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管理论文篇(1)

1．1档案记录形式呆板，缺少创新性

管理形式雷同性强是社会失范的突出症结之一，也称作“形式主义”。社会管理失范促生了呆板的档案管理形式，严重降低了档案的内在价值。现阶段，信息互动频率逐渐增加，单位之间的信息互补性进一步加强，因此，档案管理方案和管理模式范本就会流行于各个单位之间。会议和文件是管理的主要方式，无论是领导的言论，还是文件的内容都要求具有真实朴质的特点，严禁出现“套话”和“管腔”等形式主义的语言模式，然而受社会中形式主义的影响，领导演讲和文件中大多出现了缺乏实用性、创造性的观点，从而导致档案中出现重复记录的现象。比如在不同级别的文件中屡次出现“科学发展”、“人本主义精神”和“和谐团队”等方面的内容，极大地降低了档案的保存价值。档案管理方式也是提升档案价值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单位档案管理模式多是沿用社会上通用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对增强单位竞争力无益，不利于企业的个性化发展。

1．2档案信息失真，可靠性降低

真实性体现了档案的基本价值，但由于受各种社会失范形式的影响，档案管理中出现明显的信息失真和浮夸现象。比如，在现代社会中，某些单位为了逃避税收，篡改经济数据；有些行政领导为了减少自身责任，少报或者隐报管辖内的安全责任事故或者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从而致使档案记录缺乏真实性，不利于国家及时做出指导政策。为了局部利益而背离客观事实的做法较为常见，是形成管理失范现象的根源之一，客观的社会实践记录才是确保档案生命力的源泉。档案失真包括两个方面，即记录内容失真和管理过程失真，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内容失真主要是指档案记录没有真实反映社会实践过程和实践情况，以造假和虚构出的文字或者数字记录活动情形，无实质性的档案价值。管理过程失真，是为达到某种不正当的目的，而将真实的记录进行销毁或者更改，弱化档案的原有属性，不能真实地反映不规范的实践过程。

1．3档案内容缺失，完整性差

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管理理性程度较弱，严重影响了档案管理内容的完整性。社会失范易导致人们做出一系列的不规范行为，比如，在会议上，某些单位领导为了推脱自身责任，而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作为处理意见，或者谈话时避重就轻，甚至要求相关记录人员对自己的发言不予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档案内容缺失较大，一些重大事项的处理决策和方案没有得到及时、完整的记录，或者方式较为含糊，不能为日后提供的参考依据。在社会管理缺失的环境下，各级领导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普遍降低，因此，不利于日后成绩的发展。受管理缺失的影响，由于各种背景因素的影响，档案记录长期处于一种片面的记录状态，若不加以制止，不但降低了档案价值，而且容易造成档案管理短板，人们对档案完整性的追求也会逐渐消退，对社会的长远发展及其不利。

2提升档案价值的方法

2．1优化管理内容，改变虚假的记录习惯

在不同的社会中，档案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档案是密闭的、独有的，档案中的技术和经验可以成为企业对外竞争的优势，也容易导致企业陷入孤独的境况。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信息公开程度逐渐加深，档案内容日益透明化，单位之间的信息互动越来越多，并在相互借鉴中取得共同进步。如何使公共的档案管理经验成为单位特有的竞争性力，必须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对档案管理办法进行革新。比如，对于单位内外部的技术文件、重大过失的处理方法进行收录，并进行长期保存，然而，档案的保存期限并不是越长越好，对于价值较为一般的档案通过鉴定文献类型，设定保存期限，同时按照国家相关档案保存管理条例，定期评定档案的价值，及时更新和消除“过期”文件。

2．2建立档案管理体制，灵活创建管理机构

开展档案工作，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保障，专门的档案管理部门也是提高档案价值的重要途径。一般情况下，档案管理组织形式分为以下两种，即集中式和分散式，档案管理形式必须与企业的发展情况相对应。目前，管理体制均有了很大的转变，从单位的发展趋势来看，一方面，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朝着团队化组织方向发展，企业档案的管理权逐渐公开化，单位领导需要进行统一设定设置专业的管辖部门，强调档案管理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单位采取单位总部档案管理和项目管理档案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即单位内部设立自上而下的档案管理机构体系，任命总部的管理人员为档案部门主管，各项目的档案管理员为部门成员，进行综合管理。

2．3创新档案管理方法，吸收时代元素

档案管理方法关系到信息的有效收集量和保存价值的大小，单位应不断更新档案管理观念，及时吸纳优秀的管理方法。传统的档案管理方法已经成形若干个范式，并在相应的时期促进了单位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信息化逐渐成为当今的发展趋势，又创造出更多的档案实体形式，为了更好地开展实体档案和电子档案工作，人们进行了多次尝试，但管理效果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向同时做好不同类型的档案管理工作，管理人员应根据不同的档案种类，确定相应的档案管理方法。比如，对于数量较大的、使用频率高的档案，使用胶片或者磁盘的形式进行存储，对于数据原始档案，通过建立数据库进行存储，对于机密性较强的档案则可利用以上两种方法进行储存。

3结束语

价值管理论文篇(2)

从泛义的角度而言，管理创新是各类创新的基础和保证，无论何种管理创新范式，都强调把新思想、新体制、新机制、新方法引入管理过程，以提高资源整合效率并产生效益，从而有效实现既定的创新目标。当前，在全球创新呈现庞大而复杂变化的景观下，按照宏观创新框架，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源和逻辑并非技术创新问题，而是管理创新演进的问题，技术进步只是管理创新演进的结果。虽然管理创新不能替代技术创新，但技术创新的根本要素是人，即所谓的“非道弘人，人能弘道”。通过管理创新内激形成的动力机制，可以极大地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思想解放程度、市场发育状况、科技进步水平和政府执政能力等指标，在本质上都可以通过管理创新水映出来，尤其是当社会发展进入后科技时代，涉及体制机制的管理创新难度越来越大，这类深层次问题的任何突破，都将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2管理创新史迹及启

示管理创新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不懈追求，已经成为根植于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信念，不断影响着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现代竞争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地区和组织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创新机制，只要勇于创新和积极竞争，后来者就可能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先行者。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借助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有效地通过管理创新推动社会变革，实现了工业大发展，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借鉴英国的管理理论，积极推动本国管理创新，实现经济飞速发展并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70年代，日本借鉴美国的管理经验，多层面推动管理创新，创造了经济腾飞奇迹，势头直逼美国。20世纪90年代，面对知识经济的兴起，美国企业着力推动二次管理革命，“75%-80%的美国大公司都进行了流程再造”，为实现美国经济复苏并持续多年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知识经济的发展经验昭示，越是处于高科技时代，管理创新对内涵发展的推动作用就越是重要，其中包括传统管理加快向创新型管理转变，传统型生产快速向知识型生产转型，传统人事管理迅速向以人为本的管理转变等等。历史上，发达国家的多次管理革命，直接带动和促进了全球管理创新，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一次又一次地展现管理创新的价值，有力证实了管理就是生产力的论断。实践证明，管理创新能量堪比技术革命。近现代社会，世界上每次管理革命都带来了生产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极大提升，尤其是20世纪以来，管理创新的一系列成果，更是对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实践表明，很多时候管理创新只需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而不必增加新的生产要素2，就能产生1+1>2的整合效应，并构建起新的竞争优势，由此彰显出管理创新的魅力和效力。“田忌赛马”并未改变现有要素，但是新的管理思路和管理策略产生了大相径庭的结果。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总负责人韦伯W博士曾说：“我们没有使用一项别人没有的技术，我们靠的就是科学的管理”。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总结美国曼哈顿工程的成功经验时说：“使科学充分发挥威力的是科学的组织管理”。美国权威人士曾指出：“美国经济发展水平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前列，靠的是三分技术七分管理”。20世纪30年代，欧洲大力推进计算科学基础研究并获得众多重要成果，对后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奇怪的是，尽管当时基础理论研究的优势在欧洲，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却于1946年诞生在美国，而且大半个世纪以来，在计算机科技创新上美国几乎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其中的道理令人深思。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在总结一些国家与美国在生产力水平上存在差距的原因后指出：“不仅英国，而且整个欧洲的工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原因，主要不是在技术和工艺方面落后于美国，而是在于组织与管理方面的落后。”

3管理创新的价值实现

3.1强化管理创新引导，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管理科学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组织，管理创新都是维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根基。管理创新的目标之一在于提升管理功能与外部环境互动所产生的积极效应，以实现期望目标。如果没有科学管理意识的自觉，就不能自觉地进行管理创新。例如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是衡量其行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其中包含了对管理创新的判断。由于评价功能本身是中性的，其对地方政府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于是评价设计的导向具有特殊意义。如果遵循先发展后治理的倾向性管理思路，那么对地方政府实行以GDP为导向的考评模式，最终将导致以污染环境为沉重代价的悲剧。在此过程中，必须通过管理创新的引导，强化评价功能的正面效应、弱化负面作用。就评价而言，其固有功能只是一种体现特定效能的内部性机制，其内在特性使其独立而稳定地保持中性特征；但是评价作用所产生的却是一种体现显在效应的外部性影响，它通过评价功能特征与外部因素互动而产生相向效应，不同的互动方式将产生不同的评价作用和效果。简言之，评价功能无好坏之分，但评价作用却能产生或优或劣的影响。由此可知，对同样的事物，采取不同的管理思维，将会导致管理功能与外部环境互动结果的明显差异，。事实上，人类社会充满高度的管理复杂性，因此管理创新面对的挑战也是巨大的，而且经济社会发展越是高级化，管理创新就越需要沿着制度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向进行探索，这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3.2加快管理创新进程，完善创新政策供给

制度经济学认为，合理的政策设计和安排可以产生影响系统变革的机制，保证创新过程能够在更合理的方式下进行，因此在管理创新推动其它创新的过程中，创新政策供给是重要影响因素。当前我们的创新政策供给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创新政策供给的决策研究力度不足，时常出现总体供给不足和局部低效供给的结构失衡和错位现象；二是创新政策供需双方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往往导致好政策难有好的实施效果；三是创新政策供给或多或少捆绑部门利益，造成创新政策供给偏向；四是创新政策供给缺乏竞争机制，不利于激励创新政策供给质量的提高。2013年7月考察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时指出，要坚决扫除影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障碍，有力打通科技和经济转移转化的通道，优化科技政策供给，最大限度调动科技人才创新积极性。创新政策供给是一个涉及系统因素的动态过程，不能只关注某个创新点，而必须关注创新政策的组合性，努力形成创新政策的完整链条。创新政策的有效性离不开创新实践的有效性，因此创新政策必须从供给导向为主逐步转变为需求导向为主，要发挥市场对创新政策的引导作用，包括完善创新政策的采购机制，努力推动创新政策供给的管理变革。

3.3提升管理创新份额，优化创新系统结构

近年来，中国科研投入已高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科研产出却远未达到相应水平，个中因由颇值得深思。系统论告诉我们，任何创新过程都是由不同创新元素承载的，既包含技术创新成分也包含管理创新成分，技术创新的责任在于发明新技术，管理创新的责任在于推动技术发明转化并形成变革，技术创新的功能只有通过管理创新的推动才能趋于完美。大量事实表明，缺乏管理的发明可能被荒弃，有效管理的发明可以变成竞争优势。例如，科学家在实验室的创造充其量仅为一项发明，只有当这项发明变为商品进入千家万户并占领市场，才算是实现了产品创新，才能真正产生巨大效益。这个从实验室发明到商品市场化的转化过程及其所包含的各个中间环节，都必须依靠管理创新的推动才能实现。我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人财物力投入，但是成效仍然差强人意，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用到刀刃上，如何高效实现科技创新目标，这不是仅凭无限加大科技投入所能办到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不但科技基础不够雄厚，而且经济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如果缺乏管理创新的支撑，创新系统将无法协调运转，各种创新元素作用的发挥也难以得到保障。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管理创新在国家创新结构中的占比，是考量一个国家整体创新发展水平的重要衡标。因此，要保证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顺利推进，就必须把管理创新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对于大科学系统和区域创新体系这类宏观尺度的创新任务，更应该坚持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按照三分技术七分管理的系统模式完善创新结构。只有具备良好的创新系统结构，才能保证系统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科学协调，进而使创新活动保持良性运行状态，这是提高创新品质的必要基础，也是有效实现创新价值及整体目标的重要保障。

3.4捕捉管理创新需求，突破约束市场瓶颈

市场经济环境下，管理创新的发展动力及现实功能，在于及时回应效率与公平不断提出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指明了管理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上应重点突破的方向。例如，当市场需求牵动着技术创新飞速发展时，管理创新却不能感受市场需求而明显滞后。从本质上看，现代科技成果转化已远不是技术问题那么简单，产品创新不仅是技术的产物，更是管理的产物，因此管理创新作为产品创新和市场效益的最终实现者，如果不能及时满足市场的需求，将会对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形成压制。又如，当前我国人才管理模式仍不能很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人才需要逾越的壁鱼太多，优秀人才很难被推到最需要的地方，人才配置的低效率并不鲜见；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意性较大等特点，容易诱使人性的弱点寻机而乘。因此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规范成为管理创新必须面对的问题。再如，人力资源管理有时容易脱离市场经济活动的逻辑起点，忽视人的社会性和经济性，对于人力资本交换机制中的交易成本尤其是制度成本约束日益成为重要因素的问题缺乏研究，不能很好理解营造良好人才制度环境的真谛。客观上，如果人才价值的实现无法大于其付出时，人才潜能的激发是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的，对于此类问题，管理创新必须做出解决方案。

3.5明确管理创新责任，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价值管理论文篇(3)

论文摘要：管理文明是有关管理世界的公理体系，是有关管理职业人价值观的基础支点。管理文明是时代的产物，目的在于实现管理者的全面发展与创造有利的管理环境。管理文明既是社会发展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产物，又是管理者顺应时代变迁建立共同职业价值的基础。管理文明扬弃传统职业价值观的习惯与经验，引发管理职业价值的重新塑造；管理者所持职业价值观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管理实践；追问管理职业价值，需要对不同价值观念的整合；管理者要顺应管理文明的要求，提升五种能力，即自觉学习力、创造执行力、科学发展力、资源整合力和和谐建设力，增加管理职业之价值。

    我国管理学研究正面临两个大的变化，实践者需要加强管理培训与提升有效性，研究者需要中国管理特色与推进创新性。要应对变化，就要让管理学科呈现原有风貌，回归基本面来思考，使价值观成为管理实践界与学术界的最朴素的话题。

    一、问题的提出:管理文明是有关管理世界的公理体系，是有关管理职业人价值观的基础支点

    面对管理理论与创新成果，在中国管理界出现了许多热门的词汇，比如“企业文化”“自我管理团队”“学习型组织”等等，不一而足。毋庸置疑，它们对管理者具有重要的学习和借鉴作用。管理者在这样具有一个多元化因素、多样化色彩的时代变动中，各种视觉的管理思想及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有关知识管理的资讯颇多。基于价值观视觉来思考、辨析管理学科的建设，无疑是实现“管理文明”最基础和最核心的支撑。尽管国家未曾提及“管理中国化”这一概念，但管理研究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更应责无旁贷，立足于中国现实，基于当代中国价值观，重构管理学科体系，从而避免重蹈“皇帝新衣”下的“集体失语”之悲剧。

    在时尚或热门造成管理生活的破坏、管理实践的悲伤，寻求管理实践效率与效果的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彼得·杜拉克指出，管理者需要解决好四个现实问题:“管理者的时间一般容易属于别人，而非自己”;“管理者除非敢于采取积极行动去改变他们的周边环境，否则他们只好继续‘这样’工作下去”;“管理者只有当他人使用他贡献出来的东西时，他的工作才具有效益”;“管理者深处组织内部，很难得到组织外部情况的原始资料，但是他如果要有效工作，就必须努力认识组织以外的情况”。这四个问题是管理者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管理者必须意识到管理“价值”之所在的问题。

    管理世界的真实图像是由人们共同的自由意志创造的，不是一个独立于人们心灵之外的物理世界，而是一个有关“社会、组织与人”的公理体系，其中包括五种“理性”成分，即“政治理性”“社会理性”“科学理性”“道德理性”和“制度理性”。管理的真理性，依赖管理实践的有效性。管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政治责任”“社会民生”的思考，取决于管理者的品质、才能和使命感，取决于管理者与组织全体成员在道德信仰与行为规范上的一致性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管理者的重大问题就是自己、他人以及组织中每个人的价值观的问题。

    二、问题的深层意蕴:管理文明是时代的产物，是为了实现管理者的全面发展与创造有利的管理环境

    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管理思潮自然会更加汹涌澎湃。面对这样的一个未来，管理者需要用沉静的视觉认真研究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以历史的证据促使自己顿悟管理文明，及时思考管理文明对管理职业的祈求，主动辨析管理文明对管理职业的方向、目标与边界，不断塑造新的管理职业价值观。

    (一)管理文明既是社会发展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产物，又是管理者顺应时代建立共同职业价值的基拙

    一个世纪以来，众多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进行了不懈探索，取得了许多方面的成果。从已有的成果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条件下的由市场自动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引导着社会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并给予每个经济主体以经济选择的自由，同时，形成外部强制减少至最低限制的机制。正是这种市场经济实践深度的不同，管理者发生着理性与非理性、暴利与破灭、强制与自由等方面的冲突，政府与民众对管理者产生了多样的期望，期待管理职业能够超越功利性地推进文明建设，越来越多的管理职业人逐步意识到市场经济中文明从业的重要性，适应市场经济建立管理职业价值观的紧迫性，这早已经成为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

    随着中国社会急剧变迁，国外企业以其市场经济的经验与自我发展的实力进入中国市场，使得中国许多企业面临着不平等的实力较量的格局，以发生着空前复杂的社会力量与社会利益集团的相互冲突、合作等极端复杂的方式并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演进，引起很多企业难以操纵成功的感受，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身份焦虑。中国人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后，正强烈地呼唤着文明的系统建设，国家要建设政治文明，工商要建设工商文明，企业要建设管理文明等等，许许多多文明的召唤，引起了中国管理者对职业价值观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有关管理者的各种调查、测验和统计资料表明，管理者在思想道德、文化意识和行为方式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时代特征。

    管理职业问题从来就不是赤裸裸、纯净的课题，而是一个始终被不同因素缠绕的对象，缠绕的因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因素是管理者能否把管理文明作为一种职业的价值来思考。当管理文明的建设课题凸显出来的时候，管理职业所需要的主要支撑就是文化，必然受到多角度视野文化的制约，管理主体和客体的文化状况将成为选择管理模式与方法的关键因素。管理者所从事的职业实际上就是推进管理文明建设，在根本上就是如何运用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把管理职业推向较高阶段与较高境地，这将是对管理职业者的价值观念的最大挑战叫。

      (二)管理文明扬弃传统职业价值观的习惯与经验，引发管理者管理职业价值的重新塑造，启迪管理者感悟人生

   从主流来看，管理职业者价值观普遍比较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程度比较高，认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渴望社会道德的发展与完善，赞同社会主义荣辱观;具备立足当代、立足中国、秉承传统、兼容中外的文化观，拥护社会发展、和谐、稳定、公平、富裕，并表现出开拓精神、竞争精神、业绩效率意识等。但是在管理队伍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悲观主义等现象日趋明显;在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协调方面，存在知多行少、理想目标与实践能力的脱节、自我意识较强与社会责任淡化的问题;在言行方面，存在不成熟、西方论、投机取巧、狂妄浮躁的行为特点。

   着眼于管理文明，管理者应对管理职业价值进行思考，在管理文明建设中实现管理者个人价值观与管理职业价值观的统一。统一的价值观是使我们生活充满意义的观念，体现在我们进行抉择时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上，我们的行动总是与我们职业的价值观相一致的。它对于管理者个体而言，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管理职业是人们赖以谋生的社会活动，是基本生活来源;其二，管理职业是人们发展自我个性的渠道，管理者个性在管理职业活动得以体现与发展;其三，管理职业是管理者奉献社会、实现自我的归宿，人生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奉献，实现高尚人生的目标要依赖于从事管理职业化的社会工作。

    当管理者把管理职业看做不仅为了维持生计或成就，而且是一个扩展自我、利用自身资源与激发个人潜能的一个过程时，管理工作就具有了意义。管理职业富有的意义至少有五个方面:第一，符合并且能够发挥个人能力，包括身体、智力、情感和精神等方面;第二，让人能够成为工作过程的主人，必须能够享有工作中应有的自主权;第三，回报通常是内在多于外在，乐趣和满足通常是富有意义工作的结果，当管理职业与个人需要紧密结合时，管理工作甚至能成为一种精神力量;第四，创造了工作的人也被工作重塑;第五，不仅帮助实现个人幸福和自我价值，还能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贡献。

    (三)管理者所持职业价值观的不同，产生不同的管理实践;追问管理职业价值，需要对不同价值观念的整合，整合观念却只能通过管理文明的过程来实现

    管理者各自自身文化传承的差异性，自然形成思维差异、对管理理念和措施做出反应的差异、对管理模式选择和执行的差异。管理者不同的选择与决定以及管理实践，其背后则体现出管理者所持的不同价值观。我们已经看过很多实例，面对同样的市场格局和客户需求，在不同价值观的指引下，管理者会采用不同的工作思路，形成不同的管理实践，最后获得不同的管理职业绩效。

    对于大多数管理者而言，管理职业的价值观往往就是管理者的个人价值观。然而，管理作为一种职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管理者个人价值的实现，更多的则需要管理职业实践的价值统一，需要管理职业在管理文明呼唤中尽快建立共同的价值。

    管理职业的价值观是否合乎管理文明的要求，实质上就是以非意识形态化的名义实践的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显然，管理者的整体素质、道德状况和实践能力，对我国建设管理文明有着直接影响。要塑造崭新的管理职业价值观，关键在于把管理文明的建设作为根本路径，通过管理者积极实践文明的过程来创造管理职业的价值。

    从人的尊严和劳动的尊严两个维度出发，从可持续发展、全球精神、终身学习、创新教育、人的全面发展等起点出发，管理者所从事的职业不仅应掌握技能和技术，而且还应具备良好的管理职业的价值观和态度，具备对自我价值、自我尊重和尊严的认识，具备独立工作和团队工作的能力，诚实正直、守时负责;能适应变化的形势，知晓和理解困难和问题，创造性地拿出解决方案，和平解决争端，很好掌握世界、自己和别人的现实情况;既有全面的综合知识，又有某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具备在和谐社会中继续学习的能力。

    三、管理者要顺应管理文明的要求，提升五种能力，增加管理职业之价值

价值管理论文篇(4)

近几年，围绕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从未停歇，话题不断更新，层次逐渐深入，气氛愈加热烈。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念碰撞，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在新形势下要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或众说纷纭，或针锋相对，种种纠缠不清的争论，多因两大理论体系相对独立，概念语言不通的缘故。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一味辩论的结果只能是似是而非，欲理还乱，无果而终。只有站在更大范围的经济学比较的基础上，才能看清这场争论的实质和意义，从而理清思路，得到有价值的成果。

以最近争论的焦点“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为例。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辩题了，因为学界已经基本上肯定了“服务业创造价值”的观点。大家争论的只是，这个观点马克思已经说过了的呢，还是马克思没说但可以从他那儿引申出来的，还是马克思根本就是反对的。由此引发的另一个比较热闹的辩题，就是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大家都认为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应该存在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争论的只是他们是否在剥削，这种剥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马克思那里寻找根据加以印证。

总之，学界对命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与目前的经济学大方向并无二致，差异的只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这个态度，总结起来，又不外乎有三种：一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疑惑，都是源于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够深刻的缘故，所以应该加深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种认为劳动价值论的确有不足和偏颇之处，应该被发展和革新，其内涵和外延都应该进行新的拓展；一种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坚持劳动价值论会走回阶级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所以它应该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阁。

劳动价值论是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现在大家对命题的基本态度一致，却对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的态度出现差异，这只能说明对理论的整体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在实际争论过程中，争论的核心也的确不断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无法再讨论下去。于是如“什么是价值”、“怎样的劳动创造价值”、“非劳动生产力是否创造价值”、“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等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进一步的争论却没有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和理论出发点相混淆的缘故。把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命题，自然要出问题，反之亦然。二

劳动价值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这个“劳动”还有许多的规定，比如“抽象劳动”、“生产性劳动”等，这个“价值”也有自己的定义，它的经典表述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争论中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关于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有的学者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实际上不再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劳动是计划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而西方国家却从实际出发，不拘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认为第三产业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使第三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所占比重已超过70%。……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采纳了三次产业的分类，也承认第三产业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跳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凡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都视为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1]

这段论述的逻辑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产业属于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实际情况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所以第三产业也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首先，这个逻辑的因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创造价值。在马克思严密的理论体系中，这只能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一、二产业的效率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并且第三产业分割价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从来都是以具体的货币来表达的，无法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衡量。第三产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说明它创造了价值。最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也不一样，以之佐证，颇为牵强。这是想证明劳动价值论仍然正确的。再看另一种论述：

从今日展望，停留于原来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充分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市场现象与企业现象。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以及资本和传统技术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经营创新及其载体或称人才。……仅从第三产业的不断成长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渐居首位看，所谓非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创不创造价值，多年来引起争论，确有其时代意义。否则，就劳动价值观，生之者寡，分之者众，主客易位，道理上说不通。[2]

这是想说明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却很奇怪。难道某种东西“稀缺”了就会引起它的质变吗？技术不“稀缺”，就不创造价值，“稀缺”了，就创造价值了吗？“稀缺”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仍然无法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直接相联。再看一个：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我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党政部门的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主要理由是党政部门属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们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现在看来，这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及其经济职能，其实党政部门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理应属于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高倍数的价值。[3]

“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以及“经济职能”就可以证明一种劳动创造价值了吗？前一个证据明显与结论无关。“经济职能”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影响了经济为什么就是创造了价值，还“创造高倍数的价值”？论者没有交代。就笔者所知，在马克思那里，非生产性劳动也对经济产生影响，可是它不创造价值。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逻辑漏洞都出现在同时使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之时。并不是说不可以在两大理论体系间做沟通工作，只是做的时候要慎重，不能拿来就用，直接组接。否则，这样的理论探讨不仅不令人信服，而且没有意义。

其次，关于生产要素问题。如有的学者说：

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的源泉。和传统的把其归结为人的抽象劳动，即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体力和脑力支出不同，我根据我的价值定义认为：价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结合，白手是不会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并且，各种生产要素在不断增加，它们之间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最初由土地和劳动起主要作用，到资本、经营管理加入价值创造，再到二十世纪中期科学技术又加入，并且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在新经济环境中我要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根据我对价值及源泉的重新认识，我进一步认为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断变化，从而我们又说新的意义上的劳动是价值主要源泉，这就是我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4]

论文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来自

从生产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到“加入价值创造”的推理，也就是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为什么比重大一点，它的性质就会变化呢？很简单，因为这“比重”和“性质”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正如作者把“价值论”混同于“财富论”一样。在两个理论中，生产要素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这与“比重”的变化无关。我们看到，为了确立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杀历史，提出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以前从未“加入”的说法。这是想要改革劳动价值论的。

再次，关于我国私营业主的剥削问题。

有的学者倾向于不存在剥削或是剥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产资料或资产作为商品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虽然不是同劳动相并列的价值源泉，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说毫无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所有者的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并不全是剥削，其中包含生产资料这种物的社会使用所带来的增值。……过去我国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投资饥渴症”、无数损失浪费等等，都同否认资产能够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有关。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谬误。[5]

资本对商品价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说明不全是剥削，这也是一连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为什么就是“带来一定的价值”？后文说的清楚：“带来的回报”--这就对了，不是“价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早就澄清过，此与“价值”无关。其次，资本“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为劳动可以带来价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资本，没有劳动，价值创造照样进行。资本和劳动属于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是它们之间存在这么简单的替代关系，那就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理论假设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的是资本参与生产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资本本身可以“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存在剥削：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二重性的理论，同样适合于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分析。

随即作者在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的私营业主的劳动进行了分析之后，承认存在剥削，于是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现阶段允许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剥削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远目标，但它却可以成为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存在一定范围的剥削，但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漫无边际，而且这种剥削还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引导、监督、控制和调节。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制度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剥削，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同日而语。[6]

看起来作者十分正确，但细想却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说明这种剥削应该存在，那么那是我国的政策如此，不是劳动价值论证明如此。作者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结论只是承认了剥削的存在，所谓目的好，规模小，这些都不属于劳动价值论。整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劳动价值论正确，剥削也应该存在。我可以接受这两个结论，但不能接受这两个结论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指导实践，现在变成了实践指导理论，生拉硬扯，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以上只是择其要者，篇幅虽少，但其代表的态度却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我认为这与理论界的躁动情绪有关。政治经济学遇到了挑战，的确需要应战，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与性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就是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理论分工，更有不同的独立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政治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实证经济学，前者探讨的是公平问题，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讨的是效率问题，是财富的增加。两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经济学指导营销，恐难如意，以西方经济学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也是无力。三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里，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的报酬是从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再分配而来的，即从生产性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中分割而来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说非生产性劳动分割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什么不正当。从理论上说，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与它是否正当毫无关系。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要急着给非生产性劳动正名？

这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价值”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创造的价值比分割来的价值似乎更优越。所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有这种意识，那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的确贯穿着这种意识。

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在理论上创造的价值与分割的价值同样正当，那区分它们还有什么意义？直接研究价值分割后的形态不是更简洁了当吗？马克思在年青的时候也曾试图像他人一样如此表述价值，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发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又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了导出剩余价值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没有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从价值的本质而是从价值的现象开始研究，以价值的最终呈现状态为研究依据，就无法区分劳动与剥削。换句话说，剥削的部分将很容易与非生产性劳动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马克思曾转引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说：“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学说，看来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它不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和骗来的。”[7]当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断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也没有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但在这个理论中的确突出了生产性劳动的地位，从而特别反衬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剥削。

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特别从社会公平价值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特别从增加财富的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现在学界很多人在争论的问题，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去谈增加财富问题。这也不是不能谈，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谈。在马克思那里，公平与财富的问题是他早在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解决的问题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财富，但人不是机器，工人仍在怠工，因为他们的人性得不到实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充分发挥。人类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实现对象性的人性了，经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学才会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报酬相当。因此，界定剥削和剥削量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再进一步说，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比普通的经济学更高更远。他本来就是从哲学研究转入经济学研究的。他的哲学研究的是人性为什么受到压迫的问题，他的经济学也是为了揭示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要研究经济学，是因为他在研究哲学和政治的过程中发现，人性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揭示的是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剥削是经济问题，是生物性问题，压迫是政治问题，是人性问题。工人们被剥削走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吃不上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性压抑的问题，是做人像做动物的问题。所以相对于贫穷，马克思更重视的是异化--人于动物性。之所以要反对剥削，因为那是异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敌。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性解放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经济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导向的学问，即是不同社会价值判断的学问，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如讨论财富增长重要还是公平重要，或者剥削的标准和意义等等，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

西方经济学的蛋糕理论就是说把蛋糕做大是至关重要的事，财富增长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再去兼顾公平，而他们同时又认为效率（增长财富）与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剥削不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只要财富增长就完事大吉。政治经济学则是首先把公平问题放在首位，研究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增长则不是它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因而不管我们是搞何种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能沉进去也能浮上来，只有我们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劳动价值论在当代是否还有用？当然。是否需要发展？当然。只是，讨论归讨论，发展归发展，但要沿着它本来的轨迹讨论和发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则只叫。劳动价值论既然指向的是剥削问题，研究的是公平标准，目标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当代，在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还少吗？就像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的命题，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服务业所得到的价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营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也是早有定论的，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剥削了多少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像马克思那样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剥削是不是对经济有利，也不是我们的课题，我们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说一声“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声疾呼反对剥削。实际上，不仅是这些具体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论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着原来的方向推展，研究在当代人性是如何受压迫的，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人们仍然感到不自由？隐藏在那些丑恶和荒谬的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根源？经济的不断增长为什么会带来新的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要继承的是马克思在过去做过的工作。

社会需要各方面的理论，反对不平，关注人性是我们的任务。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当然还需一边研究和创新，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用来把握整个国家方向的理论，因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民的幸福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是比经济的增长更远大的任务。

注释：

[1]何伟《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2002年第1期第12页。

[2]沈立人《劳动价值论的理念创新与政策整合》，《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第23页。

[3]何炼成《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经济学家》2001年第6期第47页。

[4]晏智杰的论述，张兴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探索--访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2月。

[5]董德刚《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现象》，《前线》，2002年第2期第13页。

价值管理论文篇(5)

论文摘要:文章论述了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的特性,即社会性、创造性、审美性、二重性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性;论述了管理道德价值的导向作用。

图书馆管理道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但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两大部分:一是管理道德的价值理论;二是管理道德的实践结果。前者是图书馆管理活动中的思维准则,它指导管理活动的实践;后者是管理活动的行为结果。管理道德的价值蕴藏在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并通过管理活动表现出来。图书馆管理道德的价值,从作为价值学和哲学的一般范畴来看,是人们在图书馆的管理活动中,将各种普遍现象和内容进行了本质的概括,将各种具体的、特殊的价值形态进行了全面的抽象和总结。说到底,图书馆管理道德的价值在于满足读者对知识、信息无限追求的需要,满足馆员自我存在和管理活动的需要。当然,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有其自身的特点,并有巨大的导向作用。

1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的特点

1.1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管理道德的价值和特定的文化氛围相联系,任何一个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因此,他们的活动行为总是带有时代文化的烙印。每一个管理者的思想理念都深深受到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影响。管理作为人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整个管理过程,从决策到组织人员配备、计划、控制、信息沟通直至各个具体的管理环节,每一项职能无不受到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社会意识形态,直接影响和制约图书馆管理道德的价值和实践。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不仅指一般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更主要的是指民族、阶级、专业、职业、教派、政治团体等群体的观念、信仰、思维方式等。这些意识形态是受其各自群体的地理环境、气候、生活习俗、文化活动等环境所制约和决定的。因此,图书馆的管理者有必要了解价值观的演变,以便理解管理道德价值发展的基本力量,从而有效地控制管理道德的实践活动。而我们管理者的动机和行为都受到自己所处的社会价值系统的影响。所以,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服务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1.2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具有社会性

在现代社会中,人总是属于一定的管理系统。现代化管理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在一个确定的管理系统中,都具有交互主体性。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它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在图书馆,馆长、馆员、读者这三者之间是交互主体。管理道德的交互主体性要求把对方看作与自己平等地位,有着相同作用的主体或客体。尊重对方、尊重他人,从而互相承认,互相协作,形成一个理性的、和谐的公共生活秩序。图书馆管理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是:馆员管理读者,读者以馆员工作条例或职业道德规范来监督馆员;馆长管理馆员,馆员以行政管理规范监督馆长;馆长同样也要抽时间管理读者,读者以人性化管理和管理条例不完善、不合理为由,要求修改管理条例,改善服务环境等,同样也督促着馆长改变工作作风,改善服务环境。图书馆的这种主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群体的活动。可见,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绝非某一主体或个人所能创造的,而需要馆长、馆员、读者乃至社会的共同努力、参与。这就是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的社会性。

1.3管理道德价值的二重性

现代社会的管理活动要求将伦理道德作为一种扩展意义上的管理秩序,并形成为调整管理行为规范体系。管理道德价值是管理实践活动指导思想的准则,而管理活动作为社会实践是管理主体,即图书馆管理者的工作内容。管理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为读者服务。也就是说,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读者的需要而获得社会效益。否则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这种为满足社会客体的需要,也就是对社会、对读者具有价值性。可见,管理道德的价值是以对社会、对他人有价值的价值。只有实现了价值的社会性,进而才能实现馆员的自身价值。这就是图书馆管理道德的二重性。没有第一个对他人(读者)、对社会有价值,也就没有第二个对自身有价值。其实,在图书馆的管理活动中,管理道德价值的社会性与馆员的自身价值是同时实现的,二者不分先后,不能分离。

1.4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的创造性

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是一种创新活动,它既不是现成的东西,也不能立即见效,而是通过管理活动过程中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馆内各种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条件进行变革、调整、重新组合,获得新的管理绩效,实践管理道德的新价值。可见,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过程,管理活动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满足读者和社会的需求,达到社会效益。所谓创造性,是对过去的改变和超越,即改变过去的原貌原样,使管理活动出现新的气象、新的局面,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在管理活动中,馆员的个人奋斗目标和爱好,决定了管理道德发展的内容和方向。如果馆员对电脑及其自动化等方面很感兴趣,那么,他在工作中就会自觉地利用网络、多媒体等工具进行管理活动的改革与创新,为读者服务。从而实现了管理活动的目标:在服务管理中创造了管理道德的价值。也就是说,在管理活动中实现了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的创造。

1.5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的审美性

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管理活动,无非是管人、管物这两大类。图书馆的管理活动包含着这两大类,既管人,又管物。所以,就需要有高超的管理艺术。既然是艺术,就存在着“美”的管理道德价值。“美”作为一种道德价值的评判标准,是指主体运用内在尺度在观念上去评判客体,它既有物质的价值,也有精神的价值,是物质和精神的综合境界。“美”的对立面是“丑”,而美的东西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美好的,为人们共同欣赏和赞美。

图书馆的管理活动与一般的管理活动一样,它不仅是一种单纯地追求绩效的活动,而且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个层面的意义。无论是管理的主体——馆员,还是被管理的客体——读者,都受到特定社会的浸染和熏陶。图书馆的管理活动是一种社会的集体行为,这种行为是要用审美的道德价值观来衡量的。馆员在管理活动中,既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更重要的是,管理活动本身也有助于提高馆员和读者的思想文化修养,陶冶着人们的情操。我们认为,文化心理是管理活动的灵魂,人才是管理活动的主体,因此,决定图书馆管理效率和发展趋向的是具有各种各样的感情、欲望、思想所支配的无数个馆员的合力,只有激发和调动他们的各种潜能才是发挥了图书馆管理活动的艺术精华。这也是图书馆管理道德美的所在之处。

2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的导向作用

图书馆管理道德的价值观要求馆员在日常管理活动中,树立起服务观念,做好本职工作,改进和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使馆员的服务得到读者的认可,从而在服务中实现馆员的自身价值。可见,管理道德的价值观具有导向作用,它可以引导馆员不断地努力工作,在管理中实现其自身价值,从而得到社会的认可。

管理道德价值的导向作用不是用行政手段强制实行的,而是靠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的作用,通过内心信念的转变、调整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要加强宣传引导,借助于社会舆论的力量,在读者和馆员中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用良好的道德习惯来约束、调整、引导每一位馆员的职业管理行为,在服务中实现其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

2.1引导馆员成为知识信息的导航员

馆员不仅要充分了解馆藏,还要充分了解读者的心理、思维、阅读需求与倾向,并针对读者的实际需求进行知识、信息、情报资源的收集和整理,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相对应的服务。馆员要对馆藏、信息资源进行搜集、加工、整理、排序,使杂乱无章的信息变成有序的知识体系,并使信息资源在馆员的加工、整理下不断地增值。馆员要方便读者,并引导读者进入知识的殿堂,利用各种形式为读者咨询,宣传网络资源及各种类型数据库的检索,开展课题查全、查新业务,编制二、三次文献等,以此来引导并服务于读者。

2.2引导馆员进行创新服务

2.2.1服务技术及其设备的创造与更新

服务技术与设备的创新是其他方面创新的前提与基础。管理道德的价值导向性引导馆员利用图书馆的优势及资源进行设备的开发研究与技术的创新。充分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网络等技术手段对信息资料、馆藏载体、借阅设备、场所设施等进行优化、更新、改造。

2.2.2服务观念的创造与更新

服务要创新,观念必须先行。现代社会人们对知识、信息质量本身和与此相对应的服务要求越来越高。现代图书馆管理道德的价值导向作用使得馆员必须改变传统办馆观念和服务观念,改变传统的“借借还还”、“重藏轻用”的老观念、老意识。树立起“开放办馆”的新意识,以及“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新观念。

2.2.3服务方式及其手段的创新与更新

服务方式及其服务手段的创新是提高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志。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的导向作用要求馆员的服务方式必须多样性,服务手段必须现代化。除了传统的借还、复印方式之外,还要利用数字、网络技术为读者服务,实现服务手段、方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2.2.4服务内容的创造与更新

现代社会是知识、信息爆炸式时代。知识更新飞快,信息瞬息万变。这样,管理道德的价值就要求馆员进行“快”、“新”、“准”的服务。于是,馆员必须深化服务内容,充分挖掘馆藏资源和虚拟网络资源的内在价值,充分实现服务内容的创新。

2.3引导馆员作为教育者

图书馆是没有围墙的大学,是读者终身学习的场所。无论什么样的图书馆,其教育功能都非常突出。因此,馆员不仅仅是服务者,而且是一个教育者。在解答读者的提问过程中;在服务读者、引导读者阅读过程中,都默默地体现了服务育人、管理育人这一社会理念。馆员对知识信息具有批评、审美、净化、整理的责任。在有声有色的导读活动中,能够促进读者文化素养的提高,接受健康思想的熏陶。馆员良好的管理道德形象、丰富的管理知识、有效的管理手段,都在潜移默化地引导读者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不断探索、提高。因此,馆员在读者中的教育作用是图书馆道德的价值观所决定的。

图书馆管理道德的价值指导图书馆各种具体的管理活动,使图书馆的管理活动具有合理性、科学性和人本性。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指导读者的管理思维是一种看不见的隐性网络,它把读者联系起来,把馆员统一起来,以一种共性的思维指导图书馆的管理活动。现代社会中的伦理观念是多元化的。因此,作为现代化图书馆的管理者绝对不能用一元化的管理道德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管理活动,而应该自觉主动地应用多元化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来指导图书馆的管理活动,并把这种多元化的管理道德价值作为图书馆管理活动的总指导原则。

参考文献:

[1]万君宝等.管理伦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2]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价值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价值心理学；价值逻辑；心理潜意识

Abstract:IdeologicalpsychologyowesitsconstructiontoacombinationofLiDeshun’sphilosophicachievementsinideologicalconsciousnessandideologicalconceptionwithFrenchpsychoanalystLacan’sresultsfromstudiesoftheinternalinterrelationbetweenlanguagesignifierandhumanpsychologicalsub-consciousness.Thistheoryaimstoexplorethecoincidingpointbetweenthetwolinguisticsystems,ideologicallogicandpsychologicalsub-consciousness,andrevealtheoperativephenomenaandrulesofhierarchicalactionsofhumanpsychologytoassociatetheoreticalachievementsofhumanobservationtotheirpsychologicalrealityandrealizetheguidanceofideologicalpsychologytomodernscienceofhumanlife.

KeyWords:ideologicalpsychology;ideologicallogic;psychologicalsub-consciousness

自古以来，关于人的认识活动所遵循的概念、判断、推理逻辑与人的心理现实及其灵性活动（或心理灵动现象）的研究，似乎总是在两重世界进行，思想认识活动的成果与心理生活的经验事实总是“两张皮”。价值心理学的构建，是以李德顺关于价值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哲学研究成果，与法国精神分析大师拉康关于象征性语言符号与人的心理潜意识内在关联的研究成果相结合，旨在探究价值逻辑与心理潜意识（无意识）欲望这两套话语体系之间的契合点，揭示人的心理灵动在不同层面的运演现象及其法则，将人类认识王国的理论成果与人的心理现实对接，实现大脑（思维）向心灵的转换，实现价值心理学对现代人生科学的执导。这将是一项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创新性事业。

一

李德顺的《价值论》，是一种以主体性为核心内容的研究，由价值的本体论研究、价值的意识论研究和价值的实践论研究三部分构成。价值本体论立足于对主体与客体双向对象化关系“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认知，同时立足于马克思关于人通过生产交往活动满足需要所遵循的两把尺度，即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客体的尺度）与内在的尺度（价值尺度）的理论，对价值的本质及其价值的类型进行本体的阐明；价值意识论着重对价值观念意识及其基本形式信念、信仰与理想的内容、特性和功能的研究，对价值评价活动、价值事实评价标准与社会评价进行深入研究；价值实践论着重对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及其实践逻辑的论证和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具体运用，针对价值冲突与当代文明的焦点难点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价值论》无论就其整体还是就其三部分的分层论述而言，都体现出了其客观真实性，价值意识分析和描述的合理性，实践逻辑的辨证统一性，整个体系的严谨性。其突出的特点是：建立在马克思社会历史观坚实的实践逻辑基础之上，从人的现实生活实际需要出发，从人的生产交往活动出发，解释人的生命活动；通过主体人自身（身体）、语言、思想、行为（实践）同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关联，揭示了以价值意识为核心内容的主体性事实、价值事实，并已形成完整而严密的价值逻辑思想体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它在观念意识层面揭示了人的精神装置结构系统和动力机制。这不仅仅是一部价值哲学著作，而是营造了一个宏伟的精神家园的蓝图，为人们从价值观念意识层进入心理潜意识深层探究人的心理现实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哲学的真谛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要将对世界的整体关照落实到人身上，并引导人进行反思性的自我关照。李德顺的《价值论》力求以科学的认知为前提，以合理的价值判断为依据，这对人们观察社会历史活动及其价值评价是非常有力度的。但是，这个理论体系对自然、历史的整体关照落实到现实的个体的人身上，还需要从价值观念意识层面结合心理现实——结构（规定性）和动力机制作进一步探究，并使其趋于完善。如《价值论》指出价值的根本特性在于它的“属人性”或“主体性”特征，换句话说，“主体的尺度就是价值尺度”［1］。这个价值以主体人自身为尺度的原则在观念意识层面有了清晰透彻的表达，还需要一以贯之地运用到揭示个体人的心理现实（尤其是潜意识欲望的把捉）当中来。再如，人的信仰是人的价值观念意识的核心内容，《价值论》在概念上做了合理的解释和逻辑的展开，但还没有把信仰看做为人的心理现实的精神实在。因此，理性的信仰已涉及，而信仰的理性或信仰的真理问题还没有涉及。又如，主体人意识到的需要与心理潜意识欲望是什么关系还没有得到说明。人的心理悖论，有价值观念意识层面的，有心理潜意识（无意识）的，价值观念意识层面的想要与心理潜意识（无意识）欲望之间，往往就是矛盾、冲突与对立的。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价值哲学与心理学的融合中去寻找答案。

一句话，李德顺的《价值论》作为一个蓝本，作为精神意识活动的前装置、前结构系统，去引导现实个体的人认识自己——从观念意识层面深入到心理层面进行反思性关照，还需要深入地探究下去。

二

弗洛伊德把心灵比喻为一座冰山，浮出水面的是少部分，代表意识而埋藏在水面之下的大部分，则是潜意识。从弗洛伊德的第一地型学无意识—潜意识—意识；再到发展为第二地型学本我—自我—超我，无非是要论证人类本性是无意识的本能冲动，从而根本否认意识（理性）自我在人类内心世界的中心地位。

荣格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基础之上，揭示了人的原始意象——集体潜意识（即与生俱来的知觉、情感、行为等心理要素），他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比较而言，如果说弗氏首先揭示并最看重动物向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生物因素的话，那么，荣格则更加关注人类远古祖先群居生活原始意象发展变化过程中流传下来的文化因素在人的心理活动中通过象征表达出来的潜意识欲望。

继弗氏、荣格之后的法国精神分析大师拉康，早期通过人的“镜像阶段”的无意识主体或说话主体发生学研究，中期着重从镜像开始的想象界、象征界、呈现的实在界及其三界的连接和结点的拓扑学共时结构研究，晚期落脚点在“症候”的研究。用一句话概括地说，拉康始终没有离开一个目标——这就是要推论出主体无意识心理结构怎样生成以及能量或动力机制究竟是怎样交互作用的关系，并由此捕捉人的潜意识欲望，扭住心灵的扭结——试图说明主体人的身心结构与生物力比多驱力和自我驱力（象征语言驱力）作为无意识欲望动力机制之间交互作用的客观存在状态。

一个无争的事实是，揭示人的心理，一是生物因素，二是文化因素。从人的心理事实来看，作为有生命的自然肉体的个人，其生物因素及其能量推动他进行活动，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儿童从镜像阶段就开始通过学习能指语言进入身体，构成内部世界的能指之网（或称语言之网），这就开辟了人的理想化自我形象和理想价值目标。拉康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力比多见解，在他看来，能量是由“生物内驱力力比多”与“自我力比多”即语言文化内驱力两种。对于人的心理事实的结构与能量的关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医学博士丛中教授打了这样一个比喻说：“能量如流水，结构如渠道。能量本来是没有目的的，具体流向何处，也不全是因果决定论的；结构给能量的流淌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能量仍然可能不按照结构去流淌。”心理结构与能量活动如此晦暗不明，我们如果沿用在观念意识层面那种认识论的概念、判断、推理逻辑及其实证科学来表述人的心理灵动现象，的确是鞭长莫及。

三

回顾一下欧洲哲学近代、现代、当代历史，拉康在精神分析学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不仅在于他继承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精神分析学，还在于他很幸运地借助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语言哲学转向的研究成果。拉康精神分析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将说话主体的语言总是看作为象征语言，并借助于象征语言的言说道出人的心理秘密。他说：“象征是通过想象的什么样的中介而左右了最为隐秘的人的结构”［2］。他常用莫比尤斯纸带表示能指与所指、意识与无意识二者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初，拉康着重进行从镜像开始的“想象界”进入“象征界”和在象征通过想象如同在梦的“第一过程”呈现的“实在界”这样一个“三界结”拓扑学共时性结构研究。他认为构成自我存在的那张网络就是象征性语言符号之网。“由语言连续认同建构起来的自我，是一个像洋葱头一样拨开来的空无。”转引自黄作《不思之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拉康正是依托索绪尔的语言学揭示语言与言说中的象征与想象，以捕捉主体无意识欲望。

索绪尔理解的所指（概念）与能指（音响形象）是对应的，是通过概念和音响形象（声音和形象的“心理印迹”）的结构性关系揭示人的心理功能。而拉康对所指与能指进行了倒转（翻转），突出能指的地位和功能，强调能指的至上性。拉康的能指语言以听到的语音为基础，进而把能指视为语音作用下的一种心理痕迹或感觉表象。他称能指是一种“可以听得见的设备或材料”。能指把自己掏空，移向其他能指，而其他能指同样是一个无，在无无相关的能指链中构筑起不是自身的在他处的存在。就是说，意义与主体均形成于语言象征域的能指链滑动中。他认为能指“并非一种无休止的移动，意义正是形成于特定的能指与能指的缝合点(pointsdecapiton)上”［3］。换个说法，自我意识主体操控语言在观念层面说话与无意识欲望在能指链（一能指与另一能指的差异性造成一一不对应）中滑动的这么一种关系，像梦一样以隐喻（“以一个词来替代另一个词”）和转喻（“词与词之间的联结”）的方式表达人的无意识欲望，即无意识欲望以扭曲的或改头换面的方式将人想要的东西表达出来。拉康认为，我是一个他者，自我是由他者的连续“认同”或“替代”构成的。无意识欲望的对象是他者的欲望，而欲望的对象又总是对象的缺失。所以，在自我意识观念层面想要的东西，并不是他真正欲望的对象。这在临床精神分析过程中，常常表现出患者与分析师捉迷藏。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分析师总是通过来访者的“表演”，捕捉到隐藏在说话主体背后的无意识欲望，以便于鉴别诊断、对症下药和进一步做心理治疗。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分析师常诱导性地发问：“您究竟想要什么？”其实，分析师的意图并不在于来访者在观念意识上觉得自己想要什么，而是通过来访者的“言说”，审察其“话外之意、弦外之音”或“按图索骥”。通过能指语言链的滑动、断裂、身体动作如眼神等做出的情绪、情感反应，捕捉来访者真正的无意识欲望。分析师就是这样把捉主体意识到的需要与无意识欲望相遇的“缝合点”的。

拉康不是一个哲学家，不过他终生都在谈论近代哲学以来的一个哲学核心问题，即主体问题。一方面，他厌恶任何“我思”形式的主体；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一种别样的主体，无意识主体或说话主体。自笛卡儿开始，主体问题就与精神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保持精神的纯粹性，哲学家们不得不努力防止精神或心灵的任何形式的质料主义化，试图在意识虚无化或思维纯粹化的基础上实现主体的实体性。拉康正是要引入一种质料主义或唯物主义的主体观。与素朴唯物主义不同，其依据不在于外界的影像如何刻入白板似的心灵，而在于语言能指如何构成主体的无意识。能指是一种语言的质料或材料，一种可以听得见的材料，在人类主体的幼儿时期，它们就已深深地进驻到了身体之中，主体的无意识在其基础上形成，主体的“思维”则受制于它们的活动法则。主体不再是任何形式的思维主体，而是作为能指的主体，他作为一种功能存在，他说话，即“我用我的身体说话”。拉康关于“我用我的身体说话”是指无意识主体、说话主体，同时包含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人同时用自己的物质实体——自我肉体说话，否则，脱离了自我肉身能指怎么进驻身体呢？这就是说，人有一个无意识主体进驻身体，还有一个自我意识主体进驻身体。换句话说，这里所说的身体是指一种能指的构造物，同时还是能指构造物进驻的物质实体——人的自然肉体组织。

由此，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拉康一方面厌恶任何“我思”形式的主体，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一种别样的主体，即无意识主体或说话主体。那么，“我思”形式的主体与无意识主体（或说话主体）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在这个重要的关节点上，拉康并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相对于他所揭示的无意识主体而言，他厌恶任何“我思”形式的主体，也就是厌恶任何运用概念、判断、推理形式进行理性思维活动的主体。这就是说，他的理论也有缺失，同样需要后来人去完善它。四

以上从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研究，在价值观念意识层面对其所取得的成果与缺失进行了粗略的认知与评价，而后转入到对拉康承继并发展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特别关注他通过语言哲学转向的成果揭示能指语言（象征性）符号之网，捕捉人的心理潜意识（无意识）欲望的精神分析活动。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明：人类社会思想认识活动所遵循的概念、判断、推理逻辑及其实证科学与通过语言哲学转向的文明成果揭示人的心理现实及其灵性活动现象——在这里我们尤其关注李德顺的价值逻辑作为精神意识的前装置、前结构及其动力机制解释人意识到的本性需要，与拉康象征语言通过隐喻与转喻的方式所表达的心理潜意识（无意识）欲望——这两套话语体系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人们常说的人的客观需要与主观心理上的“想要”如何区别开来？它们之间是怎样地内在关联？象征语言通过隐喻与转喻的方式所表达的心理潜意识（无意识）欲望，那些断裂的碎片作为间断性的东西，背后能否揭示出并捕捉到隐喻逻辑的连续性、乃至找到科学的隐喻逻辑依据来支撑？能否探明我们人的心理灵动在潜意识不同层面的运演现象及其法则，从而为人们认识自己展示一条思想（即思维与想象）的进路？若是用更通俗的话语展开来表述，就是：价值观在人的心理意识中是如何结构、在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中如何发生作用的？为什么说价值的根本特性是主体性特征，即价值是以主体人自身为尺度？它与人的事实认知意识有何区别与内在的关联？如何指导我们人的生活实践？价值观与人的潜（无）意识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价值以主体人自身为尺度”在人的潜意识中以什么方式表达出来？价值主体性与无意识主体间性能否融通？如何融通？路径何在？根据是什么？

进入人的心理空间，很多心理现实的灵动现象的确借助于象征语言来描述更易懂些。譬如，人们常说做梦是心里想，这些在心里自动呈现出来的，一定表达着自己心理潜意识（无意识）欲望，并总是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即（隐喻与转喻的方式）表达出来。当一个人处于正常的状态下，比较难以窥见潜意识的运作，这时，梦是最好的观察潜意识活动的管道。在罹患精神疾病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潜意识的作用非常得尖锐，例如无法解释的焦虑、违反理性的欲望、超越常情的恐惧、无法控制的强迫性冲动，明显地看见意识的力量如此微弱，潜意识的力量像台风一般横扫一切。现代心理学上用的释梦、催眠、意象对话（借助于能指语言以隐喻和换喻的方式捕捉潜意识欲望）、超个人心理学借助于动态静心—工作坊或其他方式方法所诱导出现的冥想活动过程等等，能将人的潜意识（无意识）层面的东西展示给自己看。这个“看”就是用内视的目光或环视的眼睛（梅洛•庞蒂语）去观察、体悟自己生命的存在状态，从而达到身心灵的深度觉解与整合。我们有学者在动态静心进入冥想过程时深深体悟到，进入深度空间时，观察者与被观察者融为一体直接变成“参与者”了。认知的思辨逻辑主体这时虽然退到台后去了，但是它却仍在观察、审视、记录着潜意识欲望主体的活动。这些，尚待哲学与心理学的融通来进行跨学科的学理证明和身心灵整合的特殊经验来证明。

在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中，我们已经看到哲学家、思想家一定要深入到人的心理深度空间，为人们认识自己进行反思性自我关照，找到切实可行的思想（思维与想象）进路，并有合理的理论支撑与人们生活经验（包括特殊经验如身心灵整合）的检验与实践证明。西方哲学界的语言哲学转向，如胡塞尔的存在主义及其内部时间现象学；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揭示存在者的前结构；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揭示人自身的看法和体验乃至“世界之肉”——用内在环视的眼睛来看；维特根斯坦从前几十年哲学逻辑结构而后不自觉地进入逻辑解构，又“忽然想到”二者的结合；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揭示以及对交往主体间性理论（引入主体间往的语言中介作为第三者）的贡献与缺失（忽略概念语言逻辑主客体对象关系）；雅斯贝尔斯从生物医学医生到精神分析心理医生再到哲学王国成为哲学家，进入哲学与心理学的高度融合状态。这些都为我们从价值哲学—心理学—身心灵高度整合提供了非常好的镜鉴。雅斯贝尔斯在他的代表作《大哲学家》中这样评论康德“三大批判”思想活动的四条主线说：“如果谈论主体意识、行为、想象力时，他讲的就是‘心理学’；如果谈论的是统一性、形式和内容、判断、有效性，他讲的是‘逻辑’；如果他讲的是认识的前提、经验的可能性条件、预先认识和起草对我能够做到的事情的认识，那么他讲的就是‘方法论’；如果他谈论的是刺激主体的物自体，在内感知当中的自我情感，那么他讲的就是‘形而上学’……这四种表达方式不是互相协调的并且不是互相陌生的。对于先验思想来讲任何一种表达方式同时意味着另一种表达方式。”［4］我们构建价值心理学是跨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正是把价值逻辑、心理学、方法论与形而上学这四个方面有深度地结合起来。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通过“重新认识你自己”的反思性思维方式，了解自己的认知意识与价值意识的逻辑结构及其动力机制系统。其二，借助于哲学转向的文明成果，在心理领域借用拉康发生学的和能指（象征）语言通过想象而呈现实在界的方法来揭示并描述心灵现象。其三，针对有心理问题与有精神障碍的来访者，可采用临床心理治疗或身心灵整合等方法。而贯彻始终的是，哲学形而上学对世界的总体关照落实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身上。

如今，人们通过科学隐喻的逻辑特征研究，揭示人的心灵结构秩序及其用语言不能表达的价值意义——潜意识欲望，甚至已经在进行隐喻计算的语料库研究和建设。有充分的理由说，这是人文科学发展值得特别关注的新动向。隐喻是直接认同,逻辑是深层次扩展；隐喻诉诸想象,逻辑诉诸规则；隐喻追求独特性和生动性,逻辑追求严谨和雄辩；隐喻重于创造,逻辑长于说明；隐喻阅读依赖文化背景和个体生活经验,逻辑掌握则依赖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参阅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201页。隐喻思维方式既没有逻辑语言的抽象,也没有科技程序的冷漠,而是超越逻辑,对事物另外视角的深层次理解和求索，其创造、代替、表达及模式等作用，越来越以一种丰富性、内隐性及不可穷尽性等特征，使心理学流溢出民族文化品性。在心理学领域中,隐喻以其人性化语言,抛开严格的科学化语言界定,鲜明地表达人类对自身心灵、对生命的直接感受,使原本深奥的科学理论平易近人,使冰冷的逻辑诉求充满温情,也使缺失生命力的科学世界抹上一道生命色彩。

总之，以上我们称之为人的心理现实及其灵性活动现象（或心灵现象），一直是西方哲人智者诧异和探讨的人的意向性对象或现象。人的意向性已成为西方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和语言哲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蔚为壮观的研究领域。最为明显的是，意向性、心理内容、表征、意义这些原来为不同学科专门研究的问题现在合而为一，变成了一个几乎没有区别的问题。人们不仅试图建立关于各种意义的统一的意义理论，而且试图建立至于意义、意向性、内容的统一理论。我们一直在谋求搭建一个融通中西传统文化—科学与人文—真理与价值—身心灵整合的平台，这本身就是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高端文化建设与交流的平台，期望在交流与碰撞中实现优势互补。其核心理念是“倡导并坚持以人为本的的科学发展观，在科学与人文的高度融合中营造人的精神家园”。我们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价值观—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心理学）—身心灵整合的研究与现实生活应用上，学习、借鉴并运用跨学科前沿研究成果并逐步形成高端文化拳头产品，探索出价值观教育疏导、心理辅导与身心灵整合的新路子，真正把价值心理学对现代人生科学的执导落到实处，这是我们从心灵深处发出的最强音，也是和世界文化建设的走势大体相一致的。

五

此项研究及前沿研究成果形成高端文化拳头产品，通过文化公司的中介作用应用于社会生活，这将是一项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创新性事业。

首先，从个体的角度讲，其实践意义在于“认识你自己”，从观念意识层面深入到心理潜意识，力求对人性的深度觉解。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性需要来安排生活与事业，才能不断提升“自我的境界”。依照认识你自己的方式去认识你所面对的每一个对象，从而真正做到通达人性、觉知人心。这样做了，对于弘扬人的主体性、转换思维方式，即由实体性思维方式向关系性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转换、在科学与信仰的统一上营造和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学习实践儒、佛、道等传统文化，明心见性，开悟见道，从而实现身心灵深度整合，都具有重要的现实生活实践意义。实践证明，通过价值观疏导与心理辅导为核心内容的系列讲座与对话交流，敞开了一条从价值观念意识深入到潜意识认识自我的思想进路；通过科学心理学的路子对有需要的对象进行感觉统合训练、临床心理治疗，可以实现身心灵的整合；通过超个人心理学的路径，让有需要的对象进入身心灵整合课堂，了悟生命现象、觉解生命成长过程，释放压抑、进入心理平静和谐与喜乐状态，甚至趋向镜智圆融境界。

其次，从社会、团队组织与家庭的角度讲，其实践意义在于：

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讲，它对促进价值哲学与心理学学术研讨交流，继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促进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大有裨益。只有融通外部世界与主体内部世界，从观念意识深入到心理潜意识，将价值论与西方、东方（尤其是中国）哲学文化研究前沿成果和心理学前沿研究成果融汇贯通，才能揭示人作为活动主体的主体性事实、价值与价值评价事实、心理事实（或心理现实）。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种融合可以大大促进精神病理学的深入研究；大大促进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水平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结合；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结合，又为创新心理治疗方法拓展道路。

价值心理学的学术研讨交流与平台的搭建，可以大大促进党的理论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创新。在营造和守望人的精神家园的活动中，切实把我们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以价值哲学与心理学为主的并扩展为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可以形成价值观—心理学—身心灵整合系列课程这样的高端文化拳头产品，并将学术研究前沿成果随即纳入系列课程。系列课程可以根据不同对象的实际需要增减内容。高端文化拳头产品的形成，可以直接通过文化公司或其他中介推向社会、市场，使其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得到充分实现。

［参考文献］

［1］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6．

［2］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1.

价值管理论文篇(7)

我深深地有感于这部文集中所反映出来的这样一种倾向，即哲学家们与经济学家们的发言互有误解。我敢肯定，哲学家们多少会有这种印象：经济学家们在回避那些他们认为是根本性的问题，即影响并进入私人政策与公共政策的价值判断问题。而且，哲学家们使用价值判断一词的意思，并不是指相对交换价值。他们指的是“道德”或“伦理”价值。在我看来这些哲学家们是正确的。为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回避“他们的”问题，从而为消除这一隔阂做点贡献，我将讨论三个要点：（1）这一回避的基本原因是：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2）这种矛盾的现象，部分地来自于这样一种趋势：将这些所谓的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用以回避对政策结论方面的分歧的说明；（3）市场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是发展价值判断的一种机制，而不仅仅是价值判断的反映。1．经济学中价值判断之缺乏。内格尔教授在其评论中已经提出了这一点，而且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原则上，经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学科，所涉及的是环境变动对事件进程的影响，涉及的是预测与分析，而并不涉及评价问题。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某些特定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同时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应如何实现；但是严格说来，它并不研究这些目标的好坏问题．然而，经济学的确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首先，没有任何目标是真正充分限定的。它们常常部分地反映在其结果之中。第二，我们永远也不会真正了解我们的全部价值观念。正如我尊敬的老师，弗兰克·H·耐特通常所说的那样，尽管我们都一再重复着“degustibusnonestdisputandum”，但实际上，我们却将时间花在对其他小事的争论上去了。而且，这种讨论是相关的但富有成效的。其目的在于弄清我们的价值判断的含义是什么，他们是否是内在一致的。这正是艾罗的重要的、且具有根本性的著作的贡献所在，同时这也是一些被称作福利经济学的著作的贡献所在。而且，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所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他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无价值”经济学只是一种理想，而且，同大多数理想一样，常常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椎崇。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地会影响到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有时也许还会影响到他所得出的结论。而且。正如人们已经提出的，他的结论又会反作用于他的价值判断。然而这并不改变下面这种根本观点，即原则上，经济学中并不存在价值判断——尽管这次会议用了这样的名称。2．把所谓的价值判断作为借口。我深深地感到：在许多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争议中，大部分关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分歧，并不反映着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而是反映着实证经济分析方面的分歧。我已经多次发现：在混杂的人群中——即在如今天这样既有经济学家又有非经济学家的人群中——在座的经济学家们（尽管起初人们趋于认为他们代表着广泛的政治观点），倾向于与非经济学家相对而结成联盟。但是，常常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将发现他们自己与非经济学家们站在一起。他们可能会就一些尖锐的问题而在他们之中展开争论，但当他们所面对的是外行人的世界时，这些分歧就烟消云散了。然而，即使在经济学界当中，这一点也同样适用。近些年来。保罗·萨缪尔逊与我经常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即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所应给予的相对侧重问题。这一分歧并不反映——我相信保罗·萨缪尔逊也会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在基本目标或是在相当接近的目标方面的任何差异。它所反映的是我们在所接受的、关于货币及财动（作为一个方面）与经济变动（作为另一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的各种尝试性假说方面的差异。我经常使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最低工资比率问题。这个例子也会导出同样的结论。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对这一问题有着特殊兴趣的人不谈，那么，最低工资比率的赞成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分歧，决不是关于目标的分歧，而是关于结果的分歧。双方面都希望看到贫困的减少。那些象我一样，反对最低工资比率的人预测：这些法律的结果是使得人们失业，从而增加贫困；但那些赞成最低工资比率的人却预言这些法律将减少贫困。如果他们在结果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那么他们将在政策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分歧不是一种道德方面的分歧，而是一种科学上的分歧，是一种原则上可以为实证证据所解决的分歧。为什么处于同种文化之中的人们在政策判断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大致都属此类呢？在我看来，原因就是艾罗及博尔丁在他们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为避免“不可能”原则而对在基本价值观念方面的一致意见的需要。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观点分歧，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真正的”分歧。政策方面的分歧反映了预测方面的大部分分歧这一事实——或者是我称之为事实的这种现象，为下面这种广泛的趋势所掩盖：即将政策分歧归因于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责问一个人的动机，常常要比回答他的辩论，或迎战他的论据要容易得多。通过把与我们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视为要想取得“坏”目标的“坏”人，我们可以缩短进行分析及收集证据的艰苦过程，而与此同时，又可以赢得公众义愤与道徳热情对我们的观点的支持。我特别有感于1964年总统选举期间这种方法所产生的诱惑力。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大部分人民群众，几乎断绝了合理讨论的可能性，他们拒绝认识这种可能性；即塞纳特·戈得华特可能与他们拥有同样的目标，只不过是在他关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判断方面是不相同的。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在断言：所有的政策分歧都归因于实证分析方面的分歧。有些政策分歧的确明显地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一解释留作最后一着，而不是作为最先一着使用的话，那将有助于实现达成合理的一致意见这一大业。我还要说明的是：在人们的价值判断与他们关于客观情况的预测之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存在着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微妙的、复杂的相互关系。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无可奉献，有的只是一些老生常谈。3，市场在发展价值判断中的作用。我的第三个要点与博尔丁的文章联系得更为紧密一些。博尔丁将“精心计算的盈亏”作为经济交换的本质，他对于经济交换的局限性的看法，与J·M·克拉克在其著名的论述中所如此恰当地予以概括的下述观点非常相似：“对不带偏见的理性的无理性的热爱，夺去了生活的乐趣。”博尔丁最后还讨论了为完成市场交换（按照狭义的定义）所必需的一体化制度。虽然博尔丁的论述是如此之合理且如此之重要，但它们仅限于经济分析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而且是截然不同的方面），是市场作为很多人在共同价值的建立中自愿合作的一种手段所具有的作用，而不论这些共同价值是市场上的交换比率，还是博尔丁所提出的一体化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与狭义经济下的情况相比，“交换”与“市场”有着远为广泛的含义。我的论述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那些初看起来与狭义经济构成物一样的东西的更为广泛的关联上去。博尔丁强调的是市场交换的报酬特征。这一特征恰恰是一项交易成为自愿的必要条件。除非交易的每一个参加者都能够得到某种他认为比他放弃的东西更为值钱的东西，否则的话，他是不会进入交易的——如果那种不能使交易双方获利的交易得以发生的话，那么交易的参加者则必须受到强制。在一“自由”市场中，参加者必须‘心悦诚服”，这与“受贿”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交易要想发生，参加者的价值观念必须是有差别的。如果A先生有X物品，而B先生有Y物品，同时双方都认为X物品优于Y物品，那么用X物品来换Y物品的交易永远也不会发生。唯有当A先生认为Y物品的价值高于X物品的价值，而B先生认为X物品的价值高于Y物品的价值时，用X物品换Y物品的交易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A与B两人都从用X换Y的交易中得到了好处，那么，除非受到了第三方的阻碍，否则的话，这一交易将得以发生。正如这个小小的例子所说明的，交易的本质是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协调一致；是在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一致意见的取得。与用所有的X来交换所有Y的一次易活动不同，如果我们将X与Y看作是可分割的总量，而且交易是逐渐进行的，那么，A先生与B先生之间的交易将继续下去，直到在边际点上，两人对仅存的X或Y都赋予同等的相对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通过交换而取得了关于价值的一致意见。然而，这种一致仅在他们之间交易的现存点上才是成立的。尽管交易的结果是使得A先生拥有（比如说）大部分的Y，而B先生拥有大部分的X，但他们俩人对于早先的这些交易都是非常满意的。如果引入其它的参与者，那么在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取得一致意见的过程也就拓宽了：通过整个市场，所有参与者亦将在边际点上获得共同的价值观念。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需要有意见的分歧才会存在赛马，而且对结果下赌注的机会，使得意见的分歧成为共同满足的源泉，而不是争端的契机。同样的分析直接适用于自由言论及自由讨论。同样，言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拥有听众，正如售卖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有买主一样，这仅意味着寻求听众与买主的机会。在思想市场上，只有当讲者与听者双方都能获利时，交易才会发生。同样，交易要想圆满完成，通常要求意见的分歧。很少有什么经历比与一个在一切方面都有着完全相同的看法的人进行交流更为乏味的了——尽管在一切方面意见完全一致这种概念明显地只是一种不存在的、理想的模式。我们中甚至没有谁能与自己完全一致。自由言论的本质与自由交换的本质一样，在于参与者的双方获利。希望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得的同时，它使得我们得以协调我们的分歧。实际上，我不应该说“与自由交换一样的自由言论’，因为自由言论是自由交换的一个特例。类似地，我们来考虑一下学术自由，或者追求人们在研究与写作方面的智力兴趣的自由，如果将知识分子引入产品与劳务市场的那种分析，也应用于这一领域，那么，很多人，或许是大多数人，将不得不反对这样的自由．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混乱”局面：这种混乱局面使每个人为他自己而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重复”与“竞争浪费”，这种重复与竞争浪费使得不同的学者在研究同样的问题；他们还将悲叹于在确定哪一些问题应该予以研究的重要问题时，“社会优先权”的缺乏。他们将转而呼吁中央计划，用一管理体系来决定哪些问题最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将各学者分派到他们将能（按照那种管理体系的判断）作出最大贡献的领域，确保不存在重复劳动的浪费，等等。这一点显而易见，所以知识分子更会了解这个问题，他们知道；如果在这一领域中，在价值观念及知识方面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那么，这样的中央计划则毫无害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但在目前的分歧程度与无知程度下，他们更喜欢要自由竞争市场的“浪费”，而不喜欢中央计划的集中控制，而且，下述论证（这一论证也与我的预见相一致）又加强了他们的这种偏好：与对有选择的几个机构的依赖相比。这是丰富我们的知识的更为稳妥的方法。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在将完全不同的标准应用到产品市场的做法中，所存在的不一致性。博尔丁强调指出；“经济学家通常带着一种近乎于迷信的敬畏来看待价格体系”，而且常常惊奇于“在决策的制定及决策的相互影响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难以捉摸的次序”。自由交换的更为一般性的应用，也引起了同样的看法。整个现代科学知识的宏伟体系，正是在思想的市场上，为自由交换所建立的。或者再来考虑一下另一个例子，即语言的发展。语言是一个能够不断演化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的结构。然而，并没有人那样地计划它。它只不过是经过为自由的语言交换所协调起来的、成千上万的个人的自愿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公共法律结构是另一个出色的例证。我的讨论是从博尔丁提出的那个观点开始的，而如下因素又使我回到了这一点上：即对一体化制度的需要，我将这一需要解释为对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的需要，而为了任一稳定的社会的存在，在大多数时候，这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必须无须考虑地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些价值观念是如何发展、变化，并最终为人们所接受的呢？什么是保持这样一系列价值观念（它们仍存在着变动的可能性）的理想机制呢？这正是我所提出的经济分析能够对政治科学家及哲学家作出最大贡献之处。原因在于：它揭示了这样一种结构如何能够从个体人类的自发的、且自愿的合作中，产生并得到发展，而并不需要由达观帝王、贵族政治论者、总统或立法人的实施、建造或立法来实现——尽管对于这一结构的发展来说它们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构成了自由市场在产品及思想领域中的基本作用——使人类得以在研究与发展价值观念的进程中携手合作．勿庸置疑，价值观念的社会演化过程，并不能确保所发展的一体化体系，与你我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下所喜欢的那种社会相一致——的确，实践证明：这是最不可能的。人类的大部分一直生活在苦难之中，喘息于暴政之下。毫无疑问，需要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一体化体系将与我们所尊重的那种社会相一致，什么样的环境将有助于这样一种体系的发展，而且，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关键因素是这一过程本身——例如自由讨论——或者，这种一体化体系的广泛内容是什么。我们中的每个人，当他力图影响他同伴的价值观念时，就构成了一体化体系的这一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正如他必须做的那样，都在刚才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尝试性答案的基础上前进。所以，在如此这样的会议中，我们同时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观察家又是被观察者，既是老师又是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