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的背景和意义篇(1)

关键词：全球化；文明冲突论；国家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049-02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极化发展的世界，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越来越重要。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文明冲突论”这一观点。其核心内容是：在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将会被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取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最可靠的保障”[1]7。不可否认，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文明的冲突已经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成为新的矛盾的根源，这不得不让我们对文明的力量予以重视。

一、国家文化安全的概述

冷战结束后，各国对于国家安全的研究突出了“非安全化”的内容，国家安全观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安全观到非传统安全观的转化的过程，而国家文化安全观正是在这种转变拓展中日渐突出的。

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它属于非传统安全，是一种软力量。对于国家文化安全观，目前学界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的概念。一般而言，我们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就是国家保证社会文化的性质得以独立，文化功能得以发挥，文化利益不受侵犯和威胁，保持民族文化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状态。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特征就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其文化发展的安全，其核心内容则是国家或民族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是保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不受侵蚀。

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与国家政治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能源安全、国家金融安全、国家信息安全等一样，对于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6。

首先，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有利于保持国家的民族独立性，扩大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也有利于科技创新，从而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结构转型；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也是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途径。亨廷顿曾指出：“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1]4

二、当前我国文化安全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曾毫不避讳地指出美国文明在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问题。当今，全球化是一种多维度的社会变革[3]37，其影响已经远远超越经济领域而深入发展到政治、文化领域。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的文化安全和文化发展从内外因两方面来看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从国内来看，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仰缺失、道德水平下降。这是目前我国社会所呈现出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状态。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在我国的社会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但是其处在一个十分边缘化的位置。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可是这一理论的大众化效果却不容乐观。中国的传统文化被边缘化，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实现大众化、平民化，如何将我国文化的精髓内化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认知是当前我国文化发展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

第二，文化创新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创新力度不足；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以及创新存在盲点。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毕竟是与小农社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中华文化的创新力的确令人担忧。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大难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其地位毋庸置疑，它在传入中国的九十余年中，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中国民族文化之中，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和改变中国人民的文化性格，但是其在中国文化中的“根性”并未根深蒂固。与此同时，我们政治体制中文化活动依附于政治活动的模式并没有消除，这导致文化活动难以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充分发挥活力。这种没有体现“文化规律”的创新极富脆弱性，会导致意识形态创新的不稳定和不完整。

第三，文化传播的模式以及文化产业发展存在问题。首先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亟须转变，另外就是中国文化产业有待加强和壮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传统的通过理论灌输以及思想文化控制进行文化传播的模式已经过时了，当下社会思潮风起云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日益呈现多元化，国家和政府如果再墨守成规，那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民众的吸引力和指导力显然会越来越低。

在当代，文化产品已成为文化传播的最主要的载体，文化传播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4]。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已逐步走上正轨，但是面对强大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业以及跨国传媒集团，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其次从国际环境来看，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紧密相连，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非均势现状，由全球化所产生的资本、技术、知识等社会要素的跨区域的流动并不是双向、平等和互惠的。全球化在加速全球合作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竞争，在这个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信息时代，知识成为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对于文化产业和文化利益的争夺日渐加剧。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国很明显对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利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第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以及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把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作为自己称霸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前苏联的和平演变就是鲜明的例子。文化帝国主义是指“西方大国（主要是美国）以高科技为手段，以消费主义为特征，以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品为载体，通过大众传媒向世界其他地区广泛传播西方文化，其目的就是为了对接受国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5]74。其实质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渗透，这种文化霸权对国家文化安全构成了强大的威胁。

三、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战略方针

塞缪尔・亨廷顿面对美国文化所面临的危机，不无忧虑地指出，要想保护西方的文明，必须放弃西方的普世主义，承认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那么反观我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文化安全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时，应该制定怎样的战略方针政策呢？

1.要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一方面，党和国家政府要把加强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纳入到整个国家安全工作中去，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在文化工作者、新闻传媒行业以及社会公众中，强化文化安全意识，形成关注国家文化安全的文化自觉。

2.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相融合，实现文化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外因原理告诉我们：内因决定外因。因此，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必须从提升我们自身的文化做起。提升自身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首先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且不断实现与时俱进；其次，要把握好两个关系，即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文化认同。

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指导思想，虽然完成了在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但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却成效不大，即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全面渗入民族文化的观念、认知、价值、素养、心理等层面，从而内化为中国人民处世、行世、立世的行为习惯[4]。因此，增强我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还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在文化层面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增强整个国家文化力。

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相融合，其实质就是通过文化创新，发展先进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增强国家文化力。这也是塞缪尔・亨廷顿对美国文化面临的严峻挑战所提出的重要建议。

3.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产业，优化文化传播途径

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精神文化力量的传播不借助于文化产业是很难实现它的目的的，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伟大战略目标，不能没有国家文化产业的战略性崛起，不能没有文化产业的创造力和穿透时空的影响力[6]351。因此，以文化建设引领文化产业的发展，调整文化产业结构、创新文化产业制度，不仅是必要也是必需的。同时在传播方式上也要与时俱进，抛弃不合时宜的，发展新的、时代潮流的传播方式。

4.借鉴国际上加强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宝贵经验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并不只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它同样出现在第三世界乃至许多发达国家，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经验。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就以新加坡为例，指出其在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方面所做的努力。新加坡政府于1991年在《共同价值白皮书》中提出五项核心价值观：国家先于（民族）群体，社会高于个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个人应受到重视和得到群体的支持；重视共识而不是斗争；种族和宗教和谐。这五项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不仅减少了新加坡国内多民族的冲突，而且确立了一种独属于新加坡的文化价值观。在加拿大，在法国等国家，其政府也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加拿大政府于1995年将美国“乡村音乐电视台”赶出加拿大；法国政府规定，本国的电视和广播节目至少要有40%的时间使用法语……毫无疑问，这些举措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2]石中英.论国家文化安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3][英]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韩源.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战略思考[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4）.

安全生产的背景和意义篇(2)

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安全 出版“走出去” 现实意义 责任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经济的全球化带来文化的全球化，当今世界文化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格局与多元趋势。然而全球化的本质必然带来文化掠夺和文化入侵现象。著名学者河清认为，“全球化”的潜在之意是削弱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使美国主导的跨国金融资本和经济势力畅行无阻于全球各地，最大限度地攫取各国的资源和财富。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展，对本土文化造成缓慢而重大的影响，从根本上起着重塑人们文化经验、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的作用，进而从总体上对国家文化安全构成挑战和威胁。[1]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

1.文化安全的概念

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安全在不同时期的概念侧重也不尽相同，结合全球化背景，笔者倾向认为，文化安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保证文化的性质得以保持、文化功能得以发挥、文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犯的功能状态。其核心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2.文化安全的发展

文化安全问题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始于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理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已逐渐被各国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文化安全作为冷战后，全球化背景下凸显出来的国家安全的一种新的安全形态，现实地成为当代国家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现状和未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中的战略位置和分量，从而现实地成为一种国家大战略。”[2]

3.我国文化安全的提出

总体上来看，我国文化安全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被动参与期（鸦片战争到）、阻隔期（到新中国成立）、游离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主动参与期（改革开放至今）。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党始终坚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将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并列，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1998年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这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标志着我国文化安全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二、出版业与国家文化安全

对我国来说，出版是文化创新和传承的重要渠道，出版物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领域，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出版者是文化安全的重要把关人和捍卫者，他们承载着重要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在文化安全战略上也应承担起重要的国家责任。 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3]

1.出版业的文化功能

文化体制改革之前，新闻出版业主要发挥文化事业功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文化产品，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将新闻出版归属于文化产业。无论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出版业都有其与生俱来的文化功能，这种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文化积累功能。出版通过记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实现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从而实现文化的积累功能。

第二，文化创造功能。图书出版业在组织图书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能够按照国家或民族文化生产的总体要求对数量众多而分散的社会文化创作行为进行规划、组织和协调，组织实施精神文化生产的重点工程，实现原作品基础上的文化再创造，构建适应社会需要的文化体系。

第三，文化选择功能。出版业在组织出版物再生产过程中遇到各种矛盾决定了出版业不可或缺的文化选择功能。这种文化选择体现于出版过程中的选题论证、组稿设计、审稿加工、印刷发行等各个环节。

第四，文化传播功能。出版业通过一定的编、印、发等出版活动，使作者创作的精神文化转化为便于传播的文化产品，通过面向市场的图书发售使该种文化产品得以传播，出版物的发行过程是文化传播过程。数字出版则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实现文化传播功能。

2.出版业的文化使命

出版业的文化功能决定其具有传播、展示、提升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功能。中国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与近年来中国政治地位日益巩固、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出版产业快速发展极不协调的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海外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十分有限。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文化软实力的增强，阻滞了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尤其是西方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的大量涌入，使得中国的文化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提升离不开出版业的健康发展。[4]

出版业的最终产品是图书或其他电子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所承载的人类知识的共享性和传播性以及肩负的传承人类文明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出版业在国家文化安全中必然扮演重要角色，这一点也直接构成了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文化动因，使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成为一种必然，成为当代中国出版业前进过程中的一种常态。

三、出版“走出去”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意义

2003年1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国家新闻出版局局长会议上，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加快新闻出版业发展的“走出去”战略，号召和鼓励国内出版业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鼓励外向型出版单位特别是实力雄厚的出版集团去海外发展。此后，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鼓励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

国家提出出版“走出去”，将其作为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来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挑战。自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的文化市场进一步被外国的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所占领，造成了深远影响。面对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和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要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吞噬和溶解，以更加独立的姿态融入全球化的大潮，需要我们坚定立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通过文化“走出去”，主动传播我国文化价值观和价值理念，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出版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出版“走出去”意味着文化“走出去”。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讲，出版“走出去”在传承传统文化，维护中国文化身份；弘扬中国特色的政治价值，确保核心价值安全；掌握文化发言权，确保国家文化；培育文化生产力，提升文化竞争力等方面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四、出版“走出去”在国家文化安全中应该履行的责任

基于出版“走出去”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意义，面对国际文化的众多挑战，出版“走出去”在国家文化安全中应该履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责任。

1.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核心价值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帜，运用经济、科技、文化等手段，掌握着国际文化话语权，对发展中国家文化造成压制。政治价值体系是传播文化观念的根基，“没有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政治价值体系，在国际上很难得到尊重和安全”，而中国缺乏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政治价值体系。因此，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宣扬中国本土特色的价值观，在全球多元文化面前展示和捍卫自身的核心价值。

出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下的大众文化形式，从生产环节来看，无论是选题策划，还是组稿审稿、编辑校对，都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准绳，出版业要站在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在涉及国家安全、民族、边疆等重大选题的问题上严格把关，确保核心价值安全。此外，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必要策划一系列专有出版物，包括党政党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读本等，从而有重点地弘扬中国特色的政治价值，确保核心价值安全。

2.鼓励原创作品，激发国家的文化创新力

创新是文化的灵魂，文化创新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利器。从一定程度上讲，文化安全程度高低与文化创新能力大小成正比，因此，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需要持续不断的文化创新。

出版作为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担负着重要的责任。作为人类思想和智慧的凝结，出版物集聚了众多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成果。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原创作品都有市场价值，特别是学术领域的一些原创作品，不仅成本很高，而且缺乏较好的经济效益，甚至亏本经营。对于类似的原创作品，出版社应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兼顾经济效益，通过采取出版补贴或者提高版税等方式给予鼓励，并积极响应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通过文化创新增强文化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数字出版方面，也要鼓励原创。目前中国最大的社区驱动型网络文学平台――盛大文学，以其强大的原创网络文学内容为原本，成为数字出版领域的佼佼者。原创性是盛大文学获取版权、避免版权纠纷和版权交易的前提。大大鼓励原创作品，发挥数字出版业在鼓励原创作品、激发文化创新能力方面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责任。

3.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保护本国的文化特色

传统文化是文化安全的根基，是文化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背景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本国文化特色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尤为密切。没有传统文化和文化特色，就无法谈及文化安全。传统文化是出版业的重要内容源泉，因此出版业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的历史积淀和传承，给出版业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出版业在传统文化选题方面，开发了大量有价值的作品，包括古籍类、国学类、地方志类等一系列反映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出版物。以出版的形式记录和传承中国古老而又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捍卫者。在传统文化的出版形式表达方面，要立足实际，适时调整。在尊重传统文化作品，保持作品原型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人的认知理念和阅读习惯，用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予以表达。如于丹说《论语》、易中天品《三国》之所以能吸引众多读者，即在于作者寻求到了一种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的成功方式。

4.推进文化“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竞争力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走出去”战略已经提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提高国家文化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无疑，文化“走出去”必然面临充满各种矛盾的国际文化环境，如语言的多元化与趋同性，价值观的多元化与统一化，文化认同的多样化与单一化，在这种环境下，各国文化正在展开着一场文化与文化利益的争夺。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掌握国际文化的主导权和发言权，因此，“走出去”的文化时刻面临着一种文化侵略与文化殖民的威胁。文化“走出去”直接关系国家文化安全。

出版“走出去”作为“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途径，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中的作用不可小视。例如，出版领域的图书贸易和版权贸易直接影响到国家交往中的文化安全和问题。出版“走出去”从表面上看不过是图书商品的“走出去”，一个国家的图书进入另一个国家，而实际上是图书承载文化的“走出去”，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渗透到另一个国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进而对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等安全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出版“走出去”的实质就是文化“走出去”，通过“文化”走出去，抵制国际文化霸权、维护本国文化安全。[5]

五、结语

出版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主要手段，是文化创造与积累的重要途径，是文化生产和发展的根本标志。出版文化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在我国，出版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从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角度来讲，都与社会主义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基于出版业的文化功能、文化使命及其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出版“走出去”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梦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河清.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潘文年.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1.

安全生产的背景和意义篇(3)

电子文件是什么?用计算机起草的文件草稿、修改稿都是电子文件吗?是否都需要归档保存?《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中对电子文件的界定是：电子文件是指在数字设备及环境中生成，以数码形式存储于磁带、磁盘、光盘等载体，依赖计算机等设备阅读、处理、并可在通信网络上传送的文件。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只要是在计算机中产生、运转的文件都是电子文件，用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数码摄像机拍摄的视频、录音笔录制的音频、扫描仪扫描后的图像等也都是电子文件。但是，这些电子文件是否需要归档保存，就要看它是否具有凭证作用和参考利用价值。

电子文件并不仅仅是我们通过计算机等设备所看到的那份信息，还要包括对其生成、运转的环境信息的记录，产生、修改的过程等信息的记录、修改内容及操作者的记录等。因为每―份电子文件在生成、运转的过程中都会依赖一定的硬件设备和软件环境，并且同时在其生成的设备(如计算机、数码相机等)中留下相关的参数和痕迹，这些就是元数据和背景信息。例如，我们在计算机中点击某份文件的属性，会看到“常规”中显示：文件类型、打开方式、位置、大小、占用空间、创建时间、修改时间、访问时间等，这些内容就是该文件的一部分元数据和背景信息。所谓元数据，是指描述电子文件数据属性的数据，包括文件的格式、编排结构、硬件和软件环境、文件处理软件、字处理和图形工具软件、字符集等数据。而背景信息是指描述生成电子文件的职能活动，电子文件的作用、办理过程、结果、上下文关系以及对其产生影响的历史环境等信息。它们忠实地记录了电子文件生成和存在的环境及产生和运转的全过程，和电子文件信息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对于保证电子文件的真实、完整、有效有着重要的意义，日后在电子文件归档时，元数据和背景信息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管理电子文件时要遵循“确保电子文件的真实、完整、安全、有效，并对电子文件实行全过程管理，确保电子文件归档的质量”这一原则。

电子文件的真实性是指对电子文件的内容、结构、背景信息进行鉴定后，确认其与形成时的原始状况一致。即不论电子文件是由业务部门管理，还是由档案人员管理，它的内容和相应的元数据、背景信息都要与刚办结时完全一致，内容上没有被非法修改，形式上也没有发生改变。真实性是保证电子文件行政有效性和法律证据性的基础，是电子文件反映历史面貌，得以作为工作记录、社会记忆长久保存的前提。

电子文件的完整性是指电子文件的内容、结构、背景信息和元数据等无缺损。电子文件的完整性涉及：完整地收集、归档记录社会活动真实面貌所产生的全部电子文件；完整地收集每一份电子文件内容全部信息及相关元数据、背景信息。

电子文件的安全性是指电子文件所依赖的系统的安全，运转过程的安全，以及自身数据安全。电子文件安全方面的主要问题有三点，一是电子文件在被起草或修改时很方便，且不留痕迹，这种易更改性为非法操作提供了便利；二是电子文件赖以生存的网络环境容易发生事故，如被黑客侵袭，这直接威胁了电子文件的安全；三是网络中对操作者身份认定的技术方法尚未彻底解决，使对电子文件合法操作者的权限控制变得十分困难。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了电子文件的安全保存，需要防范和解决。

安全生产的背景和意义篇(4)

从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方法推导出的极端结论是，不可能在性质上把企业作为一种制度与市场区分开来；相反，在威廉姆森的框架中，通过分析企业内部与市场中的不同合约关系，可以明确区分这两种制度形式。

我认为，这两类研究都没有充分分析经济权力。但我的这一观点对两类研究的内洽性具有不同含意：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方法中，没有分析经济权力是因为它认为经济权力与现实研究无关；威廉姆森考虑到经济权力的相关性，但没有发展经济权力的含意，从而使其命题容易受到理论内洽性上的攻击。

经济权力与企业需要协调一致，这在第一类研究中引起了企业分析中的问题，在第二类研究中引起了经济权力分析中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困难不是偶然的。要描述企业和市场的特征，就必须考察其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里存在一个两难（bifurcation）：一方面，不考虑特定权力关系而试图构建企业理论，会使企业与市场难以区分开；另一方面，这种权力关系的分析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因为它与NIE的基本假定相冲突，NIE假定制度安排是“自由的”自愿交易的帕雷托-效率结果。

我的结论是，在NIE中，经济权力问题与企业特征化是相互冲突的，一致性地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超出NIE范式。我认为一条可能的出路是，明确分析经济权力在各种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及其相互之间关系中的作用。根据NIE存在的理论问题，经济权力分析应基于其社会和动态维度。我建议在制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桥梁，以发展这种分析。这种方法明显与NIE不相容，也质疑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效率理论。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讨论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和威廉姆森方法的一般特征。然后集中于这两类研究的共同点，即帕雷托原则在制度演进解释中的作用；在我看来，二者都参照了这一原则是在NIE框架中内洽性地分析经济权力与企业的主要障碍。再后两个部分，我分析两种方法在经济权力与企业理论问题上的矛盾。最后，我提出内洽性地处理这两个问题的建议。

一、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方法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认为企业生产是同一团队中多个人之间协作的结果。团队生产有一个基本特征，即确定团队中每一成员对最终产出的相对贡献是不可能的，这导致难以（1）对不同工作活动确定有效率的固定报酬；（2）防止团队中的漫不经心和搭便车行为（也可见于Alchian,1987）。这些困难引起了监督问题。从监督收益（根据挽回的效率）大于监督成本（监督者的工资）的假定出发，可以推导出设立监督者的激励。于是，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把企业内所有关系都还原为价格关系（监督活动的价格），并证明企业内的科层关系仅仅是表面性的：

一般认为，企业的特征是以命令、权威或一般市场所不具备的约束行动来解决问题的权力。这是错觉……[雇主]可以解雇或，就像我不再从杂货店里买东西而把店主解雇或他出售伪劣产品一样（1972,777）。

把企业作为市场对立面因此是一种错觉。市场无处不在，因为价格机制在任何资本主义制度中都始终有效。在这种意义上，企业恰恰就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市场——这时没有连续重复的讨价还价，尽管从最终结果来看好像是这样。

在詹森和麦克林（1976）看来，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理论还不够一般化，因为它只解释了某一类型的企业（基于团队生产技术的企业）。于是，他们基于委托-关系而提出了一个更一般的理论。关系是这样一种合约，“委托人”通过这种合约雇用“人”来为他/她完成某项工作。如果信息非对称，且人的最优战略不能最优化委托人的效用函数，那么便会出现委托-问题；因而委托人的问题是，建立一套激励制度和/或监督人的活动，以使人行为与他/她自己（指委托人——译者）的最优战略一致。均衡解是，委托人最小化成本，人最大化他/她自己的效用（给定委托人设定的激励制度）。

根据詹森和麦克林（1976），企业（甚至那些非团队生产的企业）是一个合约关系纽结，其本质与市场一样：“企业的‘行为’就像市场的行为；即，复杂的均衡过程的结果。”

与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一样，詹森和麦克林也认为双方之间的非对称不是本质性的。科层起源于信息和技术上的假定：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分析中，技术“要求”是团队生产；在詹森和麦克林的一般化分析中，技术“要求”是关系。

这种观点被阿尔奇安的学生张五常（1983,1987a,1992）推至极端：事实上，我们通常所谓的“企业”只不过是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纽结。因此“企业”的概念并不重要，也没有分析上的用场。这一点没有谁比他本人更清楚：

通常的情况是，持有雇佣合约的企业家（不清楚是雇用工人的企业家还是雇用企业家的工人）可以与其他企业签约；签约者可以再签约（sub-contract）；再签约者可以进一步再再签约（sub-sub-contract）；一个工人可以与许多“雇主”或“企业”签约……这样看来，企业的规模也就变得不确定和不重要了（Cheung,1987a,57）。

实际上，在我看来，企业可以小到只是两个要素投入所有者之间的合约关系，或者如果合约链充分扩展，也可以大到包括整个经济（Cheung,1983,17）。

……如果我们不能在任何有价值的经济意义上把“企业”确定为一个独立的实体，那么当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企业时，我们就无法真正知道企业是什么（Cheung,1992,56）。

张五常的贡献是独特的：他基于市场无处不在的假定，发展了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企业理论，直至其逻辑结论。

面对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张五常坚持了他的理论而拒绝了他想要解释的现实。

二、威廉姆森的方法

威廉姆森（1975,1985）的贡献代表了NIE框架内分析制度问题最有活力的尝试。他从“最初存在市场”的假定出发（Williamson,1975,20），通过连续的比较静态分析来解释其他制度的经济作用。一般的方法是，每当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时便引入非市场制度。威廉姆森把市场和企业明确看作达到同一目标（完成交易）而可以相互替代的工具，并分析其效率特征（Williamson,1975,8）。

作为一个理论参照，纯市场系统在一个零交易成本背景中得到界定。众所周知，这种理想的背景中也可能存在市场失灵。但威廉姆森没有发展这种市场失灵分析。相反，零交易成本背景的定义在威廉姆森框架的构建中只起到一种“消极的”作用：该定义只是作为界定正交易成本背景的参照。威廉姆森因此只集中于交易成本引起的市场失灵，而没有考虑其他的市场失灵（Williamson,1975,20）。

“市场与科层”框架基于三个理论范畴：（1）机会主义；（2）有限理性；（3）资产专用性。（1）、（2）、（3）同时存在时，市场便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在给定条件下，市场失灵可以通过科层组织（如企业）而得到缓解。

科层的收益源于它（1）削弱了机会主义（通过强制机制和鼓励团结）；（2）缓解了有限理性所导致的问题（在状态依存性合约不可能或存在市场风险的场合，科层促进了适应性的连续决策过程）；（3）降低了资产专用性所导致的讨价还价成本（通过强制主义原则或在双方之间形成一致性预期）（Williamson,1974,40）。

市场的收益体现在（1）竞争的激励机制；（2）科层组织增长而导致的递增的不经济（Williamson,1975,chap.7）。

从纯市场系统出发，威廉姆森通过确定集中化组织结构比市场更有效率的条件而使企业得到解释。当科层被引入时，（有效的）集中化过程将一直进行到经济收益超过经济成本；这样，威廉姆森的框架不仅解释了企业的本质，也解释了企业的边界，因为最优的集中化程度决定了最优的企业扩张范围。因此，若企业与市场同时存在，那是因为在正交易成本背景中，这两者都不能单独地有效解决全部的配置问题。

出于本文目的，我特别提出，威廉姆森框架的一个重要应用在于工作关系（workrelation）。如彼特利斯（C.Pitelis,1991,13）所说，这种应用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工作关系才可以解释科层从纯市场背景中的出现。

在以“最初存在市场”为出发点的故事中，作为一种科层关系的工作关系意味着首先压制了市场。在企业内部结构中及在企业间关系中的所有其他变化，都是“结果性的”，都预先假定（presuppose）一定程度的科层，即工作关系的存在。如果在“时间0”仅存在市场，在“时间1”存在市场和工作关系，即企业；那么，从“时间2”以后，所有更复杂的科层关系便得以发展。

（科层）工作关系在解释企业时的重要性，使威廉姆森框架有别于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威廉姆森框架意味着（1）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清楚分界依赖于科层关系存在/不存在；（2）工作关系与其他经济关系（如杂货店老板——消费者关系）之间具有明显区别（Williamson,1975,68）。

三、制度演进与帕雷托效率

尽管NIE内部各派观点不同，但都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帕雷托效率：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效率的，因为它们根据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而演进。

在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中，这种观点尤其被张五常所发展，他声称资本主义不仅绝对优于前资本主义制度，也优于社会主义制度。非常奇怪的是，这类思想中有一贡献是出自激进主义经济学家普特曼（L.Putterman）。该作者尽管很大程度上批评了NIE，但是却认同了张五常，认为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是因为“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这两个原则在前一制度中畅行，在后一制度中受阻。

威廉姆森的分析不太激进，但方法是同样的：只有人类交易不受强制，只有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在一个既定经济制度内交易，效率才能得到保证。如果人们可以自由交易，那么最终的社会交易必然帕雷托有效。

（一）张五常和普特曼的制度演进

张五常的制度演进理论基于“进入自由”和“退出自由”的概念。前者是指选择是否在现有制度中开始交易的权利；后者是指在交易开始后中断交易的权利。

根据张五常，资本主义效率源于这两种自由的存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社会交易不存在强制：科层，如上所述，仅仅是表面现象——参与科层关系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所以，科层并不意味着其本身有效率或没有效率，决定其效率的是建立和中断关系的自由。

因此，张五常的问题是解释为什么自由的个人选择了放弃部分行动自由而置身于协调者的指挥之下：根据张五常，这里唯一原因就是他们的互利。假如没有人被强迫进入企业，那么就必须考察企业能够增加所有参与人预期收益的原因，从而追究企业的本质。如果科斯确定了使企业家便于在企业内协调生产的条件，那么张五常则确定了使工人便于被协调的条件，并以此“证明”企业的帕雷托效率：进入自由可以确保，只在他们互利时才建立企业；退出自由可以确保，企业仍然存在表明他们仍然互利。

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两个自由原则也可用于分析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非效率不是源于它的科层结构，而是源于没有（从社会主义国家中）退出的自由，这必然增加交易成本。

组织运行的交易成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必然高于在自由企业经济中，因为在前者那里没有不参与的选择权，没有组织间吸纳成员和诱导他们努力工作的竞争（Cheung,1987a,57;又见Cheung,1987b）。

这一思想被普特曼（1995）进一步发展。在他的分析中，社会主义起源不是个人的自由协会，而是托辞性的（prevarication）暴力行动。尽管资本主义企业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涉及科层和指挥，但二者具有不同的经济效率基础：

由于后一类（苏联式经济）科层是通过命令而不是通过有关各方相互协商而建立的，所以不能期望它们具有各种减轻冲突的决策机制和共享信息的激励，而这些机制和激励正是以上所说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区分标记……自愿形成的企业在激励结构上优于强制性科层，再次得到了证实（Putterman,1995,387-8）。

毫无疑问，革命这种暴力行动根据帕雷托原则是非效率的。资本主义制度演进基于有关各方的一致同意，这需要更深层次的历史考察。若抛开历史问题，那么张五常和普特曼的分析则可为科层与效率之间关系问题提供解答：科层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是“表面的”（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的原则都存在），但科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真实的”（两个原则都不存在），这使前者有效率而后者没有效率。

但是，这种正式解答的代价是什么呢？如果历史可以被简单地假定，那么整个资本主义效率理论便有可能沦为一种纯粹的同义反复（tautology）：假定资本主义起源于抽象的自由个人原始状态（顺便一提，这一断言是错误的），那么，无论什么制度出现和生存都是有效率的（否则它就不会产生或者被取消）。

（二）威廉姆森的制度演进

我们知道，威廉姆森在一个比较静态背景中正式阐述了“最初存在市场”的假定。其实，威廉姆森认为也可以假定“最初存在中央计划”，只不过把分析重点从市场失灵转向计划失灵而已。在任一情况下，利用比较静态分析都可以确保得到同一结果，因为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不依赖于初始条件。

然而，威廉姆森的理论更加雄心勃勃，其目标是把资本主义解释为演进过程的结果。因此，威廉姆森引入帕雷托效率原则，作为解释制度演进的关键。他把初始点设定为纯市场系统，这时没有科层关系，然后在资本主义制度演进中引入科层，其逻辑是，只有帕雷托-有效的制度才能出现和生存。这一故事基于人类行动自由意愿的思想：只要个人交易“自发地、无强制地”发生，制度就会朝着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演进。

引入帕雷托效率原则和自发交易的故事，标志着比较静态分析向动态分析的转变：制度比较可以被解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而自发交易的故事可以被看作是现有制度有效率的“证据”。

若考虑到方法问题，威廉姆森的历史分析便显得有些奇怪：资本主义制度无强制地产生，不是被历史性地描述，而是被推论性地争辩：从科层对市场的相对效率中发现它的起源。威廉姆森因此没有考察已经发生的事，而是分析使制度有效率的条件，从而“推导”它的历史出现。科层结构中的内部劳动分工，也通过假定“管理禀赋”、“知识和演讲方面的天资”及“信息处理和决策技巧”非均衡分布等特定初始条件而被推论性地解释（Williamson,1975,47-52）。

然而，即使承认天赋是异质的（这是需要解释而不是被简单假定的一个论断），它们作为科层产生的“原因”仍需要被历史性地讨论。即便异质天赋可以“造成”科层关系（这是威廉姆森没有作出的一个尝试），我们仍需要讨论使这种原因独一无二的条件，也就是说，需要说明没有其他因素能够影响科层制度。

并且威廉姆森的分析不是一种严格的分析。简而言之，威廉姆森的故事是，如果人类行动是自愿的，那么每种“可以”得到改进的制度都不会以非效率的形式存在，因为它可以被“有效率地”改进。演进学派的许多学者有力地批评了这种论述，反驳了均等演进效率（equationevolution-efficiency）。他们得出的一个有力论断（well-establishedresult）是，在一般条件下，路径依赖足以产生非效率结果。其实，威廉姆森只集中于正交易成本背景，从而不能领会经常在零交易成本（更不必说正交易成本）背景中被讨论的一个重要论断，即，在“囚徒困境”之类的情形中均衡的帕雷托非效率。

（三）两种方法的共同点

尽管两种方法具有不同的争辩语气，但这些资本主义效率理论具有几个共同特征：

1．分析基于比较静态方法。

2．初始条件是没有强制的抽象系统。

3．人类行动被两分为自由或被强制。

4．资本主义制度被认为是纯自由自愿交易的结果。

这四点使NIE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面临三种批评：（1）“分析上的”批评，因为以帕雷托效率为证据是错误的；（2）“方法论上的”批评，因为从比较静态分析到历史分析的转变非常勉强；（3）“现实主义的”批评，因为所考虑的过程不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如上所述，这四点（即使承认它们正确）不足以证明资本主义帕雷托有效。但问题是它们都是站不住脚的。作为比较静态背景的一部分，威廉姆森“最初存在市场”的假定可能无关紧要。但是在其他背景中，初始条件便有关了：我们不能随意假定这个或假定那个。历史可以被不同地解释，但不能被假定为“好像”（asif）。“最初存在市场”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论断。同样，张五常假定个人完全自由的状态事先存在也是错误的：这种状态（如果曾经存在过）不能被看作是更早的生产和分配的组织。张五常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这种历史分析的脆弱性导致威廉姆森、张五常和普特曼的解释都有问题：在最佳情况下（atbest），历史案例被特定地选择；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完全“被假定”，而与真实背景无关。

此外，三种批评的关键都在于人类行动可以分为自由和受强制的假定。这样分类是为了绕过经济权力问题，下一部分我将讨论由此造成的局限。

四、经济权力问题

我把“经济权力”定义为一个人（或多个人的集团）有意产生经济结果的能力，而甚至可以（但不必须）违背其他人的意愿。一般来说，这种能力得以实施在于它影响了（1）个人自愿选择的主观要素（如偏好和解释模型）和/或（2）确定个人决策集的客观约束系统。因为我感兴趣的是NIE的内洽性，所以我集中于第二种影响，第一种影响在NIE所遵循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范围内很难分析。

我要强调（也许明显）的观点是，要结合实际约束来阐释个人计划，自由选择的概念只在这些约束背景中才有意义。“自由-强制”两分法因此在现实中不能得到证实，在分析上也站不住脚。

在现实的决策过程中，制度背景造成大量约束，选择正是在这些约束内才可根据个人偏好而（自愿地或自由地）发生。每一选择都受到约束，因此都是“被强制的”；在另一方面，作为决策过程的结果，选择都是自愿的，因此也是“自由的”。那种两分法不存在，如安卡卢（D.Ankarloo）所说：

即使一个让我用钱换命的强盗让我选择，我也会“自愿地”接受交换，尽管这项交换的条件实际上是“强制性的”。

自由自愿交换与强制关系是相容的，相当于同一硬币的两面。因此应该根据各种约束来描述人类行动，这些约束规定了个人决策集，限定了个人意愿表达的空间。于是，分析社会交易关系改变个人约束并产生经济结果的机制，导致了对经济权力问题的讨论。

（一）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方法中的经济权力

根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资本主义系统中不存在经济权力，强制关系只是表面性的，细察之后便可发现它们其实是平等双方之间的关系。完全竞争背景中的退出原则使权力非对称成为一种错觉。在双方间的每一关系中，每一方总是可以实施他的退出权。一方退出权约束了对方行为，而不依赖于双方在制度或组织内的交易形式。关系中的双方都面临竞争，这使每一方都不能在交易中享受不公平的回报。

在这一背景中，经济权力被看作是垄断地位带来的市场权力，它必然意味着违背了完全竞争假定。因而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不存在经济权力，各方完全对称，即使他们在科层式结构的组织中处于不同位置。

这种分析是肤浅的，因为它忽视了（1）一方从关系中退出的决策对双方造成的后果（2）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即使没有使用退出威胁。尽管如此，但权威和权力不存在、退出原则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无处不在的主张，仍可以使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达到内洽：他们认为（在我看来是错误地）经济权力在社会关系中不起作用，只有自由和强制这两种限制情况才有意义。基于此，他们发展了一个制度演进理论，把所有社会交易都还原为这些约束条件。

如果有可能确定每种人类行动的自由或被强制的含意（content），那么阿尔奇安-德姆塞茨的制度理论便可以合理地运用。但问题是，若不讨论这一分析中所用的标准，这种人类行动“两分”是不可能的。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可以被批评的原因是，尽管其分析发展足以内洽，但是它基于站不住脚的假定（自由-强制两分法和抽象的纯自由系统的界定）。

（二）威廉姆森方法中的经济权力

威廉姆森框架本身面临一个内洽性批评：在市场与科层的分析中，威廉姆森把经济权力作为一个相关变量，却不能在其框架中发展它的含意。威廉姆森对其方法的辩护是无力的。他说，

由于权力概念非常模糊，我们一直努力使它可操作，但效率可以得到更清楚的说明，效率假说的可能性可以通过物竞天择检验而得到证实，所以我们强烈建议效率分析应置于组织设计研究的核心……当组织因特定利益而牺牲效率时，权力可以解释结果。我们承认会发生权力牺牲效率的情况，但商业部门主要的组织变化不能用这些术语来解释（WilliamsonandOuchi,1983,30）。

威廉姆森承认，制度演进受到权力冲突的影响，（有经济权力的个人的）私人利益有时会损害效率原则。但是，威廉姆森提出了两个反对经济权力分析的理由：（1）对于多数实际情况，经济权力是次要的；（2）经济权力概念在分析上模糊不清。

在讨论这两个观点之前，让我澄清威廉姆森的权力概念。威廉姆森（1997,14）认为，权力只在“非自愿的、不知情的和缺乏判断力的签约”中才起作用，而“自愿的、有知识的和有远见的签约”由效率原则支配。根据威廉姆森，权力只在签约有问题的情况下才有关。但有问题的签约正是威廉姆森框架赖以建立的条件（记住，这一框架的明确界定来自零交易成本背景），这意味着权力可被忽视的程度就是威廉姆森框架可被忽视的程度。

为了找到更内洽地分析经济权力的方法，让我更仔细地分析威廉姆森的两个观点。

考虑第一个观点。为使威廉姆森框架在分析上有效，（1）经济权力必须作为一个变量，并且能够辨别其存在/不存在（2）经济权力在威廉姆森所考虑的组织变化中必须不存在（或至少可被忽略）。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森理论框架的应用性受到限制，其结论在分析上仍然有效。

为了说明经济权力可忽略不计，我们必须（至少）证明人类意愿是自由的。但如上所述，只有假定个人约束系统给定时，决策才可看作是一种纯自由行动。个人约束依赖于（部分地决定于）制度系统，如果制度安排是“被解释变量（explananda）”，那么就不能被当作给定。这意味着帕雷托效率在动态情况下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为它依赖于约束既定的假定，而制度演进正是约束随时间而变化。

这一矛盾使主要基于效率概念的制度演进解释出现内洽性问题：如果从时期t到时期t+1，社会交易产生了帕雷托改进（给定时期t的制度约束），那么仍可能通过改变时期t+1的约束而使某人在时期t+2变得更坏；事实上，时期t的交易也可在时期t+1产生制度约束，在此约束下（某人）不可能达到时期t的效用水平。并且，所有这些都可以是每一时期纯自由选择的结果（给定该时期的制度约束），而个人偏好却没有任何改变。

把静态方法用于动态分析的问题在这里很明显。帕雷托效率的概念只有在固定约束背景中才有意义。如果约束系统可以被改变（这是制度演进分析的必要条件），那么经济权力问题就不能回避：制度系统的演进改变个人决策过程的约束（从而改变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改变社会的权力结构。这意味着在制度环境演进的分析中，不可能把经济权力的影响与效率原则的作用相互隔离。这样的话，威廉姆森主要基于效率概念的框架在分析上便显得不充分，因为效率概念在没有给定权力背景时便不可操作：只有把制度约束系统当作给定，或者说，只有假定社会的权力结构不变，才可以界定帕雷托效率。

威廉姆森框架的理论局限包括实证和规范两个层面的含意。第一，它不能决定组织变化是有效率的重新安排的结果还是权力实施的结果（两者完全相容），从而降低了该框架的解释能力。第二，它使该框架的规范应用无效：如果不可能阐明某一制度安排是效率原则的结果还是经济权力实施的结果，那么就不能证明该安排是好还是坏，除非引入明确的价值判断；但如果承认了价值判断，就没有必要把这一框架基于帕雷托效率的概念。

在这两个方面，威廉姆森提到的经济权力概念的“分析模糊（analyticalvagueness）”都涉及（poursinto）效率概念，因为，经济权力本身（其他情况不变时）要在个人约束的改变中得以体现，个人约束改变又构成了效率概念的基础。这便涉及威廉姆森的第二个观点。在威廉姆森框架中，承认某一分析范畴的相关性却不能清楚地说明它，等于承认威廉姆森理论的局限。这意味着威廉姆森的分析掩盖了他不充分的分析框架导致的极大不精确性，从而无法评价他自己认为对制度演进过程有重大影响的要素之一（指经济权力——译者）。这种局限意味着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科层框架有助于说明不同制度安排的相对成本和收益，但不适于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范描述或历史解释。

五、企业的问题

企业与市场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尽管看上去是悖论，也尽管这是NIE研究的核心，但很少涉及两种制度间的清晰界定。

企业与市场特征的简单描述是，企业是生产商品和服务的组织，市场是交换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制度。但这种一般定义不适于NIE，因为NIE认为生产本身就是一种配置现象。

把生产纳入交换分析是NIE中企业与市场定义这一理论问题的核心。在NIE尤其是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中，“交换（exchange）”与“交易（transaction）”之间缺乏明确区分，以及假定交换是唯一的相关因素，都使这一问题变得更糟。我即将讨论，这一问题也与经济权力有关。事实上，把生产方式看作（但不等同于）交换方式的分析，既不可能理解企业的本质，也不可能理解经济权力的本质（经济权力的本质不在于NIE隐含假定的不平等的讨价还价，而在于我将要讨论的社会阶级划分）。

以下我要清楚地阐明作为两类NIE研究基础的企业的特征。

（一）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方法中的企业

把生产问题定义为（稀缺）资源配置问题，是把生产作为一种交换形式的分析基础。根据NIE，交换得以发生的自然制度是市场。如果满足完全竞争假定，那么市场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没有经济权力的制度。

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假定生产领域也满足完全竞争条件，从而对经济权力的否认也可被扩展到企业内部。在这些基础上，让我把支持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的“交换”、“完全竞争”、“市场”、“生产”和“企业”的隐含定义说清楚：

1．“交换”是竞争原则支配下的自愿行动。

2．“完全竞争”的条件是不存在权威和权力关系。

3．“市场”是交换发生的场所。

4．“生产”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交换。

5．“企业”是生产发生的场所。

从以上定义可推论：

6．在这些制度系统（包括企业和市场）中没有权威，因为在市场[（1）+（2）+（3）]或企业[（1）+（2）+（4）+（5）]中都不存在权威。

通过厘清这些定义，我们便可以评价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所得结果的重要性：科斯明确引入权威和指挥原则以及竞争原则，从而解释了企业的本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及其追随者只提及竞争原则而不承认权威问题，并以此分析各种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因此是一种平等主义系统，其中没有真正的个人间权威。

然而，得出这种结果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以上定义可推论：

7．企业与市场没有区别，因为企业本身就是一种市场形式[（1）+（3）+（4）+（5）]，这放弃了而不是解决了科斯的企业本质问题。

这是威廉姆森所不愿付出的代价。让我接下来分析威廉姆森的企业定义。

（二）威廉姆森方法中的企业

威廉姆森在其框架中对科层关系的明确分析，使他可以基于企业内的特殊合约关系来描述企业的特征。企业是一种以工作合约为基础的组织。工作合约确立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科层关系，这种科层关系代表了正交易成本背景中协调问题的有效解。

工作关系中的权威使企业内交易关系与市场交易关系不同。尽管工作关系基于双方的自由同意，但它造成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非对称：前者指挥和命令，后者执行和服从。工作关系相对于其他市场关系的特殊性在于，一旦合约签订，指挥和服从便不再是要讨论的问题。在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中，价格机制实际上受到压制却假定其起作用（通过假定企业内关系可以根据“理论上”连续的、重复讨价还价过程而得到调整），但这里的工作合约意味着价格机制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有效”压制。

企业的定义因此依赖于各方的非对称，涉及权力概念。科层工作关系的基础是限制权力实施范围的合约——权力因此始于相互同意，止于合约期满，或者说，随着支持并证明其合法的同意的终止而终止。

即使基于相互同意，经济权力也仍然存在，仍然是企业定义的构成要素。这使威廉姆森可以用一种比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更优美的方式，分析社会交易关系中权威与平等之间的相容性问题。后者试图证明权威只是表面，而非实质；相反，威廉姆森并不想否认科层的存在，而是作如此解释：权威存在；为什么？因为它有效率。

六、如何使经济权力与企业相一致

为了证明经济权力与企业之间可以（也应该）被内洽地分析，我提出一个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可以从社会和动态维度对权力进行分析。这导致我不仅抛开NIE，而且抛开我认为可以有效指出NIE局限但不能很好组合起来克服这些局限的许多方法。我提议的框架是，发展制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密切联系，其明确目标是从外部视角克服NIE的内在局限。

（一）社会阶级与动态分析

经济权力与企业这两个问题的核心都在于自由-强制两分法。基于个人约束给定的隐含假定，NIE试图把经济权力简化为一个两分变量（自由-强制）。这也意味着制度系统被当作给定。这样的话，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研究就可能成为同义反复。为克服这一风险，就必须考察不同制度系统的权力含意。

尽管资本主义合约关系是自愿的，但它们要在制度系统约束中实现。于交易双方都能保证进入自由和退出自由的工作合约，没有消除双方之间经济权力关系的非对称本质。相反，工作合约依赖于非对称：如果没有劳动力可在市场上“自由地”交换的制度背景，那么工作合约将不存在。双方之间的非对称权力关系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建立，其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和生产工具私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NIE没有分析权力关系，却基于权力关系。

为了在经济权力和自由合约关系背景中理解科层的本质，我们必须分析使个人决策集存在差异的因素以及科层关系存在的原因。如果双方自愿建立（科层）工作关系，一方是“工人”，另一方是“老板”，那么，正是他们各自的约束使这两种位置成为双方共同的最优选择：理人如果可以当老板，就不会选择当工人（顺便一提，工人的次佳选择不是命令和指挥，而是失业）。

通过在理人决策与他们的个人决策集特征之间建立关系，我们引入社会阶级的概念：这里的社会阶级是用个人所面临的不同约束来非常宽泛加以定义的。正是对个人决策集特征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中理人会自愿选择不同的角色。这意味着对NIE的突破，因为NIE没有发展阶级分析。同时，这使我们可以克服NIE资本主义制度效率的同义反复：除了劳动力以外便一无所有的人的最佳选择是劳动，仅仅表明这种工作关系是他/她“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渴望的最好的事情，但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是他/她渴望的最好的制度系统。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人不是被迫用劳动力与某一“特定的（particular）”资本家交换工资，而是被迫用劳动力与“一般的（a）”资本家交换工资。工人的选择自由因此是特殊的：他/她“必须”服从一个资本家的命令或者“选择”另一个资本家去服从。于是，自由与强制不再是对立的；它们体现了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的观点，二者同时有效，并且都是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所必须的。

除了它的阶级内涵之外，经济权力概念的另一个本质特征是它的动态性。即使在自愿主义范围内，个人约束也会在社会交易过程中改变（作为社会交易的结果），这意味着经济权力要在个人所面临约束系统的演进中得到体现。金博格（Goldberg,1974,461）强调，如果接受NIE机会主义个人的假说，那么，我们不仅必须分析人们在规则“内”如何追求自利，而且必须分析他们如何使资源配置规则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NIE只注重于分析制度安排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而制度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组织行为依赖于制度框架，制度框架成形于组织行动（参见Khalil,1995）。一方面，正是制度框架把经济权力授予不同阶级的行为人；另一方面，制度在以行动来实施权力的行为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中演进。这意味着经济权力在影响整个制度演进过程中具有累积性。

一旦详细说明了经济权力概念的社会性和动态性，我们便可以更准确地讨论企业本质问题。张五常对“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原则的分析，以及威廉姆森在工作关系中追究科层本质的观点，都没有错，只是他们没有理解个人间关系的社会维度。于是，问题不是要简单地反对这些理论，而是要在一个社会框架中内洽地发展它们。特别地，“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的原则意味着，企业内关系最终与企业外关系联系在一起，至少因为，进入和退出选择意味着与企业外部情况进行了比较。这说明威廉姆森用以描述企业特征的权威关系不能在企业边界内得到理解：要理解这种关系，就必须考虑不同阶级的个人的其他替代选择。对于工人，一种工作关系唯一（最佳的）替代选择只不过是另一种工作关系，但仍处于服从资本家的位置。这种关系因此是非对称的：一方命令，另一方服从，企业内的这种权威关系的基础不能得到改变，正是因为它们体现了企业外存在的非对称的经济权力关系。

现在考虑界定动态框架的含意，首先是它可能克服NIE不能明确区分“交易”与“交换”而导致的局限。虽然交换行为中不存在权力，但权力仍可用于分析作为交换行为基础的交易过程（Commons,1934）。然而动态背景的含意不止于此。资本主义历史不是单向性的（unidirectional），其特征是组织和制度在量和质上的转型。要研究企业的本质，我们就必须分析企业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般特征及其转型。企业本质本身是一个动态问题，这需要结合历史和特定背景（context-specific）来加以界定。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转型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因为企业只是社会交易过程中的一个参与者，并且关键在于游戏参与者与游戏规则交织演进、相互影响。这意味着孤立的、抛开历史背景的分析，是无法理解组织性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看来，也许只有根据企业与其他资本主义组织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对这些关系的依赖性和改变能力，才可能界定企业本质问题。

（二）内部与外部的批评

鲍尔斯和吉恩梯斯（S.BowlesandH.Gintis,1988,1993a,1993b,1993c,1994）及金博格（1980）正确地指出，必须在企业内权威关系与企业外也存在的一般权力关系之间建立联系。他们集中分析了权力和工作关系，但这与我所提议的研究计划具有不同的目标。我认为，把权力强调为社会现象，直接服务于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研究目标。

鲍尔斯和吉恩梯斯的分析目标是，阐明竞争性资本主义经济中自愿交换可以产生行为人之间均衡的权力关系结构。权力因此被当作一种“个人”间关系，最终源于非出清市场的存在。为达到这一分析目标，鲍尔斯和吉恩梯斯在瓦尔拉斯模型中引入不完全性（imperfections），从而反驳了合约实施是自由的、没有问题的假定。他们发展的分析方法在理论上与NIE差不多（在把正交易成本引入完美决策背景的意义上），但关于那种和谐市场社会的结论是相反的。为形成分析差异，鲍尔斯和吉恩梯斯容忍了（accepting）正交易成本背景中新古典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从而非常有效地指出了NIE的内在局限；然而，正因为同样原因（对新古典方法的接受），他们的理论无助于克服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新古典解释的局限。

金博格（1980）试图在NIE与激进理论之间建立桥梁，假定了一个不完全竞争、机会主义个人、合约实施耗费成本和历史时间的背景。在这种有问题的决策背景中，合约关系中“承诺”与“执行”之间可能出现偏差，造成实施权力的空间。然而，他认为这种差异对于激进主义学者（通过坚持劳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差异）所说的雇佣关系并不是特殊情况，而是在各种程度上描述了大多数交换关系的特征（Goldberg,1980,252-3）。这里明确参照了有问题的决策背景——尽管有利于指出威廉姆森方法的局限，也有利于结合雇佣关系的激进解释——但如果被当作理解资本主义本质的基础，则可能再次造成误导：我即将阐明，雇佣关系的特殊性不在于对工人承诺的与留给他/她自己的之间的差异；相反，正是它们（指对工人承诺的与留给他/她自己的——译者）的一致性使雇佣关系独一无二。

我认为权力关系不是源于决策背景的复杂性：不确定性、非对称信息、有限理性、历史时间和复杂的合约实施当然会改变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但不能改变此外的其他东西。

为证明这一点，考虑一个具有确定性、完美信息、完全理性和无成本瞬时合约实施的瓦尔拉斯模型。再假定满足市场出清条件。这时，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在没有工人时也可以活命（自己劳动），而工人在资本家剥夺了他们生产工具时却不能活命。因此，资本家可以通过强制或制裁威胁来影响工人行动。但这完全是鲍尔斯和吉恩梯斯（1993a,326-7）的权力定义，适用于阶级而不是个人。因此，根据权力的阶级观点，交易成本对于理解作为资本主义自愿合约特征的非对称关系，不是必要的（当然，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看是理想的）。

关于金博格强调承诺与执行之间的差异，具有确定性和完全信息的标准的斯拉法模型可以证明，工人即使知道他/她将得到其劳动力价格，也不得不让劳动时间超过再生产（reconstitute）劳动力价值的必要时间（Sraffa,1960）。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家的报酬是利润（马克思主义者和新李嘉图主义者最清楚）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工人受到了剥削。但这样的话，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中就不一定存在承诺与执行之间的任何差异：资本家承诺向工人支付少于其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而剥削工人，然后遵守了这一承诺。

（三）权力与竞争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把企业看作市场（即使是竞争性市场）的一种形式，并不能证明经济权力关系不存在。经济权力关系在企业内存在，因为它们在（竞争性）市场上也存在。经济权力不是源于市场（或它的特定形式——企业中）缺乏竞争，而是源于整个制度系统，因为这一系统对不同个人强加了不同类型的实际约束。完全竞争只表明给定约束（从而经济权力）的异质分布，没有人能够通过联合面临同类实际约束的个人来增加她/他的收益，但并不意味着双方之间关系的任何对称性。因此，说企业是一种市场形式和假定市场完全竞争，不足以证明企业中没有权力关系。相反，对经济权力关系起源的考察，意味着企业内权威关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系统赖以存在的经济权力的实现形式之一。

因此，明确讨论经济权力问题导致了重新界定资本主义制度问题本身：问题不在于解释为什么与市场关系的自由领域相比，在企业内权威起支配作用，而在于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权力的不同表现形式。

七、结论

我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NIE中，经济权力分析与企业分析是不相容的，这从理论上削弱了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交易成本最小化过程的效率结果的一般解释力。这种理论脆弱源于两个不相容的目标：（1）把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社会关系描述为平等主义；（2）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特征。体现脆弱的不同形式依赖于两个目标中哪一个被置于优先位置。

在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中，优先任务在第一个目标。为完成这一任务，他们相信用这种方法可以否认企业和市场中真正权威关系的存在，而放弃了描述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企业特征的目标。这使他们的企业理论出现经济权力与企业之间的相容性问题。

在威廉姆森方法中，优先任务在第二个目标。为提供企业的内洽性定义，威廉姆森引入了权力概念。尽管他是用纯自愿术语来分析经济权力，但经济权力的引入却损害了资本主义制度效率理论的一般内洽性。于是，在经济权力的讨论中出现了经济权力与企业之间的相容性问题，经济权力被用于企业特征描述，却没有被用于资本主义制度效率分析。

两个目标的不相容可能意味着二者不能兼顾。这只是表面情况。事实上，两种方法的脆弱性源于自由-强制两分法。这种两分法一方面是确保两个目标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却没有理论和经验基础。更仔细的分析表明，这两种方法看起来不同，其实差别不大。它们都把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为纯自愿交易的结果。这要求制度约束系统被当作给定：尽管没有明确断言，但是只有把个人约束当作给定，社会交易才可以被看作“自由”自愿行动的结果。关于资本主义存在权力关系的不同命题因而只是形式上的：威廉姆森科层分析的基础是，用自愿合约关系来表达的经济权力概念；权力和权威关系始于双方相互同意，止于合约期满。因此，权威本身是一种自愿决策（给定制度系统强加给每个人的约束）。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也如此，正是制度系统被当作给定的假定，才使选择建立权威关系可以被看作双方自由的关系。

NIE把个人决策集当作给定，也不讨论什么造成了个人决策集在质和量上的差异，这给了资本主义制度效率问题一个特别的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效率不是通过比较不同制度系统的约束及其产生的经济结果而被证明；相反，它是通过假定个人行为是决策过程最优化的结果（也许受计算能力的限制）而被推导，“给定现有制度约束”。经济制度效率分析的纯自愿合约方法成为循环推理。

安全生产的背景和意义篇(5)

写清策划书名称，简单明了，如活动策划书，为活动内容或活动主题，不需要冠以协会名称。如果需要冠名协会，则可考虑以正、副标题的形式出现。避免使用诸如社团活动策划书等模糊标题。

二、活动背景、目的与意义

活动背景、活动目的与活动意义要贯穿一致，突出该活动的核心构成或策划的独到之处。活动背景要求紧扣时代背景、社会背景与教育背景，鲜明体现在活动主题上;活动目的即活动举办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陈述活动目的要简洁明了，要具体化;活动意义其中包括文化意义、教育意义和社会效益，及预期在活动中产生怎样的效果或影响等，书写应明确、具体、到位。

三、活动时间与地点

该项必须详细写出，非一次性举办的常规活动、项目活动必须列出时间安排表(教室申请另行安排)。活动时间与地点要考虑周密，充分顾到各种客观情况，比如教室申请、场地因素、天气状况等等。

四、活动开展形式

协会须注明所开展活动的形式，比如文艺演出、文体竞赛、影视欣赏、知识宣传、展览、调查、讲座等。

五、活动内容

活动内容为活动举办的关键部分。活动内容要符合时代主旋律和校园文化建设内涵，健康向上，富有教育意义与启示意义。杜绝涉及非健康文化的消极内容。要详细介绍出所开展活动的主要内容，如影片放映要写出影片的性质、名称和大致内容。

六、活动开展

作为策划的主体部分，表述方面要力求详尽，不仅仅局限于用文字表述，也可适当加入统计图表、数据等，便于统筹。活动开展应包括活动流程安排、奖项设置、时间设定等。涉及到奖项评定标准、活动规则的内容可选择以附录的形式出现。活动流程安排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㈠活动准备阶段(包括海报宣传、前期报名、赞助经费等);

㈡活动举办阶段(包括人员的组织配置、场地安排情况等);

注：须注明开展活动的阶段负责人、指导单位、参加人数等信息。

㈢活动后续阶段(包括结果公示、活动展开情况总结等);

注：如有涉及校园卫生、环境等情况，应及时清理。

七、活动经费预算

经费预算要要尽量符合实际花费;写出每一笔经费预算开支，以便于报销处理(报销时附正规发票)。如果大型活动需资金赞助，联系社团联外联部。

八、活动安全

对于大型活动和户外活动，要成立安全小组，指定第一安全负责人，充分考虑安全隐患，把人身安全放在活动开展的首要位置。在策划书的结尾，除写明策划单位、策划时间以外，协会负责人须亲自签名，并盖上协会印章，以示责任。

附：注意事项

1、本策划书格式要求只提供基本参考方面，为必须内容。在此基础上，社团策划书可以根据活动大小与类型适当添加、灵活书写，作到内容充实、版面安排得当。

2、本策划书格式要求只对策划内容作出规定，策划书字体、版面排版等不作统一要求，但各社团要保证策划书样式规范、美观。

安全生产的背景和意义篇(6)

论文关键词：劳动权 发展规律 自然权利

劳动权是指人们享有劳动的机会和适当的劳动条件，以使自己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其劳动力价值，获取劳动报酬并最终获得生存和追求发展的权利。它是以就业权为核心，以劳动报酬权、劳动安全权等为主体的一组权利之和。劳动权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本文将对劳动权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考察，从而挖掘其产生的一般规律，并分析其对我们正确理解劳动权的启示。

一、劳动权的历史发展渊源

“契约自由”的原则与“私法自治”精神是在传统“自由权”延长线上的产物。在资本主义早期，资产阶级刚刚摆脱封建特权的束缚。在经济上，为了保障商品经济发展，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所谓“干预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在法律上则最大限度地保障对自由、平等、人权的实现。在私法领域，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确立了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和过失责任四大民法基本原则。

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以“契约自由”来规范劳方和资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容易忽视两者之间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从而造成明显不公的后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剥夺或削弱劳方本应享有的“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运用，使资方拥有片面决定契约内容的绝对自由，劳动者只有决定缔约与否的自由（即被动地决定是否接受资方片面决定的契约条款）。而在劳方急需工作以获得生存必需条件的现实制约下，契约自由对劳动者而言，“不缔约”的自由在极端的场合甚至可理解为“饿死的自由”。在此种情况下，劳动权无疑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否则，长此以往，将会引起劳资对立乃至造成社会动荡、政治不安定，最终会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存续。

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危机，保障自由权与平等权，资本主义国家伸出了“干预之手”，对经济实行“两只手”并用的政策，同时，对“契约自由”进行干预，从法律角度肯定了劳动者的劳动权。最早把劳动权作为明确的法权概念提出来的，是奥地利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法学家安东·门格尔，他在1886年完成的《全部劳动权史论》中提出：劳动权、劳动收益权、生存权，是造成新一代人权——经济基本权的基础。

此处的劳动权意味着，在现实社会中，国家应当保障经济、社会地位居于弱势的劳工，能借团结的力量，站在与资方对等交涉的地位上，实现实质的契约自由原则，获得合乎人性尊重的最基本手段性权利。此种权利的保障，在今天已为各国所普遍接受，并且不同程度地在宪法和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

二、劳动权的一般发展规律

“一切法权现象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把握其底蕴”。我们探究劳动权产生发展的渊源和过程，是为了发现其产生变化的背景及其宗旨，以从中获得当今立法的启示。

从劳动权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劳动权本身作为自然权利，是不证自明而不可放弃的。这里，我们涉及其产生条件，并不是否认其自然权利的属性，而是考察权利法定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从中发现其逐步得以法定的一般规律。

（一）经济背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生产技术落后和物质产品匮乏的条件下，通过劳动谋生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必须进行而没有选择的活动，也就是说，此时，劳动尚作为人的生存行为而非权利需求而存在。工业革命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劳动力成为商品，被市场需求并得以自由买卖，进入到所有权的行列。保持和享有劳动力的劳动者的权利——劳动权得以凸显。

（二）政治背景——权利意识的强化

在原始社会，氏族成员在危险的生存环境中，无法脱离群体生活，离开群体就意味着死亡。同时，每个人只有贡献出自己的全部体力和智力才能增进团体的力量，才能改善集体以及个人恶劣的生存状况。同样，只要不违反禁忌和习惯，氏族群体也不会抛弃任何成员，因为减少成员就意味着集体力量的削弱和生存能力的降低，这样就形成了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双重依赖。氏族成员的劳动完全是一种内在意识的行为，不可能形成劳动是权利的诉求。

奴隶社会，劳动是奴隶无条件履行的绝对义务，劳动的意义不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是为奴隶主生产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奴隶只是奴隶主所拥有的会说话的工具，是权利的客体，不享有任何权利，自然无劳动权可言。

封建社会，这种人身占有关系有所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人身依附关系和严格的等级关系。农民由于仍然没有摆脱封建地主的人身控制，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受到限制。关键在于，封建社会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加上完备的等级制度，不同身份意味着不同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形成典型的“身份崇拜”和“权力崇拜”，劳动权没有产生的社会根据和理由。

劳动权作为一种标示劳动者人格独立、蕴涵劳动者利益的权利类型，诞生于职业劳动得以社会化、普遍化、契约化的资本主义时期。正如新托马斯主义法学代表人物马里旦所言：“在20世纪，人类理性显然已认识到，人不仅有作为一个人格的人和公民社会的人的权利，而且还有作为从事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社会的人的权利，尤其是作为一个工作者的权利。” 转贴于

所以，没有一种普遍的权利意识，劳动也就不可能上升为权利。

（三）人文背景——自由主义精神的转变

自由主义精神的重大转变是劳动成为权利的人文背景。自由主义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主导的意识形态，它的变化或转向对于西方国家政治影响巨大。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从强调个人对他人和政府的独立的消极自由，转向突出在参与中实现自身价值的积极自由。正是由于自由主义精神的转向，劳动作为权利，才逐渐得到国家的承认并上升为一种法定权利。

三、劳动权发展规律对正确理解劳动权的启示

从劳动权的发展历程和一般规律中，我们可以发现，劳动的权利化以及劳动权的法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劳动权首先是一种自然权利，在这种正当的理性法则下，劳动者拥有一系列平等、自由、健康、财产以及在自然法的范围内追求和保障这些目的的自然权利。从法律角度明确规定劳动权，是对其作为劳动者应享有权益的肯定。其次，现代契约社会的建立，不仅追求形式正义，更希望在实质正义的实现方面有所突破。合同当事人在社会上或经济上地位悬殊时，弱势一方当事人便处于实质的劣势，此时，若仍依契约自由原则缔结合同，那么，契约自由只能徒有虚名。劳动权恰恰还能起到约束契约自由的作用，避免了雇主借自由之名剥夺或削弱劳动者应有的权利，从而最终保护劳动者的平等利益。所以，笔者认为，劳动权法定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限制契约自由，弥补其在现代社会复杂环境下的缺陷，从而最终实现劳资双方实质平等和正义。

大处言之，劳动权得以法定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私权进行干预的一种努力。但是，这种干预，并不排斥民法在法律中的重心位置及其所贯彻的意思自治精神，只是在必要的范围内对个人利益和自治权利加以限制，它的终极目标，仍然是实现个人的平等利益和人性的最大自由。基于这一点，即使劳动权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改变，其本质不应该变化，作为与封建等级制度斗争的胜利成果，它标志着人的解放和人格自治，仍然是自由权，仍属于私法范畴。

四、对劳动权内涵的科学理解

目前，对劳动权的内涵，学界尚无定论，主要存在狭义说、劳权说、自益权与共益权说、劳动基本权说。纵览上述学说观点，我们发现争论主要集中在：究竟从何种角度定义劳动权？劳动权究竟包含哪些过程？

笔者主张，劳动权因劳动而产生，虽然劳动本身并不会自动生成权利，但是作为表征劳动权的主要因素，劳动本身的特点需要得以体现。所以，考察劳动权，还是要从劳动的特点出发。从自然属性来讲，劳动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能量释放，“劳动是相对于人体的生理过程而言的，每个人的自然成长、新陈代谢及其最终死亡，都受到劳动的制约，劳动控制着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可以说，劳动即是人的生命本身。”从社会属性来讲，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安全生产的背景和意义篇(7)

当前，在我党执政的广阔、众多、纷繁复杂背景中，以下若干问题及影响应予重视。一、传统工业文明负面效应的背景及其影响

传统工业文明具有两面性，它在极大地改善人类生存状态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效应。

1、资源和能源危机。工业文明，以加速度创造着财富，同时也以加速度消耗着资源和能源。传统的资源、能源，如木材资源、土地资源、水力资源、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等，严重短缺已成事实。其中一些能源如石油、天然气枯竭是早晚的事，且这种形势是是世界性的。人类必须在其枯竭之前合理使用并发现开发新能源，否则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

2、环境与生态危机。工业文明，不仅以加速度消耗着资源和能源，而且严重破坏着环境和生态。森林、草场、湖泊、湿地大面积消失，土地荒漠化加速；水污染、大气污染严重；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发展；等等。此情况如得不到遏制，人类自身生存将受到严重威胁。

3、社会精神和人性危机。工业文明的巨大创造力，张扬了人类无限欲求，而无限欲求在现实中却发生了三大冲突：一是与自然满足有限性的冲突；二是与个体之间互限性的冲突；三是与自身能力有限性的冲突。在三大冲突中，人的精神燥动不安、焦虑、紧张，心理失衡。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为病态，并通过三种形式转移，以达到心理平衡：一是把无限欲求的实现转移到下一代；二是转移为外向攻击；三是转移为内向攻击。

传统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将使我国发展建设在一定时期内面临资源能源的挑战，环境与生态的挑战，社会问题的挑战。十六大报告曾经指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反映了我们党对工业文明负面效应的关注和重视。

二、后工业化的背景及其影响

1、后工业化与先工业化的时间差，造成了我国在经济竞争中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的弱势地位。我国是后进入工业化建设的国家，也是后进入现代建设的国家。后工业化与先工业化的时间差，所造成的不仅仅是财富的差异，而且还包括产业层次的差异，教育水平的差异，科技水平的差异，乃至综合竞争能力的差异。显然从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现实基础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居于强势地位，而我国居于弱势地位。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

2、中国进入工业化建设的时机特征。我国进入大规模快速工业化建设不久，即遭遇了挑战和困难。由于工业文明在加速度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加速度消耗资源、能源和破坏环境。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显现，而70年代、80年代已经相当突出。我国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起步不久就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例如，我们一方面大力发展工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大量关闭严重破坏环境的“五小”工业项目。此时，发达国家依靠其长期工业化建设所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有条件采取三大措施应对：一是依靠科技降低消耗，治理环境，减少破坏；二是进行产业升级换代，淘汰能耗高、破坏环境严重的传统工业，向新型工业和现代化转移；三是利用工业发展级差，将能耗高，破坏环境严重的工业向外转移，在外转中获利。我国由于发展级差的原因和缺乏足够的财力，难以同时采取同样的同等力度的措施，有时甚至无法拒绝接受从发达国家转移出的传统工业项目。

3、后工业化与先工业化之间弱势强势关系，将伴随我党执政的一定时期。历史形成的问题，只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在这个过程中，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的角色是“追赶者”，根本任务是逐步转化强弱关系，改变我国弱势地位。在这样的时期执政，客观上对我们党提出如下要求：一是抓住根本任务不动摇。即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任何动摇和偏离，都只能使强弱关系进一步恶化。二是科学确立发展战略。即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发展。三是抓紧时间，抓住时机。即通过时间、时机的充分利用，产生超常效率。四是增强发展智慧。即把有利因素如市场巨大的优势、可借鉴文明成果的条件等发挥到极致，把不利因素的影响降至最小，在弱势中造强势，在不利中求有利，在被动中争主动。

三、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背景及其影响

1、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处于低潮。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有过理论的辉煌，也有过实践的辉煌。二战以后，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经济总量一度达到美国的67。但是，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共，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社会主义运动降至最低点。此后，我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巨大成功，同时剧变之后，出现复杂局面，许多人也在重新审视评价社会主义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从低潮中走出，而只是低潮中的回升。因为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还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潮流。

2、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对我党执政的压力仍然存在。剧变，社会主义严重曲折，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压力的根本问题，是要不要易帜，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放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能不能稳住改革和发展的大局？由于党的沉着应对，由于我党执政地位形成的特定历史，由于此前我们改革开放已经取得成效，在重大历史关头，顶住了压力，化解了风险。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所带来的压力完全消失了。压力仍然存在，只是表现方式没有那样激烈。这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国内来自于人们思想认识的复杂性，有的对我们的政治方向、理想、信仰、信念、信心发生动摇。如“全盘西化”思想的存在和怀疑改革开放的思想的存在，一些干部政治方向迷失，信仰、信念、信心缺失而滑入腐败现象的存在。另一方面，在国际来自于图谋对我国“分化”、“西化”势力和意识形态歧视。例如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人权”、“民主”问题的责难，很大程度上带有意识形态歧视的色彩。

3、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影响和压力，短期内难以消失。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影响和压力的消失，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成功，即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现代化的实现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历史只相信事实，以上三个实现成为事实，社会主义运动自然会被广泛的认同。但是这需要过程。因此，在我党执政的一定时期，或者说比较长的时期，始终存在如下任务：一是党的自身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信仰、信念、信心；二是党要引导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心同德进行现代化建设；三是党要应对国际上的意识形态歧视，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妥善处理各种关系。

四、改革开放发展进程的背景及其影响

1、改革开放的成果转化为执政的背景。改革开放已经发展成为覆盖全局的，深入到各个领域、各个地域、各个层面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这个社会变革，以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和完善进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是我党领导和推进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包括经济的和非经济的。经济成果主要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加、质量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非经济的成果主要表现为理论的创新、制度的创新、体制的创新、机制的创新、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创新。改革开放的成果，既可以看作成就，同时也可以视作执政的新背景。每一成果出现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执政背景的变化，由无数小变化促成大变化。因此，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他的一切成果，无论是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都构成了我党当前执政的重要新背景。

2、非经济的改革成果背景具 有特殊意义。改革开放非经济层面的成果背景，即理论创新的成果背景、制度创新的成果背景、体制创新的成果背景、机制创新的成果背景、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创新的成果背景，更直接的规定着党当前的执政理念和行为。这些方面的每一个创新，都需要党员、干部执政理念和行为的进步。例如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需要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牢牢把握和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贯彻科学发展观，需要党员干部具有科学精神、辩证思维、大局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贯彻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需要党员干部具有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需要党员干部具有很强的守法意识、执法意识、护法意识（维护法律法规尊严）；贯彻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需要党员干部具有正确处理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的高度自觉，具有适应社会转型的主动意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党员干部对我国历史、国情、社会制度乃至更广泛范围的政治实践和经验的了解；等等。把握改革开放非经济的成果背景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是不可忽视的。

3、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值得注意。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我党当前执政的背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同样是我党当前执政的背景。任何政党的施政方针、政策都不会是十全十美，都包含着利弊两个方面的因素。决策的要旨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因此，改革开放中出现问题，并不奇怪，关键是要认真对待。发展中问题也是问题，漠视发展中的问题，必将影响发展。当前伴随改革开放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社会安全问题、分配问题、腐败问题、道德问题、社会精神问题、干部不适应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中，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最值得关注。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会上列举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十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诸多其它问题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原因。例如许多问题，同“贯彻危机”，即工作不落实相关。因此在改革开放进程背景中，要始终把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五、党的自身使命背景及其影响

1、党的历史使命是长远性与阶段段性的统一。我们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最终目标和最终使命；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最低纲领、阶段目标和阶段使命。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目标和战略安排。这些一旦确定，既转为使命背景、执政环境，党也就置身于其确立的使命、任务、目标之中，一切执政行为也就受到使命的规定。

2、党的使命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宏伟性。在一个最大的国度，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基础上，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阶段，实现全面小康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经过长期奋斗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亘古以来最为伟大壮观的事业。二是高尚性。以人为本，以三个文明共同进步为追求，以惠及十几亿人口为理念，以和平崛起为方略，所体现的是对人的尊重；对全国人民的尊重，对全世界人民的尊重，对自然的尊重。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博大高尚胸怀所在。三是艰巨性。完成宏伟、高尚使命充满艰难险阻。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际政治格局变数很多，而我国经济发展又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必定要经历种种困难和风险，甚至是流血牺牲才能实现。这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