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精品(七篇)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篇(1)
通过对国内主要传播机构和著名网站对此事件的报道情况的调查，我们发现国内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利用网络手段传播新闻方面，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层次。
本文发现，网络新闻传播在一定的情况和条件下，可以独自设置不同于传统新闻媒体的新闻议程，如此次对“王志东事件”的报道；而网络传播确立独立议程的重要手段是设立新闻性专栏，给予特定新闻事件以突出的强调处理。这是网络新闻传播不同于其他新闻传播媒体的特殊手段。
本次调查对于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网站在国内网络新闻传播的参与程度的描述，将会随着网络业界的发展而改变。报刊媒体与网络传播的紧密关联，主要因为国内网络传播目前还是以文字形式为主。
网络作为一个传递信息的平台，已经得到一致的公认。当这个信息平台用于新闻传播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它究竟是一个信息平台，还是一个新闻媒体?当它作为一个“中性”的信息平台传播新闻时，我们发现，它几乎等同于一张没有社论版的报纸。
网络传播在容量上的巨大优势，使它能将新闻传播活动由现实领域扩大到了“赛博”领域，并把分散的信息以网络特有的手段集中起来。但是，这基本还是一个量的扩大和位置的变化。网络传播并没有改变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则和方式。
是否有自己的“社评”，也许是区分一个“中性”网络平台和一个网络新闻媒体的标志。当一个网站在同一地址、同一平台上，既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又进行其他商业交易活动时，网民和网站本身都面临如何处理诚信分裂的问题。
本文认为，网络平台和网络媒体应该是有区别的。
【关键词】互联网；新闻传播；媒体；新浪网
在网络方式崛起之前，我们已经有以文字形式为特征的纸介传媒、以音频形式为特征的广播传媒和以视频形式为特征的电视传媒存在；网络传播作为后来者和“新媒体”，对于新闻传播活动究竟产生什么作用和影响，其作用和影响比之传统的旧媒体有什么不同?研究者对此有许多宏观的分析和概括(雷跃捷，2001；闵大洪，1998；李希光，2000；郭良，1998；尼葛洛·庞帝，1997)。本文试图通过一个具体的个案分析，来观察网络传播方式，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传播环境下，对一个新闻事件是如何进行报道的，以及它在传播价值和传播功能方面能发挥什么作用?更确切地说，是希望从实际运作的角度，探寻网络新闻传播对中国受众有什么意义。
一、个案的选择
这里选择的个案是2001年6-7月间在中国IT业界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把它称之为“王志东事件”。事情的经过如下：2001年6月3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新浪(Sina)①突然宣布，其公司总裁、执行长(CEO)兼董事会董事王志东已经因个人原因辞去上述所有职务，新浪方面已经指派他人接任。新浪是全球最大的中文门户网站，在中国国内拥有大量用户和广泛的影响，历来是国内各类评比排名前茅的综合性互联网内容服务提供者。王志东作为新浪的创办者和主要管理者之一，近年来他的名字与新浪的发展和壮大联系在一起，在国内IT业界有很高的正面的知名度。因此，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国内一些最有影响的媒体立即对此事件展开报道；一些网站迅速推出专题栏目，在网上连续追踪事态进展。
有关此事件的网上报道，从6月4日开始。随着当事方双方——新浪网和王志东——的种种举动和反应，事态的变化一波三折。围绕着事件中的是是非非，网上论坛也展开讨论。进入7月以后，当事双方逐渐低调行事，不再对外披露内情，事件本身转趋平淡。到7月12日时，中国大陆地区一些重要网站的相关专题栏目报道基本停止更新②。北京于2001年7月13日成功地取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后，中国公众的注意力相应转移，“王志东事件”不再是一个受关注的话题，暂时转入“休眠期”。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范围中，有些新闻事件的发生，会引起所有媒体的高度关注，相关报道的立场和价值标准也会基本一致；而另有一些事件则几乎完全不会引起媒体的任何报道兴趣。选择“王志东事件”作为研究主题的原因是，这是一个中国媒体和各类网站可能对之产生不同评价和做出不同反应的事件，这将便于观察和发现问题。
为了了解网络传播在此事件报道过程中的作用，我们选择了中国国内一些不同类别的、有代表性的媒体和网站。整个观察③通过对上述机构的网站的内容进行在线浏览和内容检索来实现。覆盖的时间跨度为：2001年6月4日至7月12日。入选的机构名单和简单的理由如下：
综合性新闻媒体网站：人民网、新华网、千龙网、东方网和大洋网。人民网和新华网是国内目前最具权威和最有影响的国家级综合性新闻网站；后三家则为有强大媒体背景支持的地方性综合新闻网站，且分别地处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个中国大陆地区网络最发达、网民最集中的城市。
IT业界网站：赛迪网、天极网④和硅谷动力。这三家专业网站都在业界有广泛影响，并且分别得到国内著名的专业报刊的支持⑤。
综合性日报：全国性日报有《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地方性日报有《北京日报》、《解放日报》和《南方日报》。《人民日报》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日报，《经济日报》是全国最权威的经济类日报，《中国青年报》是中国机关报，面向全国发行，在国内青年读者中影响广泛⑥。三家地方性日报分属北京、上海和广东地方政府机关报，是地方性综合日报。
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全国性的选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和中央电视台网站。它们都是国家最大的和最权威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地方性的机构选择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网站和北京电视台网站，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网站和上海电视台网站，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网站和广东电视台网站。它们都是上述三地最主要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中国大陆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四家网络公司所办的新浪、搜狐、网易和中华网网站也列为观察对象。
二、观察的结果与讨论
1.广播电台网站和电视台网站的边缘角色
由于是通过网站来观察各种网站和媒体的报道情况，因此那些没有在网上提供新闻文字内容、或者无法在线回溯阅读相关内容的前选传播机构，首先就被放弃了。被排除的机构全部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它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⑦、上海人民广播电台⑧、上海电视台⑨、广东电台⑩、广东电视台B11和中央电视台B12。能够进行网上报道情况回溯调查的前选广播电视机构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和北京电视台网站B13。
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调查中显现出的这种结果，表明国内广播电视媒体与网络传播之间的隔离。上述6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虽然都有各自的网站，但是它们大都是作为本机构的推介窗口，而不是一个畅通和宽广的传播平台。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大都没有全面推进网络新闻传播B1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内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特点。
对网站内容进行回溯阅读，或者进行内容全文检索，是两种不同的调取网站过往内容的方式。前者是依某种固定的“版式”(如一期或一天为单位的整体方式)来取阅过往的传播内容；而后者则根据键入搜索引擎的主题词或关键词，提取数据库中的所有相关资料。在线回溯阅读，对于研究人员来说，不失为一种搜集资料的方式；但是对于普通网民，就不太方便。本次最终调查的两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网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都可以对过往内容回溯阅读，但是它们都没有提供全文检索服务。B15
经调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的文字新闻主要来自本网站记者采写，本电台记者的供稿以及其他新闻媒体。由于广播稿件注重声音效果，转成视觉文字时通常需要重新加工，相应的技术和编辑方面的工作量都比较大。所以该网站上的文字新闻有些是独立采写制作的，与本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不是严格的对应关系B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是近期发展比较快的国家级重点新闻网站之一。其发展目标是在“组建中国网上广播航母”(杨贵明，2001)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带头作用。它的计划是：一、和其他中国顶级新闻媒体携手合作，二、综合全国各地广播台站信息资源，三、寻求跨领域的有资金、技术和资源优势的合作伙伴。其目前发展的榜样是人民网和新华网。(杨贵明，2001)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在此次“王志东事件”报道中，没有像人民网和新华网那样设立专题报道栏目，这当然可能是编辑方针的不同；但是作为一家大型媒体网站，它报道的8条相关消息全部是转载他人B17，显出原创信息能力方面稍有缺陷。
北京电视台网站上的文字新闻内容，来自本台播出电视新闻节目的文字稿和其他新闻媒体的稿件。该网站的文字新闻中，凡是没有注明站外来源的，基本都属本台的新闻节目。
B18作为新闻事件源发地点的一家主要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对于此事件的追踪和报道都比较关心。但是，它在网上的传播(目前主要以文字形式)和它传统的电视传播比较，哪一个影响力更大呢?本研究没有进一步地深入。
中国国内大多数电台、电视台网站，目前或者刚刚起步或者正在酝酿筹建。许多网站简单制作了一个主页，刊载一些本台介绍、播出时间表等资料；由于内容不多，更新不及时，几乎很少有浏览量，大多处于“休眠”状态。(吕晓红，2001，第49页)中国网络广播和网络电视的发展相对缓慢，一方面因为许多这类网站可能迫于财力、人力、物力限制，运行比较困难；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旧媒体”和“新媒体”各自优势对比的影响。从传播的特点来看，传统广播只占据了人的听觉，对人的其他感官和肢体活动是充分的解放；电视虽然占据了人的视觉、听觉，限定人的活动范围，但是对于人手是解放的。传统广播和电视的传播质量不会因为接受人群的膨胀而有所损害。而网络广播和网络电视传播，将至少限定受者的听的注意力、看的注意力和手的使用。中国互联网用户目前对互联网最不满意的地方依然是：速度太慢，收费太贵。(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1)网民在线收听广播或收看电视节目比以传统方式接收广播或电视节目，不仅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且接收质量较差。因此，在国内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拥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它们在网上内容传播方面的发展不可能很快。从国家发展计划的角度来看，中国广播电视科技事业在2001至2010年期间，网络传播产业发展目标的主要任务大体是：制定规划，技术攻关，站点设立和网上影视资源库建设B19。这基本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基础框架构思。在未来的几年之内，中国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网络传播方面可能依然只能发挥相对边缘的作用。
2.报刊与网络传播的关系
本调查发现，报刊媒体(包括其网络版)对于国内网络传播的价值在于，它们提供主要的原创性新闻信息。中国国内目前的网络新闻传播，依然以文字形式为主。这意味着，当国内媒体网站原创信息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它们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报刊媒体提供文字稿件B20。国内媒体网站和各种传统新闻机构之间有相互转载稿件的协议B21，这使网站获取报刊的文字稿件非常便利；此外，根据中国的有关规定，各类商业网站的新闻内容必须由中国正式登记的新闻媒体或媒体网站提供B22，这样造成国内网站的新闻内容在主体上来自报刊媒体。
以人民网为例，它在其“新浪人事大变动”专题报道的子栏目“王志东去职”中，共刊发118条新闻报道。其中直接来自报刊媒体的消息和报道有79条B23，占该栏目总条数的67%B24。新浪网在其“王志东去职”专题报道中的子栏目“事态发展”中收录报道70条B25，其中直接转引自报刊媒体的消息和报道有25条B26；在另一个子栏目“报刊观点”中，收录2001年6月9日到7月10日期间各类相关报道和文章100篇，其中直接引自报刊媒体的文章83篇B27。
网络传播对报刊业的倚重还表现在，以个人身份为网站提供文章和帖子的重要作者，绝大部分是来自报刊媒体的记者编辑等人员，这种现象在商业门户网站和IT专业网站表现得比较突出B28。
报刊内容可以通过网络版形式登陆到互联网上。本次调查就是通过调阅各报的网络版了解相关的报道和内容。从总体上来看，在“王志东事件”报道过程中，报刊就个体而言，提供的相关报道数量并不多。这些内容在网络版上，保持着纸介报纸的编排框架，各类文章存留在原来的“报页”中间。这些报纸的网络版只是报纸纸介版部分内容的位移(不是全部信息内容的翻版，因为印刷版面语言在网上通常看不到)。网络版虽然使报纸的内容由纸面形式变成了数字化形式，但是其传播意图与纸介版是完全一样的。它针对和吸引的对象仍然是“本地读者”。而这些“本地读者”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阅报的方式是在线的。
报纸网络版与其母报的不同之处是它可以回溯阅读或可以进行在线内容检索。前面已经提到，这两种内容提取方式和方便程度有所不同。本次调查发现，报刊网络版的技术服务水平参差不同。有的报纸网络版既可以回溯阅读也能够全文检索，如《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和《解放日报》；也有的则只能够通过点击“日历表”进行回溯阅读，如《南方日报》。回溯阅读也是一种检索-内容的服务方式，只是用户使用时受到的限制多一些。本次调查涉及的报纸也较少，很难推断全国报纸上网的整体技术应用水平。像《南方日报》这样的国内著名省级报纸目前还在采用这种技术方式B29，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次调查的国内综合性媒体网站、商业门户和主要的IT专业网站，目前都已经能够提供全文内容检索服务。
网络版通常是报纸媒体的从属物。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网站如果也基本囿于传播本台内容，那它们也可以归入“网络版”的范畴。它们所提供的信息的数量和内容更新的频次，难以满足那些地域特征比较淡化的“网络读者”的需要。作为单独的个体，它们的传播和影响范围都比较受局限。但是，这些媒体网上或网下的信息由综合性新闻网站和大型商业性网站汇总起来，进行“二次传播”，就可以扩大新闻报道内容的传播影响。
3.网络传播议程设置与“新闻专题”
“王志东事件”报道，在印刷传播领域受重视的程度，明显要低于它在网络传播领域的排位。最权威的全国大报《人民日报》(印刷版)对此事只字不报B30。《中国青年报》(印刷版)直属于中国，在全国青年民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它只刊登了很少的几篇相关文章；这可能是其综合性大报的定位传统与受该事件新闻性冲击之间的一种折中。上海的《解放日报》的相关报道量也很小，它也是一张传统悠久的地区性综合性大报。只有全国性经济类大报《经济日报》，在大约40天内对此事件陆续发表了13篇本报报道文章。
报纸也因地域性特征不同，在此事件报道中显出差异。调查发现，《北京日报》对此事件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兴趣，它对于事件的跟踪程度和报道的数量水平都高于上海《解放日报》B31。而广东的《南方日报》和上海的《解放日报》在报道量上的明显差异B32，只能勉强用广东更关注IT业界的发展和变化来解释。确切的结论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不过，地区性报纸之间的报道差别，清晰可见。
在本调查中，有关报刊都没有给予此事件特殊的重视和编辑处理，可见“王志东事件”在网下不是一个报道的焦点，但是它在网上却是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B33。不论是人民网等国内最重要的综合性媒体网站，还是新浪等国内最大的商业门户网站，还是赛迪网等国内著名的IT业网站，都特设了专题栏目，在短时间内汇集提供了大量的相关报道和资料，清楚地表明了它们对此议题的重视和强调。不同地域背景的综合性网站，在是否设立专题栏目的做法上也没有区别B34。这显示，国内网络新闻传播独自设定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新闻“议题”B35，已经成为事实。
需要提醒的是，网络传播单独设置新闻议题，目前可能只适于一些非政治性、非全局性的问题。“王志东事件”本身就是这样一个相对比较自由、没有什么限制的议题，所以媒体和网站可以“自行其事”。在这种前提下，网络传播者将它设定为重要事件，而传统媒体特别是综合性报刊则将它看作是普通事件。
网络传播凸显自设议题的重要手段，是设立“新闻专题”。所谓新闻专题是指网站编辑出于对某一个新闻事件或者某一新闻主题价值的判断，将相关信息挑选出来以后组合编排成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特设栏目在线驻留，供网民浏览阅读。这通常是对重要的、往往是正在发生和发展的新闻事件报道的一种网络编辑安排。当那些散布在不同媒体和网站中的各种消息在网上，以在线新闻专题的方式聚集和凸显处理以后，它们就不是一般的经济新闻或者时政新闻，而是成了重要的焦点新闻，在吸引阅读量，或强调传播者意图上，远远超过一般的、甚至重要的但未经组合的新闻。
网络传播者们在此次报道活动中，运用网络优势手段将大量的相关信息和材料汇集在一起，突出了他们在确定“王志东事件”作为一个网络新闻热门话题的议程设置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本次调查中，设立“王志东事件”专题报道栏目的网站有：人民网、新华网、千龙网、东方网、大洋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中华网、赛迪网、天极网、硅谷动力。它们是此次新闻事件报道内容的集汇中心。
本次调查涉及的媒体综合网站、商业门户网站和IT专业网站虽然都设立报道专栏，但是各专栏的编辑视角和侧重不同。有的以“王志东去职”为题，分设“事件进展”、“新浪立潮、“王志东观点”、“媒体点击”、“网络评论”以及“背景资料”等部分，综合性地介绍事件的变化和进程。也有的只强调事件的某个侧面，如“王志东VS新浪”，或“新浪股权之谜”，或“王志东重返新浪”等。这些在线特设专栏的编辑风格和特点分析不是本次研究的重点。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所有的网站没有一家以本机构的身份公开发表对此事的评论B36。换言之，它们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刊登了各种消息、评论和帖子，但是始终以一个客观的提供者和转播者的面目出现。虽然，事实的取舍、报道的角度、标题的拟定等，都蕴涵着传播者的立场和意图，但是当网站汇集了一定数量、来自多种来源的相关报道时，它报道的“偏颇性”比之单个的“源传播者”相对要小，它的客观性也更突出。网络传播的这种特点，使它主要发挥着“中性平台”的功能，尤其是当它本身并不直接参与评论的时候。事实上，国内所有新闻性网站此前也没有一家发展或推出过类似“本站社评”的发言方式，这次也没有任何突破。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作为“成熟”媒体的传统报刊在此次事件中也没有一家“站出来”发言。除了对硬消息的客观报道以外，几乎所有相关的报刊分析、评论和综述等文章，都是以个人署名的形式发表的。在所有报刊有关此事的新闻评论中，缺少一个品种，即以本报本刊身份发表的社论和社评。
社论在国内新闻界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新闻评论形式。它被认为是表明新闻媒体的政治面目的旗帜，是针对重大事件或问题发言的手段；不仅代表编辑部，还直接表达同级党委和政府的观点和立场(胡文龙等，1998，第213页)。国内新闻报道的这种惯例，导致各报在本次事件的报道中，不会以本报编辑部的身份，甚至同级政府的身份，来议论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高层人事更迭。
上述惯例实际也导致报刊社论通常不能经常和定期地与读者见面，那种每天见报的“社级”评论(简称社评)，目前在国内报刊上实际没有。这也造成媒体对一些事情或问题，特别是一些“不大不斜的议题，不发言不评论，使得在一些传播环境场中，有可能没有有影响的“声音”。
客观地报道新闻信息和有立场倾向地发表“社评”，是现代新闻媒体发展成熟的表现，也是媒体日常运转的基本方式。网络传播进入新闻传播领域，被人们笼统地称为是继报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之后的第四媒体。作为新闻媒体，它也面对如何处理“客观”和“主观”之间的矛盾问题。新浪在此次报道王志东去职问题时遇到的情况就是一个实例。
新浪网在此次事件报道中有一点做法与所有其他国内新闻性网站都不同。它在刊出的许多有关此次事件的报道的正文后尾都注明：“新浪科技登载该文并不意味着新浪网赞同其观点或描述”或者“新浪网转载该文并不意味着新浪网赞同文章中的观点或描述”的字样。这种做法显然是新浪在宣告其客观、公正和平衡的新闻刊载原则。
调查发现，在新浪王志东去职报道专栏中的两个子栏目“事态发展”和“报刊观点”中，在2001年6月7日到7月10日之间，共收录162条报道B37，其中注明上述声明的有138条，其中包括赞同新浪立场的报道，也包括支持王志东的报道。另有24条报道，共中包括“王志东举办新闻会并发表正式声明(全文)”(6月25日15：43新浪科技)，竟没有注明“不代表新浪立潮的字样B38。还有新浪网转载的一些报刊的署名文章，也没有注明“不代表新浪”，而这些文章的内容的倾向性又很难使读者相信，它们代表新浪在发言B39。
从新浪对这一专栏中绝大部分报道的编辑处理情况推断，附加“说明”是一种编辑方式；但是这种处理似乎只在王志东事件报道中强调，而在新浪网的其他新闻报道和栏目中，我们没有发现这种“说明”的使用，呈现出任何规律性和原则性的特征B40。
标榜并执行“刊登但不等于赞同”的原则，是新闻媒体公正客观报道精神的体现。我们认为，新浪在王志东事件报道中之所以强调它，是因为新浪本身是事件的当事方之一，而与它的新闻报道原则没有太大的关系。事实上，根据国内现行的有关规定，新浪作为商业网站只能转播新闻；它对新闻的内容，理论上并不负有责任。作为新闻的转播者，它可能对新闻内容的放大、强调和编排施加影响，它可以挖掘出新闻中的新角度和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信息。但是，像新浪这样的商业网络公司，并不承担为社会采集和提供各种新闻信息的任务，也不承担“虽然不赞同但是仍然要刊登”各类消息的社会职责。因为，不论新浪自身如何定位，社会公众并不把它看作是新闻机构，不以新闻职业道德标准去衡量它的工作。采集和原创新闻的职能是在中国正式登记注册的新闻媒体所担当的。
新浪网每天转刊大量的(也有少量自撰的)新闻，但是没有人质问：它是否都赞同文中的观点和描述。新浪平时也没有不厌其烦地反复声明自己始终秉持客观传播的立常此次专门发出声明，主要是因为新浪在此事件中确有自己的立场，而新闻传播的一般惯例，又不允许它只在不赞成的文章后面贴上“声明”。它所能做的，只能是在所有相关文章的后面都附上“声明”，提醒读者仔细分辨思考。新浪的这种两难处境，反映出一个网络传播者和一个网络新闻媒体之间的区别。后者应该是一个能明确表达自己观点和立场，而又不妨碍客观报道各种新闻信息的传播者。事实上，在传统报纸的发展过程中，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在新闻版上报道反映任何观点和立场的新闻，在社论版(栏)内阐明本报真正想说和想表达的观点和立常国内的网络传播者，首先是新闻媒体网站，目前似乎还没有对这两种不同功能的新闻传播活动进行思考，并尝试运作方面的界定和进行操作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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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束语
本次调查对于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网站在国内网络新闻传播的参与程度的描述，将会随着网络业界的发展而改变。报刊媒体与网络传播的紧密关联，主要因为国内网络传播目前还是以文字形式为主。文字是网络传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长于表达理性和抽象的思维内容。未来的网络传播中，文字形式将依然重要，但是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网上文字内容的数量比重可能会比现在有所下降。
网络作为一个传递信息的平台，已经得到一致的公认。当这个信息平台用于新闻传播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它究竟是一个信息平台，还是一个新闻媒体?当它作为一个“中性”的信息平台运转时，我们发现，它几乎等同于一张没有社论版的报纸B41，上面有各种新闻、广告和服务内容，其中包括允许个人或机构自由发表看法的论坛(论坛编辑有删帖权)。不过在论坛上贴帖子(基本都是化名)，通常属于个体行为，与过去国内大学中一些著名地点集中张贴大小字报的情况B42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网络传播在容量上的巨大优势，使它能将新闻传播活动由现实领域扩大到了“赛博”领域，并把分散的信息以网络特有的手段集中起来。但是，这基本还是一个量的扩大和位置的变化。网络传播并没有改变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则和方式。由于国内网络新闻传播对于传统媒体无可选择的依赖，它也把传统媒体种种运转特征投射到网上。当国内传统媒体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明确表达出立场和倾向时，网络传播的立场也是同样的明确和鲜明。将这种一致性视为是网上网下的“不约而同”也好，或者是“网上”对“网下”的跟从也好，从表现形态上都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当传统媒体或者“网下”对某一事件或问题“沉默”时，诸如遇到王志东事件这类非政治性非全局性的问题，目前国内的网络传播就只能充当一个“中性”的平台。
国内新闻界对于社论的习惯认识，导致传统媒体虽然有自己发言(有时也代表有关部门和政府机构)的形式，但是它发言的频率和评议的对象有限制。而国内的网络新闻传播机构还没有自己独立发言的形式，不论是政府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
是否有自己的“社评”，也许是区分一个“中性”网络平台和一个网络新闻媒体的标志。当一个网站在同一网址、同一平台上，既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又进行其他商业交易活动时，网民和网站本身都面临如何处理诚信分裂的问题。当商业网站的商业频道的经营利益与其新闻报道原则有冲突时，应当如何取舍呢?就公理而言，普通商业公司的行为受到市场和法规的约束，而商业性新闻媒体的行为，还要受到新闻工作基本原则的约束。
探索网络传播的运营模式，不但对于商业网站有意义，也与媒体网站有关。中国国内的新闻媒体正在由“事业单位”向商业实体转化的调整改制的过程中。国家媒体兴办的网站如何走出独立生存良性运转的道路，也是一个被广为关注的问题。就网络新闻传播来说，我们现在有网络版、媒体网站(指媒体主持具备新闻采编和权的网站)和网络平台(以国内商业门户网站为代表)三种类型，其中后两类的自身行业定位和社会职能方向尚不清晰。
本文认为，网络平台和网络媒体应该是有区别的。前者只做中，一切以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在传播信息时绝不像新闻媒体那样直接发言。后者则不但传递和报道各种新闻和信息，而且独立发言，以新闻传播的服务质量，以客观公正的独立见解，在受众中建立起诚信；它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必须以遵从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为前提。因此，网络平台是普通的商业公司，而商业化的网络媒体是特殊的商业公司。
王志东事件本身的是非，不是本调查关心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各方都公认，遵守“游戏规则”是最基本的。新浪自认为它是遵守规则的，但是它开始并不愿意这样简单明了地说出，而是强调王志东去职后引发的“难过”和“惋惜”。王志东也自称是遵守规则的，但是他并没有说明新浪怎么不遵守规则，也没有诉诸法律去讨回公道。现在，原来各执一词的双方，已经对此事十分低调，而国内各著名网站则或者将当时所开设的专栏收入“库”中，或者时不时地贴上一两条“相关”报道B43。不过，这些专栏早已失去了当初的热闹和点击率。网络传播者们在经过一番忙碌以后，彼此没有见出高下，也因为在本质上彼此都没有什么差别。类似的专栏每天还在网上不断地“生长”出来，如果能细致地考察它们出现和消退的过程，也许可以进一步检验本文前面所论及的情况。
在网络信息急速膨胀的今天，受众不仅需要信息，也寻求解释。他们不仅需要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的解释，也需要对生活中稍微复杂一些、需要一些专业背景知识和理性思维的问题的分析和指引。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种社会需求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在这种情况下，报刊业反思对于社论定义的传统理解，可能有助于改进行业操作方式，扩大传播影响；而网络传播思索独立发言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其行业的细分和职能的明确。
注释：
①有关新浪公司基本情况请参阅附录2。
②笔者2001年7月15日对一些国内主要网站的调查发现，从7月12日到15日之间，各网站对于王志东事件的报道都有比较大的停顿。一些网站从此不再更新相关专题栏目的内容，一些在7月15日以后还有相关的零星消息增添。下面是7月15日对部分网站调查的结果：
“首都在线”的“新浪网高层地震”专栏7月11日至15日没有更新。
人民网专栏7月12日15日没有更新。
新华网IT频道的相关专栏7月3日至15日没有更新内容。
千龙新闻网的专栏7月7日至15日没有更新内容。
搜狐网相关专栏7月11日至15日没有再更新内容。
网易的相关专栏7月11日至15日没有更新内容。。
东方网的相关专栏7月8日至15日没有更新内容
③整个“王志东事件”的发展进程中有几个比较关键的时间点。一、6月4日，新浪网宣布，王志东因个人原因辞职。二、6月8日中午，王志东在网上发表给网友的一封公开信；当天下午，新浪网高层在北京举行小型新闻媒体见面会，向新闻界重申王志东辞职的声明，并试图澄清各界对此事的猜疑。三、6月25日，半个多月不露面的王志东突然驱车重返新浪网北京办公室上班，并首次举行记者会，阐明他对新浪决定的立常四、同日，新浪网发表声明，明确终止王志东的新浪网公司总裁、首席执行长及董事会董事职务。五、6月26日，新浪高层再次举行记者会，澄清情况，回应王志东的言行。在上述各时间点上，当事双方——新浪网和王志东，或者单独或者相继采取行动，给予事件本身的发展增添了悬念和动力，刺激和吸引了媒体和社会的注意力。
④2001年4月18日，天极网和ChinaByte同时宣布，双方合并其在互联网方面的业务(参见(2001年04月19日)。
⑤赛迪网与《中国计算机报》、天极网与《电脑报》、硅谷动力与《互联网周刊》等国内著名IT报刊都有极密切的关系。
⑥根据中国互联网中心最新调查，国内4118%网民的年龄集中在18-24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道”(2001/1)。
⑦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网站没有将其广播节目内容驻留在网上，也没有提供内容检索服务。
⑧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其网站只提供从当前日和一周内的回溯新闻内容。)
⑨上海电视台(其网站，只提供少量的近三天内的重要新闻提要，无法看到过往节目的文字内容，也没有提供内容回溯检索服务。)
⑩广东电台网站的文字新闻都只提供两周内的节目驻留，没有内容回溯检索。
B11广东电视台网站只驻留从当前日起两天之内的新闻，即只提供“昨天”和“前天”的文字新闻，因此无法回溯。其网站提供经主题词在线检询内容的服务，但经试验发现搜索引擎有故障，不工作。
B12调查期间，中央电视台网站“央视国际”因为内容检索发生故障不工作，无法回溯检索内容。该网站负责人介绍，中央电视台对此事陆续有报道，如对于新浪宣布王志东辞职的消息和6月25日王志东重返新浪北京办公室的情况都有播报，但是数量不大，也没有作为报道重点，没有在网站上设专栏。(根据笔者2001年7月27日对该网站的电话采访。)
B13参见“附录”表一。
B14事实上，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省级广播电台网站的水平高于全国广播业的一般状况。上海电台提供网上收听的节目已经有30多个。参见吕晓红：《全国部分省市广播网络传播经验交流会综述》，《中国广播》，2001年第7期，第49页。
B1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采取驻留过往报道内容的方法，读者点击“更多”，可以看到该站以往的报道。例如，其IT新闻栏目，2001年8月1日时，在线保留了从2000年6月8日起的所有报道内容。回溯阅读北京电视台网站的文字新闻，可以通过点击过往日期，浏览旧日的报道。
B16根据笔者2001年7月30日对其编辑部的电话采访。
B1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IT新闻”频道的相关报道有：2001年6月4日《新浪网首席执行官王志东辞职/首席运营官茅道林接任其位》(来源：新华网)；6月6日《新浪网称正在与中华网洽谈并购事宜》(来源：人民网)；6月7日《新浪新总裁亮相/裁员名单正在制订》(来源：《北京青年报》)；6月21日《王志东新浪邮箱将在48小时内被取消》(来源：ChinaByte)；6月23日《王志东欲回购新浪?》(来源：江南时报)；6月26日《王志东会/四点声明否认辞职》(来源：ChinaByte)；7月5日《新浪网与王志东新股权问题达成一致》(来源：千龙网)；7月7日《王志东：有没有阴谋，要靠时间证明》(来源：人民网)。
B18根据7月30日笔者对该网站编辑部的电话采访。
北京电视台网站的相关报道有：《新浪网新总裁汪延：王志东不是‘下课’(6/514：14)》；《王志东并非主动辞职/美国律师事务所介入调查(6/2510：51)》；《专家分析：新浪可能走向分裂(6/2711：37)》；《姜丰年召开记者会谈新浪网高层人事变动(6/2711：58)》；《王志东出局也＜双赢＞/新浪省了3000万广告费(7/112：32)》，《新浪＜网事＞标志第一波互联网发展高潮远去(7/711：35)》。根据北京电视台网站编辑提到的判定标准，上述6条消息都是北京电视台播出的新闻。另外，2001年6月24日，北京电视台与北京市有线广播电视台正式合并，统一使用《北京电视台》台名，此后北京有线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也视为北京电视台的传播活动。例如，北京有线台(BCTV-2)6月28日7点40分首播专题节目《新浪：你现在还好吗?》；(BCTV-1)次日(6月29日)中午12点、(BCTV-2)同日(6月29日)中午12点30分重播此节目。但是北京有线台的这类新闻报道都没有统计在内。)
B19“中国广播电视科技事业在2001至2010年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主要是抓紧指制定网上广播影视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组织各方力量对互联网传送影视节目进行技术攻关，加快广播影视网站和境外镜像站点建设，建立适合网上受众需求的广播影视网上播出体系，扩大广播影视在网络世界的发展空间和影响力”。引自张海涛(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十五’期间至2010年我国广播影视科技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期，第9页。
B20邓炘炘：“从网络新闻传播看专业人才培养”，《网络传播与现代教育》，丁俊杰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32页。
B21参见“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1999年4月15日通过。雷跃捷、辛欣：《网络新闻传播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300-301页。
B22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互联网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00年11月7日，引自雷跃捷、辛欣“《网络新闻查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315—317页。
B23自2001年6月4日到7月12日期间。
B24这个统计数字不包括那些直接来自通讯社的，或者报刊记者在其他网站上直接发表、后被人民网转刊的报道和文章。
B25自2001年6月7日至7月4日期间。
B26其中不包括来自通讯社、其他媒体和网站、“新浪科技”的报道，以及其他来源的内容。
B27此项统计未包括来自其他媒体、网站、“新浪科技”以及其他来源的报道。
B28国内新闻媒体网站的采编人员主要来自直接所依托的媒体；商业性网站有关IT业的报道和文章，很注重聘请“专栏作家”(基本上是同一批人)提供内容，这些专栏作家绝大部分来自报刊媒体，通常也是网站论坛中的活跃人员。参见新浪，搜狐,天极
B29《中国青年报》网络版(包括它依托的“中青在线”网络平台)因为内容检索引擎不工作，事实上调阅过往文章，也只能一天一天地回翻“报纸”。
B30《人民日报》(印刷版)从2001年6月4日到7月12日期间从未刊登任何涉及王志东或者新浪网高层人事变动的消息。
B31参见“附录”中的表六。
B32同上。
B33参见“附录”中表一至表六的内容。
B34地域接近性因素对这些网络传播者的影响，本研究不能精确地解释。但是根据常识，地域接近性因素应当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因为，除去东方网和大洋网以外，几乎所有被纳入本次观察的综合性媒体网站、商业门户网站和IT专业网站都以北京为活动的大本营，而王志东事件实际就发生在他们的身边。
B35此议题是指国内网络传播范围而言。事实上，中国对外海外传播的重点媒体和网站对此事的报道十分低调和轻描淡写。中国网方面表示，他们的传播定位是面向海外介绍中国，“王志东事件”只是一个公司内部的事情，所以没有倾注很大注意力，也没有设立专栏。(根据笔者2001年7月26日对中国网编辑部的电话采访。)
B36新浪网在有关王志东的专题中辟有子栏目“新浪观点”，主要通过问答形式新浪在事件中的一些基本意见，并不算是对事件的正面评论。
B37“事态发展”中有报道70条，其中8条图片报道没有附上新浪声明。“报刊观点”中有报道100条。
B38我们认为，这应属于编辑技术上的疏忽。新浪8月9日刊登一则王志东评说王峻涛辞职的报道，也没有加上“不代表新浪观点”的字眼。参见
B39例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Lycos与中华网会联姻吗?》(6月12日17：27中国经营报)techsinacomcn/i/c/70984shtml；《深圳特区报就＜收购＞报道向中华网致歉＝(6月8日14：05，深圳特区报)/i/c/70436.shtml；《资本战胜技术新浪股票连续上涨》(6月8日01：12，北京晨报)/i/c/70316.shtml；《段永基张维迎评王志东事件：为中国IT业悲哀》(6月29日12：08，计算机世界)/i/c/73656.shtml；《＜南方都市报＞分析文章：台前幕后王志东＝(6月28日13：46)/i/c/73471.shtml；《互联网门户六月惊变/路在何方谁人能解》(6月25日07：32，北京青年报)/i/c/72839.shtml等。
B40参见《王峻涛辞去my8848董事长‘专栏’。
B41它刊登各种来论的频道或栏目，大抵相似报纸“社论版对页”。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篇(2)
[论文摘要]新闻的社会价值基础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的范畴。新闻价值的发现以社会文化环境为其本源。从历史的观点来讲，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状况不一样，人们的价值观亦不一样，新闻的社会价值基础就不一样。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人们新闻价值观不同。新闻社会价值观受到受众和传播者文化特质的影响。要使新闻传播真正造福于社会，就应实施合理的传播控制。
新闻价值的最终标准，应是服务于社会，造福于社会，这是新闻社会价值的核心。树立和谐的社会价值观，新闻要有助于社会成员受到社会的公平对待并公平的对待社会。
一、新闻价值发现与传播者的传统文化特质
从本质上讲，新闻是一种文化商品。但和一般商品不同的是，新闻负载着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是一种关于人的关系的文化。这种以人伦为本的文化传统必然影响新闻的价值取向。新闻无时无处不在关注人伦关系的因素，人伦因素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新闻的质量，制约着新闻运行的方向。新闻中的伦理等级元素和人际因素总是起着非常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了解这种性质，把握其中的规律，对于提高新闻价值，提升新闻层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新闻的低俗化、人情化在中国的市井受到欢迎。市民文化价值观既有现代有着商品经济带来的新的成分，也有着传统儒教、宗法的和现代社会各阶层文化冲突的混合物。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城市文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在加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政策之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市民素质迅速提高，市民文化价值观也在迅速蜕变，但市井间的文化形态并没有彻底改变。这是新闻“市民化”的社会温床。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是一种具独特形态的文化，中国的新闻传播在世界上也是一种独特形态的传播，只有把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新闻传播结合在一起进行审视和研究，才能研究出中国新闻传播的生态本相，才能探寻到中国新闻传播的基本脉象，才能总结出中国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认识中国传播文化的这个特点，使我们能认清奋斗目标，建立“以人为本”的新闻理念。但“以人为本”并不是“以人伦为本”，这是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传播的理念。“以人伦为本”强调等级，强调亲缘，强调关系，强调依附，而压制个人自由权利，贬抑个性，忽略人的尊严和价值，因而它是背离“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
二、新闻传播控制
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在新闻工作中不得带有偏见。偏见可能会使媒体赢得销路，但是媒体必须拒绝利用人的行为方式差异来获得商业利益。在复杂的社会中，新闻传播者必须意识到有选择地进行报道以及报道中存在的针对一些群体的刻板偏见所带来的危险。将单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概括为一个群体的共性失之偏颇。公众有权获得无偏见的、准确的、公正的和平衡的信息。新闻工作者必须用无偏见的方式搜集和报道事实。新闻报道要客观，新闻工作者不得在报道中以个人偏见作判断。这些都是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职业准则。媒体对事实存在不平衡报道或偏见性报道并不是新闻工作者的个人问题，而是带有传媒倾向和利益动机。利益动机是导致新闻扭曲真相，常常成为“伤害性”新闻的原因。新闻工作者、媒介和社会总是处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之中。既有相互协调的一面，也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在现实中，新闻工作者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因为他们的工作经常会影响到利益集团的利益。一般来讲，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政府、广告商、有影响力的个人、媒介内部或其他利益集团，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独立性就会被动摇。新闻工作者的私人利益与其职业角色间常常存在冲突。其中，被关注最多的是贿赂问题。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准则明确规定，新闻从业人员不得接受任何可能影响新闻客观公正的贿赂和诱惑，无论是金钱、有价证券、礼品，还是宴请、免费旅行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便利服务，包括接受交通便利、食宿便利等。记者不得索要、接受贿赂以及任何可能有损于或影响其职业行为的诱惑。新闻工作者与其所在媒体机构的利益也存在冲突。在这一冲突中，媒介所有者影响和干预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是造成新闻扭曲的主要方面。由于双方地位的不对等，媒介所有者往往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行为和媒体的编辑方针施加影响，甚至横加干涉，对违背其利益的记者或编辑施加强大压力，迫其就范。
综上所述，对大众传播实行有效控制十分必要。首先，现阶段我国许多公共行政还没有设置媒体官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任何新闻制度都是政治制度的一环。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理论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新闻哲学。在事关国家重要事业发展的问题上，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对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有害的声音实行传播控制。如果大众传媒的声音偏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危害了公众的利益，政府就应该逐一加以研究，制定措施，着力解决，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对影响社会稳定；宣扬暴力、色情、迷信、传播谣言、编发假新闻、干扰工作大局的恶新闻现象，要予以警告或给予处分。我国的新闻政策的综合决策已成为事业发展的一种新的战略选择。政府在传媒政策上，要求新闻传播必须服从与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这意味着今后新闻政策协调、管理功能的加强；另一方面，政策客体的集团利益也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与政策主体共同完成政策的制定，使新闻政策能够实现资源整合。其次，应加强传媒的自我控制。传媒的自我控制是指传媒应有统一的质量控制。十只手指尚有长短，不同的新闻记者，水平自有高低。所以，要有一定的质量控制缩短记者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新闻质量的差别和视角之间的背离。这种质量控制这主要是通过强大的编辑力量来实现。编辑不仅是编稿，还要改稿，有时甚至还要帮记者写稿。在一些新闻制作过程中，由于记者在不同视角观察，不能观全貌，所以，往往是编辑将各路记者传来的信息综合写稿，再由现场的记者表达出来。编辑虽然默默无闻，但却是新闻生产线上的核心管理者。
三、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文明水平的迅速提高，中国的社会各项事业也在快速发展。但是从发展程度和社会总体水平来看，中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有些方面甚或相当落后。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建设富足、和谐的中国，是新闻传播工作的历史责任。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体育新闻传播工作必须服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创造出高尚、健康、充满激情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韩震．生存的存在[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新闻观
我国新闻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思想，如果从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马克思论报刊》算起，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党中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反右扩大化到“无产阶级”运动，以及“”结束后坚持“两个凡是”的几年，我们党在整体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新闻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思想，是在这种大环境中启动和发展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其表现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在60年代批评组织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的问题：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多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对过去这种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进行过反省。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得我们有可能在反省以往马列主义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和宣传观，来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我国的新闻传播业与规模化的社会宣传。
限于篇幅，本文只涉及强调或澄清以往马列主义新闻、传播或宣传思想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应当将马克思“报纸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观点视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观点之一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我从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发现的，这部手稿马克思写在27本大开本的笔记本上，自编页码1472页。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三册）、47卷、48卷全部是该部手稿，共计300多万字。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多次论证了一个问题：现在报纸已经成为英国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1880年，马克思在他生前最后发表的文章《工人调查表》中，进一步将报纸列入一般工人（不再特指英国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中。工人是当时社会的最底层，对于最底层的人来说的必要生活资料，当然也是整个现实社会所有人的必要生活资料。这个社会最初是市场经济的社会，进一步发展，则是信息社会。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由于其论述藏于数百万字的经济学手稿中而很少为人所知。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实物工资制向货币工资制转变、工作日的缩短、国民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税的废除的等等论述中，就已经包含了这一思想。就历史背景而言，这是18-19世纪世界交往革命的必然结果。大工业要求的人手——现代工人，必须具备最低程度的文化，以适应一系列生产资料的改革，于是普及国民教育提到日程；争取10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后来是8小时）使得工人有了起码的闲暇时间；知识税的废除造成便士报的出现，使得工人有能力购买报纸来阅读。于是报纸成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提出这个思想的过程，起点是他对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人生活状况的关注。19世纪40年代，他深入到流亡法国的德国工人中，发现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1]。50年代，他发现英国工人有了一定的超出必要生活资料的积蓄，“去购买书籍以及请人讲演和召开群众大会。工人阶级有了更大的手段来占有像精神力量这样的普遍社会力量。”[2]。1861年，英国最后一项知识税被废除，以货币最小单位作为报价的“便士报”流行。马克思从第二年起，在他的笔记中将“报纸”列为工人每天消费的产品，多次进行了论证。他写道：“这里可能存在一些变化，例如，报纸就包括在英国城市工人必要生活资料之内。”[3]
1984年，我首次发表文章介绍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黑龙江《新闻学研究资料》1984年第1期），1986年再次发表文章（《新闻大学》1986年春季号），专论这个观念。因为这个观点对于我们认识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传媒业的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几千年来，鉴于生产力低下、活动地域狭小、交往规模有限，为生存，即为基本生活资料而斗争始终是生活的主题。现代市场经济向全球拓展，形势发生了变化。世界市场形成，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开发，整个世界被现代传播媒介联结起来，世界交往体系形成。在社会物质财富累增的趋势下，物质性的必要生活资料的取得，变成相对容易了，于是，精神产品，首先是那些普遍交往的媒介产品第一次可能提升到人们的必要生活资料之中。这也是信息社会到来的端倪，它被马克思以敏锐的眼光抓住，并及时做出了论证。
这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报纸与工人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工人阅读的报纸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性报纸，而是以简单的新闻、知识、娱乐为特征的便士报。如果从阶级性质看，便士报属于资产阶级报纸。但是，工人的生活中毕竟有了新闻、知识和娱乐的常规传播，对于长期处于非人状态的工人来说，常规接触精神产品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人们通常理解的“必要生活资料”，是指物质消费品，马克思当时列举的工人必要生活资料包括面包、牛奶、啤酒、肉、衣物五类。把精神产品列为人们的必要生活资料，这实际上是将信息服务首次列入经济学的交易范畴来研究，而不再像亚当·斯密那样把精神生产视为“非生产劳动”。马克思在这方面根据社会生产的新情况重新定义“必要生活资料”，在学术上是一个创新。这说明，自15世纪末世界交往体系开始形成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传统的物物贸易，开始面临着一种潜在的新交往内容和形式，即服务贸易。马克思以说明工人必要生活资料变化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接触到当代知识经济的话题。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技术的论述对分析现代信息社会和传播技术革命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意识到任何适宜的新媒介的发明，对于形成世界市场的巨大影响。他们指出：当人们解决了吃穿等基本问题后，“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4]新工具的发明引起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创造新的历史活动。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电报尚处于试验阶段，他们就将“电报的使用”与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并列为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的主要标志。1855年，电报刚刚在英国应用，马克思就新媒介的作用写道：“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往手段和交换的可能性扩大了100倍。”[5]恩格斯晚年（19世纪90年代），他描绘的图景更为广阔：“由于交往手段的持久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6]
问题不完全在于新媒介作为载体载了什么，而在于新媒介本身会给社会生产带来一种飞跃式的发展。马克思把交往媒介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认为它必须适应狂热的生产速度、巨大的生产规模、大量的资本和劳动转移、大量的经济和政治信息的传递等等新情况和新需要，于是，“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7]针对一些人把1848-1860年英国空前的社会经济繁荣归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恩格斯强调：“其实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由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一般交换手段的巨大发展。”[8]马克思讲得更明确，把交往革命看作是现代生产发展的弹力器，写道：“……交通运输业都发生了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9]在这里，新媒介的作用简直可以成为一种时代的标志。恩格斯把19世纪初交往革命的标志确定为“蒸汽交往体系”，马克思则把19世纪中期交往革命的标志确定为电报和蒸汽媒介的结合。[10]
他们认为，现代交往媒介具有强大的“用时间消灭空间”、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即时地还原面对面人际交往的功能。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取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1]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媒介，除了不断改进的运输工具外，再有就是不断改进的大众传播媒介。任何物流和信息流都要克服社会生活空间和时间限制，因而跨越空间的传播过程和传播技术是实现传播的核心问题。所谓交往革命，从另一个视角看，指的是媒介技术上发生了延伸人的手脚、视觉、听觉的突破性变革。
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观点，现代传播学给予了肯定。文森特·莫斯可引证其他人评价马克思的段落后写道：“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接近空间化的观念，他在《大纲》[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说成是‘以时间消灭空间’。这指的是资本利用并改造运输和传播工具，减少了用于两地间移动货物、人和信息的时间，因而空间距离作为资本扩张的限制的重要性也降低了。……实际上他承认这意味着资本的投入的注意力有了转移，开始指向不同的空间，特别是新的市场……最近的批评也追随了马克思的观点，描述了这种空间效应的转移和多重性。”[12]
现代交往媒介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把问题推向一个更深的思考领域。他指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13]也就是说，现代交往媒介的实质是科学和知识的力量，是人的智力和创造能力的发展。这正是现代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所讨论的问题。而马克思在现代媒介发展初露端倪的时候，就敏锐地预见到未来社会的特点。他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结构发生变化，信息产业居主导地位。他意识到，传统的劳动方式将转变为现代劳动方式，“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视者和调解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关于机器体系所说的这情况，同样适用于人类活动的结合和人类交往的发展）。……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14]这种生产正是信息产业的工作特征；注意，他特别提到人类活动、人类交往也会出现这种情形，这种关于传播现象的预见现在已经是现实了。另外，马克思也注意到劳动力明显地向知识密集性产业的转移。他就人员向电报业、铁路的转移写道：“知识的扩大当然是‘辅助资本’增加的条件之一，……例如，电报的发明为投入‘辅助资本’开辟了完全新的范围，铁路等等也是这样。”[15]
第二，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劳动中智力的支出将超过体力的支出。用现在的话说，即白领工人替代蓝领工人成为劳动力的主导部分。这种新式劳动者的工作特点，他用学术性语言叙述如下：“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16]这里的“媒介”是指自动化机器体系，而所论述的工人所处的位置和特点，正是现代白领的位置和特点。
第三，资源结构发生变化，知识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极其重要的资源。在论述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趋势的同时，马克思得出结论：“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中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17]现在的大众媒介，特别是通讯卫星、电视、电脑等等，不正是知识生产力在社会实践中、生活中的直接的器官吗？用现在的话说，即资源结构发生变化。
第四，科学的组织和决策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从以上的分析中，马克思进一步得出结论：未来社会进化程度的标准，是“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8]这里谈到的“一般智力的控制”，即是科学决策的控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交往和交往革命的论述、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特征的预见，明显地含有后来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等等思想的影子。而我们在论证现在的信息社会的特征时，很少想到运用马克思的思想来分析问题；在论证媒介形态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时，也很少想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技术革命的思想分析问题。现在这里予以强调，意在突出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传播现象中的主导地位。
三、不应忽略列宁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报刊思想的无商品交换共产主义试验的背景
列宁有过领导社会主义条件下报刊工作经验的，因而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苏维埃报刊作用的论述，经常被引证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报刊应当如何的依据。但是，多年来的引证几乎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引证的大部分列宁的论述，是在他1918－1920年期间实行共产主义试验时讲的，他当时身体状况较好，精力充沛，留下了很多论述。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他搞的共产主义试验是错误的，列宁后来承认犯了错误，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只能用有限的精力论述更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关于报刊的论述很少，而且分散。我们在引证列宁的话时，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前提，即认为革命导师的话完全正确。其实不然，应该历史地看待革命导师的论述，要重视他们论述的时代背景。
1918年春，列宁受党中央的委托起草《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确定在苏维埃俄国实行共产主义。他几易其稿，最后这篇文章的定稿发表在《真理报》上，影响很大。后来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传播很广。中国共产党最早翻译的列宁著作之一，便是《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当时的译名为《劳农会之建设》，1921年）。从这篇文章开始，持续到1920年左右，他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述，其背景是没有商品交换的共产主义试验。
列宁谈到的苏维埃报刊任务的一系列观点，是在涉及共产主义试验的经济改革时提出的，他的共产主义改革包括以下六项经济措施：
——强迫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
——立即着手全面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暂时不废除货币，但一切交易要经过消费生产公社，记入劳动消费手册。
——银行业完全集中在国家手里，一切货币－贸易周转完全集中于银行，强制所有企业在银行建立起账户，货币都要存入银行，汇款必须通过银行。
——对产品的全部生产和分配普遍实行计算和监督。起初由工人组织执行，然后过渡到由全体居民执行。
——通过组织各消费生产公社之间的竞赛，达到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和劳动生产率的目的。
——有步骤地采取措施向公共伙食过渡，为大量家庭办理集体伙食以代替各个家庭单独料理。[19]
这些设想的关键点有三个：强制劳动、取消商品交换、实际上取消货币。从现在的社会主义实践看，两个“取消”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强制人民参加公社，与共产主义的理想本身是矛盾的。在一个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人们还在为获取基本生活资料而斗争的社会，实行这种“共产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在这种大背景下，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证中，包含一些正确的观点，还有一些观点属于理想化的设想，也包括一些明显的错误观点。下面谈几个具体问题。
1，错误地认为取消报刊的订阅制而实行分配制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一步”
列宁十分痛恨资本主义条件下报刊分配的不合理性，而因在苏维埃的出版政策方面，他强调劳动人民一定要实际获得更多的报刊。既然共产主义试验取消了商品交换，于是报刊由中央出版供应社和地方分社按一定比例来进行免费分配。西方国家的媒体，多数是作为一种企业存在的，列宁将这种情况视为一种资本主义现象。这个观念直到1921年2月关于人民教育委员部工作的报告中，他仍是在样一种论述逻辑，当时他说：“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骗和愚弄劳动群众的工具。我们摧毁了这个发财和欺骗的工具。……在报纸的分配方面，我们取消了订阅的办法。这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20]
关于苏维埃报刊的发行，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化，从废除苏维埃报刊的订阅制到实行内部货币结算的分配制，再将这种分配制改变为完全的免费分配制，接着很快废除免费分配制，重新实行订阅制。无论怎样做，列宁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广大群众能够真正获得出版物的大部分。但是其中也有一种观念在起作用，即他把报刊像企业那样运作视为是资本主义，订阅制以承认报纸是商品为前提，当然要废除。后来列宁又实行了订阅制，这意味着报纸和其他出版物是商品。列宁在观念认识上应该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现在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有他签署的1921年11月的新决定，从侧面反映了他的观点可能发生了变化。当时，俄国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也是一个新的背景。
2，基本否定报刊报道新闻的基本职能
列宁谈到苏维埃报刊时，要求它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这个基本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当时他是在对比资产阶级报刊时提出来的，论证中鉴于那些报刊过分报道了琐碎的新闻而基本否定了任何报刊都应有的基本职能——报道新闻。他写道：“让我们把报刊上那些报道所谓日常新闻的材料减少到1/10（如能减少到1/100更好），而让那些向全体居民介绍我国少数先进的劳动公社的模范事迹的报刊广泛销行几十万几百万份吧！”[21]
列宁还提出了一系列“报刊要成为××工具”的要求，例如：“报刊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即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人力、防止目前我们深受其害的骇人听闻的盗窃产品的行为方面取得实际成绩，——所有这些，应当成为我们苏维埃报刊的主要内容。”[22]“我们的报刊应当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去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23]
列宁批评报刊上政治空话和琐碎的日常事务的报道太多，是切中时弊的。但是，将报刊主要的报道新闻的职能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旧习惯和旧传统，要求将报纸上的新闻减少到1/10甚至1/100更好，这种以否定报纸基本职能来达到国家行政目的的具体思想，显然是不正确的。不应将报刊报道新闻与教育群众完全对立起来，不应将以新闻价值为基本行业准则的新闻纸，变成纯粹经济生活经验的材料。报刊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防止偷懒、盗窃之类社会问题的首要工具。在这方面，列宁共产主义试验中关于报刊任务的论述，带有超越历史阶段的空想性质。列宁在谈到报刊时，只从国家行政领导人的角度论证，忽略了报纸作为一种社会行业的基本职能，而硬性将它改变为一种每天出版的苏维埃文件，人们对新闻的需要被作为一种奢侈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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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这些话时表现出他的焦虑，因为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试验中，工人们并没有像他想象得那样自觉，流氓无产者的偷懒和盗窃现象较为普遍。在基本生活资料匮乏的条件下，偶然的个别的自觉劳动是可能的，但要求整个社会实行自觉的劳动纪律是不可能的。他太想推进共产主义进程了，于是寄希望于报刊在这些方面多做些工作。被我们视为列宁新闻学名篇的《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发表于1919年6月1日），便反映了列宁的这种焦虑情绪。他批评报刊为什么不批评这个、揭露那个，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已经可以看出，没有激励机制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造成了何等的社会混乱，但是当时他似乎还没有认识到问题出在共产主义劳动公社制度本身，而把火气发在指责报刊揭露得太少。如果报刊揭露得多一些，就能改变现状吗？显然这种愿望是虚幻的。
3，批判“商业秘密”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公开一切企业活动
列宁要求公开报道各个劳动公社的经验（包括生产技术的细节和管理经验），通过报刊沟通各公社之间的联系，树立榜样，带动整体的进步。他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商业秘密”、相形对照之下提出这个观点的。就此他写道：“资产阶级共和国……用保护‘神圣财产’的‘商业秘密’掩盖作坊中、交易中、以及供应等等活动中的真实情况。苏维埃政权取消了商业秘密，走上了新的道路，可是在作为经济竞赛而利用公开报道方面，我们几乎还没有做什么事。”[24]列宁设想，这样一来，各个公社的经济问题就可以提交群众评判，帮助他们认真研究来改进生产。他强调：“在苏维埃政权下，这不是私事，而是国家大事。”[25]他多次要求报刊打破“商业秘密”这一资产阶级的习惯作法，写道：“资产阶级报刊决不涉及‘最神圣的东西’——私人工厂和私人农场的内部幕。这种惯例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我们应当坚决抛弃，但我们还没有这样做。我们报纸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得适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26]他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竭力不让外人知道企业内部的事情，因为他们想总揽一切、独断专行，不许外人批评。而社会主义的劳动公社公开讨论企业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这正是生活中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最迫切的问题。
列宁对于“商业秘密”的批判，是以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为背景的，现在看来，其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后来他主动放弃了这一试验，实行“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没有再否定过“商业秘密”。
根据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知道，并非凡是市场经济的行为都是“资本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的“商业秘密”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媒体有责任维护它。现在我们引证列宁关于“公开报道”的论述，应该考虑到他当时企图消灭商品交换的背景。在现阶段，报刊必须依法维护企业的商业秘密，不得侵犯，如果像列宁要求的那样在媒体上公开企业的商业秘密，那是一种新闻侵权，会给企业，甚至会给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4，与“强制推行”联系在一起的“榜样的力量”、作为司法程序一部分的报刊“黑榜”
在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背景下，列宁提出了两个相辅相成的观念，即通过树立好的劳动公社的榜样来带动其他公社，同时在报刊上开辟“黑榜”，公开揭露那些坏的典型。他认为，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而且一定会使榜样的力量在新的苏维埃俄国成为首先是道义上的、其次是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范例。”[27]他讲到“榜样的力量”，与“强制推行”相关，因为他设想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试验，第一条便是“强迫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从现在看，无论当时有怎样的理由，这样的设想欠妥。
列宁还设想通过在报刊上开辟“黑榜”来鞭策落后、批判各种错误的行为。他写道：“把那些顽固地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的公社登上‘黑榜’。”“它应当揭露每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无情地抨击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一旦那些企业和村社被登上“黑榜”，就“要采取特别的办法（特别的措施和法令）把它们整顿好，或者列为受罚企业，把它们关闭，并且应当把它们的工作人员送交人民法庭审判。”[28]看来，这种报刊的“黑榜”还不是纯粹的舆论监督，而且似乎是惩罚、司法行为的一部分。这与列宁关于共产主义试验的设想有关，他的改革目标是：“废除议会制（立法与行政分立）；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结合在一起。”[29]
列宁要求报刊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公开揭露工作中的一切错误，这对我们现在的媒体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但是要直接依据报刊的“黑榜”来进行处罚，乃至依据“黑榜”送交人民法庭，不符合法治程序，报刊的“黑榜”只能作为一种社会评价或舆论的表现。
四、应当正视斯大林“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的错误观点及造成的恶劣后果
关于斯大林，我们都认为他有一定的历史功绩，同时也犯有重大错误。但是在党报思想方面，他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并没有认真地讨论过，而他的思想对中国党的影响更大更直接。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长期担任格鲁吉亚地区党的负责人，是一位坚强的职业革命家，曾经七次被捕六次逃脱。1911年底，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调到彼得堡工作。由于接连第六次和第七次被捕，实际上没有参与多少中央的工作。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被释放，回到彼得堡，实际上主持刚刚被指定为党中央机关报的《真理报》编辑部。十月革命前他的党报思想，不少地方与列宁是相佐的，特别在十月革命前夕的关键时刻，他不执行列宁“不与临时政府合作”的方针，拒绝在党报上发表列宁的《远方来信》。后来他曾以委婉的口气承认了自己当时的错误。
斯大林关于党报的论述中，改变列宁一再倡导的党内思想交流的传统，造成党内交流的僵化，恐怕是最主要的问题。“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这个观点，较集中地反映出斯大林在党内实行思想专制的一面。列宁时期，俄国党内的意见交流是活跃的。且不说十月革命前，就是在掌握了全国政权后，党的高级领导人之间的许多个人观点的争论，是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或在党的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中公开进行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种情况并没有影响工作，在工作上他们按照党内和国家的民主程序办事，基本是相互配合的。正是由于党的高级领导人之间自然形成的公开讨论问题的习惯，我们才可能从列宁和其他俄国党的领导的著作中，了解到某个观点或策略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
列宁1923年3月9日以后，完全丧失说话能力。斯大林开始排除他通向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苏联红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托洛茨基。在列宁逝世前四天，即1924年1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对托洛茨基发起了全面的批判。他从会上有的人说的“不要欺负托洛茨基”谈起，说明禁止托洛茨基和其拥护者发言的理由是：“广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显然是不会有的。”“民主不是某种在一切时间和一切条件下都一成不变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实行民主是不可能的和没有意义的。”他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必须使工业发展起来，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不恶化”，另一个是“保证和平发展的国际条件，没有这种条件，党内民主是不可思议的。”“应该以条件为转移来看民主，不应该把党内民主问题偶像化”。[30]
这里谈的是“党内民主”，而不是国家的传播政策。如果说党在过去沙皇统治的黑暗时期还需要充分的党内民主，甚至还规定了保障少数派发表意见的权利，那么，在党取得了政权后，竟得在实现国家工业发展和取得国际和平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实行党内民主，这其中的逻辑被斯大林完全说反了。必须有党内民主，因为党是由有共同政治信念的人自愿结合成的社团，党内民主是党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前提。
1925年12月，斯大林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措施，几乎完全封闭了党内意见交流的正常渠道。他废止列宁自1910年起一再倡导、1920年党的十大再次做出决议出版党内争论刊物的惯例，指出：“我们反对出版争论专页。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辟有争论专栏。这已经足够了。不能沉溺于争论。我们是国家的执政党，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忘记，上层所发生的每一个小争论都会在国内引起对我们不利的影响。至于国外就更不用说了。”[31]1910年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非法的、秘密状态的党；1920年时的俄共（布）是执政党，面临着经济崩溃和白卫军的叛乱，这种情况下列宁仍然提倡出版党内的争论专刊。1925年时的联共（布），其环境条件比列宁在世时好得多，斯大林反而以党的名义禁止由党出版这类刊物，其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目的是维护自己个人的地位，防止与他能量相当的党内同志可能的对他的批评。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十四大上提出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份党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并报告了编辑部的组成人员。斯大林禁止他出版，理由是：“我们不同意这样做，并声明说，这种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平行的杂志必然会变成一个集团的机关刊物，必然会变成反对派的派别组织的机关刊物；这种做法是危险的，并且会破坏党的统一。换句话说，我们禁止出版这种杂志。现在他们想用‘禁止’的字眼来吓唬我们。但是，同志们，这算不了什么。我们不是自由主义者。在我们看来，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党的利益才是一切”。[32]在这里，斯大林关于党内思想交流的一个基本思想便是“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
果然，当1927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被开除出党后，1928年斯大林号召大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他批评不敢开展批评的理由（怕被敌人利用），正是他1925年反对出版党内争论专刊的理由。他写道：“有时候人们说，自我批评对于还没有执政的党是好东西，因为它‘无物可失’，但是对于已经执政的、周围有许多敌对势力的党却是危险而有害的，因为敌人会利用它的被揭露出来的弱点来反对它。这是不对的。这完全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掌握了政权，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因为我们建设的成就而骄傲自大，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弱点而有利于敌人，所以在现在，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尤其需要自我批评。”[33]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的前后论证问题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色彩。
任何民主必须以一定的形式存在，将民主的形式和内容对立起来，结果只能是完全取消民主。高于民主形式的党的利益，也不可能是党的利益，只能是掌握党的权力的少数个人的私利。民主是无产阶级的党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这里恩格斯的话应当牢记：“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34]当斯大林批评党内同志是“派别”时，也就是将自己摆在了“正宗”的位置，其实，他自己与那些跟着他迫害党内同志的追随者们，本身就结成了一个与党的组织原则相悖的派别。
引文：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14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16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8卷1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653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554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4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358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49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316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4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3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2]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中文版第169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21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21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Ⅲ册486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218、22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22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22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69-7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0]《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40卷33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1]《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37-13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3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7卷30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4]《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7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5]《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7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6]《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5卷9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7]《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36-13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8]《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72、136、13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9]《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6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0]《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8-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1]《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32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2]《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319、32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篇(4)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在我国大陆兴起的时间并不长，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独立，还是一个二级学科。没有独立，说明它还稚嫩，还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然而，最不凑巧的是，在它还十分稚嫩的时候，碰上新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的大学生就业难的时期。本文将对传播学教育的若干问题与学科的发展作一阐述。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
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篇(5)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此文由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和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篇(6)
[摘要]：本文提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阶段性 发展 和方法论运用的变化。分析的重点：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 总结 型的研究方法；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指吸取传播学的 科学 路径及合理内核，在传统新闻学的基础上，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体育新闻传播现象）研究与方法论（指以对活动与现象的认识方法为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们运用怎样的观点考察活动与现象，并把认识加工成系统化的理论方法）运用，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期间，既有经验可以总结，也有可引以为戒的问题存在。总结三十年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方法论运用，对未来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对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与方法论运用的 历史 进程做整体而粗疏的考察，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1 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
1985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马信德撰写的《体育新闻abc》，虽然这本书的学术研究样式还不太成型，但不能不认可它是我国第一本体育新闻的研究成果。书中对体育新闻的起源、功能、特征、采访术、写作、直播与解说 艺术 等方面的介绍，为我国体育新闻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WWW.133229.COM
在研究方法上，马先生主要遵循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作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体育记者，对体育新闻在采访实践中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应采取的对应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作者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概括出对体育新闻记者的特殊工作要求：熟悉竞赛规则、了解运动技术、深入赛场内外、亲临比赛现场、由表及里善于挖掘与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对体育新闻的特殊功能也提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思考，提出在新时期体育新闻是焕发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是爱国主义的“活教材”，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播种机”，是精神文明的“测试仪”。
2 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继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足球职业联赛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全国各大媒体迅速开辟体育专栏、体育副刊、体育频道，体育新闻以空前规模的传播局面登上媒体平台。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也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出现。
最早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 论文 发表在《 中国 体育科技》1994年4期上，由秦春霖撰写的《论市场 经济 条件下大众传播对于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驱动和影响》。该文着重讨论了体育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的结合基础，大众传播对体育商业化的驱动作用，以及大众传播影响下商业化竞技体育项目的特征。
紧接着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年1期上，又刊出了由郝勤撰写的《对体育新闻学学科性质特征及学科建设》，文章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体育新闻研究的性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体育新闻是 现代 新闻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是现代体育与新闻媒体的高度结合；体育新闻学是一门边缘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至此以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文章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体现出研究内容从窄到宽，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成果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参研人员从少到多，最为集中的参研者是体育院校体育学研究学者等研究特点。
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多为体育院校的体育学学者。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是借鉴与运用体育学的研究方法。而我国体育学研究方法，受到体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很大，因为体育史学科在我国体育科学领域是最早出现的、研究成果较多并相对成熟的一门学科，从事体育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大都有体育史学的学术背景。体育史学研究方法在文革后期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应当全面地理解史学方法论，纠正文革时期提出的阐明历史问题的方法只能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观点。指出社会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立足于研究对象整体，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其次是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包括有系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历史比较法、心 理学 方法等。另外还提出了对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重新提出重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实证方法。
在这样的学科方法论的指导背景下，最初的具有开拓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多数是运用体育史或体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去解释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如陈天仁的《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上海体院学报》1996年1期），韩志芳的《1978---1996年我国报纸体育信息传播的题材变化》（《河北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1期），郝勤的《体育新闻价值与价值实现》（《成都体院学报》1998年1期），易剑东的《体育新闻报道的困惑与选择》（《体育文史》1997年6期），周果的《论体育消息导语的心理接近性》（《沈阳体院学报》1998年3期），高松龄的《从
3 2000年以来 体育 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
2000年以来，围绕着申办奥运、筹办奥运、举办奥运的重大赛事活动的主线，无论电视媒体、报纸媒体、 网络 媒体的体育节目频道、栏目、体育专刊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迅速扩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高涨期。
在全国体育院校校刊和综合性新闻传播期刊上，不间断地刊载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 论文 ，也陆续出现了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文章。如肖沛雄的《论体育市场和大众传播》（《体育 科学 》2001年1期），王宏江的《我国当代体育报纸现状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4期），黎莎的《对体育新闻基本特征的探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的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2004年，由高等体育出版社出版了郝勤撰写的我国第一部《体育新闻学》专著，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出版是我国体育新闻研究开始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紧接着的2005年， 中国 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分会；2006年第八届体育科学大会首次列出了体育新闻与传播专场学术论文报告会；2008年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组织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的分会场。在这些首创性的、显著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活动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进一步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专著明显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内容全面（涉猎到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史学研究）；研究参与人员形成以新闻和体育新闻专业研究生、教师为主，媒体新闻工作者为辅的局面等特点。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阶段在研究方法论运用上的突破。最突出的是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引入与渗透。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队伍里，开始引进了一批传播学研究学者，他们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突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以往的体育学者们积极与全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战场接轨，主动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运用到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中。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引进与借鉴西方传播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其中以批判学派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和经验学派的定量研究方法论为主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特点是：对现行社会体制是否合理并不关心，而是维护与改进现存社会体制及其功能。在方法上坚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立场，在方向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在指导思想上则坚持多元主义的社会观。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批判学派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有： 政治 经济 学（political economy）批判的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 ideological analysis）的观点；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
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引导下，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兴奋点和增长点，无论是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批判学派多元定性研究的思维方式，都开始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初见端倪。如郭晴的《对成都体育新闻受众的实证研究》（《成都体院学报》2004年4期），毕雪梅的《体育新闻传播提供娱乐的另一种解读》（《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10期），张延平的《语义活用——体育新闻语言常用的修辞手法》（《河北体院学报》2004年1期），肖鸿波的《试论体育专业报纸的垄断趋势》（《上海体院学报》2004年6期），陈国强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服务——以2006年网球大师杯为例》（《传播学 论坛 集》2005年），罗青的《全球化体育事件与国家形象营销》（《传播学论坛集》2006年）等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采用传统的 文献 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外，更多地是运用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如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控制实验、实地调查、抽样设计与实施、问卷设计与可行性分析、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在理论模型上，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如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媒介生态理论、媒介双重性理论、“知沟”理论、“拟态环境”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媒介批判理论等等。
总体来说，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较大的突破，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越来越接近新闻传播常规性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也引来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纵观整个研究成果，无论学术专著和学术研究活动，在学术质量上都比前一个阶段有明显的提高，但在研究中，也有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
4 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纵观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 发展 ，尤其是在近几年由于借鉴与运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有力地推进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向前发展的步伐。但当前在研究中，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是不予提倡的。也就是说切忌不要从定性研究模式，向传播学经验学派定量研究的过渡倾斜。不能不承认，这许多年来，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入的主流，这也是经验主义传播学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牵强模仿和套用研究样式、理论模型的原因之一。
过分看重实证的定量研究也会有失偏颇。其实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其中变量复杂多变，单靠实证的数字与材料是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的；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对自身有所影响，所谓以“纯客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也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我们知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目前美国英国等国不少的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因此，在我们引入传播学的方法论视角时，应该关注到这种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种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的运用。
培养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也是目前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顾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可以看到我们最初的研究更多地是遵循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积累，从自我母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就目前我们正经历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过程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跟着大传播的研究走），还缺乏主动的思考方法论问题的意识。而事实上任何研究都存在着方法论的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将促成重大研究成果的出现。
当然这样的情况与我国科学研究整体上对方法、方法论的漠视有关。而与国人这方面轻视态度相反的是，西方的学术研究则很重视方法、方法论问题。从西方科学研究的 历史 长河来看，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培根、波尔普，再到库恩、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从辩证法、工具理性到归纳与演绎、证实与伪证、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反对方法、价值中立……，各种方法论的探求已成为自觉。必须承认，近代西方 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与重视方法论问题息息相关。著名生物学家巴浦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各大高等体育院校的学者们，陆续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选题。这些较为重大研究课题的展开与研究成果，除了对已有研究方法论的更主动、更客观、更准确、更熟练地运用之外，还应该重视结合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和 规律 ，概括和提炼适用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观点，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型。在提倡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与开放的同时，还要考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体育新闻传播的特殊性和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相结合。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篇(7)
近年来，有人提出，进入21世纪，新闻学必须审视自己的学科地位和影响。一些新闻定义丢弃“事实”与“报道”的传统品牌转而突出“信息”与“传播”。这就又引出一个话题，传播学与新闻学是否一回事？在研究这个问题前，先要搞清什么叫新闻。
一、对新闻定义的讨论
1.对新闻定义的理解。先看看新闻的定义我们知道新闻的定义最早是陆定一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几乎占据主流观点半个多世纪，用今天的眼光看，确实存在着“时态单一”的先天不足，所以后来有人又加了“和正在发生、发现的”几个词，合起来就成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和正在发生、发现的事实的报道”。我的看法是，这个定义排除了报道主体的限定（不仅仅是新闻媒体或者记者，但加这八字有点多余——以前的新闻定义谁也没有设定主体），加了报道方式和手段，加了“将要发生的”，时态更全面，但加了“重要”限定过于模糊，什么是重要或者不重要？有什么标准？同时报道者也见仁见智。应该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而加上“具有新闻价值的”，既多余重复又互相矛盾（这里的“事实”一定有新闻价值，否则就不可能叫新闻；同时解释概念时不能出现和概念相同的词语）；说成是“竞争活动”显然又舍本求末，因为新闻报道的目的是将新闻事实传播给大众，而竞争是报道过程中的状态和表象，它说明不了新闻的本质内涵。故我认为还是用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发现的）、正在发生的、将要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比较合适。去掉报道方式是因媒体不同各有所表，无须多言；去掉“重要”的原因已讲了。新近限定了新闻的本质，正在发生是因为现代传媒手段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如电视、网络、手机的现场直播，将要发生的是说预测性报道和重大事件可以提前策划，进行报道。而“发现”有两层涵义，一是原本发生或者存在但现在才为人所知，如考故发现，档案解密等；另一层就是现在媒体都越来越强调“解读新闻”，即在别人或者自己已经报道过的事实基础上发掘出新的，更深的意义（后面专门要谈）。这是我们对新闻的定义讨论。这是把报道者作为主体来定义的，要是将受众作为主体来定义，我认为更简单：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闻所未闻的事实。”新近发生是新，闻者，听也，观也，思也。
一个概念，叙述角度不同，可能解释的词语也就不同，但意思是一致的。如谈媒体传播的符号时，说分文字符号和视听符号。其中视听可以说“声像”或者“音画”。至于在新闻学中，能不能用“信息”来代替“事实”，用“传播”来取代“报道”，我认为是约定俗成的习惯说法，人们都明白传播学和新闻学是两门不同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学科，并没有谁取代谁的意思。因为信息中肯定包含事实，而新闻报道的过程也就是传播信息的过程，只不过这里传播（或者叫报道）的信息是有新闻价值的，即新闻信息。
2.对信息概念的理解。信息论中对信息是这样解释的：信息（information）是物质运动规律总和（还是messaging？）。信息的通俗哲学表达就是物质世界的运动状态与转换方式，是物质的本质属性。信息相关资料：图片信息（又称作讯息），又称资讯，是一种消息，通常以文字或声音、图象的形式来表现，是数据按有意义的关联排列的结果。信息由意义和符号组成。文献是信息的一种，即通常讲到的文献信息。信息就是指以声音、语言、文字、图像、动画、气味等方式所表示的实际内容。
传递信息的方法：多种多样，数之不尽。一般的公众信息是通过媒介传播的，包括网络、广播、电视、手机、海报、报纸等。现代汉语词典这样介绍信息的：（1）音信、消息；（2）信息论中指用符号传送的报道，报道的内容是接受符号者预先不知道的。可见，事实是信息的构成部分，也可以理解为新闻无事实不是新闻，信息无事实不成信息，故而我们研究新闻学不要拘泥于名词的变换，理解本质才是重要的。有人干脆把新闻学称其为新闻传播学，但要这样称呼，又可能会引起新的误会和混淆，还是沿用新闻学为妥。
3.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两门既联系紧密又有本质区别的学科：新闻学（journalism）的产生早于传播学（communication）。应该说新闻只是一种特殊的传播现象，更确切的说，属于大众传播。传播学范围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等。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本体，而传播学研究的是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一切传播活动。传播学涵盖了新闻学（如文化传播学、广告传播学、政治传播学、传播社会学、传媒经济学等，新闻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通常“称新闻传播学”）。所以，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要比新闻广很多。
二、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区别
国内早期提出的新闻学，因其是在较高层次传业，一般是大学的专科，所以加上了一个学字，其实新闻本身包含的学术内容很少。1949年以后国内仅存的几所大学新闻系，就新闻教学而言，依然主要是传授从事新闻工作的技艺，而没有什么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事新闻教学的学人开始探讨除了新闻业务以外的问题，例如新闻传播活动和社会不同领域活动的关系，新闻教学开始带上了一点学，有了一些学术内容。
新闻及其相关活动作为传播现象，并不局限于新闻采编现象，包括各种社会因素对传媒运作，内容和传播方式的影响，传播内容对受众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以及新闻传播活动对于其他领域的社会活动的影响，这些都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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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两个学科研究范围比较。新闻学（journalism）的产生早于传播学（communication），应该说新闻只是一种特殊的传播现象，更确切的说，属于大众传播。传播的范围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等。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本体，而传播学研究的是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传播学涵盖了新闻学，新闻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
2.从两个学科的诞生背景、起源、现状和未来比较。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分析，新闻学的研究要远远早于传播学。早在20世纪前，德国的大学中就开始有学生以报纸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在20世纪初新闻学作为一门概念体系严密，结构完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热门学科，其理论研究已很成熟。美国各大学纷纷建立新闻学院，进行新闻学教育；而传播学真正形成，则在20世纪50年代，传播学成为大学的正规课程也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所以属一门很年轻的新兴科学。同时传播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信息论、控制论等诸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正因为如此，到目前为止，传播学的对象问题既不像许多成熟的学科那样已经有公认的定论，它的研究领域也并不十分明确。相反，带着不同学术背景，抱有不同课题关心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探索传播问题，有人从传播效果方面提出“一是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一是“两级传播”和“舆论领袖”的本文由收集整理观点。有人从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方面提出了“5w传播模式以及大众传播三功能。”学说（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5w传播模式即：谁（who）？说什么（says what）？对谁（to whom）说？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大众传播的三种功能即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以及文化传承）。由此形成了传播学的分科领域——大众传播学、文化传播学、广告传播学、政治传播学、传播社会学、传媒经济学等等，十分繁荣，而作为各学科的基础的传播学基本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所以说，传播学是一个泊来品，国内传播学研究起步不久，发展程度还很有限，与西方国家有较大差距，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单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传播学无疑占尽优势。新闻学则与本国国情结合较为紧密。但从就业看来，两者差别不大。
3.从两者的研究对象方面来进行比较。新闻学是一种专业研究，其研究对象是新闻采编现象或者说新闻传播现象，而传播学是一种社会研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类传播活动现象，包括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而新闻的传播，主要依赖的是大众媒介，也是传播学所研究的对象，所以从研究对象来看，传播学较之新闻学要大的多。传播学研究人类社会的一切传播活动。新闻学研究的则是这些传播活动中的一个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