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模式篇(1)

关键词：混业经营；监管模式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

收录日期：2016年1月30日

一、文献综述

国内目前在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其中，郭亮（2013）在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模式进行探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实践，研究混业经营趋势下的金融监管制度。曹凤岐（2009）在改革和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提出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也提出分三个阶段进行改革的建议。吴利军、方庆（2012）指出我国现行监管体系的弊端，并据此提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改进型路径。高田甜、陈晨（2013）对危机过后的英美两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作出介绍和评价，提出应妥善处理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冲突，加强宏观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协调配合。

二、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

（一）目前监管现状和国际主流监管模式。在金融混业经营下，混业监管本就应该是常态之事。但是，由于受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所影响，中国目前金融体制改革大幕刚刚拉开，在金融监管领域上，分业监管仍然是目前的监管模式，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中存在的监管漏洞、重复监管、监管资源浪费、监管机构间协调性欠缺等问题逐渐的暴露客观上要求我国对既有监管模式进行调整和转换。最近几年的事例有以下几个：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使得90多家中小企业倒闭，其中监管上有一个原因就是央行和银监会不协调。2013年6月货币市场“钱荒”，也是由于央行和银监会同业业务存在不协调。最为严重的2015年6月股灾，更是集中暴露了现行监管体制的显著弊端，分业监管体制开始备受诟病。6月中旬，A股大幅下跌，上证指数跌幅超过30%，直到7月9日在救市政策出炉后不久才企稳。然而，8月18日之后，A股再次下跌，沪指一路跌到了8月26日的2，850点，两个多月时间沪指近乎腰斩，逼迫国家动用超过万亿资金救市。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快速大跌中，众多个股一度连续无量跌停，市场流动性缺失。业内人士认为，股灾背后反映了银行、证券乃至其他金融主体之间无法割裂的联系，即彼此通过各种通道实现资金流动以及通过创新处于监管灰色地带，从而带来金融风险。由此看来，混业经营不再是争论焦点所在，混业监管模式的选择才是目前重中之重。面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才能更好地为金融市场保驾护航。

我国在这方面也做过不少有益的探索。2013年8月初，国务院正式确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强调这一制度“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不替代、不削弱有关部门现行职责分工，不替代国务院决策。”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前述银行人士认为，这种淡化行政色彩的做法，其目的也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但是，联席会议制度并没有实质权利，对事实上的监管改革没有太多的帮助。

目前，全球金融监管模式有四种：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综合监管、双峰监管，在这里美国是一个例外，不属于这四种的任何一种，但是又兼具了四种的一些特征。机构监管也称分业监管，是指将金融机构类型作为划分监管权限的依据。我国就是典型的机构监管国家，但事实证明在混业经营下，机构监管是不可取的一种模式。功能监管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设计金融监管体系，就是规定某一类金融业务由某个监管者进行监管，而不论这种业务是由何种性质来从事的。这比较能够有效地解决机构监管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漏洞，当然成本增加，机构之间过度竞争导致的倾向性监管也是弊端。综合监管是指金融系统中所有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活动都由同一个监管机构负责监管，这一监管者既负责所有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也负责所有金融服务的行为监管。其能有效地解决由于监管不确定性形成的监管重复或真空问题，但是效率难以保证。双峰监管又叫目标监管，是以监管目标为基础通过设立两个监管机构分别负责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审慎监管机构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稳健，行为监管机构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双峰监管能够保证各自监管领域内监管的一致性而避免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监管机构之间的竞争和制约关系。但是，一个金融机构会受好几个监管机构监管，从而出现管理成本上升，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在这一点上与功能性监管相似。从以上综合比较来看，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监管模式，各种模式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论之。在中国目前“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的现状下，当务之急应该是打通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渠道，尽早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监管框架。

在监管模式的设计中，风险与效率的权衡是关键，而风险与效率的权衡又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金融业在这个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中国金融市场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在监管模式上，笔者认为可以选择功能监管，借鉴双峰监管的一些优点。

（二）微观领域的金融监管。笔者认为应该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之上设立一个金融监督管理局，将三家纳入其中，该局直接隶属国务院，负责金融领域微观审慎监管。这样可以建立一定的协调机制，加大配合力度。在信息交流和信息协作上，可以建立一个广泛的信息交流机制，从而实际上减少信息缺失和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决策失误。对于当前热门的金融控股公司等新型的金融集团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联合机构独立于“三会”之外，更好地对交叉领域或空白领域进行监管。另外，在法律法规方面要制定相关监管细则和操作流程。例如，《金融控股公司法》应该被首先制定，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以及监管主体，界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权利与义务，为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发展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宏观审慎监管上我们应该明确央行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央行的独立性。

（三）宏观领域的金融监管。在宏观背景下，央行仍然要发挥其作为唯一货币机构的宏观调控能力。在货币政策制定时还要注意到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在改革进程中，要把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央行要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可以根据个别银行的流动性问题是否引发系统性危机来选择用何种金融工具对其进行援助。这也为具体监管机构找出具体成因，采取相关措施提供了必要的解决时间。

主要参考文献：

[1]郭亮.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监管制度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3.

[2]高田甜，陈晨.金融监管体制：国际比较、发展趋势与中国选择[J].上海金融，2013.10.

金融监管模式篇(2)

笔者认为，为更好地维护国家金融稳定与安全，适应金融业跨机构、跨市场、跨国界交叉经营的现实存在和未来趋势，实施以人民银行为核心的统一、分层监管模式将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必然选择。

现行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3年以前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实施金融监管；第二阶段是从1993年以后，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和中国银监会陆续成立，由此中国正式确立了分业监管、“一行三会”分工的金融监管体制。

在中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着重加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发挥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负责提供支付结算等相应的金融服务。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负责银行业、证券业（期货、基金）和保险业的监管。这种金融监管组织架构表明，除中央银行负责宏观调控外，其他几个监管机构都集中于相应行业的微观监管层面。

就中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而言，这种监管体制从其实际运行以来所取得的成效看，在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它不仅完善了监管框架，加强了监管专业化，提高了监管效率，而且还有利于中央银行更加有效地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

但近几年随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我国金融业开放步伐加快，金融业综合经营不断发展，金融监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业监管体制已出现明显的不适应，问题也逐渐显露。

首先，综合经营挑战中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

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不断深化，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开始显露，已经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综合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如光大集团、中信集团、平安集团等，一些大型央企和民营企业也纷纷建立自身的金融平台，成为产融型的金融控股公司。

同时，以市场、产品、服务等方式的银证合作、银保合作和证保合作都在广泛开展，形成了多家监管机构同时监管一家金融机构的现实，往往会产生监管重复或监管缺位、监管成本过高或监管资源浪费等问题。

其次，外资金融机构的涌入挑战中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

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金融集团开始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它们中的大部分是兼营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金融业务的金融控股公司。国际金融创新业务的飞速发展，新型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出现，既增大了金融业风险，又会使传统的金融监管制度、监管手段失效。

对于在传统金融监管方面尚缺乏经验的中国来说，对用现代金融技术武装起来的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将会受到严峻的挑战。

此外，民间金融的日益活跃挑战中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

近年来以浙江等地区为代表的民间借贷日益兴起和活跃，在发挥正规金融难以做到的“拾遗补缺”和缓解我国一些地区当前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两多两难”（民间资金多，中小企业多；投资难，融资难）等突出问题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缺位，极易诱发非法吸储、非法放贷、非法集资等行为，严重干扰正常的金融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投机炒作行为，弱化了国家宏观调控效果。

当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首先，缺乏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在分业监管体制下，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四家监管机构自成系统，条块分割，各司其职，它们之间的协调合作至关重要。随着金融业务的不断创新，业务交叉不断增多，不可避免地出现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现象，涉及审批权力的，体现权力设置的重复；涉及责任追究的，反映出监控真空和问题处置的真空，造成监管成本的提高和监管效率的降低。

其次，监管的方式和手段较为单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想的金融监管手段应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统一。而中国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行政干预较多，造成在具体操作中随意性大，约束力不强。目前基层监管部门的监管方式主要是外部监管，即现场监管和事后监管。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缺乏超前预警效能。

第三，国有金融资产管理部门与“一行三会”的监管边界不清。财政部、汇金公司作为现有国有金融资产管理部门承担着金融业国有股权管理的职责，通过公司治理角度对金融机构的发展规划、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防范各类风险、股权分红、薪酬模式进行管理，这些职能一定程度上与“一行三会”的职能相重叠。

除了中央国有金融资产管理部门，地方国有金融资产管理部门也存在类似问题，上海国际、天津泰达等金融控股公司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国有金融资产管理职责，对地方金融机构有很强的控制力。

最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存在利益冲突。中国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并成立银监会的理由之一便是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和实施银行监管时的双重角色冲突。但是，成立银监会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冲突得到彻底的消除，而是将这种冲突外部化了。银监会成立后，中央银行虽然享有充分的货币政策信息，但不再享有完备的银行监管信息，而这些微观的银行监管方面的信息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传导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信息。

地方金融办职能定位不清

近年来，为弥补地方金融产业发展滞后而造成的经济“短板”，地方政府纷纷成立了政府辖下的金融管理和服务部门（金融办或金融服务局），用以协助中央加强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服务，并推进地方金融业加快发展。各地方金融办成立以来，的确在促进区域金融健康发展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随着金融办的不断发展以及职能的逐步扩大，其先天不足也逐渐显现。由于各地金融办是地方政府自发创立产生的，成立的目的及发展过程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名称不统一。自金融办成立至今，金融办的名字就“五花八门”，以省级金融办为例，除北京明确称谓金融工作局以外，主要从功能角度考虑，各地的称谓主要有：“金融工作办公室”、“金融服务办公室”、“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金融稳定办公室”、“金融管理办公室”等，名称无法统一，功能自然也各不相同。

二是职能不明确。地方金融办的设立，最初定位是代表地方政府，协调与金融监管机构和各类金融机构的关系。随后，地方金融办的职能逐渐扩充，开始具备一些金融监管职能，特别是近几年来，地方金融办逐渐被赋予在培育金融产业、服务中小企业、支持小额贷款、监管准金融机构等方面的职能。

然而，这些职能大都是地方政府为满足自身需求的直接结果。各地金融办由于地方经济禀赋不同，其职能定位也千差万别。

三是发展不均衡。在我国新一轮的区域发展规划中，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立已成为共识。目前可以看到的区域发展格局中，环渤海的北京、天津，长三角的上海，珠三角的广州、深圳，西部的成都、重庆等，在这些城市中地方政府金融办作用发挥得最为充分，基本成为了地方政府实施金融产业建设的核心权力部门。

由于各地方政府金融办的定位和发展有差别，客观上也造成了各地的金融发展更难平衡，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同时也不便于金融办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横向合作或建立相应的联动机制。

四是地位不对等。目前全国各级政府金融办身份地位多有不同，以省级政府金融办为例，在级别上，有的是正司局级，如北京、上海、重庆、内蒙古等，有的是副司局级，如黑龙江、天津、江西、四川等；在机构设置上，有的是地方政府直属机构，如北京、上海、广东等，有的挂靠在政府办公厅，如江西、吉林、陕西、黑龙江等，有的则内设在发改委，有的仍停留在联席会议制度上。

五是权责不明晰。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对金融诉求的不断增多，金融办的职能，尤其是监管职能也在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利益博弈中，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与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出现了一些交叉，客观上在一些工作中造成了多头监管现象。个别金融办从地方政府利益出发，常常凌驾于“一行三会”的分支机构之上，在实际工作中干涉金融监管事务，致使许多工作权责不清，有的还出现了金融办与当地“一行三局”金融监管相悖的情况，对监管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

金融监管模式再造

借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应尽快建立一个统一清晰的金融监管框架，完善金融立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一行三会”及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能定位，合理划清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边界。这样使得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职能更加明晰，使得中央监管机构与地方金融办权责分明、各司其职，以促进我国经济金融的持续、健康、较快发展。

笔者认为，可行的监管模式创新可遵循以下几点：

首先，建立以人民银行为核心的统一、分层监管模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表明，金融监管当局协调不力是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及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许多发达国家的监管改革方案都要求加强监管协调，设立实体化、制度化的监管协调机构，或加强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有些甚至将监管机构合并回中央银行等。

目前，中国的金融分业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缺乏正式制度保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应赋予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监管权力，并与其他监管机构密切合作以解决监管过程中存在的“盲区”，从而明确以人民银行为主体的监管协调机制。

其次，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维护金融稳定。

完善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需要明确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监管机构的分工。鉴于中央银行的职能，应从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的主导地位，赋予中央银行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同时，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早期预警体系、金融稳定指标体系，在宏观审慎分析基础上进行压力测试。

要研究如何在制度上建立逆周期的因素。采取措施缓解金融机构的顺周期性，并通过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改革计提拨备和公允价值会计方法等，建立恰当的逆周期机制。通过降低信贷活动、资产价格以及整个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防止金融失衡的扩大和系统性风险的不断增加，维护金融稳定。

此外，应理顺监管体系，不留监管真空。在当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应明确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权，抓紧制定跨行业跨市场的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和规范，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

再次，建立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这包含两点，即：建立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共享的数据库和建立信息共享责任约束制度。

前者针对非现场监管和金融统计彼此独立而不能相互利用的情况，对现有的金融统计数据库结构和统计网络进行改造，尽快建立统一的、独立的、可自动生成统计指标和金融监管指标的金融信息系统。

后者主要是以法规形式明确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的信息共享原则、标准、内容以及应负的法律责任等，以保障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信息的共享质量，增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合力。

最后，应从国家层面为地方政府金融管理进行责权定位。

客观上讲，金融办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正是由于地方金融发展的特性需求，才促成了金融办的产生和发展。从实际情况看，金融办发展至今，已经具有了“一行三会”监管框架内所不具备的一些功能，并且在实际工作中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因此，当务之急，应当尽快地为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责权定位，将金融办纳入到我国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引导其逐步成为“一行三会”在地方监管的重要补充，并在当地的金融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是配合中央管好区域金融的职能。目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已经基本成熟，对于金融产业发展，中央有统一的规划和意见来指导。

从理论上讲，由于我国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十分明显，完全按照“一刀切”来实行集中统一监管，监管的信息传递链条过长，中央鞭长莫及，效果很难理想；从实践上看，在现行体制下，基层的金融监管工作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也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因此，应明确各地金融办配合“一行三会”分支机构实施宏观调控和协助金融监管的职能，重点发挥金融办政府职能部门的组织、协调以及与地方政府信息沟通和反馈的作用。同时，要严格划清金融办和“一行三会”分支机构的监管边界，有效防止金融办权力越位。

二是差异化管理地方金融及准金融领域的职能。由于目前各地金融发展的差异性比较明显，可以考虑建立统分结合的分层次管理体制，根据各个地方文化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信用状况，制定具有差异化的监管策略。

在监管内容上，地方政府金融办可通过金融办代表当地政府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参与地方国有金融资产的监督和管理。根据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强化金融办对准金融领域的监管，对辖区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地方各类风险投资机构实施市场准入管理，并承担相应的监管责任。

三是编制地方金融业发展规划并推动实施的职能。金融办应依据地区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需要，联合金融监管部门，组织金融机构联合编制本地区的金融业发展规划。

四是推进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职能。由于目前各地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仍然滞后，也迫切需要地方政府特别是金融办为本地区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比如：及时向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反馈金融发展情况、提出决策建议；积极协调工商、税务、公安、司法、海关等执法部门，为金融机构的展业提供司法和行政便利。

五是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的职能。目前我国民间融资尚无明确的监管主体，地方政府金融办应当发挥政府职能部门在资源整合和信息收集中的优势，在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负责组织搭建民间资金借贷平台；推动民间信贷市场的建立和利率市场化。

金融监管模式篇(3)

论文摘要：此次金融危机的事实证明欧美各国的完全放任金融业发展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并不能使中国获得长远发展，危机只是暂时的，世界要发展、中国同样要进步，因此，尽快推行金融监管体制“一统化”改革，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把不同监管部门的外部协调变为单一部门内部的协调。是改善监管者协调性的重要措施。

一、开篇立论

美国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与中国不同，它是完全放开，由市场机会和利益指引人们的创新，但追逐利益形成的市场失灵，却因为监管滞后不得不让政府与百姓付出巨额代价。而中国的金融创新必须由政府批准，稳定秩序唯此唯大。导致创新步伐太慢，内需总是受到抑制。此次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即是挑战同时又是难得的机遇，金融危机带来了一次世界经济地位的大洗牌，快一步找到危机的突破口就能获得领先一步的发展。在改革方面中国一直保持着严谨的态度，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影响较小的原因，然而这样的态度并不长远，危机只是暂时的，危机之后必会产生更加完善的金融体制，中国目前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已经不适合日益完善的金融创新和快速增长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因此建立全方位的监管体制已经是我国目前金融监管创新的当务之急。

二、金融监管创新的必要性

（一）分业、混业经营界限模糊，分业监管受到挑战。

随着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国内金融业由原来的分业经营模式逐渐朝综合化经营模式发展我国以金融机构作为监管对象的分业监管体制,1999年，我国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同年10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又一致同意保险基金进入股票市场。2000年2月《汪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出台这一切举动表明。我国分业经营体制的松动，必然要求我国传统的分业监管体制做出相应的调整，我过金融监管体制已受到极大的挑战。

（二）中资、外资银行竞争越显不公平，期待统一竞争平台。

（1）从分业转向混业经营外资银行具有先天优越性。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已开放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大量跨国金融集团进入我国市场,各子公司也必须受到中国的法律的限制实行名义上的分业经营,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国际化中国的分业经营模式逐步向混业经营进行探索，而此时在中国的内的外资银行的母公司已经具备较为完善的混业经营模式,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综合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对于那些只能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中的某一领域的国内金融机构来说,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将使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进一恶化。

（2）目前我国在服务收费、存款准备金利率、业务范围以及税收政策方面对外资银行还存在“超国民待遇”，而且外资银行承担的国家政策性任务远低于中资银行。这对中资银行来说无疑是先天性缺陷。多层次的不平等竞争使得中资银行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无论在空间、时间、市场上都受到极大的落后性，因此给中资银行带来极大的发展压力。

（三）中国需要发展，金融业需要创新

从国际上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金融监管的理念、法律安排和技术手段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诸多差距，我们必须努力缩小国内监管标准与国际监管标准的差距加快与国际接轨的速度，才能使我国金融业发展更加迅速亦能更加国际化，从国内角度讲，我国是人口众多，劳动力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就业及生存压力重大，在此危机关头，稳健、高效的金融体系才能快速的带动经济增长，保持中国的正常运行，然而对于金融业发展而言，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是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随着我国加，WTO，国外金触机构向国内金市场迅速渗透，目前我国金融业传统的分业经营方式下的低盈利水平，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金融竞争国际化要求，金融创新的全面推进，是改变目前我国金融业竞争能力低下的根本出路。而目前普遍存在的金融监管阻碍金融创新的观点，人为地把金触监管与金融新对立起来，严重制约着金融创新的全面推进。建立健全、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打破金融创新瓶颈，为金融业的快速发现拓展空间，提供优势资源。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创新的几点建议

（一）增强国际间金融监管合作

面对全球金融市场紧密地联结，而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存在区域性受到国界的限制，只能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不可避免地必须面对国际金融市场“传染效应”带来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世界金融监管体系的强度是由其中最薄弱的环节所决定的，无疑发展中国家是这其中的软肋。而且投机性攻击的不对称性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效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投机性攻击的成功，部分程度上和东亚国家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和投机性攻击后金融机构出现普遍恐慌的“羊群效应”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打破国界界限，增强国际间的金融监管合作，使得[金融监管紧跟金融创新步伐，在金融创新快速发展的同时共同防御金融风险，建立健全的国际金融监管体制，使的金融监管同样走向国际化。

（二）对我国金融行业应该进行全方位统一监管

目前我过实行我“一行三会”监管体制存在众多矛盾和不足，（1）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主业分别由一个监管部门监管，容易出现死角，可能会影响审慎监管的效率（2）随着金融机构和业务边界的模糊，提供类似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由完全不同的主体来监管，而不同的监管机构在监管方式和目标方面则出现差异。（3）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监管体制中同样存在众多的不合理，此时我们亟需一个健全完整的包含境内、外资、境外等业务统一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制定同意的金融监管制度，做到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发展。实行统一监管不仅能迅速适应新的业务，针对金融业务日新月异的情况，根据金融产品确定相应的监营规则，有效地处理混业经营下不断出现的创新金融产品的监管问题；而且对整个金融业来设计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更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能更好地处理金融业不断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避免监管真空，有效降低金融创新形成的新的系统性风险，避免多重监管，降低不适宜的制度安排对创新形成的阻碍。

（三）从根本上降低金融监管成本

（1）我国金融监管成本存在急剧扩大的趋势。由于中央的预算约束比较宽松,职能长期不确定,以及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使监管成本存在膨胀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监管机构庞大,人数众多,人力成本较高。二是监管制度设计重复,成本增加。三是现场检查的实施效果差,监督成本高.(2)目前，中国银行在所设海外分支行的2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已有18家当地监管机构(包括所有发达金融市场国家)明确提出了实施新资本协议要求，占中行全球网络的72％，而在国内，银行业还停留在执行旧资本协议的阶段。面

对这种监管差距，海外分支机构要付出很大的转换成本，仅各种财务报表就要有两个版本。面对花费较大且无实际效益的成本必须从监管体制上进行完善创新，减少成本支出。

（四）全方位的金融监管需要一个过渡期

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离不开高素质、高文化水平的专业工作人员。我过目前亟待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式，全方位统一的监管模式必是中国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必经之路但是由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和综合实力还不具备统一监管的条件，在现状和统一监管模式之间存在一个过度期，即“分业—过渡期—统一监管”路线。然而过渡期内金融业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拓展业务，提高服务质量，培养专业人才，优化和充实核心资本。同时利用这一时期，我国货币金融当局可以进行充分论证，考察各种情况，吸纳世界各国先进的经验和立法，对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及法规体系进行整合，制定出一部全面、先进、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的金融法典，为我国金融业的改革提供法律依据，培养专业化的监管人才。

四、总结

金融监管的国际化是扩大金融开放的制度保证和前提条件之一，其实现程度最终取决于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程度和国际竞争力状况，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本文仔细讨论了我国目前发展状况的缺陷和当前国际形式，从而建立起更优的秩序和更健全合理的监管模式。进行这项课题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将传统的监管引入不确定性的领域，并对其进行发展和创新，以适应世界金融格局的变迁和空间、对象、环境的日益复杂与模糊所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约翰·伊特维尔，艾斯·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陈建华，程杞国．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金融研究，200o(o1)：l11—1l6

[3]徐克恩，鄂志寰．美国金融动荡的新发展：从次贷危机到世纪性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究，2008(10)：4—10

[4]陈启清．竞争还是合作：国际金融监管的博弈论分析．金融研究，2008(10)：187—197

金融监管模式篇(4)

论文摘要：此次金融危机的事实证明欧美各国的完全放任金融业发展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并不能使中国获得长远发展，危机只是暂时的，世界要发展、中国同样要进步，因此，尽快推行金融监管体制“一统化”改革，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把不同监管部门的外部协调变为单一部门内部的协调。是改善监管者协调性的重要措施。

一、开篇立论

美国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与中国不同，它是完全放开，由市场机会和利益指引人们的创新，但追逐利益形成的市场失灵，却因为监管滞后不得不让政府与百姓付出巨额代价。而中国的金融创新必须由政府批准，稳定秩序唯此唯大。导致创新步伐太慢，内需总是受到抑制。此次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即是挑战同时又是难得的机遇，金融危机带来了一次世界经济地位的大洗牌，快一步找到危机的突破口就能获得领先一步的发展。在改革方面中国一直保持着严谨的态度，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影响较小的原因，然而这样的态度并不长远，危机只是暂时的，危机之后必会产生更加完善的金融体制，中国目前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已经不适合日益完善的金融创新和快速增长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因此建立全方位的监管体制已经是我国目前金融监管创新的当务之急。

二、金融监管创新的必要性

（一）分业、混业经营界限模糊，分业监管受到挑战。

随着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 国内金融业由原来的分业经营模式逐渐朝综合化经营模式发展我国以金融机构作为监管对象的分业监管体制， 1999年，我国颁布了《 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管理规定》和《 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同年 10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又一致同意保险基金进入股票市场。2000年2月《汪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出台这一切举动表明。我国分业经营体制的松动，必然要求我国传统的分业监管体制做出相应的调整，我过金融监管体制已受到极大的挑战。

（二）中资、外资银行竞争越显不公平，期待统一竞争平台。

（1）从分业转向混业经营外资银行具有先天优越性。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已开放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 大量跨国金融集团进入我国市场，各子公司也必须受到中国的法律的限制实行名义上的分业经营，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国际化中国的分业经营模式逐步向混业经营进行探索，而此时在中国的内的外资银行的母公司已经具备较为完善的混业经营模式， 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综合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对于那些只能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中的某一领域的国内金融机构来说， 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将使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进一恶化。

（2）目前我国在服务收费、存款准备金利率、业务范围以及税收政策方面对外资银行还存在“超国民待遇”，而且外资银行承担的国家政策性任务远低于中资银行。这对中资银行来说无疑是先天性缺陷。多层次的不平等竞争使得中资银行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无论在空间、时间、市场上都受到极大的落后性，因此给中资银行带来极大的发展压力。

（三）中国需要发展，金融业需要创新

从国际上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金融监管的理念、法律安排和技术手段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诸多差距，我们必须努力缩小国内监管标准与国际监管标准的差距加快与国际接轨的速度，才能使我国金融业发展更加迅速亦能更加国际化，从国内角度讲，我国是人口众多，劳动力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就业及生存压力重大，在此危机关头，稳健、高效的金融体系才能快速的带动经济增长，保持中国的正常运行，然而对于金融业发展而言，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是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随着我国加，WTO，国外金触机构向国内金 市场迅速渗透，目前我国金融业传统的分业经营方式下的低盈利水平，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金融竞争国际化要求，金融创新的全面推进，是改变目前我国金融业竞争能力低下的根本出路。而目前普遍存在的金融监管阻碍金融创新的观点，人为地把金触监管与金融新对立起来，严重制约着金融创新的全面推进。建立健全、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打破金融创新瓶颈，为金融业的快速发现拓展空间，提供优势资源。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创新的几点建议

（一）增强国际间金融监管合作

面对全球金融市场紧密地联结，而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存在区域性受到国界的限制，只能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不可避免地必须面对国际金融市场“传染效应”带来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世界金融监管体系的强度是由其中最薄弱的环节所决定的，无疑发展中国家是这其中的软肋。而且投机性攻击的不对称性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效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投机性攻击的成功，部分程度上和东亚国家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和投机性攻击后金融机构出现普遍恐慌的“羊群效应”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打破国界界限，增强国际间的金融监管合作，使得金融监管紧跟金融创新步伐，在金融创新快速发展的同时共同防御金融风险，建立健全的国际金融监管体制，使的金融监管同样走向国际化。

（二）对我国金融行业应该进行全方位统一监管

目前我过实行我“一行三会”监管体制存在众多矛盾和不足，（1）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主业分别由一个监管部门监管，容易出现死角，可能会影响审慎监管的效率（2）随着金融机构和业务边界的模糊，提供类似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由完全不同的主体来监管，而不同的监管机构在监管方式和目标方面则出现差异。（3）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监管体制中同样存在众多的不合理，此时我们亟需一个健全完整的包含境内、外资、境外等业务统一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制定同意的金融监管制度，做到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发展。实行统一监管不仅能迅速适应新的业务，针对金融业务日新月异的情况，根据金融产品确定相应的监营规则，有效地处理混业经营下不断出现的创新金融产品的监管问题；而且对整个金融业来设计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更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能更好地处理金融业不断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避免监管真空，有效降低金融创新形成的新的系统性风险，避免多重监管，降低不适宜的制度安排对创新形成的阻碍。

（三）从根本上降低金融监管成本

（1）我国金融监管成本存在急剧扩大的趋势。由于中央的预算约束比较宽松， 职能长期不确定， 以及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 使监管成本存在膨胀趋势。主要表现在: 一是监管机构庞大， 人数众多， 人力成本较高。二是监管制度设计重复， 成本增加。三是现场检查的实施效果差， 监督成本高.(2)目前，中国银行在所设海外分支行的2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已有18家当地监管机构(包括所有发达金融市场国家)明确提出了实施新资本协议要求，占中行全球网络的72％，而在国内，银行业还停留在执行旧资本协议的阶段。面对这种监管差距，海外分支机构要付出很大的转换成本，仅各种财务报表就要有两个版本。面对花费较大且无实际效益的成本必须从监管体制上进行完善创新，减少成本支出。

（四）全方位的金融监管需要一个过渡期

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离不开高素质、高文化水平的专业工作人员。我过目前亟待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式，全方位统一的监管模式必是中国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必经之路但是由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和综合实力还不具备统一监管的条件，在现状和统一监管模式之间存在一个过度期，即“分业—过渡期—统一监管”路线。然而过渡期内金融业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拓展业务，提高服务质量，培养专业人才，优化和充实核心资本。同时利用这一时期，我国货币金融当局可以进行充分论证，考察各种情况，吸纳世界各国先进的经验和立法，对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及法规体系进行整合，制定出一部全面、先进、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的金融法典，为我国金融业的改革提供法律依据，培养专业化的监管人才 。

四、总结

金融监管的国际化是扩大金融开放的制度保证和前提条件之一，其实现程度最终取决于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程度和国际竞争力状况，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本文仔细讨论了我国目前发展状况的缺陷和当前国际形式，从而建立起更优的秩序和更健全合理的监管模式。进行这项课题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将传统的监管引入不确定性的领域，并对其进行发展和创新，以适应世界金融格局的变迁和空间、对象、环境的日益复杂与模糊所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约翰·伊特维尔，艾斯·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陈建华，程杞国．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金融研究，200o(o1)：l11—1l6

[3]徐克恩，鄂志寰．美国金融动荡的新发展：从次贷危机到世纪性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究，2008(10)：4—10

[4]陈启清．竞争还是合作：国际金融监管的博弈论分析．金融研究，2008(10)：187—197

金融监管模式篇(5)

关键词：金融管理；监管模式；中外比较

一、金融管理

金融管理顾名思义是指人们在金融活动规律中对以银行为中心的货币流通和信贷活动进行管理。这个过程是具有监督和协调的作用。金融管理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管理直接和经济发展相关联，而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建设。所以对于国家来说总是金融管理是至关重要的。而在金融管理体制中是以组织机构、计划管理、业务管理、信息管理、财务管理、人才开发、劳动定额、劳动组织、金融系统内外部关系、经济核算等组成的。在金融管理中每一个部分都要做好才可以很好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在中国互联网下的金融管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金融管理水平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发达国家相对于中国来说起步早，金融管理体制更加完善，所以中国一直以能够做到高水平的金融管理而一直在完善的道路上努力奋斗。我国也是一直在做出了相应的政策，来完善金融管理。为了实现货币供求平衡、货币的稳定值和经济的增长等对货币实行管理的目标这是金融管理的工作性质。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我国的金融机构中有越来越多的国外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对我国金融管理机构的重大挑战。在这个挑战中我国的金融管理机构是可以逆水而上，可以进一步提高金融管理水平。我国的金融管理体制才可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在金融管理中金融风险是最严峻的现象。在金融活动中金融风险会使经济收到损失。

二、监管模式

监管模式是国家对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监管法规的体制安排。金融监管模式一般来说有四种模式。一是美国模式，是一种专业监管模式。二是香港模式，这是一种与美国模式相似的监管模式。三是澳洲模式，是一种双峰的监管模式。四是英国模式，是被称为超级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FSA）。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主要是以银行、证券和保险一起组成监管协会。这是一种相对混合的监管模式。我国的这种监管模式的监管效率是较高的。三个部门的工作内容都不同，这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关系。但这三个部门都是在同一个监管局下工作的，他们的工作又是受到的监管。在这种的监管模式下，我国的金融管理的效率是有着很大的提高。而外国的监管模式是根据自己的国家情况来决定的金融监管模式。就比如英国的监管模式是采用混业金融控股集团模式。英国金融控股集团的总公司大多是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而且总公司一般是以银行的业务为主要经营，而子公司主要是经营证券、保险。在英国的公司内部是有着很严格的防火墙系统。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公司内部或者公司以外把公司的机密传播出去。英国的金融监管模式现在是统一监管。比起之前的分业监管来说，现在的统一监管模式要来的更加完善。

三、中外比较

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每个国家都采用了符合自己国情的金融监管模式。这就在每个国家产生了对比性。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的完善意见就是要突破市场的利率。要对中央银行提出放宽利率的意见。这样才可以是中小金融机构可以扩大利率，扩展更多的业务。这样中小金融机构才可以对银行开展更多业务。通过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的金融监管模式是要更加的完善这种金融监管模式。而对于美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来说，美国主要是以第三方管理工作为主。美国的金融主要是第三方的业务进行监管。美国是以网络支付为主，这样就可以减少财力物力。这样以第三方监管为主的管理模式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金融混杂的情况。要是在金融监管上出现了问题，就以第三方的相关管理部门来解决问题。在中外金融监管模式里，国外的金融交易方式是要经过正规的银行。非正规的银行是不具有交易权的，这样的交易方式是可以打击那些非法的金融交易。而中国的金融交易方式与国外的交易方式相比较，是要来的更有局限性。中国的交易方式主要是在专业的金融交易场所进行的。这种的交易方式的交易空间相对于国外的交易方式的空间要来的小很多。这就是中外金融监管模式下的一些差异。

四、结语

每个国家都要管理好金融机构，这样子才可以提高经济水平。对于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我们还是有一段路要走。我们要更加的去完善金融监管模式，这样才可以是国内的经济向发达国家前进，才可以防止资金的流失。对于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我们可以从中受到启发，在使之转化为适合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通过中外金融监管模式的比较，我们可以吸收好的东西，也可以将好的金融监管模式为目标，为之努力，使我国经济发展的更好。

参考文献：

[1]黄震.我国金融管理存在的现状[J].财政研究，2012.

[2]孙波.第三方支付国际监管研究与借鉴[J].中国报道，2013.

金融监管模式篇(6)

［关键词］金融监管；分业监管；混业监管；不完全监管

我国作为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浪潮中的一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我国金融业要放弃分业经营实行混业经营说到底是在安全与效率之间进行一种选择。因为分业经营更注重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相比之下混业经营更注重效率。特别是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实行分业经营能在很大程度上防范金融风险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传递。但我国的现实是已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金融市场将逐步对外开放，金融业将面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进入的强烈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的金融业依然坚持分业经营，不仅无法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还将丧失金融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效率，因此不论从发展我国金融事业这个角度还是从抵御国外金融机构冲击的角度，我国都存在金融业要实行混业经营的必要，而由此便涉及到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如何选择的问题，是继续实行目前的分业监管，还是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

一、中国金融分业经营体制的混业化发展要求改变其监管模式

在进一步讨论对中国金融业实行何种行之有效的监管之前，应先理性而正确地认识我国现存的金融业经营的状况。尽管我国目前从法律上规定金融业依然实行严格意义上的分业经营，但从金融机构实际业务操作来看，它们不断进行着边际业务的创新，已出现了混业经营的萌芽，这主要表现在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业务的一种交叉，并实行部分资源共享，为客户提供较为全面的服务，降低经营成本等方面。

例如我国目前出现的银证转账、银证通（存折炒股）和券商自营股票质押贷款等都是银行和证券业务混合的一种表现，银证转账和银证通使证券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的储蓄账户完成证券的投资和买卖活动，极大地便利了上班族和社会其他人士的投资活动。而券商准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是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合作的又一重要方式，它表明以银行为主的货币市场资金和以证券公司为主的资本市场资金中间的高墙已被打破，资金的沟通在规范化的前提下已开始进行。

保险公司目前也在和银行尽可能进行着各种合作，像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之间建立的售险合作，保险公司利用银行丰富的营业网点资源来推销保险合约，这样降低了保险公司的推销成本，提高了效率，而银行在与保险公司合作的同时提取了佣金，作为中间业务扩大了可利用资金的规模。还有像大众保险公司推出的“券商责任保险”以及国家允许20多家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证券市场，这使得保险业和证券业的混业经营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特别是我国目前出现的金融控股公司更加说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的混业经营是我国金融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比较典型的有光大集团、中信集团等金融集团公司。如光大集团控股或参股的企业有光大银行、申银万国证券、光大证券、中加合资人寿保险公司和光大国际信托公司。

相对于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潮流和向综合化发展的事实以及我国金融业出现越来越大的混业经营的趋势，我国的分业监管体制已明显滞后，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仍然各自为政，很多时候会形成监管真空，既不能在监管信息上形成沟通，也不能在监管制度上达到有效配合。因此对我国的金融业监管体制的改革是必须进行的，当前对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监管更是不可忽视的。

二、各种金融监管模式在中国适用性的比较分析

就目前世界上流行的金融监管模式而言，主要分为分业监管、混业监管和不完全监管三大类。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金融业经营的特点来选择适合于自身的监管模式，如采用典型的分业监管模式的国家有德国和波兰等，而采用混业监管的国家有瑞典、英国、日本等，巴西和澳大利亚则是采用较为典型的不完全监管模式。当然，不同的监管模式有着各自不同的优缺点，那么对于目前实行金融业分业监管的中国而言，在金融业已出现混业经营萌芽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要全面实行时，分业监管、混业监管和不完全监管，哪一个更适合于中国的金融业呢？我认为比较分析而言，不完全监管的监管模式更符合中国金融现状和发展趋势。

首先来分析分业监管模式（这也是我国目前采用的金融监管模式）对我国金融业未来出现混业经营的适用性问题。目前我国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按照银行、证券、保险划分为三个领域，在每一个领域分别设立一个专业的监管机构，也就是中央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大监管机构，负责各自领域的监管活动。这种监管模式适合于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状况，监管专业化的优势和竞争的优势还是比较强的，因为每个监管机构只负责相关的监管事务，有利于细分各项工作，有利于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但是分业监管模式恰恰因为监管的分业而带来很多缺点，例如因为监管机构各司其责，相互间的协调性比较差，所以常会出现监管真空地带，达不到有效监管，特别是有时三个监管机构的行为不统一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而且要单独设立各自的监管机构，会造成一定的机构庞大现象，监管成本会提高，被监管者可能因为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重复、分歧和信息要求的不一致性而降低其经营业务的积极性。在我国金融机构业务分业日益模糊，金融创新产品越来越多且归属越来越难以确定的情况下，这种监管方式对于维护我国的金融体系的安全和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更加难以奏效。所以要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状况，有效地提高中国金融监管的效率，那么中国的金融监管模式确实需要一定程度的改变。

现在再来分析另外一种监管模式：混业监管，也有人称它为统一监管，也就是说对不同的金融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均由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这个机构可以是中央银行也可以是其他机构。统一监管模式从节省成本的角度看要优于分业监管模式，因为统一监管不仅节省人力、物力和技术投入，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降低信息成本，改善信息质量，获得规模效益。统一监管模式还有相当的优点就是它的适应性是相当强的，随着技术进步和人们对金融工具多样化的要求不断提高，金融业务创新日益加快，统一监管是可以适应这种发展需要的，它不会像分业监管那样出现监管真空，进而极大降低了金融创新而带来的新的系统性风险，也会避免出现多重监管。

虽然混业监管有相当多的优点，但是我认为从中国目前的法律与金融环境看，不适于统一监管。因为统一监管意味着银行监管部门会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撤销证监会、保监会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同时将人民银行的省级监管部门和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部门合并，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在现阶段的中国，实行这种大监管并不一定会取得预期的满意效果，反而可能出现监管真空与监管无序的局面。具体来说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许多地方仅限于建立举报制度和兼职金融监管员制度，缺乏独立公正的社会机构监督，如信用评级、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况且目前的金融监管人员素质和监管手段都跟不上全面监管的需要。特别是实行统一监管会影响到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贯彻与实施。如果我国实行统一监管，银行的监管将从央行分离出去，那么央行与金融机构的信息沟通渠道会受到影响，央行所获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将下降，从而导致决策失灵，而我国的货币政策执行对中央银行监管职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若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力会降低，进而影响到货币政策的贯彻执行。所以在现阶段我国是不适合采用统一监管模式的。

那么我国应进行何种选择呢？基于对国外成功经验和我国国情的分析，我认为采取不完全监管的监管模式是符合中国金融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理想选择。不完全监管模式是一种在金融业混业经营体制发展下对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的改进性模式，具体有牵头式和双机构制这两种形式。牵头式是在多重监管主体之间建立及时磋商和协调机制，指定一个牵头机构负责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工作；双机构制是根据监管目标设立两类金融机构，一类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控制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另一类机构是对不同的金融业务的经营进行监管。巴西是较典型的牵头监管国模式，国家货币委员会是牵头监管者。澳大利亚是双机构监管的典型，自1998年开始不完全统一监管模式的改革。新成立的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负责所有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证券投资委员会负责对证券业、银行业和保险业的业务经营监管。

与统一监管模式相比，不完全监管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监管机构之间的竞争与制约作用，而且保持了监管主体在其监管领域的监管规律的一致性，既可发挥各个机构的优势，还可将多重机构存在的不利影响最小化。与分业监管相比，这种模式降低了多重机构之间相互协调的成本和难度，对审慎监管和业务监管分开进行，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特别是双机构制具有分业监管模式的优点，最大优势是通过牵头机构的定期磋商协调，相互交换信息和密切配合，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三、金融监管改革的方案设想

有效的金融监管模式必须有具体的改革措施来推进。我认为首先应建立更适合于不完全监管的金融环境和经济环境，然后还应建立一个机构来协调人民银行的银行监管部门和证监会、保监会的工作，并促使其监管向功能型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1．我国应由人民银行成立一个“金融协调委员会”，其职责是协调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的工作，且通过立法使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法制化；金融协调委员会可以对三个原有的监管机构进行整合，重新调配资源。金融协调委员会的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中的重大问题，协调银行、证券和保险的业务创新与有关的监管政策，对外开放及有关规范管理等。通过定期磋商机制，可以及时交流有关监管信息，界定业务交叉中的监管责任，解决分业监管中政策协调和配合问题，提高混业监管效率和整体水平。

2．从当前金融环境看，我国应逐步放松管制并加强与金融监管的结合。放松金融管制是当今国际金融发展的一大趋势，只有放松管制，混业化经营才会逐步完成，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相结合，既能推动金融创新也能使金融稳健经营。例如，可以出台放松管制的政策，增加经营业绩好的证券机构进入拆借市场的数量，完善对证券机构以证券为抵押的贷款办法。

健康的金融机构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动脉，在及时构建合理的政策法律框架与完善的监管体系后，建立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允许和鼓励金融业混业经营，必将大大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为我国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运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戴相龙．商业银行经营管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2］蔡浩仪．抉择：金融混业经营与监管［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金融监管模式篇(7)

双边合作模式的合作基础

（一）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两种博弈类型

双边合作作为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重要模式，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从投资、贸易、科技、文化到军事防务、争端解决，几乎涵盖国家交往中的所有领域。双边合作所表现出的广泛性，主要是由于在这一交往模式中，参与方数量少且固定，合作程度的可选择空间非常大，从对双方具有完全约束性的正式双边条约（bilateraltrea?ty），到不具有约束效力的谅解备忘录（memo?randaofunderstanding）、联合公告（jointpressre?leases），参与方可以根据议题的领域、谈判的时间、国内的政治情况自主决定最终进行合作的方式。双边关系的本质是典型的双人博弈过程，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会因为议题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博弈类型。在金融监管的双边合作关系中，国家其实面临着两类博弈情境。首先，国家与他国，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与本国金融市场相比，具有较弱竞争力的国家，在金融监管合作领域中呈现出典型的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式。尽管二者都明白在金融监管领域进行合作，对两国而言将获得更高的绝对收益。但同时，对于具有较强金融市场竞争力的国家而言，如果在金融监管领域展开合作，特别是就集中性较强的证券市场准入问题展开合作，会加大本国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融资压力。因此，对于处在这种金融关系中的两国，所具有的合作意愿是不同的，对于占有金融市场竞争优势的国家而言，并不具有强烈的合作激励。其次，金融交易技术手段的创新与便捷，使得巨额资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跨境转移，从而给一国的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带来巨大波动；与此同时，现代金融交易技术与金融交易工具的创新，也给金融犯罪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空间。就维护两国金融市场稳定，保护消费者利益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而言，两国的合作关系又体现出了“性别之争”［1］107型的博弈模式①。即两国对于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领域应当进行合作是具有共识的。但是，鉴于相关的金融利益集团在每个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有所不同，两国会在合作的范围与方式等具体执行问题中存有分歧。

（二）合作的基础

前文阐述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中的博弈类型，说明了两个国家面对金融监管的不同问题，具有不同的合作激励。除了合作激励以外，双边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建立，还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两国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威廉姆森将交易频率分为一次、数次和经常三种类型［2］35。交易频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两国间关系的联系程度。较高的交易频率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联系度较高，有着较强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的两国在金融领域具有较高交易频率，就意味着由此产生的较强相互依赖关系，将给两国带来较高的监管合作激励，进而提升两国进行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意愿。第二，两国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国家的同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国家的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两国如果同属市场经济型国家，且具有较为相近的政治制度，那么，两国就具有较高的同质性。金融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个具有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管理理念中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也会反映在金融监管领域，包括金融监管的目标、金融监管的水平和监管部门的实际执行能力。这种差异性越高，意味着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制度中的交易费用就越大，而过高的交易费用很可能使得双方对监管合作望而却步。如果两国政府能够克服经济类型的差异性，而决定开展金融监管合作，但如果两国的政治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则会使得政府间达成的合作方案，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最终获得通过的概率有所不同，而这将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顺利执行。第三，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主要是指各自对对方金融监管领域中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与交易频率有关，两国在金融领域的交往频率越高，势必对彼此的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的就越多。基欧汉与奈在关于世界政治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对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特征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强调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这种多渠道联系包括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三个层面①。跨国银行与跨国公司构成了跨国联系的主力。两国在金融领域中较高的交易频率，表明了两国跨国金融企业往来密切。跨国金融企业通过具体实践可以更多的、更为具体的了解对方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进而帮助本国政府在实践层面而非原则层面了解对方的监管法律制度与模式。第四，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决定两国能否在金融监管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关系的一个前提性因素。如果两国存在根本政治分歧，甚至处于严重政治对立状态，即使已经具备了前三项双边合作条件，两国也绝对不可能在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金融领域展开双边合作，甚至会单方面终止已经存在的双边合作关系。由此可知，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直接决定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存续。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制度双边模式的两个模型

（一）美国—欧盟间的双边合作模型

美国与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金融市场，代表了现代金融的发展方向。两个金融市场之间联系紧密，欧洲企业15％的股权融资来源于美国市场②，美国在银行业与其他金融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的50％是在欧盟，而在银行与保险领域的欧洲投资者将75％的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美国③。鉴于美欧金融市场如此紧密的联系，美国与欧盟在2002年设立了美国—欧盟金融市场监管对话机制（US?EUFinan?cialMarketsRegulatoryDialogue，简称FMRD）。美国与欧盟委员会派出本国的高层决策者与监管者，通过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会议实现双方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双方的会议议程，主要包括对各自管辖区域内有关监管政策变化的信息分享，解决双方的监管冲突以及协调双方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法规。由FMRD负责解决的问题包括同意逐步完成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与国际金融报告标准的趋同；由美国证监会（US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简称SEC）负责组建一个监管大型非银行性金融联合企业的部门，以符合欧盟对金融联合企业的监管要求；以及制定新的外国私人发行者撤销登记的监管要求。美欧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欧盟委员会在2005年的一份有关美欧金融市场发展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美欧良好紧密的金融市场关系，为两个市场间节省了60％的贸易交易成本，增加了50％的双边贸易量以及降低了9％的股权融资成本①。美国与欧盟之间的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关系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成果，主要是因为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在金融市场上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和紧密的市场联系，在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方面较为相似，对彼此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且金融企业间的联系紧密，符合上述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所有条件。#p#分页标题#e#

（二）美国—澳大利亚双边合作模型

美国与澳大利亚在2008年签订的备忘录（MOU）中，就两国在证券市场中对证券经纪业务以及交易业务的相关监管问题达成了合作共识。与美国—欧盟的双边对话机制所关注的监管合作范围不同，美国—澳大利亚在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监管合作共识的，仅限于证券市场中对跨境服务者，证券服务业务的监管权限分配问题。在这份备忘录中，美澳双方允许一方的证券经纪商在对方的司法管辖区域内，为对方国民提供包括证券经纪与证券交易两项业务的金融服务，前提是为对方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证券经纪商已得到了母国的严格监管。与此同时，两国的证券监管机构须对本国与对方国家的证券经纪商以同样的标准实施同样的监管行为②。美国与澳大利亚在证券市场对彼此的证券经纪商做出开放性的经营活动规定，源于两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在对于经纪商以母国监管为主的监管原则达成共识的同时，要求母国证券监管机构需与东道国证券监管机构时时共享对证券经纪商的监管信息，并保证两国的监管标准与所实施的监管行为具有可比性。美国—澳大利亚的谅解备忘录不仅要求双方的证券监管机构在监管标准的制定上进行合作，也要求它们在实施具体的监管行为时进行合作，以协调两国在证券监管方面的冲突，即真正做到了管制（regulation）与监督（supervision）两个方面③的双边合作。这与美国—加拿大间在对证券发行者监管问题上的合作模式有所不同。美国—加拿大“多重管辖披露系统（MultijurisdictionalDisclosureSystem）”中仅要求，加拿大证券发行者只要依照加拿大国内有关证券发行信息披露的规定做出了发行信息披露，就可以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发行证券④。美国—加拿大间在证券发行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合作，仅体现在了监管标准的承认上，并不涉及在具体监管行为实施阶段的合作，与美国—澳大利亚监管双边合作模式相比，在合作范围与程度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有学者（Pierre?HuguesVerdier）也指出美国—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在美国—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中，缺乏一个与双方都不存在利益关系的独立执行机构；其次，美澳间的监管标准是建立在双方各自的监管标准具有可比性的基础上的，而没有独立的、包含具体细节的，适用于双方的监管标准存在；最后，美澳间的合作关系并不牢靠。这种合作关系是建立在任何一方有权单方终止合作关系的潜在威胁基础上的［3］81－83。首先，对于Pierre?HuguesVerdier教授指出的第一个问题，本文认为，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关系中，很难在两国国内设立一个与两国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独立监管合作机构；两国也更不可能将合作监管下的执行任务交由除两国以外的第三方执行。这种高度的对外授权化行为，在关涉国家重要金融安全与利益的领域是不可能发生的。其次，关于两国应当制定独立的、具体的适用于两国金融监管合作关系的标准方面，在考虑时间成本与技术成本的情况下，这一做法似乎并不可行。这类标准的制定因为涉及双方在金融领域的根本利益，必然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谈判协商，对于一些根本性利益双方甚至很难做出妥协。与此同时，尽管双方在证券监管方面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双方在监管技术与监管机构的职能分配上都存有不同，完全的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后，对于合作关系建立在一方有权单方终止合作的基础上是否牢靠的问题，本文认为，任何一类松散的双边合作关系都存在单方终止的潜在威胁。显然，国家不会因为这种潜在威胁的存在而决定是否展开双边合作关系。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开展是建立在双方因频繁的交易活动、紧密的市场联系需要通过监管机构间的监管合作，以降低两国金融机构在双边金融交往中因监管政策法规冲突而引发的交易成本，减少市场风险传递的需求之上的。与此同时，两国的政治关系与市场发展状况也会成为决定监管关系存续与否的重要因素，而单方终止合作关系的潜在威胁并不会对监管基础牢靠与否产生实质性影响。

美国—欧盟间的双边合作模型，代表了一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参与方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高度一致，金融交往异常活跃，金融监管技术水平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双方较为全面的金融监管合作关系。尽管这种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仍表现出一定的松散性，但其合作范围广泛，有利于金融市场内不同部门在双边监管合作框架下更为均衡的发展。与之相反，美国—澳大利亚间的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型，反映了大部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的典型特征，即监管合作领域较窄，一般仅限于金融市场内的一个或几个部门，且每一个部门的监管合作均单独进行，并不存在一个全面系统的金融监管合作协议。尽管以美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型在合作议题方面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但对于全球化时代，金融市场混业经营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往往会因缺乏系统的监管合作协议而形成监管合作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