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技术论文篇(1)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page_break]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传播技术论文篇(2)

【关键字】信息传播城乡一体化网络数字电视

一、引言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力水平或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城市与乡村相互融合形成一体的过程。国际经验表明，当城市化水平处在50%左右时，是推动城乡融合的最佳时期。当前，中国城镇化水平已达44.9%，正是城市文明开始向农村渗透和传播，改善城乡关系的最好时期。在我国现阶段，城乡一体化有着深刻的时代内涵：在坚持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不变的基础上，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政策限制，统一城乡规划建设与管理，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使农村与城市共享现代文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有什么问题与难点呢，有什么方法可以促进这个目标的达成？下文着重分析如何利用新的传播技术促进城乡一体化问题。

二、影响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1、整体规划不完善，无可借鉴的经验

城乡一体化如何做，具体怎么安排，目前并没什么任何可借鉴的观念，对于农民来说，这是绝对新鲜的词，对于大多数官员来说，也是有很多东西还需要去学习、体会，并且不同地区贫富差异也比较大，加上这个目标是新制订的，还未能从上而下很好的展开，所以在整体规划上还显得十分混乱，无法做到按部就班的去执行各类政策。

就拿2006年提出的“千村路路通工程”来说，它可以认为是城乡一体化观念进行铺垫的东西，但实际上，即使是比较发达的广东地区，很多地方至今仍没实现所谓的千村路路通，这倒不是说执行不了，而是缺乏整体的规划，如：整个工程大概要多少预算，较落后与发达地区资源怎么分配，都缺乏有效的规划，因此这样的工程最终只能实现到一半而不了了之。

2、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存在制度盲点

我国农地流转早已存在，具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2003年3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标志着鼓励自愿、合法、有偿流转的新型土地制度正式确立，全国各地不同形式的农地流转大量产生。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更强调土地承包权的长久性，鼓励推进土地流转。但当前，我国农地流转、征用很不规范，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随意变更承包关系、占用农地、改变农地所有权属等，造成大量的土地纠纷，影响农村稳定。

3、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落后

城和乡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本人认为最大的区别应该是基础设施和思想意识，思想意识的提高下文会着重讲解，但基础设施落后问题，是短时间不大可能解决的，因此要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2020年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十分困难，这需要各方的大力支持与协同。

具体体现为：

(1)城镇规模过小，城镇本身的“容量”需要扩大。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建制镇已达到19216座，城镇人口16984万，平均每座城镇只有8千多人，若扣除1689座县级城镇，平均每座非县级城镇只有5千多人，不足5千人的城镇有1万多个；平均每个小城镇的建成区面积只有0．3平方公里。同时，由于遍地开花，乱铺摊子，交通、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简陋，文化、娱乐、卫生等公益事业发展滞后，市场功能残缺等各类问题制约了城镇的进一步发展。

(2)建设投入短缺，城镇发展的“瓶颈”需要突破。

目前，小城镇建设的筹资渠道窄、建设投入少。金融方面，随着基层金融机构的撤并收缩，国家投资重点转向大中城市，小城镇建设的信贷投入微乎其微；引资方面，受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的影响，小城镇的发展环境无法与大中城市竞争，吸引外商进镇投资的规模有限；财政方面，由于县财政实行垂直管理，乡镇政府无力调剂资金用于城镇建设，县级财政由于“僧多粥少”而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由于银行投得少、向上争得少、市场筹得少，小城镇建设只能依靠土地收益和社会投资作支撑，而绝大多数农民刚刚跨越温饱，进镇建房后资金所剩无几。从而，资金短缺是制约城镇发展的最大“瓶颈”。

4、思想观念落后，“城乡”之间存在代沟

4.1、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和组织者，少数领导干部没有充分认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大意义，不能辩证处理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资、企业改革、结构调整等能够产生直接效益的工作上，而对城镇建设、农业劳动力转移等工作重视不够。

4.2、作为实施城乡一体化的主体，一些群众思想僵化、行动消极，突出表现为四种心理：

(1)留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认为“种田是万本利、进城是找苦吃”，既不愿意离土、也不愿意进厂，当然中小城镇难于消化这么大的劳动力资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怕离开土地失去生活依靠，怕进入城镇找不到就业门路，怕转移住宅不适应环境；

(3)是划地为牢，死守田园，欺生排外，不愿对外交流；四是等待观望，苦度穷熬，寄希望于政策搬迁，寄希望于政府扶持。

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人为地在农村与城镇之间划上了界限、制造了“鸿沟”，难以推进城乡通融、协调发展。

三、如何用新传播技术促进城乡一体化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涉及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等问题相信在未来十年内，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是比较容易得到解决的，本文着重论述解决相关制度执行透明化、农民思想意识提高等方面，而这些问题与信息传播有着极大的联系。

在以往最流行的传播方式莫过于纸张，但对于思想意识、文化知识都跟不上的上一代老农民，让他们都去看报纸了解最新的政策情况等，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最新的传播技术——数字电视、互联网等却让广大农民思想意识的提高以及政府政务信息的透明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1、数字电视、有线电视

对于大多数农村地区都不具备有线电视或数字电视的使用条件，很多家庭的电视往往只能接收到一两个基本的省一级的电视台，连县市一级的电视都没法接收到，这样如果政府有什么新消息、新政策之类的，对于大多数农民都事必蒙在鼓里，因此在农村普及有线电视也必须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考虑到城乡一体体化的周期，如果能普及数字电视，则更有意义，与普通的有线电视比，数字电视为用户提供了互动的可能，这对政府与民众的交流都存在比较重要的意义的。

2、网络传播

网络传播，构成了最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共享，它们将原来属于各个社会层面内部的场景推到了前台，从而整合了信息系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美国最新的总统奥巴马实际上就是一个极善于利用互联网的总统，因此农村普及互联网显得犹为重要。

信息技术是最活跃、发展最迅速、影响最广泛的现代教育手段。计算机多媒体和互联网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而且还打破了传统学校的界限，大大地拓展了教育的时空界限。为此，借助信息技术，可以发挥优质教育资源最大的社会效益，从而为实现区域内、区域间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提供广阔平台。这对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起着不要缺少有作用。

农村普及互联网并非真的要家家都装个宽带，让大家都上网去，而关键是放在城乡教育一体化，通过网络化教学，利用网络上的优质的教学资源，解决了农村教学中资源匮乏的问题，这将能有效地推进了城乡一体化，促进教育的和谐发展。

3、广大官员需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意识

不管新传播技术多么的方便，更重要的是提升各地方官员自身的意识，要跟上时代潮流，只有政府与农民之间形成真正有效的沟通才有可能逐步提升农民的思想意识，才能解决部份农民怕进城的问题，并且相关的政策法规才能更有效的得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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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用新传播技术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增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有效沟通，提高农民思想意识的问题，它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等同于部队里的团长和政委，光能打仗是没用的，做好思想工作是同样的重要，作为执行者更需要与时俱进的充分利用好这些新传播技术。

参考文献：

[1]顾益康、邵峰：《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兼论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载《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1期。

传播技术论文篇(3)

内容提要：社会信息化是当代社会的一种大趋势，它正推动着公共行政现代化的进程。信息技术的发展对诸如行政人员、行政决策、行政组织、行政方法、行政公文、政府管理模式等公共行政要素和过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论文关键词：信息技术 公共行政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是最基本和最为普遍的技术手段，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方面都必然会普遍应用着信息技术，公共行政的领域也不例外。当前，我们正处在公共行政信息技术化的起点，预测信息技术在公共行政中带来变革的合理形态，对于我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自觉接纳和应用信息技术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信息技术对行政人员的影响行政人员由于身处现代信息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体能的延伸与增强。借助于信息技术，如电信、机器办文办事、远程会议，打破了时空限制，行政人员可以看到、听到、触觉到以前无法感知的事物，可以完成以前体能无法完成的工作。·开阔视野，提高判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技术的开发可使行政人员及时获得大量信息，有助于他们逻辑地、辩证地和系统地思考问题。互联网提供了获取信息的极大便利，使得行政人员“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为可能。 ·时间和精力的节约。信息技术节约了原来靠人脑和文件处理信息所消耗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跨越时空，降低了信息传输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观念的更新。行政人员要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就必须更新传统观念，树立效率观念、创新观念、服务观念、竞争观念、民主观念、法治观念等现代化观念。·激励行政人员的全面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既对行政人员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又节约了行政人员的精力与时间。前者成为行政人员不断学习与培训的直接动力，后者则提供了可能与机会。信息技术带来的教育方式的更新（如网络学校）更为行政人员学习现代化的管理知识，掌握与运用现代化的行政管理技术和工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信息技术对行政决策的影响行政决策是行政决策者为达到某一特定目标，对若干备选方案进行选择，以确定行动方案的过程。信息技术发展对行政决策的影响是围绕着提高行政决策的有效性和行政决策的效率展开的。·对行政决策目标的影响。信息技术发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环境，为此对公共行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而言，一切应以公共产品的消费者的满意为决策的根本目标，决策过程的行政参与民主公开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随着各地政务公开活动的开展，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也相应提高。 ·削弱以至取消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的严格分界。在马克斯·韦伯所设计的科层制中，组织内部层层授权，下级对上级严格负责，“只有处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掌握足够的信息而作出熟悉情况的决定。”[i]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每个人都能及时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在工作现场就可以作出必要的决策，无须事事先向上司汇报，再执行上司的决策，真正做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如约翰·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一书中所描述的：“由于新科技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多样性和时效性，中央政府的集中决策愈来愈缺乏效率，谁是总统再也无关紧要，因为实际的政治力量，即把事情处理好的能力，已从国会和总统的手中转移到州、市、镇和邻里手里。”[ii]·改善行政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管理决策的基石是由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学说，而信息的不完备是影响人们进行理性判断和决策的直接原因之一。信息技术的发展可逐步实现在适当的时候、把适当的信息提供给适当的管理者，这样就改善了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网络化电子政府的实现，使得公共行政决策者可以在广泛了解决策所需信息的前提下进行决策，避免了靠经验决策和决策信息不完备导致的决策的盲目性现象，从而提高了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支持与强化行政决策过程。行政决策可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

传播技术论文篇(4)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传播技术论文篇(5)

[关键词] 农业技术推广 农业技术传播 作用

[中图分类号] S-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6）11-0222-01

1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现状

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形式不容乐观，依然存在着诸多层面上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机构建设未能达到足够的合理化，其未能准确地对推广进行定位；农业技术推广的机构没有达到足够的专业化，在提供一些农业生产方面的综合服务上存在局限性，同时推广机构中存在的多重职能重叠的情况也将阻碍农业技术推广的有效性和全面性；在实际推广中，甚至还存在重科研轻推广的策略问题；由于农业技术传播达不到密切联系实际生活、满足实际情况，也影响了技术推广的效率；技术推广同理论研究也未能够理想的糅合在一起，目前理论研究的目标和领域都过于单一和狭隘。以上问题都需要尽快解决。

2 农业技术推广的意义

农业技术推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在：提升巩固农业技术推广对农业生产有积极作用，它可以加强在科研单位和农业生产之间的联系，使得科研技术的研究更加合理化，且更具有实用性，使科研成果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不断建立和完善农业技术机构体系使得农业技术充分发挥对农业生产的推动影响，而在农业技术的推广过程中，也可以帮助普及科技影响力，加强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从而为今后更好的农业发展奠定基石；农村的社会服务模式也会在农业技术推广中得到推进和激发，通过先进的技术推导可以更好的克服社会化服务内容层面过多的问题，从而有效的提高农业生产率。

3 农业技术传播对农业技术推广的作用

3.1 传播源对农业技术推广的启发性

根据传播学的研究，传播源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具有强而有力的权威性、亲和力、吸引力并且具有能动性，传播源具有真实性、可靠性。根据以往的农业技术推广经验来看，农业技术推广中传播源也具有以上特点。基于我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现状可以得出农业技术传播过程中，推广工作人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作为农业技术传播的政府执行者，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其自身具备的文化知识、信息沟通能力和社会形象地位都对农业信息传播具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杂交水稻的推广中，国家将推广杂交水稻列入到粮食生产发展的策略中，从各级政府在推广杂交水稻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可以看出政府不仅仅是推广政策的组织者，同时也是推广的传播源的重要成员。政府作为传播源，真实体现了传播源的强而有力的权威性及可靠性的特点，而政府作为传播源也是我国能够成功推动杂交水稻的重要因素。当时推动计划中大量技术推广人员下乡蹲点各大试验田和示范田的带动方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代表了各级政府，且作为推广的传播源通过各种方式拉近传播接受者的距离，从而保证信息的可获得性，这样的方式也具有上述过程中传播源所具有的特点。与此同时，政府的官方网站和平台也在某种程度上扮演者杂交水稻推广的传播渠道，这一系列的政策实施使得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很快的发展和传播。在对一些对农户的调查问卷中可以分析得出，大多数农户的对新技术的获得来源、信息判断及技术培训等一些相关传播过程中，对村干部和政府机构的农业技术人员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和信任性，这一调查结果也直接说明了传播源对于相关农业技术推广过程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3.2 传播信息研究主要结果对技术推广的启发性

传播过程中，通过研究传播信息可以得出传播信息需要具备一下特点：传播的信息需要有一个清晰的结论，并且前后一致的信息可以让接受者更容易理解，而让人愉悦的信息内容同样使接受者易于接受，传播内容中前段和末尾的信息更容易被记住，重复出现的信息可以增加传播需要的效果，然而过于频繁的相同信息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降低传播效果，而信息通过不同五官接受可增加记忆性。通过上述对技术传播信息的研究分析结果，可以对我们如何更合理的设计农业技术推广方法提供理论支持从而提高技术推广的有效性，使农业技术推广的相关理论知识更易被受众接受获得。

3.3 对传播接受者的研究对农业技术推广的启发性

通过农业技术传播明朗传播的接受者，只有了解受众才能够进行有效传播，从而达到农业技术推广的目的。在传播过程中需要分析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和记忆、受众的个人差异，因为受众的自身文化素质、接受态度和对信息的理解能力，甚至是受众的社会背景对他们如何获取和理解信息都有影响，从而影响到信息的传播效果。在农业技术传播的过程中收集受众的信息，有针对性地选择客观的、熟悉的传播源，合理地建设与传播接受者之间良好且积极的关系，制作设计易于受众理解和接受的信息传递内容，从而将制定出可靠有效的推广机构以及推广方式，使得农业技术的推广被受众更轻松愉快的接受，从而加大推广效果。

4 结语

伴随着我国逐渐步入市场经济模式，农业技术推广方面也随之出现了新的态势和问题，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实践去完善。由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应该是基于合理的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我们应当足够的重视并致力于农业技术的传播，并且理解遵循农业技术传播的特点和传播规律，从而及时且有效地制定出合理的农业技术推广策略，并且明白只有坚持以科学研究理论为依托根本，我们才能够在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避免短期行为的错误引导，从而制定科学的技术推广策略，摆脱农业技术推广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我国农业技术水平。

参考文献

[1]马坤明.探究农业传播技术在植保工程中的应用[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26）

传播技术论文篇(6)

【关键词】广播；电视；艺术学；概念；价值；意义；要素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5-0040-1.5

电视艺术均系新艺术品种，所以研究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学科——广播电视艺术学，也自然成为一门尚在构建之中的新兴艺术学科，对这门新学科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不仅对于广播电视艺术学本身的构建，而且对于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思考价值与实践参考价值。为此，本文专门对比发表若干探索性拙见，以期引起关注与讨论。具体而言，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学科构建，可以分解为以下三大层面进行。

一、广播电视艺术学的概念内涵

广播电视艺术学是研究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特点、性质、规律的专门学科，也是一门广播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综合学科。广播艺术是一门新兴艺术，它主要包括广播剧、广播小说、广播诗歌、广播散文、广播小品、广播音乐、广播曲艺（广播相声、广播二人转、广播山东快书、广播鼓词、广播评弹等）、广播话剧、广播歌剧、广播音乐剧、广播戏曲（京剧、评剧、龙江剧等等）、广播综艺节目、广播专题文艺节目、广播文艺谈话类节目等等。电视艺术也是一门新兴艺术，它主要包括电视剧（连续剧、系列剧、单本剧、小品等）、电视综艺节目、电视艺术片、电视专题文艺节目、电视文艺谈话类节目、电视娱乐节目（游戏类、益智类、真人秀、新人秀、达人秀等）、音乐电视（MTV）、电视文艺晚会，以及直接或播映的电视文学、电视音乐、电视舞蹈、电视曲艺、电视杂技、电视魔术、电视皮影、电视木偶剧、电视戏剧、电视电影、艺术体操、冰上舞蹈、时装表演等等。广播电视艺术学，作为专门研究广播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可见其研究的范围很广播，涉及的层面很深，要求的水准很高，是一项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高水准的复杂系统工程。

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价值意义

广播电视艺术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作为一门艺术理论学科，广播电视学以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为研究对象，即以这两大艺术的具体艺术实践为基础，进行总结概括、提炼升华，形成一门系统化，高端化的新兴学科。它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导思想，坚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理念。反转过来，作为一门重要的艺术理论学科，它又对于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创作、表演、制作、欣赏等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与实践参考意义，也就是说，它既来源于艺术实践，反转过来又指导艺术实践。

三、广播电视艺术学的构成要素

广播电视艺术学作为一门系统化的新兴学科，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广播电视艺术的性质、广播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广播电视艺术的发展规律等等，其中尤以广播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为重点与核心。具体而言，广播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技术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广播电视艺术是技术性与艺术性有机统一、完美结合的艺术。众所周知，广播电视艺术的科技含量很高，其技术性特征十分鲜明。广播艺术通过把声音转换成电信号，再通过发射装置发送出去，供听众通过收音装置把电信号还原成声音收听。其科技原理是通过无线恨波或导线传送、收听声频。通过无线电波传送的，叫无线义广播；通过导线传送的，称作有线广播。不论有线广播还是无线广播，其技术性都很强。而电视艺术则是“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也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电视是同时传送声频与视频的电子技术，在发送前端，先由摄像机把图像发出的光信息——图像上各个画面上的亮暗、色彩不同的光点、逐点、逐行、逐帧转换成相应的视频电信号，与此同时，微音器也将与图像相关的声音（语言或音乐等）转换成相应的音频电信号。这些信号载荷在高频载波上，经放大后由天线辐射出去。电视接收机再将收到的电信号依次逐点、逐行、逐帧与发送端同步地还原为亮暗不同、色彩不同的光点，在显像管的荧光屏上再现出来，同时由扬声器产生原来的声音。20世纪90年代初，又出现了利用全数字压缩技术的高清晰度电视技术，称为“数码电视”，并通过卫星传送与接收，简称“卫视”，其技术性更强、更先进。另一方面，广播电视艺术又是一门综合艺术，它完全符合艺术的本质，具有艺术的基本特征，即“人类以情感和想像为特性的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即通过审美创造活动再现现实和表现情感理想，在想像中实现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互相对象化。具体说，它是人们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反映，也是艺术家知觉、情感、理想、意念综合心理活动的有机产物。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艺术主要是满足人们多方面的审美需要，从而在社会生活尤其是人类精神领域内起头潜移默化的作用。”由此可见，广播电视学因为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所具有的技术性与艺术性统一的艺术基因，因此也自然以技术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作为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

（二）传播性与欣赏性的统一

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都是大众传媒艺术，传播性是二者共有的特点。特别是电视艺术，比广播艺术更具有传播广泛、快捷、完整的特点。由于电视的崛起与普及，使得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鲁汉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认为电视与卫星技术的产生，使地球“愈来愈小”，人类已跨越时空的限制，信息可以在瞬间传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则进一步指出：“从语言到文字，几万年；从文字到印刷，几千年，从印刷到电视和广播，400年；从第一次实验电视到从月球播回实况电视，50年。”特别是电视与电子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的结合，构成了电子信息网———信息高速公路，更成为当今世界传媒的最大亮点。与此同时，广播电视艺术又具有欣赏性特征，所有的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都是供人们欣赏的。正因为如此，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学科构建，才必须注意群众欣赏的主体地位的研究，注意与欣赏者的互动理论的研究。

（三）文化性与娱乐性的统一

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都具有文化的本质属性，它们都代表着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显著成就。与此同时，作为艺术，它们又都具有娱乐性特点，即“寓教于乐”，传播文化要通过文化娱乐，文化娱乐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文化的传播。因此，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学科构建，也要注重这种文化性与娱乐性统一的理论研究。

（四）广播电视的传受观

从人际传播的现场，到超时空的大众传播，广播电视的艺术传播起码包含了两种同时进行的传播样式：从现场的人际传播到各种类型的大众传播。也就是说，广播电视艺术节目的传播，由于广播电视媒介的介入，经历了两重的传播，从而具有一种双重品格。主持人、演员、嘉宾及现场观众之间有一次传播，现场作为一个表演的共同体又与广播电视节目收视（听）的受众又有着二次传播，作为一个整体的传者向收音机、电视机前收看（听）节目的受众进行更大范围的传播交流。因为广播电视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体，其受众对象可能遍及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当然，由于广播电视作为电子传媒所体现的技术的阻隔，不再集中起来的广播电视的受众，虽然不一定有直接的交流反馈，但是，现场的氛围仍然能够传达给场外的受众，非现场的各类广播电视艺术节目则是通过再现或还原现场而将传播场无限扩张。从而，实际上，广播电视已经把收视（听）的受众和参与节目的各个元素都整合在一个巨大的场之中。由此，对于广播电视来说，传播即艺术。广播电视艺术传播场的信息结构不仅是对生活原生态的记录，不仅广播电视叙事的氛围、环境，包括人的行为、心态及心理变化以及极富人文信息和戏剧化的细节，都在这个传播场中呈现出来，而且，完整的连贯的场信息记录，还可以揭示出真实人生的本真，深入到人性的深层次。这符合人们欣赏心理与广播电视艺术发展的规律，即通过传）受关系的设置，既展现了生活自身的逻辑和美感，又体现了对于受众的思考和判断的权利的尊重；同时，在这样一个传）受关系的结构中，广播电视艺术传播进而还通过一种受众深层的参与和体验感的获得，达到人本化的传播效果，甚至还能够有效调节广播电视艺术传播的文化生态。

【参考文献】

[1]彭吉象著.艺术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传播技术论文篇(7)

武术的生命力在某种意义上即是武术的传播力。本研究将在梳理武术传播研究历程的基础上，重点述评2008—2011年的武术传播研究进展，对其作出整体分析与展望，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1 武术传播研究历程概述

尽管武术传播伴随武术的发生与发展自古已然，但学界真正开始对武术传播进行系统研究却是近些年的事情。2000年，邱丕相等首次提出“武术传播学”可作为武术学科的分支。2006年《武术传播引论》的出版，开辟并确立了武术研究的新领域。此后，“武术传播”成为国家重点培养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学6个研究分支之一，上海体育学院也分别于2006年和2013年开始招收该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该方向也获武术首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07年首届申江国际武术论坛以“武术的国际化传播：中国武术与和谐世界”为主题，加快了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进程。2008年《中国武术传播论》的出版进一步提高了“武术传播”研究的影响力。2010年，以“武术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为主题的“第10届上海国际武术博览会学术报告会暨第2届申江国际武术论坛”在上海召开，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共同完成了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中国武术研究·国际传播卷》，对于推动武术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武术传播研究进展与述评

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术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途径及武术国际传播等方面，以下笔者将从这4个方面分别述评。

2.1 武术传播者研究

凡是直接传播武术或是对传播武术具有指导和管理作用的个人和组织都是武术传播者[1]。武术传播者是武术传播过程中的第一环节，在整个武术传播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按照传播者是否从属于组织，可将其划分为个人传播者和组织传播者。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术馆校、武术社团、镖局等组织传播者方面，对个人传播者和中央国术馆、精武体育会、武术协会等组织传播者的研究较少。

对于武术馆校和武术社团的研究主要体现了3大特征：一是出现了一批博、硕士学位论文，如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民办武术学校可持续发展研究》和硕士学位论文《我国优秀武术馆校发展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武术馆校师生对中国武术认知程度的调查研究》《从现代社团发展的趋势探讨武术社团的改革与发展》等。二是研究的地域性较强，主要集中在山东、安徽、北京等地。如硕士学位论文《山东省武术馆校生源现状调查与研究》《安徽省高校武术社团发展现状及其前景研究》《安徽省民办武术馆校的发展现状研究》《北京市民间武术社团组织的现状调查及发展对策研究》，以及期刊论文《山东省武术馆校现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三是研究大多从现状和对策的角度出发，如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市高校学生武术社团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福建省普通高校学生武术社团的发展现状及其和谐管理对策的研究》，以及期刊论文《山西民间武术社团现状分析》《我国民办武术馆校办学现状的调查与分析》等。进一步研究应注意以下4方面：一是扩大研究地域的覆盖面，加强对于上海、河北、河南、广东等更多省份武术馆校和武术社团的研究；二是进一步细化研究地域，加强对于沧州、佛山、温县、郓城等武术之乡的武术馆校与武术社团的研究；三是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宏观规律与对策，指导更广范围武术馆校和社团的发展；四是研究视角不应仅限于现状与对策，而要多角度展开，如已有研究中的“清末民初中国武术社团文化研究”[2]便是较好的例子，其从清末民初武术社团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出发，以组织文化理论为依托，揭示清末民初这一特殊时期武术社团文化的本质内涵，可为当前武术社团的发展及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对于镖局的研究，主要是对华北“同兴公”镖局的产生[3]、发展、壮大[4]、衰亡[5]的历史归因及历史评价[6]的系列研究。镖局出现在明末，兴盛于清朝，历史寿命长达500余年。镖局的一系列活动，比如“亮镖”“走镖”、镖局内镖师之间的切磋交流等，对武术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有效“推动了民间武术的传承，促进了武术的交流和创新，弘扬了中华武术的武德”[7]。研究镖局，不仅有助于我们明晰武术传播史，对当代武术的传播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今后研究应注意从镖局形成的根源、发展的动力、衰亡的缘由，以及运作机制和对武术传承与传播的影响等方面入手，探寻其对当代武术发展的借鉴意义。

关于组织传播者，未来还应重点研究中央国术馆、精武体育会、武术协会、国际武术联合会等历史发展、社会价值、运作机制、管理模式等内容，当前这方面的研究极少，加强这方面研究对当前及未来武术的国内外传播均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个人传播者的已有文献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李小龙对中国武术的贡献与启示方面，如硕士学位论文《李小龙对武术发展的贡献与启示》。进一步研究应在关注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代表性武术影星的同时，注重对杨澄甫、孙禄堂等代表性武术宗师的多方面研究，并从中提炼武术影星和武术宗师们推动武术传承与传播的有益经验与策略，为打造当代武术传承与传播的代言人，更好地发挥武术明星与名家的作用服务。

2.2 武术传播内容研究

武术传播内容是武术传播的主体部分，可分为武术技术传播和武术文化传播2个大的方面。当前对武术传播内容研究较多的是武术教育及武术影视领域。关于武术教育，康戈武等研究指出当前武术教学内容以套路为主，武术的防身功能被淡化[8]。王增平通过调查指出山东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武术课程教学内容陈旧，主要以技术为主，理论教学内容不足[9]。陶志超对上海市10所普通高校的武术教师和学生进行调查，指出：上海普通高校武术选项课主要强调技术教学，忽视理论课教学；教师忽略对套路动作中招式攻防含义的解析，在教学过程中未贯彻终身体育思想；以技能为主的单一教学评价模式过于片面[10]。可见，当前武术教育领域的武术传播内容偏重武术技术，尤其是武术套路，对武术文化的关注度不够；但正如学者所言，武术传播的核心是文化传承，脱离文化传承的 武术传播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1]。未来武术教育的传播内容应以文化为核心，树立“文化第一是中国武术传播的终极目的”[12]的教育理念。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武术教育的瓶颈问题是教学内容，它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武术教育的研究重点，而且在当前定性研究占主导的情况下，相关量化研究将是武术学者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式。

在武术影视领域，学者们普遍认为其传播内容过于偏重技术，从而造成了对文化的忽视。以武林大会为例，其触发了武术传播质的飞跃，使武术尤其是传统武术的部分拳种进入了主流电视媒体，但是，武林大会对于武术文化的传播却并不理想。有学者通过分析“武林大会”认为：不同传播者有不同的把关角度，但均应以传播民族传统文化为中心；电视传播的武术内容应反映武术全貌，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精髓，“文”“武”交汇融合[13]。事实上，武术电视中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存在“二律悖论”，在传播过程中要讲求武术的“品格”和节目的“品格”[14]；但是，针对二律悖论，如何在高雅与通俗之间把握好“度”，凸显出武术的“品格”和节目的“品格”，并赢得良好收视率，从而实现武术传播与影视发展的共赢，是当前及未来武术影视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武术传播内容是武术传播始终需要关注的核心，其贯穿于每一条传播途径，内容的选择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武术传播的质量；因此，今后的武术传播内容研究有必要细化到每一条传播途径，在以文化传承传播为核心目的的前提下，依据不同传播途径的特性确定具体传播内容，并在此“个性”的基础上，提炼“共性”，以服务于宏观工作实践。

2.3 武术传播途径研究

武术传播途径是武术传播者传播武术内容给受众的渠道、路径。具体而言，现在较为常用的渠道有网络、影视、教育、赛事、杂志、舞台等。当前研究较多的是网络、影视、教育与赛事。关于武术网络传播，研究认为它可以“加快武术产业的发展，促进武术的全面推广与普及，弘扬武术文化，促进武术与国际接轨、为武术的国际化发展提供契机，但网络传播对武术的发展同样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如武术暴力、色情，网络武侠游戏成瘾，网络传播中的武术知识产权问题等”[15]；而且，从总体来看，当前的武术网站建设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武术资料重复多、实质性资料少，武术视频缺乏质和量”[16]，“内容贫乏、缺少特色，更新迟缓、信息陈旧，外文版本有待加强，高校网站亟待发展”[17]等，建议“提高对网站传播的认识，加强武术网站建设增加投入，给予政策倾向支持”[18]，“建造富有个性化、高质量的武术网站，逐步提高武术网站的知名度，诚信传播武术信息、提高网络安全系数，建立和完善武术网站自律机制，加快武术网络人才的培养”[19]。可见，武术网络传播研究大都是从网络整体的角度进行的，对单个武术网站和单一传播形式（如论坛、贴吧、博客、空间等）的具体分析极少，在时效性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下一步研究需要注意的地方。

影视作为现阶段武术传播的重要媒介，几十年来不断掀起习练武术的热潮，实现了与武术发展的共赢，但是，武术影视对武术运动的影响也具有两面性。有学者认为：武术影视孕育了武术运动的一种新型表现形式——影视武术，促进了武术运动的传播与发展，吸引了更多的武术爱好者，并有效扩大了武术人口，促进了武术运动的产业化发展；可是武术影视中电脑数码特技的过度应用，使武术变得更加神秘化、虚幻化，对武术及武术文化造成了一定的误读，部分武术影视所宣扬的“影像暴力”对观众，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建议进一步加强武术影视对武术运动宣传、推广的力度，充分发挥武术影视的优势，促进武术的传播与发展；加强影视武术及其文化的研究，大力培养影视、武术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利用武术影视产生的经济需求和产业链效应，进一步促进武术运动的产业化发展；控制好拍摄、制作过程中数码特技的应用程度，并处理好其中“影像暴力”的消极影响；加强武术影视作品的教育功能[20]。总之，武术传播者要自觉守护武术文化的精神底线，引导人们对武术的文化价值与教育价值进行正确认知，培育人们正确的武术观，使武术在引起媒体和社会关注的同时，防止武术节目的娱乐化倾向，为武术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21]。如何实现以上对策，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武术教育传播途径的研究，重点是武术传播内容，此外，武术教育的方法手段、功能价值、考评标准、师资队伍等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中尤以方法手段的研究较多。比如，有学者指出“自主学练法”在武术教学过程中能够带来较好的教学效果[22]。有学者认为多媒体技术以其自身所拥有的直观性、高效性、生动性、趣味性和对信息容纳的兼容性以及全面性特征，为教学提供直观、形象、高效的辅助手段，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教学的重点、难点，并且能够提高教师的教学技巧，更好地拓展武术教学的空间和范围[23]。其实，各种方法手段只要用得其地、用得其时，均有可能发挥较好效果；因此，关于各种教学方法手段的研究若能结合具体的教学环境进行，也许更有实践价值。

关于武术赛事的研究，需要进行个案分析与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策略。当前研究主要对“功夫王”赛事、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世界传统武术节进行了个案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策略。后续研究应继续对一些有代表性的武术赛事加强针对性分析，与国外发展较好的同类赛事项目作比较，提炼赛事发展规律与经验，不断从传播内容、传播模式、赛制规则、推广宣传等更多方面加强研究，为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武术赛事的发展提供指导，为打造品牌赛事服务。此外，武术杂志传播研究和武术舞台传播研究较少涉及，但它们在武术传播过程中却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将来同样需要加强研究。

2.4 武术国际传播研究

武术国际传播是近些年学界的研究热点。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和上海体育学院在2010年以“武 术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为主题举办的“第10届上海国际武术博览会学术报告会暨第2届申江国际武术论坛”，尤其显现出了武术国际传播研究之热。虞定海等对会议论文作了综述，认为：针对当前武术国际传播中出现的问题，应大力发展奥运会之外的其他武术赛事，扩大武术在世界的影响力；平衡竞技武术套路在世界各国的发展态势，为武术进入奥运会作好准备；应努力实现武术跨国现代远程教育，提升武术对外教学质量；应大胆突破武术国际传播现状，以武术文化的传播为核心；加大武术人才的培养力度，致力于武术的长远发展[24]。由会议中的一些主要论文和易功夫网对一些武术专家的专访集结成的《中国武术研究·国际传播卷》开辟了武术乃至体育领域刊物出版的新形式，集中反映了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进展，对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在此次会议之外，关于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同样颇丰。学者们认为，近年来，武术国际传播虽然成效显著，但仍面临许多问题，如：武术的竞赛内容、规则不够全面、科学；传播过程中对传播内容的阐释不足，宣传上的误导致使理解上的偏差[25]；传播者数量少、观念陈旧；武术技术内容过于庞杂[26]；普及程度不均衡；推广路径单一、速度缓慢；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的发展不协调，前者不能完整呈现中国武术的内涵；武术发展中缺乏统一的规范与标准；武术理论体系不完善；武术发展受到文化差异的障碍，存在自我中心主义[27]；武术传承固守不变的理论支撑和思想[28]；武术术语翻译不规范，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空白问题[29]等。鉴于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策：从文化的角度，有学者指出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应该融合国外经典的文化元素，而且其传播圆心不一定要完全在国内，而应该是多元的，海外的传播之源可能会成为推动中国武术未来发展的核心动力[30]；从路径的角度，虞定海等认为武术进入孔子学院是重要的武术国际传播路径，并提出融合性段位制、依托型培训、松散型普及等3种推广模式[31]；从效果评价的角度，黄强等倡导积极构建武术国际传播的绩效评估框架体系[32]，并作出了初步研究；从翻译的角度，杜亚芳提出零翻译的策略，认为零翻译理论对于武术术语翻译，尤其是其中的文化空缺词翻译有着指导意义[33]。

总体来看，学界对于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较多，且较为深入，为当前的武术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参考；但是在很多领域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如武术术语的翻译问题、武术在孔子学院的传播问题、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安全问题、武术国际传播的绩效评估体系构建、武术教育的本土化问题等。

3 武术传播研究的整体述评与展望

2008—2011年的武术传播研究进展较大，许多成果填补了前期研究的空白，也深化了武术研究的深度，拓展了武术研究的广度，开阔了武术发展的维度，助推了武术国内外传播的进程。其中，“第10届上海国际武术博览会学术报告会暨第2届申江国际武术论坛”的召开及其论文集以及《中国武术传播论》的出版是本阶段武术传播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但是，从以上的述评中也可看到，武术传播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近几年的研究广度与深度不够，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术国际传播、武术网络传播等方面。但即使在武术网络传播这样研究相对集中的领域，也仍有研究未涉及或涉及较浅的方面，而对于武术传播过程的阐释、武术传播对象、武术传播效果、武术传播环境等领域的专门研究成果同样不够丰硕，对武术传播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涉及较少。

鉴于此，总体而言，今后武术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为：1）加强武术传播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基本概念、传播模式等基础内容；2）拓展关注广度，加大研究深度，如对武术传播途径全面而深入研究，对单一拳种流派传播规律、策略的研究，对不同拳种流派之间、武术与国外武技之间的比较研究，对武术传播对象、传播效果、传播环境、传播过程的阐释的研究等；3）借鉴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创新武术传播研究的方法理论；4）树立大武术观，注重标准化研究，为武术传播提供持久动力；5）积极转化研究成果，指导武术传播的具体实践。

参考文献：

[1]郭玉成.中国武术传播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89.

[2]林小美，厉月姣.清末民初中国武术社团文化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10，46（2）：134-139.

[3]吉灿忠，邱丕相.华北“同兴公”镖局产生的历史归因[J].中州体育：少林与太极，2009（6）：5-8.

[4]吉灿忠，邱丕相.“同兴公”镖局发展、壮大的历史归因[J].中州体育：少林与太极，2009（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