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的基本思路篇(1)

关键词：内部控制 权力约束 风险防范 科学事业单位

在国家出台与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以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新形势下，科研事业单位要通过科学建立并全面实施内部控制制度来达到预期的目标，就有必要重视以下问题的讨论。

一、理顺单位内部管理与单位内部控制的关系

（一）有关内部控制概念的思考

伴随着2012年11月29日财政部印发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已经初步建立。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导向，内部控制的科学有效实施必然会对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的改革与发展发挥重要的保障作用。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对内部控制的定义是：“本规范所称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

这意味着，内部控制反映了为实现单位内部控制目标而建立和实施的各种方法、政策、程序和控制措施等的总称。

这一界定值得商榷。如果将其视为对“内部管理”概念的定义，似乎也能够成立。这意味着有可能存在混淆内部管理与内部控制概念的局限性。不可否认，内部控制应当是内部管理的组成部分；但内部控制应当有别于内部管理的其他构成内容。不应当混淆内部控制与内部管理的概念，这不利于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内部控制工作的顺利实施以及预期目标的实现。

笔者认为，其他内部管理工作主要体现为具体事务的管理，而内部控制则侧重于风险管理，这是内部控制活动区别于其他内部管理活动的主要标志。

以企业财务预算为例，财政部于2002年4月印发的《关于企业实行财务预算管理的指导意见》（财企102[2002]号）中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编制、执行和组织企业财务预算；相比较之下，财政部等于2010年4月印发的《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财会[2010]11号）中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5号――全面预算”中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分析企业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应当关注的风险，以及在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过程中应当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

对此不能认为，一个单位如果具有了一些具体事务性的管理规定，例如人力资源管理办法、财务管理办法、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就意味着初步建立了内部控制体系；实施了一些对具体事务的管理，并不意味着就有效实施了内部控制。

相比较之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中对内部控制的定义是：“本规范所称内部控制，是指单位为实现控制目标，通过制定制度、实施措施和执行程序，对经济活动的风险进行防范和管控。”这就突出了风险防范与管控的特点。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提出：“单位内部控制的目标主要包括：合理保证单位经济活动合法合规、资产安全和使用有效、财务信息真实完整，有效防范舞弊和预防腐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这也有助于正确理解内部控制目标不同于一般内部管理目标的特点。

（二）内部控制的重要内容

内部控制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明确履行职责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各种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抵御或防范不同风险的具体措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中明确的重点控制领域，包括预算、财务收支、政府采购、资产、建设项目、合同等。

1.风险分析

笔者注意到，我国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中涉及的第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分析从事特定领域的工作可能涉及到的风险。

以企业内部预算控制为例，《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5号――全面预算》认为，企业实行全面预算管理，至少应当关注下列风险：

（1）不编制预算或预算不健全，可能导致企业经营缺乏约束或盲目经营；（2）预算目标不合理、编制不科学，可能导致企业资源浪费或发展战略难以实现；（3）预算缺乏刚性、执行不力、考核不严，可能导致预算管理流于形式。

不同的企事业单位，在预算管理方面有可能涉及不同的风险。认真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可使得内部控制的实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

不可否认，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大中型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逐步开始重视预算管理，都在按照相关要求编制财务预算。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财务预算缺乏必要的执行力度，也导致编制科学的预算缺乏必要的积极性，使得预算管理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

2.风险防范

笔者注意到，我国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中涉及的第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针对可能存在的风险提出防范风险的具体措施。

在《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5号――全面预算》中，分别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考核三方面，提出了防范预算管理涉及相关风险的一些具体措施。但这些原则性的措施还有必要结合企事业单位的具体实际情况，才能真正发挥防范预算管理风险的作用。

二、实施内部控制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约束

笔者认为，只有对责任人的权力实施有效地约束，才能实施真正的内部控制。这一约束，应当是来自于专门机构、上级组织或者第三方的约束，而不是自我约束。事实证明，缺乏行之有效地权利约束机制的内部控制，或者要求责任人实行自我约束、自我控制，都可能导致内部控制行为流于形式。

（一）权力约束的基本要求

就现代企业而言，不考虑现行体制的影响和制约，公司制企业的权力机构应当是股东会；董事会属于股东会的常设机构，履行的是股东会授予的权责，所以董事会不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有必要区别公司的法人治理机构和内部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涉及的是公司法人层面组织结构，包括股东会、董事会和由董事会聘任的经理、副经理、财务总监等。内部治理结构涉及的是公司内部各级管理层次，包括由经理提名的副经理和财务总监，以及经理聘任的其他管理层次。

内部控制涉及的内部构架，应当侧重于内部治理结构。对此应当明确股东会对董事会、以及董事会对经理的权力约束，使之符合企业内部控制的基本要求。

在某种意义上，原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独断专行，其行为游离于单位内控体系之外，责任不在于他，而在于有权监督与控制其权力的专门机构。

针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权力约束应当来自上级组织以及相对独立的第三方（例如司法机构、中共纪律检查组织等）。当上级组织难以实施有效约束（太高、太远）、第三方不独立，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只能依赖于权力人的政治思想觉悟。

囚禁权力笼子的钥匙，应当掌握在权力约束机构而不是权力人的手中。

（二）权力约束与制度建设

对权力约束的要求需要通过相关的规章制度予以明确。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法制建设以及单位内部制度建设所发挥的权力约束的重要作用，为我们改进企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制度建设对权力的约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要有效防范滥用权力、独断专行所可能导致的各种风险，制度建设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有了制度并非意味着一定可以取得约束权力的效果，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就会导致权力失控。

三、明确权责，是实现内部控制目标的关键

实施有效内部控制的重要前提，是各内部单位、业务工作岗位和责任人都应当具有明确的、权责一致的行为区域。这个区域，是责任人有权控制的区域，也是责任人必须履行其职责的区域。目前有关媒体频繁披露的一些地区政府部门针对具体管理事务相互扯皮、相互推诿、踢皮球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部门权责不清的真实写照。

（一）明确权利（权力）是有效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

在现代社会，明确责任人的权利，界定管理者的权力，是履行职责的基础。否则，踢皮球的现象就难以避免。受约束的权力，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区域范围。这个区域范围，就是囚禁权力笼子的空间。空间不能太小，否则会影响管理者履行职责；也不能过大，不受约束和控制的权力将成为腐败和事业失败的诱因。

（二）明确责任是有效实施内部控制的主体

在现代社会，明确企业与行政事业单位各管理阶层的权利，科学界定领导岗位责任人的权力，是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

就科研事业单位而言，划分内部研究中心、课题组等责任中心，建立必要的单位内部责任会计制度，是明确各管理层次责任的有效方式。科研事业单位有必要通过建立与健全有业务特色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将本单位的经济与管理责任落到实处。

四、进一步强化内部控制意识，努力提高单位内部控制水平

有得必有失。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在努力实施内部控制、追求实现内部控制目标的同时，做好付出相应代价的思想准备。

严格管理科研经费，是当前科研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为了有效规避科研经费无序支出所可能导致的廉政风险，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科研经费支出是非常必要的。但严格管理可能导致的科研经费外流和科研规模下滑，也许是加强科研经费内部控制必须承受的代价。

科研的基本思路篇(2)

有关基金申请的一些须知，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和获知。譬如2009年度《项目指南》前面专门列有“申请须知”和“限项规定”，清楚地说明了有关问题。所以，仔细阅读和理解《项目指南》、《基金条例》、《基金管理办法》中的相关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须知的基本问题主要指申请书中涉及到的非学术性填写内容。首先，申请者需要了解自然科学基金的定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定位是：“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它的二十四字工作方针是：“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它的评审原则是：“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因为这些原则决定了项目的总体资助走向，不管是从学者个人的兴趣出发，还是以国家需求为牵引，终极目标都是要探索、寻找、发现现象背后的科学规律的必然性。

其次，申请者还需要了解《基金条例》和《基金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譬如关于申请条件和资格、经费预算中的管理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用以及劳务费的比例和使用范围、限项的一些规定，等等。此外，还需要认真阅读200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与自己的申请有关的部分。这些基本的功课做完之后，动笔才会比较流畅，没有障碍。如果能做到意在笔先，申请质量应该能得到更好的保证。

关于基本信息和项目组主要成员，只要如实填写即可。对于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项目组成员也不必过多，一般情况下4～6人足矣（包括研究生或博士后在内）。如果邀请海外学者参加课题，则需要提供参加者的确认函副本（传真件亦可）。

关于申请代码。2009年将使用新版申请代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申请代码是按照学科领域涵盖原则构成的，不同级别的代码，覆盖的领域大小不同，有一些代码之间会有所交叠。不要简单按字面意思理解，找到对应的代码就一填了之，而是在理解代码覆盖范围的基础上，对照自己项目的科学问题和主要研究内容，再选择合适的申请代码。

关于项目的研究期限。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的研究期限一般为3年，从申请年的下一年1月1日开始算起，到3年后的12月31日结束，譬如，对2009年度的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申请，其研究年限应该是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关于经费预算。对于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地区基金而言，项目管理费用的使用额度是5%，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用的使用额度是15%，劳务费的使用额度是15%，而且其使用范围仅限于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津贴。在备注栏中要给出各项预算的简单计算依据与说明，对5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费用预算，需要给出较为详要的必要性说明。

关于申请者正在承担的其他项目和基金项目。申请者如果有在研的科研项目与申请的基金项目相关，应该对两者的关系给予说明。对在研基金项目进展情况如能给予恰到好处的描述，也会产生较好的效果（新申请者不必考虑这一点）。

关于承诺和签字。英语中有一句谚语非常好：“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这应该是人生的座右铭之一，而这里主要就是体现申请者的诚信意识。要实事求是地填好申请书的每一部分，对每一部分涉及的基本信息、使用数据和文献的真实性负责。

关于依托单位及合作单位承诺。应该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原件（纸质文本），而且单位名称必须与公章一致。

申请书的电子文本必须与纸质文本严格一致，并具有前后一致的版本号（无页码部分除外，如承诺页）。关于工作基础。工作基础有狭义的理解，也有广义的理解。人们常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其实地下是有地基的。狭义上，有一些前期工作基础应该更好一些，因为前期基础往往是开展高水平研究的必要条件。在水中泡过足够的小时数，才能体会和驾驭水的浮力；驾驶过一定的里程数，才能开始体味驾驶的乐趣。如果没有直接的基础，也只好给出间接的基础，即概要描述自己过去曾经做过什么工作、取得过什么结果，但这些叙述只能提供一种间接证明，起到让别人了解申请者的科研能力和素质的作用。

关于工作条件。应该围绕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思路，给出必需的实验仪器和设备条件，不需要罗列很多面面俱到的高精尖“武器”。如果工作中涉及到的个别工具和手段不具备，则需要说明通过什么途径加以解决。

关于申请者简历。这里的申请者既包括项目负责人，也包括项目主要参加者。所以简历的填写不要漏掉后者的信息。既然是简历，当然也包括等能够说明问题和体现个人工作价值的内容，但没有必要罗列相对次要的信息。

需注意的关键问题

前面主要罗列了一些申请书撰写须知的非学术性注意事项和说明，其实更需要申请者加强关注的是，在撰写申请书中的学术性内容时，应该怎样更好地把自己的思索和考虑变成清晰的文字表述，让自己的同行能够清楚、无歧义地理解申请项目的真正内涵。

自然科学基金新申请者，当开始考虑进入学术内容的撰写时，最先进入脑海的应该是什么呢？答案说起来很简单，就是选题和立题，即需要先考虑在申请的项目里要解决什么科学问题。选题不是选领域和研究方向，而是选择一个具体、明确的科学问题，这一点至关重要。相当多的申请书都是给出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没有聚焦到一个“到位”的点上。此外还需要考虑，提出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吗？其重要性如何？然后应该考虑以什么样的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新视角来理解它，随后还要回答这样的思路或者理解是否对路。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物理学的进化》，1938年）。这需要开阔的视野、独到的角度，之后才能有所发现和超越。问题锁定之后，需要的则是打开这个问题的钥匙。长时间的必然思考和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的偶然所得，都可能帮助自己到达向往的彼岸。申请书是你的敲门砖

事实上，申请书设计的格式（撰写提纲）就是提供了这样的形式，让申请者能够围绕自己提出的科学问题和新思路，给出清晰、明确、充分、有说服力的论证。科学问题和思路体现申请者的思维、想象力和洞察力，论证则体现申请者的逻辑推断、展开和分析能力。在申请书中，这些内容是通过立项依据、研究内容和目标、拟采取的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等的具体叙述来体现的。要想使申请的项目有竞争力，申请者需要下大气力对上述几个方面进行充分细致的准备。这里需要注意的有两点：第一，自己确实有想法和好的思路；第二，要善于把自己的想法和思路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两者缺一不可。项目特色或创新之处（即创新点）实际上是点睛之笔，是想象力、洞察力和逻辑思考的必然结果。

项目的论证开始于题目。题目不是简单地给项目取个好听或者好看的名字，而是能否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凝炼而抽象出一个到位的科学问题，使同行能够确切体会到申请项目要解决的问题。例如，从材料科学的角度来看，“镁合金的组织结构与性能研究”就不是一个好题目。再比如，“金属配位氢化物储氢材料中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也不是一个好题目。改善的办法是，首先申请者得清楚自己究竟要研究一个什么样的具体问题。第一个题目太泛，所以显得空洞、不具体，科学问题不明确。应该围绕实际要研

究的内容，给出关于组织结构的特定演化路径对性能产生作用的微观机理。第二个题目的范围就更大了，无法判断所申请的项目具体要解决什么科学问题。再譬如，“金属配位化合物抗癌药物和肿瘤显像药物研究”也不能算理想的题目，如果是“抗癌及显像双功能金属配合物研究”就好一些，更可取的是“抗癌及显像双功能金属配合物的结构特性”。

摘要部分应该看作是展现申请项目特色的地方。因为有400字的字数限制，要千锤百炼、言简意赅，充分利用好这里的空间，不要浪费文字资源，把申请书的精华所在表达出来，把问题的来龙去脉表达出来。比较好的摘要应该能使同行更好地了解申请项目的进一步信息，提供比题目更丰富和细致的内容，可以结合项目特色和创新之处，进行概括性叙述。

立项依据的撰写应该注意，不要把它写成对于领域的学术价值和重要性的论证，或者是国内外同行工作历史和现状的简单罗列。而是应该以自己提出的问题和思路为主线展开论述。

立项依据是整个项目的立论基础，需要明确表达出自己要做什么和怎么做，有什么理由和道理做这个和这样做，紧紧围绕凝练的科学问题和提出的针对性、自己的学术思路，结合本领域他人的工作，展开分析和论证，由此体现课题的研究价值。简单说来，就是千方百计地把拟开展的研究和要探索的科学问题、思路等方面的道理说深讲透。这需要严谨的逻辑发展过程和缜密的连贯而流畅的叙述。还要注意叙述中的衔接和转承。这个过程很像和面，一定要把面揉透，才有可能蒸出好吃的上等馒头。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避免“三段体”式的论证，即第一部分描述领域的国际热点，接下来自然归纳出这方面的研究有意义，最后，自己也准备开展相关研究。另一种三段体的表现形式为先从各个方面叙述研究的大背景和意义，然后给出或者罗列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用几句话说明自己拟开展的研究内容。这种形式的立项依据撰写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由于没有充分阐述自己对具体一个科学问题的理解和提出新的想法及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论证，使申请项目的价值打了很大折扣，因为同行尽管看到申请者了解了很多信息，但申请者本人的思路并不明确和清晰。其实，领域前沿也罢、领域热点也罢，都不代表一个具体项目的研究价值。项目的研究价值应该是申请者自己提出的问题和另辟蹊径的理解思路。

论证过程还须注意避免文不对题或离题太远，以及论证叙述展开层次和脉络。注意直接相关文献的充分占有和展现。别人的工作要钻研和理解透彻，不要留下死角。通过文献和其他形式的交流和讨论，真正理解他人工作的实质究竟在哪里，这样才不至于犯不求甚解的毛病，也才能真正做到视野开阔，找到特别的角度，才能真正做到独到和新颖。另外，应客观评述别人的工作，自己的观点也不要绝对化。

论证要围绕主线展开。如果选择金属间化合物的塑性问题展开研究，就需要给出自己对塑性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以什么样的思路去研究它，并给予令人信服的论证和说理。再譬如，如果研究抗癌及显像双功能金属配合物的结构特征，叙述过程就不能离开这条线，在逻辑上密切相关，要始终围绕结构特征这个科学问题，通过翔实有力的分析，讲清楚自己的思路和想法、与以往别人的工作有何不同、新颖之处在哪里，唯此，才能使论证令人信服和有说服力。

把握好每一个环节

项目的研究内容。应着重考虑由科学问题延伸出来的最相关要素和本质关联作用、规律，需要重点突出，有足够的深度空间可以挖掘。引申出来的研究内容，与科学问题之间可能是涵盖式的，即科学问题覆盖的范围内需要揭示的客观规律，两者的关系也可能是纲举目张式的??不管是哪种形式，需要申请者注意的是，不要罗列太多的研究内容，3～5个方面的内容应该足够了，关键是内容涉及的深度；也不要泛泛地讲述尽人皆知的一般规律性研究，一定要突出特色角度和考虑，才能引人入胜。

研究目标。应该明确、简洁，突出项目的科学性和学术性。科学基金的目标不是追求具体做一件什

么事情，而是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以特定的思路去达到预期的目的。应该从科学问题和研究内容出发，借助一定的手段，实现拟探索的最终目标。避免目标和内容相混淆和相似。归纳、凝练好的目标应该是项目的科学指向，或者是阶段性驿站。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指项目的关键、难点之所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后，项目就可以顺利开展下去，而不至于卡壳。所以，需要在随后的研究方案部分给出解决关键问题的方案和对方案思路的可行性分析。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应避免一般化，要有自己的特色，采取的方案能够确保内容的完成和目标的实现。同样的实验手段，在解决不同的问题，研究不同的内容，甚至不同工作深度都会对方案的思路提出不同的要求，申请者应该对方案中涉及的具体方法、技术路线等给出有针对性的考虑和构思，并给出可行性分析。这里的可行性分析，重点应放在方案的思路上进行，而不是人员和设备条件。

项目的特色和创新之处。也就是创新点。指有别于他人的学术思想或思路。可能是技术和方法层面上的，最好是一种思路上的新理解，以独特的角度看旧的问题，或者提出新问题，避免罗列似是而非的东西。创新的程度取决于自己的想象力能否比别人走得更远。

年度研究计划。应该尽量具体一些，主要体现项目的研究进度和工作安排，应该结合研究方案，再加上时间安排，就能产生很好的年度研究计划。“一年一句话”式的表述不应该称作研究计划，只能算作计划纲要。

预期研究结果。更多的应该体现在和学术有关的产出上，与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科学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应该与之有所呼应。重心最好放在研究工作的质量上，不是简单地发表多少论文。完成的工作发表之后最好能够有一定的影响力，或者有助于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科研的基本思路篇(3)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是当前理论建设的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

恩格斯在1874年对德国社会人提出：“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6页）恩格斯强调了两点，一是领袖们要透彻地理解理论问题，二是要把社会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这个要求今天仍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从思想和理论的来源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原则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应把它当作科学来研究。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首先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说，他们提供的是一般原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不能机械照搬；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不能停滞。过去，存在过教条式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存在过将一些错误观点附加到科学社会主义上去的情况。这些，都不是科学态度。我们要引以为戒。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还要清醒地研究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理论，扎根于当代中国大地。这是这个理论科学性的重要方面。因此，要重视研究国情。对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已经作出了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变化较快的历史进程。这就需要不断研究国情，掌握在某一发展阶段的特点。十七大报告概括了我国发展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由于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因此，需要在总体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提下，研究各个地区的发展程度和特点。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适应现时代的要求。正如邓小平所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责任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集》第3卷，第291页）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实践者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科学总结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理论创新是艰苦的科学工作。多年的经验说明，既要大胆创新，又要勇于接受实践的检验。不但要有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还要有科学勇气。

二，借鉴构建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经验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当年，对于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曾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应以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构成体系，有人认为，应以理论层次构成体系，有人认为，应以理论板块构成体系，也有人认为，应以理论范畴构成体系。这样的平等探讨和争鸣，很有好处，可以相互比较。这也体现了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学术问题上，是不可能一锤定音的。

当年构建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编写各种版本的“邓小平理论概论”的成功经验，今天可以借鉴。

党的十五大以后，各地编写了不少属于“邓小平理论概论”性质的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三本：

（一）《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编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本书从总体上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科学体系和基本内容，是中央党校的教科书。全书共十四章，前面有长篇“绪论”，最后有“结束语”。这是中央党校编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即“三基本”）系列教材中的一本，而且是主要的一本。这套教材是在同志的重视和支持下编写的。以后，中央组织部决定将这套教材作为全党干部学习的基本教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邓小平理论概论》，国防大学训练部组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这本书是在国防大学校首长直接指导下撰写的，全书共十五章，前面有“绪论”。这本书是军队的中、高级干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参考教材。

（三）《邓小平理论概论》，教育部社科司组织撰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全书共十三章。编者说明，这本书是为适应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的需要而编写的，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以上三本著作，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基本一致，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前导，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线，以基本观点构建体系，体现了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这说明，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大家有高度的共识。

以上三本著作，又各有自己的特定对象和适用范围。中央党校的《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是以领导干部为对象的。国防大学编写的《邓小平理论概论》，是以军队的中、高级干部为对象。教育部的《邓小平理论概论》，则以大学生为对象。所以在内容和分量上，又有所差别（教育部的《邓小平理论概论》不到30万字）。这样做，是客观的需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是基础。邓小平理论的体系框架，也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框架和主要内容

邓小平的理论思维逻辑是，首先提出，要解放思想。进而提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也要解放思想。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他从理论上、路线上、战略上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科学体系，基本上也是这样。

贯彻十七大精神，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不是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简单相加。而是要站在十七大的认识高度和理论高度，依据这个理论的内在逻辑，以邓小平理论的体系为基础，将三者贯通，提炼出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需要集思广益，大家共同努力，需要平等探讨和争鸣。以下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以下十七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观点。

1，思想路线论。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础上，邓小平针对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强调，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十七大提出继续解放思想，也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思想路线，解决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思想路线是基本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2，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只讲社会主义特征的框子，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念。邓小平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以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

3，初级阶段论。这是对基本国情的科学概括。十七大概括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

4，科学发展论。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为了更快地发展中国。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

5，改革开放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历史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

6，市场经济论。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7，民主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民主与法制不可分开。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要依法治国。

8，文化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方面。

9，社会论。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也是一个新课题。

10，文明论。社会主义要建设高度的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要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还要建设生态文明，要坚持走文明发展道路。

11，社会和谐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念，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应当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理解社会和谐。

12，国防和军队建设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国防和军队建设占有重要地位，应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认识和处理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13，“一国两制”论。“一国两制”是重要的中国特色。

14，和平发展道路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15，政治路线论。政治路线是基本理论的凝练。基本理论只有凝练为路线，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指导作用。对基本路线的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部分还应当包括对基本纲领和发展战略、总体布局的论述。

16，群众论。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

科研的基本思路篇(4)

[关键词]解放思想 做到 十个结合

我国改革开放正处在关键时刻，要深化改革，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当前，我国的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涉及的问题更加敏感，涉及的社会关系更加复杂，解放思想的任务也更加繁重、更加迫切。如何继续解放思想呢?本人认为解放思想必须做到十个结合。

1　解放思想必须同实事求是相结合。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是辩证统一的。首先，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必须先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之所以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归根到底是因为认识是由人去进行的，问题是由人去解决的。如果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同时，解放思想也必须以实事求是为指针和方向，使解放了的思想为实事求是服务，解放思想若离开了实事求是这个基础，思想便失去了根基。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同志说：“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应一以贯之。不解放思想，教条主义盛行，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离开实事求是，脱离实际，脱离亿万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可见，解放思想决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2　解放思想必须同改革开放相结合。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深化改革开放，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教条，它引导时代前进又随着时展。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即体现在其世界观的方法论上，体现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要求上，也体现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敏锐把握形势的变化，“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不断依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不懈进取、不断创新，适应、指导和引领新的社会实践，包括改革开放的实践。破除思维定式，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3　解放思想必须同落实科学发展观相结合。解放思想主要是要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通过不同思想的交流，最终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用科学发展观做指导，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遇到的深层次问题，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和要求，在解放思想中真抓实干，在转变观念中破解难题，在更新思路中转变发展方式。要着力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领导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必须破除阻碍科学发展的不合时宜的观念，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唯GDP”的观念，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要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又必须强调局部服从全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4　解放思想必须同改革创新相结合。以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创新，以改革创新促进解放思想，二者是有机统一的。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大力推进改革创新。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就是要切实找到扬长补短的新思路、新对策，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勇于试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马列主义的本本上找不到答案，别国模式无法照搬，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答案和出路，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改革开放30年来，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到国有企业改革，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到“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都是解放思想与改革创新相结合的结果。

5　解放思想必须同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解放思想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过来，也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解放思想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解放思想是统一的，二者并不矛盾，有人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认为讲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思想不解放，就是否定改革开放，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解放思想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邓小平同志指出：“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决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注意分清界限，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在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都是错误的。

6　解放思想必须同现实国情相结合，解放思想，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增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坚定性，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清醒而又顽强地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而扎实奋斗、不懈奋斗。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7　解放思想必须同解决问题相结合。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他指出，思想解放不能停留在讲现成话、讲空话上，而是要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课题，还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改革开放以

来的解放思想，虽然主题和重点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解放思想的主题都是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重点，不仅要研究解决改革发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更要解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中的难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

8　解放思想必须同调查研究相结合。解放思想和调查研究密不可分。解放思想只能以事实和现有基础为出发点。缺少调查研究，就不会了解事实。同志多年前就曾说过：“实践出真知”。因为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知道问题的所在，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获得真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体现，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也是解放思想的必由之路。思想解放，就必须同时提倡调查研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践在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必须向前发展，解放思想应该成为人们思想的常态。解放思想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实践要求。以调查研究为前提，有的放矢的解放思想才是实事求是地解放思想，才是我们需要的解放思想。

科研的基本思路篇(5)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中图分类号：D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71-02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科研的基本思路篇(6)

关键词：研究生；思想政治课；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206-02

目前国内关于课程建设的行动策略诸如具体教学的组织、教学案例的设计等问题研究整体较少。笔者拟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实践，对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做一些思考，为进一步推进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改革与发展积累经验。

一

研究生阶段从基本和直接的知识基础来看，主要承接本科阶段，这就有一个内容衔接的问题。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和本科阶段所开设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密切相关。本科阶段《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侧重于从“论”的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及其理论成果，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则更偏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史”的背景讲解。研究生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以本科阶段两门课程为主要史论基础，在统编教材的教学大纲中明确了课程设计的意义是“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认识，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提高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本领”。[1]13-14根据教学大纲的基本精神，本科和硕士阶段课程衔接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从宏观的层面看，研究生阶段在教学内容方面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展和实践发展内容；在教学目的方面更侧重培养研究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获得性”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强调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的能力和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研究生阶段教学的目的是以研究作为载体，以研究促学习，以应用促进认识进一步深化，着力培育学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意识和能力。

从教材的设计来看，研究生课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总体的概括，对本科阶段知识的概括可能存在重复，但这种重复更多地体现了对基本理论的温故知新，同时这种概括并非简单重复，不仅突出了一些重点，而且理论的阐释更富有系统性。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教学大纲的第二讲至第七讲，每讲第一节都有一个“概述”，对于概述不能简单理解为如本科教材一样是对本讲内容的概述，而是要对以往学习过的与此相关理论问题的概述。这样一种陈述方式，起到了对本科和硕士阶段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连接作用。同时，结合教材，在教学设计中要充分地体现专题教学的理念，每个专题与本科教学内容相比，不是完全面面俱到地介绍，而是列出一些重要的和主要的问题进行讲解。具体以第三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为例，研究生教材中介绍的内容基本在本科教材中都有涉及，但不同点在于：第一，本科的教材是将政治建设的理论、政治建设的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改革等实践联系在一起讲的，而研究生教材则对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发展道路等问题分列而论；第二，研究生阶段除了对基本概念如政治、政治观等进行介绍外，还将政治理论的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因此在授课过程中要结合关于国家政权性质的思想、政治发展道路的思想、人民民主的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想，系统地对政治理论进行讲述。除此以外，研究生教材将本科教材中与政治建设相关但均单独设章的内容，诸如一国两制、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国防和军队建设、统一战线等内容列出，更容易在本科阶段学习基础上，获得系统性的认知。如果说本科阶段的教学把马克思主义包括其中国化成果的基本观点，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进行陈述，引导学生体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个理论成果的逻辑起点与这一理论所面对的历史起点的一致性，那么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则在温故知新的基础础上，更以专题探讨的整体性向研究生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理论所包含的基本观点同它所涉及问题之间的关系，训练学生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以及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也更提升了研究生阶段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立场和科学方法的教学目标。

二

研究生阶段突出专业教育的特点，这就需要结合专业特点，实现针对性教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导论”一讲中指出，研究生的学习与本科阶段的学习相比更需要注重学习的理论性、研究性，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中要结合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广泛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的新思想、新知识，以此提高专业素养，增强创新能力[1]13-14。因此，在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方面为体现理论性和研究性，同时也为了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提高专业素养，需根据专业不同，在内容方面各有详略，在不同课堂对教学重点难点各有侧重设计，不能平铺直叙。

在课堂教学中，应考虑文理科研究生在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专业兴趣等方面的不同，对教材进行的详略处理，同时考虑文理科德育目标的差异，在教学要求方面有所不同。2000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社政【2000】3号）中就已经讲到研究生德育工作务必要分层次，有重点，突出针对性。在加强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指出，要特别注意加强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引导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专业学习和研究；在研究生德育培养目标方面又特别强调，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生，还要注意从中培养出一批政治坚定、思想敏锐、学识渊博、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这些指导性意见，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对文科研究生必须提高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文科的研究生不仅要掌握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而且要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成果，分析各种国际和国内矛盾、社会热点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是什么，这些逻辑联系和矛盾关系背后的实质等。具体到各个专业而言，对外语专业研究生更多地要了解当代中国国情、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理解“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为何会引起世界热议，掌握中国对外开放的变化等理论与实际问题。而对理工科专业研究生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时，教师更多地不是要求研究生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而是应引导研究生结合各自研究课题对于能源、环境、气候等问题给予更多研究性解读，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渗透科技伦理观教育。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则要重点讲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思路和方式问题，以此纵深展开其他理论与实践问题，不能平均使用力量。

三

专题式教学设计是在教学大纲基础上在教学内容方面的再创造，需要教师根据课程整体教学目标分解为一个个具体教育目标、相对独立的理论主题，因此，每个主题的确定要有慎重和严谨的科学论证，以避免主观随意性。

首先，要回应时代的实践问题，但避免陷入有些社会热点的无谓争议。一些社会热点虽然也会引起研究生热议，但仅仅是由于具体工作的差错或者政策等造成，并不必然包含重大的理论问题。思想政治课虽然需要抓住热点，也要避免“包打天下”，陷入无谓的争议，脱离主题。如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一讲时，对于很多地方的政绩GDP所折射的社会全面建设的问题，要避免陷入案例的堆积，而重点是对“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的主张”两节的讲授，还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提出对策性建议。讲授“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一讲时，对于媒体曝光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的案例等，必要的针砭时弊是需要的，但更重要地是引导研究生对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进行研究型学习，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否则，无谓的争议将降低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

其次，要注意思想性，但避免纯粹学术性。研究生教学要强调学术性，但纯粹的学术型倾向要避免。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是起到有效引领和提升其他专业课程学习效果作用的课程，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的专业课，也不是其他专业课程体系的补充和拓展性课程。在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如果围绕文化的问题，以纯粹学术性的方法来探究文化的内涵、中西文化的比较、学术界对文化的争议等，就容易偏离课程主题。在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时，侧重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以及理论、体系和道路和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问题。在这一部分内容中，注重的是整体性的讲授，如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的多种说法、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等问题逐一开展讲述，就对整体性有所影响，而且也不一定符合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生的认知水平。

最后，学生的自主性和教师的问题导向意识要紧密结合。研究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积累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由于强调自主研究，他们普遍对过去思维习惯存有质疑，联系社会现实，还对过去学习的理论知识存有一些质疑。在专题自主学习阶段，学生提出的大量问题往往呈现发散性。同时，研究生思想政治课程本身基本都是宏大的主题，与学生生活世界关注的主题充满联系，但又有宏观微观层次的明显不同。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无法详尽地提出和解决所有社会热点问题的具体方案，也无法对学生内心的困惑提供具体的思路，因此，学生对课程的问题意识与教师的期待之间总是存在较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问题导向非常重要。教师一方面要深入准备专题讲义，另一方面要充分预设、研判学生的问题，最好事先征集学生的问题，同时在讨论中按照问题逻辑设计授课进度和教学目标，避免偏离课程主题，陷入具体问题的争议中。如在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一讲时，学生提出的可能既有西方民主人权的问题，又有中国基层民主的问题、人大与政协的关系问题，或者还会有关于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比较问题等等。这其中既有理论探讨，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困惑。无论哪个层面均可能是一些非常具体问题的探讨，这对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知识储备等都有很大挑战。如果仅仅是在课堂上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就事论事，那么教学进度、重点等就可能无法完全实现。将学生的问题综合起来，而非逐个讨论，以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优势、面临的问题和改革作为一个体系，对比西方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一些优劣的分析而展开，可能更符合当初教材编写别增加“不能搞‘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这一小目、突出专题性的初衷。

四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有很高的要求，既要有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要有较高的理论思维能力和价值评价能力；既要引导学生观察和用什么样的思想来观察世界命运和社会前途的问题，又要对如何看待和正确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给学生解疑释惑。因此，授课教师一方面要具备丰富的实践教学能力，对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有更为贴近的了解，另一方面还需要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和各方面专题知识的强化训练。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为例，授课教师基本需要通过理论培训、集体备课等弥补知识结构的缺陷。目前大多数进行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教师在自身接受硕士和博士生阶段教育时，其专业背景多为法学、历史学等。从具体研究领域来看，主要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为知识基础，零星还有诸如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其他教育背景的教师。由于各领域学术研究日趋交叉和精细化，因此授课教师在接受研究生阶段的基本训练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实际上在整体性上存有不足。在从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教师自身知识结构不足会造成与课程要求、学生的知识结构及需求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如第二讲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内容，对于经济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可能相较于政治学、哲学背景的教师而言，在本讲课程中更容易游刃有余，但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如教师从事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或者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于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的部分所熟悉的分析角度可能又会显得不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角度来分析所有制的形成，而西方经济学则主要对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角度对此进行剖析。因此，对于经济学教育背景的教师而言，即使在专业领域内，想要从整体上把握每个章节的教学重点和难点，需接受进一步的理论培训和集体备课，同时在教学的组织方面，也可辅之以组织教学模块、专题教学，由多人专题授课，多种方法结合使用。

总之，研究生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既承续了本科阶段的教学内容，同时又具有独立性；既强调知识性，更强调政治性；既为学生解疑释惑，更注重对学生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培养。知识传授可以作为分析解释政治问题的基础，但却不能用纯粹的专业知识传授取代意识形态、政治观的教育。分析和解答思想困惑可以作为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的目的之一，但并不是全部。在教学中唯有发挥理论教育的理性，揭示和批判社会矛盾，同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成果辩护，才能使研究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感受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魅力以及它对现实的有力回应，培育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同时提供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实现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

科研的基本思路篇(7)

【关 键 词】教育基本理论/第三条道路/中层理论

【作者简介】柳海民，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晋，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柳海民，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长春 130024）；王晋，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京 210097）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9）01－0003－05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60年来，代代学人，薪火相传，走出了两条路。这两条路是按照教育基本理论建构渠道的不同来描述的。一条是从上至下看的路，另一条是从下向上看的路。践行前者的著述有扈中平教授的《教育目的论》、柳海民教授的《教育过程论》以及傅维利教授的《教育功能论》等。践行后者的著述有马云鹏教授的《小学数学课程实施的个案研究》一文和陈向明教授的《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一位辍学生的个案调查》一文。时至今日，两种研究道路仍旧“各美其美”，共同丰富了教育基本理论的来源渠道。前者践行的是演绎的认识论路径，后者践行的是归纳的认识论路径。前者注重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汲取营养而对教育基本理论的核心范畴进行研究，后者注重从基层中获知第一手的资料来验证和完善教育基本理论的解释力度。前者关注的是教育基本理论“璀璨的星空”，后者关注的是教育基本理论“闪烁着自己光芒的星星”。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毋庸讳言，第一条道路出现在前，第二条道路出现在后。前者对自身的方法论反思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方法论批评是客观存在的。前者对自身的方法论反思的结论是要加强教育学的“自我意识”、稳固教育学的学科立场，克服对别的学科特别是对教育学三大基础学科的“路径依赖”。后者对前者的方法论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前者建构的教育基本理论不能直接解释和指导实践。其二，前者建构的教育基本理论忽视了实践工作者的生活体验。这种批评也随之成为第二条道路的立足点和着眼点。即立足于实践工作者的生活体验，着眼于建构出来的教育基本理论能够解释和指导实践。当然，这两条道路的一部分推动者并不完全同意笔者对其着眼点的归纳。具体地说，就是只同意解释实践，不同意指导实践。而不同意指导实践的理由是作为第二条道路主要研究途径之一的质的研究，其成果的推论存在一个困境，尽管不能否认有论者对上述困境做出了较有说服力的辩解。上述质疑在其语境下有其合理性。那么，有无策略兼能打通两条道路与教育实践的隔膜呢？在笔者看来，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种解决问题的中介。由第一种道路建构得来的教育基本理论成果需要某种中介才能解释和指导实践，从而获取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合理性”。第二种道路也需要某种中介才能走出困境，理清“一”和“多”的关系，真正获取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合法性”。

一、第一条道路的困境及其合理化策略

从教育基本理论研究60年来的发展脉络看，“从上至下看”的道路一度成为其主要构成，从历届教育基本理论年会的主题足可管窥一斑。第一条道路建构理论的思维可以概括为黑格尔意义上的“思辨的思维”[1]。这种思维指的是“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1]。而这种思维成果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起到了概念奠基的作用。倘若没有这些概念的界定与言说，今日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连个可以借代的名称都没有。学科建设离不开学科命题的判断与推论，命题又是由一组组概念结成的。“概念性的认识”是学科建设辩证法的题中之义。但这种“概念性认识”有其“超验”之特性，它不同于纯粹意义上立足经验内容的表象思维，也不同于置经验内容于不顾的形式思维。这种“超验”之特性很容易被人误读为“脱离经验”，被指涉为“书生逻辑”。上述“误读”和“指涉”使第一条道路的合理性陷入困境。

（一）第一条道路的困境

从表面上看，第一条道路的困境在于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成果的受众——基层的中小学教师对知识的用处发生了质疑。质疑的核心是教育基本理论的相关知识不能直接提高教学效率，不能直接改善课堂秩序，不能直接提升考试成绩，如此云云。第一条道路的研究参与者的“学术自信”始终不能摆脱受众对知识合理性的质疑。从深层看来，第一条道路的困境就在于超验的思维方式不易引起实践工作者的共鸣。实践工作者对理论的功能期待无可厚非。不过这种期待确实将理论的功能狭隘化了。而这种狭隘化的客观结果之一是造成了第一条道路的困境。换言之，教育实践工作者的思维模式是“经验”的，而第一条道路的研究参与者的思维模式是“超验”的。超验与经验之间有一个“真空带”。真空带的存在使得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断裂”了。上述断裂根源于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的生活体验的“断裂”。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短期调研和教育实践工作者的科研过程也许有可能松动这种断裂，但是两者均不能打破这种断裂。

（二）第一条道路的合理化策略

第一条道路的合理化策略由不能割裂的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认识自我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是改造他者的合理性，值得指出的是，认识的对象与改造的对象两者的合理性认定是不一样的。合理化的策略就是将两种合理性的“最小公倍数”求出，获得一种“视域融合”。

1.认识自我的合理性基础

认识自我的合理性的主体是第一条道路的践行者。自我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演绎思维的合理性和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张力，演绎思维的合理性在于第一条道路建构得到的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是一种超越和批判，而不是延伸与变形。如若承认教育理论是教育实践的延伸与变形的话，那么两者的关系就是“实践理论化”。即用实践经验去看待理论超验，用前者来理解、解释后者，把理论变成了冠以某些理论名词的实践。理论的认识实践和改造实践的功能发挥变成了实践以仰视的姿态运用理论，把理论的结构性成果套用到实践的鲜活过程之中。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理论实践化”，它以承认理论对实践的超越这一命题为前提。“理论实践化”是指理论以超越实践的思维方式建构理论的“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或者是什么”的知识图式去反思实践的“问题”、“原因”和“对策”。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张力合理性在于理论不是盲目地指导实践，实践也不是盲从地附属于理论。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真正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内容应立足于对人的科学认识，真正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形式应立足于科学的逻辑过程，真正能被理论指导的实践，必须是以人的主观能动性凸显为特征的实践。教条主义的人不具有主观能动性凸显的基质。一味地将所有教育理论均冠之以“不实用”、“不真实”、“不简单”的标签就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因为依赖所以教条，同时也是对主观能动性的自我消解。

2.改造他者的合理性质疑

在此文意义上讲，他者指的是教育实践工作者。改造教育实践工作者对第一条道路的“偏见”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只能在边际上一点一点地改变。也就是说，需要第一条道路做出某种妥协，在“超验”与“经验”之间找到一个黄金分割点。而这样的黄金分割点“进”可拉近与实践工作者的距离，“退”可坚守自身的方法论硬核而不至于“唯实践马首是瞻”。

理论的设想需要践行过程中的操作性定义。而这样的操作性定义有助于一种新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范式的诞生。本文题目中的“建构中层理论”的设想就是新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范式的一种可能。中层理论焉何能够改造他者的合理性？怎样改造他者的合理性？改造之中有什么误区？以上问题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言明。

二、第二条道路的困境及其合法化策略

20世纪末21世纪初，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大陆兴起。其兴起离不开几个学术重镇学科带头人的大力推崇。在十余年的历程中，第二条道路呈现“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大有“二分天下有其一”的趋势，近几年硕博论文的题材和方法就是佐证。但是，“燎原”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一，第一条道路思维定势的打破和第二条道路思维方式的承认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第一条道路的参与者总是在自觉不自觉间质疑着第二条道路的合法性。其二，第二条道路的参与者有一个内部分化。有的研究成果确实是真正的“从下向上”看的研究途径的体现，曲解第二条道路的“方法论硬核”而“另辟蹊径”的研究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种“曲解”本身在第二条道路推行伊始自然不可避免，但由此造成的一种结果必须要受到应有的重视。其结果在于误导了教育实践工作者，以为第二条道路就是“讲故事”、“发牢骚”、“探视隐私”等等。从而也客观上导致了第二条道路的合法性困境。

（一）第二条道路的困境

第二条道路的研究成果对受众来说是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这里的受众包括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新旧之间的契合存在一个化陌生为熟悉的过程。第二条道路的研究路径本身存在一个化熟悉为陌生的过程。在彼“陌生”和彼“熟悉”与此“陌生”和此“熟悉”四个范畴两两之间的不断流转中（见下表），总有一些排斥效应在发生。排斥之后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第二条道路的合法性危机。

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熟悉感　教育实践工作者的熟悉感

教育理论工作者的陌生感

碰撞一

碰撞二

教育实践工作者的陌生感

碰撞三

碰撞四

上表中，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熟悉感的对象是第一条道路（A）以及第一条道路与实践互动结构（B）两者。教育实践工作者的熟悉感的对象是实践经验（C）以及实践与第一条道路互动结构（D）两者。教育理论工作者的陌生感的对象是第二条道路（E）以及第二条道路与实践互动过程（F）两者。教育实践工作者的陌生感的对象是理论超验（G）以及实践与第二条道路互动过程（H）两者。

对于“碰撞一”而言，第二条道路作为一种新鲜事物，被同仁接受有一个过程。同时从事第二条道路的学者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有诸多的方法论责难要去回应，最为突出的就是质的研究成果的推广问题。也许A与E的碰撞相对不是很复杂，但B与F的碰撞就复杂得多了。第一条道路的成果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第二条道路的成果虽来源于实践，却更多地注重被实践工作者所解释。如果说第一条道路具有天然合法性的话，那么第二条道路则处在合法性危机之中。前者的研究理路是占主导的理路，后者要想继续和完善其研究理路的话，与前者的碰撞不能不说是一个“必经之路”。

对于“碰撞二”来讲，C与E的碰撞似乎不是很激烈，第二条道路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实践赋予的。第二条道路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既是“局外人”，亦是“局内人”。其中“局内人”的身份认同使得C与E的碰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隔膜”与“断裂”。D和F碰撞说到底是一种结构与过程的碰撞，结构注重静态的共时性特征，过程注重动态的历时性特征，一动一静，彰显迥异。同时结构与过程二者与实践的互动机制相差甚远，如果说前者是“抓大放小”的话，那么后者就是“以小见大”。

对于“碰撞三”来说，A与G的碰撞自古就有。现今二者的碰撞有一种“新瓶装旧酒”的意味。所谓新瓶，指的是A业已不处于一统江湖的地位了，教师对G的陌生感也随着师资素质的提升慢慢消退了。所谓旧酒，是指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一直以来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状态。B与H的碰撞似乎不是同一层面，但实践工作者头脑中对第二条道路的认识，诸如第二条道路就是“讲故事”、“新闻采访”以及“体验生活”种种观点的萌生均是B与H碰撞的结果。第二条道路要想造福于教育实践，就不能回避这种碰撞，正视这种“熟悉”与“陌生”的冲突才是正确看问题的态度。

对于“碰撞四”而讲，C与G的碰撞一直以来就是文史哲的经典话题，鉴于文章的第一部分已经言明，此处不再赘述。D和H的碰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其中涉及到质的研究成果的推广、质的研究成果的生成以及质的研究成果的解释等问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质的研究成果不求“推广”的言说使得基层实践工作者对其的存在充满质疑。在实践工作者的眼中，第二条道路的研究成果就是“报告文学”、“新闻报道”和“日记摘载”。D与H碰撞中的排斥反应也是造成第二条道路合法性危机的一个原因。

（二）第二条道路的合法化策略

1.认识自身的合法性来源

第二条道路在教育学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于新史学在史学中的地位、常人方法论在社会学中的地位。新史学在史学界遭到了一些质疑。常人方法论在社会学界也遭到了一些质疑。正如有论者言明的那样：作为一种社会分析的角度，常人方法学不可能没有局限，比如缺乏对时间和历史的关注。而且，仅仅站在一个似乎“超然”的立场上，指责现有社会分析的缺陷，是远远不够的，在许多时候也无益于社会学的发展[2]。第二条道路在教育学界也受到相应的指摘。指摘是第二条道路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但指摘仅仅是指摘，不能因为“可能湿了鞋子”而“不在河边走”，“在河边走”有诸多践行的理由。具体讲来，第二条道路的方法论依据的是社会理论中的常人方法学（俗民方法论）。常人方法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一，要概括常人方法学的“方法论”最适当的一句话就是胡塞尔的主张——“回到事情本身”[2]。“回到事情本身”是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向。如果说先前的哲学难免逃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尴尬的话，那么“回到事情本身”就是对上述尴尬的“拯救”或曰“圆场”。姑且不论“拯救”与“圆场”的结果如何，单就其过程本身就有合法性。其二，常人方法学意图纠正以往的社会理论厚“结构”轻“过程”的弊端。以往社会理论的“宏大叙事”表面上和大众离得很近，事实上却和大众离得很远。于是“俗民方法论者不问社会怎样才可能有秩序，而问怎样才可能有秩序感”[3]。这样的话，与“大叙事”相对立的“小叙事”也有其存在的必要。而这种“小叙事”也是一种崭新的逻辑。事物的存在是和其对立面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其三，社会理论中，结构与行动者的相互作用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以往的社会理论可能比较关注相互作用的外在表现，而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却较少有人问津。常人方法论较为关注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常人方法论的命题可能将遵从几个预设：（1）社会秩序是由（赋予行动者以共同的现实感）技术的运用来维持的。（2）共同现实究竟为何对于维持社会秩序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对于一套共同技巧的接受[4]。在“维持”与“接受”的情境转换中，常人方法论完成了对内在机理的一种可能解释。其四，原先的社会理论较为关注结构与行动者互动的内容，而内容的载体——形式却受到了冷落。常人方法学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在其方法论假设中有意地加入了对形式的关注。因为，形式对内容也有较大的反作用。在此意义上，加芬凯尔最终得出结论说：“承认一个人所说话的意思，不只包括承认他所说话的方法，而且包括承认他是怎样说的。”[5]综上所述，常人方法论的哲学依据有其合法性，小叙事的存在有其合法性，关注内在机理的功能有其合法性，关注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也有其合法性。认清常人方法学的这几种合法性来源是第二条道路继续走下去的必要前提，也是回应第二条道路合法性危机的重要理由。

2.改造他者的合法性质疑

质疑从下向上看的研究路径合法性的主体大致有几类：其一，从事第一条道路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前文已经交代了一些质疑的理由，但尚有一条理由不得不提，即怀疑第二条研究路径的“一哄而上”会造成一种学术无政府主义。这样的质疑有其道理，美国新史学的发展历程给我们提供了借鉴意义。“……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造成了历史研究专与通的失衡，以致美国大学生对19世纪90年代中期纽约下东区意大利移民的妇女地位的认识颇有见地，但却分辨不清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两个总统。表面上历史研究似乎是百花竞放，欣欣向荣，但实际上由于这些领域之间及其与整体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和融会贯通，所以并无协调可言。整个说来，过去30年美国历史学由于缺乏中心课题或框架而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6]这种质疑的改造需要一种学术诊断，有价值地践行第二条道路的研究成果似乎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在这个时候提学术无政府主义也就显得为时过早。其二，从事第二条道路的部分教育理论工作者。这部分人只是把第二条道路当作一种学术宿命而不是学术使命，缺乏一种学术自信。是“宿命”而不是“使命”使得这部分研究者沦为了“他者”。而要消弭这种“我—他”之间的分裂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认清第二条道路的研究目的。“常人方法学致力于揭示行动者相互交谈时所掩盖的未曾言说、无法提及的潜在社会现实。”[7]此种目的与第一条道路研究目的之异是第二条道路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认清第二条道路的研究策略。如果说第一条道路揭示的教育事实和教育事实揭示的其他教育事实存在一种相容性的话，那么，第二条道路揭示的两者就存在着一种不相容性。“索引性和客观表达之间的不匹配性，就是分别寓于生活世界和科学这两种意义领域的两种理性之间的不相容性。”[7]第二条道路试图解释“此种教育事实本身”（内）和“此种教育事实本身与彼种教育事实之间的关联”（外）张力之间的平衡。第二条道路的研究策略也即其存在的可能性。其三，教育实践工作者。他们对第二条道路合法性的质疑在于第二条道路的研究成果是理论吗？而第二条道路的践行者的回应是此理论非彼理论，第二条道路关注“异质性”而非“代表性”的特殊案例，意图通过“对一个个特殊案例的理解而达到人的认知结构的不断发展和完善”[8]。这样的回应会使实践工作者满意吗？很可能不会。因此需要第二条道路做出一种妥协。

第二条道路的妥协，其主观动机在于得到实践工作者的认可，但在客观效果上极易失去其方法论的目的与策略，从而丧失其本来的面目。但这种妥协非做出不可，因为合法性危机是第二条道路研究路径发展的一大“瓶颈”。既然路不能改道，那只有寄希望于桥梁了。第三条道路就是这样的桥梁，但它决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只是缩小理论与实践鸿沟的一个药方。故而第三条道路呼之欲出。

三、第三条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社会科学界，中层理论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无论是社会学还是史学，建构中层理论在某段时间内都是显性话语[9]。但在教育科学领域，中层理论无疑是一个新鲜的名词。中层理论既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也不是简单明了的概念和假设。它介于这两者之间。以往的教育学理论，概念很多，但真正在教育实践界引起共鸣的很少，似乎观点很多，但定理不多，没有稳定的研究旨趣。究其原因，主要是教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很难在教育实践中得到验证。中层理论的建构设想就是基于上述的情况而做出的。社会学领域早已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源泉：“中层理论由有限的几组假定所组成，通过逻辑推导可以从这些假定中产生能接受经验调查证实的具体假设。”[10]中层理论是可以验证的。同时这种验证也是有限度的。“中层倾向指明了研究中的未知数。这一理论没有自命通晓实际上未知的事物，而是公开承认建立知识体系还有待研究的问题，没有认定自己可以对当今一切紧迫的实际问题提供理论解决的办法，而承认只能解决现有知识可以澄清的问题。”[10]换言之，中层理论是反“乌托邦”的。

（一）第三条道路的必要性

第一条道路的思路讲求的是从上往下看，第二条道路的思路讲求的是从下往上看。第三条道路的必要性就在于中层理论能够提供一种从中间往两头看的思路。这样的思路既可为第一条道路的合理性困境提供出路，也可以为第二条道路的合法性困境提供出路。中层理论的建构对于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可能地摆脱第一条道路只关注“星空”的指涉。现在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似是而非的结论比比皆是，对“社会—教育—人”三者关系的断语层出不穷，唯独看不见闪烁着自己光芒的“星星”，也即看不到日常生活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其结论中只是与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并列的冷冰冰的符号表征。中层理论关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鲜活的生命体验，它的存在可以保证第一条道路建构出来的教育人学不至于沦为教育符号学。二是可为第二条道路的发展空间提供余地。第二条道路只是关注“异质性”的特殊案例，对教育实践工作者的迁移能力实是要求过高。而教育实践工作者的迁移能力不高造成的一个可能的客观后果是第二条道路的研究成果被“庸俗化”了，庸俗化为“奇闻异事大汇编”。可能在此意义上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不仅仅需要“建筑工人”，也需要“建筑师”。中层理论就是这样的“建筑师”，它的存在可以保证第二条道路在匆匆赶路时能够不忘却自己的出路。

事实上，著名学者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早就有高论：史学是历史记录和历史哲学的整合。有哲学而无历史记录实属天书，有史实无哲学是“官场现形记”。所谓现形记，不免流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价值立场游移不定。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何尝不是这样呢？第一条道路的研究成果厚超验薄经验极易被教育实践工作者诟病为“天书”，第二条道路的研究成果厚个体薄总体极易为教育实践工作者指涉为“教育现形记”，所谓“教育现形记”，不免流于教育现象本身而忽视教育现象的发生与互动机制。中层理论的建构既能理清教育实践的逻辑，为所谓的“天书”加上注释，也能巩固一种公允的立场，为所谓的“教育现形记”提供一种稳固的价值关怀。

（二）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

教育基本理论中的中层理论，在缓解第一条道路的合理性困境和第二条道路的合法性困境的过程中获得了自身的合理性依据。那么建构中层理论的第三条道路何以可能最终获得合法性呢？中层理论跨越了微观—宏观之区分，因此建构中层理论的第三条道路必须在前两条道路的张力下明确自身的对象。教育社会学的一些命题，诸如教育失范、教育组织中的科层制人格、人的成长的参考群体理论均是中层理论建构出来的对象。如此说来，中层理论的建构并不陌生，只是本文意图将某种“自在”的建构变成一种“自觉”的建构。为什么偏偏是教育社会学的命题呢？教育学的基础学科有三：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笔者认为，教育基本理论的基础学科也有三：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心理学。如果说第一条道路的建构依赖于从教育哲学特别是教育社会哲学的进展中获知灵感，第二条道路的建构依赖于从教育心理学尤其是教育社会心理学的进展中汲取营养的话，那么第三条道路的建构更多地脱胎于教育社会学的学科进展。既然教育社会学的“脐带”能够为教育基本理论的第三条道路提供发育的营养，那么笔者对中层理论的建构何以可能开出的药方就是教育基本理论的社会学转向。

教育基本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孤立的，广义的社会学包括社会哲学和社会心理学。这样的话，中层理论的建构也可能需要打通“宏观”与“微观”的鸿沟。当然，中层理论本身有这样的潜力。潜力之一在于“中层理论可以提供所谓一般性理论或宏大理论所未能提供的说明，因为后两者与其说是说明，实际上不如说是一些概念图式”。“中层理论与这些宏大概念图式中的某些图式有所契合，因此可以将它们贯穿在一起。”[11]潜力之二在于中层理论建构出来的成果能够为实践所检验，而实践的反馈有助于修正某些假设和概念，这样的良性循环使得中层理论与实践中的“小叙事”贯穿在了一起。看来，第三条道路存在的可能性也已具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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