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医疗市场趋势篇(1)

1 传染病医院的现状

自2003年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先后安排了上百亿元的资金用于传染病医疗救治机构的建设，全国各省、市都建立了传染病医院，县乡都建设了传染病区，并配套了大量开展相应工作的设备，为传染病的防治提供了良好的硬件设施。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些新建、改建、扩建的传染病医院（病区）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社会效益。一些医院由于选址问题，从建成之日起就根本没有使用过，一些医院只是在局部发生疫情时，偶尔使用后随即关停，一些医院即使一直投入使用，但使用率却十分低下，只有极少部分使用综合医院名称、改扩建的传染病医院，使用率才略高，严重制约了传染病专科医院生存与发展。

2 存在问题的原因

2.1由于传染病专科医院的特殊性，传染病医院在建设之初的选址上就以远离人群为标准，致使多数传染病医院地处偏僻，生活、交通不便，无意中造成了病源的减少。

2.2由于传染病医院的专科特点，导致传染病医院的功能单一，技术更新滞后，综合救治能力差，在医疗市场竞争中缺乏实力。

2.3由于传染病病种的局限性和病人的特殊性，以及传染病流行趋势的不确定性，与综合医院相比，业务收入相差甚远。

2.4由于传染病隔离治疗的特殊性，在建设、使用过程中的成本远远大于一般综合医院，而收费标准却与综合医院相差无几。

2.5由于指导上的误区，各级政府对传染病医院的重视程度不够，相关的扶持政策不落实，人才流失严重。

2.6由于一些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强，相关的配套政策不落实，造成大量的卫生资源闲置浪费。

3 思考与对策

3.1落实区域卫生规划，整合卫生资源：目前一些地方仅卫生部门就设有传染病医院、结核病医院、艾滋病防治中心等多种机构，将本来就少的传染病又细化，造成国家投入的卫生资源严重浪费。要通过实施区域卫生规划，整合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突出传染病的技术特色优势，实现传染病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3.2严格市场准入，控制卫生资源的盲目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大型厂矿企业职工医院被推向市场，同时一些民营企业也纷纷挤入医疗市场，他们以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为导向，积极从事市场需求较大的性病、肝病治疗业务，许多综合医院也凭借自己的实力顺势扩大感染性疾病科、肝病科等，进一步挤占传染病市场，加剧了传染病医院的萎缩。要从医学科学的角度，严格限制准入，保障其他大多数患者的利益。

远程医疗市场趋势篇(2)

随着“互联网+”在众多行业内实践的深化，医疗服务中信息化手段的应用也在不断加深，而市场和用户对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需求也在不停演变。针对中国医疗市场的调查显示，2015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增长率为44.7%，56.1%的用户认为移动医疗有助于搭建在线医患交流平台，目前用户在医疗行业的需求也扩散到康复管理、在线医患交流、预约挂号等应用范围。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针对“互联网+”下行业格局的变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未来的医疗生态是手艺与人工智能的‘竞争’，在线上运用‘互联网+’形成O2O闭环，智能化越来越高，越来越准确。当它准确到一定水平时，目前的医院运行模式一定受到影响，医生的就业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由此可见，用户对大数据、云计算、移动终端和可穿戴领域内端到端创新解决方案的需求与日俱增。个性化服务、协作型医疗、远程医疗、网络化保健正从传统医疗机构中破茧而出，走向常态化。

从全球范围来看，医疗服务正在向移动医疗、互联网服务模式和个性化医疗悄然转型。谈及这一发展趋势，英特尔澳大利亚/新西兰健康与生命科学总监George Margelis指出，“未来医疗的趋势是个体化差异，包括诊断、治疗方案在内的治疗决策都需要针对个体进行分别对待；医疗服务也应该随时随地持续进行，优化流程，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同时，整个治疗过程中专家的协同是保证效率和速度的根本。”为实现这一愿景，技术创新不可或缺。George Margelis表示，“从前端应用来看，基于英特尔架构的PC、平板和可穿戴设备为移动医疗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在后端数据中心平台的构建上，数据分析有效地提高了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使得医疗服务更加精准化、个性化。英特尔期待帮助用户突破传统医疗模式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加速智慧医疗转型。”

作为技术创新和倡导者，英特尔长期支持中国医疗信息化发展，协助医疗机构提高服务质量。英特尔中国区行业合作与解决方案部总经理柯道远表示：“中国的医疗信息化生态系统正在逐步完善，我们看到了在‘互联网+’战略指导下的广阔市场机遇，以及运用大数据技术推进协同医疗服务模式转变所面临的挑战。这需要产业各方深入了解客户需求，构建重构医疗服务的途径。在此过程中，英特尔紧密携手本土合作伙伴，在提供先进技术支持的同时搭造协作和交流的平台，推动解决方案的落地。”

远程医疗市场趋势篇(3)

关键词：牙科椅；医改政策；口腔医学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4）28-0003-02

1 牙科设备和口腔医疗的发展史

1.1 牙科设备历史回顾

从17世纪中使用的弓型牙钻开始，到18世纪中的发条式“森马伊”牙钻机，19世纪中期脚踏式牙钻机问世，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史。最早无专门的牙科椅，而是用普通座椅，或将普通座椅稍加改造作为牙科椅使用。1790年出现了稍加改造的牙科椅，装备了固定的头托和右扶手。1875年出现了手摇牙科椅，已可以变换患者。20世纪初，出现了油泵牙科椅，很快普及并延续至今。

1.2 我国口腔医疗的发展

由于“牙病不是病”的观念长期占据在我国民众的潜意识中，牙科医疗也就被排在医疗发展序列的最后一位。这是束缚我国口腔医疗以及装备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口腔医疗体系整体装备水平落后，与发达国家有极大的差距。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我国口腔设备总量据估算不超过1.5万台，医院按行政级别配置牙科医生，一般县级医院为1名，地级为3～5名，省级为5～10名，专业牙医严重不足。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口腔医疗得以快速发展。1996年由卫生部在北京首次举办了口腔设备与技术展览研讨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口腔设备材料暨技术交流会，除此之外，每年还在广州、上海、成都、西安等地举办有关医疗器械的大型交流会。参观人员、参展商已涉及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国与世界口腔产业的接轨构建了坚实的桥梁。

1.3 政策的扶持

针对我国较落后，特别是县级以下医疗行业落后的现状，近年来，国家也推出了有力扶持政策，工信部等四部委联合推出了“医疗器械专项扶持”政策；科技部于2011年11月公布了《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十二五”专项规划》，对医疗器械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3年，国务院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提出，2020年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的发展目标，明确支持创新药物、医疗器械、新型生物医药材料研发和产业化等。业内人士认为，这将以重塑整个健康产业格局的方式，对传统药品和医疗器械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工信部统计，2012年全国医疗器械产值为1398.6亿元；根据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推算，产值超过3000亿元。据保守估计，到2015年医疗器械产值将达到4500～5000亿元。这些都预示着医疗器械行业机遇的到来，行业成长潜力巨大。

2 现代牙科椅

2.1 现代牙科椅的结构

现代牙科椅一般是指液压或电动牙科椅，采用电脑板控制，用以承载牙科患者并可以变换乘坐者的医疗设备。牙科椅的结构一般可分为底座、升降装置、俯仰装置、头枕、靠背、座垫软垫、扶手及电气控制等几部分，它的动力系统一般是电机或液压装置，医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预设几个常用的椅位；按照它与牙科治疗台的连接关系可分为机椅连体式和分体式，机椅连体式又可分为机载椅式和椅装机式；另外还有三折式牙科椅。在实际生活中，也有很多人将牙科综合治疗机和牙科椅整体统称为牙科椅。机椅连体式和分体式牙科综合治疗机各有优缺点，椅装机式牙科综合治疗机在牙科椅升降时可以保持手术灯、器械盘、痰盂等与乘坐者同步运行，相对位置稳定，而分体式牙科综合治疗机在这一方面往往不同；但分体式牙科综合治疗机在运输、搬运、安装方面却占有优势，而且牙科患者在变换时，手术灯、器械盘等不会晃动。

2.2 国内牙科椅的设计和生产工艺

目前国内专业生产牙科椅的厂家已有几十家，较大的有西北医疗、佛山中创、苏州公理福、佛山西诺德、上海菲曼特、佛山盛田等。

牙科椅产品也从最初的功能型向美观化、人性化发展，大量注塑、压铸模具的投入，高档进口皮革面料、仿真皮的使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都提高了产品的档次。各种新功能、新材料、新造型的产品不断推出，代表产品有种植型牙科椅、儿童型牙科椅等。

2.3 国内牙科椅的市场占有率

随着医疗行业和国内外贸易日益扩大的发展，牙科椅产量逐年上升，竞争也日趋激烈。据统计，2013年仅西北医疗牙科椅产品销售量就达到7000台，创历史新高。但是，国产牙科椅依然只占领了中低端市场，在一些大医院，高端牙科椅设备仍然采用进口。

在每次的国际口腔设备展会上，都可以看到国外口腔设备厂商的身影，其中德国展团、美国展团、日韩展团规模都很大，比较知名的商家有Kavo、西诺德、A-dec、卡斯特里尼、普兰梅卡、日本森田、韩国新兴等，他们都是国内厂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起步晚，工业基础差，技术落后，重视度不够，研发企业少，管理不到位，还有品牌效应等。不过这些已慢慢得到了改善，国内企业通过各种合作，合资等方式，也获得很快的发展，行业整体正在向国际水平靠近。

3 牙科椅的未来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较快提高，人们只会对口腔保健、美容越来越重视，由此引出市场对牙科椅的需求肯定也会越来越大，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政策的支持、资金的投入、诊疗环境的美化，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牙科椅产品也终将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过渡，市场前景依然广阔。

牙科椅按我国医院设备使用状况，折旧年限一般为6年，虽然目前超期使用的现象普遍存在，但这仍会是潜在的客户。

日益增多的个体口腔诊所，也会带来新的销售量。个体口腔诊所投资不大、易开业，适宜于小规模大数量发展。3月13日，国务院总理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强调，要放宽医疗领域市场准入。4月15日，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回应，将推动简化私人诊所的审批标准、流程，并有望通过部门联动、现场确认等方式提高审批效率。可以预见，将来具有浓厚商品服务色彩的口腔诊所将占有中国口腔医疗市场的主导地位。

牙科椅未来的发展，应该坚持“以人为本”，设计制造出具有舒适、安全、快捷、周全特色的产品，还要注重卫生、环保方向的要求，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消除卫生隐患，防止口腔交叉感染，

4 结语

可以说，口腔医疗服务的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和富裕程度的标准之一。结合我国国情，口腔医疗服务的发展趋势决定了牙科椅的需求在相当长时间里将呈上升趋势，国内厂家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机遇，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国医药物资协会.2013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状况蓝皮书[R].2013.

[2]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2013.

远程医疗市场趋势篇(4)

2006年OTC市场的变化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医药处方市场形式的变化对OTC市场的影响，二是OTC市场零售连锁市场竞争格局的加剧白热化和连锁经营管理对企业规模和盈利的要求所导致的经营模式的变革，三是国家对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和城市社区医疗服务的政策导向，第三终端市场潜力的快速释放。总结起来就是第一、二、三终端市场的变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2006年医药OTC市场呈现明显的发展和营销变革趋势，当然还包括外资对华医药投资的增加所带来的医药市场的竞争加剧。

趋势一：处方药市场的寒流影响促使处方药企业纷纷转战医药OTC市场，加剧OTC市场的竞争状况：

今年医药形式中几件重大事件使处方药市场销售迎来前所未有的恶劣环境，主要体现在国家针对医药行业的专项整治医药购销贿赂；对药品注册申请进行全面清查，治理“一药多名”现象，规范药品包装、标签和说明书；全面检查药品GMP实施情况，组织跟踪检查、飞行检查等等。同时国家发改委一轮接一轮的药品降价风潮，以广东省为代表的药品网上限价竞价招标采购形式和即将全面推行的两票制即一级经销商必须直接从生产商购货、结算，属转配送的二级经销商必须直接从一级经销商购货及结算，二级经销商的进项发票必须由一级经销商开具。都对现有的医院处方药品的营销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尤其是以医生回扣促销为主要推广手段的营销模式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部分企业产品面临招标的淘汰和中标后的超低价格，而无法进行正常的医院销售。在2006年医院药品前三个季度销售额仅比2005年同期增展了6.3％，为历史最低水平，并且外资和合资企业的药品销售增长远远高于国内的制药企业，市场份额增长显著。许多处方药企业在此医药大环境下不得不调整企业的战略方向，纷纷将OTC市场的开发作为企业的发展方向，甚至有的企业提出：处方市场为企业生存奠定了基础，而OTC市场则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机会。更多的企业进入OTC市场，使原本市场竞争就非常激烈的OTC市场，竞争就更加惨烈。

趋势二：第三终端医药市场潜力凸显促使医药企业纷纷进军农村和城市社区医药市场，第三终端市场容量的增加也分流了部分OTC市场销售份额，同时还加剧了OTC市场精耕细作和深度拓展的竞争格局。

今年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另一大举措医疗体制改革就是合理调整医疗资源，政府大力扶持基层医疗机构，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建设。农村两网建设和新农合政策的实施，国家针对城市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的宏观政策指导以及今年年底开始的北京社区医疗服务机构政府集中统一招标采购，政府补贴零差价销售的模式正在在向全国推广实施。国家政策引导下的第三终端市场潜力正在快速释放，国家财政加大了对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投入和建设，使更多的老百姓在基本医疗服务中得到真正的实惠，这必然会将OTC市场中的部分消费人群分流到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和城市社区医疗机构中去。同时基层医疗机构的招标模式和零差价销售模式，有将进一步带动OTC市场药品的价格降低，使药店销售药品的利润降低，而最终将转嫁到OTC制药企业，降低OTC制药企业的盈利水平。再有，第三终端市场潜力的凸显，加快了制药企业对第三终端市场的开发和拓展，使原来市场竞争程度相对较小的中低端市场竞争格局加剧，使许多已经进入和准备进入中低端市场开展OTC市场深度拓展和精耕细作的企业面临并不轻松的激烈市场竞争。

趋势三：商业流通企业的配送功能和模式的转变催生部分医药商业公司开始向以市场推广为主要功能的新型医药销售公司出现，加剧OTC市场竞争格局。

医药体制的改革和挂网竞价招标的模式推行，第三终端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模式与指定商业公司配送形式，使医药商业公司同样面临生死考验，能否拿到药品的配送权，关系到商业公司的生存与发展。这种严峻的形式下，许多医药商业公司纷纷开始转型，由原来以药品配送功能为主开始向市场推广功能转化，许多销售OTC产品为主的医药物流公司开始建立和扩大市场营销人员，拓展OTC市场的销售和推广职能，增加第三终端市场开发的人员和拓展力度，形成了多品种低分摊营销成本的销售模式。而在目前竞争激烈的OTC市场上，医药商业公司的营销团队无论是成本优势还是品种优势等方面都远远强过于生产企业的OTC营销团队。OTC市场竞争加剧和营销成本和费用的不断攀升也促使生产企业需要调整市场推广思路，加强与具有市场推广功能的医药商业的战略合作，相互利用彼此间的市场资源和优势，才能在目前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与区域专业OTC医药推广公司的强强合作，利用专业医药OTC推广公司抢占产品市场推广优势。

趋势四：OTC市场中药店终端的格局变化，连锁门店盈利模式从单一产品销售盈利向管理资源整合盈利方向发展，促使OTC企业市场推广营销模式的变革。

随着药品零售市场的发展，零售连锁药店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壮大，连锁药店的规模和数量也越来越向集中度方向发展。而连锁药店的药品销售额占比也越来越大，在药品零售市场中的地位也变得更加举足轻重。连锁药店的发展也相应伴随者其管理的进一步规范，而各区域市场中大型的药店几乎都是连锁药店的门店，连锁药店公司对其下属的各门店资源和店员的管理也越来越规范。

目前零售药店发展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产品的价格和利润，即以价格竞争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市场现实。而随着零售药店规模化和经营管理统一性进程的加快，连锁药店的盈利模式已经开始从单一产品销售利润最大化过渡到脱离价格竞争泥潭，演变门店资源优势，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树立以顾客为中心的经营思想，通过门店的精心经营、创造和积累门店资源，充分利用和合理转化门店资源优势，并通过上游供应厂商实现门店资源价值的利润转化，增加门店的盈利水平。其重点工作在于两个方面：一、建立和完善自身经营优势资源。二、通过有效途径换取药店经营利润和发展机会。

面对医药零售终端格局和经营思路的调整，对于OTC企业营销团队来说，OTC代表单兵作战遇到终端工作效果明显下降的挑战，OTC代表通过门店拜访而完成终端推广工作的内容和项目任务达成率降低。OTC代表工作内容发生变化由点对点的工作向点对面的整体合作方向发展，业务代表的综合素质和谈判协调能力等综合素质要求需要提高。加强与连锁公司的整体合作，利用连锁公司的整体管理和行政协调能力完成终端推广工作的内容和项目成为OTC营销模式主要方式。加强与连锁公司的整体合作，协助连锁公司软件管理建设，提升门店盈利水平，而换取自身产品的门店销售主动权力

趋势五：适应连锁药店的经营模式变化，不同产品进行市场模式细分，促进产品营销模式的多元化发展。

连锁药店的盈利模式已经发展为多元化，如连锁公司有组织有秩序地推荐高毛利产品，强力终端拦截销售公司底价产品，发展自有品牌（PB）产品，直接与生产企业合作进行贴牌加工，门店产品多元化经营模式，药妆店赢利模式，个性化专业化药店模式，有组织地店员团队促销模式，驻店店员促销模式，平价大卖场模式，社区便利店模式等等。这就要求我们OTC营销团队应该针对自身不同产品的发展阶段和不同产品对企业发展重点的不同，进行以产品为核心的多元化营销策略。例如强势品牌产品的企业，连锁药店因为其利润太低都不愿意销售，终端拦截现象极其普遍，企业OTC团队想改变目前的现状非常困难，如产品门店陈列位置不好；产品零售价格过于偏低，维价工作难以开展；店员负面推荐工作普遍，终端拦截爱你没商量等等。而这些品牌企业往往还有很多非品牌的其他产品，为什么我们不用其他非品牌产品与连锁药店进行整体战略合作？而品牌企业的非品牌产品本身就有企业品牌的带动作用，连锁企业非常愿意与品牌企业进行非品牌产品的低价合作、贴牌产品合作等，利用非品牌产品与连锁公司的合作，建立彼此之间长期业务合作，也能促使合作的连锁药店放弃对其品牌产品的负面影响因素。

远程医疗市场趋势篇(5)

整条产业链均在进行线上线下融合，行业突破重构一触即发

2016年医疗行业暗流涌动，在“互联网+”的热力下，医疗行业的整条产业链均在进行线上线下融合，行业突破重构一触即发。

国内的政策环境促进医院信息化改革。很多医院通过如卓健科技等科技公司，开发医院自己的APP、SaaS系统，完善院内信息化的基础建设，为将来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等内容奠定发展的基础。

对于医务人员群体，2016年是“突破年”。随着政策、制度的慢慢改变，医生这一群体的执业模式、收入来源、工作内容等都发生一定的变动。有些医生开始探索新的执业模式，比如张强医生集团、华夏病理医生集团；有些医生在工作中愈加信赖如杏仁医生等行医辅助工具；也有更多的医生开始在好大夫在线、春雨医生等平台上，接触轻问诊，构建医患新关系，打造医生的个人品牌。

药械行业纷纷进行线上线下融合。线下连锁药房开始大举进军智慧医疗行业，构建智慧医疗生态圈，如七乐康，叮当快药等；线下连锁器械机构也自建线上平台，缩短流动链条，将医疗器械直接对接C端用户，如康复之家等。

医疗细分行业也在不断发力重构。体检领域有美年大健康和慈铭体检共同开发的“记健康”等项目，进行线上线下信息的打通和服务的一体化；健康管理领域有碳云智能等项目，通过生命大数据对患者进行健康管理，整合相关产业链资源。

移动医疗+保险成为行业热点。一些保险机构如泰康在线，通过人寿保险覆盖投保人出生、教育、投资、生病、意外、养老以及死亡的所有保障与服务，形成全过程的“健康管理+财富管理”的闭环模式，成为保险机构进军医疗行业的典型案例。这些保险机构与移动医疗项目的合作模式，也是今年创投圈探讨的热点话题之一。

投资机构对医疗行业的特殊性达成共识。从相关数据来看，2015年融资数千万级别的公司数是最多的，占45%，融资数百万的占比39%，证明投资者普遍开始对医疗行业赚钱慢、难的现状有了足够的认知，对项目的评估更趋于理性，也更倾向投资中早期医疗垂直领域的项目。比如普华资本投资了爱宠医生、好孕帮等项目，细分垂直且前景广阔。

面对行业剧变，从业者应该用更加开放的心态加强沟通合作、勇敢的直面行业问题、积极寻求解决方法，本次医疗分论坛的主题定在“突破・重构”是因为主办方认为新的事物会对原有框架形成冲击，这种冲击的结果很有可能不是对原有产业的“修修补补”，而是在另外一个维度搭建一个全新的产业链。

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医疗行业的未来趋势

谈到未来趋势，张锐在会上表示，未来医生开除医院会星火燎原，从今年从去年开始已经存在这种局面，医院是医生的组织体是一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下会有一些问题，未来会有更多医生主动开除医院。

第二是草根医院逆袭。他在一线跑基层的医院社区医院乡村医院时了解到，看到乡村医院有逆袭的冲动，投资者也会对这样的趋势感兴趣。

第三魏则西分水岭。也许再过一年或许对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清楚，中国医疗本身是阴阳两重天的市场，公立医疗是卖方市场，民营医疗是买方市场，要购买流量获取患者，最重要的流量来源是百度。一说起联邦和莆田医院很不屑，但是在中国，莆田帮的互联网营销真的很厉害。

但这个延续了5-8年时间民营医院的获客方式在今天魏则西事件后有巨大的分水岭，对患者来源形式将会起到很大的变化。无巧不成书，张锐在魏则西事件之后，接触到几方，了解到这个事件不是单单的百度公关危机的事件，是中国社会化办医的分水岭。

最后一个是医院的互联网“”。很多医院在做互联网，但是并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比如王航做的互联网医院，微医做的互联网医院他们背后都有很深的动机，商业化机构或互联网公司做的互联网医院，模式介入互联网医院或医院盲目上互联网项目，或和互联网对接做互联网两个动机是不一样的，呼吁传统医院跟传统搞互联网的公司讨论一下互联网医院是什么，比盲目上好一些，虽然这里面有很大的商业价值。

卓健科技创始人尉建锋：传统医疗如何连到线上

从国家今年年初到三月份前一季度出现很大的问题，民间投资下滑60%，国家在找为什么下滑的原因。移动医疗是典型的例子。

去年前半年发生了移动医疗非常热，现在冷静下来了，尉建锋说，“移动医疗除了存在很多泡沫，更多需要国家解决落实更新的一些制度。”八部委与企业一道做了大量移动医疗发展远程医疗发展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助推我国医疗行业的发展，为互联网医疗创业减轻负担或者扫清障碍。

尉建锋原本就是一个医生，作为行业内人士，他一直认为医疗的核心不仅是挂号和服务，真正的在于诊断和治疗。医院里的协同治疗包括手术和药物的处理，真正产生数据积累和垂直挖掘是有价值的。

传统医疗在转型，希望用互联网的新手段把服务搞好。公立互联网医院有95%和5%的区别，所有医疗资源增加大部分还在医院里。的包括医生集团、互联网医院产品，占5%左右。

5%如何颠覆95%？在近年实现具有一定难度。

如何让现线下的医院做到有互联网医院产品？卓健科技在这方面做了深入探索，尉建锋表示，他在医院用5年时间梳理了医院内部的需求。

“理论上来讲，除了必须要跑到医院的大问题，其他所有的事情，都能在互联网解决。”他说，“现在解决了几个入口，一个是网络诊间，通过APP等各种渠道可以进到网络诊间，通过配套后台可以配套各种服务。还有医护随访、医生自由排班，可以帮传统的大医院提高其诊疗体验。”

除此之外，包括对患者的远程视频门诊，这种需求是比较热门的。视频门诊包括各个渠道的入口，多种渠道的方式。还有预约诊疗，医疗核心业务还是在诊断和治疗，是基于医院的诊断治疗，检查是诊疗很重要的部分，在互联网平台上提前预约检查，配有便捷的支付流程，提高了消费者的体验度。

还有一个方向，即云上病历，国家现在要求医疗机构要实现数据共享，要求把数据搬到云来，把数据共享给老百姓。因为只有数据共享才可以减少重复检查等很多方面的浪费，因存在壁垒，这是整个医疗市场的痛点。

远程医疗市场趋势篇(6)

关键词: 医疗费用；变化；趋势；政策取向

医疗费用的水准及其变化过程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医疗费用普遍经历了高速增长和政府控制两个阶段，但增长速度若低于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速度，其医疗卫生事业必滞后而影响人民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然而过高于gnp增长速度，则使政府难予负荷，社会、民众不满。日本1974年卫生费用递增率达36.2%，而同期gnp增速仅15%～20%。新加坡也有这一过程，均迫于社会压力，导致政府直接干预。1998年11月我们访问新加坡时，看到当地报纸转载政府规定，全国医院统一试行诊断相关疾病组(drgs)，并用3～5年时间实现按病种结构收费和资金预付制度。当前，美国和日本等国家认为，医疗费用的年增长应力争与gnp增速持平，大约为4.8%～5.3%。

我国自建国以来，医疗费用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建国后至70年代中，基本上属于低水平福利期，由于经济发展迟缓，卫生事业提供的基本上是低水平、低消耗、低费用的医疗服务；二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为缓慢增长期，正是改革初期和中期，国民收入略有提高，医务卫生事业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三是80年代末至世纪末，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达到高潮，医疗费用伴随出现高速增长期。医疗卫生事业为适应市场经济需求，规模、设备一再膨胀，技术水平，业务能力迅速提高，供需两旺。医疗费用不断上升的原因主要是：一，gnp增长引至国民收入提高，扩大了医疗需求；二，现代科技带来大型昂贵仪器设备的高成本；三，疾病谱发生变化，费用构成比例中像心脑血管病、肿瘤等高费用疾病成分扩大；四，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的物价上涨；五，人口老化、发病、就诊、住院率提高；六，社会办医、个体开业管理失控，收费混乱；七，药品价格暴涨；八，灰色支出，包括以物代药、红包、回扣等等，虽不属诊疗费用，但必须由社会或个人负担。

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波及到了中国经济，下岗工人增多，国民收入实际下降导致了社会对居高难下的医疗费用的不满，同时也催化了医疗制度彻底改革，在“两江”经验的率先带动下，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我们预测，今后医疗费用的变化趋势可能有以下3个新阶段。

1　在现收费水平基础上的压价竞争阶段

也可以说是从国际上通称的“ucr”付费制(usual customary and reasonal)压缩降低费用并向按成本收费的准备阶段。当前医疗制度改革逐步引入了第三者付费方式，保险公司介入医疗经济，将通过比质量、比价格向供方定额招标，势必导致现已饱和的城市医疗机构竞争揽包。同时，由于诊疗项目的限制，医疗生活设施费用限制以及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管理控制等，医疗费用必然在现基础上被加以控制，并呈下降趋势。但压价太低势必影响医疗实际服务的数量、质量，这将会从另一方面招致社会和群众不满。但总的趋势是寻求一个需方、第三者和供方双方认可的可能低于现平均量的医疗消费水平。

2　逐步达到按成本收费并向按病种结构收费过渡的调整阶段

医院为了生存和发展，在降低收入的同时，不得不对以往漠视的医疗成本核算更加重视，必须去探讨适应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的医疗消费水平，尽量去做到保本微利。但由于受起点高、人民群众医疗消费意识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初期其成本将仍是按供方控制的，也就是医师指定病人消费的项目、数量收费。因而，同样一个病种、病情、病程，不同的医生可能会收不同的费用，这仍是难以实现供、需双方希望的宏观上的消费总量控制。因而，在后期会逐步发展到从按住院天数实际消耗量收费转变为按病种结构预算成本收费，具备某些特定条件时，也可能会出现drgs的资金预付制(pps)，如果这个价格接近合情、合理、合法的医疗成本消耗，那么这个价格就成为“均衡价格”，达到供需平衡，从而实现社会和医院希望的总量控制。

3　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稳定阶段

医务制度改革在深入发展中可能有不同的前景，一是医疗完全介入市场经济中，医疗收费价格随国家市场物价波动，完全受制于社会经济态势，但是普遍认为，医疗市场化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民意，国家将会对这种发展趋势干预制约，以保证无论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抑或是在经济不振的情况下，人民群众都可以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需求。二是医疗服务模式分化，福利性与自由企业性并立，但无论任何形式、体制的医疗单位都必须承担一定公益性事业，其消费水平仍控制在当时当地的物价水平上，并受到政府的一定保护限制，也就是基本稳定在政府能够承担、人民群体能够消费、医院能够生存发展的水平上。在以上发展趋势下，卫生行政部门在制订政策时，应指导医院两个效益并存，社会效益第一；数质量并重，质量第一；卫生事业全局与医疗部门并重，卫生事业全局第一；国家经济发展与卫生事业并重，国家经济发展第一的原则。为此，在宏观管理上，应注意以下政策取向。

3.1　重效益轻收入，努力克服“三高一低”，坚定地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

当前，不少医院领导总爱攀比医院业务收入，在统计中过分看重了业务收入的增加和增速，但是“收益”并非“效益”。有的医院收入数千万元，但年终决算的仅结余百多万元。有的医院虽然年业务收入低，但结余却超过收入高的医院。究其原因，前者是“高收入，高支出，高成本，低结余”。收入中“含金量”低，药费占58%以上，临时工工资支出连年翻番，钱如流水一样从医院东门进西门出。如此收入越高，医院越无益处，社会负担越重、人民越发不满。因而，在政策导向上，我们要求医院建立完善系统的效益指标体系，定期统计分析门诊人次平均费用，住院日平均费用，职工人均创收，每百元固定资产平均创收，每百元业务收入需人员经费总支出，固定资产增值率，药费占业务收入比，收支比等效益指标。

3.2　重效果轻价格，抓紧解决“三多一少”，尽快使医院从高负债经营走上收支平衡的道路上来

在改革过程中，不少医院通过集资、贷款、合资经营等多种模式，增添了大型设备、仪器或修建了病房、门诊楼。投资较早的医院可能已经清贷减负了，但是仍有不少医院至今仍是背着沉重包袱、高负债经营，特别是一些经营不善，设备维修频繁的单位，现在仍是处于“投资多、还债多、消耗多、回报少”的状况中。nmr、ct刚出现时，成本高、收费价格高；后期，这些设备已完全充斥于市、县级医院，导致竞争，价格下滑，甚至利用回扣、赠物等非法手段拉病人或医疗技术滥用，导致超额服务和费用暴涨。当前，医疗制度改革公费医疗限额，对其是当头一棒。因此，近一时期来不少医院竞相在价格上做文章，时而引导病人高价消费(特别是开进口药，创造新需求项目上)；时而削价争抢病源，几近“倾销”，都为的是在医疗制度改革后多占一些“市场份额”，把工商企业的经营方式引入医疗改革固然是不错，但是若不从重医疗效果、社会效果上着眼入手，单凭打“价格战”，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医院的经济收入问题。要从提高大型设备检查阳性率中提高治疗质量，让病人有个满意的医疗效果；要从减少设备投资成本、使用成本和维修费上降低设备经济寿命周期成本(life cycle cost)，压缩医疗费用。病人担心医疗费用定额后，医院为了避免超支自负，会减少必要诊疗项目或尽选价廉质劣药品，进而降低医疗保健水准，影响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为此，有不少地方建立了社会监督制度、卫生部门检查制度、医院自律制度。但是抓紧建立社区卫生服务和双向转诊制度和体制，才是关键政策导向。尽快克服当前大医院治小病，小医院(实为个体诊所，工矿驻社会办医医院等)治重大疑难病的反常现象。只有大医院提高了重大疑难病症的占床率，才能充分发挥大医院的卫生资源效应，提高大型仪器设备使用率、开机率、阳性率，进而提高医疗效果和经济收入，为此才能从根本上尽快使医院清贷还债，减负减压，收支平衡，使医院经济走入良性惯性运转轨道上来。

3.3　重科学管理轻粗放经营，抓紧单病种管理和成本核算，逐步实现依病种结构收费的合理付费办法

1983年10月1日，美国医院的收费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占医院总收支40%的medicare，改变了以前按病人治疗过程实际消耗收费办法，开始按由468个诊断相关疾病组(drgs)组成的疾病分类系统为统一标准进行收费。其后，不少国家地区，包括我国台湾省都采用了这种办法，尽管当前国内尚不具备开展的条件，但是，我们的管理者必须清醒认识到，医疗制度改革后，医疗费用的筹集、支付、价格管理已是一个社会性问题，远非卫生系统一家所能左右或决策的。领导只懂医疗技术不行了，同时还要会抓经营。如果说我们现在抓经营了，那也仅仅是一种粗放经营，必须尽快过渡到科学管理。从大方向上讲，收费改革的趋势应当是按病种结构收费。为此，须尽快做好以下准备工作：一是探讨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诊断相关疾病组，同时统一某一特殊病症或一组有明显共性特征的疾病分组办法、诊断标准和疗效判定标准；二是研究制定各组病症的基本诊疗收费标准、成本核算；三是实践摸索新的收费方式，包括按成本收费—资金预付制；保险金额定比及赔偿办法等等。在成本核算方面，鉴于我国各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悬殊极大，各省应自行开展多病种结构的成本效果分析(cea)和成本效益分析(cba)，国家可在各省成本核算的基础上，制定单病种管理及其成本价的范围，指导全国医疗机构尽快实现依病种结构收费的合理收费办法。

3.4　重长远目标轻眼前利益，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认真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医疗费用新模式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卫生事业的性质仍然是带有公益性的福利事业，单纯从卫生事业自身利益需求去要求政府和社会适从是不客观的。首先，医疗卫生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部分，局部必须服从全局，靠医疗市场化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待遇行不通。反过来，靠政府补偿机制实行全福利医疗也是办不到的。因此，医疗费用必须控制在各个时期国民收入、物价、消费水平的相对适当量上。如何掌握这个量，我们在卫生部人事司1992年4月编印的《卫生管理科学培训班论文汇编》中提到了《论编制医院价格指数的必要性及方法》，从微观管理的角度，探求一个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市场行情的医疗费用价格指数，使之成为政府、人民、医疗机构三方都能认可的医疗费用适当量。从宏观管理的角度，从未来市场经济的发展看，医疗必须走向福利性与盈利性分工、分家、双轨式的道路。国家掌握少数大医院为低收入人民解决更多医疗福利，而社会办、民办医疗机构可以提供特需的高层次服务的高消费医疗需求，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既能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又能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

在医院体制改革中，有的地方引入了股份制，有的医院与企业形成了联合体，其目的无疑仍是寻求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从管理的角度入手改善医院的经营机制，最终也可降低成本和压缩医疗费用膨胀。因此，除了国家补偿为主、福利医疗为主的大医院外，其它医院也可以探讨所有权与经营分离的改革道路，让懂医学技术的人专心搞业务，让懂经营的人专门抓经济，有利于卫生资源的合理、节约使用，有利于医疗成本和费用的降低。

1992年我们访问美国时，美国的管理者提到了“以使用资源量为基础的相对价值费用率”，原意为“resource-based relative value scale”，简写为“rbrvs”。它是某些科室的工作强度时间、训练成本、服务量、相对成本、把资源投入等加以计算后，与非医疗行业相比较，加权确定各科服务的客观付费水平。这种办法的优点是医疗费用更切实地体现了不同科室的不同水平，同时与其它行业比较更适于市场物价水平，而且从结果看，技术密集性服务价格提高2～3倍，而总费用则下降。缺点是不能涵盖医院全部科室，另一个问题是总费用下降若无降低医疗成本的具体措施或效果，将导致医院更大的失偿，此办法尚在探讨阶段。

远程医疗市场趋势篇(7)

“中国远程医疗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迅速发展，但付费问题日益成为阻碍远程医疗发展的瓶颈。贵州将远程医疗纳入医保这一举措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天津市远程医疗协会会长冯雪如此评价贵州新政。

业界普遍认为中国远程医疗发展主要面临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收费项目的标准偏低，有的地方甚至没有远程医疗收费标准，医疗机构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收费不能够覆盖成本；二是远程医疗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报销，患者会有经济上的顾虑；三是大医院和基层医院之间的法律责任、权利义务不清晰。

事实上，“研究制定远程医疗服务价格标准”“研究将远程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新农合报销范围”正是国家对远程医疗试点省份的工作要求，贵州能够第一个吃螃蟹有着充分的政策环境和自身优势。

价格突围

利益分配模式不清晰是导致远程医疗流于形式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远程医疗的收费标准还不明晰，医疗机构在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时，所收取的费用还不能够覆盖其成本。据了解，目前，绝大部分远程医疗执行的还是1999年的收费标准，150元/半小时。如此低的价格之下，大医院很难有动力推动与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远程医疗。

国家卫生计生委相关人士曾在公开场合直言，“远程医疗做得比较好的地方，都是对收费项目做了很多突破。以浙江为例，其远程门诊的费用是280元一次，急诊会诊费1000元/次，预约会诊费600元/次。这样的标准在三级医院是比较高的。”与各地医疗机构自行探索不同，此次贵州从政策层面为全省医疗机构开展远程医疗提供了保障，具有行政的权威性，也表明了政府的支持态度。

贵州要求各级公立医院在政府指导价下自行确定本单位实际价格，新农合按实际价格及有关规定给予相应比例补偿。根据标准，公立医疗机构远程会诊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分为部级、省级、市级、县级。远程医疗服务项目包括5项，远程会诊、远程中医辨证论治会诊以小时计费，同步远程病理会诊、非同步远程病理会诊、远程影像会诊按次收费。

根据规定，远程会诊、远程中医辨证论治会诊执行的部级最高限价为1550元/小时，省级最高限价700元/小时，市级最高限价595元/小时；同步远程病理会诊的最高限价部级500元/次，省级400元/次，市级340元/次；非同步远程病理会诊的最高限价部级400元/次，省级300元/次，市级255元/次；远程影像会诊的最高限价部级400元/次，省级200元/次，市级170元/次。

据了解，贵州要求远程医疗服务按实际开展的单个项目计费，不得多个项目重复收费。每次远程会诊原则上不超过1小时；特殊情况超时每10分钟加收10%，累计加收时间不得超过60分钟，累计加收金额不超过最高限价的60%。远程会诊的准备时间不计入会诊时间。此前各公立医疗机构已经开展的点对点远程医疗服务价格一律按通知执行，以受邀方远程医疗机构的级别确定。

对于政府定价，业内人士如此分析：由于医院缺乏成本控制的动力，远程医疗定价难度很大，定便宜了，大医院没动力做，定贵了，价值在哪里？政府定价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远程医疗涉及的成本主要有通路成本、硬件成本和人工成本，而其中最主要的无疑是人工成本。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廖新波通过微博表达了对贵州的赞赏，“这是体现医生价值的举动。”尽管政府定价历来饱受诟病，但在专家看来，贵州的行为颇值得肯定。

“贵州远程会诊部级最高为1550元，这个价格贵吗？一个主任医师周末‘飞一次刀’多少钱？贵州开了非常好的先河，不能求全责备。一个新生事物，要给它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远程医疗的合理定价是在市场化中逐渐形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冯雪对《中国医院院长》说，“况且医疗是一个非完全市场化的市场，定价时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比如成本因素、社会接受度、当地的物价水平，此外，还要考虑公益性和社会责任。定价是否合理，需要由市场检验。”

医保发力

由于中国医疗服务费用长期偏低，线下看病诊费很低，导致远程医疗完全没有价格优势。远程医疗服务价格抵得上大城市公立三甲医院VIP门诊费用，而且不纳入医保体系，越是偏远地区的患者越难接受。作为支付方的医保长期缺位是阻碍远程医疗发展的另一大瓶颈。

目前，贵州全省已有40家县以上医院和个别乡镇完成了远程医疗基础接入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并逐步启动提供远程医疗服务，规划到2020年覆盖全省所有区县级以上医院和30%的中心乡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实现这一目标，贵州目前已投入2亿多元，建设包括费用结算及报销办法、远程医疗相关操作规范、将远程医疗费用纳入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基金支付范围等内容。

对于医保资金并不充裕的欠发达省份贵州来说，把远程医疗服务项目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显然是一次值得鼓励的冒险行为。在冯雪看来，政府定价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其纳入报销范围，因为医保是政府的平台。如果是自费，则医院之间可以依据一定标准探索自我定价。“目前，远程医疗无法进入医保，核心原因在于医保和医疗主管部门对远程医疗的认可度，还有很多的考量因素。东南沿海省份那么发达，没有做这件事，为什么内陆的贵州能做。可能是贵州船小好调头，同时贵州是远程医疗试点省份，又是大数据战略重心，医保发力或许是中央的布局。”

“但将远程医疗纳入医保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贵州能做成这件事，说明远程医疗受到政府认可，这也让远程医疗服务有了支付出口，有了价格体系的参照标准。”冯雪说，“这对其他地方来说无疑有很强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