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发展论文篇(1)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一、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二、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三、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注释：

传播学发展论文篇(2)

管制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对一些基本概念及其理解还都存在一定的分歧，其中，对作为学科名称的管制、规制与监管的分歧就是典型一例。英文Regula-tion在学术界通常被译成“管制”或者“规制”。例如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Regulation就被译为“管制”；也有一些学者更多地使用“规制”；而在实际部门，习惯使用“监管”，如金融监管、电力监管、公用事业监管等等。在经济发达国家，许多学者对管制或规制也有不同的定义。例如，维斯卡西（Viscusi)等学者认为，管制是政府以强制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丹尼尔·F·史普博（DanielF.Spulber)则认为，管制是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日本学者植草益对规制所下的定义是：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则认为，管制是政府以命令的方法改变或控制企业的经营活动而颁布的规章或法律，以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或生产决策。中国学者对管制的定义与上述定义大同小异，有的学者习惯使用“管制”，而有的学者使用“规制”。使用“管制”还是“规制”往往取决于学者们的不同偏好与理解，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 综合中外学者对管制概念的讨论，尽管人们对管制所下定义不同，但不难归纳出管制至少具有这样几个构成要素：1,管制的主体（管制者）是政府行政机关（简称政府），通过立法或其他形式，管制者被授予管制权；2,管制的客体（被管制者）是各种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3,管制的主要依据和手段是各种法规（或制度），明确规定限制被管制者的什么决策，如何限制，以及被管制者违反法规将受到的制裁等等。根据这三个基本要素，可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 管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比较广泛，但可以归纳为经济性管制、社会性管制和反垄断管制这三大领域。经济性管制的领域主要包括那些存在自然垄断和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产业领域。与经济性管制相比较，社会性管制是一种较新的政府管制，它不以特定产业为研究对象，而是围绕如何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实行跨产业、全方位的管制。反垄断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领域，其主要研究对象是竞争性领域中具有市场垄断的垄断企业及其行为，特别是由市场集中形成的经济性垄断行为。 管制经济学是以经济学原理研究政府管制科学性的一门应用性学科，它是应实践的需要而产生与发展的，其理论研究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为政府制定与实施管制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材料，其研究带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显示出应用性学科的性质。同时，管制经济学涉及经济、政治、法律、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这又决定了管制经济学是一门边缘性学科。 中国对管制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最早介绍到中国的管制经济著作是施蒂格勒著的《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潘振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在这部论文集中，其中有4篇是关于政府管制方面的论文。随后，出版了日本学者植草益著的《微观管制经济学》（朱绍文、胡欣欣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这是介绍到中国的第一本专门讨论管制经济的专著，有很大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管制经济学论著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出版了许多论著。这为管制经济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就总体上而言，中国对管制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许多方面需要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深入研究。 严格地说，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不存在现代管制经济学所讲的管制问题。我们不能把计划理解为管制，计划经济体制理解为传统管制体制。因为市场是对计划的替代，而管制是对市场失灵的校正和补充。管制是由法律授权的，管制主体依据一定的法规对被

传播学发展论文篇(3)

关键词　传播学　学科建构　取向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传播学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吸引了国人及诸多学者各方位、多层次的不同兴趣和探讨。然而，我国的传播研究先是引进、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后又多限于新闻传播的研究与媒介的运用。虽然传播学界从一开始就倡导要建立我国的传播学体系，对于传播学的学科建设、范式革命、学派划分、理论解析等问题的研究也是百家争鸣，但适合我国国情的传播学科一直未能完整建立起来，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传播学在其他领域内的研究与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因此，亟须对传播学学科建构有更加明晰深刻的把握，为进一步建立我国传播学的完整体系和今后的发展取向做出积极而有效的准备。

我们认为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和取向研究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强调要对“学科”本身进行概念厘清和深入研究，因为只有考察传播学是否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机制和条件，使其获得学术上的正当地位才能对其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其次应参照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和取向，从而对传播学学科提供可鉴模式，使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更具系统性、创新应变性及反思性。最后在学科内容和体制有所界定的基础上，联系社会实践的内容和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不断地完善学科本身，在实践的语境中生发出多元的研究视角，获得学术领域和公众的一致认同，使传播学学科完成向“承担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实用性学科”的转向。

一、传播学学科建构探究

学科一词源于拉丁文的Disciplina，其标准解释之一是指所有知识或学问。也可指掌握某一门学科所必需的自我克制和按部就班的品质，或培养这些品质的培训和教育过程。实际上，学科并不是建立在永恒不变的知识范畴上的，而是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中不断产生、发展、转型和消亡的。根据美国学者Robert T，Craig的观点，有关学科的建构和合法化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在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背景中找到。知识方面包括古代经典和现代作品、理论、问题、分析模式等等；体制方而包括大学、系部、专业机构、资助单位、出版商、图书馆、数据库及相关的分类表；社会文化方面包括普通概念及或多或少受到文化信仰及整个社会层面习俗影响的行为。因此，学科的声音来源于其实力――其学科权威――来源于跟整个社会对话的共鸣(与诸多文化习俗和信仰相关)，也来源于其知识的独特性、发展速度及其在现有体制中的牢固地位。总之学科体现了体制、知识和文化资源的复杂整合；也调节这三者以各种方式争夺名份的紧张气氛。

我们从学科建构的这三个方面来考察传播学。首先在知识层面上，作为五花八门的资源整合体的传播学，它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学科问的对话。应该说，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础或者说中心。如心理学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调整，社会学与合法的社会秩序相关，分析哲学建立在科学方法上，经济学需要市场理性等等。那么，现代以来建构的学科――传播学。试图在没有中心的世界中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对基本身份、社会秩序、知识和政策的认识协商，使得整个世界更加愉快地运转。显然，人类问题涉及到理解和合作的困难，不同角度之间的协调，这便是传播问题。传播的问题是多元社会的问题，汇聚了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从不同层面探讨，特别是在进入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社会以后，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也被纳入到这一领域之中，也由此成为了众说纷纭的传播学源头。与此同时，传播学者们把传播学视角跟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了，将传播学与这些学科的对话最终被内化成传播研究中的社会学视角、心理学视角、语言学，符号学视角及其他视角，而不是简单的移花接木或抄袭已有学科的知识。由此我们就可以说传播学科能整合知识的传统来研究人类的关键――传播问题，这就足以说明传播学科有一个清楚的关注点，在知识的层面上具备了一门独立学科的资源。

一门学问是否能成为一门学科，取决于前沿机构对该学科在体制上的认同，这其中也包括国际研究群体的出现，是否具有专业协会和杂志等等。然而在中国，传播学的体制建设从一开始就屡受挫折，直到1997年国家教委将新闻传播学确定为一级学科，但这并未给中国的传播学带来多少显赫学术地位。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近年来“一级发展论”的呼声不断高涨，即传播学包含新闻学成为一级学科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应该说，国家教委已明确新闻传播学为一级学科，而传播学国际化交流趋势的渐涨，专业化的学术期刊的出现，使传播学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体制基础。只是这一体制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还受限于与新闻领域的厘清，也包括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与趋势的约束。

虽然体制、知识对学科形成必不可少，然而支撑学科及组成学科的主要研究背景和对象的首要因素是社会文化实践内容。如果文化因素解体了，再成熟的学科也将不复存在。正如科学所体现的探索精神、不惧传统与权威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勇气，如果在一个无法培养此种价值观和信念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它是难于生存的。要解释传播学学科的来源，主要应从“传播是文化实践的一种”来考量，正是因为在对文化实践进行重构，传播学才能更具有知识的生命力和体制的延续性。传播学从我们熟悉的社会传播问题中产生，一种普遍的文化观点认为人际的、组织的及社会的问题都是由于失败的传播造成的，并且可以通过成功的传播来得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播学的形成过程就像一堆铁屑吸附在一块磁性极强的社会文化磁铁周围。正如陈卫星提到：“传播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关系之中的世界，探讨人们的观念、想象、欲望、情感之间的关系，而这不能脱离改造这些现实维度的形式和组织。”。因此，传播的观念和具体的文化情景息息相关，因此也就成为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学科。实用性学科不断引起关注是因为它在谈到一些实践问题时被公认为是有效的，譬如尽管传播学是从西方引入的。但我们显然可以从中国古文化的诸多资料中找到传播的源头，而现实的中国也面临着跨文化交流等诸多问题。

判定学科存在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三种因素密不

可分。我们要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必须基于以上三者的存在发展。由此，二十一世纪传播学的最高发展目标，就是完成“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传播学转向。中国传播学要积极纳入新的视角，补充新的知识但要避免泛化、边缘化的研究倾向；要在体制上更加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机构设置、协会组织、专业刊物上要与“新闻”分家，强调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独立性；要着力解决中国现阶段文化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使得学科中的一些成熟思想和价值观进入到实践领域，不仅吸引着学者们和体制资源，更激发公众不断增长的兴趣和认同。今天，传播学作为解决“人类交流问题”已经获得一种普遍性，正是由于这种普遍性，传播学的领域迅速渗透到文学、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以致出现了文学传播学、历史传播学、艺术传播学、宗教传播学甚至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的符号传播学或文化传播学。这就要求我们急需对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进行考察。

二、传播学研究取向考察

传播学研究取向与学科定位息息相关，亦是建立在传播学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基础之上。正是因为现阶段传播学学科定位缺失，造成了传播学研究取向出现了三大问题。首先是缺乏整合的、系统的普遍理论支持，如施拉姆所言，“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科”。以致他后来又感叹说：“传播研究这一领域与其说是一门有名有实的学科，还不如说是各路学者来去匆匆的一个集会场所”。实际上，系统科学、心理学理论或是符号学理论也好，经验主义或是批判主义范式也好，都应当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构建传播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其次是缺乏学科的创新和应变能力，急需实用性的理论指导。尽管时代的传播形态早已超出了半个世纪前的状态，然而传播学先驱们所创建的理论框架依然束缚着我们的思维，传播学要获得新生，就必须适应社会形态的转变，并在实践中不断的解决新问题。再次是缺乏高屋建瓴的反思，即在哲学层面上对传播的本质和根源进行考究，如符号学、语言学、思维学等对深化传播理论、理解“元传播”都有很大的帮助。

为了更好的理解并解决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这三大问题，我们不妨对比下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17世纪以来，科学在西欧的迅猛发展，这是科学家和普通百姓之间产生共鸣、新兴科学与当时大文化背景互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世界观逐渐演变成“常识”。要把传播的观念带人整个社会当中，我们应当通过把握传播的层次来认清传播学今后的发展取向。如下表。

表中表明，自然科学中处于理论和研究的第一层次是自然现象本身。与之相应，处于传播理论和研究的第一层次是在实践当中的人类和社会问题。在第二层次中，科学家从事常规科学的研究并解决与一般理论相关的问题。与之相应，在传播理论和研究的第二层次，理论家们从某种传播风格实践中发现指导行为和批评的具体风格理论。自然科学的第三层次是对常规科学进行哲学与历史的研究，以求发现它的发展演变、理论构成和价值内涵。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和传播的理论研究的重要分野在于：传播研究的第三层次只类似于科学研究的第二层次，也就是说，在第三层次研究传播风格的学者对应与在常规科学第二层次的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第三层次中，从事研究的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而这在传播理论和研究中，要等到第四层次才能发生。

’我们将传播研究与科学研究进行对比，目的在于使我们更为直观地看出传播研究在层次上的特殊性。传播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研究可以被认为分别是实用传播理论和普遍传播理论研究。传播学是在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学科建构与实践背景紧密联系，这使得它产生出实用传播理论并指导公众和社会组织。实用传播理论包括了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可操作法则――从原始的个体传播发展到人群之中的传播，又发展到以媒介为中介的人与机器的传播。实用传播理论随着时代情境和文化实践而不断变化，大体可以涵盖在公众传播、关系传播、信息传播等领域之内而可以看作是实践研究，譬如采访学、编辑学、节目制作方法、谈判学、公共关系等等。普遍传播理论体现出在实践基础上对传播研究的综合视角，如新闻学、修辞学、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等等。有学者认为这其中亦包括一个由五个部分组成的传播理论模型，结构――功能理论、认知和行为理论、相互作用理论、阐释理论和批评理论。这五个部分正是集合了其它学科的既有传统如系统科学、心理学等等，将它们的研究视角纳入到传播的知识之内并组成一定的传播理论模型，这在学科建构上为传播学提供了稳定而丰富的知识资源，从而也将较为零散的实用理论整合化、系统化，而第四个层次就是哲学层面的研究，如语言学、符号学等它们都是传播的基础，能够揭示传播的本质。

我们认为，将传播学进行层次划分为实用传播、普遍传播和哲学研究三个层面有利于解决传播研究的无系统性、缺乏创新和反思的问题。实用传播层面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教训，激发公众及组织的兴趣与热情，在人类现实交流层面上指导并解决由于新的社会形态带来的新问题，并把传播学的学科内容在整个社会层面上进行拓展；普遍传播层面上汲取其他学科的养分。在为传播学不断输送资源形成独特视角，进而整合成为一个适用的学科理论核心，获得学术界和公众的认同和共鸣；最后，在哲学层面上夯实学科的基础，并进行不断地反思，解决传播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解决在微观层面上传播本质的问题。

三、结语

传播学发展论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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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本文根据学科发展规律的基本要求和认知传播学的基本特点，在分析认知传播学形成的学理背景、经济社会背景和传媒背景的基础上，指出了当前创建认知传播学的必然性，明确提出了认知传播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服务对象以及认知传播学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动力。同时，从理论的角度解读了认知文化的科学内涵、影响力以及认知传播学研究对象确立的客观性。 关键词：认知传播;认知文化;认知理论;小众传播;受众细分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4-0004-04

现在，认知传播已成为世界传播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应该怎样研究认知传播学呢？根据学科发展规律的基本要求和认知传播学的基本特点，要研究认知传播学，应该明确以下三个基础性问题：其一，要明确何为“认知”以及认知传播的“认知”包括的主要内容;其二，要明确研究认知传播学的目的以及推进认知传播学显现与发展应该深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三，要明确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在这三个基础性问题中间，科学的确定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推进认知传播学显现和发展的关键性理论问题。

一、认知传播学形成的背景

（一）认知传播学形成的学理背景

笔者在“‘认知传播’研究的切入点分析”（《今传媒》，2014年第08期）一文中曾对“认知传播”研究的切入点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就学理背景来说，应重点弄清楚传播类学科体系中传统学科的基本状况，弄清楚它们给将要建立的认知传播学创造了多大的空间，弄清楚认知传播学在这个空间内的活动领域在哪里，应该怎样去占领属于自己的“领地”等。

现在，新闻学创立时的背景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设置的那些同其背景相适应的传媒实体结构以及传媒功能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使许多传统新闻理论很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特别是新闻传播的过量的信息粗加工状态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高度知识化发展的要求。

传播学原本是舶来品，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未形成。那么，原本舶来品的传播学是什么样子呢？在学科形成的背景上，它原本是20世纪30～40年代起源于战争宣传、起源于商业活动、起源于总统选举的名人言论“汇集”;在学科定义上，施拉姆本人是传播学泰斗，但是在论述传播学对象时，硬把他的“传播学”紧紧地套在了社会学的马车上，人为地把一门伟大的学科搅乱了;在学科性质的定位上，它是一门借助于传播学而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社会学的子学科;在学科的理论依据上，它是以西方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门形式上的传播学，实质上的社会学;在学科的功能上，它是一门交叉性、边缘性、多学科性的具有基本社会功能的“社会传播学”。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人说：“传播学是个筐，什么都可以装”。

（二）认知传播学形成的经济社会背景

任何一种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的创立、完善和发展，除了重视对它的学理背景研究外，还必须重视对它形成的宏观经济背景、宏观社会背景的研究。加强学理背景研究是解决新创学科在其学科群中的地位问题，加强经济社会背景研究是解决新创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必然性问题。

对于认知传播学显现和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其主要表现是：1.推进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2.世界多极化的趋势逐渐显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3.国际政治形势在总体上逐渐由战争走向和平，世界各国经济都能够按照本国的实际快速发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它一方面为世界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为认知传播学的显现和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

第二，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来看，现在人类社会已经是一个信息经济社会。信息经济社会是相对于农业经济社会、工业经济社会并以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为主导的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在信息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信息化程度已成为经济社会各部门劳动生产力水平先进与否的主要标志、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第三，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科技已成为现代生产力系统中的重要因素。现在，就生产力系统来说，不管是基础性生产力因素，还是渗透性生产力因素，它们都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文化含量，特别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文化元素已渗透到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四，从资源开发的深度来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在最广泛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已开始了对人类自身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把对人类自身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当作信息经济时代的一项重要任务。所谓人类自身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实质也就是对“人脑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现在，对于“人脑资源”的研究和开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20世纪60年代认知科学的创立，开启了研究“人脑资源”的理论大门;二是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传媒经济理论研究者开启的“人脑资源”的理论研究。

第五，从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文化产业在世界各国的不断振兴，一个新的时代――文化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劳动者的素质水平已由信息文化阶段升华到知识文化阶段，标志着人类传播也随之由信息文化传播为主要内容的大众传播转化为以知识文化传播为主要内容的分众化的小众传播，标志着劳动者对于传媒提供的信息不仅要求提高知识信息的含量，而且要求提高知识信息的质量和扩大知识信息的覆盖领域。

（三）认知传播学形成的传媒背景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大致发生过六次大的传播媒介革命，即语言传媒革命、书写传媒革命、印刷传媒革命、电信传媒革命、视听传媒革命、网络传媒（又称电脑传媒）革命。每一次传播媒介的革命都推动了传播科学的发展。可以这样说，所有的传播类学科基本上都是由于传播媒介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比如新闻学，它是由于报纸传媒的发展而创立起来的一门传播类学科，即具有指向性的传播类学科;还比如大众传播学，即传播学，它主要是由于电影传媒、广播传媒、电视传媒等传统电子传媒的发展而创立起来的一门传播类学科;知传播学，它是在传统电子传播媒介发展的基础上，由于新生电子传媒――网络传媒的快速发展而创立的一门传播类学科，即分众化的小众传播类学科。因此，研究任何一门传播类学科建设都必须同研究传播媒介的产生和发展结合起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弄清楚传播类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而有效地发挥传播类各学科的作用。

目前，传播理论界对于传媒革命的认识，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是一致的：1.语言传媒是人类最初使用的传播媒介或者说是人类使用最早的传播媒介;2.传播媒介革命是不断进行的，而这种传媒革命既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又反映着人们具有为获取信息而迫切要求传媒革命的愿望;3.传媒革命的相距不断缩短。语言传媒革命与书写传媒革命之间大约相距10万年左右;书写传媒革命与印刷传媒革命之间大约相距4000年左右;印刷传媒革命与电信传媒革命之间大约相距1200至1600年左右;电信传媒革命、视听传媒革命和电脑传媒革命总共只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正因为这样，许多传播类学科都是人们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

二、认知传播学的五个“是什么？”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创建，都必须弄清楚学科创建的五个“是什么？”，即1.学科的属性是什么？2.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3.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什么？4.学科的服务对象是什么？5.学科兴起的直接动力是什么？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学科的研究对象。

根据创建新兴学科必须弄清楚的五个“是什么？”的基本要求，创建认知传播学必须认真地研究以下五个问题：

其一，认知传播学的学科属性是什么？认知传播学即网络学，又称智慧传播学。所谓认知传播学就是智慧传播学是对认知传播学本质的一种抽象。认知传播学的核心理论就是认知理论，离开了“认知”理论的传播学就是传统传播学，就是在传播学三个字前边加上“网络”两个字的“网络传播学”，就是失去了具有认知特质的“认知”传播学。那么，认知的特质是什么？从总体上分析，认知的特质就是智慧。具体来说，其实质可从三个角度去概括：1.认知是人们的一种感知或知觉过程;2.认知是人们在情感上或行为上产生共鸣的文化;3.认知是人们在心理学意义上对传统传播的知觉和对传统传播未来的期待。认知是一种具有阶梯性的劳动过程。这种阶梯性的劳动过程具有四个大的阶梯：第一个阶梯是对原始信息的初级加工过程，即对原始信息的认可、接受和评估，进而形成有序信息的过程;第二个阶梯是对有序信息的再加工，进而形成信息文化的过程;第三个阶梯是对信息文化的再加工，进而形成知识文化的过程;第四个阶梯是通过知识文化的个体整合，进而形成一个个体系化的单体文化体系的过程。

其二，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认知传播学是一门以“认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传播类学科。所谓文化就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各类认知客观实际和经验的概念、理念、符号的集合体。文化定义告诉人们，文化包涵的元素很多，但是能够真正体现文化本质的只有三大基本的文化元素，即概念、理念、符号。文化的这三大基本元素都具有鲜明的非物质性，但是它们都是对物质实体表征的科学抽象，人们可以通过特定的文化概念全方位的、深层次的认识各类物质实体。认知文化是一种文化单位，也是一种文化元素，它属于“概念”范畴内的一种具有特性的单体文化概念。具体来说，所谓认知文化是指人们在各自的生活实践（广义）过程中，通过自有的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等认知功能系统对社会、自然界、事物、人物的表象进行科学抽象所形成的概念、理念和符号。比如感知文化、学习文化、智慧文化、国学文化、心理文化、行为文化等都属于认知文化。

其三，认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认知传播学是一门以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重为研究方法的传播类学科，所以在认知传播学创立初始就十分重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并注意把二者科学地结合起来。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重是科学研究认知传播学的基本方法。

其四，认知传播学的服务对象是什么？认知传播学是一门以分众为服务对象的传播类学科。分众传播理论是在当代传媒革命的推动下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传播理论，是一种传媒受众细分化理论，是一种对传播内容实施分类加工的理论，是认知传播学在深度探究受众需求理论方面与传统传播学的一种重要区别。为了提高服务质量，认知传播学在创建初始，都十分注重分众市场的研究。分众市场是传媒受众市场的一种模式，是市场营销理论体系中的市场细分化理论在传播类学科中的应用、丰富和发展。在我国，传播类学科对市场细分化理论的引用说明了三个问题：1.我国的传播类学科已从非市场化的政治类学科中解放出来，还原了传播类学科的本来属性;2.受众市场的细分化表明传播者的服务意识已纳入到了市场营销的范畴;3.分众化理论的形成，一方面说明传播市场已走向成熟，另一方面说明传播者十分重视传播效益。

其五，认知传播学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什么？认知传播学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动力既是创建认知传播学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也是认知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如果从广义的角度分析，任何一种学科的兴起和发展都必须具有一定的直接动力，它是学科兴起和发展的基础动力发挥作用的前提，如果离开了直接原动力的作用，所谓基础动力作用的发挥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认知传播学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什么？简单地说，认知传播学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动力就是传媒革命的进程。传媒革命进程主要包括三层意思：1.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传媒革命是传播类学科兴起和发展的推动力;2.从传媒革命的现状分析，传媒革命是引领人们研究传播类新学科的一座灯塔;3.从传媒革命的未来分析，它既是体现人们认知传媒发展规律的智慧，也是引领人们实现传播类学科创新的路标。

现代传媒革命对传播类学科建设的要求日趋高端化、实用化、具体化、服务化，即要求传播类学科建设（不管是传统的传播类学科建设，还是新创建的传播类学科建设）必须提高其文化品位;要求传播类学科建设必须提高其可操作性;要求传播类学科建设必须强化其领域内的、具体的现实问题的研究;要求传播类学科建设必须改变习惯性的宏观“号召”为有针对性的服务。

三、认知传播学及研究对象的确认

新的传播媒介革命又给人类文化宝库“送来”了一门新的传播类学科――认知传播学。根据当代社会提供的实践经验和相关的传播理论研究成果，所谓认知传播学就是一门以认知文化为研究对象、以细分化的受众市场为基本研究范畴、以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重为基本研究方法、以分众为基本服务对象的智慧传播学。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人们都会找到许多依据，但是这些多属于外因，其最根本的依据应该是内因。就传播类学科来说，它形成和发展的根本依据就是由传播媒介革命所引起的一切传播实践经验。

（一）认知传播学的理论空间

新闻学、传播学的发展为认知传播学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大的活动空间。那么，这个“空间”指的是什么？主要是指三个问题：1.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问题;2.认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问题;3.认知传播学的服务对象问题。当然，这个“空间”远不止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比如认知传播学的支点理论问题，认知传播学的理论体系问题，认知传播学与新闻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问题，等等。就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来说，其认知文化就是新闻学、传播学的发展为认知传播学的形成和发展创造的一个深层次的高端活动空间。

认知文化是一个新概念，但是，构成认知文化的基础性文化元素并不都是全新的概念，它既包括现代人创造的现代文化元素，又包括古人创造的历史文化元素。不过，认知文化的形成并不是由文化元素自身决定的，而是由一种外在力量作用的结果。那么，认知文化形成的外在力量是什么呢？这种外在力就是人们自有的对各类文化元素的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等认知功能。具体来说，认知文化形成的基本条件是：1.文化经济社会环境条件，只有在这种环境条件下，人们才能够深度感知到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意义，进而推进认知文化的形成;2.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使人们对各类文化元素的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等认知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于是激励了人们创造认知文化的积极性;3.政府已采用有效政策和措施，把各类文化资源提供给社会，为人们感知文化提供了方便。

这三个方面的紧密结合为认知文化的形成创造了一个完整的经济社会环境条件、政策环境条件和认知传播理论条件。

（二）认知文化的影响力

影响力通常是指人物、职业、文章、智慧、能力、语言、理论、文化等对社会、国家、民族、政党、团体、组织、企业、个人的作用力。影响力无处不在，许多成功人士基本上都是运用影响力武器获得成功的。

那么，影响力武器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呢？19世纪美国黑人著名领袖弗・道格拉斯曾这样说：“如果我能说服别人，我就能转动宇宙。”

这样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武器在哪里呢？世界著名的影响力研究专家――罗伯特・B・西奥迪尼在他的《影响力》一书中这样说：“有一些人清楚地知道影响力的武器在哪里，而且经常熟练地驾驭这些武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还说：“运用这些武器并不难，有时只需要正确选择一个词汇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这个词汇必须要与强大的心理学原理相关，并且能够将‘自动播放的磁带’放入人们的体内。”

认知文化作为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它的影响力在哪里呢？凡是具有真正影响力的文化――即被“科学抽象所形成的概念、理念和符号”，它必须具有五大特点：1.文化词汇的抽象应同客观实际实施科学的、内在的融合，能够给人们创造丰富的联想空间;2.文化词汇的抽象应同人们的心理活动相适应，能够让人们自觉的把文化词汇“装在心里”;3.文化词汇的抽象应让人们感觉到文化就是一把钥匙，能够打开他们的智慧之门、财富之门以及他们想得到的一切福祉之门;4.文化词汇的抽象应让人们知晓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秘密武器就在自己的身边、就在自己的身上、就在自己的头脑中;5.文化词汇的抽象应同人们的社会交往相融合，让人们知晓交往就是财富，自觉地推进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认知文化是根据前人创造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古代或现代文化创造的具有知识含量的、智慧的文化，它既具有强大影响力文化的特点，又具有认知传播的基本特点。在语言表述上，它通俗易懂，便于受众接受;它精深浅说，便于受众感悟;它从实践中解读，便于受众了解其真谛;它从典型案例入手，便于受众体验、借鉴、记忆和学习。

总之，认知文化的影响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认知文化是来自于古人和现代人创造的具有真正影响力的文化;其二，认知文化是来自于人们在各自的生活实践（广义）过程中，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等认知功能系统对社会、自然界、事物、人物的表象进行科学抽象所形成的一种自有文化或本体文化。

（三）学科研究对象的客观性

任何一种新学科的建立都必须根据学科的性质科学的确立其研究对象，这是新学科建立的根基。否则，新学科是不能建立的，即便是人为的建立起来了，迟早还是会垮掉的，因为它违背了学科发展的规律。现在，创立认知传播学的社会背景、学理背景、传媒文化背景都已具备，关键就是如何科学的确定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根据认知传播学的学科性质和经济社会发展对认知传播学的要求以及传播学学科体系发展暴露出来的例外，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认知文化，也必须是认知文化。这是因为：认知文化的内涵体现了认知传播学的基本特点、解决了传统传播学系统两大学科――新闻学、传播学发展所暴露出来的“例外”、满足了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传播的要求、完善了当代传播科学的理论体系。

自人类社会进入信息经济时代以来的近百年间，世界经济逐渐进入了“快车道”。在信息经济发展的强劲推动下，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起人类社会又进入到了文化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于是，文化传播已成为当代人类传播活动的主体。为适应文化经济大发展的要求，创建传播类的新学科――认知传播学已成为必然。同文化经济大发展的要求适应，认知文化作为认知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并不是人们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认知传播学的特性要求的。认知传播学是为了解决传统的传播类学科出现的“例外”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具有高端文化性的传播类学科，它不仅研究信息文化系统的高级信息文化体系内的智库文化，而且还要研究知识文化和具有聚合性的单体文化。

传播学发展论文篇(5)

【关键词】公共关系; 传播学; 中、美高等教育; 传播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G206.3 【文献标识码】A

现代公共关系自1900年以来，就一直不断为其“身份”所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公共 关系学门与其它学门之间的关联性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许多学者即指出：“公共关系”与 “传播学”及“管理／行政科学”二学门的关联性最高(Pasadeos & Renfro, 1992 p.167) 。 美国学者Doerfel and Barnet针对国际传播学会中13个独立学门之“语意网络距离与位置”进行 研究发现(Doerfel & Barnett, 1999 p.589) ，其一，在“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二维 向度上，公共关系与“大众传播”的语意距离相对较近；其二，在“大众传播”与“组织传播” 的二维向度上，公共关系约与二者等距；其三，在“政治传播”与“女性主义”的二维向度上， 公共关系与“政治传播”的距离相对较近。这证实了“公共关系”与“传播学”的高度相关性。 在社团组织上，公共关系是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中十七个独立学门中之一员，此 外，并有正式学门期刊《公共关系研究》发行。在美国的“国际传播学会”（ICA）中，公共关 系自1998年起正式被列入独立学门组别 (黄懿慧,2003, p.13)。本文将讨论及分析公共关系与传 播学科间的关系和课程设计等议题。

一、从传播学方向谈公关理论来源

传播学是在欧洲、美国兴起的学科，随后进入亚洲。19世纪下半叶，由于社会学、人类学、 政治学、新闻学、心理学、经济学的发展，给予传播学提供了人文科学条件。历经过去60年的发 展，西方传播学已形成一套理论体系，在方法论上，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以及象征互动 论；在传播学的一般理论上，涉及了信息理论、符号理论、意义的理论、传播过程、传播效果、 反馈理论、模式理论等方面，是传播规律的总结，同时具有实用性 (戴元光，2001, p.81)。传 播的存在包括三项基本要件：传播者、信息、受传者。同时，在传播和受传者间是有反馈的信息以获得最佳传播效果。

在传播学的分支理论下，包括：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与内向传播的理论。这是根 据传播所发生的社会组织中的不同层次而来的（见下图）。各分支理论分属其分支领域，但不是 全然独立，而是可以相互借镜、学习和启发。

不论传播的层次为何，传播学关心的是各种信息对 人的影响，因此也要关心传播信息发送与接收的组织个 人、途径，也就需要研究传播在社会中地位、作用及其与 政治、文化、经济、科学各领域的关系。对于传播在社会 中的功能、效果、体制也是研究的领域，例如：不同的传 播体制(如：独裁制、家长式、商业式、民主式)就有不同 的传播政策、监督机制和效果。同时，研究可以再延伸到 传播与宣传、传播与舆论、传播与新闻的关系、传播与社 会、传播与科技、传播管理等。所以，传播学不等于新闻 学，也不等于是大众传播学，它的领域包括组织传播、人 际传播、内向传播等。

对于大众传播学一词，很难下一个简单的定义，美国学者葛伯纳在1967年对传播给了相当简 洁的定义：经由讯息所产生的社会互动。“大众”一词则代表了庞大的数量、范围或领域。传播 学者McQuail在回溯大众媒介的历史时，提出三种形成特定社会生活与意义架构的元素。包括： 特定的传播目的、需要或运用；像远方许多人进行公开传播的技术；在更为广泛的社会脉络中， 提供运用这些技术的技巧与架构的社会组织形式。对大众传播学而言，是以广播、报纸、电视、 电影、杂志、书籍、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为研究的对象，以探讨信息大量消费的规律。因此有二 级传播理论、枪弹论、皮下注射论、沉默的螺旋、劝服理论等对大众传播规律探讨的尝试。另 外，大众媒介对公共利益的意涵也是在信息社会之下，学者们关心的议题，由于个人主义、相对 主义和易变性(volatility) ( McQuail, 2000 p.47)，增加了多数人的依赖性及脆弱程度，也 同时增加对信息的需求，意味着大众媒介公共利益性的扩大与重要性。

至于组织传播是基于历史悠久的语艺传统，同时也深受二十世纪初组织管理理论与组织行为 发展的影响。组织传播的理论范围涵盖传播理论、组织管理理论与组织传播理论等。若将组织 传播界定在组织中不同层次的沟通(如：人际、小团体、公众沟通等)，则是停留在初期的组织传 播概念。在西方的组织传播中还纳入：组织与环境的沟通(如：环境生态学、公共关系与议题管 理)、组织文化与沟通、新传播科技与沟通等(秦俐俐, 2000, p.137)。全球传播学域中多元性与 跨学门的发展，使得传播学门间次级领域与研究主题的界定日益复杂，包括：组织传播与公共关 系、组织传播与媒介管理等都是组织传播讨论的议题。

在人际传播的定义上，1975年Miller & Steinberg指出：一群人交互活动关系，藉以与非人 际传播区隔，同时，还提出“一群人参与某特别活动”做为人际传播的要素，人际传播发生时， 是指参与该过程的人们交换心理方面的问题，同时有可能产生不按牌理出牌的情形。1976年， Pearce则认为人际传播应有“和谐管理”的意义，为达成和谐的目的，人们必须确定彼此关系， 以及确定继续相处的原则(苏蘅, 1981, p.263)。此外，人际传播理论模式中的社会交换模式、 关系互动阶梯模型、A-B-X模型、人际感知模型等，都对公共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启示。在理论 研究上，人际传播同样依赖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基础，研究方向包括：个人的研 究、处理事务等行为的研究。

在掌握传播的基础后，来检视公共关系的理论就可以辨析两者之间的关联。西方公共关系理 论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三个学派，分别为管理学派、语意修辞学派、整合传播学派。21世纪 初期，关系管理学派成为新典范。各学派各拥其立场与假设如下表：

从四个学派的假设中观察，由于公共关系需要传达组织的观点，藉由传播学的传播效果研究来了解传播行为的达成与评估是相当重要的。管理学派所借重的组织传播理论，是协助组织赢得公众支持的理论支柱。在语意学派和整合营销学派中，公关目标是必须藉助大众传播媒介才得以完成。关系管理学派中，人际传播模式与相关理论已成为公共关系理论一个有价值的来源。不过，由于公共关系的多源性，除了传播学及其子学门外，管理及行政学的关系则是公共关系学另一大理论来源。

二、公共关系与传播的交集

持传播沟通论观点的学者极为重视研究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沟通行为与规律。他们认为， 现代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社会的重要学术范畴。而公共关系是指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一种传 播方式，公共关系的本质是交流，因此，公共关系学应是现代传播学的一个应用分支。留美学者 居延安表示：“美国高校，不少新闻和大众传播学院或商学院开设了公共关系系。还有很多学校 是把它作为一个专业(major)或者副修课程(minor)放在传播学下面。公关本身就是一门交叉性学 科，学生应该选择相关的核心课程，学生需要有宽广的知识背景。”

为了厘清与传播学门间的关联性，公共关系学者黄懿慧就曾经以台湾90年代144篇公关论文 为样本，针对「公关论文是否来自传播系所，或刊登于传播类期刊问题进行内容分析，结果显 示，公关论文出自传播系所或刊登于传播类期刊者为三成八(38%，55篇)，另有62%(89篇)论文 来自非传播领域。进一步分析六成二的非传播领域的论文则发现，其中有62% (55篇)来自管理／ 行政领域、15% (13篇)来自教育学门，另外两成三出自其它领域。就其中90篇博、硕士论文进行 分析，出自传播领域科系者仅占二成四(22篇)，出自非传播系所之论文数高达七成六(75.6%，68 篇)，企业管理、教育与公共行政为主要来源 (黄懿慧, 2003, p.13)。这项研究发现，与美国学 者Pasadeos and Renfro从“公众”(或称利益关系人) 的角度解释学门之间的关联不谋而合，即 在学门接口上，“内部公众”是管理领域研究的重点，而“外部公众”是营销探讨的核心。不 过，黄懿慧也指出，公关论文虽然似以管理学门之硕博士论文为主，但则以传播学门为 主要领域，特别是与广告之关连性最强。

另外，从美国的公共关系课程的设计上，也可一窥传播学所占的分量。“国际公关协会”（IPRA）在1990年进行了一份相关的研究，将公关课程概念化，称之为“教育轮圈”，最核心 的部分为“公关理论与常规”、外圈为“传播相关课程”，最则是“素养教育”。Miller & Kernisky与美国国家传播协会(NCA)大学传播整合小组(根据传播系中的公关教育提出三模式(包 括主修、系列课程或集中课程)，这些模式是以传播为背景的前提之下，由小组成员根据十项原 则 (例如：使用多重通路来传递修辞信息，在各式各样的社会脉络之中，运用理性沟通，包括 谈判、冲突管理与解决，是根据组织沟通的原则及大众传播的原则) 所发展而出的，即： 巨观 方式的整合式模型、微观方式的核心六课程模(Miller & Kernisky, 1999, p.87 )。这些课程上 的设计，都离不开以传播学为基础，再加上公共关系的核心课程，并辅以相当大比重的人文、社 会科学课程。

若以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关系本科教育为例(见表2)，该系是“以传播学为基础，以广告学为 参照，同时突出公共关系学科特点”的教学和科研发展道路。该校公共关系系齐小华教授认为公共关系的实践和学科知识体系离不开作为科学知识体系的传播学提供原则性和方法论方面的指引、支持和检验系统。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关系本科的课程设计上，有关传播的课程包括：传播学、传播心理学、口语表达、传播法、传播战略管理。对照美国公关核心六课程模式：公关概论、公关案例研究、公关研究测量与评估、公关写作与制作、公关计划与管理、公关活动。除了公关概论、公关文案写作、公共关系实务三门课与六课程模式其中的三门相同外，其它如：公关案例研究、公关计划与管理可能可以对应公关媒介应用、传播战略管理，或者选修课中的公关专题活动研究。不过，有关公关研究测量与评估则无相对应的课程，类似的课程为广告调查或 选修课市场调查与预测研究。另外，美国在公关核心课程之外，都要求公关实习课程的训练，说 明实际经验与技能的培养需要在本科教育中落实。

三、中国的传播教育与公关教育

从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的自由的讨论至十九世纪出版自由理论的确立，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 发展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马克思传播理论是在批判和继承资产阶级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开展，而毛 泽东之新闻理论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就是党报理论。

在开展公关教育与传播教育的比较前，必须先描绘中国的传播教育（不含港、澳、台）的发 展与定位，才能够精准的标志出公关教育的位置。美国3000多所大学里有700多所设立传播学专 业，约占四分之一；而中国大约1000所大学，有100多所设有新闻传播院系，仅占约十分之一， 且大部分是最近十年建立起来的(张国良, 1999, p.137)。

中国高校的专业设置有着自身的特点，统一由国务院专属机构和教育部管理。除了传统的 文、史、哲、理、工等一级学科之外，还有相对应的二级学科，再次之，还有专业方向或研究方 向。学科能否被列入专业目录，或学科专属于那个级别，成为学科发展和建设社是否的到承认以 及学科高下之分的重要指标。

从5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间，新闻学在中国属于“二级”学科，这和新闻专业本身强调“实 务”取向，突出应用性以及新闻教育的中国特色是紧密相关的。而传播学从1956年由复旦大学新 闻系主办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从》引入中国为起点，1957年到1977年这20多年间，因政治的因 素而呈休眠的状态，1978年重新启动，直到1985年为传播正式发展的第一阶段，传播学在中国大 陆得到了初步的普及(张国良，2006, p.14)。根据暨南大学新闻系教授吴文虎的分析表示，中国 传播学研究在80年代获得较好的发展的原因有二：一来是国内改革开放后的需要；二是传播学在 国际上锋头甚健，它和社会学、心理学等新兴社会科学一起，同时被引进与发展。观察二十年下 来，总结而言为“引进较易，吸收难，应用更难”(吴文虎，1999, p.279)。而中国社科院新闻 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主任明安香的说法：80年代以前，中国对于西方的传播学或大众传播 学有初步的了解，「但是碍于当时的条件，比较零散，也会产生影响。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 开放的脚步，传播学才正式传入中国 (明安香，1999, p.1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现传播学研究室）在张黎主持下，编写《传 播学（简介）》一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这是中国（不含港、澳、台）第一本关 109

于传播学的著作。继而，有关传播学是要搞大传播学或小传播学也得到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广泛的 讨论，前者强调必须要建立一门广义的、宏观的传播学，以沟通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横向联 系，后者则认为只需要建立一门狭义与中观的传播学，以免混淆与其它社会、人文科学的区别界 线(戴元光，2001, p.101)。

传播学真正进入学科建设全面繁荣时期是在1992年之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 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由此，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在中国得到承认，并与新闻学并 列为“二级”学科，然后将新闻和传播组合成一级学科，传播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得以确立。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折衷的结果，传播学和新闻学终究暂时无法各自“独立”， 事实上，这个结果为中国的传播学如何处理与新闻学的关系，埋下了一个伏笔 (韩纲，2002, p.112)。事实上，中国的传播学一开始就隶属于新闻学，而新闻学又是依附中国文学。这样的从 属关系，限制了传播学的研究、教学广度与深度，但近年来新一批年轻传播学学者的出笼，让传 播学的研究题材逐渐多元。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任陈培爱指出，“90年代以来，传播学研究 显然扩展了新闻学的研究范围，不再局限在传统的报学领域，而涉及到广告、公共关系、民意测 验广播电视等方面”。(陈培爱，1999, p.127)而传播学中有三个分支，人际、组织与大众，上 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表示，在美国的学术环境，三个分支皆很发达。在中国， 传播学者多是受到新闻教育出身，自然关注大众传播受众，人际传播学的研究较为薄弱；组织传 播学由于更广泛地结合管理学，所以研究还算丰富，只是研究管理学的人，未必都有明确的传播 学意识(张国良，1999, p.137)。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系副主任刘建明则对于传播学有着与其它学者不同的论调。他表示，“传 播学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如果有一个传播学专业的话，培养的人才就对任何工作都不会 做，因为他学不到专门化的知识和操作技巧。所以，传播学只能是一们基础课程，而不能设立一 个专业”。(刘建明，1999, p.72)他更大胆建议，传播学应该建立分支学科，分解到各专业领域 里，称为传播学的“细化”。

学者们多元的观点，使得传播学与社会、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为何？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 息交流的内容、手段、效果的一门多科性的综合学科。传播是一个“公共租界”，已有的传播学 理论，多由其它学科所引进 (戴元光，2001, p.101)，例如：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 等。以中外新闻史教育及研究而着称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丁淦林曾在《2004年中国传播 学论坛》对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了高屋建瓴的回顾、剖析与展望：“老道圆通的新闻学教 育、涉世未深的传播学教育”；“尚欠规范、略显混乱、培养计划不全面、基本建设不完备、教 师队伍不足、定位模糊或脱离于实际”；“新闻传播教育要划清界限：以实务为中心还是以理论 为中心”、“从事新闻史研究要有批判视角、忍耐寂寞、深入透析的精神”。

中国从实行改革开放至今，传播学的发展非常快速，主因是1)社会环境宽松，2) 传播学本 身具有交叉性特点，包容性强，3) 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对传播学的科学态度和学术勇气推动了传 播学在中国的发展。“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方针，反应了中国 新闻传播学者希望通过传播学的引进，丰富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期盼 (戴元光，2001, p.105)。当 然，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少，传播学者张国良指出：我国传播学科背景的单一限制研究的广度与深 度，其中还包括方法训练的不足，其次，传播学者的外语能力总体不强，这会阻碍第一手阅读及 吸收外文原典和前沿文献的内容，再者，我国传播学界联系理论与实际的意识不强，因此，理论 对于实际的影响也会打折扣。

展望传播学的前景，学界的共识是：传播学与新闻学形成了互补、互动的关系。新闻学重 视写作、编采与评论等新闻业务的操作，而传播学更注意传播理论、方法论和实务的传授 (张国 良，1999, p. 137)。中国的传播学本科教育（不含港、澳、台）的试点从2002年才开始，意味 着由过去以培养单一新闻人的方向将更扩大到培育了解传播、适合各行课业的传播人才。在传播的研究题材也更加开阔，包括：国际传播、网络传播、媒体治理等可以响应现实问题的主题。由 于传播借镜许多的社会科学为基础，不论在科研及教育上，还需要更深入的吸取有关心理学、经 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精华，最好可以再辅修其它学门的课程，并加强素质教育 (骆正林， 2006, p.73)。

由于传播学的脚步才刚站稳，做为与传播学高度相关的公共关系学门，或是许多学者视为 二级学科的公共关系也遇到与传播同样的学科定位问题，原因在于，公共关系的发展远比传播更 为晚(仅有百年历史)，学科中的理论基础仍在形成当中，不仅大量地借用传播学的理论，同时还 向管理学、其它社会科学借镜，交叉学门的学科特性十分明显。其次，职业社会学在讨论“专业 性” ( professionalism ) 时，主要有三个取向，分别是从专业属性、专业形成的历史发展过 程、以及专业表现来定义“专业”或“专业性”(Torstendahl, 1990, p.44)。公关学者Frank W. Wylie提出公关专业应有四项基本要素：1.明确的学术知识体系，2.完成一般标准的与指定的 研究所课程，3.由政府考试及发证，4.由政府授权单位监督，并对从业人员之行为具有约束力。 从专业属性、表现、发展过程等面向来看，公关职业确实具备某些条件，因此公关业即使不被视 为是专业，至少也是Barber ( 1963 ) 所谓之“边缘或浮现中的专业”。不论学科或作为专业本 身，公共关系都还是在“发育期”，不论教育者或从业者都应该给予高度耐心，不要躁进，客观 的看待这门新兴学科。

在中国（不含港、澳、台），当前正式的公共关系高等教育是自21世纪才开始，截至2006年 6 月，全国仅有三所学校开设公关本科专业，其它新闻传播或行政科学系，多将公共关系做为单 一的一门课。至于研究所试点的开始也是近三年的事。多数公关教学仍以知识教育为主，培养的 学生还不能真正满足专业公关公司或企业在公共关系技能方面的要求(何春晖，2002, p.2)，师 资与教材也待突破。理论研究方面还停留在纯理论研究方面，缺乏对公共关系基础理论的实证研 究，以及对公共关系技术的深入研究。展望前景，由于中国入世、社会的开放、经济的繁荣以及 传播科技的发达等因素，给予发展公共关系学相当多的机会，教育者应当加强对外交流，参考先 进地区的教学、科研经验，深化教学及专着的内容。同时，掌握公关实践的需求，师生皆需多走 出去(进行行业交流、跨学科学习等)，同时也引进来 (引入给予公关养分的学者专家、科研成果 等)。从业者应该把握趋势，掌握公共关系的菁华与功能，适时发挥其“小兵立大功”的关键角 色，把握公关诚实正直、以社会利益为考虑的职责，才是公共关系学门发展的基石。

注 释：

[1] Pasadeos, Y., & Renfro, R. B.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J].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1992, 4 167-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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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陈培爱，关于广告学与传播学研究的讨论[A]. 见 袁军、龙耘、韩运荣. 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 [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127.

[18] 张国良，复旦传播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A]. 见 袁军、龙耘、韩运荣. 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 [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137.

[19] 刘建明，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A]. 见 袁军、龙耘、韩运荣. 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72。

[20]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01。

[21]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05。

[22]张国良，复旦传播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A]. 见 袁军、龙耘、韩运荣. 传播学在中国：

[23]传播学者访谈 [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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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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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文虎，「本土化的关键在于结合中国的传播实践[A]. 见袁军、龙耘、韩运荣. 传播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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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韩纲，差异与融合：以中美高校专业划分与课程设置看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与传播学三者之关系[A]. 见 张国良、黄芝晓.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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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建明，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A]. 见 袁军、龙耘、韩运荣. 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72。

[14]骆正林，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难题[J].当代传播, 2006, 1 73-74.

[15]何春晖，中国公共关系的回顾与展望[J]. 中国传媒报告, 2002, 2.

[16] Pasadeos, Y., & Renfro, R. B.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J].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1992, 4 167-187.

[17] Doerfel, M., & Barnett, G. A. A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J].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9, 25(4), 589-603.

传播学发展论文篇(6)

关键词：文学信息；传播视角；语言文化；变异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168-03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文学信息传播中的语文文化变异有着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创新语言文化变异讲究视角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文化变异的发展。在其研究的过程中，作为专门化研究信息文学、理论而存在的，在异质语言文化传播中有着主导性因素。在本文所提到的变异，主要是指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在传播交流的过程中，受翻译人员、民俗文化以及双方之间生活习性的影响，导致语言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了变异，与原文表达的信息相违背。然而在其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其能从根本上体现出语言与文化互译中存在的变异过程，使人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本文从语言文化变异、传播方式的现代化开启了文学信息变异研究的空间、文学信息传播变异化客观性过程体现等三个方面出发，对其做以下简要分析：

一、语言文化变异

在语言变异现象研究的过程中，不可否认的是，语言变异的现象从古至今一直存在，最常见的在于中外文学翻译中。人们在对其研究的过程中，若纯粹的从语言层面上出发，不仅无法达到研究目的，同时还无法对语言变异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进行解释。在20世纪后期，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得到了兴起及发展，在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影响下，众多文学理论也由此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比较文学的发展。[1]。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语言文化变异研究的过程中，西方的阐释学以及解构主义从根本上为变异学视野下的语言变异研究提供了依据，而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则更进一步的揭示出语言变异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研究发展。在解构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其核心思维在于围绕消解性发展，在批判与颠覆结构主义的意义及概念后，又从根本上对忠实原则进行了抨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代表人物为罗兰·巴特，在他的意识概念中，将文本比喻成一个洋葱头，在形成的过程中是由多层结构组成的，且没有核心，若一层层的剥下去，则没有任何实在性的意义。在意识中，文本的核心价值取决于译文，译文才是整个文本的中心思想。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要想准确地了解其中的内容，其最佳途径在于确定原籍语言的核心意义。

二、传播方式的现代化开启了文学

信息变异研究的空间 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网络计算机的运用，传播传媒形式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原有的文学文化艺术传播，同时也对文学信息的变异研究造成了影响。与传统的传播媒体相比，新的传播媒体造成文学文化信息传递译介手段的衰落，在提高文学信息传播质量的同时，还为其创造了相应的转换艺术。[2]由此可见，在当前社会结构形成的过程中，文化文学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要想从根本上达到预计的传播效果，其核心在于选择与之相符的传递模式，探求更符合文学文化信息创新的当代文学信息策略，建立新的文学信息运作方式。

针对当前信息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信息文学的语言文化性变异特征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语境。由此不难看出，面对新的传播语境，文学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从本质上来说，其仍属于传统的研究范畴，本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换言而之，当前的传播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语言文化的变异现象，但其本质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通过这种研究可以推出，新型的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信息文学的传播变异与发展，通过新型传播途径，能够有效的扩充文学信息变异研究的理论性发展的深化。在整个语言文化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文学信息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进行沟通交流的社会信息交往，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其核心本质在于准确的传递不同区域间的语言文化信息及文字符号，以此来实现区域与区域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3]在影响传播交流质量的过程中，双方语文文化之间能否找到必要的适应点，则是双方文学信息转化的核心所在。受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现代化传播手段在使用的过程中，其优势在于传播力强、传播范围广以及传播变异化效应高，因而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无论是传播物质文化还是传播精神文化，都能通过其变异结构来满足人们的视觉感官需求，在增加文学信息审美色彩的同时，还能对其赋予新的感悟，并以此在第一时间吸引人们的眼球。[4]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语言文化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日益呈现出“一级发展论”的传播理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信息语言文化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同时也说明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文化传播的基本需求，尤其是文学信息语言文化信息的变异性传播，将会在现代传播媒介的带动下，面向更为广阔的地域发展。然而在实际传播的过程中，受传统文学信息的传播模式影响，无法将单纯的文字传播发展成包容网络传播在内的系统体系传播，语言变异化结构无法得到人们的信服，导致社会化语言文化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其传播方式无法有效地将整个语言文化变异体现出来。[5]由此可以看出，在当前文学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紧紧依靠一方面的传播方式是无法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的，其有效的变异化结构需要结合西方文学环境、社会整合、决策参与、社会动员、科学教育以及娱乐服务等多个方面，将文学信息变异融入到当前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先进的传播方式，使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6]

三、文学信息传播变异化客观性过程体现

在文学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受地域文化、社会习俗以及民族文化的影响，其出现的文化异变是文化信息转换的必然结果。针对文化信息传播中出现的变异过程，需要文学翻译人员在进行翻译前，必须克服源语文学文本信息的自然解码，且在其克服进行的过程中，其思维过程将直接影响着信息编码的组成。在这种信息文本编码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在于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文化共享性差，即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两种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除此之外，在语文化特征的表现形式中，还存在着无意识的时间确定，在其传播翻译的过程中，具体表现为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甚至会存在较多的矛盾，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信息文学文化传播的变异。[7]针对这种状况，其最为合理的方式在于将目的语在文化方面向源语文化全面开放，将两种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彻底的彰显出来。与此同时，在整个信息文学传播的过程中，还要结合其交流目的进行传播，在其传播的过程中，除了注重文化层面的传播外，还要注重文学信息文本的阅读发展。针对变异过来的外来文化，人们在接受理解的过程中，需要从形式、功能、意义等多个方面进行理解，以此来理解外来文化中的内涵，避免原本照搬的状况出现。[8]

针对比较文学信息传播中出现的问题，文学变异这一研究模式的出现，在完善比较文学理念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比较文学的发展。该理念的发展运行过程中，其核心立足点在于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信息，通过将文学信息传播中的文化变异与文学性作为其学科理论的支点进行研究，通过对不同国家间的文学信息研究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学现象在同一范畴之内都会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异。[9]面对当前语言全球化的发展形势，文学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其变异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信息走向新视野、新文学的研究过程，在其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能够在译本原有的基础上对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分析，在提高文化传播范围的同时，还能保障文学信息的传递质量。与此同时，随着信息全球化的发展，文学信息传播在运行的过程中，其传播过程可以看成是文学文本传播变异中和重新阐释的过程，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其传播的重点在于原文文本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而这些都需要翻译人员的理解与深化[10]。在传统的文学信息研究中，人们对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差别常表现为含糊不清，甚至在文学理解中也无法准确的发现其中存在的差异；而阐释学则能有效的解释这一现象。在当前阐释学运用的过程中，能够进一步理解文化文本传播中存在的“偏见”现象，同时能够将文学信息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变异的原因明确的表现出来，在推动文化信息传播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文学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既是对原文文本文化信息进行的编码。解码过程，又是对信息的进一步组合。在文学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其核心目的在于满足不同地域间的沟通交流，因而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接受的一方必然要理解信息传递方的思想、重点及传播模式。而新的文化形态不仅能使原型文化在不断的变形中发生变异，而且还使得原型文化的内在张力更加辽阔和壮观。

[参考文献][1]申丹.关于西方文体学新发展的思考——兼评辛普森的《文体学》[J].外国语，2005，（03）.

[2]刘世生，朱瑞青.文体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端木霆，张宏全.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之多元分析[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02） .

[4]卢子素.从适度原则看翻译的归化和异化[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7，（09）.

[5]王向远.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功能模式新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2）.

[6]王玉英.两种变异类比观：文化变异与译语变异——对“语言个性理论”的一些思考[J].中国翻译，2009，（03） .

[7]廖思湄.文学信息传播中的语言文化变异[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8，（12）.

[8]彭文钊.试论语言文化信息单位及其语义结构完形[J].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03）.

传播学发展论文篇(7)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文献综述；理论构建；历史发展；学科前景

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首先提出了跨文化传播（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相关概念。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此后，美国不少大学的传播学院系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传播学课程，也涌现出了大量经典著作，如《跨文化传播读本》（Larry A.Samovar and Richard E.Porter，1972）、《跨文化传播学》（L.S.Harms，1973）、《跨文化传播学入门》（John C.Condon and Fathi Yousef，1975）。我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跨文化传播学这一领域，早期研究重点为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后期扩展至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在我国有关跨文化传播的著作也相继出版，如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与《国际传播学》，还有胡文仲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本文将对2000年至2011年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梳理，以理清我国跨文化传播这一学科的发展脉络并试图探寻该学科未来的发展路径。

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现状

我国跨文化传播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借鉴和初创期（1990-1995年）。这一阶段开始引入西方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理论成果，多为译著型文献，如高一虹的《文化定型与跨文化交际悖论》、刘燕南的《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分析与因应探讨》等。（2）提升和拓展期（1996-1999年），这一阶段开始对西方跨文化传播学进行拓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拓宽本土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学者从偏重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关系研究转向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的融合研究，代表作有胡正荣的《卫星电视的影响与控制——一种跨文化传播研究》、聂小华的《文化差异与传播规范——如何把握引进电视节目跨文化交流的特性》等。（3）深化期（2000年以后），该阶段以横向拓展与学科交叉为主，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学科构建意识，大量的学科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介入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包括新闻类、语言类、文学类、心理学、教育学等。国内研究者逐步认识到跨文化传播中具体存在的误读与障碍性问题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交流中的影响，并着重开展如何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如吴予敏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与现实关切》、张咏华的《试析2005年中国大陆的国际传播研究》、刘阳的《试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建构——以2000-2008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为背景》、姜飞的《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童兵先生商榷》。

本文将以2000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为分析对象，着重探讨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学的交叉与融合研究，大致可以细分为以下四类：

跨文化新闻传播研究。此类研究成果主要对比中西方在新闻报道过程中的差异性特点，着重分析双方在不同语境下的新闻理念、信息解读以及写作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如张大卫的《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程曼丽的《将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新华社国际新闻报道的历史沿革探析》、单波的《浅议跨文化新闻传播》、张昆的《国家形象传播》、王祎的《对国家形象研究的反思》等。这些研究一致认为：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成为东西方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最主要的沟通障碍，这也是导致双方彼此误读甚至产生敌意的最根本要素。程曼丽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出，在境外创建我国新闻部门驻外分社以及提高记者的英文采编能力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途径，这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倾听来自西方世界以外的声音，构建一种更加客观更加平衡的信息秩序。

跨文化影视传播研究。此类研究成果包括麻争旗的《翻译二度编码论——对媒介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之思考》、尹鸿的《中国电影与国家软形象》、郭镇之的《试论改进中国电视的国际形象》、李京盛的《电视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徐明华的《跨文化传播的传媒区域化分析》等。大量文献均指出，我国影视节目的海外传播一直存在明显的“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现象，即我国文化产品内蕴含的东方审美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等文化信息难以被西方民族所理解和接受，直接导致我国影视节目在海外市场吸引力下降的结果。研究指出，若要促成我国影视节目“编码”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得到良好的“解码”过程，我国影视的海外传播必须尽量减少跨文化传播的各种影响要素，如减少文化产品中过强的本土民族意识，弱化政治意识形态，增加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亲和力，大量植入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