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发展篇(1)

关键词：哲学文化；竞技体育；矛盾；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8)03-0058-04

Abstract:From under the philosophy culture fieldof vision, discovered athletics sports is selected the dual characterwhich the country system, athletics sports commercialization, the spor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thletics goal and the humanities spiritcontradictory existence and displays, then utilizes the comprehensiverelation the viewpoint to find between these contradictions therelations, studies athletics sports develop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judgement the strategy, only has balanced and in coordinated athleticssports each contradiction, can cause the development which it obtainswell, continues.

Key words: philosophy; athletics sports; contradictory; development

1 引 言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竞技体育也不例外。在哲学文化视野下，结合我国竞技体育的实际情况，分析竞技体育存在的矛盾，研究制定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策略，不仅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2 竞技体育发展中的悖论

2.1 举国体制与竞技体育商业化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矛盾

一个国家的竞技体育，到底是要由政府来办呢？还是要由市场来办？

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采取的一种“垄断”形式，这种体制为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与我国计划经济相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将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有效的体制。换句话说，没有“举国体制”，就没有中国竞技体育今天的辉煌。但是，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必然带上了这个历史时代特有的烙印。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国际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世界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趋势，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变化。竞技体育作为一项社会主义公益事业，在过多强调其政治功能的同时，必然会限制竞技体育的经济功能和娱乐功能的发挥和拓展，因此也必然排斥商业化经营和市场机制，从而给竞技体育带来了诸如国家负担过重，经费投入不足，缺乏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弊端。

那么，竞技体育商业化是不是就能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就能促进竞技体育的发展了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同样适用于我们对竞技体育的理解。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缺乏雄厚资金支持的体育将是苍白无力的，不但难以发展，还难免逐步萎缩。近年来的实践表明，竞技体育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以产业方式运作，逐步形成自身产业，可以更好地实现自我支持和发展，不断给竞技体育注入新的活力，实现良性循环，并带来更多机会。蓬勃发展的足球产业、博彩产业、竞赛产业等都是很好的佐证。目前世界上实行职业化的国家已达40多个。现在，一直坚持业余原则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对部分项目的职业选手解禁，刺激了更多的有条件实行职业化的国家走上职业化道路。由于竞技体育的高度职业化和其与大众体育福利的日益背离，在一个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体制中，商业化就成了竞技体育在市场经济中求得生存的必然归宿。竞技体育通过商业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无论在发展速度还是传播广度上来说都是空前的。可以说，竞技体育本身的特点使其具备了商业价值，而竞技体育的商业化又使竞技体育获得了高速的发展。

“过”与“不及”都不利于事物的发展。商业化的运作给竞技体育比赛带来变革，但过度的商业倾向和商业操纵也给竞技体育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损害了竞技体育的最本质特征――公平竞争，导致竞技体育“异化现象”发生，如：服用兴奋剂，黑哨等。当前商业化的竞技体育倾向于对英雄主义和获胜的强调，而忽视对竞技运动中审美的强调。商业化的竞技运动大都试图通过戏剧化的表现方式带给观众以深刻的印象，把竞技运动包装成纯粹的娱乐活动，而忽视竞技运动的教育功能和文化价值。当商业化发展到极至时，奥林匹克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便成了“竞赛表演业、广告业和拍卖业的混合体”。

2.2 体育科技与体育精神的矛盾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永恒的,然而当被贪念欲望所驱使时,在竞技运动中，利用科技成果作假舞弊以及摧残人性的异化行为必然会出现。

2.2.1 兴奋剂问题

体坛使用兴奋剂是由于竞技体育“更高，更快、更强”的要求和运动成绩不断提高越来越接近人的体能极限之矛盾所决定的。矛盾双方的对立与统一的规律决定了兴奋剂问题的演变和前景，兴奋剂的出现本身并不构成这对矛盾，而是由兴奋剂带来的两大危害（公平与健康）引起人们的关注，才逐渐建立起反兴奋剂的意识和策略。国家、集团、民族和个人政治、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的驱动是兴奋剂泛滥的原因。而最终结果将可能使得现代竞技体育比赛演化成为化学药物的比赛，使竞技赛场成为显示药物能力的场所。不但损害运动员的机体和心灵，还伤害公众视体育明星为英雄偶像的美好情感。

事物是变化发展的，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量变是质变的前提，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当一名运动员以不正当的方式（使用兴奋剂）赢得比赛并获得巨大的声望和物质利益时，其他的运动员将会仿效该运动员，一旦在体育比赛中服用兴奋剂成为常态，竞技体育将走向毁灭的边缘。如备受兴奋剂丑闻困扰的环法自行车赛已被呼吁停办，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主持过是否将自行车项目从奥运会剔除的讨论。运动的作用可以代替药物，但所有的药物都不能代替运动。

2.2.2 高科技体育器械

竞技运动的较量是新器械的竞争还是人的体能和技能的较量？运动成绩的提高是人的胜利还是器械的胜利？

当美国游泳神童费尔普斯穿着连体“鲨鱼皮”泳衣，夺得雅典奥运会4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当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广泛运用于竞技体育，使得现代竞技体育比赛成为体育器材、设施现代化的比赛，使竞技赛场成为显示民族、国家竞技实力和科技水平的舞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看就是，部分制约整体，局部影响全局。别人在竞技运动中使用了高科技，成绩提高了，取得了比赛的胜利，自己要想在竞技中取胜，当然在科学技术方面也不能落后了。于是高新技术不断被广泛应用到竞技运动的训练、竞赛、装备之中，极大地促进了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但是科学是柄双刃剑，任何一项科学发明，无不隐含利与弊的双重性。谁也不会否认科技发明创造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但发明并不都造福人类，转基因、、兴奋剂等都以大量的例证，说明了这些发明的弊端和对人类的危害。设想一下，假如用高科技制造穿上就可以飞奔的跑鞋，即使普通人穿上它，竞赛成绩也会以惊人的速度“提高”，那么竞技运动中的人，也就变成了一件附庸品。这样的体育竞技对人类自身，还有什么意义可言!体育精神也将无处可寻！

如果从古奥运会纯粹的人类运动技能的展示、较量，演变为现代奥运会展示科技“药物”和“武器”的化学及科技大战，这到底是竞技体育的进步？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竞技体育挖掘的，到底是人身体的潜能还是科技的潜能？利用药物挖掘所谓的“人体潜能”，是对人的一种摧残，是对竞技体育的一种抵毁和扼杀，它失去的是“体育”之真义。竞技体育是运动员竞技运动技术的比赛，更是运动员体育精神、意志品质、心理素质的较量。科学的运用和技术的完善固然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但是同物质化的奖励比赛一样，它只能是体育进步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体育的终极目标。[3]

2.3 竞技成绩与人文关怀之间的矛盾

要竞技体育成绩的不断提高还是要运动员的健康保障？这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它是对人生的意义、目的、追求的探索，具有为人们的行为定向的根本意义。当竞技体育成绩越来越与政治、与国家竞争甚至综合国力挂钩时，当竞技成绩与人文关怀发生冲突时，运动员、教练队伍该作出如何的选择？国家和社会大众又希望他们作出如何的选择？这是一个两难命题。似乎选择了竞技体育成绩的提高，就必须牺牲人文关怀；而选择了人文关怀，就难以取得成绩的不断提高。

我国90%以上的运动员是从少儿开始投入专业训练，运动训练中常用的手段是“时间战”和“消耗战”，以“苦”为常态，片面地延长训练时间以增加负荷。运动员每周要进行30－40小时的训练，“从实战出发，从难，从严，科学的进行大负荷训练的是他们的训练原则”。以山东省为例，田径选手60岁以下死于心脏病的占总死亡人数的56.26%;排球为62.53%，举重为67.12%，而40岁至60岁的退役足球运动员心脏有疾患的达到100%，这些数字大大高于常人的比例。在竞技体育中运动员不断追求超越极限，超越他人，超越自我，并把它作为获胜的标志和竞赛的目标，体育运动并未给运动员带来身心的健康，大多数运动员都是带着伤病告别赛场，有的甚至留下终身残疾。”[4]

2004年雅典奥运会赵蕊蕊的旋风上场与旋即受伤，2006年都灵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自由滑比赛，在做四周抛跳时由于配合上的失误，张丹重重的摔在冰面上……运动员的容易受伤和运动生命较短，与缺乏科学的态度和人文关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为了盲目追求运动成绩而目光短浅、涸泽而鱼，甚至不顾风险、冒险激进事例，造成了体育史上一个个的遗憾与悲剧。

2.4 竞技目的与伦理道德的矛盾

道德的功能在于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人和社会、个体和整体之间存在的各种利益关系。而现代社会，随着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的盛行。体育精神虽然仍在宣扬，但大众心知肚明的是，竞技体育最终的动力源却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因素。一些原本属于体育精神范畴中灵魂的东西，如互爱、理解、沟通等也由“体育伦理”重整了。

职业化的渗入，使体育成为赚钱的工具，因此，职业运动员比业余运动员更加注重金钱与成功，在“利益”与“道德”的天平上“利益”的砝码加重。另外，作为职业运动员，训练并参赛是他的工作，而他工作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获胜”，也只有这样，他的工作才会被承认。在高水平竞技体育中只有那些取得胜利的运动员才会得到奖赏，至于他们是否以公平道德的方式取得成绩则不被列入奖赏的范围。这种重结果而不重过程的观念导致急功近利的体育观念，助长了体育中的拜金主义思想，道德价值观发生改变，道德失衡现象频频发生，使体坛丑闻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3 基于人文视角的竞技体育发展策略

竞技体育中矛盾的存在虽然说具有普遍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存在下去的合理性，如果不解决这些矛盾，竞技体育就不可能健康发展，甚至会走向与奥林匹克主义和奥林匹克宗旨相反的方向。21世纪世界竞技体育发展，无论在运动技术水平、实力格局、管理运作机制方面，还是竞技人才竞争、科学技术较量、竞赛项目和形式的等方面都发生巨大变化，并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矛盾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创造条件促使事物向好的方面转化。

3.1 完善“举国体制”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今天，竞技体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世界各国也都充分利用竞技体育多种功能促进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着眼于奥运战略，举国体制仍然应该被强调。举国体制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继续坚持和不断完善”的问题。举国体制对我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是有帮助的，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挥整体的力量，的确为国家造就了大批体育人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是现阶段发展竞技体育事业的必然。

为了实现我国竞技体育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扩大竞技体育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保持传统项目优势的同时，加快竞技体育改革，着力提高薄弱项目的竞技水平，是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结合当今的社会发展形势，我们要做的就是完善“举国体制”，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适时利用市场的作用，形成新型的“举国体制”，“就是以国家利益和大众体育为最高目标，形成政府、社会、个人三位一体，财政和市场双轮驱动的体育事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5]

3.2 防止竞技体育异化

商业化的运作给竞技体育比赛注入了活力，但同时过度的商业化也带来了竞技体育的异化现象。如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过程中，一些非理性、非科学、非人性、甚至非法手段的采用，兴奋剂的使用，金牌内定，让比赛，裁判员受贿等行为，这些行为大大破坏了竞技体育的顺利发展，“假球、黑哨”蔓延使足球这项运动在国内的发展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出现了现在足球市场滑坡的现象。分析这些现象，不难看出，其主要原因对“人”的忽视与对“物”的过度重视。“由于人文思想的缺乏，竞技体育界存在着严重的‘重物轻人’的思想。这种‘重物轻人’的体育思想，既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相违背，又与奥委会主席罗格新提出的‘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理念不相称。这既是造成竞技场内黑哨、假球、殴斗、兴奋剂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是造成某些运动‘明星’昙花一现的症结所在。所以，离开了人文精神的体育是可怕的。”[6]辩证法中主次矛盾的原理告诉我们，集中力量找出主要矛盾，才能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重点、关键或中心，同时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据此，防止异化现象的产生，就是要对竞技过程中的“人”实施人文关怀。竞技体育，只有注重对“人”的关怀，才能防止异化现象的产生，才能健康持续地发展。以人为本，是人类社会任何事物发展的归宿，竞技体育当然也不能例外。

3.3 调整项目结构，突出重点项目

我们应当从哲学的高度来进行认识和思考，应当在竞技项目选择上做到有取有舍，有保有丢，有重点和非重点，在运动项目结构与布局中要集中人力、物力发展优势项群，锻造拳头项目和重点扶持女子项目。在实践上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体育政策和策略。从孙英杰的“掉入尿瓶”到王虹霓的被禁赛，中国体育为数不多的负面，都出在以“蛮力”争胜的项目上。而远至朱建华跳高，近至刘翔跨栏在田径场上打破世界纪录的事实，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中国应当按照自己的人种的特点，着力发展那些以小快灵为主或者以技巧与速度相结合的体育项目。事实上，中国体育的真正强项乒乓球、羽毛球、体操等就是很好的证明。

3.4 实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协调发展

3.4.1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协调发展的意义

体育人文精神是展现体育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终极关怀，回归以人为本的体育世界。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其就任宣言中指出：奥林匹克的格言是更高、更快、更强，当然，我们将继续保留这个格言。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提出奥林匹克新格言，那就是“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罗格先生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改革、求变的精神，适时地指出了未来奥林匹克的发展方向，从强调体育运动的科学性转向追求科学性与人性融合的现代体育精神。可见，要实现中国竞技体育的和谐发展，就必须探索出一条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有机结合的发展道路。

3.4.2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协调发展的依据

科学精神作为一项探索性、创新性很强的精神活动，其理性、逻辑思维方法不是科学认识与发展的唯一方法，人文文化中的非理性因素，如想象、直觉、顿悟、灵感等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它们是科学创新的重要源泉。因此，人文也必须成为竞技体育的灵魂，科学中的理性与人文中的感性共同辅佐，才能保证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奥林匹克在展示“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时，有了更多的科学方法与人文关怀、运动员的生命安全有了更大的保障、运动员的运动生命得到更大的延长和更好的发挥、体育的魅力得到更全面的体现和更完美的展示。体育科学需要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实证方法和技术手段，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文精神、人文环境和文化底蕴。两者相濡以沫、相激相励、共同发展。

3.4.3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协调发展的方法

怎么做到人文精神与人科学精神的协调发展？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就是连接两者的桥梁。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对于一项事业的发展是同等重要，要正确看待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过于强调科学精神会把人当成取得运动成绩的辅助工具，会导致竞技体育科学的异化，如兴奋剂的泛滥；反之， 过分强调以人为中心，也会造成了许多严重的背离人本精神的文化后果和社会后果。 巨大的运动负荷背后隐藏着的，是对身体的摧残及人性的 “ 扭曲 ” ，是体育人文精神的“异化”。 因此 新时期的“三从一大”运动训练原则要以人本为基础，科学地进行大负荷训练，突出对运动员人文关怀。“以人为本”是“人类生存战略的变迁，将最大限度地推进经济增长，转而通过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最大限度地保证生存和幸福”。因此，重视建立“以人为本”的“三从一大”训练原则，实现“生物体育观”向“人文体育观”的转变，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注意运动员训练的科学性，制定合理的训练计划，注重运动员身体的恢复和保健，尽可能地减少运动损伤；另一方面还要很好地考虑运动员的伤残保险和退役后的安置问题。“三从一大”应实现“体育人文精神”与“体育科学精神”的有机整合，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竞技体育的良性发展。

3.5 加强竞技体育道德和体育法规的构建

体育法规是现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调整、制约人们在体育领域内的活动而形成的各种法律关系的重要手段，是对体育活动实施有效管理的主要依据和根本保障[7]。道德规范则蕴涵于传统之中，以良心禁令或道德谴责的方式约束人，让个人不自觉地或有意识地排除那些或许可以增进自己短期利益却损坏长期利益的选择，排除那些或许可以增进自己利益却显著地损害他人利益的选择，做出理性的抉择，平衡利益与道德的冲突。只有事物保持相对的平衡和协调状态,事物才能生存和发展。这是事物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哲学的角度看竞技运动员的贡献与索取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要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既要对社会有所创造、有所贡献，又要从社会中有所索取，得到必要的满足。如果片面地强调一方而否定另一方就是割裂了两者的关系，是错误的。其实，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得失之间总有一个平衡点，找到这个点，就可以让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如果没有了信仰、文化、道德这些价值，社会就会趋于解体。因此，提高竞技运动员的道德修养，构建完善的体育法规，竞技体育才能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高度决定观点，角度决定视野。站在哲学的高度，从哲学文化的视野下，去发现竞技体育中举国体制、竞技体育商业化、体育科技和竞技目的与人文精神矛盾的存在及表现出来的两面性，然后运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找到这些矛盾之间的关系，用发展的眼光去研究竞技体育发展的策略。通过分析发现竞技体育的发展跟体育管理机制、经济、科技、道德法律等关系密切，并相互影响，只有平衡和协调竞技体育中的各个矛盾，才能使其得到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下）［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2005：1971.

［2］ 周爱光.竞技运动异化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98.

［3］ 孙威，金承哲，孙立涛.体育伦理的哲学探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12）：1607-1609.

［4］ 彭永捷等. 人文奥运［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5］ 鲍明晓. 关于建立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思考［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1，16（4）：49.

竞技体育发展篇(2)

[关键词]竞技体育 学校体育 体育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0-0146-02

竞技体育具有很强的竞技性和很高的观赏价值，是一种促进各国以及各民族之间团结的社会文化，拥有传播精神文明、丰富和活跃社会生活、振兴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竞技体育的基础是全民健身运动，而全民健身运动主要是由学校体育教育提供保障。因此，在学校里教育和体育发生了交叉和结合，所以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重点很大一部分落在了学校体育教育领域。在两者的相互关系上，学校体育教育不但培养了不少竞技体育人才，而且在体育教育过程中也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竞技运动项目，同时竞技体育的发展对于体育教学的促进也起了很大影响。

一、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关系

体育是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中逐渐出现和演进的，可以说人类最早出现的教育行为首先出现在体育领域，当时所传授的知识技巧不外乎劳动和竞赛两种。其实，不管是以教育为目的而进行技能传授，还是以竞争和对抗为目的竞技运动，其本质是相同的：首先，都是以人类的肢体语言作为共同的表现方式；其次，都具有比赛倾向，只是体育教育把比赛当做是一种手段，而竞技体育则是把比赛当做一种目的；最后，从哲学角度来说，体育教育和竞技体育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描述人类未来的特征，体育教育侧重必要性，而竞技体育则侧重于可能性。

（一）竞技体育的主要特点

竞技体育是指一种以追求极限和竞争为主要目的的运动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体力、脑力、心理等方面的潜力会得到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可以这么说，竞技体育是由古代的战争和激烈的身体对抗演化而来，成为了一种和平而友好的竞技方式，但是蕴含在竞争中的征服感和悲壮情结却始终存在，同时又增添了竞争的愉悦和对自我的超越。因此，竞技体育所追求的是一种非功利的、高尚的精神境界，这是这种活动最有价值的体现。

（二）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学校体育教育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基本分为竞技项目、亚竞技项目和非竞技项目三大类，其宗旨是不但要实现强身健体的目的，同时还要体现体育教育的多元化和现代化趋势。首先，随着我国体育改革方面“终身体育”“快乐体育”等观念不断深化，中学体育教育理念也随之调整，开始着重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同时强调学生个性的发展。其次，我国的体育教育工作已经成为“全民健身计划”中落实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因此，学校体育教育不仅仅是限制在课内和校内，而更应该发展到课外和校外的体育锻炼，这也是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第三，在竞技体育的不断发展和改革进程中，学校体育开始发挥出其特具的优势，特别是广泛的、大众的学校体育活动为竞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最后，竞技体育必须有良好的场地和完善的设备，同时还应配备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专业人员，除了专业运动队之外，只有学校具有这样的条件，因此，学校体育成为了竞技体育发展最基础的一环。

（三）竞技体育对学校体育教育的影响

1.竞技体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

近年来，我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等一系列大型体育赛事，对于青少年形成终身体育观念和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因为青少年对于体育的认识的一个重要方式来源于各种竞技体育比赛，由此了解各种运动项目和竞赛规则，并引发模仿和参与的兴趣，进而形成锻炼习惯。

2.竞技体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公平竞争意识

在现代社会中，要想拥有生存发展的优势，就必须有极高的竞争意识，这是我们高度重视青少年竞争意识培育的依据和出发点。而竞技体育所体现出来的进取、拼搏、向上的竞争精神，以及公平公正的比赛意识，对于体育运动和学校体育教学的发展都不断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在中学体育教学中把教学与竞技体育相结合，比如利用竞技体育的比赛方式和比赛精神等，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

3.竞技体育有利于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科学态度

竞技体育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社会生活能力，包括锻炼强健的身体，由此而产生的自信心等，都是良好性格形成的基础。同时，竞技运动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拼搏，这种精神可以培养人的毅力、耐力、自信、团结等心理品质。在当今高度竞争的社会中，如果想立足、要生存、求发展，就必须有一种力量去支撑人的学习和工作，而竞技体育则能充分地培养学生坚强的心理品质和拼搏精神。因此，体育精神是社会竞争和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

二、竞技体育与中学体育教育结合的必要性

（一）竞技体育与健康教育相辅相成

我国基于学校体育本质功能的认识，把“健康第一”确立为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尽管多年来对于学校体育教育的思路及方向有过多种阐述，但其基本的增强体质和增进健康理念是没有动摇过的。这首先是基于体育这一活动的社会功能的反应，同时也是过去百年来我国由于民族体质孱弱而饱受屈辱的一种自强精神的体现。其次，健康第一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强调的是人权和人道主义精神，而且对于未成年人保护也有促进作用。最后，健康第一本身就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来讲，健康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放在首位的，因为这是他们学习生活和工作的重要保障，也是学校对于学生的重要职责所在。

（二）竞技体育是培养学生运动能力的主要手段

中学体育教学的目标首先是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学习运动技能，同时培养掌握各种运动技巧的能力，而不是培养专业运动员。因此，在体育课上，除了传授体育知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运动技能的能力。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看到，单纯的身体素质训练固然可以有效增加身体强度和运动负荷，但是学生在这过程中并没有体验到技能的学习过程，而是单纯地被训练。课堂教学也证明，缺乏娱乐性和竞技性的单调练习并不受学生的欢迎，因为这既不符合体育运动的基本特征，也不符合青春期中学生的身心特征。

（三）竞技体育有助于培养终身体育理念

终身体育的理念主要是指欣赏和参与体育活动，养成体育锻炼习惯，收获体育活动带来的益处。根据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普遍喜欢参加的体育活动中，羽毛球、乒乓球、足篮排球等都获得了较前的排名和较高的支持度，这说明居民群众参与度高的体育活动主要是竞技性、娱乐性较强的体育项目。因此，我们在中学体育教学过程中更加不能轻视各种竞技运动项目的教学，可以说，这些中学体育教学活动给大众体育的参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教育的结合路径

（一）竞技体育大众化

在中学体育教学的过程中，娱乐性和大众化逐渐成为一个受到重视的研究课题。首先，由于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具有旺盛的好奇心和充沛的精力，这种生理特点决定了部分形式内容单调的竞技体育项目很难得到学生的热烈反响，如长跑、跳高等田径项目，在学校体育中推广起来具有一定难度。其次，中学生的先天身体素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有部分身体素质相对较弱的学生对于参与体育活动具有一定的抗拒性。因此，淡化竞技体育项目的竞技性，把更具娱乐性和参与性的活动项目引入课堂，成为了目前体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同时，也努力把一些对技术和身体要求都比较高的竞技运动往大众化方向发展，其目的也是在于让更多学生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强健身体，锻炼体魄。

（二）竞技体育兴趣化

中学体育教育发展的另一个重点是兴趣化。中学体育课是面向所有学生开展的，尽管有极少数具有运动天赋的学生会脱颖而出，进入专业运动领域，但学校的目的毕竟不是培养专业运动员，而是强健体魄，培养兴趣和习惯。在以往的体育课上，竞技体育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主要位置，但是过度追求高度、强度和对抗性，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学生的身体健康，这就违背了学校体育教育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因此，我们应该改变观念，在充分利用竞技体育竞争、公平的理念和锻炼身体的同时，开发趣味性和娱乐性，而不仅仅是强调技术的难度和动作要领的准确度，这样才能发展学生对整个运动项目的兴趣，提高其参与程度，达到中学体育教育过程与目的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卢元镇.论学校体育与竞技运动的关系[J].体育科研，

2000（9）.

[2]刘应.试论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相结合的可行性[J].四川体育科学，2000（6）.

竞技体育发展篇(3)

关键词：德国竞技体育；全民性；文化背景；中国竞技体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0)06-0068-03

德国不仅是近代体操的发源地和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14个参赛国之一，它还是唯一囊括世界上最重要三大赛事――冬、夏季奥运会和世界杯冠军的国家。在现代奥运会的历史上，除了1924年和1948年两次被禁赛以外，德国参加了所有的奥运会。总共获得了1589枚奖牌，包括519枚金牌、529枚银牌和541枚铜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德国奥运健儿共获得41枚奖牌。

德国竞技体育发展以推动社会发展为目的，在东西德统一后的30年里，德国没有刻意追求竞技体育的成绩，但仍然在独立于政治的社会环境中保持着综合实力的持久不衰，并依赖强大的教育、科研，又以学校、大众和竞技体育为支柱齐头并进，将体育推向了科学化的道路，成为了全民体育大国。本文旨在通过阐述德国竞技体育发展历程，揭示其内在特点。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提供借鉴。

1、全民体育是竞技体育的基础

德国既是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又是全民参与体育的大国。德国有8206万人口，近50％民众参加体育运动，有i分之一的德国人是体育俱乐部成员。德国现有91000个体育俱乐部，最大的俱乐部是拜仁慕尼黑，拥有151227名成员。德国最大的体育单项协会是足球，到2010年4月为止，共有6756562名足球会员，其中女性会员有1050301名，老年会员3748572名。反映出德国足球强大的根源在于全民对于运动的热情。

德国的竞技体育发展是建筑在全民体育的基础上。而体育的全民性是德国教育普及的结果。历史证明，普及教育是德国救亡图存、实现统一和强大的基础。

教育的重要地位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被逐渐确立，1717年，普鲁士规定所有未成年人，不分男女和贵贱，都必须接受教育，开创了义务教育的先河；1763年，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腓特烈二世统治普鲁士，他奉行人人平等的原则，亲自签署了《普通义务教育法》法律，这使德国日后成为了世界上最早提出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1825年，普鲁士开始实行强迫性教育制度，受教育和服兵役一样被视为公民义务；1850年，普鲁士颁布《学校法草案》，将这一制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障；1870年，普法战争后。普鲁士打败法国，不仅完成了统一大业，成立“德意志帝国”，并就此一跃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强国。普法战争的主要功臣之一毛奇把胜利归为普及教育的结果，他说“普鲁士的胜局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的。

因此，德国全民体育的基础是完善教育体系的建立。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打破了封建等级观念，在普遍公共精神的影响下，教育目的转变成为每个人、无论其出身、地位、宗群和信仰如何都要提供适合其个人兴趣和能力的最好教育培训机会。而德国体育的任务正是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兴趣的民众提供参与体育的机会。在德国人看来，只有大众身心健康才能铸造一个健康的民族和健康的国家。

在管理体制上，德国体育采取自治的模式。德国政府虽然不干涉体育的内部事务，但以每个公民都获得运动的机会为前提，向体育协会提供财政上的支持，鼓励民众参与体育，始终把体育当作公益事业来资助。1960年德国开始实施以兴建大量体育场馆为主要任务的黄金计划，在十五年间，共投资180亿马克。通过兴建体育场馆，为大众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创造了条件。1972年德国举办了第二十届奥运会，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6亿多美元，兴建了一个体育建筑群奥林匹克公园。2006年的世界杯，德国投入70亿欧元，其中用于体育场扩建和交通设施改造的投入达40亿欧元。根据德国2002年对全德体育场馆的统计，德国在2002年拥有126962个体育场、馆等，其中47.4％是室外场地，27.9％是室内的，其余是专项性质的场地。

除此之外，德国有占全国面积60％左右的自然保护区、公园、森林都是人们从事运动的天然场所。广袤而丰富的运动场所，为健身的大众化、社会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德国最大的公园之一慕尼黑英国公园，每天有许多普通人在那里跑步、打球，路过那里的人或多或少会受到感染，而情不自禁的去加入运动的行列，这显然比竞技场更能吸引普通人去运动。

在德国，非商业化的体育场馆是属于国家的，只有俱乐部成员和非营利性的俱乐部才可以免费使用场地，虽然德国竞技体育的基础是俱乐部，优秀运动员也是通过俱乐部来培养的。但德国的运动场所是为所有人开放的，即使是世界冠军，他的日常训练也必须和所有体育协会包括老年体育协会一样排队等训练场地。所以德国竞技体育没有很多“特权”，俱乐部的模式体现了德国社会文化的一种公共精神，其目的是调动大众的参与热情，提高公民对社会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

从历史来看，德国人虽有尚武的传统，但德国政府审时度势为大众提供基本的设施，使德国成为全民体育大国。德国重视大众体育是建立在人人平等、普及教育的基础上，民众对体育的热情参与是教育文化的熏陶。

2、整体合力铸造竞技体育的持续性

德国是世界体育强国，在两个德国统一前，东、西德的夏季奥运会金牌榜直逼美、苏两大国。人们曾期待两德统一后会成为世界新霸主，但事实上两德统一后，德国在夏季奥运会成绩却出乎意外。这除了两德统一后，德国参赛席位减少一半、德国奥委会对原东德兴奋剂问题的零容忍、以及因改造东德原有体制拖累外，还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竞技体育快速进步的因素。这都影响了德国竞技体育的排名。

其实就整体实力来看，德国仍是世界体育强国。它是世界上唯一囊括冬、夏季奥运会和世界杯冠军的国家，这是美国和俄罗斯都望尘莫及。在参加22次夏季奥运会中，除一次以外全部进入金牌榜前八名。从1990年到2010年六届冬奥会中，德国金牌榜4次第一，1次第二，1次第三。中国、澳大利亚、法国、英国、日本至今都不能与之相比。

德国竞技体育一直是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从竞技体育体制来看，它作为一种表现形式，与国家的政治制度一脉相承。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制决定了德国社会的多元化和分散性。因而德国社会存在的广泛、众多、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是连接松散政体和民众的纽带。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是

德国最大的民间组织，它是由16个州的体育联合会、34个奥运项目、27个非奥运项目的单项协会、20个特殊的体育协会组成，这些协会都是独立自治的组织，有权决定自己事务，这使得竞技体育在国家层面上缺乏任务的灌输和分配。因此，德国各单项协会在发展组织成员时更注重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

其次，德国基本法规定：每个人都有自由发展、自由选择学校、自由选择职业培训、自由择业和就业的权利。学校、俱乐部能培养人们的体育兴趣，传授体育知识和技能，但无权决定运动员的未来。德国优秀运动员不仅拥有对自己未来自主选择权，他们的成长还服从于德国社会价值观――承担社会责任。所以，优秀运动员除早期和普通人一起使用运动场地外，他们也要和普通人一样完成兵役和学业，这就造成优秀运动员在社会大熔炉筛选后，流失的数量比较多，能进入竞技系统的人比较少。

此外，由于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德国这个拥有世界一流科研的国家，它的科研成果却很少针对运动员潜能的开发，相反更多的是保护运动员的肌体健康成长。德国学校和俱乐部都禁止对少年运动员实施拉韧带训练，这对一些在较小年龄出成绩的项目在世界上获得好成绩是有影响的。在竞技体育方面德国研发的更多是器械，因此，德国在冬奥会和带有器械的项目如划船、赛艇和自行车等成绩比较好。另外，德国的反兴奋剂研究也走在世界前列，德国国家反兴奋剂机构按照“宣传、预防、智能和高效检查”的原则来加强反兴奋剂，并以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制约运动员――谁使用兴奋剂，谁将在家庭、朋友、社会中丧失了自己的诚信。德国奥运会中长跑冠军鲍曼曾是一个很有威望的运动员，在兴奋剂事件后他失去很多朋友和热爱他的“粉丝”。尽管事实上他的兴奋剂事件有“错假冤案”的成份，并且在禁赛后的复出中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但却永远失去了大多数德国人的信任。

由此可见，德国人严谨、认真、恪守理性、强调生命意志的文化性格，使德国竞技体育明显少了商业化的功利性意味。就个体而言德国竞技体育发展受到众多制约，但从整体和长久来看，德国竞技体育在百年发展中依然保持强盛的实力。竞技体育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德国竞技体育的持续成就来自于团队的整体性。足球是德国文化的最好体现，它虽没有世界众多的耀眼球星，却有令人羡慕的辉煌战绩。德国的足球12次打进世界杯的四强，3次夺得冠军、4次亚军、4次季军，并从1954到2010年德国足球全部进入世界杯的前八名。德国球员就像“德国制造”的机器零件那样，尽管不耀眼，但却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各尽其职地组成富有生命力和整体纪律性的“德国战车”，其威力永远都超出足球技战术所能涵盖的范畴，体现了一种整体的团队精神――不追求单一的完美，却以整体的力量铸造长久持续的效率，诠释了顽强的意志，个体服从大局，崇尚团队作战的理念。

3、竞技体育以促进社会发展为前提

体育不是一种孤独的现象，它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1912年德国社会学家海因茨・里塞(Heinz・Risse)第一次定义体育的范围、并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现象，由此出版世界第一本《体育社会学》(Soziologie des Sports)。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的社会性不仅反映了现代体育的人文精神，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竞技体育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的社会价值在于培养体魄强健、道德完善、精神健全的合格人才，以模范的榜样作用去带动全社会体育的发展。

作为近代体育的发源地，日耳曼民族强身健体的意识来源于生存环境的考验。早期日耳曼民族主要居住在于旱、寒冷的北部，生活非常粗简，与野兽和环境的搏斗，塑造了他们凶狠和强悍的特性，为了生存他们迁移、扩张、掠夺，终于在公元962年建立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并称霸了8个半世纪之久。德国人强悍的传统决定了好战的天性，普鲁士的三次王朝战争、普法战争和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又进一步激发了这个尚武民族对于强壮体魄的追求。

但幸运的是，德国体育发展一直由教育家们诠释体育的真正价值而不断地完善。1774年，德国博爱教育家巴塞多(JO－hann Bemhard Basedow)以卢梭的教育思想为原则，创办了一所博爱学校，并将体育列为学校的正式课程。1793年，德国“近代体育之父”古兹姆茨(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GutsMuths)在教学实践中发现体育的教育功能――体育是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精神健全人的重要手段，他用毕生的精力完善体育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而德国学校体操之父阿道夫・施皮斯(AdolfSpiess)不仅把体操正式列入学校课程，并且整理和归纳了体操项目，使体操标准化，由此继承和规范了德国文化中的秩序和制度。与视体操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运动的一部分，并为器械体操作出重要贡献的政治体操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杨(Friedrich Ludwig Jahn)相比，施皮斯不仅将体操作为提高日耳曼民族身体健康的手段，而且将其作为遵纪守法的一种国民教育的方法。体操标准化使德国体操迅速发展，它对欧洲近代体操的形成和为世界体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81年国际第一个体育组织体操联合会成立，同样德国在1871年成立德意志帝国，完成统一大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彻底战败，二战死亡人数约800万人，即使这样德国人对体育的热爱也没有改变，体育是这个民族最好的疏通管道和尚武的替代品。1945年7月8日在美国占领区的法兰克福被准许足球比赛，这个有一半以上人口死于战争的城市，仍有4000名观众观看战后的第一场比赛。1947年还在盟军占领期间，联邦德国组建了科隆体育学院，1950年联邦德国体育联合会成立，当时有3.2万多体育会员，占人口的百分之6.7。

1954年联邦德国足球获得世界杯冠军。这个冠军也预示着德国在浴火中重生。在这届世界杯中德国队在预赛中曾以大比分输给匈牙利，而且决赛中匈牙利曾2比0领先，匈牙利驻瑞士大使馆已向各国驻瑞士使馆发出庆祝胜利的邀请，最终德国队奇迹般的追成2：2，在终场前5分钟反败为胜，以3：2战胜了匈牙利夺得第一个世界杯的冠军。70年代德国的经济也出现了奇迹，联邦德国在短短的几年中迅速成为世界经济第四大国。

德国是个爱思考的民族，因此这个国家孕育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德国人对体育的解释也有独道之处，他们认为体育除强身健体外还教会人们生存，教会人们应对人生的挑战；体育对于年轻一代，是要培养一种生存的能力以及相互协作、相互依靠的社会责任观念。

把体育与教育融为一体，是古希腊文明的重要支柱，也是德国的社会价值取向。培养年轻一代承担社会责任是德国体育的重要任务，体育是以积极的方式完善人体个性、体现人的价值的基本途径。因而体育在德国不是时尚，而是一种渗入社会和深入家庭的生活方式。

4、结　论

竞技体育是一个国家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综合体现。现代德国俨然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作为欧洲一个有相当长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其文化倾向于保守主义与历史继承性。与西方列强相比，德国没有英国典范。不及法国别致，不如美国强势，但确实是最讲原则的民族。德国人既不贪婪，也不寄望于不劳而获，乐于因自己忠于真理、诚实可信而为人尊重。德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一直在各种困惑中以自由和重视教育作为其文化和价值观的核心，并以清醒理智的态度展现给世界一个健康的体育大国形象。

竞技体育发展篇(4)

摘 要 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竞技体育虽同是体育，但其性质各有不同，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才能让此三者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体育界的重要课题，不断的探索影响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发展的因素，并从和谐体育的角度出发，研究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双效互动”、“资源共享”的双赢之路，以学校为中心和和谐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 新变化 新贡献 培养途径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在改革开放的大力推进下，教育和体育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并且不能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发展，体育内部也出现了各种的不和谐，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彼此之间均不能和谐发展，不能完成模式的转型势必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如今的体育内部分为连个系统，即教育和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就分属在这两个系统中，同时，它们在终身体育、素质教育和全民健身等方面也有着共同的前进方向，所以二者应该相互促进，相互联系，形成和谐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体育教学应更多适应社会群众性体育活动的新变化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无论是社会的经济水平还是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了提高，而体育也被人们逐渐的重视起来，各式各样的健身广场为社会体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全民健身不仅能使人的身体保持健康，而且社会体育的多样性还会对孩子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天玩的孩子爱上体育，从而使群众性体育被引入校园。

（一）多渠道、多途径、有针对性地增强户外运动

以前的德育工作以“两课”教学为主，这种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今的局面，所以，充分的利用体育资源，积极的开展各种体育项目，组织各类户外活动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并且要使每一项体育活动都有着其附带的意义。通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为培养新世纪的四有青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二）推行政策法规的同时，从观念上创新

人是一种有思想的生物，而人的思想观想会对事物产生许多正面和负面的看法或者情绪，所以，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就会残存着封闭保守的观念，无法使用新世纪的要求。教育体育部门必须从实际出发，解放和发展传统思想，与时俱进，改变原有的模式，不仅要做到工作方法的创新，而且要满足建设创新性国家的要求，采各方之所长，构建和谐体育，以便于政策法规的执行。

（三）加强联系，建立组织机构，定期开展交流活动

教育部门与体育部门由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中管理机制的制约，使其很难进行横向联系，而且部门间的相关工作协调性很差，导致基层与社区无法有效联系。这主要是由于当今制度体制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社区与学教间的联系必须加强，基层社区要与学校之间设立特定的联系机制和具体的工作计划，以便于工作人员实施，同时要设立考评机制来保证实施效果。

二、社会体育专业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途径

（一）校内实习基地的构建

校内实习基地主要是指学校的相关实验室及体育场馆，学校的教学实验资源应以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为核心，对学生全天候开放，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环境和机会。同时，教师承担相关课题时，要多让学生见习参与课题的研究环节，并可让其分担力所能及的课题任务，加强学生的自主学习。学校要高度重视实践基地的构建，设置明文规定，保证教学、实验等器材的数量和质量，及时维护管理，并提供专门的经费保障。

（二）加大宣传力度，传播社会体育理念

通过多种形式的传播媒体，最大程度地对民族体育以及传统体育进行宣传，传播当代体育理念，细化有关的体育政策，将其贯彻落实到体育管理事业的每项环节中，使得管理约束机制同政策方面的保障得到相互的补充与促进，让我国现代体育理念切实地渗入到社会体育的发展之中，在推进人们健身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真正地将社会体育的巨大作用发挥出来。

（三）提高社会体育场地设施的容量

统一规划，集资兴建和综合利用新场地；加大现有场地向群众的开放率，并尽量开放广场、街道、停车场等为社会体育服务。

三、学校体育为竞技体育作新贡献

走自己的竞技体育发展道路，即创造教育系统内的体育比赛环境。现代竞技运动制定了各种有效的规则来阻止不公平，给人一种既对抗激烈、紧张兴奋又精彩纷呈、动作优美的强烈感受，是一种力与美的艺术创造。竞技体育上升到国家行为，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夺冠，可以为祖国和人民赢得荣光，极大地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既可以展示一个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成果，也可以推动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竞技体育是近代体育的源泉之一和重要的助动力源，竞技体育也是现代学校体育的组成部分和体育学科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在进行体育知识技能教学时必须充分重视竞技体育及其背后体育比赛文化的背景。更有遵循教育目标向课堂教学规律的问题。让学生掌握体育的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学会科学地锻炼身体的方法，养成经常锻炼身体的习惯。

竞技体育发展篇(5)

自1986年中国开始试办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以来，中国高校竞技体育既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表现形式，又是实施奥运战略、为国争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教育改革、体育改革似乎想将中国高校转变为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人才库、培养基地，希望大学生运动员成为中国竞技体育的主力军。然而，纵观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史，横比国际大赛获奖者背景，中国高校竞技体育培养出来的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学生运动员实在太少，与国际上以大学生运动员为主体的竞技体育强国相比差距十分明显。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高校竞技体育不堪担任人才库的重任呢?笔者试从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背景、现实困境、美国高校竞技体育发展的经验借鉴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以期寻找答案，为中国高校竞技体育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2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组建高水平运动队的235所高校的竞技体育发展现状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和实地调查法对中国高校竞技体育发展的现实困境进行研究。

3我国高校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我国高校竞技体育发展是一种历史选择，回顾历史，其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如表一所示。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高校体育更多的是一项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教育活动，高校竞技体育的价值目标还没有达到成为实施奥运战略有机组成部分的高度，它只是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组成部分，以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目标，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我国省市体工队的许多优秀运动员来源于高校，高校体育为整个国家的竞技体育发展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但是，由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高校竞技体育随着高校教育的停滞遭受了巨大的冲击，社会主义体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发展历程被迫中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高校竞技体育逐渐恢复了正常运行。

基于上述历史发展背景，我国高校竞技体育走的是体教结合的发展道路。竞技体育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体育活动。中国高校竞技体育是体育和教育结合的产物，是学校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学校体育发展基础上的一种组织形式。我国高校竞技体育实质上指以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为实体的大学竞技体育，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竞技性。强调竞技性而忽视人的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违背自然规律，不均衡的发展，从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我国高校的竞技体育和教育在结合上曝露出很多问题。

4我国高校竞技体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4.1三个关系如何发展的现实困境

1986年至今，中国高校竞技体育发展已经近25个年头，经过20几年发展中国高校竞技体育的规模在不断扩大，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数目由50多所增至200多所，运动队由140支发展到728支，运动项目由原来的5个发展到现在的25个，无论是高校总数，运动队总数，还是运动项目总数，都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2003年国务院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任务由国家体育总局移交教育部，同时，教育部、体育总局共同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意见》，文件强调学校体育是国家《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的基础，是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体育人才的重要基地。

然而，事实上体教结合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我国高校竞技体育、竞技体育以及运动员三者之间的矛盾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和高校竞技体育分属于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是两个不同的部门，体制上的障碍使得体和教至今仍然处于两张皮的状态。

4. 2两个主体如何发展的现实困境

竞技训练最核心的要素是运动员和教练员这两个主体，高校竞技体育是国家《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的基础，是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体育人才的重要基地。事实上，由于受到利益驱动，高校为了成绩效应、明星效应伙、社会效应，在急功近利思想的驱动下大部分高校没有形成良性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

5美国高校竞技体育发展的经验借鉴

美国是当今世界体坛公认的竞技体育强国，在美国构成竞技体育金字塔尖的运动员绝大部分来自在校大学生，其大半以上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获得者为大学生。大学生运动员成为美国高级竞技体育人才库的主体，成为美国竞技体育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

美国高校开展竞技体育的历史非常悠久，它经历了由校际间自发的竞赛活动到目前非常完备的竞赛组织体系。在美国学校把开展校际体育竞赛看作是向学生、教师、社会展示学校魅力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是吸引社会资助的有力手段，美国高校竞技体育是学校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美国高校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对学生运动员的教育非常重视，他们的理念是发展运动素质不可忽略文化素质，提高竞技能力不能牺牲文化教育以人为本的终生教育观念贯穿始终。在对学生运动员的培养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体制，并将体育和教育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青少年运动员在参与高校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不仅能接受文化知识教育，还能根据个人的特点挖掘自身的运动才能，展示自己的价值。

6结论与建议

6.1结论

体教结合是我国高校竞技体育发展的必然选择，重视人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高校竞技体育的生存之本。运动员学生和学生运动员在高校教育和体育的双向驱动下成为更加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

竞技体育发展篇(6)

【关键词】 竞技体育 保险 体育改革

竞技类体育保险主要指的是在竞技类体育活动中存在的保险行为，这种保险活动和其他的保险活动都属于一种商业行为，国际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在经济类体育的保险上有十分严格的法规规定，以及高效的管理保险制度与体系，能够在竞技类体育活动中给竞技类运动员提供更加高质量的人才技术队伍和成熟的保险产品。

1 我国竞技体育保险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我国的体育保险制度导致运动员自我保险意识较差

我国的竞技类体育保险长期以来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运动员的各种意外伤害长期由国家负责，他们已经习惯在发生意外后由国家承担后果，在我国，除了一部分商业运作水平高的俱乐部，很大一部分运动员都不具备自行投保意识，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于此形成鲜明对比。一些国外的运动员都有意识的对自己的身体投入重金进行保险与训练，由此一来，市场经济下，很多运动员都得到发展，大多数竞技类运动员都为自己的一条腿以及身体的某一个部分投下非常大额的保险。如国际米兰的罗纳尔多为自己的双腿投下了数千万美元的保险，这意味着，如果他本人因为腿伤而不能在足球场上继续工作，那么凭借着保险金仍然能够保证自己衣食无忧。

1.2 保险公司本身的运营能力不足

竞技类体育在我国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却一直没有较大的发展，从很多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因为保险险种存在着地区性差异，很多地区的费率较高、不同险种中存在着诸多不明确条款以及不够及时的赔付能力都使得我国很多体育运动员和保险公司不敢参与。因为竞技类体育本身各种项目具有较大差异性，因此就会发生较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保险公司不愿意涉足一些具有较高危险性的竞技类项目，因此对于高危险性的竞技类运动保险品种的开发和相应的风险承担都有顾虑，这就造成了对于高危性竞技类运动险种服务的欠缺。

1.3 竞技类体育费率难以界定，险种缺乏

很久以来我国的竞技体育没有被各大保险公司纳入到正常经营项目中，在保险行业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精算，但是还没有一个用于竞技类体育的精算模型，这就导致了日常的风险核定中难以对风险进行详细的评估，如果无法对风险进行详细的运算就难以对风险进行评估和定价。除了在精算方面竞技类运动项目对于身体的损伤也没有完全的了解，只凭着保险公司单方面很难做出相应的风险评估和保费定价。根据有关数据表明，在保监会已经上报的保险产品目前只有四种，这几种保险产品分别为水下运动责任保险、滑雪类运动意外伤害险、跆拳道意外伤害和道馆责任保险以及登山户外运动意外人身保险。因此很多运动员虽然想对自己的某项运动项目投保，但是保险险种的单一严重制约了竞技类体育运动的保险发展。

1.4 竞技类体育运动中介主体少，专业性差

保险中介类机构的发展水平体现了该种保险市场的发展程度，根据保险业的惯例，竞技类体育保险通常是由保险经纪公司代为办理的，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保险市场中，差不多有一半的投保人都是通过经纪公司进行投保，在我国的香港地区，这个比率将近百分之六十以上。因为我国内地的竞技类体育项目保险项目起步本来就比较晚，直接导致了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滞后。直到2004年我国第一家体育竞技类运动保险公司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除了保险中介机构较少之外我国竞技类体育保险发展缓慢还因为这个行业本身的专业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我国的人才培养体制造成了在竞技类体育保险行业中缺少保险专业人才。整个竞技类体育保险工作从体育风险的评估到新险种的协助开发，从投保后的售后服务到发生事故后的理赔工作都需要体育复合型保险工作人员的参与。

1.5 与竞技类体育相关的保险法律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截止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国体育基金会和保险公司共同制定的《国家运动员伤残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定义细则》、《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试行方法》等对于国家运动员伤残开始有了涉及，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保险法和体育法没有涉及体育相关保险，虽然我国的保险法经历了多次的修订，但是为了强化保险法在体育保险理赔过程中的可操作性，还有待于通过更加详细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进行有益的细化和补充。

2 我国体育竞技保险发展对策

2.1 改变有关部门对于我国竞技类体育保险的观念

我国很多的保险界专家认为我国的体育类保险应该属于商业类保险的范畴当中，这一点就决定了我国的竞技类体育保险一定要通过市场化的道路进行发展，但是我国体育运动中的竞技类项目真正实现职业化和市场化的并不是很多，而且我国很多的运动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角色应该有国家所有转向自我所有，在这个观点转化的过程中，国家有关体育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通过加大对竞技类体育项目保险的宣传使得运动员对运动类保险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使得他们能够真正树立一个明确的保险意识。除了要改变运动员的传统观念还要加强运动项目主办单位的保险承购意识，因为人们对于竞技类体育项目中的风险认识不够充分，只有在发生了事故造成重大损失之后才想到保险可以作为转移意外风险的重要工具，所以要通过承办赛事机构加强风险宣传教育，提高整体保险意识。

2.2 加快我国竞技类体育项目保险的市场化运作

竞技类体育保险项目和体育事业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为了能够促进竞技类体育的发展，除了要解决制约发展的主要瓶颈，还要调整好保险产品和竞技类体育的关系，在双方的发展过程中要尽量融入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元素，从而促进一种新型的市场关系。目前我国的竞技类体育保险和体育项目之间的合作主要是通过一种赞助的形式进行发展，这种发展模式是在市场化初期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但是随着竞技类体育产业化和市场化的纵深发展，这种赞助类型对于庞大的竞技类体育市场是远远不足的，通过建立新型的市场化运作模式来促进我国竞技类体育项目的保险市场发展。

2.3 加快开发新型保险品种，提高市场占有率

我国国内的保险公司要根据我国国内的市场形势和市场需求开发出新的保险品种，提高我国保险公司和国外保险公司竞争的实力。在进行根据市场开发产品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是制定合理的保险费费率，保险公司要在能够保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维持公司的良好运行，但是在开发的过程中不能过分重视短期利益，以此避免在日常业务开展中产生道德危机等风险。同时在险种开发的过程中要注意和保险公司以及和保险中介公司之间的合作，在开展业务之前要对竞技类体育市场进行充分地调研，调研后对数据进行整理。然后在借鉴国外成功开发保险的基础上，研发出适合我国竞技类体育市场的保险险种。

2.4 发挥体育保险中介的积极作用

在我国竞技类体育保险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一些相关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竞技类体育中介市场存在着很大的待开发市场，这对于我国人口众多的的现实情况是十分不相匹配的。建设一个良性的竞技类体育保险中介市场，同时在教育过程中也要同时注重对保险和竞技类体育的并重教育，两者教育不可偏废，以此培养同时精通体育和保险领域的人才，通过多方面的培训来加强对竞技类体育保险公司发展环境的建设，为体育保险提供多个方面和多个层次的服务，将市场当中潜在的需求转化成为实际的市场需要。

2.5 建立、健全体育保险的法律法规体系

西方的体育保险法律法规是比较健全的，很多国家对于所有体育项目和运动员都进行了相关投保。在我国的体育保险法律法规发展过程十分缓慢，而且远落后于现代化的体育保险发展。所以我国要在体育保险上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加和体育保险有关的内容，同时在进行竞技类体育运动时必须要进行商业投保，以此提高对于运动员的保险率。

3 结语

综上所述，竞技类体育保险是社会商业保险的一部分，社会保险体制的不断发展也在推动着竞技类体育本身的发展，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我国市场发展的重要的根本性转变，而我国的竞技类体育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运行中不断的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因此竞技类体育保险作为一种保险事业，国家要通过投资和合理引导实现保险资源在该行业的合理配置。同时国家有关部门要对竞技类体育投资行业做出管理，制定出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通过对竞技类体育行业进行评估，对该种保险进行客观的评价，并且在未来的几年中将竞技类体育保险事业当做保险行业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培养，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逐渐强调竞技类体育保险的经济性。

参考文献：

[1]林学斌.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体育保险发展趋势探讨[J].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11.（4）：19-20.

[2]徐云.对我国体育保险业的再认识[J].体育世界，2012，（3）：53.

[3]王贞琼，雷选沛，陈宏星.北京奥运风险管理与我国体育保险的发展[J].理论月刊，2013，（10）：78-81.

竞技体育发展篇(7)

摘要:工具理性是西方工业文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现代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工业文明的重要产物之一,自然也深受其影响:一方面,“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和设定,使竞技体育成为各类参与者的特殊工具;另一方面,在竞技体育“工具化”发展趋势下,各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和冲突始终伴随着其全球化进程。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竞技体育;工具理性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12-0023-04

Discussion on the connotations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mpetitive sports

SONG Heng-guo1,WANG Xin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Kashi Teachers College,Kashi 844000,China)

Abstract: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refers to a philosophical ideology having a dominating position in west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Modern competitive sports as an important product of hum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s of course affected profoundly by such a philosophical ideology: on the one hand, the “space of interests” is constantly expanded and set, which makes competitive sports a special instrument for various participants; on the other hand, under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strument like, various obvious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have gone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competitive sports;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最初提出“工具理性”这一概念的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 韦伯[1]。工具理性也称“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是西方文化传统理性思维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的具体产物。西方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而伴随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人类开始极端推崇工具理性,由此使人类社会或在局部或在一定地域内进入深刻的发展矛盾中。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进一步塑造了“人类的绝对话语权”,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但与此同时,“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等”[2]。

“工具理性”作为工业文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100余年的发展中,它的工具性历程从未间断,尤其是在其全球化态势形成之时,又以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特征扩展到世界范围,并通过各种利益群体的实践以具体的结果表现出来。

1竞技体育“工具理性”的基本内涵

论述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竞技体育的工具性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如果一味强调和追求工具理性就极易造成人性扭曲。“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也称“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它不仅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而且是一种目的理性、批判理性、建构理性和信仰理性。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当理性与竞技体育价值交融而凝成独特的价值理性时,便获得了新的质的规定,便成了区别于工具理性的具有独特意义的理性――既指向竞技体育发展的终级目标,又指向竞技体育的现实发展,其中凝结着人类文明对竞技体育的历史作用结果。因此,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就是体育实践者遵循体育之精神内涵,即是否实现了体育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团队、竞争超越等行为品质。它并不看重所选择体育行为的结果,而是各类主体的人格完善。回顾百余年的发展,竞技体育从地域、民族走向世界的实质就是其精神价值契合了时代的发展,为人类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本身就是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过程。顾拜旦早就指出:“正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3]《奥林匹克宪章》也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其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这些精辟的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竞技体育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为人的均衡发展提供一种自由境界。这种自由,一方面以充满人文精神的体育运动为全人类构建起一座能够实现友谊联结的桥梁,并提供一种以奋斗、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国际奥委会第4任主席埃德斯特隆所说:“奥运会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和平,但是它为全世界的青年人像亲兄弟一样欢聚一堂提供了机会。”[4]另一方面,为体育参与者精神升华提供借鉴和实现的平台。因此,在真正的竞技体育精神世界中,既不存在任何分裂对抗和强权压制,也不存在什么超越主体范畴的更高原则,体育主体作为概念,只是道出了人作为本体在竞技体育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自由状态。

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再论述竞技体育的工具理性内涵就有了足够的精神和现实动力支撑。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在韦伯的理论中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指目的――手段理性;二是体现为一种行使理性的含蓄性质,而不论是否含有手段――目的程式。现代竞技体育诞生并发展于“工具理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中。一百余年来,不论文化架构,还是发展秩序、运行机制都深刻体现出这一核心理念。

第一,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实践的对象,自诞生之初就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即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实践对象,不仅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有用性,而且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有用性。这种交互的客观有用性,使各种体育主体相互联结,共同存在于体育实践过程中,彼此以“合目的性”状态成为他人的目标或工具。这样,不同的体育参与者就具备了一定的工具价值,并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在手段――目的的发展逻辑中,当代竞技体育获得了属于自身,当然也属于各种主体的工具性内涵,不同的参与主体根据各自的利益投入到竞技体育之中,采取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在竞技体育“合法”理性的外表下,总是顽强地表现出难以控制的非理性来。这也正如马克思[5]所说的“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

第二,在工业大生产时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成为竞技体育存在的基本范式,其发展过程的“工具化”特征也深刻体现出来。“个性至上”、“理性至上”、“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等是现代竞技体育产生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深入的时候,这些思想基础又以更为现实的途径构建起竞技体育的发展体系。这一过程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取向等不断作用到竞技体育文化机体中,并在各种外力的作用下,使原有的价值空间被不断设定,如权力、经济、科技、政治、市场等空间。这些价值空间在设定之初,就已经被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主体,并“合法地”认定了等级,规定好他们的行为模式、权利与义务,这样就造成了体育主体“合目的”倾向的最大化趋势。但这些价值空间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时刻处于不断的颠覆和重新设定中。各类利益群体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扩张着所属的价值空间和影响力,他们或积极或“迫不得已”地采取各种充满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实践手段。这样一来,原有的利益格局被不断打破,竞技体育也“自然而然”地被纳入到了“不断调和矛盾”的发展轨道上。当竞技体育权力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极大拓展时,所属主体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实践者,于是就产生了竞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制化发展的抉择。这些合力的交互作用,在使竞技体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系统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出现了与主体分离的趋势,因此产生了各种危机。以奥运会为例,伟大的权力和经济空间不断改造着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居功至伟或“至高无上”的国际奥委会是核心权力组织,随着奥运会全球化影响的深入,其权力空间在不断扩大;奥林匹克营销计划,即著名的“TOP”计划开启了奥运会整合全球资源的历程,其经济、市场空间成为常人难以涉猎“高端产物”;而寻求国际政治和举办国政治的支持,又使奥运会始终左右于“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两难境地之中。毋庸置疑,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是竞技体育全球拓展的重要资源,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那么“纯粹”,其中夹杂着发展逻辑的变换或置换,这就使竞技体育的价值冲突和利益掌控呈现出集中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而当竞技体育从科学技术中寻求发展逻辑之时,参与主体的任何实践活动也在“大同”的模式中开始遵循技术的自律逻辑,“技术理性”也成为了竞技体育所遵循的主要原则。凸显其价值理性的主体在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从而也成为一种客体和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竞技体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体系。

第三,当利益空间大规模延伸和拓展时,整个竞技体育就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各类主体具有了明确的分工,当一类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要为其他群体利益的实现做出贡献。所以,在整个体育实践过程中,各类体育参与者都在客观上具有了满足他人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这成为竞技体育发展所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由于分工的客观存在和细化,参与者也成为整个竞技体育发展所需要的工具,尤其是当体育主体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时,又以积极的姿态促成新一轮的分工。今天,体育主体的利益已经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主体层面,这些主体无法回避当代竞技体育的伟大影响力,开始挖空心思地采取各种方式和风格去构建以体育为平台的民族发展契机。于是,各种传统、民族的资源有了走向世界的新的平台,并上升到象征领域的高度去寻求获得一种“现代化”的身份。这种利益联结能力的广泛提升,使竞技体育的目的化倾向更加突出,不同身份的人群成为了体育主体,开始疯狂瓜分和占有原本已经拥挤不堪的利益空间。由此当代竞技体育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悖论之中,多元主体在拓展体育发展空间和平台的同时,又重新制造出各种“利益空间”,使自身可能成为“异化了的对象”。竞技体育在我国的发展就呈现出这种独特性。就整体发展而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资源投入上都能够利用“举国体制”这一利器快速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但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整合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阵痛:体育体制、体育权力格局的更迭和变换,各种权力主体进一步分割着的拥挤空间;旧有的发展秩序被不断颠覆,新的秩序始终处于孕育之中;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部门改革、法制化发展的呼声日渐强烈等。由于新发展秩序有效性的缺失,体育人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由此造成了体育价值观、体育发展观、体育道德观的失落和混乱。而与此相应的是,在多重权力主体的运作下,竞技体育市场产生的经济空间已然被事先划定,各种主体利用“合法”身份采用各种“非常手段”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身份是法律和国家权力机关赋予其的法律地位,表现出当然的合法性;而非常手段则表明中国竞技体育经济秩序的缺失,无法采取常规性的运作手段,表现出或然的非法性,这样就出现了令人迷惑的现象,在利益产生后面临诸多分配主体,“不公”成为各级或各类主体的共同诉求,各种围绕此种情况产生的难题也层出不穷,无法调和。这些都使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在不断的震荡中努力地寻求着新的发展路径。

2竞技体育“工具理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近些年,随着竞技体育工具性价值的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主体投入到了对竞技体育工具价值的恶性追求中,各种“异化”现象也应声而至。

第一,体育主体的否定性弱化了。人与动物和其他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存在物,是一种对现实进行不断否定的存在物。动物和其他存在物满足于自然给予它们的本质规定,它们永远不能超越自己的本性。今天的人类更加具有智慧,但也更加具有多样的需求。当竞技体育成为满足人类需求的存在物时,一些体育行为者也想当然地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这种工具性使体育主体不断超越自我,拓展着他们获得更多利益回报的美好愿望。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因受自身“工具性”的辖制,他们不得不要首先成为其他主体的“存在物”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样屈从于“工具价值”身份就成了无力改变的基本状况。运动员在今天竞技体育的联结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各种资源的有机整合都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成绩,这一过程本无可厚非,但当运动成绩和“利益”紧密联系时,多数运动员便成为了某种实验品或牺牲品,为了获取“世界认同”,大量运动员成为“铺路石”,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而当这种认同成为现实时,他们又被无情边缘化,成为“合法的淘汰者”。

第二,参与者的主体性被物化了。主体性是人的本质规定,它决定着竞技体育的发展,但当竞技体育被过度工具化了的时候,体育主体也成为了改造对象,主体性被物化在利益实现中,主体性价值也逐渐被湮没了。一方面,在对竞技成绩的绝对追求中,很多运动员丧失了全面接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在退役即面临“淘汰”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当代竞技体育过度的职业化、商业化趋向,“不可避免地玷污了竞技体育的神圣,导致竞技体育服从于商业利益……竞技体育的参与者及相关人员屈从于利益的获得和分配,并为此不择手段,歪曲了健全的人格”[6]。为此,何振梁撰文指出:“奥林匹克对职业运动员开放可能导致奥运会失控”,“过度的商业开放带来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滥用兴奋剂的根源是商业化(或政治)的考虑。它对奥林匹克起着消极的作用。它违背了体育的根本目的,损害了运动员的健康。”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秩序的混乱。体育主体的工具性,以及主体性的过度物化使竞技体育的发展秩序始终处于摸索的调适之中。体育主体作为一个类存在的基本前提就是以竞技体育为平台而产生了良性联系。但是,由于各种主体对工具价值的过分追求,使自身也成为了一种物性的工具[7-8],各类主体发展的个体差异性被极端的利益追求所代替,体育主体间的情感交流也被极端的行为取代。兴奋剂、球迷骚乱等就是这一工具性带来的恶果。为了在激烈的高水平竞技中获得一席之地,个体差异已经不再重要,“先进药物和技术”的刺激使竞技体育充斥着“另类”科技的较量;而球队、球迷间良性的情感交流也因为主体情感需求的过度扩展成为了没有感性支撑的纯粹利益,各种由此引发的情感爆发以极端方式宣泄出来,因而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性。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作为一个对立统一的范畴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发展历程中必然要遵循的基本逻辑。竞技体育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逐渐从地域走向全球,从民族走向全人类。在此过程中,其精神层面所蕴含的符合时代特征的表现理性,迅速拓展到人类的现实生活中,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想家园”。但同时,随着其全球整合能力的不断提升,各种资源也无孔不入地进入其中,并以自身的逻辑不断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由此造成了竞技体育利益空间的重新划分和分配。尤其是在人类由工业化时代转入信息化时代的历史时期,竞技体育的发展进一步出现了价值观混乱,工具理性凌驾表现理性,主体地位不断弱化的消极状况。

参考文献:

[1] 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北京:三联书店,1992.

[2] 曾冬梅,邱耕田. 走向融合:新时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发展趋势[J]. 学术界,2002(5):11-14.

[3] 任海. 奥林匹克运动[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128.

[4] 金元浦. 大学奥林匹克文化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4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6.

[6] 李龙,陈中林. 现代竞技体育文化的和谐内涵[J]. 体育学刊,2007,14(2):41-44.

[7] 陈淑奇,龚正伟. 竞技体育异化与运动员权益保障问题之伦理审视[J]. 体育学刊,2009,16(1):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