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与实践论文篇(1)

关键词：小学数学；数学文化；文化教育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越来越多重视小学数学文化教育的发展。数学文化的深奥以及强大的实用性使小学数学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数学不只是教学工具，更是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的教学载体。要更加注重小学数学文化的教育，培养小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一、对小学数学文化教育的认识

数学是人类用其独有的理性的思想不断地对客观世界进行的高层次抽象的创造活动，所以，数学文化体现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因此，要求小学数学教师要注重对学生数学文化的培养，让学生领会到数学中所特有的数学思想、数学精神、数学学习方法以及数学的形成与发展。广泛地说，数学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加强对小学数学文化教育的实践是必要的。

二、小学数学文化教育的实践与认识

1.在小学课堂中渗透数学文化

生活中处处可见数学文化，数学文化对小学学生的教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要让学生从繁重的数学文化的教育中解脱出来，在生活中去发现数学的奥秘，培养学生对数学文化的学习兴趣，重视课堂数学文化的教育。在课堂教学中，数学教师不仅要教会学生认识数学、了解数学，还应该培养学生对小学数学的学习兴趣。

例如，在对数字的教学中，教师要在课前对数字进行整理，通过有趣的课件让学生了解数学，从中学到数学的相关知识，产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

2.在小学课堂外延伸对数学文化的教育

作为小学数学教师，不应只局限于课堂上的教学方式，应发挥学生在课堂外对数学文化的感悟，帮助学生进行理性的文化思维。鼓励学生积极地参加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有效地将数学文化融入小学数学教育的实践中去，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提高学生理性思考的能力，从而增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总之，数学文化博大精深，小学数学文化贯穿于整个数学教育，是对教育的价值追求，因此，我们要重视对小学数学文化的教育，丰富小学数学文化的教学认识与实践。

认识与实践论文篇(2)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理论建设　科学发展观　创新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人的认识过程始于在实践中产生的感性认识，掌握丰富可靠的感性材料，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由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产生一种新的理论，这是认识过程的一次飞跃；新的理论必须是正确的理性认识，这种正确的理论一旦被实践主体所掌握，并付诸实践，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实践，便产生巨大的能量，这就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实践不断发展，理论也不断发展与完善。

二、理论创新的检验标准

1．实践中遇到重大问题需要解决。理论创新不是凭空杜撰，异想天开，更不是闭门造车，脱离实践。人类社会的无限性决定人们实践的无限性，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人们最初是通过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而得到对事物表面现象、外部联系的认识，这种认识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深化。当这种认识与实践一致时，人们就能够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有目的的实践，否则便是自由的、盲目的实践。这说明，理论是来自实践的，而实践是第一性的，但如果这种实践没有一种正确理论的指导，人们自由的、盲目的实践必然导致人类社会的元序甚至灾难。所以，当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重大挫折等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迫切需要一种正确的理论来指导，以保证这种实践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否则所谓的理论就是元病呻吟，就是空洞的理论，实践也就成了盲目的实践。

2．提出解决实践中遇到问题的理论体系。实践中遇到了问题就必须想办法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系列理论，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理论体系”，不能是一两句话或者某一方面的简单理论。因为它要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重大挫折等重大问题，否则就把理论庸俗化或者简单化了。

3．这种理论体系与实践相结合便立竿见影、产生强大的力量。理论是用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的，这种理论的正确与否，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和实践相一致，必须在实践中检验。这种理论如果与实践相结合便立竿见影、产生强大的力量，能解决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则说明是正确的理论，是具有生命力的理论.这种理论应该代表人类先进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任何一种理论的创新，是不是科学的，从根本上讲必须和人类社会发展相一致，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先进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这也可以说是最终的检验标准。

三、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在理论建设上的创新成果

1．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大问题。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面临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大任务。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就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来指导，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的诸多新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党的理论建设上的创新成果。

论文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理论建设　科学发展观　创新

论文摘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相关原理，理论创新可有四个检验标准是：实践中遇到重大问题需要解决，形成解决实践中遇到问题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重大影响，这种理论应该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因此，科学发展观也是我党理论建设上的创新。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人的认识过程始于在实践中产生的感性认识，掌握丰富可靠的感性材料，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由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产生一种新的理论，这是认识过程的一次飞跃；新的理论必须是正确的理性认识，这种正确的理论一旦被实践主体所掌握，并付诸实践，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实践，便产生巨大的能量，这就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实践不断发展，理论也不断发展与完善。

认识与实践论文篇(3)

实践存在论派文学理论的形成源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倡导。与唯物史观派不同，这一理论流派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为理论侧重点，但同时又因为强调从存在论维度理解和阐释实践范畴而与传统的实践派文艺理论相区别。其代表是朱立元、王元骧等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出现基于对实践美学的反思与超越。朱立元在《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实践美学突破之途初探》一文中指出，制约中国当代美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框架，中国美学要有创新性发展，首当其冲的是要突破以求知为目标的、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认识论美学的束缚。在检审新时期以来在国美学研究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实践美学的基础上，朱立元认为，“实践美学虽有不足，但它并没有完全过时，特别是非主流派的蒋孔阳先生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说，实际上已经开始寻找存在论的根基，尝试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7］沿着这一思路，他通过对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人）在世”、“人在世界中存在”存在论思想的批判性吸纳，重新“发现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被遮蔽的马克思实践观本身具有的存在论维度”。进而，他提出“克服当前中国美学发展瓶颈的一个有益的尝试”在于“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而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即实践论与存在论的有机结合，其主要内涵是“跳出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坚持美是生成的而不是现成的观点，以审美活动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把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把广义的美作为一种人生境界。”［8］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倡导直接催生了实践存在论文艺理论的形成。虽然实践存在论派和唯物史观派都将“实践”作为哲学基础，但是关于“实践”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两派有着不同理解。唯物史观派认为，“实践”的本质内涵是物质生产，“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维系社会生活之所在。”［9］而实践存在论派认为，“实践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若要从哲学上、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立论，……它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一种人的活动。如果说，认识是客体向主体的运动，是观念化的活动；那么，实践就是主体向客体的运动，是对象化的活动。因此，……凡是确立目的，并通过意志努力，采取一定手段，使之在对象世界得以实现，从而达到主客体统一的活动，都应是实践所涵盖的领域，因而它自然毫无疑义地应包括以上各种不同的理解在内。所以，我们也应该按照这样丰富的涵义来理解艺术的实践本性，这是我们在研究艺术的实践本性之前所首先应达成的共识。”［10］王元骧进一步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不仅是一个存在论（即“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与认识论（即“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价值论和社会历史科学的问题；不仅是为了在对象世界实现自己目的的、一般的、感性的物质活动，而且也是在一定现实关系支配下所进行的一种社会历史的活动。这样，通过对实践的全面考察，就把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存在论、认识论与价值观、历史观等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了［11］。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王元骧通过批判性地吸取在实践论哲学观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文艺思想，从艺术对象、艺术创作和艺术功能三方面对实践存在论文艺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一是，在艺术对象方面，文艺作为一种精神现象，说到底是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但是，与旧唯物主义的理解不同，这种反映不是人对事物的客观模仿和再现，而是以人为出发点，把世界与作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的“为我的关系”；二是，在艺术创作方面，创作不仅以作家的生活实践为基础，而且它本身就是作家人生实践的具体内容，是作家人生实践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延伸和展现；三是，在艺术功能方面，作家的创作成果只有经由读者的阅读，通过与读者的思想交流，并对读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之后，作家的创作目的才得以最终实现［12］。

二、审美意识形态派

这一学派十分重视文学的审美属性，进而将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审美反映论”或“审美意识形态论”。其代表人物为钱中文、童庆炳等人。作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在新时期之初批判文学工具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功利’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13］这首先体现于审美反映论的倡导。童庆炳在1984年出版的《文学概论》一书中明确提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显而易见，在此突出的是“审美”一词。他在肯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同时，认为“仅仅认识文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是不够的。……还必须阐明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的特征。”“那么，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审美的反映。审美是文学的特质。……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14］这是文学审美反映论的较早确认。1986年，钱中文也提出文学“审美反映”论，而且还从“心理层面”、“感性认识层面”和“语言、符号、形式的出现”层面说明了文学“审美反映”论的特征［15］。1988年，王元骧在《艺术的认识性和审美性》一文中，从反映的对象、反映的目的、反映的形式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审美反映”论的要点［16］。概括而言，审美反映论强调：文学的特质在于审美，在于主体对客体的审美把握，作家对生活的反映以其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为中介，而不是传统的文学认识论所认定的那种简单的镜子般的反映与复制。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对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完善和提升。1984年，钱中文的《文学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本性论”》一文在对前苏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梳理与评析过程中，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认为文学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两重性”［17］。但并未进行深入论述。1987年，钱中文又发表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一文，正式确认“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初步阐明了其内涵：“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情感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的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象的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又具有广泛的全人类的审美意识的形态。”［18］随后，王元骧、童庆炳等人著文积极响应，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涵。随着其影响不断扩大，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成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的主导范式，而且被视为此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学本质的定义为多种“文学概论”教材所采用，如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顾祖钊的《文学原理新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特别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8、2004年版）作为高校文学理论通用教材在全国范围推广之后，审美意识形态论更为系统化、普及化，迄今仍居于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主流地位。从逻辑学角度来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确认，大体可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学说为立论基础，将文学定位为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性话语活动。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9］在论及文学是否是意识形态时，这段话被引用得最多，但由于理解的不同，歧见也最多。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主张者的理解，其基本内涵是：社会结构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基本层次构成，上层建筑又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属于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文学从本质上说是意识形态。”［20］第二，论证文学是一种区别于哲学、宗教、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意识形态，这种特殊之处在于以审美为根本性质。作为一般意识形态，文学与哲学、宗教、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具有共同性质，“是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性话语活动。”［21］但同时，“文学不仅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且更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一般意识形态是其普遍性质，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才是其特殊性质。这种普遍性质总是包含在特殊性质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质显现出来。”［22］以上两点结合起来，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涵就得以揭示：作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组合形式，它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那么，审美意识形态作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组合形式”有何具体内涵呢？在《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及其意义》这篇带有回顾和总结意味的文章中，童庆炳把“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的两种代表性理论综合起来，阐述了其共通的理论特点和基本内涵。概括而言，主要有“整一性”与“复合性”（或“复合结构”）两个方面。至于前者，他认为，“‘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有机的理论形态，是一个整体的命题，不应该把它切割为‘审美’与‘反映’，‘审美’与‘意识形态’两部分。‘审美’不是纯粹的形式，是有诗意内容的；‘反映’、‘意识形态’也不是单纯的思想，它是具体的、有形式的。”至于后者，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从性质上看，这两种理论是集团性与全人类共通性的统一；从功能上看，这两种理论既强调认识又强调情感；从目的上看，这两种理论既强调无功利性又强调有功利性；从方式上看，这两种理论既肯定假定性又强调真实性。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个“复合结构”。总之，“‘文学审美反映’论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既超越政治工具论，又超越形式主义论，它们在文学的内部与外部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和平衡点，以包容文学的多样性、复杂性、辽阔性和微妙性”［23］此外，钱中文也强调：“‘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显示文学在其自身历史的发展中，所形成的最根本的复式特性———诗意审美与意义、价值、功利之间的最大的张力与平衡。”［24］

三、科学派

这一学派之所以被称为“科学派”，原因在于“该派重视对文学理论的反思，以争取文学理论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现‘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统一为主要诉求，以推动建设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为主要的指向和特征。该派十分强调文学理论概念内涵、体系精神、表达方式和功能取向的科学性。……明确提出‘科学本性’乃是文学理论学科安身立命之所在”［25］。其代表性人物是董学文、李志宏、金永兵等。这一学派的理论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理论学的构建。在董学文等人看来，文学理论学这一新学科的构建，既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向何处去的积极回应。论者认为，新时期三十多年来，随着新方法的引进、讨论和实践，中国文学理论学科日益走向成熟，其重要表征是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的逐渐明确，理论的自觉意识不断强化［26］。“假如没有对文学理论自身目的与方法的反思，没有对文学理论自身性质和特征的质疑，没有对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解释有效性的进一步探索，没有对文学理论中提出各种答案的可靠性及可检验性的认真思索，那么就难以透彻地认识文学理论活动的规律，追求文学理论自觉性的努力也会困难重重。甚或可以说，这些反思性的活动，是理解‘文学理论之所以为文学理论’的思想前提。”［27］因此，对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进行反思，探索文学理论的本质特征和自身发展规律，建立文学理论的科学体系就显得非常必要。另一方面，从当下的文艺学发展现状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转型及文学现实的新变，文艺学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关于“文艺学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学界“正经历着对文学理论本体论或本体性认识的多元期和混乱期，有关‘文学理论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理论’的见解，莫衷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理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28］在此背景下，探讨“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问题，学科命名问题，学科定位问题，学科研究现状判断与发展方向或趋势问题，文学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边界问题，等等”［29］就成为迫切要求。正是基于这种危机意识，董学文等人开始大力倡导“文学理论学”的创构。客观地讲，“文学理论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创建尚处于探索与尝试阶段。那么，这一尚未确立的学科将会具有一个怎样的理论框架呢？以董学文为代表的倡导者描绘了一幅“‘文学理论学’可能触及的大致理论区域的‘方案草图’”［30］。总体而言，“‘文学理论学’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属于元科学’的范围。它要解决‘文学理论是什么’的问题及其文学理论的对象、特征、要素、范式与变化规则等问题。”［31］具体来说，它包含以下几个层面：关于文学理论本质的探讨，或者说“文学理论是什么”的研究；关于文学理论“话语特性”的探讨；关于文学理论“形态”、“范式”形成与演变的研究；关于文学理论家和“理论共同体”的探讨；关于文学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32］。而由董学文所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无疑是上述理论构想在实践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探索。董学文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已进入一个“综合”与“创新”时代。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而言，寻求和选择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是现实的理论需求，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已成为文艺理论界一项刻不容缓的使命和任务。那么，何谓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它有何具体内涵？“‘当代形态’的说法是相对于‘经典形态’而言的。所谓‘经典形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著作中对文艺问题的基本表述以及后人根据这些表述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当代形态’主要指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用现代人的眼光，汲取最新的成果，总结新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面貌再一次新鲜地描绘出来。”［33］在董学文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过时，但是作为认识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经典形态”本身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就需要通过新的认识和阐释使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董学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总体上可分为两个层次，即哲学社会学层次和“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把文学放在社会结构中做历史考察，那么它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形式；把作品形态的文学与包括作家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对置，把作品的内在结构与该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精神结构照应起来，那么它是生活的反映。这属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层次。而关于诗学和作品的本体论研究，则属于文学艺术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相比较而言，后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薄弱环节。因此，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就要将研究重点置于“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对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性做出新的概括。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客体双向逆反运动的问题，包括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各种中介机制、作家对社会生活把握的意向性特点、审美的直观性问题；二是，创作过程问题，包括艺术思维的具体特征与心理机制、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与艺术生产机制、文艺的情感机制；三是，作品———文本问题，包括作品的语言、语义、内外结构及符号因素、作品的技巧、手法和风格等；四是，欣赏、消费、接受和交流学问题，包括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机制、阐释机制和流通规律以及多功能、多方位的批评方法［34］。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主张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以来，迄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马克思与美学问题》（董学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董学文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文艺学当代形态论》（董学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

四、宏观综合派

认识与实践论文篇(4)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价值思想。

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派别的最大区别，以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概念。原因在于，实践在人类发展和进化史上起着基础性作用，它创造了人类发展和文明史。总之，只要它是理论基础和虚幻的语言和事物，我们就可以在实践中加以解决。人类与世界之间存在关系的必要条件必须通过若干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现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人类改变和认识世界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同时，加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宣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举世瞩目的一个重要举措。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出发，将新时期的中国梦与之相结合实践与认识论的结合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正确理解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有助于我们个人的成长。人们生活在一种社会形态中，并一直经历着实践的磨练。实践为我们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和机遇。只有遵循正确的理念，不怕吃苦，我们才能更好地追求未来更好的生活。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和谐发展。俗话说，实践产生真正的知识。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才能更有说服力，走出正确的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有利于贯彻党的指导思想和建设方针，有利于正确思想的传播和普及，有利于凝聚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创建和谐美好的城市。为了推动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需要与时俱进，不断理解和实践，并在理解和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实践的本质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一切都是在不断的尝试和实验中慢慢成长起来的。人类的才能和潜力被无意中激发了。从实践中培养出来的技能和能力往往能更快地解决实际问题。理论知识不能给你所有的答案，有时甚至是错误的过程，但实践可以给你最直接和正确的方法和结果。然而，唯物主义尚未为实践制定具体、详细、科学和有效的概念化和程式化体系。主观唯心主义认为练习是一种纯粹的活动。事情发生后，你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和计划。当你发现你的理解越来越透彻和清晰，这证明你真的知道这件事。等你明白了很明显，你所采取的行动是一个真正的实践，这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的完整过程。实践是一个有目的的、动态的活动。只有经过现实的洗礼和考验，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客观的需要。实践是人类在追求物质文明过程中的积累和发展。

，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不能全面、完整地概括实践的真正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谓实践观就是将主动与被动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对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究和研究。认为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以实践为第一含义，在实践中深化认识，提高认识，让实践引导我们重新定义认识的概念。实践是改变未来世界最根本的转变。人们依靠经验和过去的经验来反映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吸收了哲学史上关于实践的合理因素，正确阐述了实践的本质及其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实践是人类借助理论知识改造客观世界，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问题的物质活动。实践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进行了梳理和深入挖掘，并结合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现实，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思想指导地位更加稳定和现实，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建立在古代简单自然观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实践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生产与劳动的高度概括。实践是人们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改造世界或探索物质世界的活动。马克思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坚持过去的生态文明建设，紧跟时代潮流和未来发展方向，深入贯彻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并结合时代特征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提炼出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具体内容。马克思在未来展望中明确指出，人类最和平、最稳定的社会制度是共产主义，这也是打破人与自然、人与人对立的良好开端。

。实践的概念主要分为几个内容。

。解决客观物质世界中存在的各种难题。也就是说，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是实践的根本和必要条件。例如，目前的环境保护问题是由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引起的，国家或组织提出了减少环境污染的解决方案。实践的最终目的是改变社会，改变世界。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实现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并根据自己的意愿不断更新对社会的认识。在主观能动性的驱动下，人类对社会活动进行了无节制的改造，最终形成了生态环境问题。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将采取环境保护措施。

强迫进入客观存在。人类是大型群居动物，生活在大群体中。人类的主要活动是群体性的社会活动，而不是独立的活动。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使社会实践的存在不同于其他历史活动。在这一层面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措施和社会活动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引入了认识论，以真正科学地解决真理标准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由真理的性质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所谓真理的本质，实际上是客观事件的真实反应。它的主要特征是要求主体意识符合客观现实，连接主客观，判断事物的主客观符合关系。实践在主观和客观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实践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它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正是这一特点，使人的主体意识在客观事物中得以健康发展。坚持真理是检验实践的有力武器,坚持真理是检验实践的有力武器。因此,我们要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破除旧观念,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为了改变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应该用认识和理论来验证，找到符合客观现实的方法和规律。人类判断的标准是客观的。只有通过实践确认认识能否转化为事实，才能判断认识是否是真理。从实际出发，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我们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确认中国道路的正确性，明确未来的方向。实践是自由世界与人文世界区别与统一的基础。它将自然的自我转化为满足人类需求的东西。实践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人们形成并创造了自己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人的存在和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必要通过科学理性的认识论整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实践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生产实践不仅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表现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马克思曾经说过，为了进行生产，人与人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实践不仅是人与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也是人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一切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人通过实践改变了客观世界，同时也改变了人自身。一方面，人在实践中形成并确认了自己的特殊本质活动。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是一个记忆。人类通过不断的实践，不断地展示、拓展和增强自己的本质力量。社会实践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生产和劳动的基础上，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纠纷和冲突。调整和处理这些社会关系的活动，是人们改造自然必须进行的实践活动。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的科技文化水平逐步提高，这也标志着人类的生活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水平。随着社会生活和实践的增多，人和社会的发展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引导人们开展相关活动，改造世界，使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共处。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人是通过实践与自然建立关系的时候。它不仅是人类分化和脱离自然的根本力量，也是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

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与人自身的社会关系密不可分的。人与自然的物质转换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和社会关系。马克思强调实践，即强调主体活动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从实践中理解人、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生活是实践的，人的本质是实践的。实践不仅是知识的源泉，也是知识的源泉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科学实践观不仅是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基本观点和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观点。人类利用各种技术来调节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维持、调整和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政治、法律、道德、民族和家庭关系。

认为，由于人类活动的失控，目前的自然环境已经不堪重负，严重威胁着人与自然的健康发展。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我国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清晰，将生态问题纳入基本国策。金山的银山不如碧水青山。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效益，通过政策提高人们的意识支持、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建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有正确的思想，首先必须经过不断的实践。只有在实践中体验各种事物，不断丰富自己的经验，才能在经验中正确认识，指导实践，真正的认识来自实践，然后回归实践。我们遇到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指导我们在下次遇到同样的事情时避免错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应在学习原有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及时做出改变，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1]高艳菊的实践观与当代价值分析[J].现代工商，2020，（01）。

认识与实践论文篇(5)

关键词: 教师教育语文专业方向 《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 课程实践教学

教师教育专业方向课程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的课程体系中,该类课程的专业实践教学一向都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原课程体系多以理论讲授为主,而与课程紧密相关的课程教学实践内容却有随意化和被弱化的现象,这显然不利于培养专业化的教师。在教师教育专业化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当下,这个问题再次凸显,虽然大家都已形成这样的共识――进行课程的实践教学成为提高师范生教学素养的关键环节,但对具体的展开方式仍然认识模糊,本文以《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的课程实践教学为例,展开探讨。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在本文的理论探讨框架内,教师教育语文方向专业课程是以原高师院校中文专业的《语文教学论》或《语文教育学》等本科核心课程为基础的,但对原课程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其中主要突出了课程的针对性,强化了对中学语文课程理论与实践方法的理论学习和认知,为此更名为《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同时,为了加快教师的专业成长,培养学生的中学语文教学的专业技能,将更加重视与课程同步运行的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设置安排和实践内容的组织方面,目前都处在实践探讨阶段,本文拟结合南京师范大学教师专业化成长的课程计划和创新构想,尝试建立比较系统完整的课程实践教学体系。

语文教师的专业成长除了需要中文专业知识、教育理念的涵化与学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去体验和认知,我们把专业实践类课程的逻辑框架设计为体验、参与、实施和研究四个累进上升的层次,在这一框架内,结合课程理论学习内容,设置相关的课程综合实践活动,并以固定课程的形式展开。如何构建课程实践理念?如何组织课程实践内容?下文将围绕这两个问题加以探讨。

一、《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实践教学理念和目标

(一)实践教学理念

作为教师教育语文专业方向的核心课程,《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回归实践,重视实践性知识的教学。实践性知识并非理论知识(学问知识)在实践中的直接应用,仅仅依靠学问知识并不能形成实践能力,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是直线式地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课程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操作的整合与统一就成为创新所有理论实践类课程的关键之举。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在本课程的实践教学设计中就有必要树立如下教学理念。[1]

1.实践性课程的知识基础应当突出实践性特征。有了理论知识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有实践能力。实践性知识是包括技术规则、经验、情境知识、判断力知识等在内的实践化了的学问知识,实践过程即是一个在实践化的学问知识背景下使技术规则和经验通过判断力与具体情境相结合的过程。这就要求实践性课程应当把与实践过程密切联系的实践性知识置于核心位置。以实践性知识为基础的实践性课程环节并不是在理论性课程后面简单地加上一个实践环节,而是要以实践性知识为核心,在此基础上提升学科知识的学理性和前瞻性,并围绕实践性知识统筹安排相关的实践性教学内容,构筑全新的实践性课程框架体系。“教师教育实践性课程的基本特征是回归实践,即职前教师和职后教师在具体的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中去有意识、有目的、自觉地寻求提高教育教学能力的方法”。[2]因此,作为专门培养师范生中学语文教学能力的《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就应当突出课程的实践性特征。

2.实践性课程的教学实施应当突出实践性教学。以实践性知识为核心的实践性课程的教学实施应是基于问题情境、以解决真实问题为核心的实践性教学,实践性教学不同于理论教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被认为是一般的、普遍的,是不会‘时过境迁’的。……而实践的内容总是具体的、特定的,并且是受环境影响的”。[3]因此,实践性教学要求教育者摆脱空洞说教的理论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要体现与时俱进的实践智慧与创新能力,换言之,实践性教学应尽可能提高教学情境的真实性程度。为此,本课程应当充分利用南京市中学语文教学名师和南京市教学研究室教学专家等强大的人才资源,以及南京外国语学校等教师教育专业发展基地学校的支持和帮助,为课程教学提供实践场所。课程任课老师也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教育实践能力,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尝试探索使用案例教学、情境教学等新的教学形式。

总之,在《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的课程内容和教学实施中,我们应当始终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整合与统一,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作为课程设计和教学实施中不可缺少的两翼。理论教学离开实践会趋向空洞,实践教学离开理论支撑会走向空泛。实践性课程环节不可能游离于理论课程内容而独自发挥作用,更不可能完全取论课程环节,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各自优势,把二者在《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这门课程的设计及其教学实施中有机结合,既充分发挥理论课程传授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优势,又充分发挥实践课程在开阔学生视野、形成语文教育实践能力、教师的道德品质和综合素质方面的作用,注重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实践性、针对性和丰富性,紧密联系中学语文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关注中学语文教师的发展和成长需要,注重培养师范学生的中学语文教学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本课程在学时设计上采取了“2+1”的形式,即课内理论性知识讲授与实践性知识体验操作的学时比例为2∶1。这一点也是南京师范大学教师专业化教育新课程系列的主要特征之一:以固定学时的方式强化理论课程的实践教学,切实保证学生学有所用。《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这门课程在内容和教学设计上也力求突出这一特征,使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整合与统一有课程制度的保障。

(二)实践教学目标

在课程内容上,《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这门课程综合吸取了语文教育学、语言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文艺学、写作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以中学语文课程的教与学为主线构建了新的知识构架,旨在向师范生传授有关中学语文课程教学的理论知识和教学方法。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性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在学习上述理论知识的同时,我们就必须调用各种相关手段来加强师范生对相关知识的实践体验,凸显《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实践性理论课程的特点。有必要解释和强调的是,在师范教育的传统观念里,实践性课程往往指那些以技能训练为任务的课程,如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等,而事实上,随着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认识不断拓展,我们认为,教师教育实践性课程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仅是技能训练,而应理解为以发展人的实践智慧、形成人的实践能力为宗旨。因此,所有的理论课程都应当以服务实践、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为目的。建立在学科课程基础上的课程实践教学,就应当具有一种独立形态的课程内容,它超越具有严密的知识体系的学科界限,着眼于对教育教学综合能力的培养,通过课程实践教学,既发展学生对具体教育教学情境的思维判断能力,又促进学生形成教育教学过程中适宜的行动能力和应变能力。为此,我们将《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学目标确定如下。

1.培养具有语文教学实践智慧的行动者。《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实践性课程内容与教学安排就是为了培养在校师范生综合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教学论知识,熟悉和掌握中学语文教学的特点和规律,具备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践能力,不断积累语文教学实践的智慧。“教师对教育教学情境敏锐的观察与判断,对问题分析的清晰与透彻,对学生状态和心态的准确把握,对突发事件的恰当处理等教育智慧均来自于实践。”[4]因此,在实践中提高师范生的中学语文教学的行动能力和行动智慧,这既应当是课程教学的目标,又应当是课程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揭示了达成此目标的途径和方法。

2.培养具有语文教学反思能力的教育实践者。由于具体条件所限,教师教育专业课程不可能拥有更多的教学现场,因此课程教学实践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将在反思教学的逆向实践形式中展开,而反思是教育行动的前提和准备,“教师对自己所传递给学生的知识,必须经过自己的思考,从而使这些知识成为个人化的智慧。个人化的智慧,才可能影响作为个体人的学生”。[5]由此可见,教学反思能力是构成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和教学影响力的基础,基于这一认识,本课程的实践教学应通过课案观摩、经验介绍、体验认知等环节,不断强化师范生反思教学的意识和能力,并在不断反思和模拟实践中,不断提高其自身的语文教学素养。

3.培养具有道德素养和专业精神的敬业者。道德素养是教师的重要素养,师德培养是教师教育的重要方面。在当前社会转型、人心浮躁,功利主义思想甚嚣尘上,整个社会道德水准有向下趋势的情况下,在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浪潮中,无论将师德教育的重要性提到何种高度都是不过分的,但问题在于,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可以有效实现教师教育中师德培养的目标,这是当前教师教育改革中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问题。很显然,只通过单纯的理论知识学习是远远不能达成这一目标的。职业道德(德性)需要在和实际生活密切联系的个体实践活动中不断养成与提升。因此,《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力图通过实践性课程的环节把师德培养作为重要目标来实现。在实践性课程环节中,师范生不仅能养成良好的个人修养,而且会对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充满成就感,对未来的工作充满神圣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感和崇高的自豪感。

二、《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实践教学内容和计划

如前所述,《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拟将对原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的《语文教学论》等课程的内容进行改造和重组,[6]力求其理论教学内容更加切合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调整后的课程的主要内容将由如下三个模块组成:(一)中学语文课程理论。包括中学语文课程的性质和目标,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中学语文教材研究,中学语文课程与学生的发展,中学语文课程改革与发展趋势研究,等等。(二)中学语文教学理论。包括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学语文口语交际教学,中学语文知识教学,中学作文教学,中学语文综合性学习,中学语文教学评价,中学语文学习心理和学习方法,现代信息技术与中学语文教学,等等。(三)课程教学实践。课程教学实践主要根据相应的教学进程和教学内容安排教学实践活动,可以在课程内容模块中穿插安排如下几个固定栏目:传经送宝(中学名师及语文教学专家学术报告)、走进现场(教学现场观摩及课案观摩点评)、我教我秀(模拟授课比赛及学习成果交流汇报展示)、动感地带(中学生作文辅导,语文学习辅导与中学BBS论坛交流活动,等等)。

调整后的《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理论教学内容和与之相配合的课程实践教学内容和教学计划如下表所示。

与此教学内容和计划相关,课程的评价方案也凸显注重实践的特点,建议理论考试内容和课程实践内容各占百分之五十。同时强调课程理论考试内容和课程实践内容的相关性,强调运用多元评价方式,注重学生课程实践作业档案的积累,特别是类似课堂教学观察,教学反思笔记、学校学情调查访谈、课案设计、微格教学录像、在线网络讨论、学生作文批改复印件等的收集和整理。通过这些课程实践作业,完整呈现学生中学语文教学专业能力成长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给予合理评价。

通过上述课程实践教学的理念和目标,以及课程实践教学的内容和计划,我们尝试构建了《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实践教学体系。

必须指出的是,教师教育语文专业方向课程的实践教学目前仍处在实验探索阶段,我们将不断积累经验和认识,不断充实和完善课程实践教学体系,尽可能缩短教师入职前的职业准备时间,为培养成熟、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服务。

参考文献:

①本部分内容参考了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杨跃博士主持编写的《中学生发展》课程标准。

②李孔珍.教师教育课程不容忽视的内容:实践性课程[J].课程・教材・教法,2007,(9):74.

③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93.

④杨骞.教师专业发展五步曲[J].教育研究,2006,(4):80-84.

⑤李学农.教师入职指南[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68.

认识与实践论文篇(6)

在高中的政治课本中就学过与实践有关的一些理论，通过阅读毛主席的《实践论》，我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实践的重要性。毛主席的《实践论》是其最杰出的哲学著作之一，是在1937年7月，在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党内却出现了两种非常不好的思想，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妨害着革命的发展的情况下，毛主席为了揭露这种不好的现象，从而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写了这篇著名的文章。毛主席在《实践论》中阐述了四个基本问题。第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第二，认识的辩证过程，即从实践认识的过程，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第三，批判“唯理论”和“经验论”。第四，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我认真阅读了毛主席的《实践论》，深受启发，以下是我读完这篇文章的感悟。

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如果我们想知道正确的答案最好自己去实践一下。就如我们想知道葡萄是酸是甜，就可以去品尝然后得出答案，而不是光听被人讲。毛主席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产实践活动是人首要的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人类也在这种活动的过程中不断获得自身的发展。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下生存，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活动，都离不开人。因此，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只有从实践中得出的认识才是有根据的认识。正所谓“实践出真知”，人的知识、才能归根到底来自实践。这并不排除接受间接经验和学习书本知识，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可能也无必要事事直接经验。就每个个人的知识而言，大量是从间接经验、书本中学来的。但一切知识就其最初来源而言，仍然是实践。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注重实践，从实践中获得新的认识，丰富自己，不断增加自己的头脑储备。

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人的认识是从实践中产生，又服务于实践的。这种能够服务于实践的认识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人们在头脑中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从而得出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理论是源于实践的，只有亲身投入实践，才能获得对事物的理性认识。无论任何人要认识任何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否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然而，人的生命和力量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每件事都亲自去实践，但我们可以借助前人的优秀理论成果来指导自己的实践。但我们必须选择正确的理论，因为只有用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我们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否则，我们就会被引向歧途。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感性认识达到的理性认识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能成为真理，判定认识或理论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需要把它放回到实践中去检验，看是否符合预定的目的。如果预定的理论在同一实践过程中变为事实，这种理论就会成为客观真理，这个认识的过程也就随之完成了；如果这种理论经过实践检验与客观现实不符合，则还需要继续认识，不断纠正错误认识，最终获得真理性认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如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就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

毛主席有句名言：“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重视实践，动手实干，因为许多事情看明白了，行动计划制定出来了，但是不干就不能落实，更不能实现目标。 就好像我自己经常会为学习制定计划，但是我并没有毅力去实践，所以我一直都不能享受到计划实现的成果。于是我深深明白要勇于实践，这就要克服畏惧情绪。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当你接受一项任务时，刚开始时可能是困难重重，就退缩。但是，如果你埋下头，不气馁、不抱怨、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到底，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情，这样，我们就会有成就感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学习也是缺少实践的，从小学到高中，我们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考上一所好的学校，为了取得好的成绩，我们拼命学习，学习那一大堆的教科书就是为了应付考试，但对于一个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人，学这些理论无异于纸上谈兵，在当时是记得很牢，但是没有实践，我们就学不会真正的知识，因为我们没有亲身实践。现在到了大学还好，在学校的提倡下，我们很多学生都会在假期去进行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实践，尽管有一些是与自己专业无关，但是我们也还是可以从中获得认识。通过社会实践，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开阔视野，了解社会，体验了生活，更使我们知道了自己的不足和要改进的方面，最重要的是更加明确了自己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很多东西并没有说出来的那么简单，只有自己去实践，才能真正体会其中的真谛。正所谓实践出真知，再好的认识，看似再完美的理论，不经历实践的洗礼，就不可能开出美丽的花朵。我们要敢于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主观认识，在实践中得到教训，从而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中，改造世界，提升自己。《实践论》在当时就起了重大的作用，现在它仍有积极的价值，我们要认真学习它，并领悟其中的思想，应用于我们的实践，从而使我们更好的参与实践，在实践中获取成功，在实践中得到经验，享受成功的快乐。

《实践论》读后感二

刚刚读《实践论》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文词的优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因为平时在那些思想课的课本上看那些东西就不是很少，看来看去就不觉得有什么意思。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验证理论，这是永远正确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只是做不到而已，我记得自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道理我都懂，可是要我去做那就不太能做到了。”这句话是出自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是大学生，很多大道理都懂，而且都能把它说出来，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只说不做，那又有什么用，这就是做不到实践，现在才发现实践是多么重要，并不是因为没有实践而遇到了什么挫折，只是我终于明白，懂得道理，那只是理论，实践我们一直就没有做到，甚至就从来没有着手去做，我们不是理论家，也做不成理论家，理论的作用就是用来指导实践，既然有了理论，那就一定要有实践，不然理论再多，说得再怎么好也只是空谈，纸上谈兵是兵败的源头，在理论的基础上经过实践来验证它是否正确，这个理论才是理论，要不然它就不是理论了，那只是假想而已，假想又怎么叫做理论。任何时候随口一说就是一个道理，就是一个理论，说过之后就无影无踪，甚至马上就忘记自己曾经说过，没有去实践，不会有理论，有理论也是不准确的。

实践是理论思想的来源，没有实践就不会有理论，通过对实践过程的总结来找到事物内部的规律，总结出理论。理论并不是一朝一夕就成的，就像实践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完成的，实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理论要比实践更长。在实践的过程中去寻找理论，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所有的理论都是通过实践来的，没有哪一个理论谁人随口说出来的，他在说这个理论之前肯定经过了实践。其实实践出来的理论也就是经验，但是经验并不是总是有用，所以不同的情景有不同的实践过程，看到不同的现象，也就有了不一样的理论。每一条理论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实践对于理论是很重要的。我们都学过理论，前人的理论用来指引我们前进，可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仅仅有前人的理论是不够的，还要通过我们自己的观察和实践，通过我们自己所遇到的问题，经过总结，或许你会得出自己的理论，或许你还会发现你的理论与前人的理论是完全相反的，这不是什么错误，这不是说明你错了，也不是说明前人错了，要想到前人所处的环境与你不一样，理论自然有所不同。如果只是一味的看着前人的经验去办事，那就成为了本本主义，我们反对本本主义，我们注重实践，知道实际问题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通过实践证明的理论，理论在没有得到实践证明之前是不能说是真理的，甚至不能说是理论，那只不过是一个命题而已，这个命题对真有假，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命题并不一定就是对的，通过了实践检验的命题才是正确的。然而当一个真理出来的时候，往往与这个真理有关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真理的存在只是为了指导后来遇到同样问题的人，但是怎么会有同样的问题呢，世界时变化的，问题不会一模一样，所以真理不能照搬，要结合实际去应用理论，这就是实践。

《实践论》并不仅仅是在讲理论，并不是仅仅在告诉共产党员什么是实践，实践有多么重要，怎么样去实践。外国考察团去延安考察的例子不仅解释了实践的过程，在另一方面起到了激励的作用，他告诉同志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正确的，是会成功的。说出了毛泽东自己的信心，也鼓励了同志们的信心。也许那个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这样而已，并不是纯粹的去讲道理，不是说实践了，那么将道理又有什么用呢，那不是自己在打自己？其实也不能这样说，说道理并不是反对实践，懂得了实践的道理，才能去实践，如果不知道实践的作用，那我们要什么实践。明确的知道了实践是干什么的，它的用处是什么，所以才去实践，因为那样是有好处的，要是没有好处谁会去做。实践是有用的，所以实践是必须的。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的感觉它。”是，本来就是这样。当感觉到一件事情的现象时，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可是当你知道它的规律的时候，你就恍然大悟的说：“原来是这样。”说明你已经完全明白了它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在生活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是很简单的，遇到的时候很迷惑，当别人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很简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要知道事物的规律就得通过实践，不是所有的规律别人都会告诉你，大自然的规律那么多，大自然不会明确的告诉你，只有自己通过实践去找到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使有规律的，她并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理论告诉我们实践的重要性，我们不要凭空想象，想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那就是铁板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有用，但是如果没有了唯物主义，再怎么唯心也是空谈。我告诉自己明天要怎么做，可是没有做到，你不会去打自己的耳光，或许你会，在打过之后就又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打自己。遇到一个问题就要马上投入实践去解决它，实践过了，情况就不一样，你实践出来的理论也会不一样，或许这样也不错，只要将问题解决了就行。世界是变化着的，问题也是变化着的，时间过去了，问题可能就不一样了。

借助于当今世界的科技，我们不出门也能知道世界上发生着什么事情，通过别人的认识来丰富自己的知识，这是一个了解世界的方法。实践并不一定要自己亲力亲为，一个人没有那样的神通广大，外部的力量是很重要的。如果所有的人都在想反正有人去了解，我就不要去了。那么这个世界就该停止前进了。所以出门是必要的，这个世界都没有人出门了，那还叫什么世界。实践不能全部自己去体验，也不能全部由外界得来，外界来的并不是真实，不一定就能反映世界上的情况，别人的所见所闻或许只是一个参考，真正的实践还是得借助于自己。

《实践论》读后感三

从当时的写作背景看，全国正值革命的关键时期，而党内两种错误思想又不断的冲击着革命道路，险些把中国革命带向危险的地步。作为当时的明眼人毛泽东审时度势，写下这篇实践论（以及后来的矛盾论）。重点其实是为了端正思想，把革命思想统一，把革命带向正路。而事实上，文章一出，也的确获得不错的效果。另外，这篇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伟大的著作，在现今的社会上，仍然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继承和批判的结果，是人类思想的又一大进步。如今，它仍旧指引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前进方向。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难以忘记它和它的作者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建设，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

不知不觉，我就把整篇文章看完了，当然受到文章的强烈震撼。这的确是篇情理兼备的文章。读完后，我既有文学上的美感，又有哲理上的收获。我个人觉得，它给我几个比较重要的启示是：

1、实践的必要性和首要性。这其实是认识论的首要的观点，我们学习了马列主义这么多年，这个观点还是应该不仅深深留在脑里，还时刻提醒着我们去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凡事须躬亲、力行之。

认识与实践论文篇(7)

【英文摘要】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a new researchmod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its social studies.there are sixcommon themes in various ap proaches of cultural studies ofscientific knowledge establishing their dis tinctivespecificity:scientific antiessentialism,non-explanatory stance,emp hasis upon the materiality of science,cultural opennessof scientific pract ices,subversion of scientific realism,andcommitment to epistemic and polit ical criticism,etc.this newperspective challenges the rationality of tradi tionalproposition,enriches the subjects of science studies andopens a new research field of science.

【关键词】科学知识/文化/社会

scientific knowledge/culture/society

【正文】

一、何谓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使得科学的多学科研究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传统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对科学的表述从根本上受到了来自科学的社会视角的全面挑战，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社会建构论，比如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巴斯学派的建构主义－相对主义方法，科学对话语分析的应用，以及人种学的实验室研究等等。社会建构论主张科学与技术的与境基本上是社会的（外在的），并且因此把其看作是一种建构，而不是对内在属性的反映。

尽管社会建构论一度有取代标准科学观之势，与传统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争论也非常激烈，但关于科学与技术的研究还是走向了新的领域，那就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其代表人物是wesleyan 大学的罗斯(joseph rouse)教授。他用“科学的文化研究”指“对实践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科学知识藉此得以在特殊的文化与境中被表达和坚持，并且被转化和扩展成新的与境。”[1]这里的“文化”既指异质的文化，如物质文化、社会实践、语言传统、社团等，也包括文化自身的结构与意义。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主张知识是处于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之中的，并且被政治地使用，但并不因此拒绝提供关于世界的知识，它指的是在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女权主义理论以及文化批评中不同种类的知识类型。这种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与评价试图避免关于理性与实在论的争论。

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在反对将科学知识视为研究这一点上，可以说与ssk的强纲领及社会学的继承者并无二致。众所周知，曼海姆早期的知识社会学将自然科学与数学排除在它的考察范围之外。同样地，美国科学社会学的默顿传统，虽然的确关注自然科学，但却想当然地把对科学机构与科学规范的研究作为成功的科学工作的内容。默顿学派已经注意到科学工作是怎样从体制与文化上得以表达的，并且可以恰如其分地解释与既定的规范与方法的偏差何以发生，但也把科学知识视为，未做进一步的研究。大多数科学哲学或科学史工作则忙于区分想象、推理与科学知识得以确立的证据等内在因素，而心理学与社会因素被理想化地排除在认知反思之外。

与之相对照，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把科学知识的确认与文化实践之间的信息交流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文化实践与文化形态经常被科学哲学家视为知识的外部因素而忽略）。科学知识被看作是一种文化构成要素，这样就不得不通过对科学知识的来龙去脉、所面对的境遇以及在这种境遇中的转化方式等等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才能理解。从根本上说，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既不想通过二者择一的认识框架用社会因素代替知识的内在论解释，也不能保证人们当前所接受的科学知识在认识上的自主性。与以往的社会建构论等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不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具有自己的主题，并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围。

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的研究主题

尽管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本身多种多样、充满争辩，但总是有一些重大的共同的主题使科学的文化研究与科学的其它理解方式区别开来。罗斯列举了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六个主题来说明这一学说的特征。

1.科学的反本质主义。科学的文化研究反对科学本质说，它认为科学研究的实践、成果与形式都是历史地变化的，无论在科学外部还是科学自身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科学文化是自我封闭、不能互相交流的。仅就科学实践内部的可变性来说，就包括许多异质的因素。比如研究手段的规模、精确性；技术的复杂性、灵敏性；理论的清晰度以及理论独立性；研究客体的尺度、地点、机动性；社会秩序；理论的复杂性以及理论与试验和观察实践的关系；描述与解释的相对重要性；研究与交流的制度机构等。忽视科学的异质性是造成对科学文化研究产生误解的重要因素：要么被误认为是科学合理性的普遍合法化，要么被错误地等同于那些将科学共同体跟其它群体混为一谈的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无论人们主张科学知识优于其它认识实践，或者认为并不比其它认识实践好多少，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预设，即认为科学知识是与其它任何文化实践不同的或相似的类型。“相似的问题在试图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时也显而易见。”[2](p6)这些假定的基础在于他们都认为知识是表象的，科学知识处于科学合法化的中心，对知识的解释是利害攸关的。罗斯认为合法化问题只是一个理论上有效的概念，理解科学要通过实践，而科学的文化研究才是理解科学实践的最好的方法。

2.对科学实践的非解释性。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建构论都把科学知识当作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但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的最大不同是它们反对对科学知识进行解释。社会建构论是典型的解释性的社会科学，它可以完全（或潜在地）解释科学实践的认识成果，一些社会交流的词汇（如利益、协商等）被视为足以理解科学工作。但是正如卡特赖特在物理学解释中注意到的，“科学解释的目标就是用少数原则去覆盖各种各样不同的现象。某个理论的解释力来自它用少量通俗易懂的表达概括各种各样案例的能力。但是这种解释力却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就是束缚了我们真实地反映境遇的能力。”[3]根据理论的解释来说明现象会限制被解释的现象之间的区别，无论那些区别是否受二者择一的解释框架的影响，都是如此。例如，对科学实践内容的社会解释就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这种实践适合并运用的各种各样的方式，科学的文化研究则很好地涉及到建构论研究认为毫无问题的解释的可塑性。

3.强调科学实践的局部的、物质的特征。以往的科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与物质实践相脱离的自由流动的观念体系，相反，文化研究强调在形成知识的过程中，特殊的复杂的工具与专门的材料的重要性、利用这些工具的技能和技巧，以及科学交流与交换网络的特性，等等。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也许会回避这种对科学知识的局部性的强调，但是他们必须看到以下事实，那就是倘若如此，他们就会从科学知识中排除掉绝大多数实验主义者、工具主义者甚至现象学家，而这些人通常是最了解科学的人。然而，文化研究对知识的局部性与物质性的强调必须与这些观点区分开，即主张局部知识是“默会的”（象波兰尼那样），或是“不可表达的”（例如最近一些实验研究以科学知识的唯物主义解释来反对文化解释），在这两种情况中，物质实践都被描绘成不可言传的，因此都无法达到对文化研究的解释。

4.更加强调科学的文化开放性。以往，普遍把科学共同体认为是相对自我封闭，不与其它社会团体进行往来。即便对科学的文化研究富有影响与启发的先驱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也强调学术独立、规范自主以及科学共同体的统一。社会建构论传统经常在这一点上追随库恩，强调社会利益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科学共同体共同享有的信念、价值以及所关注的问题。但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超越科学共同体与其它文化的界限，在它们之间不断进行交流。拉图尔曾表达过对科学工作的开放性的看法，他认为“科学工作自身有效地打破了科学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科学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区别。”[4]罗斯继承了拉图尔的某些观点，但他认为，科学的文化建构是实践过程的集合，对实践过程的描述就是“叙事”，并且叙事不可能一次性地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文化建构也就是科学的叙事重构。

5.对“实在论”与“价值中立”的颠覆。科学的文化研究对科学上长期存在的哲学问题，例如实在论与价值中立说，采取了颠覆性的立场。它不是在传统的答案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提出挑战。

一般而言，社会建构论多被认为是拒斥实在论的，因为它认为科学描述的世界自身是社会地构成的，并且描述世界的目标也是可以社会地列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科学观。而科学的文化研究则被理解为“既反对实在论，又反对各种反实在论，包括社会建构论。”[2](p6)因为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都主张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进行解释，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有可以解释的固定的“内容”，对于我们的理论或表述世界的方式，都有事先确定的物质事实。社会建构论也不例外。与之相反，科学的文化研究反对与境与内容的二元论，认为没有确定的与境来固定表述的内容。理论或实践对世界的解释也不可避免地要向进一步的解释开放。在解释的实践中，科学的内外之分，其中心与边缘的界限等，一直处于争论之中，而不是早已固定的问题。问题是不要把所有的解释都看作等同的，因为有些解释是至关重要的，而有些不是。

文化研究也颠覆了真理的“价值中立说”这一命题。传统的对价值中立问题的讨论使价值的概念具体化，就像实在论的争论试图使真理具体化一样。真理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很多关于意义、相关性、可理解性或证据负载之类的问题。因此，价值中立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很多问题。科学的文化研究可以说开辟了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就是历史地和文化地界定作为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以及科学知识的概念。

6.对认识批评与政治批评的承诺。社会建构论者经常坚持这种观点，就是他们仅仅描述科学知识被社会地生产出来的方式，而不涉及任何科学知识的认识价值与政治价值。在这方面，他们的工作属于旧的传统，就是仅仅把价值中立设定为一种科学理想。与之对照，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对文化与政治有更强的自反意义，并且非常有特色地是没有逃避认识与政治的批判。他们找到了在科学与科学的文化研究中有必然的利害关系的问题，并且把它们看作既是逻辑地又是自反地引起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多纳·哈维也认为：“我们的问题是怎样同时对所有知识主张与认识主体进行彻底的历史偶然性的解释，怎样对我们构成意义的‘符号技术’的认识进行批判地实践，怎样对真实世界的可靠解释有一个有效的承诺。”[5]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说到底是一项实践的任务，它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解决理论上的分歧，而是在于，通过对制造意义的科学实践进行文化参与，为科学活动构建起一个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来对世界的权威性知识进行建构。当代科学活动几乎把所有文化群体都卷入到这项公共事业中来了，作为参与者，我们有责任对其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反思与批判。

三、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1.对传统命题的合理性提出挑战

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反对用任何既成的观念与逻辑进行思考与设问，这样就可以使其跳出旧有问题的窠臼与可能陷入的误区，而采取全新的思考方式。比如，对科学的本质主义预设的否定，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一视同仁，对价值中立说的颠覆等等，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往的科学研究几乎都试图找出科学的本质主义的东西，或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自然解释与社会解释之间找到一个点。在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之前，几乎没有人质疑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合理性。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期待着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既拒斥为科学寻求统一的根据和整体的合法化，又不对任何反科学主义的倾向任任何让步。正确的做法莫过于用重构的方式来对待合法化问题，即把问题限定在科学研究自身的情境之中，而不是在这一情境之外去寻找解释的根据。如同罗斯所说：“要是我们不去介入理性主义者与相对主义者的两难选择，也不以社会学来取代认识论；要是我们用‘所参与的世界’概念来取代‘所观察的世界’概念，问题或许能得到更好的解决。……拒斥科学的整体合法化应该是一种实质的进步。”[2](p295)因此，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力求在英美的语言分析传统与欧洲大陆的解释学方法之间寻找到连结点，在科学文化的批判研究与建构研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它想终结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冗长的纷争，并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人为的划界，等等。我们不能说它的观点完全正确，但至少这种思考与处理“前见”的方式，这种创新性思维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2.丰富了科学知识的研究主题

自从20世纪70年代，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渐成主流以来，大量的社会建构论著作应运而生。尽管ssk内部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但基本上没有摆脱社会建构论的模式。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就是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实践与境。在社会因素或者是科学知识的自主因素之间，它采取了更为客观的公正全面的立场。它拒绝各种定论，但并不拒绝为世界提供知识。其开放态度与客观立场，加上其特有的文化关怀使得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呈现出必要的张力。在罗斯那里，他更关注科学实践中的物质力量是如何转化为权力支配的；其次，通过对科学叙事的重构，他更关注“解放”问题，即怎样才能摆脱主流文化对边缘与弱势文化的支配。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把“科学的文化研究”直接等同于对“科学文化”的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当然也考察科学文化的活动与现象，但是这种考察属于“后库恩时代”的科学论，是“后殖民”思潮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人们往往有这样一种印象，即认为科学的文化研究只不过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子集。这是一种误解。科学的文化研究绝非是对文化研究的简单延伸，它的形成有其自身的思想源头与研究进路，并且也有与众不同的主题，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3.开辟了科学研究的新领域

如果说前面谈的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对科学研究的内容本身的贡献，那么在此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该研究思潮对科学研究的方式与结构也是一种大的冲击与完善。它既有研究主题，但又没有固定疆域，因为整个人类的实践与文化背景都在它的视野之中。它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方向提出一种有益的启示，那就是以动态、开放、发展的眼光去理解科学实践过程本身，科学知识不只是概念的，而是流动的体系，它不只是独立自主的，也不只是社会建构的，而是处在无限的张力之中。罗斯认为对科学知识的解释是动态的，科学知识不是具体化的，知识只是一种唯名论的表示，而不具有实际意义，并且他对知识的动态解释是没有边界划分的，知识只能通过实践才能发现。因此，罗斯不仅反对合法化的概念，还反对福勒所说的统一的科学学，即科学的科学。他认为科学哲学和ssk都预设了一种形而上学本体，这并非最好的解释。只有在开放的实践与境中，才能完成这种动态解释。当然，这种开放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尽可能遵循科学事实本身，注重局部知识，更加关注科学实践的动态过程和开放性，对科学知识完成叙事重构，这才是对科学研究的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总之，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为我们进行科学知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它富含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和挖掘。但是，不可否认，同任何理论一样，这一理论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比如它仍然具有浓厚的相对主义成分，在研究内容上比较含混和折衷，这种泛泛而谈和无所不包势必影响对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刻程度；又比如它虽然对传统命题的设问方式等提出疑问，甚至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但并没有提出自己独立或替代性的观点，对我们理解科学的形象这一理论期待没有更多的建设性意义；等等。当然，或许它的意义就在这种批判和超越之中吧，而至于进一步的“立”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有待于大家去共同探讨。

【参考文献】

[1]　joseph rouse,"what are 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tificknowledge?",1992,configurationsl,p57-94.

[2]　j.rouse,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 politicalphilosophy of scien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3]　nancy cartwright,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39.

[4]　bruno latour,"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the world",in science observed,ed.karin knorr-cetina andmichael mulkay,beverly hills,calif.:sage,1983,pp.141～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