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存在的意义篇(1)

关键词：哲学文化；竞技体育；矛盾；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8)03-0058-04

Abstract:From under the philosophy culture fieldof vision, discovered athletics sports is selected the dual characterwhich the country system, athletics sports commercialization, the spor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thletics goal and the humanities spiritcontradictory existence and displays, then utilizes the comprehensiverelation the viewpoint to find between these contradictions therelations, studies athletics sports develop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judgement the strategy, only has balanced and in coordinated athleticssports each contradiction, can cause the development which it obtainswell, continues.

Key words: philosophy; athletics sports; contradictory; development

1 引 言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竞技体育也不例外。在哲学文化视野下，结合我国竞技体育的实际情况，分析竞技体育存在的矛盾，研究制定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策略，不仅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2 竞技体育发展中的悖论

2.1 举国体制与竞技体育商业化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矛盾

一个国家的竞技体育，到底是要由政府来办呢？还是要由市场来办？

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采取的一种“垄断”形式，这种体制为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与我国计划经济相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将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有效的体制。换句话说，没有“举国体制”，就没有中国竞技体育今天的辉煌。但是，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必然带上了这个历史时代特有的烙印。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国际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世界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趋势，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变化。竞技体育作为一项社会主义公益事业，在过多强调其政治功能的同时，必然会限制竞技体育的经济功能和娱乐功能的发挥和拓展，因此也必然排斥商业化经营和市场机制，从而给竞技体育带来了诸如国家负担过重，经费投入不足，缺乏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弊端。

那么，竞技体育商业化是不是就能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就能促进竞技体育的发展了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同样适用于我们对竞技体育的理解。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缺乏雄厚资金支持的体育将是苍白无力的，不但难以发展，还难免逐步萎缩。近年来的实践表明，竞技体育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以产业方式运作，逐步形成自身产业，可以更好地实现自我支持和发展，不断给竞技体育注入新的活力，实现良性循环，并带来更多机会。蓬勃发展的足球产业、博彩产业、竞赛产业等都是很好的佐证。目前世界上实行职业化的国家已达40多个。现在，一直坚持业余原则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对部分项目的职业选手解禁，刺激了更多的有条件实行职业化的国家走上职业化道路。由于竞技体育的高度职业化和其与大众体育福利的日益背离，在一个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体制中，商业化就成了竞技体育在市场经济中求得生存的必然归宿。竞技体育通过商业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无论在发展速度还是传播广度上来说都是空前的。可以说，竞技体育本身的特点使其具备了商业价值，而竞技体育的商业化又使竞技体育获得了高速的发展。

“过”与“不及”都不利于事物的发展。商业化的运作给竞技体育比赛带来变革，但过度的商业倾向和商业操纵也给竞技体育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损害了竞技体育的最本质特征――公平竞争，导致竞技体育“异化现象”发生，如：服用兴奋剂，黑哨等。当前商业化的竞技体育倾向于对英雄主义和获胜的强调，而忽视对竞技运动中审美的强调。商业化的竞技运动大都试图通过戏剧化的表现方式带给观众以深刻的印象，把竞技运动包装成纯粹的娱乐活动，而忽视竞技运动的教育功能和文化价值。当商业化发展到极至时，奥林匹克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便成了“竞赛表演业、广告业和拍卖业的混合体”。

2.2 体育科技与体育精神的矛盾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永恒的,然而当被贪念欲望所驱使时,在竞技运动中，利用科技成果作假舞弊以及摧残人性的异化行为必然会出现。

2.2.1 兴奋剂问题

体坛使用兴奋剂是由于竞技体育“更高，更快、更强”的要求和运动成绩不断提高越来越接近人的体能极限之矛盾所决定的。矛盾双方的对立与统一的规律决定了兴奋剂问题的演变和前景，兴奋剂的出现本身并不构成这对矛盾，而是由兴奋剂带来的两大危害（公平与健康）引起人们的关注，才逐渐建立起反兴奋剂的意识和策略。国家、集团、民族和个人政治、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的驱动是兴奋剂泛滥的原因。而最终结果将可能使得现代竞技体育比赛演化成为化学药物的比赛，使竞技赛场成为显示药物能力的场所。不但损害运动员的机体和心灵，还伤害公众视体育明星为英雄偶像的美好情感。

事物是变化发展的，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量变是质变的前提，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当一名运动员以不正当的方式（使用兴奋剂）赢得比赛并获得巨大的声望和物质利益时，其他的运动员将会仿效该运动员，一旦在体育比赛中服用兴奋剂成为常态，竞技体育将走向毁灭的边缘。如备受兴奋剂丑闻困扰的环法自行车赛已被呼吁停办，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主持过是否将自行车项目从奥运会剔除的讨论。运动的作用可以代替药物，但所有的药物都不能代替运动。

2.2.2 高科技体育器械

竞技运动的较量是新器械的竞争还是人的体能和技能的较量？运动成绩的提高是人的胜利还是器械的胜利？

当美国游泳神童费尔普斯穿着连体“鲨鱼皮”泳衣，夺得雅典奥运会4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当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广泛运用于竞技体育，使得现代竞技体育比赛成为体育器材、设施现代化的比赛，使竞技赛场成为显示民族、国家竞技实力和科技水平的舞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看就是，部分制约整体，局部影响全局。别人在竞技运动中使用了高科技，成绩提高了，取得了比赛的胜利，自己要想在竞技中取胜，当然在科学技术方面也不能落后了。于是高新技术不断被广泛应用到竞技运动的训练、竞赛、装备之中，极大地促进了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但是科学是柄双刃剑，任何一项科学发明，无不隐含利与弊的双重性。谁也不会否认科技发明创造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但发明并不都造福人类，转基因、、兴奋剂等都以大量的例证，说明了这些发明的弊端和对人类的危害。设想一下，假如用高科技制造穿上就可以飞奔的跑鞋，即使普通人穿上它，竞赛成绩也会以惊人的速度“提高”，那么竞技运动中的人，也就变成了一件附庸品。这样的体育竞技对人类自身，还有什么意义可言!体育精神也将无处可寻！

如果从古奥运会纯粹的人类运动技能的展示、较量，演变为现代奥运会展示科技“药物”和“武器”的化学及科技大战，这到底是竞技体育的进步？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竞技体育挖掘的，到底是人身体的潜能还是科技的潜能？利用药物挖掘所谓的“人体潜能”，是对人的一种摧残，是对竞技体育的一种抵毁和扼杀，它失去的是“体育”之真义。竞技体育是运动员竞技运动技术的比赛，更是运动员体育精神、意志品质、心理素质的较量。科学的运用和技术的完善固然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但是同物质化的奖励比赛一样，它只能是体育进步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体育的终极目标。[3]

2.3 竞技成绩与人文关怀之间的矛盾

要竞技体育成绩的不断提高还是要运动员的健康保障？这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它是对人生的意义、目的、追求的探索，具有为人们的行为定向的根本意义。当竞技体育成绩越来越与政治、与国家竞争甚至综合国力挂钩时，当竞技成绩与人文关怀发生冲突时，运动员、教练队伍该作出如何的选择？国家和社会大众又希望他们作出如何的选择？这是一个两难命题。似乎选择了竞技体育成绩的提高，就必须牺牲人文关怀；而选择了人文关怀，就难以取得成绩的不断提高。

我国90%以上的运动员是从少儿开始投入专业训练，运动训练中常用的手段是“时间战”和“消耗战”，以“苦”为常态，片面地延长训练时间以增加负荷。运动员每周要进行30－40小时的训练，“从实战出发，从难，从严，科学的进行大负荷训练的是他们的训练原则”。以山东省为例，田径选手60岁以下死于心脏病的占总死亡人数的56.26%;排球为62.53%，举重为67.12%，而40岁至60岁的退役足球运动员心脏有疾患的达到100%，这些数字大大高于常人的比例。在竞技体育中运动员不断追求超越极限，超越他人，超越自我，并把它作为获胜的标志和竞赛的目标，体育运动并未给运动员带来身心的健康，大多数运动员都是带着伤病告别赛场，有的甚至留下终身残疾。”[4]

2004年雅典奥运会赵蕊蕊的旋风上场与旋即受伤，2006年都灵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自由滑比赛，在做四周抛跳时由于配合上的失误，张丹重重的摔在冰面上……运动员的容易受伤和运动生命较短，与缺乏科学的态度和人文关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为了盲目追求运动成绩而目光短浅、涸泽而鱼，甚至不顾风险、冒险激进事例，造成了体育史上一个个的遗憾与悲剧。

2.4 竞技目的与伦理道德的矛盾

道德的功能在于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人和社会、个体和整体之间存在的各种利益关系。而现代社会，随着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的盛行。体育精神虽然仍在宣扬，但大众心知肚明的是，竞技体育最终的动力源却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因素。一些原本属于体育精神范畴中灵魂的东西，如互爱、理解、沟通等也由“体育伦理”重整了。

职业化的渗入，使体育成为赚钱的工具，因此，职业运动员比业余运动员更加注重金钱与成功，在“利益”与“道德”的天平上“利益”的砝码加重。另外，作为职业运动员，训练并参赛是他的工作，而他工作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获胜”，也只有这样，他的工作才会被承认。在高水平竞技体育中只有那些取得胜利的运动员才会得到奖赏，至于他们是否以公平道德的方式取得成绩则不被列入奖赏的范围。这种重结果而不重过程的观念导致急功近利的体育观念，助长了体育中的拜金主义思想，道德价值观发生改变，道德失衡现象频频发生，使体坛丑闻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3 基于人文视角的竞技体育发展策略

竞技体育中矛盾的存在虽然说具有普遍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存在下去的合理性，如果不解决这些矛盾，竞技体育就不可能健康发展，甚至会走向与奥林匹克主义和奥林匹克宗旨相反的方向。21世纪世界竞技体育发展，无论在运动技术水平、实力格局、管理运作机制方面，还是竞技人才竞争、科学技术较量、竞赛项目和形式的等方面都发生巨大变化，并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矛盾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创造条件促使事物向好的方面转化。

3.1 完善“举国体制”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今天，竞技体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世界各国也都充分利用竞技体育多种功能促进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着眼于奥运战略，举国体制仍然应该被强调。举国体制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继续坚持和不断完善”的问题。举国体制对我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是有帮助的，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挥整体的力量，的确为国家造就了大批体育人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是现阶段发展竞技体育事业的必然。

为了实现我国竞技体育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扩大竞技体育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保持传统项目优势的同时，加快竞技体育改革，着力提高薄弱项目的竞技水平，是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结合当今的社会发展形势，我们要做的就是完善“举国体制”，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适时利用市场的作用，形成新型的“举国体制”，“就是以国家利益和大众体育为最高目标，形成政府、社会、个人三位一体，财政和市场双轮驱动的体育事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5]

3.2 防止竞技体育异化

商业化的运作给竞技体育比赛注入了活力，但同时过度的商业化也带来了竞技体育的异化现象。如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过程中，一些非理性、非科学、非人性、甚至非法手段的采用，兴奋剂的使用，金牌内定，让比赛，裁判员受贿等行为，这些行为大大破坏了竞技体育的顺利发展，“假球、黑哨”蔓延使足球这项运动在国内的发展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出现了现在足球市场滑坡的现象。分析这些现象，不难看出，其主要原因对“人”的忽视与对“物”的过度重视。“由于人文思想的缺乏，竞技体育界存在着严重的‘重物轻人’的思想。这种‘重物轻人’的体育思想，既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相违背，又与奥委会主席罗格新提出的‘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理念不相称。这既是造成竞技场内黑哨、假球、殴斗、兴奋剂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是造成某些运动‘明星’昙花一现的症结所在。所以，离开了人文精神的体育是可怕的。”[6]辩证法中主次矛盾的原理告诉我们，集中力量找出主要矛盾，才能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重点、关键或中心，同时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据此，防止异化现象的产生，就是要对竞技过程中的“人”实施人文关怀。竞技体育，只有注重对“人”的关怀，才能防止异化现象的产生，才能健康持续地发展。以人为本，是人类社会任何事物发展的归宿，竞技体育当然也不能例外。

3.3 调整项目结构，突出重点项目

我们应当从哲学的高度来进行认识和思考，应当在竞技项目选择上做到有取有舍，有保有丢，有重点和非重点，在运动项目结构与布局中要集中人力、物力发展优势项群，锻造拳头项目和重点扶持女子项目。在实践上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体育政策和策略。从孙英杰的“掉入尿瓶”到王虹霓的被禁赛，中国体育为数不多的负面，都出在以“蛮力”争胜的项目上。而远至朱建华跳高，近至刘翔跨栏在田径场上打破世界纪录的事实，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中国应当按照自己的人种的特点，着力发展那些以小快灵为主或者以技巧与速度相结合的体育项目。事实上，中国体育的真正强项乒乓球、羽毛球、体操等就是很好的证明。

3.4 实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协调发展

3.4.1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协调发展的意义

体育人文精神是展现体育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终极关怀，回归以人为本的体育世界。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其就任宣言中指出：奥林匹克的格言是更高、更快、更强，当然，我们将继续保留这个格言。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提出奥林匹克新格言，那就是“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罗格先生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改革、求变的精神，适时地指出了未来奥林匹克的发展方向，从强调体育运动的科学性转向追求科学性与人性融合的现代体育精神。可见，要实现中国竞技体育的和谐发展，就必须探索出一条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有机结合的发展道路。

3.4.2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协调发展的依据

科学精神作为一项探索性、创新性很强的精神活动，其理性、逻辑思维方法不是科学认识与发展的唯一方法，人文文化中的非理性因素，如想象、直觉、顿悟、灵感等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它们是科学创新的重要源泉。因此，人文也必须成为竞技体育的灵魂，科学中的理性与人文中的感性共同辅佐，才能保证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奥林匹克在展示“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时，有了更多的科学方法与人文关怀、运动员的生命安全有了更大的保障、运动员的运动生命得到更大的延长和更好的发挥、体育的魅力得到更全面的体现和更完美的展示。体育科学需要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实证方法和技术手段，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文精神、人文环境和文化底蕴。两者相濡以沫、相激相励、共同发展。

3.4.3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协调发展的方法

怎么做到人文精神与人科学精神的协调发展？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就是连接两者的桥梁。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对于一项事业的发展是同等重要，要正确看待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过于强调科学精神会把人当成取得运动成绩的辅助工具，会导致竞技体育科学的异化，如兴奋剂的泛滥；反之， 过分强调以人为中心，也会造成了许多严重的背离人本精神的文化后果和社会后果。 巨大的运动负荷背后隐藏着的，是对身体的摧残及人性的 “ 扭曲 ” ，是体育人文精神的“异化”。 因此 新时期的“三从一大”运动训练原则要以人本为基础，科学地进行大负荷训练，突出对运动员人文关怀。“以人为本”是“人类生存战略的变迁，将最大限度地推进经济增长，转而通过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最大限度地保证生存和幸福”。因此，重视建立“以人为本”的“三从一大”训练原则，实现“生物体育观”向“人文体育观”的转变，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注意运动员训练的科学性，制定合理的训练计划，注重运动员身体的恢复和保健，尽可能地减少运动损伤；另一方面还要很好地考虑运动员的伤残保险和退役后的安置问题。“三从一大”应实现“体育人文精神”与“体育科学精神”的有机整合，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竞技体育的良性发展。

3.5 加强竞技体育道德和体育法规的构建

体育法规是现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调整、制约人们在体育领域内的活动而形成的各种法律关系的重要手段，是对体育活动实施有效管理的主要依据和根本保障[7]。道德规范则蕴涵于传统之中，以良心禁令或道德谴责的方式约束人，让个人不自觉地或有意识地排除那些或许可以增进自己短期利益却损坏长期利益的选择，排除那些或许可以增进自己利益却显著地损害他人利益的选择，做出理性的抉择，平衡利益与道德的冲突。只有事物保持相对的平衡和协调状态,事物才能生存和发展。这是事物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哲学的角度看竞技运动员的贡献与索取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要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既要对社会有所创造、有所贡献，又要从社会中有所索取，得到必要的满足。如果片面地强调一方而否定另一方就是割裂了两者的关系，是错误的。其实，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得失之间总有一个平衡点，找到这个点，就可以让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如果没有了信仰、文化、道德这些价值，社会就会趋于解体。因此，提高竞技运动员的道德修养，构建完善的体育法规，竞技体育才能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高度决定观点，角度决定视野。站在哲学的高度，从哲学文化的视野下，去发现竞技体育中举国体制、竞技体育商业化、体育科技和竞技目的与人文精神矛盾的存在及表现出来的两面性，然后运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找到这些矛盾之间的关系，用发展的眼光去研究竞技体育发展的策略。通过分析发现竞技体育的发展跟体育管理机制、经济、科技、道德法律等关系密切，并相互影响，只有平衡和协调竞技体育中的各个矛盾，才能使其得到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下）［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2005：1971.

［2］ 周爱光.竞技运动异化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98.

［3］ 孙威，金承哲，孙立涛.体育伦理的哲学探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12）：1607-1609.

［4］ 彭永捷等. 人文奥运［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5］ 鲍明晓. 关于建立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思考［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1，16（4）：49.

竞技体育存在的意义篇(2)

社会责任（SocialResponsibility）属于精神文化范畴，其本质是为社会服务，而这一行为则是来自人们“自我”“超我”和“本我”的“内在”动力的行为表现。从广义角度而言，运动员的社会责任既包括法律上的义务和职责，也包括伦理道德范畴的义务。体育明星的社会责任是对其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行为要求，不仅要求遵守基本法律法规，同时还要体现出对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回应，主要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四个方面，深层次地反映了运动员对社会期望的实现［1］，以及竞技体育对人文精神的关怀。荣誉伴随权利、责任和义务。因此，在经济方面，体育明星在获得国家和各级政府优厚的奖金资助，甚至还有可观的广告代言收入之后，应该在时刻铭记国家利益至上的基础上求真务实、积极进取，运用自身的社会效应和明星价值带动或创造经济价值，回报利益相关者［4］；在政治方面，作为竞技体育辉煌成就的创造者和代言人，体育明星肩负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赛场上奋力拼搏、为国争光的职责和使命，他们代表的不仅是个人，更多的是展示了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中华民族，世界乒坛皇后邓亚萍在取得巨大成就后曾说：“祖国母亲的乳汁养育了我，祖国母亲给了我一种大气磅礴的力量，使我能像黄河一样与命运抗争。”在文化方面，体育明星应对运动技战术进行钻研和创新，使精英体育不断深入人心，同时还应努力发展和传播奥林匹克文化、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和分享；在道德方面，体育明星作为竞技体育文化的载体，应树立起健康良好的公众形象，积极响应国家、政府或相关组织发起和倡导的社会团体活动，自觉关注并参与到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中［4］，姚明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在2007年联合NBA球星来我国举办了第一次体育界的慈善拍卖会；在汶川大地震后，除捐款外，姚明还积极带动美国民众对灾区进行支持和帮助，并持续关注重建工作。因此，本文将体育明星的社会责任界定为体育人文精神类属，即现役或退役运动员在依法享受自身权利及荣誉的同时，充分履行其作为一名体育人对国家、社会、人民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义务和使命，为祖国和民族体育事业的振兴而奋斗终生。

2体育明星的灵魂与载体：精神文化是灵魂，竞技技术是载体

被称为竞技体育赛事最高殿堂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是竞技运动员证明自身实力、赢得尊重、收获荣誉的最佳舞台，更为重要的是其已俨然成为锻造体育明星的“梦之坊”。在奥运比赛中创造佳绩是所有竞技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终极奋斗目标。然而，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中不受国界和民族限制的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世界性社会文化活动，是因为其蕴含的奥林匹克精神、理念、文化和价值观在这一赛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传播和弘扬［5］。作为当今竞技体育全球化的标志，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刻意打造体育明星或者谋取商业利益，而是在于通过体育运动与精神文化相结合，使人类精神得到升华，同时向世界呈现和宣扬运动员自我超越的精神，以期共同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6］。德国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对体育运动的价值作了哲学诠释，他认为“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7］总书记在提出“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这一号召时，也着重强调了精神层面，即运动员的思想和人格。因此，竞技体育运动的本质是通过竞技技术这一载体，培养和塑造出一批又一批顽强拼搏、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优秀运动员，从而不断向世界传播和弘扬代表人类潜意识的精神与理念，诠释体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由此可见，作为体育明星载体的竞技技术，只有在诸如社会责任等深层次的人文精神中才能体现出其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才能构建精神的世界、理想的世界和超越的世界，才能表现出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终极关切，传达世界人民热爱和平与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8］。而作为体育明星灵魂的精神文化，则反映的是人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包含着信念、理想、人格、道德和责任。它的迷失是对人文精神的剥离，并使竞技技术变为一具丧失灵魂的躯壳。

3体育明星社会责任的文化迷失：过度追逐

竞技能力的优化，忽略了自身精神文化主体性的构建竞技能力无疑是度量运动竞赛水平的标准，也是我国一直以来筛选和培养优秀运动员的核心。60年来，中国逐步形成了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各专项运动技术在不断完善、发展与创新，竞赛成绩更是突飞猛进。从最初的射击、乒乓球、举重、长跑，直至目前的110米栏，我国越来越多的竞技项目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作为竞技体育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高峰，更加预示着中国已跻身世界体育强国之林，在对优秀运动员直至体育明星的竞技技术能力优化方面成功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然而，中国竞技体育在“举国体制”背景下迅猛发展的光环，却一再被媒体频频曝光的知名运动员严重违背社会责任的众多事件所掩盖，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不仅有损体育明星的公众形象，降低社会期望值，而且不利于在以体育为载体、跨越国界的世界性社会文化交流活动中对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宣扬与传播，极大阻碍了我国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和“人文奥运”的发展进程。可以说，以上事件预示着相当一部分体育明星人文精神的丧失，映射出社会责任正陷入文化迷失的深渊。体育明星的属性不仅包括运动成绩、竞技技术等具有较强物态表现性和穿透力的外部表征，还包括决定社会行为的思想、意识、心灵、心理等不具有表象化特点的深层次内容，这些归属精神性及潜意识性的范畴，其穿透力较弱，必须在较长时间通过更为复杂的介质才能体现出它的内核与本质，需要借助对传统文化知识的不断学习、思维方式的传授以及价值观和社会道德的长期引导才能最终形成。因此，与竞技技术的锻造历程一样，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邃的精神思想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练就，而是有赖于长期、系统、完善、科学的人文素质教育。人是精神的存在，是自我实现的主体。职业运动员的体育生涯应建立在崇高的人文精神境界基础之上，单一的竞技技术能力发展与优化并不能有效替代精神文化的积累与提升。在体育竞赛中只有通过受意志支配的肉体活动，才得以追求超越个体自身的客观精神，使心灵与灵魂得以滋养和生息，实现精神的自我陶醉和满足。因此，身体运动不只是身体的运动与恢复，同时还是精神的活动与升华；竞技体育也不只是体育的竞技与挑战，同时还是生命力的演绎与超越，是对人性真善美的诠释。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肩负了民族使命，承载了社会责任，才使运动员的生命力得以延续，才使竞技技术的价值得以显现，才使奥林匹克的理念得以传承。以竞技技术能力作为自身体育事业发展的唯一标准，不仅民族传统、民族信仰和民族精神会落入脆弱、空虚和苍白的境地，甚至由人类文明所孕育的文化修养、道德情操、社会责任等也将彻底被湮没，最终导致精神世界的异化、枯萎和坍塌。

4体育明星社会责任的文化救赎

无论是参加竞技体育比赛还是履行国家所赋予的公务员职责，作为名利双收、功成名就的体育明星，都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去创新、发展、传播奥林匹克体育文化，胸怀国家、关爱他人、回报社会，即通过“人为”达到“为人”［4］。也只有这样，体育明星自身的精神文化和道德情操才能得以升华，体现出的社会价值才能不断得到认可和褒扬。不难看出，纯粹的身体运动根本无法彻底冲破心理异化的藩篱，反而会折射出体育精神文化道德底蕴的极度空虚。因此，只有通过对社会责任文化内涵的充分挖掘及其在内心深处的构建，才能从本质上真正引领主体责任心的自我救赎。

4．1融入一种人文关怀

人文，人之道也，人理之伦序［9］。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精神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10］，这透露出中共中央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对加强和改进人文关怀、提升人们精神境界的重视。人文关怀的内涵是以人为本，怀着人文情感去关注个体生命的尊严、意义与价值，力图通过对人的精神信念、道德人格的培养，来达到对人性的关爱、理解和尊重，突出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是人文精神价值取向的充分体现［11－12］。奥林匹克运动的渊源便是对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的思考，提倡把人的身体、精神与意志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生活哲学。反观我国当前竞技体育界所出现的一系列与人文精神相违背的事件，不得不说是运动员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道德情操的异化，是体育精神文化的没落与凋亡。传统的生物体育观，仅把注意力局限在体育对人的生物性效果上，而体育人文观则是要通过主体间的精神沟通，不断向身体实践中注入蕴含无限感染力的人性美、人情美和人格美，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育化高尚的心灵气息。只有在身体运动中倾注人文关怀，形成自觉的体育文化培养范式，才能深入到个体的内心世界，彻底打破现实社会对精神的俘虏与禁锢；也只有这样才足以唤醒主体潜在的社会责任感，使之在对“人为”到“为人”的认识中主动表现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终极关切，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融通。

4．2建立一种民族信仰

信仰，源自某种超乎一般观念或理想的信念，是对指向未来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信奉、仰望、持守和追求，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或超现实性，是内在精神的方向，对人生具有很强的解释和指导功能。每个民族都有其自己的信仰，孕育着本民族对其生存与发展的理解、选择、向往等主体性倾向，构建了“民之为族”的社会本性，形成了追求某一终极价值目标和人类精神生命最终依托的共同意识。中华民族的信仰历经千年，在社会责任、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凝聚了具有民族传统特质，并不断融合时代特征的精神力量，引导、规范和推动着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是民族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13］。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也正是出于古希腊人对神祗的崇拜和，才得以具备如此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耕耘着一代又一代运动员的心灵与灵魂［14］。因此可以说，信仰决定了体育，民族信仰则决定了民族体育精神文化的取向［15］。然而，目前竞技体育界大量涌现的为追逐个人利益而与民族信仰相违背的事件，预示着现代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信仰危机。科技信息时代所衍生的社会、伦理等问题，使科学价值逐渐脱离了信仰的高度；商品经济时代所盛行的消费主义、功利主义正在不断侵蚀和腐化人类的精神世界，使残存的信仰变得那么的脆弱与空虚［16］。因此，在身体运动中融入民族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筑建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坚定信念、执着忠诚和崇高追求，才能在个体心理层面塑造和铸就民族应有的意志品质，释放内心之爱，从而表现出民族作为理想人格和情感依托对个体心理以及情感的超越与升华。也只有这样，才能抵御社会机器对信仰冰冷的蚕食，实现社会责任的回归；才能避免空虚、虚幻的自由，将人类带入真实的心灵自由之境。

4．3注入一种奉献精神

奉献精神，即为了维护他人、集体或国家利益而自觉地让渡、舍弃自身利益甚至生命的一种牺牲精神，是个人对社会勇于承担义务的崇高道德体现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实现方式［17］。无论是古代的屈原、岳飞、文天祥，还是现代的孔繁森、许海峰、胡祖荣等，中华民族的这种奉献精神亘古至今、绵延不绝。孟子曾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竞技体育这样一种身体活动同样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奉献精神———体育道德的崇高境界。运动员在竞赛场上顽强拼搏，为了最后的胜利，心甘情愿地为之流汗、流血，不惜牺牲肉体生命的健康以及时空上的自由与幸福，为集体和国家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18］，这无疑是个体人生价值的真正体现，是人之为人的伟大品格的绝佳展现。然而，近年来，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催生了片面追求个人利益欲望的极度膨胀，部分体育明星在功成名就之后拜倒在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脚下，丧失了精神生命的健康，严重损害了运动员的社会形象和中华体育的奉献精神。因此，随着现阶段竞技体育产业商业化的经济价值逐渐凸显，打造无私奉献精神这一净化人类灵魂的过滤器已刻不容缓。只有崇高的道义追求和情感境界，才能加深和提高个体对价值取向的认识和判断能力，促进体育道德水平的提升；只有通过对奉献精神的注入，才能确立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习惯，自主、自由地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也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唤回体育明星社会责任的彻底觉醒，理性自觉地显现以社会为本位的道德原则，体现其对赖以生存共同体的责任与关爱。

5结语

竞技体育存在的意义篇(3)

关键词：体育理论；身体教育；竞技运动；大体育；善；真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5－0001－06

对于任何一个学科而言，围绕构造学科理论体系的元概念展开长期、激烈论争是极为常见之事。其实，概念之争并非“文字游戏”那么简单，概念定位上的任何一个细微差异，最后导致的必然是理论领域的巨大范式分野，因此，对有一定学术见解的学派而言，围绕学科的元理论、元概念，坚持己见，据理力争，不肯丝毫让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王学锋先生是真义体育的忠实拥护者，始终坚持体育是增强体质的教育，认为体育与竞技具有质的区别。近年来更是频频撰文表达对真义体育的支持、对大体育的否定。《体育界的语言和思维问题》、《走进体育语言――对体育与竞技思维混乱问题的认识》、《划界与批判――论体育概念研究中的主体性思维结构问题》、《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的哲学思考》等一系列文章便是从思维差异的角度来解读真义体育的“真”，大体育的“伪”。通过这一系列文章，王先生表达了这样几个基本观点：其一，大体育与真义体育的分歧其本质是主体思维结构方面的，是由于二者在不同的价值领域中来探讨体育概念问题所造成的。真义体育讲分析、重逻辑和正的方法，主张研究体育概念应从科学认知价值领域用“可以言说”的准确语言来探讨解决体育概念问题，强调体育概念术语的规范化与科学化；而与其对峙的大体育观讲综合，重直觉和负的方法，主张探讨体育概念应从美学和伦理价值领域，用一种国人所喜爱的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语言来探讨体育概念，强调体育概念的整体性和本土化。其二，身体教育在于求“真”、竞技运动在于求“善”，二者分属于不同的价值领域，求“真”的真义体育秉持的是科学理性精神；求“善”的竞技运动依托的是个体自由精神。事实上，王先生表达的这两个学术观点是成互为因果关系的，前者提出了真义体育与大体育的思维差异；后者则是通过证明真义体育“求真不为善”、竞技运动“向善不求真”来佐证大体育与真义体育的思维本质差异。前者提出问题，后者解答问题，前后一以贯之。对于王先生求身体教育之真的精神，我们表示由衷的敬佩。通过援引哲学原理，将体育元问题深化到本体论、认识论高度，对解决当前体育理论界术语使用混乱现象将是有所裨益的。并且将真、善、科学、自由等引入到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的关系说明中来，也是颇具理论深度与新意的。尽管对于王先生论证身体教育求真、竞技运动向善的过程我们仍然存有不少疑问，但对身体教育求真、竞技运动向善这一结论我们还是赞成的；至于其更进一步将真、善机械分割，将竞技运动扫出“真”的领域，提出竞技运动不具有科学认识价值，则是我们完全不能认同的。

难道身体教育只能求“真”不能向“善”?竞技运动只能向“善”不能求“真”?

1　身体教育求“真”、竞技运动向“善”的证成逻辑

到底身体教育、竞技运动在价值领域应该各自对应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暂且搁置，先回顾一下王先生论证身体教育求真、竞技运动向善的过程。

第一，身体教育求“真”的证明。对于身体教育求“真”这一命题的证明，王先生是分3步走的：首先，基于身体教育的起源与科学理性产生同步，推导出身体教育先天就具备科学性。身体教育最早出现在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著作《爱弥儿》中。卢梭生活的时代，正是科学理性得到释放的年代。为了实现社会平等，造就一个契约社会，卢梭将爱弥儿视为虚拟的改造对象，遵循自然规律与秩序对其赢弱的身体实行身体改造，拟从消除人的自然差异人手来消除人的社会差异。对于长期游离于宗教统治的法国社会而言，人一直都是上帝的臣民，人的生老病死，上帝自有安排，同时，身体作为欲望产生的机体，对于人接近上帝起到了阻碍作用，因而，应当予以压制。压制欲望、压制身体一直构成宗教社会的主体特征之一；文艺复兴以来，人的觉醒、理性的复苏无疑对传统的宗教统治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身体、身体的欲望从上帝手中解放出来，这无疑有科学理性的一份功劳。所以，体育从一开始产生就具有科学性，它是科学理性精神的产物。其次，身体教育的对象――剥离了心灵后的物质身体是科学能够认知与改造的对象，物质身体具有客观性，因而围绕身体所展开的身体教育自然具备客观科学性。因为人的身体(剥离了心灵的身体)是物质性的东西，是经验能够感觉到的对象的现象界，是自然的一部分，身体的生长发育成熟衰老具有自然的必然性，是有规律、有秩序的，更为重要的是，身体的这一自然规律和秩序是人能够认识的。按照自然因果律的法则去实施健身教育，既是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教育，也将是科学的教育。最后，身体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被赋予了科学性――身体教育是科学的教育。凡教育，必然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教育规律运用一定的教育媒介对受教育者实行教育。教育既是完善人的过程，也是追求真理的过程，还是形成科学的过程。身体教育是以exercise为主要手段来实现身体教育目的的，而exercise正是一种符合自然规律性和普遍必然性的运动，是一种科学性的运动。显然，从手段来看，身体教育也是富含科学性的。通过溯源身体教育的起源、关联身体教育与教育、解析身体教育的手段与途径，身体教育的科学属性得以证成。

第二，竞技运动向善的证明。先将竞技运动排除出“真”的领域，而后另为竞技运动寻找一个委身之所――善域。如何将竞技运动扫出“真”域?依据康德的哲学理论“自由和道德问题，只具有实践意义，不具有认识论意义”。如果，竞技运动能够与自由扯上关系，依据康德理论，不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将竞技运动扫出真域了吗?因此，欲证明竞技运动向善，首先必须证明竞技运动与自由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通过回溯竞技运动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游戏竟是竞技运动的原始形态，而正好有论者将游戏的本质界定为自由，于是，通过勾连游戏与竞技运动，继而抽取自由本质，也就能够实现对竞技运动求真的否定。另外，王先生还以能否对身体产生普遍必然性影响来评判“科学”与“自由”。能够对身体产生普遍必然性影响的身体活动即是“科学”的活动，不能产生普遍必然性影响的身体活动只能是“自由”的活动。竞技运动这种不确定性的身体活动虽然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但是它却不能对身体实质产生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影响，所以它不是“科学”，只能是“自由”。既是自由的活动，竞技运动必然不属于“真”的认识范畴，也就可以将其从“真”的领域清除出去。如何将竞技运动安放到“善”域?既然竞技运动求的不是真，而是自由，依据康德理论，自由属于道德范畴，竞技运动归位于善

的领域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2　对身体教育求真与竞技运动向善证明过程的几点质疑

应当承认，直观王先生提出的“身体教育求真”、“竞技运动向善”两个命题是具有一定的经验合理性的。身体教育必然可以求真，竞技运动也一定可以向善。然而，王先生的用意并不在于表述身体教育求真、竞技运动向善，而是想进一步得出身体教育求真不向善、竞技运动向善不求真的结论，以实现分离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的目的。由于带有先入为主的“分裂”的意图，且秉持的是真、善机械分割不可统一的价值观，使得论证的过程及研究结果难免存在偏颇。

第一，关于价值取向问题。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都要求研究者采取一种中立的立场来开展研究。任何先入为主、预先怀揣观点所进行的研究，必然使得研究过程、研究结果受到研究者立场的左右，最终使得研究结果失真。事实上，在证明竞技运动不具有认识价值、只具有伦理意义的过程中，研究者是带有明显的主观偏见的，突出表现为将真、善截然的机械分割，人为的将真义体育与大体育对立。正像其所宣称的：在中国体育界，我们可以说，你不赞成真义体育观，你就赞成sport大体育观。既是一个坚定的真义体育观持有者，在论证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的差异时，就必然会把研究假设当成研究结论，必然带着差异看问题，带着差异找差异，使得差异逻辑处于事实差异之前。关于大体育与真义体育的分歧，事实上是由视角不同所导致的，并非是绝对性的事实差异。如有论者所评论的：不变的体育术语与其所指向的变化的体育实践之矛盾的外部表现形式，是体育术语与体育实践的矛盾引发真义体育观与大体育观的争论。依我们看，真义体育观站在身体教育的内部仰看不同身体文化形态，强调的是身体教育与不同身体文化形态的差异；而大体育观从实践工作的角度强调各种身体文化的共性与融合，二者看待问题的角度是不相同的。如果能够取消成见、统一范式，二者是完全可以实现互补的。

第二，关于理论引用问题。研究者常常引用已有的学术观点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对于增加学术观点的说服力显然是有益的。但引用观点并非是无原则的引用，只有权威观点或者经过长期实践，获得较多人认可的观点才具有较高的引用价值。如果以尚存争议的理论观点来支撑自己的研究，其研究的科学性是会受到质疑的。这是理论引用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引用理论过程中，必须客观、完整地尊重引文的原始含义，既不能肢解含义，也不能发挥性解读。对身体教育求真的证明，本具有较多科学素材，王先生偏偏采用大陆理性主义者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用哲学来证成科学，实不可行，强而为之，也只能是画蛇添足罢了。笛卡尔作为近代哲学的奠基者，由其发展的认识论、方法论为日后的西方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思故我在”所确立的主体性原则，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具有科学理性的精神并非就是科学的。笛卡尔的整个理论体系是构建在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的挺立是借助了上帝之手的，笛氏的理论作为哲学思辨的对象尚可，作为科学证明的理论则是不太恰当的。欲证明身体教育的科学性，不能依靠哲学理论，只能通过经验的实证方法。并且，笛卡尔的物质观是机械的，物体只是一个死的客体，身体作为人的物质组成部分怎么能附会成死的客体了?难道身体教育仅仅是围绕一个抽空了思想意识的“死”的躯体的教育吗?这显然也是不恰当的。另外，物质的广延是指物质实体的无限可分，并非王先生误解的范围广泛。

第三，关于方法选择问题。在体育研究中，归纳法与演绎法是较为常用的两种方法。归纳法通常会受到演绎法偏好研究者“以偏概全”的攻击。演绎法通常会受到归纳法偏好者“丐词”魔术、“同义反复”，或是“第一原理”错误的诘难。正因为归纳法与演绎法各有优劣，具体的研究中通常要综合使用二法，扬长避短，实现互补；偏取一方，难免有所遗漏。在对竞技运动伦理性的证明过程中，王先生采用的是演绎法，其技术路线为：依据康德理论，凡以自由为本质属性的问题必不是认识问题，只是伦理问题，脱胎于游戏的竞技运动具有与游戏等同的自由本质，因此，竞技运动必然也是一个求善求美的伦理问题，不具备认识价值。事实上，在论证竞技运动伦理属性的整个过程中，王先生的演绎基点、逻辑都是有问题的。首先，将问题的两面性绝对为一面，过分强调竞技运动向善的一面，否定求真的一面是有失公允的，竞技运动既求真，也向善。其次，过分迷信康德的哲学理论，认为：要真正深刻理解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的哲学含义，我们就不得不从最艰涩、最深奥、最富于思辨气息的康德哲学人手，在“真”与“善”两个领域确定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的各自价值。相反，那种不想在康德哲学上花费精力而打算直接掌握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哲学内涵的企图是十分幼稚的，其结果也必然是肤浅的。康德在调和唯理论与经验论上做了一些努力，但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其理论的适用范围也当有所限定的。最后，纵使如有论者所言“游戏的本质为自由”，也不能以此推断出竞技运动的本质为自由。竞技运动虽然与游戏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毕竟二者非同质体。非同质体，本质必然是相异的。显然，王先生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为解决这一矛盾，他将竞技运动对游戏本质――自由的迷失，归结为竞技运动的功利化发展的结果，是功利掩盖了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当自由不能成为竞技运动向善的理由时，王先生不得不重新选择“第一原理”。最后寻觅到了“竞技运动是一种具有规则性、娱乐性、竞争性和不确定性的身体活动”这一理论表述，在他那里，竞技运动“不确定性”被创造性解读为不能对身体实质产生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影响，进而指出，竞技运动这种不确定性的身体活动虽然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但是它却不能对身体实质产生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影响，所以它不是“科学”，只能是“自由”。依靠这种演绎逻辑，才使得竞技运动与自由挂上了勾，最后得出竞技运动向善不求真，只具有伦理价值不具有认识意义的结论。

第四，关于结论得出问题。王先生虽论证了身体教育求真，但并没有证明身体教育不向善，也就不能得出身体教育求真不向善的结论；同样，理想化的高水平的竞技运动虽是追求比赛结果的不可预定，但仅此并不能得出竞技运动不具有科学认识价值的结论；另外，认为竞技运动对身体不能产生普遍、必然影响的结论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得出竞技运动只向善不求真的结论是没有可信度的。

3　竞技运动向善也求真，身体教育求真也向善

3.1关于真与善

论及竞技运动、身体教育向善求真之类的问题前，我们首先得明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事实上，关于什么是真与什么是善，长期以来也是争论不断、难以定论的问题。尽管有论者将真、善分列于不同的领域：一者为认识领域；一者为意志领域；并强调前者为经验界之事实，后者为先验界的范畴。但我们不难

从真――主体认识与客体相符合以及善――人们的行为与主体利益相符合的规定中看出，无论是真，还是善，均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真，极端而论，可以是纯粹不沾染人主观意识的物质世界，在海德格尔眼中，真即是存在本身，即存在的去蔽与无蔽状态一。客观存在的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这种真是如何进入人的思维结构的呢?还得依靠主观的认识结构、认识形式。只有人的经验范畴内可以把握到的客观物质世界才是真。显然，与海德格尔观点不同，康德将真归结为物和知的符合。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不单物质，人类社会、人类历史也是有真可言的；真，在历史唯物论里，被解读为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人正是通过实践，才获得了对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历史客观真理的把握。可见，真，无非是在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表现出来的客观事物自身的客观规律性、客观条件性、客观结果性等，它表征着社会和事物发展的物质生活过程。

如果说真还可以还原成纯粹的物质，剥离人的主观因素，脱离主体；善则必须与主体勾连才具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善，必然是主观的一种评价。真是合规律性，善则是合目的性。冯友兰认为：所谓善恶，即是所谓好坏。施太格缪勒也说：肯定的价值的承担者，就是善…。因此，对个人而言，所谓善，就是客体的事实属性对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的效用性；对社会而言，善即是客体的事实属性对社会需要、欲望、目的的效用性。对于个体、社会具有正价值的事物均可谓善。从认识论来看，经验范围内的客体世界，由于其纯粹的对象性，是可以通过一定的认识形式，为人们所把握的，通过人类的“文本”重叠客观“世界”。其实，真也好、善也好；认知问题也好、意志问题也好；物质也好、自由也好，必然都是主体与客观的相互作用与反映，它们完全可以通过主体与客体实现统一的。

事实上，真、善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存有以下4种观点(哲学中，一般将真、善、美三者并论)：一是机械分割说。持此说者认为，科学探索真，道德研究善，艺术追求美，真、善、美分别是各种专业考察的不同现象，彼此不相干。二是部分相通说。或强调真与美的统一或重视美与善的统一，但认为真、善、美之间，只能部分相通，三者难统一。三是完全混同说。持此说者认为，真即是善，善即是美，美即是真，真、善、美之间，彼此可取代，完全无差别。四是玄虚说。持此说者认为，真、善、美及其相互统一，只是空虚渺茫的意境，即主张真、善、美三者应当统一，又缺乏使这三者统一的科学论证和现实措施。对于第一种观点，认为真、善截然各异，显然是片面的。第四种观点将真、善完全混同、玄虚说，也是不恰当的。应当看到，真与善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二者在某种状态下能够实现相互转化。一事一物，既可以以真的标准认识，也可以按善的标准评价。王学锋先生正是基于第一种观点，片面地强调了身体教育求真、竞技运动向善，没有看到真与善的相互转化，没有看到竞技运动、身体教育既可求真也能向善。

3.2身体教育求真也向善

身体教育是求真还是向善?实际上这是一个关涉到身体教育目的与功能的问题。尽管理论界对于身体教育的目的仍有着不同见解，但可以明确的是，身体教育的目的绝非单一的，必定是有着多层向度的目标体系。周登嵩认为：对新的体育课程而言的体育教学活动，应该围绕下列目标展开：第一，增强体质，掌握和应用基本的体育与健康知识和运动技能；第二，培养积极参与运动的兴趣和爱好，形成坚持锻炼的习惯；第三，具有良好的心理品质，表现出人际交往的能力与合作精神；第四，提高对个人健康和群体健康的责任感，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五，发扬体育精神，形成积极进取、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教育部2002年8月12日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确立了高等学校身体教育的5个学习目标：运动参与目标、运动技能目标、身体健康目标、心理健康目标、社会适应目标。可见，身体教育并非简单的改造体质的过程，而是一个以身心一体的人为教育对象的，寓知识、技能、情感、社会适应、身体锻炼等多层目标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主要门类，身体教育必然具备与其他教育门类等同的特征――具有独特的知识结构与体系；同时，身体教育还具有自己个性的特征――既是知识性的学科，也是实践性的学科；既有个体的目标，也有社会的目标；既是知识学习的主体，也是知识实践的主体。当然，身体教育区别于其他学科，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关涉人的身体实践知识、能力的获得与运用的科学。

在身体教育的诸多目标中，有些是求真的，它们指向的是知识认知领域；有些则是向善的，指向的是人的实践能力。

身体教育的真，关涉的是身体教育是什么?显然，身体教育是通过人类长期的实践所积累起来的身体实践能力获得与运用经验的升华，是以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基本原理为表现形式的知识体系，是有关身体活动的自然性规律与社会性规律，以及身体活动与人体健康、情感体验、技能获取、社会适应等的关系。如王道俊先生所述：体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即是使学生逐步掌握体育运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技巧，并在符合科学规律的基础上养成自觉锻炼身体的习惯。可见体育的真从某个层面来说指向的就是身体教育的客观知识、客观规律。当然这些已有的有关身体教育是什么的知识体系能够通过人的认知结构，内化到人的观念系统中去。其后，身体教育的真才表现为人们运用身体教育知识所展开的身体实践。身体教育的身体实践必然是发生在一个客观的社会关系、历史场景中的社会事件，定然受到时间、空间、社会场域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因而，身体教育的真通过人的主体实践得以生动活泼地展现，这种关联时空的具体化行为定然以客观的形式记录下来，记录既可以记录于人的身体之上，还可以记录于身体之外。

如果说身体教育求真，求的是客观的身体知识，求的是知识之上的客观实践的身体痕迹；那么，身体教育的向善则是表现为求真之上，人所获得的一种摆脱有限制约的无限向度。人作为自然与社会的综合体，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由完善到超越完善是一个逐渐从个体走向群体，由自然走进社会的多向度的复杂进程。人的肉体固然是物质的，它赋予了人的自然有限性；而人的心灵则是自由的，他给予人无限的超越可能。身体教育向善，一方面表现为人在已有身体规律之上的能动选择，使客体契合主体的理性诉求，客体不断主体化(对于这一点，连王学锋先生自己都不否定，在论及什么才能作为体育的手段时，他同样是以“合目的性”为价值标杆的――只有那些合目的性(强身健体)的身体活动，才能作为体育手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对于客体规约的自觉性超越，不断将生命的境界拔高，将生命的主体性特征扩充到客体难以规限的无限向度，从而使人在必然性中获得解放。因而，身体教育向善所表达的是身体教育知识、技术如

何服务于人，使人完善，不断使人由个体走向群体、由自然走向社会、由有限走向无限的超越过程。

3.3竞技运动向善也求真

尽管有人仍然坚持竞技运动与身体教育是旨趣各异的两类不同事物，我们仍然希望将二者统一到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来。依我们看，身体教育是身体对身体实践知识与能力的习得，而竞技运动则是在身体教育过程之上的一种身体性的自我实践，二者都是以身体为载体的人的存在方式的表现途径，不过一个是“体”，另一个则是“体”的“用”；身体教育使得主体的人获得了身体实践的能力，竞技运动使得人能够将身体的实践能力外显于世界。可见，身体的实践能力来自于身体教育。通过身体教育，受教育者获得了与身体实践相关的知识与技能，获得了身体实践的能力。但此时，知识与技能的意义仅体现于个体的层面，教育的身体仍然没有社会化，如何将个体融入到社会群体之中?竞技运动是一个有效的拓展途径，通过竞技运动，经过身体教育的个体的身体被置于一定的社会场域之中，在身体技能展示为纽带的链接中，群体的意义产生了，实践的客观性涌现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也获得了。需要强调的是，以竞技运动为载体的身体实践活动，并不是一个随意的自由过程，其实践的自由度受到了身体教育程度的规限，也就是说，通过身体教育所解放的身体能力越多，在竞技运动的身体实践中，身体实践的自由度就越大。身体技能的自由实践是建构于身体机能的必然性规律之上的。之所以将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做一个紧密的关联，是为了表明，身体教育并非单一的体质教育过程，它应是一种自然身体之上，蕴含了社会含义的人的育化的实践教育；而竞技运动也并非举目皆是的工具化的赚钱仪式，而是一种契合了社会需求，人的主体能动的实践表现形式。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统一于身体的实践之中。

竞技运动之向善，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竞技体育的善反映着人们的主观意图和价值取向，以及竞技体育所产生的或应有的社会意义，它表现了竞技体育的社会性和目的性”；“竞技体育的善就是在竞技体育客体满足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实用性、实效性、价值性的意义上，确定着竞技体育的功利尺度。竞技体育发展中，凡是符合人的功利目的的就是善，反之就是恶”。如果说身体教育使得个体获得了作为实践主体的资格，那么竞技运动则是将个体的身体社会化了。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的目的性的契合、竞技运动与社会需求的契合，依靠身体教育对身体的育化，使得身体获得了竞技的知识与能力，最终能够实践于与社会需求相契合的场域之中。当然，是由于身体教育为竞技运动营造了实践的基础，才使得竞技运动能获得自我实践的能力，才能够能动地超越必然性的规约，将人的生命特征以最富激情、最富想象力的形式表现。按照善的追求水平，竞技体育的善可以分为3个层次：第一，最高层次表现在人们对竞技体育发展所赋予的理想与终极目的；第二，中间层次表现在竞技体育尽力追求、发扬自身的正向、积极功能与价值；第三，低位层次指竞技体育的正常、有序运行，不违反有关法律制度、比赛中的公平竞争等。

竞技体育存在的意义篇(4)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步入发展的转型期，作为现代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竞技体育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种种困惑。本文运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现象进行细致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再对我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解读和反思，以期对引导我国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正确定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困惑；选择；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理性思考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2-0106-03

1 引 言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改革也得到了的深化，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策略。市场经济的确立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的巨大变化。首先，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了；其次，人们的主体意识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推动了我国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发展态势，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各种社会问题也随着社会的发展接踵而至。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竞技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现代社会文化形态，它不仅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整个社会发展都起到重要的促进重要。它不仅能够促进广大参与者的身心健康，还能够弘扬民族精神，激发爱国情绪，并且在一定程度还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竞技体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其作用的发挥与社会对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直接相关。

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是价值取向的一种特殊形态，是竞技体育的价值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即个体或社会按照自身的价值标准确定自身的竞技体育目标，并按照此目标主动从事竞技体育活动，是动机、目的和情感意志的综合体现。面对社会经济这个大环境的不断改变，我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社会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同样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例如，运动员的学训矛盾，功利主义、政治介入、商业威胁等等，备受关注、饱受争议。面对诸多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细致地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对我国竞技体育价值取向进行解读和思考，这对于引导我国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正确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2 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惑

在中国，竞技体育其担负着特殊的政治功能一直备受政府重视，因此，在“举国体制”的特殊“关照”下迅速崛起，短短数十年，它就不负重望，为国家和人民提供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国不仅雄踞金牌榜首位，还给世界人民送上了无与伦比的赛事体验，令世人刮目相看。然而，当我们沉浸在竞技体育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个喜悦时，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充斥着我们的眼球。

2.1 学训矛盾日益突出

高水平运动员文化素质偏低是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运动员的学训矛盾。由于我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动力机制存在着导向上的偏差，体校认为“不出成绩不出人才就显得不行”，而“不搞好文化教育就不会有人觉得不行”，因此文化教育的效果不甚理想。根据对全国部分体校调查发现，体校虽然在上午安排了半天文化课，但为了追求高度技术与成绩，要求学生早起训练，且运动量特别大，导致学生在上文化课时精力缺乏，难以保障学习效果。在一年的练习中，每周训练七天，一天平均3~4小时，多的时候达到5~6小时，加上集训比赛的日子，其训练量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培训国际级的选手，则更为严重。青少年和孩子们参与运动竞赛，是好事是可喜的现象，但不要过度着眼于比赛结果，过度即会对孩童和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均衡成长衍生重大的伤害，有的因夏天长时间练习而中暑或不幸死亡，也有的因参加太多比赛，致使学业跟不上，或是为了训练或参加比赛而分心于其中特别事项，慢慢导致轻视学业等倾向。唐媛，2000年在印度夺得亚洲杯乒乓球女单冠军，她在上海交通大学一年级时，她说过“不怕你笑话，我的文化水平还只停留在小学六年级的水平”，这并不是个别案例，而是极其普遍的现状。他们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应变能力极其低下，在比赛过程中他们只会僵硬地贯彻教练员布置的战术，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都不知道及时改变。这一现象，在我国的乒乓球、女排等优势项目上也经常有所表现。由于文化素质低下，能适应的工作岗位很少，给社会就业造成压力，往往高水平运动员的退役即为失业。正是许多家长看到高水平运动员的文化素质偏低，又不利于就业，所以限制自己的子女从事体育运动，这势会必限制竞技体育的发展。

在我国，由于体制的特殊性，体育主管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之间各负其责、彼此分离，由于二者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沟通、合作，直接造成了运动员顾此失彼的被动局面。读书和训练二者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运动员文化素质不高也就不足为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外大多数的优秀运动员都是从大学之中走出来的，他们在学校期间其身份首先是学生其次才是运动员，并且国家对于学生运动员的学习和训练时间都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保证了运动员充分的学习时间。无论中外，各级高校不仅具备优秀的师资力量，而且场地器材条件也十分充足，完全能够满足运动员的训练和学习需要，因此，高校培养运动员的道路完全可行，并且还能够大大节约运动员的培养成本，从而节约社会资源。

我国竞技体育的“学训矛盾”的问题必须引起广大体育工作者的充分重视，并积极的寻找有效的措施，保证运动员的全面发展。

2.2 功利主义不断泛滥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我国出现了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如功利主义、盲目崇拜等等。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不仅成为社会发展的不和谐音符，而且还不断侵蚀着竞技体育的健康肌肤。

现实中，运动成绩往往作为政绩来抓，所以运动员在竞技体育比赛中所取得的成绩会大受褒奖，因此，就导致了运动员运动成绩与金钱和物质利益相关联这一错误观点的产生，这也就成为相当一部分运动员从事竞技体育的主要动力，再加上周遭的过度期待及双亲或运动指导者的错误引导，而使年轻选手走错了人生方向，有的甚至误解运动成功者的真义。运动一词，源自拉丁语，翻译为“快乐的事”。而今天它不仅仅是指“快乐的事”，更重要一点它已成为更多人向往和追求的职业。特别是在如：姚明、贝克汉姆等明星的社会名望和经济地位的刺激下，有众多的青少年从遗传及自身状况而言，并不具备从事职业竞技体育运动的条件，而被迫走向这条道路上来。

可是职业运动也有很重大的问题存在，因为只有极少数选手能在职业运动中争得成功，获取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享受。更多的人将会被淘汰，而不得不重新选择从事其他的职业，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重新择业是非常艰辛和痛苦的。

竞技运动的魅力虽然无限，但它也是把双刃剑，如果只为追求短暂的名利，那将成为对人生危险的期待，正视自己、理性选择是绝大多数运动员应该具备的态度。

2.3 政治介入屡见不鲜

竞技体育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全人类的和谐发展，但在现实中它却难以摆脱政治的干预，如：三届奥运会由于战争的原因尴尬停赛；再如，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带头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这些事件都是显性的，并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实践中更多的是那些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性事件。

现实中，运动对社会政治的影响作用被无休止的放大，这一现象比比皆是。通过竞技运动的比赛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成为许多国家提升国民对社会政治关心的一种常用手段，而其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这种行为直接导致盲目爱国主义的产生。在爱国主义的掩盖下，滥用兴奋剂、年龄造假、种族歧视等不良社会现象层出不穷，这不仅增加了社会的紧张气氛，并且与奥林匹克的初衷相背离。

2.4 商业威胁屡禁不止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迅速进入到一个商业的时代，商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由于商品经济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在竞技体育领域也不例外，商业化越来越普遍，但随之而来，我们的竞技体育受商业的威胁也越来越多。

竞技体育的发展过程中，在某一时期出现了以赚取生活费用为目的而从事运动训练的群体，他们以运动为业，赖此为生，这部分人就是职业运动员。随着运动与商业的进一步结合，竞技体育越来越多的走上了职业化的发展道路，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在运动项目的普及和比赛水平的提高方面确实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运动员的职业化虽然使竞技体育走上了商业化的发展道路，但是运动员的权力却遭受侵犯，竞技体育受到的商业威胁也越来越多。有很多的企业，为了达到宣传自己以谋求更多的企业利润，他们往往借助于运动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利用赞助或奖励运动员（队）的手段去宣传自己的企业，这就会导致运动员对物质利益的追逐，这样一些运动员为了取得优异运动成绩而不择手段的现象也就屡禁不止。例如，我国的足球项目，在近二十年的职业化发展道路上不仅毫无建树，甚至国家队的国际排名还一路下滑。因此，竞技运动在商业化这个大环境之下如何能够摆脱商业化的威胁，对于我国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5 管理体制饱受争议

我国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被称为“举国体制”，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为了快速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并建立起国民信心，我国的体育事业便担负起了这一特殊的历史使命，但是，由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因此用于发展体育事业的资源还远远不够，所以国家就采取集中资源办大事的策略来保障体育事业的发展，自此，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龙的管理体制逐渐形成。

在“举国体制”的保障下，我国的竞技体育迅速崛起，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但是成绩的光芒却一直未能掩盖伴随“举国体制”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举国体制”这一管理模式也因此备受诟病。运动员的再就业问题、职业体育行业规范的缺失、足球项目的反赌扫黑等等现象都与我们的管理模式有着直接的关系。

俄罗斯《莫斯科时报》曾经这样报道中国：“在中国，他们几乎没有群众体育，学校体育教育水平也非常之低。如果不是这种全年集训的国家队的体育制度，中国的竞技体育将是非常脆弱的……”因此，如何处理好管理体制与个人需求的关系，使我国竞技体育和谐、健康向前发展，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2.6 投入产出比例失调

由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社会化和职业化发展程度较低，体育科研与运动训练实践结合的程度不高，使得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耗费了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我国竞技体育的投入与产出比例的严重失调，竞技体育事业的效益和运动员成材率低成为不争的事实。

根据已故的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研所研究员李力研的研究：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体育总局事业费每年10亿元人民币；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时，体育总局事业费涨到每年30亿元人民币；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育总局事业费又涨到每年50亿元人民币。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花费100亿元人民币。竞技体育成绩的取得必须拥有厚重的经济作为基础，从运动员训练所必需的训练器材场地到运动员的营养医疗保障等等，每一个环节都是以经济的巨大投入为基础，这些环节直接影响着运动员成绩的取得。随着我国政府对竞技体育事业的重视越来越多，相应的政府对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科研等各项经费的投入也就大大增加，这种投入的增加无形之中就导致了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对政府的依赖性。竞技体育事业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谋发展，而是完全依赖于我国政府的不断投入，这种发展模式与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背道而驰，依靠这种发展模式我国竞技体育还能够走多远是值得我们广大体育工作人员思考的重要问题。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表彰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实现我国由竞技体育大国向竞技体育强国转变的宏伟目标。竞技体育强国的实现是以竞技体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要实现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就要从根本上改变那种投入与产出比例失调的现象。

3 我国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选择

面对诸多问题，我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应该如何选择，这是事关我国竞技体育事业今后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根据价值观的相关理论，本研究认为，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选择，应从竞技体育的实践活动出发，既要立足于满足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竞技体育发展和变革的实际需求，还要保障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3.1 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目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转型时期，社会上充斥着各种价值取向，并且它们之间还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同样，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例如，竞技体育的“工具论”与“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矛盾。

“工具论”的价值取向主张发挥人的“工具性”，在一定的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我国的竞技体育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它的弊端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例如，“金牌至上”和“锦标主义”普遍存在。而“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提出，不仅体现着人类社会在发展观念上的重大转变，它还强调对运动员的尊重，注重发挥运动员的创造精神和主体性。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对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以及人的自由和发展关注的思想。但是现代社会弥漫着浮躁、庸俗、功利的瘴气，普遍的社会焦虑、信仰危机、人文关怀的缺失等现象使国人前所未有地渴望和呼唤“人文精神”的滋润与启迪，竞技体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必将成为现代竞技体育改革的指导方向。

3.2 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观

人类在推进社会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总是竭力地去改变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并试图从中分离出来，并且标榜为我们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在“成功”之后，我们却发现了诸如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物种灭绝等等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可以说，我们人类本身正笼罩在自己一手制造的灾难之中。因此，以解决环境问题为目的的“可持续发展观”被环保人士倡导出来，并于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我们的竞技体育也不例外，同样提出了可持续的发展战略。竞技体育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仅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而且也是其自身发展的根本需要。

在特殊国情下产生的“举国体制”虽然在短时间内使我国的竞技体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已显示出很多的缺陷，例如，运动员的出路问题、管理体制的缺陷问题等等，这些都成为我国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这种情形下，坚持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观”是我们重新审视竞技体育价值取向提出的必然要求，对我国竞技体育的未来发展具有实际战略指导意义。竞技体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涵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协调发展、优势项目与非优势项目的协调发展、东部与西部的协调发展、夏季项目与冬季项目的协调发展，另外，我国竞技体育还要与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保持协调一致。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表彰大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明确提出了要实现我国竞技体育要向世界体育强国迈进的宏伟目标，本研究认为要想实现我国体育强国的目标，必须树立健康协调可持续的竞技体育发展观。

3.3 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

公平公正是竞技体育的核心价值观，在竞技体育的比赛过程中运动员们渴望得到公平公正的礼遇，但是一直以来那种理想之中的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却像“乌托邦”一样只能存在于我们的空想之中。滥用兴奋剂、黑哨、假球、运动员年龄造假等等成为竞技体育的毒瘤，无情地摧残和亵渎着竞技体育的每一寸肌肤。竞技体育比赛的取胜是运动员综合实力的对比，没有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竞技的意义也就无从谈起。

我国体育管理层历来注重竞技体育公平公正竞争机制的构建，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在世人面前展现出了我们国家的实力和自信的大国家形象，并且还进一步维护了竞技体育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保障了各参赛国家及运动员的根本利益，我国也因此赢得了国际奥委会及世界人民的赞誉。

毋庸置疑，只有建立起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我们的竞技体育才会具有良好的发展环境，才能真正走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4 结语

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以社会的发展为基础，必须遵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因循守旧与盲目冒进都是错误的，都会对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竞技体育的发展要与时俱进并以社会的价值取向作为指导。

目前，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需求也朝向多层次、多元化方向发展，而竞技体育一直承担着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的特殊使命，为此，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然而，我们不能选择逃避，面对发展中的困惑我们应该冷静面对并进行充分的理想思考，做出正确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竞技体育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才能尽快实现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主义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06.

［2］ 李连科.哲学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69.

［3］ 廖年忠.关干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体育价值取向的研究［D］. 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4-05.

［4］ 康万英.2008年奥运会后我国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研究［J］. 体育与科学,2008,(3):26.

［5］ 覃慧宁.人文关怀的内涵与多元化的视野［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竞技体育存在的意义篇(5)

关键词：竞技体育 举国体制 理论依据 策略原则

随着我国奥运成绩的显著提高，有关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说法渐多，褒贬不一，有言辞犀利的批评者，也有誓死捍卫的追随者。但总的出发点都是一样，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为国家的体育全局着想，求同存异，会寻找到现阶段理论界的切合点。本文试图全面分析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一、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涵义

举国体制，顾名思义就是集中全国力量办一件大事的体制。这种体制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认为：“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就是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地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地竞技体育资源，上下形成合力，努力提高竞技水平，创造优异成绩，为国争光”。段世杰副局长把举国体制概括为“举国意志”、“举国智慧”、“举国资源”，即统一目标，统一行动，集思广益，集中智慧，服务总体目标，优化资源配置的体制。可以认为，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在一定时期，为实现竞技体育能力的快速发展，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中取得优胜成绩为目标，在政府的主导下，以体育系统为主体，优化配置体育资源，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在国家层面上形成目标一致、结构合理、管理有序、效益优先、利益兼顾的竞技体育组织管理体制。

二、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理论依据

1.奥运争光战略。奥运争光计划包括的不仅是竞技体育的竞争，还代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坚持奥运争光战略既是中国参与国际体育竞争的合理选择，也符合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潮流，是我国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实践证明，奥运争光战略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在现阶段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经济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无法对资源起到有效的基础性配置，必须依赖举国体制。

2.举国体制并非计划经济的专利。举国体制只是整合优化资源的一种手段，它与社会经济制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社会的经济制度只对举国体制运行机制的畅通和运行力度产生影响，而并非是限于某种经济制度的产物，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可以形成举国体制的运行机制。

3.举国体制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指先进国家和地区与落后国家和地区并存的情况下，后进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可观的有利条件。在体育领域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运动技术的后发优势；二是运动人力的后发优势；三是体制的后发优势；四是体育资本的后发优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里跃居奥运强国，得益于我国举国体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后发优势。

4.举国体制能通过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最大效力。首先，中国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市场经济机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这种结合可以充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地基础作用，同时，通过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的盲目性、自发性等弱点和消极作用，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由此为举国体制奠定了制度基础。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确立体育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无论在建国初期，还是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都将体育提高到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先进文化、丰富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的政治高度来把握，充分确立了体育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确保了竞技体育举国体育的实现。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实现举国体育的思想基础。在事关民族尊严、国家荣誉时，能坚决捍卫，在所不辞。这种文化价值取向奠定了实现举国体制的思想基础。

三、坚持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必然性

1.竞技体育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作用要求坚持“举国体制”。体育运动对社会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体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维护了社会的健康；现代体育娱乐市场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体育推动了城市建设、校园建设的现代化；体育推动了高科技的发展。在“举国体制”的推动下，我国竞技运动水平雄居世界前列。竞技体育要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借助“举国体制”的作用。突出体现为进军世界的“窗口”作用。

2.民族精神的振奋及历史使命的承担要求坚持“举国体制”。政治与竞技体育最直接的联结方式就是宣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因此，运动员的成败就有着特殊的政治含义。竞技体育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华民族一个精神支点。如我国体育健儿在每次优异成绩取得之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问里，激发了全国各行各业人的进取心。

3.奥运的使命要求坚持“举国体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推动新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北京奥运会在自己的家门口举行，借此机会还要显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此外，世界体育大国对竞技体育空前重视，这就形成了北京奥运任务的时间紧、任务重的严峻形势。在这种情势下只有继续发挥“举国体制”，才能再创辉煌。

4.国情要求坚持“举国体制”。目前，我国社会力量还比较薄弱，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经济实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完全支撑竞技体育发展的程度。因此，支持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这项任务还必须主要由国家承担。

四、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存在的矛盾

1.人力、物力和动力源的矛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府对体育既办又管的管理模式受到了阻碍，主要表现在：体育改革以前，国家承担一切费用的局面，从根本上就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管办合一的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体育系统的自我封闭，将举国之力大大缩小在体育系统之内，抑制了社会办体育的积极性，也使得体育自我造血机能较弱；同时，运动员安置的难度越来越大，致使竞技体育的源头枯竭，直接影响到“举国体制”的基础；在各种利益面前，不少高水平教练员纷纷流失国外，这不仅造成我国教练员队伍的不稳定，还给我国在世界上夺取优异成绩制造了一定的难度。“举国体制”面临着人力、物力和动力源不足的挑战。

2.效率和效益的矛盾。“举国体制”过分强调“普及基础上提高”，选择了单纯依靠数量增长的道路，导致后备人才淘汰率过高；围绕“全运战略”、“省运战略”，大而全、小而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比比皆是。当前的一些做法表现为举体育总局体制、举项目中心体制，这就造成整个系统集成度不高，分工不够，协同不足，缺乏在国家层面这个大系统整合资源的做法和机制。目前，基本上是在系统内配置资源，同时，由于奥运战略与全运战略在目标上不完全整合，有时系统内都难以做到优化配置，这也降低了整个体制的运行效率，没有达到预期的效率和效益目的。

3.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人们价值观趋于多元化，个人价值、个人利益受到充分关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在竞技运动的人文色彩不断彰显中逐渐显现出弱化趋势；中央和地方、体育系统和非体育系统、体育行政部门与体育事业单位及体育社团之间，由于目标不尽相同、价值取向各有差异，利益矛盾突出，直接动摇了举国体制的价值观基础，使整个系统的向心力、凝聚力下降，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时有冲突，有时还表现得异常尖锐。

4.竞技体育的结构矛盾。“举国体制”运行中出现的结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长期实施奥运战略所带来的，优势项目潜力不足，弱势项目越来越弱，社会关注的集体项目普遍滑坡；二是新生的职业体育与非职业体育相冲相克，不能融合互补。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体育不仅是竞技体育重要的、现实的组成部分，还是吸纳社会资源不可或缺的窗口、桥梁和纽带，关闭这个窗口，增量资源就流不进来，发展就缺乏活力和后劲。

五、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策略原则

1.渐进原则。目前，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味着目前情况下适合以举国体制为主体、市场参与、体教结合的多种制度并存的竞技体育制度，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各种体制的比例将科学、合理、渐进的变化。

2.系统原则。任何管理体系都是由若干单元或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对其进行管理，就应该根据这一系统本身运行的客观规律，协调各单元(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整个组织(大系统)的预定目标。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也必须贯彻系统协同的原则，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能力。

3.共赢原则。当前，在竞技体育领域已经出现了多种利益关系，如：国家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部门利益、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等。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要解决好目标的一致性与利益的多元性的矛盾，要遵循国家办和社会办、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对竞技体育系统的专业化商业运作，达到统而不死、活而不乱、规范有序、各得其所、多方参与、互补共赢的局面。

4.可持续发展原则。一是立足优势项目，利用项群理论和实践经验带动潜优势项目，加强重点项目集团军的建设，逐步增长现有奥运项目能够或接近争夺金牌水平的项目比例；二是在发展战略上，要真正实现“国内联合，一致对外”，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的奥运总体战略；三是在发展重心上，要从主要依靠增加资金、人力投入为主，转变为增加体育科技含量为主，使运动成绩中的科技贡献率每年以较快的速度递增；四是在后备人才的发展途径上，要从主要依靠国家办的一元形式转变为政府、社会、院校结合的多元形式。

六、结语

在现阶段我国必须坚持以举国体制为主体多种体制并存的竞技体育制度，全面认识举国体制的利弊，结合国情和现实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的按照渐进、系统、共赢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完善举国体制，使举国体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更大的效益。

参考文献：

[1]杨桦等：《竞技体育与奥运备战主要问题的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

[2]胡永红：《论坚持举国体制的必要性及要处理好的关系》，《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7.9。

竞技体育存在的意义篇(6)

【关键词】城邦文化;竞技体育;影响

作为含有政体意义、伦理意义的城邦，他不仅对希腊人的政治、经济关系重大，而且对体育运动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古希腊，公民和城邦有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公民属于城邦，城邦依赖公民。城邦和公民共同营造自由、平等、正义和开放的精神。并使得公民与城邦的和谐、至善的精神得以发展。古希腊人大部分公共生活与宗教祭祀有关，体育竞技是这些宗教活动中常见的仪式活动。体育运动与城邦有着紧密联系。

城邦的自由思想对竞技体育的孕育和催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明确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古希腊人崇尚自然、尊重自然，顺从自然。他们的生活与自然息息相关，神话也是他们自然生活的一部分，神话中的自由、平等、正义等思想从神话与英雄传说渗透到古希腊人的思想中。作为政治实体和共同体的城邦需要每个公民自由和平等地参加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这就像宇宙是众神的共同的努力能实现井然有序。宇宙的秩序性是众神自由和平等合作的结果。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是万神之王，是普遍正义的庇护者，但他也不能破坏和践踏正义，他破坏正义的行为是对城邦社会的糟蹋，必然招致其他神的反对，他会收到惩罚或引发战争。这是希腊神话中的自由思想的渊源，是自然法原则的发端。任何神都要尊重其他神的自由，不能让某位神拥有绝对的权力从而随意控制他人和社会。宙斯宣布他们三兄弟分别掌管天、海、冥三界是平等观念的起源。当他把技术与智慧分配给人类时要求：人人都有一份，若只有少数人分享，城市将不会存在。这一活动的体现了平等人权的观念。赫西俄德在《神谱》中对正义的阐述是：宙斯已经把正义这个最好的礼物送给了人类，因为任何人只要知道正义并且讲正义，无所不见的宙斯会给他幸福。人间秩序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它理所当然不应违背宇宙秩序，这是自然法的重要内容。自然法思想使每个城邦公民都坚信自己参加城邦公共事务是一种神赋的自然权利。这种思想激发了城邦公民积极参与城邦政治的情绪，演变成一种自由、平等的城邦精神。神话孕育了人们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等思想，这意味着神话与城邦公民的情感体系、认知体系及评判体系交织在一起。一方面使神话中的神和英雄具有人的思维、形象、性格和品行，另一方面，神的生活是人的生活的写照，更是人的生活憧憬与向往。象神一样自由、平等、正义地生活是人们的理想。城邦公民的这种思维定势逐渐内化为思维本身的程序，构成一种主体性记事的思维程序，在这种程序中，神话中的种种现象与人世间的现象一样，遵循着同一的发展逻辑和演进脉络。这使得城邦公民的自由、平等、正义观念具有了神性。

这种神赋的自由、平等和正义为竞技体育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它们对竞技体育的规则制定，项目构建，进程维持，纠纷解决有着重要的作用。

城邦的政治制度对推动竞技体育的发展功不可没。西方的政治的发展与古希腊的城邦制度有着一定的泉源关系。在城邦时代，政治和城邦紧密相连。城邦是公民分享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场域或公共空间;政治是公民的公共生活方式。在雅典，政治是城邦公民追求的最高善。因此，与城邦相关的经济、教育、社会、伦理等问题都负有政治意义。在政治管理上，雅典实现轮番而治，即一切行政官员都有公民民主选举产生。当时的雅典政体设置了三个主要机构：民众法庭、五百人会议和公民大会。公民大会近似现代的最高权力机构，对国家的重大事务有着决定意义。在伯里克利时代每月举行三或四次会议，二十岁以上的男子均可参加。会议以投票方式来决定重大事务。在城邦时代的雅典，言论自由是公民所有权利中的基础性权利，城邦公民在公民大会上有充分的发言权，对城邦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问题可以畅所欲言。由于城邦的公职人员是民选的，公民在会上也可以批评他们，行使每个公民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权，而公职人员在卸任时得做述职报告，不称职者会被罢免，渎职和犯罪的要接受法律制裁。

从政治哲学的理论视角看来，城邦给理性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基本条件，那就是公共空间，或者说是公共领域。著名学者韦尔南认为“只有当公共领域出现时，城邦才能存在”。在古希腊，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主要表现为公民会议和公众聚会的场地。

在那些场地中有一类不可忽视的就是体育场馆。在古希腊，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体育馆或体育场。这些体育场馆不仅是他们的竞技场地，更是他们的社交场地，它们是城邦公民的重要公共生活空间。他们不在体育场馆训练，就在场馆理消磨时光，他们不是旁观者，而是城邦公共生活的参与者。希腊精神中有一种就是竞争精神，它主要通过体育竞技表现出来。在古希腊，除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尼米亚运动会、地峡运动会和庇底亚运动会几大泛希腊竞技运动会外，每个城邦还有自己的竞技会。体育竞技活动不仅是体育活动，实际上是城邦的重要政治活动。

城邦政治的特点是自由、平等、民主、正义。这种制度为竞技体育的诞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体育竞技的公平公正提供了制度保障。公职人员的直接选举落实到体育比赛中表现为对体育官员的选举和裁判员的推选。政治制度的法制化促成体育比赛的法制化。

体育文化是古希腊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城邦培育出独具特色的健身习惯、运动风气和体育文化，体育运动成为泛希腊节庆中人们最愿意欣赏的文化节目，城邦的提炼和挖掘使得体育运动形成自己的文化风格和特色，体育运动成为古希腊人特有的文化符号。城邦给了体育生命，城邦创造出影响人类社会的智者的游戏。

参考文献

[1]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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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存在的意义篇(7)

关键词：足球；有球技术；技术概念

中图分类号：G84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8-1138-03

在现代体育运动中，足球运动属于技能主导类同场对抗性竞技项目，足球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在其竞技能力的构成因素中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足球运动员能否在激烈的比赛中获胜主要取决于其有球技术水平的高低。现代足球运动的高速度、高强度和强对抗对运动员的技术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技术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在我国足球技术理论的发展已滞后实践的发展。相关理论的落后，意味着观念的落后和训练内容、方法脱离实践,也势必影响足球竞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发展。因此，加强足球运动技术理论方面的研究，对提高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和竞技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从哲学对技术概念阐述的角度出发，探索竞技足球核心技术：有球技术的科学内涵。希望对竞技技术内容的完整充实有理论价值,并对我国足球运动员竞技技术水平的提高有现实意义。

1足球技术概念现状分析

1.1关于运动技术的概念和定义一直以来为各方面专家学者和训练学科理论界所关注。国内外常把这种身体动作的外在表现能力称为“技术动作”或“动作技术”。而在运动生理学和运动实践中运动技术较多指的是运动技能和适应能力。从对文献的调查研究看，生理学表明，运动技能是一种行为。因此，只用运动生理学的知识来解释运动技能的一系列问题是不够的，它涉及到许多心理学的问题；心理学表明，对于运动技能虽表明有一定的含义但缺乏明确的定义，不仅如此，运动技能是一种行为方式还是种活动方式，对此也存在着重要的理论分歧。

1.2关于足球技术的概念和定义文献调查表明，足球教科书上，我国专家把足球技术概括成一句话：在足球比赛中运动员合理完成各种动作方法的总称。近几年，我国足球技术定义的内涵已经从行动和动作方法向技术运用能力和技巧拓展。但没有突破传统技术是动作方法的认识，还是把心理和技术动作割裂开。

国外对足球技术的认识与我国不同。他们认为技术是指完成一个动作――传球、控球、起跳或是转身。其包含有决策，且意味着动作的完成含有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因素。他们技术训练的目的，始终围绕着发展球员的控球能力和技术动作的流畅性，提高球员的技巧。技巧，用足球术语来讲，是一种视时间、区域的要求来选择恰当技术的能力；因此技巧中蕴含着做出判断和做出选择。从比赛的技巧性而言，足球比赛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判断的较量。

1.3关于有球技术的概念和定义从对足球比赛整体上看，人和球的关系是足球比赛的根本，足球比赛有球技术是足球技术的核心内容。足球比赛有球技术综合能力在足球实践中的表现不同于以往我们对足球技术的认识，现实中的理论认识和实践产生了偏差，我们训练形成的足球技术脱离比赛实际。

综上所述，在体育运动中，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认识，对运动技术存在不同的见解。对运动技术概念没有统一的定义。关于足球技术概念的认识，国内外存在明显差异。

2关于技术概念的哲学启迪

从文献分析中，获得一种启示，就运动技术本身研究运动技术的概念是难以认识的。需要用哲学的观点去分析研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社会需求是发展的，人类总要不断实现体力和智力的解放。科学技术也是发展的，人类总会不断地发现新的自然规律和找到新的技术可能性。竞技体育的发展，同样如此，原有的竞技体育技术手段，已不能完全或局部适用当今竞技体育激烈竞争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产生新技术目的与原有技术手段的矛盾。尤其是在人体的生理结构和社会特征，始终不能与发展变化的竞技体育同步，突显了竞技体育的理论研究滞后，与指导实践活动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理论上直接展现在哲学、系统方法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竞技体育教育学、体育训练学等学科的视野之下，要解决这一矛盾，就竞技运动技术本身研究竞技技术是难以认识的。还要用哲学的观点去分析研究，因为“对自然科学关系密切，影响较大的是哲学，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有互相影响的关系……而哲学的意义恰好在于它能在观点、方法和理论思维上有一定的启示。恩格斯曾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正是在自然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家需要理论思维这点上，哲学对自然科学有一定的影响或一定的指导作用。”(《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325页）

关于竞技足球比赛有球技术的理论研究也需要用哲学的观点、方法进行理论思维，从而创新理论、发展理论、提高竞技体育理论水平。

2.1技术的本质

2.1.1技术的定义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在他主编的（百科全书）中把技术定义成“为了完成特定目标而协调动作的方法、手段和规则相结合的体系”。在我国也存在关于技术本质的争论，有一种观点认为：技术一般指人类为满足自己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他非生产活动的需要，运用自然和社会规律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手段方法的总合。

2.1.2技术的基本特征

2.1.2.1技术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技术有自然属性：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和改造是一个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转换过程，作为手段和方法的技术必须依靠自然事物和自然过程，符合自然规律；现代技术，更是人们自觉利用自然科学知识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作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重要手段，从产生时就有其固有或自生的自然属性。

技术有社会属性：任何科学技术的目的性都不是天然、自然所具有的，而只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才具有的。

2.1.2.2技术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的统一技术是人对自然的能动过程。其主体要素是：知识、技能和经验，包括方法、程序、规则等。技术主体的能力和知识还不能实现技术的功能，技术还是精神的物质转化，知识转化为物质手段和实体的过程。技术是主体要素与客体要素（工具、机器设备等）的统一。

2.1.2.3技术本身有一个从潜在形态到现实形态的发展过程技术系统不仅是主客体要素的结合，还是一个由潜在形态（技术思想、发明、方案设计）到现实形态（体现于实际应用中的技术）转化过程。

2.1.2.4技术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标志（《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8-10页）

2.2竞技运动技术本质技术的基本特征已经明确指出：技术是人对自然的能动过程。技术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的统一，是潜在形态到现实形态的转化过程。因此，竞技运动技术毫不例外的具有上述特征。

“在竞技运动系统内，竞技运动技术存在着人与物，物与物，人与人关系之分，前两者属于自然性技术，后者属于社会性技术，这是相互区别、相互渗透的两个系统。 从实践上观察，竞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与人的配合而强化对抗力，并促使人与物关系的强化，人与人配合与对抗，是社会技术的主要内容，是运动技术发展的高级阶段。掌握自然技术，这是基础性技术，从自然技术发展到兼有自然性、社会性技术，存在着一种转化过程，需要通过实践这个中介。社会性技术的掌握，需要训练，更需要比赛。只有通过“比赛”，运动员才能意会。光训练不比赛，社会性技术难以认识，更难以掌握。竞争性协同，协同性竞争的社会技术往往不是教出来的，是“赛”出来的。” （《系统科学与体育》247页）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竞技运动如果缺乏完善的社会性技术，竞技运动就难以发展和形成现实性的竞争力。“竞技运动比赛，运动员之间的对抗和竞争，是人的社会性反映，是人与人在竞赛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群体属性。不断的竞赛，就是强化这种群体关系。这是竞技的人性化。竞技不仅具有生物性（自然性）竞争的一面，还有人性――社会性竞争（公平竞争）和社会性协作的一面。”（《竞技教育学》46页）竞技运动中社会性一面，在竞技教学、训练和比赛中，它具有教育属性。它和自然性技术结合成为竞技技术的整体，这是竞技体育运动的实质，也是竞技技术的本质和内涵。竞技运动技术结构内容(图1)。

竞技体育运动技术本质也反映着人的个性特征――自然性特征和社会性特征。

人的自然特征：从生理学方面讲、属于这些特征的是身体到形态、机能、身体素质、基本活动能力和运动技术动作。

人的社会特征：从心理学方面讲：有心理意义的个性特征：兴趣与需要、智力与能力、气质与性格、经验与自我意识。有社会意义的个性特征：人是社会的一个成员，参与社会活动（包括竞赛活动），受社会发展要求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他的品质、素养、理想、道德、信念、行为、技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都必须服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作为社会成员每一个人应有的特征。

2.3比赛有球技术概念的内涵分析概念是思维的一种形态。从概念、命题、判断、推理、论证的排序看，概念还是最初的一种思维的形态。因此，概念不清，必然造成思维混乱。而思维的惯性使人们往往不能深究某些概念的真实含义。因此，我们原有的足球技术概念在足球技术的教学和训练上，造成偏重于独立的动作规格标准的完成，我们的技术训练产生偏差，导致运动员掌握的技术脱离比赛实践。

竞技比赛技术新概念的开发具有深化改革的意义，即普通又有深刻哲理。足球运动技术是开放的动态系统，是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系统，竞技足球比赛有球技术是其系统中的子系统，竟技足球比赛是在开放动态中进行的，其比赛环境形态表现为是多人组合，人与球、场地和人与事、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复杂的关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展开的人与人协同配合和对抗、控制与反控制，争强制胜的竞争过程，是严格的“竞争博弈”、“动态博弈”。整个竞争过程，运动员的全部比赛行为都是以球为核心展开的, 人与人在比赛瞬息万变的时空竞争过程中，为控制球和处理球所采用的有进攻目的的触球动作，包括：接控、运过、传球和射门。比赛场上见到的“简单的触球动作”是运动员的外显行为。而为人所不知的内显行为则是，人与人对抗竞争过程中，表现出的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在竞技场上的复杂联系、心理内化过程所产生的策略、决策。它是信息输入能量转化并输出信息，处理信息的短暂过程。例如，判断、选择“达到目的的触球动作”，这一过程是在瞬息万变中决策的“动作行为表现”，而这一“动作行为表现”我们认为这就是“比赛有球技术”。

足球运动员熟练的控球和处理球动作依赖于人类控制系统的相关领域。运动员所作的决策和来自不同方面的刺激有关。或者说，运动员是在所有相关信息和不相关信息之间作选择。所有能为决策提供信号的知觉要素都是接受信息。对熟练的控制有球技术动作来说，外部和内部反馈环非常重要（图2）。

竞技足球运动有球技术系统结构有自然性技术和社会性技术。自然性技术是足球基本运动技术，它是踢球的基础。社会性技术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协同和竞争所表现出来的比赛技术，它是竞技足球比赛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包括实践和理论）社会技术促进了自然技术的有效应用和功能的发挥，因此，可以认为：社会性有球技术就是竞技足球比赛有球技术，其实际表现就是“比赛实战的技能、技巧”。

从简单的触球动作到“比赛动作行为”这一实践过程有着深刻的技术理论内涵。

2.4竞技足球比赛有球技术概念的界定通过上述分析，竞技足球比赛有球技术的概念是：足球运动员以自然技术为基础，以动作目标为起点和归宿，通过比赛控球过程，人与人之间联系关系的协同和竞争，比赛技术结构、功能和环境三者之间相互作用表现出来的认知性技能（知道做什么）、运动性技能（正确的去作）和开式技能（执行动作技能）。“开式技能”是指在变化和不可预见的环境中执行的运动动作（《动作学习与控制》12页）。是自然性技术和社会性技术的结合，是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极其复杂的动作行为变化表现的总合，是知情意行的统一。总之，以上对足球运动比赛有球技术概念所下的定义是对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根据研究的需要对比赛有球技术所作的界定。科学的概念是人们对某一事物或现象的高度概括。而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总是逐渐深化的。因此，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事物发展而发展的。足球运动技术这一概念也将会随着人们对其认识的加深而不断得到拓展。

3结论

1） 用哲学的观点和理论思维探索竞技足球运动技术是由自然性技术和社会性技术构成的技术系统。社会性技术就是竞技足球比赛技术。

2） 社会性技术作为竞技足球运动的一个独立系统，用哲学观点分析，社会性技术在足球竞技运动中它不仅是运动员的实践活动方式，更重要的它还是运动员的认知能动过程。

3） 通过对哲学的技术观和相关理论的探索,得出竞技足球比赛有球技术的概念是：“足球运动员以自然技术为基础，以动作目标为起点和归宿，通过比赛控球过程，人与人之间联系关系的协同和竞争，比赛技术结构、功能和环境三者之间相互作用表现出来的认知性技能、运动性技能和“开式技能”（执行动作技能），是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极复杂联系的动作行为变化表现总合，是知、情、意、行的统一。”

4） 概念是思维的一种形态。竞技足球比赛有球技术概念的界定具有明晰概念、转变思维观念的意义。希望这一理论对全面改进竞技足球有球技术训练的内容、方法和足球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有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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