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文化论文篇(1)

（一）旅游审美文化的大众化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普通大众对于经济利益有了重新认识，对物质的欲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在缺少了意识形态对审美态度的制约，普通大众的审美态度和趣味开始转向了世俗化和感官享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媒体的日益发达，旅游审美文化也日益趋于大众化，主要表现为旅游审美活动的主体、客体和审美标准日趋于普通大众、日常生活和多元化。

（二）旅游审美文化的多元化和商品化

为满足旅游市场和旅游者的多元需求，旅游经营者几乎对所有的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进行开发，使其作为审美文化商品而推向旅游市场。因此，无论是审美的主体，还是审美的内容与形式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状况，使当代旅游审美文化呈现出了多元化和商品化的特征。

（三）旅游审美的泛化

当代旅游审美远远超出了古代文人旅游“寄情山水”的范畴，审美的泛化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旅游过程中，既有对高雅、古典艺术的欣赏，也有对通俗、现代文艺的欣赏；既有对艺术的纯审美，也有生活化、娱乐化、实用化的宽泛审美活动。使得旅游审美活动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整个旅游活动呈现出“生活的艺术化，艺术的生活化”的审美文化状况。

二、当代中国古典园林景观旅游审美文化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旅游已发展成为大众旅游，为广大普通民众所接受。中国古典园林作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传承着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自然而然地成为旅游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传统的古典园林审美活动都是建立在儒道等传统文化基础上而形成的，对于园林所蕴藏的美，赏析得深入而独到。然而，现今所呈现出的旅游审美文化，且不论这种旅游审美文化在自然审美、艺术审美上反应如何，单论它在古典园林这一类型景观审美中所表现出的审美效果就远不如传统审美。就目前所看到的一些问题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由于旅游主体审美文化艺术修养的匮乏，使得古典园林景观的旅游审美浮于表面，缺少对园林艺术深层次文化的审美追求。现今是一个大众旅游的时代，许多旅游者对旅游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处于以“身临其境”为满足的“视觉”文化阶段。旅游者本身缺乏相关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审美感知能力、领悟力，审美趣味比较平庸单一，对于园林景观艺术和文化的审美大多只停留在娱乐和消遣上，没有注重更深层次的审美享受和审美升华。

（二）在古典园林的旅游开发过程中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旅游经营者忽略了古典园林本身的审美文化特色，使得园林旅游设计缺乏历史深度、理性深度和审美深度。在古典园林的旅游开发过程当中，一些旅游经营者在市场利益期望的驱动下，利用普通大众旅游者对古典园林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向往，营造出一些“文明垃圾”的园林设计，追求视觉刺激，完全脱离了园林本身的审美文化本质与特色，曲解了园林所蕴含的文化。

（三）当代旅游审美文化中还存在一些负面因子。虽说当今旅游审美文化在三大主流旅游审美文化的影响之下不断发展演变，但在某些地区仍然还会存在一些不适应主流文化却有存在市场的其他形式的旅游审美文化，比如旅游审美文化的功利主义、过度实用主义、视觉文化等。在这些文化层次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旅游者或是旅游经营者都还不能自觉地协调与平衡旅游审美活动中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倡导良好社会风气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较高艺术与审美水准的审美观念体系势在必行。

三、当代中国古典园林景观旅游审美文化塑造的应对策略

旅游审美文化的发展演变是在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对于旅游审美文化的引导和塑造，我们可以从旅游审美活动的主体、客体、导游和外部社会环境等方面着手。

（一）旅游审美活动主体———旅游者

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美的生活境域，它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无限的具有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与核心，其中渗透着中国传统的审美哲学。而当今旅游者作为整个旅游审美活动的主体，想要深入园林之中，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就必须注重自身旅游审美修养的培养。1.提高旅游者的文化素养，培养审美能力面对蕴藏着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园林景观建筑，倘若旅游者没有一定的园林文化知识，贸然前去参观游览，难免会流于景观建筑表面现象，陷入“只看热闹”的旅游尴尬境地。因此，在旅游之前多阅读一些旅游地和旅游景点的知识，了解其所涉及到的文化事物现象，长久地潜移默化之下，文化素养必然会有所提升。另外，旅游园林景区经营者可以在旅游景区服务中心设置相应的多媒体、宣传册，进行中国古典园林知识普及和园林景观建筑文化艺术旅游观赏指南。2.参与旅游审美实践活动，把握正确审美方法除了充实自身文化知识准备外，旅游者还必须在旅游审美实践活动中根据不同的审美对象掌握一些科学的审美方法，特别是在古典园林的欣赏过程中，把握好审美时机，选择好审美角度，保持好审美节奏，对于深入理解诗词楹联所蕴含的文学思想、亭台楼榭所体现的建筑艺术以及整个园林所体现的璀璨文化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旅游审美活动客体的提供者———旅游经营者

古典园林景观中作为旅游产品的那一部分是旅游审美的客体，也是旅游审美活动所关注的重点。现今旅游审美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古典园林旅游审美意识本可以向着“百花齐放”的局面发展，然而有一些园林旅游经营者在市场利益驱动下，为了追求视觉效果和市场效益，不顾及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的本质与发展脉络，忽略了园林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精神，导致了园林景观的破坏，促使旅游审美文化向着不健康的方向发展。为了引导和塑造良好的园林旅游审美文化，对于园林旅游经营者必须提出相应的要求：在园林景观旅游资源开发上必须坚持园林的原真性，真实地反映它特定的历史文化特征；必须坚持系统协调的原则，综合开发古典园林所具备的旅游价值；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但不要有意迎合大众的世俗需求而丢掉了园林本身所具备的文化艺术。惟其如此，古典园林才可能会保持持久魅力和旅游吸引力，旅游者才能从旅游审美活动的伊始就接触到最真实的古典园林景观。

（三）传播美的使者———导游

在古典园林的旅游审美活动中，导游员是旅游者审美的引导者和启示员，对旅游者所达到的审美境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典园林的旅游观赏活动是综合性的审美过程，导游员不仅要将古典园林所具有的基本景观审美信息传达给旅游者，启发旅游者对景观所蕴含的文化艺术和意境的审美，还要依据旅游者的实际情况，不断地调整旅游者的审美节奏和状态，引导旅游者的审美历程，从而使旅游者在旅游审美中能获得“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的审美感受而获得最大的审美满足。基于此，对导游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导游员除了具备良好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素质之外，还应在注重培养自我审美意识，不断提升自身审美修养的广度和深度。其次，注意研究旅游者的审美需求，把握旅游者的审美心理。最后，灵活运用旅游观赏原理，引导旅游者达到美的享受。

（四）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使得审美意识与审美文化也在不断演进

审美文化论文篇(2)

论文摘要：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美育。语文教学，处处是在进行审美教育。即以语文学科为载体，而在教学过程中达到满足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之目的。

教育学生识美、爱美，从而去创造美，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所应追求的最高境界。正如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是人类崇尚真、善、美的必然结果一样，一个教师，要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必须善于挖掘本学科教材中所深含的美质，以激发学生兴趣，使之“乐学”。在中学诸学科中，语文学科与美育的关系十分密切。因为，语文教学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处处是在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

当然，在这种审美教育中，由于不同的审美主体（学生）生活经验和审美积淀不同，面对具有审美价值的客体对象（学习内容），理解的深浅度不同，头脑中所贮存的记忆表象（生活经历）多寡不同，对审美客体的美学意味感受就不同。正如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林黛玉一样。为此，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即审美活动过程中，务必因审美主体而异，因客体对象而异而因材施教，努力引导学生感受美，欣赏美，最终到达创造美的至高境界。因为美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的深刻而强烈的要求。

诗、词、曲、赋、小说、散文等文艺作品中，都凝聚着丰富的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它歌颂了真、善、美，鞭挞了假、丑、恶，表现着巨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在教学中适当剖析，可利用美的事物，陶冶学生的情操，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譬如李清照的《如梦令》，那藕花深处鸥鹭惊飞的美景，怎能不让学子们为这自然的外在形式美而鞠躬倾倒，从而获得精神的愉悦。贾平凹的《小桃树》中，那在风雨中飘摇又倔强挺立的小桃树形象，又不能不让人为这自然之物的神韵所叹服，它用美的呼唤启迪着人类的心灵。教师用富有感染力的讲解，又促使学生对教材字里行间的小桃树形象进行深入地审视，继而又赋予它以新的文化精神内涵的美，使学生从心中涌起奋发向上的豪情。这样，便完成了由欣赏美到创造美的过程。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主人公喜儿的纯洁善良、热爱生活，以及王大婶一家与杨白劳一家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纯朴的人情美，与黄家鬼门关的险恶、狡诈形成审美意义上的鲜明的美丑对照，从而使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旧社会本质的不同，而“惩恶扬善”的思想也同时得以弘扬。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的审美意义就在于，他以自己作为封建科举制度牺牲品由生而死的经历，向人们毫不保留地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使人们由孔乙己这一审美客体，进而产生了鲁迅所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感受。德国诗人海涅曾说，“在一切创造物中间没有比人的心灵更美、更好的东西了。”这句话道出了人追求美的真谛：一个人的外在美固然重要，但更要注重内在美，即心灵美。心灵美是指蕴藏在人的内心之中的思想、智慧、情感、意志、兴趣爱好、个性倾向等品质在全面和谐发展中构成的美。《第二次考试》一文中的陈伊玲，这位报考音乐学院的姑娘，穿着嫩绿色的绒线上衣，咖啡色西裤，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树。报名表上那姑娘的照片，是一张朝气蓬勃的，惹人喜欢的脸，教学时要把这仪态美的陈伊玲，演唱后表现的谦逊美，以及公而忘私忘我救灾所表现的心灵美的陈伊玲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充分展示出主人公陈伊玲的整体形象美。

其实，文艺作品以外的文字——应用文的教学也并非与美育无关。从书信类应用文的格式看，顶格称谓表尊重的形式，即会令读到此种应用文的人，内心荡起愉悦的美感。因为它是礼貌文明美的表现。固然，这种美感层次是较低的，比不上更高层次的美，但它是由感受文化内涵时所得到的。

无论是文艺作品的教学， 还是应用文体的教学，都需要教师去探入挖掘其中所深含的能够启迪人类心灵，并使之得以崇高的因素。当然，教师当以健康、饱满的情感投入其中，去感受，去陶冶，因为没有情感就没有美感的产生和力量。

审美文化论文篇(3)

论文摘要：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伦理性特点、“比德”理论、伦理判断影响审美判断三方面入手简析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并指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宗法社会以及儒家思想的促进作用是形成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伦理性特点的原因。

一、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

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悠久博大的文化传承至今没有出现中断，这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奇迹。在这深厚的历史积淀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学特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而审美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这一特征。

(一)以孔予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伦理性

这一点在艺术还没有完全自觉的时代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强调伦理纲常的儒家学说更是如此，它既是这一特征的表现，也是推动传统审美伦理性特点形成的思想动力。《论语》中孔子关于美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

在“美”与“善”的关系上，孔子曾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篇》)可见在孔子之时，“美”与“善”还存在着互换使用的现象，又如子张问孑L子“何谓五美”，孔子答日：“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谈，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日篇》)直陈出五种德行。但这并非意味着孔子对“美”和“善”的使用是没有分别的，比如孔子评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评论《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足见二者不同。然而这也不能说明孔子已经具有了独立自觉的美学标准，《韶》或《武》都是古乐舞，以艺术自觉的眼光来看，这当然是属于艺术表演，但在那个艺术没有独立和自觉的时代，同样的欣赏活动就不纯然是审美活动了。故而孔子在对乐舞进行鉴赏评论时，在总体把握上就不会采取单纯的美学尺度。对《韶》、《武》的评价来看，孔子无疑是认为《韶》要优于《武》的，原因就在于“尽善”与否。舜有德，尧把位置禅让给他，《韶》乐和赞美舜有关，而《武》所赞美的武王，是以武力取得了政权，孔子对于这一点不甚认可，认为其“未尽善”，可见伦理标准在孔子对乐舞欣赏的判断中起了多大作用!

在类似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文”“质”关系和“言”“德”关系上，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虽然看起来是将“文”“质”同等看待了，但“文质彬彬”所成就的是“君子”，仍然是从伦理学着眼的。又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篇》)，在这一句中，孔子把德行和一个人的言辞用必然关系相联系，结合他“巧言令色，鲜矣仁”、“恶利口之覆家邦者”等等其他语录可以看得出，他真正看重的还是德行。

而在对待《诗》和“乐”上，孔子首先着眼的是它们的道德教化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都体现了这一点。《阳货篇》有言：“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可见孔子认为“乐”不仅仅只是敲敲钟鼓弄出乐音这么一个简单的形式，而是因为它蕴含的思想能给人熏陶，能陶冶人心，净化风俗。所以孔子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篇》)

(二)将物比人的“比德”思想

将自然万物的美与人的美德相联系，也是传统审美文化的一大伦理性特点。在《诗经》中已有体现，比如《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以“皎皎白驹”比拟隐逸林中的高洁之士。《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以玉的温润比拟君子品格宽和。在《论语·雍也》中则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将山之稳重不迁比仁者宽厚的胸怀安静的性情，将水之灵动不拘比智者敏捷的思维好动的性情。屈原的《离骚》以佩饰香草比喻个人的美德和多才多艺：“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以草木凋零、美人将暮比拟报国的衷情和焦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而他的《桔颂》则以桔树比拟其高洁的情怀和独立不羁的精神，“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固深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如此发展下去，后世把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哦赋诗、挥洒作画的经典对象。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是“比德”影响创作的极好例证：“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三)伦理判断影响审美判断

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还表现在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判断的时候，往往会受到伦理判断的影响，甚至伦理判断还会起到第一位的决定作用。

典型的例子就是“因人废字”。司马光《治通鉴》有言：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很多人认为把人品低下的书家的书法作品收藏家中，等于收藏了邪恶之气，不仅玷污了家风，也有损于自己的人品。因此，奸臣蔡京、秦桧、严蒿等虽堪称书法大家，但他们的书法作品留传下来的却极少。书法史上有“苏黄米蔡”的“宋四家”之说，前三位均无疑问，唯独“蔡”，有人认为是蔡襄，有人认为是蔡京。最早对宋四家进行解释的应当是明初的王绂，他在《书画传习录》中提到宋四家的“蔡”是指蔡京，而后人因为蔡京是宋徽宗一朝的奸臣，遂以蔡襄代之。

宋徽宗的“瘦金体”，从艺术上来看，横画收笔带钩，竖画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每笔的尾钩都异常锐利、力透纸背，体现出宋徽宗极高的艺术天赋，然而因为徽宗朝奸相辅政，宦官掌兵，徽宗本人又贪恋女色等等原因，竟使得“瘦金体”落有“柔媚轻浮”、“锋芒毕露”的评语。

二．传统审美文化伦理性特点的成因

如果将“美”字进行字源考察，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从萌芽时期就与实用性有着关联，不论是“羊大为美”还是“羊人为美”，都有着很强的实用性意味。《说文解字》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宋代徐铉补注《说文》日：“羊大则美，故从大。”也就是说羊的体肥毛密不仅体现着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在味觉上给人以肥美味甘的味觉感受。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美”字都是由上边的“羊”和下边的“人”组成，在甲骨文中，“大”训“人”，汉字的造字是有比类取象原则的，在羊的下部画上“大”象，有一种促进羊繁殖生长的巫术意味。审美最初与实用相联系并不难理解，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又是因何逐步表现出伦理性特点的呢?笔者分析可能与以下两点原因有关：超级秘书网

(一)长期处于宗法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大体上都是由氏族血缘政治向文明地缘政治进化。

(二)儒家伦理思想的熏陶

前边已经提到，一种思想既是其文化土壤特征的反映，又在相当程度上推动文化特征的发展。儒家思想诞生于宗法制的文化背景下，而且又是主张维护这种文化秩序的。由于学说本身的强大生命力，在统治者的扶植下，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主张，“三纲五常”的秩序规则，一步步地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最终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现实和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

审美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大众文化；审美；传播载体

在电视竞争激烈的时代，在娱乐充斥荧屏的时代，《百家讲坛》火了，火得让所有的电视人感到嫉妒。讲桌一放，老师一站，就这么一个缺少包装、缺少炒作、缺少明星的“高级评书”，竟然以不可思议的“小成本”制作，拿下央视收视率排名第二位节目的成绩。《大国崛起》火了，火得让人惊叹，对西方大国崛起历史深入浅出的演绎，让内容如此精英化的节目，把学者、政府官员和普通的老百姓同时吸引到了电视机前，并引发了受众对当代中国崛起的思考。

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说老百姓“只爱八卦，不爱文化”绝对是错误的。作为承载大众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电视的内容包罗万象，天文地理、人文自然、娱乐生活、新闻资讯、知识传播、生活服务，每一个方面都不可或缺，每个方面也都能创造成功。电视节目通往成功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在电视传播中大众文化属性的审美意义怎样体现?笔者以为，“洞察人性，洞悉人心”，这个曾被易中天老师用来概括曹操驭人之术的论断，同样适用于电视节目的创作。

审美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过程，人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会对人们审美的评判标准产生很大的影响。成功的案例已经表明，能够与时俱进洞悉大众心灵的节目在争夺观众中已经获胜。当今很多电视节目的成功就在于它用大众的语言与大众对话，使电视表现逻辑和大众思维逻辑达成精确对接，正是电视美学再创造的功劳。因此，在为成功节目创造的奇迹感动之余，深入探讨电视作为“家庭艺术”的审美规律和特征，探讨电视制作对素材的再创造等问题已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因为，观众正在期待着更多这样的节目出现。

电视的观众：爱看故事的那群人

节目受到观众的追捧和喜爱，在于说的内容，更在于说的方式。从成功的案例来看，内容编排的故事化或者说剧情化已经成为电视节目制作的一个基本方向。很多节目的成功在于讲故事，《百家讲坛》是在讲故事，《大国崛起》是在讲故事，湖南卫视的《变形计》是在讲故事，《鲁豫有约》是在讲故事……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因为故事有人物、情节、环境，有悬念和猜测，有推理和判断，符合人们的心理认知和审美需求，能使观众获得融入其中的乐趣，从而对节目念念不忘。

“讲故事”能够将庞大而复杂的题材分解为若干个小巧而单纯的单元。小巧，让观众不至于疲劳；单纯，可以将一件事讲得更精彩。有人说，《百家讲坛》就是比较高雅的评书，这个评价比较准确地体现了该节目“讲故事”的表现特征。说评书的办法就是每一回说个故事，完了来个“下回分解”留个悬念。传统的评书、章回小说，现在的电视剧，都可以说是这种模式的应用。

从扭转《百家讲坛》节目命运的《正说清朝十二帝》说起，主讲阎崇年以“董鄂妃身份之谜”、“太后再嫁之谜”、“咸丰”大大小小的故事串起整个节目，一桩又一桩的清宫疑案是大多数观众知悉却不熟悉的事实。这些事实，正是节目吊起观众胃口的兴趣点和切入点，跟着阎崇年老师，读史的过程被简化为听故事，不知道怎么看书和没时间看书的观众被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吊起了胃口。

通过“讲故事”能够将抽象、枯涩的理论转化为观众看得懂，且爱看、具体、感人和形象化的电视节目，这是电视作为“家庭艺术”的内在规律决定的。电视节目通过“讲故事”，可以使观众娱乐、愉快地学习，也可以使观众由直观的事实，形象、轻松地去接触事物本质。

CCTV经济频道耗时三年的恢宏大作《大国崛起》，便是以生动的故事在讲大道理，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历程讲述中，贯穿了若干生动的故事，为观众建立了立体的时代背景，从“伊莎贝拉女王御驾亲征光复西班牙”的故事中，观众可以了解到基督教在欧洲影响的增强；从“独裁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宽容莎士比亚”中，观众可以感受到英国的政治文化氛围；从“法国皇后玛丽安东奈特”一句名言“法国老百姓吃不起面包，可以吃蛋糕”中，观众可以领悟到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必然性等等。故事，使节目更加生动，丰满，亲近。

再举一个与普通大众生活更加密切的例子，湖南卫视的《变形计》之《网瘾少年》。这是真人秀节目，以网瘾少年魏程与贫穷农村少年高占喜互换身份为节目卖点，7天的时间里，魏程能够在艰苦的农村里生活，而从未接触繁华都市的高占喜在经历7天奢华的城市生活之后，继续回到落后困顿的农村，能否保持农村少年的纯朴?可以说，这是一个集煽情与悬念于一体的故事，节目开播之前，如此“噱头”已经撩拨起观众的兴趣，而节目开播后，百度的“魏程吧”、“高占喜吧”更是很好地说明了该节目的影响力。

以上案例，说明了内容编排的故事化、剧情化，能够增强节目的观赏性。但这并非电视节目吸引观众的唯一技巧，而征服观众的根本依然是节目的立意和内容符合这一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审美需求。至于技巧，则依立意的内容去灵活创造、灵活取舍。

电视的成功：让观众感动和共鸣

一位观众曾经对笔者说过，最好看的电视作品并不是那种雕琢文字、刻意求怪的东西，而是将观众心里面一些有感觉但又说不出来的东西用具体的节目表达出来了。这实际上就是电视节目和观众心理的共鸣，也就是本文开始指出的——电视表现逻辑和大众思维逻辑的对接。对接得好，观众会成为节目的铁杆粉丝；对接不好，只能让观众按动手中的遥控器。

电视节目和观众心理的共鸣有两个境界：一是让观众爱看，到时间肯定要坐在电视机前；二是促进观众思考和学习，节目播完了还要通过其他途径满足被节目激发的兴趣和求知欲。

《百家讲坛》和《大国崛起》都很精彩地展现了这两个境界。首先说《百家讲坛》，该节目的成功取决于调动观众学习历史的兴趣。以阎崇年老师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为例，针对影视剧对历史的戏说，他的“正说”不仅保证了节目不会偏离历史教育的轨道，而且巧妙地吊起了观众的胃口。看了节目，很多观众不禁惊呼，若没有《百家讲坛》，受电视剧的“欺骗”不知何时能够清楚：首先是，知道了电视剧中大臣们称呼活着的孝庄“孝庄皇太后”是典型的文化错误，因为“孝庄皇太后”是在她死后才拥有的谥号；受《鹿鼎记》影响的金庸迷，许多人第一次知道建宁公主其实是康熙皇帝的姑姑，而不是妹妹。节目播出后，意犹未尽的观众不仅购买《正说清朝十二帝》图书收藏，同时也纷纷寻求节目中提到的历史典籍，了解更多的信息。

从完成收视率到引发观众学习历史的热潮，《百家讲坛》展现了电视媒体对大众文化的强大引导力。《百家讲坛》播出《刘心武解读<红楼梦>》，很多观众通过论坛等形式表达了对该节目的观感，并提出很多与刘心武老师对《红楼梦》不同的理解。这是一件很好的事，说明观众对电视节目传播的资讯不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而是转变为主动思考。观众开始主动思考了，电视媒体的导向功能便达到了，节目保持长盛不衰就有了后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观众审美心理需求的共鸣是电视节目的内涵与大众生活的搭接。《百家讲坛》马瑞芳之《说聊斋》，节目是这样进行的前期宣传：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大学教授九迪·蔡曾说：现在美国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文章都是教女人如何在男人面前保持性魅力，而在300年前封建闭塞的中国，蒲松龄竟然已经写出了像《恒娘》这样的小说!妻子利用性魅力打败竞争对手，把丈夫牢牢握在手心。17世纪中国作家竟然写出了可供20世纪美国妇女参考的小说，太神奇了。这期节目一经播出，立刻征服了观众。在这个案例中，节目运用了这样的技巧。

这个案例的成功，充分说明了艺术来源于生活，而生活的秘密往往是隐藏于人心之中的人性本能，洞悉了这个秘密，便找到了感染他人的力量。找到了这种力量，就找到了以独特审美视角打造成功电视节目的切入点，在让观众心灵震撼的刹那，便是节目成功的一刻。

电视的精神：洞察时代的召唤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个时代的心态。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主导力量，必然应该承担起弘扬时代精神的重任，电视节目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编导策划能否洞察时代的召唤。

对于《大国崛起》被广泛认可，总编导仁学安指出：“这完全是由于我们作为一个电视新闻工作者对于当时舆情的了解，对于今天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判断而做出的。”

《大国崛起》是偶然和必然的交织，在节目制作三年前的一个早晨，任学安在汽车上的收音机里听到了这样一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了题为“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的集体学习，任学安在同名丛书《大国崛起》的后记中将其称作“历史的召唤”。没有对时代精神领悟的必然，这条偶然听到的新闻，就不会激发创作者的灵感。

依据《大国崛起》主创仁学安的观点，该节目受欢迎的原因有三个。第一，知识性。这部系列片较系统地反映了九个国家在过去五百年中逐步成为影响世界的大国的历史，……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有些国家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过伤害，也给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造成过伤害，我们对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第二，符合中国人包容性很强的对外学习心态；第三，符合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人对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集体思索。……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强，中国正走在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其实，我们从来就是一个大国，而作为一个现代世界的大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也就由此产生了思考它的一种现实需求(摘选自人民网《大国崛起》与中国发展论坛)。

上述这段话其实说明，《大国崛起》的成功三要素：第一，引人兴趣的故事(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第二，符合中国人传统的认知习惯(中国人包容性很强的对外学习心态)；第三，与时代民众对国家富强的集体向往形成了共鸣(其实，我们从来就是一个大国，而作为一个现代世界的大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相对于《大国崛起》这一类型大题材纪录片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央视的《梦想中国》和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等节目则典型地映鉴了普通人心中的明星梦。《超级女生》和《梦想中国》，与美国的《美国偶像》属于同一类型。《美国偶像》在美国本土的收视率超过了《谁是百万富翁》，甚至冬奥会和奥斯卡转播收视率也无法与其相比。《超级女生》和《梦想中国》在中国的走红同样证明了草根文化在全球的走红，也证明了电视的大众文化属性，与大众的心灵越贴近，就越能获得成功。

电视的使命：大众文化的主导

电视海纳百川包容多元文化的特点，决定了电视成为大众文化的主导者。乍听起来，这个论断似乎很矛盾，既是大众的，又何须多元?解开这个疑问，还得从文化的概念说起。

文化包括四个层次：(1)主导文化，指体现特定时代群体的文化形态。(2)高雅文化，亦称“精英文化”，指表达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的文化形态。(3)大众文化，指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大众需要的文化形态。(4)民间文化，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化形态。而“大众”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的大众概念层面上，大众文化是一个包容主导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狭义大众文化的泛文化概念类型。

传媒文化是大众文化。电视的表现模式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语言)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公众对信息的审美需要。电视是广义的大众文化的代表，是多种文化的转换器。这是因为电视文化是直接面向家庭的传播媒介，任何一个阶层的人都有家庭，也就形成了电视对多种文化形态类型的超强包容性，加之集多种传播优势于一身，成为当代大众文化传播最先进的载体，在电视传播中大众文化属性的审美意义和主导意义显而易见。电视文化传承的是广义大众文化，这正是电视节目观众群体细分和影响其他媒体的内在动力。

审美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审美；特征；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2-0067-03

关于审美文化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就出现了萌芽状态，古圣先贤都对审美有自己的见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艰苦岁月，党的领导人格外重视审美文化在推行政治思想的重要作用。20世纪中段，朱光潜、李泽厚等人对彼此的美学观点的互相学习、批评引发了美学领域的“文化革命”。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党中央特别重视审美文化，曾在多种场合对审美的重要性作了讲话，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推出《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这一举措，奠定了审美文化在国家政策方针中的地位作用。

一、审美的特征

（一）形象性

与当前道德的抽象性相比，审美的形象性具有鲜明的比对特点。将社会存在中的美以生动具体的形象展示出来，反作用于人的情感中，通过情感对有关物美的形象直接感受，领悟其中的内在美。与道德的抽象性相比，形象性的生动鲜明可以使人通过感官去欣赏客观实在中的美，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使人对现实中美的事物喜闻乐见。

（二）相对性

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审美观有直接关系。是人在审美观的支配下，对客观事物在头脑中的主观反映。所以美或丑的事物有可能有真的、假的、善的、恶的属性，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小丑通常大家不觉得丑，因为他能够给人带来欢乐，精神上的愉悦。这种愉悦具有享受的乐趣。再比如庄子描绘的人都是长相异常奇特，在现今的环境中，我们都认为是长相丑陋的。但他们的德行都异常高尚。同样我们认为长相很美的人，不一定有很好的内心。所以说美丑是抽象的，相对的。这也是正确审美观的一部分，从现象中看本质，锻炼不被表象迷惑的本领。

（三）实践性

首先应该区分开实践审美与审美的实践性两个概念。前者强调审美的知识体系以“实践”理论为基础；后者强调将审美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即将审美的内容、方法应用到的人所处的社会各个环节中去。毋庸置疑，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但对理论的认识运动是辩证发展的，因此对审美的实践性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理论直接从实践活动中得来；另外一种是学习已有的审美理论，从学习接受到运用自如，再到结合当前社会中的实际问题的反馈，不断调整修正，形成理论的自觉和自信。即便开始的学习运用生硬，不切合实际情况，也是有必要的，这是学术自主生长的根基。后者正是本文所秉持的原则。

二、当前审美文化中的问题

（一）主客思维分离

关于审美主客思维有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第一个是朱光潜的“美是主客同统一”。将朱光潜放在第一个派别，因为他是引起当时美学革命的关键人物。他的美学思想更多的受到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因为代表人物康德等人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朱光潜的审美著作中一直跟随着唯心的影子。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指责，朱光潜不得不改变已有的话语模式。他企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来改正唯心思想，提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这样的新观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是观点的理论来源。他认为人的审美感受离不开社会，属于社会中的感受。比如把人放到离开人类社会的荒岛中，脱离了社会性的人便不会注重审美，更不要说具有审美感受。因此这种感受是具有社会性的，因此是社会意识的范畴。而这种审美感受的来源便是社会存在，也就是存在于社会中的物，只不过是社会中存在的物在人头脑中的反应结果而已。也就是说，审美感受对象是社会中的物在人头脑中反应后的影像。因此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虽然朱光潜竭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从新解读他的主客统一观，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隐藏在背后唯心主义的影子。朱光潜认为物的美感源自人的主观思维，将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都落到了意识形态方面，所以他的新观点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从中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审美文化在政治强压下的软弱无力，以致朱光潜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原先的审美话语体系来迎合当时政治在文化上的压迫。

第二个派别是以蔡仪为首的“客观说”。他认为美只是物的一种自然属性，人的审美感受只不过是对物的这种自然属性的主观反映。蔡仪的审美文化直接来自于前苏联美学的影响，在当时所谓的文化方向上是没有错的。但是直接将美认定为物的自然属性，忽略了美的社会性，忽视了意识的能动性。因此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第三种说法是李泽厚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与蔡仪刻板的辩证唯物主义不同，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美是物的社会属性，因为源于人话的自然中，因此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最后一个派别是吕荧和高尔泰的“主观说”。吕荧认为美是人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来源于人的意识。而高尔泰则认为，美的存在与否依赖于人的感受，感受不到就不存在。当然，从我们目前的知识体系来说，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样的主观说里唯心主义的成分更多。

（二）审美知识匮乏

从人性角度来说，要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终要达到真善美的统一。但目前我国文化中注重真和善，还缺少一个美。相应审美基本知识在文化各个角度的渗透无法跟上步伐。从情的角度来说，文化是关于知情意信行的教育，这里的“情”必然包括美。但当前的文化多是通过道德培养，即思想道德知识来增强人的品德。缺少对人情感需要的探究。这也是目前审美文化中审美基本知识普遍缺乏的一个原因。

从文化育德层面来说，审美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从一个资产阶级话语变成了争夺国家政权的革命工具”，政权取得后，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革命话语权”[1]。新中国成立后，审美转变成经济建设的辅助工具，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话语代表。审美话语结构性的转换，最终彻底失去了原本微弱的话语权。这是导致当今审美文化处于擂蔚匚坏母本原因。也因此审美文化无法得到长足发展，审美基本知识普遍匮乏。

（三）审美意识缺失

审美基础知识的缺失导致对审美概念模糊。这种模糊导致审美的归属不明。当前仍然有许多人把审美与审美观归结到美学的范畴，认为是美学专业，而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学习的知识。正因为这种认识上的理解，导致人们普遍意识中将审美归结为美院、音乐学院这类艺术类学院的教学内容。应该清楚的是审美与日常生活、工作、学习都是息息相关、互为一体的，将审美与其它内容简单割裂，片面孤立地认识这个问题，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审美比艺术教育中的美涵盖的内容更大、更丰富。

三、增进审美文化的建议

（一）建立主客同一思维

从审美文化产生开始，关于美的本质就开始各种探讨，但一直无法有一个权威的说法。关于美的本质问题同样不在这里探讨。但建立审美主客同一的思维是必须且必要的。首先审美不是客观的。审美的对象是社会中存在的物。但是美并不是物的自然属性，因为人的主观意识作用到物上会对物产生能动性。也就是说美具有社会性，在这种社会性的支配性，会对社会中的物产生能动作用。因此可以否定审美是客观的。其次审美不是主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决定人的审美感受，诚然审美感受因时间、地点、地域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但离开物的审美感受是唯心主义的范畴。如果说审美感受是主观的，那么感受属于意识，就可以说意识是主观的，这明显与辩证唯物主义思维相违背。因此审美不是主观的。最后审美不是主客对立的。众所周知人的审美感受离不开社会，属于社会中的感受。比如把人放到离开人类社会的荒岛中，脱离了社会性的人便不会注重审美，更不要说具有审美感受。因此这种感受是具有社会性的，所以是社会意识的范畴。

而这种审美感受的来源便是社会存在，也就是存在于社会中的物。在审美活动中，社会中的物与审美感受缺一不可，因此审美不是主客对立的[2]。综上所述，审美文化的发展应该建立主客同一的思维，这是发展的前提。

（二）具备基本审美知识

有了主客同一的思维之后，还应该具备基本的审美知识。同样面对世界名画，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外行与内行最大的区别便是基本审美知识的具备与否。懂得绘画基本知识的人可以从绘画技巧方面来评判画作的基本功底，懂得审美基础知识的人可以将画面与思想情境结合起来，体会画家当时的感觉，获得超越经验与人生的感悟。当前由于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人们精神世界贫乏，无法合理解决经济基础增长基础上，精神生活无法跟上的矛盾。

基本审美知识的具备可以引起人对审美活动的好奇心。毕竟审美知识是感性认识，对审美的世界有一个思维上的模糊概念。但具体是什么样的不得而知，在审美活动中人的各大感官的真实感受也是个未知数。这种情况自然会引起人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即希望将思维上的模糊概念转变为具体可知的实感。鲍姆嘉滕和康德都认为审美是感性的，不同于认识，因此是非理性、非逻辑的审美[3]。但这样的观点又割裂了审美与认识的关系。正如上文所说关于世界名画的欣赏的问题，审美必须借助基本的审美知识展开，这里基本的审美知识就是前人理论的总结，这就是认识的环节，因此审美是基于认识的审美。

（三）确立审美意识

审美文化必须强调审美意识的重要性，这是审美的核心。如果审美意识缺乏，审美活动便是无中生有。审美文化与美学中审美的最大不同在于，审美对象和范围不同。美学中的审美面向的是美学专业范围内的人，但是审美文化中的对象是所有处于社会中的人，即社会人。而社人培养他人或自我教育最大的目标在于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核心是真善美的统一。因此“美”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审美意识是人具备美的核心，是人对美的判断依据。

（四）培养必备审美能力

审美能力是人将主客同一思维、审美知识、审美意识运用到实践必备的才能，是理论运用到实践的过程，是对审美文化中感性知识不足所做的补充。审美能力的建立必须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因此是审美理论与审美实践沟通的桥梁。这个桥梁可以以三种方式展开。第一种是叠加式。即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而审美能力搭建在理论之上，即层层叠加的关系。这要求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理论，进而以理论为指导进行审美。第二种是嵌入式。即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进而审美在指导过程中完成。第三种是介入式。即将理论介入到实践中，指导实践，并且不时抽身出来总结，然后再去介入到实践中[4]。这样的过程中，审美能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带着审美意识，将必备的审美基础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在认识每一阶段的二次飞跃中都认真总结，这便是审美能力培养的摇篮。

由于美学基础理论的不完善，导致审美文化没有理论根基，自然无法在众文化中站稳脚跟。当前审美文化在文化领域确实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但中国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加入审美的内容，这是完善先进文化的应有之义。只有正视审美文化的重要性，不断研究其中的问题，审美文化中的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

参考文献：

〔1〕刘康.马克思主义与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

〔2〕杨春时.后现代主义之后：形而上美学的重建[J].上海文化，2015（8）：13-17.

审美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文学终结；消费社会；文学性扩张；日常生活审美化

中图分类号：I0-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001-02

一、“文学终结论”的提出及影响

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把“文学终结论”这一话题引入中国。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1997年，《文学评论》第4期刊载了他的论文《全球化对中国研究的影响》，文中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现在甚至出现了从看电视或看电影转向电脑屏幕的迅速变化。”他认为新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必定会对文学与文学研究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

米勒在2000年参加了北京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且作了大会发言。继而《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了他《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一长篇论文。米勒此文的核心观点即“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的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在论文开篇,米勒就引述了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中的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 ,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情书也不能幸免……”从而详细阐述了“文学终结论”。

在他的著作《文学死了吗》一书中，米勒也开宗明义写道：“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是时候了。不同媒体有各领的时代。”于是文学行将消亡这一观点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成为论争的热门话题之一，持续至今。

二、由“文学终结论”论争引出的“文学性”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高科技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地位与日俱增，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随之日渐萎缩，而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研究的地位更是不言自喻。文化研究等新兴学科对文学的冲击使得理论界出现了文学边缘化的说法。

因此在激烈的争论声中，一种学者表示赞同“文学终结论”，认为文学存在和共生的条件变化了，文学也将随之消亡。信息技术与传媒方式的转变影响文学场的存在结构和文学的实际存在状况。印刷时代已经过去，媒体娱乐文化成为了主导，文化从经典进入非经典和反经典，写作的口语化、视像化超过了书面语写作，精英文学的败落与审美的世俗化成为时代的合法性标志，于是正是这种时代的合法造就了文学合法性的危机。

相反，很多学者对“文学终结论”持质疑态度，甚至有人认为文学终结是一个无效的理论，因为它本身就陷入了一种“技术决定论”的极端，于是正是“文学终结论”而不是文学，必将走向终结。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由于文学的语言魅力以及审美想象性具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同时由文学传统构成的文明力量与文化秩序以及历史的厚重感无法被解构，因此文学不会消亡。

（二）“文学的终结”只是对无处不在的“文学性扩张”的一种遮盖与隐蔽。美国学者辛普森在1995年出版过一本书,名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针对“文学终结论”提出了后现代“文学统治”的看法。到90年代末,卡勒注意到该书,受此启发写了《理论的文学性成分》一文,该文收在2000年出版的《理论的遗留物是什么?》之中。卡勒对辛普森的提法略有修正,将统治的“文学”改为“文学性成分”,从而使缘自辛普森的创见更为准确。卡勒说:“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也就是说，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因为大众传媒作为传播方式对文学话语权的挑战从而“被边缘化”了的文学，即消费社会用影视、网络、电子游戏等新兴文化迫使其丧失了昔日中心地位的文学，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文学。然而恰恰相反的是广义的“文学性”却活跃在社会生活的中心。即在后现代场景中，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道德活动、学术活动、文化活动等都“文学化”了――离开了虚构、修辞、抒情、讲故事等文学性话语的运作，这些活动都无法进行。如波德里亚所指出的,消费社会的品牌之多,意味之玄妙足以令人“眩晕”,而

“没有文字游戏,现实就产生不了眩晕”。因此这种“文学性”的统治就形成了，并且蔓延直至无处不在。

三、审美泛化与文学性蔓延的内在联系

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詹姆逊认为，消费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已经打破了传统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作为商品已经成为普遍的文化景观。文化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和文化内涵中扩张出来，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当下生活中的消费品。以至于日常生活都文学化、艺术化和审美化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消失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对立也消解了，文化以视像的形式到处显现，使我们的生活中处处时时弥漫着文化的气息。

苏尔茨在1992年出版的《体验社会》一书中就将后现代富足社会看作偏重审美体验的社会。他认为这一社会中的人对事物的反应不再注重其客观认知而沉溺于对事物的“内心体验”,或者说他们总喜欢先将事物的客观状态转换为主观符号然后体验其意味,苏尔茨称此为生活方式的审美化。审美化的社会即“体验社会”。

而“文学性的蔓延”这一说法同样是由于日新月异的数字媒体文化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因此有人说技术进步的巨大力量可以改变文学的生成方式和通常感知文学存在、文学理论把握文学现实的方式和样态，伴随观念、感知经验的改变，必然带来文学、文学理论的相应变化。审美泛化、文学性蔓延，带来了审美文化版图的改写。

然而审美泛化带来艺术的扩张，并不一定就是文学性的扩张，审美泛化与文学性的蔓延并不对等，严格意义上讲审美扩张现象纳入文学研究对象有失偏颇，但是他们在知识形态建构上的同一性，尤其是在各种文本、超文本“混杂”的时代。随着“文学性”的蔓延，艺术和审美更多地进入生活，被日常生活化，含有“文学性”的审美化的日常生活自然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如某学者所说：“生活审美化的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它就发生在我们中间，其基本表现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模糊乃至消失了，借助大众传播、文化工业等，审美普及了，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利，也不再局限于音乐厅和美术馆等和日常生活隔离的高雅艺术场所，它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中，如百货商场、街心公园、主题乐园、度假胜地等；发生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美化的美容院、健身房等场所。”

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种后现代社会景观，也是消费文化冲击下都市大众日趋迈入的社会景观，它已经使当下的文学与审美观念发生了极大的转向。

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一书中说：“现在，很多传媒理论家和研究者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是，所有这些虚构叙事作品（其间往往充满了暴力和性）正对我们产生怎样的的影响？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艺术摹仿生活。（当然，在大众传媒中，艺术以非常扭曲的方式摹仿着生活。）但是，现在生活是不是开始摹仿艺术了？”

而塞尔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这样描述后现代日常生活:“从早晨到夜晚,各种叙事不断在街道上和楼房里出现……听者一醒就被收音机所俘获(声音就是法律),他一整天都在叙事的森林中穿行,这些叙事来自于新闻报道、广告和赶在他准备上床睡觉时从睡眠的门下悄悄塞进最后几条信息的电视。这些故事比从前神学家所说的上帝更加具有神圣和前定的功能:它们预先组织我们的工作、庆祝活动、甚至我们的梦。社会生活使得打上叙事印记的行为姿态和方式成倍地增加； 它……复制和积累故事‘版本’。我们的社会在三层意义上变成了一个叙述的社会:故事(即由广告和信息媒体组成的寓言),对故事的引用以及无休无止的故事叙述定义了我们这个社会。”

由此可见，在单媒介艺术向综合媒介艺术的转化过程中，“文学性”参与了消费社会的“商品存在”。被媒体信息所渗透所建构的后现代社会已是一个文学性社会。但是无论如何，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区别于界限总是存在，因此审美泛化与渗透只能在一个底线之内存在。

四、对“文学性扩张”观点的质疑

然而从“语言”与“审美”的维度对“文学性”进行分析，有学者又提出了对“文学性扩张”这一说法的质疑。

首先，文学作为一种最能发挥出语言的“诗性”的话语实践，是语言呈现自身结构和功能的典范。语言是文学永在的身份标记，以语言为媒介即文学最为不可替代的优越感，也是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根本所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视觉、听觉、或形体艺术却是直接诉诸人的官能的。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说：“虽然我们是坐在花了票价的席位上，但我们并不是从那里去看罗密欧和朱丽叶，而是用罗密欧的眼睛去看朱丽叶的阳台，并用朱丽叶的眼睛去俯视罗密欧的。我们的眼睛跟剧中人物的眼睛合而为一了。我们完全用他们的眼睛去看世界，我们没有自己的视角。”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学性”影响了我们想象力以及反思的智性的发挥，造成了一种对体验的催眠。

特里・伊格尔顿说：“文学语言疏离或异化普通言语；然而，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和深入地占有经验。平时，我们呼吸于空气之中，但却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像语言一样，它就是我们的活动环境。但是，如果空气突然变浓或受到污染，它就会迫使我们警惕自己的呼吸，结果可能是我们的生命体验的加强。”

因此在图像文化的冲击面前，文学完全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其次，以经典的“没有时间性”作为对“文学性”的流动性与敞开“文学”边界的质疑。在伽达默尔看来，文学是“没有时间性”的。因为它们“在不断与人们的联系之中”现身，“使过去与现在融合，使人们意识到它们在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上既连续又变化的关系，而体现了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规范与基本价值，随时作为当前有意义的事物而存在。”

正如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板。”

因此有学者认为，无论我们进入什么时代，文学总是存在的，文学研究对于文学本身的关注与探讨总应该被置于“文学性蔓延”现象的研究之上。

再者，如法国作家里吉斯・黛布雷指出的：“关于媒体,可以用三个时期对人类社会进行说明: 即书写时代、印刷时代和视听时代。”

但是“一种文化(或媒体)没有必要取代另一种文化(或媒体)，然而，它所能够做的也只不过是对另一种文化加以补充。”因此，虽然新兴文学样式的出现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迫使印刷文学丧失了主要地位，逐渐走向边缘，但是这却并不等同于文学本身的边缘化，也并不构成“文学性扩张”的根据，文学不会因为存在形式的变化而终结。

五、结语

21世纪是信息技术的时代，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文学与文学研究陷入了一系列困境。以“纯文学”或自主性文学观念为指导原则的精英文学生产支配大众文学生产的统一文学场走向了裂变，统一的文学场裂变之后，形成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生产次场按照各自的原则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各行其是，既独立又相互渗透的多元并存格局。

就“文学终结”的争论还在继续，然而论争的关键点在于对“文学终结论”所指“文学”涵义的深层理解是否正确。

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一书中说“文学虽然末日来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这一悖论，说明了他对印刷时代文学的眷恋，也是在面对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当今社会，呼吁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理论选择和价值评判。

参考文献：

[1]（美）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姚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范玉刚.文艺学的境遇及其范式转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3]金惠敏.趋零文学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J].文学评论，2004（2）.

[4]（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M].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吴子林.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J].文艺争鸣，2005（3）.

审美文化论文篇(7)

识功能与审美形式具有共同的精神指向,都倾向于对真善美的追求。真即美、善即美。而美也就是圆满完美与和谐真实。

一、弦子歌舞中“圆”和“转”的形式美

任何一个民族的舞蹈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律特征。这种独特韵律的形成,是根据人体运动的规律,加上民族审美意识的美化,同时,地理环境、生活习惯、及其传统文化等又无不与这种韵律的构成有着密切的联系。雪域藏民族舞蹈尽管种类繁多、风格各异,但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以及传统文化的统一,又使这些独特的舞蹈个性形成了共同的舞蹈美学特征和共同的舞蹈韵律特点。其中圆的形状,转的动感就是藏民族文化中数千年来随着历史车轮的转动而声声不息追求的永恒如日月般和谐圆满的历史和永不休止的转动前进的历程精神的形象再现。

巴塘弦子舞中围圈而舞的圆的形式美和转的动态感是重要的审美特征。也是巴塘弦子舞从古至今传承发展的重要的文化象征内涵。

“圆”不仅是舞蹈动作规律的要素,也是藏民族歌舞基础队形特点。弦子舞也称“嘎谐”,就是转圈而舞、绕圈而歌的舞蹈形式,但在实际表演中,圈舞也不是全封闭式,仍然是有头有尾,排头操琴的“谐本”在前,年少的舞者在尾。

巴塘弦子歌舞的缘起、发展、传承在文献中没有记载,这与它表现的题材内容和表演者的贫民身份有关。可见早期的弦子艺术属于贫民文化,是流传在下层劳动人民中间的艺术,甚至有人说它起初就产生于流浪艺人中。弦子早期表现的题材内容就是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为主的,它在早期是不能在传统节目和宗教活动上表演的。其传统乐器也不能为弦子使用。这可以从弦子表现的内容和使用的乐器上得到证实。

二、圆的文化内涵

在藏民族宗教文化信仰生活中,无论是古老的苯教,还是融佛苯为一体的藏传佛教,圆和转的文化形态在其教仪中、多姿多彩的造型艺术中和广为流传的各类自娱自乐的视听音乐歌舞文化艺术中都随处可见,这种圆的审美方式在古代是生产、生话的群体再现,如:古人围猎生存方式的圆,集体分配猎物的圆、部落围篝火载歌载舞欢庆的圆等等。

在后来的藏传佛教文化中,以右旋为神圣,它是太阳与火的象征。此符号也源于本土宗教苯教文化,在印度也广为流传,佛教传入中国后,此符号寓意万德吉祥,舞蹈中的右旋,则反映出对太阳的崇拜,对吉祥的追求等宗教心理。强调右旋,带有深奥的宗教哲理。

三、圆的文化审美

从古老的果卓,羌姆,到弦子舞,这种周而复始的圆圈队形和永不停止的右旋准则,有如日月般永恒的转动,它象征着民族的团结和兴旺,同时,这种以圆圈为主的歌舞队形图案,亦代表着吉祥圆满和兴旺昌盛的含义。可见,“圆”形和由圆延伸的活态的转的动感在藏族歌舞队形中所孕含的审美内涵。

圆是藏民族团结奋进精神,凝聚力的象征,圆是巴塘弦子舞最基本的美学思想,体现了藏民族完善的精神境界和追求。藏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轮回中一直绕着它丁冬转动,成为用生命、信仰和人生构筑的各自的圆。

藏民族音乐歌舞是一种文化,它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一种轨迹,也是民族思想感情、、劳动生产、经济状态、审美观念、民风民俗等各方面精华的凝聚,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表现。世代生活在我国西部雪域高原上的藏族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出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藏族民间弦子,则是藏族传统文化中一朵鲜艳的奇葩。

四、弦子歌舞中健康向上的文化品位

(一)重调心善教化的审美功能

调心是藏族音乐歌舞最典型的功能,弦子舞的表演过程即是调心的过程,而不单是一种技艺性劳作式的行为。巴塘弦子舞具有独到的审美功能。首先它很强调审美的视觉和听觉功能,深层的审美意义总是基于视觉感官这一效果的,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使感官达到最高兴奋质。而又不停止于感官的生理享受,进一步通过优美的音乐,启发心理上对美的企求,使人性的感化作用与音乐歌舞的感染力,能相互补充,升华为作品的内涵表达。完成根本意义上对重调心善教化的审美功能的追求。

寄托情感,寄托理想,藏族音乐歌舞作者往往就是观者或观者的代言人,故在接受音乐 歌舞形体语言的审美表达之前,就具备着一种主动的情感寄托。这种情感的寄托重于和先于感情的接受。所有是非功过,喜怒哀乐,无不在音乐歌舞作品中得以显现。 启迪于生活的感受,而落实于载道、布道和教化感招的根本。巴塘弦子舞很注重社会作用、教育意义和道德准则。佛理人性形象化的融入真善美的事物中,通过审美招感教化民众

,已是超越于审美本意的又一目的。流传广泛的弦子舞“孔雀吃水”就是这样借助对孔雀各种形态的摩拟,表现自然界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共存关系。直接借形象来讲解佛教和谐生存的人生道理。其主题的重大,远远胜于题材的优美。对心灵的调心教化是其审美的根本目的。

(二)健康高尚的文化审美追求

巴塘弦子舞由于受本土文化的长期浸润和佛学思想的严格规范,无论表现题材内容、人体舞蹈动态或音乐旋律都表现出藏民族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健康、高尚和极积向上的特质,不只是为了舞蹈的赏心悦目,音乐的悦耳动听,歌词的溢美赞赏,更注重文化审美内涵的追求,注重民族群体人文思想健康意识与和谐社会风尚的构建,崇尚人生的道德修养,注重建树大无谓情怀。巴塘弦子舞就体现出一种博大的气势和高尚的人格品位。

巴塘弦子舞有成熟的美学思想,健康高尚的审美追求和丰富的创美技艺,他们产生于音乐歌舞实践而又对音乐歌舞实践起着指导作用,形成了藏族音乐歌舞广泛意义上的理论。这些理论少有提高到学术性的水平,但却与音乐歌舞创作水融,不可少缺。

(三)佛学真、善、美理念的诠释

巴塘弦子舞表现的题材内容、围圈而舞的圆,游动的转的形式美法则等,深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这源自于藏传佛学不是简单的宗教,它集政治、民俗、哲学、艺术等为一体,是一个立体的文化现象即“佛文化”。佛学内容涉及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人生的终级意义,宇宙的根本规律属性等。远远超越了通常概念的宗教含义和艺术概念,是一种高度文明化的文化体。藏传音乐歌舞以佛学为重点内容的选择,就特定的历史社会而言,也是高尚神圣的,进步科学的。巴塘弦子舞音乐歌舞和佛学宗旨一致。佛理与艺心无别,佛性与人格相通,都为了实现真善美。藏族音乐歌舞理论认为音乐歌舞的根本在人生义理,生活知识与工巧的汇通,对作者人生观、道德观的正义与善良的强调,是藏族人民一心所要造就的精神财富和理想世界。

巴塘藏族民间弦子舞的审美方式和藏传佛教的修心养性、完善人生的方式是一致的。藏族音乐歌舞至爱、理想、热情及相对的批判性,与佛学抑恶扬善,自度度人的理义一致。藏族音乐歌舞借助于佛学的途径寻求自身发展的道路和前景。在伴随着洞查人生、实现人格的生存努力中,实现着音乐歌舞的价值,也实现着佛学倡导下的全社会人生理想的根本大义。

参考书目:

1、《巴塘弦子》益西嘉措 着,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

2、《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田联韬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10 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