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问题篇(1)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稳定；转型发展

[DOI]10.13939/ki.zgsc.2017.12.055

社会稳定是保证现代社会秩序有条不紊进行的前提条件，是社会转型时期决定国家最终走向的重要因素。只有实现社会稳定，才能够使全体社会成员全心全意地建设与发展。可以说，社会稳定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及品质，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核心价值观。稳定的核心在于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这是我党全心全意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诠释和具体体现。可见，就建设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社会稳定问题展开探析，对于在非常时期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1 社会稳定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社会稳定问题“脱颖而出”，成为了阻碍社会主义和谐建设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的法制意识在此过程也得到增强，同时各种社会稳定问题也不断显现，利益诉求表达更加多元化。由此聚集的社会矛盾更是引发了各种不同的突发性事件，如：群众上访、群众堵塞交通要道等，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与发展。倘若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但会影响到建设和谐社会的进度，更有甚者还会引发社会危机。对此，国家应加大对社会所存在问题的研究力度，注重社会稳定的维护。另外，社会稳定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自由个体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相信只有确保社会的稳定性，才能够把社会问题扼杀在萌芽阶段，才能更好地缓解社会矛盾。除此以外，确保社会稳定性，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水平方面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还有利于避免社会政治秩序陷入混乱。

2 建设和谐社会视域下应对社会稳定问题的对策

2.1 切实加强领导队伍干部队伍建设

首先，党要脱离传统维护工作观念的束缚，牢固树立符合时展潮流的“稳定也是政绩”观念，并把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主义社会工作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当中。其次，严格实行人员责任制，明确各人员、各领导的责任，对社会稳定问题的目标任务进行细化，严格考核维护稳定成果，并予以一定的奖惩。除此以外，为了把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扼杀在萌芽阶段，党还可以实行挂牌督办和领导包案制度，对一些因为工作失职、渎职而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的单位、领导和个人，追究其有关职责，并施以一定的惩戒。如此一来，在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干部队伍带领下，再辅以科学合理、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势必能够形成全党、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终极目标。

2.2 协调和维护利益主体合法权益

结合我国当前的国情进行分析，我国所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此背景影响下，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其主要体现在社会结构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毋庸置疑，不同的利益群体与社会阶层自然会有着其不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等。面对着种种的不同，有关职能部门必须深入其中研究，并用一种正确的价值理念和工作方式去尊重和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切忌出现偏袒某一方利益、某一群体的行为。只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协调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不仅能够获取人民群众的认可，还能够实现社会稳定。

2.3 努力提高公民的法律、法制意识

公民是构成社会的主体单位之一，无论是建设和谐社会还是维护社会稳定，都有赖于公民自身的文化修养以及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如前所述，当前环境下，社会群众的法制意识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总是习惯用一种因循守旧的逆向表现抗拒时代潮流，这无疑影响到社会的长久稳定性。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法制、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地增强，一旦他们在经济领域得到满足，他们就会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中，试图从政治领域获得相应的利益满足。显而易见，提高社会公民的法制意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2.4 加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

近年来，党政府坚持把综合治理工作放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位置，切实加强对各地区、各单位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指挥协调，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和综合治理工作。第一，加强信息化建设，做好综合治理工作的资料收集、整理、建档工作，确保综合治理工作基础牢固。第二，大力开展隐患排查活动，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着力创建平安、和谐社会。第三，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群众身边的一些案例为主线，以案例讲法规，教育社会群众用正规的法律途径来表达自身的诉求；引导执法队伍依法行政，自觉维护社会安定。第四，还要加强社会治安的防控体系，积极开展针对各类突出治安问题的整治工作，统筹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

2.5 构建社会公平的保障体系

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必须构建一个公平的保障体系，这样才能更好地缓解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保障弱势群体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建设和谐社会视域下，在构建保障体系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积极推进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加大对教育事业的资金、人力投入，尤其是一些经济落后的偏远山区，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从而保障弱势群体能够公平享有受教育权利。其次，重视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公共医疗服务设备的建设力度，切实提高基层群众的医疗保健水平。最后，还要完善住房保障管理体系，切实落实廉租房、保障性住房建设制度，引导房地产商合理发展以及购房者合理消费。

3 结 论

总之，社会稳定与建设和谐社会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和谐的社会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基础和条件，而社会的稳定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社会转型期，做好社会维稳工作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故此，相关部门必须加大对社会稳定问题的关注力度，找出有效对策，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闫杰.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病态社会心理分析[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2]蒋耘中.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7）.

社会建设问题篇(2)

关键词 水利工程社会影响

中图分类号：TV文献标识码： A

在中国整个大环境的发展下，水利工程也随之而起，从古到今，就存在很多水利工程，例如都江堰等，水利工程的存在给当今社会带来了很的影响，他在一方面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而另一方面，他的存在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危害，本文着重分析水利工程在发展的同时带来的社会问题，及解决措施。

一水利工程与社会发展的问题

水利工程是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

水利工程从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角度来看,水利工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为了解决人们的生活问题，发展经济，比如防洪，防旱的工程，第二个是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来看的，如发电，供水，航运等。中国属于河流众多，地形复杂的国家,水利工程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水利工程就没有稳定的发展环境,就没有财产和人身安全保障的基础。所以,水利工程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水利工程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促进作用

水利工程的发展推动的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治水的技术推动了中国的文明进步，从古到今，每一个有名的水利工程的成功，都给这个时代的不管是经济，或者是文明带来了很大的推进。 都江堰工程凝聚着先人的智慧,推动了治水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成都平原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从而也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步;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遇到很多技术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使中国水利水电技术领先于国际。

（三 ）水利工程的建设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有3个明显得特点:①在水利工程的施工前期的设计中，要先预测水文条件，但在是工方面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而且有些不确定因素很难预测;②水利工程的建设需要大量土地，比如三峡在建设前期，就移走了俩岸所有的居民，还要给这些移民进行安置等。③水利工程的建设时间比一般工程的时间都长，所以这些特点表示水利工程决策的难度大，一般的工程时间周期比较长。这3个特征决定了水利工程建设决策的难度大,还要面对建设期内社会、经济变化的考验。工程决策不当或实施管理失误,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问题。

二 水利工程建设中的社会问题

水利建设过程中社会的公平问题

社会公平问题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解决社会经济的各种利益关系,在水利工程的建设中，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就是当地居民的搬迁及赔偿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农民都没有获得自己的合理赔偿，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工程的进度，这个时候政府就会出面干涉，所以公平的问题就会关乎到个人，施工方，以及政府。有时候政府对农民的安置不能考虑到他们对所转移地方的气候或环境的适应性。

水利工程征地与失地农民的利益问题

因为水利工程的建设需要征用大量土地,在建设工地的时候会对当地的土地进行大量的征用，这样的征用有时候会对当定的农民产生以后生产生活的影响，在中国很多地方，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并不能得到自己该有的赔偿，就会引发很多的社会问题。失地农民利益保护的问题是目前各级政府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和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移民的安置生活质量得不到保证，有的被安置的地方对为气候或环境不适合，导致生产生活水平下降。如果移民的生活下降就会引发社会问题。

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对土地的征用不能够进行合理的法律上的赔偿。土地的赔偿存在缺陷,不能合理保护失地农民利益。有的地方在进行土地补偿时,参与谈判的是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不是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实体,而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一些本来应该给自己赔偿的农民却没有进行谈判，就莫名其妙的得到不合理的报酬，从而引起了集体上访，或者是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水利工程带来的社会稳定以及社会安全问题

建设水利工程的目标就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质量，但是有的时候水利工程的建设却违背了自然规律。主要表现在这些个方面:一是工程建设时没有考虑行政流域边界影响或忽略了边界上不同社会团体利益平衡引起的直接利益冲突导致的社会冲突事件;二是移民没有得到有效安置引起的社会稳定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有因为水利工程的建设移民的迁移而引发的问题，比如三峡时候的移民问题，还有的就是工程在竣工后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促使区域经济增长或资源可开发数量增加,刺激人口向洪水多发地区迁移,使该区域出现了城镇,一旦超标洪水灾害发生,将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和社会不稳。如洪泽湖周边防洪工程的建设,保证了周边区域的安全,产生了大量滩涂可以开发利用,虽然能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开发模式问题,刺激了人口向滩地迁移,2003年淮河洪水,周边群众被迫紧急迁移,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稳,灾后不得不重新进行防洪规划,采取人口迁移政策,改善人与水的环境中国几大湖均出现过类似问题。

五预防水利工程问题的对策

（一）预防水利工程的对策，对当今的水利工程有很大的帮助，要想预防水利工程的问题就要追求公平，公正，平等的发展权利，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最重要就是对搬迁的人们进行合理的赔偿，在现代社会的建设中核心依然是发展，当我们在正视这些问题时，不是应该及时停止，而是应该积极的找出问题，想出解决的对策。当我们找出这些问题的所在时，目的是要把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更推进一步，是水利工程变成我国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手。所以,从发展的视角来考察、分析、评价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依据水利工程特征,提出解决水利工程引起的社会问题的对策,是消除或减缓水利工程社会问题的关键。解决水利工程社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他会包括到工程技术，社会经济等，水利工程在施工的过程中必须进行前期的设计，施工中的有效管理，后期安全评估等。以及确保这种机制得以有效实施的制度环境。从宏观上看,必须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要加强水利工程与社会发展的相关研究;第二要尽快建立水利项目社会评价制度并全面实施;第三要建立并推行水利工程决策的公众参与和协商机制;第四要建立协调、互补的水利工程移民政策体系;第五要建立合理的水利工程损失补偿和利益分享制度;第六要推进非工程措施的建设和管理,利用现代技术和管理手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

总而言之，水利工程是当今社会发展建设必不可少的工程，在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他对社会存在的问题，水利施工行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是应该常抓不懈的一项重要工作，其中涉及到政府部门的监管、企业对安全生产的管理以及施工人员自身安全生产意识的培养。施工安全管理应以预防为主，防微杜渐，用最大的力度将安全隐患降到最低。

社会建设问题篇(3)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在斯大林逝世后，于1954年正式出版的。随后经过多次修订，到1958年出了第三版。第三版前言说，新版“更加详尽地分析了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过程及其规律性”，“补充和更换了一些新的实际材料，对许多原理作了某些发展”。很明显，《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两本书观点相似，互为补充。

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多次阅读这两本书。1952年12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刚翻译出中文版。就批示将其作为在京高级干部的学习材料。1958年。他又三次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了不少批注。《建国以来文稿》第七卷收录了主要批语。1958年11月9日和10日，他还给出席郑州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讲解了这本书的前三章。这个讲解记录，也多有披露，主要内容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为题，收入《文集》第七卷。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专门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阅读。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党内“秀才”。他们边读边议，逐章逐节讨论，发表了许多谈话。参加读书小组的同志将他的谈话作了详细记录，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叫《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二个叫《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前者将的谈话按问题做了归纳，加了小标题；后者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顺序，以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的原始谈话。《文集》第八卷，节选了部分谈话记录，分为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等四个部分，24000字左右。

对这两本书，始终以分析的态度来阅读。在评论中，常常指出书里哪些讲得正确，值得注意；哪些不正确或不太正确，应该怎样理解；哪些讲得模糊，作者自己都还没有搞清楚。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不足，认为：第一童讲掌握规律，但怎样掌握规律没有提出；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最后一封信几乎完全是错的，基本错误是不相信农民；计划经济有话没有说完；工农业关系、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没有讲清楚；对于轻工业、农业不够重视，等等。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不足，认为：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人手，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清楚；书中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书里表达出想用经济力量控制别的国家，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等等。

阅读和评论这两本书，从头到尾都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涉及新中国搞建设，哪些搞得对。哪些搞得不对，原因在哪里，今后应该怎么办。例如，谈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他在读该书的批语中甚至提出，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一贯联系实际读“本本”的风格，在这里又_次得到生动体现。

在这段时间为什么如此集中地提倡并带头阅读这两本书？他在阅读中实现了怎样的收获？

（一）从大的历史背景看，读这两本书是为了弄清楚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怎样搞建设并没有经验，开始时不得不照搬照抄苏联的一些做法。对于这种“抄”，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评价说：这“是必要的”，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怎么走出中国自己的路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事实上，从1953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始，就在思考探索中国自己的路了。虽然能够参考的还是苏联的东西，但思考的重点却转向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这个新鲜课题。

1953年为悼念斯大林写的文章中，之所以专门提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理由是它“贡献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这年7月29目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还专门听取并讨论了陈伯达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报告，在会上说：“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搞国家资本主义，就要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准备讨论一次价值问题，由陈伯达负责汇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价值问题”的若干文献，印成小册，先送中央各同志阅读。《人民日报》于1954年11月连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2章的译文，看到后即刻致信刘少奇、等人说：“请你们看一下，足见所谓‘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说法是错误的。”看来，那段时间，重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主要是思考经济法则问题。中国共产党能够创造性地找到一个社会主义和平改造方式，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不能说与尊重经济法则没有关联。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我国照搬苏联经验的弊病，这时相继显露出来，实践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一个紧迫的历史课题摆在了全党的面前。但是，中国依然没有成套的经验和理论可循，对这个问题甚至连系统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开展过。正如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那样，“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两本书，来得很及时，恰好适应了中国的需要。

有一个事例，不是偶然的巧合。在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听取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意在全面了解经济建设中带规律性的问题，由此形成著名的《论十大关系》。4月4日，正是听取各部门工作汇报期间，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道：“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是第一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书，还是应该读的。这些书中肯定有错误，但我们还是应该读。”在读的时候，“大家要动脑筋，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问题，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到1958年11月上旬，在郑州会议上又说，“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随后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讲，“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一直到1961年6月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谈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时，依然恳切地说：“我这话一直讲他几年，你们作好思想准备，听厌了，我就不讲了。要重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写得比较好，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三十五年的总结。我们才十一年，写不出政治经济学来。这本书里，斯大林讲了两个经济法则：一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一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读这两本书，摸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目的，再明显不过。

（二）从具体动因上看，读这两本书是为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和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认识和解决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

1958年10月，视察河北、河南等地农村，发现许多地方出现了“共产风”，即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为纠正这些“左”倾错误，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几乎是逢会必讲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两本书。

在1958年11月4日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得很直接：“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11月9日，他还给全党县委以上的领导千部写信，提出要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要求“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澄清“左”倾错误认识，并不是讲几次话就能够马上见效的。1958年11月下旬武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看到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的材料，立即批示作会议文件印发。在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的这本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一步反映了他纠“左”的努力。

到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开始也是沿着前两次会议思路进行的。在会议开幕那天的讲话中，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为庐山会议要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之首。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8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千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发动对等人的批判，会议方向大扭转，实际上影响了领导干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安排。

到1960年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再次要求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1961年6月12日，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谈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三）在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所作的理论思考

提倡并带头阅读这两本书，对纠正“”期间“左”倾错误，提高全党的认识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a对本人来讲，也是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所进行的一次深入思考和艰苦探索。

正是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语及谈话中，从宏观到微观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难得的观点。诸如：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单靠老祖宗不行，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为现实服务；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是管理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劳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童可做，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太早；搞建设也要忍耐，不要希望早胜利；我们还没有掌握经济运行的客观法则，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否符合中国的经济规律，还要研究；搞经济计划，我们没有相当充分的研究，未必反映了经济客观规律；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不摸到商品生产规律，会把农民引到敌人那里去；商品生产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限于个人消费品，也应该包括生产资料；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将来的城市不要那么大，需要建立许多小城市；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算算土地的价值；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技术一发展，劳动组织和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变化，等等。这些观点，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挥，也有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反思与总结，还有对未来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些设想。

当然，的这些认识还带有不稳定、不完备的特点，其思想发展也就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他从实际出发进行理论探索的精神让人感佩。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发表的下面这个议论，尤其值得后人深思：

社会建设问题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民主法制舆论监督

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体、社会的主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点、最大的优势，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进步。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以此为最根本的出发点。

 

一、政治文明建设要着重解决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

民主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曾经反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联系，这是由人民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主人这一本质所决定的。我们已经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合作共事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还进行了政治体制方面的其他一些改革。现在党中央又提出了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可见这种民主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又是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密切相联系的，所以党中央又提出了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怎样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政治权力的传承交接问题应当成为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政治文明建设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有关政治权力传承交接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邓小平在总结“文革”十年浩劫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并具体地分析了这些现象的种种表现和产生的原因、解决的办法。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都涉及到政治权力的传承交接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应该提到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加以解决，进一步加强民主化、法制化和程序化，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制定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基本守则

进行政治文明建设，免不了要涉及政治伦理问题。对于当政者、掌权者，除了一般的为人之道外，还应当提出更严格的、更有针对性的政治伦理要求，这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是一项重要内容。

为政者的诚信应当成为第一要务。瞒上欺下、搞数字政绩、报喜不报忧，尔虞我诈、妒能嫉贤者不配当领导者。

为人正派、公正是为政者的必备条件，对人对事都应秉公办事。对近者亲远者疏，对敢于监督揭发自己者怀恨打击报复者也不配当领导。为政者是人民的公仆，执政为民是对为政者的基本要求。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者不但不能当政，而且应当受到严厉的制裁。

为政者必须勤政爱民。吃喝玩乐、腐化堕落，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者，不能当领导。

为政者应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己宽对人严者，不配当领导。贿选拉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要严肃查处，绝不能让其坏了政风政纪。

与黑社会相勾结，充当保护伞，称霸一方，危害百姓者，应当坚决制裁，决不手软。

小肚鸡肠，大事不闻不问；遇有责任互相推诿、上推下卸，遇有权利互相争夺、各不相让，不能团结共事者，不能为官。这里提到的有些问题超出了伦理道德的范畴，但是对于为政者、掌权者先作为政治伦理的要求提出，如果触犯了刑律，当按法律加以制裁。

四、政治制度文明建设要与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各项制度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但要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而且政治制度的文明建设，与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各项制度的文明建设也要协调发展，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改革，但相对比较滞后。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着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五、加强舆论监督与民意调查

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还要加强舆论监督，建立畅通的民情民意的采集、公示、反馈机制。

一些贪污腐败分子并不太害怕群众监督，因为他们手中有权。但是，他们却非常害怕舆论监督，他们的腐败行为一旦在媒体上曝光，就很难逃过党纪国法的惩处。所以，舆论监督是防腐倡廉的一个重要武器。当然舆论的作用还不仅仅限于此，它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方针得到落实的好助手。

现在，我国还未出台新闻法、出版法，对媒体的管理还停留在政策管理的层次，还未上升到法律管理。怎样在媒体的责任与权利之间求得平衡，既能体现宪法中的有关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的原则，给媒体以法律的保护，又能体现媒体自身的责任，加强自律、责任意识，在媒体违规违法时可依法制裁，是有不小的难度，但总可以通过借鉴国际上的通常做法，总结我国自己的经验来加以解决的。

与舆论监督紧密联系的还有一个舆情即民情民意的采集、公示、反馈机制的建设问题。这种机制我国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还不是很健全、很规范、很畅通、很有影响力。在我国早已有党、政领导机关接待上访信访的机制，解决了不少问题，但这还只能被动地接受送上门来的信息，还缺少可以主动设置议题，包括就重大政策措施的出台、重要的人事任免、各级干部的考核等重要事项主动地征询人民群众意见的机制。现在已经出现了某些民调机构，某些媒体上也出现了一些民意、民调的内容，某些党政机关也采取了一些调查民意的措施，但毕竟还只是一些雏型，很不规范、也缺少影响力，急须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来加以促进和规范，使之成为独立的、规范的、透明度高的、公开公正的民调机制，使之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成为我们党和政府依法治党治国的得力助手。

【参考文献】：

社会建设问题篇(5)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问题 思考

一、正确审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疑难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为直接的动因在于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城乡二元结构，涉及问题方方面面，牵涉内容层层叠叠，既涉及农村经济制度层面，也凸显机构职能定位问题，还反映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问题。纵观几年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下难点问题亟须引起关注。

1、规模经济发展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要目标任务是发展生产，发展农业生产是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所在。没有现代农业发展，没有基础产业配套，新农村建设难以协调有序推进，而加快土地流转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根本路径，发展规模经济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不可逃避现实矛盾：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与农业规模化经营之间的矛盾。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必须整合土地资源。如何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前提下激活土地等生产要素，发展规模经济，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是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疑难问题。

2、村容村貌整治问题。村容村貌的整治是新农村建设的热点、难点和重点，“有新房无新村无新貌”是新农村建设普遍存在现象。近几年来，基层政府在村容村貌整治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凸现一定成效，但反弹也明显，杂、脏、乱现象一直是困扰村容村貌整治的棘手问题。农村普遍没有排污系统，普遍没有垃圾池，基本上不存在村屯规划，污水横流随处可见，私搭乱建难以治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简陋习俗与现代生活风尚的矛盾成为当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矛盾。

3、项目资金调配问题。一是项目审批程序较慢。新农村建设指导员申报的项目，往往需要审批1－2年，而新农村建设指导员驻村工作也是1－2年，从而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严重脱节。二是职能部门各自为战。职能部门资金投向主要基于上级职能部门的工作要求和目标任务，与新农村建设缺乏有效对接。三是挂钩联系单位力量分散。目前，地方政府推行多种挂联政策，既要联系行政村、又要联系社区及工商业等，导致单位力量分散，多处承诺没能足额及时兑现。四是发展不平衡。新农村建设资金筹措主要取决于驻村指导员活动能力，其活动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行政村项目资金的投入。

4、新型农民培育问题。当前，农民培训是一种有赏培训，没有务工补助，难以有效组织农民参与培训，涉农部门（农业、林业、渔牧兽医等部门）送培训下村，主要为了完成任务，存在培训主体与培训客体的目标差异性，农村培训机制匮乏、培训资源分散、培训成本趋高等是目前新型农民培育的难题。

5、机构职能定位问题。从中央到地方，新农村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在农业部门，本身就是机构设置与职能落实的偏差，从而带来工作协调难及部门化等问题。

二、深入分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制约因素

1、内涵把握上的“错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乡村改革运动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延伸，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就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 一代教育宗师宴阳初先生针对旧中国农民的“愚、穷、弱、私”特点也提出 “乡村改造”的思想。但是，以前的乡村建设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提出，而现在的新农村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是处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发展阶段所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存在两个层面，一是“建设新的农村”，二是“新的农村建设”。我们目前的认识往往停留在“建设新的农村”层面上，只是在现有基础上修修补补，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等同于茅草房改造，等同于村办公楼建设，没有从推动整个农村改革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从近几年农村工作情况看，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及挂钩联系单位的工作力度主要在于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很少涉及农业产业开发、基层组织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深层次要素。只有从“新的农村建设”即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农村综合改革发展的认识高度来推进新农村建设，才能达到实质性的成效。

2、机构职能定位上的“越位”。新农村建设需要一个权威性、能有效发挥其职能的组织机构在调试，机构不健全，职能作用难以发挥。从组织机构设置看，各省份新农村建设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在农业厅，办事人员主要是从农业厅内抽调部分同志组成。相应地，各市、县新农办设立在市农业局，工作人员也是从局内抽调部分同志组成。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农村建设似乎就是农业，从而也带来一系列的组织协调问题。新农村建设涉及方方面面，它既涉及农业产业开发，还有村容村貌整治及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虽然目前基层办承担了新农村建设组织协调职能，可是基层办只管人，不管资金项目，不管村屯建设规划。这种“越位”现象体现为多头领导且无所适从，谁都想做好且谁都做不好，必然会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分散，制约新农村建设整体布局。

3、基层组织建设上的“缺位”。农村基层组织是新农村建设的领头羊、带领农民群众致富发展的中坚力量。目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普遍存在班子松散、年龄老化、积极性不高、“双培双带”能力不强等问题。一是村干年龄老化。笔者在对某市基层组织建设调研中发现，老村干轮流担任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年轻人不愿参选是不争的事实，多数村干年龄已经年迈六旬，甚至还有不少有神论者，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扮演算命先生、道士、土地先生、弄鬼先生等多重角色。二是村干部保障机制匮乏。村干年龄老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生活待遇低，年轻人不参与。广西目前村干部待遇基本上在每月380－500元之间，个别市县提高到每月900元左右，远远不及年轻人外出劳务收入，难以吸引优秀青年参与到基层组织工作中来。三是大学生“村官”被长期抽调。中央从2008年开始每年选派两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是为了培养对基层怀有深厚感情的党政干部后备人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为基层组织建设注入新的血液，增添新的力量。上级明文规定，大学生“村官”担任村支书助理或村主任助理，不允许抽调使用，真正让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笔者在对某市调查中发现，没有一个“村官”真正在村工作，分配到村两个月左右基本上都被被抽用到乡（镇）、县（区）甚至市一级使用。四是农村党员后继乏人问题。有些行政村连续几年没有发展一个党员，支部书记基本上是几个老动员轮流做，以上问题是基层组织建设“缺位”缩影，是新农村建设上制约因素。

三、切实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几个结合

1、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生产发展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生产发展、生活宽裕就难以促成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是系统论。当前，很多地方由于缺乏产业配套，新农村建设反弹严重，“有新房无新村没新貌”是目前新农村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加快农业产业发展是解决新农村建设一切问题的根本，走集约化道路，发展规模经济是促进农业产业化必经之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过上了低层次的小康，但是始终没有走出小农经济发展状态，只有走出这种小农经济状态，才能真正起到引领推动整个农村的改革发展。中央指示：“按照存量不动、增量倾斜的原则，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这里作出暗示就是要发展规模经济，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务必要推动“两个转变”，即 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当前，需要把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土地流转作为新农村建设一项要事抓紧抓好，积极探索“农田变股田、农民变股民”的股份制合作，以“一村一品”和“强村富民”工程为引领，促进新农村建设协调有序推进。

2、与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多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采取“领导挂点、部门包村、干部驻村”措施，实行“强抽人、抽强人”办法，从事业机关单位选派新农村建设指导员或工作队员驻村开展工作，为农村改革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举措，极大弥补了基层组织战斗力不强等问题，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新农村建设初期发展阶段，采取这一举措是内在必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只有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服务功能，强化战斗堡垒，培养不走的工作队，新农村建设才能产生持久功效。实践证明，哪里基层组织战斗力强，哪里的新农村建设就有声有色，哪里基层组织涣散，哪里就消沉滞后。为解决村“两委”干部年龄老化、战斗力不强等问题，当前需要通过制度创新，着力解决“一定三有”即：定岗位职责、收入有保障、干好有希望、退后有所养问题。生活待遇方面必须提高到与外出务工农民正常收入水平，政治待遇方面尽可能要拿出一定的比率专门面向村干部招聘乡镇领导或公务员，退后保障方面要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帮助购买养老保险，解决后顾之优。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优秀青年农民到基层党组织工作中来，不断为新农村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提供组织保障。

3、与创新体制相结合。纵观国外农村改革发展，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个统一的权威性组织机构，韩国成立“新村运动协议会”，日本成立“农村振兴协议会”等，它可以调动所需人力、物力、财力，有计划、有步骤开展新农村建设，当前，迫切需要组建这样的权威性机构。为促进新农村建设人力、财力、物力的统一，建议把目前设在农业部门的新农办与组织部的基层办及扶贫办合并，实行一套人马三块牌子。基层办代表党委抓好基层组织协调工作，提供人力支持，新农办、扶贫办代表政府作出规划、用好资金、推进项目；组建各村屯成立新农村建设委员会，引导乡村经济能人、骨干分子参与新农村建设。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机构的梳理与组建，权威机构建立起来，做到人力、财力、物力的统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协调有序推进。

4、与文化建设相结合。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灵魂所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一是充分挖掘民俗文化品牌。文化品牌源于传承文化和文化生活，把村屯优良传承文化作为一种品牌打造，在强化地域信念的同时，促进其他群体的认可和参与。二是搞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将古树古屋、古装古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新农村建设整体规划。三是加大村级文化基础设施投入，发展村屯文化事业，构建“农家书屋”、“农家课堂”、“文化长廊”等新农村文化建设平台。

5、与示范带动相结合。新农村建设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动态性，必须以点轴开发理论为指导，遵循分类实施、循序渐进、突出重点、点带面原则。在产业配套上突出“一屯一品”、“一村多品”的主导思想，在规划布局上倡导“一村一新屯”的发展理念，中国大多数屯相当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一个村，以屯为单位、分片开展小康示范屯、文明示范屯、平安示范屯、生态示范屯等建设是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方向选择。

参考文献：

[1]刘宗连.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土地整理研究[J].安徽农学报,2006.12.

[2]吴敬学.韩国的“新村运动”[J].中国改革,2005,(12).

社会建设问题篇(6)

一、西宁市社区居委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省会城市，西宁市是青海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交通中心，下辖4区3县，165个居委会。西宁是西部典型的移民城市，多民族聚集、多宗教并存。除汉族外，市区主要有藏、回、土、撒拉和蒙古族等民族。多民族、多宗教聚居，使得西宁市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更加繁重和复杂。调查发现，西宁市社区居委会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居委会行政化现象较为严重，二是居委会职责范围过广，三是人员配备不足及工作身份尴尬，四是目标群体的特殊性。

二、推动西宁市社区居委会建设的对策建议

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模式的选择中，政府主导模式单纯强调以政府管理为重心，形成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社区自治模式则强调社区居民自治的重要性，并以此形成自下而上的管理体制。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仅仅依靠行政力量，已经难以完全整合迅速发展的城市社会，满足人民日益丰富的生活需求，而单纯依靠动员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将政府职能从社区剥离，更无法解决现在社区中所面临的各项实际问题和困难。

（一）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需要重新对自己定位，由过去对居委会的“主导”变为“指导”。目前，西宁市存在政府部门过度干预居委会的现象，过度将政府工作内容委派给居委会。这也是居委会目前工作内容杂乱的因素之一。而居委会工作人员能力有限，在大量工作面前，不免产生应付心理。因此，政府需要改变过去的“主导”观念，对居委会工作内容进行界定，对居委会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和支持。

社区的事情由社区内部商量解决。政府将社区居委会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利归还居委会，同时拓宽居委会筹集资金的渠道，为政府自身减负。《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六条规定：“居民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公益事业所需的费用，经居民会议讨论决定，可以根据自愿原则向居民筹集，也可以向本居住地区的受益单位筹集，但是必须经受益单位同意；收支账目应当及时公布，接受居民监督。”在人员考核方面，以社区居民对工作人员满意度为主要考核标准。将居委会人员考核制度交由辖区居民自行投票处理，政府部门以监督为主。

政府应对居委会进行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支持。目前，西宁市居委会普遍存在人员短缺的问题。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居委会目前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因此，政府在人员配备上应给予倾斜，授予居委会适当的招聘权，并在授权招聘人数范围内，给予适当补助。在居委会举办的各项利民活动中，设立专项基金，加大对居委会活动的支持力度。同时，为居委会改善工作环境、办公设施等提供帮助。

（二）居委会：认清自我

西宁市社区居民委员会需要回归自治，还要从认清自身性质做起。首先，居民委员会是社区居民权益的代表。居民委员会是由辖区居民选举产生，其权力来自于辖区居民的授权。因此，其理应代表居民的权利。居委会应做好居民与政府间双向协调的工作，及时向政府提出居民诉求，并为改善社区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居民精神文化高度提出合理建议。要真正做好沟通政府和居民的桥梁角色，真正发挥收集和反馈社情民意的作用，成为“上传民意、下达政策”的“快车道”，协助政府部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让政府部门能够切实了解民之所想、民之所愿、民之所需。

其次，要加大居民委员会的宣传力度，促进公众参与自治。当前，公众参与在社区治理中相对薄弱，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意愿不强。因此，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治的“带头人”，应加大对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精神的宣传。

再次，做好政府辅助工作，划清工作界限。目前，西宁市居委会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对政府工作进行辅助，而是在工作过程中，过多参与政府安排的工作事项，导致工作重心出现严重偏差。因此，居委会应将工作重心转移至解决居民问题上来，维护好社区稳定。

（三）辖区居民：积极配合

作为社区居民，应明白居委会并非政府部门，而是代表居民利益的自治组织。因此，在居委会进行各项利民工作中，应积极配合，并提出合理建议及意见。同时，做好监督工作。在居委会工作中，除了政府部门对其享有监督权外，社区居民也有对其监督的权利。及时提出居委会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不合理之处，并可申请政府部门的帮助，对其过失行为进行整改。

社会建设问题篇(7)

关键词:和谐海洋;海洋社会;海洋战略

21世纪是海洋世纪。在海洋世纪,海洋社会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海洋社会的研究,在全球化和生存关怀的语境中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和谐海洋社会建设服务于海洋社会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海洋社会稳定的维护,归根结底,是新世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一、和谐海洋社会的内涵

什么是海洋社会?杨国桢认为:“海洋社会是指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会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系统;海洋社会群体聚结的地域,如临海港市、岛屿和传统活动的海域,组成海洋区域社会。”庞玉珍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缘于海洋、依托海洋而形成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以其独特的涉海行为、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地域共同体。”崔凤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基于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区域性人与人关系的总和。”张开城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海洋、海岸带、岛礁形成的区域性人群共同体。海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包括人海关系和人海互动、涉海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以这种关系和互动为基础形成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在内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就是海洋社会。”

和谐的海洋不是人不“在场”的海洋审视,而是人“在场”的前提下海洋系统状态和海洋活动的科学思考、行为选择。因此,和谐海洋社会不是一种海洋自在的表征,而是全面考量人的活动中的互动和人的活动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和互动状态。所以,和谐海洋社会涉及人与海洋的关系和海洋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旨在实现人海和谐共处、双向给予和海洋活动中人际关系和谐,公平分享海洋利益、可持续地利用海洋资源,海洋世界祥和安定、海洋文明健康发展。

建设和谐海洋社会要树立正确的海洋观,注重资源开发的适度、有序和海洋生态的保护、培育,关键在于海洋物质文明、海洋政治文明、海洋精神文明、海洋生态文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和谐海洋社会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

和谐海洋社会建设需要正视海洋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是海洋社会中的不和谐音符。

(一)“三渔”问题中的不和谐音符:弱势群体如何走出困境

2004年9月8日《法制日报》刊载来自农业部渔业局综合处的一份材料指出: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三渔”(渔业、渔村、渔民)是“三农”的重要内容,渔民是农民的一部分。然而在不少地方,“三渔”问题就如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一样被边缘化了,被忽视了。2005年1月21日南方网专稿:《“三渔”问题不亚于“三农”问题渔民转产转业迫在眉睫》:渔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捕捞渔业经济滑坡、部分渔民生活非常贫困,甚至出现返贫。如湛江32个渔港有18个渔港没有资金投入建设和维护,渔港基础设施破损,渔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安全得不到保证。由于过度捕捞和海洋环境污染等原因,渔业资源持续衰退;受国际海洋新制度实施及北部弯划界的直接影响,渔区大面积减少;加上油价上涨、捕捞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影响,海洋渔业面临严重的冲击。2007年8月10日羊城晚报以“出海动辄亏损渔民出路在哪”为题报道:渔民出海总亏本,有的干脆把船废弃,不出海。

(二)海洋管理中的不和谐音符:政出多门,“群龙闹海与群龙管海”

沿海省市的海洋开发思路和举措都是值得肯定的,但“行业用海矛盾影响海域的综合开发效益,海洋综合管理机制尚未建立起来”(《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表现为开发上无序无度,管理上条块分割、政出多门、各自为政、职责不清。“群龙闹海、群龙管海”是近年来从专家到官方的共同忧虑。“群龙闹海”导致开发上的无序;“群龙管海”导致管理上的虚位、缺位、越位,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规避责任、无视后果、从众心理、观望态度、短期行为、本位主义、政策盲区、合作陷阱成为常态。项目研究将结合蓝色产业带管理探索海洋综合管理的有效形式。

(三)人海关系中的不和谐音符:开发无序与环境危机

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开发力度的加大,大规模、高强度的不当海洋开发加速了中国海洋环境和生态的恶化,加剧了海洋环境灾害发生的频度,直接威胁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海洋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也威胁到人民的身体健康。据统计,每年从工厂和沿海城市直接排入海水或是经江河间接排入海里的污水达100亿吨,致使海洋生物链遭受破坏。近年来,沿海地区普遍存在的盲目围海造地、大面积挖砂采石、乱挖珊瑚礁、滥伐红树林等活动,严重破坏了海洋的生态环境。赤潮发生频率,规模和危害大增。

(四)海权问题中的不和谐音符:海洋国土危机四伏

中国的海洋处在多事之秋。近年来,中国与周边临海国家海域划界的潜在矛盾逐渐表面化。除了渤海是中国的内海以外,其他海域都与相邻、相向周边国家存在划界矛盾,同时与一些国家还存在着岛屿的争端。尤其是中国南沙群岛海域已经呈现岛礁被侵占、资源被掠夺、海域被瓜分的严重局面。维护中国海洋权益的形势十分严峻。占中国陆地面积1/3的“海洋国土”安全正受到多方面威胁:150余万平方公里争议海域面临被瓜分危险;40多座岛礁目前已被其他国家非法侵占;富饶的海洋资源每时每刻在遭到邻国不断攫取,维护海洋权益刻不容缓。但海洋维权困难重重。前国家海洋局长王曙光表示,这项工作涉及法律、政治、经济、军事、科研等许多领域,是一项系统工作。国家需要有完善的法规、综合性的政策、明确的目标,需要建设相应的机构和队伍,形成协调机制。目前,中国在这些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一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法规还不健全。二是海上执法力量分散、执法体制不顺、执法船只和设备相对落后、执法资源得不到有机的整合。三是维权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严重滞后,问题千头万绪,缺乏整体考虑。四是中国维权的技术支撑和保障体系,特别是海洋权益信息决策系统,海上维权监控和应急响应系统等还远远没有形成。

(五)协调发展中的不和谐音符:海洋经济不能一枝独秀

国家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统一,由此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建设和谐的海洋社会也一样。如前所述,建设和谐海洋社会要树立正确的海洋观,注重资源开发的适度、有序和海洋生态的保护、培育,关键在于海洋物质文明、海洋政治文明、海洋精神文明、海洋生态文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六)海洋法治中的不和谐音符:执法不力

1996年中国制定的《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指出,中国海上执法力量薄弱,对违法行为的监督、打击力度不够。现有巡航执法队伍分属不同部门,执行部门各自规定的使命。由于部门执法力量之间缺少配合与协作,不法行为有空可钻。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执法队伍装备普遍很差,技术手段相当落后,不少部门巡航监视船舶数量少,船体旧,性能低,必备器材严重不足,飞机、遥感接受装置等先进设备更显不足。海上犯罪是相对于陆上犯罪而言的,是指发生在海上(包括港口、码头、浅海、滩涂),侵害海上目标(包括船只、网具、船用仪器、渔货、钱财直至海上作业人员),主要以船只为载体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海上犯罪活动严重干扰正常的渔业、航运,威胁生命安全。如海盗、武装劫持、恐怖主义、偷渡、非法贩运人口,贩毒和贩运武器等。

(七)海洋观念中的不和谐音符:只见“雄鸡”,不知有海

面对当今严峻的海洋形势,我们的海洋观教育、国民的海洋意识却没有及时跟上,心中不知国土有海。《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9月11日以“中国海洋观教育十分薄弱”报道,曾对上海大学生做过一次抽样调查,90%以上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的版图只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域国土。1995年,广东省出版一本教育青少年的《新三字经》,曾引起海洋界人士极大的不安。由于作者和编辑都缺乏海洋意识,有关国土观念的教育,完全局限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的黄土地,而将祖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权益统统摒弃在外。2000年国庆节,北京中华世纪坛向公众开放。精致的入场券上面写着这样的文字:“圣火广场,用960块花岗岩铺设而成,面积为960平方米,象征幅员辽阔的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广场东西两侧的叠水象征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与黄河。”之后,“世纪之夜”大型群众联欢晚会和2001年1月1日中华世纪坛开幕式纪念册的有关介绍词,再次重申了这个象征意义。表明当前进行海洋观教育,增强人们的海洋意识是多么重要。

(八)海洋决策中的不和谐音符:局部思维与海陆两分

地方在制订海洋区域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时,囿于行政区划,不能积极地实施辐射内外、海陆一体的方略,企业缺乏集群效应、规模效应。局部思维导致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主义。甚至恶性竞争牺牲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最典型的是上海海运业,海港货源短缺不从根本上寻找解决办法,而是恶性竞争甚至严重负利率运输,自己企业吃亏让外国人看笑话占便宜。《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强调海陆一体化开发。陆地开发建设活动必然对海洋开发提出更高要求,向海洋要生产和生活空间,要食物和水资源等。海洋开发向深度和广度的方向发展,海洋产业群逐步增殖扩大,它们对陆岸基地和腹地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因此,要根据海陆一体化战略,统筹沿海陆地区域和海洋区域的国土开发规划,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逐步形成不同类型的海岸带国土开发区。但人们往往习惯于把海洋和陆地割裂开来。陆上经济发展不考虑海洋,海洋经济发展不考虑陆地,造成海陆两分的局面。

(九)海洋产业中的不和谐音符:“一产”落后,“三产”滞后

强国必须强海。强海的应增强海洋经济实力。中国的海洋经济实力如何呢?如果单从某些传统海洋产业的产量来看,中国的海洋经济已经相当可观,但是如果从海洋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科技含量来看,中国作为一个海洋资源大国,离海洋经济强国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的渔民大多是开着机帆船在近海作业,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还没有成规模的远洋渔船队,而周边的日本、泰国、韩国、俄罗斯在这方面早已世界闻名。就传统海洋产业而言,中国还处在粗放型、主要依靠劳动力、科技贡献率很低的水平。所以我们要以科技强经济增实力,才能赢得话语权。《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指出,中国的海洋产业规模小,技术装备落后,新兴海洋产业发展尚需加速,海洋第三产业亟待扩大,这些都是海洋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的海洋产业正处于大发展时期,改善和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将直接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海洋产业也可以分为第一产业(海洋渔业)、第二产业(海盐及盐化工业、海洋油气业、海滨砂矿业、海水直接利用和深海采矿业)、第三产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服务业)。目前,海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为5:1:4。要逐步将海洋一、二、三产业的比例调整为2:3:5,争取尽快建立低消耗、高产出的海洋产业结构。

(十)海洋地理中的不和谐音符:重陆轻岛,重近轻远

国际法中的“领土变更方式”涉及先占、时效、添附、割让、征服以及民族自决、公民投票、收复失地、交换领土等。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先占、时效和收复失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一种友好的表现,“不以武力相威胁”也同样,但事实上的占有和占领即使是非法的,也有一个时效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了一种沉默的默认,为避免“默认”和“时效”,要有积极和及时的应对,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坐失“先手”。但由于长期以来我们重陆轻海、重陆轻岛、重近轻远,在20世纪后半叶,没有及时对中国海域进行勘测,没有对中国海域内的海岛及时驻守、管理和开发,结果给他国以可乘之机。目前多国占据我岛的局面,堪称“切肤之痛,后悔莫及”。如南海诸岛大部被外国占领,在中国东部沿海,和苏岩问题最引人注目。我们知道,中国东海是中国历史传统水域,苏岩附近海域是鲁、苏、浙、闽、台5省渔民自古以来活动的渔场,长江口渔场和舟山渔场是中国固有海区,近代以来包括日、韩无一国家对此提出过异议。历史古籍确认苏岩属中国无误。清末民初地质学、地理学进步以后,更证实了苏岩位于东海大陆架上,是中国大陆在海底的一部分,它位于中国领海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是中国领土。但韩国人假借科学研究之名,行占地圈海掠夺资源之实,给中国苏岩取了一个韩国名“离於岛”。韩政府投资212亿韩元(约2亿人民币)在距苏岩最高峰的南侧65米处,打桩兴建了一座高76米(水下40米,水上36米)重3600吨,相当于15层楼高的巨大钢筋建筑物,还把它取名为“韩国离於岛综合海洋科学基地”,其实就是一个向中国扩张领土和领海的大型前哨基地。对此我们要据史力争。问题也一样。

三、和谐海洋社会建设的向度与对策

只有建设和谐海洋社会,才能解决上述问题;只有解决上述问题,才能建设好和谐的海洋社会。我们认为,和谐的海洋社会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生态平衡、法制健全、文化繁荣的统一。

强调海洋经济发展,是在发展中求和谐,在和谐中谋发展。中国是海洋大国,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我们的民族复兴大业与和平发展,必然越来越多地依赖海洋。即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离不开海洋事业的发展和强大,在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格局下,必须通过海洋强国而走向世界强国。直面海洋、走向海洋、开发海洋、兴海以强国是中国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强调海洋科技进步,是说和谐海洋社会建设离不开科技进步。在21世纪,建设科技海洋是战略任务,海洋科技是当今世界尖端科技之一,海洋高科技的发展已经成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当代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特征。如今,世界各国在海洋上的竞争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激烈,而这个竞争实质上是高新技术的竞争。谁在海洋高新技术方面领先,谁就会在世界海洋竞争中占据主动,就能从海洋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经济利益,就等于拿到了资源宝库的钥匙,拥有资源开发的先手。就21世纪科技发展而言,海洋科技是本世纪人类最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之一。

强调海洋生态平衡,是要求人们走出人海关系中片面索取甚至掠夺的心态,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海洋,建构人海双向给予的良性互动系统,在合理开发利用的同时保护海洋、反哺和回馈海洋。处理好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保护的关系,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海洋。强化海洋意识,维护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开发海洋资源,实施海洋综合管理,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强调海洋法制健全,是要使人们的海洋生活、海洋开发活动纳入法律化、制度化轨道,使海洋世界祥和、安定、有序。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利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中,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开放的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在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中利益上的冲突和碰撞时有发生,要求社会建立完善的利益协调和调控机制,就不能不借助法律手段。海洋的特殊地缘特征、特殊的经济功能和社会效用,决定了它是一个利益关系冲突的高发频发区,从而更需要健全的法制。

强调海洋文化繁荣,是认为和谐海洋的构建要高度关注海洋文化、深入挖掘和研究海洋文化、大力宣传海洋文化,弘扬优秀的海洋文化传统和海洋文化精神,寻找海洋文化建设的有效载体,积极发掘海洋文化资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文化海洋建设不仅是涉海产业和涉海群体的需要,也是民族和人类发展的需要;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经济建设的需要;不仅是现实的紧迫任务,而且是长远的战略任务。

中国是海洋国土大国,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海洋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海洋生态状况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在21世纪这个海洋世纪,我们应该紧扣时代脉搏、把握时代潮流、紧跟时代步伐,把和谐海洋这台戏唱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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