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篇(1)

关键字：国内外 全球化 生态政治 研究现状

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益加重，各国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逐渐增强，国内外专家对生态政治的含义、内容、价值理论和如何建设好的生态政治提出了很多不同角度的看法，对生态政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探索全球化发展与生态政治的关联，以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也是促进世界和谐进步的前提。

一、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内涵研究

由于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国内外对其定义根据侧重点的不同而不同，国外学者把生态政治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生态思潮或生活方式，它是一种通过公民权利与社群合作，为了维护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国内的学者认为生态政治学是利用生态学的观点去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和理论，是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研究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它反映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强烈抗议，展示了对生态文明的期望和追求。

二、国内外对生态政治的内容和建设研究

国外生态政治理论影响较大的有环境安全理论、绿党政治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3种，其中绿色政党理论是主题最鲜明、最系统的理论，它包括生态学理念、社会责任理念和基层民主理念、非暴力理念和女权主义理念5部分，它强调全球责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环境安全理论主要考虑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提出将环境保护、一个更安全繁荣的未来和人类对安全稳定的环境需求联系起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态危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危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根本途径是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生存方式替代资本主义生存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较晚，还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政治必须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生态政治，肖显静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发展道路，其次是对市场经济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从而解决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陈清硕认为生态政治应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和影响为研究对象，来探究生态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相互联系，促进和谐发展。张连国指出生态政治研究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它以生命与环境，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社会内外部环境之间关系模式为研究对象。

三、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生态政治的发展

我国的生态政治理论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的理论做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发展生态政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实质，认为人类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换来社会发展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毁灭，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发展生态政治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吸取了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战略思想，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当代全球化形势下，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主要是生态环境加重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人民群众要求改善环境的急迫性与环境治理长期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国生态政治的发展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一方面，要在不断更新生态政治观念的基础上，强化法律、政策等强制性的手段，不仅在经济和技术层面，而且从完善政策主张与选择的层面发展生态政治。另一方面，要积极融入全球化，清醒认识全球生态问题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既构成巨大挑战，同时也深藏着巨大的机遇。要以更加灵活和积极的立场，在合适的时机采取合适的政策，将挑战转化为有利的发展机遇。第三方面，发挥政府的权威主导作用，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向意识教育投资以提高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同时健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执法手段，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第四方面，市场要做好配合、引导工作，利用市场机制来合力配置自然资源，运用市场作用将政府的政策落实，将经济与环境统一起来，同时市场要发挥货币、信贷等激励手段，改变传统生产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资源发挥有效调节，使公众共同参与到保护自然环境中来。

四、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很多有效成果，对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借鉴依据，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很多研究成果偏于宏观层面，没有具体实证分析，从而缺乏可操作性，且生态政治的研究方向比较单一，缺乏多学科综合研究。因此，国内外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还需要更进一步，研究适合自己国情的生态政治。

参考文献：

[1]王建明.当代西方生态政治运动的踪迹和走向[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

[2]张连国.生态政治学研究述论[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3]蔡先凤.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理论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现状

我国自设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然而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国内外环境日益复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及环境状况，根据变化了的环境，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新理论，以此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取得良好效果。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理论依据

在我国古代，许多著名思想家论述了环境与教育的关系。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就这一关系问题最先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也。”认为人只有好学求教，才能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将道德品质的形成同社会环境联系了起来。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环境论，肯定了环境的作用，提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即主张建立睦邻友好的环境，发扬德行，相互帮助。荀子非常重视主观思想与客观环境的关系，他改变了仅从客观环境的单一角度认识环境与教育的关系，开始注意到人主观认识的作用。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偕黑。”认为环境是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是人们自主选择的结果。著名理学家王夫之认为环境能决定人们意志的坚定性，意志则支配人们的行为。主张对环境进行有效控制，促使人们形成坚定意志。

在西方国家，许多思想家也论述了环境对人的思想品行的影响。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提出天赋的美德需要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的作用把它引导出来的思想。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强调与好的环境接触。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教育要为儿童提供优良的环境，使儿童的潜能能够充分实现。实用主义思想家杜威，认为人的“理智”的形成有如有机体进化一样，每一阶段都要与环境接触，特别是要学习控制客体环境，指出 “我们的结论不是要离开环境进行教育，而是要提供一种环境，使儿童的天赋能力得到更好的利用。”

古今中外贤哲们的环境教育思想影响着今天的教育，为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提供了理论借鉴。但这些思想也存在着一些偏颇之处，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实践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环境观克服了这种局限，对两者的关系作了全面的说明。马克思主义环境论认为，环境创造人，人创造环境，二者相互创造，并统一于社会实践。在人与环境的相互创造中，两者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环境变得更有利于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更有利于环境建设。马克思主义环境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根本的理论依据。

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的界定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概念，理论界并未形成一致看法。20世纪90年代初，陆庆壬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中首次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并首先对其进行了专题研究，界定了其概念，即：“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对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产生影响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这基本确定了思想政治环境研究的基本范畴。其后，张耀灿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1995 年版）中以“环体”的形式把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四要素”之一，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逐步从一个孤立的概念确立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要素。2002年，沈国权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中提出“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从广义上说，指的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各种外在条件和因素的总和，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施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和教育对象所处的社会小环境。”虽然不同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数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运行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

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类型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类型的研究，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型。二分法，从一般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可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主要是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微观环境是指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工作环境。这是最为典型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二分法。三分法，一些学者在二分法的基础上，即在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的基础上，增加了 “中观环境”内容。多分法，除了二分法和三分法，有些研究者还从更广泛、更细致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剖析，如陈秉公在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分为社会环境、单位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交环境四种类型。时空维度分类法。在上述几种划分方法的基础上，岳金霞提出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新的划分方法，即时空维度分类法。从时间维度上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分为历史环境、现实环境、未来环境。

四、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存在的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在取得丰富的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第一，概念不准确、称谓不统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的界定，看法不统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称谓，缺乏规范。对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中观、微观环境，学术界的说法不一。第二，总结经验多，学理分析少，研究还缺乏系统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研究，大多数的研究者侧重从经验总结层面进行分析，而从学理角度出发去分析的论文较少，研究的系统化、学术性还有待加强。

参考文献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篇(3)

【关键词】共同前沿；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区域差异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目前，从我国环境治理投资的总体情况看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总量还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运行效率持续低下。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资金的需求量都非常大，环境治理投资资金受到制约是无法避免的，如何在有限的资金约束下提高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更好地实现污染治理，是目前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而这需要科学地测度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二、文献综述

众多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国外，研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主要使用均匀污染法和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1]。均匀污染法在确定环境保护投资最优规模时的重点和基础是找到环境保护投资的边际治理成本和环境污染的边际损害成本，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找到这两种成本相等，限制了均衡污染法在现实中的应用。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是对经济—环境在结构上的相互关系、活动状态进行明确分析，结合社会有限选择和扩大了的消耗可能性，确定综合平衡调整中环境保护投资的最优规模。艾里斯—尼斯模型建立在质量守恒定理应用基础上，其将经济系统物资应用引起的环境问题划分为一个重要类别方面作出了首创性研究[2]。维克托对艾里斯—尼斯的理论研究作了许多改进，为了计算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划，建立了加拿大经济的经验模型。在国内，研究重点集中在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环境治理投资进行定性分析并主要使用DEA模型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定量分析。如冯健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供给角度剖析了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缺陷的存在，而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及治理不足的成因[3]。杨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环境治理不足并提出对策建议[4]。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定量分析研究中，从研究对象上主要分为两类：产业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和区域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多使用CCR、BCC以及超效率等DEA模型进行运行效率、相对效率、静态与动态效率和影响因素分析。如袁华萍通过构建DEA-CCR模型对中国2005—2010年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DEA视窗分析[5]。兰明慧使用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及DEA—CCR模型，分别对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运行效率及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相对效率进行实证分析[6]。陈雯采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来研究华东地区各省市工业环境治理投资的静态和动态效率[7]。戴红昆利用DEA-C2R模型、BC2模型以及C2R超效率模型对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评价[8]。王兵、罗佑军运用基于RAM的网络DEA模型对2001—2010年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对影响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9]。王俊霞、王荣采用DEA-TOBIL两阶段模型法，对西部地区的环境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10]。刘冰熙等借助修正后的三阶段BootstrappedDEA方法，对我国29个省份2007—2013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去除外生变量和随机变量的影响后，我国各地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呈现波浪形发展规律，但出现日趋恶化的趋势[11]。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学者采用多种DEA模型来分析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但研究思路大都将所有省（市）基于统一的前沿面进行效率测度，并没有考虑区域发展基础、区位特点等个性因素，即忽略了区域之间的异质性。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区域异质性特点，构建基于共同前沿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并对2012—2014年间我国31个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共同前沿模型

在传统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DEA测度中，并未考虑各区域的地域限制、资源禀赋、政策导向等因素，认为不同区域是同质的，从而将各区域作为相同的决策单元，应用统一前沿面进行效率测算。但是，众所周知，各省（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政策倾斜程度等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严重依赖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先天要素，从而导致效率测度结果不真实。由此，借鉴Battes，O'Donnell对共同前沿模型的界定，将N个待评价区域划分为K（K≥1）个不同类型的组，X=（x1，x2，…，xm）为投入要素，Y=（y1，y2，…，ys）为产出要素，则第K个组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表示为Pk（x）=｛y：（x，y）∈Tk｝。Tk为第K组决策单元构成的生产可能集，而Pk（x）形成的前沿面可以称之为区域前沿面，所有Pk（x）共同构成的前沿面称为共同前沿面。

（二）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以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当前完成环保验收项目投资作为投入指标，以工业废水处理量、城市污水处理量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作为产出指标，构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31个省（市）为研究样本，所取数据主要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4）》、《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2014）》等整理获得。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将31个省（市）根据经济带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群组，并分别在区域前沿面下和共同前沿面下测算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根据对表2的分析可得，2012—2014年我国整体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偏低，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0，年度效率值变化趋于稳定，极差仅为0.04。从三大地带来看，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除2012年低于全国均值外，其余年份都高于全国均值，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0.68上升至0.74。在东部11个省（市）中，北京、河北、广东三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处于有效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效率值大部分在0.5到0.9之间，只有山东、天津两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一直低于0.5。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虽然在2013年出现了下降，但是都高于全国均值，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是三大地带中最优的。其中，湖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7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大于0.7。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普遍较高，且省（市）之间差异较小。与东、中部地区省（市）相比，西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低，且一直低于全国均值，仅为0.61。其中，青海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广西、云南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始终大于0.9，其他省（市）的效率值低于0.5，占西部总数的40%。由此可见，提升西部地区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对于全国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具有直观作用。据对表3的分析可得，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80，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且年度效率值变化趋势平稳，但各省（市）之间差距较大。北京、河北、辽宁、广东四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最高，效率值始终为1，上海和福建的效率值也达到0.9以上，除天津外，其余省（市）的效率值都在0.5以上。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达到0.96，最小值也有0.91。其中山西、吉林等5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也都大于0.8。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的环境效率水平普遍很高且各省（市）之间差距不大。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6。其中，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青海5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贵州、陕西、宁夏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高，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在0.5以下。可见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但各省（市）之间差距很大。综上，在共同前沿面和区域前沿面下，我国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差异显著。总体来看，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表现差异明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表现差异巨大。以河南省为例，在共同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只有0.77，效率水平较高，但在区域前沿面下河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均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而东部地区个别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在两个前沿面下的表现差异也很巨大，例如辽宁省、福建省、山东省。这说明我国三大地带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都不高，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我国用于环境治理的投资虽然逐年增多但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环保支出方面存在明显过度投资现象，合理有效配置环保支出的能力不足；我国政府与其他各方面的配合力度不够；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专项资金效率评价监管长效机制的构建不完善等。

五、结论

本文应用共同前沿模型定量评估了2012—2014年我国31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主要结论为：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看，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最高，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水平最低；从整体来看，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仅为0.70，且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表现差异明显，说明我国整体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偏低。荫

【参考文献】

［1］谭志雄.我国环境保护投资运行效率评价研究［D］.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篇(4)

关键词：治理环境；终极股东控制；两权分离；并购绩效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9—0068—10

一、引言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篇(5)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 合法性 环境信息披露

信息是进行监督和监管的重要基础，信息披露是会计学的重要研究主题之一。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将其环境表现与外界进行沟通的方式，最初是作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一部分出现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环境危机的出现，使得环境会计与信息披露备受关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问题逐渐从社会责任研究中独立出来。在我国，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环境信息披露研究文献逐步增多，但以规范研究方法为主，2006年以后实证研究方法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流研究方法。在国内，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并走向深入，主要涉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影响因素、动机、效果等主题。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者通常就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某一方面进行实证检验，较少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缺乏统一的环境信息披露理论框架。在国外，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包括基于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基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两大类。本文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视角，提出基于利益相关者和合法性理论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评述，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和建议。

一、基于利益相关者与合法性的环境信息披露框架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Freeman（1984）指出，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企业战略目标实现或者能够被企业实施战略目标过程所影响的个人或团体。一般认为，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政府、管理人员、员工、顾客、供应商、社区、媒体、环保团体等。合法性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合法性是指一个组织的价值体系与其所处的社会制度之间的一致性。Scott（1995）认为，组织的生存不仅取决于市场环境，而且取决于由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共同构成的制度环境。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是合法性的三个来源，合法性可再分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三类。与合法性相关的另一概念是合法化。Lindblom（1994）认为，合法性（legitimacy）是一种状态，而合法化（legitimation）则是实现这一状态的过程，也称作合法性管理。一般认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公司合法性管理的一种手段。

近年来，西方学者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研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合法性理论并无矛盾而是可以融合的。企业合法性面临的制度环境，其实就是各类利益相关者。合法性就是指企业行为应当符合各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要求，从而获得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认可（冯巨章，2006）。因此，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合法性理论相融合的角度，可以构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所示。

二、基于利益相关者与合法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利益相关者施加压力的结果，如果没有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外部利益相关者施加的压力，企业是不会自愿披露环境信息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压力角度的研究主要包括：政府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媒体舆论、债权人银行贷款、顾客品牌认知等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内部利益相关者压力角度的研究，主要涉及控制股东性质、管理层持股等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一）外部利益相关者影响

毕茜等（2012）研究了2006-2010年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变化，发现2008年之后，随着政府环境法规制度的颁布实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提高。王建明（2008）以各行业近十年颁布的环境法规数量作为公司外部制度压力的变量，实证检验了环境信息披露、行业差异与外部制度压力之间的关系后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受到行业差异和外部环境监管制度压力的显著影响，重污染和非重污染行业之间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而且该差异与行业间外部制度压力差异的相关性明显。王霞等（2013）从公共压力、企业声誉和内部治理的视角，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选取国有股比例、银行贷款比例、是否重污染企业及行业披露水平作为公共压力的变量，选取品牌、是否“四大”审计作为企业社会声誉的变量，选取是否为民营企业作为内部治理变量，结果发现：来自政府和债权人的压力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显著影响，品牌声誉维护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激励作用，两权分离度、产权私有性质等内部治理因素，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影响，但影响力低于公共压力和社会声誉的监督与激励。陈小林等（2010）发现，政府压力、银行债权人压力和社会公众压力能显著促进企业披露高质量环境信息。肖华、张国清（2008）研究发现，重大环境事故“松花江事件”发生后，肇事者“吉林化工”所属化工行业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显著增加，说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可以看作是一种公司为生存而正当性辩护的自利行为，是公司对所面临的公共压力作出的反应。

（二）内部利益相关者影响

陈小林等（2010）研究表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会会议频率越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就越高；对于重污染行业来说，国有股比例、外资股比例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影响。黄和周春娜（2012）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管理层行为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国有性质及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能有效地引导管理层积极披露环境信息。刘莉莉（2012）分别以管理层持股比例和职工监事人数作为管理层和员工两类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变量，结果发现，两者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影响均不显著。

三、基于利益相关者与合法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动机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合法性理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动机包括：经济合法性动机、社会合法性动机和政治合法性动机。现有文献对经济合法性动机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公司财务绩效、资本成本关系的角度展开的；对社会合法性动机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政府、媒体、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从公共压力、舆论监督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关系的角度展开；政治合法性动机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

（一）经济合法性动机

汤亚莉等（2006）的实证结果显示，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公司财务绩效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之间显著相关，不过，作者是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而非公司披露动机角度进行的研究。沈洪涛等（2010）研究了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显著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国家再融资环保核查政策及其执行力度能显著影响环境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从而证明了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合法性动机。

（二）社会合法性动机

沈洪涛和冯杰（2012）分析了舆论监督和政府监管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作用，研究发现，媒体有关企业环境表现的报道能显著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且地方政府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监管力度能显著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并增强舆论监督的作用，从而认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非经济性合法性动机。沈洪涛和苏亮德（2012）研究了合法性压力和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信息披露中的模仿行为，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存在同形性和模仿行为，企业的模仿对象是行业平均水平而不是领先者。

（三）政治合法性动机

王晓燕（2013）研究了民营企业主履行社会责任的政治合法性动机，认为政治合法性是一种最高层次的合法性，是民营企业主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质动机。民营企业主通过参政议政，为民营企业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政策空间。

四、结论与建议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篇(6)

【关键词】 财务治理； 势科学； 利益相关者； 财权； 信息势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4-0036-03

一、引言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现代企业委托矛盾的深化，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公司治理的核心财务治理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渐渐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之一。关于财务治理要素、结构、机制、模式及财务治理理论框架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整体上其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待继续研究和拓展。

鉴于近年来，学术界倾向于将原本孤立的学科联系起来，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学科间的交叉地带，运用新视角研究老问题，获得新想法新思路，并且已取得很多创新成果，本文将采用一个全新的思路，将财务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放入“势科学”领域进行诠释。本文希望通过一个研究视角的创新，用中国的原创管理理论解释中国的公司治理及财务治理问题，挖掘势科学与财务治理之间的潜在联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

二、文献回顾

（一）财务治理

财务治理研究起源于西方，但早期西方学者是从财务理论和公司治理两个角度单独进行研究的，直至1992年《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面世才开启公司治理财务问题的研究。在西方财务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70年代遭遇了三次重大变革，实证研究成为西方财务研究的主流方法，绝大多数财务治理研究都是实证研究，以西方新资本结构理论为主，探讨融资结构、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及经营者激励问题等，却没有深入研究财务治理概念、相关理论及财务治理体系构建等问题。相对而言，中国学者在此方面进行了更为透彻的分析探讨。

至今为止，我国财务治理理论研究已经历四个无法精确划分的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中后期的初步认识阶段，我国学者将产权理论引入财务理论，代表观点有：汤谷良的“财务的产权思考”，干胜道的所有者财务治理，李心合的财会治理结构，谢志华的“出资者财务”思想等。第二阶段是奠基阶段（2000年至2002年），学者们对财务治理进行了专门研究，提出了财务治理、财务治理结构、财权、财权配置等概念，虽然成果颇丰，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第三阶段是理论体系探索阶段（2002年来），随着财务治理内涵研究的深入，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框架研究提上日程，多数学者认为财务治理框架构建应该围绕以下因素进行：以公司治理框架为主导，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以财权配置为核心，以财务信息为载体，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主要内容包括财务治理结构研究、财务治理机制研究（尤其是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研究）与财务治理模式研究。第四阶段是实证应用阶段（2008年来），成果虽然不多，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学者们研究了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的关系，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财务治理效应问题。

（二）势科学

势科学是信息动力学的一个分支，与其相对的是已被众多中外学者充分研究的耗散结构。尽管国外学者早在20世纪中期就提出了熵，并对其进行了深入而充分的研究，但并没有明确提出熵的对立面“势”，而是用负熵来对其解释，直到21世纪初，中国学者李德昌结合传统文化精髓，提出了“势科学”。

势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信息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即信息动力学，与耗散结构相对应，主张在开放系统下而非孤立系统中研究信息作用机制，以变换对称机制的势增原理对应传统的置换对称机制的熵增原理，认为“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而非“差别消减联系，联系缩小差别”，推崇信息人假设，主张对称化管理。势=差别÷距离=差别×联系；在势科学原理下构建系统强势要求组成元素是差别最大联系最紧的对称化元素。李德昌致力于研究势科学视野中教育、管理及创新问题，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这些领域。此外，其他学者的研究较少，其中，周海洋等（2011）在势科学视角下分析了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外部环境多维势场的融合，分别构建了显隐两个势场，确定了企业家精神的六维和九维势场。

（三）小结

综上所述，西方财务治理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很少涉及财务治理理论的研究，相对而言，我国学者在此方面研究较多，不过尚处于理论的构建初期，并没有形成完整成熟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未来研究空间很大。

国内财务治理相关研究已有30多年历史，势科学研究也历经10余年，然而，至今二者都没有交集。尽管势科学已涉及管理学问题的研究，从管理的不确定性、管理信息势、对称化管理、理性信息人假设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未涉及经济学问题的研究，由于财务治理属于应用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研究范围，因而财务管理与势科学的交叉研究还是空白。本文将对此领域尝试探索性研究。

三、信息人假设与财务治理主体

传统经济学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理性人”假设已无法为自身固有的缺陷辩解。李德昌提出人类不断地从“物质人”、“生物人”、“社会人”变为“信息人”，提出六维信息人假设――货币信息人、权利信息人、知识信息人、情感信息人、艺术信息人和虚拟抽象信息人。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不仅仅是外在动物性的表现，更多的应该是内在信息的储备与体现。资本市场是信息市场，需要市场参与者具备相应的信息含量，信息量越大的主体越能在资本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信息势越强的主体越能影响市场。

随着财务治理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财务治理主体范围逐渐扩大，不难看出财务治理主体呈层次化分布、多元化发展趋势。势科学认为“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由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众多理论中更具有包容性、前沿性，更加复杂，隐含了李德昌的六维信息人假设，将独立的、有差别的个体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差别越大联系越紧，产生的“势”越强，因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生命力更强，学术界多数学者对其青睐有加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信息人假设下的财务治理利益相关者可称为利益相关信息人。利益相关信息人参与公司财务治理主要取决于利益相关度、谈判能力高低等条件。从信息人与企业的关系来看，可大体上分为内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和外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内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和员工等；外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包括债权人、中小股东、证券市场、经理市场、劳动力市场、政府部门、客户等。整体上看，无论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还是从利益相关角度或是从谈判能力高低角度来看，内部利益相关信息人的信息势要远强于外部利益相关者，“内部人控制”现象就是很好的证明。在外部利益相关信息人中，债权人由于自身固有特点及与企业建立的债权债务契约，相对其他主体而言，更加关注企业财务治理状况，加之我国企业债权人多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因而，债权人更强“势”，在企业财务治理中所起的监管作用强于其他利益相关者。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小股东势单力薄，但是在特定环境中有时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2010年“国美控制权之争”中，小股东的投票成为焦点，决定了投票的最终结果，在事关企业未来的争夺战中，小股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四、信息势与财务治理客体

财务理论界对“什么是财务治理客体”存在不同声音：张敦力认为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油晓峰认为是财务冲突；大多数像伍中信、杨淑娥等学术专家都赞同财务治理的客体是财权。

势即导数，即将复杂的现实用简单的字或符号抽象表示，用以表达其中的内涵，使得大量的信息得以在最短的路径传播，途中尽可能少地损失势能，避免信息传播过程中噪声的干扰。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财务冲突只是客体中的某一方面，而财权是财务治理众多客体的一个抽象概括。“财权”两字内涵的信息更多、更广、更复杂。复杂即信息量、信息势，“复”即联系，“杂”即差别，复杂即差别×联系。财权表现为对财力的支配权，财权与抽象的货币资本和财产权利紧密相连，在产权构成要素中六维信息势最大。因此，财权更适合作为财务治理客体。

如果将企业抽象为人，有钱的人即拥有财力的人，借助高度抽象的“钱”与周围的人发生联系，通过一定数量的货币信息势“摆平”困扰；有权的人即拥有狭义财权的人，通过信息的占有，源源不断地从周围获得信息，增强权力信息势；既有钱又有权的人往往是大众关注的焦点，通过强大的货币信息势与权力信息势造势，吸引着潜在的关联者，通过信息流的有序流转，拓宽财权的影响范围，减少管理的不确定性。

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财权配置。笔者认为势原理下的财权配置包括财权的分配和分配中冲突的化解，通过财权的有序分配，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权、责、利的平衡；通过矛盾化解，减少组织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经济效率。

五、势场与财务治理环境

财务治理不同于财务管理：财务治理关注宏观制度设计，是对企业战略高度的把控；而财务管理侧重微观运营管理，是对财务关系和财务活动的操作与控制；战略财务是两者的桥梁与纽带。因而，对财务治理宏观环境的分析可以借助宏观环境分析模型（PEST模型）。PEST模型中的P代表政治和法律环境，E代表经济环境，S代表社会和文化环境，T代表技术环境。财务治理所面对的政治和法律环境是2006年颁布了新《公司法》、新《证券法》、新会计准则及《企业财务通则》等；经济环境是转轨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持续进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结束，现代规范化企业越来越多，资本市场不断成长，公司治理成为企业管理的重点；文化环境是企业越来越重视文化，很多企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财务文化是财务观念在企业文化中的体现，目前财务文化研究尚属起步阶段，财务文化的树立、推广还有待发展；技术环境是计算机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拓宽了企业信息收集的渠道，提高了大规模数据处理的可靠性，完善了网络财务软件的性能，降低了企业信息系统的运营与维护成本，为基于财务信息的财务治理提供基本保障。

势场是某种有序事物或信息构成的物质场或信息场，营造一种像电场那样的“势场”，就具备了作功的能力，当势场强大到一定程度，趋于某种临界值时，系统内创新及发展的机遇就会凸现。财务治理的外部环境为企业营造了一个势场，但这个势场并不一定是有效的，即使有效，起到的可能是正效应、负效应或混合效应，这与企业的类型、性质及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有效的势场，能促进企业的发展，激发其潜在的活力。因此，企业需要分清现有势场的效应如何，其构成要素中哪些是显势哪些是隐势，思考这些因素是否相互对称，如果不对称的话该如何协调从而改进势场的效应等问题。

六、结论与展望

笔者尝试将势科学与财务治理这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学科联系在一起研究，即将两个有很大差别的学科联系在一起，符合势科学“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的运行机制，验证了“差别越大，联系越紧”。本文回顾了财务治理及势科学的相关研究，从信息人假设、信息势和势场三个角度对财务治理主体、客体和环境进行了试探性分析，发现势科学与财务治理有着紧密的联系，信息是两者之间的纽带与桥梁，是两者共同存在的基石。

通过财务治理与势科学的试探性结合，笔者发现该领域内藏广阔的研究空间，研究前景广阔，为此，提出以下五点研究建议，希望学者们能给予关注，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未来研究方向建议如下：（1）借助势科学具体分析财务治理相关概念及理论，为两者的结合打好基础，充实理论内涵；（2）结合势科学对称化原理探讨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财务管理等相关概念的关系问题，深入探讨财务治理关系网的构建，由简入繁、由无序到有序梳理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机制、信息流转路径；（3）通过势科学的运作机制分析财务治理机制；（4）在势科学指导下进行财务治理框架研究；（5）按照势科学“势――对称――群――和谐”的演化规律分析财务治理内在的差别与联系，发掘潜在的研究对象等。

此外，由于本文所涉及的势科学尚处于理论构建初期，其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多以描述为主，加之财务治理理论的研究与财务治理效率的实证研究不同，也是定性分析，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逻辑化研究和探索性研究法。然而，采用上述研究方法使得本研究缺乏数据支持、模型论证，对研究结果的支撑力度不足，因此，希望本文的抛砖引玉可以吸引学者们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德昌.管理学基础研究的理性信息人假设与势科学理论[J].管理学报，2010（4）：489-498.

[2] 苏正建，牛成.债权人财务治理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合作博弈的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6（4）：52-55.

[3] 李德昌.中国管理情境下的势与复杂――势科学视角[J].管理学报，2011（3）：332-339.

[4] 周海洋，张守凤，李淑萍.基于势科学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外部环境多维势场融合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1（1）：97-99.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篇(7)

[关键词]工业治理成本；出口；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1286

1引言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的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份额的占比是逐年上升的，2015年，我国外贸出口总额占比较2014年提高了15%。但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有一定程度下滑，环境成本已被很多企业纳入生产成本中的一部分。国外学者Walter认为环境污染控制成本仅占出口商品中很小的部分，因此不会对出口商品流向产生影响。Cole和Elliott（2005）运用H―o―s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对于净出口的影响并不明显。一些学者认为“波特假说”缺乏经验实证分析，认为环境规制是不利于出口贸易的。Carraro和Siniscalco（1992）构建了开放型经济模型，认为国内的环境法规与标准最终会使企业丧失利润空间。那么工业污染治理成本对我国出口贸易尤其是对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有怎样的影响？

2变量、数据与模型的选取

本文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关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再结合本文的研究需要，确定本文的最终模型为：

lnExp=αlnIpc+βlnfdl+γlnlabor+ηlnexrate+θlntech+ε（1）

本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出口贸易额（Exp）：出口贸易额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出口贸易规模，能直观反映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实际利用外资（fdI）：本文选取数据为2000―2014年的年实际利用外资额，预测其与我国的出口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工业污染治理成本（Ipc），数据为我国的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取对数。劳动力投入（labor）为我国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以三大产业的就业人数表征劳动力投入数量，预测系数为正。汇率水平（exrate）也是影响一国出口的重要因素。本文数据取2000―2014年美元兑人民币的年平均标价表示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水平，预测系数为正。tech 为技术进步水平，预计系数为正。本文所有数据均采取对数形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系数值均表示弹性系数。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3计量结果分析

计量过程及结果。根据模型的设定，本文根据模型（1）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对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见表2。

表2显示了逐个加入有关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从模型2到模型5核心解释变量工业污染治理成本显著为正，这一结果符合“波特假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增加会促使企业生产清洁型产品，提高资源利用率，并且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有利于减少企业环境排污税收等，创新带来的收益增加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在控制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投入，汇率水平，以及技术进步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弹性系数为12244，表明在其他条件既定情况下，当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增加1%时，我国出口额增加12244%，当加入实际利用外资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5762，进一步控制劳动力投入的影响后，这种影响结果缩小到04782，再进一步控制汇率与技术进步因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弹性系数显著分别为05599，05393，表明我们所观察到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影响我国出口贸易额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劳动力投入，汇率和技术水平的差异。本文研究发现实际利用外资，劳动力投入，汇率水平及技术水平对出口的影响均为正向，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出口的影响显著为正。

4结论和政策建议

证结果表明，工业污染治理成本每增加1%，我国出口额将增加约05%。相比而言，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对出口呈现显著的正效应，劳动力投入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基于上述结论：第一，要重视对工业污染物的治理投资，尤其是加大对能源密集型产品的污染治理投资。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所带来的创新收益效应大于成本增加效应，会刺激企业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促进企业生产效率和能源资源利用率的提高。第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程度大且影响显著，我国政府在创造条件吸引外商投资时，要重视工业生产环境问题，提高我国能源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Cole M A，R J R ElliotFDI and the Capital Intensity of “Dirty” Sector： A Missing Piece of the Pollution Haven Puzzle[J].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5，9（4）：530-548

[2]杨庆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8

[3]杨雪峰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3（6）：40-4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