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贸易论文精品(七篇)
港口贸易论文篇(1)
一、相关理论回顾
关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问题，早在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著作中就有所体现。其中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约翰穆勒的贸易的动态利益思想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亚当斯密认为对外贸易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加速了经济增长。斯密从需求角度出发,在其“剩余出口”论(VentforSurplusTheory)中指出剩余产品的出口，不仅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而且由此带来的收益或增加的进口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Cordon澳从供给的角度提出了“供给启动”论,分析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937年D.H.Robertson提出了“增长引擎”论(TheEngineofGrowth,主张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技术变动引入了经济增长核算方程,并论证了贸易与技术变动的相互关系将保证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同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及推论提出质疑和挑战。其中，RPrebish、HSinger^G-Myrdal等人认为对外贸易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进步。1970年，I.B.Kravis明确将对外贸易称为“增长的侍女”他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国内因素决定,外部需求只对增长起到额外的剌激作用。
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经济学家利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专注于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角度,对一些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进行检验。如Balassa(1978)利用11个工业国家1960~1973年间的数据,运用秩相关(RA)检验分析了实际GDP平均增长与实际出口平均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Feder(1983)利用1964~1973年一些半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检验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Kavoussi(1984)采用了73个发展中国家1960~1978年的数据研究了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出口商品的机构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影响。Moschos和Demetrios(1989)通过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验证了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另外，Karunaratne(1994)、Sachs和Wanshall(1995)、McNab和Moore(1998)等人的研究也得出了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但在后期，经济学者们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Taylor(1993)sHelleiner(1996)sBleaney(1997)等人的研究，得出了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此外,Chow(1987),Dutt和Ghosh(1996)等人的实证检验得出了中性的结果。
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国内经济增长与贸易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上。赖明勇（1998、沈程翔（199§、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刘小朋(2001)、赵陵、宋少中和宋泓明（2001)、姚丽芳(2001)、周申（2001)、许启发等（2002、石传玉(2003)、王坤（2004)及减旭恒(2004)等人的研究，均表明对外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有关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研究，国内比较少,而且大多是从逻辑层面进行剖析,进行实证分析的非常少。张仲深(199()从外贸大发展带动经济多元化、贸易赤字与经济增长呈良性循环、有形贸易与无形贸易相辅相成三个角度论证了外贸是香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张光南、陈广汉，(2009)通过对香港1987~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验证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和内在机制。本文将从实证角度出发,初步考察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以后中国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合作发展方向提供一种参考。
二、理论模型与数据处理
从支出角度来考察国民经济，一个地区的生产总值由总消费、总投资、政府对物品和劳务的购买及净出口构成。本文仅分析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假设其他因素,如投资、消费、政府购买等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变或影响是平稳的。
(一)模型设定在国内，有关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模型，比较全面的是林毅夫和李永军的模型。模型包括四个方程,即国民收入恒等式和消费、投资、进口函数,这四个函数都是上期消费、当期利率、出口和有效汇率的函数。本文只是初步考察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这里假设消费和投资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变或影响是平稳的、进口和出口是独立变动的,并且将利率和有效汇率度进出口的影响抽象掉。计量公式可设为：
进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度为,则进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最终贡献率为
因为香港从中国内地的进口是其进口的一部分，因此，香港从中国内地进口增长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度为,则出口增长Xt-1Yt对经济增长的最终贡献率为,同理可知，Xt-1Yt香港对中国内地出口增长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Yt。
(二）数据处理本文采用1984年到2008年之间香港向中国内地出口额(EXHoc)、香港从中国内地进口额（lMam()、香港的总出口额（EX和总进口额&M)以及香港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年度数据共25个。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用消费价格指数(2004年10月至2005年9月=100>对数据进行平减，见表1。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在实证过程中对数据进行了自然对数变换,相应的变为LnGDP、LnIM、LnEX。
三、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在检验一组时间序列的协整性或长期均衡关系之前应首先检验时间序列的单整
阶数，即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以免因为直接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而导致伪回归现象。检验方法主要有DF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本文米用ADF(AugmentDickey-Fuller)检验来确定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一阶单整序列（见表2）。
(二）协整检验和回归方程协整检验目前应用最多的有EG两步法和Johnsen迹统计检验法,本文米用Johnsen迹统计检验(见表2)。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香港GDP和进口或者出口之间均具有协整关系，因此可以直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并且不具有伪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从得到的a和p值计算出1984年以来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进出口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如表4。
从表中，可以看到，中国内地从香港的进口对香港的经济增长贡献度和贡献率总体均要比内地对香港的出口作用小很多。因此，中国内地对香港的出口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进口的作用则比较弱，这和我们前面分析的香港对中国内地的进口依存度非常大是一致的。
我们还可以从表4观察到，1997年成为中国内地对香港的出口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变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因此，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84~1997)。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比较大。香港从内地进口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达到1994年的0.043,低谷出现在1993年的-0.104,波动幅度为0.147,平均进口贡献率为0.006香港对内地的出口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峰值出现在1988年的0.017,最小为1994年的-0.008,波动幅度为0.025,平均出口贡献率为0.004。很明显,这个时段香港从内地的进口极不稳定,进口的贡献率波动大大高于出口贡献率波动。可以推断，这个时期，香港和内地的贸易还处于初期阶段，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未形成长期稳定的依赖关系。
第二个阶段(1997~)。这个时间段的显著特征是香港对内地的进出口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不断增加，且波动幅度也较大，总体趋势不断攀升。进口贡献率的高峰值出现在2004年，为0.098,最低值则为1998年的-0.031,波动幅度为0.129,平均进口贡献率为0.081；出口贡献率基本保持稳定，与第一阶段相差不大。最高值为2008年的0.019,最低值为2002年的-0.006,波动幅度与第一阶段一样为0.025,平均出口贡献率为0.04。此时进、出口贡献率明显都比1997年之前要高，这说明香港回归后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进口贡献率依旧居于主导地位,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这一时期，中港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稳定依赖性正在加深。
四、结论与相关建议
通过前面的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港口贸易论文篇(2)
关键词：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香港对外贸易
1、引言
金融危机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征之一。1997年由国际投机资金冲击泰国货币泰铢而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平均贬值25%-70%（何慧君，1998），实行联系汇率制度的香港为维持汇率稳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亚洲地区及受此影响的其他国家经济衰退也对香港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巨大损失，香港对外贸易出现了将近一年的负增长。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但由于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影响范围不同，导致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机制也有差别，香港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措施也不同，通过对比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有利于香港在世界经济运行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和政策，从而更好的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
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再到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理论、佛农的产品周期理论等，理论界对国际贸易的运行规律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国际贸易属于一种经济活动，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波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贸易活动。Cantor和Mark（1998）、Baxter和Crucini（1995）等人的早期研究确认了国际经济波动中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传导渠道的存在性和合理性。石红莲（2010）认为在全球化经济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经济波动都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进而向全球范围扩散。经济波动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以及资讯等渠道传导的。陈学彬、徐明东（2010）金融危机短期内对国际贸易最直接的两个主要影响渠道为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王会强、（2010）重要从收入、价格、汇率、外商投资等方面研究了金融危机对河北省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其对外贸易的三个部分比较分析两次金融危机对其影响。
2、对外贸易指标变化比较
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节约社会劳动，不但使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还可以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实现。衡量对外贸易的指标主要有对外贸易规模、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价格指数、对外贸易地理方向以及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等，金融危机通过影响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周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环境以及汇率等方面作用于对外贸易。本文主要从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规模、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和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等三个指标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
2.1 对外贸易规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贸易额进入全球前十，并成为世界最大的转口贸易地。金融危机影响对外贸易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对外贸规模的减小，东南亚金融危机中，1998年1月份香港进口和转口贸易开始出现负增长，1997年11月开始出现港产品出口负增长，并持续十多个月。国际金融危机中，港产品出口负增长首次负增长出现于2008年3月，进口和转口贸易均于2008年11月开始负增长，并持续将近一年。分别取两次金融危机周期中三年的月度贸易额增长率，东南亚金融危机从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国际金融危机从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其进口贸易、港产品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增长率变化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见，两次金融危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香港对外贸易规模，但是影响的范围和时间长度却不同。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贸易的影响力度明显比东南亚金融危机强，但后者影响持续的时间更长，国际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2.74%，港产品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50.64%，转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2.44%，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2.38%，港产品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1.96%，转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16.73%。国际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2个月，港产品出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22个月，转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2个月，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6个月，港产品出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26个月，转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5个月。此外，两次金融危机周期中，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贸易影响波动明显大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且，对港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先于进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可见，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属于暂时性的冲击，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则属于长久的影响。
2.2对外贸易地理方向
对外贸易地理方向是指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额的地区分布和国别分布的状况，即该国的出口商品流向和进口商品来自哪些国家或地区，说明一定时期内各个国家或区域集团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地位，通常以它们在该国或地区进出口总额或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来表示。一国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地理方向通常受经济互补性、国际分工的形式与贸易政策的影响。从两次金融危机周期中分别取6个月香港十个主要贸易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额增长率数据，如表3所示。
从表3可见，香港进口贸易中，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影响的是香港从日本、台湾、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瑞士以及泰国等国家的进口，而从中国内地和韩国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国际金融危机中，主要影响香港从中国内地、日本、新加坡、韩国和瑞士等国家，而从台湾、美国、马来西亚、印度和泰国等国家的进口影响则相对较小。港产品出口贸易中，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影响香港与中国内地、新加坡、日本、韩国、澳门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对香港与美国、台湾、瑞士和英国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不明显；国际金融危机对与香港贸易的前十大国家和地区都有较大影响，但影响的时间先后有差别，对香港与瑞士、澳门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相对较晚一点。转口贸易去向中，东南亚金融危机对香港与日本、印度、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的贸易影响比较大，与中国内地、美国、德国、台湾和英国等国家的影响较小，而与英国的贸易额还处于上升之中；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与美国、德国、韩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比较明显，对香港与中国内地、日本、印度、台湾和越南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较小。
2.3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进出口贸易中各种商品的构成，即某大类或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与整个进出口贸易额之比，以份额表示。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主要是由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自然资源状况和贸易政策决定的。香港实行高度开放的贸易政策，服务业发达，制造业份额相对比较小，使得香港产生制造业空心化现象，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香港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如表4所示。
从表4可见，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主要商品的进口、港产品出口和转口贸易均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对出港产品的出口影响较大，杂项制品、矿物和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和电动机械、仪器用具及零件等降幅均超过或接近30%，转口贸易中降幅超过10%的有四种产品。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非金属矿物制品进口、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及零件的出口，而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的进口和转口均有所上升。
3、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影响的机制比较
3.1 金融危机的收入效应影响比较
金融危机对贸易最直接的影响是以收入效应降低贸易对象的实际购买力，即主要影响香港的出口贸易，香港的出口市场主要是中国内地、美国、东南亚以及西欧国家，两次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收入的影响不尽相同。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影响东南亚的经济，从各国实际GDP增长率可以看出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1998年实际GDP增长率迅速下降，日本1998年增长率为-2.05%比1997年下降了3.61个百分点，韩国和印度尼西亚1998年增长率分别为-5.71%和-13.9%，比上年下降了11.48%和17.84%。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则机会影响了香港的整个出口市场，美国收入减少后，对香港的产品和劳务需求就会降低，直接导致香港出口的减少。同时，美国是全球进口大国，与诸多国家保持高度相关的直接或间接贸易，通过国际间的贸易进而影响香港对欧盟、日本等国家的出口。
3.2金融危机的价格效应影响比较
价格效应主要影响香港的状况贸易，由于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两次金融的价格效应对香港对外贸易的机制具有差异。亚洲金融危机的价格效应主要表现为东南亚各国的货币贬值，而20世纪末香港主要是与中国内地、日本、西欧以及美国之间进行转口贸易，与东南亚的转口贸易比重比较低，故而通过价格效应的影响不大。国际金融导致全球商品价格下降，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利润率，直接导致本地生产企业生产积极性下降，出口减少。但是，美元的贬值降低了包括石油、矿产品、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从而降低一些企业的进口成本，这个有利于香港的转告贸易。所以，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是综合性的。
3.3金融危机的汇率效应影响比较
东南亚和韩国、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对香港的出口竞争力构成了不小的威胁。由于实行联汇制，港元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7.749～7.730之间，相对其它亚洲国家货币间接有大幅度的升值，使香港产品的出口价格竞争力有相当大幅的减弱。在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的影响下，国际市场的一些商品价格下跌，如1998年初国际市场工业制成品价格比1997年9月降低了10%，涤纶切片、纤维和棉纱等产品也因韩国和印尼等国的低价倾销而价格下跌。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经济大幅下滑，美元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有利于美国的出口，从而影响香港对美国的出口。
4、结论
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虽然产生的原因不同，但都对香港对外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而且反应迅速，但是其影响力比国际金融危机小。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是从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导致香港的实际汇率上升导致香港对外贸易下降，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是影响香港的对外贸易环境，欧美国家的实际需求下降，转口贸易和港产品出口贸易受到冲击，日本、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疲软进一步加大了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中香港的对外贸易政策比较及时和完善，从而比较迅速的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从两次金融危机中可以发现，内地和香港出口中受冲击最小，能保持出口价格和销量不变或增长的是高新技术产品和优质名牌产品。陆港合作开发高科技的提法早已有之，全球的知识化、高科技化和香港出口竞争力的相对减弱都不容香港再迟疑不前。由于香港本地技术、人才、资源和成本的限制，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仍要借助内地，因此应充分发挥香港本地信息、资金筹集、服务方面的优势，相互合作增强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共同防范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盛洪昌.国际贸易实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2]毛艳华.香港对外贸易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张作乾.香港对外贸易[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港口贸易论文篇(3)
2.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作者简介：冯晓玲(1977-)，女，吉林通化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大连海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关经贸关系：
赵放(1961-)，北京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日本经济。摘要：有关中关两国贸易数据的统计差异历来存在着很多争议，其中香港的作用被广泛提及。文章将中国途经香港到美国的商品分为“再出口”和“转运”两大类，以东、西行贸易的“镜像数据”为基础.将其分为五种贸易流向进行了分析比较，得出了香港在中国对美出口中的中介地位仍然不容忽视，从中国途经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统计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再出口，而不是转运的结论。
关键词：香港；再出口；转运；镜像数据；统计差异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1-0015-06 收稿日期：2007-10-24
中美两国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之大有目共睹，对于两国报告的贸易数据彼此存在差异的原因，其中有关香港的作用，国内外很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一些结论：Fung and Lau(1998,2003)认为，中美两国统计的双边贸易差额数据都是不准确的，两国贸易统计差异归因于中美对经由香港转口、转口毛利和服务贸易的不同处理；Chaodong Huang and Broadbent(1998)认为，中美在编纂双边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包括不同的计价基础和运输时滞，特别是中国经由香港的转口贸易，以及确认和正确的计价这些贸易流量的实际困难；Jialin Zhang(2000)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问题在于美国使用原产地规则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统计为美国自华进口，但是并不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统计为美国对华出口，因而放大了美中贸易逆差；USCBC(2004)认为，美国的统计方法夸大了美中贸易逆差，因为美国按照f.a.s(装运港船边交货)计价，进口按照c.i.f(成本加保险加运费)计价，并且美国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都统计为美国自华进口，尽管香港的附加值高达25％。沈国兵(2005)将以上观点进行了综合，得出香港转口贸易和转口毛利是直接造成中美贸易数据失真和扭曲的原因之一的结论。本文主要引入Michael J.Ferrantino(2007)“镜像数据”的分析方法，将途经香港的货物分为“再出口”和“转运”两大类，探讨其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
一、再出口与转运
在实际业务当中，再出口(re-export)和转运(transshipment)经常被混淆，前者是指当进口的商品以某一香港买家为收货人，该买家随即拥有对该进口品的法定所有权，并且可能在再出口之前时商品进行一些不从根本上改变商品特性的加工；而后者指的是在同一联运提单下的货物，由香港外某地运至香港，而目的地为另一地时，在香港水域内的同一艘船上装运或者由一艘船转运至另一艘船上。转运同为再出口而将货物进口至香港是不同的，它属于“过境中的商品”，通常并不通过香港海关的估价程序。
附表1和附表2提供了香港、中国、美国三者之间的贸易数据。附表1是中国和香港海关提供的双边贸易数据。附表2是由中国和香港海关提供的与美国进行贸易的有关数据。香港调查统计局将一国运往另一国的货物分为四类，即进口、出口(包括本地出口和再出口)、向中国国内转运、向中国以外的国家转运。附表l中的A部分比较了香港和中国报告的贸易数据和香港的“在主要国家(国境)和装运港上卸下的港口货物”的数据问的区别，它表明中国报告的通过香港的出口(但是香港不一定是最终目的地)和香港报告的来自中国的进口两者间的差异日益增大，类似的关系也可以在中国和香港对美国的出口数据和作为美国总货物中的一部分的香港为中国转运至美国的数据中找到(见附表2的A部分)。附表I中的B部分比较了中国和香港报告的贸易数据和香港“在主要国家(国境)和装运港上装运的港口货物”的数据间的区别。它表明中国报告的通过香港的进口(但香港不一定为原产地)和香港报告的向中国的出口两者间的差异日益增大，类似的关系也可以在中国和香港自美进口和作为来自美国进口的总船货中的一部分的香港为美国向中国转运的数据中找到(见附表2中B部分)。
由此可见，香港在中美贸易中的中介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而在中国海关数据中，很有可能出现途经香港的出口中，一部分是通过香港再出口而另一部分是通过其转运的情况。然而，这种情况很难通过经验来确定，因为在香港的贸易和货物数据中再出口是以美元来衡量，而转运则是以公吨来计算，因此很难直接地比较两者。要想明确中国通过香港的再出口与转运及其同中国报告的直接出口和进口的关系，一个恰当的途径就是海关要完全理解双方在贸易数据上的显著分别，所以在这里引入“镜像数据”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镜像数据与东、西行贸易
理论上说，一国对其贸易国的出口数据应与其贸易国相应的进口数据相匹配，二者称为“镜像数据”。本文使用以“东行贸易”和“西行贸易”为基础编辑的镜像数据来估算中国、香港、美国三者之间贸易数据的差异。在编辑镜像数据时，一面用中国、香港所报告的数据，另一面则用美国报告的数据。镜像数据的一对恰当的匹配指的是通过该途径报告的贸易数据是可以互相印证的，然而很多原因导致了数据差异的存在。
(一)“镜像数据”的引入按照联合国指导方针，美国是按原产国来记录进口数据的。美国所报告的来自中国的进口包括直接从中国的进口和通过香港及其他国家间接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报告的来自香港的进口仅仅包括原产地为香港的进口。所以，在东行贸易(中国一美国的出口)中，镜像数据中的出口一面应当是中国报告的出口到美国的数据、香港本地出口数据和香港报告的中国再出口到美国的数据之和，而进口一面的数据应当等于美国报告的来自香港和中国的总进口值之和。
类似的，在西行贸易(美国一中国的出口)中，镜像数据中的出口一面应该等于美国报告的输到中国的出口加上美国报告的输到香港的总出口值之和，而进口一面应等于经过离岸价／到岸价调整后的中国和香港报告的来自美国的进口值减去美国途经香港再到中国的再出口值，这是因为美国通过香港间接对中国的出口将在中国和香港报告的进口中被计算两次：一次是在货物进入香港海关时，紧接着当再出口到中国时又会被中国海关计算一次。这就意味着中国和香港均是根据联合国的指导方针，按照货物的原产国来记录数据的，这一点和美国做法相似。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通过避免调整香港再出口的标高价格，简化了实际数据差异的估算，即通过这
种方法计算的数据差异的实际大小将免去由于估算香港再出口的标高价而产生误差的难题，因此从统计上更加令人满意。报告的贸易数据的镜像联系见图1和图2。
(二)东行贸易附表3列出了中国和香港对美国出口的官方镜像数据，有关的调整以及对1995年至2006年问的统计差异的估计。它以美国官方报告的自中国和香港的进口开始，以中国和香港官方报告的同时期出口数据结束(该数据包括香港报告的对原产地为中国的商品向美国的再出口)。从附表3叫‘以看出：第一，在1995年和1996年中国和香港报告的输至美国的出口量要高于美国报告的同时期从两地输入的进口量，到了1997年，两者才大致相等。从1997年开始，双方数据差异迅速增大，并在2004年达到最大差异点，相差19.53％。自1998年到2006年间，中国报告的输至美国的出口量和美国报告的来自中国的进口量问的差距超过2倍。第二，在过去10年来，香港作为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中介人的地位迅速下降，从曾经超过60％的比例到目前大约14％的比例，而在香港再出口至美国的产品中，原产地为中国的产品占到了超过90％，该比例一直保持稳定。第三，香港本地对美国的出口量一直下降，并且随着香港的经济越来越以服务业为导向，这一趋势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三)西行贸易附表4列出了中国和香港自美国进口的官方镜像数据，有关的调整以及对1995年至2006年间的统计差异的估计。它以美国官方报告的对中国和香港的出口开始，经过了fob／eif的价格调整，另加上香港报告的对原产地为美国的商品再出口至中国的数据，最后以中国和香港官方报告的同时期的进口数据结束。
与东行贸易中的数据不同的是，1995-2006年间西行贸易总的统计差异似乎没有明显的模式。仅在其中的1999年和2004年，中国和香港报告的来自美国的进口额稍稍超出美国所报告的对其出口额，在余下的10年中，在镜像数据的出口一面，统计差异比进口一面要大得多。这就意味着出于逃税和其他动机，中国对来自美国的进口低报价的情况更为平常。该数据的其他显著特征就是香港作为方便美国对华出口的地位逐渐下降。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中，由香港再输出的比例已由1995年的超过30％下降到2005年的12.4％。同时，由美国参与的香港通过中国再出口至其他国家的比例也由1995年的10％下降到2005年的不到5％。
在贸易的双流向中，同贸易合作者所报告的贸易数据问的估算有一些统计差异很容易被解释，比如同荷兰(由此最终出口到其他欧盟国家)、巴拿马(中国出口至此地的商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要最终输至美国的)的贸易，因为他们同样也是世界转口贸易的中心。但是中国和香港在同其他贸易者的贸易往来中由于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原因，如走私、低报价等因素，因此需要对所搜集的数据问的整体差异进行进一步的分解，才可能找出导致统计差异逐渐扩大的主要原因。
三、通过贸易流的子部类来分解中美贸易间的统计差异
根据上文的以东西行贸易数据为基础的镜像数据显示出了中美两国与香港之间记录的贸易数据差异，要进一步研究差异的来源，有必要进行贸易流向的分解。
(一)对镜像数据进行的贸易子部类的分解在中国的出口数据中，中国海关要求贸易商说明启运国和消费国，其中前者是指在出口货物离开中国港口后下一个要到达的地点，它并不一定是货物的最终目的国，而后者是指消费该出口货物的最终目的国。以这一信息为基础，可以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细分为三类。
a.美国既是启运国又是消费国，这指的是中国直接对美国的出口；
h.香港是货物的启运地，但美国是消费国，这指的是出口货物要通过香港转运才能到达美国；
c.启运国是除香港外的第三国，消费国是美国。
如前所述，香港调查统计局将进口和再出口时两次不同的估价称作“香港调高价”，而在通过香港的转运中(通过香港港口的货物而没有通关)，只报告货物的重量值而并非价值，所以香港的转运数据仅以总量报告且以公吨为单位，对商品不进行分类。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在中国海关数据中h类型贸易能否反映出通过香港的再出口或转运。最明确的解释就是h类数据能够反映出转运的有关数据，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消费国与货物第一次通关的国家是同一个，所以在中国报告的数据中再出口数据会被记录为以香港作为消费地的出口，而不是对美国的出口。这类贸易就是传统上被归结为导致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因素。因为货物通常被香港的中间商支配，所以中国的出口商可能事实上并不清楚货物的最终日的地。如果出口商知道货物的最终目的地是美国的话，而货物由于物流原因需要经过香港时，出口商很有可能会开立一张联运提单以避免在香港通关时产生的费用和麻烦。然而，这样理解并非总是可信的，如果一些中国出口商拒绝接受通过香港时的商品分类，那么有的再出口就要记录在b类统计中。
这样从中国和香港海关的数据中，就可以找出五种可能的贸易流，归纳如下：
C1.中国报告的对美国的直接出口；
C2.中国报告的通过香港对美国的出口；
c3.中国报告的通过第三国而非香港对美国的出口(C1-C3对应上文a-c)；
C4.香港报告的对美国的本地出口；
c5.香港报告的对原产地为中国的产品向美国的再出口。
正如前面讨论过的美国的官方贸易数据仅仅指出的是货物的原产地。但是，在美国商务部的详细记录的进口数据中，却含有货物是否在途中经过第三国到达美国的记录，这一进口数据覆盖了1995-2005年间美国从中国的所有进口数据。这里将这一数据作为美国报告的自香港进口的官方数据的一个补充，并将美国数据分为以下五类。
A1.从中国境内港口直接运至美国的货物；
A2.从中国输到美国的货物，但最后一个启运港是香港，货物在香港并未通关；
A3.从中国输到美国的货物，但最后一个启运港是在除香港外的第三国；
A4.美国对原产地为香港的货物的进口(来自官方公布的数据)；
A5.从中国输到美国的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在香港通关且最后一个启运港是香港，即通过香港的再出口。
如果采用对上述C2的最简单的理解，C1-C5同A1-A5之间依次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可以得出图3中列出的五种镜像关系。该图中有两个额外的盒子。右侧标有问号的盒子上标注了在香港货物数据中报告的通过香港转运的数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因为这些数据不标明商品的名称也不以价值来记录而是采用以公吨为单位记录，所以不能把它们用作分析中。左侧标有问号的盒子代表了原产于中国的产品通过第三国的对外再输出。如果将c3理解为仅仅包括转运而A3既包括转运又包括再出口的话，就会潜在的遗漏一部分数据(即通过第一
国而不是香港的再出口)，而它们正是此盒子中代表的数据。
(二)中、港、美三方贸易数据的差异在恰当地找出美中贸易中镜像数据的两方面后，就可以定义数据差异的两种衡量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在商品水平上衡量贸易双方的差异。
在这里M指的是贸易者r在第t年从s国进口商品i的贸易数据，E指的是s国在第t年报告的输到r方的商品i的出口值。这一指标总是用于衡量镜像贸易数据双方的差异。
第二个指标使用双方报告的数据总和作为标准，它的值在100(M=O,E≠0)到100(M≠0，E=0)间变化。当双方报告的数据差别不大时，两种方法得出的数值就会十分接近。
在东行贸易中，E等于中国报告的对贸易国的出口值、香港报告的对贸易国的本地出口值及其为中国的再出口值的和，M等于贸易国报告的来自中国和香港的进[1值之和。在西行贸易中，E等于贸易国报告的对中国和香港的出口值之和，而M等于中国与香港报告的来自贸易国的进口值减去香港报告的到中国的再出口值。
根据(1)、(2)计算出的中、港、美三方贸易数据的差异见表1。
港口贸易论文篇(4)
关键词：香港；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
2006年年底入世过渡期结束后，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在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服务贸易市场上，中国内地金融服务贸易面临严峻考验。香港回归以来，尤其是CEPA 签署以来，内地与香港经贸往来日益频繁，成为香港重要的货物贸易伙伴。同时，内地服务业对香港的开放使香港金融服务业与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针对目前中国内地发展金融服务贸易的迫切需要，研究影响香港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从而为中国内地发展金融服务贸易提供借鉴，这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视角，研究以下问题：目前香港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总体水平如何？各影响要素对香港金融服务贸易额的相关度是多少？哪些要素是影响香港金融服务贸易额的主要因素？如何通过借鉴这些主要因素从而提高中国内地金融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以上问题的研究文献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通过运用“钻石模型”理论，建立相关模型进行定量研究，以期能解决这些问题。
一、“钻石模型”简介及模型构建
（一）“钻石模型”简介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钻石模型”，形成了对国家竞争优势全面研究的新框架。他认为，影响一国开发某一产业竞争优势的因素包括四项主要因素和两项辅助因素，这六个条件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二）模型构建
本文以“钻石模型”理论为基础，选择11个自变量，1个因变量，构建相关模型。
假设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自相关，则可以根据各个自变量lnXi对因变量lnY的相关系数（对各个变量取对数是为了消除异方差）建立模型
lnY=alnX1+blnX2+clnX3+dlnX4+elnX5+flnX6+glnX7+hlnX8+ilnX9+jlnX10+klnX11+εt（1）
其中a，b，c，d，e，f，g，h，i，j，k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εi为误差项。
下面具体说明各变量的含义与取值。
1.生产要素
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两大类：基本要素和高等要素。具体选择指标如下：选择香港市人均GDP来代表基本生产要素，记为X1；选择香港所有认可机构的存款余额来表示资本要素，记为X2；选择香港每年高等教育院校的科技研究成果项数来代表此地区的技术发展状况，记为X3；选择香港公开大学每年的新生注册数目来代表这个地区的教育水平，记为X4。
2.需求要素
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可以从两个主体来考虑：个人的需求和企业的需求。具体选择指标如下：选择香港每年的私人消费开支来代表该地区的个人需求，记为X5；选择香港每年所有认可机构的贷款及垫款来表示该地区的企业需求，记为X6。
3.相关及支持性产业
本文把香港外贸出口商品总额作为金融服务业的相关及支持性产业，记为X7；选择每年的恒生收市指数代表金融服务贸易的支持性产业，记为X8。
4.企业组织、战略与竞争程度
一个地区的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关键还体现在该地区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本文选择香港每年企业对外的直接投资流出代表企业发展水平，记为X9。
“钻石模型”中，除了上述 四个基本要素之外，还有机遇与政府因素。由于机遇这个因素的影响力很难衡量，无法用具体的数据来估计，所以这里只大概衡量政府因素的影响力。本文选择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度和由政府发行的法定纸币和硬币的流通量来代表政府因素，分别记为X10和X11。
由于一个地区贸易出口额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这个地区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所以选择香港市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来代表香港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记为Y。
二、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对模型各个变量进行自相关分析，以便进行主成分分析，在主成分分析后，对分析得来的主成分与因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进行回归分析，最后对回归分析的结果进行探讨，从而解决上文中的问题，以达到实证研究的目的。
（一）自相关分析
由于序列的原始数据库过于庞大，故不在此一一列出。
为了消除异方差，首先对各个变量取对数。 由于本文选择的变量较多，但样本数据较短，极易产生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因此在进行主成分分析前，本文采用SPSS12.0软件对各个变量进行自相关检验。经检验，除了LnX4之外，其他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都保持着80%左右的相关度。
（二）主成分分析
由于存在比较严重的自相关，所以接下来本文要对各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可以消除变量间的自相关性）然后提取出主成分（主成分可以解释各个变量，因此可以代表各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运用SPSS12.0软件对各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分析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SPSS12.0软件分析结果建议保留两个主成分，两个主成分即可以代表93.108%的整体自变量。
假设这两个主成分分别为F1和F2，根据表1还不能直接得出主成分的表达式，还需要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中每列的系数值去相关性，即把每列的系数除以其相应的特征根并开根后才能得到单位特征向量，经计算可得主成分表达式为
F1=0.348lnX1+0.949lnX2+1.261lnX4+1.961lnX5+3.22lnX6+6.751lnX7+13.711lnX8+20.809lnX9+31.129lnX10+εt（2）
F2=0.096lnX1+0.1lnX2+1.639lnX4+0.439lnX5+1.331lnX6+2.976lnX7+11.651lnX8+8.972lnX9+9.381lnX10+εs（3）
假设综合主成分为F，由表1可知，综合主成分与主成分的表达式为
F=0.8209F1+0.11019F2（4）
根据原始数据和主成分表达式（2）、（3）、（4），可以求得综合主成分数值。
（三）协整检验
首先对综合主成分值和取对数后的香港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进行协整检验，检验借助Eviews6.0软件进行。
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Prob.值分别为0.016和0.01，小于0.05，因此变量LnY和F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四）回归分析
以香港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为因变量， 以主成分F值为自变量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依据因变量即取对数的香港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和综合主成分F值，使用Eviews6.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估计模型中α和β的估计值分别是5.75874和0.01639，伴随概率Prob.值趋于0，均远远小于0.05，这说明参数估计值是非常有效的；判定系数R-squared值为0.91226，接近于1，表示回归效果很好；同时，回归标准差S.E. of regression值、Sum squared resid值都比较小，也说明了回归效果较好。
由估计模型的理论形式和回归分析结果表2可以得出回归方程如下
LnY=5.75874+0.01639F（5）
（9.86513）（9.12068）
R2=0.91226 D.W=2.52449 s.e=0.16423 F=83.18693 T=10
由于构建回归方程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各个原始变量对香港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影响，由综合主成分的表达式（4）和回归方程（5）可得目标方程为
LnY=0.2959lnX1+0.7903lnX2+1.2154lnX4+1.6282lnX5+2.7901lnX6+5.8696lnX7+12.5395lnX8+18.0705lnX9+26.5873lnX10（6）
由式（6）可知，香港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与人均GDP、所有认可机构的存款余额、教育水平、个人需求、企业需求、外贸出口总额、股市、企业海外投资总额、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度都是正相关的关系。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把波特教授“钻石模型”的六要素具体量化，对量化的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分析的结果进行了探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要提高股市的成熟度。例如，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维护股市的公平和诚信，发展证券交易所的同时发展柜台交易，增加股市的规模，加强对操纵股市的大户的监督，使中小投资者都能获利，从而增强股市的流动性，加强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监督，进一步规范B股市场等。
第二，要放松资本市场的监管。上文研究结果表明，开放的资本市场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提高金融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内地与香港相比，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相对比较低，因此建议内地逐步、渐进地开放资本市场。
第三，要渐进提高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度。上文分析结果表明，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度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因此建议逐步提高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度。由于金融业关系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命脉，所以提高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度需分行业、分地区渐进性地开放，如逐步开放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逐步开放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中心城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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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贸易论文篇(5)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广西港口的现状分析，结合现阶段广西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和港口合作建设机遇，在环北部湾区域内构建竞争优势的路径，以构建广西港口群的核心竞争力。
广西以南宁、北海、钦州和防城港四市为主体的港口经济开发区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之后中国的第四大经济增长极。对于广西港口群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机遇，在环北部湾区域内构建竞争优势的路径缺少深入地探讨。文章通过对广西港口群的现状分析，，结合现阶段广西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和港口合作建设机遇，对港口进行的重化工业布局，针对发展过程中制约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广西港口现状及制约因素分析
根照《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防城港与湛江港、海口港一起同列入全国24 个主要港口之一，北海、钦州港也被列为全国25 个地区性重要港口。钦北防港口群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及东盟经济圈结合部，地理位置上，它是中国最邻近东盟的港口，也是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口，理论上应该成为大西南货物进出的首选港口以及对东盟货物进出口的主要港口。但起步较早的广东湛江港以其雄厚的实力、低廉的成本、优惠的价格、优质的服务和吸引着大西南的货源，使广西港口吸纳西南地区进出海货源不足10 %。同时，海口港位于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凭借着海港的地理优势，积极吸引日本及东盟各国的往来贸易。广西港口群在面临湛江港的经济优势及海口港的政策优势时，缺少自己的特色和竞争优势。
从港口的发展现状上看，广西港口群相对于环北部湾的湛江港与海口港而言，竞争能力上处于劣势。
从硬件上看，广西港口群的基础设施稍显落后。为了能够提高港口能力，广西计划到“十一五”末，钦北防的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达到60 个，年吞吐量将达到亿吨。即使是这样的建设速度，也只能是缩短与湛江港的差距。从港口的服务水平上看，广西港口群的现代航运服务发展水平极低。虽然装卸和堆存费用低廉，但其他各种费用繁杂，名目不一，手续复杂，服务水平远不如湛江港、海口港。这些缺陷阻碍了货主将其选择为首选出海港口。港口配套服务业市场发育很低，港口服务业上游企业空白，中游企业稀缺，下游企业缺少规模和规范。从港口加工能力看，湛江港在石化、矿石加工已经产生规模效益，重化工业已经成为湛江港临港工业的主导产业，而广西在“十一五”期间做出将重化工业规划为广西沿海城市的主导产业的战略部署，现阶段仅有在钦州港刚刚启动的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千万吨炼油项目，临港产业布局远未形成，港口加工能力与湛江港差距甚远。
在软硬件水平上处于劣势，同时临港产业及腹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竞争对手的形势下，广西港口群要想在短期内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在加快形成产业布局的同时，突破过于依赖临港工业发展策略，创新港口的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
中国东盟2010 年建设自由贸易区、泛珠三角合作、西部大开发及北部湾（广西） 经济开发区设立的背景，为在广西港口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南宁及钦北防港口地区成为环北部湾经济的中心。以广西港口群现有的条件，在实现这些目标时会遇到一些瓶颈。
首先，铁路运输与港口运输不配套。向内地铁路运输的能力不足，体现在车皮数量不足，集疏能力差，特别是港口生产旺季，因铁路运输不畅，使港口大批货物压港严重。三港的货物主要依靠南防铁路运输，而柳州是各省到广西重要的中转站，由于柳州至防城港并无铁路直接到达，需要通过南宁中转，增加了铁路运输的时间和费用，加之防城通关效率较低且通关费用偏高，西南的货源往往由柳州直接运至湛江，造成了大量货源的分流。广西正积极地进行铁路建设，如把洛湛铁路引向北部湾出海，以便使西南、西北、华中、华北地区的铁路运输出海，汇聚在北部湾地区进出。
其次，海运与海事服务贸易水平偏低。虽然装卸和堆存费用低廉，但通关效率低下及通关的费用居高不下，使港口服务业缺少规模和规范。种种原因使防城港在吸引货源的能力上远不如湛江港。提高服务水平，为在港城落户的货主、货运、船东、船舶、商品批发零售等提供商务服务，不仅可以提升港区的功能，还可以带动海事金融、海事会展、数据信息服务、离岸金融、航运保险、航务、海事咨询等相关行业的集聚发展。
第三，临港工业薄弱。目前，广西港口仍以传统的装卸、储存、转运为主，功能单一、雷同，不具备对货物进行深度加工的能力。但广西正加快对广西港口群临港工业群的建设。三港临港工业群的建立与完善，才能长久吸引货源。第四，旅游及服务业薄弱。旅游业的发达有助于提高地区的国际形象，因此旅游业成为现代打造城市品牌乃至区域品牌的重要方面。通过吸引游客前来旅游，繁荣港口经济，促进港口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提高港口的吸引力。而现阶段，广西港口群的休闲、娱乐、饮食等相关服务业层次较低，不能满足国外商务人士、海事工作人员的旅游、休闲需要。
二、广西参与中国东盟港口合作的建设目标
目前国内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港口，不但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并各自有扎实的工业基础和较完善的产业集群，不但增强了地区经济实力，发达的工业同时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发达地区的港口在航运、交通、金融等方面服务水平较高，成为国际贸易中货物运输的首选，并吸引国内外资本进行产业投资，从而形成了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
广西港口群虽尚未形成产业集群，港口基础设施也尚不如临近的湛江港，但从最新的广西港口布局规划及对港口的投资力度上看，硬件上的暂时落后不会对港口经济发展构成障碍。但管理机构的理念、管理水平及执行力的相对不足，以及配套的航运、海事、金融服务水平的落后，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港区投资的吸引力。加之广西区内尚未有本科级以上的海事学校（仅有一所中专级的交通学校） ，使海事人才培养上缺失，港区的发展缺乏高层次的人才。因此，为了使广西港口群实现赶超式发展，在自身软硬件水平无法吸引投资或客源时，加大政策支持的力度，形成以下的目标产业格局，以提高地区吸引力。
港口建设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是相互促进的，港口经济的发展能够优化地区的产业结构，同时港区的完善需要合适的产业结构作为支撑。对比发达港口的建设模式，结合广西的港口布局规划，可以形成以下的产业格局。
（一）临港工业配套完善。建立配套加工产业，有能力对货物进行深度加工。根据06 年12 月刚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沿海港口布局规划》中的描述，“十一五”末，防城港将形成以钢铁为核心的产业集群;钦州港将建成规模化的电力以及石化的重化工业基地;而北海港将布局林浆纸一体化、农产品加工、生物制药等临港制造业集群，发展高新技术为主导的临海工业，成为部级出口加工区。
对广西钦北防三港的港口做出明确的功能定位，有利于重化工业的建设和合理布局的形成，避免出现港口功能重叠和重复建设，有助于广西港口群对货物深度加工能力的形成。而对货物深度加工能力将成为优惠政策外，成为广西港口群吸引国外货物进港加工的主要因素。
（二）交通运输业发达。发达港口的发展需要发达的交通网络支持，因此发达的港口在陆运与空运能力上，能与海运能力匹配。广西港口群运输业的发展目标要求陆运与空运能力能与亿吨的港口吞吐能力相适应，使钦北防港真正成为中国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口，充分发挥大西南枢纽港的作用。配套的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和空中运输的能力可以为开发广西区内的旅游资源，拉动经济，繁荣文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三）旅游业及相关服务业繁荣。相对于旅游业发达的地区，北海乃至广西区内的旅游资源的开发更显得大有潜力可挖。在现有北海银滩旅游项目上，在优美的海滨城市内兴建博物馆，在增加旅游收入的同时，发掘广西的文化资源，将北海建成世界了解广西历史、地理、自然及人文风貌的窗口，同时提升了城市的品位及文化内涵。通过繁荣旅游业，可以刺激娱乐业、餐饮业、服务业及会展业等产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的劳动力投向第三产业，繁荣服务业，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对各种行业的配套服务水平也提出新的要求，使城市服务水平进一步得到提升。随着交通运输的便利化程度提高，北海的旅游业可以更进一步向广西区内扩展，开发广西区内的各种主题旅游路线，广西区内旅游实现联动式发展。
（四）金融业服务水平高。发达的港口均是地区乃至全国的金融中心。港口贸易特别是跨国贸易必然伴随大量的货物及资金流动，因此港口的金融业包括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证券业等都应该具备国际化的服务水平。广西港口群在北部湾经济的战略地位，要求钦北防港口形成较为完善的金融业与之匹配，使广西北部湾经济开发区成为环北部湾的区域金融中心。
（五）港区腹地产业发达。临港工业的发展，不但港区成为进出口的加工基地，并在此基础上延伸产业链，使港区腹地形成完整的产业集群。广西港口群根据重化工业的布局定位，在港区腹地逐步发展配套的钢铁、石油、化工下游产业链，形成重化工业产品深加工产业，提高产业附加值，推动临港产业及腹地工业的发展。
（六）符合港口发展要求的教育产业的形成。港区腹地发达的产业，需要高层次的人才为之服务。在广西北部湾经济开发区的区域内，必须形成各层次的海事人才培养和研究机构，以满足港口研究及各种人才的培养的需要。
三、广西参与中国东盟港口合作的发展路径
通过对广西港口群的现状与目标产业格局的对比分析可知，广西港口群是在工业基础薄弱及航运服务水平较低的前提下发展，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的战略目标，使广西北部湾经济开发区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第四个增长极，在临港重化工业布局尚未完成，没有形成规模生产能力前，必须突破单纯依靠临港工业发展的策略，发展地区经济。为实现广西港口群的发展目标，其建设的路径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沿海工业布局尚未完成之前，大力发展过境贸易的商业型港口;第二阶段逐步完善临港产业集群，从商业型港口过渡为具备运输、贸易、工业、旅游功能的综合型的港口;最后阶段实现区港经济一体化，即利用港口功能的辐射，带动广西区内城市的发展。
（一）建立商业型港口
制定优惠的港口政策，发展过境贸易，吸引外国船舶或货物过境，从中获取运费、堆栈费、加工费等。在发展过境贸易的过程中，港口的硬件设施与服务水平成为吸引船只停靠的条件。在硬件上，广西正在加大投资，计划到“十一五”末，钦北防三港将建设万吨级以上的泊位60 个，年吞吐量可达到亿吨。转运的货物量的迅速增大，要求港区必须有相应的仓储设施与之配套，因此需要在港区设置保税仓库。在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背景下，广西港口群应积极争取国家的政策支持，设立保税区，并充分发挥保税区的国际贸易、出口加工、保税仓储和物流分拨的基本功能。在软件上，挑选国内外实力雄厚的航运企业，他们为广西港口带来的客户的同时，多年的运营经验为港口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技术，规范港口运作的标准，提高港口服务的水平。并通过他们培养一批航运业的技术及管理人员，逐步提高广西港口的整体技术及管理水平。
加大内联交通的建设力度，实现铁路直达港口及海铁联运，做好各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形成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商业型港口的主要作用在于利用港口运输功能促进贸易和转口贸易，功能单一，对拉动地区经济作用有限。但以此为机会，在广西港口工业布局尚未完成的阶段内，繁荣港口群经济，为将广西港口群过渡成综合型港口创造有利条件。
（二）发展成为综合型港口
根据广西对临港产业的布局，逐步将广西港口群发展为具备贸易及转口贸易、工业、出口加工、运输等现代港口功能的综合型港口。在港区内，加工工业水平逐步提高，可以通过自身的服务，形成自我封闭运转;港区内各种功能相互依托和影响，形成工贸相结合的港口经济区;开发港口旅游资源，形成商贸旅游相结合的港区经济。此阶段，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背景下，东盟国家贸易货物在遵守有关卫生、移民等项的法律规章下可以免征关税进出钦北防港，可在港口区内加工、贮藏、买卖、装卸和重新包装等。此时将广西港口群发展成集国际中转与配送功能、海运服务功能、海事金融及离岸金融功能、自由贸易功能及旅游服务功能为一体的港口。
（三）实现区港经济一体
此阶段充分发挥港口的辐射作用，带动广西区内经济的发展，将实现区港经济的一体化，达成目标产业格局的建设。表现为进出口贸易的繁荣，临港加工工业配套完善;港区腹地产业得到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集群;交通运输便利，真正成为大西南的交通枢纽，并在东盟自贸区中的货物中转中发挥突出的作用;深度挖掘区内旅游资源，推动商贸、旅游及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海事金融、离岸金融等多种金融功能;港口研究及人才培养的能力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进一步提升港口的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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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贸易论文篇(6)
［摘要］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的繁荣发展,不仅体现在港口贸易的宏观层面,也表现在香药和陶瓷商品的微观层次。究其原因,既有政府政策利多的支持,也有福建先民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战略选择,是各种有利因素整体效应的体现。
［关键词］宋元;福建;对外贸易
［中图分类号］F7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36-0075-03
以泉州港为主体海外贸易的兴盛,是宋元福建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分析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原因,借鉴其有益经验,有助于海西经济区的建设与发展。
1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繁荣
福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绵延曲折的海岸线和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拥有“三湾十二支港”“三湾”指泉州湾、深沪湾和围头湾；“十二支港”指洛阳、后渚、法石、蚶江、祥芝、永宁、深沪、福全、金井、围头、石井和安海港等。的泉州,成为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的强大支撑力量。
1.1宋元福建对外贸易发展概况福建海外交通始于南北朝时期,当时泉州已有大船通航南洋。五代年间开始,泉州地方主宰者凭借晚唐以降通商海外的传统,积极开拓海上贸易事业,为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宋代,随着宋王朝实施对外开放型政策,以及福建社会经济的快速崛起,泉州港海外贸易焕发出更大活力,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到北宋中前期,泉州港已是一个“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宋史》卷330；卷167。的繁华港口。此时的泉州港虽不及广州之盛,却居于杭、明(今宁波)二州之上,成为全国第二大海港。正是鉴于这样的发展势头,北宋政府于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正式增置福建市舶司,以“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宋史》卷330；卷167。。泉州市舶司的设立,在福建对外贸易史上是一件大事,标志着泉州进入我国最重要的海外交通贸易大港行列,泉州港遂进入全面繁荣发展时期,其地位迅速上升,超越广州,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港口,“况今闽粤莫盛泉” 《舆地纪胜》卷130。。
综观宋代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贸易形式多样化。不但有以朝贡形式出现的政府间贸易,还有垂涎于奇珍异宝和暴利的权贵官僚私牟贸易,更多的是以发财致富和谋求生计而兴贩海外的民间贸易。二是贸易地区相当广泛。据曾于嘉定至宝庆年间(1208—1227年)任福建市舶提举的赵汝适《诸蕃志》记载,这一时期同泉州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或地区不下60处,其范围包括今天的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以及非洲的广大地区。三是贸易商品种类繁多。输出货品大致可分为陶瓷器、纺织品、金属及其制品、农副产品,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药材、文化艺术品、化妆品和桐油等,其中以瓷器和丝绸最多,故有“海上丝绸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之称。
至元代,泉州港进入鼎盛时期,成为梯航万国的世界第一大港,中外商品的集散地。泉州港的极盛,吸引了中世纪欧洲四大游历家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即和德理)、马黎诺里和伊本?白图泰的莅临。在这里,马可?波罗看到的是“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积之多,几难信有其事”《马可?波罗行记》卷2。；伊本?白图泰则评价到“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即大型海船)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伊本?白图泰游记》第545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国内文献也高度称赞说“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指忽必烈)混一区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四海舶商,诸蕃琛贡,皆于是乎集”《万历泉州府志》卷11。。更有两次从泉州附舶东西洋的杰出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以亲身经历写就的《岛夷志略》,记述了元代与泉州发生海道贸易的国家或地区(除澎湖外)达到98个,比《诸蕃志》记载的增加了30～40个之多。此外,由于元代便捷的海陆交通,泉州同国内其他市场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不少远地货物纷纷聚集于泉州港,远销海外,而数量浩瀚的进口商品,也被转贩于国内其他市场,形成国内最大的中外商品集散地。元代的泉州港城市繁华、蕃商云集、帆樯如林,真所谓“泉据南海津会”,“万货山积来诸蕃,晋江控扼实要关”《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5。,一时辉煌空前。
港口贸易论文篇(7)
关键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RCA指数；TC指数
一、研究目的
近年来，上海市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迅速，2011年上海市服务业生产值为11142.86亿元，占上海市生产总值的58%。同年，上海市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292.7亿美元，年增长率为23.5%，其中出口额为473.2亿美元，年增长率为16.4%，进口额为819.6亿美元，年增长率为28%。上海“十二五”规划已将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指向了现代服务业，明确指出优先发展服务业，“十二五”期间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预期为8%左右，第三产业生产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将达到65%左右。并且上海“国际航运、金融、贸易、经济中心”的城市功能定位同样也表明了上海下一轮经济的增长将与服务贸易发展密切相关。从中均可以看出，上海对发展服务贸易的要求是迫切的。为此，对于上海市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是必要的。
二、上海市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定量分析
（一）RCA指数分析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即RCA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指的是一国或地区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出口额占该国或地区全部商品或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与世界该类商品或服务的出口额占世界所有商品或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的比例。其计算公式如下：
RCAij=
在上式中，RCAij表示i国或地区j种商品或服务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Xij表示 i 国当期 j 商品或服务的出口额，Xit表示 i 国在当期商品或服务出口总额，Xwj表示当期世界市场 j 商品或服务的出口额，Xwt表示当期世界市场的全部商品或服务的出口额。一般的，当RCAij>2.5，则表明该国的商品或服务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1.25≤RCAij
根据表1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06～2011年，从服务贸易总体上来看，上海的RCA指数大于0.8，2011年为1.19，说明上海服务贸易总体上体现出较强的比较优势。从具体的服务部门来看，上海在运输、计算机、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方面，RCA指数均大于1.25，说明上海在这三个部门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在旅游，建筑，保险方面，其RCA指数在逐年下降，说明上海在这三个服务部门的比较优势在逐年减弱，尤其是保险方面，2009年以后，其RCA指数下滑到0.5以下，由原来的很强的比较优势逐渐转变为比较弱势。而在通讯、金融、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方面，其RCA指数都位于0.5以下的水平，说明上海在这四个服务部门显示出比较弱势，尤其是在金融，专有权利使用费和文化娱乐方面表现出极大的比较弱势。
通过比较2011年上海与香港服务贸易的RCA指数得知，从总体上看，上海和香港的RCA指数均大于1，说明二者服务贸易总体均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从具体的服务部门来看，在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方面，上海和香港的RCA指数均大于1.25，说明二者在这两个部门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在旅游，通讯，文化和娱乐方面，香港的RCA指数大于上海，说明在这三个部门，香港的比较优势略优于上海；而在保险，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方面，上海的比较优势略优于香港。在建筑，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方面，上海的比较优势明显大于香港，而在金融方面，香港的比较优势明显大于上海。
（二）TC指数分析
贸易竞争力指数，即TC指数（Trade-special coefficient），指的是一国或地区贸易的净出口额占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能够反映相对于世界市场上由其他国家所供应的一种商品或服务而言，本国生产的同种商品或提供的服务是否处于竞争优势及其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表示：
TCij=
在上式中，TCij表示i国或地区j种商品或服务的贸易竞争力指数，Xij表示i国j种商品或服务出口额，Mij表示i国j种商品或服务进口额。当TC>0时，表明该类商品或服务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越接近于1，竞争力越强；当TC
根据表2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06～2011年，上海服务贸易总体TC指数一直小于零，并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说明上海服务贸易总体的贸易竞争力较弱，表现出竞争弱势。从具体的服务贸易部门来看，上海在运输，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文化和娱乐方面，TC指数长期为负值，说明上海在这四个部门表现出极大的竞争劣势。旅游TC指数2006年开始由正值转变为负值，并且成逐年下降趋势，说明上海旅游服务贸易由竞争优势转变为竞争劣势。在通讯，金融，建筑，其他商业服务方面，其TC指数由原来的负值转变为正值，说明上海在这四个部门由竞争劣势逐渐转变为竞争优势；在其他商业服务中，包括咨询，广告宣传在2011年，其TC指数分别为0.48和0.43，说明上海在这两个行业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在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方面，其TC指数一直处在正值状态，说明上海在这一部门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比较2011年上海与香港服务贸易的TC指数得知，从总体上看，香港的TC指数为正值，而上海的指数为负值，说明上海服务贸易总体的竞争力明显弱于香港。从具体的服务部门来看，在运输，旅游，文化和娱乐这三个部门，上海的TC指数为负值，香港的为正值，说明香港在这三个部门的竞争力强于上海；而在通讯方面，上海的TC指数为正值，香港的为负值，说明上海在这一部门的竞争力强于香港。在建筑、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方面，上海、香港的TC指数均为正值，呈现出较强的竞争优势，其中，在建筑，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方面，上海竞争力强于香港，而在金融，其他商业服务方面，香港的竞争力强于上海。在保险，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这两个部门，二者的TC指数均为负值，呈现出竞争弱势。
三、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文的分析表明上海市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薄弱，服务贸易能级较低，服务贸易部门结构有待优化。通过对比分析表明，香港的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水平明显优于上海，从具体的服务贸易部门来看，香港在运输、旅游、金融方面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而在建筑、计算机和信息方面，上海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上海定位建设成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经济中心的城市，但其在运输、旅游、金融服务贸易方面与香港差距较大。为此，上海可以借鉴香港服务贸易发展的经验，加强两地之间的合作，从而提升上海市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一）优化沪港两地合作的政策环境
一要深化两地服务业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扩大上海对香港服务企业的市场开放程度，降低其市场准入门槛，这样可以给上海引入新生的竞争力量，同时香港先进的服务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同时带来学习效应，从而提高上海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二要促进两地服务业投资便利化。两地政府在服务业投资审批环节上，争取审批权限下放、减少环节、简化手续，降低目前已开放的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与执行标准，消除服务贸易壁垒，使两地服务企业能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发展。
（二）加强两地服务行业领域的合作
上文的分析结果表明，香港在运输、旅游、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很强，明显优于上海，上海可以借鉴香港的发展经验，加强两地服务部门的合作，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水平。
第一，加快运输方面的合作。香港港是全球最繁忙和最高效率的国际集装箱港口之一，也是全球供应链上的主要枢纽港，其集装箱吞吐量一直位于世界前茅。香港在航运方面的主要优势包括完善的司法制度、良好的经营环境及发展成熟的航运服务业群等等。当前业界对于国际航运中心的期望，不仅仅是港口优越的地理位置及承载容量，更重要的是智能化管理，与世界接轨的航运服务。上海要建成一个优良的国际航运中心，需要向香港学习借鉴其先进经验，加快配套设施建设，完善管理制度以及加强专业的航运人才培养。两地可以建立友好的投资合作关系。
第二，寻求旅游方面的合作。香港是一个发展相当成熟的旅游胜地。每年内地赴港旅游的人数数以万计。无论是在城市基础建设、旅游景点等等硬件设施上，还是在酒店管理、餐饮服务、购物娱乐等等软件设施上，都达到了国际水平。上海可以学习香港旅游业成熟的经营管理经验，结合自身特点，促进上海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和能级提升，打造具有上海特色的旅游服务业。
第三，加强金融方面的合作。降低香港银行的准入门槛降，为香港中小型银行进入上海提供便利。吸引香港中小银行进入上海，可进一步激活上海金融业的竞争态势，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业的整体效率。同时上海和香港的金融业可形成错位竞争，上海是交通枢纽和货运大港，具有强大的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可重点发展偏重于支撑制造业、贸易等实体经济领域的金融服务；香港则可以发展偏重于金融本身的衍生服务。
（三）加强两地人才培养的合作
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高端的专业服务人才。上海可以建立相应的香港人才引进制度，从香港引入高端的服务业符合型人才，加强两地的服务人才交流；同时，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大力培育高素质服务贸易人才，两地可以通过加强教育机构的合作，共同培育市场稀缺的服务贸易专门人才。
参考文献：
[1]尹国君，刘建江.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2（07）.
[2]李宇宏，张显东.上海浦东新区服务贸易发展及创新突破实践[J].华东经济管理，20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