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改革战略篇(1)

关键词：报业；数字化；博弈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报业曾经是传媒体制改革的先行者，改革开放后，一度成为传媒体制改革的“尖兵”。然而，近年来。报业体制改革却裹足不前，远远落后于广电业、网络业及出版业等领域改革的步伐，甚至成为传媒体制改革的“节点”。报业为何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数字化时代报业体制改革是否会有新的突破?本文将对此予以探讨。

一、传统报业体制改革动力的缺失

如果以博弈论的视角来审视我国传媒体制变迁的过程就会发现，这一体制变迁的实质是一场博弈，是政府和传媒这两个主体不断博弈的结果。报业体制变革发端于1978年以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混合体制的确立。其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传媒和政府作为博弈主体有着不同的动机：传媒希望进行市场运作。追逐经济利益；政府希望减轻财政压力，但又必须确保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二者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做出适当的决策并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选择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体制，最终达到某种利益均衡的状态。这一博弈的实质，是经济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博弈。“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体制的确立便是经济力量与行政力量博弈的结果。

这种“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型体制，正是我国传媒产业化的开端。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保持传媒意识形态属性不变的前提下探索产业化的道路，第一次实现了体制的突破。

体制的突破和观念的改变直接催生和促进了传媒的产业化。混合体制使报业在产业化初期完成了原始积累，但其固有的二元结构矛盾使报业的市场化运作一直束缚在政府行政力量的局限中，在报业产业化向高级阶段发展时，给报业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阻碍。在完成初期市场要素的积累后，报业又进一步表现出对资本的渴求。但在这样的体制约束下，依靠报业自身的内部力量，难以实现彻底的产业释放。产业发展对利润的巨大渴求，打破了混合体制下暂时形成的制度均衡。促使报业产生了体制创新愿望。博弈主体如何通过体制改革重新使其收益最大化，便成为下一次报业体制改革的耳标。

在此背景下。集团，成为政府和报业新一轮体制变革的共同战略选择。

对于报业而言，报业希望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升级，满足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对于政府而言。如何在不束缚报业发展的前提下使其不背离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并保证资本的渗透不威胁国家传播安全，是政府首要考虑的根本问题。于是，两个博弈主体的共同选择促成了报业的集团化改革。实践证明，集团化的制度安排在一定时间内符合政府与报业的共同利益。实现了制度的有效性。

集团化报业体制的确立。其实质也是经济力量与行政力量博弈的结果。但随着集团化改革的深入，报业与政府渐渐由博奔走向了稳定结构性平衡，双方均通过集团化的制度安排获得了最大化收益。特别是报业集团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渐渐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由于我国的报业集团仍属事业单位。报业主管部门与报业集团存在体制性的“情结”使二者的“合谋”成为可能。

在集团化制度安排下。报业集团渐渐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为维护其既得利益，报业集团对政府产生了强依赖。数字化使传统报业集团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体制的束缚和体制对报业集团利益的庇护。我国报业集团还比较缺乏应对数字化挑战的勇气和经验。在此背景下，报业对行政力量的依赖性更强，希望行政力量能够对其加以保护和扶持，以对抗来自网络等新媒体的日益强烈的冲击。对行政力量的强依赖使报业集团逐渐丧失了博弈的动力，也就丧失了改革动力。

二、报业数字化一新挑起博弈

在互联网及各种新媒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报业不可避免地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发行市场萎缩，读者大量流失，广告收入下滑……新媒体不仅分流着报业的受众和广告市场。更使得报业生产的利润中心外移。遭遇了网站、搜索引擎等新兴媒体的整合性分割，使报纸成为网络传播链条最底端的分散内容的提供商，使报业在这场数字化浪潮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由此，报业必须直面危机，进行数字化转型。

报业的数字化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报纸产品数字化的问题。在数字化背景下，传统的“报纸”的概念将被彻底颠覆，“报纸”不再仅限于一种纸质形态，而将呈现为多种显示终端和传输介质。报业也不再是报纸产业，而是数字内容产业，产品形态和行业边界都将重塑。报业数字化是以“数字化”为引擎的在媒介定位、发展方向、组织结构、管理手段、经营方式、盈利模式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战略升级和产业再造。

技术是推动传媒业发展的革命力量。谁先拥有和使用新技术，谁就能掌握先机。引领市场，获得超常规发展。在数字化时代，技术的重要性被前所未有地放大，技术逻辑的影响将进一步彰显。“数字报业”发展需要数字化、网络化的内容显示介质技术、信息传播技术和运营模式。实现传统纸质出版向数字网络出版的转型，建构数字化、网络化、一体化的新型报纸出版形态和运营环境，加快平面媒体向“数字内容产业”的转型。凭借新媒体技术，报纸可进一步提高信息整合能力。将原来仅供报纸版面的新闻信息衍生为多种传播形态的内容产品，通过报纸、网站、手机、户外媒体、PDA(个人数字助理)等多种介质，从单一产品向多媒体产品延伸，以不同的终端对各个细分市场进行更加细密的覆盖，实现信息的反复增值。而这一系列新技术的研发和采用无不需要巨大资金的投入。

传统报业的价值链是围绕报纸展开的，主要包括出版――印刷――发行――广告这几个环节，相应地，印刷收入。发行收入和广告收入构成了报业主营业务的三大块。而随着数字战略的推进，报业和传媒产业的价值链应当是围绕内容生产与销售业务展开的，包括内容生产一内容一内容增值几个环节。其中信息生产不仅只是报纸出版，而是生产适合多种媒介形式的信息产品，信息也不仅通过纸质媒介，还通过数字媒介等多种媒介，信息增值更不仅限于广告、发行的收入，而是涵盖了传媒产业的所有盈利点。“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提出的数字报业的九大实验

方向，主要包括网站、手机报、电子商务、电子阅读器、手机二维码，多媒体数字报刊、报业数字化平台、户外数字媒体和移动采编系统等，对于传统报业而言都是全新的经营领域，每一个领域的运营都需要巨额资本的支撑。要建立新的产业价值链，报业必须转变经营战略，由内部管理型战略转向外部交易型战略转变。构建新的价值链的过程依靠传统报业自我积累的小作坊式运作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的，必然需要通过资本运营解决巨大资金缺口，通过资本运营获得更多的外部资金，为整合媒体资源提供资金保障。

新媒体的特征是“大投入、高成长”，而传统报业融资渠道及手段单一。仅靠母媒体的资金供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资本成为制约报业数字化转型的一大瓶颈。报业数字化转型需要的巨额资本，仅依靠自身积累实现数字化是难以想象的。如杭报集团每年仅用于技术改造升级方面的投入就达1000万元到1500万元。在报业产业化改革一步步深入的情况下。报业如果再退回到改革前依赖政府财政支持的状况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走向市场，向市场融资，才能解决巨大的资金缺口。

传统报业依赖政府力量给予的特殊利益生存，在维护既得利益的心态下。丧失了博弈的动力。数字化冲击将传统报业推向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此情境下，继续寻求政府力量的庇护也无法解决其深刻的生存危机，这时资本的力量将凸显，技术逻辑将再次对制度逻辑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资本的压力使传统报业产生对资本的强烈渴求，从而再次爆发博弈的动力，要求相应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力量将考虑重新寻求政府管理与报业产业化之间的平衡。

三、数字化将成为报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在数字化冲击下，报业的产业价值链以及产业发展模式都面临着深刻的全方位变革，“高投入、高风险、高成长”的全新发展模式使报业出现了对大量资本的前所未有的渴求，报业必然要面向市场拓宽融资渠道，加强与其他媒体和行业的战略合作与联盟。强强合作，取长补短。战略联盟实质就是资本的联盟，这必将导致报业数字化转型中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继而形成报业产权结构多元化的趋向。

根据经济学中的相关概念，产权结构是指拥有财产权利的不同投资者(所有者)的经济关系及其组织形式。企业产权结构分两种模式：一种是一元化产权结构，即企业的投资主体只有一个，是一元的；另一种是多元化产权结构，即企业的投资主体不止一个，是多元的。产权多元化是指由诸多要素所有者将其产权分解组合之后形成的产权集合。从现代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只有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才能使产权清晰，使企业充满活力。我国传统报业由于体制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形成了投资主体一元化的产权结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于资本的巨大压力。这种传统的产权结构必将发生深刻变革。

传统报业实际扮演的是集成商的角色，即集内容生产与供应、发行渠道、接收终端于一体。然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是整个产业形态的变迁和产业链的重构，是建构一个数字化，网络化的高度整合的内容产品采集、存储、编辑、制作、的信息架构。这一信息架构可以支撑多种媒介形态的内容产品的开发、组合和销售。在新的竞争格局中，产业链条上的内容与渠道发生割裂，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产业模式的变化使得专业的内容生产商和平台运营商逐渐浮出水面，各自以其专业的角色定位、紧密的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数字产业的架构。“渠道为先。内容为-仍是恒定的法则。但任何人都很难独自掌控内容、渠道和终端而一家独大，战略联盟成为必然选择。

数字技术带来了信息传播渠道与接收终端的多样化，报业的内容产品可以通过多种媒介和渠道(如光盘、互联网、广电网、电信网)进行传播及销售。而受众则可以通过多种终端(如计算机、数字电视机、数字收音机、eBook阅读器、PDA、手机等)进行接收和消费。媒介渠道极大丰富，内容与渠道分离。使得报纸不再是主流媒介渠道。传统报刊的渠道捆绑或垄断优势就没有了。报业为挽回自身颓势而尝试开拓网站，视频、手机报等新媒体业务，但发现这些领域的渠道已经很难被自己掌控。尽管报业拥有多年的内容优势。但也仍然要遵循新媒体领域先行者定下的“规矩”，比如在热得发烫的手机报领域。大量独家内容只能寻求移动运营商的支持。由于缺少数字化的发行渠道。报业目前的短信新闻、彩信、彩页手机报。都不是媒体人说了算，而是几乎成了移动运营商自己的业务，报业只能忍受移动运营商的指挥和“霸王条款”分成。

内容与渠道的割裂迫使报业必须改变传统的自我积累式的发展模式。转而寻求与其他媒体的合作与联盟。媒介之间的紧密合作、战略联盟乃至相互渗透必将使报业的资本来源与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吸收业外资本，投资主体趋向多元化，从而带来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深刻变迁。

目前，我国传媒产权制度存在的缺陷，成为制约传媒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主要表现在产权主体缺位和产权结构单一。而在报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对资本的渴求。报业必然要采取多种途径进行融资，吸纳行业内乃至行业外资本，投资主体将趋向多元化，而这必将深刻地改变报业产权结构，使产权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数字化改革战略篇(2)

[关键词] 资本运营 现代企业制度 数字化出版 产业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5-0018-04

自2003年6月新一轮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我国的出版产业生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12年底，除少数公益性出版社和军队系统出版社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及地方和高校经营性出版社已全部完成转企改制，并有若干出版集团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在国内A股市场成功上市，出版产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已初步成形。在这场以产业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自上而下”改革的持续推动下，国内各大型出版企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竞争意识和扩张热情，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兼并收购案不断涌现。由此可见，在经历了改革初期的种种阵痛之后，我国的出版产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裂变。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促动下，出版产业将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前所未有的兼并重组浪潮。在这样的大势面前，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如何根据技术、市场和政策环境的变化积极推进实施战略转型，无疑是当下亟待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1 大型出版企业战略转型的内涵

毫无疑问，仅就战略转型而言，大型出版企业因其规模庞大、业务庞杂而比小型出版机构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大型出版企业的战略转型。本文认为，大型出版企业的战略转型至少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即从传统的事业单位向真正的现代公司转型。事实上，从法理意义上说，目前国内大多数出版单位都已经成为公司法人，“三项制度”改革在大型出版企业也已基本完成；但这种法理转制和企业运营机制的初步确立，其实距离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有很长的路要走。现代企业制度不仅包括如何建立起以投资者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式、董事会决策和监督机制、市场化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而且包括企业内部管理的决策机制、问责机制、考核机制等，其实质就是建立起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品经营管理体系。然而，对于当下很多大型出版企业来说，传统的治理和管理理念依然根深蒂固，比如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单一股权结构，再比如过于强调图书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特殊性，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其内在的一般商品属性，从而导致行政干预过多等。其实，在市场经济中，图书也是一种商品，它具有商品的普遍特性，与诸如电器、汽车等商品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有确立了这样一种商业理念，大型出版企业才能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并按照普遍公认的商业准则去经营，否则很难摆脱行政附属地位的属性。

二是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即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从传统出版商向内容服务提供商转型。传统纸质出版是现有大型出版企业的强项，但随着数字科技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出版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并对传统纸质出版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压迫态势，大型出版企业必须深具危机感，并积极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数字化转型之路。但从目前的产业发展趋势来看，技术其实不是数字出版的主要障碍，出版业的内容形态早已实现了数字化。目前，真正阻碍数字出版发展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内容提供方的出版企业，能否在数字化出版中实现可持续的盈利；二是作为需求方的读者，对于付费和电子阅读的接受程度如何。出版企业只有在数字出版环节有了可持续的盈利，才具有推动数字出版的有效激励，这是经济学的基本供给原理。如果出版企业无法实现持续的盈利，那么数字出版的发展前景是令人怀疑的。另一方面，就读者的接受度而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对电子阅读的接受度较高，甚至有人断言，这一代人可能会最终彻底抛弃纸质阅读。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纸质阅读与电子屏阅读尚处于争取潜在读者的竞争中，纸质出版商其实可以通过各种体验营销活动来吸引新生代群体，并开发和保持新生代的纸质阅读兴趣，因此，数字出版市场还需要时间去培育。

三是产业多元化转型，即从以出版业为主向更广泛的多元化经营转型。在我国当下的出版产业和政策环境下，大型出版企业的多元化转型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解决风险过于集中的问题，二是解决企业的增长问题。因为单就出版业本身而言，其在产业扩张方面面临着非常大的制约，这其中既有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制约，也有产业自身属性的制约，凭借单一的出版业根本无法有效满足大型出版企业的内生性扩张需求。当然，多元化转型将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出版主业在业务板块中的比重，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削弱出版主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多元化扩张的前提其实是出版主业市场竞争力的提高，这二者并不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出版主业的比重可以下降，但其市场占有率或市场份额则要提高，甚至要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力。如果出版主业缺乏市场竞争力，那么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无疑是失败的，也就失去了出版企业的核心意义。换句话说，大型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出版，多元化战略转型只是为了适应产业发展和企业扩张的内在需要。

上述三大战略转型，是大型出版企业在未来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也是真正的难题，如果未能有效解决这三大转型问题，我国的出版企业就难言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也更谈不上我国出版产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因此，这既是大型出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大发展的需要。

2 以资本运营驱动三大战略转型的路径选择

所谓资本运营，就是以资本的最大限度增值为目的，对资本及其运动进行运筹和经营。主要包含两层意思：第一，资本运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配置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它通过资本层次上的资源流动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第二，从微观层面上讲，资本运营是利用市场法则，通过技巧性的资本运作，实现资本的增值和效益增长。一般来说，资本运营涵盖两个方向，一是扩张性的，一是收缩性的。资本扩张是指在现有资本结构下，通过内外部融资，以追加投资和并购等方式来实现横向、纵向或混合形式的资本规模的扩大。资本收缩则是通过资产剥离、公司分立、分拆上市和股份回购等方式，将企业所拥有的一部分资产、子公司或某一部门转移到公司之外，对公司总规模或主营业务范围进行重组，从而缩小公司的规模。无论是扩张还是收缩，资本运营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股东权益最大化和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这是商业世界的基本法则。

长期以来，出版行业的事业属性被过度强调，而其商业属性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但是，随着近些年出版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出版社转企改制的顺利完成，再加上多家大型出版企业的股票实现了公开上市交易，这都为出版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则在进一步促进大型出版企业的商业化转型。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股票公开上市绝不仅仅意味着具有了依托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它更是企业资本运营的重要平台，以及驱动企业战略转型的发动机和催化剂。大型出版企业应充分利用其规模优势和资本平台，将资本运营提升到企业发展的战略高度，以资本运营来驱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数字化出版业务和多元化扩张。

2.1 以上市为契机，通过股权多元化驱动现代公司治理和管理制度转型。

如前所述，资本运营是以资本的最大限度增值为目的的，这样的商业经营理念其实与出版社的传统经营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正是因为经营理念上的差异，出版社的传统管理模式与现代公司的治理与管理模式存在冲突。比如说，传统出版社由于其事业单位属性，管理方式往往是以社委会为决策中心的民主制；但对于现代商业公司来说，其实包含了治理和管理两个层次：一是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机制，一是以总经理为核心的公司管理机制，二者其实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博弈关系。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当务之急是建立市场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但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其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如何从“组织逻辑”过渡到“资本逻辑”，即如何从以行政级别为核心的组织领导，过渡到以资本为核心的董事会治理。公司治理问题不解决，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也必然面临阻力。只有真正确立了市场化的资本逻辑，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才能理顺，企业的内部活力才能有效释放，而要破解这一难题，股权多元化和股票公开上市无疑是必走之路。上市不仅仅意味着融资，其本质内涵是公司所有权的公众化和企业定价的市场化。为了实现真正的股权公众化，必须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状，股权多元化是现代化公司治理制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核心要义。更何况，上市改变了国有企业的定价难题，股权的市场化转让就可以实现公平、公开和公正。因此，大型出版企业的治理与管理制度转型，必须依托于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的驱动下实现制度转型。

2.2 以资本市场为依托，通过风险资本运作驱动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

从目前出版业务的技术发展态势来看，数字化出版对于任何一家大型出版企业来说都是挑战大于机遇。数字化出版的未来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但进入时机的把握才是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笔者认为，我国数字化出版的大发展、大繁荣尚需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成熟的商业模式，即要有可行的持续盈利模式；二是产业结构，即要有一定的产业集中度。然而，从我国目前的出版产业现状来看，这两个前提都不完全具备。首先，商业模式的发展方向尚不明朗，尽管已有多家出版企业尝试从不同路径进入数字出版领域，但真正带来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并未成形。其次，出版行业的集中度太低，区域行政垄断问题突出，行业的大整合还没有完全展开。因此，单就数字出版而言，先发并不一定具有优势，相反却有可能成为产业发展的牺牲品、其他后发企业的垫脚石，类似行业的前车之鉴已有很多。因此，大型出版企业在推动数字化出版方面是充满风险的，必须慎之又慎。但是，持有审慎的心态，并不意味着裹足不前。正是由于发展数字化出版是充满风险的，因此必须依托资本市场来推动。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数字化出版战略与资本市场有机结合才有成功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数字化出版所需要的大量资本投入，只有通过资本市场才能够满足；二是数字化出版属于高风险投资，必须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担优势来解决风险问题。总之，在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方面，资本运营无疑是大型出版企业实施这一战略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2.3 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大规模兼并重组驱动产业多元化转型

在我国目前的出版产业和政策环境下，大型出版企业的多元化转型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该如何做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规避产业和政策风险，二是为了满足企业的内在增长需求。由于历史和政策原因，我国多数大型出版企业是纵向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模式，这种过于紧密的产业关联度无疑会加剧经营上的风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利于企业分散风险。因此，大型出版企业必须通过多元化经营来分散系统风险。另外，随着出版企业的上市，资本市场对于企业增长的外在压力也在加大，而仅仅靠出版业本身是无法解决增长问题的，因此必须通过多元化扩展来发掘其他行业的盈利机会，以解决大型出版企业的增长问题。但是，推动多元化转型本身并不意味着削弱出版主业的市场竞争力。恰恰相反，多元化扩张的前提，是提高出版主业的市场竞争力，甚至要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力。因此，无论是出版行业的内部整合，还是向出版行业以外的扩张，都需要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运营来加大兼并重组的力度，以推动大型出版企业的行业整合和多元化扩张。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数字化时代，大型出版企业不应满足于单纯的图书出版，而应将自身定位于满足消费者全方位休闲需求上，阅读只是休闲的一种方式，电影、电视、游戏等都是大型出版企业要大力涉足的领域，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分散图书市场萎缩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而要实现这一切，资本运营无疑是万万不可少的驱动之源。

3 总 结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国出版领域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改革之路必将持续推进下去，随着越来越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型出版企业的成功上市，资本市场对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推动作用会日趋明显，并且会成为其商业化转型的驱动之源。资本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要确立了资本的逻辑，大型出版企业乃至整个出版行业的改变都将是脱胎换骨的。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出版传媒集团的兼并重组及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经营发展进一步提出鼓励扶持政策。这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抓住机遇，就会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顺利完成战略转型。因此，大型出版企业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强化资本运营在企业发展战略中的核心驱动作用，充分利用资本运营的优势大力推动企业的战略转型，从而在不断提高企业自身市场竞争力和垄断力的同时，进一步推进我国整个出版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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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改革战略篇(3)

一、服务教育改革：教育理论刊物的责任之一

2010年7月29日，《教育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教育理论刊物必须勇于承担使命，担当责任，充分发挥教育理论刊物对教育改革的引领作用，促进教育改革的深入健康发展，进而提升教育理论刊物的社会影响度。

教育理论刊物分会理事长、辽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育科学》杂志主编傅维利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指出，改革将成为中国未来十年教育的主题。这就意味着教育科学研究将会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地位上。教育改革涉及到数量、结构和质量三个维度的变化。从当下中国教育现状来看，“增数量”的目标达成是顺畅的，但“调结构”、“提质量”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一方面，需要寄希望于国家要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提高公用教育经费所占市、省和中央财政的比例。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需要运用“改革”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在教育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改革”虽然已经成为中国教育运行发展的主题，是实现“结构调整”和“质量提高”的惟一出路，但是改革不是盲目的试验甚至“乱冲乱撞”，改革的成功必须建立在严谨的教育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以往教育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没有教育科学研究为基础的改革，其成功概率是很低的，而给教育发展带来的损伤概率却很高。因此，作为教育研究成果发表主阵地的教育理论刊物必须牢牢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期，勇于承担使命、担当责任，积极引领教育科学研究方向，主动引导作者关注重大教育改革问题，促成和推动相关研究，并及时发布研究成果，为建设教育强国与人力资源强国做出贡献。

与会代表还就今后一段时间内教育科学研究热点问题各抒己见。概括起来主要有：学前教育普及问题；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减轻中小学生负担问题；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问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问题、债务负担问题；职业教育强化问题；素质教育改革问题；终身教育体系建设问题；创新人才培养问题；考试招生制度尤其是高考改革问题；现代学校制度建立问题；深化办学体制改革问题；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教育投入保障机制问题等。分会倡议，教育理论刊物应当积极主动地发挥自身优势，通过设立专栏、编辑专刊等形式，为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科学健康发展承担起使命，担当起责任。

二、应对数字出版：教育理论刊物的责任之二

十余年来，数字出版迅猛发展，迅速完成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高速扩张。当下，各种学术期刊网以其特有的优势逐渐发展成为强势媒体，不仅直接影响了传统纸质教育理论期刊的发行，而且逐渐危及教育理论刊物的生存与发展。与会代表针对如下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

问题之一：是机遇还是挑战？

有的代表认为，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是时代的必然，数字出版是大势所趋，网络阅读已经深入人心。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技术的日益成熟，数字出版已经成为必然。从这个视角分析，数字出版是教育理论刊物发展的机遇。同时，伴随着数字出版这一“朝阳产品”逐渐走向强势，来自数字出版的挑战愈益彰显。其表现有：一是要求编辑部与其签订独家入网协议：即只能加入我的期刊网，不能再加入其它期刊网。二是要求编辑部加入数字化优先出版系统：即在纸质版刊物尚未印刷出来前，就已经在期刊网上率先出版了。因此，教育理论刊物必须迎接这一挑战。

问题之二：数字出版的利与弊？

与会代表就数字出版的利与弊展开了充分讨论。有的代表认为，数字出版之所以迅猛发展，是因为其固有的长处：检索便捷、浏览方便、瞬间下载、库容庞大、资料丰富、省时省力。加之，有的学术期刊网为了吸引更多的期刊加盟，采取了整体产品策略，不断扩大延伸服务的范围。一是为查寻影响因子、下载量、转引率等提供便利。二是通过免费提供编辑部采编系统、学术论文不端检测系统等，部分满足了编辑部的需要。其弊在于：一是数字出版尤其是学术期刊网只是搭建了一个平台，没有自己的作者队伍，只能依靠各刊物提供资源。没有各家刊物提供源头活水，期刊网就成了死水一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期刊网有点“不劳而获”。二是上网下载费用相对高昂，没有实现免费化。目前，每页下载费用从几角钱至1元钱不等，下载10页左右，就等同于买一本刊物的价钱。

问题之三：是消极适应还是积极应对？

与会代表就如何应对数字出版的挑战各抒己见。绝大多数代表赞成积极应对。概括起来其应对策略有：一是增强法律意识。一方面，积极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等重要文件。另一方面，聘请期刊法律顾问，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完善刊物的守护职责。

二是教育理论刊物一方面可以在出版发行纸质版的同时，重视出版发行电子版，并以低廉的价格抢占市场。另一方面，可以以分会为平台，联合建立教育学术论文数据库、期刊网，利用行业优势及各期刊编辑人员良好的专业素养，建立更有利于教育理论研究人员浏览、检索和发表的数字平台。

三是联合起来保护知识产权。有的代表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教育理论刊物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使双方处于平等的对话位置。学术期刊网之所以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强大的数据库，就在于其采取各个击破策略，在学术期刊没有意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下，签署了合作协议。如今，任何一个刊物都不可能以不合作来争取自己的话语权。教育理论刊物必须借助分会这一平台，形成合作联盟，才有可能在分成方式、合作方式上与学术期刊网展开谈判，争取刊物应有的权益。

四是强化作者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有的代表认为，学术期刊网的发展虽然方便了作者，但同时也直接侵害了作者的知识产权。例如，目前已经有作者对每页几角至1元的下载费用提出质疑。教育理论刊物必须充分利用与读者紧密联系这一优势，与作者联合起来，才能使自己的话语拥有真正的力量。有的代表还详细介绍了我国台湾地区教育理论刊物要求作者签署“作者授权书”的做法。

数字化改革战略篇(4)

西南交大在轨道交通领域学科配套最齐全，专业设置最完善，核心资源最充分，在高铁、磁浮、土木等诸多科学领域、工程领域创造了百余项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

学校秉持“灌输文化尚交通”的历史使命，弘扬“r实扬华、自强不息”的精神，传承“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传统和“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的校训，培养和造就了以中国现代桥梁之父茅以升、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世界预应力混凝土先生林同炎，一代水利工程大师黄万里，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刘大中，等为代表的三十余万名栋梁之才。

数字化 一场范式革命

提出“数字化战略”绝不是赶时髦，这是西南交大主动顺应全球数字化时代潮流，抓住数字化发展战略机遇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在西南交大校长徐飞看来，“你可以错过一个机会，但不可以错过一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是数字化生存的时代、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云计算的时代，未来对人才的需求一定是数字化的人才。培养人才的工具、手段、方法、途径，也必须是数字化的。”

慕课这一全新教育模式的出现，引发了学习和教学的革命，这是信息技术诞生以来的重大变革之一。数字化引领着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的创新，给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教学方式带来深刻变化。

西南交大正在大力实施人才强校主战略，启动数字化战略，积极拥抱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时代;部署并推行“工科登峰、理科强基、文科跨越、生命振兴”四大行动计划。

徐飞提到：“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我们认为，数字化、信息化是一场革命。数字化并不是简单地把纸上的东西电子版。我理解的数字化，是一场范式革命，从教学理念、教学过程、教学管理到教学组织，完全都得运用数字化的思维。”

据介绍，西南交大制定了《西南交通大学数字化战略2014-2020年主要举措》，分阶段明确了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社会服务和信息化校园建设等方面的主要工作举措。在此期间，学校确保投入不少于1亿元资金用于相关软硬件的建设。

西南交大校长徐飞在谈到“数字化战略”时说：“一定要谨记三个主义：第一是理想主义，第二是现实主义，第三是拿来主义。这三者一脉相承。理想主义是彼岸情怀，诗意栖居;现实主义是立足此岸，脚踏实地;拿来主义是取其精华，人为我用。这三个主义同样适用于数字化战略的建设工作。”

实现精细化的过程管理

据了解，在人才培养方面，西南交大以教学资源数字化、教学支持网络化、管理信息一体化、人才培养信息数据化为基础，以教师、学生、校友为对象，通过对其校园学习、工作、生活与职业发展、终身学习等数据的全面采集、储存、处理、分析、挖掘与利用，支持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实现精细化的教学过程管理，形成学生成长发展档案与校友交流平台，构建起学校人才培养状态监测与质量保障体系。

在科学研究方面，西南交大将重点面向轨道交通和前沿科技等领域，广泛集聚大数据资源，开展数字化技术、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科学研究，努力取得对未来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性成果;以数据共享和整合为基础，以研究应用为核心，开发典型大数据服务平台，加速大数据理论、技术和应用的创新，为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为轨道交通的运营安全及管理提供强大支撑;更加努力开展现有学科专业的大数据研究，形成新的科研范式，促进科研取得更多新成果。

为有效推进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学校成立了推进数字化战略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分管人才培养、学生工作、科学研究、数字化校园建设等的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峨眉校区常务副校长、各学院院长为成员，负责推进全校数字化战略的谋划和决策。

同时，成立推进数字化战略咨询专家组，专家组1/3为校内人员，2/3为校外人员，而在校外人员里，国内专家占1/3，国外专家占2/3，对数字化战略的重大谋划和决策提出技术咨询意见和实施方案。

加强与大数据龙头企业

深入合作

比如，“交大就业”微信公众平台是国内开通较早、西南地区首个高校就业服务新媒体平台。

开通一年来，不断创新升级，为同学们提供“无微不至”的就业信息服务，全面助力学子就业。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交大就业”已经完成了三次较大的升级改版，从之前单纯的提供招聘会、招聘信息查询到现在集就业政策、招聘信息、就业指导、实时查询于一体的立体就业信息平台。

“可以从高等教育和企业领域这两个方面来谈。就高等教育领域而言，我本人比较熟悉几个学校。我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过高级访问学者，他们数字化与高等教育的融合程度非常高，数字化平台里储备了丰富的资源。注册、选课、办卡、保险等，只需登录一个网络系统，一目了然，应有尽有。所有的课件、课程资料、老师布置的作业，网上随时可以下载。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字化平台很强大，涵盖了从学习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得非常好。其他如哈佛、耶鲁、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在数字化、信息化建设方面也是走在前面的。”徐飞如是说。

其次是企业领域，IBM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医疗、交通、电力、零售业包括基础设施等，这使地球变得越来越智能化。

一站式信息化需要技术条件来支撑，从硬件、软件，网络到系统集成，从基础层、服务层到架构层，IBM构建了一整套体系。国内也有非常好的企业，如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公司。

“我们也希望把西南交大作为构建数字化大学、智慧校园试点单位，把试点变成示范。数字化是一场革命，并非简单的投入和技术问题。数字化运用到高校领域，将对治理能力起到极大的提升作用。”

数字化改革战略篇(5)

“智能教育推进战略”是一项教育改革，旨在解决怎样才能更加智能地开展韩国公共教育（义务教育和公立学校的教育）这个问题，将全面改革教育课程、教育方法、学习评价和教师进修等，主要包含六大战略：①数字教科书的开发和应用；②在线课程活性化；③构筑教育内容的公共利用环境；④强化智能教育；⑤推行以云计算为基础的教育服务；⑥设立旨在推进智能教育的未来教育研究中心。

这是一项旨在有效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实现新型教育的综合性战略，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数字教科书。

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定义的数字教科书是指“能够在学校和家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用，可利用视频和动画等多媒体手段将参考书、习题集和专业词典等合并到现有教科书中，拥有多种多样的互动性，可供学习者根据自己的特性和能力等学习的教材。”

韩国的数字教科书开发历史可以追溯到1997年。而在学校，2000年前后教师就已经开始在课堂上使用原创的数字教材。

2002年，韩国启动教育行政信息化系统“NEIS”（N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System），全面着手开发数字教科书。同年，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了“数字教科书商用化推进计划”，并从2008年开始在全国的小学和初中进行数字教科书实验教学。被指定为实验学校的小学和初中以语文、数学、英语、社会和科学五个科目为中心，在每个年级指定一个班为数字教科书实验班，与不使用数字教科书的其他班就学习效果和学生健康状态进行比较，最后向政府报告。另外，负责教师还会参与改善数字教科书的易用性，研讨使用数字教科书的最佳授课方法。

数字化改革战略篇(6)

改制

从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作出战略部署以来，8年的时间，我国文化体制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深刻变革，河北出版集团也在这场变革中摸索着前进。在改革中，他们不做表面文章，不回避实质矛盾，改得到位彻底。

2005年，他们率先在新华书店系统实施了转企改制。2008年又全面启动了集团的整体转制工作，2009年6月注册成立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场脱胎换骨式的企业化改造由此拉开帷幕，清产核资、土地处置、人员安置、机构调整等一系列工作逐项得以落实。

在人员安置方面，由于离岗退休政策和设立职工权益保障金的做法得到了员工的认可，《集团事转企改革人员安置方案》职工表决同意率达到87%，在199名符合条件的人员中，有110多人选择了离岗退休或自谋职业，整个过程平稳顺利。同时，集团还为358名具有高中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解决了聘用待遇问题，稳定了人才队伍。

在资产和土地处置方面，对18家成员单位的全部资产进行了清查核实，摸清了企业家底，核销了不良资产，优化了资产结构；对全系统455宗1860多亩土地进行了清理评估，其中对267宗划拨土地进行了作价出资，转增国有资本2.2亿元，使集团资产状况得到改善，发展后劲得以增强。

在干部调整方面，涉及职务变动的有72人，其中提拔43人，交流31人，可以说调整人员多，涉及范围广，不管是提拔任用的，交流使用的，还是没被提拔、没作调整的，大家都能从大局出发，欣然接受组织的安排，表示要保持一种进取心，在自身岗位上继续建功立业。

在顺利完成转企改制的基础上，他们正在积极谋划股改上市，以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增强市场知名度和社会公信力，实现经营管理和资本运营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整合

转制前的河北出版集团，产业链条不完整，板块优势不突出，部分企业存在小、散、弱的问题，难以形成合力。这次转企改制中，集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合。“资源整合的目的是强化集约经营，打造板块优势，提高竞争力和发展力。”杜金卿如是说。

河北人民出版社社长兼任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兼任花山文艺出版社社长，并将相关资源进行重组整合。这一创新举措，意在充分发挥人民社、少儿社的品牌优势、市场优势、人力资源和经营管理优势，带动相对比较困难的科技、花山出版社走出困境，创造辉煌。

集团内编印发各环节、人财物各要素的优化重组也全面展开。他们整合集团教材租型印制和省外营销推广业务，组建了教材经营公司，教学用书和“农家书屋”图书的市场推广力度加大，成效明显；统筹运营集团公司产业园区和重点投融资项目，成立了投资发展公司，拓展了产业发展的新领域；整合集团各社2报6刊，组建了阅读传媒公司，努力做强报刊传媒业务板块，力争打造名刊名报；整合集团公司在北京的出版资源，组建了北京颂雅风出版传媒公司，拓展集团公司在首都的出版窗口和发展阵地；整合集团公司印制业务，理顺了产业链条；整合集团公司物业服务资源，组建了物业服务公司，盘活了物业服务资产；整合仓储公司和外贸公司，成立了出版物资贸易公司，统一经营集团公司出版物资采购、仓储与销售业务；组建出版物销售公司，统筹运营集团公司一般出版物的市场营销推广业务，集中打造冀版品牌，等等。

创新

杜金卿认为，转企改制只是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在这次体制改革中迈出的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在机制创新上求突破，真正实现“化学反应”。在完成体制政策层面的改革任务后，他们在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上下功夫，制定出台了资产管理、员工管理、薪酬分配、绩效考核等20多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精心打造一个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市场主体。

在建立集团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方面，他们重新设置了公司组织架构，完成了总部中层管理干部和各子公司经营班子的调整配备工作；在积极推进员工管理体系建设方面，他们制定出台了《中层管理人员管理暂行办法》、《员工管理暂行规定》、《员工考勤管理暂行办法》，与总部员工和各子公司经营班子签订了新的企业劳动合同；在推进企业薪酬体系建设方面，他们制定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薪酬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集团公司总部薪酬管理办法》和《子公司经营层年薪制方案》，集团公司总部和各子公司经营班子正式实施企业薪酬体系；在建立完善绩效考核和奖惩激励制度方面，他们制定实施了《子公司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集团公司总部员工绩效考核暂行办法》和《关于设立董事长奖励基金的决定》；在建立完善资产管理、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制度方面，他们制定实施了《重大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内部审计工作规范》、《财务总监管理办法》、《集团公司财务开支管理办法》等等。目前，各子公司正按照集团公司统一部署，结合各自实际，扎实推进企业机构调整、竞聘上岗、薪酬分配和绩效考核等改革工作，干部职工的企业意识、市场意识、经营意识明显增强，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发展

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发展，集团决策者精心谋划、积极推进的“出版产业创新工程”，正日益成为该集团加快战略发展布局的重要“棋子”。

该工程以精品出版工程、数字出版工程、河北数字出版产业园、石家庄国际图书大厦、京东文化产业园、河北出版物发行中心、北戴河文化创意产业研发基地等15个重点项目为支撑，占地3000多亩，总投资约135亿元。目前，总投资3.4亿元、建筑面积10.3万平米的河北出版物发行中心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成，预计2011年5月竣工；北戴河文化创意产业研发基地项目已经开工建设，计划 2011年竣工投入使用；京东文化产业园项目二期工程出版物发行物流中心也将于年底前开工建设；石家庄国际图书大厦已经进入项目报批阶段，将建成省会一流的大型书城和文化消费场所；其他项目也都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和推进。

数字化改革战略篇(7)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党建为统领，积极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双师团队建设有突破，毕业生就业质量较高，专业建设成绩较突出。

近三年来主要工作：

1.完成“2014年山西省职业教育重点专业建设项目一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项目建设及验收工作，主持课题“基于三新教学理念，校企四共信息技术技能人才”，荣获山西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2014-2019年；

2.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做好信息技术专业群顶层设计，完成“山西省职业院校高水平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申报工作。2019年；

3.作为项目主要实施人，完成“全国第三批现代学徒试点”及“山西省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申报工作。2018年我院与昆山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等专业探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建成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校企双方共同修订《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2018级现代学徒制班教学工作正在按计划实施，有关教学资源校企双师共同制定中。2018年9月起；

4.在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委会领导下，作为主要负责人，承办“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赛项技能大赛，我院以“技术精湛、组织严密、周到服务”组委会肯定、同行好评。我院本赛项荣获团体“一等奖”。2019年11月；

5.成功申报1+X制度证书试点2项，电子商务数据分析、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2019年12月；

6.积极相应山西省大数据战略，探索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

实施大数据战略是我省破解资源型地区创新发展难题的重要手段。2019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出台了23条“真金白银”政策支持发展数字经济。百度（山西）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产业项目等一大批项目已列入山西省2019年大数据领域重点推进。2019年12月2日，省委书记楼阳生深入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调研时指出，建设数字山西，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必由之路，希望百度加强与山西企业的合作，拓宽应用服务领域，为建设数字山西、打造数字政府作贡献。形成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社会人文环境，助力高质量转型发展。2019年，信息工程系抓住机遇与山西威尔达安迪科技有限公司在百度数据标注领域开展合作，在2018级云计算、大数据部分学生实施引企入校、工学交替人才培养。

7.贯彻“网络强国”战略，落实山西省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进程，在5G领域，探索产教融合人才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