既要强调政治、社会、文化、国民性等对民族教育的影响，又要关注民族教育的内部发展动力。通过内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从而正确解释和评价影响民族教育的诸因素。第三，阶段分析法。贝雷迪将阶段分析法分为描述、解释、并置和比较四个阶段。在开展民族教育研究时，首先通过文献收集和实地考察的方式对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进行周密而全面的记录和描述(不加个人分析);其次针对影响研究对象发展的原因和相关因素，借助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观点和知识进行解释和评判;再次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系统化，在同一类目资料中确定统一的标准，找出它们之间的相同性和差异性，形成分析假说;最后通过“同时比较”和“阐释比较”证明分析假说是否正确。［7］除了以上方法外，诸如假说验证法、问题研究法、教育洞察法等均可以在具体教育实践中探索性地运用于民族教育研究之中。通过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开展民族教育的综合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解决民族教育问题，改善民族地区的教育状况。

三、结语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文化意识、双语教学、比较教育

一比较教育对双语教学的基本要求

比较教育课程是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是教育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它是一门最贴近现实的学科，最能体现时代的气息，尤其是在教育呈现出国际化趋势的条件下，比较教育研究更是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领域。而双语教学在当前高校采用双语教学的模式有三种；第一种是目标语浸身模式：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全部使用外语授课；第二种是双语过渡模式：教师的课堂用语70％～80％应使用英语，学生也能基本使用英语参与教学活动；第三种是外语渗透模式：在课堂教学中，专有名词、概念及课堂用语中使用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英文，而在授课、问答、作业等其他环节基本使用汉语。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第二种模式，即双语过渡模式——鼓励学生用英语学习和思考问题，并探索双语教学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影响，以个性发展为研究内容，以个案分析作为研究形式，记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兴趣、爱好以及知识等能力的发展和变化。

比较教育双语教学不仅可以拓展专业知识、巩固语言技能，而且可以感悟文化内涵、增强文化意识。英语在宽松自然的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互相接触的机会。使他们产生一种用英语说话的需要和愿望，促使他们有话想说、有话可说、有话会说。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要想培养大学生的思想品格，首先要培养他们具有基本的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不仅需要教师的人文素质，教材的文化导入，更重要的是，需要学生的有效参与和积极思考，以不断增强自身在英语学习中的文化理解。

二教材在实施双语教学中的作用

双语教学是件艰苦而又持久的工作，要做并不难，但要做好却不容易，而持之以恒则更需要有献身教育的精神。比较教育课程的课堂教学以英语为主，重点讲授西方国家的教育体制。总学时数：36学时。授课对象主要是大学三年级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在修完大学英语四级课程后，应该掌握四千多个英语单词。懂得基本的翻译技巧，具有较快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目前，要找到既有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又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要求的现成双语教材是不现实的。最关键的是要选用适合学校实际的原版材料，适当压缩课程教学的内容。只有深受学生喜爱的双语教材，才能达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为了突出实用性原则。我们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肖惠云主编的《当代英国概况》和周静琼主编的《当代美国概况》中节选了全英文版的教育专题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授课中。我们还节选了原版教材《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中的“比较教育背景的变化”和“三种比较分析”等内容，供学生翻译和讨论。我国着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已将《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英文版第五版翻译成中文版，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7月纳入“比较教育译丛”。原版教材作者埃德蒙·金(edmundj．king)，生于1914年，是英国着名比较教育专家。他是曼彻斯特大学硕士，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在文史哲、外语和教育学方面有很高的素养，学识渊博，造诣深厚，教育经验丰富。他主编的若干重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学校和进步系列比较教育丛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三学生在双语教学中的主要收获

试验双语教学是与时俱进的必然趋势。从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文化意识为出发点，以学生为主体，根据比较教育课程的目标性质、内容要求、教材特点整体去思考外语教与学的衔接。学生可以在双语教育中不断提高语言学习的听说技能、书面技能和思维技能，并获得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笔者针对太原师范学院连续三年来跟踪2004级至2007级教育管理专业的128名三年级大学生，通过《比较教育》课程双语教学对所发现的文化意识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以下是学生们小组讨论的一些主要收获：

1、黄晓旭同学的小组认为：通过学习，我们感受到异国教育文化的明显差异。除了这些不同之处。更学到了要用比较与共融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正是这种“异”才让这个世界多彩，我们才有所研究，有所交流。这样得来的结果更加促使我们对其根源的追溯和对其发展趋势的探索，比较教育使我们懂得了运用比较的眼光看问题的重要性。

2、梁燕妮同学的小组认为：比较教育双语课程使我们受益很深，大家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不再把眼光局限于身边的小圈子，而是看到国外先进的教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这些对于我们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学习教育基础知识的同时，巩固了语言听说读写的技能。通过比较我们学会了思考，理解了英美国家的教育为什么会如此发达，也明白了我国在教育体制和内容方面的欠缺，并且学会了对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和正确决策。这些都促进了我们个人品质的完善，做事要负责，要讲究诚信，要学会与社会上各种人员打交道，做到情商、智商同步发展。

3、金辉军同学的小组认为：就拿课程设置来说，英美等国家更加突出实用课程和职业化课程；而我国则重视基础知识和自然科学，所以，发达国家的中学毕业生能很快适应社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从一个横切面上看，他们的国家经济如此发达，是离不开教育的贡献的。一个人从小受的教育会影响人的一生，我国的教育和他们的比起来，多少存在欠缺与不足。他们的课程丰富多彩，动手操作和实践的能力相对较强，而且公民教育使他们树立良好的价值观、道德观；对于我们个人来说，非常希望将来得到这样教育的洗礼与熏陶。在课余，我们也经常把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教育与我国的相比，分析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4、许锦绒同学的小组认为：重要的一点应该是个人品质方面的培养和提升，而品质是一个很宽泛的范畴：它包括了社会政治、道德修养以及文化素养等方面，因而我们对自己品质的培养和提升应该落脚于平常的点滴生活，而不应该局限于课堂上老师的传授。有的东西只有自己体验到，才会真正理解，所谓“只可意会”的东西。我们是社会的人，如果丧失了社会责任感，甚至是社会的伦理道德，那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更不用说为社会做贡献，就是自己以后发展也很困难。

5、吕婵同学的小组认为：作为一个中国大学生，我们也应该具备最起码的个人品质，人人都必须有责任感，作为公民，我们有对国家的责任，作为子女，我们有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只有具备很强的责任感，我们每个人才会不断努力，社会才会和谐发展，国家才会兴旺发达；我们通过学习比较教育这门课之后，更加完善了自己，增强自身的文化修养，我们的个性更加趋向完美。

6、李欣同学的小组认为：我们来到了这所学校，尽管不喜欢当教师，但“既来之，则安之”，心想只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研究生，就可以摆脱“苦海”了。于是，我们拼命地学习，对院系活动一概不参加，直到学习了比较教育这门课程，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妙，还有许多东西比学习更重要，例如：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勇于实践能力、社会责任和诚信等等。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是德才兼备的，如果光有高学历，而没有高素养和好品格，是远远不行的。

7、刘京京同学的小组认为：学了这门课之后，我们觉得我国的教育机制真的还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只能表述自己的看法，而无力改变社会教育现状，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反思自己，能认识到这些问题，说明我们在思想上有了升华，觉得有了一个正确的信念。这是对我们人格的保障，它可以制约我们的行为，净化我们的心灵，促使我们向善发展。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那么这个社会不就更加美好、更加和谐了吗?

8、文一两同学的小组认为：学习了这门课程，我们更加了解了英美国家与我国教育体制主要差异的根基，中西文化的不同源泉。尤其是关于公民权教育问题，我们感到了英国在这方面的教育确实落到了实处，并不只是写到条款中而不去落实，这对于我国现行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从学习中，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更加乐于思考问题，想想这是为什么以及怎样去解决它，也促进了我们大量阅读更多的有关书籍，从中得到知识，获得乐趣。我们感到又进步了!

四文化意识在教学中的核心地位

何在双语教学中培养大学生的文化意识，如何把英语文化和专业知识有机结合，还需要认真地进行科学实验与比较研究。文化意识的培养主要是：在对大学生用英语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培养他们理解异国文化的内涵。文化素质是教化、示范和养成的有机结合。教化是指设置必要的课程，进行知识的传授；示范是指将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行动中；养成是指一种内在的涵养，内化成人的品质。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时刻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理解和表达能力是每个教师的天职，特别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化学习能力。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3)

一、资料筛选

本研究分别选取了德国专业期刊《教育心理学杂志》、《教育教学心理学》和《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杂志》以及中国专业期刊《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和《心理发展与教育》在2000—2010年所发表的教育心理学论文。鉴于教育心理学的多种解释，笔者综合各家观点提出了以下定义：教育心理学是研究教育教学情境中主体的各种心理活动及其发展变化机制、规律和有效促进策略的科学。本研究依据此定义对资料进行筛选、归类和分析。

首先，筛选的论文研究背景限定在教育情境中，指教育者、受教育者共同生活、实施教育、施加影响的具体场合，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环境；其次，教育情境中的主体包括施教者(教师)和受教者(学生)，所筛选的论文探讨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情境中的心理活动及其变化机制和规律；再次，教育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受教育媒体作用的制约。教学媒体作为承载和传递教学内容的介质，是现代教育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筛选出中国教育心理学论文964篇、德国教育心理学论文459篇，并采用主题概括和比较分析等方法，将所选论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教育主体的论文，既包括学生的知情意的发展及学生所采取的各种学习手段和策略，也包括教师所具有的知识结构、所采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策略以及所具有的教学效能感等；另一类是关于促进和制约主体发展的教育媒体和环境的论文，既包含促进学生发展的各类教育媒体，如教学图片、文本、电脑和电视等，也包括在教育教学情境中各种人为环境和自然环境对其的影响，如亲子关系、家教方式、学校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

二、研究比较

(一)研究取向

教育心理学从诞生就一直受到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主张用实证的方式对学习和教学进行研究。但要从心理学找到一个对教育实践具有普遍适应性的通用学习规律是徒劳的，因为通用的学习规律并未立足于真实、具体的教育实践。[1]德国教育心理学界对教育心理学学科任务的看法是“理解和改善教育现实”[2]，并提出了一个统摄教育心理学任务的“教育情境模型”，该模型有四大核心组成要素：学习者、对学习者进行教育教学的人、媒体和环境。[3]该模型与笔者提出的教育心理学定义相契合，拟作为本文对中德两国教育心理学近十年发展进行对比分析的依据。图1概括反映了中德教育心理学近十年的研究取向。

图1中德教育心理学研究取向比较柱状图

图1中德教育心理学研究取向比较柱状图下载原图

图1表明：上述四个研究主题清晰反映了“教育情境模型”的四个核心要素，因而可以得出中德两国近十年来教育心理学研究均凸显了教育现实情境取向；对于学习者的研究比例都超过了50%，均突出了学习者研究中心，但其中教育者、媒体和环境的研究又存在差异，体现了两国教育的现实需要和特色。分析发现，这种教育现实情境研究取向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实验室情境到教室情境的转变。传统教育心理学偏重在实验室环境中所进行的研究，人为地将研究结果同真实环境隔离开来，研究结果的应用价值有限，基于真实的教室情境的实验研究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种弊端。通过真实情境中的课堂教学实验来揭示教育和学习的心理机制，使得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更具有生态效度和应用价值。[4]在德国教育心理学强调教育现实情境研究取向的同时，中国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基于教室情境的研究比例也从2000年的13%提升到了2010年的20%。从实验室情境到教室情境的不断转变，保证了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和实际运用价值。

2.教育心理学研究与具体的学科科目相结合。“传统的教育心理学都假定一门学科所得到的原则和规律可被应用到其他的学科中”。[5]但这一观点日益受到教育实践的挑战，“为了更好地理解发生在教育实际情境中的认知，研究真实的学科学习任务受到了重视”，[6]同以往脱离具体学科而泛泛描述学习规律的教育心理学相比，与具体的学科相结合的研究体现了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情境取向。[7]这种状况在近年中德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对于语言、数学和理化等具体学科的研究备受重视。[8]

3.个体、物理及社会环境因素在教育和学习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在维果茨基理论的影响下，许多教育心理学家认识到以个体模式研究认知和学习的局限性，[9]并逐渐意识到个体的心理活动与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性和不可分割性。[10]近年中德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对于学生合作学习、课堂提问能力等的关注都体现出了对整体教育环境的高度重视。

4.对学业不良学生实际学习状况及教育促进的研究。现代统一形式的教育不能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因而学生中学习困难者日多。[11]针对此种情况，中国研究者对学业不良学生的心理机制、认知特点、脑机制及干预策略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学业不良学生有效的教育指导。德国研究者则对学习困难学生的教育咨询及教育行为和训练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重视具体教育干预的策略方法和作用效应。

(二)研究主题

本研究以教育现实情境中学习者、教育者、媒体和环境为类别进行研究主题比较分析。从论文数量看中国多于德国，但绝对数量很难比较各自对各个主题的重视程度，因而我们采取各主题在分类中所占的比例这种更具说服力的方法来考察其异同。

1.关于学习者的研究主题。经统计，中国关于学习者的研究文献共618篇，涉及的研究点有44个；德国关于学习者的文献共265篇，研究点有24个。通过自下而上的聚类方法，将研究内容相近的研究点划为一类主题，共得到认知、动机、情绪、人格、能力、策略和制约因素等七个研究主题。认知主要纳入和学生学习有关的自我概念、认知表征、认知风格、记忆等；动机主要纳入与学习动机相关的研究点，包括学习动机、成就动机和目标取向等；情绪主要纳入和学生学习有关的情绪等的研究点，包括情绪、考试焦虑、学习倦怠等；人格主要纳入和学生学习有关的人格特征相关的研究点，包括人格、自尊、自卑等；能力主要纳入和学生学习有关的能力等的研究点，包括智力、高天赋、精细动作能力、读写能力等；策略主要纳入促进学习的各类策略相关的主题，包括合作学习、学习策略、学习时间等；制约因素主要纳入制约和促进学生学习的各种内外条件等，包括心理素质、学业卷入、人际关系、课堂参与等。基于此，本研究对中德教育心理学近十年来发表的关于学习者研究的论文进行分类统计。(见图2、表1、表2)

从图2可以看出：学习者自身的能力、所采用的学习策略以及学习认知过程，都占到两国学习者研究的65%以上。通过比较表1和表2发现，两国的教育心理学研究具有如下相同点：一是两国教育心理学家都比较关注自我概念、自我效能和归因等认知因素在学习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和结构；二是学习动机、成就动机和目标取向是两国教育心理学家的研究重点；三是考试焦虑以及学习过程中情绪的作用在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中都得到了体现；[12]四是智力在学习中的作用，包括对超常儿童的研究都为两国研究者所重视。此外读写能力在两国研究中也受到重视；[13]五是促进学生学习的策略研究在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14]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和与同伴的合作学习等无指导学习也都有所涉及。[15]

比较表1和表2还发现，两国的教育心理学研究也存在如下差异：一是学习认知研究中，中国教育心理学重视认知风格、学习过程中的注意和记忆、问题表征、内隐学习和内隐记忆等问题的研究，德国教育心理学则更重视自我概念、知识学习、思维训练等问题的研究；二是在学习动机研究中，中国的教育心理学重视成就动机和目标取向等的研究；德国教育心理学则更多地关注兴趣和目标取向等对于学习的影响；[16]三是在制约和促进学习的内外因素上，中国教育心理学较重视学习态度、学习疲劳、人际关系、课堂参与、学校和学习适应等因素对学习的影响，德国教育心理学则较关注学生学习满意度和辍学等因素对学习的影响。

2.关于教育者的研究主题。中国关于教育者的研究论文篇数为225篇，涉及的研究点为44个；德国关于教育者的研究论文篇数为88篇，研究点为16个。对各个研究点进行主题分类，共分为以下五类：教师心理，主要包含教育教学情境中教师心理各层面的状况对教学的影响，具体包括自我效能、教学能力、心理素质和人格特质等；教育方式方法，主要包括为促进学生学习，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教学策略，具体包括教学训练、教学干预、教学准备等；课堂教学，主要纳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的知觉、行为等因素对教学的影响，以及对教师教学的评价，具体包括课堂信息知觉、课堂行为、教学评价等；教师职业，主要探讨将教师作为职业来进行考察的研究点，具体包括职业倦怠、职业生涯、职业认同及工作满意度等；家庭教育，主要纳入父母的各种教育理念或方式对于学生的影响等。(见表3、表4)

总的来说，中国的教育心理学研究对教师心理和教育方式方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考察，而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对教师心理的研究则将研究重心放在课堂教学、教育方式方法和家庭教育上；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在五大分类中的研究点更为集中，而中国的教育心理学的研究面较广，研究点相对分散；中国教育心理学对于家庭教育研究的重视程度要明显低于德国。(见图3)

具体比较中德两国的异同发现：一是中国对于教师心理的研究偏重于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和教学动力，且对教师从人格到问题行为都有涉及，研究面较广泛；而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则对教师的自我效能感、跨文化处理能力、择业动机和教师形象等方面的研究更为重视；二是两国的教育心理学都重视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对学生的促进作用；中国教育心理学的研究集中于对教学策略、干预、训练的研究；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则更关注个性化教育方式的研究；三是两国的教育心理学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对教与学的科学评价上，中国的教育心理学非常关注教师管理课堂的能力，包括对课堂信息的加工，以及自己的言行对学生的影响等，德国的教育心理学研究重点则放在教师的诊断能力上，即教师对于学生的成绩评定等；[17]四是职业压力和倦怠是两国教育心理学的研究重点，中国教育心理学对职业生涯、职业认同、组织公民行为[18]也较为关注；五是中国较为偏重对父母教学态度和教学观念的研究，德国对父母实际教育行为的考察较多。[19]

3.关于教育媒体的研究主题。教育媒体主要表现在通过何种手段向学生呈现信息，因媒体手段的不同，主要分为文本、插图、多媒体与计算机和网络等。中国教育心理学中关于文本、插图、多媒体与计算机和网络的研究论文数分别为34、4、9、12；德国教育心理学相关论文数分别为2、3、6、29。(见图4)

从图4可以看出，两国教育心理学对于四种媒介的研究都有所涉及，但是侧重点却不相同，中国教育心理学侧重文本作为媒介在教学或学习中所起的作用，德国教育心理学则对计算机和网络在教育学习中的作用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20]这也较为符合两国的国情，中国目前的学校教育多以文本形式进行知识的传递和学习，而德国作为发达国家，有发达的计算机网络教育，这也反映出德国借助计算机和网络来完成教学和学习活动的现实需要。

4.关于教育环境的研究主题。现代教育心理学研究不仅注重教育主体及媒介，同时也强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教育影响。其中，学校环境，主要纳入在学校内对学生学习产生影响的研究点，如班级环境、师生关系等；家庭环境，主要纳入各种家庭因素对学生学习发展等方面产生影响的研究点，如家庭收入和功能、亲子关系等；文化环境，主要纳入由于文化不同对学生造成影响的研究点。中德两国教育心理学近十年关于环境的研究对比见表5和图5。

表5和图5表明，学校、家庭和文化这三类主题在中德教育心理学中都有所涉及，两国都将探讨家庭因素在学生学习和发展中的作用放在首位，且所考察的内容也较为相似，主要为亲子关系和依恋、家庭条件和功能对学生学习、行为和心理的影响；其次是重视学校环境对学生学习和发展影响的研究；同时，文化在学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引起了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注意。

除上述共同点外，两国对于环境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一，在学校环境中，中国教育心理学倾向于重点考察班级环境和师生关系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等；而德国则偏重于学校中的暴力和攻击行为的研究，[21]这也许与欧美各国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频发的现实有关。第二，德国教育心理学界比较注重家庭条件和类型对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影响；[22]中国教育心理学界对该方面的研究则有所忽视。第三，两国跨文化研究也存在差异。中国在考察中西方文化背景差异对学生学业影响的同时，还结合中国多民族的特点，考察了汉族、彝族、哈尼族、藏族等民族间文化差异对于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影响；德国这方面的研究较少见。

(三)研究方法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从性质上可以划分为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两种。实证主义是现代教育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最显著的共同点是实验室实验、教育情境实验和调查测量等实证研究方法在研究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质性研究如深度访谈法、个案法、档案分析法等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并占有一席之地。第二个共同特点是呈现出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趋势，其中包括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的结合。如实验法和访谈法的结合[23]、实验法和调查法的结合[24]、问卷和访谈法的结合[25]等。第三个共同特点是开始关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引进、运用，如脑生理方法受到关注。在统计方法上借助电脑进行数据的整理、处理和分析，如采用SPSS，SAS等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卡方检验和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处理。

总体来讲，中德两国教育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大同小异，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都折射出这样一个理念：方法选择运用取决于对研究问题能否有效解决，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是当代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选择时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1.教育现实情境取向是中德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最显著的共同特点，这表明两国教育心理学者在跟踪国际化潮流的同时，均能结合本国的教育现实开展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这种教育现实情境取向也顺应了当今教育心理学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基本要求和发展趋势。

2.中德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内容存在“大同大异”现象。“大同”指两国教育心理学在研究重点上都凸显了学习者中心这一研究主题，如对学生的能力、学习策略和学习的动机及认知过程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大异”主要表现为中国教育心理学较重视认知学习的研究，如学生对信息的表征、记忆、注意和内隐学习与记忆的研究等；而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则更重视对学生学习自我品质的激发和培养的研究，如对学生自我概念、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和学习效能等的研究较突出。此外，两国教育心理学对教育现实情境的对待上也存在差异，中国重视一般教育情境，德国更重视具体教育情境。

3.中德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无大差异，都重视多种方法的相互结合。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既重视实验法、调查测量等实证研究方法，也提倡访谈、个案、典型行为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都较重视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强调用量化与质性结合来研究教育和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特点和规律。

(二)研究启示

1.教育现实情境研究取向是教育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必然选择。教育心理学是研究教育情境中的心理规律的科学。中德两国教育心理学2000—2010年发展最显著的特点是以本国教育现实情境为研究取向，把适应国际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趋势与解决本国教育实际问题密切结合，在紧跟国际研究潮流的同时，特别重视联系本国教育现实需要和要求开展科学研究，如德国教育心理学家对于学生读写能力、自我概念、动机等方面的研究，对于家庭条件类型、父母教育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是结合德国现实文化教育和民族特点的科学研究；中国教育心理学关于汉语认知学习、学生心理素质培养等方面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特点。这充分表明了教育现实情境取向既是当代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教育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点。

2.加强教育现实情境取向研究是中国教育心理学服务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科学教育心理学起源于西方，跟踪国际研究主流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心理学的他山之石。但跟踪并不意味着盲从，要在验证西方教育心理学理论是否符合我国教育实际的同时，找到本国文化教育和其他异质文化教育的共性和差异，从而更好地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服务。德国教育心理学的现实情境取向研究启示我们要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心理学，必须对教育现实问题准确把握，进行科学研究和深入分析，只有在鲜活的中国教育现实和独特且深厚的文化背景中探寻现实教育问题的根源，寻求其解决的途径和策略，才能真正构建对中国教育实际起指导作用的教育心理学体系，完成教育心理学服务教育现实的基本使命。

3.重视教育现实情境各要素的均衡研究。德国教育心理学在突出学习者中心的同时，对于教学者、媒体和环境等主题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教育现实情境中，学习者通过与教育者、媒体、环境的互动，才能使学习和教育得以发生并更为有效。因而在研究中过分强调其中某一点，而忽视对于影响和制约教育与学习的其他现实因素的考察，都难以揭示教育心理学现实情境取向的全部含义。相比之下，我国教育心理学家对教育者、媒体、环境的研究要薄弱一些，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加强这些方面的深入研究。

4.重视家庭教育研究。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第一任教师。在教育现实情境中，父母的教育观念和方式、家庭条件和类型对于子女的学习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德国在教育者研究主题中，家庭教育所占的比例为21.59%，而中国仅为5.33%；环境研究主题中家庭环境研究德国所占的比例为59.09%，而中国则为45.16%。即凡涉及家庭的研究中，中国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比例都要低于德国。中国家庭一向重视子女的教育，但是对家庭教育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中国都弱于德国，这与中国人对教育非常重视的现实需要很不协调，值得深思，也迫切需要重视起来。

5.重视教育新兴媒体的研究。在当今的教育现实中，计算机网络等新兴媒体在教育中拥有的潜力不容忽视。在德国教育心理学关于教育媒体的研究中，计算机网络等新兴媒体研究占72.5%，而中国对其的研究比例仅占20%。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计算机网络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方式，而计算机在我国实际教学中的应用却停留在较低层次上。[26]计算机网络作为未来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手段，迫切需要我国教育心理学家认识上重视和研究上跟进。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4)

关键词：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必要性；途径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4-0046-02

比较教育是教育学科中重要的分支和研究领域。比较教育主要用比较分析的方式，研究当代世界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揭示其相似性与不同性，探索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趋势，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1]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而逐渐成熟，而我国的比较教育的发展一开始就是从外国优秀文化和先进经验中进行借鉴的。然而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不仅仅是将国外的先进经验简单改造进行本土化就足够了，更为重要的是使本学科从本国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从而实现学科的本土生长。王长纯教授提出的中国比较教育和而不同的发展方向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提出的。

一、王长纯教授“和而不同”的比较教育发展方向的解析

纵观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2]

第一阶段：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末。这是对比中外教育状况、倡导借鉴外国教育经验、改造中国教育制度的阶段，是比较教育研究起步但尚未形成学科体系的阶段。1840年英国侵略者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传统社会开始解体，包括传统知识阶级的解体。这一阶段，洋务派官员、维新派人士以及其他人士和学者开始主张“兴西学”并实际考察和研究外国教育，同时还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发展主张。

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这是比较教育学逐渐从教育学科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分支的阶段。这个阶段各种著作林立，目的是为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借鉴或为比较教育课程提供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这一阶段比较教育学科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都扩大了其研究范围，并且产生了很多比较教育学科的重要著作，在方法上也紧跟外国发展的脚步运用了历史学的方法。

第三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这是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建科学比较教育学的阶段。这一阶段比较教育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是却明确了指导思想，扩大了研究队伍，丰富了研究成果，并且从1980年起大学恢复开设了比较教育学课程，同时开展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从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历史的简要梳理可知，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当前我国比较教育在21世纪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面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加快科学技术进步的紧迫要求下，比较教育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宏伟事业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同时也要求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必须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从而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而另外一方面，要想使我国的比较教育在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就需要使比较教育具有我们本国的特色，即要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精神、能打破西方中心壁垒、勇于创新和探索的我国自己的比较教育学，这就需要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遵循“和而不同”的方向。“和而不同”也就是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将国外教育经验和情况介绍到我国。比较教育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面向世界来研究国际教育的优秀思想和先进经验，兼容并包。而这种研究和借鉴也应当是在深刻了解我国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了解我国教育现状的基础上，有分析、有批判、有原则的进行，这也就是“和”，并不是盲目的轻信，不是“同”。不能说我们在复制一个美国教育或者德国教育，而是在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

当然，从微观层面上而言，这里的“和”还包括教育事业发展中各国共有的或者是相通的规律和经验借鉴，这是每一个国家发展自己的教育所必须要遵循的。而所谓的“不同”就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同情况，如传统文化、人口、地理环境等。“和而不同”就是要在把握一般规律的同时注意因地制宜。

二、实现中国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的途径

比较教育和而不同的发展方向告诫我们要坚守自我，同时也需要勤求博采、广泛吸纳，要植根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且同其他文化互通有无、保持开放。然而，比较教育的发展并不只是停留在强调方向、态度上的改进，并不仅仅谈论“和而不同”的必要性，更为重要的是清楚如何实现我国比较教育和而不同的发展，这就涉及到途径、方法问题了。在王长纯教授“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论纲）――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的途径”一文中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一个学科的发展其基础是其所处的文化传统，而理论又是学科发展、传承以及指导实践的工具，实践则是学科实现为社会服务的最重要也是最终的一个环节，因此我们必须从文化、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来谈我国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的途径问题。“和而不同”从某种内涵上而言，提倡的是一种辩证的思维和行动方法。和而不同即坚守自我吸纳他人，和而不同即扬弃。而扬弃的基础便是我们对文化、理论以及实践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自觉。

文化自觉最早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要对本民族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3]费孝通先生所言就是要求我们要对本国的文化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这才有利于我们在借鉴他国经验时充分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将先进经验融入到本国的文化成果之中。这是对我国文化的一种尊重，也体现了各种文明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关系。具体到比较教育的发展而言，我们需要关注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传统哲学对比较教育建设的意义。至于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视文化这一因素，那是因为对一国文化的研究对比较教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顾明远教授认为文化研究首先是比较教育中的一个内容，且文化与教育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并提出文化研究具有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等作用。[4]中国的比较教育建设一定要从自己的母体文化上，从自己的哲学里吸收丰厚的理论营养。

理论自觉也是如今比较流行的一个提法，理论自觉强调的是一种独立思考精神和批判意识。中国比较教育学在发展之初就借鉴和吸收了大量西方较为成熟的比较教育学说，并且引进了一系列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经验和成果。这是我们开启一个新学科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但如今对国外经验和成果的大量引入使我们似乎形成了无论遇到什么现实问题都在国外经验中寻求解决方案，将国外经验当作圣经一样朝拜的习惯。这进一步加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不良影响，使我们自己失去对教育理论的反思意识和创新能力，以致成为外国教育理论的附庸和傀儡。理论自觉具有时代性特征，这要求我们对理论建设要有与时俱进的态度，时代性是引领理论自觉不断向正确轨迹发展的一把钥匙；理论自觉也具有革命性，这是理论自觉的本质特征，革命性也即批判性与辩证思维意识；理论自觉还具有创新性，理论必须跟着客观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理论自觉的灵魂所在。

实践自觉是实现我国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方向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无论是对文化的理解和传承，还是对理论的批判与创新，最终都要归结到实践上来。中国传统哲学中就强调知行合一。比较教育研究不仅仅是论文的发表和专著的出版，更需要其研究者以及研究成果的受众能够理解并付于实践，进而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进行创新。

上述三个方面是层层递进的。文化自觉强调的是对本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和发扬，理论自觉注重的是在理论研究过程中的自主创新精神，当然这种创新是要以文化自觉为基础和依归的。只有达到了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创新才能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而最后实践自觉既可以说是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落脚点，也可以说是两者的基础。

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以及实践自觉三者体现了中国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方向的三个重要方面。只有我们“自觉”了，我们才能明白哪些是“和”哪些是“同”，进一步学会怎样实现“不同”。

三、思考

比较教育和而不同的发展方向要求比较教育研究不能对西方比较教育学术成果简单移植，中国的比较教育必须要在基于对本国文化和国情的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本土生长”。面对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后殖民主义”也悄然降临。

当然，“和而不同”仅仅是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方向和原则上做出了指导性的建议，但是具体的做法以及最终应呈现的我们自己的比较教育理论还需要在实践中去探索和构建。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则是另外一个重要话题。

参考文献：

[1]王长纯.论比较教育的前沿性[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85-89.

[2]吴文侃，杨汉清.比较教育学（修订本）[M].第二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5)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成为主导语境的今天，本土很容易被忽视和掩盖。中国的教育理论在西方话语中也丧失了本土性。表现出“本土失语”。在此情况下，主张比较教育学走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道路是很有必要的。论文首先分析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然后从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展开时比较教育学“本土失语”的思考。

在西方主导的全球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者惟西方马首是瞻，试图斩断所谓的“民族文化劣根”而去与西方“优越”的文化对接，自身具有一种“他者优越”的意识。丧失了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在比较教育的话语实践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因此，肩负教育与文化交流桥梁任务的比较教育学应注重本土研究，并走自主发展的道路。

一、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比较教育之父”法国教育家朱利安(Mare-Antoine Jullien)是最早提出比较教育概念的人，他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是：“一部对此项研究能提供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应用效果的著作，其内容应成为欧洲各国现有主要教育机构和制度的比较，首先研究各国兴办教育和公共教育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全学程所包括的各种课程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以及每一目标所包括的公费小学、古典中学、高等技术学校和特殊学校的各衔接年级；然后研究教师给青少年学生进行讲授所采用的各种教学方法。他们对这些方法所逐步提出的各项改进意见以及或多或少地所取得的成就。”

目前，对比较教育学概念比较公认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强调比较教育学的目的和实用价值。认为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吸取外国的成功经验。改进本国教育。其作用在于向人们提供广泛的教育情况与信息。对各国教育问题与趋势进行研究与分析，加深人们对本国教育现象的认识，改善本国的教育状况。

第二，突出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其中又分校外与校内两个派别。校外派强调比较教育学必须透过教育现象，透过对其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分析，揭示控制各国教育制度的基本因素。认为校外的事情甚至比校内的事情更为重要，校外的事情可以支配校内的事情；校内派则认为比较教育学是研究教育本身的一门学科，它有其本身的特点与规律。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是学校，主要实践活动也均在学校内进行。

第三，注重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并试图从方法的角度对比较教育学确立定义或界说。赞成这种观点的比较教育学家认为方法就是比较教育学本身。

第四，特别关注比较教育学的功能与性质。其研究对象是比较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分析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或差异性，揭示教育发展的趋势以及一般原理与规律。

综上所述，比较教育的概念可概括为：它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科学。因此比较教育学既是一门应用科学，又是一门理论科学。其理论当然应结合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由于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教育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本文主张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二、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这里所说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是指一种研究方向，即本土化+本土生长。所谓“本土化”，也就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本土化”与“本土生长”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本土化” (nativization)是一个主动吸收西方文化的外烁过程，那么“本土生长”(indigenous evdution)才是发源于本土社会的文化自我演进过程。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明确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实际一味仿效西方教育制度的做法，将其比作“拉东洋车”，认为那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他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可见他所追求的更多的是“本土生长”而不仅仅是“本土化”。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正是比较教育学的发展方向。通过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使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我国的教育现实，预测我国教育发展的前景，从而提出对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确实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下面从两方面来具体谈谈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一)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

比较教育学似乎一开始其研究兴趣就集中于异域而不是本土。虽然说这与它的学科性质(一种致力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是分不开的。但笔者认为在借鉴的基础上。中国的比较教育学目前应将更多的目光转向本国。之所以提出此种说法，是因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种事实：中国的比较教育学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我们也提不出我们的概念、假设和方法。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比较教育学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失语症。

我们有的只是对西方教育理论、模式的遵奉而不存疑，认同而不批判，照搬而不质疑，这种盲目的做法就使一些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与中国教育现象不甚相干的智力游戏。如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旨在纠正我国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教育改革，其理论根据就来自西方。比如湖北省监利县缓解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买”学校的改革，其理论来源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理论。弗氏理论的目的是在公办学校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是一种在公平解决基础上对效率的诉求。即便如此，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实行“教育券”计划的州并不多。而监利县的教育改革或者别的地方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主张却无视这一点。这种“一厢情愿”的改革非但不能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反而会加大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教育的“鸿沟”。由此可见， “‘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必须基于实践，对本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本土境脉与本土实践中。不能用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与言说方式来套解本国社会现实和规引本国的教育实践”。

(二)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可行性

我们主张的本土研究是要拓宽交流的渠道，使单行线变成双行线，并不拒绝外来的概念、方法、理论，但强调要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做到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和思路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的。本土研究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比较教育学者对话。具体说来，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并非关门进行研究，而是要有开阔的理论视野，了解最新的国际研究动态，与国内外的研究者保持对话与交流。目前国内的比较教育研究普遍重“思辨”轻实证。进行本土研究就迫切地需要引进多种研究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就要在中国的教育现实下进行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第二，对西方教育理论持批判吸收的态度。对西方理论假设，要思考、质疑，保持对其警惕。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给予充分的反省。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会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这些预设之上的理论框架奉为神明。那些西方教育理论要在中国的本土语境里完成相应的“意义转换”才能切入中国教育现实。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6)

关键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 学养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1－0056－02

比较作为人类近乎本能性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人们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体现在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人类所有活动之中。在现代性视域中，“比较”已超越简单字面意义上的肤浅含义，代表着一种“现代文化需求和学术精神的方法取向”。［1］比较或者说比较意识衍生成为一种普遍的学科意识和价值理念。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身的创立和发展仅仅只有20多年的历史，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的加强和学术研究的逐步推进，提出了研究其他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要求，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旋即诞生。遗憾的是，在两轮教材建设后老一辈学者陆续退出科研一线，宝贵的科研经验和研究方法没有得到系统总结和传承，后继研究者大多处于单兵作战状态，学术力量单薄。提高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的学养和能力，迅速完善专业学术共同体是目前最紧迫的工作。

基于此种现实，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迅速提升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自身的学养和能力，提升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品位，使整个学术队伍中的成员由弱变强，强者更强，推动学科不断攀升新的高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迅速提升学养和能力，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要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总体趋势

比较方法能够应用于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共性”研究，提出共通性的理论学说。钱钟书在谈比较文学时曾说过:“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2］与此相类似，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更加深刻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要服从和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实践领域的发展，通过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基本事实和信息的研究，加强国内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所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应该熟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基本问题，清楚学科发展空白领域、前沿领域、攻坚领域，有针对性地展开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填补空白、占领前沿、实施攻坚。

作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对于本学科的发展来说，真正有价值的空白地带在哪里、真正属于前沿性的领域是什么、真正需要攻坚的课题有哪些。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面临着突出的理论问题：如何概括多学科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如何重新理解和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要求；如何处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多样性和客体的复杂性及其关系；怎样适应并因势利导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新变化；如何说明更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内在理据和具体内容；如何利用和开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新功能；如何建立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机制；如何处理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严重流失。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发展在这些问题的困扰下举步维艰。而这些问题，恰恰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带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和突出问题，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会让我们目光更敏锐，针对性更强，问题意识更清晰。

比较教育学认为，比较教育研究本质上是对教育的反思和再造，是“更高水平的抽象研究，……感兴趣的是比反映普遍规律的科学资料所能表现的还要深、还要广的现实”［3］。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也是这样，它对于研究者的理论水平包括外语水平要求都更高，要求研究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解更具体、更深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事实更熟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胜任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

二、要有一个相对熟悉的主攻国度

目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相对还是集中在国别研究上。在起步阶段，比较研究如果不建立在全面深入的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比较的简单化、表层化就不可能避免。因此，我们只能选择一个主攻国别或区域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不过这不是狭隘的封闭的国别或区域研究，而是在比较视野下进行的开放的国别研究。

基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相对薄弱的研究现状，我们还要大力提倡和鼓励学者进行国别研究。很显然，我们目前的国别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发达国家和欧美地区。对于亚洲地区、拉美地区以及其他的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甚至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都缺乏一种必要的了解和关注。对于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经验和沉痛教训，我们也没有展开深入的具体研究。这当然有语言障碍和缺乏人才的因素，但是，研究的整体布局和专门引导的不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要有一个相对熟悉的主攻国度，但是又不能只关心、只了解自己研究的国度，要把国别研究放在国际乃至全球视野中进行定位和考察。主攻一个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掌握基本研究方法，获得一定的研究经验，取得基本成果之后，要加强跟踪研究、深入研究和比较研究，突破简单的、单纯的国别研究，展开比较研究。

三、要锁定自己的主攻领域或专题

任何研究都有着广泛的领域和专题值得研究，我们一个人一辈子即使只研究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教育，也不可能穷尽其中的所有领域或专题。因此，每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都应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学术背景，确立自己的主攻领域或专题。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要尽快相对明确地界定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领域和研究专题，以便于展开具体研究。

目前来看，现在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中很多人还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主攻领域或专题，往往是什么热搞什么，哪个国家或哪个专题的材料多就写哪个，什么都可以谈，但是都很难谈得深、谈得到位，无法作深入的、多侧面的思考。凡是已经展开专题研究、明确主攻领域的学者，在短短几年内，致力于公民教育研究和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学者经过长期积累和系统研究，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已经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声誉。可见，缺乏主攻领域和研究专题，不仅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也不利于研究者学术的成长和知名度的提高。

四、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和主攻视角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只要进行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他的研究实践就会体现学科内在的思维逻辑和基本框架，包含某种立足点，并且这种立足点总会以不同的形式或隐或显地在他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及其表述中表达出来，成为他的主攻视角。

立足点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科学性不仅取决于研究者所持的方法论以及他对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姑且不论何种方法论和方法），而且还要取决于他立于何地、以怎样的视角来审视他的研究对象，并且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比方法问题更加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研究某个国家或区域的思想政治教育时，既可以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也可以从政治学角度进行研究，还可以从文化学角度进行研究，甚至还可以从教育学的角度展开研究，这就是立足点的差异。

任何思想政治教育现象都是历史文化的产物，文化和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用以分析和认识各种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凭借物和出发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先天地要在跨文化的视野中审视不同民族、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跨文化研究是它的基本特性。正是凭借对不同民族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所由产生和存在的不同文化背景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研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才真正得以分析研究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相互关系。

对同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或事实进行研究，研究者还要根据自己的特点、研究领域或主题来确立自己的主攻视角，主攻视角的价值在于通过自己独特的视角或方法，避免重复研究。所以，研究者一方面要确立自己的主攻视角，另一方面又要有从多角度、运用多种方法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尽可能地对研究对象进行多视角的透视。如果每个研究者都有相对独特的视角，通过积累和合作不难获得关于研究对象全面立体的了解。

比较研究的主要功能是发展、检验和修正理论。真正的研究其实都是研究者自己的研究，任何研究问题其实也都是研究者自己的问题。带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在国际范围中认真地寻求真正的答案，我们就会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做出学术贡献。无论是研究方法的创新、知识增量的积累，还是学术范式的构建，都取决于我们所理解的问题质量和研究者的素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解决的问题越多，研究者的综合素质就越高，研究水准就越能得到提升，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贡献就越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存在的必要性和独特性就越明显。提高自身的学养和综合素质，应该是每一个从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学者时时扪心自问的问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该时时加以关注和促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跃红.现代性视域与文学“比较”的多重意蕴［J］.中国比较文学，2007（2）:1－13.

［2］高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视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综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5）：47－48.

［3］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组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92.

［4］杨威.学科视野中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J］.思想理论教育，2009（9）：26－30.

［5］赵中建，顾建民.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31.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7)

关键词：教育学；比较教育；本体研究；意义谱系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1—0147-06

比较教育是应时代之需而孕育和发展的，它与生俱来具有适应时代和人类发展需要的功能，并始终具有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强大动力。为从根本上系统地、合乎逻辑地追寻比较教育存在之真谛，有必要进行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的转换：从对象性思维转向反思性思维，从研究既存的比较教育转换为研究比较教育的“存在”，亦即从对“存在者”的解读转为对“存在”本身的解构。从根本上追寻比较教育这一“存在”物的本质属性以及何以存在的合理性依据，力求构建一种比较教育本体论的可能性，进而找到一种更宽厚的学科“视界”。

一、比较教育本体研究的真实意蕴

如同科学理论和人生的其他问题一样，本体问题只是人们从自身需要和目的出发的一种思维假定，一种认识的逻辑前提，并不由自身来决定其意义，相反，本体的价值和作用体现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之中。如果以中国哲学的观念来审视，本体的重要以及对比较教育本体研究的启示，其意义无疑十分明显。“本体”是中国哲学中的中心概念，兼含了“本”的思想与“体”的思想。本是根源，是历史性，是内在性；体是整体，是体系，是空间性，是外在性。“本体”因之是包含一切事物及其发生的宇宙系统，更体现在事物发生转化的整体过程之中。就其质所言本体是气，就其秩序所言本体则是理。显然，这些中国哲学词汇都有内在的关联而相互解说，形成一个有机的意义理解系统。在此意义下，我们可以说本体就是真理的本源与整体，真理就是本体体现于理、体现于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一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具有较强的融合与包含能力。因之，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再发展以涵盖方法与科学的潜能。

问题是，哲学上的存在何以导向比较教育上的存在？哲学上的“在”（being）作为纯粹的在乃是一个空洞的大全，它无所不容，又无所定指。然而它既是“是”、是“在”、是“有”，就必然拥有自己的呈现形态。这种存在形态就是“在”的实际承担与表现。当然，在的外在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海德格尔指出：“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按照种种不同的存在领域，存在者全体可以成为对某些特定事情的区域进行显露和界说的园地。这些事情诸如历史、自然、空问、生命、此在、语言之类、又可以在相应的科学探索中专题化为对象。比较教育当然也是如此。按照卢卡契（Ceorg Lukacs）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的划分，存在形态共有三种基本形式：物理的、有机的和社会的，前两类合为自然存在，后者独为社会存在。当人们注意到存在的自然和社会形态时，也就产生了自然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同理，当我们注意到比较教育的存在时，也就自然产生了比较教育存在的本体论。

本体的概念起源于哲学领域。哲学是发展的，同样，本体问题也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在人类的实践运用中常说常新、向前推进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任何本体问题的提出、规定和论证都会随着人类实践与认识能力的提高而不断深化和发展，绝对不变的本体论是不存在的。反言之，本体观的递演和嬗变又一定会折射出哲学的新思路、新进展。本体问题是哲学的根本导向性问题，确切地说，如何看待和理解本体问题决定了以一种什么样的哲学观来观察和思考世界，也决定了不同时代和不同条件下人们的思维水平和思想路向。因此，关于本体论问题的思考，总是深深地渗透和蕴含于整个人类文化的基础构造之中。

“本体”具有较强的对象性意义，是作为客观实在或观念实在而存在的，它既代表了某一事物的根本属性，又是该事物衍生发展的原初起点，它不能被再分析，也不能被再追问。因此，建立在学理性层面上的比较教育本体是存在的，也是必须的。哲学本体论所指向的存在是一种总体性的存在，它研究存在的总体性本质和规律，而各门具体科学也研究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但它们所触及的只是存在的某一领域或某一层次的本质和规律，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比较教育的本体研究有个明晰的认识了，它是把比较教育作为一种对象性存在，探讨比较教育自身的它不是研究“存在者”的一门学问，而是把比较教育作为～种对象性存在，探究其何以“存在”的本质和基本特征的学问。由于人们大多在既成的、现存的乃至直观的意义上看待和理解比较教育，此时在人们的视野中作为对象的比较教育是已然存在的事物，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

比较教育本体研究则偏重于比较教育的学理性、思辨性意义，是在合乎逻辑和不违理性的前提下，对比较教育作学理上的整合性研究和系统化探讨的哲学思辨。具体来说：第一，比较教育本体研究是人的思维对比较教育这一事实进行还原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它是一种逻辑的构建物。在比较教育现象背后、在现实世界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客观存在的比较教育本体世界。也就是说，比较教育本体世界并不是客观存在，是人们思维的构建，它是真实的人为设定，不能用感知和经验证实来否定比较教育本体世界。第二，比较教育本体研究是基于现实世界构建的，而且是批判现实比较教育世界、针对现实世界的缺陷构建的，无疑它要比现实的比较教育世界完善，但它不是完美无缺的，因为无论现实比较教育世界也好，人类的思维想象也好，都不存在、也无法构造出完美无缺的世界。第三，比较教育本体研究并不是一种本体论的本真模式，可以用它来批判现实比较教育，使现实比较教育更好地发展，更有益于这个学科有意义地存在。但比较教育本体研究毕竟是人类在理论上进行本体世界的还原，无法也不能在实际上进行本体世界的回归。第四，比较教育本体研究结论的抽象性和普适性是相对的。它只是相对于各种具体的比较教育理论而言更为抽象，更具有普遍性。与比较教育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一样，根本上说只能是时代的产物，具有相对的合理性，比较教育本体论要成为满足时代需要的本体论，应是自己时代的产物，而且所反映和所适用的只是这个时代，一旦把它们搬用于其他时代，就可能成为荒谬的“东西”。当然，我们在研究上也需要与时俱进，提出能反映时代精神、适应新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需要的比较教育本体论。

总之，比较教育本体研究是以追求比较教育终极实在为依归，以奠定比较教育知识基础为任务，以达到终极解释为目标的哲学思考，主要研究比较教育的“存在”问题，它是人们对比较教育本体的探寻和比较教育本来面目的逻辑构造的理解。从本体论的角度说，比较教育本体研究要解决比较教育这一“存在”物的本质属性以及何以存在的合理性依据。

二、比较教育本体研究的价值承当

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有自己的本体论作支持，本体论的丰富程度是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甚至是衡量一门学科能否取得独立地位的尺度。比较教育存在的根据与某种超越性存在相关，但现实地体现为某种不可或缺的价值与意义。

1.比较教育本体研究是澄清比较教育本原的前提条件

比较教育这一名称虽然由来已久，可是比较教育一词往往给人语焉不详的模糊感，人们对它的理解依然是望文生义，这样一来，“比较”与“教育”的概念就泛化了，给比较教育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于是，有人把凡是运用比较方法所做的教育研究都看成是比较教育。这样单纯从比较方法的使用上来理解比较教育，实在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既没有看到这一学科的本原，也没有看到它的价值和意义，以致会在根本上对这一学科采取不适当的态度。同时，“教育其他分支学科的专家在做了一些‘比较’研究后，就自认为已经知道了比较教育学的真谛，因此倾向于轻视比较教育研究。这样，在比较教育学科内外就出现了质疑比较教育存在理性的趋势”。概念泛化的直接结果是，比较教育研究中“二元对比”的方法随处可见，“X+Y”式的比较研究蔚然成风。可以说，这种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偏离了比较教育这一学科规范的本体论意义。那么，在现代汉语语境下，比较教育为什么会产生种种偏离这一学科本体论意义的误解，其原因更多在于把比较教育误读为“对教育的比较”。在掌握比较教育这一学科的基本原理时，必须注意无论是在学术界内部还是在学术界外部，的确存在着对比较教育这一学科概念望文生义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作为一种误读及在误读之下产生的“教育比较”，对比较教育这一学科的规范性发展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我们要清醒地认识比较教育，就不能停留在现象层面上，而必须深入其本体层面。

2.比较教育本体研究是解决比较教育身份危机的根本出路

在20世纪中叶以前，比较教育的实践者在理论上对比较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意见是一致的。但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人们对比较教育的认识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学术界对比较教育学科危机的讨论浪潮亦此起彼伏，比较教育身份危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情境。在相继出现的反思、批判理论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关于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具体程序、研究类型、分析单元、价值取向等根本性问题都浮出水面，这是一个不需争辩的现象与实事。同时，随着西方各种批判、反思理论的兴起，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严重动摇了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崇尚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一方面使比较教育的生存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同时也使比较教育的身份危机进一步概念化和表面化，成为大家公认的问题域，正像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凯利所言：“自从比较教育在美国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以来，就一直为下述问题所困扰：定义、方法论、研究范式、理论建构及其与社会科学、教育研究的关系，甚至作为一个领域，比较教育能否证明自身的存在。”这样，比较教育身份危机日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况且不同程度地动摇和削弱了这一领域学者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产生了极大的离心作用，具体有四种表征：比较教育的学科统一性危机、比较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危机、比较教育学者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危机及区域性比较教育群体的生存危机。

自从比较教育学身份危机出现以来，比较教育学界也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构建科学的比较教育方法论体系、借鉴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和理论、以文化的旗帜重新统一这个异质的领域、以后现代思维挖出产生比较教育身份危机的根子。实际上，还没有哪一项措施被证明是特别有效的。正因为比较教育的当下处境的确似乎既让人难以拥有外在的实用性力量，又让人感受不到内在的精神性寄托，冷静地反思比较教育的当下处境，追问比较教育的生命力到底是什么等诸多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上升到哲学层面，从哲学的高度和视角去研究和审视比较教育的身份危机，如能对比较教育的本体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也许对消解比较教育的身份危机有一定的功用。其中，比较教育的学科统一性危机是其他身份危机的内在根据和源头，其他身份危机只不过是学科统一性危机的延伸和附带物。因此，要消解比较教育的身份危机只能寻根究源。

3.比较教育本体研究是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任何一门学科，当它发展到相对成熟的时候，都会要求人们进行自觉的哲学反思和提炼。比较教育的发展不过200年的历史，要构建有一定深度的比较教育理论体系，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学术任务。同时，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教育自身客观上需要具备足以支撑起学科理论大厦的、比较牢固的基础理论部分。比较教育作为教育比较研究反思和建构成果的一种系统化表述，可以为教育比较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撑、价值取向、知识视野的开拓等，在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等方面促进教育比较研究的发展。比较教育本体方面的理论内容，作为比较教育基础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正是现行比较教育所严重欠缺的。这种欠缺不在于没有研究而在于研究的“自我意识”，不在于研究的量的多少而在于研究的质的如何。近20年来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迅速，理论与实践成绩斐然，应该说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对比较教育的本体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却缺乏必要的考察和研究。这就使比较教育研究还缺乏相应的理论深度和统一的基础，从而停留在对比较教育的现象层面论述的状态中。至于范畴界定、概念梳理、话语表述、体系建构和独创性等问题就更显不足。整个学科体系没有一个逻辑框架将整个比较教育统摄起来，学科表现出较大的松散性，“学科内聚力问题”没有根本改观，“比较教育研究的学术规范化和学术制度化的不完备”，结果“比较教育学科的社会影响力还不能令人满意”。更为重要的是，学科建设有意无意脱离了教育比较研究的内在进程和需要，不是在理论积累的基础上寻求深层次的突破和创新，只是套用其他学科的范式，“一方面拘泥于西方模式不能自拔，自身缺乏创新开拓意识，另一方面又不善于从实践中获得营养”。为构建体系而构建体系，力图走“体系先行”之路，其建构大多缺乏内在的依据和动力，没有明确学科建设的目标指向和归宿，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科发展的封闭性和狭隘性。

从学科发展的生长点来看，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元件主要包括对比较教育的出发点、归宿、范畴、理论基础、方法论、发展机制、条件和思路、话语体系、概念、体系、性质诸方面进行的反思和建构，其目的主要是试图建构和完善比较教育学，增强教育比较研究的科学性，最终促进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而比较教育本体研究就是对比较教育作本体论意义上的思考，从哲学视角去研究和审视比较教育的发展，或许能对比较教育的未来发展具有建设性意义。

4.比较教育本体研究是比较教育学科建设视角转换的路径之一

任何科学不存在一种单一、不可替代、最终的永恒方法论基础，像黑格尔那样以“完成时的思维”方式来构建并宣布一些最终原理，是一种绝对主义的天真幻想。任何方法论的使用都是有限和具体的，而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问题长期以来为国际比较教育学术界所关注和争论。这种关注和争论似有过犹不及之嫌，因此，在学术界被称之为“研究方法情结”。毋庸置疑，日常生活对比较的观点和将比较提升为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之间的对立，比较方法论和实际比较研究之间的不一致以及比较社会科学研究和大量比较教育文献之间的矛盾等都表明了比较教育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这些矛盾不但没有消除，而且仍然在继续并影响着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理论视角。有关比较教育根本性和整体性的本体论问题长期被遮蔽在热衷于执着地追求一种比较教育自身所特有的方法和方法论之中。

埃泼斯坦在20世纪80年代曾指出：“关于方法论的自我意识或许是一个学科领域成熟的表征，但是过度关注比较教育方法论问题，那么它就可能对研究行为产生制约性的影响”。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在比较教育学界，比较教育方法论泛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对比较教育方法论的过分关注不但没有给比较教育学科同一性的建立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相反却在比较教育学界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种“方法论神话”，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把比较教育研究引入了“方法论化”的误区。这种学术研究上的失衡影响着比较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影响着其学科同一性的建立。比较教育要进一步巩固学科同一性，实现自身在教育科学体系中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科学价值，它还必须在一个更加深入的层面上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那就是要开展比较教育本体研究。

三、比较教育本体研究的意义谱系

比较教育的本体研究以比较教育的存在为研究对象，是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是比较教育研究中最深层次的内容，同时也是比较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思想源头。总之，比较教育本体研究是一种视野转换和学术深度的展现，它有助于解决比较教育领域中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具体来说，比较教育本体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为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提供一定的方向和动力

比较教育本体论的缺失导致人们目光短视，看不到比较教育发展的整体和前进方向，陷入“现实”的泥潭不能自拔。比较教育本体研究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批判现实，它通过探寻比较教育的本真世界并以此为尺度衡量和批判比较教育现实世界，使比较教育现实世界的发展更趋向于比较教育的本体世界，防止比较教育走向歧途和被异化。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教育本体研究，需要超越现实比较教育，去探寻比较教育的终极意义或终极实在，从而成为可能比较教育和理想比较教育的根据，为人们反思和批判现实比较教育提供支持。同时，比较教育本体研究可为比较教育发展确立终极目标，形塑学科智慧，使比较教育工作者关怀这种目标，并朝着更高境界的目标不断调适、反思自己的行为。最后，比较教育本体研究有助于比较教育研究者形成对比较教育的共同理解，而研究者之间的共同理解将会促进相互间的沟通，促进比较教育学科知识的积累。

2.进一步凸显比较教育的学科智慧和根本要求

比较教育本体研究的主要任务和意义就在于为科学、合理地建构比较教育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提供前提、基础和合理的解释框架。人们要认识比较教育，就必须建立合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显然与纯外在的自然认识论和认识方法是有区别的。那么，这种区别何在，方法论有何特点以及它们之所以成立的根据何在？这是比较教育认识论和方法论需要说明和证明而自身又难于说明和证明的前提和基础，这正是比较教育本体研究的任务和意义所在。对于比较教育的本体问题，人们往往在表象层面和片面向度上进行思考。其中最典型的是把比较教育朴素地理解为翻译评介他国教育，其片面的向度最主要的是把比较教育理解为X与Y的比附研究。这些层面和方面也的确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表现为可感性的实在，是人们能直观到的存在形式。然而，如果将比较教育简单地归结到这些层面或方面，而不去思考比较教育的深层本质和整体性存在，那么这种刻板印象就只能歪曲比较教育的本真，破坏比较教育的学科形象。所以，通过比较教育本体研究来澄清人们对比较教育的一些错误观念，引导人们正确地理解比较教育，进一步凸显比较教育的学科智慧和根本要求。

3.为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提供某种有效的理论解释和预测

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实践的需要，理论的根本意义同样也依存于实践的需求。比较教育本体研究之实践价值由此而产生。概而言之，比较教育本体研究首先要有利于增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真正的“本体意识”——比较教育本身究竟是什么？比较教育本身内在的要求是什么？真正按照比较教育所能够、所允许、所要求的方式去研究、去实践，从而促进比较教育在更加接近于、符合于教育变革的方向上发展。其次要有助于理顺比较教育各种理论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从根本上规避现行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的某些认识偏差提供观念的和方法论的基础。再次可以为比较教育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清晰的立体图景，可以为比较教育哲学层次的研究及其分化发展摸索思路，可以为比较教育本体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框架。

4.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比较教育的学科属性和身份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