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技巧和方法篇(1)

1法庭辩论的技巧

法庭辩论技巧系指各方当事人及其人(或被告人的辩护人、公诉人)在庭审诉讼活动中，为保自方合法权益，达到预期目的或效果，在依据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就自己的诉讼主张所作出的全盘计划和实施的方式、方法及谋略。对律师业来讲，亦称“庭辩艺术”。

在律师工作中，法庭辩论的范围非常广泛，既有罪与非罪的分歧，也有此罪与彼罪的争议；既有证据效力上的分歧，亦有适用法律上的争议；既有实体法上的分歧

，也有程序上的争议……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但事实得益于雄辩。司法实践中，即便有了事实和法律，也并非都能使律师辩论获得成功，这就要求律师充分施展自己的辩才和谋略。当法庭进入辩论阶段，各方之间或针锋相对，或避实就虚，或出其不意，或攻其不备，或迂回包抄，以退为进。此时，一方律师如不讲究“战术”，不懂得辩论技巧，就难以沉着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论言辞，更无法巧妙地应付辩论中出现的新情况，以实现运筹方略的要求。事实上，虽有好的辩论方案，但临庭辩论时，因不能把握时机，不善于采取相应的对策，使本已掌握的“铁证如山”的事实因没能发挥作用而导致辩论失利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

由此可见，论辩艺术在律师业务活动中占有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它既是律师业务才能和智慧的集中体现，又是品评律师办案质量及其称职与否的标准尺度。因此，有必要对律师在庭审辩论中的有关技巧问题加以研究和探讨，以适应庭审方式改革的需要，充分发挥律师在庭审辩论中的重要作用。

一、基本功与操作技巧

人的思维只有通过表达，才能达到影响他人的作用。表达得好坏取决于表达的内容，但表达技巧也是关系到表达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一个称职的律师，不仅要有好的文字组织能力，还应具有准确、简洁、清楚、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

(一)文字表达技巧

综合案情，理顺辩论思路，写好词、辩护词，是每一位律师在庭前必做的一项基础工作。材料的组织必须做到：1．字斟句酌，用词准确；2．调配语句，合理布局；3，篇章衔接，环环相扣；4．结构严谨，条理清楚；重点突出，详略恰当。

(二)语言表达技巧

纵观每位成功律师，在出庭辩论、时，都具有驾驭、支配辩论形势的能力。庭审制度改革为每个律师在这方面能力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庭审辩论中，律师应当做到：1．脱稿，并善于把前言说好。在设计这方面的语气和选择言词时必须达到的效果是：①立即抓住整个法庭的注意力；②传达案件的严重性或表现出对本案的真诚；③表明对本案的信心。2．控制语速，并吐字清晰。有了好的辩论内容，还需有好的表达方式。律师在庭审辩论时，应做到口齿清楚，发音准确，音调和谐，快慢适度。力争达到声调上的抑扬顿挫，以提高论辩感染效果。3．善于入情入理。语言可以伤人，也可以感人。用辩论语言伤人，对于律师职责来说则是不道德的。但律师的辩论语言以情感人，则是可取的。使用这一语言情感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①具体案件的辩论语言感彩，要有与案情相适应的基调。②绝不能带有当事人的感彩。律师操作的情感就是经过理智语言处理过的辩论情感、法律语言情感。③情感措辞应是发而不露、放而不纵、委婉、曲折、含蓄的中性语言。

(三)形象技巧

辩论技巧和方法篇(2)

从根本上看，辩论赛是一种游戏，因而辩论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辩论技巧，在场上是不可能表现得很出色的。反之，一个人如果光有辩论技巧，但其知识底蕴很差，可供调动的东西很少，那就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纵有最高超的辩论技巧也无法展示出来。所以，把知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

先讲知识积累问题。在选拔辩论队员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队员在知识结构上都比较弱，他们可能对本专业的问题比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专业的范围，就有邯郸学步，寸步难行的味道。一个人如果知识很弱，去参加辩论，就像一个没有钱的人去做生意一样，是很难成功的。如何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解决好知识积累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训练阶段中考虑较多的问题。我们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第一，通过专家讲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识。人们常常把文科的知识比喻为一座金字塔，不了解宽泛的知识背景，想在某一专业领域里做出出类拔萃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想在辩论中运用自如、应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为知识背景的学科非常之多，如哲学、历史、伦理、政治、经济、宗教、艺术、逻辑、修辞、生态、社会学、医学、文学等等，如何才能迅速地完成知识积累工作呢？光是一门学科，就可以讲上几个学期，通过

一、二次讲座，队员们能把握住吗？“知识快餐”可能吗？实践证明是可能的。在每次讲座中，我们要求专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来讲：1．本学科的基本概念；2．本学科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3．本学科研究在当代的热点问题。把这三个问题用简明扼要的话讲清楚了，队员们就能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者的结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门学科的概况和问题之所在。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关于这门学科的背景知识。采用这种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专家为队员做了五十多次讲座，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知识视野。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选为辩题的当代热点问题，重点理清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在当今世界上，热点问题是不少的，如民族冲突与战争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东西方文化融合与发展的问题、世界政治新格局问题、南北和南南关系问题、当代新儒家问题、亚太经济圈问题、艾滋病问题、安乐死问题、联合国作用问题、人口问题、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市民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就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组织一些专家讲座，有针对性地讲；另一方面，也借阅了一批图书和刊物，供队员们阅读，使他们对这些问题尽快获得感性认识。第三，精读《四书》。考虑到辩论赛作为华语推广活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是比较重视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理应多做些准备。我们除布置队员熟读《四书》外，还要求他们熟读《孙子兵法》、《道德经》等重要著作。有了这样的知识积累，队员们在辩论时从容多了。刚开始参加辩论时，他们常常出现口误，主要是背景知识不熟悉，对方提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就无从应对了。现在，可调动的知识积累多了，队员们在辩论时就能左右逢源，自出机杼，旁征博引，滔滔不绝，给评委和听众留下知识面很宽的印象。另外，在每次讨论辩题时，如果我们发现哪位队员的知识有不准确之处，就马上进行纠正。在训练时，除了一些共同的项目，我们也根据各个队员知识结构的特殊情况，分别对待，缺什么补什么，使队员们的知识积累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新加坡辩论凯旋后，队员们对专家们的知识讲座始终怀着感激之情。另外，在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辩题下来后，我们还请一些专家进行“会诊”，进一步强化了专题知识，从而在辩论中能达到引经据典、挥洒自如的境界，获得评委和听众的一致好评。知识积累是重要的，但不讲究辩论技巧，它仍然是空的，它或许适用于作学术报告，但却不适用于辩论。剑桥队之所以负于复旦队，问题主要不是出在知识积累上，而是出在辩论技巧上。尤其在辩题上不利于某一方时，这一方如果在技巧上不能高对方一筹，是很难取胜的。在辩论技巧上，我们以为，以下几点是比较重要的。1．攻其要害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双方纠缠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例子或表达上争论不休，结果，看上去辩得很热闹，实际上已离题万里。这是辩论的大忌。一个重要的技巧就是要在对方一辩、二辩陈词后，迅速地判明对方立论中的要害问题，从而抓住这一问题，一攻到底，以便从理论上彻底地击败对方。如“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的要害是：在不温饱的状况下，是否能谈道德？在辩论中只有始终抓住这个要害问题，才能给对方以致命的打击。在辩论中，人们常常有“避实就虚”的说法，偶尔使用这种技巧是必要的。比如，当对方提出一个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时，假如强不知以为知，勉强去回答，不但会失分，甚至可能闹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机智地避开对方的问题，另外找对方的弱点攻过去。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避虚就实”，“避轻就重”，即善于在基本的、关键的问题上打硬仗。如果对方一提问题，我方立即回避，势必会给评委和听众留下不好的印象，以为我方不敢正视对方的问题。此外，如果我方对对方提出的基本立论和概念打击不力，也是很失分的。善于敏锐地抓住对方要害，猛攻下去，务求必胜，乃是辩论的重要技巧。2．利用矛盾由于辩论双方各由四位队员组成，四位队员在辩论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矛盾，即使是同一位队员，在自由辩论中，由于出语很快，也有可能出现矛盾。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应当马上抓住，竭力扩大对方的矛盾，使之自顾不暇，无力进攻我方。比如，在与剑桥队辩论时，剑桥队的三辩认为法律不是道德，二辩则认为法律是基本的道德。这两种见解显然是相互矛盾的，我方乘机扩大对方两位辩手之间的观点裂痕，迫使对方陷入窘境。又如对方一辩起先把“温饱”看作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后来在我方的凌厉攻势下，又大谈“饥寒”状态，这就是与先前的见解发生了矛盾，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对方于急切之中，理屈词穷，无言以对。3．“引蛇出洞”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胶着状态：当对方死死守住其立论，不管我方如何进攻，对方只用几句话来应付时，如果仍采用正面进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要尽快调整进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从看来并不重要的问题入手，诱使对方离开阵地，从而打击对方，在评委和听众的心目中造成轰动效应。在我方和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时，对方死守着“艾滋病是由HIV病毒引起的，只能是医学问题”的见解，不为所动。于是，我方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战术，我方二辩突然发问：“请问对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对方四位辩手面面相觑，为不致于在场上失分太多，对方一辩站起来乱答一通，我方立即予以纠正，指出今年的口号是“时不我待，行动起来”，这就等于在对方的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瓦解了对方的坚固的阵线。4．“李代桃僵”当我们碰到一些在逻辑上或理论上都比较难辩的辩题时，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法，引入新的概念来化解困难。比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这一辩题就是很难辩的，因为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从常识上看，是很难把这两个问题然分开的。因此，按照我方预先的设想，如果让我方来辩正方的话，我们就会引入“社会影响”这一新概念，从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不是“社会问题”，并严格地确定“社会影响”的含义，这样，对方就很难攻进来。后来，我们在抽签中得到了辩题的反方，即“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否认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也会于理太悖，因此，我们在辩论中引入了“医学途径”这一概念，强调要用”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去解决艾滋病，而在这一工程中，“医学途径”则是必要的部分之一。这样一来，我方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对方得花很大力气纠缠在我方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击力就大大地弱化了。“李代桃僵”这一战术之意义就在于引入一个新概念与对方周旋，从而确保我方立论中的某些关键概念隐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对方的攻击。辩论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施展的技巧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技巧。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使知识积累和辩论技巧珠联璧合，才可能在辩论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知识积累与辩技巧关系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

辩论技巧和方法篇(3)

论文摘要:《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文学名着之一,因其丰富的人物个性、诗词歌赋和战争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和军事价值。在其中的人物塑造中,诸葛亮杰出的军事和辩论才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不灭的印象。本文从传统修辞学的角度分析了在他江东之行劝说孙权联合抗曹,与江东的众谋士舌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为当今的修辞辩论技巧提供一些借鉴和方法。

一、引言

《三国演义》是我国家喻户晓的文学着作取材于历史,但又不为历史所限制。 它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画,惊心动魄的战争描写深深打动着中外的读者。在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中,诸葛亮舌战群儒这一片段向读者展示了诸葛亮非凡的才华和气度,他运用其清醒的辩论策略和技巧一一驳斥了以张昭为代表的江东众谋士的降曹思想,为孙刘联合扫清了道路。在传统的西方修辞学中,修辞的概念始于演讲与辩论,被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劝说的技巧”(the artificer of persuasion),本文以传统修辞理论分析了诸葛亮在其辩论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修辞策略,意在开拓些以逻辑为基础的巧妙有力而又行之有效的辩论技巧,为现在的演讲与辩论提供些方法和策略。

二、西方传统修辞学理论概述

传统修辞学起源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主要以论辩和演讲的方式用来影响法庭、集会上的听众,或者称赞、颂扬某些人或事。修辞被当作一种劝说的特别技巧。着名的修辞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修辞理论对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理论依据。

柏拉图(Plato)在其书中列出有关篇章结构的文章:以引言开头,进入说明,直接或间接的论据、或然性、证明和补充说明、驳斥指控和辩护。他对修辞学的主张在演说者须知晓真理;基本勇于应该界定;词类应恰当安排等等。

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则坚持修辞的生成性(Genesis)和分析性(Analysis),这种特性后来成为现代修辞学的重要内容.他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是“劝说的技巧”,在辩论中,为了说服别人,要采取一定的战术策略,并且这些战术策略要随听众和场合的变化而变化。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西方修辞最着名的一位修辞学家,他的着作《修辞学》(Rhetorique, rhetoric)是最古老和最有影响的修辞学专着,为西方古典修辞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世界修辞学提供了经典着作。

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提出一系列三分法描述:演讲者,主题,和听众。演说要想打动听众,需要三个因素:一是内容,二是文辞;三是演说技巧。他认为劝说的成功取决于演说者的人格,和是否将听众置于一种合适的心态,以及由演说词所提供的表面证据。劝说的风格特征包括:清晰(clarity),适体(Propriety),和正确(correctness).他还将演讲的过程同辩证法结合在一起,认为修辞学是一种反诘的方法,是一种工具,人们借助这种工具来面对或然性和可能性(problematicity)的问题。

三、诸葛亮舌战群儒之修辞策略

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曹操统兵百万来讨伐江东,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诸葛亮随鲁肃来到江东劝说吴主孙权联合抗曹,吴主孙权并不了解诸葛亮的雄韬武略,对他的才能持有怀疑的态度,因此才想出用江东的谋士试探诸葛亮。而且江东的众谋士对诸葛亮是只听到传闻但未见其人,对他也是半信半疑,有些人认为他更是徒有虚名。相反,诸葛亮却心怀坦然,他十分了解江东吴主和他属下的心理,对他来说,来江东有两个任务:一是要说服孙权不能降曹的利害关系,二是要自下而上使江东所有人的意见保持一致,也就是不能让孙权的谋臣产生任何动摇孙权意志的举动,所以他已经想到了对策,可谓胸有成竹,对全局已有了成熟的判断和掌握。在与吴主孙权和众谋士的辩论中, 他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修辞策略:

(一)先徐后速法

《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说:“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入脱兔,敌不及拒”。意思是知己知/，！/彼而后动,欲速则不达。在与众谋士的辩论中,诸葛亮没有急于求成,主动向众谋士讲明降与战厉害关系,而是蓄势待发,等待他们来发问,然后一一驳斥他们的偏见和错误思想从而证明自己的才能,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远见卓识。这样,循序渐进地从心理上使众谋士消除对曹操的恐惧,了解抗曹生降曹灭的道理,加深对联合抗曹的认识。

(二)擒贼擒王法

在江东谋士中,张昭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当年孙策临终时,曾对弟弟孙权说过:“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在主战主降的立场上,他主张降曹。因此,使他心服口服地主战就相当于说服了大多数的谋士,对孙权的决定其到关键性的作用。诸葛亮深知这一点,因此与其的辩论也最激烈和最尖锐。他阐述了刘备兵败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诸葛亮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而是因为刘备的贤德贻误了战机才导致现在的窘境,一方面驳斥了张昭对刘备的不公正的指责和对诸葛亮才能的怀疑;另一方面又指出刘备的境况只不过是一时,一旦养精蓄锐,一定会重整旗鼓,前途无量;也从侧面指出张昭的鼠目寸光的局限性和力求自保的降曹思想的错误。

(三)旁敲侧击法

在驳斥薛综和程德枢时,诸葛亮没有从正面指出他们的错误,而是以儒家思想为道德准则,“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和“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后世,名留后世。若小人之儒,惟物雕虫,专工汉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义正词严得指出他们不为国家和社稷着想而胆小怕事、自私自利的唯诺性格,使他们理屈词穷,无话可说。诸葛亮以其丰神飘洒,气宇轩昂的气度和豪迈自信、爱恨鲜明、才华出众的人格魅力的赢得了这场舌辨的胜利;并将众谋士的心态调整到正确的状态,用充分的论据唤起了众谋士的忧国忧民的意识和必胜的信心。亚里士多德认为劝说的成功取决于演讲者的人格力量,是否将听众置于一种合适的心态,及由演说词所提供的表面证据这一修辞理论在此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四)机智激将法

在舌战群儒后,吴主孙权为诸葛亮的口才所折服,但他仍旧对孙刘联合抗曹的可能性和成功性持有怀疑的态度,使他举棋不定,烦躁不安。诸葛亮洞悉他的心理,借助《孙子兵法·始计篇》中的“怒而挠之,卑而骄之”的激将法,故意夸大曹操的势力,让孙权对曹操俯首称臣的方法来激怒他,从而推动事态向抗曹的方向发展,使吴主孙权明白唯有下定决心与刘备联合抗曹才能挽救江东。诸葛亮为孙权分析了抗曹的必要性以及曹操失败的必然性,坚定了孙权抗曹的信心。

诸葛亮的江东之行无疑是成功的,这都归结于诸葛亮非凡的才华,他纵观寰宇的全局意识使他能够站在更高处去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结论

诸葛亮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和辩论技巧无论从军事上还是实际生活中,多为读者提供了广博的学习资料,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为现代社会待人接物,辩论演讲提供了诸多的技巧和方法。只有巧妙的运用这些技巧,才能打动听众,使人信服,达到演讲及劝说的目的。

参考书目:

[1]从莱庭 西方修辞学 上海: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辩论技巧和方法篇(4)

以下是整理的论文答辩问题及解决办法。

1、答辩程序有哪些？

自考论文答辩程序跟普通高校毕业生答辩要求相同。在考生论文写作完成后，由主考校统一安排相关学科的教师，组成答辩小组，进行答辩。一个学生答辩的时间，通常在30—40分钟。进入答辩现场，答辩分三步进行。第一步：考生陈述。由考生简单介绍自己的论文梗概，以及写作论文的构思和过程，对观点做简要陈述。第二步：老师提问。答辩之前，评审老师已经详细读过接受答辩者的论文和指导教师的评语，而且拟定了要提的问题。评审老师可以根据事先拟定的问题，也可以根据听取考生的自述时想到的题目，向学生提问。提问的问题可以是两三个，也可以是三四个，提问的方式和问题的数量，因不同的论文、考生的陈述而异。老师提问后，会给考生留出准备时间。第三步：考生回答提问。准备完毕，考生需针对老师的提问，一一作答。当学生回答问题完毕，被告知答辩结束，即可告退离席。最后在考生回避的情况下，由答辩小组集体商议，给成成绩。成绩分为优、良、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

2、答辩应注意哪些问题？

（1）毕业论文及其答辩在评分中各占一定比例，虽然论文本身的分数高于答辩的分数，但如果答辩不及格则论文分数无论多高也不能及格，由此可见答辩的重要性。因此，努力掌握答辩的方法和技巧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2）进入答辩现场，给主持答辩的教师留下的直观印象十分重要。答辩者应从保持良好的仪态开始，保持态度谦虚，言辞简洁，神情镇静，回答问题自信，行为举止礼貌而得体。答辩者的仪态不在答辩的内容之中，但属于答辩形式的一部分，对答辩质量会产生影响，答辩者不得对此掉以轻心。因为答辩者的仪态不仅反映了其人对答辩的重视程度，而且能反映他的人生修养和学养，以致对主持答辩教师的评判发生影响。（3）开始答辩时，要掌握好节奏，评审老师提出问题后，可以稍作停顿，考虑一下再作答。一定要明白老师提问的准确含义，不要造成歧义的理解，如果不清楚，宁可再问一次，也不贸然作答。（4）开始回答问题时，层次感要强，要有逻辑条理，言语要简明流畅。对于自己熟悉的问题要详细地回答，对于自己不太熟悉的问题要谨慎地回答，对于自己不求甚解的问题如能回避最好，不能回避则应明言，不能不懂装懂。如果论文有遗漏，经老师提问有所触动，自己又知其原理，应敏捷地用言语做补充。（5）答辩结束时，主持答辩的老师通常会对论文和论文答辩情况做一小结，对论文及其答辩给予肯定、补充和纠谬，答辩者应虚心听取。（6）最后，答辩者表示感谢后离席。当然，在毕业论文的答辩中要重视答辩的基本方法和技巧，但也不要过多依赖技巧，最重要的是打好专业知识基础和做好逻辑思维方法的训练。做研究的基本功好了，自然很容易从容应对论文答辩，而不必过多考虑繁复的答辩技巧。3、毕业论文成绩评价标准是什么？评定毕业论文成绩的主要标准，包括几个方面，即：论文选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论文观点的正确性和创新意义，引用材料的权威性及材料的合理应用和铺排，论文是否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条理性，论文结构和语言表述能力等。

辩论技巧和方法篇(5)

关键词：《孟子》；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在思想史上，“孔孟”并称，孟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闻名，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刚烈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孟子》文章议论风发，文辞华赡，气势磅礴，奔放不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是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20世纪以来，传统经学瓦解，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研究，文学研究是其中之一。关于《孟子》一书，研究者认为，今存内七篇其体式虽不脱语录窠臼，但“所记对话，多于独白，对话复以往复辩论之辞为多”[1]（P316）；成书方式亦与《论语》出于弟子和后学众手“论纂”不同，而是由孟子“与万章、公孙丑等亲炙弟子一次纂成，故全书一致耳”[i2]；论说方式与《论语》等春秋之文重在“立意”和“见志”的“陈述”有异，而更多带有战国之文的“论辩”色彩。在先秦儒家之文中，《孟子》素以富于“文学”性而著称。郭沫若将其列为“战国散文四大家”之首[3]，刘大杰称扬：“当代的儒家作品以孟子最有文采，他的散文对后世很有影响。”[4]（P81）纵观20世纪的《孟子》文学研究，涉及面广泛，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看，主要是从语言艺术特色及其修辞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及其气势风格、文章的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等方面展开的，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本文着重就《孟子》散文艺术，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的《孟子》文学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前瞻，以期为未来的《孟子》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语言特色与技巧研究

关于《孟子》的语言特色，一般认为与《论语》基本相同，属语录体，而多由对话所组成，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但比《论语》更有文采和富于气势。柳存仁认为，《孟子》之“记言文字，极见流利丰畅。”[5]（P70）刘大杰认为：“孟子的文章不仅文采华赡，清畅流利，尤以气势胜。”[4]（P83）谭家健发表于50年代中期的《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一文[6]对孟文语言艺术特征作了细致而独到的分析，认为：孟文语言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明白晓畅”，这是因为它不事雕琢，不用生僻的词汇和蹩扭的句法，加之善于精工刻镂，精辟准确地使用词汇，平实浅近，干净利落，“有一种爽朗明快的风格，给人朴素自然的美感”。谭氏并由人物语言入手，分析了《孟子》的人物形象，认为孟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动而复杂的孟子形象，他具有“豪爽直率、泼辣大胆的个性”，“锋芒毕露、痛快淋漓的风格”，“基本上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作为议论散文，既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无法描写繁复的活动，主要是利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通过孟子自己说的话，“塑造一个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在50年代初中期人们大多只注重诸子散文思想内容的评判，而忽视其艺术特征探究的背景下，谭氏之论引人注目，而由人物语言入手?盐章鬯袋a href=//wenxue.7139.com/2914/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散文中的人物形象，亦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杨公骥认为，《孟子》的“语言严谨而流畅，委婉而犀利，雄恣而细致，在生动泼辣的语言中，流露着强烈而鲜明的感情”，使“孟子的性格活现在纸上”，从而充分地表现了孟子的个性特征[7]（P354）。一些研究者从修辞技巧运用的角度分析了《孟子》散文的语言艺术。罗星明撰文认为孟文大量地使用排偶句式、重复对比以及实词、虚词的交错搭配，使语言既简洁精炼又概括性强，“以准确、凝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8]章沧授认为孟文通过书面语的口语化、引俗语入文、释古语通俗化等方法，形成了“平朴自然，开口见心”的语言艺术风格；加之“具有自如娴熟地驾驭语言的技巧和能力”，从而“准确凝练，辞简义丰”[9]。边家珍也指出《孟子》具有“高超的表达技巧”，其语言“晓畅明白，通俗易懂，确如泛舟中流，优游自如”[10]。贺友龄《漫话〈孟子〉的语言风格》[11]，联系具体作品分析了孟文“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认为《孟子》文章朴实通俗而不粗浅俚俗，是因为其极重视“文采”，从词语的锤炼，到句式的选择，以至篇章结构的安排，都是“极见功力的”。此文分析颇有深度，立论平实而新颖，在孟文语言艺术研究方?娼嫌刑厣档米⒁狻?/P>

孟子生当战国中期，激烈争辩的现实需要和策士纵横文风的沾染，使《孟子》与《论语》的“慎言”间拉开了距离，而呈现出雄辞激越和气势磅礴的风格。鲁迅精辟地指出：“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12]张振镛认为：“大抵孟文以闳肆胜。”[13]（P26）郑振铎认为，孟文“沾了战国辩士之风”，因而“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钱基博ii认为：“儒家之文，至《孟子》而极跌宕顿挫之妙。”[15]（P33）均含有对孟文由“繁辞”而形成的语言风格认识的意思，对此研究者多从修辞的角度作了探讨。谭家健认为，孟文喜欢运用排偶的句式和反复重叠的句型，“使文章的如长江大河，浪头一个接着一个，造成浑灏流转，滔滔不绝的壮观”[6]。李泽厚指出：“孟文以相当整齐的排比句法为形式，极力增强它的逻辑推理中的情感色彩和情感力量，从而使其说理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16]（P60）贺友龄具体地分析了《孟子》遣辞造句方面的特点，认为其“行文中那种铿锵顿挫的音节，排散结合的错落句式，使人读来朗朗上口，有一种鲜明的节奏性和优美的音乐感，使人感到作者笔端凝聚着的激情，使人受到感染，受到启迪，使人得到一种美的享受！”[11]章沧授把孟子散文的语言风格概括?捌瓢蹴纾劢∮辛Α保浔硐钟腥?、语句排比而起，连贯成篇，“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2、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列尽事理，千言不穷；3、居高临下，势如破竹，水到渠成，迎刃而解[9]。侯爱平、吕玉玲《论〈孟子〉和〈战国策〉说辞的共同特色》一文[17]通过二者的比较认为，战国时期以“辩”为特征的政治文化背景，形成了二者语言上的共同特色，一是善于揣情摹意，引人入彀，以利害打动人心，二是体现出文学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特色。文章着眼于二者之“同”，而忽略了光明正大的孟子之文与“逆探巧合”的纵横家言之“异”，而二者的貌合神离正是孟文语言艺术特色之所在。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对此研究者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郑振铎认为，孟子“喜以比喻宣达他的意见”，“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刘大杰指出，《孟子》文章在说理论事时，“偶尔举例取譬，时时露出一种幽默”，如牵牛过堂、齐人妻妾诸段，“实在是巧妙，然而又是出色的比喻和讽刺”，“显示出散文的活泼和机智”[4]（P83）。谭家健认为，孟子的比喻“浅近平易而生动有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堪称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运用灵活，精辟允当，一语中的，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为开风气者，这类“叙述则时特精妙”的长喻“曲折多姿，生动有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短喻则既平易又精练，正喻生动有趣，反喻夸张幽默。因此，《孟子》的比喻“既有高度的艺术性，又结合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充分表现了伟大散文家的艺术匠心”[6]。杨公骥认为,孟子尤为擅长以寓言故事作譬喻，从而使《孟子》更具文学性，虽然这些譬喻有时并不都能恰切地阐明其理论，然而却充分地表现了人物的感情，因而孟子使用譬喻“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而是情感联想的产物，因此它也是抒情的”[7]（P354）。徐立认为，《孟子》设喻取譬不仅数量多，而且丰富生动，“孟子设喻不拘一格，有的是眼前景物，有的是出于杜撰，有的是当时的故事；有的夸张，有的幽默；有的一语破的，有的妙喻成串。”[18]章沧授分析了《孟子》用喻的具体情况，认为孟文或以物喻理，深入浅出，或以事喻理，情理显豁；或以寓言喻理，入木三分，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可感，化深奥为浅近通达，因此，作者认为：“孟文用喻，自如娴熟，摇曳多姿。”[9]管仁福《孟、荀散文艺术比较》[19]iii，通过比较论析认为，孟文用喻不仅多而广，而且比喻手法富于创造性，作者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内容设喻，既有针对性，又妙趣横生，同时孟子的比喻富于想象力，并且通过与对比手法结合，以一些超乎常理的比喻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从上述可知，对孟文擅长的譬喻手法的研究比较深入，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比喻，还是故事性的长喻，为先秦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为人所称道，是因为有其独特的“个性”，从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风格，管文提供的思路当有某种方法论意义。

二、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诸子，好辩、善辩为时尚，而孟子尤以知言善辩著称。孟子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气”这一概念，并把“养气”和“知言”结合起来，“他所谓知言的本领植根于养气，而养气就是对自己本性中的善端，循乎自然地加以扩充，不断地进行道义的积累”[20]（P112），具体运用于在对话和论辩中，形成了孟文刚柔相济而析义极精的论辩艺术，充分表现了《孟子》散文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与风格。在对孟子论辩艺术的研究中，又大致集中在论辩方法技巧与论辩风格两方面。

钱基博认为孟子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15]（P33）段凌辰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孟子〉之辩论术》一文[21]，对孟子的论辩技巧方法作了条分缕析的分析概括，奠定了孟文论辩艺术研究的基础。另外，杨寿昌《孟子文学之管见》[22]、李长之《论孟子文章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23]等一批早期论文，对孟文的论辩技巧也时有论及。而从文学散文的角度对孟子论辩艺术进行理论研究，当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谭家健从文章结构入手分析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其特征是：（一）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论辩中“有如老吏断狱”，一下子就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作集中分析论证以服人；（二）脉络分明，有条不紊，次序极为清楚，“简直是块天成的织锦”；同时（三）又极富于腾挪跌荡，摇曳多姿，在一问一答中逐步深入问题，穿插变幻章法，富于戏剧因素，“真是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6]。李竹君《〈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一文[24]，对孟子的论辩风格和论辩方法作了综合研究，认为：孟子其人“堪称一位雄辩家”，“《孟子》几乎是一部辩论集”，作为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孟子“嬉笑怒骂，感情毕露，豪爽直率，痛快淋漓，心地正大光明，议论开口见心”，其论辩具有“若决江河”、势不可挡的“气势”和锋芒毕露、万物披靡的“词锋”；行文以畅达详尽取胜，运用了“逐层疏解，不怕反复，多用排语，重言申明”的铺排手法，“具有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气概”；“不得己”而辩的现实所迫，促使孟子“十分讲究辩论技巧”，论辩中往往采取诱敌深入因势利导的欲擒故纵方法，形成咄咄逼人的气势，加之严密的逻辑推理，引导对方，使其渐入彀中，陷论敌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使其无可置辩，甘心折服。徐立《孟子论说文的特色》一文[18]称孟子在论辩中“表现了自己的论辩技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雄辩滔滔的辩论家”，“有纵横家的特点”，指出：“他擅长纵横家那套‘捭阖’、‘转丸’、‘揣情’、‘摩意’之术，”加上他的长于“知言”，辩论起来“很会揣情摩意，把对方心理摸得很透，使人完全听从他的摆布”，又重视第一手材料，论辩多以事实作基础，所以有理有据，论辩滔滔，有的放矢，言必有中。洪波《孟子散文中的论辩方法》一文[25]认为，孟子散文中所用的论辩方法，形式多种，变化万千，往往因所论辩之事不同而异其方法，“无不理充词沛，说服力强”。章沧授着力分析归纳了孟子“不同凡俗的论辩技巧”：一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针锋相对地辩驳答难，二是引出话题，抓住要?Γ讲浇舯疲迫绶缋祝嵌员嚷郾纾馊裆羁蹋芾焱纯欤佣纬闪庶a href=//guoxue.7139.com/2722/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孟子“锋芒毕露、剜心入骨”的气势与风格[9]iv。郭预衡通过与《论语》的比较，对孟文的论辩艺术作了阐述，指出：二者虽然都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体，但《论语》是坐而论道的“谈论”，《孟子》却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而且结构更加完整、富于辞采、极有气势和感情色彩[26]（P135—139）]。管仁福认为：“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主要是在人物对话中表现出来”，从论辩主体和读者接受两方面看，对话体的论辩不同于文章论证式的论辩，它是在一定的情景下进行，因而论辩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对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对答，在这种情境下，由于思想的直接碰撞和语言的激烈交锋，最容易激发起论辩者的智慧和灵感，从而使论辩呈现出灵活、机智、生动的特点，发为文章极具活泼性和可读性，读者阅读时会有亲临现场之感，从中很容易体会到强烈的情感和充沛的 “文气”[19]。杨福生认为，孟子论辩，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论辩过程呈现一种向心式回归过程，其论辩艺术依托于自己强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论体系，将论辩焦点归结到自设前提上来驳倒对方，既挥洒自如，又能牢牢控制论辩局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从而形成了“理懿而辞雅”的论辩风格[27]。

三、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逻辑思辨的发轫时期，《孟子》散文的逻辑性也为人所注目。研究者认识到，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谭家健认为孟子虽然不像墨子那样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但是“却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在论辩过程中，孟子成功地运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从而“无论和谁辩论，孟子都从没有输过”[6]。洪波认为，《孟子》“文章的组织与逻辑推理的规则极相吻合”，作者把孟子论辩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归结为：（一）逐层推论法，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开合自如，引人入胜；（二）破斥两端法，针对论敌用假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综合方法进行的责难，孟子从容应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三）提出新论点法，即当论敌用假言和选言推理进行论辩时，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论点，以击破对方隐含的错误观点；（四）例证法，即把例证作为一个前提，使逻辑推理更加严密。文章还认为，与“名辩逻辑学”和“墨辩逻辑学”重在立论不同，“孟辩逻辑”重在驳论，因此作者认为：“辩难体散文，当自孟子始”。[18]

显然研究者已从《孟子》文章的逻辑特征进而到对其文体特性的认识。关于辩难体，50年代中期，罗根泽认为是韩非子所“独创”[28]。到了80年代有研究者认为其“独创”者应为《孟子》。张惠仁《孟子——我国古代辩对文的开元者》[29]，从文体的角度考察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孟子》的论辩篇什，“把辞章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形成了“以反驳艺术见长的辩对散文”，孟子以他“量多质高的辩对散文驰名一时”，而“辩对散文，是一种反映人们逻辑思维成果的文体，它以证明、反证明、推理的逻辑方法，阐明基本观点”，主要是“以问对、答辩的方式展开文章，它的针对性较其他‘论’、‘说’体，要求更高，它以驳论为主要的或突出的论证方法。”辩对散文的产生有赖于逻辑学的形成和发展，孟子的“知言”说，提出和解决了“墨辩逻辑学”中所未提出和解决的驳论问题和方法，“自孟子的‘知言’说出现后，不仅使先秦时代我国朴素逻辑学体系从概念、判断到证明、反证明、推理臻于系统化，而且在我国的文章史与逻辑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把文章学与逻辑学合为一体”；在实践上，“他认真地把我国古代逻辑学的成果运用到自己的辩对中来，使用多种逻辑方法，驳论有力，立论有据，从而使文章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那种高屋建瓴，势不可挡，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赖志明《从孟子“好辩”看其逻辑观》一文[30v]认为：孟子“给儒家的‘正名’学说中注入实际的逻辑内容，把‘正名’主张从政治、伦理领域逐渐地引向思维领域，从而使儒家的‘正名’与论辩这一思维逻辑的领域有了更多的联系”，论辩中“很讲究立论与驳论的论辩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他善于抓住论辩的契机和对方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把反驳的重点放在论敌的‘所蔽’、‘所陷’、‘所离’、‘所穷’之处，在辩论中努力指责论敌的谬误”。

学者们在肯定孟文逻辑性的同时，对其不足亦时有论及。张惠仁认为，孟子对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自觉的，因此“在逻辑上必然有牵强附会之弊，有时甚至还使用一些诡辩法”[29]。徐立亦认为，孟文在逻辑方面“没有墨子、荀子那种‘隆正’、‘察类’、‘明故’的科学态度，而有时是一种‘无故’、‘乱类’的恣意推论。”[18]根据孟文的特点把逻辑学与文学作品结合起来研究，这类“跨学科”研究对拓展研究领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和把握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无疑是有意义的探索。但对孟子逻辑思想的评价，意见尚有较大分歧；对于《孟子》散文逻辑性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回顾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状况，有创获亦有缺憾。仅从以上所撮要列举的情况看，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从起步而蔚为大观，逐渐摆脱了各种束缚与偏见，走上了独立发展的学术道路，其文学价值与地位得到了认识与确立，其散文艺术得到了广泛的探讨。然而相对于哲学思想、社会政治主张的研究来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只能说是尚处于起步阶段，无疑尚有不少缺憾。揣度未来的研究趋向，笔者认为当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要对理论上存在一些失误作冷静的符合实际的分析。百年中对《孟子》散文艺术性的确认，所使用的评判标准和术语基本上是用欧美移植来的，并不完全符合其实际情况，因为《孟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有其独特的内部构成因素，在诸如文体品类、题材内容、形式构造、表现方法等方面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先验的理论模式和僵化的思维方法，将会阉割其丰富性，亦不足以揭示其真正成就。因而，真正从实际出发，不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从中提炼出相关的命题，探索出切合诸子散文自身特点的理论表述，以剖析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把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应成为新世纪诸子散文艺术研究者的当务之急；其次，由于《孟子》自身的特殊性，百年中对其散文艺术的研究过多地受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重思想轻艺术，既造成了众多的迷误，也造成了研究的浮浅和领域的狭隘，甚至有一些“空白”的领域需要去填补。这方面，徐华龙的《孟子对民间文艺的运用和认识》一文[31][4]或能给人以某种启发。徐文探讨了孟子与民间艺术的关系，指出孟子大量运用了民间故事、神话、寓言、谚语、传说等“劳动人民创造的丰富的民间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并联系孟子的政治哲学思想、美学观点和文章体式对此作了精到的分析，认为所以如此，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孟子有强烈的‘民’的观念”和“为了对话的需要”，这表明孟子“在自觉地肯定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其确有的科学价值。”事实上，在先秦诸子各家文章中都不难发现相同或相似的现象。按照流行的观点，一切文学活动和艺术形式均肇始于民间，因此探讨先秦其他诸子与民间文艺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因此，进一步拓展包括《孟子》在内的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领域，加强理论建设，开辟新的研究思路，推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实现新的跨越，将是新世纪《孟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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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技巧和方法篇(6)

关键词: 《战国策》 策士语言艺术 论辩技巧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刘向,策士是书中叙述的重要角色,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策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了强有力的肯定。本文从五个方面就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策士的语言艺术技巧进行分析、整理,以探究他们是怎样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翻云覆雨的。

一、先承再转之计

王召姚贾而问曰:“吾闻子以寡人财交于诸侯,有诸?”对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复见寡人?”对曰:“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为臣;贞女工巧,天下愿以为妃。今贾忠王而王不知也。贾不归四国,尚焉之?使贾不忠于君,四国之王尚焉用贾之身?桀听谗而诛良将,纣闻谗而杀其忠臣,至身死国亡。今王听谗,则忠臣无矣。”①

运用先承再转的技巧,在论辩中造成一个缓冲的地带,为说服对方或展开下一轮的论辩攻势创造有利的前提条件,尽量避免使双方在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而导致出现谈判僵局,给进一步的沟通或论战造成不必要的心理障碍。当然,先承接过来的必须是在某种意义上是站得住脚的论点或论据。在上述故事中,针对秦王的诘难,矢口否认就不是明智的,聪明的做法当然是老实地承认这个事件已经发生。姚贾采取了这种明智的做法,承认了秦王的发难,反而使秦王一下子失去了强力打击的靶子,不得不缓和语气,说道:“那你还有何面目来见我?”在这句问话的背后,至少暗示了在秦王的心里还隐含着一个疑问:“这家伙还真的这样做了,那他为什么还有胆量来见我呢?莫非他还有什么别的招数?”心里这样一嘀咕,底气就少了几分。“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可是大王您一手造成的啊!”姚贾在成功地完成了承接对方论题这一步之后,紧接着便展开了论辩的攻势。姚贾在这段出色的论辩中,先是列举了三个典型的例子,进一步证明自己具有忠诚的品质,令人信服地说明自己之所以为别国君王接纳,正是由于自己具备了这种品质。说到这里,他还含而不露地把导致“我出走结交各国诸侯”这一事件发生的根子在于大王不辨忠奸、慢怠忠臣,在于“今王听谗,则忠臣无矣”,并进而指出了秦王这种做法将导致重蹈夏桀和商纣那样身死国破的覆辙。

二、巧设比喻之计

天下合从,赵使魏加见春申君,曰:“君有将乎?”曰:“有矣,仆欲将临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时好射,臣愿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异日者,更羸与魏王处京台之下,仰见飞鸟。更羸谓魏王曰:‘臣为王引弓虚发而下鸟。’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间,雁从东方来,更羸以虚发而下之。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对曰:‘其飞徐而鸣悲。飞徐者,故疮痛也;鸣悲者,久失群也。故疮未息而惊心未去也。闻弦音引而高飞,故疮裂而陨也。’今临武君尝为秦孽,不可为拒秦之将也。”②

巧用比喻,是论辩中一种非常有用的舌战技巧。善于运用比喻,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上述故事中,赵国使者魏加以曾遭弓箭射杀的大雁因身体上的箭伤尚未痊愈,被弓箭射杀造成的惊恐心理伤痕也未平复,结果被人虚拉弓弦的声音惊吓得旧疮迸裂坠地而亡的寓言故事,比喻遭到秦军打击的临武君的身心状态,说明那位被秦军打得惨败的临武君不能担当合纵抗秦的主将。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在舌战论辩中,巧妙地运用一段形象生动的比喻,往往胜过许多抽象的论证,一个贴切到位的比喻,具有令人信服地说服力。

比喻的特征在于它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比喻的说服力在于它表面上言说的事例包含着深刻的道理,这是听者认识比喻的思维次序。那么作为论说的一方,却要循着与听者相反的思维路线,他的使命是深刻地认识并揭示事物的道理,并把这些道理赋予日常生活中最生动的形象(即从道理到形象的途径),再循着与论辩者自己的思维路线相反的途径(即从形象到道理的途径)把它叙述出来。

三、细节盘问之计

魏王问张旄曰:“吾欲与秦攻韩,如何?”张旄对曰:“韩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从天下乎?”王曰:“韩且割而从天下。”张旄曰:“韩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张旄曰:“韩强秦乎?强魏乎?”王曰:“强秦。”张旄曰:“韩且割而从其所强,与所不怨乎?且割而从其所不强,与其所怨乎?”王曰:“韩将割而从其所强,与其所不怨。”张旄曰:“攻韩之事,王自知矣。”③

上述故事中,张旄所采取的是细节盘问的论辩战术。当魏王和他探讨联合秦国进攻韩国是否可行这一问题时,他并没有直接地给予正面的回答。而是就这个问题的得失、由此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等方面入手,反过来向魏王提出问题,由魏王自己作出鉴别,得出结论。他的盘问,涉及这一事件的各个细节,而且这每一个细节,都直接关系到魏王所关心的问题。第一个是遭到进攻的一方将会怎样作出反应;第二个是遭到进攻的一方对前来进攻的敌国联合阵营中的各个成员采取不同的态度;第三个是遭到进攻的一方将会对行将到来的军事威胁会什么样的反应。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一方面弄清了魏国在进攻韩国这个联合的军事行动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弄清了作为进攻目标的韩国针对这一军事行动最有可能的反应。搞清了问题的这两个方面,实际上该不该参与这次联合的军事行动,对于魏国来说便已经十分清楚、明朗了。所以,张旄最后说,是否进攻韩国的事大王自己已经明白了。

运用细节盘问的论辩技巧,应当全面了解把握所要论述的事件,并能够预测不同的行为对事件的发生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或影响。

四、先发制人之计

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说,曰:“臣奉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问舍本而问末者耶?”乃进而问之曰:“齐有处士曰钟离子,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叶阳子无恙乎?是其为人,哀鳏寡,恤孤独,振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撤其环王真,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候。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④

好一顿唇枪利剑,叫人如何招架得住。赵威后说得真好,这一番正气浩然、融情入理的话,简直让人无法喘息。她在论辩中巧妙地使用了先发制人的战术,致使对方措手不及,无力为自己辩驳。在这个故事中,赵威后一见齐国的使者,连使者送来的信都还没有拆开,就一顿连珠炮似的问年成、问百姓,最后才问到国君。齐国的使者恐怕根本就没有料到赵威后居然要这样发问,因为他的脑子里只装着国王,他的尊卑观念与赵威后有着顺序的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见识有着天壤之别,使得他们的对话不可能在同一个平台上展开。正因为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异,注定要使一方完全主动,而另一方完全被动,这种情况当然也就非常自然地为主动的一方造成了先发制人的客观态势。于是,赵威后先发制人的论辩攻势真正地展开了,她以赞叹的语调一气不断地说出了两位贤士和一名孝女的事迹,毫不留情地抨击齐国政治的弊端,责问齐王在治国策略上的疏漏。最后又以一种疾恶如仇的语气,对一个不肖之徒未受到应有的惩处表示了强烈的遗憾,从心底里发出了她对一种新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观念的呼唤。

先发制人,是论辩中的一种攻势战略,目的在于论辩者总是竭力在论辩中抢占先机,争取主动,是《战国策》中策士常用技巧。

五、纵设机关之计

孟尝君逐于齐而复反,谭拾子迎之于境,谓孟尝君曰:“君得无有怨齐士大夫?”孟尝君曰:“有。”“君满意杀之乎?”孟尝君曰:“然。”谭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尝君曰:“不知。”谭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请以市谕: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愿君勿怨。”孟尝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为言。⑤

在这个故事中,谭拾子成功地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战术,先给孟尝君提了两个问题,让对方把自己的情绪、想法和观点充分地表露出来,然后他便针对对方的心理状态、情绪态度和思想观念,采取转换视角、改变话题、引申观点、批判评析的方式从中切入论辩,阐述自己的观点。从中我们还可以分析出运用欲擒故纵这条论辩战术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了解掌握对方与所论辩问题相关的历史背景,深刻地体察对方的心境,力图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想问题,精心地设计导入论辩的问语或开场白。在这篇论辩故事中,谭拾子可谓对孟尝君当时的心境体察得相当透彻,他跑到国境线上去迎接孟尝君,奠定了说服对方的感情基础。他的第一句问语:“您还怨恨齐国的士大夫吗?”便是走进对方心灵世界的第一步,接着又问:“恨不得杀了他们,是吗?”这表示自己这时站到了对方的立场上,同时也在双方之间造就了一个对话的平台。这样,等到对方一旦在这个平台上开始渲泄和流露,论辩发起的一方便抓住了制胜论辩的主动权,他便可以自如地转移到另一个角度或空域,不露声色地使论辩的重心发生位移。于是,对方由于情感的发展和思维的状态还处在论辩发起者营造的情绪和语言环境下,因而不能立即适应这种话题转换和观点位移而陷入被动。这样,论辩的主动权便操纵在发起人的手里了。正如在本篇故事中,随着论辩的展开,谭拾子灵活地转变话题,说服了孟尝君。

在论辩中采用欲擒故纵的战术,固然是十分有效的,但在运用时必须充分地考虑到时势本身的作用,也就是欲擒故纵的实际条件是否存在。

注释:

①战国策・卷七・秦策五.

②战国策・卷十七・楚策四.

③战国策・卷二十五・魏策四.

④战国策・卷十一・齐策四.

⑤战国策・卷十一・齐策四.

参考文献:

[1][西汉]刘向编.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何建章.战国策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辩论技巧和方法篇(7)

赢得法庭辩论的理论基础和工作基础

前面我支离破碎地谈了一些辩论当中的技巧问题，既不全面，也不一定科学，仅供大家参考。现在我要谈的是，技工归技巧，它毕竟只是赢得法庭辩论的因素之一，而并不是赢得法庭辩论的基础。那么，赢得法庭辩论的基础是什么?首先，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你没有理论功底，你就要犯错误，你再有技巧也没用，只是哗众取宠，只是嘴上功夫。其次，要有扎实的工作基础，就是说要充分地调查取证。你没有证据作基础，凭什么去辩论呢?有些律师连案卷都不看，被告也不见，大致了解一下情况后，就上法庭去辩论，效果如何他不管。我听说有这样一个律师，卷宗不看，被告不见，什么时候见被告呢?在开庭前几分钟把被告提来的时候同被告说几句话，就视为会见被告。出庭时连辩护词也没有，就是在法庭上跟人家耍聪明、斗嘴，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你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口才再好也没有用，即使你是个演讲天才，你也讲不出真正有深度的理论内容和法律依据来；你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取证，也讲不出事实依据来。所以，当你在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都很缺乏的情况下，你再能讲也是毫无意义的。希望同行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法庭辩论是一种技巧，但在这个技巧的背后，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同时，还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工作经验为基础。要不然，你这种技巧是没法发挥出来的。前面我曾经讲过，在法庭辩论的某些关键问题上，用一个恰当的比喻，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我刚才说的私生子不是假孩子的比喻，确实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类似的情况我想大家都有可能遇到过。重要的是，当遇到这种情况时，你能否运用自如?因为这种情况往往是事先无法预料的，我当时没有想到，是逼出来的。但逼出来的前提是什么?是理论基础。如果没有理论基础，一旦说错了，那就了不得了，就会弄巧成拙陷入极大的被动。

现在我介绍几个在这方面可以引以为戒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例如，前面讲到的商禄案中，有一个非常荒唐的贪污情节：商禄率先搞承包，救活了一个企业，采用的方法是：他发动全厂职工缴纳承包风险股金，按风险金的比例承担风险和分红。风险金数额分成几个等级，工人最少，只有几百块钱，他个人最高，要缴1万元。当时，他拿不出那么多钱，他就在大会上表态，他用全部家当作抵押，如果不够，再用四个子女的家当作抵押。由于经营有方，第一年年底就盈利了。厂里成立了一个班子，研究分红的问题，关于如何给商禄分红还专门做了研究，后来决定，虽然商禄的风险金没有缴足，还是应当按照全额计算比例分红，因为他已经用财产作了抵押，如果亏损了，他同样也是要全额承担风险的。就是这么明显的一个问题，却被指控为贪污，说他贪污了那笔分红款，理由就是他没有缴足风险金。在法庭辩论时，我一再指出公诉人在此问题上混淆了民事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的界限，因为，首先这笔分红款的取得是公开的，经过认真研究的，不存在私自侵吞或占有的问题。其次这笔款的取得是合理的，符合风险与利益对等的原则。退一步讲，即使这笔款不该得，充其量也是民事上的不当得利，根本不存在贪污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非常简单而明确的，但公诉人却纠缠不休，不依不饶。后来，他很自信地打了一个比喻。他说：“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打个比方说，我们大家都把鸡抱到一个地方去下蛋，人家的鸡都抱去了，你的鸡还没抱去呢，你就去找人家收鸡蛋，这不是贪污是什么?”这个比喻恰恰使他自己栽进去了。大家想一想，这种行为怎么会构成贪污呢?这种时候我当然不会放过反击的机会。我当即指出：“关于分红款的问题，我本来打算从民事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的界限上作以进一步的分析，现在看来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公诉人刚刚讲过的‘鸡生蛋’的故事已经非常生动、非常准确地证明了自己的错误。很显然，‘鸡生蛋’的故事反映的内容恰恰是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可见，公诉人在分红款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正是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支配下形成的，由此看来，公诉人的错误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理论功底的重要性。理论功底深的人，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如果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犯这种错误就毫不奇怪。

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又回到刚才讲过的行政诉讼案。我在前面不是讲过，越南的货船是在分航点之前，在偏离国际航线避险时被查获的吗?所以，我在法庭辩论时强调说，“既然船还没到分航点，你怎么能断定它是去越南还是广西呢?认定走私必须以一定的行为事实为依据，在走私的行为事实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认定是走私，显然是没有根据的，纯属主观推断。”这时候，对方律师打了一个更加可笑的比喻。她用嘲笑的口吻对我讲：“被上诉方人怎么会连这一点常识都不懂?比如说贼进了屋，还非得等他拿了东西才能确定是贼吗?他只要进了屋就已经是贼了。这么简单的道理还值得一辩吗?”当时，对于这种说法我简直是哭笑不得。不客气地讲，我感到对于这种无知的比喻如果不加纠正简直就是一种失职，就是对不起良心。所以，我抓住机会，很不客气地反击了一番。我说：“上诉方人所讲的‘贼进屋’的故事非常深刻而又生动地反映了被上诉人在本案中贯穿始终的思想脉络。首先，我提醒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盗窃罪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刚刚公布，建议被上诉人人先认真学习一下这个司法解释，做律师是不能忽视学习的。俗话说得好，‘捉贼要捉赃，要捉双’这句话甚至连小孩子都知道，掏包的还要按住手腕才能认定盗窃呢，我实在无法想像，进了屋，没拿东西也是贼，这样的语言居然也会出现在法庭上!”接下来，我进一步指出：“‘贼进屋’故事的真正荒唐之处还并不在于‘进屋是贼’，因为对方人刚才所讲的是‘贼’只要进了屋，没拿东西也是贼。所以，事实上她把对贼的定性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就是说在进屋之前就已经认定是贼了。这种逻辑如果可以成立的话，恐怕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除非那个屋是贼屋，不是贼不往里进。否则的话，怎么能还没进屋就认定是贼呢?”接着我开始进一步发挥，指出“‘贼进屋’的故事讲得非常好，因为它充分暴露了上诉人的思维方式和违法行为的思想根源。从违法扣船到制造伪证，直至在法庭上的种种表现，一切都是先人为主，主观推定，就像丢斧子的人一样，把别人都当成偷斧子的人。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人为地杜撰了一部推理侦探小说。所以，上诉人在法庭上所讲的纯粹是一部推理小说，根本没有事实，更没有法律依据。”说实话，我这一席话讲得比较尖刻，但这也是被逼无奈，因为对方讲话实在太难听，太过分，而且太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