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经营管理篇(1)

1推进市场扩张，拓宽经营渠道

市场化动作，是中石化集团对油田社区服务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之一。推进市场扩张，拓宽经营渠道，是提升中心市场化运作能力的重要一环，关键是强化外部市场项目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市场扩张。

1）严控外部项目用工总量。物业服务工作大都机械化程度不高，主要靠员工进行现场服务，人工成本占比较大，而在远离江汉的武汉、荆州开发的项目，还需增加住宿、生活、沟通等补贴，人工成本更高。降低人工成本的首要任务是严控用工总量。应本着精干高效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压缩管理人员定员，岗位作业人员也按满负荷要求进行配备。

2）优化外部项目人员配置。在外部项目人员配置上，综合考虑经济效益、质量效益、社会效益，以质量保证为前提，经济效益为目标，社会效益为支撑，采取就地招聘与油田派遣相结合的劳动力组织管理机制，在保证关键岗位员工队伍稳定的同时，着力降低一般性岗位用工成本，除炊事员等骨干队伍由江汉派遣外，其他用工大多就地招聘，并优先录用主业单位在当地的家属，有效减少异地就业人数，降低住宿费、住勤费及交通费开支，缓解异地就业成本高的问题，也解决部分主业单位员工家属的实际困难，实现了一举多得。

3）优选外派人员住宿方案。从油田派遣到武汉、荆州等城市的外部项目工作人员，住宿成本较高，在减少派遣人员数量的同时，还必须注重优选住宿方案，综合考虑住房费、交通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力求成本最小化。一般来说租房比宾馆住宿低，派遣人员由宾馆住宿改为租房住宿，是降低住宿费用的有效途径。选择租赁房时，须综合考虑区域租金价格差异，交通费用差异等相关成本差异，选取最佳方案，在保障服务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做到住宿相关费用最小化。

2简化经营流程，降低管理成本

优化机构、班组、岗位、活动设置，推行职能、会议、资料“三合并”，简化经营管理过程，消除无效环节，改进低效环节，实现人力、物力、财力的节约，从而提高管理活动效率。

1）合并管理职能。一是内部车辆集中管理。改变生产指挥车、生产运输车、环卫专用车分散管理的格局，将中心所有车辆集中到运输队进行统一管理，提高运输队管理的幅度，充实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强化生产指挥车和环卫专用车的专业化管理，有效降低油料消耗和修理费用。二是现场服务规模化管理。对规模过小的班组进行合并，提高场所、设备、器材的综合利用率，提高了班组活动效率。在进行机构合并的同时，还对部分岗位进行了合并，如将中心办公楼安保值班岗与生产调度岗进行合并，消除重复值班，降低人工成本。

2）合并大型会议。大型会议涉及面广，会议成本高。中心本着少而精的原则，注重会议的策划，力求将多个会议合并召开，减少开会次数。如社区中心半年检查讲评会、经营纯净考评分析会、ISO9000质量体系管理体系评审会，可合并召开。要注重策划，讲求实效，防止会议走形式，既节省会议费用，也提高会议效率。

3）合并基础资料。中心10个职能部门，各路都对基础资料有自身的要求，存在交叉、重复设置基础资料的现象；质量体系，经营管理，和谐创建等，对基础资料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要将基础资料归口到中心经营管理科，统筹考虑集团公司“三基”工作、ISO9000质量体系、中心内控管理、文明和谐小区创建等要求，协调各职能部门意见，对基层单位资料进行整合、精简。按照这一思路，中心形成了4部手册统领16类、48项规范记录本组成的资料体系，消除了重复资料，实现了管理与服务过程的可追溯。

3细化预控管理，严把费用出口

中心作为油田经费单位，收入来源渠道较为单一，管理局对经费指标压得很紧，从客观上要求中心细化预控管理，严把费用出口。应以目标管理为依托，精细预算为核心，严格考核为动力，量入为出，挖潜增效。

1）优化降本目标管理。中心下达基层单位的费用指标时，强化“四分开”、“四严控”。做到固定费用与变动费用分开，生产性变动费用与非生产性变动费用分开，锅炉供暖费用与常规服务费用分开，经常性费用与临时性费用分开，给每个基层单位明确下达单项费用指标30余项，同时还下达节约非生产性费用和节水，节油，节电、节煤等节本降耗目标，要求基层单位及班组严控水、电、油及零星材料费用支出，规范班组效益指标考核办法，统一班组主要效益指标分解考核台账，促进微观指标分解落实到人头，促进目标管理的深化。

2）推行精细预算管理。内控管理已推行多年，多层次、全方位的预算管理体系已趋于完善。应注重强化预算的科学性，要求各基层单位、各职能部门，根据中心核定的年度单项费用指标，深入调查分析，结合生产进度与季节性差异，在适当留有余地的情况下，准确制定月度预算，每月20日前上报下月费用预算，并附详细的预算说明。需发生现金支出的，必须提前两天上报资金计划，否则不予付款。中心财务资产科要加大预算审核力度，发现某单位、部门预算与实际不符的，一律要求说明原因，提高有关人员的精细预算意识，降低基层预算的随意性，提高预算的合理性。

3）强化成本费用考核。一是严格费用确认。要求物料消耗年有预算，月有计划，购有审批，报有依据，领有程序，耗有记录，不符合内控制度要求的费用支出不予认可。二是严格成本核算。严格水电计量跟踪监控，保持中心、基层、班组能源计量数据三对口，提高了现场计量数据与财务结算数据的一致性。三是严格成本考核。既考核总成本，还考核单项成本，特别是严格考核常规能源消耗成本，对费用节约率排名靠前的单位，月度挂红旗，作为年度评先选模的重要依据；对月度费用超支的单位，月度挂黄旗，并责成单位领导限期查明原因，拿出改进措施。四是实行效益挂钩。如无领导认可的特殊理由，月度累计常规变动费用超支的单位，暂停发放单位员工的月度效益工资。年终考核常规变动费用节约的单位，按节约额的50％提奖，超支的单位，等额扣减单位年终兑现奖。

4抓住关键环节，推进挖潜增效

社区服务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锅炉供暖等服务项目又是高耗能项目，人工与能源成本，占总成本的80％以上。降低人工成本与能源消耗，是挖潜增效的两大关键点。

1）全员动手创效。中心员工能干的活，一律不外包，也不外顾临时劳务人员，环卫保洁、绿化养护、主排水沟清淤和小型维修工程，靠员工自己动手来完成。引领社区居民、社区党员、青年志愿者，参与“共创和谐社区、共建美好家园”、“清淤保畅通，为小区添光彩”等活动，营造社区共建、共融、共享的良好氛围，缓解了经费紧张的压力。结合油田矿区绿化调整，将规划淘汰的一些有价值的树种，自己动手移栽到特定区域，形成新的园林景观，如中心各小区物业站员工自己动手，从局水杉公园移栽拟淘汰的棕榈达1300棵，仅此一项就节约开支10万余元。

2）管理创新创效。以精细管理为出发点，大力推进管理创新，采用新手段、新机制，强化节水、节电管理。运输小区牧业服务站通过QC小组活动，解决了自动冲洗水冲式公厕冲洗频率自动调节系统，能够通过定时调节器，对不同时段的冲洗频率进行自动调节，中心对该成果进行了全面推广应用，并推广到了全油田，在保证冲洗质量的前提下，大大降低了水耗。优化用电精细管理机制，在门卫等倒班作业岗位，完善电表电字交接机制，将电耗考核到各时段，各小班，落实到人头，促进员工节电积极性的提高。

社区经营管理篇(2)

[关键词]社区治理；地摊经济；多中心治理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24.169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24-0-02

1 广州市社区治理现状及问题分析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多重驱动下，广州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的局面。从1986年政府提出社区建设的目标，到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建设至今，社区作为社会基层组织形式，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密不可分。政府开始重视发展社区自治权利，逐步实现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截至2013年数据显示，广州市流动人口首次反超广州市常住人口，省内农村人口和外省城市人口居多。自由职业者、外来人口失业人口的不断增多，加速了新贫困阶层的出现。阶级分化严重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加剧了治理的复杂性。对于当下出现的治理危机，旧制度下的社区形态并没有足够的和经验去应对。

1.1 治理现状的多元复杂

双转型时期人口流动加速造成社区人口结构多元化，社区治理要求提高社区服务质量，涵盖更广的被服务人群。社区主体复杂化和社区居民需求多元化，传统的社区职能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一些社区边缘形成了“两不管”地带，城管（政府部门）管不好，社区也管不了。因地摊经营的流动性、不规范性、异质性，摊贩主长期以来成为游走在边缘地带的“两难管”群体。摊贩多为外来人口，居住地分散，集聚在人流量大的社区周边，由于缺乏良性引导，对社区的卫生环境和居民生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1.2 治理主体单一，服务人群狭隘

传统治理体制长期采用单一主体治理模式，过分强调政府和管理部门在执法中的权威性，整体表现为“大政府，小社会”，自上而下对社会事务实行单一性、命令式的管理。

社区管理结构不合理，自治和监管水平低下。作为中心社区管理主体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支配主要社区资源，长期将摊贩拒之门外。非政府组织和居民很少能真正参与生活环境的管理。摊贩主作为社区辖域内的经营者、社区利益的相关者，脱离于社区，无从获得经营地的社区资源。

1.3 服务人员专业性不足

当前，从事社区管理服务的人员主要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人员，以及少数家综社工人员。由于服务人员从业门槛低，人员准入制度不严格，使得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综合服务水平不高，地域服务水平不均等。此外，管理人员专业技能较为单一，未能更好地在管理过程中评估多方需求和科学地分析社区管理和流动摊贩间的相互关系及相互作用，一直沿用“老办法”管理“新社区”。

2 广州市地摊经济现状及问题分析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在缓解就业压力、满足不同需求和促进消费等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地摊的存在也使得广州市的城市卫生环境、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难度增加。

本次研究分别针对消费者、疏导区摊贩以及非疏导区摊贩三个利益关系群体发出递进式问卷共550份，平均有效率为93%。发放地点分别是大学城和海珠区南州街沥虼寤烦歉咚偾畔绿贩疏导区、越秀区云双南路双燕岗摊贩疏导区。经分析得出当前广州市地摊管理存在这样几个核心问题。

2.1 整治手段强硬，摊贩主与城管关系长期僵持不下

城管执法始于20世纪80年代，采用巡视的执法方式，对于发现的乱摆卖行为即刻进行取缔和处罚。治理手段粗暴简单，整顿手法一边倒。近年来由此引发了大量摊贩与城管街头暴力争执的负面案件。就如何看待城管部门的治理行为的问题上，有高达88%的被采访广州市民表示对政府治理行为不满，希望会采取更有效的作为；43%的市民认为应该“以保障商贩生存生活权利为重点，允许流动商贩在部分街道沿街设点”，一味禁止只会禁而不止，触发社会阶层的对立与仇恨；分别有22%和28%的人选择“寻求二者平衡”和“拓宽就业渠道，减少商贩”，而7%的群众则倾向于“以市容环境为重点，严厉打击小商贩”。

2.2 政府单一垄断治理，治理主体单一，沟通方向单一

广州市当前的治理方式是政府权力主导，城管部门负责管理，为部分摊贩提供疏导区进行经营。但是大多数摊贩仍维持在非疏导区零散设摊经营的状态。同时，缺乏相应开放而完善的民意反馈机制，造成沟通断层。摊贩主作为社会底层劳作人民，缺乏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导致地摊治理问题得不到根本成效。

2.3 试行疏导区成效不明显

2010年8月，广州市首批三个“走鬼”集中摆卖点相继在荔湾区南源街、逢源街和萝岗区青年路开张，收编“走鬼”定点正规经营。广州市城管委通报，力争3 年内建成120处，引导10万流动商贩入室入场入点经营，3年内建成120处临时疏导区。但是，仍然有接近20万流动摊贩处在“人人喊打”的情境。

在随机接受调查的流动摊贩中，67%的人表示未曾听说过疏导区。除广州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后宣传教育工作力度不足外，疏导区管理费用过高，设点位置和建设数量不合理，疏导区周边流动摊贩的不平等竞争等问题，均打击了守法经营摊贩主的积极性，使得疏导区的发展止步不前。

2.4 内外因素的制约和限制

目前仍没有社会民众和非政府组织同政府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基层人民的主体权利得不到保障，各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分工不明，这是外因；摊贩等社会民众社会治理参与意识不强，参与能力不足，“象征性参与”多于“实质性参与”，一时间难以一下子承担起政府放权而来的职责，这是内因。

总的来说，过渡时期的地摊经济，处于半合法化半被驱逐的尴尬地位，在城市重点地区仍然坚持排斥性的“堵”，在合适区域建设疏导区进行包容性的“疏”。

3 社区治理模式理论基础分析

3.1 “善治”理论模式

善治是通过有效的双向沟通来倾听民意和合作决策，来预见社会危机，解决社会问题和维护社会稳定，最终达到互利共赢的公共管理模式。“善治”的提出，源于中国古代的政治词汇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当中，现象征一种重视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的合作管理理念，提倡合作治理，为探讨新型社区管理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3.2 多中心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理论最初源于西方，美国学者埃莉塔・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多元权利主体平等共同参与社区管理，各权利主体之间民主、合作、和谐法制、地位同等。结合中国实际，基于当前基层群体和非政府组织能力薄弱，不能单纯套用西方的自由资本模式。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必须承认地摊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接纳他们成为城市的一个部分。社会学家王明美认为：“地摊经济，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城市应该为地摊一族‘松绑’”。

4 社区治理―摊贩管理模式对策分析

4.1 转变政府职能，扶持社会组织

转变政府的中心地位，让政府（城管部门）职能从“控制”向“监督监管”转变。同时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纽带’的作用，协调政府、社区、市民与摊贩之间的关系，寻求摊贩利益、市民需求和城市秩序之间的平衡，使政府包括城管部门从大量琐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同时强化民主参与，实现社区自治。

4.2 成立地摊经营管理协会

地摊经营管理协会是由地摊行业内部成立、通过民主选举管理层、科学制定行业内经营者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致力于解决经营问题和经营纠纷的行业自治组织。在日常经营中，摊贩个别问题可以通过行业自治组织先行解决，进而再到社区，将大大减少政府相关工作，且更有利于问题的针对性解决。协会的定位是协助政府部门管理流动摊贩、实现自我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协会代表广大摊贩主发声，为他们争取生存和经营权利，同时也约束了摊贩主自身的经营行为，防止乱摆卖、随意处理废弃物和不合理的价格竞争等行为。

4.3 扩大社区自治权利，完善社区辖区内摊贩经营监管制度

将传统的城管及相关管理部门职能转移到社区治理范畴，真正为社区“增权”。由社区自治基层组织（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等）联合有关专家，协同地摊经营管理协会，共同制定社区治理条例，设计管理方案，明确社区辖区内一切摊贩经营的准入、登记、取得经营许可及监管程序，办理地摊准入、登记手续及日常管理办法等。

成立社区地摊治理监管部门，与政府城管部门共同负有监管职责。监管部门人员由城市规划专业人员、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卫生安全检测人员、社会危机管理专家、社区内摊贩主代表、社区居民代表等相关人员组成，定期向社区反馈经营管理出现的问题和提出意见。

4.4 长期购买专项社会工作服务

自近几年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正面效应凸显，不断有社区管理研究者将目光转而投放到社区工作专业服务上，预见未来社会工作组织参与管理的主体地位。摊贩属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之一，存在许多生存问题、家庭纠纷等问题需要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介入。政府可以设立地摊治理专项社会工作服务试点，该专项服务致力于协助解决摊贩生存困难、家庭纠纷、语言障碍、适应融入等，提高摊贩维护公共秩序与卫生的意识，同时增强其社区归属感。

4.5 打造广州城市特色文化

广州是个以经济文化包容性著称的城市。“善治”的政府不仅仅是要整治好地摊经济，更要巧妙地将其利用起来，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一股新力量。兴建广州地摊经营特色区，加强和谐社区摊贩管理点建设，鼓励地摊主进驻依法经营，适当进行监管，打造特色区品牌，并作为新型城市文化的重要项目之一积极推广。

4.6 构建“政府―社团―社区―公民―流动摊贩”的多中心社区治理模式

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社区治理权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转变，形成政府主导，由党委、政府机构、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和居民代表大会）、社区中介组织、辖区单位、行业自治协会等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明确各个主体的角色分工，培养各个成员的社区主人公意识，引导社区内的良性互动。

4.7 成立风险评估队伍

根据社区危机管理理论，在不断革新体制的同时，也要关注地摊经营随城市经济发展动态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需求，做好应对风险的方案，预见社区危机发生、解决社区危机问题以及危机结束后的社会功能恢复，将一切可能引起社区危机的因素都要列入考量。

主要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张国斌.加强社区城市市政的管理――浅谈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的治理途径和方法[J].理论纵横，2011（2）.

社区经营管理篇(3)

论文摘要：社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地域单元，它具有独立的经济功能和行政职能。社区经济是为了保障社区各项工作有序进行而开展的各项经济活动的总和，它具有服务社区、稳定社区、增强社区凝聚力的作用。现阶段为适应市场化的需求。最大地发挥社区经济的功能，我国应加快社区经济经营机制转换．加速社区经济的产业化发展，使社区经济走上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道路。

论文关键词：社区社区经济社区服务产业化

一、社区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加速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生活中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单位”的社会功能正在逐步弱化，社区理念开始兴起，“社区经济”的概念也随之萌芽。社区是城市的细胞，社区经济是社区建设的基础，为社区建设提供经济支持与物质保障，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市经济发展中财力不足的缺陷。

1、社区经济发展的现状．

在我国，社区经济是一个新兴的事物，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由街道经济逐步分化而来的。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城市没有社区，国家对地域的管理主要是单位制管理模式，街道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许多社区管理的职能。为保证财政收支平衡，街道不得不搞经济。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单位制街道经济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社会对新型社区的要求才开始不断强化。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实行“政企分开”、“政社分离”政策，这为社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与传统意义上的街道经济不同，社区经济是以非盈利性组织和公益眭组织为主体，追求社区福利的最大化。

2、社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体制不顺。目前从社区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我国社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公共权力在二级政府三级管理中的分配不明确，往往是两级政府包干一切，社区缺乏自。而且“企事业单位办社区”往往延续企业管理的那套模式，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扭曲了社区经济的真正价值，不能有效发挥社区服务的功能。除此之外，体制不顺还表现在社区经济活动中的多头领导现象。市政府、区政府、街道办事处这种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中，社区企业大都在市、区有关部门中有对口关系，导致多头领导、政出多门，造成效率低下。

(2)产权模糊。我国社区经济的所有制形式主要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股份合作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街道和居委会往往是最大的出资者和股份所有者，但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没有财产的所有权和授权经营权，这就造成社区财产名义上人人有份，实际上人人没份的产权虚设状态。

(3)管理薄弱。社区管理者多是退休的老年人、下岗的中年人和待业的年轻人，在管理理念、管理经验和知识构成上都存在很大的不足，很难从全局的角度考虑社区的发展。管理薄弱使社区经济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很难吸引优秀人才来参与企业的管理。因此，现阶段我国应加快研究解决社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使社区经济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同时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支持和保障。

二、社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从社区经济的构成上看，一般多以商业、生活服务业和修理业等第三产业为主。社区经济的性质决定了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的服务是社区经济发展的宗旨，办好经济促服务是社区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国际上，特别是欧美等社区制度发展较为完善的国家都十分重视社区经济与服务之间的关系。早在18世纪，西方国家的社区服务便开始了实践，如18世纪初起，英、法、德、美等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区组织便协同政府对失业人员、贫民进行救济和扶持的工作。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就业份额已达到20％～30％。19世纪中叶，在社区经济的推动下，社区服务类的慈善组织相继出现，如1876年美国第一个“社会服务交换所”、1886年美国第一个“社区服务中心”等。到了2O世纪，社区服务工作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普及。

相较于国际社区的发展状况，我国社区经济的发展显得尤为滞后，困难重重。直到20世纪末，在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的情况下，社区经济才得到迅速发展，社区经济的服务功能、保障功能、稳定和凝聚功能在社区建设中才逐步发挥出来。如社区再就业工程，这一方面解决了下岗职工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也为社区发展注入新的力量。但是现阶段我国社区经济的作用仅局限于：支持生产社区居民必须的消费品；为社区居民提供商业、旅游、搬运、维修等服务；为城市主体经济提供服务性劳务等，还没有形成一种产业化发展的模式，难以发挥规模效应，能为社区居民提供的生活保障还十分有限。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社区经济，提高社区经济实力，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社区内部矛盾，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为更广泛的顾客群提供同质服务，降低供需双方的成本，取得规模效应。

三、发展社区经济的措施

社区经济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能够吸纳大量人口就业，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也是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实践，我国的社区规划建设开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社区规划开始了区域发展的规范化、持续化进程。随着社区制度的完善，社区经济的功能将日益突出。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应加快社区经济的产业化发展，促进经济体制转换，加强制度创新，最终实现管理、服务与社区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1、转换社区经济经营机制，适应市场化需求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社区制度的逐步发展，要建立适应市场发展的现代社区经济，应该加快社区经济经营机制的转换，提高社区经济的综合竞争力。针对我国社区经济基础差、底子薄的现状，我国社区经济在发展方向、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等方面要做到与市场相结合，优化经济结构，创新管理体制，使社区经济组织充分发挥其服务、保障、稳定、凝聚的功能。在发展方向上，要提高社区经济自身竞争力，从传统条块分割的行政区划中走出来，参与市场经济的大竞争，重点发展投资少、技术要求低、资金回收快的小型服务性的经济组织和专业性强，技术水平要求高，具有规模效应的经济组织。在管理体制上，要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社区经济组织的内部管理作用，扩大社区经济组织的自。在经营机制上，要适应市场化需求，灵活多变。社区经济实体要积极推进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改革，明确企业内部产权关系。社区经济实体要走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道路。

2、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区经济自主发展

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加快社区经济发展就要对政府行为进行重新定位，政府应积极地退出社区经济的直接管理，转而进行间接管理，支持和引导社区经济，促进社区经济的自主发展。具体地说，政府在社区经济发展中主要应该发挥以下三个职能。

(1)投入职能。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和社会管理者，理应对社区经济的发展担负投入的责任。政府投入的来源是税收，为保证政府投入的稳定性，进行税制改革、调整税制结构是必要的。同时，由于政府投入是有限的，社区应营造社区经济运作的特殊机制，整合多元投入。

(2)引导职能。社区经济叉寸社区建设所提供的多是社区福利性的支持，多在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领域，而市场机制在这些领域中往往是失灵的。这时就需要i女府这一外力来进行调控和引导。这里，政府的引导职能应主要包括：政策引导、信息引导、经营行为的引导，以及分配及消费等方面的引导。

(3)整合职能。这主要是指对产权结构、利益结构等的调整和重组，以增强适应市场的能力。在产权整合上，政府应发挥的作用是确认产权归属，批准产权重组；在利益结构整合上，政府应通过不同的制度对非营利性和公益性领域的利益进行重新安排。

3、走产业化发展之路，提高社区服务质量

社区经济产业化是指在一定社区的地域范围内，以市场为导向，以满足社区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以社区各种经济组织为载体的社区服务业，经过社会化、商品化的发展，形成一个新的产业的过程。解决我国目前的这种社区服务质量要求高与满足率低之间的矛盾的最根本做法就是实行社区经济产业化发展具体地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政府要利用各种调控手段，对社区经济的发展制定统一规划。区别定位社区经济的各个组成成分，在政策上鼓励社区服务业走产业化发展道路，为社区经济产业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2)建立健全社区经济的产业组织体系，为社区经济产业化提供必要的载体。目前我国社区经济产业化最大的障碍就是产业组织贫乏，因此应加快建立集管理、技术服务、咨询为一体，具有综合能力的产业组织。

(3)采用规模经营，引入新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技术，使社区经济从单一型、分散型向集团型转变，发挥规模效应。

4、加强人员管理与培训，提高社区管理者素质

社区经营管理篇(4)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社区；必要性；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3-0000-03

建设社区非营利组织，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城市社区的管理体制改革，对社区组织结构做进一步的调整，帮助实现社区服务水平的提高，并推动先进社会管理模式以及社会组织模式的建立。现阶段，在非营利性组织的建设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合作障碍、认可障碍、筹资渠道有限、志愿参与少等问题。完善社区非营利组织，对国家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加大公共财政以及税收等政策的支持，培育社区参与观念，逐步提高对组织的建设力度。

一、简述社区非营利组织

1.非营利组织

1980年，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了一种组织机构，即非营利组织。这种组织的出现，促进了二十世纪公共管理领域的重大变革。就我国而言，为应对这种全球性变革，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模式，并逐渐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为建立非营利组织创造了空间。

对于这种组织的定义，包括了以下四种观点。一，从法理上看，（1）非营利组织的建设目标在于促进科技事业、教育事业以及慈善事业的发展，并实现税法的相关规定。（2）非营利组织的净收入并不能满足私人要求。（3）该组织的主要活动对国家立法并不产生任何影响，不会干涉国家公选，且能够享有免税资格。二，从资金来源看，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来源于成员所缴纳的会费以及支持人员的捐赠等，并不通过出售服务以及商品来筹集资金。三，从组织结构以及运行方式看，非营利组织是一种自治型、自愿型、非利润分配型的民间组织。四，从组织特点看，非营利组织具备了服务大众、不以营利为发展目标、不为私利服务的特征，同时还拥有合法的免税地位，能够为捐赠人提供减免税费的合法权利[1]。

2.社区非营利组织

社区通常指的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聚集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群体。而社区组织则是建设城市社区的基础。将受益者以及组织目标作为划分标准，可以将社区组织分成慈善型组织、互助型组织以及经营型组织。其中慈善型组织以及互助型组织都是非营利组织，具有非营利组织的全部特征。根据创办结构的性质可以划分成两大类，即民间兴办组织以及政府兴办组织。社区非营利组织和传统的国有福利单位，在目标任务、管理模式、组织方式以及资金供给渠道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2]。

二、建设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必要性

城市社区以非农产业以及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作为基础，其组织规模大，结构复杂，以群众性组织以及基层政权作为保障，通常以居委会以及街道作为单位，不以营利为组织目标，通过组织开展的各种志愿型互益或公益活动，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3]。

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为建设社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通过分析城市社区和社会经济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能够为城市社区的建设提供坚强后盾，同时对城市社区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对城市社区现状的分析发现，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下列两个因素的影响：（1）社区的建设是将行政推动作为主导目标，将工作方案作为导向，具有浓烈的行政性特征，群众自愿参与工作方案。社区组织缺乏专业的工作人员，参与者多是独立行动，随意性强，缺乏专业的指导。在形成机制方面，现阶段大部分城市社区并不是自然建设的，和我国各级政府存在着较大的联系，多数社区组织承担的是各级政府的工作职能。同时，从管理体制方面而言，社区组织，如街道委员会、街道办事处等，依旧采取的是传统的管理模式和行政措施。（2）通过对我国社区建设成效加以分析发现，我国社区建设过程中注重的是硬件设备的建设以及经济的发展，对于社区居民的互助精神、社区归属感、民主意识以及集体合作意识的培养力度不足，未能够完全调动该社区的全部力量，未能够充分利用社区的所有资源，无法实现社区资源的有效共享，社区建设氛围不强，限制了社区的协调发展以及城市的和谐进步等[4]。

正是因为上述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社区组织带有严重的特征，服务效率低，工作不达标，社区居民并不愿意参与活动，无法预防以及解决各种社区问题。所以加强建设社区非营利组织，运用新的建设体系以及管理模式，建立民主化管理机制，实现社区自治，充分发挥社区非营利组织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提供更多优质的公益服务极为重要[5]。

三、建设社区非营利组织存在的问题

中国社区非营利组织主要分成两种，社区的民办非营利机构以及社区团体，这两种组织的活动内容包括了社区卫生、社区治安、社区服务、社区环境以及社区文化等所有社区事务。其中社区团体作为核心，其建设以及发展现状代表的是整个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现状。通过分析社区团体在建设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就能够大致了解我国社区非营利组织所存在的问题[1]。

第一，注册登记的数量以及人均拥有量并不多。根据调查统计发现，中国依法登记的社区组织共有50.67万个，而其中民办非企业机构则有23万个，社会团体有27.3万，基金会有3713个。我国的社会组织建设力量以及发展力量正在逐渐提高，对于实施国家政策以及提供各种服务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是建设现代社会的主要力量。但是社区组织的建设水平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较大。

现阶段，中国超过了65%的城市社区组织均在老年群体服务、社区生活、残疾群体服务、文体活动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建立了社区协会以及民办非企业组织等，拓展了社区服务，提高了社区就业率，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并维护了社区的和谐发展。但是社区组织的注册登记数量还是较少，未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6]。

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的人均拥有量并不高，和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天津市，每万人只拥有20多个社区组织，但是法国则有100多个，美国有50多个，比利时有80多个，日本有90多个。这直接说明了中国社区组织的人均拥有量并不高，限制了社区服务的提供，也严重影响了社区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第二，功能不强。多数未通过合法注册登记流程的社区非营利组织，所组织的各种社区活动遭受社区居民的质疑，居民参与度较低，对组织功能的顺利发挥产生了严重影响。

第三，法律地位不清。现阶段，中国并没有制定各种关于社区非营利组织的专门法律法规，在管理这些组织的过程中，依然沿用的是社会团体以及民办非企业组织的相关法律规定等。在组织申请期间，发起者必须要向我国各级等级管理部门提交相应的业务材料和批复文件。通常情况下，各级政府部门因为责任问题并不愿成为业务主管部门。这些问题直接加大了注册登记难度。甚至有部分社区非营利组织只能在居委会以及街道办事处办理注册登记。对于未通过注册登记的组织，因为缺乏了国家的法律保护和法律支持，组织的活动范围以及活动方式都受到了限制。又因为这些组织没有进行规范化的管理，还会存在各种问题[7]。

第四，筹资困难问题。社区非营利组织在拥有筹资渠道后才能够筹措建设资金以及发展资金，从而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服务。通常情况下，社区非营利组织会通过以下五种筹资渠道来筹措资金。一，社会赞助。通过公众捐赠以及企业捐助等方式，为组织建设获得赞助商。因为中国企业领导人员的公益观念并不强，所以企业捐赠的难度较大。又因为经济发展程度、公众志愿性以及慈善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公众捐赠的成效并不大。二，政府资助。我国各级政府所支持以及赞助的社区非营利组织，例如：街道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养老院、福利院等组织的经济费用多是来源于国家政府的财政预算，但是民办型社区非营利组织却难以获得各级政府的支持。三，服务性收入。我国社区非营利组织所提供服务以抵偿服务为主，所以服务性收入并不高。四，基金会等各种机构的资助。我国基金会多是以非货币化方式，资助社区非营利组织。五，外国援助。外国基金会、各级政府、非营利机构以及联合国发展署等诸多方面对策资助。但是这些组织都是在寻求合作伙伴的基础上，资助我国的社区非营利组织，且资助要求较多，再加上我国多数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规模并不大，知名度较低，无法获得国外资助。

四、强化社区非营利组织建设的有效对策

1.规范管理，为建设社区非营利组织创造良好的氛围

首先，结合现行法律规定，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以及组织建设许可等制度，严格实施建设制度。现阶段，国际上对于这种组织的建设已经制定并实行了较为完善的登记备份制度。我国也应顺应局势发展，结合本国国情，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登记备案制度[8]。其次，对于社区非营利组织，应采取规范化管理模式，加强管理。国家在研究各种委托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应该制定相应的地方性补充办法，将各种合法的社区团体的管理权力和监督权力交托给各级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或街道办事处，以此加强对这些组织的科学管理。

2.加强对社区非营利组织的支持与扶持

国家应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方针或政策，加大对这些组织的财政支持力度。国家各级政府部门要利用授权、提供公共经费以及合同等方式，为这些组织提供更多的扶持，并高度重视这些组织的建设现状和发展实况，明确各个组织的结构、数量以及服务质量等。此外，国家应改革投资模式，通过项目投入、民办公助投入、对象补贴投入、运行补贴资金等措施，实现资金投入的多元化。而社区非营利组织则应加强和企业部门以及政府事业单位之间的合作，促进公益事业的稳步发展。此外，要进一步健全我国的税收政策。将社区非营利组织作为我国收税的优惠主体之一，并免征所得税、增值税以及营业税等[9]。

3.拓宽资金筹措渠道

在建设以及发展社区非营利组织的过程中，应尽量获得国家各级政府的扶持，能够协助政府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加强和政府部门的沟通合作。而政府则通过资金支持、购买服务、政策扶持以及分包项目等措施，大力支持这些组织的建设以及发展。此外，这些组织在建设以及发展期间，应加强和企业、国外组织、投资商、其他组织机构的合作，提高自身的知名度，提高本组织的项目管理能力，尽量获得他们的认可，争取获得更多的捐赠资金，以此拓宽资金筹措渠道。

4.全面强化城市社区居民的参与观念

通过对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的建设水平以及发展情况加以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社区组织的建设能力更强，社区组织化程度更高，参与社区团体的人数也就更多。但是经济发展能力较弱的地区，其社区组织的建设能力以及社区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参与社区团体的人数也就更少。这说明现阶段中国社区团体的建设以及发展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城市社区居民的社区观念较弱，社区归属感并不强，缺乏团队精神。

因此要想确保社区组织活动以及志愿活动的顺利开展，应采取下列对策：（1）大力宣传社区志愿服务，结合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加大宣传力度，让社区居民明确、接受并自愿参与到服务活动中来。（2）充分挖掘以及利用各种社区资源，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让他们能够自愿参与各种社区服务活动。（3）让青年志愿者能够自愿参与到社区服务活动中，强化志愿者和志愿者间的沟通合作，从而壮大志愿者队伍，指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服务观念[10]。

五、结语

在建设城市社区的过程中，社区非营利组织作为促进城市社区稳步发展的一项重要组织资源，因为自身具有多种功能以及灵活运行的体制，对于提高就业率、整合社区资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能够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优质的公益服务。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应正视问题，积极研究强化社区非营利组织建设的有效方法，使社区非营利组织能够切实发挥作用，在提高政府管理服务水平的同时更多的为满足群众生活需求而出谋划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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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国薇.非营利组织平衡计分卡维度分析及框架构建[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1，09（11）：232-233.

[3]周寰辰.我国非营利组织筹资现状问题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2011，12（04）：776-777.

[4]丁丽，陈绍珍.浅议我国非营利组织在公共危机中的作用及对策思考[J].中国城市经济，2011，11（10）：23-24.

[5]孙录宝.非营利组织资产处置初探[J].社团管理研究， 2011， 12（03）：334-335.

[6]陈思，刘瑶.我国非营利组织现状分析及其发展[J].经营管理者，2011，13（09）：323-324.

[7]谢颖宁.浅析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营利行为[J].企业导报，2011， 12（13）：112.

[8]陈慧.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和谐互动合作关系的构建[J].生产力研究，2011，12（08）：221-222.

[9]祝建兵.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J].行政与法，2011，12（08）：323-324.

社区经营管理篇(5)

关键词：社区学院；绩效管理；协同共享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7-10 -03

一、扬州社区学院运营情况剖析

2015年4月，扬州相继成立了9家社区学院，分别为广陵区的文昌花园、荷花池、琼花观、连福和邗江区的翠岗花园、康乐、武塘、文苑和竹西等，并享受一次性的3万元奖励。总的来说，扬州社区学院经过一年多的运营，取得了一些成绩，并完成了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居民技能水平的相关目标，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运营经验

1.政府支持力度较大

扬州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是社区学院运营的主要支持力量，从学院规划、筹备、建设、发展等方面通盘考虑，为建设“名城扬州”奠定文化基础，并培育一批高素质的职业技能型人才。就业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应对供应侧结构改革下企业转型升级等诸多变化的有效措施。保证就业稳定，维护社区和谐的主要手段是完成人员技能再转型、下岗人员再创业、在岗人员再创新等，这些都难以离开社区学院塑造的“终身教育”环境和“持续学习”组织。

2.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高

社区居民物质条件的提高会带来精神需求的多样化与高水平性，也对社区教育内容带来了较大挑战。兴趣来源于激发，得益于成就感。生活质量与水平的提高、生活环境的优化及生活区域条件的完善都对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学院学习，接受各种类型教育产生积极影响。据统计，近62%的居民对参与社区学院学习明显感兴趣。

3.课程涵盖范围广

据调研数据统计结果，生活技能培训课程占24%，专业技能类培训课程占42%，兴趣爱好类课程占26%。课程内容既包括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消防安全，基本涵盖了不同年龄层次与教育阶段，并将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有机融合在一起。

4.创新创业初现成效

社区学院与高等教育等学历教育最大的区别在于实践应用，通俗来说，即是及时、有效地成为谋生手段、休闲方式及应急措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策略，是“L”经济曲线的长时间决策内容，也对社区学院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承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创新，结合区域、文化、技术与市场需求的创新。扬州社区学院初步显现出创新与创业成效，培育了一批创新创业人员，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二）运营不足

1.自身造血功能欠缺

扬州社区学院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政府部门拨款，社会捐赠与其他团体资助很低，难以保证可持续发展。此外，由于受到办学性质、定位及功能的影响，就近、免费与灵活是我国市场需求的主要特征，但资本构成、持续投入与预期收益是社区学院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另一方面，政府拨款、公共服务采购支付仅是其收入的一部分，更多地收益来源应注重于市场需求的开发、继续教育等方面。

2.师资待遇较低

与高等教育相比，扬州社区学院专职教师工资收入较低，且大部分为兼职教师。这种构成决定了队伍调整较大，流动较频繁，不适应知识积累与技术孵化的要求。从工资收入构成上来看，社区教师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岗位津贴与课时费等，年收入在4万至5万之间，也不利于队伍的承继性与稳定性。

3.员工积极性有待提高

吸引与激励员工的因素有很多，可分为生理需要和心理、社会需要，又可分为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另外，又包括X、Y与Z因素。总的来看，社区学院首先应能保证员工纵向收入比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满足员工横向收入比的要求，综合考虑岗位、家庭与兴趣爱好等综合因素，提高员工满意度。

4.资源分享平台尚未构建

教育资源的有偿获得是当今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结果，是激发更新知识体系、创新研究理论与应用知识成果的先决条件之一。社区学院、企事业单位与区域学校的“共建、共享、共赢”的合作思路是降低社区学院运营成本，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扬州社区学院采用聘请专业教师、技术专家现场授课等传统方式，容易增加运营成本，又不便于灵活性的课程安排，因此，构建教育资源分享平台是当务之急。

二、扬州社区学院运营绩效实证性研究

社区学院的定位为非营利性单位，是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为社区居民就近提供非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及其他职业教育等。值得强调的是社区学院的运营绩效关系到长期生存发展的态势、多元化投资的有效性与可能性及经济支撑力度的大小等，因此，研究扬州社区学院运营绩效是非常必要的。

（一）扬州社区学院运营绩效分析

运营绩效是指一定经营期间的社区学院的经营效益和经营者业绩。

1.影响因素

社区学院绩效影响因素有：市场需求环境、政府政策与法律规定、管理模式、盈利渠道、融资环境及核心能力等。其中宏观影响因素是短时间内难以改变，需要适应的条件，而微观因素则是可以通过社区学院自身努力实现改变，从而完成绩效考核任务。

2.评价指标

与企业运营相类似，社区学院绩效评价指标可以表现为盈利能力、资产运营水平、偿债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等方面，同时，与企业绩效考评不同之处在于居民服务满意度、教育覆盖率、再就业创业培训人次等。这些指标是社区学院绩效管理评价水平的重要内容，通常应用于专家打分法、线性规划法等定量分析，旨在研究最佳管理阶段的表征及对应的合理管理策略。

（二）扬州社区学院绩效管理实证性研究

1.绩效管理概况

扬州社区学院是扬州市政府推动并提供一定量的资金拨款，对社区居民提供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服务。结合绩效管理的内容，经营效益与经营者业绩应是社区学院绩效管理的重点，但因为我国社区学院的参与主体、运营目标及管理模式的特殊性，造成绩效管理的侧重点是经营者业绩，如社区培训人次、培训项目数量及对下岗、退役等人群的工作技能培训等。同时，社区学院是社区管理的组成部分，以维护安定、共筑团结为方针，更多的采用定性考核指标进行衡量。因此，总的来说，绩效管理尚未在扬州社区学院普遍推行。

2.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据调研资料分析，扬州社区学院绩效管理的定量分析不全面，仅对成本、收入及后续预算、投入进行记录，无法全面反映管理过程中现金、资产等变化，缺乏后期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效评估。结合国外社区学院管理经验，资金运作能力、融资能力、偿债能力与新增、修改项目计划可行性能力是绩效管理考评的主要指标。因“自身造血功能的缺位”，加上长期养成的资金依赖症，扬州社区学院的绩效管理的实际执行力往往“被打折”，并带来管理松散、人员激励作用不明显及资金利用率低等弊端。因此，结合上述运营绩效实证研究结果，笔者建议扬州社区学院采用“低成本、集约化、共平台”的发展策略。

三、扬州社区学院发展策略

“协同共享”赋予互联网+时代新理念，不仅指知识理论体系的衔接、配套与共享，还包括实践经验与生活方式的合作、分享与学习。传统意义上，协同共享是企业内部各部门或企业间，为达到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低，采用先进的信息系统与技术共享资源，协同作业，从而完成企业目标管理的管理策略。本文则将协同共享作为扬州社区学院发展的重要策略进行研究，解决运营管理中存在的绩效不善、士气不佳等问题，并将其主要内涵详述如下：

（一）承继与创新并重

通常来说，社区学院管理的核心是知识，载体是教师与书籍。随着互联网、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社区学院教育资源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与形式，其核心为信息，载体是计算机、服务器等，且智能、仿真与生态等学科的发展将对社区教育资源的外部因素变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传统与历史的承继、信息与实践的创新是社区学院资源协同共享平台的特点之一，并对社区教育体系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协同共享平台构建的初衷之一是教育资源普及化或大众化的承继、创新，直到不同等次教育的融合，从而带来社区文明的进一步繁荣。

（二）协同与共享永存

社区教育资源平台构建的主要手段是协同与共享。协同是共享的前提，共享是协同的目标。协同主要有：一是知识体系建设与发展的协同；二是教育方式与手段的协同；三是师资与研究团队培育途径的协同；四是学生创新与就业能力的协同。共享则包括：一是智库的建设与共享；二是成果的转化与共享；三是经验的提炼与共享。

（三）成本与收益共担

如前所述，本文研究的难点是协同共享平台的成本承担与收益分配机制的构建，从而既能保证社区教育平台建设的顺利实施，又能保证平台发展的可持续性。笔者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协同共享平台非盈利性的本质；二是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三是灵活的运营管理方式；四是地区间的沟通与合作。

（四）冲突与合作互换

协同共享平台是区域经济发展与联系的结果，既是合作与统一的趋势，又存在冲突与矛盾的现象。求同存异是社区学院发展面对的主题，也是教育资源协同共享平台构建的主题。认知、理解、接受与包容是相互合作的前提，而漠视、误会、敌视与仇恨是导致冲突的因素。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构建是求同存异，实现不同教育结构的顺利转换，也是降低和避免教育冲突的重要手段，因此，冲突与合作在不同时期的特征各不相同，并具有互相转换的现象，如发生冲突变合作，变合作为冲突等，都是今后教育资源协同共享平台需面对的艰巨任务。

四、结论

扬州社区学院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经济新常态下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解决居民再就业困难，提升工作技能的重要平台。强化与发挥社区学院的教育功能、警示功能、培训功能、宣传功能，成为连接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的桥梁，连接政府与居民的桥梁，更是连接居民的桥梁。成功的社区学院不仅担负着“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组织”体系的重任，还是区域创新创业的源泉。因此，研究扬州社区学院对城市经济发展，乃至城市竞争能力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尧.我国社区学院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J].复旦教育论坛，2008，（02）.

[2]刘春朝，李建春.我国社区学院发展的价值诉求与动力机制[J].江淮论坛，2014，（01）.

[3]刘志忠.我国社区学院社区性的缺席与在场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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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经营管理篇(6)

一、组织领导

为认真开展专卖社区化管理工作，形成相对一致的烟草专卖管理考核评价体系，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成立县烟草专卖社区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烟草专卖局，由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二、专卖社区化管理的目的

烟草专卖社区化管理是指两烟生产经营的广义社区，涉及卷烟销售和烤烟生产的最基层组织，它包括社区、办事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对象，以卷烟零售户和烟农为基础。烟草专卖社区化管理就是要使专卖管理延伸扩大到社会最基层，把相对单一的行政执法管理扩大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烟草专卖管理。通过烟草专卖社区化管理工作的推广，进一步加大两烟市场专卖监督管理力度，拓宽涉烟案件的信息来源渠道，使烟草专卖执法人员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对非法烟草生产及经营活动进行打击。

三、实施专卖社区化管理工作的原则

一是坚持烟草专卖部门的主导性原则。专卖社区管理虽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合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但烟草专卖部门作为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主体，必须在专卖社区化管理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扩大管理信息来源，实现烟草专卖管理工作网络化，进一步净化和规范烟草市场，确保烟草专卖社区化管理工作长期、稳定、有效开展。

二是体现专卖社区管理的社会性原则。社区管理本身是一项社会工程，其实质是借助社会各方力量加强烟草专卖监管。搞好专卖社区管理，就要将烟草专卖的各项工作融入到社区中，植根于社会，互助共建。

三是体现与专卖诚信管理兼容原则。无论烟草专卖诚信管理或是专卖社区化管理，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规范两烟经营秩序，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促进烟草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所以目标化的诚信管理可以通过方式化的社区管理来实现，社区化的方式管理也因融入诚信管理具体目标而更具生命力。

四、专卖社区化管理工作职责

专卖社区化管理工作具体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在辖区范围内广泛宣传《烟草专卖法》和其他涉烟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让辖区内的烟农和卷烟零售户知法懂法守法；二是在自愿基础上组织烟农成立烟农协会，组织卷烟零售户成立卷烟零售商会，并在协会商会开展“广泛参与、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相互监管”的专卖社区自律活动，营造社区烟草专卖管理氛围；三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走访活动，了解烟农和零售户的要求愿望以及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反馈烟草部门，共同帮助解决；四是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掌握辖区内烟农超收超种、零售户违规经营，不法人员制假贩假等违法违规行为，使执法人员能在最快时间内对非法烟草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打击。五是参与种烟合同的签定、调整，监督合同的执行，维护合同的严肃性和公正公平；六是积极配合卷烟零售部门对卷烟市场的开发和卷烟品牌培育，监督零售许可证按合理布局要求进行管理。

五、烟草专卖社区化管理目标

在当地政府领导下，以烟草专卖行政部门为主导，借助社区平台，整合社会力量，共同监督管理烤烟生产秩序和卷烟经营市场。在烤烟生产中，真正实现合同管理下的双控目标，实现提质增效前提下既控得了、又稳得住的长远健康发展。在卷烟经营中，创建市场“无假冒卷烟、无走私卷烟、无非渠道卷烟、无无证经营行为”的“四无”社区烟草市场，从而扩大专卖管理在社区内的影响，提高烟草行业社会满意度，最终将专卖社区化管理纳入政府工作中，建立起烟草专卖长效管理机制。

六、工作要求

开展专卖社区化管理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实施烟草专卖社区化管理模式是烟草专卖行政管理发展的有益探索，是新形势下专卖管理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是当前烟草行业在深化改革、加强管理监督、实现专卖管理打击查处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的有效途径。根据上级安排，我县年上半年是全市推行社区化管理的试点县，县烟草专卖局要做好相关工作准备，进一步提升专卖队伍的管理服务意识，首先在腾越镇开展试点，待试点工作取得成功后，在全县范围内予以推广。

为搞好腾越镇试点工作，县烟草专卖局要与腾越镇、城郊专卖管理所、村委会（社区委员会）共同成立专卖社区化管理工作小组。腾越镇各社区也要成立由专卖人员、社区领导和社区专卖信息员组成的组织机构，制定管理机制和工作流程，明确职责，分工协作。同时开展对社区人员专卖法律法规的培训，使其掌握必要的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和相关的业务知识，熟悉专卖社区化管理工作运作模式，不断提高和完善专卖社区化管理工作的水平，

社区经营管理篇(7)

【关键词】和谐 深圳 过渡 社区体育 俱乐部

一、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组织管理体系

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管理体系由高到低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市政府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及相关体育组织；二是区政府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及相关体育组织；三是基层的街道办事处、街道社区体协及相关体育组织；四是社区居民日常参与的体育活动组织。四个层次的体育组织在我国社区体育的管理结构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发挥不同的功能。

二、进入新世纪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趋势

王凯珍等在《新世纪中国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趋势》中指出，新世纪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有如下趋势：

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的过渡性、进化性、整体性特点，决定了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城市社区体育与单位体育、学校体育相互交织，社区体育行政管理与居民自治并存的必然；不同地区现代化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地区社区体育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性；城市社会人口结构性变化加剧，人口异质性程度加大，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差异增大、管理难度也大；老龄人口不断增加，老年人仍将是社区体育的主要参与者；社区类型的差异性，决定社区体育管理模式将呈多样化趋势。

社区类型主要包括：由经济发达的村镇演化而来的“边缘社区”；由相对开放的、各类城乡单位交叉形成的“综合社区”；由相对封闭性的独立单位、村队整体组成“单位社区”；还有大批新建的新型住宅小区――“新建居民小区”。社区类型不同，物质基础、资源来源、管理方式就不同，社区体育的管理模式将成多样化趋势。

三、深圳市现有的社区体育的组织管理模式

楚继军在《深圳市基层群众体育管理体制模式的思考》一文中总结出深圳全市范围内有三种代表性的体育管理模式：第一，新安模式是以获得全国城市体育先进社区称号的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为代表的，以政府行政扶持为主的公益型管理模式，由于宝安地处特区关外，属于城乡结合区域，居民以外来务工的流动性人口为主，因此其社区体育实行政府主导的公益型管理；第二，沙头模式是以获得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街道称号的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行政区为代表的，以社区体育俱乐部为主的准经营型管理模式，福田区地处特区内中心区域，居民大都是拥有稳定工作的白领类的常住人口，以社区体育俱乐部为载体的准经营型社区体育管理模式在特区内有广泛的代表性；第三，罗湖模式是以深圳市罗湖区体育发展中心为代表的，以政府行政机构创办的体育俱乐部为主的经营型管理模式，罗湖是深圳的老商业区，与香港毗邻，商业十分发达，因此其商业型体育俱乐部的管理模式在经济发达区域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三种模式中沙头模式比较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沙头模式在深圳现有的社区体育管理模式中也最具有代表性，目前沙头模式已经率先在全国产生示范效应，深圳市福田区沙头社区体育俱乐部正式被列为第一批部级社区体育俱乐部，建立以社区体育俱乐部为中心的社区体育的发展模式理应在深圳推广并发展壮大。

四、建立过渡阶段的社区体育俱乐部以促进深圳社区体育的发展

目前我国第二批部级社区体育俱乐部的试点工作仍然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内进行，虽然社区体育俱乐部的推广范围越来越大，但多数的俱乐部在管理机制和运行模式上不尽完善，也没有形成稳定、成熟的经营模式。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在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群众体育事业”过程中也应该敢为天下先，伴随着新一届政府“建立社会主义示范市与和谐深圳”目标的制定，深圳城市社区体育如何取得长足发展的问题也急待解决，要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锻炼的需要与社区体育的发展停滞不前之间的矛盾”，深圳可以通过建立过渡阶段的社区体育俱乐部来逐步实现。

1、俱乐部实行民办官助、民营官督的组织管理形式。过渡阶段的社区体育俱乐部既不属于街道或社区内的政府机构，也不属于纯粹的民间组织，而是具有一定政府背景的民间组织，俱乐部实行管办分离并与政府形成合约委托关系。管办分离是指俱乐部宏观管理的职责仍然由政府履行，而俱乐部的具体业务经营则完全由俱乐部自行负责，政府对俱乐部的业务开展只进行必要的指导与监督，但政府对俱乐部的发展方向、发展规划等重要问题依然享有最终决策权。合约委托形式是指社区体育俱乐部虽然获得了独立行使社区体育微观业务管理的自，但它是受政府委托、为政府代行管理职能的委托人，且这种委托是政府与俱乐部以合同的方式予以确认的。政府对俱乐部是否恪守“半公益半消费性”的经营性质进行严格监督，一旦俱乐部出现了重营利而轻公益的倾向，政府有权终止与俱乐部的委托关系。地方政府主要通过街道办事处来负责俱乐部的管理和监督，地方体育管理机构主要通过市区两级体育局群体处负责俱乐部的指导，街道办事处负责成立社区体育俱乐部指导中心。社区体育的组织体系以社区体育俱乐部为中心，通过社区体育俱乐部辐射到单项体育协会、人群体育组织和晨晚练体育活动点。在这个组织结构中政府可以通过俱乐部建立起以社区整体为服务对象、覆盖整个市区的社区体育网络，俱乐部负责与社区体育机构互通有无、聘用专业的体育指导人员、提供体育健康咨询、信息查询、体育竞技和休闲活动安排、场地租赁等服务。关于俱乐部的管理，可以参照部级社区体育俱乐部――北京天桥社区体育俱乐部的管理模式：由俱乐部指导中心负责制定俱乐部章程、建立俱乐部组织管理机构――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并直接管理和指导俱乐部的运作（属地化管理），俱乐部管委会的委员由区体育局、辖区街道办事处、团体会员单位、个人会员代表及辖区内知名体育人士组成，任期两年，每年召开两次全体会议，管委会下设常务委员会，常委由管委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俱乐部属于民办官质的体育社团，在工商行政部门及社团注册登记，俱乐部基本实现人员自聘，但俱乐部的管委会仍由政府掌控，俱乐部的负责人也由政府委派。为规范俱乐部的实际运作，可以考虑在社区体育俱乐部常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财务部、教练部、对外联络部和场馆中心5个分支机构，5个机构各有详细分工，如图1所示。

2、实行半公益半消费式的经营模式。过渡阶段的社区体育俱乐部应该属于兼具公益性和非经营性、市场性和经营性的综合性实体。社区体育俱乐部的经营主要是以民间的自营自治为主，政府遵循“费随事转”的原则，从专项经费中拨付相应经费给俱乐部，为俱乐部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所需的部分费用，并且在税收上给予俱乐部政策性优惠，同时俱乐部可以向会员收取一定数量的会费，以补偿指导人员的劳务费用和场地器材的维护费用，把社区体育变为半公益半消费的经营模式，更多的吸引市场的力量来配置现有的体育资源，并以此推动体育产业化的发展。

3、以场地外包的形式整合社区、学校以及企事业单位体育场管资源。目前我国开展社区体育活动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匮乏，而我国的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体育场地在全国体育场地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政府应帮助社区体育、学校体育、单位体育之间实现资源的互补，在具体操作上政府可以将全市（区）范围内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体育经营实体之间可用的体育场地和设施在特定的时间段（场馆闲置时）外包给俱乐部，让俱乐部以租借的方式调配和管理，在不影响工作、学习、生产的前提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全体社区居民开放，为居民健身服务。

4、建立相关政策和法规来规范社区体育俱乐部的发展。我国目前关于开办群众性体育俱乐部的法规只有一项――《社区体育俱乐部的试点工作》。因为缺乏政策导向，到现在为止全国各城市社区体育俱乐部的发展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享有独立的立法权，应结合自身情况率先建立起与城市社区体育俱乐部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让社区体育俱乐部按照程序化来管理和运作，如制定关于俱乐部专项资金的使用和体育设施的管理的相关法规，制定社区体育俱乐部发展的长期目标和科学的工作计划、经营规则等，制订志愿者的负责制和奖励制，还要制定法规保障社区居民的监督权利，确保人人享有公平的参与社区体育的权力，使社区体育真正体现出依托于大众、服务于大众的社区理念。

5、建立对社区体育俱乐部的评估激励机制。体育行政部门可以拟定针对社区体育俱乐部的评估指标体系、制定评估标准，并分期（比如1次/年）对社区体育俱乐部进行综合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俱乐部的保障体系、管理体制、工作绩效、群众满意度等，通过评估可以有效激励俱乐部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可以有力推动地方体育行政部门更加重视、关心和支持社区体育工作的开展。针对评估结果采用肯定成绩、指出不足、表彰先进、制定目标的一整套激励机制，可以帮助社区体育俱乐部认识自身的不足和明确以后的发展方向，从而保证其更好更快的发展。

6、在社区体育俱乐部中推行体育指导员制度，促进社区体育健康发展。社区体育俱乐部可以在部分高校接收高层次的体育专业人才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专职或兼职），也可以充分调动社会的力量，吸纳具有一定特长又热心社会公益活动的人加入到俱乐部的指导员队伍中来，但是这些热心人士必须拥有一定的资质认证，社会体育指导员不是为单独的、具体的社区提供指导，而是在俱乐部的聘用制度下对有需求的社区提供服务，他们相互竞争上岗、优胜劣汰，这样既可以吸引优秀的体育人才，提高体育指导员的素质水平，也可以保证给社区居民提供专业的指导服务。

【参考文献】

[1] 任大方：对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基层组织发展停滞现象的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07（43）.

[2] 王凯珍、阮云龙：新世纪中国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趋势[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1）.

[3] 楚继军：深圳市基层群众体育管理体制模式的思考[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3（1）.

[4] 王振中：部级社区体育俱乐部特色业务模式研究[D].武汉体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