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论文篇(1)

古往今来，社会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和奉献，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飞速发展。“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一中国家庭的普遍观点，不也正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吗?如果男性和女性不能和谐共存，如何推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ValPlumood)看来，“对二元论的划分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随性的，而是由具有鲜明对比的两组概念构成的————统治的概念和屈从的概念，即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立足于对文学研究的多角度结合，着眼于女性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统一，不仅把女性和大自然的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对男权思想的“二元制”社会给予了批判，同时为女性争取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尝试探寻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而在生态学中，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类奴役自然、破坏环境，自然环境成为被男权社会统治的人类社会压迫的对象;而在人类社会内部，女性主义者则持女性思想被男权奴役，女性生活被男性世界操纵掌控，成为“失语者”，也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奉献者的观点。由此可看出，“环境”和“女性”两者之间的确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男权社会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对象，这样就使得“同病相怜”的两者惺惺相惜，仿佛两个亲密无间的“闺蜜”。而大自然往往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比喻成母亲，也常常被用第三人称“她”来指代，这更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者情不自禁地把两者纳入到共性范围内进行研究，把女性争取自由的权利和自然获取救赎的渴望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站在女性的立场来分析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对于生态主义学说而言，更具有女性敏感、细腻的独特研究角度和审视点。如果说生态主义理论者们是主张以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种种危机进行展开研究，那么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从两性和谐的前提下，从女性细腻、敏感的眼光透视男权社会解构“二元式思维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指出生态社会的种种自然危机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男权思想的独霸地位。“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主张用女权思想代替男权，而是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反对男权思想的压迫和束缚，争取妇女话语权和地位的平等，不再以二元式的思想模式和世界观来统治世界，让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一点也正是体现了对和女性有着密切相似性的自然世界的解放和拯救，众生本应平等，让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合作共赢。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立足于男权社会里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但却从另一个角度洞察了深深藏于人类统治主义理论中的人与环境之间也存在隐形的相似关系。以此为着眼点，生态女性主义可以说有了在生态环境学理论上的合理性。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篇(2)

关键词：女性主义；性别不平等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4-0014-01

一、女性主义概念界定

女性主义的英文是Feminism，是源自于法国的Feminisme。根据柯德教授的研究，1880年代创立第一个妇女参政权会社的法国女子奥克雷最先提出了这一个词汇。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初年女性主义才被法国各派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者所接受。西蒙・波伏娃认为女性主义是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专门为女性主义而斗争的主义。她认为女性主义者是在结合阶级斗争，但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力求改变妇女处境的女性，甚至是男性。凯特则认为女性主义指反抗举世用法律或习俗强行阻扰妇女享有自由的一切人为障碍。她还认为，像启蒙思潮与民主政体一般，女性主义是一种进化，没有领袖，也无须组织，而且因各个地区的特殊需要与特定的宗旨而有不同的含意。

二、女性主义理论的九大流派

各流派女性主义在历史渊源、分析方法和主张上固然有基本的差异，但其目的都在批判、改造父权文化，所以差异之外也多有重叠、神似之处，所以乃根据女性主义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及特质划分为九大类：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基进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当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女同志理论、後殖民女性主义及生态女性主义。

三、女性主义精神文学批评

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的进程，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风靡西方，彻底改写了西方学术思想的格局。许多具有深厚的精神分析和后精神分析理论素养的女性文学研究者们运用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开创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领域――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看来，弗洛伊德的观点是一种生物决定论，对女性心理界定的核心就是“阳物妒忌”。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女孩发现自己身上缺少男孩身上所长的东西，便产生了被的感觉。由此，导致她消极、受虐和自恋的倾向，女性的谦逊和嫉妒因而都与她的“阳物妒忌”有关。

拉康的对精神分析的主要贡献是把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引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改造并丰富弗氏学说。他把无意识与语言看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外，在拉康的学说中，最负盛名的是“镜像阶段”理论。

女性主义精神文学批评分析学说的探讨已远远超出了性和欲望的范围，超越了人被生物决定的命运，而主要从心理、语言和文化的语境中予以解释。但是也受到了猛烈的批评和修正。女性主义批评强调身体写作，对女望毫无顾忌的抒写，对场面的大胆描写，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些批评者认为身体经验、性经验毕竟不是女性自我的全部，仅从女性的躯体上追寻自我难免从另一个方向掉进了男权陷进，陷入女性自我的迷失；还有一些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弗洛伊德和拉康学说的“阳物崇拜”发起猛烈抨击，进而对男尊女卑的传统做了彻底的否定，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但这种理论又常常无法跳出精神分析学的框架，比如，有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反驳“阳物崇拜”的同时，提出了“子宫崇拜”的说法，这种理论实际上是精神分析学的一种变体。

四、结论

女性主义社会理论历史悠久，纷繁复杂，不同流派的理论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女性主义各流派的理论展开的理路是相同的：共同的理念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男权文化建构的； 基本的逻辑起点是，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主要的内容是解释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和机理，谋求性别平等与解放的价值抱负。当然，女性主义也存在一些缺陷。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略显粗糙，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面前也略显生硬，后现代女性主义则因为抽象晦涩而远离了普通妇女。但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女性主义也给了我们解释性别问题新的思维方式、更巧妙的视角、更开阔的视野，比如把性别与阶级、种族、民族、生态、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等联系起来。如今，性别已经成为一个有效的分析范式，这或许是女性主义者提供给我们的最大价值。

参考文献：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篇(3)

[论文摘要]女性主义文学批判主要是张扬颠覆父权文化、消解男性中心的文化主张。文章主要从萧红的自我女性意识和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入手阐述萧红女性文学批判中的性别文化批判和生存文化批判等内容。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法兴起的一种批评流派，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我国流播。由于现实世界中的父权压抑和性别歧视使女性长久承受着自我意识匾乏的焦虑，我国在五四时期之后，就有丁玲、谢冰莹、萧红等大量的女性作家崛起了，她们试图借助文学的功能和虚构的神话，去解构女性的匾乏与压抑。萧红作为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她大量书写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匾乏、焦虑与边缘化的真实面貌。本文将从萧红的自我女性意识和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人手阐述萧红的女性文学批判中的性别文化批判、生存文化批判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作者的话语时刻表达沿着反抗和消解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方向前进，向传统的世俗发出坚决的挑战，呈现出浓厚的性别色彩和强硬的抗争姿态。

一、性别文化批判

长期以来，

二、生存文化批判

人类的生存忍辱负重、历尽艰辛，通过苦难，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苦难是生存深化的确证。“苦难”意识是人类生存的表达，是对生存的 历史 性和深度性的洞察。苦难会赋予人们坚强的力量，体现人们追求的价值，可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苦难如果只作为生存的唯一体现，它会把人们压得喘不过气，它会让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不再存在希望，它会让人们的生存表现为仅仅是一种无谓的挣扎。萧红的作品中就出现了无数这样在苦难中努力求生存的女性，她们的生活没有安宁，能够保证每天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然而，连这一点也不能达到，更不用谈她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渴望了。

从正面的、坚强的、期待的生存角度出发，作品中呈现出光辉、执着、倔强的为生存而努力却又难免悲凉命运的女性形象。《生死场》中的王婆是最具挣扎性的女性代表。她经常为村妇接生，目睹了生育的痛苦和死亡，但是，生命的脆弱、痛苦，命运的冷酷、悲惨，没有使王婆屈服，她显得比别人更加冷静和坚强。王婆让人看到女性不是男人的奴隶，女性也可以活的很自尊、很坚强，即使生活再艰难坎坷，也要拼命挣扎，决不屈服。在这里生存的苦难教会女性坚强，可是生存过于控制了人们的生活。王婆只是为了生存而不断努力的女性代表，对于真正的人生价值，她也许从来就不曾想过。《小城三月》中翠姨是个善良美丽、对爱充满幻想和渴望、为了爱宁死也不将就的女性形象。她可以算是一个在 现代 文明与传统文明中挣扎的女性代表，虽然终究也是社会的牺牲品，无法逃脱传统文化的侄桔和心灵的枷锁，但女性意识在她身上得到真切的体现。在《手》中还有一个不为人常提起的王亚民，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并为之努力奋斗的女性形象。为了多学点知识、明白点事理和对得起全家，她忍受着无数的非议和嘲笑，努力在学校生存下去，可最终还是被勒令退学了。最后一堂课，她仍走进教室:“多学一分钟是一分钟。”“忙着用小册子记下来黑板上所有的生字……连教师随手写下的已经是不必要的读过的熟字她也记了下来……’残酷的环境下，王亚民表现出来的自尊自重、坚强不屈、不卑不亢和勤奋好学的精神显示出女性健全而美好的品质，哪怕是现在，这也是许多人所不及的。然而这种生存给人的却只能是期望过后完全的窒息。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李大钊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文学批评

在中国文学史上，20世纪初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引入无疑是唤起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因素，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但是，它为中国当代社会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消化和理解提供了许多经验。中国当代文学向女性精神与心灵的深处拓展，体现强烈的女性价值感与女性主体性更是得益于西方较为成熟的女性文学观念。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观的形成是带有本土特色、具有阶段性特点、流动变化的过程。

一、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产生

女性主义提倡打破男性话语权，从女性的视角看待世界。女性主义文学观的产生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是密切相连的。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产生，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并迅速在全社会扩展开来。l9世纪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妇女向本阶级男性统治者要求参政、就业、受教育等具体的平等权利，是仅停留于表面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实际上并未触及父权文化自身。少有的女作家的创作还不能受到社会正视，女性文学批评当然没有形成气候。

20世纪60年代以后，女权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广大女性真正对父权制思想文化本身提出质疑，才有了理论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应地出现大量女权主义的论著，为妇女言论提供了阵地。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陛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形成。尤其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肖沃尔特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她主张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撰写的第一部英国女性小说史《她们自己的文学》于1977年问世，她明确提出女性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发掘出大量被父权制文学史湮埋的女作家，对一些有影响的女作家也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

正是这些新作品加深了人们对女性生活本质的认识，加速了女陛对父权制的反叛。可以说，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个里程碑。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呈现出三个特征：一是披露女陛压抑的现实状况；二是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男女两性关系；三是探求妇女生活的特殊性，特别是表现女性作为有独立意识、有个性的社会主体经历。同时，一大批富有女性主义意识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必然要求一种全新的标准来阅读与诠释，从而使得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应运而生并丰富起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就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逐渐走向成熟，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也日益兴盛，这表明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逐步确立。

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雏形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在形成和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其向世界其他国家的传播。在中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也有许多思想家和作家把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及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引进来。这些引入，促进了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并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得以形成，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热潮，其中斯宾塞的《女权篇》等也开始传入中国，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理论为中国妇女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发现也带来了“女性的发现”，“启蒙”激发了一些女知识分子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文学创作的热情。尤其是“娜拉热”以后，一些女性作家很快地从娜拉身上得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印证。从而也催生了带有群体女性意识觉醒的中国第一批女作家。她们主要有陈衡哲、谢冰心、庐隐、萧红、张爱玲等。冰心的《斯人独憔悴》等触及了妇女解放和鞭挞五四时期家长制的黑暗，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书写了当时年轻女性苦闷彷徨的心理，白薇的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等女作家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与独特的女性体悟，这些群体创作是中国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最初标志，也在中国文学史上醒目地树起了女性文学的旗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塑造了心灵上背负着时代苦闷青年的叛逆形象，丁玲以女性的名义，使女性成为文本中的观察主体、思维主体、话语主体，有力地打破了女性的沉默。表明创作主体已由女性意识的觉醒走向了女性意识的张扬，标示着社会上独立生存着的女性觉醒阶段正在来临。谢冰莹《一个女兵的日记》及《女兵自传》都是张扬女性主义的传纪和纪实文学，也传达出女性意识的觉醒。

随着“革命”“救亡”时代的到来，大部分女性作家关注民族命运，丰富女性创作的精神内蕴。同时，也将即便是民族战争也无法动摇的女性特别展示于众。萧红的《生死场》，就特别表现了与妇女生活中密切相关的生育、死亡两种苦难的女性经验，宣泄了女性的哀怨。同时沦陷区还有一位从女性视角自觉审视女人与男人的作家张爱玲，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等，表现了封建制度及传统思想禁锢下女性的畸形婚姻与变态性心理，打开了女性自我反省的新空间，显示了女性对“女人本性”的自觉思考，具备了一种女性少有的自醒的危机意识。综上所述这一女性作家群体的崛起，表明长期被压抑的女性群体的一种集体反抗和对自我生命意蕴的探寻，但还缺少一种自觉的理性认识。同时，五四前后，也是中国女性文学理论研究的萌发期。最早的研究著作是1916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记录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是第一部中国女性文学史，首次提出“妇女文学”。有关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评论主要关注冰心、陈衡哲等当时影响较大的个别女作家，虽然篇章较少，批评的内容和写作形式也较为简单，多是收集整理类的研究，但它毕竟在试图拉开20世纪女性文学批评的帷幕。

1927年和1930年还分别出版了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和谭正壁的《中国女性文学史》等古代女性创作研究的著作。到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关于现代女性文学研究的著述不断增多，虽然这时期的女性文学研究基本立场还是传统的男性视角，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剖析仍处于较为浅显的层面，极少把鲜明的女性视角作为评论的依据，但这些研究都呈现出对女性的关注与同情，对当时和以后的女性文学创作及其评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而从建国初期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又经历了一个绝对“政治”时代，广大女性的地位空前提高。但由于受政治环境的种种限制，女性的解放被视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她们的特殊性并没得到足够的重视。此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少有个性的表达，包括男性意识在内的性别意识都湮没在时代建设的主题之中，“女性意识”在创作上表现为一种缺失状态也成为自然而然，因而女性没有主流话语权。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越来越多的表现出“雄性化”和“无性化”的倾向，只有茹志娟的《静静的产院》、《百合花》及宗璞的《红豆》等少数作品中体现了女性情怀，“人道主义”、“人性”味道很浓，流露出较多的女性意识。当然，此时期的女性文学理论研究几乎也处于停滞状态，女性批评也依然是解放区文学的模式，注重社会历史责任和思想教育，文学批评家也普遍缺乏性别意识和个性视角。

不同的是，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演绎得颇为激烈，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不断地在争取属于自己的领地，这一点上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主张是一致的。而中国由于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妇女已经解放了，真正的妇女问题及女作家作品中表现的一些现象和西方女性主义所探讨的问题不可能引起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关注，因此，并没有将此理论译介并推广。

三、建国后多姿多彩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

伴随着人的解放、思想解放的宏大历史背景和西方现论的引入，真正具有当代女性主义色彩的文学思潮在新时期进入中国。这一思潮首先通过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渠道被引人中国，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很快被运用于文学研究实践中，并为新时期逐步显露出女性主义理论的女作家创作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从女性文学的创作上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文学的女性主题真正得到了全面的张扬，创作题材和艺术形式不断丰富，女性文学渐渐呈现出多彩的旋律。不同历史阶段女性文学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的特征。

其一，从外在环境中寻找对妇女解放的道路。这种创作取向与建国初期特定政治和文化环境相关的“大一统”的观念至今对中国的文学还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女性主义文学观念中所包含的精神与之并不是如通常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和这种集体的意识完全相背的。女性主义文学观念本身所包含的妇女解放主题在这种集体意识作用下，以探索外在的妇女解放的大环境中体现出来。为许多批评家所诟病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虽然总体上看，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农村革命与建设的宏观叙事，没有单独把女性独立的个性作为全部中心。但是，小说中对女性解放主题的张扬，特别是对黑妮为代表的农村妇女在新天地所获得的新的成长空间的叙说，是对妇女解放所需的外在条件给予的关注，在其精神上的另一主题就是妇女解放。可以说，丁玲在该作品中不但延续了她现代社会以来对女性命运的执着关注，而且，又有所发展，把她的目光放到更广阔的时空之内，使女性意识的生长获得了现实的条件。这种精神与西方女性解放和女性意识的倡导是一致的。

其二，在婚恋、家庭和情感生活中探索与男性的关系，寻求女性自身价值。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中，爱情和婚姻是其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同样，在中国当代女作家的创作中，爱情和婚姻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观照女性命运，透视女性的现实处境，仍是恒久不衰的主题之一。最典型的是女作家张洁。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无字》，或细腻或沉思或婉转或悲凉，书写女性对爱情的执着对家庭温暖的渴望，但又常常事与愿违，寻之不得，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深入女性的内心世界，发掘了婚姻与爱情相分离给女性带来的痛苦，表现出女性命运的坎坷多艰。而其中与之相对的异性常常是富于艺术魅力，却又常常像梦一样让人难以琢磨。在其作品中，女人悲剧与男人密切相关，女人是因为爱，爱而不得带给她的是无穷无尽的伤痛，男人却常常对女人持以虚伪的敷衍，或会为现实功利所诱惑，放弃曾海誓山盟的女人。在她的作品中女人的痴心与男人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不知不觉中，对异性的审视与批判便见诸这类女性作家的笔端。

其三，探索女性精神和灵魂自由。女性主义文学观的重要发展就是从外在向内在的挖掘，女性意识的觉醒不仅仅体现在外在社会和家庭地位的争取，更重要的是内在灵魂的自觉。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对女性内在灵魂的写照日益增多，使女性的解放与自由走向深入。早在80年代，一些作家就把女性价值与生存意义问题提了出来，如谌容《人到中年》以强烈的女性视角，表现了对女性生存困境和情感困境的思考及对女性两难处境的抗争，回到对女性自身价值的探求上。到了1990年代以来，对女性灵魂的探索更加深入起来。如王安忆的《长恨歌》，把一个女性放到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但是，却不是通常的来简单地叙写女人的婚姻与爱情，而是把女性的心灵如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聪明、漂亮的女主人公在从民国到新中国的曲折历程中，个性独特的她虽然经历了一系列个人与国家的变故，但是她所向往的某种心灵上的东西却并没有改变，这就是即便一个男人为她去死，她仍旧不会爱上他的原因。与之相类，铁凝的《大浴女》是在现代社会的喧哗中来表现一个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与心灵困惑。作为一个白领女性，尹小跳具备了许多人羡慕的一切，从外表到身份地位，可是，她偏偏没有精神上的家园，她在不安中寻找着个人的幸福，可是寻到的依然是无可言说的悲哀。而其另篇小说《永远有多远》似乎在推翻人们所建立的关于中国理想女性的形象，忍辱负重在这里不再是一个使女人获得社会和异性认可的美好品质，传统上的女性的价值在这里受到了挑战，正如白大省拼命想改变自己个性时所发出的呼喊：永远有多远?

其四，在艺术形式方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结合本土实际，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索，这种艺术上的创新，不仅丰富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也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实践显得多姿多彩。如在叙事模式上出现了“欲望叙事”。也就是使主体的欲望成为一以贯之的线索，从而使作品显得更具主体色彩，作为主动的积极的人的观念成为贯穿始终的纽带和桥梁。如林白那些带有自传意味的小说中，常常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自己的私人生活别具一番挑战的色彩，而且第一人称叙述等于在直截了当地宣称作为女性的自我执掌自己话语权的欲望；在风格表达上，呈现极强的“女人腔”。在西方女陛主义文学观念之下，女人讲述女人自己的故事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为了与男人话语权相抗衡，中国当代女作家有意识地避免与男性话语相雷同，或者使个人更加中性化，她们有意地营造女性的氛围，以女性的词汇和节奏来书写女人世界，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女人腔”，陈染的小说是这类小说的突出代表，如她在《与往事干杯》中对语言的运用，经常是回忆的片断代替了叙述的连贯性，把现实与梦结合在一起，显示了鲜明的女性特色；以徐小斌为代表的一些作家则创造性地写出了现代女性的寓言，它不仅有意义上的贡献，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有所创造，她的《太阳氏族》《双鱼星座》等作品，都是通过“我”来拓展个人化的空间，把虚与实推到极至。

可见，女性文学的创作在不断转变的社会环境下，以其蓬勃的创作态势呈现出多元化的社会关注意识。既有对社会现实的关心，又表现出对女性自身生存意义的内在探究，有走形女性主义写作的新趋势，也为批评家提供崭新的话语空间。

四、本土化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

新时期关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译介和作家作品的双向引进初期，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但对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深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理论的引进为批评提供一种话语的可能性，而现实的批评实践，才能使这种话语按照自己的方式运作起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发生影响的同时，对中国的文学批评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新时期以来，无论从批评的方式方法还是批评的立场与视角上都使中国的文学批评得以深入和提升。

首先，为被历史湮没和歪曲的女作家正名。受英美女性主义文学观及文学批评的影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追溯女性文学传统，批评者们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时候，很自然地开始关照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被文学史所忽略的女作家和那些曾由于历史的原因被打入冷宫遭遇非难的作品。拭去历史的尘埃，还女陛文学的本来面目。凌叔华、张爱玲、苏青、谢冰莹等一大批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重新被发现，像丁玲、萧红等一些此前因为思想或政治的原因曾经饱受非议的作品，批评家们又开始以女性主义的文学观念重新解读，挖掘其久远的艺术内涵。在中国文学批评家的推动下，8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还出现了“张爱玲热”的现象。

其次，采用西方“女性主义阅读”和“女性中心批评”的方式作为批评的核心。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样把女性意识作为对作家、作品分析，或对整个女性文学史进行宏观论述的中心。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有意地对主导意识形态进行反思、质疑和批判。他们表现出了对个体和自我，对被压抑的“无意识”的赞美，以及个体与主流之对抗的肯定。与“五四”时期，把女性问题作为反封建的工具一样，在当代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成了反传统、反主流的武器。认为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它关系到对历史的整体解释。大多的批评家都认为，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对人类方式生存的颠覆和重构。如中国最早开始女性主义批评、最具影响的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戴锦华与孟悦，在她们关于中国现代时期女作家研究的著作《浮出历史的地表》就以鲜明的西方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和立场，对所有作家的考量都是围绕着女性、女性体验、女性立场与主导话语的关系这个中心展开的。

再次，建设、完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在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进行吸收的过程中，一方面努力与西方的批评保持同步，一方面结合我国的国情努力建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化。

界定的“女性文学”概念，从张抗抗1985年在西柏林国际女作家会议上提出“两个世界”的说法开始在当时就引起不少争议。这种争论持续很久。批评家朱虹1989年在《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中对妇女文学的看法基本上是后来评论者能够接受的对女性文学的界定：妇女文学包括了严格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作品和广义的表现妇女意识的作品，成为一个独立范畴，当然是以性别在文艺创作中的表现为前提的；而性别在文学中的影响与作用，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又是以男性和女性社会存在的不平等、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为前提的。

与女性文学界定相伴生的是对女性文学研究的界定。否则批评界就失去了学术的立足点。有许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就研究的范畴和对象提出自己的见解。刘思谦的观念颇具代表性——女性文学就是女性文学，是她们对自我生存的体验与感悟，是她们的心灵之声和心路纪程。女性文学研究首先是对这些发自她们血肉之躯的体验和声音的认真阅读和细心倾听……如果说女性文学研究有它的价值目标的话，那便是包括男性在内的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便是社会压抑的解除和人的彻底解放这一十分遥远的价值目标。在这里，刘思谦辩证地看到了以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念上的偏差，对其任务进行了明确，并且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出了基本的价值取向。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篇(6)

1985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在为文集《女性主义新批评：关于妇女、文学与理论》(TheNewFeministCriticism:EssaysonWomen,LiteratureandTheory)所作的序言《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Introduction:TheFeministCriticalRevolution)中承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家、黑人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间正在相互靠拢。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在80年代的气氛中，他／她们代表着先锋派的方向以及拥有共同的敌人，即那些力陈返回‘基本要素’和‘经典作品’的人们，那些信守传统的经典书目、指责新兴的理论学说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带来了所谓的‘危机’的人们。”[1](P141)可以这样说，女性主义文论是与当代诸多哲学社会思潮相互纠缠着共同步入后现代语境的。无论在时空还是逻辑指向上，它们之间均具有同一性。因此，不少学者将女性主义文论视为以颠覆与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支。

笔者认为，鉴于有关后现代社会特征与文化内涵的认识尚未形成公论，机械地将女性主义圈定于后现代范畴之内或剔除于外，本身并无太大的意义。关键在于通过分析甄别，界定其各自的主导特征。根据对后现代文化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笔者认为，在与后现代哲学社会思潮的碰撞中，女性主义确实充分借鉴了其理论观点与方法论为自己的性别政治与诗学立场服务，然而，这一契合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难以弥合的本质差异。如果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或者用后现代主义来改造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都将面临被解构的危险。

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之《后现代景观》卷的序言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诸多流派之间产生契合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等在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本质相似在于，它们都希望消灭现存的统治——服从秩序，反叛以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宗主与臣属、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而现代性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普遍主义哲学无疑一直倾向于支持对臣属、女性的压迫，尤其是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大写的‘人’字直接掩盖了宗主与臣属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暗中支持宗主对臣属、男性对女性的统治。”[2](P4)故而，“以攻击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二分法思维模式为目标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会对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产生如此巨大的亲和力，它们因为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而一下子成为了同路人。”[2](P4)后现代思潮不仅因颠覆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而与女性主义志同道合，它对多元性、边缘性与异质性的强调，同样在被边缘化，被排斥在理性、真理和客观性声音之外的女性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之与后现代文化并非是单向度的先“拿来”、后接受的被动关系。女性主义由于从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文化进行了激进反叛，同样有助于解构对于男性、女性范畴，甚至对于人的概念的本质主义认识，模糊甚至否定二元等级对立关系，揭露历史文化价值的人为性质。它不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抗拒性阅读、对女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对建构女性美学甚至女性话语的探索，为后现代文化提供了大量变化、断裂、矛盾的个例，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理论成果，充实与印证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因此，女性主义文论亦有力地促进了后现代文化的纵深发展。J.F.麦卡乃尔在《思考拉康：批评和文化无意识》中认为：20世纪西方文论“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视为或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3](P511-512)女性主义和其他文论流派一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语言本体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解构分析等理论学说来理解和解释男性与女性文学创作，参与营构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批判特征。

这一特点，在擅长抽象思辨的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美、英等国的批评家曾经注重文本批评实践而轻视理论话语建构。在她们的心目中，理论本来就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将女性主义理论化，无疑有被父权文化同化与收编的危险。然而，随着女性主义文论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总结批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使女性主义诗学话语足以与男性话语相抗衡的必要性，于是促成了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院化。在这过程中，法国学者的理论在美英各国的传播与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理论成果的多元吸纳使女性主义文论如虎添翼。解构主义拆解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二元等级对立思维逻辑的思想，从哲学的高度给女性主义提供了破除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罗兰－巴特社会语言观和福柯权力——话语学说的吸收，使女性主义学者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这两种微观与宏观的批评形式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层面揭示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经验、情感与欲望特征的文学语言，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在对各种批评流派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英国的朱丽叶·米歇尔(JulietMitchell)、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玛丽·伊格尔顿(MaryEagleton)，美国的盖尔·卢宾(GayleRubin)、埃莱娜·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Gilbert)、苏珊·古芭(SusanGubar)、佳·C.斯皮瓦克，挪威的陶丽·莫依(TorilMoi)，法国的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露丝·伊丽加莱(LuceIrigaray)、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等，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她（他）们“卷入……文本间的联系、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4](P211)之中，探讨性别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其在文学经验中或明或暗的投影。“正是这种自觉的卷入，引导着女性主义批评与当今处于中心的理论话语接轨，并进而预示着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5](P20)

然而，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如美国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Nicholson)所认为的那样，是“各自独立地”“在一个共同的领域之内”“工作”着[6](P6)。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在《论解构》(OnDeconstruction)一书中，曾将许多女性主义论著放在后结构主义的范畴之下进行了讨论，但在该书《导论》的结尾部分，他又说：“如果将当代批评描述为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间的一场争斗，那么对女性主义批评就未必恰当。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势力。虽然很多女性主义者是后结构主义者（反之亦然），但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如果将后结构主义定义为结构主义的反面的话。充分地讨论女性主义批评，需要一个不同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后结构主义只是结果而不是前提。”[7](P20)

那么，讨论女性主义所需的不同框架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要回答该问题，必须追本溯源，回到女性主义文论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源头进行考察。正如埃莱娜·肖瓦尔特所说：“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运动的‘女儿’之一”[8](P137)，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女性主义文论最根本的特色，应该是其改造充满性别压迫的文化乃至最终改造社会的实践宗旨。而这一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后现代主义的非政治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它们最根本的分歧。

女性主义文论因源于轰轰烈烈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始终保有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文化批判色彩，其最终目标是消除建立在性别压迫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秩序，建构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符合健康的人性的两性关系与社会价值。而要建构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两性之间的尊重、沟通与互补是必须的，这一切都有赖于相对稳定的男性与女性的范畴与身份。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者站在反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哲学立场，反对将人性作抽象化理解，认为其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随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产生很大的差异。于是，他们着力解构概括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宏大理论，否定关于男女性别的僵化二分，否定男性压迫女性这一抽象前提，认为这实则也落入了宏大叙事的圈套。总之，后现代主义以对稳定本质的消解，体现出反人本主义的倾向。尤其在解构主义内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因为它声称一切事物都可以置于解构主义摧毁性的注视之下，只除了它自身。而这一将自身视为总策略、可以超越于历史具体性之上的逻辑，却与它解构权威的观点相矛盾。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解构主义最终会解构自身，遗下一个不存在任何价值与意义的世界。可是，对女性主义来说，一旦女性的范畴与身份失去了明确的意义与限定，客观后果必然是，女性在刚刚成为谋求自身权利的主体时，就被剥夺了在普遍人性中存在的权利。所以有人尖锐地质问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9](P45-46)同理，否定性别压迫的历史前提，无疑等于否定了现实生活中的性政治格局和女性主义存在的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为基石的女性主义不是停留于专业哲学圈子内部的论争，而是一种崇尚意义与价值的坚定的人本主义。

尽管女性主义内部对是否存在确定的女性本质以及女性心理与生理是否存在内在关联等问题仍然意见不一，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承认相对稳定的女性范畴的存在。这样，女性主义与哲学化的、相对主义的后现论的内在对立就是必然的。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纯理论色彩无疑会消解女性主义存在的合理依据。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后现代的立场来看，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因以传统的两性划分及两性观念为基础而具有本质主义的嫌疑，但否定了当代女权运动之母波伏瓦，无疑等于否定了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这就无怪理论界因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政治实践性的解构，而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女性主义者，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者，即“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10](P138)

其次，后现代主义游离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纯学理倾向，也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激烈批评。她们认为，后现论将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基础，从话语的角度揭露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奥秘与运作机制，无疑对父权制具有釜底抽薪的颠覆意义。然而，过度停留于对语言的玩味与虚构，却会忽视真实的身体和现实的性，以及它们造成和体现的经济、政治与观念的压迫。例如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都是真实存在于两性关系之中的性政治表现形式，不是理论，亦不是话语。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易于走向乌托邦式地穷究学理，而回避现实生活中性政治的严峻性，丧失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思想动力。就文论而言，女性主义必须避免陷入消解使命感的纯学理式、贵族化的理论游戏当中，而要坚持将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相联，将文本视作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的话语场域，以抗拒性的姿态与形式，甄别、剔除文本中隐含的霸权意识，寻求反思历史、改造文化、矫正价值理想、改善社会生活，建立更为健康和谐的性别文化的可能性。因此，正如女性主义的名言所指出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性主义学者往往对自身的性别生活高度敏感，注重个人生活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努力让细碎生活成为学术理论的源头活水，使学术与日常生活处于往复互动之中。

对后现代主义拘泥于狭隘的理论探讨，轻视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性的倾向，美国哲学家苏珊·博尔多(SusanBordo)如是说：如果性别角色完全决定于话语，这一话语又时刻处在变化和解构之中，两性的意义缺乏稳定性，那么女性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支点。如果放弃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要求女性正当权益的斗争就失去了理论基石。她因此呼吁，女性主义不能忽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不应该消解主体，反倒更应加强对现实的斗争策略的研究。[11]中国性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构（消解）了主体，否定或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性。而离开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政治。”[12](P132)

第三，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然而，被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认为不合法的一些属于宏大叙事的社会理论，比如说启蒙主义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等等，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故而，女性主义决不可盲目拒绝，因噎废食。即便是对后现代主义抱乐观态度的南希·弗雷泽与琳达·尼科尔森也承认：“对于像男性统治这样无所不在又呈现出多种形态的现象，仅仅使用他们将我们囿于其中的那点贫乏的批判资源是难以把握的”。“它（指女性主义——作者注）在最低限度上需要多种有关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变迁的大型话语：有关宏观结构和体制的实证与社会理论分析；有关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学的互动分析；有关文化生产的批判的和系统的分析；具有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性别政治学……这个名单还很长很长。”[13](P136)

事实上，女性主义因“默认了一些有关人类特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被公认但未加证明的本质主义的假设”[13](P138)）而成为一种准“元叙事”。尽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一元化的主体观念分崩离析的趋势下，在碎片化的后现代语境下，为了使理论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与兼容性，女性主义文论不断在进行着自身的调整与修正，更加关注多元的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因而出现了以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与群体的文学研究模式，但部分清醒的女性主义学者又深知，过于强调身份的不确定性，将使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失去自己的特色与立足点，变成一个大而无当、无所不包、失去焦点，因而也就失去了意义的东西。女性主义文论本来源于改造社会与文化的政治需要，只要父权制结构还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要扭曲妇女形象、对女作家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作用视而不见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依然存在，无论是对传统妇女形象的批评还是对妇女作家进行研究的话语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过于强调社会身份的复杂变动性，有可能导致社会性别身份淹没在这种复杂变动之中，而使女性主义文论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点。所以，美国学者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StandfordFriedman)提醒说，从现实的政治策略出发，现在要求女性主义同各种各样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结合得天衣无缝还为时尚早。面面俱到将难免会冲淡女性主义的分析效果，还有可能会将妇女生活的特点束之高阁而忘得一干二净。她提出：“一方面是对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注重，那是妇女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所依靠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仔细研究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multiplematrics)，性别只是它的很多个坐标轴当中的一个。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一方面是要使自己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组有力的、响亮的而又与众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是继续担负起创立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研究的新的、更加复杂的疆界说的领导作用，这种新的疆界说一定会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世纪的灵活多变的研究领域中诞生。”[8](P437)另一位批评家南希·哈特萨克(NancyHartsock)也在《福柯论权力，为女人服务的理论？》中强调，只有将女性视为一个社会群体，女性主义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过分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将导致女性主义自身的毁灭。解构“女性”观，无异于颠覆女性主义政治。[14]

鉴于上述种种分歧，部分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甚至指斥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存在明显的男性化倾向，将之视为父权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资本。

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总体性的否定、对局部、多元、特殊性的强调，对于深受本质主义困扰的女性主义文论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女性主义又要摒弃其虚无主义的反政治化倾向，而坚持自己学术的立足点，以免自身也为其解构。女性主义可以吸收后现代文化的精华以为自身所用，但不可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相反，要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框架中来。

21世纪已经迈入了第2个年头。世纪之交的女性主义文论究竟向何处去？总体上来看，作为崛起于20世纪后期、并有望在新世纪获得继续发展的两大重要的文化与文学研究流派，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势必还是要在相互对话、取长补短中生存与发展下去。后现代主义作为后工业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潮，势必而且已然在观念与视角上给予女性主义以重大启示。同时，从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解放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女性主义文论，又必然在新世纪两性关系格局呈现出新特征的背景下进一步激发自身的活力，强化自身的社会与文化批判宗旨。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篇(7)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

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

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

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

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

一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用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的扩张性。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新晨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