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强国论文篇(1)

在当今科技全球化时代，我们关心国际科技的进展，国际也随时注视着我国科技的动向。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同我国科技进展相关的两项指标在国外引起注意，最先是《自然》发表文章强调“中国研发强度超越欧洲”，随后美国两年一度的《科学与工程学指标――2014》报告在“学术性科学与工程学研究的产出”一节中重点指出，“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论文创作在全球的份额下降，中国的份额在迅速上升”。

由于两文的数据分别来自位于欧洲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美国的“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该组织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密切相关）这样的权威机构，因此引起国际上有关专家的关注，认为这是“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时刻感受到最近十多年来我国科技发展对国家繁荣和强盛所带来的影响并备受鼓舞，同时也思考着怎样才能促进我国科技事业更快、更健康地发展和进步。

提高科研质量水平

2012年我国研发强度达1.98%，从而高于欧盟各国平均研发强度1.96%，引起《自然》杂志关注。但欧盟中瑞典、德、法、荷、瑞士的研发强度介于2.04%～3.37%之间，仅英国为1.77%，这些是欧盟中的科技强国。2011年美国是2.85%，日本为3.39%。

研发强度代表国家推动科技的优先程度。上世纪后半期起，各发达国家强调科技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纷纷加大研发投入。美国1953年为1.4%，1964年就接近2.9%，近年2.7%～2.9%。我国1991～2001年研发强度由0.6%逐步增至0.95%，2002年突破1%，一路上升到2012年的1.98%。

我国1991年研发经费是150.8亿元，2011年研发经费总量达到美国的一半，是欧洲的2/3，应该说已具有相当的实力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但要同这些科技强国在科研水平上平起平坐还有待 时日。

另一个指标是我国发表的国际论文数已在欧盟、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三，如把欧盟各国分别计算，SCI数据库2012年收录的我国论文为19.01万篇，居世界第2位，是美国论文数的43.6%。比较2000年SCI论文30499篇，我国这十多年的提高理所当然地为国际瞩目。

但论文仅是研发产出的指标之一，且论文创作不是数数量（包括SCI论文数量），主要看论文的质量。论文的科学价值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是质量评价的根本要素。

据《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013）》，我国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6.92次，而世界平均值为10.69次/篇。这反映了我国科学论文同国际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总体影响力还有待大大提高。又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3年的研究资料，我国各学科内高于被引次数世界均值的论文占我国际论文的1/4左右。每篇均被引次数17.21～11.35间的有瑞士、荷、美、英、加、德、法、澳、意等国，西、日在国际平均值附近 波动。

按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估计，还得用8～10年时间才能使我国论文篇均被引次数达到世界均值强国的水准，走得更前还要更长时间。我们希望前进步伐更快，面临的挑战是提高论文的质量和水平，而归根结底是提高研究工作的质量与水平。

继续加强基础研究

一百多年来先辈们为在我国发展科学开始了坚苦卓绝的努力，1949年和改革开放后的大力发展奠定了当前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空前规模。早年我国对基础研究给予的重视不够，担心理论脱离实际，强调“以任务带学科”。

理所当然，当国家经济、国防和社会发展有某种需求时，科技人员义不容辞要首先满足这些方面的需要，以国家需求为己任。但说到底，为了发展科学技术，基础研究也是国家的需求，是科技创新的源泉，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开发具有关键作用，必须给予应有的重视。有的科学家说，一定规模的基础研究在我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我对此深表赞同。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1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推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科技经费快速增长，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我国研发总投入1991年为150.8亿元，到2012年已达10298.4亿元，这确是很了不起的快速增长。研发强度上世纪90年代在0.6%～0.7%左右波动，1997～1999年基础研究投入在研发总投入中占5%～5.7%；研发强度在2000年达1%，这是一个重要转折，从此一路增长至2012年的1.98%超过欧盟，而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却在2004年一度达到6%后一路下滑，2007～2012年在4.7%～4.8%间徘徊成为历史的新低。

研发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比例的安排是科技工作同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综合平衡，并考虑本国国情以及国际间的借鉴。研发投入中的基础研究占比，美国1979～1999年期间14.1%～15.9%，2009～2011年19%；2011年法国25.3%，英国10.8%，日本12.3%。

据维基百科资料，日本上世纪70年代和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成熟，逐渐摆脱对外国研究的依赖，1986年开始研发强度高于美国，1989年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13%。

我国基础研究在研发中的比例显然远远低于科技强国，数十年来长期如此，不能不考虑这种状况对我国科技创新的长远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必须强调加强基础研究。

加强应用研究 注重企业研发

我国研发经费来源主要是两大块，一块是政府财政，另一块是企业。从历史上看，1997年我国企业的研发开支占全国研发总支出的42.9%，由此估计当时企业投入占全国总投入的比例大致同此数值接近，而政府财政的投入约占60%。2007年起企业投入占全国投入70%以上直至2011年的73.9%，而同时期政府财政占比降至25%以下直至2011年的21.7%。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近年来在研发投入和研发规模上均称得上表现不俗，这在总趋势上是好的，说明我国研发工作主体已具有市场导向特色。

但我国的研发工作结构却出现了两个新问题。据《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我国研发活动中试验发展占83.9%，应用研究占11.3%，基础研究占4.8%。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占比显著偏低，总和只占16%，大大低于2000～2005年期间的22%～23%。因此，需要提出加强应用研究，这是第一个问题。

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我国企业研发活动中的试验发展部分，自2005年以来超过90%，近年来基本保持97%～98%，基础研究只占0.1%，应用研究占2.2%～2.9%。企业应用研究占比低到如此地步是否有利于技术创新，这是第二个问题。

列举这一系列数字是一件很乏味的事。前面已经提到，我国企业近年来对研发的投入大增显然同政府确立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的政策有关，这是很好的现象，是科技发展的正能量，而正是这一部分活动同经济的结合最为紧密。但令人困惑的是，一些讲话或文件不时指出“科技与经济脱节”，“科技与经济两张皮”，语焉不详，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国企业研发活动中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仅占2%～3%，我国全国研发活动中的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总和已低达16%～17%，这对我国科技发展，特别是创新，是一种最好的研发结构吗？全国研发人员（2011年）中，试验发展人员占81.1%，应用研究人员占12.2%，基础研究人员占6.7%。全国科技人员80%以上从事试验发展工作，因此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仅是增加经费，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组织和培育人才 队伍。

对研发活动分类指导、管理和评价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是三类性质不同的研发工作，是国际普遍采用的分类。我国有时强调分出应用基础研究一类，并逐渐归入基础研究而合称基础性研究；欧洲也有过类似的意见，将其称为“战略研究（strategic research）”并归入应用研究，这种“战略”一词的用法常常受到质疑。

不同性质的研发工作，在管理方针和评价方法上应有所不同，有时由于混淆了其中的差别而引发了一些矛盾和争论，产生了不理想的导向。

对科技成果或研发成果的评价，在早年国内多是请几位专家开个成果鉴定会，并给出国内或国际某种水平的结论，这就是专家评议。大致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了被称为同行评议的成果鉴定会，这是从基金项目的同行评议发展过来的，强调同行是保证评议人对项目或成果有更专门的学问从而确保评议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在这里我顺便提一下，早年美国科学基金会项目申请书的同行评议曾因外界的质疑（至少有过两回）而组织专门委员会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分析和评估，结论认为同行评议有其不足，例如有时会忽视某些萌芽的创新思想，但同时指出没有比同行评议更好的方法。当今各国普遍采用同行评议，学术刊物审稿也许是最早采取这种评审方式的。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在评价成果中开始关注SCI收录状况，随后又重视SCI引用状况甚至在SCI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某些其他定量评价指标。在使用SCI这一指标过程中，逐渐引发了不少争论。SCI这个外国指标有没有意义？SCI既可正面引用也可负面引用，SCI引用能说明什么？某某诺贝尔奖得主说他的文章就不投《自然》《科学》，更不知道什么SCI等等。据我所知，国外学者愿意把论文投向本专业的优秀刊物，对SCI并非一无所知。小同行洞察本领域的发展水平，评价某文章、某项目可以不用查问SCI；对于非同行来说，SCI以及期刊影响因子的使用是有适度帮助的。

对不同性质研发活动成果的评价，应该说评价标准的基本核心是一样的，就是看成果的“价值”，评价过程是“价值评议”或“同行价值评议”。要同行评议是因为非同行无法评判，甚至大同行都难胜任某一具体领域成果的评判。国内同行不够时就得借助国际同行，近年来一些重大问题的评估已邀请国际专家来进行。“价值评议”就是看成果的价值、意义，而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创新度及其意义的大小。

不同性质的研发活动在价值评判上有很不相同的取向，基础研究重视的是学术理论上的创新，其价值评议就是学术价值评议；应用研究重视的是研究所获原理在学术上的价值以及对既定目标的应用潜力，二者兼而有之或侧重其一；而发展工作重视的是其市场化前景。

科技强国论文篇(2)

日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了2013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数据显示：以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CI）统计，2013年度，我国作者为第一作者发表的国际论文共20.41万篇，其中82.77%的论文产自高校。而在被引用次数高于学科均线（即“表现不俗”）的69064篇论文中，仍然有82.7%出自高校，在“表现不俗”的论文占本校全部论文比例统计中，苏州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摘揽前三甲，比例超过45%。在2013年全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中，75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来自高校，其中北京大学6篇、浙江大学6篇、复旦大学3篇、哈尔滨工业大学3篇、东南大学3篇。高校依然是科技的“主力军”。

2013年，高校R&D折合全时人员占全国9%，R&D经费占全国7.6%；然而，高校牵头承担“973”项目占全国68%，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占67%，牵头仪器开发专项或承担子任务占90%，获得三大奖占全国60%；发表SCI论文占全国82.77%。高校用全国9%的人力和7.6%的经费，实现了发表SCI论文数超过全国80%，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占据半壁江山，有效地支撑了学科建设和创新人才培养。在国际科技激烈竞争下，高校的R&D经费尽管逐年增长，但所占份额仍然较低，可在论文等科研方面的投入产出效率却非常高，高校科技的指标比例仍在稳中有进，数量份额仍在不断提升，显示出高等学校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始终是国家创新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地位重要，作用独特。

当前，我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等学校具有丰富的人才和学科优势，建有一批高水平科技平台，已成为我国组织实施各类科研任务的主阵地之一，有信心有能力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有所作为，有大作为，做出更大的贡献。教育部正着力指导高校创造性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主动调整思路和部署，充分挖掘制度红利，坚持科技、教育、经济三结合，谋划科技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三并举，实现由学科导向向需求导向、由封闭分割向开放协同、由要素分散向资源汇聚三个转变，提升科技创新、支撑教育、服务发展三种能力，进一步释放创新潜力、催生重大成果产出、更好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以科技强、人才强带动经济强、国家强，肩负起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崇高使命。

附：

科技强国论文篇(3)

关键词：技术创新；文化产业；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062-02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发展到由传统的资源消耗、投资拉动和粗放发展模式向资源节约、创新推动和内生增长模式的历史转折时期。文化产业强大的关联带动效益，能够有力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而科技创新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大引擎，在其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中国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要把一切可能的技术成果都尽快地体现其中，实现技术成果的转化，提高文化产业的技术含量。因此，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科技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实现路径，是加快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

由于文化产业的内涵过于广泛，目前学术界对于技术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并没有彻底的系统表述。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领域：

1.科技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研究。胡惠林的《文化产业学》[1]，归纳了文化产业运动的特殊规律，其中提到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前导规律”，认为生产技术与传播技术是推动文化产业革命的主导力量。解学芳在《论科技创新主导的文化产业演化规律》[2]中指出文化产业演化周期随着科技创新周期的缩短而缩短，文化产业与科技创新协同循环发展。尤芬、胡惠林的《论技术长波理论与文化产业成长周期》[3]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熊彼特等人提出的技术长波理论与文化产业成长周期的关系，认为技术的不断更新与突破决定着文化产业的历史进程。徐俊、丁烈云在《依靠科技创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4]中提到科技创新在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科技业发展的原动力。”罗娟《科技创新引领文化产业发展》[5]中则进一步深化，涉及到了文化产业的内容，认为科技创新有利于加速新兴文化内容的兴起与发展。科技创新对于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凸显出来。

2.文化科技融合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洪霁在《文化科技融合的自主创新 协同发展》一文中指出，加强文化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这个建设要以先进技术的自主研发为重点，以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为载体，充分利用高新技术进一步提高文化产业的装备技术水平和制造技术水平[6]。王志刚在《推进文化科技创新 加强文化与科技融合》一文中提到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应当积极实施文化科技创新工程，加强文化与科技融合[7]。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贾旭东研究员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用高科技成果来提升传统的文化产业；二是推动文化内容和科学技术的融合，创造新的文化业态。中央相关的文件里，也就文化与科技融合提出了具体要求。《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推进文化与经济、科技融合发展，大力提高中国文化自主创新能力。要加快科技创新，加快文化领域核心技术的研究，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和手段，推动文化业态更新。2009 年颁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坚持以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增强文化产业发展的活力，提升文化创新能力。

3.科技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实现方式研究。方卿在《加快文化科技创新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一文中提到，文化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文化科技创新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通过催生文化新业态，拓展文化产业边界；通过促进文化产品或服务创新，提升文化吸引力；通过拓展传播路径，增强文化辐射力[8]。徐俊、丁烈云在《依靠科技创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一文中提道，“要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必须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开展战略研究，进行顶层设计，明确文化产业科技发展的目标、优先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重点发展领域及保障措施。”常莉在《基于技术创新视角的文化产业发展研究》[9]中提道，加强对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的研究；提高文化生产主体的技术吸收能力；提高文化产业生产链条的科技化含量；促使文化产业增长与技术创新周期的融合，这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战略。

4.关于科技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政府作为的研究。国内相关理论经过了不断的变迁与创新，产生了一部分很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中共中央历来十分注重对科技创新与政府行为的研究和决策，同志在《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10]中宣布：“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全国科技大会的开幕式讲话中定义了“自主创新”，并对“创新型国家”的标准进行了描述：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要显著增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从科技创新中政府职能角度分析，郑传锋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政府职能定位》[11]中从政府的职能作用角度考察科技创新，并对中国科技创新中的政府职能进行了重新定位。《论科技创新与政府服务功能的完善》[12]一文中，刘江翔提出，政府应是科技创新的“掌舵者”、“助推者”“护航者”，“市场”的“补位者”。从基于科技创新的政府行为对策探讨的角度，刘兴远认为科技创新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要从政府角度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并在政策扶持、宏观环境、创新产学研一体化机制、金融支持、风险投资机制、人才激励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建议。章新华指出科技创新政策对增长方式转变具有外在的集约性作用、内在的倍加性和关键性作用。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顾江表示：“政策推动过程中存在着不平衡、效率低下和制度缺失等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在国家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后，有更多的学者对科技创新与政府行为进行了研究。

5.关于企业在科技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主体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应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顾江表示，企业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设计以需求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再加上企业战略资源来发展文化科技。传统文化产业应该关注科技创新的发展，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和科技水平，促进文化产业升级。但是当前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概括来看主要有：对于科技创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下的政府政策研究多是从具体的角度出发，从区域或行业的角度进行研究，缺乏宏观和系统性的分析与研究，国外经验与当前中国的国情结合不足。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并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诸多影响，但困难和挑战中蕴含着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文化具有反向调节功能，面对经济下滑，文化产业有逆势而上的特点，这为创新文化体制机制、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带来了契机。把握科技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文化核心竞争力，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胡惠林.文化产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 解学芳.论科技创新主导的文化产业演化规律[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3] 尤芬，胡惠林.论技术长波理论与文化产业成长周期[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4] 徐俊，丁烈云.依靠科技创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J].中国科技论坛，2006，（3）：17-21.

[5] 罗娟.科技创新引领文化产业发展[J].艺术科技，2009，（4）：33-35.

[6] 洪霁.文化科技融合的自主创新 协同发展[N].中国文化报，2013-01-01（007）.

[7] 王志刚.推进文化科技创新 加强文化与科技融合[J].求是，2012，（2）：54-56.

[8] 方卿.加快文化科技创新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J].出版科学，2012，（4）：9-12.

[9] 常莉.基于技术创新视角的文化产业发展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0，（4）：25-28.

[10] 主席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社论——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J].中国青年科技，2000，（7）：5-7.

[11] 郑传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政府职能定位[J].经济师，2003，（5）：12-13.

[12] 刘江翔.论科技创新与政府服务功能的完善[J].闽江学院学报，2009，（1）：5-10.[责任编辑 陈丽敏]

科技强国论文篇(4)

1 全球看中国科技崛起

1.1 中国科技崛起的表现

许多国外智库和机构对中国的科技创新活动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感到震惊，普遍认为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重要的研发参与国及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技术竞争者，英国智库Demos还预言中国将成为科技超级大国。他们认为，中国科技崛起的主要表现如下。

1）研发投入持续增加。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研发投入国。中国政府研发投入在2006―2010年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2012年占GDP的1.98%，并计划在2015年达到GDP的2.2%，2020年达2.5%。企业的研发支出以年均26%的速度增长，已大大超过德国（5.4%）、美国（6.4%）和OECD国家平均值（6.5%）的增长速度。

2）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数量迅速增长。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中国在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80年的2%增至2010年的26%，进入大学的人数2006年约为2500万人。中国的高等教育毕业人数迅速增长，IT和工程领域的毕业生尤其如此。兰德公司2011年的报告称，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的70%来自工程领域，为中国的科技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3）科学论文产出呈快速增长态势。过去30年，中国研究者发表的同行评议论文增长了64倍，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论文产出国。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与工程指标2014》，2011年全世界发表的论文中，中国所占份额为11%，仅次于美国（31%）。特别是工程领域的论文经历了快速增长，2011年占世界的17%，与美国工程领域所占份额相当。英国皇家学会的研究表明，到2020年，甚至最早在2013年，中国的科学论文产出将超过美国。

4）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2006―2010年，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2010年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大PCT专利申请国。英国智库财政研究所预计，“如果这一趋势仍将持续，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专利申请国”。

5）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不断增长。中国已成为计算机、电子通信设备和其他高技术电子产品的最大出口国。2005年起，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位列世界第一，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产品的1/4强。未来10―15年中国还将成为半导体、汽车、专用化学品及商用飞机的主要出口国。

6）科研国际合作日益广泛。中国与欧洲、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合作网络，并且成为与美国科学家合作最多的国家，大约9%的中国论文至少有一个美国合作者。

7）科技创新园区建设成效显著。科技园的投资规模和速度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是空前的，目前已有80多个大学科技园，它们促进了中国电子和信息技术、新材料以及生物医药等优势领域产业的发展。中国政府还通过投资建设实验室、工程中心和大科学装置来支持创新集群的发展。

8）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逐步加强。中国改革开放后，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增长显著，1995年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FDI接受最多的国家，吸引了所有发展中国家1/3的FDI流入，2009年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大FDI流入国，2011年中国是世界上接受FDI最多的国家。2010年的一份关于欧洲吸引力的调查表明，未来3年，中国、东欧和印度将会成为FDI最具吸引力的地区。

9）中国参与全球创新网络的进程加快。在研究开发全球化下，跨国公司将其研发功能和实验室转移到亚洲地区，特别是将其研发工作集中于中国和印度，其在中国所建研发中心超过1 200个。

10）出国留学人员回流增加。英国智库Demos2006年的报告《中国：下一个科学超级大国？》称留学归国人员是科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2003年，有70万中国人到国外留学，截至2007年之前的5―6年时间里，中国归国人员累计高达17万人。2003年的留学归国人员为2万人，2006年，该数值已达4.2万人，2010年则增至13.5万人。

此外，中国在核能、商用飞机、卫星和宇宙飞船、汽车、可持续能源、超级计算机等领域的技术设计和制造能力也在提升。

1.2 国外看中国科技崛起的两种主要观点

一种观点是对中国科技崛起表示担忧，认为中国作为新的技术超级大国，可能会撼动欧洲和美国的技术领先者的地位，使它们丧失一些高技能工作的机会，甚至威胁到原来发达国家从事高技术工作、发展中国家从事较低技能制造工作的南北合作模式。2009年美中经济与安全评论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建议美国政府反击中国的低价策略、产业资助、窃取知识产权和标准限值，加强美国的科技教育。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创新不是零和博弈，西方国家仍可通过多种渠道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技术进步中获得好处。如，美国国家科学院研究理事会2011年的《六国的科技战略：对美国的含义》报告，建议美国应当积极寻求机遇来影响中国的科技进步、资源和网络，并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加强与中国的紧密合作。欧洲则从经济角度出发，将与中国的科学技术合作视为战略合作的重要部分，如英国、德国、欧盟都建议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尤其是在优势领域的科技合作，英国加强了与中国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德国研究与创新专家委员会（德国联邦政府设立，主席由联邦教研部部长担任，成员由联邦总理任命）则建议加强同中国在他们有优势的光电和电动车领域的合作。

2 中国科技崛起的问题与制约因素

2.1 存在的问题

国外一些智库和机构在列举反映中国科技快速发展的表象下，也提及了存在的问题，主要（但不限于）集中在如下方面。

1）中国科研产出规模大但质量不高。中国的科学论文产出自2006年起位列世界第二，但其被引用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2008年国际论文篇均引文率的平均值为3.7，中国论文的篇均引文率仅为3.1，同年美国的篇均引文率达5.6。

2）中国的科技与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中国专利申请量增长迅速但总量较少。2009年中国的专利申请量7900件，而同年美国、日本、德国则分别达到了45616件、29802件和16797件;中国企业整体的研发能力不够强。尽管中国有华为、中国电信等个别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但中国企业整体的研发强度与专利申请量仍很低;中国目前的研发活动更多的是开发而非研究;中国高技术出口保持旺盛，但主要是信息和通讯产品以及光电子产品，这些产品是否应该被列为前沿技术产品还不明确;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大部分是通过进口高技术组件后在中国组装再出口，还严重依赖外国创新和技术。

2.2 中国科技崛起的制约因素

国外的研究认为，中国科技的真正“崛起”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2.2.1 政府促进创新的政策和管理存在缺陷

1）中国的创新体系由政府主导，并且依赖研究和教育的供方驱动政策和技术驱动的创新，而不是致力于更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创新体制建设和培育更加友好的创新环境;目前中国的创新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科技成果产出，而非科技成果产业化。创新体系的缺陷限制了中国由技术跟随者向技术领导者的转变。

2）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国外智库对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提出了质疑。《建设21世纪：中美两国在科学技术创新领域的合作》报告指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倾向于本土创新，运用政府采购手段和强调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可能会使创新产生负面效果，使中国的企业逃避国际市场的竞争，甚至引发新的技术民族主义。从长期来看，这并不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3）科技管理体制制约中国的科技发展。如，官产学研联系不紧密，宏观管理分裂、严重、科研项目监管不力等造成科技资源共享率低、重复立项、学术剽窃现象严重的问题。

4）政府的研发投入分配存在问题。基础研究投入相对较少，应用与开发实验投入相对较多;研发资金更多地投入到世界级的科学家、实验室设备和科学园区，而忽略了创新环境与文化等无形的东西。

此外，中国目前存在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缺乏行业标准、风险资本欠缺等问题也制约了中国科技的崛起。

2.2.2 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阻碍了创新人才的发展

中国的大学更多地承担着教育职责，对研究人才的培养注重不够。因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师资不足、教学质量不均衡等问题，使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能力低，人力资源竞争力薄弱。中国工程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仅是印度工程专业学生就业能力的40%。加之，中国对工程专业的界定不明确，尽管中国获得工程学位的毕业生人数约占全部学生的一半，但实际中国面临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短缺的问题，现有数量不能满足需要。

除此之外，人口结构变化造成人口红利消失、忽视科学伦理等也将制约中国的科技崛起。

3 一些思考和建议

3.1 进一步关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相关问题

国外智库和研究机构关注中国科技崛起的相关研究，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譬如政府控制和主导科技创新是否过分自信？有关科技决策、实施和评估等如何更为有效？政府和市场如何更好地协同作用于科技创新？如何优化科技投入，提高科技绩效？等等，都需要我们持续关注和研究。

3.2 进一步推进我国科技国际交流合作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日益瞩目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需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和层次上，来思考和推进我国科技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既要积极在交流合作中争取和用好更多的科技创新资源，如人才，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又要在科技合作交流中为国家发展大局服务，维护好国家发展权益。中科院学部在这方面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3.3 进一步促进科技与经济及教育的结合

1985年，中科院与深圳市合作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科技园区。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科技园区建设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又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国家科研机构在推进协同创新过程中宜创新合作模式，更为积极介入科技园区建设，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推进协同攻关，不断提升源头创新能力，并更好地与高等学校合作，为培养顶尖科技人才、提高教育质量做出贡献。

科技强国论文篇(5)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科技政策

【正文】

1.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以称之为是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1〕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楚看到未来，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新的角度反思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物”的现代化，更有其政治方面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能使我们清醒的分辨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稳定有节地向前发展。

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传统是从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在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特征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政治文化，在中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扰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然，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思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原因。

2.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规范（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内圣）自觉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涵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事与愿违，并没有完全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义利之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公私之辩”，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能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3〕 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耻于“利”，乐于奉献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奉献精神，才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并将“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这种奉献精神与人们的物质需要必然发生矛盾，当义利不能两全时，人们往往宁舍“利”而保“义”，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这里有了某种共识。

2.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

汉儒的自然本体“天人合一”与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都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位置，充满了对人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人才能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溶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 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6〕，因此，在中国， 对人世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而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即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2.4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这种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持现有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中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的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我国科技政策无论是在制定之时，还是在执行之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本身确实有许多落后的、僵化的、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一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糟粕”与“精华”的标准是什么？“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是以道德尺度来衡量，还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是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又不能摆脱西方政治文化一样。我们在严厉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亦同样无法回避这种自我相关，尽管这种自我相关有时是无意识。因此，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即融合又对立。其融合主要表现为：把政治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相统一，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在义利关系上，强调道德自律与奉献精神，耻于谈个人的名与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对立主要表现为：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3.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功能，我们研究“一·五”时期的科技政策，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治家在进行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即领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二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即领导者的决策也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虽然毛泽东终生都在与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具有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 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 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 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 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Lucian W.Pye and Sidney Verber de ，Political　Culture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5.

〔2〕《论语·述而》。

〔3〕《孟子·告子上》。

〔4〕《左传·昭公十八年》。

〔5〕〔6〕〔17〕《论语·先进》。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8〕《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5页。

〔9〕《论语·学而》。

〔10〕《国语·郑语》。

〔11〕《尚书·秦誓》。

〔12〕《孟子·尽心》。

〔13〕《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32页。

〔15〕〔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科研与革命》，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51页。

〔16〕于光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红旗》第3期，1960年2月1日。

〔18〕《论语·里仁》。

科技强国论文篇(6)

面对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问题，哲学需面对与回应现实问题并作出诠释。而理论上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学理论体系，实践上如何强化在全社会弘扬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推动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科技伦理学的当代使命。杨怀中教授的新著《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丰富并完善了现代科技伦理学的理论体系，为现代科技发展伦理难题的深入研究拓展了思路。

该著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分析现代科学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入手，着重研究科技伦理思想的历史嬗变、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的精要、科学技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等重大问题。通过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辩证关系的分析，强调科学技术既是一种物质性实践，也是开拓性的社会伦理实验，并从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向度、科技文化尤其是科学精神的伦理意蕴等视角，深刻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及其表现。在此基础上，研究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系统及其运行机制，进而提出了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若干对策和建议。窃以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一书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凸显问题。哲学研究呈现出的问题意识是哲学在当今时代体现出的最突出的特点。面对现代科技发展呈现的各种现象，作者能准确地发现问题。作者认为，在现代科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凸现出的问题既有科技本身的，也有科技发展产生的负效应，这些问题无不与人有关，并突显出文化的特质。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作者勇于面对问题，强调要走出西方学者提出的 “二难推理”，要面向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难题与传统道德面临的严峻挑战。最后，善于解决问题。在书中，作者提出了科技伦理建设的多维视野及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运作策略，这为合理解决当代科技伦理问题提供了参考，对当前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二，强调实践。本研究内容紧扣时展的脉搏，强调多学科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全新的理论与方法来指导科技发展的实践。同时，立足于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分析了科技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科学技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对发展历史的考量，为现实的科技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研究还形成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思路，这些思路包括：社会层面的科技可持续发展；伦理视野的科技文化建设；个体层面的科技发展与道德观念等。实践探索上，强调可操作性，以科技发展为视域来探讨伦理环境建设的内容和意义，对当代科技发展与科技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三，注重创新。对科技与道德的关系，作者认为，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都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系统。科技进步促进道德建设，并为道德建设提供物质基础；道德建设又推动科技进步，为科技发展把握前进方向。但是，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是有条件的，其运行重在建设；对科技在文化中的作用，作者提出科学技术进步是先进文化建设的第一推动力。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高度重视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而要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就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文化建设，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全社会弘扬科学文化；对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科学技术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但是科学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科学技术本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把可持续发展引入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思想中，就是要强调科学技术发展不是为了追求单一的经济增长逻辑，而是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同人类社会、环境相协调，即通过满足发展系统中的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协调发展来促进整体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其四，把握规律。作者认为，科技伦理学的兴起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回应现代社会发展面临问题的客观需要，当然也成为科学技术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历史必然。在此理念下，作者进行了一些理论的创新。研究从现代科技伦理问题入手，对科技伦理学的理论进行全面梳理，构建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科技伦理学理论体系。作者认为科技伦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作为一种职业伦理学，它需要研究科学技术道德现象；作为应用伦理学，它还需要研究具体科学技术领域中的道德问题。对科技与伦理的内在关系的探讨方面，着重从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系统及其构建、伦理道德影响科技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以及科技发展的伦理环境建设等层面展开研究，为科技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科技职业活动领域，作者认为，加强科技道德建设就要有科学家与广大科技工作者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要充分发挥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的自律作用；在高科技应用伦理层面，作者探讨了具体科技领域的伦理问题，包括网络伦理、宇航伦理、生命伦理及核伦理等。作者还对高科技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高科技发展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和约束，需要对高科技发展进行反思与调控。

科技强国论文篇(7)

[关键词]建设创新型国家 创新文化 新理念

在新世纪全国第一次科学技术大会上,总书记明确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密切关系。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在党的科技思想发展史上,他第一次把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有机统一起来,提出了“创新文化”的新理念,并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育全社会的创新精神”。这一新的科学论述阐明了创新文化在科技创新和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发展趋势的新认识,对我们党科技创新思想的新发展,尤其为未来推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实践指明了方向,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是发展创新文化就要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使理论更好的指导我们的工作。正如总书记在这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所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必须“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通过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融入中国民族文化之中,同时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亲和力、感召力,使之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

二是发展创新文化必须大力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创新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推动科技发展和提高国民素养的重要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为了弘扬创新精神,必须大力倡导和发展创新文化,没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曾经指出:“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而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它是作为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所在,还表现在强大的优秀的民族精神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物质技术力量,因此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对于推进创新文化和科技创新具有重大作用。

三是推进文化创新必须培育和倡导全民族的创新精神

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诞生、发展和应用,最后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离不开观念和文化的引导和支持,可以说文化创新、观念创新进而实现科技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因而创新文化首先就是要大力普及科技文化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因为科技创新最终靠人,靠有科技素质和文化素养的人。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早就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德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最终也要靠绝大多数人,靠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推动、理解、支持和参与,其创新文化素质的高低状况直接决定了我国未来的发展。因此,科技创新精神兴则国家兴,科技创新意识强则国家强,发展创新文化倡导和培育全民族的创新精神,既是让科技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主要路径,更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行动。

四是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推进文化创新

在全球化时代,面对世界范围内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们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文化新的融合与创新,不断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先进性。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永葆生机活力的源泉,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和运用。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不仅需要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需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各民族文化只有在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己。当然,在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问题上,我们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区分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腐朽、有益和有害,积极吸收先进的、科学的、有益的东西,坚决抵制落后、腐朽和有害的东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