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概论主要内容篇(1)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活动，是对人进行思想政治观念、道德法律意识的传播行为，应遵循传播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具有时效性和实践性较强的特点，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密切相关，同传播学的知识和理论联系紧密，因此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指导《概论》课教学，从传播目的和传播效益出发，从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上对该课程重新审视和整合，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概论》课教学的传播效果。

一、运用传播学原理优化《概论》课教学过程

1.运用传播学“把关人”理论，不断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和修养。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把关人”起着决定继续或中止信息传递的作用。在《概论》课教学过程中，作为教师传播者的“把关人”是直接影响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①加强传播学相关理论学习，提高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和教学技能。传播者进行思想政治理论传播的效果与传播者的理论修养、专业知识成正相关系，作为《概论》课教师必须自觉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最新理论成果，理解中国共产党辉煌的历史及其基本原理，关注、学习和领会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决议。同时，要不断深化对教材理论体系的理解把握，通过网络和外出考察向各高校名师学习教法、教学手段、课件制作等以提升教学水平。只有这样，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才能真正做到用透彻的道理征服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得到学生的认同。②加强个人修养，完善人格魅力。传播学研究发现，传播效果往往受到传播者本身个人修养、个人魅力等因素的影响。被传播者容易接受人格魅力和个人修养好的的传播者的信息。鉴于此，要求《概论》课教师必须注重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和人格魅力，用良好的形象以增强教育效果，必将对大学生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内化与外化产生重要的影响。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认真学习传播学知识，掌握传播学技巧。传播理论是一种对事实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即从传播活动的无数事实中通过抽象、扬弃等方式并能保持事实本来面貌的较为系统的思想认识。作为传播者，如果不学习传播理论，就不可能正确地学习传播方法；而不能正确地选择传播方法，亦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开展传播活动。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应具备正确处理信息的能力，具有有效传播信息的手段和方法，这样使《概论》课教学具有强烈吸引力和感染力。

2.运用传播学传受关系理论，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在传播学看来，知识、理论、信息的传播实际上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现代社会信息的传播呈现渠道多样化、表现复杂化的特征。因此，学生对传播信息的接收是主动的、有选择的，并不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他们愿意接受那些与自己观点、情感一致的或自己需要、关心的信息，他们还会带着自己的立场、兴趣、情感来理解信息。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分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在《概论》课教学过程中应该是开放、充满轻松活泼气氛的，要构建一种教师和学生双向互动、和谐统一的关系，必须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师讲生听、师说生服的单向关系。所以，教师必须研究受传者的需要、态度、知识、经验、能力、背景、信仰、价值观、兴趣等，运用先进的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活动，充分发挥大学生这一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地教学，增强教学说服力。

3.运用传播学真实性原则，确保教学内容的科学性。《概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中的核心课程，是教师在大学生中对党的意识形态、基本理论以及方针政策进行传播的主要阵地。因此作为传播者的教师“传播信息的可信度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关键”。在《概论》课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是传播者，学生是受传者。传播者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实施者和传播主体，传播者决定着传播信息内容的取舍与选择，影响着受传者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信息可信度高接受效果就好，反之亦然。所以传播者在教育教学传播活动中只有提高信息源的可信度，才能提高说服效果，这是教师教育活动的第一步。在《概论》课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大量事实说明中国革命成功后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此外，由于《概论》课教学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特定使命，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充分利用对信息的掌控权、权的“有效控制”优势对各种信息进行筛选、加工、提炼，剔除不利于国家意识形态要求的信息，有意识加入适合受传者接受的、利于社会发展和自我成长的信息，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4.运用传播学技巧理论，优化《概论》课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传播学中传播技巧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影响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概论》课教学过程中，运用“预热策略”技巧理论激发学生的兴趣，在每一次讲课前根据教学内容通过列举案例或提出引人深思的问题，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通过由局部到全局，由小到大制造舆论引起学生的注意，创设良好的教学氛围和语境。同时也可以更多地采用“两面提示”方法，这种方法往往给人“公平”的感觉，不容易引起被劝服对象的反感。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国革命为什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等内容的讲述；再如改进运用传播学中的“近因效应”“首因效应”以及信息的对比度、刺激度、重复率、结构安排等技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二、运用传播学原理强化《概论》课教学效果

1.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进行教学增强了《概论》课教学的感染力。要根据大学生的不同情况———不同专业，不同性格、成长经历等，选择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概论》课教学中针对具体理论内容：如科学发展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等内容要采用理论性说服教育方式；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内容要采用“诉诸情感”的方式进行态度性改变教育。通过对先进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对比介绍，引导大学生分清是非荣辱，明辨善恶美丑，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做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p#分页标题#e#

传播学概论主要内容篇(2)

［关键词］传播学 理论体系 创新

Abstract:　The　book　titled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is　one　creative　works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study　field.　Its　logical　structure　reflects　the　author's　instructive　attempt　to　systemize　the　communication　theory.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Theoretical　system

Creation

郭庆光教授新著《传播学教程》已于去年年底面世。读后，深感这是作者多年来深入、系统地研究传播学基础理论的一本力作，是一本在传播理论研究上有所创新之作。它虽然是一本面向大学生的教材，但仍处处显示理论著作独特的丰采和作者分析思辨的深厚功力。

一、首先，值得重视的是本书的框架与布局，它是经作者精心考虑后所作的周密安排。全书以横向论述为主，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逻辑框架结构。

1.以“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为指导思想重新整合相关内容

众所周知，把不同的传播方式划分为自我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等，在中外很多同类的书中都曾有过，但作者没有简单地重复这些内容，而是以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为依据，予以重新组合，使之更臻合理。书中，作者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动物传播，并把人内传播(即自我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分别归为一类，深入探讨了这些内容。“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正因为二者之间联系如此紧密，才把它们当成一类；又如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作者认为它们在本质上并无根本的差异，因而也把两者归为一类。因而，这不是一般的归纳整理，而是使理论研究系统化的一种体现。

2.从探讨传播制度入手，带出对传播过程相关因素的分析

以探讨传播制度牵头，再引出传播媒介、受众与传播效果等的研究，这也是作者力图使传播理论系统化的表现。并且为了突出备受关注的热点课题，本书还加入了“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和“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两章，最后以研究方法结尾。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传播效果研究”这一章(第11章)。作者在详细分析戈尔丁等所划分的传播效果类型之后，并没有拘泥于前人见解，而是很有见地地提出了传播效果研究的五个课题，即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讯息载体、传播技巧和传播对象等视角探求它们和传播效果的关系。作者清楚地表明，传播效果不是孤立的研究客体，而应当从不同的理论视角予以剖析。这些理论视角，实际上就是传播效果研究的不同方向。

以上这种对传播理论研究的逻辑归纳，反映了作者试图使传播理论体系化的有益尝试。这种带有原创性的学术见解，明显不同于一般教材的论述，说明了作者在着力探求传播效果研究的新架构与新方向。

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对本书的结构详加分析呢?主要是因为传播学具有多学科集纳而成的边缘学科的特点，它影响(不是妨碍)着自身理论架构的形成。一方面，它有着很强的开放性，几乎所有社会学科和部分人文学科都可以介入传播研究，因而传播理论丰富多采，不断翻新，短短半个多世纪就从零散的理论观点变成一门显学；另一方面，传播理论毕竟显得枝多叶蔓，头绪纷繁，怎样才能使之形成既开放又相对稳定的体系，至今仍无定论。施拉姆有志于此久矣，但这位受到尊重的集大成者终其一生仍然未能达此目的。可见，传播理论体系化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逻辑框架就是传播理论的体系，是研究中“排兵布阵”所必需，唯纲举才能目张之。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架构，不仅令初学者茫茫然毫无头绪，而且对研究者来说，也难以做到“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谈到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还不能说郭庆光已经完成了这一目的，但这种力图使之体系化的努力，至少会给同行们带来不少启迪。

二、其次，作者还在书中提供了许多传播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作者学有素养，且负笈东瀛，浸淫日本学术多年，因而在传播理论探讨中会给读者在研读中带来了新鲜感和满足感。

日本学者有很好的研究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传统，从松本君平到小野秀雄，都对我国新闻学研究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松本君平于1899年问世的《新闻学》，1903年即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也是我国最早推介的外国新闻学专著，它“介绍了欧美新闻事业及新闻事业与社会的关系”；被认为“标志着西方新闻学在中国的传播，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①。二战以后，日本学者又很快接受了传播理论，加入了环太平洋地区以美国为首的传播学主流学派——经验学派。日本人研究学术历来有其传统。他们往往先大量引进，予以“克隆”(翻译)或模仿，然后再逐渐消化、创新并为我所用。对传播学、大众传播社会学的研究也不例外。郭庆光在书中对日本学者的创新、拓展之处做了许多详细的介绍与分析。应当看到，这种介绍与分析，同样是取其精华和结合我国国情的科研成果。况且，作者不限于此，他的视野还偏及欧美的最新研究趋向，并能时时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科研指针。

大体上说，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

1.深入剖析传播学基本概念，阐发因此而起的研究导向

如在第一章中，对“传播”和“传播学”这一对耳熟能详的概念，作者使之联成一气，展开了学术式的长篇探讨。他没有限于对概念作一般的描述和分类，而是从分析库利、皮尔士提出的传播概念入手，认为他们开创了界定这一概念的两个传统(社会学传统和符号学或语义学传统)，并根据这两个传统的融合，指出传播“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接着，又引向概念对传播概念的影响，并且把这种论述进一步和传播学概念的阐释结合起来，在肯定“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的前提下，详细讨论了社会传播学的系统性、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及其运行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种从传播概念到传播学概念、并把传播学纳入信息论和社会系统理论的论述，既一气呵成，挥洒自如，又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又如在第七章中，对“大众传播”这个比较容易解释的定义，作者在分析前人的不同理解之后，对大众传播的特点及其社会功能作了深入的剖析，使有关章节显得相当丰满。其中，认为“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的新见解，颇有现实意义。作者论证说，既然大众传播是从事信息大量生产和传播的信息产业，并且大众传播的内容与社会观念、价值和行为规范有直接关系，加上它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任何国家“都会把它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目前，在我国，人们对媒介产业化的议题仍有争论，而作者的这一见解虽然没有直接触及这一争议，但却根据其基本概念提出了中肯的看法。反过来说，既然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我们就应当自觉地研究和探索它的产业化进程。否则，便会无助于我国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也无助于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明天。与此同时，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中，作者关注到施拉姆提出传播的“经济功能”，认为这种功能不仅仅是提供信息服务，而是作为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分析，也是和上述见解互相呼应的。

转贴于 2.宏观着眼，中观剖析，微观入手

在写得相当精彩的第十章中，作者对大众社会理论的分析，就属于从宏观角度观察信息接受者这一涉及全局的问题。关于大众社会理论，台湾学者陈世敏曾经指出，美国传播学者德福勒在《大众传播学诸论》一书中，以心理学的刺激反应理论来说明大众社会的特质，“自是别具怀抱”。然而，他的论述仅限于对德福勒观点的介绍，并没有予以展开和延伸②。而郭庆光的研究则进了一步，他上溯19世纪有关的早期贵族主义观点，中转20世纪30年代后社会学家对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批判，下接美国的大众社会理论与日本学者的新解，并提出了结论式的意见。这样步步深入地厘清大众社会理论的演变和实质，努力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就使读者开阔了视野，看清大众社会理论与传播学的必然联系。

如果说大众社会理论是一种宏观探讨的话，那么，受众观的阐述就属于一种中观的剖析。过去一般都仅限于把受众理解为信息接受或传播对象。但问题的实质应当是研究受众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和在传播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这样，才能深入了解受众的地位是否举足轻重，受众的角色是否可有可无。对此，作者先是以社会学观点提出“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受众”；接着，从市场学的经济角度提出“作为‘市场’的受众”；然后，又以法学的观点提出“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这种对受众多侧面的分析确有独到之处，因为这已经从概念的微观认知提升到了中观剖析的高度。

为了说明受众与大众的区别，作者对“大众”这一概念的详细分析，便属于微观认知的范围。作者从社会的角度出发，逐一分析了大众既不同于初级群体或小群体，也不同于群集，又不同于公众，而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会群体”。作者还认为，受众和少数权力精英同处于现代社会之中，“谁掌握了大众，谁就掌握了一切”。这种条分缕析的细微之处，很能体现出作者的洞察力与治学精神。

在传播理论研究中，掌握宏观、中观和微观分析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是社会学的中观理论(MIDDLE　RANGE，又称“中程”理论、“中间范围”理论)研究的倡导者。关于中观理论的思想，是默顿和他的老师帕森斯论战时提出的。当时(20世纪40年代)，帕森斯的研究目光对准综合性的一般理论，企图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模式，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行动。默顿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在社会学中寻找一般社会行为的规律是徒劳的。社会学研究应当避免两种极端：无事实的概括和无理论的事实。要努力找出扎根于研究或观察并切合实际地限定其应用的解释。这种解释，处于对日常事件的观察与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之间，即中观研究理论。他说：“我们有理由去设想，社会学将会在这个程度上提升：它主要关注的是，要和中间环节的发展中理论联系在一起；而如果它把注意力集中到泛泛的理论上，那它就将会受挫。我相信，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去发展应用的、特殊的理论以限定理论——数据的范围。——社会科学家排他地投入于高度抽象化的探索，便会冒上风险。就像现代的舞台布置一样，在他的心目中，家具将会是缺少的、没有装饰的和不舒适的：所谓一般理论和特殊理论都需要的说法，是‘正确’而陈腐的③。”他说，“如果特殊的探索在于找出这些行为方式之间的理论联系，那就可能发展出一种属于中间环节的理论。这种理论不是强化就是分离经验与假设的一致性④。”默顿以中观理论研究作为指向，提出了功能分析方法并应用于社会学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离轨行为的“失范”理论及其考察方法，并且引导美国社会学者把注意力投向家庭社会学、城市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一系列富有成果的学术研究。传播学“议题设置功能”理论的提出者麦康姆斯很赞同默顿的见解，认为传播学除宏观水平和微观水平这两类理论研究外，同样存在着处于中间范围的中观理论研究。宏观研究着重于建立总体或最高理论，如桑德拉·鲍尔——洛斯奇提出的媒介关系依赖论；微观研究则注重实证主义方法或以实证为依据的若干变量的集合，如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研究。而麦康姆斯认为他和唐纳德·肖的议题设置功能理论、还有把关人理论、新闻社会学、“沉默的螺旋”传播模式等，都属于中观研究的理论成果⑤。笔者认为，中观理论已应用于社会学和经济学，而麦康姆斯的分析有助于传播学理论的开拓。无论在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我们不必贪大求全去急于建立宏观理论，以免劳而无功；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着力于研究和探索传播学的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再积以时日，聚沙成塔，把各种相关理论整合成一种或几种更完整、更高层次的宏观理论。

诚然，笔者以为，《传播学教程》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第一章在阐述“信息”概念时，未能突出信息足以消除某一事物的不确定性这一基本内涵。在第三章中，未能指出传播学划分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因为“非语言符号”只是一种模糊的界定，反映了传播学者对非语言符号的忽视，它离符号学对符号种类的科学划分相去甚远。还有，作者把符号分为信号和象征符两大类进行解释，确实是简单了一些。因为还有另一类重要的肖像或具像符号(icon)是不应当省略的。第十二章中，作者把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培养理论和知(识)沟理论都归之为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这同该理论之一的提出者麦康姆斯认为那是中观理论研究的见解并不一致。第十三章讨论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因内容较新而导致叙多论少；其中“文化帝国主义”的课题最具理论色彩，但又缺乏详细的历史分析。第十四章中提到信息论、控制论对传播学的贡献，但不知何故略去了系统论对传播学的重要影响。事实上，本书作者研究传播理论也恰恰受惠于此。

此外，本书作者对符号的理解恐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认为“符号是意义的携带者，任何一种符号都有其特定的意义”(第48页)，但又认为“所谓意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第47页)；“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而意义则是信息的精神内容”(第42页)。　可见书中前后说法并不一致。在这里，作者本意可能是企图用信息去“统一”符号和意义，但却人为地把符号和意义割裂开来，并把符号仅仅看作是形式，这就违反了索绪尔提出符号是所指与能指相结合的这一科学论断。实际上，任何意义都必须存在于符号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符号之外。至于信息和符号的区分，这是不同学科(信息论与符号学)各自表述的基本概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信息只能区别于物质和能量。如果一定要联系起来讨论的话，那就只能说信息论中的信息可以理解为符号学中的符号。或者说，任何信息都必须使之符号化，才能产生、编制、提取、传递和接收。

总之，以上提到本书的一些不足和有特商榷之处，仅是笔者个人的见解，不一定正确，也原意和作者与同行们共同研讨。而应当重申的是，本书的理论成就是主要的。郭庆光教授治学严谨，厚积薄发，在传播学领域默默耕耘长达十余年，终于完成这一佳作。我们热切地期盼他今后能有更多的新作问世。

注释：

①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284页，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②陈世敏：《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第53页，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版。

③罗件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英文版导言第9页，纽约，1968年版。

传播学概论主要内容篇(3)

[摘要]2013年9月全国28所高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首届本科招生，作为新闻与传播学科特设专业与新闻学、传播学等并列二级专业门类，2014年，开设新专业的高校增加至48所，从行业影响到教育热点，围绕新专业的人才讨论多元分化，如何构建与人才市场相适应的核心能力体系，设计具有学科普适性又兼具自身特色的课程体系，直接影响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的成效。本文作者通过全国范围的行业调研，选择高校培养计划作为样本研究，从培养定位和课程体系的宏观设置两个层面，探索构建具有前沿性和科学性的培养体系，真正实现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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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媒体 人才培养 体系

2009年1月，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新闻部正式成立，相继南都全媒体集群组建成立。2012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2年底，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成为教育部审批同意设置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新专业。

新闻行业与教育的不断改革前行，也激发了融合背景下新闻人才培养的全面思考。当前，我国新闻人才培养环境与趋向也在不断演变，主要表现为：(1)信息行业的迅猛发展催生众多领域急需专业化人才；(2)媒体行业的融合发展对复合型的新闻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3)传统媒体对新闻内容的生存更加注重专业、深度，调查记者、数据分析师等人才需求热；(4)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已成为新闻传播教育的未来支撑。

2013年，以暨南大学为代表的全国28所高等院校首批招收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本科学生，2014年这一数据加大到48所。面对传媒融合发展的需求及人才竞争的白热化，构建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多元化人才培养的体系迫在眉睫。然而当前该新专业国内尚无完善的教学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大多是基于传统新闻传播学科的延伸和嫁接，是培养传统新闻人才的数字化应用？还是培养技术人才的新闻业务素养？亦或是其他的创新模式？本文将从人才培养定位课程体系两大方面来解读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核心能力培养体系建构。

一、人才培养定位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科归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上与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等专业并列，人才培养的体系构建既要有学科的统一性，也要有专业的差异性。

进入互联网时代，传媒的数字化发展日新月异，目前普遍认同的主要趋向有：多适配、多媒体、全天候、即时、互动、社交化、位置；围绕专业能力的需求主要包括：新闻基本功、全媒体传播技能、网络舆情研究能力、数据挖掘和分析能力、策划创意、团队协作能力、工具应用能力：围绕人才培养的

关键词 主要有：内容、渠道、技术、产品、互联网思维。

从发展趋势、能力需求和人才培养三个维度可以归纳网络与新媒体人才培养的基本思路：(1)培养掌握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知识的复合型人才：(2)培养基于网络与新媒体技术应用的全媒体传播人才；(3)培养熟悉互联网核心应用的网络与新媒体创新人才。

具体培养规格要求分解为五个层面：

(1)掌握网络与新媒体领域所涉及新闻学、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基本理论。

(2)具备网络与新媒体的专业视野及敏锐的观察力，掌握信息传播的基本规律和新兴媒介的发展特点，通晓信息传播的技术原理。

(3)具备交互、体验、服务等众多类型信息产品的内容策划、设计，并熟练掌握网络与新媒体信息制作的基本技能。

(4)了解网络与新媒体相关的政策与法规，掌握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具备娴熟、练达的社会活动能力。

(5)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外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

二、课程体系

互联网发展对高校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影响与日俱增，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加速融合。人才培养从传统的内容主体逐渐向复合型转变。技术素养成为未来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多数高校新闻传播学院（系）的网络传播或新媒体等相似专业的课程设置都向“宽口径，厚基础，精专业”的方向发展，以实现培养综合型、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目标，但在主干课程或专业课程设置的实际操作中却各有侧重，形成了以下几种模式：一是以传统新闻学训练为主，互联网信息传播和应用为辅，这种模式以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为代表：二是以互联网应用和技能训练为主，传统新闻学训练为辅，这种模式以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网络传播专业为代表；三是以传播学训练为主，以互联网信息传播和应用为辅，这种模式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为代表。这三种模式具有代表性，同时也隐藏着在人才培养方面不同价值取向的冲突：选择传统新闻学的价值取向还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价值取向；以新闻传播基础训练为主，还是以网络传播应用技能训练为主；是突出网络传播信息内容层面，还是侧重网络传播技术层面。

（一）课程分析。

本文研究选取了全国首批开办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28所院校，就新专业申报表中主干课程一栏进行了统计分析，排名前10课程／次如（图表1）

通过图表分析，28所院校全部开设了《传播学概论》基础理论课程，对网页设计、网络动画等计算机技能均比较重视，排名前10的课程中，网络与新媒体实务相关的多达5门，理论课程2门，传统媒体实务2门。研究表明，新专业的课程体系主要以传统新闻与新媒体融合为理论依据，以传统新闻与传播实务为基础，以网络与新媒体实务为能力培养的重要内容，包括计算机技术应用与新媒体传播、运营实务等。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院长李怀亮认为，新媒体专业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理科、工科、文学、艺术、经济与管理等多个学科门类。张芹、黄宏在《高校网络和新媒体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分析》一文中归纳指出，新媒体的媒介特征及产业属性决定了新媒体专业设置主要由三大学科群构成，即传播学、信息科学和传媒经济学三大学科群；还须三大技术支撑，即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和传感技术。

归纳28所高校三大学科群主要开设的课程包括：

传播学科：传播学概论、新闻学概论、新闻写作、网络传播概论、网络伦理学、新闻法规与传媒规制、新媒体与社会、新闻摄影、电视摄像与编辑等。

信息学科：计算机网络原理与实务、平面设计、数字信息处理、网络信息检索与利用、网页设计与制作、网络信息编辑、网络传播技术、数字出版及技术等。

传媒经济学科：传媒经济学、新媒体经营与管理、网络运营、网络广告学、网络营销学、电子商务概论、网站策划与建设、新媒体产品设计等。

根据课程涵盖的内容及课程名称

关键词 提取门类，排前5名的依次为技术类（包含基础技术和应用技术）、概论（包含传统与网络新媒体）、网页设计（包括网页与网站）、编辑类（包含传统编辑与网络编辑）及广告，其中技术类、基础理论的课程每所学校开设门次接近2门，对技术和理论学习的认可度非常高，广告与营销方面也有49次开课次，对市场运作能力也非常看重。如（图表2）

（二）课程体系设计。

根据28所院校的主干课程分析，构建核心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可以从三大层面设计，分别是专业理论（包括传统新闻、网络与新媒体）、技术应用（包括数学、计算机及通讯）和传媒实务（包括传统媒体实务、新媒体传播实务、市场运营与管理）。

1．专业理论体系及其课程设计。

网络与新媒体作为全新的特设专业，基于完整专业体系的建立，理论部分与实践（务）部分是相辅相成的两大支柱，且是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不可缺少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且两者密不可分、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理论体系以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为一致性原则，以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理论为创新构建，其专业理论的课程体系设计思路主要包含两个层面：

(1)以专业主干课程为主体，构建专业理论的纵深，主要课程包括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中外新闻史、网络与新媒体概论、网络传播概论、融合新闻学、新媒体与社会、网络伦理与法规、网络与新媒体研究方法等；

(2)以专业选修课程为补充，丰富专业理论的延伸，主要课程包括西方网络与新媒体理论、数字出版导论、网络与新媒体经典案例等。选修课程根据各高校师资的具体情况，其设计思路也可以不尽相同。

2．技术应用体系及其课程设计。

网络与新媒体作为典型的文理交叉型专业，其技术应用的学习和实践是关键，结合人才培养的具体要求，可以开设数学基础、计算机应用技术等多门课程，构成较为连贯的技术应用体系。体系设计的目标是：掌握计算机学科的基础技术。熟练运用网络与新媒体传播技术。

(1)以大数据应用为方向，构建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为特色的技术应用，主要课程包括：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统计学、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等；

(2)以计算机应用技术为主体，夯实学生的技术素养，主要课程包括：C语言、网页设计、网站设计、数据库应用、网络与新媒体技术、平面设计、多媒体设计、网络动画、网络安全技术等。

3．传媒实务体系及其课程设计。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核心特色在于实务体系的交叉，通过多元化实务的体系设计构建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课程设计的目标是：掌握网络与新媒体行业所需的基本业务，能够独立进行全媒体新闻传播，主要包括采编实务、运营与管理实务以及其他实务能力。

(1)以传统新闻实务为基础，培养学生扎实的新闻基础业务，课程主要包括：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摄影、电视摄像与编辑等：

(2)以网络与新媒体实务为主体，与行业发展需求为目标，培养学生全面的专业动手能力，课程主要包括：全媒体新闻采写、网络编辑与策划、网络与新媒体评论、网络与新媒体用户分析、网络舆情监测等：

(3)以互联网思维为基本思路，以传媒经济为主要延伸，课程主要包括：市场营销学、网络营销学、电子商务实务、互联网产品设计、网络与新媒体广告等。

(4)以集中实践为形式，加大实践和实习的培养力度。若以180四年总学分制计算，实践、实习的周数应在20周左右（不包含毕业论文、设计）。

结语：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对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立足与发展至关重要，它关系专业的学科立足，关系人才培养的效果，关系专业的未来发展，新媒体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远远超出学界和行业的预期想象，因时制宜的人才培养定位，不断创新改革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将是网络与新媒体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思想。

参考文献：

[1]余红：《李婷我国网络与新媒体人才求调研与专业培养》，《现代传播》2014第2期

[2]朱旭辉：《网络与新媒体学科发展路径的探析》，《编辑学刊》2013年第6期

[3]安金伟：《网络传播与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位论文．2012

[4]张芹、黄宏：《高校网络和新媒体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分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5]张运香、李川汇、金升灿：《论高校新媒体人才的培养策略》，《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4期

传播学概论主要内容篇(4)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传播学领域一大研究部类/范畴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现出现实意义。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梳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主要通过对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并对两本近年来出版的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来从论文和著作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传播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视其概况及特点。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对研究成果的梳理,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present,aswavesof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surgeforwardthroughouttheword,mediaanalysisasanimportantcategoryofcommunicationresearchisdemonstratingitssignificance.Worldwide,usesandimpactofthe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havebecomeahottopicfordiscussion,thuspushingforwardresearchinthewholeareaofmediaanalysis,attractingmuchacademicattentiontothearea.InthemainlandofChina,mediaanalysishasalsoreceivedalotofattention.Inrecentyears,scholarsinthemainlandofChinahaveexploredmanyissuesinthearea,resultinginmanypublications.Thispaperattemptstomakeasurveyoftheirresearchachievementsand,onthebasisofthat,analyzethefeaturesoftheseachievements.Owingtothelimitationoftimeandtolimitedmaterialsavailable,thewritercannotpossiblymakeathoroughlycomprehensivestudyofall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Therefore,thewriterchoosestocarryoutthestudymainlythroughacontentanalysisofthearticlespublishedinfour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journalsinthecountryfrom1996to2000,asimilaranalysisofthepaperssubmittedtoseveral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onferencessince1995,andadiscussionoftworecentbooksonmediaanalysis.Asthewriter’sknowledgeofandreadingintheliteratureofthisareaofresearchareverylimited,andthematerialsavailablearealsoverylimited,thispaperisboundtohavesomelimitations.Omissionsmayalsobeunavoidable,butcertainlynotintentional.Thewriteroffersthispaperjustinthehopeofinvitingmorecomprehensivestudiesof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inthemainlandofChina.

KeyWords:mediaanalysis;newinformation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Innis）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年份*总篇数⑴*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502；4％

1997年467；15.22％

1998年498；16.33％

1999年508；16％

2000年5114；27.45％

总计：246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1045；4.81％

1997年1175；4.27％

1998年1174；3.42％

1999年1088；7.41％

2000年11913；10.92

总计：565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11419；16.67％

1997年1119；8.11％

1998年9913；13.13％

1999年10321；20.39%

2000年9726；26.80%

总计：524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2986；2.01％

1997年3427；2.05％

1998年3397；2.06％

1999年37419；5.08%

2000年42731；7.26%

总计：1780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5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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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刊登的“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思考”（作者：闵大洪）一文，对亚太地区三家大型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概况进行了介绍，提供了诸如访问人次、电子版网页编排、内容、电子版上的广告等资料信息，由此切入到电子报纸的发展这一课题，探讨了电子报纸发展的技术基础──因特网，以及与电子报纸的特点有关的电子报纸发展的动因。

又如，《新闻大学》1998年冬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作者：陈思劼）一文，主要是对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网页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作介绍，并对这些网页进行比较，介绍的信息包括这些网页的主页网址、上网日期、网页数、容量及主要栏目与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广电传媒与网络传播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但从全文来看，这一探讨部分所占篇幅颇小。又如，《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三期刊载的“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作者：杜跃进）一文，是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小报《圣何塞信使新闻报》创办的（与“美国在线”AmericaOnline联网的）电脑联机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信使中心”的实例，透过这一“信使中心”提供的电子报纸、通讯服务等网上服务的情况，来以小见大──观察“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并进而讨论美国新闻业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采用对美国新闻业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文中谈到了反映这种影响的四个方面：新闻媒体物质形式的演变，新闻内容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对受众的影响。但介绍性内容不但所占篇幅较大，而且还贯穿于讨论分析之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登载的“数字化时代的BBC”（作者：彭兰）一文，描述了BBC近年来的沿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向前迈进的情况，即：进入90年代以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需要，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自己几次根据形势进行修改、补充的对近期、远期发展规划，采纳数字化技术，退出一系列新广播、电视频道和服务的发展状况。文中具体对BBC的一系列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新服务、新频道作了介绍及特点分析，为读者描述了BBC数字化广播（DAB,DigitalAudioBroadcasting的缩写）服务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计划。

再如，《新闻记者》1999年第十期发表的“办出特色：传媒网站生存之道”，透过两家并非由传统传媒中著名的大型媒介机构创建的传媒网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海滨媒介集团公司创办的Sunline网站和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视频作品制作公司GardyMcGrathInternational创办的“网上电视”/“万维网电视”（TVontheWeb）网站──的成功实例，探讨办出特色在传媒网站获得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中对这两家传媒网站的网页设计、内容、办网站的方针、策略等，作了介绍分析，以“办出特色”为主题，将这些介绍性信息串在一起，作为讨论这两家传媒网站的成功的一大原因及其启示的基础。⒀

这类文章当然并非遵照同一模式，虽说总体而言都带有这样的特征：以小见大，以介绍实例为主引出或融入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其中有的在介绍和讨论方面都较宽泛，有的则突出重点的色彩较浓。由于偏重情况介绍描述，此类研究往往在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就涉入有限，从而出现谈得较宽泛而缺乏细化深入的分析，几笔带过等情况。然而，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自有其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用的新近资料，而新近资料的积累，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的有些研究中，作者提供了或由其本人采用调查、观察、内容分析等方法而得的量化的第一手资料，或通过网上研究、图书资料研究等而获得的来自其他学者实证性研究结果的量化的第二手资料。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传统上重思辨、重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而论，这种量化的资料的提供，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辨式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量化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事物（的质）进行精确量化，有利于对事物、对事物的质的系统研究和了解，也有利于使论点的展开、定性的阐述具有扎实的依据从而增添说服力。因此，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提供的量化数据的积累，对于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可说另具一层意义了。

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新技术大量涌现，发展之迅速，真是创历史之最。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分析研究，客观上需要先从介绍、描述与最新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新情况入手。此外，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经济实力、科技优势等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走在前面，这些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新经验、它们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因其参考作用而值得介绍。这也必然使我国传媒研究成果中覆盖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介绍、描述性的内容在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文章中似以描述性或介绍性为主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居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分析性的，或以此为主的，如：探讨网络出版物与法律法规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分析互联网络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社会”（作者：张锦，《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三、四期。），探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角色的变化的“从‘Gatekeeper’到‘Heads-upDisplays’”，探讨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作者：石艳红，《国际传播界》，1999年第三期。），等。此类文章中还有对某一媒介分析理论进行探讨的，如：讨论著名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四期刊登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作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之一的“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作为探讨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就较为突出分析讨论。

II．2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

从上面梳理到的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成果来看，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也是一个特点。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在对问题的展开中往往铺开面甚广，以概括性、综合性地阐述为主。例如，“电子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文将传统媒介的新闻出版法规面对网络出版物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归为九点，对建立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上出版中要解决的法律道德问题，分“名誉侵权问题”、“著作权问题”、“保密和泄密问题”、“黄色、凶杀、暴力一类图文音像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四个方面予以展开，逐一讨论。“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一文对于网络媒介为受众成员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变化之分析讨论，分“网络受众的定义及其图示”、“个体化和主动化的网络受众”、“网络受众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网络受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网络受众：为自己把关”五个部分展开，铺开面较广，在论文的篇幅范围中来看，这种处理法带有综合性的色彩。

就书籍来说，上面讨论到的《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中，相比之下，后者对理论探讨更为偏重。因此，笔者此处拟集中考察后者在讨论分析问题中是否也具有重概括性、综合性的特色。笔者感到，此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样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它综合讨论了诸多问题上。对此，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这表现在此书对其所讨论分析的问题，在展开中似乎也偏重概括周全。试以该书的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为例。这一章概括了“媒介发展的基本法则”、“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新闻采访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发行和传送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媒介角色的根本变化”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力求全面概括的展开方式。这七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章的七个节，而每一节的展开，同样体现了这种偏重概括周全的特色。例如，第二节“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分“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电视：数字式、高清晰度、互动式家庭影院”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三点展开，显然最后部分以“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名，可以将除了这一节的标题中点到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进去，这看来同该书的讨论注重全面概括有关。在具体到这些小点（目）的阐述中，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仍然可见。即以这一节的第一点“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为例，其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印刷报纸因其特点不会“很快被高速飞驰的信息列车碾得粉碎”的看法及理由，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变形三部曲──即出现电子翻版、电子变版和多媒体版，以及反映报纸发展另一种趋势的便携式电子报纸及其特点，覆盖面相当广，由此也可见力求概括周全的特色在书中得到了层层体现。

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著述中出现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自有其原因。首先，它同选题有关。我国不少媒介分析文章的题目都较大，题目本身要求覆盖面较广，注重概括性、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其次，我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学科建设的早期，围绕媒介的技术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更新同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而展开的媒介分析研究，当然更是处于早期。对于早期的研究来说，重概括性、综合性正适应学科建设积累的需要。此外，对于书籍而言，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少书籍似乎往往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而且事实上在使用中也扮演专著与教材的双重角色，对于问题的分析阐述力求概括周全，与教材要全面概括、传授基本知识的客观需要相吻合。对于我国的媒介分析领域而言，这些已有成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媒介分析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

II．3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

从选题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具有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的特点。电子出版物的兴起与特点，因特网的特征及其对传统大众传媒的挑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法规问题、伦理问题，传媒网站建设，卫星电视，网络时代传媒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网络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新、老传媒的关系，计算机（电脑）辅助新闻学，等等，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一再关注的问题，这些选题，无疑是贴近我国传媒业新发展的现实的，也是追踪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发展动向的。这一特色，大约同媒介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性质、特征有关。媒介分析本身，是一种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对发展、变迁的研究，首重新发展、新变迁往往很自然。当年，媒介分析理论家麦克卢汉正是在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其媒介理论，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作出关键性贡献的。虽然他的著述涉及了媒介技术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但是当时的新兴传媒电视无疑是他的研究突出关注的。关注媒介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发展动向，是媒介分析的需要使然。追踪发展动向除了可以指追踪实践方面的发展动向外，还可以指追踪理论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动向。在后一种意义上，我国的传媒分析研究的选题，总体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具有追踪发展动向的特色的。当笔者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中经常关注的问题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刊物——如《传播学杂志》（季刊；由美国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办）、《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季刊；由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主办）、《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的同类研究的关注点相比时，笔者发现，两者相当吻合。即使国际上的这些刊物上的同类研究不少在时间上领先了一步，但是我国的研究并非在时间上远远落在后面。事实上，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少引征了国外学者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还参照了网上提供的最新资料，注释中出现有关网站的网址与上网日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不同，各国传媒采纳高新传播科技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各国媒介分析研究的起始时间、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问题中也有一些尚未构成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例如，对于电子出版在学术性信息传播（scholarlycommunication）中的应用，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等，国际上学术界常有论及，但在我国学术界现实的媒介分析研究中，似尚未引起多少注意。关于前一问题，迄今为止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信息沟通中，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印刷传媒，这大约是影响关于电子出版与学术性信息传播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的重要因素。关于后一问题，对于现阶段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说，离众多的人们感受虚拟社区的存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影响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研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它尚未构成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热门选题，也就很自然。

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但那些围绕传播技术新发展、传媒新发展展开的研究显示出追踪国际上的发展动向的特点，而且那些探讨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本已在达到其红极一时的顶峰后长期陷入较少引起注意的寂寞的低谷，但近年来，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形势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再度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1995年，加拿大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udithStamps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Glenn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PaulBenedetti和Nancy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BasicBooks出版社发表了W.Terrence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BlackRoseBooks出版社出版了Paul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围绕麦克卢汉媒介理论，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各抒己见，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⒁学术性刊物中，《加拿大传播学杂志》近年来一再刊登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重要源头──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在该刊1998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的学术论文中，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几乎占了半数。美国《传播学杂志》1998年也曾刊出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国际上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新关注，还在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的学术沟通中反映出来：因特网上曾出现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和。我国学术界在对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提出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学说、认识其作用的论文有之，专门讨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也有之。

从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恐要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然，大多数媒介分析研究的成果中似乎并没有直接引征麦克卢汉的著述，但是，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即从媒介技术的影响的角度考察传播科技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的思路，却影响着这些研究。这一事实即：这些研究大多数都着重探讨传播新技术对大众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换个角度探讨社会的其它方面对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的影响，如：社会决策对于决定传播新技术的命运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传播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的制约等。

结论

中国大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等活动表明，在媒介分析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远非一片空白。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并且还将继续研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许多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努力，日积月累，我们终将取得日渐成熟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高估计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虽然，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大量研究以介绍、描述性内容为主也好，分析讨论偏重综合性、概括性也好，都自有其原因，我们对此可以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概括；而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在现阶段而言，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对发展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讨论分析中突出综合性、概括性对学科建设的积累，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一切存在的，又并非“都是合理的”：事出有因的状况，并不总是等于理想的状况；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应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追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应追求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扎扎实实的资料积累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探讨的深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注：

⑴*笔者在统计篇数中没有把报道式消息、文摘、书讯等包括进去。

⑵*在本文中，“媒介分析文章”指的是：总体来看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及同社会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文章。

⑶闵大洪著《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⑷出处同上，第194页。

⑸出处同上，第194－195页。

⑹出处同上，第230页。

⑺出处同上，第233页。

⑻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之二”。

⑼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⑽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4页。

⑾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90页。

⑿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16－18页。

传播学概论主要内容篇(5)

关键词：社区；大学生；传播；同频；频谱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6-0004-05

一、研究缘起

施拉姆曾说过：“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communication和社区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使人类有别于其它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由此可见，社区和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其次，目前大多数研究的研究重点是针对于作为社会基层共同体的“社区”。但随着“社区”概念的普及，这一组织形式也出现在高校中。如为了方便管理，将同一专业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宿舍区居住，以“社区”代替“宿舍”。现如今，以大学生社区思政教育和管理为主的研究已逐渐崭露头角，但围绕大学生社区传播的研究却不多。

而传播学与其它多门学科有着相互交融之处，大众传播中的传播内容――信息，类比为物理学中的信号。“同频”原指思想、意识、行为等方面的协同统一，在此引入“同频社区”的概念意指同一所高校同一专业的大学生居住在同一社区，在思想方面，他们有着类似程度的素质文化；在行为方面，因为居住在同一社区，服从社区统一的管理规定，所以容易在思想意识、精神行为方面形成协同。“频谱分析”多指对信号振幅和频率的分析，振幅即为范围和强度，频率即为次数。借鉴物理学中的相关概念，试从对传播频谱分析的角度，丰富大学生社区传播的研究。

大学生社区传播是大学生社区建设的重要一环，本研究通过分析大学生社区传播的特质特性，深入了解大学生社区信息传达和获取的实际情况，为构建和谐的大学生社区提出合理的建议。

二、文献回顾

“社区”的概念由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源于他1887年的名著“Community and Society”（英译）。我国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社区”是表达人际关系和地域关系的概念。但发展到今天，社区的定义和特性也逐渐繁复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具有相同或相类似的文化背景、思想意识、利益观念；2.社区内有一定的沟通和互动；3.有一定的规模性和制度性；4.在一般情况下，社区在地域方面的象征意义较大，但现如今社区的地域限制概念越来越模糊，网络社区正成为趋势[1]。

传播学者鲍尔―洛基奇提出的“传播机体论”是目前国际学术界将社区与媒介相结合研究的主要理论建构。这个理论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社区传播概念――“故事讲述网络”，或称“轶闻传播系统”。即在社区内的大众共同参与的关于社区的传播活动。“社区传播”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台湾对于“社区传播”的研究论述更加注重公众的参与性，更加符合社区的特征。付晓燕、张煜麟在《台湾“社区传播”研究的观念流变》中梳理了台湾地区“社区传播”的观念演变，总结了三种论述倾向：国家发展与社会功能论、社会建构与诠释观点、“接近使用权”与“读者传播权利”的报业理论倾向。并指出，“接近使用权”这一观点强调媒介是给受众提供主动参与意见表达的空间，符合“参与传播”的观点，也与目前社区传播研究中普遍认同的“共同参与”与“共同讨论”有着极大的关联性[2]。具体到媒介使用方面，王斌、王锦屏以北京为观察样本，探索了社区居民对社区新闻的重视程度、邻里之间的交流方式以及互联网在社区行动中扮演的角色。

大学生社区，从地域概念方面来说，即以大学生的生活住宿区为主体；从人际关系方面来说，大学生社区集合了同等文化程度，甚至于相同专业的大学生，他们有着相互沟通交流的诉求，大学生社区传播得以形成。而将关注点放在大学生社区传播这一方面，许多研究是以大学生社区文化的构建为主题。赵月峰在《论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社区文化建设》中，指出了大学生社区文化的特点：区别于教室、图书馆等地方的地域独立性、主体构成的多元性、社区内资源共享性、主体文化素质较高导致的文化创新性、以及社区内部的文化融合性。在肯定大学社区文化建设的意义基础之上，他还提出了如今大学生社区文化建设的瓶颈，建议大学生社区文化建设应紧抓创新、完善管理[3]。许静在《高校学生社区文化建设趋势初探》中点出了如今大学生社区文化建设另一特点――信息化，网络传播成为大学生的主导交流平台，这也是现如今社区组织的新形势、新要求[4]。在量化研究方面，陈龙、何龙的《高校大学生社区文化建设的调查与研究》，向高校大学生发放问卷，主要针对的是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公寓文化活动。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有待提高，大学生社区文化建设的水平有待加强[5]。

而关于大学生社区的网络传播研究，往往将“大学生社区的网络传播”等同于“网络社区的传播”。即将大学生时常使用的网络交流平台，如人人网、微博等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传播方式、传播特点及传播效果。如张保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网络社区中信息传播方式特点与舆情分析――以人人网为例》、尧甜的《微博场域中的“意见领袖”研究》等。这些研究着重于虚拟社区，体现了现如今社区非地域性的特点。

因此，现有的研究，若以地域概念为考量，则侧重研究高校社区文化建设；而涉及人际关系、人际传播方面的高校社区研究，则侧重大学生的虚拟社区，又忽略了地域关系。本研究将“社区”概念中的地域、人际两个方面相兼顾，借鉴引入物理学相关概念模型，分析大学生社区传播的形式、特点、效果。

三、研究设计

华中师范大学自2013年起，便将宿舍划归为社区统一管理，并为大部分大学生社区配备了社区辅导员，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社区管理和传播体系。且华中师范大学的学生住宿划分以年级、学院和专业为基准，学生的思想观念、意识行为产生共鸣，可保证“同频社区”的形成。故本研究以华中师范大学学生社区为总体样本，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引入物理学中相关概念，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示意图

说明：此图笔者自绘

本研究设计所关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生同频社区信息传播的振幅

振幅是指振动的物理量可能达到的最大值，信号振幅的大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正如传播的信息，其传播能够达到的最大范围以及能够引起的受众共鸣程度，也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牵制。

人的社会活动空间可分为社会空间与社区空间，社会空间里的信息传播范围和强度往往与传播媒介的方式、传播信息的内容等相关联。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即时传播性和传播互动性实现了传者与受众之间的即刻交流沟通，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同时，覆盖受众关注点的信息更容易激发受众的主动参与。而符合社会活动空间的传播规律是否也同样适用于社区空间，社区内的信息传播是否能够覆盖整个社区，哪种媒介传播形式能够促成信息振幅的出现等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2.大学生同频社区信息传播的频率

频率是指单位时间内振动物体完成振动的次数，在相应时间内，物体完成振动的次数可能呈周期变化规律。信息振幅的出现可以说是强效果信息的一次完整传播过程，信息振幅的频率可以指示单位时间内信息传播的活跃程度。由此，一定时间内，大学生社区信息振幅的频率是多少，信息振幅频率的差异与哪些因素有关，这些是我们所关注的关于大学生同频社区信息传播频率方面的问题。

四、研究发现

1.同频社区现状

华中师范大学本科生同频社区共32栋，根据位置范围划分为四个片区。首先，为方便管理，学生寝室的分配以院系集中为首要标准，即同一院系同一年级的学生在同一社区居住，以此来形成较为统一的系统，同频社区的特点明显；其次，在32个本科生同频社区中，其中有16个同频社区入住了社区辅导员，社区辅导员入住覆盖范围达到50%。社区辅导员作为同频社区学生组织的指导者、社区文化的组织者、社区学生事务的协调者、社区文明教育的引导者，在同频社区里承担了各方面的工作，信息传播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社区辅导员从信息的、与大学生的沟通交流以及意见的反馈方面成为了同频社区大学生传播频谱的构造者、协调者。

本次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76份，其中男生53人，女生223人。同频社区有社区辅导员的人数为267人，社区无社区辅导员的人数为9人。因此，从效度上来讲，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主要围绕有社区辅导员入住的社区展开。而针对社区内没有社区辅导员的同频社区，我们采取了实地走访的方式进行调查。

2.同频社区信息传播振幅研究

（1）同频社区信息传播实现基本全覆盖

我们设置“在你所居住的社区是否能够经常接收到社区消息”这个问题来调查社区信息的传播范围，在参与问卷调查的276人中，共有161人选择了“经常”这个选项，95个人选择了“一般”这个选项。由此可见，有多达256名学生能够在社区内接收信息。且选择“没有接收”过信息的两名学生，其原因是自己居住的社区内有信息的渠道，但自己主观上不曾关注过。所以，同频社区内信息传播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2）线上的网络传播并不是促成信息振幅出现的唯一途径

我们设置“你居住的社区，信息的与传递通过何种方式？”以及“根据你自己的切身体会，你通常希望在社区通过何种方式获取信息？”这两个问题来调查信息通过何种传播方式能够覆盖大范围。前者侧重于同频社区信息的客观存在现状，共有96.99%的学生选择了社区网络交流平台；后者侧重于大学生的主观意愿，共有93.98%的学生选择了社区网络交流平台。即线上的网络传播方式，如社区QQ群、微信群等更容易成为社区辅导员信息的通道，也更容易被大学生们接受，成为促成信息振幅出现的途径。但在调查中发现，结果并不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线上的网络传播并不是促成信息振幅出现的唯一途径，如表1所示。

说明：数据来源于调查问卷，笔者自绘

从表1中可见，社区的一些线下信息的手段，如社区的板报通知等也获得了较高选择率。针对此结果，我们对社区辅导员和同频社区大学生进行了访谈，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线下信息的单向传播性易提高信息的到达率

信息的到达率是指传播活动所传达的信息接受人群占所有传播对象的百分比。其内涵突出表现在信息内容的重要性和有用性，即信息传播的必要性，还有接收到信息的受众人数占总人数的比率，是衡量信息振幅的一大指标。由于线上网络平台的多向传播性和开放性，各方信息堆积，容易造成信息的冗杂和即逝，即一条信息往往在传播的过程中便被中断，造成受众接收不到的情境。线下的信息传播方式，如社区板报等，属于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不会被其它信息“冲刷”掉，同时能够在大学生经过时引起大学生的有意注意，形成良好的传播效果。所以对于一些重要通知，社区辅导员会更加倾向于选择线下传统的传播方式，以保证信息的到达率。

②线下传播方式更容易吸引受众眼球

线上的社区网络平台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每一个居住在同频社区里的学生都能够信息。尽管社区辅导员能够利用信息置顶、群公告等方式在社区的网络社交平台传播重要信息，但其它信息的大量涌入往往分散了大学生的注意力。而线下的传播方式，如一期板报即以一个主题为中心，由社区辅导员控制板报展出的时间长短。在这个时期以内，板报所包含的信息空间内只有围绕此主题展开的信息内容，不会分散同频社区大学生的注意力，更容易吸引受众眼球。

③传统的传播方式更能凸显消息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传播学概论主要内容篇(6)

一、21世纪主持新概念影响下“主播”应具备的素质

主持新概念赋予主持人的要求，是要在工作中扩展业务涉及范围和业务水平，提高自身修养，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他们应该具备以下素质：

1.具备良好的基本功。出色的主持、播报能力。电视节目的直播化以及形式的多样化，节目对于播音员、主持人的要求越来越高，出色的“主播”往往首先是一个出色的播音员。出色的播音基本功是优秀“主播”必备的基本素质，无论是新闻、知识性、评论性、访谈类、综艺类节目首先的要求是主播、主持必须要有扎实的语言功底，极端地看一个在播报中吐字不清、语言含糊的主播，即使他的观点再鲜明、再特别也不会给观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能够清晰、准确地叙述节目的内容和观点才是主播首先应该具备的。

2.有一定的独立编辑能力和对经过记者编辑的成品报道、串词有很强的理解力。新型主播在电视节目中评论的比重越来越大，参与制作、编辑已经是事在必行。在节目制作中具有一定的编辑能力是新一代主持人需要具备的另一重要能力，参与编辑可以体现以下两点好处：一是提高播报的准确性和层次感。因为是自己参与编辑的播报或主持内容。在编辑过程中已经将新闻或事件的具体内容和评述观点了然于胸，就像是做了提前的预习。这样在播报或主持中就能够做到得体自然，不着痕迹地发表内容和陈述观点。二是在参与编辑的过程中能够加深对新闻观点、主持内容的理解，有助于积累对类似新闻或节目主持的播报经验，提高主播自身的主持素养。

3.具备“说”得好的能力和即兴的口语能力。为了适应广大受众的要求，电视栏目种类增多，节目内容细化。传统的“播”与“说”的界定在有的栏目中清晰，泾渭分明：在有的栏目中模糊，有“播”有“说”，二者融合。播与说作为不同的语言传播表达样式，侧重点不同。只要适合栏目的风格定位，得到受众最大程度的认可，就是优势的体现。而作为主播，则应该具备高水准的业务素质，既能“播”好，又能“说”好。“播”是播音员、主持人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我们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已经具备较高的水平。我国一直以来的传统播音教育就是以“播”为主要培养思想的，我们的主播首先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播”音员。但是今天，主播要适应节目的各项要求。“说好”就成了他们又一个需要具备的能力。“说”的作用是指在节目中能在表达个人或社会观点时能够逻辑清楚、表述明了，让观众理解要表达的意思，达到节目效果。“说”在时事类节目和综艺类节目中常常出现，因为需要表述的分量重。所以就要求这类节目的主持人要具备说的能力。

总体看来，新一代主播要具备综合的文字、播音、语言素质，这样才能在实际工作中适应主持型概念的要求，更好地服务于大众和电视传媒的发展。

二、播音主持教育如何培养新型主播

需求是动力，大众要求赋予了主持工作新的概念和含义，新主持概念是播音主持教育的动力。要培养新型的主持人、播音员，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

1.从新主播需要具备的素质出发，制定播音主持教育的培养计划。为此要确立以“技能实、知识宽、素质高、能力强”为教学理念，着力提高学生如下的基本素质。

一是培养播音主持的专业基本技能。教学中通过对播音学概论、语言表达、语音发声学、广播播音与主持艺术和电视播音与主持艺术、配音艺术等本专业基本理论的学习。使学生形成对播音与主持的整体认知；通过大量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实际训练，培养学生扎实的播音与主持专业技能。继承传统优势，为学生打好“播”的基础。

二是从提高“说”好的角度出发，增加文学知识与汉语言识读、写作等能力的教学。通过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外文学作品导读等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相关的文学知识和对汉语言的掌控能力。初步打造学生的文化底蕴，以提高汉语言的识读、写作等能力，进而提高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的写作能力和“说”的能力。

三是打破专业科目的界线，对学生进行广播电视采访、编排、制作能力的培养。实际教学中，通过新闻采访与写作、广播电视编辑、节目策划、新闻摄影与摄像、编导和电视制作技术等课程的学习和练习。使学生具备新闻节目的采、编、播、制等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地加入实际演练的科目内容，让学生在模拟演练中体会采、编、播、制的过程，实践节目制作的全过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进入实际工作时学生就已经具备新闻采写、编排、播音、制作相结合的技能，快速地融入工作中。

2.有针对性地开设多种拓展类课程。以适应不同学生的需求。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会主持不同的电视节目。如法制、音乐、新闻、教育、文化节目等。这些专业节目对新型主播的要求是。他们在主持过程中一定要具备某个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是现代电视节目对主播的又一个现实要求。

为了满足这一专业性要求，现代播音主持教育除了为学生开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外，还要积极帮助学生拓展他们的知识面。通过图书馆、网络、校际联合授课等软硬件资源，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帮助和促进他们充实自身的知识体系。另外还可以通过继续教育，为已经毕业的学生提供专业教育支持。通过有针对性的再次的专业学习提高学生的工作能力。

传播学概论主要内容篇(7)

关键词：知识可视化；信息可视化；理论基础；教育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08)32-1169-02

The Theoretical of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eaching

LU Rui1, WU Yu-qin2

(1.Wuhan University, Computer College, Wuhan 430072, China; 2. Ningde Teachers College, Ningde 4431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and analys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bout it. The target and method in the how tovisualization to be concerned. We use the concept map in the teaching to help studentsunderstand the knowledge, and give teacher a reference to help the spread and innovation of knowledge.

Key words: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Theoretical basis; Teaching

1 知识可视化的概念

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大脑主要用于处理和分析视觉图像。与文本比较，大脑处理图像比处理文本具有更大的优势。基于人们认知过程中对图像等相关信息的敏感性，在20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简称NSF）首先提出了科学计算可视化（Visualization inScientific Computing）的概念，其目的是将日益增多的海量科学计算数据通过可视化的方法表现出来，以便于被人们利用和理解。数据可视化（Data Visualization）将可视化对象由科学数据进一步拓展到工程数据和测量数据的可视化，现代的数据可视化技术指的是应用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将数据转换为图形或图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并进行交互处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信息可视化（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主要考虑对非空间数据的可视化。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不断推进，信息源越来越庞大，人们迫切需要在海量信息中去发现信息之间的关联和发展趋势。Card et al.将信息可视化定义为：“使用计算机支持的、交互式的视觉表示法，对抽象数据进行表示，以增强认知。”

Eppler,M.J.&Burkand,R.A.(2004)认为：知识可视化（Knowledge Visualization）是在科学计算可视化、数据可视化、信息可视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研究领域，应用视觉描述，促进群体知识的传播和创新。一般来讲，知识可视化研究领域研究的是视觉描述在提高两个或两个以上人之间的知识传播和创新中的作用。这样一来，知识可视化指的是所有可以用来建构和传达复杂知识的图解手段。除了传达事实信息之外，知识可视化的目标在于传输见解（insights）、经验（experiences）、态度（attitudes）、价值观（Values）、期望（expectations）、观点（Perspectives）、意见（Opinions）和预测（Predictions）等，并以这种方式帮助他人正确的重构、记忆和应用这些知识。

知识可视化的形式复杂多样，有概念图表、交互的视觉隐喻、知识地图、思维导图等。根据他们的内容，接受者捕捉的不只是描述的事实或者数据，还有里面本身包含的理解、规律和关系。根据他们的形式，知识可视化依赖间接的交流来激发接受者对浏览图片的认识，刺激他们对图片的完整理解。

2 知识可视化的理论基础与实质

知识可视化基于人们认知过程中对图像的敏感性而提出，其主要目的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知识传播。而对于知识可视化的理论基础，北京师范大学知识工程研究所的赵国庆老师等在国内最早提出了以双重编码理论为知识可视化的理论基础[1]。双重编码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同时以视觉形式和语言形式呈现信息能够增强记忆和识别。该理论认为，语言系统直接处理语言的输入和输出（以书写和演讲的形式），同时充当非语言对象、事件和行为的符号功能，任何表征理论都必须符合这一二重性。该理论假设两个认知子系统，一个专门用于表征和处理非语言对象（如表象），另一个则专门用于处理语言对象。同时还假定有两个不同类型的表征单元：imagens和logogens，imagens用于表征心里图像，logogens用于表征语言实体。logogens是以关联层次的形式组成的，而imgeans是以部分-整体关系组织的。双重编码理论定义了三种类型的加工：1) 表征性的，语言和非语言的直接激活；2) 调用性的，通过非语言系统及或语言系统或反过来通过语言系统及或非语言系统；3) 联合加工，在语言系统内部或非语言系统内部的表征的激活。一个任务可能需要三种加工中的一种和全部。从双重编码的理论可以看出，知识可视化降知识以图解的方式表示出来，为基于语言的理解提供了良好的辅助和补充，大大降低了语言通道的认知负荷，加速了思维的发生。而在最近的研究过程中，徐州师范大学的王朝云老师等提出了“经验之塔”是知识可视化理论基础的认识[2]。该理论将学习经验抽象为做的经验（doing）、观察的经验（observing）、抽象的经验（symbolizing）和学习经验的视觉隐喻（visual metaphor of learning experience），其中做的经验在人的学习和认知过程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而学习经验的视觉隐喻由于其固有的抽象性处于金字塔的塔尖。

“金字塔理论”专注于从可视化的角度理解和解释知识以及将知识图示化和图表化这一过程的思维和动机，强调了将知识可视化的过程作为人们认知过程中金字塔的形成的过程。而赵国庆老师等主要从认知科学的角度从更广义的角度提出了对知识可视化的理解，不仅强调了知识可视化过程中可视化知识的生成过程，更强调了这些生成的知识与人交互过程中同人们的认知过程的协调和相互作用，体现了人-人交互的认知本质。知识可视化的本质是将内隐知识或隐形知识外显化，将外显知识生动化。而无论是知识的外显或知识的生动表示，均是为了更好的促进人们对知识的认识，这一认知过程不仅不仅包含了我们将抽象的知识可视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将知识可视化，以及可视化为何种形式和内容以便于更好的让人们理解和学习，最终促进知识的传播。

对于知识可视化的构造者而言，需要依据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等相关领域的知识确定对知识的表征，并基于知识的表征去联系计算机图形学考虑如何将知识表征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加以表示，形成能够被更多人接受的知识载体。而对于知识获取者而言，需要对表征知识的载体形式能够有一些了解，并能够在此基础上加工，形成自己的知识并能够创造新的知识。由于不同人的认知水平和认知过程的不同，以及知识可视化传播过程中人们对知识的理解和创新的方向不同，在知识的传播过程中必将更好的发挥知识可视化的优势，不断将知识变的外显化，更容易被人们理解。

3 知识可视化的研究框架

为了更好的促进知识的有效传播和创新，我们应该从如下几个角度考虑知识可视化的实现过程：1) 区分知识类型，从知识管理文献的角度将知识区分为描述知识、程序知识、经验知识、定位知识、个体知识中的一种，并依据知识的具体内容将知识区分为图表表示、图像表示、视频表示、多媒体表示等不同的表示方式；2) 确定知识接受者的水平和目的，并选取合适的可视化知识载体形式。例如针对小学生对各类知识的认识，我们主要考虑以多媒体和图像等容易被儿童认识和接受的手段实现对相关知识的可视化；对于青少年学生，我们除了利用图像和多媒体手段外，我们也可以引入图表分析和分析过程图示透析等方法让学生能够从推理过程等方面更好的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而对于成年人，我们除了要考虑它们的只是水平和知识范围之外，同样要考虑知识的趣味性和易懂性去考虑知识的组织和可视化的实现；3) 结合计算机知识和人工智能知识确定知识可视化的数据结构和形式，并通过机器实现可视化；4)在知识传播过程中反馈信息并不断改进，以更好地被知识接受者理解和创新。知识可视化的内容依据不同的知识受众群体而在传播过程中有很大的差异，需要我们在知识可视化过程中关注知识的过程中更多的考虑其中的人―人交互，更好的促进知识的传播。

4 知识可视化与信息技术发展

知识可视化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同时也为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通过人工智能手段去促进和推动知识特征的提取和知识再现，以及在此基础上利用数据挖掘等多种手段促进知识传播过程中的有效性和高效性的实现，都是信息技术在知识可视化和知识传播过程中的宝贵应用。同时，知识可视化的过程本身也为信息技术这一类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手段，只有充分利用信息可视化的基础，充分利用知识本身的特点和条件，积极推进电化教育等教育技术手段的革新，不断开拓视野，提高知识传播效率，才能更为有效的促进知识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提高知识可视化的利用效率，拓宽知识可视化的利用范围。

5 知识可视化的在教育教学中应用

知识可视化在现在的应用中主要有概念图、知识导图等方式，以便于只是受众能够通过对概念的理解建立自己的认知思路和过程，并通过概念图的分析理解概念的结构层次和关系。下面以概念图在授课中的应用简要分析其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1) 学生预习相关内容并找出相关的概念，根据自己的理解描述概念之间的联系；2) 讲授课程内容，并结合相关内容特别提示课程内容中的相关概念；3) 学生根据上课所讲授内容以及自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构建相关内容的概念图；4) 让学生之间互相交流他们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认识；5)以一个或几个有代表性的学生所画概念图为基础，教师讲解对概念的理解，并鼓励学生表述自己的理解，拓展学生的发散思维；6)不断在复习等阶段应用上述方法去体会和理解课程中的概念，建立对整个课程的理解和认识，把握课程的整体框架。教师在应用概念图引导学生掌握知识框架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分析学生概念图的特点，并结合学生认知特点不断改进方法，引导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课程知识。

6 总结

知识可视化应用视觉表征手段，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创新。其理论基础是人们在知识认知过程中对图形图像的敏感性。我们在知识可视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知识本身的内容以及知识表现形式，同样要考虑知识受众群体的差异而提供有效的知识传播手段和方法，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创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