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论文篇(1)

1.提升教师双语能力。目前国内大部分传播学课程教师都是国内新闻院校培养的硕士、博士，教师的口语水平与双语教学的要求之间存在差距，教师双语水平亟待提升。考虑到传播学课程的特殊性质，应该优先培养传播学双语教师。要鼓励教师积极练习口语，学习专业英语，阅读英文经典原著。学校应该鼓励和资助教师海外学习，送其出国培训进修。建立激励机制，将翻译作品纳入职称评定和考核奖励制度，鼓励教师积极学习专业英语，提升其专业英语水平。

2.双语教材建设。目前国内已有少部分国外原版教材，但还没有双语教材。原版教材与国内教材相比有诸多优势，但是，学生接受上有一定困难。应该对英文教材进行本土化改革，建设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国语境的高水平双语教材。在教材建设上，可以循序渐进、因校制宜，在起步的时候可以采用高质量的经典翻译教材，教师可以编写一本针对教材的专业词汇手册；然后建设双语教材，教师可以编著双语教材或讲义；最后，采取外国原版教材，在学生具备一定的专业英语基础上，让学生接触原汁原味的经典原著。

3.教学大纲设定。笔者结合长期的传播学课程教学实践，结合西方经典传播学著作和中国的语境，制定了双语教学大纲。一般来说，传播学为3学分、48个学时，上课时间为16周，中间结合课程进度和授课内容开展两次课堂讨论，具体可见右表。

4.改革考核方式。传播学双语教学培养学生对传播学理论和概念的把握，以及使用传播理论分析传播现象的能力。所以，应该改革成绩评价和考试制度，建立科学评价方法，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评价，不完全依赖测试分数，平时注重学生表现，考察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社会热点传播问题的能力，提升考核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5.外部环境建设。应该重视利用和整合各方资源，建设校园双语教学氛围，辅助开展双语教学。开展校内外合作，在校外，与外资企业和英文媒体合作，组织学生参观其工作流程，与员工交流；在校内，鼓励学生选择一些英语选修课，请英文系教师举行专题讲座；配合传播学双语教学开设相应选修课程，培养学生接受双语教学的兴趣；充分发挥校园媒体、电教中心、网站的作用，播放英语新闻、欧美电影，全方位、立体式地对学生进行英语熏陶。

二、传播学双语教学的方法

1.国际视野、本土关怀。双语教学并不意味着用英文将传播理论简单地翻译出来，或者朗读、背诵英文原文。采取中英文授课的传播学双语教学，要求教师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同时要有本土关怀。这要求在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中，要超越所处语境，放眼世界，在全球背景下来考察传播现象和活动，追踪传播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焦点和动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运用严谨的事实和逻辑判断，集思广益，提升传播学教学和研究的质量。

2.开展双语互动。教师应该营造宽松的学习氛围，开展对话式讨论，可以进行分组竞争，小组代表发言，小组之间和小组内部互访与讨论。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开展双语互动讨论。在讲授语言上，力所能及地使用英文，制作英文教案和课件，用英文解释传播学概念和理论；教师使用问题探究法，提出英文问题，让学生英文作答；采用现场教学法，模拟英文会话场景。采用任务驱动法，让学生查找和阅读英文文献，学生分组讨论，用英主题报告等等。

3.采用双语案例教学法。传播学双语教学可以借助国内外传播中大量的热点问题、具体事件和现象等，围绕事实，引导学生进行多角度分析。使用双语的教学案例，能让学生对传播理论和传播现象有更清晰透彻的理解，起到触类旁通、以点带面、学以致用的学习效果。可以要求学生用经典传播理论分析和评价某一社会现象。比如用“议程设置”理论分析美国媒体的伊拉克战争报道，用“沉默的螺旋”理论分析社会舆论，用内容分析法和刻板印象等来分析国外媒体中的中国形象。

4.运用双语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由于双语教学短期内不符合学习习惯，较为抽象和疏离，这就需要借助丰富的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制作图文并茂中英文对照双语课件，充分发挥英文图片、声音、视频等的声画效果，让学生直观地了解相关概念和理论。要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可以将一些课件、视频、文献供学生参考，给学生提前预习和复习的时间，提高上课讨论的效率。可以在课间播放带有英文音频、带有英文字幕的视频，让学生体验和感受西方文化，训练学生的专业听说能力。

5.重视课前和课后环节。在课前，教师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外语水平，确定传播学双语教学的难度，增强双语教学的针对性，做到因人施教，让学生阅读经典文献，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提前发放一些英文经典文献，嘱咐学生做好课前预习，以便在课堂上熟悉教师讲课内容，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讨论和辩论。课后要求学生做好复习，及时复习已有知识，加强同学之间的课外交流，布置研究英文课题或者作业，让学生通过搜集相关知识，并用英文归纳整理，在课堂上用英文讲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结语

传播学论文篇(2)

纸质文学的网络化，是需要一定的技术、人力和经济成本的。要想完整呈现有近百年历史的马华文学全貌，更是难上加难，但无论是学院协会，出版机构还是作家个人，都努力投入，一直在搜集、整理、扫描和上传各种文学史料。这又一次验证了马华文学对马来西亚华族所具有的特别意义。它不仅仅是文学本身，还是承载了马华人的历史记忆、文化身份等多种意义的符号体系。因此，马华文学的网络化，其实是马华人重建文学历史、修补族群文化记忆的新路径。凭借具备便捷开放等特性的网络传播，他们试图将数代马华人所创造的文学资源打造成具有互文性的整体景观，流播到全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对族群的文化身份进行确证。当马华文学的作者构成、出版形式、作品内容与形式等方面都受到网络媒介特性影响时，网络马华文学就初步形成了。从作者构成来看，熟谙新媒体的网络新生代———1980年后出生、正处于求学成长阶段的年轻人———崭露头角。按照尼葛洛庞帝的观点，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3］。比起1960、1970年代出生、业已成名的陈大为、林育龙、黄锦树、黎紫书等中青年作家，网络新生代对网络的适应程度更高、思想和语言E化，自然成为网络马华文学的生力军，也将成为马华文学的未来。从出版形式来看，在网络上直接张贴、首次发表的模式开始流行。对那些有一定名气的作家，尤其是中年作家而言，他们一般会首选在纸质传媒上刊载作品，之后再上传到网络空间;但对尚未被认可的新一代马华写作者而言，传统纸媒既难以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机会，也无法满足他们率性随意的上传需要，所以网络就成为了他们刊发作品的首要选择。从作品的形式来看，依赖纸质传媒的马华文学，容易受到定期出版、版面容量等因素的限制，不能自由发挥，而网络的海量空间，却给马华作家提供了试验各种体裁和表达方式的足够空间。如2012年9月创办的“书香居原创小说网站”站长宣称，他是利用业余时间管理网站，只负责技术问题。因此，这个文学网站，既不限制更新速度，也不限制体裁和长度，甚至也没有审读者，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各种试验。网站上既有短至几百字的随笔，也有长达10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既有海阔天空的穿越类幻想小说，也有逼真再现的现实主义小说。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讯息更为充盈、思想更为多元的新媒介语境下成长的网络新生代，能迅速感应全球正在流行的文学影视潮流并在其创作中留下印记，从而使网络马华文学具备时尚感和跨疆域性，显现出与世界文学同步的开放性发展趋势。如“书香居原创小说网站”的作者以在校学生为主体，从它推出的“校园爱情、侦探推理、科幻小说、武侠世界、仙侠小说、历史军事、灵异恐怖、异世魔幻、都市文化、网游动漫、耽美同人、穿越小说”等类型文学专栏来看，可以清晰感受到他们的创作与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流行的网络小说、热播电影电视之间的互文关系，体现了网络时代区域文学发展的相互影响和趋同效应。马华文学网络化以整理史料、保存传统为主要目标，在此视野下，网络仅被视为一个更大更方便的容器，与文学观念的变革无关。而网络马华文学的视角则凸显了网络媒介对马华文学的内在影响，敞开了马华文学在网络语境下出现的断裂与变革。两者虽有交集，但其中隐含了截然不同的理解“文学与媒介”问题的思维模式。显然，要深入探讨马华文学网络传播问题，应以“网络马华文学”立足的思维为出发点。

二、“文学性”弥散的境遇

鉴于传媒在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我们不妨以各自依存的媒介类型作为划分马华文学发展阶段的依据。若将依赖纸质传媒(报纸副刊、文学杂志等为主)的马华文学称为传统马华文学，网络马华文学就是一种能与之对话的新的文学形态。自19世纪中期马华文学诞生以来，其题材、体裁和风格等特点一直深受文学副刊运作模式的影响［5］，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也是如此。如通过支持文学论争等议程设置手段，文学副刊促成了马华文学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范式转移和世代更新。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依附报纸的文学副刊具备文学性和新闻性的双重属性，附丽其上的传统马华文学与当时的社会变革产生了直接而复杂的纠葛。文学创作和文学论争都离不开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维度，最终体现出很强的意识形态性。马华文学作为所在国少数族裔文学的弱势地位，更是加剧了这种意识形态情结。相比之下，由于网络特有的弥散性、包容性和多元化倾向，网络马华文学所栖生的语境宽阔了很多，焦点透视转变为散点透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主要维度被打散，变换为更为多元零散的视角。由此，在网络环境中，马华文学的意识形态情结得到弱化，面临的是“文学性”弥散甚至失落的新境遇。文学性的弥散，可能有基于不同视角的诸多论述，但在网络环境中，却突出表现为“文字受到图像等其他表达形式的压制，文学处在越来越边缘的位置”。马华文学的网络生存中，这种转变开始出现。作家博客是马华文学的重要网络空间，保持了较纯粹的文学性，多属于马华文学网络化的空间。作家们将已经发表的作品，选择性地上传，日积月累，蔚为大观，类似史料整理。这与中国内地已走向网络狂欢、文学性消失殆尽的博客文学是差异甚大的，但博客特有的影像为主、文字为辅的叙事原则，已经影响了其中文学的位置。一打开这些作家博客的页面，跃于眼前的是大幅的图片，少量的文字。即便我们将图像、音乐和文字表达的结合作为文学表述的新形式，那也与传统的文学观念有很远的距离。另一些作家博客则以自身兴趣为指向，其呈现内容早已超越了文学界限，具有更为驳杂的景观。如“有人部落”的作家博客上有大量谈论音乐、电影、绘画等其他艺术的帖子，还混杂了对各类社会热点问题的热评热议。另一些作家如朵拉等人的博客更为随意，多围绕个人的社会活动、日常生活配发照片、发表言论，文学是淡淡的影子。

如果说网络的多媒介、跨媒介趋势对马华文学的影响还刚刚显现的话，那么，网络对马华文学特有精英立场的影响可能更明显一些。作为马华知识者的心灵史诗，传统马华文学带有强烈的精英性，与商业化运作距离甚远，进入网络时代，仍有不少马华作家坚守这种信念，并试图利用网络来守护、延续文学的原有价值，所谓马华文学的网络化工程正是一种试图经典化马华文学的行为，在网上张贴的多是那些经过选择的、已被传统媒介接纳、具有一定认可度的作品。若考察以网络为原创天地的新生代，情况就有所不同。从“书香居原创小说网站”来看，该网站发表的多数文学作品，显现了注重轻松和时尚的网络文化对年青一代的深刻影响。其写作在形式、题材和思想内涵上所能达到的高度也是流行和时尚所能给予的。他们的写作，有题材上的类型化、情节上的传奇化、表达上的随意化、体裁上的流行化等特点。从创作动机来看，多为游戏心态和宣泄心理，并没有过于严谨系统的思考。写作水平也参差不齐，处在比较粗砺的原生态。可以说，网络马华文学推崇的是一种个人化和非专业化的写作模式。在这种写作模式中，自由性必将超越文学性。由此，网络马华文学逐渐偏离了原有的纯文学发展轨道，走向了泛文学的通俗表达。一句话，网络写作所推崇的个性化、非专业性准则对传统马华文学的精英立场是一种解构。如果说马华文学的网络化是在重建文学历史、修补族群文化记忆的话，网络马华文学的游戏化方式则可能使文学在族群的身份重建和记忆存留中所占的分量逐渐减轻，其抗争意味也逐渐消失。有谁会把作者“灵异恐怖”在“书香居原创小说网站”上写的《终结于无限的轮回世界》看成是马华族群的整体寓言呢?它的确是一个孩子以游戏的心态在恣意幻想而已［7］。不过，网络语境中，马华文学在面临文学性弥散的境遇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写作上的解放，由此可能形成与传统马华文学不同的发展路径。研究者需对网络时代的马华文学做出重新定义。

三、马华文学作为跨语境交流的媒介

重新定义网络时代的马华文学，可从网络交流所呈现的“自得和分享”两大结果谈起。所谓自得指的是“网络对于个人表达和自我释放的保证”。传统媒介存在业已成熟的重重过滤机制，经过编辑人和审查机构的筛选，个人的声音会变腔、变调，甚至烙上权力的深深印记。而网络这种新媒体则改变了自上而下的传播机制，将线性传播转化为网状播散，给个人表达留下了技术的空隙，呈现相对清晰的个性痕迹和自我意识。同时，网络又促成了分享意识，这是因为所有的“自言自语”一旦进入网络的互文性空间，就不再是个人的，而是公共的，存在被点击、阅读和复制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定位网络马华文学所获得的自由和所得到的回应呢?网络马华文学所获得的自由首先是表达形式上的。博客写作率性随意、文图音合一的新风格，文学网站上体裁篇幅不限的自我狂欢，BBS论坛、主题讨论组特有的日常谈话风格，都是网络马华文学的表现特征。但这种表达形式的自由是否必然开拓无疆的思想领域、带来文学创作的繁荣?一些新媒体的观察者们不无忧虑地指出在这类写作中“宏大叙事变成日志式的私人化叙事，反映时代/主旋律变为演绎个人琐屑小事”;倘若网络文学本身就需要重新定义，注定和传统文学分庭抗礼的话，那么，网络文学“远离文学的政治命题，关注个体作为主体的生命空间，表现任性自然的情感心灵”的特点就成为了其突出的表征优势。显然，网络马华文学就体现了这样的倾向，在率性随意的个人书写中逐渐远离沉重的历史重荷和族群记忆，进入恣意想象的个人空间。虽然部分马华作家不过是将纸质媒介发表的作品粘贴在论坛、博客和网站上，网络是工具性的;但网络世界所特有的便捷随意，已让他们获取了更多传播与互动的自由。一些文学网站只需注册成功就可以上传作品，博客更是近乎零门槛的网上个人出版形式，只要懂得最简单的文字处理，就可以发帖。对于马华写作人而言，它所带来的创造力如何，尚待观察，但这种自由会让文学更贴近其本然的使命———言志抒情，从而敞开了定义马华文学的另一种视角。可以说，在网络生存中，马华文学不再以族群文化身份的整体重建为诉求，族群将在网络中被放散成更为具体鲜活的个人，各自寻找心灵皈依、社会交往的新天地。

近几十年来，马华文学虽然也通过出版、通信、学术会议、访学等方式频繁与外界互动，但相对网络公开多样便捷的E式联系，那由邮局、电话电报和交通工具链接起来的传统互动方式，不过是潮湿阴暗的地下隧道而已。比起纸质媒介主宰的时代，网络马华文学所能得到的回应在范围、速度等层面发生了很大变化。网络不但让本地的马华作家、评论家和出版人有了及时多样的对话通道，更让马华文学进入到世界华文网络中接受考验，寻找位置。在线发表的马华文学作品、即刻可被全球读者阅读、评论和转载，其浏览量和点击率之高，是纸质阅读方式所难以抵达的。有人不免怀疑，相对知名网站的频繁互动、马华文学的网络互动实在是太小众了。但即便互动范围有限，这种建立在志同道合基础上的小众流，由于倾向于精神融汇和思想碰撞，具有具体和直接的对话意味，与纸质传媒时代有距离感和时间差的评论相比，自然更为鲜活有效。那么，马华文学的网络人气圈是否是传统关系的再现呢?如有人认为，对于中国内地的读者而言，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进入视野首先有赖于知识背景的建立、人际关系的熟悉，绝大部分网络读者不过是网下读者的化身，仍在圈子之内。我的看法是，网络文学社群的互动会建构出新的身份意识，而不是旧的圈子意识。自愿成为网络马华文学的互动和分享者，无论其起初的动因和背景如何，都将进入了一种新的对话关系中。以匿名方式浏览马华文学网站及其作品的读者，未必是国籍、族群、组织的代言人，多以个体形式进入到了网络空间。如马华文学豆瓣讨论组，聚集了不同国籍、年龄和性别的人，其中既有异域的马华研究者，也有本土的马华作家，既有持久关注的常驻代表，也有瞬间转身的观光客。由讨论组成员枵燃发起的“为什么加入这一小组”的话题中，组员们提供了五花八门的答案，有的因为喜欢马来西亚华人，有的想通过马华文学想象远方，有的因曾经去过马来西亚，有的想了解华人在海外如何延续自己的文化，有的想知道华语文学在东南亚的延伸情况，有的因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当然也有马华文学研究者。

传播学论文篇(3)

微信的传播优势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无时不刻的在线优势、传播路径的“噪音”极少、传播效率高以及快速简便等。1）无时不刻的在线优势。笔者曾经看到这样一则数据统计，发现人们平均每天的PC端在线时长仅为3小时，而移动手机端的在线时长长达16小时。这就说明微信拥有人们最长的在线时长，这为它的信息传达即时性作出了保障。2）传播路径“噪音”少，信息的到达率高。这主要体现在公众账号的消息推送功能上，这相比其他的信息渠道中，者并不知道他的信息到达率是怎样的，但是微信公号推送的消息到达率是100%，通过后台阅读率和分享率都可以看得到。3）传播效率高。微信是O2O的企业服务与营销平台，可以拉近商家与客户的距离，在此过程中可以将线上的流量导入线下店铺中来，这相对以往大海捞针式的传播方式效率大大提升[2]。4）微信传播的方式快而且简便。微信的传播渠道是以移动客户端为主的，多数是安卓和苹果系统。现在，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通过微信进行信息的推送不仅仅是一种通信的途径，而且还是现代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同电视和电台等媒体等宣传方法相比，微信传播减少了一定的宣传成本，而且还节省了准备时间。大众账号在利用公众平台的基础上能够文字和图片，甚至是语音，这样就能推广和营销产品。对于传播的主体而言，微信传播的推动方式是最为快速和简便的，这也是其最大的优势。5）受众目标精度高。微信采用点对点的营销方式，其优势是明显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能在手机上订阅账号，企业或者是个人发出的信息能够直接打到用户的手机桌面上。此外，微信还能够实现手机通讯录同步的功能，向受众目标推动新产品的信息以及各种优惠活动等等。此外，二维码的出现使得微信能更好地宣传，无论用户是在线还是线下都可以看到宣传信息中的二维码，扫扫就能够关注该账号，而不用进行搜索。此外，微信还可以通过地域控制和用户分组推动消息，借助朋友圈定位，以病毒式的传播影响受众。

2微信传播劣势

微信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并不是毫无缺点的，依然在传播内容、传播制度、传播伦理上存在一些劣势的。首先，微信的传播内容具有“不可控性”。同样都是用户生产内容的微博在辟谣上可以很轻松，但是微信则不然，笔者在传播者的分析中已经提到为什么会难以公开辟谣。再者就是微信逐步开放第三方平台接口，用户隐私存在着极大地威胁。其次，传播制度的不合理。这主要体现在公号频发推送内容，朋友圈营销泛滥。淘宝、代购信息陈杂，而用户不主动上传内容，这对微信来说将是致命性的打击。微信运营者也意识到这一点，比如现在公号不能私自给24小时内没有互动过得用户擅自推送消息，严禁朋友圈的恶意营销，等等的措施。另外，微信传播伦理约束力量不够。随着微信的发展给广大的用户提供了极大的通讯、消遣娱乐的便利，但是由于缺乏监管、用户使用微信心态等媒介素养缺乏培养的问题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例如：近几年的利用微信的犯罪的案件也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犯罪主体是年轻人，他们利用微信的匿名性来从事犯罪行为。最后，微信传播受众覆盖问题。当前，微信营销客户端主要是针对行货手机，对于山寨机是不支持的。而我国的山寨的使用率是最高的。而且，对于互联网以外的PC机也不支持。同微博这类传播方式相比，微信传播的覆盖率是较低的，而且在获取受众上也难于微博，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微信实现的是一对一的互动，是私密去中心化的，在微信上是找不到入口的。

3结论

传播学论文篇(4)

1、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角色、责任与效能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一新提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构建和谐社会”也成为新闻学界在论述媒介角色、责任与效能的时新话语。

有的研究者对应关于和谐社会的特点，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大众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应该是民主法治的推动者、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氛围的营造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念的传播者。还有的研究者指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媒体应该凸现“建设性”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性”较之过去的提法更具时代气息，而“以人为本”则意味着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交流平台，顺应价值观多元化的多中心社会[1]。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做了辩证解析：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掩盖问题、报喜不报忧。正视并揭示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不和谐因素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行不悖。不能将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理解为可以回避甚至掩盖社会的某些不和谐因素。大众媒体掩盖社会矛盾或许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营造出表面和谐的景象，但只有正视矛盾才能长治久安，实现真正的和谐。“和谐”归根到底是媒体、民众和政府三者互动的结果[2]。

2、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热点新闻引发的思考

2005年，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的话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年内的几起新闻事件不仅带来了有关这一话题的热闹言说，研究者也希望能借着这些问题在伦理争论之后达到共识，形成可操作的新闻职业规范。

事件之一是老艺术家孙道临要求付费采访，引发新闻业界、学界关于付费采访是非的讨论。付费采访在我国体育和娱乐报道领域已经出现。赞成付费采访的人多认为：既然报纸要靠信息卖钱，那么被采访对象因为提供了信息而应该获得一定的报偿。反对一方则认为，如果简单地把商业化原则推及到新闻采访，可能会使社会形成“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钱收买”的观念，破坏公益性原则。在正反方并不激烈的交锋中，一个较为中立的看法逐渐成为主导，即在某些情况下，付费采访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有底线。明显涉及公众利益的，被采访对象不能提出付费请求，而媒体付费垄断公共信息的新闻采访权则属恶意竞争，应受到谴责[3]。

事件之二是厦门《东南晚报》记者柳涛在雨中等待近一小时抓拍骑车人摔倒，引发了人们对于记者职业行为边界的思考。最初赞成和批评的网上观点几乎一半对一半，后来批评意见上升。研究者认为，救人第一、拍摄第二应是摄影记者的不二法则。当事的记者编辑对一个骑车人摔倒本身不当回事的冷漠心态需要警醒。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位记者具有很高的新闻敏感，他作为普通公民没有义务站在风雨交加的马路上提醒路人当心水坑[4]。这种观点忘记了记者背后是拥有话语权的大众媒体。对大众传媒从业者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乃是出于权责对等的考量，而不是道德上的“苛责”。2005年6月13日，中国记协和新闻局召开进一步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座谈会，会上对于一些记者见义勇为行为的表彰实际上也再次申明了“助人”先于“采访”的职业道德准则[5]。

事件之三是美国新闻界年内先后爆出的“古兰经风波”、“深喉事件”和“特工门事件”，这些事件都涉及到新闻报道中匿名信源的使用。匿名信源有助于记者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确保人民的知情权；但滥用匿名信源则可能导致传媒公信力下降，甚至出现丑闻，例如《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就炮制了多篇使用匿名信源的假新闻。记者履行隐匿权还可能引发司法纠纷。解决办法一是制定匿名信源的使用规范，如编辑部高层掌握信源、不把匿名信源作为唯一消息来源等；二是在司法公正和记者保密特权之间进行权衡。如何使用匿名信源，发达国家的新闻界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我国在匿名信源问题上的主要问题，是记者捏造匿名新闻来源或在新闻来源方面以保密为由故弄玄虚，这与发达国家出现的隐匿权问题的性质和背景差别较大[6]。

3、新闻与法治：权利冲突与权界限定

知情权是记者采访权的基础，然而新闻传播的特点与维护公民的隐私权存在矛盾冲突。在知情权、言论自由和公民的隐私权保护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是近百年来一些立法者、法官以及有关学者孜孜不倦的工作。有人认为，出于社会进步的宏观考虑，言论自由权应该有逻辑上的先在地位；也有人认为，隐私权常在现实中处于弱势因而更需要法律的保护[7]。言论自由的权利止于隐私权开始之处的提法已经得到公认，关键是这条划分起始的界限是否足够清晰合理。2005年在中国外交部和欧盟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欧人权对话研讨会·表达自由”会议上，以下观点得到认同：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不能是含糊的法律，含糊的法律因为没有提供公平的警告而使无辜者落入圈套[8]。

随着新闻会制度的推广和完善，“知情权”成为2005年新闻法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05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宣布灾害性事件伤亡的人数将不再是国家机密，应通过媒体及时公布；12月，国务院新闻办表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将努力在第一时间。然而，仍有一些官员把掌握的信息当成特权，把信息分配资格化、身份化和等级化。因而，用法的形式确定知情权的清晰内涵是十分必要的。有学者认为，知情权应包括政治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自我知情权三个方面的内容[9]。

4、媒介内容：我们会娱乐致死吗？

对媒介内容过度娱乐化的担心在学界早已出现，2004年《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崔永元炮轰电视庸俗化》和《电视为什么不能庸俗化》标志着这一讨论已经从专业问题扩大为一个公共性话题。2005年一些电视娱乐节目如《超级女声》的空前火爆，为正反双方都提供了足够的“论据”，于是对于媒介内容娱乐化以及带来的相关问题，引发了传媒业界、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大讨论。

在捞去许多“泡沫”之后人们发现，因为对娱乐化、庸俗、低俗等核心词汇的理解不同而导致的看似激烈的争论，其实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对抗。相形之下，学术界的文章显得冷静些。不少研究者认为，在整个社会加速向市场转型的宏观语境中，主流政治文化的强势地位下降，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娱乐节目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合理性。从90年代初的综艺热到时下的游戏热、真人秀，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赞同这一转向，而是应该在正视这一转向的前提下审慎诠释“娱乐”的内涵和本性，不要把娱乐误解为“愚乐”[10]。

在我国特定的背景下，媒介内容的“娱乐化”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进步”意味，然而在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尼尔·波茨曼看来，电视的娱乐文化最终会把人类拖向深渊。波茨曼出版于20年前的著作《娱乐致死》2004年被引介到中国后获得较大关注。波茨曼认为，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倾向将带来社会智力的集体下降，人们甘心被娱乐，甘心被电视掏空，仅仅为了获得一种纵的快乐[11]。我们会如波茨曼所预言的那样，踏上“娱乐致死”的不归路吗？这个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场简单的是非辩论而成为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终极追问。

5、危机传播：渐入成熟应对之道

2003年以来，在学术界对海啸、矿难、松花江水污染等危机事件的处理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危机传播已经成为国内发展最为迅速的传播研究领域之一。如果说，两年前的危机传播理论还停留在“谣言止于公开”的呼吁上，那么2005年的危机传播已经进入详尽分析危机信息流障碍和总结危机事件传播规律的阶段。

有研究者在对比了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馅”事件的不同处理后指出，肯德基的“自责”与南京冠生园的“逃避责任”、肯德基的“转移视线”与南京冠生园的“无所作为”、肯德基的“补偿”与南京冠生园的“否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鲜明的是肯德基在爆出“苏丹红”事件后只用三个星期就渡过了危机，而有80多年历史的南京冠生园在发生“旧馅”问题半年后就黯然破产[12]。随着交往频率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危机事件显然再也不能用“捂”和“堵”的老办法来处理了。如何应对危机事件，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传播，成为媒体、政府、企业以及各级组织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松花江水污染的危机传播分析，研究者指出：前期危机识别信息公布得不充分，错失了进行危机早期干预和处理的良机；后期在危机应对信息上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又直接影响了管理者和危机信息传播者的信誉。通过分析这一个案，“外松内紧”、“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反面文章正面做”等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和媒体在处理危机事件时普遍遵循的潜规则，显然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危机事件中制约信息有效流动的主要障碍[13]。

6、政治传播：法治化的管理观念在先

随着发言人制度在各级政府的推广，“新闻执政”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口号。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各级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是中国宣传体制上的一大进步，这标志着政府由宣传控制者向信息提供者的转变[14]。然而，由于某些政府部门的观念转变没有跟上实践的发展，他们在扮演信息提供者角色时还多少有些不情愿，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有的研究者认为知情权的法源在我国宪法中很丰富，但长期以来新闻工作归口管理，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和工作部署并非依据法律来办事，民众自身也缺乏向权力部门依法索取信息的权利意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立和推广，显然向建设“阳光政府”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但要把好的制度真正落在实处，还必须有观念上的深刻认识作为保障。新闻制度代表着政府公开、透明和负责的承诺，它是政府的义务，不是权力部门对民众的恩赐，更不是制造或诱导舆论的“权谋”[15]。

除了新闻发言人这个热点话题外，2005年关于政府形象传播的文章也较多。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传播不同于其他传播，它不追求商业上的盈利，但追求政治意见的有效传达和正确灌输；不强求表面的顺从，但却着力于理想的引导和内心的控制、人心的归向。通过传播恰到好处的展示政府的作为，是现代社会政府改变公众认知和评价态度的最重要的手段。在“政府行为+对政府行为的解释=政府形象传播”的框架中，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唯一的，但解释政府行为的主体却是多元的。当非常态状况出现时，成熟的政府应该竭力避免让其他主体代替自己做不恰当的解释。而要成功扮演好解释者的角色，政府必须提高自己的解释能力。从单方面的强调宣传到对政府形象传播进行学理分析，这种转变本身也彰显出我国政治传播研究正在逐渐走向理性[16]。

7、公信力研究：扩展基础理论研究

公信力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但对这个核心概念的界定缺乏较为一致的认识，而概念的含混影响研究的深度。2005年复旦三位学者发表的《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采用了由梅耶建构的媒介公信力指标测量体系，认为媒介公信力应该包含公平、无偏见、报道完整、正确和可信赖五个标准。在全国性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指出，中国受众对大众传媒公信力的整体评价不高，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公信力水平都没有达到“良好”。研究者们还认为，媒介公信力实际是受众对媒介的主观评价，受众接触传媒的频率和时间对公信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则与传媒公信力成负相关[17]。

中国人民大学承担媒介公信力研究课题的研究者，在2005年发表了课题的部分研究报告。他们发现，受众对传媒的内容偏好与公信力的评价是两个问题。受众可能会很喜欢某些传媒内容，但对其公信力的评价却不高。如一些娱乐新闻，人们对这些内容没有公信力的要求，只要好看好玩就行。因此，研究者提出，公信力对于不同类型的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严肃的时政类媒体来说，公信力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收视率或阅读率，而对于娱乐类的媒体来说，公信力不是决定它市场好坏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它们的公信力跌出公众所能承受的“阀值”，也会影响到它们的市场份额[18]。一南一北两地学者尽管在研究思路和视角上有所不同，但他们的严谨治学态度，使得媒介公信力研究的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

8、跨文化传播：碰撞中各得其所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媒介自身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应对跨国媒介巨头的挑战、如何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不丧失本土文化的特色等等问题，继续在2005年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前些年讨论跨国媒体与信息安全的文章相比，这年的研究结论显然乐观了许多。

有的研究者认为，学会宽容和接纳他种文化，是现代人具备的基本素质。有了这种眼光，就会发现，异质文化不仅不是一种要被现代化“化”掉的东西，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资源。只要主流文化保持着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民族特点，大众性文化消费的趋同并不意味着不同民族在文化价值和信念认同的同质化。有的研究者以印度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开放天空”政策为例，说明该国舆论担心印度文化会被美国文化蚕食没有成为现实。无论是公营还是民营的印度广播电视，反而都在竞争的压力下逐步壮大了。印度的电视屏幕不仅没有被美国化，反倒是一些境外的广电传媒在大力寻求印度本土文化的包装，以适应当地居民的口味[19]。有的研究者指出，“文化帝国主义”一词正悄悄地被“跨文化传播”所取代，词汇变换的背后折射出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微妙变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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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本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有了新的认识和更多的自信。当然，就交流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例如，美国国旗向来是时尚促销者爱用的符号，麦当娜能穿着红色内裤、军靴，披着美国国旗呼吁人们去投票。但在亚洲国家，国旗、国徽、国歌普遍被视为神圣的象征，不得随意使用[21]。近年来几大9、传媒教育：媒介素养与改革新闻教育

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在2004年被重新提出后，继续成为2005年传媒教育领域讨论最集中的话题。有的研究者在详细梳理了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渊源及其演进过程后发现，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媒介素养理论的提出，有感于培养公众媒介批评精神的必要，而我国学界提出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看重的是传媒知识的普及和如何教育公众正确使用传媒[22]。实用目的和批判精神的不同诉求，导致了中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同面貌。尽管有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在当今环境下培养学生的媒介批判精神更具有现实意义，但从现在多数研究文章的立意来看，实用目的仍是主要追求。2005年内，又较多的研究文章谈到在少数民族、农民群体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认为这样的教育可以提高这些人群对媒介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们在传媒舞台上的弱势地位[23]。

2005年出现了较多的关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文章。理论落后于实践、轻视新闻伦理学习以及知识面狭窄等问题，成为近年来急速膨胀的新闻院系必须正视的“瓶颈”。年内还有不少研究者潜心分析了境外的新闻教育模式，以期能给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走向带来一点启示[24]。

10、新媒介研究：从分类到集聚

近年来新媒介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学术界使用新名词的速度。2004年还风光无限的“第五媒体”转眼间成了“过气明星”，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和手机报等“新贵”。随着各种媒介之间的技术界限被打破，媒介融合式发展的速度数倍于从前的替代式发展，让习惯于对每一种媒介的传播特性进行分类研究的学术界有些措手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重要的不是给新的媒介形态贴标签，而是讨论新的传播形式对人类原有的交往关系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有研究者分析了互联网上不同的沟通方式，指出电子邮件和ICQ偏重于个人性，BBS偏重于公开性，而现在流行的“博客”（Blog）则是这两者的结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比较理想的“公共领域”[25]。一位研究者分析了网上一个著名的民间论坛“肝胆相照”，认为它通过特定符号建构起来的网上家园，确实给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创造了一个平等、亲切和友爱的人际交往空间。尽管还有诸多局限，但对在冷酷的现实世界中饱受歧视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们来说，这个虚拟而温暖的网络空间已经显得格外珍贵了[26]。

小结：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纵观2005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深入的学术交流和碰撞不多，但对一些学术问题的局部回应可以不时看到；大部分文章仍只是在陈述事实和“回顾”观点，但运用科学方法提出有力论据的论文比往年有所增多。这年的研究话题较往年相对集中，更加注重引证规范。这年内，不少研究者还对当前制约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存在的“钱稿交易”现象、国内发表新闻传播学术论文的门槛过低、研究体制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了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不够规范，而规范的研究、共同的学术话语则是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对话的前提[27]。

注释：

[1]陈力丹：《论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电视研究》，2005年第6期；符建湘、周宇：《建设和谐社会的媒介责任及其效能解读》，《新闻界》，2005年第4期

[2]丁柏铨：《理性认识传媒处理社会不和谐问题上的误区》，《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6期；李双龙、王婷婷：《信息传播与构建和谐社会——评述2005中国传播学论坛的几个热点话题》，《新闻大学》，2005年第3期

[3]钟继红：《付费采访的是非曲直》，《传媒观察》，2005年第8期；范明献：《付费采访的是与非》，《新闻界》，2005年第2期

[4]吴新文：《超越道德苛求与道德放纵——由“抓拍骑车人摔倒”事件说开去》，《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陈力丹、胡森林：《记者职业行为的边界何在？——“抓拍骑车人摔倒”事件引发的思考》，《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

[5]本刊记者：《新闻界有太多见义勇为的热血记者——进一步加强职业道德座谈会综述》，《中国记者》，2005年第7期

[6]吴非、胡逢瑛：《美国政府与记者对消息来源保密权利之争——以“深喉”及“特工门”事件为例》，《新闻记者》，2005年第8期；费扬生：《隐匿权·新闻真实·审判公正》，《当代传播》，2005年第6期

[7]林爱珺：《新闻传播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8]丹尼尔·西蒙斯：《对言论自由的可允许限制》，《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4期

[9]刘建明：《关于公众知情权的深度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5期

[10]刘阳：《电视娱乐节目媚俗化现象探因》，《当代传播》，2005年第5期；贾秀清：《“娱乐”:从功能到本体——电视节目类型构成要素分析》，《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11]李晓云：《被娱乐的大多数》，《新闻界》，2005年第5期

[12]吴瑛：《危机传播需要的是什么？——对比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陷”事件的处理》，《新闻记者》，2005年第9期

[13]陈俊妮：《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信息流障碍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6期

[14]清华大学政府发言人制度课题组：《新闻与新闻执政的紧迫性》，《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15]胡华涛：《新闻制度化构建种的立法问题——中西新闻公开立法原则精神的对比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6]李永刚：《政府形象建设的政治学思考》，智识学术网2005年5月24日；刘小燕：《政府形象传播系统结构解析》，《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7]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8]张洪忠：《“刻度”和“阀门”：公信力对不同类型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新闻记者》，2005年第12期

[19]云德：《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王辰瑶：《论印度电视体制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5期

[20]汪明香：《从“文化帝国主义”到“跨文化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1]霍志坚、夏盼：《广告跨国传播中的文化对话与冲突》，《当代传播》，2005年第4期

[22]李秀云：《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思想萌芽的阐发》，《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23]李苓、李红涛：《媒介素养：考察农民与媒体关系的一种视野》，《新闻界》，2005年第3期；林晓华：《论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教育》，《新闻界》，2005年第3期

[24]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如何发展——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的启示》，《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

[25]庞大力：《传播学角度的博客研究》，《当代传播》，2005年第2期；郑达威：《信源扩张与网络公共领域现状》，《当代传播》，2005年第3期

传播学论文篇(5)

2010年凯迪拉克联合好莱坞班底打造出历史第一步微电影整合营销的成功案例，而凭借《一触即发》的上映以及在营销过程中的大获成功，微电影的口号也正式地被提上传播舞台。

二、微电影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探析

其一，营销模式的多元化发展。传统意义的电影传播模式基本都是靠大量的广告宣传作为营销手段，而微电影的传播模式则更加的多元化，不仅仅采用传统电影制作的传播模式来进行传播营销，还在网络、音乐、广告、文学等不同的领域开展新的路径来进行传播宣传，不断地探索与开发周边衍生产品。特别是在植入性广告方面，是微电影发展与盈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将品牌以及品牌内涵故事以巧妙的构思融合在短短的影片内，从而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其二，与传播受众之间的互动。微电影的传播模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电影传播与受众之间清晰的界限，其高效便捷的互动性是传统电影传播模式所不具备的。微电影的传播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传统电影依靠银幕与固定场所带来的限制，使得传播受众能够更好地参与其中。另外，微电影在传播手段上的多元化，利用自由点播、自由评论等手段，也在无形之中加快了微电影传播的效率。这使得传播受众在电影的传播过程中不再是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甚至使得微电影的制作与传播成为一种传播受众都可以参加的事情。其三，传播受众的定位。微电影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迎合了传播受众的心理，80、90后作为网络受众的主体，微电影在题材的选择上更加地贴近这一受众的生活与心理，从而使得传播受众更加关注微电影题材所传播的信息。其四，以“大众文化”作为切入点。微电影的产生与发展是基于网络以及影视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的前提下，在整体的网络社会背景下，微电影得到长足发展的切入点则是更加贴合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向。如今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传播受众的精神文化也逐渐地转变为大众文化，同传统意义的电影传播相比较，微电影更加注重对于大众文化的贴合，更加注重对于个体生活的叙述及表达。多元化发展模式，个性化表达方式，这正是微电影能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得到迅速传播的重要途径。其五，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传播“碎片化”。随着网络传播技术及模式的不断发展更新，微电影的传播模式也在随之不断地发生改变。新媒体时代下，传统传播模式变得不断的微小化、碎片化，个性化诉求的呼声在新的网络社会背景下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更加倾向于快捷方便的传播模式。微电影的出现恰恰在这一方面契合了传播受众的心理诉求，使得人们可以利用各种“碎片化”的时间段来观看微电影。

三、微电影传播发展的优势

其一，微电影在传播发展上具有门槛低、周期短、发行简单的优势。一是微电影在制作方面投入资金较低，相比较与传统电影制作模式，微电影在这一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二是微电影对于拍摄器材及拍摄周期方面要求较低，可以更快地速度制作出成品影片。三是借助网络媒体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微电影在传播发行方面更具有竞争力。其二，微电影更具有互动性、娱乐性。传统意义的电影制作，在场地、剧本、演员、资金等方面都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而微电影则具有更大互动性，利用网络传播平台，传播受众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兴趣，甚至自己可以参与进来，参与剧本的写作、影片拍摄等过程中。此外，微电影由于小成本制作，更加贴合大众文化，符合大多数传播受众的口味。其三，微电影的创作更加自由，空间更大。微电影的传播渠道主要是基于网络传播平台，作为一个新兴的事物，网络传播平台使得微电影在创作与传播方面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与空间性。传播模式的简单化也使得传播受众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个平台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与独特的风格。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必然能够推动传统电影制作的传播与发展。

四、微电影传播与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其一，概念问题。微电影作为新媒体网络传播时代的新兴产物，与传统电影制作与传播模式不同。传统电影在制作与传播方面更具有专业性、系统性，其不会因为网络传播媒体的发展而变得简易化与平民化，而从意义上来讲微电影其实就是短片，这在根本上决定了微电影的简易特性。从概念上来看，微电影究竟是属于传统电影还是网络视频，又或者是商业广告？其二，表达问题。微电影受到播放时间的限制非常大，虽然短时长播放在传播上能够更好地推动微电影的发展，但是受于时间的限制，微电影在表达方面也成了作品叙事的一个很大的障碍。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微电影的内容与创意才是其传播的核心所在，一部优秀的微电影作品，不仅要在叙事上做到圆满，更要能够贴合传播受众的心理，满足传播受众对于文化的需求。这样才能使得微电影在传播叙事及内容上更具有新颖性与审美性。其三，模式问题。微电影的传播与发展主要依靠的还是网络传播渠道，然而随着网络的不断开放与多元化发展，传播受众如何能在缤纷繁复的网络媒体爆炸化时代背景下更好地接收微电影所要表述的内容及含义，这也是每一个微电影人所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其四，版权问题。网络渠道的传播使得微电影在盈利方面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果商业传播模式下，微电影不能走出免费观看的圈子，那么其必将走入传统电影的发展模式与体系之下，随之而来的就是关于版权方面的审查问题。传统电影在制作与传播方面，国家对于版权的审查已经有了一套完整且成熟的审核体系，然而作为新兴的微电影传播模式，国家相关部门对此并没有完整健全的体系来对此进行审核，在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微电影如何能够保持健康的发展，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五、结束语

传播学论文篇(6)

数据资料的收集是通过大量图书的查阅、文献资料的阅读、样本的采集于分析得来的。影响因素的确定：气象环境、日照时常、社会结构、居民流动及生物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的确定是经由我们多方面的验证，符合医学和社会学的原理，合理化应用的。

因为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的研究均有表明，在流行性感冒病毒的传播中，气温及空气的湿度对其有很明显的影响。如果人长期待在室内，没有保证空气的流通，则较易感染上流感。有很多报道显示太阳光的紫外辐射对流感病毒具有很强的杀伤力；而我们也知道，日照能够通过促进人体对维生素D的吸收从而影响人体的免疫系统。毋庸置疑，日照时间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肯定影响着流感的传播。数据和资料的来源包括了新闻、国内外文献、流感监测结果分析、流行病学调查、气象报告等。一些假定性的条件在我们模拟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譬如假设人之间没有传播、影响因素和被影响者之间是具有线性关系并可进行线性分析的等等。根据结果显示，如果每月降雨量越少，则流感发生及传播就越慢，相反地，日照时间越短，反而流感传播越快；不同气候带有不同的影响，影响因子也不一样；人口密度越大，传播越快；居民流动性越大，传播越快……

流感的发生及传播的统计现象

流行性感冒的简称即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该病发生不易察觉，其发生时具有复杂的立体转化过程，其有3种基本类型为甲乙丙三类，三种病毒容易发生立体变异。以甲为例，其核酸及DNA发生空间螺旋化及表达蛋白发生力学改变使此类病毒具有传播及传染性。流感同时又会受生物、气象环境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流感的传播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于分离的B型流感病毒的时间分布，有人研究通过对其HA1基因的系统进化及分子变异情况进行研究发现。该市B型流感病毒的流行时间长，其基酸位点的变异并不会导致一个新流行株系的形成。以2003年SARS病毒为例，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完成病毒基因组RNA的复制和负链亚基因组的转录合成。流感的主要传染源是流感患者和隐性感染者。从传播时间上看，潜伏期末到发病的急性期都具有传染性，其中发病初期最强，随后逐渐减弱，呈现统计学中的正态分布。

一般病毒在呼吸道中能够持续排毒3~6d。比如说网络动力学研究仅仅是对网络上的传播行为进行量和质的研究。有学者研究表明：一般在典型的传播模型中,个体的被抽象为几类，每一类都处于极其典型的状态：一类是他们虽然不携带疾病病毒，但却容易被病毒感染。二类是他们不但已经被疾病感染,而且很容易具有传染性。三类是患者一旦被治愈，成功获得对该疾病的免疫能力，有可能是暂时免疫，或者终身免疫。

统计结果的启示

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日照、降水及社会因素对流感的传播有很大的影响，从对结果的分析中我们在流感传播的防控方面得到了一些启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适量的在阳光下活动，尤其在夏天，不能因为怕热就不出去；如果雨量多，雨季持续时间长，人体则很容易感染流感病毒，在这个期间，我们应该全方面补充自己的营养，增强抵抗力，有时还可以适当服用维生素片，增强免疫力；进行更多的户外运动，让自己的体格强健，不受病毒侵袭。如果有疫情发生，应该将病毒宿主彻底隔离，关闭公共常所，如学校、工厂、公交车、电影院等，并进行彻底的灭菌消毒，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总结

虽然对流感的传播的特征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报道，但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关于流感传播的季节性科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的假设，包括太阳辐射、降水及季节变化等，但这些假说的提出，却由于以前监测效力的低下而得不到证实，而且经常有些结果是相互矛盾的，但研究经费短缺阻断了进一步的探路。通过本文的研究证明了流感的周期性变化绝不是一个因素可以控制的，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不同因素在其形成中起了不同的作用，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传播学论文篇(7)

【关键词】网络传播;知识沟;扩散

所谓的“知识沟”(Knowledge-gap)(有的文章也称为“信息沟”)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所形成的知识差距。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大众媒介的发展使信息流的迅速增长成为可能,但这并未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如预期般地等同受益。相反,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流的增长往往产生负效果,即在某些群体知识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群体;‘信息沟’将会出现并扩大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间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距离。”①最早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是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Tichenor)、多诺霍(Donohue)和奥利恩(Olien),他们指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长时,那些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比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更好地吸收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斜。②

网络的出现曾使传统大众传播时代长期处于信息匮乏,信息接受不均,形成严重知识差距的人们充满了憧憬:传播技术的改进将会缩减传播成本与费用,节省资源,实现信息与知识的均化;传播速度的加快与信息流量的增大使受众面临着一个更易接受与丰富的界面,从而提高个人的知识与信息总量;国外一些学者甚至勾画出“网络大学”、“虚拟教育”、“知识超文档”、“模拟系统”、“自动学徒系统”等设想,并称之为“没有围墙的学校”。

然而,令人遣憾的是,现实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理想。也许在某些特定知识方面,网络确实缩小了人们的知识差距;但从知识总量来看,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网络以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优势进一步加剧了传统大众媒介下业已形成的知识分布的不均衡。

进入网络的经济和文化壁垒

当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产生并试图普及时,面临最严峻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水平的制约。报业如此,广播如此,电视如此,网络更不会例外。信息与知识传播的民主与自由常常只是针对那些能挣脱经济束缚的进入者而言。这样,在媒介可进入者与不可进入者之间便形成了和媒介接触程度及几率的差距,这种差距不可避免地导致“知识沟”的形成。显然,与传统大众媒介相比,网络所面临的经济壁垒要坚固厚实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网络成为有经济能力者享有的特权。据了解,目前网络的普及率仅约为1%,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成为网络普及的瓶颈:70%以上的农村人口造成了中国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存在,他们甚至不知电脑为何物;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区性网络接触程度的差异;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上网费用仍较高,用户也不得不考虑其有限的经济支付能力。正如美国旧金山一位咨询专家所言:“我们很难想象不花很高代价就能普遍访问计算机服务。对于计算机行业的人来说,每月支付17美元的服务费不算一回事,但对于收入较低的人来说,可能成为负担。”据2002年1月《第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在中国,网络用户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分别为10.4%、9.8%、9.2%,而在经济落后的、青海、宁夏等地分布极少,分别为0.1%、0.2%、0.3%。③特别是在某些贫困山区,教育经费的投入量与实际需要还有相当一段差距,计算机普及难以提上教学日程。因而,这种媒介分布率与接触度的强烈反差,引起知识、信息接近程度的差别,从而形成地区间的“知识沟”扩散。

除去上网费用,地区性经济差别因素之外,额外服务费用的支付对于一般用户而言也是一个难以攻破的经济壁垒。随着技术革新的日益发展,新的网络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价值将逐渐为受众所接受。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建立在这些基础设施上的软件内容、服务成本使人望而却步,某些网站在接纳新用户时以高昂的进入费用作为条件,从而设置了又一道经济关卡。为此,美国传播学者马克·利维如此悲叹:“我常常为传播与技术正日益冷酷无情地把世界隔离成两个营垒而深感忧虑。一座营垒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极具经济实力的信息贵族把持据守,他们是计算机系统的经营者,控制着传播工具与条件。另一座营垒则属于传播圈的‘下层阶级’,这里成员文化水平有限,他们在巨大的传播机器的摆布下过着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④

从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中“知识沟”扩散的趋势也在所难免。前文已述,中国农村仍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相当低,而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较之于传统大众媒介,在使用与操作方面,对用户的要求更高,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阅读能力。网络虽然具备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如文字、声音、画面、图像、音乐等,但总的说来,文字是基础,其他手段是辅助,很难想象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仅从画面中能领悟出某些东西,更何况文字往往又是搜索网站、资料的必然途径。2)语言能力。网络90%的信息使用的是英语,虽然在中国,英语被作为一个重点科目加以普及,然而由于教学方式的不到位和学习目的偏差等多种因素,到底有多少人能通畅流利、毫不费力地阅读英文网站并获取信息还得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即使一部分大学生在进入英文网站时也会显得手足无措,更何况尚未接触过英语的人不计其数。3)专业技术操作能力。简单地打开机器,阅读新闻,收发邮件,这是每一个接触过网络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然而如何高效、快速、准确地从网上获取特定资料就不会显得那么轻松,势必要求使用者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和对网络的充分认识。同时,文化水平高的人一般接受新技术也较快,且他们有一种主动获取知识的欲望和积极性;而文化水平低者囿于自身能力所限,无法充分利用或有效利用网络来获取资源。然而,文化水平的高低与网络使用有效与否并不是一个全然正比的关系,实证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年龄、学习状况等原因,最善于使用网络的是高中、大专与

本科生,而具有博士学历的用户仅为0.4%。⑤在这里,知识的专业化成为知识总量增长的阻碍。 进入者的错识与迷途

正如一位传播学者所说:网络可以提供平等机会和民主传播,但仅限于那些可进入者。那是否意味着所有的进入者在相同的硬件设备、社会条件下获取同质同量的信息与知识呢?当然不是。这里的平等、民主仅是指可能性意义上的平等、民主,而不是必然的平等、民主。也就是说,即使在进入者中,由于对网络不同的态度、观念及使用方式同样会形成知识与信息摄取的不均衡,这时,“知识沟”就会产生或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散。

众所周知,传统大众媒介具有信息供应、娱乐休闲、文化教育、舆论监督等多项功能,但网络的出现将媒介功能的形式多样性发挥到极致,并扩展出许多新内容。这种功能选择空间的扩大为用户接触媒介的兴趣、动机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用户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知识的学习或信息的获取,而是被分散到其他诸如时尚流行、娱乐等更具吸引力的功能上去。据了解,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拥有电脑的家庭,其主要用途不是用来帮助学习,获取信息或处理文件,而是用来玩电脑游戏和看影碟。台湾学者在网络个案研究中发现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网虫”,他们连续20个小时在线而乐此不疲,然而并非在阅读或查询资料,而是昼夜不分地玩游戏或网上聊天。与此对照,那些非“网虫”的学生则主要通过信息检索系统和万维网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这种在线时间的过度和网络使用方式的后果是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习。⑥于是一条横亘在“网虫”与“非网虫”,“非理性者”与“理性者”之间的“知识沟”便形成了。前者非但未能获取有效的知识或信息,而且放弃了通过其他途径或媒介获得信息以缩邪知识沟”的机会。而能正确使用网络并充分发挥其功能的正是那部分理性而有节制的人。

信息需求的差别与网络的反合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