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知识篇(1)

【关 键 词】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作者简介】黄海蓉，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东莞理工学院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

在建党九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同时，还强调要“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由此看出，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他们广泛参与到社会管理过程中来，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增加和谐因素，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正确道路。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从事知识创新、文化产品创造和知识文化传播的人群。他们具有较强的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管理的主体，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社会管理创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知识分子政治参与对社会管理创新的作用

1.协助党和政府进行决策，实现决策科学化。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其实也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改革过程，难免会产生很多影响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复杂和专业化，决策难度越来越大，政府部门不当决策或者错误决策一定会影响到社会管理创新的开展。而要进行科学的决策，不仅需要领导者有高超的决策能力，更需要领导者运用智囊技术，努力发挥专家学者的聪明才智进行科学论证或者听取各方面特别是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在现代西方一些国家，许多政策总是先由学者科学地设计、周密地论证，而后由政治家（许多也是学者）决策和实施之。西方国家一些“智囊团”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构成的，是高级参谋部，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谋划。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曾经出现过的“盲目上马”“盲目引进”“重复建设”等决策失误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决策不科学，实际上就是缺乏知识的一种表现。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导者认识到了知识分子在决策中的作用与价值，在重大事物做出决策之前，一般也要广泛地听取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论证、评估、咨询。从内政到外交，从政治到经济，从常规问题到棘手的突发事件，一批批高级知识分子加入政府部门的智囊团，施展他们的知识，对避免决策失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2.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管理科学化。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1994年10月8日“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致辞时指出：“我们有了一批最有才智、办事能力强的精英分子，加入文官服务和参政治国的行列，这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一致的。”[1]他认为新加坡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与有一批政治精英的参与分不开的。我国的社会管理要实现科学化，也离不开一批知识精英的参与，他们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新方法，这是社会管理科学化的动力。知识分子个人或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组织承担起社会政策实施与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按照科学的规律去谋划社会管理，以科学的理念去指导社会管理，以科学的制度去保障社会管理，以科学的方法去推进社会管理[2]，这无疑有助于社会管理的科学化。同时，由于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还是一项政策性和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需要加强对社会管理基本理论、发展规律和实践经验的研究，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进行总结、梳理，知识分子由于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在这方面也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3.合理合法的进行利益表达，促进社会稳定。就中国目前的情形而言，许多底层的人们要么没有发言的能力，要么没有发言的机会，真正在社会中能够发出声音的还是知识分子，他们进行利益表达的渠道还是非常多的，尤其是网络的发展为知识分子多层次、多方位地参与政治提供更加充分的条件。而且，知识分子由于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他们懂得如何有效的参与政治，如何利用合法的正常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同时，知识分子强烈的政治敏感性使他们对社会上存在的现实问题和不合理的地方看得十分清楚，于是他们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探讨，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指出问题，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美好设想和建议，促使决策者和全社会关注并采取有效办法解决问题。再者，知识分子还是社情民意的表达者，是政府和民众间沟通的桥梁，他们可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还能够协助党和政府协调各方面利益、化解矛盾，更好地团结各阶层民众，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4.追求民主和法治，实现社会管理创新民主化、法治化。民主和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要求和最终追求，而知识分子对民主和法治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他们希望以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他们的参与对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民主化和法治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就民主而言，知识分子由于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政治觉悟，其民主精神、民主意识和政治素质都要高于其他人，通过理论上的探讨和宣传，能够给公众输入相应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提高他们的民主觉悟和政治素质，培养他们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使他们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同时，知识分子积极对不良行为进行批判，对社会上出现的模糊问题进行辩论和澄清，可以让公众明辨事非，使人们懂得什么样的民主行为才是正确的，引导人们积极从事社会管理创新。就法治而言，知识分子中聚集了一大批法律工作者，他们在完善我们的法律体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公平和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等等方面，起着重大而积极的作用。

二、完善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管理

创新的途径

1.知识分子要加强自我学习和教育，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知识分子虽然是掌握知识较多的一个阶层，但为了更好地参与政治，还是应该加强自我学习和教育，不断提高自己。首先要加强政治学习，掌握政治参与的知识和技能，树立政治参与的勇气和信心，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走出书斋，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创新中去。其次是要加强实践，知识分子要通过社会实践了解社会、了解群众、了解实际。只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参加到社会实践中去，到工农群众中去，脚踏实地地调查研究，才能真正掌握到全面情况，提出中肯的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或办法，并参与实施。

除了学习，知识分子还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保持自己的批判精神。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承担“社会的良心”的职责，除了他们具有丰富的学识以外，还在于他们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知识分子应该更新观念、摆正位置，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一方面，要理解自己的使命，珍惜自己的价值，增强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介入社会现实问题，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人格和学术的独立性，凡事凭着自己的良知和理性，有自己的自主判断、独立见解，对涉及民族、国家、社会、公众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保持自己独立的看法与意见，保持自己独立的批判精神，以人类的良知大力批判社会不和谐现象，化解社会矛盾、弘扬正气。摆脱依附性，不违心地去唯上，不把学术当作政治手段或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只有既关心政治，并敢于批判现实政治的不足，又坚持学术独立的心态，才是健康的，值得知识分子守持的心态[3]。

2.创造宽松的政治参与环境。“知识分子是否能自由的参政，是否能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见，关键是人们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环境，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政府”[4]。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这离不开人尽其才、充满活力的社会氛围，因此，政府应该努力为知识分子构建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创造宽松环境的前提在于信任知识分子。在一项调查中，当回答“知识分子发挥作用依靠的因素”这个问题时，排在第一位的是“公平竞争环境，高效激励机制”，其次就是“组织关怀，领导信任”[5]。可见，领导的信任和一个宽松的环境对他们是多么的重要。作为领导者，要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意识，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管理创新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充分的信任，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包括批评性的意见和预警性的意见。不切实际的部分应该宽容并予以解释，绝不能反感甚至打击报复。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可能拥有政治安全感、政治自信心和政治效能感，才可能大胆而愉快地参与社会管理。

同时还要尊重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权。参与的前提就是在政治生活中民众要有充分的知情和表达自由，知识分子有知识，有知识便有思想，有思想便有个人的独立政治见解和学术见解，就希望能够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因此，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权就显得更加的重要。调查也显示知识分子对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等方面的个人权利的要求比工人、农民等其他阶层更为强烈[6]。因此，应尊重他们的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权，广开言路，健全利益表达机制、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允许他们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发表对有关社会管理和社会问题的不同见解，给他们一个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空间。

3.全面落实知识分子各项政策，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积极性。首先，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邓小平曾说过：“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7]只有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氛围，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才能切实地感受到自身的价值，才会有足够的热情去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管理，为社会管理创新做出自己的贡献。其次，要真正落实“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知识分子政策。要充分信任知识分子，大胆提拔他们，重用他们，努力做到知人善任，用其所长，人尽其才。对符合“四化”标准而又适合担任行政领导工作的知识分子要注意选拔进入领导班子，并让他们有职有权；对符合党员标准的要吸收到党内来。同时，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彻底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待遇，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于理论和学术研究，积极地参政议政。

4.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组织进行协同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组织参与较之以个人参与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参与途径，组织能为知识分子提供一种制度化、组织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具有整合利益、缓解矛盾和冲突的作用，能够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增强政治参与的效果。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因此，加强社会组织建设，不仅是吸引更多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有效途径，更是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

目前，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团体、民间研究机构和中介组织等社会组织非常多，它们理应在协同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妨碍了组织的发展和其政治参与功能的正常发挥。如自主性、独立性不强，缺乏资金来源，组织机构不够完善，组织发育还不够成熟，政策法律制度还没跟上，覆盖的知识分子面还不够广等等。因此，要重视并加强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社会组织的建设，给它们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让它们迅速成长和壮大起来。同时，努力搭建这些社会组织协同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平台，凡是这些社会组织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尽可能委托它们提供，以充分发挥它们的专业优势，充分发挥它们的社会管理和公务服务职能。尤其要重视这些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这些组织在进行学术研究、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保持一股强大的独立力量。

注释：

[1]转引自谢光宇：《应辩证地看待儒学的功能》，载《孔子研究》2001年第5期。

[2]杨国林：《社会管理科学化的基本内涵及实现路径》，载《新远见》2011年第3期。

[3]杨 岚：《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独特社会功能的发挥》，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1年第4期。

[4]李维武：《徐复观与中国文化》第18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林樟杰：《论新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第47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社会治理知识篇(2)

论文摘要：文章论迷了在知识经济的祈时代，图书馆如何认清形势、更新治理和服务观念，用新型的甘理和服务及自身建设等题目。

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越来越清楚，知识经济的显性化是其最为重要而明显的特征之一。知识经济的出现向我们正确地展示了，社会经济领域中知识的强大功能和作用，在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交织作用下，图书馆作为信息服务、信息治理的社会功能实现的重要途径，作为社会发展的活跃因素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这是我们必须积极思考的题目。

一、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

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知识经济就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其主要标志是:第一，它以知识、智力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并如同劳动力和生产资源一样直接存在;第二，在经济生产发展过程中，知识可以形成产业经济，及以高科技产业为标志的产业化经济。作为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延续，知识经济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趋势，是当今时代经济特征的正确概括。

1.知识经济的本质在于知识经济化、经济知识化和知识产业化基础上的知识经济一体化。也就是说，通过知识、信息和经济的紧密关联、彼此渗透、交叉融合、相互包容的过程，使得经济的知识化趋向更加明确、知识和信息的经济功能日益明显，知识因素以越来越多的种类和越来越高的程度参与并融人经济活动中，知识经济就是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就是网络经济，知识经济就是数字经济，知识经济就是在线经济，知识经济就是社会因素相平衡的新型经济。

2.知识和信息的治理和服务，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发展机制之一。早在二十多年前，美国治理学家德鲁克己经开始积极关注知识经济，德鲁克以为，现代经济的主要职能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分配”，而不再是“物质的生产和分配”。乔·吉拉德指出，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的作用和功能，离不开知识和信息的公道交流和传递，离不开对知识和信息的收集、加工、整理和服务，对知识和信息的治理和服务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发展机制之一。

由此可见，图书馆尤其是高校图书馆，其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在知识经济时代所担负的历史责任无比重大。

二、圈书馆信息治理和服务的新环境

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特征中最为明确的就是知识和信息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基础和主要资本，知识和信息的治理构成了知识经济的基础。因此，图书馆在变革中的信息服务中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成为联结信息治理大系统与社会发展大系统的中介和桥梁。

1.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信息治理和服务的内容更加丰畜、层次更加多样、手段更加公道，知识治理和服务发展成为信息治理和服务领城中的热门和亮点。

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在信息治理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知识治理凸显信息资源中知识的强大功能，图书馆如何开发、共享、利用和衡量知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治理焦点，知识治理将信息治理推上一个新的高度。图书馆工作者，必须奋发学习，博学多能，努力工作，与时俱进。在对知识作为信息的治理，即知识交流治理，通过对知识的传播、消费、吸收方式的评价、选择和运作，发挥各种类型知识治理工具的作用，保证知识“广、快、精、准”的有效利用，更好地为读者，为社会服务。

2.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的信息治理和服务的主体理性化、经营市场化、集约化的趋向进一步明确，聪明型知识产业的异军突起，成为社会信息产业的“朝阳”产业。

知识经济它包括了人类发明和发现的所有知识—科学技术、治理科学、人文科学、行为科学的知识，是相对于物质和财富而言的人类智能活动的结晶，是借助各种现代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等)和信息基础设施加以有效传递和交流的知识信息。显然，这里的知识就是指与特定需求相接的，建构在一般信息概念之上的高层次信息。知识经济时代带给图书馆信息治理和服务的新的要求和新的机会。伴随着信息治理和服务的主体理性化，运作集约化，经营市场化的趋向进一步明确和强化。聪明型知识产业必将成为社会第三产业中的新的产业组织形式，而且一定会成为“朝阳”产业中的“朝阳”产业，成为其中最为刺眼的新星。

三、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信息治理和服务的发展对策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大格式，面对不断变革的社会信息大环境，图书馆工作者的唯一选择就是——重视现实，回应挑战。图书馆治理者必须清醒地熟悉和制定出正确而实际的对策，以进一步适应知识经济对现代信息治理和服务的更高要求。

1.更新治理和服务观念。

由于传统的信息治理和服务中知识治理和服务井未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因而现代信息治理和服务职员必须首先形成新的治理和服务观念，突出现代信息治理的知识性特色。通过有效收集和分析社会各种类型的信息资源，从中萃取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紧密关联的适时性，发展性，功能性知识信息，真正服务于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突出现代信息治理和服务的知识性特色，也就是要在加强信息的知识内涵的熟悉和分析的基础上，加强对知识、知识信息及其交流的社会组织体制、内在结构特点、具体活动方式的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具体运用于知识治理和服务之中。

对于信息治理和服务来讲，要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至为紧要的就是要确立知识治理和服务在信息服务中的地位，形成科学的知识价值观和知识创新观，并以此形成服务为本、面向社会、注重效应、追求卓越的知识治理和服务思路。所谓知识创新观，即以知识和信息等智力要素作为创新资本，科学汇集，公道组织，有向分流，有效分析知识和信息资源，把知识治理和服务作为促进知识增值能力的进步的重要途径，通过社会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并赖以形成不断提供，相互交换知识信息的社会知识大同盟，专门性知识治理和服务机构，将成为社会知识大同盟中的关键性配置气力。

2.强化治理和服务功能。

要把握知识治理和服务的社会功能，确立知识治理和服务在信息治理和服务中的地位，需要我们运用正确的方法。知识经济向我们昭示，外延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内涵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知识和信息积累的时代已经结束，知识和信息开发的时代已经到来;传播技术时代已经结束，高新技术时代已经到来，单一功能时代已经结束，综合化时代已经到来。知识治理和服务的社会功能是一个复杂的框架体系，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特征更加突出。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治理和服务的社会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第一，知识存储器功能。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加以有效蕴躲并形成快捷，方便，多途径的检索机制，成为“人的外脑”。第二，知识集成者功能。即在社会范围内的知识和信息大量积累和有序化组织的基础上，融人知识治理职员的聪明，使原有知识和信息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凝聚为针对性更强，适应性更强，功能性更强的知识和信息。第三，知识交流机功能。主要以网络为条件和基础，通过知识的交流和联结将相关人群有机地联系起来成为特定的知识共同体，以期人们在相互交流知识盅得到发展的新机会。第四，知识导航员功能。即运用计算机系统，数据库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内容分析，多元统计，人工语言，搜索引擎等支持手段，建立多元化的融知识定位系统，知识获取系统和知识反馈系统于一体的“知识导航仪”。第五，知识加油站功能。即力图建立超越传统信息系统的具有战略性地位的治理知识系统，以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多种方法，确保知识的公然性，可获得性和开发性。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治理和服务的上述社会功能，为各类图书馆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远景和用武之地。

参考文献

陈.构建企业信息服务平台的选择途径.情报资料工作，2003.270一72页.

何剑峰.图书馆创新模式初探.情报资料工作，2003.360一61页.

社会治理知识篇(3)

【关 键 词】政治意识文明；理性化；世俗化。

【作者简介】李 华，法学（政治学）博士，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人类政治意识主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内容，政治意识文明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则是上述不同层面的进步状态[1]。作为人类政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意识文明本身也是多维度的，深入地看，政治心理和政治道德属于政治人的认知、价值图式，是政治意识文明的心理之维；而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则是建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属于政治意识文明的理论之维。从根本意义上来说，理性化与世俗化是有效支撑和彰显政治意识文明性与现代性的两个核心特征[2]，而人类政治意识文明的基本特质和标志就在于其心理维度与理论维度的理性化与世俗化的有效获致。

一、理性化的认知和价值图式：政治意识文明的心理之维

人类作为有意识的社会动物，无论是面对自然抑或自身所处的社会都需要其进行以信仰和守持为基本归属的认知与价值图式的建构。人无认知及价值图式则无法直面其所处的自然与社会，“政治上，秩序与失序交替相寻，除非在日常事物的混乱之上察见一个超越的先验秩序，否则很容易导致绝望”[3]。此外，人类一方面以特有的方式建构分别与自然及社会有关的认知、价值图式；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亦在创造自身。因此，在人类的认知与价值图式之中，自然与社会的因素本身必然是相绞合的，即人类具有某种将自然伦理化与将社会自然化的倾向，以寻求消弭内心中对未知的恐惧，以获致内在与外在的稳定性。“天的现象的重要性从来就没有被完全忽略过。人一定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事实：他的全部生活都是依赖于某些普遍的宇宙状况的。日月星辰的升落，四季的周而复始——所有这些自然现象都在原始神话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的众所周知的事实”[4]。属于心理维面的认知与价值图式的理性化是文明政治意识的一个基本特质和内在要求，这意味着文明的政治意识必须以政治人对自然的去魅化的实践性认知为导向，必须以政治人对社会的主体化参与性认知为导向。此外，文明的政治意识还意味着政治人能够良好界分与权衡针对自然与社会的两种不同认知、价值图式。从人类政治意识的文明化进程来看，不同阶段的政治人在上述过程中分别是作为“下民”到“臣民”再到“公民”这三种不同性质的认知主体，分别受“神—人关系”“天—王—民”关系及“理性的人、自然和社会关系”这三重关系的规约，逐渐完成理性化的认知和价值图式建构的，这一理性化的认知、价值图式的有效完成即标志着政治意识心理维度的文明化。

首先，在人类政治意识发展的肇端，“神—人”关系主导着人对于自然与社会的认知和价值取向，是影响人类政治意识形成过程的最基本因素之一。“先前的人，觉得发光的大气，太阳和它的火，暴风雨时的云雷，诸如这一切，均系神自身，正像儿童把他的周围看作极乐世界，并把他的泥人，他的木马，当作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处于而同期的人类，也以一己的影像认识自然”[5]。因而神话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人基本意识形成之初的基本内容和展现形态，“神话就是那种意义的生命体，构成一种不但反映还阐明人生基本过程的语言”[6]。在政治思维完成“哲学的突破”之前，作为西方思想发源地的古希腊在一定时期内即是以《荷马史诗》所确定的人与诸神各处其所并相互影响的关系逻辑来作为人们认知客观世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基本图式。现实中的每个人、每重社会关系乃至自然现象都可由这一图式中寻求答案，在这一图式之下生活的人们多受非理性的神秘化思维所规导。当然，就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历程而言，这一经历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在荷马诗歌中所能发现与真正宗教情感有关的，并不是奥林匹克的神祗们，而是连宙斯也要服从的‘命运’、‘必然’与‘定数’这些冥冥的存在”[7]。随着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崩解，古罗马帝国这一巨大的政治体系将人与政治的关系拉远，这也造就了政治人的认知和价值定位的危机，斯多葛学派及犬儒学派所倡的特定政治意识即是这一过程的反映。其后，以基督教神学为内容建构的“神—人”关系决定着的人的认知和价值图式则标志着这一时期政治意识心理维面走向较为成熟的神秘化与宗教化。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一过程虽主要涉及非理性化与理性化的政治意识之间的张力，但这一过程亦反映出政治意识的世俗化倾向，无论是基督教对于凡圣皆有的纯洁心灵的赞誉，还是其对于局限于古希腊城邦范围之中的政治理想之超越，抑或以神秘主义式的平等替代现实人的不平等之举创，凡此种种，都反映了其时政治意识的世俗化倾向，对此的论述，详后。

就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来说：“中国人既理性早熟，冷静不足，辗转相引，乃愈来愈长于理性，短于理智。”[8]但在君圣“以德配天”这一政治逻辑之前，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之中亦不乏神秘主义宗教意识，建构人人皆囿于其中的“神—人”关系认知、价值图式。“于是以智的作用由自然抽象出来的观念，渐为憧憬的热情之色彩所美化，以至于渐渐神化而生出种种宗教的仪式出来。我们只要一读《尚书》之《帝典》与《皋陶谟》，便可知道那时候原始的宗教之肖影与‘上帝’的观念之为何物。那时候，一切的山川草木都被认为是神的化身，人亦被认为是与神同体”[9]。《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后世孟子所述之“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10]。及至汉代董生之“天、地、人”三策（“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孰能当是？”《春秋繁露》）亦是这一思维的遗存与改造，彰显中国传统政治意识的文明化的诉求与过程。

其次，人类政治意识心理维面的认知和价值图式建构在经历了上述这一以“下民”为主体，以“神—人”关系为主导的进程之后，渐而走向以“臣民”为主体，以“天—王—民”关系为主导的阶段。当然，从东西方政治思维发展的基本历程中可以看到，上述一前一后两个进程之间虽然有着历史的先后顺序及理论逻辑上的明确界分，但两者之间的绞合情形也是十分显著的。如果说以“神—人”关系为主导的政治意识心理维面的认知和价值图式的成熟建构满足了人们对于自己作为处于自然与社会之中的“人”的认知与价值定位的话，那么，以“天—王—民”这一关系为主导的政治意识心理维面认知和价值图式建构则在这一进程之后，确认了人类的政治理性，将人们对于其作为社会政治存在物的认知和价值定位过程很好地完成了。“你们会理解，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这种绝对效忠皇帝的神圣责任，在中国民众的心灵里，给了皇帝一个绝对的、至高的、超越的、全能的权力，对皇帝权力的绝对的、至高的、超越的、全能的信仰也保证了中国人民心灵中国家的绝对稳定和持久。国家的这种绝对持久保证了社会的无限延续和持久，社会这种无限延续和持久最终在中国人民的心灵中保证了种族的不朽。因此，正是对种族不朽的信念，来自忠诚的神圣责任产生的皇帝万能权力的信念，给了中国人、中国的广大民众，正如别的国家里宗教给人类大众所能给予的来生的永恒感”[11]。当然，上述的特质在东西方政治文明发展历程中虽然有其共性，但深究之，亦可发现东西方政治意识的这一文明化进程于此中的差异：“虽然在传统君主专制政治下，东西方均以臣民文化为主体，但东西方政治意识文明结构还是有所不同的：东方的政治意识文明几乎是清一色的‘臣民文化’，而西方的政治意识文明中始终蕴含着‘公民文化’。”[12]总之，人类政治意识的心理维面从“崇神”特质转向“崇圣”“崇君”特质的过程并非文明化的政治意识建构完成的标志，但却是人类政治意识走向文明化的一个重要的和必经的阶段。

最后，可以看到，以“下民”与“臣民”为认知与价值主体，以神秘化、单向度的“神—人”关系及“天—王—民”关系为主导的政治意识虽不乏文明性特质，包含政治意识文明成长的基因，但其还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意识文明。当然，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政治意识自身的发展问题，更是人类社会关系从传统走向现代长期过程的必然结果，作为政治意识承载者的现实的政治人在社会关系中解放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展现和决定了政治意识从传统走向文明的过程。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意识文明就其建构与承载主体来说应该是理性、平等和独立的现代公民，其价值诉求必是以理性化与世俗化为标的，因而政治意识文明心理层面的认知和价值图式的建构也是以理性化的人与自然及社会关系为主导的。当平等的政治人完成了对自然与社会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理性化认知和建构并在政治运作中彰显这种文明化的认知与建构之时，文明的政治意识之内容与意义都得到以实现。人类政治文明和政治发展的基本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基于政治人的独立与平等的基础之上，通过其心里维面认知与价值图式的理性化带动现实政治的公正性与有效性的过程。

总之，政治意识文明的心理维面涵括上述的政治人之认知、价值这两重图式，这一心理维面之认知图式主要涉及政治人对于自身、客观世界及二者关系的见地，而价值图式则主要涉及在这一见地形成过程之中所含有的主观情态与判评体系。这两重图式之间是关系密切的，人类对于自身与客观世界的认知中必然涵及主观价值成分，认知的必然性也往往导致道德的必然律。因此，上述不同类型的政治人认知图式中分别涉及其所欲求与含带的价值图式，即不同的政治认知必然有相应的政治道德与气质等内容与之对照，而认知图式、价值图式最终的理性化和二者关系逻辑的有效梳理则是政治意识获致文明性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标志。

二、政治合法性之理性化建构：政治意识文明的理论之维

政治人认知与价值图式属于政治意识的心理维度，认知与价值图式的理性化是文明的政治意识的重要标志。政治意识文明除了心理之维，还有其理论之维，从人类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和政治意识的基本特质来看，政治意识理论之维的核心内容即在于政治的合法性建构。因而，政治合法性建构的理性化亦成为政治意识文明化的重要标志。从政治合法性建构的主要内容的理性化来审视政治意识的文明化进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政治终极目的理论建构的理性化：对人类政治生活来说，处于政治上层建筑之列的政治意识文明必须以人类政治关系以及更为基本的经济关系为圭臬，进而彰显自身的能动价值。虽然由政治意识所建构的政治终极目的就其本质而言是由政治关系与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但政治意识对于政治终极目的之建构并不仅仅囿于这一逻辑。在人类政治意识文明化程度较低之时，以某种神秘主义或终结伦理为政治终极目的建构依凭的做法是很常见的。孔子将政治的终极目标归于道德化的“正”，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3]这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近似[14]。西方中世纪神学政治意识则将政治的终极目标归属于无所不能的上帝，上帝与信众的关系规约了政治的本质和终极价值。西方近代自然法学派以虚构的社会契约及自然人性为依据探究政治对人之生存与发展的终极价值虽意义深远，但仍未脱主观臆设之樊篱。功利主义政治意识更是将宏阔的政治终极价值关怀细微化了、个体化了。作为最后一个大哲学体系建立者的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一方面开创性地界分了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意义深远，为人类政治意识文明最终挣离神秘主义与主观自设的伦理价值羁络开创了道路。但另一方面，黑格尔对绝对精神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源动力的诉求，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定位的颠倒性使其最终仍未实现政治终极目的建构的去魅化，并非将政治的终极目的归导至其真正的基础——即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上。这一任务最终是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完成的，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政治意识文明与社会之间的逻辑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得到了科学的厘清，并最终将政治的终极目的与价值归旨至真实的社会基础，从而在根本上科学地界定了政治意识文明的本质及内涵。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文明的现实性、实践性与历史性并不排斥政治终极目的伦理性和道德性特质，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文明所建构的政治的终结目标不仅是科学的，更是包含强烈的价值关怀。这是对人类政治价值及其合法性存在真正的理性建构，仅从这一意义上说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意识的有效发展是人类政治意识文明化进程中的革命性成果。

其次，政治权威及其效能认知的理性化：卢梭坦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从根本意义上说，这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之义近类，无论人类有生之初是何状态，其必须经由政治社会及其中公共权威的调适与保障，方能走向真正的文明。就人类政治及其权威与效能而言，理想的政治生活是人人自得其乐又各得其所的状态，理想的政治权威乃是最终系于其制下的自由的政治人并为之所有效牵动的，理想的政治效能是兼具公共性与个人关怀，现实意义与道德关怀的。总之，政治生活是人类实现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保障，而政治的权威与能效则是有效实现政治为人类生存发展服务的重要内容，因此，人类政治意识的文明化必须以其对政治权威及其效能之本质与内涵的科学认知和建构为基础。无论是神秘化的抑或威权主义式政治意识，还是近似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政治意识，其建构的过程都是以其自身理论逻辑论证政治权威与效能的价值、本质与内涵为基本内容。柏拉图在其理想国的理论架设中以哲学王之超凡能力为基础保障了政治权威及其效能的价值与意义，中世纪神学政治意识则将政治权威及其效能分别系于超验的上帝和信众的救赎，自然法学派则以社会契约为据，将政治权威及其效能系于如黑格尔所批判的虚构的个人，功利主义政治意识更直接地以个人的幸福为依归阐析政治权威价值及其效能。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文明批判了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对于政治权威的绝对精神诉求与政治效能的超社会化诉求，在国家与社会的逻辑之中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权威与政治权威之异同与关联，从而既明确了政治权威阶级性与历史性，又肯定其必要性与价值，并论证其最终归于社会权威的历史必然性，而政治权威的效能也以阶级性与压迫性走向社会性和个体的自主性。正是由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科学性实现了人类对于政治权威及其效能认知的真正意义上的理性化，并因此成为人类政治意识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成果。

最后，政治权威执承者合法性论证的理性化：政治及其权威的价值一方面系于政治意识对于政治权威本身的建构与论证，另一方面，亦系于政治意识对于政治权威执承者的合法性之论证。因此，政治权威执承者合法性的理性论证与政治权威及其效能的理性认知、政治终极目的之理性化构建一道，共同构成了文明化政治意识的理论之维。一般来说，政治意识建构何种因素主导下的政治权威，就引带出相应的政治权威执承者的合法性。人类政治的起初，天神的权威为下民所共惧共敬，而这一重关系就决定了以神秘和苦行为基础的通天巫觋成为政治权威的重要执承者，其时，天神与下民之间的统属关系奠立于巫觋作为权威执掌者的合法性与必然性之上。及其后，君王以崇神、趋圣和保民这三重逻辑论证并保障了其作为政治权威在人间的最高代表的合法性。从西方政治发展的基本历程来看，无论是中世纪的“双剑说”所规导的神权与王权之关系抑或是近代真正意义上的“君权神授”观念，都将神权、传统与民意这三重因素部分地涵括进去。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天—君”与“君—圣”乃至“君—民”逻辑规设了君作为政治权威的最高执掌者的合法性：“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此外，作为政治权威重要承运者的官僚阶层，也是通过道德超凡趋圣加之举试的绩能保障其行使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现代政治意识则以“—公民”这一逻辑为主导，论证政治权威的公民权利属性及权威执承者的为民所制、为民所使，以公共法律与自我道德诉诸等保障政治权威执承者的公正与廉效。“显而易见，理论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这样一种政府：或作为最后手段的至高控制权力归属于社会整个集体，任何一个公民不仅对行使这种最终有发言的权力，而且至少在某些时候，被要求能在政府参政议政中发挥作用，亲自履行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职责”[15]。因此，现代西方民主政治逻辑下的政治意识有效地实现了政治权威执承者合法性论证的理性化论证，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政治意识文明性的有效获致。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识更是以更为深刻的理论逻辑和更为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为根本保障，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政治权威执承者有效定位和功能实现，从而从根本意义上标志着其政治意识的文明性。

三、世俗化：政治意识文明的内在

要求与根本归属

如前所述，政治意识心理之维和理论之维的理性化是其走向文明化的重要标志，除此之外，政治意识的世俗化倾向则是其实现理性化和文明性的内在动力和题中应有之意。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政治意识的世俗化展现的是现实社会中人的解放过程，而正是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解放为其心理和理论层面的理性化提供了最为根本的基础。此外，政治意识的理性化与其世俗化也是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的[16]。因而，前述政治意识的心理和理论维度的理性化进程已经包含和彰显着其世俗化的过程，而单就政治意识的世俗化本身而言，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政治意识建构和承载主体的自主化和全体化：在现代民主政治逻辑中，这主要表现为政治意识必须以理性化为基本导向，以自由、平等的自主公民为主体建构起来，并为之所承载和守持。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逻辑中，理性化的政治意识之心理维面已成为现代公民政治人格的基本内容，而理性化的政治意识之理论维面也是现代公民政治认知的有效提炼，是政治传统的有效传承，更是契合现代公民的政治实践与价值诉求的。而当文明的政治意识祛除其神秘性并获致其理性化时，其已非政治精英以某种特殊利益为导向所进行主观臆构的产物，而应是与现代公民的成长与自主性是紧密契合的，即政治意识建构和承载的主体必然体现为自主的和全体的现代公民，唯其如此，方能标志着文明政治意识的最终确立。当然，无论是政治意识的文明化抑或作为其实现文明性的重要表征的世俗化都是一个历史进程，因而，政治意识文明的世俗化与其说是一种最终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过程中的状态，政治意识的世俗化不仅是其文明性的重要基础和内容，而且也是其文明性实现的具体过程。“从国家的立场来讲，公民是最根本的，而其‘臣民’则是在这个表面之上的一个自相矛盾的陈述。人们经常说，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方面就是统治者不再将个人视为臣民，并试着将他们视为公民……但是我们需要指出，如果人们对于臣民/公民的转化问题太过认真，那么他就会无所适从。原因在于个人的臣民性会持续存在，而他们作为公民的身份至多会使这种臣民性得到升华和获得资格”[17]。

其次，政治意识承载范围的广泛化：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中，政治人之政治人格的不健全、底层民众的去政治化抑或所谓基于“理性的无知”的政治冷漠，都表明政治意识的承载范围在其心理维面必须走向广泛化。而就政治意识的理论维面来说，其承载范围的扩大化即是系统的政治理论的有效传播、传承和接受的过程。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所表明的那样，系统的政治思想和理论需要以灌输为主要的教育方式来为广大人民所认知与接受。当政治意识之心理维面保障了公民政治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而其理论维面又可以实现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有关政策与策略的理论那样，“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18]。即标志着政治意识承载范围的广泛化，亦即标志着政治意识世俗化进程的有效完成和文明的政治意识的有效达致。

总之，走向世俗化是文明政治意识的重要标志，而政治意识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不仅是与其理性化的进程相伴随和密切关联的，也标志着政治意识真正地在实现理性化的基础上为更加自主和更多的政治人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认知、理解和守持，这是政治意识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和最终归属。

四、结语：政治意识文明建设与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以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基本目标，作为政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意识文明与中国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是我们研究中国政治发展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一个重要关注视角。可以看到，较之制度层面及行为层面的政治制度文明与政治行为文明而言，政治意识文明积淀更深，在影响上也更为潜移默化，对其进行的改造努力亦更难一时达致，凡此种种，即表明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艰巨性。“如果我们将政治体制的改革仅仅理解为机构的撤并，人员的增减，权力和权利的再分配，那就十分幼稚了。观念的革新，思想的解放，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是十分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在经历了建国之后一段时期里非理性化的政治意识情态之后，如何在心理与理论这两个维面构建理性化与世俗化的、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意识文明并最终有效地作用于中国政治现实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意识文明走上了一条理性化与世俗化并行之路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个人利益解放带动了个人自主性和认识上的解放，从而使政治人的政治人格日渐摆脱传统特质，逐渐获致现代性的独立、自主与平等，政治意识的理论维面也在较好地吸收与借鉴的基础上，融合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的以及中国传统中的政治意识文明的优秀成果，有效地推进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从根本上说，只有理性化与自主性的公民方能有效承载现代政治文明，而只有世俗化与理性化的政治意识文明方能激发并有效保障文明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从而最终推动政治和社会发展。就中国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而言，应该关注在政治意识文明的心理维面如何摒除传统的认知倾向与价值连带，警惕政治冷漠与功利性价值诉求的出现，培育独立自主的政治人格，以现代政治价值与社会道德为重要目标与重要保障等问题。就政治思想维面而言，则应该关注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理论在借鉴与自我发展的基础上的科学性、实践性及有效性，此外，政治意识文明的心理与理论维面的理性化进程也必须与以公民自主性和权利有效实现以及公民政治认知的有效扩展和提升为基本特征的政治意识的世俗化要求相配合，从而最终实现政治意识的文明性和现代性。

总之，构建心理维面审慎与热情并重，理论维面科学化与实践性兼具，为民所有、为民所信以及为民所用的政治意识文明是中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基本动力和战略目标。

注释：

[1]虞崇胜：《论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2]当然这里所言的“理性化”虽排斥神秘主义与魅化的非理性以及狂热的感情化，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感情参杂其中的冷冰冰的理性。理性化不仅包含着审慎，亦涵及热情。“审慎对热情的冲突是一场贯穿着全部历史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我们不应完全偏袒任何一方……单只是热情或单只是理智，在任何谓未来的时代都不会使世界改变面貌，有如希腊人所做过的那样。”（[英]罗 素：《西方哲学史》第17-24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外，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理性本身的价值与合理性也是值得争论的，这在西方后现代思想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中有所体现，世俗化亦是如此，但对此本文暂不做深入探讨。

[3][美]麦克里兰：《政治思想史》第26页，彭淮栋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4][德]卡西尔：《人论》第64页，甘 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5][德]艾尔弗雷德·韦伯：《西洋哲学史》第25页，詹文浒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美]理查德·塔纳斯：《西方思想史》第19页，吴象婴、晏可佳、张广勇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7][英]罗 素：《西方哲学史》第11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2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9]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第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0]《孟子·梁惠王下》。

[11]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第75-76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施雪华：《政治现代化比较研究》第231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论语·颜渊》。

[14] 柏氏当然以其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建构为其政治终极目标诉求奠基，虽然亚氏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界分了做好人与做好公民之间的区别，但总的来说亚氏对于政治终极目标的阐述仍是以某种超高的道德为依归的，将政治最终视为一种“至善”的活动，把政治学称为“以最高的善为对象的科学”（《尼各马科伦理学》）。滥觞于亚氏的西方政治思维中的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之争虽然有着去伦理化，重科学实证的趋势，但无论是亚氏抑或在后世实证主义哲学兴盛之时，理性、道德与事实之争远未了结——其可以说贯穿于人类政治发展之始终。

[15][英]约翰·穆勒：《代议制政府》第79页，段小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6]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意识的理性化与其非常态的世俗化之间是有着内在张力的，民粹式的抑或全民运动式的所谓的世俗化、大众化必将导致贬低理性的狂热化，这在中西方近代政治历史中不乏可陈。

[17][英]昆廷·斯金纳、博·斯科拉斯主编：《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第48-4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社会治理知识篇(4)

【关键词】高中政治；教学思考；关注生活；鼓励交流

新课改提出了新的教育教学的理念和要求，它要求教师和学生都能将知识与实践、知识与生活、知识与能力有机的结合，以使知识更鲜活、更生动，更具生活的启迪力和熏陶力以及智慧的吸引力和知识自身的磁性，使学生体验受到启迪和拥有回到具体的现实环节，作为高中思想政治课，怎样切实地作到这些要求？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实践中，我感到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师需要拥有以下两种认识和坚持五种做法。

1 两种认识：

1.1 政治课原理，不论其深奥与浅显，它都来源于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智慧的结晶。因而，政治课理论只有回归到社会生活中，才能贴近学生的生活和实际，增强知识与学生的亲近感，从而使学生乐学、主动地学习。不论是经济常识的价值规律，还是哲学常识的唯物论、辩证法等等，它们都来源于对生活和生活现象的思考与科学的总结，就是说政治理论皆来源于生活。只有让学生对社会生活与知识原理之间建立了联系，学生才能感之深而爱之切。如此才能使政治课回归社会生活，让生活更为精彩地阐释政治课理论。

1.2 社会生活是使政治课生动鲜活的最好注释。社会生活是政治原理的来源，社会生活会使政治理论丰满而有血有肉。离开社会生活的政治理论对于任何人来讲，都会是遥远而无聊的、枯嘈而乏味的，因为孤立的政治理论使人坚信：它（孤立的政治理论理论）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只有政治理论的来源-社会生活，才会使政治课理论丰满、生动、鲜活，实用、切近。

2 五种做法是：

2.1 政治课本的许多事例因为课本更新周期长、选例大而远等原因往往显得旧、大、遥远，使学生感到空而虚，说教味浓。因而，作为政治课教师要善于搜集生活中、学习中以及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内的、离学生近的、学生感受实实在在的相关资料，用鲜活生动的生活来阐释政治课，让政治课回归实际生活，使之鲜活生动。如在学习矛盾的知识时，可就学生与老师、学生与管理、学生与学生食堂等关系引入，从矛盾的两个方面全面地去看问题。既使哲学知识回归到生活中显得生动鲜活，使学生切实地感到知识“有用”、“贴近”、“实实在在”，又从一定程度解决了学生思想上的一些问题。真正使政治课知识走进学生的生活，同时让生活更为精彩地阐释政治课理论。

2.2 教师要引导学生应用政治课知识关注社会生活。许多人文学科的知识其实离我们很近，就是因为我们从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知识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的这种联系、关系，因而使政治课显得“无用”、“大话”、“空”、“假”。如高一政治课中多年的高考考点----调整产业结构。我们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关注研讨身边的工厂、企业、村组、个体以至学生个人家庭的收入、经营结构，使学生清楚什么是结构？什么是产业结构？为什么要调整？调整会怎样？不调整会怎样？……随后可以结合学生的学业结构的分析。这样既学了知识，又学会这种思维方式，同时使学生感到知识与生活是紧密联系和相关的。对于某一社会生活和现象的小社会调查、小研讨、小搜集、小论文等都是引导学生关注社会与生活的好方法。还有如教学中哲学部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我通过引导学生使学生对易于混淆的知识深切理解：我问：“班上一个学生感冒了是班级的特殊性还是普遍性？”“10多个同学感冒了呢？”“班级的特殊性通过普遍性表现出来还是普遍性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呢？”……这部分的一个教学难点在与具体生活联系中会迎韧而解，且学生会终生牢记与理解。通过关注社会生活更好地理解、注释理论，使理论有血有肉、鲜活生动。

2.3 鼓励学生多交流。讲身边事、家中事的交流，既通了信息，又使学生丰富了知识。每个学生的生活背景、生活环境各不相同，他们就各有异于别人的生活认识、生活感受。交流的过程既是陈述与阐释的过程，又是思考的过程。课前几分钟的“我最想向大家说的事”活动，既有国际大事、又有生活琐事......使学生在感知、思考、联系中把生活与政治原理等联系在一起，生动鲜活地使学生自我认识到：政治理论就是生活的升华！从而更生动、更具体地理解二者关系。

2.4 挖掘地方历史、思想资源，让政治课回归实际生活，让生活阐释政治课理论。每个地方的历史和思想都与本地的经济发展、社会心态紧密联系。更是学生的易兴奋点和易关注点。同时，这个历史与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酸甜苦辣，本身就是一部经济常识、哲学常识、政治常识最好的阐释。如：古陈仓宝鸡是周秦文化的发源地，既有秦祖先千渭之汇时要让子孙“饮马于河”的宏伟理想，又有统一中国的壮丽诗篇；理想与现实、理想与未来、；自身与环境；物产与国富；七国的利益纷争，外交与伐谋……一桩桩、一件件无不是对经济、政治、哲学的最生动、最鲜活的注释。

社会治理知识篇(5)

摘 要：明确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目标在于促进高校教师和青年学生正确法治观的形成，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进而在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学教育三个层面分别讨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重要地位，明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意义 地位

一、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目标：法治观的形成

要把广大青年学生培养和塑造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捍卫者，就必须在广大高校教师和青年学生中深入开展以法治观的形成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1]传播和宣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让高校教师和青年学生懂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原理，领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在精神，进而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化为他们的法治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法治观的内容主要包含认知、情感两个方面，认知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认识和了解，情感指的是主观上对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的法治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使得高校教师和青年学生学会运用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的法治观或法治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去认识社会，理解社会，并指导将来的实际工作。

法治观无论对于高校的教师，还是普通高校青年学生，特别是法学专业的学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依法治国具体到高校中，就是依照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进行高校的建设和治理；教师和学生良好制度意识的形成，既可以降低高校的日常管理成本，也会对社区甚至社会形成积极的影响；正确的法治观还代表着公民对于国家制度和规范的信仰和遵守。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一般的法学（或法律）教育不同，其侧重的是法治意识形态的建设，这非常契合我国高等教育中对个人法治观养成教育的需求，可以说，其对于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学教育体系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意义

第一，大学生是社会的高知群体，是未来国家实力、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主义工作的接班人。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有助于根据高等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工作接班人的标准，制定全面的高校教师培养方案、思想政治教育方案和法学专业培养方案，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还有助于对高校师资队伍、教学计划、课程设置、课时安排、教育载体、教学形式及教学效果考核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审视。[2]高等教育的目标不仅仅在于对学生知识量的提高和技能水平的提升，更加在于对学生个人素质的全面塑造，在于以德育为核心的全方位独立人格的形成。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在培养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合格公民目标的指引下，有助于协调和平衡高等教育中德育与智育之间的关系，有助于重新审视课程设置的合理性，有助于对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的进一步调整。

第二，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机制的建立是引导广大高校教师和青年学生树立正确法治观的必要基础，法治观作为个人价值观、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的凝结和升华，是现实生活中处理法律问题的最终指引，高校青年学生正处于法治观的形成过程中，需要长期的、系统的、科学的法治意识教育和培养。[3]正确法治观的缺失一方面会造成社会中的公民意识虚无和法治信仰的缺乏，使人可能因缺乏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而作出对社会、国家、他人利益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另一方面，正确法治观的缺失，又会使人缺乏通过正当渠道表达诉求、通过合法手段实现诉求的权利保护意识。一个社会中法治观念的形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文化基础，是高等教育培养素质全面的公民的必备内容。现今高校由于招生规模扩大、重量不重质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重技能轻德育的培养模式等原因，出现了由就业率等并不全面的指标主导教育发展方向的现象。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重心是对高校教师和学生法治观和法治意识的全面塑造，是契合于我国建设自主型法治国家的目标的，是符合我们社会发展大趋势的。

第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机制的建立可以使得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落到实处，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三进工程”为依托，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长效机制为载体，高校可以尽快形成一个全面适用于教师、各专业学生、法学专业学生的教育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思想政治教育、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的指导作用。高等教育中目前存在的一大问题是高等教育与社会现实的脱节，学生在走出校门时，因为缺乏对现实社会的认识而可能对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产生偏激的看法，以偏概全的理解现实问题，更可能无法摆正自身位置，无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正确比较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异同，无法以正确的标准衡量我国社会的公平公正程度和社会发展水平。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不仅全面阐释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成就，同时直接、客观的提出了我国法治建设中既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仅对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做了全面详尽的分析，更概括性、纲领性的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和方法，明确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方向。这大大不同于我们教育中对法治理论的阐述和对法律规则的分析，是在宏观层面对我国法治发展进行全景式描绘，是实践性的，是符合大学生走向社会、服务社会、建设社会的实际需求的。

三、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地位

当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方法、机制和体系建设中都还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仅见的观点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都较多从宏观层面强调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在各个领域、层面、群体中的意义，很少涉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其二，都较多强调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内容，对方法和途径的研究明显不足；其三，缺乏对整体框架和体系的提炼，未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放置到高等教育中去全面和系统的考察和讨论。由上文论述的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重要意义可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高等教育培养素质全面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目标的重要实现手段，是塑造大学生公民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必要途径。对于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地位的确定主要是在以下三个层面上进行探讨：

第一，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高等教育的整体目标对于社会来说是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人才和科研成果，而对于学生来说是则是对个人智识和意识的全民塑造。从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与规划角度来看，对个人智识和意识的塑造应该符合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总体目标，应该与高等教育培养青年人公民道德、民族精神、社会主人翁意识的最终目的相吻合。因此，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是稍显抽象的，是整合在高等教育的目标中的。同时，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也会促进高校建设、管理流程向规范化、合法化的方向发展。此外，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步普及，将法治理念教育融入高等教育中，对社会整体思想和知识水平的提高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第二，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我们国家未来建设者的完善的价值观、较强的道德、正确的世界观。高校教师和学生是社会知识阶层的主要来源，是推进国家法治建设的主要力量，对其进行系统的、科学的、正确的法治理念教育是使现代化法律意思内化为其自身意识和思想的必要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意识、心理全面教育的过程，而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则可以走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爱国教育相结合的路线，以公民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将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整合，使二者相互渗透、形成互动和融合。

第三，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在法学教育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思想性、原则性、导向性的作用，其统领了法学教育中的各要素，其对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的本土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对我国民主法治发展方向的确立，是对法治意识和法治信仰的养成教育，是法律文化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体现了法学教育的时代性，因为其既适应我国法治的阶段性要求，又树立了我国法治发展的长远目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展现了法学教育的实践性，其描绘的和规划的都是我国社会的而非理论的蓝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展示了我国法治发展的渐进性和自主性特征，鼓舞了我国未来法律工作者的信心，强化了他们的职业荣誉感。如果说法学教育的目标在于提高法学专业大学生专业素养的话，就应该明确专业素质一方面是指专业技能，另一方面是指职业道德。针对这两方面内容，法学教育就可以分为法律知识教育和法治理念教育，而法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法治人才应该是兼具全面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的，因此法学教育在回应社会需求中要兼顾知识教育和理念教育。高校法学教育除了培养未来法律工作者的作用外，还有为社会贡献法学研究成果的功能。在法学研究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起到了指引研究方向、明确研究目的的作用。综上可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统领法学教育的路径、方式、内容的，是在向未来法律人展现我国法治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的。（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办公室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问答[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9.

社会治理知识篇(6)

国家立法是国家进行稳定发展的基础，国家法制建设的建立和实施都是为了实现民族强大和社会的安定繁荣，但是依法治国的理念的建设和施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决定于社会民众对于国家法律相关知识的了解和使用认同程度。

二、知法学法用法的重要意义

社会中由生活的人众多，每个人对于生活的认识都不相同，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为了更好的扮演自身多扮演的那个角色，有时会和别人存在矛盾和冲突等情况。因此为了社会在一个大标准的约束下，变得更加安定和秩序井然。因此为了为社会提供一个便于大家遵守和维护的大的社会标准，就需要国家法制的约束。为了使依法治国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为了使依法治国的相关知识和理念在大众中的普及认识度和知识接受程度不断提升，都需要依靠相关的法制思维和一定的约束方式等共同作用实现。加强社会法制观念，首先需要明确并且确立相关的法律标准，然后在日常法律的使用和维护中，加强那个对于法律约束力的建设，使依法治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不断提升法律在广大民众心中的重要性和约束力强度，使广大群众对于法律的约束力和执行力等都产生认同感，然后是广大民众不自觉的遵守和学习相关法律，并且按照法律相关理念等进行社会活动；第二，要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我国法律的认同感和学习意识，定时开展法律知识讲座培训等，在广大群众心中建立起初步的法律知识基础，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帮助广大群众建立乏力思维和灌输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社会意识，使人们对于国家法律的态度从遵守向尊敬转变，调动广大人民对于国家法律学习的积极性，使我姑法律和法制社会的建设逐渐从被动建设到主动建设过度，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责任意识等，促进社会的安定和稳定运作。

三、认识法律建设的重点

在我国社会主义的见过指导思想的领导下，国家党政的建立和国家法制的建立起最要的作用是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此对于法律的编写、确定和制作都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坚持民主的治国思想。同样国家和党政的思想只有通过在不断的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被体现出来，因此国家进行法律建设，其中涉及相关的国家党政、依法治国和广大民众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三者之间必须实现彼此联系和作用，才能从整体上实现依法治国的理想，建立是国家民众认同的社会系统，同时支持国家党政的不断前进和发展。在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阐述时，要注意党政国家等领导人要在执法过程中坚持以民为本和执政为民的两大思想，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使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断受到来自于国家法制建设的恩惠，从而对国家法律，国家党政以及社会等产生强大的认同感；其次，党政国家领导人在执政治国过程中要按照已发治国的思想来进行，对于社会中每一个社会角色平等看待，在执政执法的过程中，坚决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程序和事项陆续进行，不在执政过程中利用职权的便利行个人私欲，确保国家法律建设和实施过程中一直保持公正和公平，从而使国家法律的建设不断在社会中得到认同和尊敬，在不断实践的过程当中在广大民众心中和社会中建立起国家法律的威信；最后，在国家程序发展和维护社会安定稳定的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保持已发治国和执法为民之间的协同统一关系。依法治国是对人民群众第三，执法为民与依法治国内在统一。执法为民，是民众在日常的生活中，按照法律约定的不断受到来自与社会的关注的支持，使其生活得到保证和相关保障等，而依法治国是在法律建设的基础上，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稳定，使国家的人民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为了缓解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出现的频率和发生等，从而建立的对于每一个社会角色都进行要求和需要的社会法制，因此执法为了是一实现人们稳定生活的获得价值，而依法治国是在人们在社会中获得相关价值时，需要共同承担社会安定维护的责任[3]。

四、实现法律全面融入社会的相关措施

1、思想由遵守向尊敬法律转变

目前对于国家的治理和法制的建设，一般是进行强制性的文件对某些事件不断定义标准从而陈列出各种法律约束条款，使民众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以及在社会中的各种活动都受到来自于国家相关法律的约束，从而使每个社会角色在法律的约束下，共同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但是目前国家广大民众对于法律的认识还停留在遵守的层面，正是因为如此，国家民众对于法律内容指挥从表面直观的进行信息读取，然后将法律的相关约束内容加入到日常的生活中去，平常民众不会读国家法律中陈列的相关条款的出现追溯原因，因此只是在社会中形成了遵守法律的敬畏心理。但是目前国家法律的建设要逐渐将建设方向从遵守法律向尊敬法律转变。在日常生活张，通过实践活动等加强国家法律在民众心中的威信度和信仰的建立，从而主动实现和维护国家法律的实施推行，从而达到知法、懂法、守法、维法的境界。

2、全面推进法治宣传

全面建立法治建设社会，人民群众是建设的主体，只有全面实现广大人民去找你红对于国家法治社会建立的认识，才能真正在全面范围内建立法治社会，合适实现全民懂法、知法、尊法的局面。因为要完成全面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首先需要针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相关知识的传输和基础认识的建立，使广大群众对于法治社会等都具有基础的认识；其次是要定时由相关地县及城市中，开展当地小范围的知识培训和讲授，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帮助人民建立全面正确的对于法治社会的认识和相关的法治观念等，为全面推行和建立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打下知识和认识的基础，为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国家建立的法律治理的观念等产生认识和认同创造基础的懂法律和知法律的基础；最后要注重加大法治建设和法治管理观念的宣传，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知识进行普及，使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法律有一个基础的认识和了解，加强国家法制建设和法律普及的实现，除了正规规范的书面文件的形式，还可以通过对各种电子媒介的使用，设置各种形式的教育内容等开展法律知识的介绍和普及，使人们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法治思维，为实现国家社会全面依法治理创造条件。

3、建立标志性人物，强化领导标志

（一）加强法治知识建设

领导人一直对于整个组织的发展状态等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并且随着国家相关部门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法治建设越来越重视，并且指出在之后国家党政的工作中，要注意给予法治意识强，且执法手段和意识强劲的领导干部更多的建设和发展的机会。由此可以得到相关信息，国家党政领导人对于依法治国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决心，以及国家部门在选择和决定领导干部时，对于领导人的法律知识储备、对法制社会建设的认识，以及相关的执法手段是否坚决强硬等非常关注。正是因为如此，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党政部门的领导提升自身法律知识的储备和加强对于法治社会建设的认识等不仅可以对于社会法制建设和实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提升自身的社会贡献的价值，同时还关系到自身职场的发展前景等。因此国家党政领导人对于法治社会建设和依法治国思想等要不断思考和行动，不断学习系统的法律知识，并且将学到的相关法律知识在日常的执政各管理中进行实践运用，促进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推动国家法制社会建设活动的发展进程。为了使国家党政领导人等不断对自身能力进行充分和补充，可以定期组织相应级别的国家党政领导人定期开展法律知识的培训和进行系统学习，同时结合当前社会中出现的法律事件等对于当前社会法律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和了解，以便其在之后的工作过程中，能够通过对于法律知识更深的了解来进行相关事件的处理，促进国家党政领导人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相关理念。

（二）积极建立典型形象

对于人们的学习习惯来说，有很多不能直接从全面、详细、抽象的书面知识中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和理解，反而更能通过实际事例等来对相关知识进行进一步的理解和消化，因此组织国家党政领导人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并将其法律知识和理念应用到实际工作过程当中，因此在组织学习过程的当中，要树立典型的教育形象。对于表现比较好，学习认真，工作贯彻落实实施力度大的领导要进行宣传表扬，使其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不断强化；同时还要注意反面教材的建设，对于学习不认真，表现不好，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没有认真贯彻落实法律治理理念的，要给予适当的惩罚和警示，防止大众学习其行为。

4、全面法治氛围建立

对于任何知识的学习和使用，氛围的营造和环境的建立都死非常重要的。人总是能够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从而对自身的行为意识等进行改变，使其变得更加迎合大众的普遍口味。因此对于法律知识的学习上面，也需要在社会中全面建立起法律知识的学习氛围，在社会中全面开展学法、尊法、守法的大环境，促进民众为了更加子啊社会集体中更加贴近大众生活而改变自身，重视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法律的使用和维护。

五、结束语

社会治理知识篇(7)

关键词 政治课 实效性 研究 视角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关于政治课的实效性，一直以来都是持有怀疑的态度，有部分人甚至主观地认为政治课实效性低。造成这个判断的原因就是政治课实效性的视角过于单一。也正因为如此而导致政治课实效性要比实际低。因此应该从多个角度来看政治课的实效性，以还政治课一个较为合理的评判，进而增强对政治课的信心。这里将初步介绍几个视角，为政治课实效性的研究找到其它出口。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视角，（1）政治课的地位；（2）政治课的任务；（3）政治课的功能。

1政治课的实效性体现在其所处的地位

政治课的地位是指政治课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作用。从政治课的地位的角度来看，政治课的实效性体现在其地位的维护。政治课的地位表现在众多的层次和方面。因此对政治课实效性的考察也是多层次的。

1.1从课程设置来看，政治课实效性体现在其作为我国学校的一门主要学科的地位

政治课作为我国一门主要学科的地位由政治课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即政治课是一种特殊的德育课程和政治课是一种显性的课程这两个性质决定了政治课作为学校主要学科之一的地位。因此，要理解和判断政治课实效性，一方面需要考虑政治课是否起到作为一种特殊德育的作用，即它对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否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要考虑到政治课是否是一门“完整的”“正式的”学科课程。

1.2从学校德育来看，政治课实效性体现在其是我国中学德育的核心和主渠道的地位

政治课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专门性德育和直接性学科德育，是一种论化、系统化、科学化程度最高的德育形态，它影响着整个学校德育的方向，是其他教育因素发挥德育作用的重要条件，对其他德育途径作用的发挥起主导作用。而这种“直接学科德育课程主导性的关键在于其质量和控制力，在于其课程内容和思想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在于对其他各种教育因素、途径、力量、影响的控制力”。这就决定了在考虑政治课实效性时，必须考虑政治课的科学性和控制力。具体体现在中学的政治课是否集中体现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反映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主导性要求，是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渠道；是否影响和引导着其他学科德育和社会德育的方向，统领学校的德育工作，是学校其他教育因素发挥德育功能的重要条件。

1.3从学校性质来看，政治课的实效性体现在其是我国学校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标志的地位

学校不仅要开设渗透性的德育课即一般性知识文化课，而且要开设专门性的德育课。政治课由于其培育德育的专门性等特点，使得它成为我国教育目标和方针的重要体现，进而成为学校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标志。因此政治课实效性体现在政治课作为我国学校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标志。不同的阶级和民族总是依据本阶级和本民族的思想观点、政治准则、法制纪律和相应的道德规范去教育和培养符合自己阶级、自己民族利益和要求的对象，朱开轩同志在《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纲领》一文中曾指出“德育既包含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对教育培养人的素质的普遍要求，更贯穿着一定社会制度的国家对教育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等方面的某些特殊要求，后者体现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教育性质的本质区别”，可见政治课满足我国对教育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等方面的某些特殊要求使其成为我国学校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标志。

1.4从全社会来看，政治课实效性体现在其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的地位

思想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在思想建设中最重要的又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政治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培养学生关心人、体贴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帮助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因而政治课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因此政治课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政治课实效性体现在其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作用。在评价政治课实效性的时候，应以此为突破点，特别是看政治课是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核心内容；是否以青少年为重点教育对象，是否以青少年的需求和身心特点为基点，确实以学生的思想建设为核心任务。

2政治课的实效性体现在其完成的任务

政治课的任务就有学生发展的任务和社会发展的任务两个方面，其中学生发展的任务是根本任务是直接任务，社会发展的任务为间接任务。学生发展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传习一定的知识内容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能力，即以知识传授为基础和载体，以思想品德教育和能力培养为导向和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知识传授任务的完成是政治课实效性的基本标志

政治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从学生适应社会公共生活和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实际出发，对学生进行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教育，即“知识传授”。因此学生对所学知识内容的掌握程度和运用情况是判断政治课实效性的基本标志。然而政治课知识体系的内容很多，按其性质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公民品德常识和马克思主义常识。在不同的教育阶段，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又有所侧重，一般来说，小学、初中阶段以公民品德常识教育为主，高中、大学阶段以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为主。因此对于政治课实效性的考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

2.2思想教育任务的完成是政治课实效性的重要标志

政治课要用“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和学生实际，帮助学生逐步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养成遵纪守法和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增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情感，逐步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基础”，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即思想品德培养。因此，思想教育任务的完成是政治课实效性的重要标志，而任务的完成又体现在学生通过思想政治课的学习而发生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的变化情况。也就是说学生通过思想政治课的学习而发生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的变化情况是衡量思想政治课实效性的重要标志。

2.3能力培养任务的完成是政治课实效性的重要尺码

政治课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教育，其目的主要是通过让学生掌握必要的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行为规范方面的理论和知识，让学生知道什么应该做，应该怎么做，是认知方面的能力。与其他途径或学科课程所要承担和应该解决的具体能力来说，政治课培养学生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分析有关社会问题和自身思想问题的能力，即“初步使学生在基本的思想观点和道德概念上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可见政治课要培养学生认知能力，为以后实践能力的形成奠定认识方面的基础。认知能力培养任务的完成是政治课实效性的重要尺码。

3政治课的实效性体现在其发挥的功能

政治课的功能是指政治课在客观上所发挥的作用。关于政治课究竟有什么功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笔者看来，政治课具有社会功能、个体功能和教育。对于政治课的实效性主要体现在其发挥的功能。

3.1政治课的个体功能是政治课实效性的一个基本砝码

政治课的个体功能，是指政治课对个体品德的培养与教育，是中学政治的直接功能。政治课对个体的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个体生存功能、个体发展功能和个体享受功能。政治课个体功能的发挥是其实效性的一个体现。政治课是否帮助个体生存，是否促进个体发展，是否满足个体享受的需要是其实效性的表现。从个体生存的需要来看，主要看政治课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是否包含适应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价值观、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从个体发展的需要来看，主要看通过政治课的学习，中学生的思想品德是否发生变化。从个体享用的功能来看，政治课是否起到德育、智育、美育、体育、心育的育人作用，是否满足了中学生培育自身思想品德的需求。

3.2政治课社会功能的发挥是其实效性的一个重要砝码

教育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教育具有社会功能，政治课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同样具有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传承社会文化。政治课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传承社会文化功能的发挥是其实效性的一个重要砝码。对于政治课实效性的考察，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量：是否具有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是否通过培养高素质的学生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是否进行的文化的传递和发展，是否增强了学生的文化适应能力和文化创新能力。

3.3政治课教育的发挥是其实效性的一个必要的砝码

政治课的教育指的是政治课中德育对智育、体育、美育的促进作用以及政治课对其他科目学习的促进作用。“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政治课除了要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质外，还具有促进和保证学生更好地学习，更好地锻炼身体的意义。一方面促使学生正确认识专业学习的意义和价值，认识身体健康对自己人生和社会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发掘和激活智育及体育过程中原有的德育内容，如各科教学中所涉及的人物生平业绩、治学态度、精神追求，促使他们能够深刻认识自我，认识自我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进而恰当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后，政治课的学习对其他科目的学习也具有促进作用。政治课是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的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常识课，能使学生的智能得到较好的提升，使学生获得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如哲学知识、经济学知识、法律知识、伦理知识、国情与国策知识等，提高学生分析和处理社会问题和自身思想问题的能力，包括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即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处理有关社会问题的能力。这些知识和能力的获得也可以用于其他科目的学习中，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其他科目。因此政治课的教育是其实效性的一个必要砝码。

综上可知，政治课的实效性包括政治课所处的地位、政治课所完成的任务、政治课所发挥的功能等几方面的内容。对于政治课实效性的考察，应多角度、综合地来看。

参考文献

[1] 佘双好.现代德育课程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86.

[2]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

[3] 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

[4] 教育部.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2）.

[5] 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M].李其龙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