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论文篇(1)

自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和与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掀起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本文不想对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也无法对所有的观点进行总结。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试图对前一阶段讨论中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笔者的观点是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政府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这样，在三角之间，根据一国经济发展需要，不寻求完全的自由和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完全独立，也不完全僵滯地选择固定汇率，可以在一个新的框架下获得三角之间的兼顾之效果。

人民币汇率论文篇(2)

一、日元和美元的汇率政策

日元每次升值或贬值均不同程度地给日本经济带来一些短期利益,从日元汇率的变化可以看出日元的汇率政策是服从于美元的，处于被控制的地位。

1、日元的汇率政策

日元的升值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2月从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为306日元固定汇率；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浮动汇率；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1美元兑90-140日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由于受惠于长达20余年的1：360的日元固定汇率，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和15.1%。1971年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仅分别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长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日本的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这种产业背景下，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从1：360调整为1：306。从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其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及高开放度的进程，也因此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汽车出口的第一大国。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而同年排第二位的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一向号称汽车大国的美国当年仅出口了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对美国采取了只说不做的对外贸易政策，给本国产业发展争取了更多的时间。1980年5月，日美双方达成鼓励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的协议。但这个软弱的协议对日本企业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1981年以后，尽管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失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仍不断扩大，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广场协议”由此产生。此后，日元升值进入第三阶段。自1985年以来，日元汇率出现两次大幅度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一次是1985年9月西方主要国家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从240日元兑1美元一口气升至120日元兑1美元。第二次是1993年日美贸易摩擦加剧后，日元从110日元兑1美元急速升至79.75日元兑1美元。日元如此大幅度升值并非日本情愿，而是受到美国的压力，或者说是美国强迫日本吞食日元升值这颗恶果。

日美关系是带有主仆色彩的异样关系，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保护日本，理所当然在经济上要求日本配合美国的政策。多年来，日美贸易极不平衡，日本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造成美国对日贸易的庞大赤字。美国就逼迫日元升值，以此削弱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在毫无准备和并不情愿下发生的日元大幅且急速升值，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美出口比重很高的汽车、家电、机械等制造业。据日本有关机构调查，每升值1日元，丰田、索尼、东芝等企业就要损失100亿—150亿日元。据估计，在两次日元升值的浪潮中，日本出口企业的损失至少达上万亿日元。日元升值还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和失业人数猛增。据统计，1994—1996年日元升值期间，企业破产上升了30％，其中因日元升值而破产的企业达45％。另外，这期间大企业为降低成本不得不辞退工人，加上中小企业的破产增加，因而失业人数猛增，1994—1996年就有近30万职工加入失业大军。

日元升值以后，日本企业开始向海外转移生产，数以万计的企业把工厂搬到海外。原本已经低迷的国内需求更加萎缩，本应在国内的投资却投向海外，本应在国内增加的就业却在海外增加。据东京都调查，1990—2000年的10年间，东京都减少了6.1万亿日元的投资，为此就业也减少了32.2万人。其中，以投资比重最大的机电业为例，1997年雇用人数为246万人，1999年减至220万人，2000年又减至205万人。投资和就业的下降也必然影响消费，以致于零售业竞争空前惨烈，许多著名商店如崇光、八佰伴等纷纷破产倒闭。

日元升值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是因为两国贸易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日本一直重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努力保持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美国或把传统产业移至海外，或干脆放弃部分失去竞争力的制造业。因此，不管日元升值多少，美国的进口商为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仍要进口日本的家电。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从根本上讲，还涉及日美两国的传统文化。美国人注重消费，常常借钱消费；而日本则注重储蓄，提倡“节俭为美”，经济不景气使日本人更重视存钱。据统计，日本的储蓄率约为6％，而美国则在1％以下，甚至是负数。这是日本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的根本原因。

3、美元的汇率政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发达国家相对势力地位发生较大变化，早曾美元汇率下跌的总趋势，比较突出的是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期；9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元保持了持续的坚挺地位，但伊拉克战争后，摆在美国总统布什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明年大选连任，而获得大选胜利的关键因素是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为了大力振兴美国经济，美元贬值成了布什政府拉动美国经济的一张王牌。几乎所有的舆论分析指出，美元贬值对于目前的美国经济“利远大于弊”：它有利于增强美国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促进出口，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避免通货紧缩，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另外，美元是美国控制全球经济、确保其经济霸主地位，从而维护其单极世界的法宝之一。面对第二大货币欧元向美元世界霸主地位所带来的挑战，美国政府的策略在过去的四年中确实利用了欧元新生不久、脚跟不稳的劣势予以了有力打压。十多年来，欧元区国家一直在努力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力图大砍福利社会给企业带来的沉重包袱，但远未成功。在市场内需不旺的情况下，欧洲迫切需要推动出口以支撑其经济，而此时此刻，欧元持续走强使欧洲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通货紧缩风险增大，经济增长受压。因此，有媒体分析，所谓美国财长斯诺不久前给“强势美元”下的新定义，称美国政府不再根据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的市场价值衡量美元的强弱，“强势”的意思是指美元使公众产生的信心和它的防伪能力，这不过是掩盖美国政府当前放任美元贬值以打击欧元区经济的真实意图而已，并不意味着美国真的要放弃“强势美元”政策，而是通过贬值巧妙地维护美元“强势”。当然，目前美元贬值尚没有达到1995年4月份的历史最低点。美元当初对德国马克的比价为1比1．3525马克，假设那时就有欧元的话，1欧元等于1．9558马克，那么，那时欧元对美元的比价为1欧元兑1．4461美元。据此推断，欧元对美元还有升值的空间。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欧洲经济长期疲乏反过来对美国经济也必将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美元继续贬值的空间也是有限的。二、人民币面临的汇率压力

近年来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人为诱导日元贬值，但收效甚微。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日本一些政府官员便将矛头指向人民币，他们频频在国际上游说，试图迫使人民币升值。而美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则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心要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问题的美国也在汇率问题上打主意，开始改变坚持了近10年的强势美元政策，使得美元一路走低。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美元走贬导致欧洲和东亚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冲击，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国际舆论显然放大了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负面作用。实际上，中国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并不等于固定不动。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进入了相对灵活的浮动状态，在不同时点上对不同货币的汇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和地区货币对美元贬值百分之十几甚至几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自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较窄的空间里波动。但总体上看，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或德国马克）、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0％。考虑各国通货膨胀率差异因素，同期人民币相对上述三种货币的实际升值幅度分别为18.5％、39.4％和62.9％；期间，人民币对三种货币最高实际升值幅度曾经分别达到45.5％、71.4％和93.0％。2002年以来，美元汇率走贬，只是收窄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升值幅度，并没有改变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的基本特性。因此，那些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论调是没有依据的。

国际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的J曲线效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由于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导致中国今年外汇储备增加了超过600亿美元，其中超过200亿美元相信属于国际游资，而这部分热钱将导致人民币供应超常增长约2000亿元。

迫使人民币升值，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正在由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扩散。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此次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

人民币汇率升值有6大危害：人民币在资本帐户下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也就是说决定汇率的机制不是市场，改变没有意义；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给中国的外贸出口造成极大的伤害；人民币汇率升值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增大就业压力；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面对国际上的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压力，2090

但国际上的压力，我们却不能视而不见，因此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缓解压力，保持我国快速健康的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措施

近年来，对于我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原则、方向和具体措施，国内众多的机构和专家学者，都作了很多很好的分析和总结。这些探讨和总结，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准确和深入的。本文综合了众多的观点，并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1、建立灵活的汇率制度。第一步是确立多种货币一揽子计划，从而为人民币提供参考汇率。这个包括了美元、日元及欧元等主要货币的货币组合会更好地反映人民币的有效汇率。相对于只与美元挂钩比较，这种方法更能反映贸易竞争力。一种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利于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利于减少固定汇率下的黑市套汇或资本外逃压力、有利于克服市场结构上的刚性及更好地吸收冲销外部冲击等。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要加快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与功能转变节奏。还要加强外汇市场建设，健全人民币汇率机制，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人民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等。逐步改变人民币只盯住美元的单一联系机制，改为人民币与美元、欧元、日元三大货币(加权平均)一揽子联系机制，确保人民币的稳定。

2、建立严密的监管机制。当务之急是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之间建立起严密的金融监管“防火墙”和及时有效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这就要求货币政策职能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密切配合、相互沟通，对资本项目下外汇资金的流入流出进行实时监控、全程跟踪，不断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和金融监管水平。并应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加大对跨境“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

人民币汇率论文篇(3)

自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和与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掀起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本文不想对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也无法对所有的观点进行总结。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试图对前一阶段讨论中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人民币汇率论文篇(4)

关键词:人民币；均衡汇率；汇率失调

一､引言

自2002年下半年起,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汇率施加了很大的升值压力｡2003年以来，由于投机人民币升值的游资又大量涌入，这无形中增大了升值压力｡2005年7月21日，央行宣布人民币升值2%,美元兑人民币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人民币;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揽子货币汇率水平进行调整｡自此以后,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不断创下新高,人民币汇率远期价格显示市场预期人民币将进一步升值｡其实,讨论人民币该不该升值,要首先解决人民币的均衡汇率问题｡一旦找到了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其他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二､文献综述

目前,人民币均衡汇率实证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均衡汇率实证模型和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单方程协整模型｡利用购买力平价的均衡汇率实证模型来研究人民币均衡汇率，外国学者研究结论是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中国学者研究结论是人民币没有被低估或轻度低估(俞乔,1998､2000;李亚新和余明,2002;唐国兴和徐剑刚,2003;窦祥胜和杨炘,2004)｡但是,易纲(1997)､张晓朴(2001)､王志强､齐佩金､孙刚(2004)认为,用购买力平价理论估计人民币汇率错位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均衡汇率实证模型,由于没有考虑由基本经济要素变化引起的均衡汇率变化,一般高估了汇率错位程度｡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基本经济要素变化尤为剧烈,忽略基本经济要素变化对均衡汇率的影响会得出严重错误的结论｡

而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学者一般用单方程协整模型来研究人民币均衡汇率｡主要包括ERER方法(张晓朴,2000､2001;刘莉亚和任若恩,2002;林伯强,2002;张斌2003;窦祥胜和杨炘,2004)和BEER方法(张晓朴,2001;张志超，2001;刘阳,2004)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进行研究｡其中,张晓朴(2001)利用1978—1999年的年度数据用贸易条件､开放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解释实际汇率的变化，利用解释变量的长期均衡值,估计了此期间中国年度均衡实际汇率(ERER),利用1984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估计了中国行为均衡汇率(BEER)｡张志超(2001)利用1954—1997年的年度数据,建立了一个行为均衡实际汇率模型(BEER),用总的固定资本形成､政府消费出口增长率､开放度(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总额占国内GDP的比重)来解释中国实际汇率的变化｡张斌(2003)利用1992—2001年的季度数据,建立了一个简约式的单一方程,把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决定因素分为供给､需求､外部环境和商业政策四类,根据滤波法得到的经济基本面指标的长期可维持值来估计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

三､模型变量的选择

通过已有的关于均衡汇率模型的比较并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本文选用Elbadawi的发展中国家均衡汇率测算方法来测算人民币均衡汇率｡通过综合发展中国家的均衡汇率的实证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经验,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均衡汇率有关的基本经济要素,本文选用以下经济要素作为模型中的变量:

1.开放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开放度越高,即资本管制项目越少,资本的冲击将会使本国货币的汇率贬值,此种开放度下的均衡汇率也会贬值;而对于金融开放度小的国家情况则相反｡

2.贸易条件｡若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比值上升,则说明该国的贸易条件改善,收入效应会带动均衡汇率升值｡同时,贸易条件改善会改变国内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供给和需求结构,带动均衡汇率贬值｡

3.国外直接投资｡一国经济增长率高会吸引FDI,在本币没有大量的增加的情况下,这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

4.经济发展状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会使国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收入的提高会导致该国对外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高速增长,如果假设出口量不变,经常项目会恶化,该国汇率会上升｡在实际运用中,我们使用GDP的增长率来代表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5.外汇储备｡理论上说,一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会提高该国的国际地位,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有利于该国货币汇率的稳定,并可能有升值趋势,反之,则会导致汇率贬值｡

综上所述,本文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为:

ERER=f(TOT,OPEN,DEV,FORE,FDI)

其中,TOT表示贸易条件,OPEN表示开放度,DEV表示经济发展状况,FORE表示外汇储备,FDI表示国外直接投资｡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和运用

这里我们选取1985—2004年间的中国的开放度,GDP增长率､外汇储备､国外直接投资､中国贸易条件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样本｡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世界银行网站和个人在原始数据上的整理｡

为了实证协整检验的需要,我们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为了防止谬误回归,在运用协整方法来确定均衡汇率与经济基本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之前,需要先对各个时间序列的稳定性进行分析,即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来判断数据的随机性质,然后利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各变量在长期内是否具有协整关系｡

(二)单位根检验及协整

这里我们运用Eviews5.0软件对作过对数处理后的数据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由于是年度数据,所以滞后阶数均选为1,检验结果见表1｡

通过表1可知,此时间变量序列为一阶差分平稳序列,可对其进行协整检验｡由于我们采用的小样本数据较少,适合使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检验｡首先,我们仍然运用Eviews5.0软件对变量进行OLS回归,结果见表2｡其次,我们对静态回归的残差RESID作单位根检验｡ADF统计量为-2.618854,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为-3.857386,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为-3.040391,10%显著水平下临界值为-2.660551,D.W.值为1.907108,检验结果表明,ADF统计量显著,所以残差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根据以上计算,得出下列均衡汇率的协整方程:

LREER=4.8849-0.632087*LOPEN+0.046137*LDEV+0.2093*LFORE-0.143902*LTOT-0.257749*LFDI

通过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各个变量与均衡汇率之间的关系与我们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经济发展状况和外汇储备与均衡汇率呈正向关系,开放度与均衡汇率呈反向关系｡不同的是贸易条件和国外直接投资与均衡汇率的关系,这需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经济阶段,人们对于进口品的需求偏好始终高于对国内产品的需求,所以,贸易条件改善带来的实际收入提高也降低了进口品的相对价格,因此,人们可能会将部分对非贸易品的需求转移到对进口商品的需求｡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最终导致的是均衡汇率的下降｡这一点与爱奥巴德维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均衡实际汇率的实证研究以及国内的窦祥胜(2005)的研究结果一致,与国内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不一样,所以,这点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对外直接投资的符号与预想的不同,这可能跟本文选取的数据为年度数据有关｡

五､对人民币汇率失调程度的分析

为了研究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合理性,需要算出近20年来的人民币实际均衡汇率,我们采用H-P滤波法对样本中的数据进行校正,得出其“均衡值”,并在此数据基础上测算出各年度人民币汇率的失调程度,其中失调程度=(实际汇率指数-均衡汇率指数)/实际汇率指数,具体结果见表3｡

从表中我们看出,人民币汇率在这20年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调,大致分为几个阶段:1985—1987年人民币汇率存在着明显高估;1988—1994年人民币实际汇率明显低于实际汇率,存在低估现象｡其中1989年的人民币汇率出现异常波动;1995年至今,人民币汇率一直围绕实际均衡汇率波动,并逐渐靠近实际均衡汇率｡

六､结论

人民币汇率论文篇(5)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升值压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快速稳定。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他国家必然关注中国汇率的变化。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性问题,它涉及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甚至社会问题。人民币汇率已成为多方关注的对象。探讨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及其影响十分必要。

一、影响人民币升值具体因素分析

(一)经济增长

一国经济增长,会增加出口和外汇供给,本国投资利润率高,将吸引外资进入,这将增加外汇供给,导致外币贬值,本币升值。

可以看出,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步入快速增长期,2007年GDP增长率达到11.4%,中国经济形势良好。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也能够将GDP的增长速度维持在理想水平。鉴于我国多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GDP一直是稳步增长,人民币汇率总体保持稳定,对其他国家货币有相对上升的趋势,相应地给人民币带来了升值的压力。

(二)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的增加,相当于一国外汇供给增加。外汇的供求关系决定汇率的基本走向。当外汇供给增加时,外币价格有下降压力;反之,外币价格有上升动力。由表2可以看出,我国外汇储备近年来一直处于增长中。

我国实际外汇储备持有量远远超过理论的适当储备规模(见图1)。庞大的储备规模给人民币带来了升值压力。

(三)国际收支

国际收支状况是决定汇率变动趋势的长期主导因素。如果一国国际收支发生顺差,本国货币需求的增长与外国货币供应的增加,该国的汇率就上升。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2001-2009年的贸易顺差额分别225.5,304.3,254.7,320.9,1020.00,1774.80,2618.30,2981.30,1961.00亿美元。长期以来的贸易顺差是影响人民币升值的首要因素,也是直接因素。

(四)政治及新闻舆论

政治及新闻舆论是影响短期汇率变动的暴发性因素。我国2005年的汇率改革也是在综合政治因素的作用下发生的,2010年我国在G20峰会前重提自2008年危机以来中断的汇改问题,也是对年初各方舆论的回应。所以,对人民币施加压力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但随着我国人民币汇率逐渐和世界接轨,人民币汇率更多的是在市场的指导下进行变动,政治因素将逐渐退出主要舞台。

二、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主张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体。自2010年初以来,美国政府开始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加压力,一度表示要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与此同时,欧盟各国与日本等国也向想我国施加相应压力,声称人民币被低估,要求人民币升值。

事物均有两面性,同样的,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评估人民币究竟是否应该升值,则须衡量其中利弊。

(一)人民币升值的积极作用

1.有利于进口创汇,尤其有利于降低原材料依赖进口的生产商的生产成本。

2.在一定程度上会平衡国内物价,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降低进口商品购买成本。

3.可以减少外汇占款的过量投放,减轻外债还本付息的压力。

4.能有效解决缓解国际舆论压力。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几乎始终是长期大额顺差。长期大额的贸易顺差会导致各国利益集团的围攻,甚至导致贸易战、贸易保护等。

(二)人民币升值的消极影响

1.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人民币升值后,以外币计价的我国出口企业产品相应提高,出口贸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不利于扩大出口。人民币的升值,也会导致进口增加,使得我国本土企业遭受更大的国际竞争,从而不利于我国本土企业尤其是新兴的尚处于发展阶段的企业的发展。

2.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出于逐利的动机,大量短期资本将会流入资本市场。短期资本的大量进出会引发货币市场动荡甚至金融危机,会给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种影响对于我国这样的金融市场与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的国家来说,尤为严重。另外,就我国而言,外汇一旦有了升值压力,为了维持外汇汇率的相对稳定,央行就必须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买卖外币与本币,调整供求关系。但与此同时,这样的操作会使外汇占款增加,从而导致基础货币的投放量增加,通过乘数效应,影响货币政策尤其是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

3.不利于引进外资,致使资本项目项下出现逆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外资以外币计价的投资成本上升,降低投资利润,从而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加速资本外流。

总而言之,我国工业产业基础薄弱,产品附加值低,企业竞争力主要依赖的是劳动力成本低,人民币升值后出口产品将失去低价格的优势,出口贸易额将大幅下降,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同时进口会大幅度增长,国内企业特别是尚不具备竞争力的产业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加上我国目前的劳动力成本有上涨趋势,部分出口企业依靠着出口退税维持着微薄的利润,我国的对外贸易形式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乐观。在近期内,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我国自身经济的发展,也无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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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亚钧,袁志刚.宏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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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论文篇(6)

当前，在人民币汇率面临外部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汇率升值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一些发达国家政府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主张主要基于人民汇率低估的判断，然而，如果人民币汇率水平不存在低估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汇率高估，而人民币汇率高估将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在探讨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之前，首先应该对现有的人民汇率水平做出客观评价。本文认为当前的人民汇率水平不存在低估问题，该结论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事实：第一，从实际汇率的变化来看，从1994-2002年为止，人民币实际汇率一直处于升值状态，这一时期的实际汇率升值已经抵消了1994年由名义汇率调整引起的实际汇率贬值。第二，受实际汇率变化的影响，从1998-2001年为止，我国经常收支顺差的相对规模处于减少趋势，这一变化显示，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可能恶化我国对外经济状况。第三，我国贸易收支顺差主要出现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中，如果不考虑中美贸易，那么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收支总体上是逆差。这意味着中美贸易顺差主要起因于美国的经济结构问题。第四，从贸易收支的结构来看，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项目下，贸易逆差发生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项目下，这说明，我国的贸易收支顺差主要起因于低工资的比较优势。第五，就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差距而言，由于发达国家非贸易商品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均衡汇率水平理应低于由购买力平价决定的汇率水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差距属于中等水平，因此，即使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同样不存在低估问题。第六，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来自大规模的资本流入，这一状况与我国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的资本项目管理内容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适当限制资本流入、积极促进对外投资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以上几方面来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低估问题，因此，人为引导人民币汇率升值必然导致人民币汇率高估，而人民币汇率高估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以下几方面的不利影响。

一、劣化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

引进外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回顾近几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主张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都把吸引外资作为自己的重要理论依据。另外，以往的争论主要把焦点集中于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数量变化的影响方面。本文认为，现阶段，我们很难确定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数量的影响，但升值趋势的形成会劣化我国引进外资的质量。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的负面影响主要涉及质量问题，而非数量问题。其主要负面影响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在间接投资方面，人民币升值趋势会引起短期资本流入增加和助长外汇投机行为；第二、在直接投资方面，汇率升值趋势会抑制出口主导型投资和助长市场主导型投资。

人民币升值论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由此形成的人民币升值趋势能够促进来自国外的间接投资。如果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持有人民币或人民币资产将有利可图，因此，人民币升值趋势将会促使海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和进行人民币资产投资。从理论上讲，当一种货币处于升值趋势时，升值本身可以给该货币资产持有人带来升值利益。但对海外投资者而言，获得升值好处的条件是不采取任何汇率风险保值措施。一旦采取了保值措施，投资者只能获得确定的利差收入。在采取汇率风险保值措施的情况下，投资者在回避汇率风险的同时将丧失获得货币升值好处的机会。虽然，有一些保值方法可以使投资者做出灵活的选择，但这些方法要求受益者支付昂贵的费用。

一般来说，重视长期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会针对汇率变动风险采取保值措施，因此，对投资者来说，汇率是否升值不是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因为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取资产本身的稳定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升值趋势对促进投资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然而，与长期投资相比，汇率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为了获得升值带来的好处，这些投机资本一般不采取保值措施，因此这类资金的流动对汇率风险非常敏感，在汇率处于升值趋势时，这类资金会在短期内流入本币升值国，在升值趋势发生变化时，为了避免汇率风险，这些资本会迅速撤离这些国家，从而对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形成威胁。这正是亚洲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重要教训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币升值确实可以起到促进间接投资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升值对促进长期投资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对升值较为敏感的是短期投机资本，因此人民币升值会引起大量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短期投机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在发达和成熟的金融市场，投机资本可以强化和健全市场的功能，但在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的发展中国家，短期资本移动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从预防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我国不宜过早实施人民币升值政策。

另外，一些人民币升值论者认为，人民币升值趋势不仅有助于促进国外对中国的间接投资，而且也有助于促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对那些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来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以外币计算的资产价格将会上升，这对外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公司的帐面价值发生了增值，另外，如果将来出现撤资，公司可以收回更多的资产。同样，在人民币出现升值的情况下，即使以人民币计算的利润不发生变化，外资企业汇回国内的利润会相应增加，即升值本身能够增加以外币计算的企业收益。一般而言，对于那些以中国为主要销售市场，而且原材料不依赖进口的直接投资来说，人民币升值确实可以带来明显的好处。

然而，对那些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出口生产的外资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只能带来弊大于利的结果。这些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然而，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和降低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魅力。发达国家的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将以本国货币或其他主要国际货币比较不同国家的工资水平，然后选择低工资的国家进行投资，而人民币升值将会增加以外币计算的、我国的工资水平，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会减少出口主导型对华直接投资。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揭示工资变化对直接投资的影响。70年代和80年代，“四小龙”是发达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8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四小龙”工资水平的提高，外资企业开始把投资转向东盟国家，而此后东盟国家工资水平的上升又成为资本流向中国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大量过剩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我国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要明显低于其他国家，这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优势之一。考虑到这一特点，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认为，相对稳定的廉价工资是促成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现象加剧了日本产业的空心化趋势。他们认为短期内中国工资水平明显上升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阻止日本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唯一方法是要求人民币升值。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汇率升值一方面会促进国内市场主导型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会抑制出口主导型的直接投资。然而，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后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远远胜过前者。国内市场主导型直接投资会争夺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这种投资不会明显增加就业机会。另外，这种投资没有创汇效益，因而容易恶化我国的经常收支状况。但出口主导型直接投资可以避免以上这些负面作用，这种投资不争夺国内市场，因此不会减少本国企业的就业机会，同时由于其产品销往国外，因而可以改善我国的对外经济状况。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同样弊大于利。

从我国长期吸引外资的情况来看，我国外资政策偏重于鼓励来自国外的出口主导型直接投资，而且受政策和低工资水平的影响，这类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吸收外资的主流。近年来，外资企业实际使用资金额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大约在10-20％，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率大约在20％-30％，而外资企业在全国进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达50％左右。这说明以利用廉价劳动力为目的、以出口为主导的直接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而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削弱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一动力。

二、妨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的影响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当前学术界有关这方面的探讨，主要着眼于汇率升值对贸易的短期影响。就短期影响而言，汇率升值会引起进口增加和出口减少，一增一减，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汇率升值对贸易总量的影响。然而，从长期影响来看，由汇率升值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同时抑制出口和进口的发展，因而，人民币汇率高估会妨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全发展。

一国对外贸易可以分为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因此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从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看，本币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起到抑制出口和促进进口的作用，这意味着汇率变化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方向是完全相反的。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这只是本币升值的短期效果。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许多研究显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出口能力是制约进口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出口较多的国家通常进口的规模较大，缺乏出口能力的国家同时也缺乏进口能力。因此，从中长期的视点来看，本币汇率高估会通过削弱一国的出口能力，最终削弱其进口能力。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不具备进行国际结算和支付的功能，因此，其进口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出口创汇能力的制约。在本币汇率高估的情况下，出口的下降会引起外汇收入的减少，而外汇收入的减少又会导致进口的下降，这意味着本币汇率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妨碍贸易的发展。

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经历显示了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作用、及出口与进口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高估状况，其结果，不仅我国出口产业的发展受到影响，而且有限的创汇能力成为扩大进口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瓶颈，在这种状况下，汇率高估成为妨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下调，此后，避免人民币汇率高估的汇率政策为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出口和进口具有同步增长的趋势，二者的变化存在密切联系。这是因为出口的高速增长和外汇收入的增加为图1我国进出口规模的推移（亿美元）扩大进口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大量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又提高了我国的出口潜力。因此，维持合理的汇率水平、保持出口和进口的良性循环是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的影响方面，我们不难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就短期而言，人民币汇率升值会抑制出口和降低外部需求，这意味着汇率升值会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加大财政、金融政策的负担。一国经济的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外部需求所组成。外部需求的减少会引起总需求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弥补外部需求的减少，那么过度的财政支出将会导致财政状况的恶化。另外，汇率升值的另一短期效果是引起进口的一时性增加。进出口的以上短期变化将会引起我国失业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仅有可能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有可能影响到我国政治和经济的稳定。

人民币汇率论文篇(7)

一､汇率微观结构理论及其对人民币汇率的适用性

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一般是从影响汇率水平的经济变量出发,探寻均衡汇率的定价及其动态决定过程｡在这些汇率理论中,无论是强调商品跨境套购和贸易流量的理论如购买力平价(PPP)､利率平价(IRP)和国际收支(BOP)理论,还是各类强调国际货币流动和资本存量调整的资产市场模型,基本上都可以定性为宏观决定论｡但是,对于汇率的短期变化(例如日内变化)的解释,传统理论几乎无能为力｡因此,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国外学者提出了汇率的微观结构理论,他们中最有代表性的是M.Evans､R.Lyons和C.Goodhart等人,他们使用高频数据对汇率进行各种时间序列分析或者构造外汇市场的动态结构模型,试图从交易商的行为来解释汇率的短期波动｡事实上,全球外汇市场每天的成交量超过2万亿美元,其中有3/4是属于银行间外汇交易,可以说,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基本上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决定的,所有可能影响到汇率的因素如政治事件､经济基本面､心理预期等都会通过国际外汇市场特殊的两层架构最终反映到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行为上来｡所以,汇率的微观结构理论把研究的立脚点放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MarketMarker)的身上是有道理的｡

汇率的微观结构理论认为,汇率的短期变化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指令流(OrderFlow)决定的,而这些指令流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外汇市场上的消息(包括内部消息)的冲击和心理预期的变化｡外汇做市商是汇率形成过程的中枢单位,因此,有人也把汇率的微观结构理论称为做市商模型(DealersModels)｡一般说来,外汇做市商的目标是通过最优化的外汇库存控制,加上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不断调整其双向报价,来获取最大化的价差收入(Spreads)｡但是,由于做市商面对的是可能拥有某种信息优势的交易者群体,因此,做市的价差收入并非无风险的,外汇做市商通过与其他做市商的交易来对冲所持有的外汇库存的风险是不可缺少的｡举例来说,外汇市场一个最大的优势信息交易者是中央银行,虽然在国际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不是经常性的参与者,但是,一旦中央银行通过银行间进行外汇干预,直接或间接地作为交易对手的外汇做市商必然会处于某种不利地位｡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市场常常存在一些汇率管制措施,这些市场的外汇做市商往往要面临更大的库存风险,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汇率的波幅受到限制,如果国际市场上汇率波动很剧烈的话,做市商风险难以进行有效的对冲｡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在去年“汇改”之前,人民币汇率的生成是以中央银行被动吸纳银行间外汇市场的结售汇净额为基础的,在这种汇率决定模式中,外汇市场事实上只有一个做市商,就是中央银行;而整个做市系统也只有一个目标,即在8.27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上将人民币盯住美元｡“汇改”之后,除了人民币兑美元“出其不意”地一次性升值2%,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管理方式进行了颇具根本性的改革,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并在总结此前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正式引入了外汇做市商的模式｡之后,以13家外汇做市商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开始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地缓慢升值,到2006年5月中还一度升破1美元兑8元人民币｡

2006年1月4日,国内的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正式推行询价交易方式(也称为OTC方式)｡从此以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机构(包括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法人)买卖即期外汇既可以选择通过原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平台以“集中授信､集中竞价”的撮合方式成交,也可以选择“双边授信､双边清算”的OTC方式进行买卖｡在这种混合交易制度之下,传统的电子经纪平台继续发挥作用,指令驱动的撮合方式与报价驱动的做市商模式并行不悖｡做市商不但为银行间外汇市场增加了流动性,也为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提供了分散风险的一个新渠道｡[2]由于外汇做市商里有相当比例是外资银行,外资银行的做市能力比较强,与国际外汇市场联系更为密切,这样就使国内银行间外汇市场与国际外汇市场的价格联动和信息传导机制更为健全｡此外,为了提高外汇做市商的做市能力,更好地发挥分担外汇市场自主出清的功能,中央银行还扩大了各家外汇指定银行可持有的外汇头寸规模,将原来的结售汇周转头寸扩展为结售汇综合头寸｡

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定价实际上是以每日的收盘价为重心的,中央银行在每个工作日闭市后以加权平均方式计算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并以此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基准价格｡然而,由于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引入询价交易后,交易方式的多样化使得经撮合后的收盘价不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此,从今年的1月4日起,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基准价的形成方式做出了重大改进,以便与国际金融市场确定基准汇率或利率的惯例做法相接轨,使人民币汇率的官方定价模式更好地适应国内外汇市场新的交易制度和市场主体结构｡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形成过程大致如下: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做市商询价,并将全部做市商的报价作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在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之后,将剩余的做市商报价进行加权平均,最终得出当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中间价,权重则根据做市商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随着我国外汇市场的做市商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未来将会显著增加,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的影响力也将不断增强,汇率微观结构的分析和汇率动态理论会更加适用于人民币汇率｡

二､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中外汇做市商与中央银行的关系

在真正以市场力量为基础的浮动汇率体制下,外汇做市商对于汇率的形成发挥着中心的作用｡一般说来,做市商是指连续地提供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报价,并承诺一旦有市场主体接受报价就与之成交的机构交易者｡[3]外汇做市商是国际外汇市场尤其是银行间市场上的核心参与者｡在我国,有一批活跃的做市商对于改善国内外汇市场的流动性､熨平人民币汇率波动以及促进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价格发现同样是意义重大｡然而,从国内外汇市场的参与主体来看,外汇交易指令流的发出者包括外汇指定银行､企业和居民等实盘参与者､隐蔽的热钱投机者与中央银行｡在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中,中央银行是最大的定价者,外汇指定银行则是次级定价者,其他参与者只是价格的接受者｡

目前,国内外汇市场的做市商制度是有缺陷的｡最大的问题是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每日浮动仍然限制在官方公布的中间基准价上下3‰的幅度之内｡在全球外汇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么狭窄的汇率波动区间使得做市商难以独立､有效地进行做市,既不能灵活地调整其双向报价,以吸纳重大消息对汇率的突然冲击,也很难通过境内外的外汇交易对库存风险进行有效对冲｡这种汇率弹性的不足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继续承担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主要职责,人民币汇率的微观结构仍然受到官方力量的管制甚至扭曲｡在目前极为狭窄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内,外汇做市商相当于分担了中央银行外汇干预的一部分功能,而不能完全作为一个盈利性业务来做市,具体地说,做市商一方面要作为中央银行与市场力量之间的缓冲渠道,另一方面还要服从中央银行的汇率目标和波幅限制｡这样,外汇做市商的存在固然缓解了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被动增长的压力,但并没有真正体现外汇市场在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等方面的重要功能,因此,国内外汇市场的效率仍亟需提高｡

一般说来,外汇做市商是联系外汇市场各个层面､各类参与者的枢纽,其报价集中反映了外汇市场供求的信息｡但是,鉴于中央银行的直接干预仍然是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过程中主导性的因素,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外汇做市商目前还只是中央银行的“二传手”｡从长远来看,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应当偶尔为之,即在外汇市场出现剧烈动荡或者显著失衡时才以逆风而行(LeanAgainsttheWind)的方式进行操作,目的是正确引导市场预期,在大多数时间里还是应当让外汇做市商比较独立､自主地开展做市活动,使其在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的模型及其实证分析

我们建立了一个外汇市场动态平衡的线性模型,用来大致地描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形成过程｡

现阶段国内外汇市场供求平衡方程为:

(出口-进口)+(引进外资-我国对外投资)+隐蔽性热钱=(外汇储备变动-外汇储备收益)+商业银行系统外汇头寸变动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央银行将逐步摆脱外汇占款持续增加的压力,因此,预计银行系统的综合外汇头寸规模会逐渐扩大｡相对于外汇储备总额,外汇储备的收益较小;相对于每年引进外资规模,我国的对外投资额也比较小,因此,这两项可以忽略不计｡另外,由于使用的是月数据,为了兼顾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合理的近似度,我们用外国直接投资来替代每年引进外资额｡因此,可以将上式改写为:外汇储备变动-(出口-进口)-外国直接投资=隐蔽性热钱-商业银行系统外汇头寸变动,用符号表示即:

Rt-(EXt-IMt)-Kt=HMt-PSt(1)

Rt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EXt表示t时点的出口金额,IMt表示t时点的进口金额,Kt表示t时点的外国直接投资,HMt表示t时点的流入的隐蔽性热钱数量,PSt表示t时点的商业银行系统外汇头寸变动｡

隐蔽性热钱主要取决于境外投机者对未来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与人民币即期汇率的差距,投机者对未来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可以用1年期人民币兑美元不可交割远期汇率指示,因此:

HMt=n×(NDFt-St)(2)

NDFt表示t时点的1年期人民币兑美元不可交割远期汇率,St表示t时点的人民币即期汇率,n为弹性系数｡

银行间外汇市场中人民币汇率有如下线性定价公式:

St+1=St+e×PSt+Xt(3)

e为价格调整系数,如果商业银行系统希望增持外汇头寸,则银行将提高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如果商业银行系统希望减持外汇头寸,则银行将调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因此e的符号为正｡Xt用来反映t时点人民币即期汇率所受的随机影响｡

商业银行系统头寸为:

It+1=It+PSt(4)

It表示t时点商业银行系统外汇头寸｡

由(1)､(2)和(3)式,并记Rt-(EXt-IMt)-Kt为Yt,我们有:

Yt=a×(St+1-St)+n×(NDFt-St)+εt(5)

其中系数a与e存在关系:,εt为随机项,由此我们建立Yt对(St+1-St)和(NDFt-St)的回归方程｡在得到价格调整系数后,可以进一步估计商业银行系统的期末头寸如下:

It+1=It-a×(St+1-St)(6)

我们首先使用月度数据估计Yt对(St+1-St)的回归系数,得到价格调整系数,然后计算商业银行系统各期头寸｡相关数据见表1:

表1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基础数据

单位:亿美元

人民币月末汇率外汇储备变动额出口进口外国直接投资1年期NDF

2005年7月8.1056217.6655.3549.145.28

2005年8月8.0998204.76683.7577.849.027.8548

2005年9月8.092157.95701.5626.252.547.82

2005年10月8.0845158.98680.3560.551.647.7795

2005年11月8.080493.21722616.747.167.7554

2005年12月8.0702246.49754.164471.987.7185

2006年1月8.0608263.28649.955545.457.7308

2006年2月8.041585541.551740.447.7215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Bloomberg

对(5)式估计后得到:

a=-2464.16210203,因此It+1=It+2464.16210203×(St+1-St)｡代入2005年7月21日至2006年3月31日的人民币汇率日数据,可以模拟得到银行系统头寸的每日增减情况(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从2005年7月以来,外汇做市商整体的头寸波幅经历了一个先扩大,再收敛,然后又急剧扩大的过程｡主导这个过程的因素应当是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弱变化｡今年以来,在中国对美国创记录的贸易顺差的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空前高涨,各种海外资本大量涌入,中央银行的外汇操作也面临很大压力｡由于市场对中央银行的态度和干预力度有很多揣测,外汇做市商因此也承担了很大的汇率风险,反映在对冲性操作的结果上,就是银行系统的外汇头寸变化幅度加大,但是,相关变动还是在银行外汇综合头寸的允许波幅之内｡

事实上,如果把中央银行也看作是一个做市商,那么它与13家外汇做市商在做市规则和操作目标上是不一样的｡由于外汇储备是以境外资产形式存放的国民储蓄,因此,外汇储备不能百分之百地作为中央银行的外汇库存,即用来作为干预人民币汇率的做市工具,但是,外汇储备的变化额却大致可以用来代表中央银行作为一个外汇做市商的库存头寸变化｡因此,我们可以估计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央银行的做市行为之间的大致关系｡

对于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率,可以有如下线性定价公式:

Ln(Rt)=a+b×Ln(St)+Xt(7)

其中Ln(Rt)=Ln(Rt)-Ln(Rt-1),Ln(St)=Ln(St)-Ln(St-1)｡

我们用每月数据进行估计,得到:

Ln(Rt)=0.02643344911+4.060140419×Ln(St)｡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2:

代入2005年7月29日至2006年2月28日的人民币汇率日数据,得到每日国家外汇储备头寸的变化情况,,进而求出每日国家外汇储备水平值｡结果见图2和表2｡

表3对中国外汇储备月末理论值的模拟结果(单位:亿美元)

外汇储备实际值外汇储备模拟值

2005年7月7327.33

2005年8月7532.097531.56

2005年9月7690.047723.50

2005年10月7849.027879.73

2005年11月7942.238095.52

2005年12月8188.728291.73

2006年1月84528451.27

2006年2月85378559.59

从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储备变化的关系来看,人民币汇率迄今的升值幅度显然未能有效缓解外汇储备增长的压力,以目前的升值速度推算,未来在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的同时,外汇储备很可能会继续增加｡为了逆转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趋势,中央银行要么允许人民币汇率大幅度的升值,要么通过放宽资本流出､增加包括外汇做市商在内的市场参与者持有外汇的动力和规模｡就银行间市场而言,“藏汇于民”的体现应当是允许外汇做市商自主控制外汇库存,扩大其调整头寸的空间和汇率报价弹性｡由于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宏观前景已经被官方否定了,那么,在剩下可以选择的对策中,扩大人民币的汇率弹性､提高外汇做市商在稳定预期和调节供求平衡方面的作用应当是最佳办法｡

总的来说,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中长期前景之下,完善外汇做市商制度是在汇率微观结构上寻求解决外汇储备增长压力问题的一个现实途径｡从外汇储备代表了中央银行外汇干预的做市手段的角度,我们分析了外汇做市商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央银行在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中的动态互动关系,这样的思路虽然过于简化,但是却很有启示性,有助于揭示人民币汇率的微观结构,并为寻找下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方向提供一个全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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