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篇(1)

［关键词］ 山东 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 双减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山东抗日根据地受到敌人的反复“扫荡”和分割“蚕食”，加之当时中共山东分局与八路军第115师领导对某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因而在政权建设、群众运动等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中共中央委托时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在返回延安途经山东时考察予以解决。1942年3月下旬，刘少奇一行抵达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滨海区，至7月下旬离开，共4个月余。这期间，他深入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帮助山东分局总结工作，吸取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明确了斗争的方针任务，使山东抗日根据地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变化。尤其是他关心群众疾苦，善于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推动减租减息运动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为山东根据地建设和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双减”工作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开展情况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农村土地问题上的总政策，早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力量共同对敌，决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把它列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减轻地主剥削，调动农民抗日的积极性。［1］这是抗战时期党在农村的一项战略任务和策略方针。

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在总结各地减租减息经验的基础上又出台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基本政策原则：第一，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切实保证农民的承佃权。第二，实行减租后又须交租交息，并保护地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第三，富农的一部分封建剥削，租息照减，同时在适当改善雇工生活条件下，保护和鼓励其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并具体规定：地租照抗战前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以一分半计息，这就是通常说的“二五减租，分半计息”的政策内容。［2］

山东抗日根据地早在1940年11月11日即由省临时参议会公布了《山东省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但由于抗日斗争残酷激烈，党的领导对战时改善农民生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直到1942年春，除少数地区外，山东根据地的减祖减息尚未开展起来，有的地方减租户数不足百分之五，有的地方地主明减暗不减［3］。致使广大农民除饱受战争浩劫之外，仍受着地主高租、重利的盘剥，生活贫困衣食无着［4］。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挫伤了农民抗日的积极性。

二、刘少奇经过调查研究找到山东抗日根据地问题的症结所在

1942年3月下旬，刘少奇一行由华中进入山东后，边行军边沿途考察，一到驻地就访贫问苦，询问群众的生活状况，减租减息进行得情况。当他得知农民生活很苦，对减租减息有强烈要求，但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减租减息也没有普遍进行时，心急如焚。

3月底，刘少奇到达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115师部驻地临沐县朱樊村后，立即组织随行人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对参与调查的同志说，“减租减息是我们目前的根本政策，你们要多找干部和老乡谈谈，要从各方面了解各种人的意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认为，山东在反“扫荡”斗争中之所以处于被动，根本问题在于群众运动没能发展起来，“双减”工作不够深入扎实，甚至部分同志还存在着错误的阶级意识。他严肃指出：“群众工作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搞好减租减息工作是群众工作的突破口，党政军干部要一齐抓。”［5］

刘少奇分别找到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分局副书记、省总工会主任黎玉，师政委，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箫华等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汇报并征求意见。他还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接待来访的党政军干部和农民代表，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还把分局党政军的有关材料和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全部收集来，认真查阅并系统研究。在进行了多种方式、多种层次的大量调查研究后，刘少奇认为减租减息运动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的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干部对减租减息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没有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切身问题。由于根据地没有树立基本的群众优势，致使党的基层组织、政权建设及群众组织都不巩固。 因此，他认为群众工作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薄弱的环节。这样，就抓住了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6］

在分局主要领导统一认识的基础上，4月 25日召开了有部分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的干部会议，朱瑞在会上作《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全面总结抗战以来山东分局的工作，提出今后抗日斗争的总方针和各项具体任务。报告检讨了山东党组织对群众工作领导上的缺点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克服脱离群众、轻视群众、忽视群众运动的观念。并尖锐提出，在党内必须清楚认识到轻视群众及群众工作，就不配做共产党员，就是不可救药的分子。分局决定自5月起，在山东各根据地内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动员与组织群众，改造扩大农救会，发展群众自卫武装，开展民主运动，保卫根据地及群众利益为今后的中心任务。［7］

刘少奇在干部会上专门作了《群众问题的报告》，在充分肯定山东抗日斗争成绩的同时，也严肃批评了忽视群众工作的问题。他指出，减租减息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最薄弱的一环， 山东分局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位置上。山东根据地日渐缩小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没有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刘少奇还着重论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攸关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他言简意赅地说：“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我们党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与劳动群众结合起来。［8］他还深刻论述了减租减息的重大意义，说要把其他工作做好，首先要依靠成千上万的群众，而要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必须搞好减租减息。因而减租减息是我们党在抗战时期的一项基本政策，要坚决贯彻执行。与会干部普遍认为这次会议标志着山东地区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刘少奇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给山东干部树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榜样，因而受到广大干部的敬重、信赖和拥护。

三、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双减”工作在刘少奇的指导下顺利开展

根据刘少奇的批评和建议，中共山东分局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在全省各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

首先，分局作出决定，把减租减息作为首要任务，并颁布了政策规定，保证运动健康发展。5月4日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提出为了更广泛地动员与组织基本群众，纠正过去的错误，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分局特郑重决定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首要任务。并确定自麦收至年底，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的一切工作，均须围绕并切实贯彻执行这项中心任务，同时还规定了运动开展的方法、步骤、方针、政策和具体要求。此后，山东战工会陆续颁布了《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等法规文件，对有关政策作了具体规定，要点是：减租，凡公私租佃土地均实行二五减租，承租人于减租后，应纳租额，须按约交清，减租后，救国公粮由主佃双方负担。土地税由土地所有人负担等。减息，凡抗战前成立之借贷关系，应以清理旧债为原则，厉行分半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一般成年男工，除由雇主供给食宿及习惯上的一般待遇外，其年工资最低标准，按各地生活状况以能再供一个人之最低生活必须费用为标准，具体数目由双方协定。女工、童工工资一般不低于成年男工标准工资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这些规定，对保证运动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其次，领导带头，深入实际，以点带面，推动全局。刘少奇对如何深入开展减租减息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方式方法，他建议分局减租减息首先要搞“点”，等中心突破以后，再在“面”上开展。分局研究确定以滨海地区的莒南、临沐县为“双减”运动实施的中心县。为了搞好“点”上的工作，从党政军机关抽调二百余人，组成大型工作团进入试点区，创造经验，推动全局。其中，分局书记朱瑞到莒南县蹲点，指导运动的开展。战工会主任黎玉则到鲁中区沂南县横河村蹲点。各抗日根据地都先后传达有关的指示精神，领导带头试点，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为了总结“点”上的经验，推动“面”上的工作，6月底，分局和滨海地委在临沐县东盘村召开干部会议，分别介绍了临沐县“双减”试点的经验和莒南县“拔地”的做法，为了防止运动出现偏差，刘少奇一再强调既要掌握方针政策，又不容许挫伤群众的斗志，不容许向群众泼冷水。他还与分局领导研究，决定采取个别指导、典型引路的办法，把运动开展得好的、中等的、差的典型县份的县委、区委、村支部书记和农会主席请来，询问政策执行情况并交流经验，以推动全局工作深入广泛的进行。

再次，加强党的领导，依靠农救会，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运动中，刘少奇十分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依靠群众组织的问题。他教育蹲点的干部，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农救会壮大起来、巩固起来，让农民真正把农救会当成自己的组织。为了充分发挥农救会的作用，运动一开始，农救会便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广大农救会会员响应党的号召，趁秋收时机抓紧进行“双减”运动。各地农救会都先后召开农救会代表会议，农救会会员骨干会议，宣传“双减”意义，公布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参加运动。刘少奇深切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农民，为了提高群众的觉悟，他带领干部深入临沐县东盘村、黑林子、夏庄一带了解情况。他教育干部：群众运动是群众自己的事情，切不可包办代替或存有恩赐观点，更不能乞求地主让步。如果地主敢于抗拒，就要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最后，刘少奇还非常重视舆论工具的宣传鼓动作用。他多次找山东分局宣传部和《大众日报》的负责同志谈话，使之密切配合群众运动。《大众日报》发表了《如何打开减租减息的大门》《向地主士绅进一言》《再进一言》《三进一言》的社论和文章，宣传政策并教育群众，推动运动深入发展。

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帮助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双减”运动进行扎实有效，对巩固根据地，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双减”工作的开展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影响

政治上，“双减”运动促进了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壮大了群众组织，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据1943年底统计，仅滨海区新建农救会就有10万会员［9］。经过这场运动，根据地农村普遍树立了农民大众的优势，增强了农救会的威望和影响，提高了农民的觉悟，激发了农民抗日斗争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农民深切体会到共产党确实是他们的大救星，从而密切了党群关系，加强了农村党的建设。运动也使干部懂得了要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对农民的广泛发动和对开明士绅的积极争取使党和政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民族统一战线，为反对顽固派的妥协投降，反抗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奠定了基础。

经济上，减租减息改善了人民生活，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经过“双减”，减轻了地主对农民、雇工的剥削。据1942年底滨海地区的莒南、临沐、赣榆、沐水四县统计，减租的佃户1990户，减租土地31274亩，减租额为10.9万斤粮食。全省减租有1.8万余户，减租土地39.3万亩，减粮620万斤［10］。减租的同时，对雇工实行增资，山东根据地的多数地区由货币地租变成了实物地租，男工一般为每年四五百斤粮，童工、女工也按规定增了资。减租减息后，各根据地又实行了“定租”――一般五年不变；“查减”――检查“双减”政策贯彻落实情况，保证政策兑现；“借粮”一一青黄不接时地主向农民借贷粮食的应急之举；“拔地”一一地主拿出一部分土地给农民耕种，按规定交租等等措施，保障了贫苦农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山东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军事上，“双减”运动后，根据地形成了参军参战热潮，扩大了抗日武装。同时，各根据地普遍建立自卫团和民兵。据1943年初统计，滨海自卫团有11万人，农民武装积极配合主力军作战，放哨，坚壁清野，缉私打匪，反扫荡反蚕食，发挥了重要作用。鲁中有2.5万民兵参加反扫荡［11］。鲁南、清河、胶东等地的民兵队伍不仅数量迅速扩大，还创造了游击战的一系列新战法，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正如黎玉所说，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帮助下，山东抗日根据地整个工作大为改观，对扭转山东工作的被动局面，起了决定性作用。［12］

参考文献：

［1］.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382.

［2］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资料室.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79：13.

［3］王众音. 滨海区抗日战争艰苦岁月［A］.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抗日根据地［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3.

［4］黎玉. 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A］.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山东党史资料［C］.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3.

［5］吕振羽，江明. 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A］.中国青年报社编. 回忆少奇同志［C］.北京：中国青年报社，1980：2.

［6］萧华. 难忘的四个月――忆少奇同志在山东［J］.红旗.1981,（15）.

［7］［8］吕振羽，江明. 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A］.中国青年报社编. 回忆少奇同志［C］.北京：中国青年报社，1980：2.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篇(2)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博弈，囚徒困境

一、贸易政策选择的“囚徒困境”

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能够自主制定贸易政策，它们分别面临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种选择，假设两国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则都受益，而当本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他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本国利益受损而他国受益，当两国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两国均受损，两国各自选择贸易政策后的收益矩阵如图1，它构成一个明显的“囚徒困境”模型。

在该模型中，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两国必然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在贸易政策选择后，其纳什均衡为图中右下角的(-8-8)，这是该博弈模型惟一的纳什均衡解，无论这两个国家进行多少次重复博弈，贸易政策的选择依然是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该模型虽仅以两个国家为基础，但是推广开来依然适用，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保护贸易政策受到各国政府青睐。

二、多边贸易体制：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

上述模型中惟一的纳什均衡是两国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很明显，从各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该纳什均衡解是最优的，但并不是两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最优的，相反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选择。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做㈩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均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这样其收益为(1010)。由此可见，政府独立的理不是有效率的，一个制度或体制的建立将有助于通过推动合作来解决这一困境(霍克曼等，1999)。根据博弈理论，要实现这种政策选择的转变，首要的条件就是博弈方需要从非合作走向合作，即在博弈方之间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并且要求这种制度安排是可信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可以是单边的、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但是只有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才是摆脱“囚徒困境”的博弈规则。

前面分析已经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冈为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会通过选择保护贸易政策获取利益，进而造成本国利益损失。双边贸易协议同样具有其先天的缺陷：一方面，世界上并非仅仅是两个国家，如果任何两个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负的外部性，造成其他国家的报复；如果其他国家之间又达成贸易协议，则势必引发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陷入新的贸易集团“囚徒困境”。另一方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某一方如果违约，而其对方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实力来限制它这么做，这样就容易导致诸多双边协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多边贸易体制由于其参与者具有多边性质，确保了协议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大大强化了承诺信号，并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发展。

三、多边贸易体制的建设者：“智猪博弈”中的大猪

多边贸易体制是一项公共产品，虽然大家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但正如瑞士作家阿尔弗雷德.莫勒尔在《玩世箴言》中指出的一样，“尽管大家同乘一条船，可一些人是划船，另一些人只是坐船”。作为公共产品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建设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的大国理所当然地担当起划船人角色，而其他的小国则充当坐船人。正如划船人需要付出体力成本一样，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中的大国自然要付出机制建设的成本，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们是无私的，相反却是自身利益使然，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模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设想猪圈里养着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猪圈的一端有一个猪食槽，另一端安装一个按钮，每按一次按钮就会有10个单位猪食自动落入槽中。如果一头猪去按按钮，再回来另一头猪可能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按电钮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吃光所有食物；若是大猪按动电钮，由于小猪吃得慢，大猪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争得一些残羹。如果两只猪都去按电钮，则大猪和小猪均能争得食物。假设任何一头猪去按电钮都将付出两个单位食物的成本，两只猪的各种选择及其所获得的食物见图2。在这个模型中，为了得到食物，两只猪的选择就是小猪等在食槽旁边，而大猪则需要奔忙于按钮和食槽之间。

回顾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过程，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大猪的角色，而只有美国有能力也愿意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从竞争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它的贸易伙伴，美国具有如此之大的优势意味着，它能承担重建欧洲的责任，而与此同时不需要经常为这些政策给美国商业带来的后果而担忧(基欧汉，2006)。难怪WTO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1998年3月4日在“全球贸易体制GATT50周年纪念日论坛”上发表题为“从憧憬到现实：多边贸易体制50年”的演讲中将“这一体制的构思归功于美国人的灵感”，并且热情地赞扬“美国是八轮世界贸易谈判背后的驱动力”，“贸易体系在过去50年中始终如一的就是美国的领导地位”(RenatoRuggieroetal,1998)。

事实并非是“智猪博弈”模型中的那种对等获利结果，现实中大国可能会付出较少的成本却获得更大的利益。规则的制定者必定是规则的受益者，大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包含了它自己的利益取向，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带来利益分配向大国倾斜。

四、互惠原则：避免搭便车行为和平衡双层博弈谈判

互惠贸易是多边贸易谈判及成员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与其他成员实现经贸合作的主要工具。虽然GATT和WTO均没有明确强调互惠原则，但是不能否认互惠原则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机制中，互惠原则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避免搭便车行为发生，二是平衡各成员政府双层次博弈谈判。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由大猪去按电钮而小猪选择等待，这便产生了搭便车行为，即小猪不付出任何努力而能够获得食物。当然，这仅仅是“看不见的手”原理的童话版，现实中的大国虽然领导和建设多边贸易体制，但决不允许其他成员搭便车行为发生，教科书式的单边主义贸易自由化在GATT／WTO的设计中找不到一席之地(盛斌,2001)。GATT规则正是以美国制定的《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为基础产生的，WTO管理的协议也是以权力与义务平衡为基础的，这种平衡是通过互惠的市场准入承诺的交换而取得的。在WTO成立之前，GATT成员大约每隔10年就要在互惠基础上就降低货物关税问题进行一个回合的谈判……创建WTO的乌拉圭回合继续坚持了互惠的关税减让方针(麦金尼斯,2004)。互惠原则是建立行为准则过程中的一项基本要素，其制定也是为了缩小因最惠国待遇而引起的免费搭车的范围(霍克曼等，1999)。鞑姆曾这样解释：“在制定关税协定时，这种被认可的方法通常被冠以互惠的标题。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其他缔约各方提供互惠关税减让的时候才需要作出关税减让。”(贝格威尔等，2005)。

所有的经济都是国际的，可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WTO多边贸易谈判对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都是双层博弈过程，即国际层次博弈和国内层次博弈。国际层次博弈中，成员政府总是力求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国内层次博弈中，利益集团不断向政府施压，迫使其采取符合自己偏好的政策。进行国际谈判的政治家一般来说试图同时做两件事情：即同时在国际的谈判桌上与其他的国家代表进行谈判和在国内的谈判桌上与那些将进行批准和实施协议的行为者谈判(薄燕，2003)。对于美国这样国内利益集团逐渐强大的国家来说，国内的保护利益集团在没有获得互惠的措施而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要想获得通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互惠原则正起到平衡政府双层次博弈的作用，互惠的关税减让对每一个国家的自由贸易造成压力。通过互惠体制的承诺而削弱贸易保护主义集团的影响，……如果没有互惠体制的压力，即使消费者拥有数量上的优势，贸易保护主义集团仍会对贸易政策施加比消费者更大的影响(麦金尼斯,2004)。

五、最惠国待遇原则：博弈利益的扩大器与稳定器

非歧视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是各成员间平等地进行贸易的重要保证。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某一成员在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成员的优惠和豁免，也应给予其他任何成员。从这一方面看，最惠国待遇原则是规范多边贸易体制参与者国内贸易政策的原则，是互惠原则落实的具体保障措施，也是国际贸易总得益在各参与方之间公平分配的机制。多边贸易体制的这项规定不仅使博弈利益得以扩大，而且也能够稳定博弈利益。

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议主要通过双边谈判达成，在GATT／WTO实践中，为克服搭便车行为，谈判是在主要供应国的基础上以互惠原则进行，即某个产品的关税减让要求通常是由主要进口供应国(即产品的最大供应商)提出的。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这种双边谈判达成的结果通过五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推广开来。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互惠原则的多边化，这种多边化会产生一种表示友好的效果，即能够有利于促进自由贸易的市场原则。另外，最惠国概念强调可适用于所有参与国的普遍原则，这样就可以使规制成本的最小化。“最惠国待遇可以减少谈判中‘免费搭车’所带来的潜在成本，‘免费搭车’会阻止政府的决策处于效率边界，最惠国待遇可以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Capinetal,1988)。因为最惠国待遇将多边贸易体制中经济强国的活动变得简单，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将互惠原则下进行双边谈判的结果推广至所有国家，使其不必要与数十个国家进行持续复杂的双边谈判。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市场开放的扩大器，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拓展，使国际贸易博弈总得益的生产能力扩大到极致。

在稳定多边贸易体制方面，非歧视原则可以降低贸易战的风险。在政治层面上，没有最惠国原则，各国政府可能会试图确定特殊的歧视性国际集团类别，这种特殊的集团分类可能会引起憎恨、误解和争端，因为被‘忽视的’国家会对这种排斥回以颜色。而最惠国原则既有助于减少各国之间的对峙，又可以抑制政府求助于短期的、暂时的政策，防止给这个饱受冲突的世界‘雪上加霜’(杰克逊，2001)。贝格威尔和斯泰格尔建立的均衡模型得出的结论指出，一国贸易政策的外部性如果只通过世界价格转移到其他国家，政治最优关税才是有效率的，在存在多个国家时，当且仅当关税设立符合最惠国待遇时，贸易政策的外部性才通过这种途径传递。再加上互惠原则有效地消除这种外部性，最惠国待遇与互惠原则联系一起能够有效克服‘双边机会主义’对WTO体系的侵蚀。多边贸易体制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特点，使它的承诺信号变得更加可信。因为最惠国待遇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各国已经承诺的保护水平，当某一个成员背离其以前对某个贸易伙伴所作的承诺，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它就需要向所有WTO成员做出补偿，从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六、争端解决机制：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实施的保障

要解决国际贸易协定的实际义务的履行问题，关键是需要建立一套强制实施的措施。“在国际范围内，法庭的重要性是有限的，在没有宪兵和监狱存在的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法庭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还是有限的”(贝格威尔等，2005)。

WTO组织结构中的核心和重要部分是源于GATT几十年经验和实践的争端解决程序，它是使世界贸易体制条约义务得到有效履行的一种核心措施。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王冠上的明珠，正如前WTO总干事鲁杰罗所说，“如果不提及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对WTO成就的评论都是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讲，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它一方面解决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另一方面也通过本身程序和机制的完善保障了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实施。

为换取更强有力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WTO对单边贸易行动实行了严格的多边约束。各国政府同意，只要有可能，均采取多边补救方式解决问题。这就限制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余地。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其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体现了平等、迅速、有效和具有约束性的，其争端解决机制的赔偿和授权报复执行手段限制了大国任意采取“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能够克服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势力不均衡”，因为两国贸易战中总是大国的损失要小，所以在双边框架下约束它违约的力量较小。而在WTO多边框架下，违约将被要求赔偿损失并可能受到经济制裁，增加了大国违约成本。

被认为是“从论坛和调解委员会变成法院或仲裁庭的革命”的争端解决机制提高了WTO作为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多边贸易体制更安全、可预见和稳定。它将“共识”程序改为“反向共识”，加强了WTO法律制度的约束力。反向共识规则形成的自动通过，使得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成员在WTO协议下发生的争端有了强制管辖权。WTO在强调当事成员之间的磋商、谅解、斡旋、调解和调停的同时，还强调了国际经济贸易仲裁的作用，建立了各种具有一定强制力、准司法效力的执行手段。最后，它规定了最后解决期限，并借组织的力量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报复机制的威力，从而保障裁决的执行。

七、谈判机制：一个驱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系统

从本义上说，多边贸易体制是处理各国贸易关系的原则和规则的基本框架。不过，这些原则和规则以及各国在这些原则和规则下相应的义务，并不是由某个全球性的统治机构来制定和强制实行的，实践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超国家机构。GATT／WTO本身并不是规则制定者，而是组织成员进行谈判，为成员间谈判提供便利、提供谈判场所(黄静波，2004)。谈判才是多边贸易体系的驱动力量，它被用来确定规则和程序，定期降低贸易壁垒，或用于新的国家想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时候，还被用来解决贸易摩擦(霍克曼，1999)。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飞跃正是通过一系列“贸易回合”的方式实现的。谈判本身就是博弈过程，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更是一个博弈系统。

(一)加入谈判与议题谈判如果某一个国家或具有独立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单独关税区希望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则必须进行关税减让和其他开放承诺谈判，这通常被认为是“入场条件”，它要求加入者在一个对所有成员开放的工作组里进行谈判。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一个加入国可以从它加入之前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成员之间已经商定的所有减让中获得利益，因此，只能期待会要求加入国本身做出贡献，即将它自己的减让表添加到那些已经成为关贸总协定附件并构成其组成部分的减让表中去(奥利佛.隆，1990)。这种程序完全是有充分理由的，它充分体现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互惠原则。

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以议题谈判为基础，谈判需要首先确定议题，而谈判议题的确定本身往往就是一场谈判，各成员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各个成员提出的议题交叉互错，最终形成议题群。为推动谈判进行，多边贸易谈判中往往在谈判开始和结束阶段尝试跨议题关联，在初始阶段的跨议题是为获得一个平衡的谈判议程，到谈判的最后阶段，由于各成员对于各个议题的立场已经彻底表达清楚，为达成整个协议则需要进行议题挂钩，它潜在地起到两个作用：可以用于获得互惠性，即满足了分配上的限制而达到利益和减让的平衡；可以用于提高自由贸易产生的潜在获利。因此，多边贸易谈判往往出现“在所有的事情达成协议前什么也达不成协议”。

(二)多方、多阶段、多层次谈判多边贸易谈判包含多个阶段，首先由一个起催化作用的成员开始，发起一个确定谈判议程的前期谈判，然后是正式的多边贸易谈判，随后依次是后期谈判和实施阶段。议题谈判的进行是多方参与的过程，其复杂性远远超过只涉及两个博弈者的谈判，而且在诸多博弈者之间可能形成同盟，而且同盟的类型各有不同：某一个同盟内的成员在某一项议题中具有相同的立场，而在另外议题上又针锋相对，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的谈判网，也使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具有多层谈判的性质。对于某个成员来说，其关心的不仅仅是能否达成协议，而且需要考虑达成的协议能否得到国内法律的批准，这就是一个双层博弈的过程。对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性组织，例如欧盟，它不仅仅涉及欧盟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各成员内法律的批准，还涉及到欧盟成员之间的谈判。

(三)谈判结果：拒绝点、协议区域与获胜集合谈判最终是需要结束的，不是达成协议就是陷入僵局。双边协议是否达成取决于二者之间有没有协议区域，协议区域的确定取决于拒绝点，即谈判者(出价者和要价者)各自的心理底线，最起码达成协议要比不达成协议好。图3中A国和B国的拒绝点分别为A点和B点，对于A国来说，A点右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于B国来说，B点左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A、B两点之间就构成协议区域，则A、B两国有可能在协议区域内达成协议，协议区域的大小决定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至于它们是在Xl处达成协议还是在X2处达成协议，则取决于二者各自的谈判能力。

该图同样用于解释各成员的双层博弈结果，只不过在这里，协议区域被称为“获胜集合”，即国内法律能够批准对对外贸易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所有可能集合。同样，该获胜集合越大，从而达成的协议就越可能被批准。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篇(3)

美国是我国第一大出口市场，我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据中国海关统计，2016年，中美进出口贸易额为5195亿美元，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4.1%，比重较上年微幅回落0.02个百分点，美国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6年，中国贸易顺差5107亿美元，其中对美贸易顺差2507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的49.1%，比重较上年提高5.2个百分点，美国仍然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顺差国。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美中进出口贸易额5786亿美元，占美国贸易总额的15.9%，比重较上年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中国仍然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2016年，美国贸易逆差7343亿美元，其中对中国贸易逆差3470亿美元，占美国逆差总额的47.3%，比重较上年小幅下降1.8个百分点，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特朗普政府主要经济政策

主张及影响

一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拟实施1万亿美元“美国基础设施优先”计划。二是减轻税负。降低个人所得税，公司营业税从35%降至15%。三是减少贸易逆差。施政伊始即退出TPP，重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等，减少中美贸易逆差。四是减少行政干预。取消《多德-弗兰克法案》，高金融机构活力。五是减少能源开发限制。大力开发页岩油气、清洁煤等化石能源。六是减少政府开支。实施“紧缩政府开支计划”，预计未来十年减少政府支出1万亿美元。

下面来分析一下特朗普经济政策主张对我国工业的影响。从短期来看，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贸易政策，可能会导致我国工业品出口大幅下降，一些行业将会受到严重冲击；减税有望提升资本在美投资热情，在吸引美国企业回迁本土的同时，也将吸引更多海外制造业包括我国制造业企业落户美国；增加基础设施建O投资对我国企业而言，挑战和机遇并存。

电子行业。我国电子行业相对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美国额外征收10%和45%的进口关税，将影响我电子产品对美国出口分别下降38.4%和92.2%。

轻工行业。我国轻工行业相对美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美国额外征收10%和45%的进口关税，将影响我轻工产品对美国出口分别下降29.5%和82.5%。

纺织行业。我国纺织行业相对美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美国额外征收10%和45%的进口关税，将影响我国纺织产品对美国出口分别下降34.1%和87.1%。

机械行业。我国机械行业相对美国竞争优势较弱，美国额外征收10%和45%的进口关税，将影响我国机械产品对美国出口分别下降43.5%和91.8%。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篇(4)

【关键词】企业“走出去” 国外经验 政府支持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浙江省正在积极推动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在贯彻实施“走出去”战略中，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固然扮演着主角，但是也必须看到，政府如何支持企业，用何种手段支持，如何做出有效的引导与推动，已成为“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因素。政府的有效支持和推动可以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提高“走出去”的成功率。本文通过借鉴国外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政府扶持经验，从政府层面出发，为企业“走出去”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 发达国家经验——以美国为例

1.金融与税收方面的支持

美国政府设立了一个独立机构——美国进出口银行，专门支持跨国公司向外直接投资。而在1971年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要有两项业务：一是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投资保险；二是为私人投资者提供融资活动，尤其是鼓励美国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在税收方面，除了与许多国家签订双边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外，美国公司国外投资收入的税率一般要比国内投资收入的税率低15%～20%。

2.信息咨询服务

美国政府为对外投资提供信息情报等服务，是通过驻外使馆所设的经济商业情报中心、政府机构特别部门、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等来开展的。如海外私人投资公司除了提供资金、海外业务保险外，还定期发行新闻通信和专题报道等，提供投资情报；同时协助并组织企业家到世界各地考察，同当地的政界、企业界、银行界进行接触，研究联合投资项目等。

3.法律保护与支持

美国政府一直重视对海外投资的法律支持，尤其是二战以来，美国政府在对外投资方面专门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共同安全法》等有关法律，不断扩大本国对外投资的安全和利益。除了在国内法律方面给予支持和保护外，美国政府积极与发达国家及不发达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这些协议为本国企业在东道国获得了投资经营的非歧视待遇和投资受保护的权力，保障了本国投资的安全和利益。

二 新兴国家经验——以韩国为例

1.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

韩国的进出口银行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优惠贷款，其贷款总额最高可达项目投资额的90%。其次，专设经济发展基金为风险太大或经济收益太低的经济合作项目提供信贷。此外，外汇银行为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海外投资特别贷款。在税收方面，对海外投资者在海外从事投资事业，如果已向国外政府缴纳法人税、所得税，则在国内对已纳税额给予扣除；若国外对韩国投资者给予减免所得税或法人所得税优惠，被减免的金额应被视为纳税额，在韩国国内也给予减免；对海外资源开发事业的红利收入免税。

2.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环境建设和建立保险支持制度

韩国签订了对外投资保护协定和防止双重征税协定；加入国际投资保证机构；设立海外直接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同时建立对外投资的保险支持制度，以防止和减少对外直接投资因非正常原因而遭受损失，包括战争内乱或暴乱、没收和国有化、利润不能兑换或延迟。

三 发展中国家经验——以印度为例

1.对创办海外企业提供外汇支持

印度政府授权印度储备银行处理在合资企业建成前后有关技术和管理人员到国外考察所需的外汇。《2002年外汇管理法》生效后，印度储备银行对海外投资大大放宽，允许印度企业对外股份投资和设立独资分公司的投资上限达1亿美元。

2.对海外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印度政府通过进出口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和出口信贷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向海外合资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同时也允许印度金融机构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向印度企业在海外创办的合资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并对这种贷款给予一定程度的优惠。

3.对海外企业提供财政支持

印度政府对海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实行减免，海外合资企业出口的机器设备还可以享受现金补贴。此外，印度政府还与有关国家达成避免双重征税的协议，防止加重海外企业的纳税负担。

4.加强对海外企业给予经济、法律、信息等方面的服务

政策支持国内有关单位向企业提供海外有关国家的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服务；印度驻外使馆的商务处也积极向印度企业提供所在国家的市场行情、政府政策法规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并对印度企业到所在国家投资提供必要的帮助；印度工商界在全国设立一个专门机构为海外企业提供世界各国行情。

四 国外政府“走出去”政策措施对浙江省的启示

1.完善服务体系，健全企业“走出去”的管理体制

第一，建立对外投资法规政策体系。在中央层面尚未出台《海外投资法》——这一调整境外投资的基本法和《境外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投资保险法》等单项法规前，浙江省应在立法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出台地方性法规，规范企业跨国经营、对外投资、境外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活动，保护对外投资企业和外派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在完善有关政策体系的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强宣传，使企业及时了解政策的变化，享受到政策变化带来的便利。

第二，简化海外投资审批程序。目前我国海外投资的行政审批程序过于繁琐，容易抑制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牵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步伐。浙江省可以制度突破走在全国前列，根据企业性质和资金来源制定相应的审批程序。对于民营企业用自有资金开展“走出去”业务，应用备案制代替审批制；如果企业使用国内借贷资金开展“走出去”业务，可通过银行或保险公司等市场主体进行风险控制，政府部门负责核查；对于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项目，尽量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周期，外汇等配套管理措施要及时到位。

2.采用多元化手段，建立企业“走出去”的扶持体系

第一，加大海外投资金融支持力度。浙江省在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扶持方面主要应做好以下几方面：一是应改善买方信贷政策，使境外投资和其他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与传统外贸出口享有同等的信贷政策待遇。二是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如允许企业不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由集团集中统一使用；进一步完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大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发行债券。三是重视发挥商业银行的作用，鼓励银企合作。对于大型项目，由省政府出面促成银团贷款并通过向商业银行的海外贷款项目提供完善的保险制度解除其后顾之忧，充分调动银行参与“走出去”项目融资的积极性。四是建立各种海外投资发展基金。这些基金可以由省政府联合商业银行、海外投资企业共同出资组成，基金的使用程序和方法应简明、扼要、规范、透明，便于有意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了解、申请和使用。

第二，加强财税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税收政策在浙江省先行先试，同时，要在政策自限内，以产业政策为引导，扩大税收政策的支持，主要为各类税收的减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企业“走出去”的初期（3～5年），由于经营不够稳定，盈利水平较低，可以对其给予所得税减免，并且鼓励企业将所获利润充实其资本金。其次，对企业作为实物投资的出境设备、器材、原材料及散件，实行全省统一的出口退税政策。改“先征后退”为“免、抵、退”税。最后，避免双重征税。对于已经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应该制定在国内的实施细则，对于尚未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政府也要有相应的抵免措施。

第三，建立海外投资信息服务体系。由省政府出面设立独立的对外投资研究信息咨询中心或对外投资研究所。该中心专门收集、散发对外投资所需的各种信息，为对外投资提供咨询服务，包括介绍对外投资的投融资制度及审批程序，指导制定投资计划及投资合同等。在信息服务方面主要提供东道国的政治局势、政策取向、法律法规、经济情况、外汇管制情况、投资机会及其前景预测情况；国际经济动态，各国产业变化趋势、市场、技术、资金以及企业发展状况；提供浙江省对外投资的相关政策及其投资导向，包括规划方案、发展目标、发展步骤、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和重点企业。

3.丰富保障措施，建立企业“走出去”的保障制度

第一，推进双边经贸活动，建立多边投资合作关系。省政府可以与投资地区的政府建立长期联系，通过政府间的交往，争取合资合作项目获得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并保障企业能够享受到该国的各项优惠政策。另外，浙江省尽可能在友好城市设立一批驻外办事机构，提供境外投资各项事务的咨询以及对境外投资企业进行协调管理，保障浙江省企业境外投资的权益，减低投资风险；发挥浙江在海外的华侨协会、商会、同乡会的作用，为浙江企业在当地开展贸易和投资提供帮助。

第二，设立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健全投资保护制度。浙江可以走在全国前列，设立一个统一的、专门的境外投资保险机构。该机构承包的风险包括外汇险、征收险及战争险三种政治风险。另外，要充分利用双边和多变投资保护机制的功能，要加强宣传，在解决投资争端时积极介入，把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结合起来，为我国企业发展境外投资保驾护航。

4.培育国际化人才，设立中介机构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第一，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力度。浙江省需要实施跨国经营管理人才培训工程，做好高级管理人才特别是企业负责人的培训工作，培养、引进专门的市场开发、商务谈判、项目管理人才。加强高等院校、职业教育机构的学历和非学历教育，提高劳务输出人员综合素质，造就一批精通业务、涉外工作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引导企业增加人才引进和人才培训的投入，逐步形成企业内高、中、低阶梯式人才队伍和国际、国内两套经营管理人员班子；积极引进“海归”人才参与浙江省企业海外事业拓展，探索建立起有利于人才资源引进和集聚的配置机制和有利于人才资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做好人才安置工作，在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之间架好桥梁，防止出现人才供求不平衡现象。

第二，设立为海外投资服务的中介机构。浙江省应在现有的公证、律师（包括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会计、管理咨询等社会中介机构增加为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服务的业务，也可独立培育或引进国际市场调查公司等中介机构，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和风险评估。各行业协会要建立境外投资预选项目库和项目信息库并强化其功能，为企业提供投资信息；充分发挥进出口商会作用，维护国家、行业、企业的利益，防范不正当竞争，保障正常的对外经济贸易秩序，对会员企业进行市场、价格等方面的协调、指导，以及信息、咨询等服务。另外，行业协会还需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使政府能够根据企业的正当要求对某些政策法规进行相应的调整，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沟通国际联系，扩大贸易渠道，协调国际间纠纷。

参考文献

[1]宋刚.“走出去”战略国别比较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2（73）

[2]赵建军.国外扶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政策及其启示[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5（2）

[3]罗汉春.借鉴国外经验推进我国企业走出去[J].对外经贸实务，2004（3）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篇(5)

摘要：简要介绍了雾霾危机下我国油品升级存在的问题，根据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构建了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在油品升级以及质量监管方面的两个博弈模型，旨在通过该模型分析油品升级缓慢的背后原因以及分析完善油品质量监管体系的必要性。通过对博弈模型决策问题的分析，结合纳什均衡结果，得出了政府应该将环境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结论，并提出了完善油品质量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博弈论；油品升级；质量监管

从2014年1月1日开始，第四阶段车用汽油标准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实施。过去一年内，国内雾霾危机重重，据有关调查，落后的油品标准成为了造成雾霾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车油一体，油品先行无法落实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炼油成本太高，是由政府补贴，还是由消费者与厂商自行承担无法统一；二是油品质量监管体系不完整，优价购买不到优质的油品，消费者对此极为不满。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指向，就是政府在公共产品供应和质量管控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本文从政府与企业双方博弈的角度，先是通过建立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与企业是否支持油品升级的问题，又从成本监督的角度建立监督博弈模型分析了油品定价的问题，并通过分析，提出对加速油品升级以及对政府监管的政策建议，为缓解雾霾危机、促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些许意见。

一、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油品升级博弈

雾霾危机严重，油品升级已成为政府迫不及待的任务之一。油品升级，一方面会减缓雾霾危机，改善空气质量，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使社会福利增加；另一方面，油品升级势必会带来油价的上升，社会公众福利减少。对企业而言，油品升级一方面其生产成本将会大幅度增加，利润将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也会因油品提价而带来收益。

1.博弈模型建立及分析

根据我国现行的油品升级方案中统一布价，分散实施原则，我们假设博弈参与者由某一地方政府代表与一典型石油企业构成。

前提假设如下,地方政府与企业均为理性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在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下，我们有理由假设地方政府与企业利益一致，且初始禀赋均为π。

油品升级造成的损失为C，如果双方均同意升级则损失双方均摊。升级造成的损失包括企业因油品升级造成的利润损失，油品价格增长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以及地方政府因企业利润损失造成的政绩下滑。

企业因油品升级使油品涨价而增加的收益为F，政府也因油品升级使社会福利增加F。

C/2<F<C。

博弈战略表达式如下

从上述战略表达式中可见，如果地方政府与企业均为理性人。假定企业愿意升级时，地方政府选择升级的支付为π+F-C/2 小于地方政府选择不升级的支付π+F，从而地方政府选择不升级。当企业选择不升级时，地方政府选择升级时的支付为π+F-C，选择不升级时的支付为π，因为F-C<0,从而地方政府同样选择不升级。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升级是它的占优策略。同理可以得出，对于企业而言，不升级也是企业的占优策略。因此，该博弈存在占优均衡，均衡结果为（不升级，不升级），然而，π+F-C/2>π，所以该博弈中，（升级，升级）则是该博弈中帕累托有效率的行动组合。然而，由于地方政府与企业均为理性人，所以无法进行帕累托改进，即（升级，升级）不会是一个均衡。因此，在油品升级问题上，我们国家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囚徒困境“的问题。地方政府与企业对于升级损失的分担存在着搭便车的激励。

2.博弈模型的矫正

⑴选择激励制度下的改进。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博弈受益一致。其结果为都不进行升级的囚徒困境，但若引进选择性激励制度!利用油品升级这种类似公共物品的弱排他性，可以提高提供者的收益减少不合作的收益。例如，双方在有约束性协议的制约下，若其中一方不升级，升级方得到两倍的收益，而不升级方没有受益。此时，收益矩阵见表

此时，该博弈存在纳什均衡（升级，升级）。

⑵延长博弈链条确保重复博弈得以实现。延长博弈链条其目的是确保重复动态博弈能够得以实现。这样，博弈双方就无法预知博弈次数与结果，并在此基础上都会选择升级，形成最优博弈策略。

3.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可以以考察绿色GDP的方式将环境纳入当地政府政绩考核机制，减弱地方政府只顾追逐经济利益而无视环境保护的利润驱动，增加政府油品升级带来的收益F同时减少油品升级的经济利益损失。对于不支持油品升级的一方，可以将其公布于众，通过社会舆论降低其搭便车得来的收益。

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通，通过协调以解决非合作博弈造成的帕累托低效率。

二、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监督博弈

成品油生产和流通环节多、追求利润动因强，石油央企居信息不对称优势地位，因此，在油品升级过程中，企业有以低标准油品充当高标准油品的利润驱动。相应的油品质量监管体系不完善，消费者“优价”无法能够买到“优质”的油品。

1.政府监管的博弈分析

基于理性人的假设，我们作以下假设地方政府与企业均为理性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

地方政府监管成本为C。当政府监管时，会提高社会的福利，获得名誉收益π且当企业以次充好时，罚款F；不以次充好，会因政府公布名誉良好企业而同样获得收益π

企业以次充好得到额外收益a，否，机会损益-a。则博弈战略表达式如下

由以上战略表达式可以得出该博弈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以此考虑该博弈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用θ 表示地方政府质量监管的概率，γ 代表企业以次充好的概率。首先考虑政府的战略：

2.政策建议

结合上节均衡点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四个政府对油品企业的监管机制。加大对以次充好企业的惩罚力度，增加对以次充好企业的罚款F。即，如果F增加，企业选择以次充好的概率就会越小。

提高名誉收益π。即，γ* 随着π的增加会逐渐减小，政府监管的力度也可减弱，从而政府成本也会降低，进一步减小γ* 。名誉收益可以来源于公众对政府企业的信任与支持，即政府公信力与企业公信力；也可以将环境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察，以此增加政府监管的额外收益。

降低地方政府监管成本。即，成本C降低，企业选择以次充好的概率γ* 也会降低。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上下一体的统一的政府监管体系，结束目前“九龙治水“的多级多部门监管状态，降低协调难度以降低成本C减弱企业以次充好的额外收益a。企业以次充好的额外收益越高，利润驱动越大，政府的监管力度θ* 也就会越大。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群众举报制度，让公众代为监管，增加企业以次充好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额外收益a。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Robot.油品质量升级“买单”谁说了算[N].2013-02-07.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篇(6)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稳定货币政策；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2-00-01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历程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中国13亿多人口与东盟地区的近6亿人口因此被联系在同一个市场中。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自此正式启动。2004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订《货物贸易协议》。2007年1月，双方就服务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并于当年7月开始实施。2010年1月1日，经过10年努力，涵盖19亿人口、140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掀开崭新一页。

二、稳健货币政策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挑战

东盟不仅成为了中国吸引外来投资的重要来源地，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辟了新的市场。据亚行报告预测，2013年东盟10国经济增长4.9%左右，比上年的5.6%回落0.7个百分点，比年初预计的5.4%低0.5个百分点。区域内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

（一）互补性竞争关系有待加强。由于双边大多数均为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都十分相似，使得双方一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严重地阻碍了双方贸易的发展。2013年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经济增长减缓，这是由于出口疲软和投资下滑导致的。此外，在经历了2012年的较快增长后，2013年出现了明显下滑。马来西亚投资增速从2012年的21%下滑到2013上半年的9.3%，印尼从过去3年平均增长9%下滑到5.2%，泰国则从2012年的13.3%下滑到2013上半年的5.1%。①

（二）自由贸易区内需求不足。自贸区中只有新加坡和文莱属于高收入国家。其余都是中下等收入国家，购买能力有限，使得各国都以美、日为主要贸易伙伴。这种区域外市场的严重依赖性会减少自由贸易区内的需求。2013年东盟国家投资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常账户盈余减少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东盟国家的总体经常账户盈余从2009年占GDP比重的7.1%下降到2013年的预计2.0%，这充分反映了出口需求下滑、出口商品价格下跌以及消费品和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带来的影响。截至2013年上半年，由于出口下滑，已经使印尼的经常账户赤字扩大到占GDP的3.5%，泰国的经常账户开始出现赤字，马来西亚的经常账户盈余则大幅减少。②

（三）贸易不平衡问题突出。2001年双边贸易额仅为416美元， 2012年底，突破了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2%，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平均增幅（6.2%）。2001年东盟对中国的出口232亿美元，2012年底达到了1958.21亿美元，同比增长1.5%。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也有大幅增长，2001年出口额是183亿美元，2012年底已达到2042.72亿美元，同比增长20.1%。③

但是零关税政策也让一些东盟国家对双方今后的贸易平衡问题产生忧虑。自2010年1月1日起中国与东盟老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文莱）除部分敏感产品外，其余所有产品关税将降至零。而中国产品的性价比较强，因此中方产品将会更多向东盟出口。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对策及思考

（一）深化区内经济合作。只有深化区域内的经济合作，才能使自由贸易区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各成员国应将合作领域逐步扩大到服务贸易、投资自由化和要素自由化流动上。除了扩大贸易合作部门以外，自由贸易区内不同国家之间的部门合作也会成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CAFTA的大多数成员国是发展中国家，其产业结构比较相似，可以通过部门之间的合作，将产业的竞争性变成互补性。另外，双方都需要尽快改善投资环境，制定从行业惯例到贸易服务、投资规则等各项基础政策，并且保持这些政策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稳定不变，以增强自由贸易区内投资人的信心。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固定资产投资下滑成为近期影响部分东盟国家增长的重要原因，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一些国家政策选项之一，如泰国政府计划明年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建议加快推进中国与东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加强互联互通，这不仅符合东盟国家近期的需求，更符合双方长远利益。

（三）增强金融合作，完善金融体系。如前所述，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东盟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大幅减少，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赤字，面临的金融风险显著上升，加强本地区金融合作和风险防范符合各方利益。建议近期进一步扩大双边本币互换的规模和范围，扩大跨境贸易本币结算试点，降低区内贸易和投资的汇率风险和结算成本，使金融成为发展贸易和促进投资的助推器。我区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地区，可考虑申报建立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和边境自由贸易合作实验区，努力丰富金融服务内容，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减少区域内金融风险，切实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便利化。

（四）加强旅游合作。今年以来，旅游业成为部分东盟国家经济运行中的新亮点，除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传统旅游热点国家继续保持良好态势，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旅游业也出现加快发展的势头。我区目前也在大力发展旅游业，面向东盟是我区旅游业的一大优势，双方在整合旅游资源和共享客源等方面也有广阔合作空间。

参考文献：

[1]任雪梅.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0（6）.

[2]冯力，孙健.加快中国-东盟自由毛渠建设的意义、问题及对策思考[J].东南亚之窗，2009（01）.

[3]隋月红.出口贸易结构的形成机理：基于我国1980-2005年的经验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8（03）.

[4]郑有国，刘佑军.发展中国家外贸结构的非均衡机理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07）.

注释：

①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②来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官网http：///default.aspx。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篇(7)

《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由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和美国方面进行交涉,探讨赔款使用黄金还是白银。在交谈中,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及“庚子赔款实属过多”。这使得梁诚改变了谈判的方向,转向争取削减赔款。海约翰本人也认为应该削减赔款。1906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斯、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分别致信总统罗斯福,敦促美国政府利用退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和发展在华教会学校。罗斯福表示赞同。于是,在中方的努力争取和美方的积极回应下,削减赔款事宜达成了。但是这笔赔款的使用是有限制的。按照美国的要求,清政府决定自1909年始,每年派遣100名学生赴美留学,从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遣50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1940年退款用完为止。为此,清政府于1909年设立游美学务处和游美肄业馆,1910年游美肄业馆改为清华学堂。该校全部由美国按照1908年决议退还的款项维持,退款分为留美经费和学校经费两部分。这笔退款最初由外交部进行管理,后来转至教育部。以上即是庚子赔款事件的大致始末。

二:庚子赔款事件体现的中美关系

1 1900年前后美国的对外政策

在1899年,美国政府向英日俄等列强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是美国在外交等很多方面的行动指导。因为相比其他已经获得在华权益的国家,美国的到来较晚。此时其他国家已经划分了势力范围。作为后到者的美国也要从亚洲分一杯羹。当时的美国国内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对市场的需求巨大。在当时有这样一种论点:必须寻找和开发海外市场,才能保证美国的持续繁荣。于是美国选择了以资本输出为主的经营方式,来获得在华利益。这就需要美国与欧洲各国合伙,在分割利益的问题上“利益均沾”,实质上是想打破一些国家对华垄断性的控制,争取平等的通商权利。也就是说,美国的重点不在于建立殖民地,而是争取占据市场,打破列强的垄断局面,进行资本输出,并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经营这块亚洲的市场。这就要求美国在华期间政治局面稳定,尽可能不起战争。然后美国就可以利用其经济优势,达到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根据史料来看,早在《辛丑条约》谈判之前,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就曾这样阐述美国在华的政策:“我们要尽可能地限制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在与履行我们的义务相适应的情况下,尽可能早地撤回我们的军队,在最后的解决中尽最大努力维护中国的完整,促进中国改革,坚持门户开放。”

正是在这样的对外政策指导下,美国政府选择了尽可能维护中国的经济、领土和。其目的实质上还是为了实现美国在华利益最大化。但是这样的外交政策在客观上也为中方带来了好处。

2 美国外交政策和庚子赔款之间的联系

在以上的外交政策的指导下,美国资产阶级要求在华的商业贸易利益得到保护。然而义和团运动造成的混乱引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最后在签订《辛丑条约》要求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10亿两。这是一笔巨大的数目,相当于当时的中国人每人出一两银子。这样巨大的赔款数额想必会对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实际上有损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同时,在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及“赔款过多”的时候,中方谈判代表梁诚抓住了这一信息,改变了谈判的重点,尽力争取削减赔款数额。由赔款转变为退款再到教育经费是一个双方共同商议的过程。在讨论赔款事宜的过程中,于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和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都曾向罗斯福建议,将这笔赔款用于教育投入。美国外交官、汉学家罗克希尔也曾建议道:“我们必须尽可能防止因尝付赔款而对中国百姓开征新税,因为这样的做法会加深和延续他们的敌视情绪,我们最终所受的损失会比现在所要取得的几百万还多。”

可见,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是当时中美外交中美国的主要目标。综合考虑当时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具体建议,将赔款用于教育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方案。对中方而言亦然。传统观点认为,赔款被用于留学资费,这其中也有梁诚的功劳。清政府当时也是急需人才的状态,派出留学生有助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所以总体来说,庚子赔款是双方共同商讨的结果。其中美国的外交政策起了重大的影响。

3 庚子赔款的原因及当时中美关系

如果从签订《辛丑条约》赔款开始记起,过程大致是:1904年左右进行谈判争取削减赔款;1907年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1908年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期间中美关系几次变化。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人对美国有着盲目的排斥心理。美国对中国的印象也是反动的、信仰多神教的糟糕印象。1905年左右抵制美货,让美国觉得中国开始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