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精品(七篇)
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篇(1)
>> 文化变迁背景下的回族老年人口赡养问题研 老年人口腔疾病的特点与治疗 老年人口干症 中老年人口腔健康与护理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死亡态度的关系 临终老年人家属的死亡教育 试论老年人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作用 中老年人口腔卫生与常发口腔病的分析 我国老年人口健康照护的困境与出路 老年人口腔细胞角蛋白与口腔扁平苔藓关系的临床研究 论老年人口腔疾病的预防与保健 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适应检视与政策调整研究 老年人口腔修复的临床观察 论老年人口腔疾病的预防 老年人口腔不良修复体的危害分析 老年人口腔修复的临床分析 老年人口腔保健的价值研究 浅谈老年人口腔疾病的治疗特点 浅谈老年人口腔保健的方法 概率统计定义的含义理解与教学思考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20万人相比较，60年间增长至原来的55倍。中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均超过了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平均水平，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发展。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的人口绝对数将分别达到49亿和37亿，占比将分别上升至365%和276%，21世纪后半叶中国老龄化将呈现高位发展趋势，至2100年60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提高至396%和338%Population Division， DESA， United Nations. Probabilistic population projections based on the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DB/OL].[2017-01-17]. http：///unpd/ppp/.此数据来自对应的人口预测中方案。。可见，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老龄社会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社会常态。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态势除表现出了加速发展的特征外，还有较其他国家更为复杂多变的独特性。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均在发生显著变革：国民经济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和活跃的人口流动，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的变动，人口统计学和疾病流行特征的迅速变化[2]，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和较低的人均GDP之间的矛盾，等等。上述多种因素的叠加作用使得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也使得中国应对未来老龄社会的难度增加。
虽然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社会经济挑战将成为未来中国政府和社会的长期重点工作，但是老龄化不应被误解为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障碍。相反，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标志[3]，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是21世纪中国社会的人口新常态。
2.需要重新认识老年与老龄化
老龄社会的常态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常趋势，其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当前全社会之所以存在普遍的“恐老”现象，甚至“谈老色变”，实质上是因为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不能适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现实在老龄化进程中凸显出来了，而我们仍在用以往的观念来对待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现象，用传统的适合于年轻社会的政策理念和工具来设计应对这一新现象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人口结构在变化，社会观念、公共政策、社会行为及个体行为也需要随之发生改变。其中，观念的改变应当是先于公共政策和行为转变的。老龄社会的常态化要求人们重新认识老年，需要在老龄观念与态度上的新转变，这应当成为我国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战略前提。
人们对老龄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然而当前我们对老龄的认识存在许多误解，老年人的定义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全球通用的老年定义是把60岁或65岁及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人口，这一标准最初源于联合国[4-5]，但联合国的规定是有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预期寿命和对养老保障的考虑。该老年标准自确立以来几十年没有发生变化，各国学者在探讨老龄相关的公共政策时基本都参照这一传统老年定义。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开始出现重新定义老年与老龄化的前瞻研究，以舍波夫（Scherbor）和桑德森（Sanderson）为代表的人口学者提出了按照“期望余寿”15年倒推老年标准的新思路[6-9]，其研究成果已相继发表在Science和Nature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国内，翟振武等在总结老年定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从“年轻”状态到“健康”状态再到“自理”状态的老年定义理论体系[10]。但国内的相关研究尚处于概念梳理的起步阶段。
二、老年人口死亡概率时代变迁的佐证
有关老年的讨论，最初是基于生命历程展开的，死亡是生命历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指出，人口死亡率能够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整体健康状况。对于老年人口而言，死亡概率同预期寿命一样是衡量其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一般与老年人口所处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密切相关。
本文着重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老年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概率的时序变化，同时考察死亡概率变化的性别差异、地区差异及国别差异。本文之所以将1980年以后作为考察期，是由于这期间的人口数据较为完备，而且20世纪80年代来以来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巨大，医疗卫生体制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作用并反映在人口死亡水平变动上的效应显著。本文分析死亡概率的时代变迁主要从两个视点出发：一是考察相同的年龄所对应的死亡概率在不同年份的变化；二是相同的死亡水平界线，在不同年份所对应年龄的变化。出于直观分析的考虑，本文将参照系设置为年龄60岁和死亡概率10‰界线。这是由于传统老年定义通常将60岁作为老年的年龄起点，并且社会保障及退休制度等相关公共政策也将它作为主要的划线基准；而死亡概率10‰界线则是与传统老年标准年龄相当接近的死亡水平线。
本文中全国及分省的年龄别死亡概率来自历次人口普查和小普查数据编制的生命表。编制生命表所需的分年龄、分性别的死亡人口数和死亡率数据则分别来自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第三至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995年、200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本文未对每次普查的死亡数据作出修正，而是在普查公布的死亡人口和死亡率（m（x））基础上采用Chiang和Greville法对年龄别的死亡概率（q（x））作出估算和调整。我国历次人口普查（包括小普查）的死亡数据质量确实存在较大差异，学者们也发表了很多调整和评估的论文，如王金营、任强和游允中等、黄荣清、孙福滨和李树茁等、张二力和路磊等[11-15]，不同的方法和假设会对数据结果产生不同影响，但死亡概率变化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只在具体数值上有区别。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死亡概率变动的长期趋势，而不在于具体数值的准确性，因此在认识到不同来源不同年份死亡数据误差的前提下作了简化处理，即基于原始死亡数据展开分析 我们也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历次人口普查和小普查的死亡数据进行过调整，发现死亡概率变化总的方向是一致的，本文重点不在死亡概率的具体数值，而是对长期变化趋势的探讨。。日本和英国的死亡概率稻菰蚶醋匀死嗨劳雎适据库（The Human Mortality Database The Human Mortality Database， http：///）。
1.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概率的时序变化
1982―2010年的近30年间，中国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概率曲线按照时间序列在整体向右下方移动（见图1），同一年龄的死亡概率呈现出逐步下降趋势，同一死亡概率界线对应的年龄则在逐步提高。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保健水平的进步、人们健康状况的改善，我国人口的死亡模式发生了变化，老年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水平在逐渐降低。这与陈心广和王培刚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他们利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死亡率统计数据对国民健康动态变化的分析发现：1990年以来60岁以上人口的死亡率都呈均匀的下降态势，中国城市老年和退休人口的健康状况稳步改善[16]。
由表1和表2可知，1982―2010年，我国60岁年龄人口所对应的死亡概率分别是1803‰、1514‰、1328‰、1276‰、988‰和851‰，近30年间死亡概率共降低了952个千分点。2000年之前，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均超过10‰界线，而2005年之后，60岁对应的死亡概率开始低于10‰界线。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在相应年份分别为55岁、57岁、57岁、59岁、61岁和62岁，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逐步上升趋势，近30年间共提高了7岁。2000年之前，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均低于60岁；而2005年之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开始高于60岁。
2.老年人口死亡概率变化的性别差异
分性别来看，从1982年至2010年，同年龄男性的死亡概率普遍高于同年龄的女性。60岁男性人口的死亡概率从1982年的2100‰降低至2010年的1081‰，近30年死亡概率共减少了1019个千分点；60岁女性人口的死亡概率从1982年的1497‰降低至2010年的607‰，近30年死亡概率共下降了89个千分点（见表1）。60岁男性老人的死亡概率比60岁女性老人的死亡概率平均高出4―7个千分点。而且，历年60岁男性的死亡概率始终超过10‰界线；而60岁女性的死亡概率从1995年开始就已经低于10‰界线。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来看，男性从1982年的54岁上升至2010年的60岁，提高幅度是6岁；女性从58岁上升至65岁，提高幅度是7岁。同一死亡概率界线对应的年龄，女性一般高于男性，且变化幅度大于男性。
性别差异还体现在死亡概率的变化速率上。1982―2010年的近30年间，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年平均降低034个千分点，其中60岁男性的死亡概率年平均降低036个千分点，60岁女性的死亡概率年平均降低032个千分点，男性死亡概率的下降速度略快于女性。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年龄的变化来看，老年男性年平均上升021岁，老年女性年平均上升025岁，总体年平均上升025岁，即老年男性平均每5年上升1岁，老年女性平均每4年上升1岁，总体平均每4年上升1岁，见表2。
3.老年人口死亡概率变化的国别差异
英国和日本两国分别是西欧、东亚人口死亡模式转变的发达国家代表，本文选取英国和日本与我国进行比较分析。
将1980―2010年同期的中国与英国进行比较，30年间，英国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总共下降了857个千分点，年均下降029个千分点；中国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则下降了952个千分点，年均下降034个千分点。可见同一时期，相同年龄人口死亡概率的绝对水平中国要略高于英国，但中国死亡概率的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均大于英国。中国80年代（1982年）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相当于英国1945年英国1945年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为1840%，数据来源为人类死亡率数据库（The Human Mortaloty Database， http：///）。左右的水平，2010年60岁的死亡概率则相当于英国2000年左右的水平，我国老年人口的死亡水平与英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年龄的变化来看，1980―2010年英国从56岁上升至65岁，30年间提高了9岁；而同期的中国则从55岁上升至62岁，近30年间提升了7岁，中国在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上始终低于同一时期的英国，见表3。
日本的老龄化进程比我国更早，老龄化程度也更高，人口转变过程和生命表模型与中国十分类似。因此日本的老年人口死亡概率的变化历程可以成为研究并预测我国人口死亡概率变化趋势的重要参照。
对比1980―2010年同期的中国和日本，日本30年间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下降了355个千分点，年均下降012个千分点；而同期中国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要远远高于日本，但死亡概率的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则大于日本。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年龄的变化来看，1980―2010年日本从62岁上升至68岁，共提高了6岁；与同期中国提高7岁相近，但同样的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日本高出中国6―7岁，见表4。
综上，相同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我国略高于英国、远高于日本，我国老年人口的死亡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相当的差距。但就同期死亡概率的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而言，中国死亡概率的下降幅度最大、速度最快，英国次之，日本的下降幅度有限。日本作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深、平均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其老年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概率也始终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4.老年人口死亡概率变化的省际差异
我国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社会经济的地区差异使得老年人口死亡概率水平和变化趋势也存在地区差异。本文仅以上海市和甘肃省为例试图说明死亡水平与死亡模式变化的地区性差异，由于人口迁移带来常住人口死亡模式变化以及普查口径的改变等多方面的原因，分省死亡数据调整的难度更大。因此基于普查公布的原始死亡数据展开分析。
鉴于1982年和1987年甘肃省1岁组分年龄人口和死亡人口的稻菘傻眯晕侍猓甘肃省的生命表为1990年及以后数据。
上海市是我国经济最发达、老龄化程度最深的省市，同期上海市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82年的115‰降低至2010年的443‰。全国60岁的死亡概率从2005年开始低于10‰；而上海市则从1990年开始就已低于10‰，比全国早了15年（见表5）。再考察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上海市比全国高出4―6岁。1982―2010年的近30年间，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上海市从59岁提高至68岁总共提升了9岁，提升幅度大于全国。
甘肃省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口死亡模式的转变进程慢于全国和东部发达地区。就死亡概率的基本水平而言，1990―2010年甘肃省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均高于同期的全国平均水平。就死亡概率的变化幅度而言，甘肃省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20年间共降低了711个千分点，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要略大于同期的全国平均水平。甘肃省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从2010年开始低于10‰，比全国晚了5年。考察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甘肃省从1990年的56岁上升至2010年的61岁，低于全国水平约1岁，与上海的差距更大，为5―8岁。20年间，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共提高了5岁，变化幅度与速度基本与全国水平近似，但低于上海。
我国在老年人口死亡水平及变化趋势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分化特点，总结前面可以得出，就相同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而言，上海市和甘肃省的差距有可能是20年。
将上海市和甘肃省的生命表数据与英国、日本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我国上海市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高于日本，但低于英国；人口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上海市比日本小，但大于英国。甘肃省的人口死亡水平与英日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虽然就全国的总体情况而言，我国60岁人口的死亡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既有上海市这种与发达国家的死亡水平相近，甚至超过一般发达国家的省份，也有像甘肃省这种同不发达国家相近的省份。对中国来讲，完成死亡模式的转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老年人口死亡概率的变化，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健康模式等的影响。随着时代的推进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提升，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逐渐完善，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使得人们健康保健知识的丰富、健康行为的增加，这一系列因素作用在人口质量上的结果即是老年人口死亡水平的下降、健康状况的改善。既然同年龄的老年人口在不同年代呈现出不同的死亡水平和健康状况，同样的老年生理年龄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那么在考察老年与老龄化问题时，以60岁或65岁为固定起点，且长期以来维持不变的传统老年定义就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三、老年定义的新思考
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概率的时代变迁可以佐证老年标准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上行调整。
1.老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应当认识到老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人们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随着时代的演进，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本身的生理与心理状况、生产与生活方式、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积累、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与能力，所处的社会环境、科技水平等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同时代或世代的老年人口具有不同的内涵，不同时代人们对老年的认知和界定也应当是存在差异的。如今的老年人已经不同往日，后世代的老年人往往要比前世代的老年人更“健康”、更“年轻”，传统的老年定义已经过时，亟须重新审视。此外，未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医疗及生命科学的进步，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还将继续延长，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老年期占比也将发生变化，老年人口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年龄将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因此老年应当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相对概念。
2.老年定义直接影响社会的制度安排
老年定义的改变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化，或者被狭义地理解成一个数字的游戏。老年定义直接影响社会和个人对不同年龄人口群体的基本认识，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重新定义老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老年定义是老龄社会的基础性问题，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治理层面，几乎所有的社会管理制度与政策，如退休制度、养老金政策、劳动就业政策、医疗卫生保障政策等，都以老年定义或老年标准作为政策划线的基准。老年定义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对当前老龄社会现状认知和老龄问题解决的正确性，也会影响对未来老龄社会的发展预期和公共政策体系设计的方向把握，关系到整个老龄社会的全局。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延迟全额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并非只是平衡养老金的权宜之策，而是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变革背景下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发展态势的巨大变化所要求的，是为能够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蕴藏在老年人口中丰富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能够维护老年人口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权利与机会。老年定义的变化也将直接影响老龄工作目标人群的大小，使得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能够更有效、更精准地解决与老龄化有关的问题。
3.老年定义直接影响相关学科的发展
老年定义会直接影响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实证方法、学科的指标体系和学术规范等，从而影响相关学科的发展，这是重新定义老年之于学术上的意义。从理论框架与实证方法而言，老年定义问题是医学、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方法的基础问题，老年定义的科学性与否，直接决定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导向与实证方法运用，从而影响相关学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指标体系而言，社会的负担系数、经济增长模型（劳动力资源对经济的影响）、人口老化系数等一系列指标都与老年定义直接相关。从学术规范而言，老年定义的准确和科学与否，直接影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规范度与严谨度，影响到学者基于这一定义所做研究的学术和理论价值。老年定义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基础性问题，若传统老年定义需要及时的动态修订，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何修订，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指标、模型和评价标准也都需要随之而变化，学术研究如何开展国家和历史比较等都会成为新的学科发展领域。
4.重新定义老年可以促进未来老龄社会的重构
老年定义的改变将有助于重新建构未来的中国老龄社会形态，并可能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态势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社会态势上，重新定义老年将改变中国社会对老年人和老龄化的社会认知。很大一批按目前概念定义的老年人口将不再被归为社会的负担、社会财富的消耗者、社会问题的来源和制造者等消极角色，转变为社会发展的既往贡献者、未来社会发展的潜在生产力，并拥有参与社会经济发展、享受发展成果的权利与机会。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化”倾向将能有效扭转，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客观判断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认可将有助于对老龄社会的积极应对。在经济态势上，重新定义老年将有助于释放和利用蕴藏在老年人口中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效缓解劳动力人口急速萎缩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现象，也能缓解养老金收支不平衡的压力。在政治态势上，重新定义老年有利于老年人口政治权利的维护和政治诉求的表达，改变中国老年人口政治弱势地位，推进民主政治进程。在文化态势上，老年的重新定义将促进中华“孝文化”以及“尊老”传统的复归。
重新定义老年是事关老龄社会全局与基础的根本性问题，其必要性与重要性决定了老年的重新定义是势在必行的，该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老年的重新定义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多方长期论证。
四、结论与讨论
中国正在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如何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不仅是政府也是全社会高度关注和亟须投入巨大资源的领域。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一个关键在于改变人们对于老年和老龄化的认识和理念，而重新思考老年的定义又是最重要的起点和基础。在过去几十年间，我国老年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概率呈现出随时间序列不断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我国老年人群的人口状况和年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就为我们重新定义老年提供了有力依据。老年人口处于动态变化中，因此老年定义也应是一个动态指标。此外，我国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概率的r代变迁还表现出了显著的性别和地区差异，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说明在重新审视老年定义时必须避免简单化、单一化的界定方式，既要思考全国的总体情况，也要将性别差异和地区差异考虑在内。纵观世界，欧美各国都在不断延迟退休年龄、将劳动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在缓解养老金危机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开发老年人力资本以推进经济持续增长。在中国逐渐延长退休年龄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对老年定义的研究是制定新的退休政策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老年定义也是关系到老龄社会方方面面的基础问题。倘若传统的老年定义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那么就有可能致使我们对上述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的认识存在偏颇，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效果。
本文仅从死亡概率的角度探讨了重新定义老年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正如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所指出“现在的70岁还不是‘新的60岁’”[17]，还必须综合考虑预期寿命与健康寿命、内在能力（Intrinsic capacity）与功能发挥（functional ability）、疾病流行病学变化与医疗卫生服务、健康多样性与公平性等其他影响与反映老年人口的健康与机能状况、人口发展态势的多种因素。我们也正在从认知、参与、生理、心理以及生活方式变化等角度进一步探讨老年重新定义的问题。人口老龄化需用更复杂的指标体系来测算，需要建构包括重新定义老年的一整套与老龄社会有关的理论和政策体系，人口学家在这一领域是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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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篇(2)
学院现代设计艺术学院
专 业 视觉传达设计
班 级 视觉17-1
学 号 201705002368
姓 名 杨腾渊
指导教师范颖
职 称讲师
云南财经大学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姓 名
杨腾渊
学 号
201705002368
专 业
视觉传达设计
拟定论文
（设计）题目
智慧养老型APP服务结构与界面设计
论文（设计）来源
自选
论文（设计）类型
B-应用研究
指导
教师
范颖
1.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1-1选题背景：
截止到2019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总数调查数据显示，超过65岁的人口已经突破一千六百万，意味着我们身边每一百个人里面就有大概11位老年人。其中2019年65周岁及以上人口比 2018 年增加了0.7个百分点，为最大增长额。来自云南省人口老龄办的数据显示:我省于2005年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截至2016年底，我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570.1 万，占总人口的 11. 59% ; 预计到 2020 年，全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607 万，占总人口的12. 4% ; 其中约有 3. 6% 的老年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32%的老年人需要适度照护。201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居住在昆明市的老年人口呈现出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空巢化等特点。昆明市人口老龄化十分突出，老龄化现象已经十分严峻。如此庞大的老龄人口将成为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它们的健康和生活问题将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近年来很多地区已经开展老年人的死因监测工作，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死亡率为2567／10万，占全人群死亡比例为82.07％。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一直都是导致60岁以上老年人死亡的重要原因，身理和心理伤害也是老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老年人死亡比例较大，其死亡谱决定了全人群的死亡谱，老年人健康相关危险因素的干预工作是非常迫切的。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同时推动了老龄产业的发展，从而也带动了老龄产业信息数字化的发展。而要怎么做来充分满足国内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交互设计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同时这也直接影响到我国交互设计领域未来能否得到良好发展。当今市场下的智慧养老型APP仍存在较多问题。目前市场主要服务与老人的APP主要有交友类、健康科普类、医疗类三种类型。交友类如“养老平台”“幸福行”，依托于强大的社交网络媒体，使老年人群体能够进行线上交友并发表动态，分享生活。健康科普类如“养老管家”“老年云课堂”，搜集各方健康相关信息置于平台供老人浏览，为老人提供外界信息，并力求做到信息准确。医疗类APP如“黄金急救”“天使救援”，整合当地医院信息，使大众能够就近急救，不过要老年人和年轻人使用一样的功能软件，困难度会大大提高。使以上几类APP都有服务于老人，却都是带着设计师的主观色彩来进行设计的。首先是色彩方面，老年人的视觉感官已经衰弱，需要强烈而具有刺激性的颜色才能使老年人看清APP界面，当下养老型APP基本都采用弱色来颜色填充，虽然做到了颜色和谐，却让使用APP的老年人看不清楚。其次是字体大小，老年人的视力是不如中青年人的，进行APP设计时需要用大号甚至特大号字体来进行填充，可当下的养老型APP与常规APP字体大小相同，降低了老年人的使用满足感。接着是图形，养老型APP在进行界面设计时，考虑到老年人思维缓慢，应当还原图形本真，使图形一目了然，而当下养老型APP的图形结合当下时尚元素，使老年人不能理解，必须进行文字辅助才能明白其意。最后是版式方面，当下养老型APP版式设计与常规APP无异，其连接点和换页功能不能很好地服务与老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老年人群体而言对信息产品几乎处于创新扩散理论的最末端，只有极少的设计者们会专门针对老年人群体的需求来进行产品设计。在进行产品设计时将老年人群体作为产品受众群体之一，充分考虑老年人群体的实际需求，帮助老年人享受信息时代带来的便利，这也是设计师在当前时代下的重要责任。
1-2研究意义：
本文是基于老年人群体而研究的移动应用程序，本程序的主要对象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基于老年用户的信息需求摸索出有效解决老年人使用APP的各种问题，然后结合界面交互，设计出一款服务于老年人的老龄产业的智慧养老型APP，做到：
（1）安全化：能让老人进行线上问诊，能使老人在危难之际使用智能设备进行呼救，使老人就近治疗。
（2）智能化：提高老年人APP使用率，使老年人们享受科技生活中的乐趣；完善智慧养老型APP功能，革新传统养老模式，更好地将老年人与信息社会结合起来，更好地掌握信息，使老年人能够独立自主运用智能设备进行自救，赋予智慧养老型APP新的价值使其更加具有较强的的冲击性与吸引力，为老年人量身打造高适用性的智能产品。
（3）全面化：提供社交、科普、急救等功能，更好的让老年人在生活中通过智能手机来满足自身各类需要，从而丰富老年生活，改善老年生活状态，培养老年生活情趣，提高生活幸福指数。
2.文献综述
2-1国内智慧养老型APP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国内智慧养老型APP的相关应用型研究不足国内关于智慧养老型APP的界面和功能研究主要集中于健康科普和社交等方面。对这些方面的研究主要对老年人老年人的情感需求、信息欲望两个方向为主要研究方向，其中对于老年人的急救需求没有涉及和说明。朱媛、段慧敏（2019）提出老年人在智能时代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三层次需求模型，并在现有智能手机上与老年人强相关的应用APP研究分析基础上，提出设计策略；经研究得出基于“老有所养”需求的智能手机应用APP应凸显专业性、基于“老有所乐”需求的智能手机应用APP应更多元化、基于“老有所为”需求的智能手机应用APP应深挖价值的与老年人智能时代三层次需求模型相对应设计策略；根据老年人三层次需求模型深入分析老年人需求，能够为开发与设计出更好地为老年人服务的智能手机应用APP提供建议。李邵静（2018）指出，中国老龄化人口趋势日益明显，老年人看病就医拿药比例普遍高于年轻人群，由于医院路途遥远，老年人看病问题成了社会急需解决与关注的首要任务。在互联网模式下医疗类APP的设计与开发为老年人看病难找到了良好的解决方案。针对老年人自身特点，老年类就医APP在界面设计上应做到简单明了，方便老年人理解记忆。在功能设计上尽量做到从老人需求出发，操作简单，一键解决就医过程。
3.拟采取的研究方案、技术路线
研究方案设计调研调研分析概念设计设计应用技术路线文献查阅法问卷调查法案例分析法SWOT分析法设计定位概念提出概念确立设计流程图设计图效果图
4.研究内容与论文提纲
4-1研究内容：
（1）设计调研
①通过文献调查法查阅相关期刊论文，归纳总结出本文所需的理论支撑（2008 年，原卫生部启动了“健康中国 2020”战略研究; 2012年，发布《“健康中国 2020”战略研究报告》;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2017 年 3 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关于印发“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的 通知》( 国卫家庭发 〔2017〕12 号) 发布，表明我国健康老龄化规划正式实施）；
②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得老年人群体的需求，有效提取老年人的想法，并通过问卷数据的总结分析，可以更好地针对老年人需求进行研究；
③通过案例分析法对国内外优秀的老年APP界面和功能进行分析比较，了解当下老年APP设计的主要趋势以及发展前景，结合自身使用体验以及了解本行业的发展情况和同行水准，总结出可行性强的设计方案。
（2）设计分析
S（优势）：国家鼓励银发产业发展，拥有市场前景；APP界面结构针对老年人群体进行专门设计。
W（劣势）：知名度难以打响，研发的产品及服务同市场上其他智慧养老型APP同质化严重，需寻求突破口。
O（机会）：产品使用者对其他智慧养老型APP已经使用疲劳，需要新的产品刺激活力；大多数养老型APP的设计都没有从老年群体的立场出发，是以设计师主观情感为主的产品设计。
T（威胁）：替代品多，市场竞争大。
（3）概念设计
设计定位
60岁以上老年人群体、昆明市区、智慧养老
概念提出与确立
地区性智慧养老型APP
地区性意义指的是局限性的在某个特定范围中某种事物的存在对这个范围的意义。智慧养老是面向居家老人、社区及养老机构的传感网系统与信息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实时、快捷、高效、低成本的，物联化、互联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基于研究内容，为了使老年群体的老年生活更加地安全化、智能化、全面化，根据老年人群体的娱乐社交需求与当地医院的协同性、急救的便捷性选择了“地区性智慧养老型APP”这个概念。
（4）设计应用
主要通过电脑辅助如“AI、PS”等设计工具和“墨刀”等交互设计工具来完成整个设计。过程主要为：首先查找相关的素材及资料并提取有用的材料进行考察并对比现有的智慧养老型APP进行方案草图的绘制，完成草图并征询老师意见，进行方案草图的确定与修改；收集市场信息，分类整理完善，再进行设计方案的深入与修改，完善APP产品功能，最终完成APP设计制作，完成毕业设计报告、毕业答辩。
4-2论文提纲：
一、绪论
（一）设计背景
（二）设计目的
（三）设计思路
二、调研与分析
（一）发现问题
（二）调研分析
（三）分析结果
三、概念设计
（一）设计定位
（二）概念提出
（三）概念确立
四、设计应用
（一）设计流程
（二）设计图
（三）效果图
五、结语
5. 论文进度安排
（1）设计调研阶段 (2020年9月1日-11月30日)
（2）设计分析阶段（2020年12月1日-12月31日）
（3）概念设计阶段（2021年1月1日-1月15日）
（4）设计应用阶段（2021年1月16日-4月15日）
（5）答辩准备阶段（2021年4月16日-5月10日）
6. 参考文献
[1]关爽，刘会衡.基于Android的老年人养老服务设计[J].电脑编程技巧与维护2020（01）:52-54.
[2]张玲.基于老年人使用的手机创新性研究[J].设计,2018(14):128-129.
[3]何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视角下的老年广播——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为例[J].西部学刊(新闻与传播),2016(07):40-42.
[4]JHONY CHOON YEONG NG,陈思璇,谭清美.信息化对老年人生活影响研究——基于智能手机使用情况与感受[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02):58-64.
[5]张阁,于琦,贺培风.我国移动医疗App核心功能分析及发展建议[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17,4(26):21-25,3.
[6]陈赛权．中国养老模式研究综述［J］． 人口学刊，2000，121 ( 3) : 30 － 37．
[7]邓诺，卢建华，周业勤．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探索［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7，37( 4) : 1805 － 1807．
[8]张琼，韦焘，刘敏，等． 昆明市城区居民对养老模式和服务认知及需求调查分析［J］．民康医学，2017，14: 76 － 79．
[9]刘小路，丁虹月，韦鑫珠.基于老年人认知需求模型的资讯APP界面设计研究 [J] . 设计，2018（01）：26-27.
[10]张玲.基于老年人使用的手机创新性研究 [J] . 设计，2018（14）：128-129.
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签名：日期：
教研室意见
教研室主任签名： 日期：
学院意见
学院领导签名：日期：
学院盖章
论文（设计）来源：教师课题、社会实践、自选、其他
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篇(3)
关键词：风景园林；垂直农场；老龄化；养老模式
中图分类号：TU985.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中国当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中期，环境资源瓶颈效应突显，城市的新一轮发展迫切需要转入内涵式、集约化的轨道，城市中传统的农业耕作模式受到极大限制，“垂直农场”成为一种相对可能的选择。“垂直农场”是一种将农业与建筑结合的特殊形式，它打破了农田与城市景观对立的传统观念，将生产性景观引入城市，为未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绿色空间。[1]由于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使我国在养老保障等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大。现阶段我国有大量的老人入住社会养老机构，而该机构在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人文关怀方面提供的服务相对欠缺，容易使老人的身心健康受到负面影响。如果将“垂直农场”的理念引入到养老院的建设中，景观结合生产，将会创造出绿色、健康的新型养老空间。
一、传统养老模式面临的问题
老龄化是21世纪三大世界性难题（全球变暖、全球反恐、全球老龄化）之一，人口的快速增加和老龄化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时期之内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不断上升的现象和过程”[2]。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老龄化省份已达26个。到2050年，全国60 岁以上老年人将超过 4 亿 ，即每4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3]
据中国城市老人养老意愿调查，目前我国老人普遍接受的养老方式有居家养老（61%）、敬老院养老(14%)、社区养老（12%）、老人公寓（10%）和异地养老（3%），其中居家养老最受欢迎，包括与儿女同住、夫妻二人居住和孤寡老人独居等几种形式。然而，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计划生育政策后遗症的逐渐显现，这种传统的养老方式越来越暴露出不少弊端，比如独生子女夫妇同时赡养小孩和双方四个老人，无论在精力上或经济上压力都很大；而老人独居在季节变换和有突况时安全存在很大风险。
养老院作为继居家养老之后的第二种方式，也陷入难以推广的尴尬境地，主要有养老院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缺乏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专业护理人员短缺等方面的原因。另外，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子女把老人送往养老院的行为意向。
二、构建以“垂直农场”为依托的新型社区养老模式
由于当前的养老环境存在种种不足，笔者提出一种全新的以“垂直农场”景观构建为依托的社区养老模式（图1）。该模式将 “都市托老所”、“垂直农场”等新理念应用其中，灵活地重组老人、子女、社区养老机构与志愿者之间的关系，重新加强老人与社会、与家庭之间的纽带，创造了绿色健康的养老空间。每日适当的耕种活动又能让老人重新收获社会认同感，是一种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的表现。
“都市托老所”类似于幼儿的“日托所”，在老人日托所里，子女可以早晚接送，既解决了子女白天外出工作、无暇照料老人的后顾之忧，又为老人提供了相对熟悉的居家养老环境和伙伴。叮嘱老人按时吃药、听老人倾诉心中的苦闷、甚至调解家庭纠纷都是托老所的日常工作。老人在身体得到护理的同时，也获得了精神慰藉。
随着网络版“开心农场”的风靡，北京丰台区、重庆荣昌县、济南长清区等地的养老院纷纷开辟了现实版的“开心农场”。农场里种满了瓜果和蔬菜，而养老院里的老人正是农场的打理者，实现了回归田园的梦想。但毕竟此类农场都在偏远郊区，离城市路途遥远，满足不了大量老人的需求。“垂直农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城市中大多数老年人的此类诉求。“垂直农场”的概念在199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态学家迪克森（Dickson Despornmier）提出，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移入高层建筑，以减少对自然土地侵占的技术。[4]垂直农场的特点可概括为“ 集约、高效高产、环保、安全”的特点。[1]笔者将生产性景观与垂直的农场概念融合在“都市托老所”的建设中，在为老年人提供新颖、健康活动场所的同时，又能提供安全、新鲜的食品。
图1 以垂直农场为依托的社区养老模式“都市托老所”与“垂直农场”的结合，不仅满足了老人休闲娱乐的需求，也是其与家人、与社会交流情感的平台。老人平时可以带家人前来，共享田间劳作的乐趣；在丰收的季节，更是可以共同采摘果蔬，下厨烹饪，享受天然健康美食和天伦之乐。同时该模式尝试建立以学生志愿者为主的志愿服务模式。学生在照顾老人的同时，还可在“垂直农场”里劳作，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一代而言，得到了学习农业知识的机会。这也是让老人发挥余热，利用他们的农业知识和生活的阅历对下一代言传身教。“垂直农场”成为传统农耕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载体。
三、都市托老所的营建——以南京南湖社区为例
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以房养老；以房养老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6-0000-01
人口老龄化是指高龄人口数占我国总人口比重增长的动态，以房养老是一种类似于“住房反抵押贷款”的新兴养老概念。保险公司以此概念为基础推出相关的保险产品。
一、发展以房养老保险的必要性
1.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金缺口扩大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我国养老金的数额已经无法满足长期给付。如何保障高龄群众有充足的养老金进行养老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单单依靠社会保险金已经无法提供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保障，只有适时购买商业保险采用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相结合的方式才可以保证晚年生活的品质。
2.养老机构发展差
我国一部分高龄群众选择去养老院安享晚年，而房产由子女继承。这样既解决了养老问题又使子女继承了自己的财产。但是由于我国养老机构环境以及设施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其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高龄群众的需求程度。全国高水平养老机构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人口老龄化的增长速度，而且高水平养老机构的费用也并非是大众所能接受的，这一养老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养老问题。
二、以房养老保险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1.传统养老观念的束缚
中国人的传统养老观念是养儿防老，而以房养老方式恰恰与这种传统养老观念相悖。以房养老是指将具有自主房产所有权的房屋进行估值后抵押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按照房屋估值来决定每个月应给予被保险人多少养老金。当被保险人故去后保险公司享有房产的处置权。保险公司将房产的价值抵扣养老金后剩余部分返还给其继承人。由于保险公司享有最终的房屋处置权，所以很多老年人从心理上很难接受，对以房养老的模式也不是很认可。
2.保险公司对房价的走势较为悲观
从2009年后我国房屋成交价格持续走高，目前已经达到了短期内的高点。如果此时推出以房养老保险，当进行房产估值时可能会发生估值过高的情况。房屋如果想要有市场就不可能一直疯长下去。如果一直保持高速度的增长，达到有价无市的状态时只会影响其需求量。所以在此价格高位时保险公司对后市房价较为悲观，认为房地产价格在后期可能会下跌。若推出以房养老保险，当被保险人去世后其房屋估值可能少于其支付养老金数额，保险公司可能面临亏损状态。
3.适用群体较小
由于传统养老观念的束缚，以房养老目前更适用于家里拥有两套房产，且老人和子女单独居住的家庭。在此类家庭当中，当高龄群众以其中一套房产抵押购买以房养老保险后其可以将另外一套房产留给子女，而且当子女和老年人分开居住后年轻人不会因为老年人购买以房养老保险后而变得无家可归，这既减轻了年轻人的负担又提高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但以我国目前高昂的房产价格来看，拥有两套房产的人群毕竟占少数，而较小的群众基础不利于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4.法律法规不健全
虽然2004年就已经提出以房养老的概念，但直到2014年我国才出台了关于以房养老保险试点的相关法律文件。以房养老保险先在北京、上海、深圳、武汉四个城市展开，试点期限为两年到2016年6月止。虽然提出了保险试点的相关文件，但是相配套的政策性文件还未出台，这大大的限制了以房养老保险在我国的发展。
5.业务分割严重，无法统筹协调
在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各金融机构虽职责明确但容易形成权力的真空地带。保险公司并没有抵押贷款的职能，如果贷款则必须向商业银行申请，而投保人是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并不是银行，银行和保险公司业务上的无法协调性使得以房养老保险业务一再停滞。
三、发展以房养老保险的对策
1.加强政府宣传引导
由于传统养老观念导致以房养老保险不被老年人接受，如果想要在我国顺利地开展以房养老保险就需要政府加大宣传工作，对老年人进行思想上的疏导工作，只有养老观念的改善才能够顺利开展以房养老保险的后续工作。
2.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得许多保险公司不敢开展以房养老保险，许多高龄群众不敢购买以房养老保险。针对以上情况并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国情，政府必须快速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只有当相关法律制度完备后以房养老保险才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3.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以房养老保险发展面临困境的另一主要原因就是金融业分业监管导致权责分散。随着时代的发展金融分业监管的弊端越来越突出，金融混业化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养老问题越来越尖锐，改革金融体制推动以房养老保险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只有金融体制改革保险公司才能大力发展以房养老保险。
4.设计多种款式的保险产品，扩大群众基础
目前我国以房养老保险只有参与型和非参与型两种款式。由于我国满足相关以房养老保险要求的人口基数较少，如果想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以房养老保险全面解决养老金缺口扩大的困境就必须推出适合更大规模人群的保险产品。
四、以房养老保险的发展前景
目前我国开展以房养老保险的保险公司只有幸福人寿一家。不过随着我国楼市价格的逐步稳定、传统养老观念的改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备以及金融体制的改革，作为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重要手段的以房养老保险一定会有更好的市场前景。
参考文献：
[1]孙浩.保险公司参与“以房养老”的两种模式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14.
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篇(5)
关键词：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积极老龄化；必要性；可行性
一、概念界定
1.老年人力资源的概念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关于老年年龄界线的问题，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其定义均是不一样的。由于经济水平的发展和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老年年龄的标准也在持续的变化之中，联合国曾经使用过60岁和65岁两个标准。就我国而言，查阅大量相关文献发现，大部分学者都将60岁作为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一个评判标准；除此之外，参照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规定（男60岁、女55岁），也可知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限是相对科学的。
因此，老年人力资源是指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所需的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入口。①
2.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概念
结合人力资源的开发的定义来看，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是指对于满足老年年龄的人口，通过学习、教育、管理等多种方式，对其进行利用、打造和发展，使其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更好地推进社会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二、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现状
在中国，早在2000年，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了人口总数的10.46%，标志着我国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而从联合国2010年的数据来看，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到1.65亿（第二名为印度，0.92亿），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
面对严峻的老龄化问题，政府也积极通过各种措施缓解困境，如提前退休议案的提出，鼓励老年人二次就业等。国务院在“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出：注重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支持老年人以适当方式参与到经济发展和公益活动中。
从我国老年人就业的行业分布来讲，第一产业的比重是最高的，其次是第三产业紧随其后，而由于第二产业在从业要求上对身体状况有较为严格的要求，因此人数相对较少。除此之外，随着老年人综合素质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一直是稳步上升。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较高的文化素质保证其在退休后仍然能高质量的完成工作。而从老年人就业的企业类型来看，国有企业的比例持续减少，非公有制单位成为老年人就业的主要渠道。例如民办高校，私人医院等类型企业对于老年就业者就表现出了非常积极的态度，希望通过此类老年退休人才，更好的提升学校素质或医院的医疗水平。总体来讲，尽管我国老年人就业率有所增加，但相较同期的其他发达国家来讲，仍然相对落后。
而从海南省本省的人力资源开发来讲，依托于海南省独特的天气优势，海南省一直是老年人养老的胜地。所以在此有利条件的引导下，海南省各市县对于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均非常重视。2014年海南省委常委会审议通过《海南省柔性引进人才暂行办法》，面向海内外发出了海南引进人才的新讯号。该柔性引进规定中有两条是专门针对老年人力资源人群的：其一是“候鸟服务”，即通过聘请旅居我省休养度假的“候鸟型人才”在琼开展服务的方式，吸引其提供科学研究、课题攻关、课程讲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多方面的智力支持；其二是退休返聘，通过返聘已经退休的省外人才来琼工作的方式，吸引其提供智力支持。根据调查，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口经济学院等高校均聘有退休返聘教授；海南省人民医院等医院也有一定比例的退休名医坐诊。在三亚，根据“候鸟型”人才的特征，三亚市还将其划分为银色候鸟、南繁候鸟、休闲候鸟，并针对三类人才，量体裁衣，搭建服务和事业平台，发挥人才作用。同时完善了候鸟型人才信息库，先后有针对性地成立了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老教授协会，发挥南繁候鸟、银色候鸟型人才作用，并将实施休闲度假人才“候鸟工程”作为九大重点人才工程之一。万宁等县市也积极启动引进候鸟型人才工作，建立候鸟型人才资源库，进行老年人力资源储备。总体来看，海南省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上通过非常积极主动的态度广泛的吸引老年优质人才，无论从政府还是企业的角度都充分认识到了老年人力资源的重要性，提倡“积极老龄化“，倡导老年人不再作为社会的包袱，而是积极参与到社会发展中来，做到老有所用、老有所为。
三、海南省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分析
鉴于以上分析可知，海南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理念上和实践上都已奠定一定基础，在此基础上，以下三个因素将进一步阐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篇(6)
关键词：农村养老模式 持续照顾 多元化主体
21世纪的中国是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预计中国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①。拥有如此庞大规模的老龄人口，倘若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管理体制等没有和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相适应，便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相比城市而言，农村老龄人口绝对数量更大，老龄化速度更快，老年人口数量增长也更快②。如何有效的处理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等问题尤其是农村老龄引起的社会问题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议题，而最关键的切入点之一便是养老。陈赛权（2000）提出中国老年人口的3/4居住在农村，农村养老问题多，但是相对说来研究较少。十五年过去，学者们的重心大多仍在探讨城市养老问题，对农村养老模式探究不够。因此对农村养老模式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的梳理和分析，有利于更好的找准未来的道路。
一、养老模式的概念界定综述
在进行对农村养老模式探究之前，有必要对“养老模式”这个基本概念进行一个界定，2000年前学者争论焦点大多集中在对于养老方式的分类问题，并没有对“养老模式”这个说法达成共识。自2000年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之际“养老模式”这说法便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穆光宗（2000）从文化的角度认为养老模式体现的是一种文化模式并且具有可持续性。陈赛权（2002）认为当前未能在农村养老模式概念上达成一致意见。宋健（ 2001） 提出所有概念归为 “养老体系”、“养老模式”和 “养老方式”三类。宋健（2006）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认为养老模式是从古至今沿用，流传并通过种种途径固定下来的养老样板，是事物的标准样式。公维才（2007）根据经济主体角度认为“养老模式是指由谁提供养老支持，即由谁负责养老的经济责任”。陈建兰 （ 2012）从城市的特征出发定义了城市养老模式，认为养老模式是为城市养老中核心的、相对稳定的、区别于农村养老的特征和存在形式。李中秋 （ 2013） 定义养老模式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养老体系，分别包括主要和辅助的养老方式，以及为这些养老方式提供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支持。丁方等（2014）从养老的内容出发，定义养老模式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满足老龄人口各方面需求的典型的生活方式，主要指满足老年人经济来源、生活照料及精神慰藉三个方面需求的生活方式③。
笔者认为，养老模式并不能简单用养老方式和养老内容给予定义，在具体分析问题时我们可以就单独某一方面进行研究讨论和界定，对于整体“养老模式”的讨论，应当是一整套的模式建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代际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合力，甚至可以说养老模式代表着我国解决养老问题的战略思维。本文要讨论的农村养老模式，主要从地域着眼和城市相比进行的养老模式综述，它是对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制度、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决定的有关养老的内在规定性及其运行原则的理论概括④。
二、目前主要的农村养老模式的分类
陈赛权在整理了2000年以前学者们的观点基础上认为虽然学者们各持其说，但养老模式仍不外乎以下几类：完整的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养老，不完整的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养老和居家养老等⑤。刘孟芳（2005）根据养老资源由谁提供将我国农村养老模式分为：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和自我养老模式三种，丁方等（2014）结合中国养老问题与养老模式的发展现状，综合2014年以往各位学者的研究，认为现阶段我国的养老模式主要有自我养老、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居家养老以及以房养老五种。余甜等（2015）梳理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服务和住宅形式、机构养老服务、互助养老、旅游养老、以房养老六方面国内较关注的养老模式，并进行相应的优劣分析。张澜等（2015）在分析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目前我国农村的现状，将农村养老模式大致分为三种：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
三、农村养老模式的影响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农村养老模式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的那样：“养儿防老是均衡社会成员世代间取予的中国传统模式。这种模式有其历史上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改变，这种模式当然也是要改变的⑥。最重要的一个表现便是养老金对农村养老模式的影响。这些方面学者已经有较为全面的研究：Engelhard et al（ 2005） 使用工具变量估计，发现社会保障收入提高了美国老年人的独居率。刘宏等（2011）认为养老金对养老模式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的居住安排、照料模式，以及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赡养或代际转移等方面。程令国等（2013）以“新农保”为切入点，使用倾向分值匹配基础上的差分内差分方法（ PSMDD） ，论证新农保提高了老年人独立居住的意愿以及实际独立居住的比例，并评估了新农保对农村居民养老模式的影响。魏海兰（2015）从农村养老保险角度分析土地面积减少等对农村养老模式的影响，强调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养老模式中的重要作用。
农村养老模式还受其他因素影响，陈赛权（1999）认为，一国或地区甚至整个人类在一定时期内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模式，不由人们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的，而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刘孟芳认为影响我国农村养老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定时期的经济运行状况、经济政策导向、制度安排、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微观个体心理动机和利益⑦。张澜等（2015）认为历史文化传统和个人心理动机也是影响农村养老模式的重要因素。同对“养老模式”概念界定原理一致，在我国处在经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是人口结构年龄结构转型的阶段，农村养老模式的选择是由生产力政治经济制度等大环境客观条件下与个体心理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是一个多因素合力的结果。
四、农村养老模式的探究
结合目前学者的学术论文期刊等关于养老模式的探究，绝大部分目光都聚焦在中国宏观情境下的养老模式分析，并且从分类的结果不难推测出他们大多进行分类的立足点仍旧是城市地区，而对农村养老模式的探究却相对分散。对于农村养老模式探究有：“三维”模式、“内敛式”模式、多元化模式、互助养老模式、农村社区养老模式、社会化养老模式以及医养结合模式，讨论较多的有多元化多层级模式和社会化养老模式。
（一）社会化养老模式
徐勤 （ 1997） 认为在家庭供养资源减少、供养力下降的形势下，只有发展社会养老才是解决养老问题的根本途径。孟艳春 （ 2011）认为在当代单靠家庭养老或个人养老很难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必须将家庭养老、个人养老与社会养老结合起来，并着重发展社会化养老。王贝芬（2014）认为家庭养老难以维系，因此对目前社会化养老模式进行研究综述与展望，应当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模式。陈芳等（2014）通过对农村养老模式的转变之处欠发达地区农村养老的出路是走向社会养老。目前，农村社会化养老主要有五保供养、农民退休养老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几种形式⑧。
（二）多元化多层级模式
王国军（2002）提出了由基本保障、补充保障、附加保障三者共同构建的“三维”模式，可以实现农村养老的灵活性和弹性。王亚柯、杨震林（2003）构建出一个沿着“个人-家庭-社区-政府”的由内向外的养老层次，实行“内敛式”的养老模式。杨燕绥等 （ 2004） 认为应形成 “养老金 （ 退休金） + 家庭供养 + 社区服务 + 国家最低保障”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杨翠迎（ 2005） 认为在转型时期应发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社区养老三种主流养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建立多层级多水平的养老模式。邓大松等（2007）主张“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养老”，旨在实现农村居民基本养老和补充性养老结合。李新（2008）结合我国农村各个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提出了多元化的农村养老模式是转型中国农村养老的理性选择，应当建立我国短期和长期不同的养老模式。李月（2014）结合西方发达国家农村的养老模式针对我国当前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提出了构建多元化的养老模式即以家庭养老为第一层次，以差别性的、缴费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第二层次的农村养老模式。
（三）其他模式的探究
李士梅（2007）提出“旅游养老” 意即将旅游资源和养老服务结合起来。但是对于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并不适用。张晓峰等（2010）通过对兰州市社区养老模式的调查认为可以借鉴城市社区养老模式中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多种类的服务内容、社区养老服务意识的培养等经验构建农村社区养老模式。郭丹阳（2013）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进行定性研究，认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具有投入低、效益好、操作性强、满足老人不离土不离乡情感需求等优势，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具有可行性。刘斌（2014）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农村养老模式的二维性进行分析与讨论。通过ordered probit的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分析居住模式、经济来源及医疗条件、健康行为等其他因素利用居住模式与经济来源相结合的二维养老模式视角对农村养老问题研究⑨。邹纯青（2015）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农村医养结合养老模式⑩探析，认为政府要以新型城市化思维要多措并举强力推动农村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蔺静茹（2015）认为“候鸟老人”养老模式是对家庭式养老、土地式养老、保险式养老、社区式养老的有力补充，成为一种新的模式探索与尝试，应当完善相应的措施对 “候鸟老人”的养老模式实现完整构建。
五、建立多元主体多层次的农村养老模式
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这基本国情，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我国农村人口绝对数量大决定了在一定时期我国的农村养老模式是一种多元化的局面，因此笔者认为农村养老模式应当构建成多元化主体多渠道多阶段多层级的模式，实现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推进农村社区养老，建立多种模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1 1。
多元化主体包括政府、家庭、社区以及机构等社会其余力量，要强化政府责任、在制度层面和资金支持上进行保障，充分发挥政府的保障和引导作用，扩大集体收养规模，并且在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的同时，积极构建农村养老的社会支持体系。调动家庭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增强家庭养老功能，回归养老本质，孝道，通常理解为一种道德文化，其实它更是一种制度、一种社会体制1 2。这种社会体制的核心是创造了最成熟的家庭养老模式，因此景天魁（2015）提出弘扬传统要实现尽孝到尽责的转变，子女尽孝，是尽道德责任、社会责任的主要形式。同时机构要定位清晰，实现机构收养快速发展，培育个人养老意识、提升个人养老能力1 3。同时在农村社区照顾较为缺乏的同时，大力发展非社区照顾：构建以农村地域为基础的小范围社区服务网络，可以招募志愿者让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参与进来，同时可以和社会团体以及基金会等建立联系，引导企业资金或建立福利设施。景天魁（2015）提出志愿服务应成为每个有服务能力的社会成员的必尽义务。
“大中小学生应将志愿服务列入学籍考评，作为升学毕业的基本条件；所有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将志愿服务列入考核内容；公务员更应做出表率，将其列入任用升迁的必要条件。建立志愿服务备案制，应透明化，奖罚分明。”
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篇(7)
近来，有关老龄化危机的说法不时见于报端和网络。倡导此论者大都想将文字变成警钟，提醒国人注意中国进入老龄化阶段的种种危机，暗示政府应该放松乃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尽管我敬重他们深沉的忧患意识，但却不能不说：有关老龄化危机的预设很可能是伪命题。
首先，“老龄化挑战”与“老龄化危机”是两个概念。从上个世纪初开始，西方世界就开始面临老龄化的挑战，但迄今尚未遭遇我们所说的老龄化危机。
美国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老龄人口增加了两倍，国民收入则翻了三番。日本2006年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2660万，属于世界排名第一的老龄化国家，可是日本的经济仍然极为发达。基于这个事实，已经经历了老龄化考验的国家提出了“人口不是命运”的口号，普遍将老龄化当做应该庆贺的进步现象。
其次，中国所面临的“老龄化挑战”并非独特到难以解决的地步。渲染“老龄化危机”者都强调中国“未富先老”，会遇到诸多可怕的难题。
从表面上看，这个观点似乎言之有据：中国2011年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9.1%（国际上公认的老龄化标准是7%），同年人均GDP仅为5449.71美元（发达国家为人均两万美元以上）。
不过，只要参考历史上的数据，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个成问题的假设：1950年，世界超过60岁以上人口达到8%时，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人均GDP都不到1万美元（换算为今天的水平），也属于“未富先老”，但“老龄化”并未阻碍它们的发展。
事实上，由于劳动人口年龄上限的增加，中国未来几十年内并不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以2011年为例，劳动力新增人数比老龄人口新增人数多1.1%。从人口预测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2010年按15～59岁计，2020年按15～64岁计，2050年按15～69岁计（欧盟已列入计划），约从目前9亿略多先增长到10亿，然后逐步减少，到2050年仍维持在9亿。也就是说，所谓的人口红利远未终结。
相反，由于产业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国目前仍有多达2亿的待业人口，许多中年以上人群存在严重的就业难问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将为这些人提供就业机会，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只要应对得当，“老龄化挑战”将带来巨大的机遇。国人非但不会老无所依，而且将接近各尽所能的境界。由此可见，强调“未富先老”者预先设定了老年人的非生产性角色，其偏颇的立场决定了他们难以作出合理的判断。
最后，渲染“老龄化危机”者忽略了人类面临的一个根本危险：巨大的人口压力正在使生态系统走向恶化。在许多担忧“老龄化危机”的人眼里，“白发苍苍，摇篮空空”是个可怕的征兆，但实际情况恐怕恰好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