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学论文篇(1)

(一)生态文学批评的产生及影响由于生态文学旨在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因此，具有显著的文明批判的特点。1972年，美国文学评论家约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一书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相继出版了大量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最终形成促进了生态文学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伦纳德•西格杰、帕特里克•穆菲以及劳伦斯•布伊尔等美国评论家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汲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更高阶段。

(二)美国生态文学误区对于生态文学的认识，我们正在进入两个误区，一个是盲目扩大涵盖面，将许多并不是生态文化的作品，硬纳入其中。另外一个是西方作家强行地用生态文学批评理论指导文学创造，在“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语境中，“主题先行”这一作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作品的生态批评合法性带来困惑:生态文学批评试图将一切文本都纳入生态文学批评中来，从而使得所有文本都披上生态化的外衣，使其理论陷入由观念主导的伪感性文学批评漩涡中去。生态文学在艺术形式上，与其他种类文学并无特别之处，只是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使其具有越来越重大的价值。随之产生的生态电影这一新生文学艺术业态在促进生态文学的发展的同时也带给人们视听冲击。

二、欧美生态电影的兴起

在生态文学和生态文学理论不断成熟和发展的同时，西方生态电影异军突起，成为一种迅速扩大的电影类型。

(一)生态电影兴起原因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对生态电影发生、发展和繁荣产生了巨大动力。具体而言:第一，生态文学的发展和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成熟，使创造者能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创造生态电影，赋予影片深刻的生态思想内涵，使其具有前瞻性的生态人文主义精神，以此激发人们的生态良知。生态文学培养人们正确的生态观，使人们认识到当前生态的脆弱性，为电影培养了大批的受众群体。所以，美国生态电影的兴起，离不开生态文学在前期奠定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及文本基础。第二，人们对生存环境和灾害的反思。10年间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各种严重的生态灾难:海啸、地震、火山爆发、核电站泄漏、墨西哥湾漏油，中国泥石流、阿富汗的山体滑坡，等等。敏锐的西方文艺界在这一时期制作出品了大量以生态危机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从20世纪90年代的《纽约大地震》《后天》到纪录片《海豚湾》等，人类不断发挥着各种想象和推理能力来描绘未来所面临的自然灾难。第三，电影制作技术的成熟。现代科技特效的场景，惊心动魄的真切时空感受。

(二)生态电影与生态文学的比较同样作为文艺形式，两者所批评的主题和反映的内容相同，然而集声光电等多种表现形式为一体的生态电影，对生态文学作品冲击巨大。1．生态电影强化了感观冲击，生态文学无法做到“当摄影机被当作是对一系列投射影像的观看视角时，它就成为我们眼睛的人。”从电影理论上看，摄影机是导演给观众的眼睛，摄影机对准什么，就是观众看到什么。“我们希望理解影片，能够掌握它，就必须认同电影的观点”，受众以摄影机替代自己的眼睛视角，建构自身对故事的理解，因而接触到生态意识。观众在观看生态电影的过程中，电影文本文化内涵投射到受众内心深处，从而对其潜意识产生影响。电影里的灾难场景在现实真实上演，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类电影的重要价值，接受了电影所宣扬的思想主张。这种视角的替代和冲击，是生态文学这种文本无法实现的。最典型的影片，当属拍摄于2009年的纪录片———《海豚湾》，记述在日本和歌山县的一个叫“太地町”的小村镇，当地的渔民每年驱猎捕杀海豚的经过。人们亲眼看到猎杀的血腥场面，蓝绿的海水瞬间变成触目的红色，海豚的哀叫从有到无，海豚的尸体在水中浮上浮下，与渔民的笑谈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场面深深触动观众的心灵。然而，作为单纯的文本作品《寂静的春天》，却要花十年时间才被人们认识到其价值，两者之所以存在如此差别，主要是电影通过生动形象的画面带给人们心理巨大的冲击，这是文学作品无法取代的。2．生态文学作品多种叙事方式强于生态电影生态电影通过对现实灾难的反思，表现其真实性，从而使人信服。不管是在表现自然灾害上，还是反思造成生态危机的人类自身因素时，美国的生态电影多采用形式主义的叙事风格，如《后天》中逼真的冰雪灾害;《洪水》中海水淹没城市的镜头。但是生态文学作品的表现风格，远比电影多样，包括形式主义、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意识流等，只要有利于表现中心主题，刻画人物心理都可以。这是生态电影无法比拟的，也正是生态电影的短板。生态电影终究是以现实主义为核心，否则得不到观众的心理认同，而有疏离感，最终会冲击票房和影片影响力。

三、欧美生态文学作品对生态电影的影响

生态电影从产生到现在只有十余年的时间。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无法取代生态文学。

(一)美国后现代文学作品为生态电影提供拍摄蓝本生态文学经过近50年的发展，从理念到理论，从作品到影响，都是成熟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以其独有的虚构性、碎片化的风格，批判着美国政府及西方资本主义。作为应现实生态危机而产生的新兴电影类型，生态电影没有现成的理论指导和支撑，只有选择对读者产生深刻影响的美国后现代文学作品作为拍摄蓝本，才可能准确捕捉到受众者的心理，从而通过视听冲击激发受众者的生态意识。

(二)生态文学作品的批判性指引美国生态电影的发展美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后现代文学小说具有多元化的鲜明特点，思维方式灵活、文字表达多样，颠覆了传统的形式，是对整个虚构的情节本身的种种描述和展现。其本身的批判性特点，尤其是对人类因过分追求利益而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做法的严厉批评，有助于生态电影，特别是生态纪录片，通过其自身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其本身应有的生态思想性。因此，美国生态电影若想在思想上深度表达生态整体的和谐，应当在借助先进的电影技术的同时，以生态批评为指导，追求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

(三)文学作品弥补生态电影中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的缺失一方面文学作品为电影提供拍摄蓝本，另一方面，过多的影像奇观和画面冲击，大大消耗了电影本身蕴涵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读者能够体味到人文关怀及对生态系统、非人生命体的人道主义关怀，并且同等看待人与自然的价值。然而，电影中的“人文关怀”超越了影片的生态理念，因而感觉不到生态和谐的内涵，这与追求科技发展的批判主题形成反差。因此，生态电影应更多地吸取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并将其以电影艺术的形式传授与受众者，以弥补目前生态电影中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的缺失现象。

四、结语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2)

为适应这些社会变革以及思想变革，哲学研究也开始从纯思辨的角度转向了对一些社会生活的思考。因此，对现代性的批判成为当时哲学家所关注的重点。当然，众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都认识到他们的研究对于哲学发展的意义，但是他们的这一研究仍局限于现代以来社会变革的层面之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由于第二国际的分裂，各派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进行重新解释，也融入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想中。

二、后现代主义概述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出现是由于现代性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危机，因此受到思想家的批判，这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思想界尤为明显。即使是在当前这一和平年代，恐怖主义、贫困、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仍使人怀疑现代性。因此，在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说明之前，仍需要对现代性进行分析。

1.何为现代性

从“现代（modernus）”这一词说其，“现代”出现在公元5世纪基督教传教士的口中，他们利用这一词汇意在将当时的基督教社会同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因此，现代一词开始具有古今之间的差别和分裂，中间具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根源。经过17世纪启蒙运动的洗礼，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自由、理性成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并且在这一时期，工业革命从欧洲开始发端，经过一段时期的变革，西方社会同东方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差别，并开始有了高低之分。西方被归为发达一方，因此他们文化思想中崇尚的理性、自由以及社会正在开展的工业化、科技革命成为现代性的基本内容，而东方国家则应当走上现代化这一道路。因此，现代性对应的则是传统社会秩序，并且在社会变革中充当着理性化的角色。并且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变革以及文化传统都将这现代性这一名词中得到正名。这一变革最为突出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欧美激烈的资本主义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其对欧洲传统的破坏无与伦比，对现代思想的传播发力尤甚。

2.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后现代主义具有批评性的理论特征，这一派别内的思想家对德里达所提出的“反在场的形而上学”以及“反逻各斯中心主义”都持肯定态度。并且后现代性还反对统一性，并指出统一性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宗教战争就是追求思想统一性而引发的人类灾难。在表面上看，多数人认为后现代主义主张打倒一切，被认为是“大批判”。但是我们必须要对此进行说明，批评不能代表一切，后现代所要打倒的对象应当限于依靠人类所谓理性所建立的一些霸权。对这些霸权进行打击的武器则是解构主义，通过对西方传统文化解构内涵的重新思考，得出以往研究的形而上学存在着将“在场”理解为“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促使哲学史上的一些研究充当着隐喻的作用，正好说明人类认识过程的一大方面。

三、马克思主义同后现代主义思想相互融合

1.马克思主义中的后现代性

同后现代主义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一些成就做出了总结，尤其是在生产力方面。但是更多的是对后现代主义的借鉴，马克思的研究深刻的揭露了现代性的一些问题。他揭露了在资本的影响影响下，人是如何的被异化而处于不断虚无的状态。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中所论证。在这里，马克思根据人类生活的多样性以及丰富性来批判这一异化状态，并且将这一异化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他主张用实践性的哲学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来资本主义造成的现代性的一切问题，包括思想观念和生产关系层面。对现代性的批判在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关系的论述上尤为彻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为革命者和当局者所各自接受。革命者则主张用暴力革命去终结这一黑暗的社会现状，但他们却犯下一个错误：他们仅仅把革命当成社会变革的结束，没能意识到革命成功只是社会变革的开端，这为后现代主义批判已久。改良者则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批判制定相应的改良措施，力图以福利社会来摆正被异化的心态。显然，但这两者仍不足以转变传统的社会秩序。马克思自己也认识到这一问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流露出这一想法，他认为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着资源匮乏的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实际上仍建立在对不平等的默认之上。

2.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3)

关键词：医学写作

“后现代医学”是一种新的医学理论和在这新的医学理论指导下的新的治疗方法。这个新的医学理论，从时间上来讲，是出现在“现代医学”之后，所以叫做“后现代医学”。如果脱离了“现代”一词所包含的特定的技术内容而言，人们通常将“现代”一词理解为“最新”，“最先进”的意思。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总还会有下一批“最新”、“最先进”的东西出现，那么怎样来形容和文明这些新事物的性质呢？最好的歌颂之词已经用过了，不能重复使用，所以只好用一个最简单最补实的时间用语来说明，这就是一个“后”字。你的“现代”是最新、最先进的，而我是在你之后出现的，我当然是比你这个“现代”更“现代”的。除了时间概念外，就其实质内容来讲，后现代医学就是用后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指导的医学。为了使大家能够知道什么是系统理论，就要从人类最早的古代整体论、近代机械论、还原论说起。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医务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多数局限在医学专业知识框架之内，为了说明并让大家接受系统理论的思想，我们不得不尽量按照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陈述许多事实，并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讲解各种理论知识。

这就是说，《后现论医学》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说教，它首先是一部历史书，是社会史，特别是科学发展史，它又是一部传记文学，讲述为科学做出贡献的那些伟人的故事，它当然也是一部哲学书，讲述科学发展中各种重要的思想方法理论，它又是一本临床手册，要具体讲解如何用后现论医学理论指导疾病的临床治疗。最后是《后现论医学》的写作方法。我采取笔记式。即主要事实内容以摘录有关著作为主，由我指出这些资料的作用意义，即事实是大家作出来的，我只不过有一些不同的心得体会而已。学术界最不好的是抄袭别人的劳动成果。为此，我将尽量注明资料出处，有些为语言流畅等原因偶有未注明的，我在此一并提前说明了。有一些笔记年代久远，当时又没有想到后来会认真引用，所以没有注明出处，在此也一并提前说明了。总之，事实方面的东西都不是我创作的，只是心得体会或结论性的东西是我的，我想，没有偏见的读者一定会很容易就看出哪些东西是我自己的。我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不能抹杀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其次，我也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为了表示是自己的原作，把别人的话换几个字再重说一遍。

后现论医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系统理论的内容，另一部分是用系统理论指导的医学知识的新的论述。系统理论的内容对于医学界人士来说是完全新的知识。对于这些知识主要是介绍、引进、灌输。使我们的医学界人士发生一个从机械论现代医学向系统论后现论医学的转变。这一部分的写作方法就是各种系统论知识的转述，主要是强调知识性。为了使我们的读者能对系统理论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些知识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对于我们医学界的读者来说，由于对系统论知识比较生疏，会感觉这些知识的数量会更大些。对于系统论来说，我自己也是一个小学生。我自己也在学习。作为一个医生，我与其他医生不同的地方在于我有机会比较早地接触到系统论知识。

我以一个医生的角度学习系统论，然后再将我对系统论的理解转达给其他医生。我想这样的转达对于其他医生来说可能更容易接受。我对于系统论的理解是否能得到数学、物理、化学界的系统论专家的认同现在还不知道。我希望能够得到这种认同。如果认为我对于系统论的理解太表面、太浮浅，那么我希望这些专家能亲自向医学界讲授原汁原味的系统论，为建立系统论指导的后现论医学做出自己的贡献。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4)

一、后现代阅读方式的特点

后现代思潮源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以质疑现代性的合理、单一、稳定、连续、普遍为特征。它以多元和不确定为中心，从不同层面对现代性进行否定和超越，它看重不确定性、差异性、离散性，拒绝预设性、确定性、逻各斯中心主义、权威、真理等现代性所重视的内容。它崇尚文化的多元，追求个性的差异，具有创新意识。后现代阅读是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主要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非线性解读，以解构代替结构，是多元时代和信息时代特有的产物。

二、阅读教学的后现代价值取向

后现代主义蕴含着积极的、肯定的价值观和建设性的内涵，以打破学生思维的平衡、情感的平衡，来实现学生与文本的能量交换。因而，学生阅读时的认知价值、情感价值、审美价值，在后现代主义的阅读方式下发生了有意义的改变。

1.阅读教学的后现代认知价值取向

后现代主义作为时代情绪，是在消解、颠覆现代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动态的多元认识观。认知心理学认为，阅读过程不是学生被动地接受信息的过程，而是一个积极认识的过程，是学生与作者、编者心灵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根据文本提供的信息，不断地联系自己头脑中已有的储存信息，对文本作出认知反应，达到与作者、编者心灵的沟通。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文本是对开放的、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的一种解释，而不是对封闭的、稳定的意义世界的客观反映。在阅读教学中，学生首先是一个阅读者，他与文本及作者之间的交流是教师或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他的阅读认知能力的提高也是在阅读审美中逐步得到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者，应该充分调动阅读主体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尊重学生的认知特点，引导和评价学生的阅读实践。这就要求教师在阅读教学的过程中，不能用一套公共思维模式去代替丰富多彩的精神活动与认知能力，用一套远离真实生活的语言把文本进行支离破碎的解读。

现代主义语文阅读教学受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以封闭性、单一性、稳定性，甚至非此即彼的方式对语文阅读教学进行解读，认为学生是无知的教学对象，形成教师先入为主的解读，导致学生个性遭到屏蔽，自我意识被压抑。正如钱理群教授所说:“我们先是以教师烦琐的、不得要领的讲授、借题发挥代替了学生自己的读书和习练。”高中语文新课程目标的基本理念强调“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的发展，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统一的原则，构建开放而有序的语文课程。”这一基本理念暗含了语文阅读教学的多元性、不确定性，体现了后现代的不平衡性和多重解读。后现代主义以“差异”“无序”“不在场性”等知识观对语文阅读教学进行解读，构建阅读教学认知价值的两种形态:生成性，动态性。在后现代视域下认知价值的生成性是指：阅读教学重新审视文本中一直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观、态度、预设和前提，达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多元解读。动态性是指:对现代主义所崇尚的“真理”“固定结构”“确定性”进行合理性多角度的解读，建立具有开放、动态的认知观。在这一点上，多尔指出：后现代世界对教育的挑战之一便是设计一种既能容纳又能扩展的课程;这种课程通过不平衡与平衡之间的基本矛盾以促成新的具有综合性及转变性的再平衡化的出现。”《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也明确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

当然，语文阅读教学与一般的阅读是不同的，如果只是放任学生以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去解读文本，那么语文教学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与基础。语文阅读教学中，既要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又要提升学生的多元解读水平，不可矫枉过正。

2.阅读教学的后现代情感价值取向

阅读教学的情感不仅指学习兴趣、热情、动机，更是指学生对文本的内心体验、情操陶冶。阅读教学中的情感价值是学生已有信息与文本的价值关系在自己头脑中的主观反映，是一种特殊的主观意识。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阅读教学中，学生的情感价值取向是学生对具体的文本展开的情感体验与情感理解。这种情感价值不再是单纯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情感而是对文本多元解读的主观意念，情感价值的内含比以往更充实、更丰富、更全面了。

现代教育以培养人的理性为基础以培养“全人”的教育目标作为一个基本特征。“全人”教育要求每个受教育者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按同一速度、同一内容，得到均衡发展，从而达到完美的教育理想状态。这种无差别的“全人”教育抹杀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表现出了对个体生命发展的不尊重，对生命个性的忽视。为此，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了与“全人”教育截然不同的“个性化”教育目的，认为‘教育仍可注重学生的各方面发展，但并不强求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得到全面发展。教育目标也可培养片面发展的人，即符合学生自己的特质和他生活中的特殊性的人”。在个性化教育思想指导下，后现代主义者正是看到了个体生命在对文本阅读时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重视每一个个体对文本产生的不同解读，强调个体阅读的差异，从而使学生对文本阅读的真实情感价值得以流露。倡导学生阅读的个性化，势必要冲破作者、编者、教师给学生预设的种种所谓的正统阅读模式及情感价值观。因为“人在认识自己存在的社会性或者认识自己存在的价值对象性的同时，也就认识了自己的社会本质，并能有效地确定努力的方向，以再现它在一定条件下认为是符合愿望的东西，或者再现成为他期望的新的目标的东西”。学生只有在充分展示自己情感价值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实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解读，从而把自己对文本的情感价值表达出来。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种种弊端进行批判和消解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试图打破传统教学的封闭性、稳定性、单一性，建立开放的、动态的、钟莫式。后现代主义獅解教师的话语霸权地位，培养学生的自主发展意识，主张学生与文本发生多重解读，从而获得发展的自主性。阅读是学生个体心灵对文本从不同层面的穿越，对文本产生的情感以学生的心智和情感意向为主。在后现代视域下，阅读教学中学生的情感价值是在激发学生产生文本阅读期待后，个体与文本的语言张力融为一体时产生的体验。阅读教学中学生的情感价值作为阅读教学的一种存在方式，是发展而成的而不是先天固有的。教师对文本的情感不能代替学生的情感教师对文本的解释不能代替学生的理解，从而学生对文本的情感价值才是真正的情感而不是外力强加的。教师对知识的理解只能代表“一己之见”，教师不能完全充当知识的定义者和仲裁者，因为教师的权威只是境域权威。

3.阅读教学的后现代审美价值取向

语文阅读教学是在感知、品读、理解、鉴赏的基础上理解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其审美价值取向对提高语文素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现代教育者认为，情感价值是对开放的复杂的现实知识的一种解释，而不是对文本的封闭的简单解读。学生的审美价值不应该是预先设定的，所有的参与者都应该是文本的解释者，这就为语文阅读教学的审美价值取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看出，审美价值取向不仅仅来自对文本的解读，还来自于读者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源自于阅读者的人生经历。由此产生了学生获得审美价值的模式由“过程一结果”到“认知一对话”的转变，学生的审美价值从生活的真实情境中得到了发展，这一点体现了《〈普通高中课程目标（实验稿）中“阅读优秀作品，品味语言，感受其思想、艺术魅力，发展想象力和审美力”的要求。后现代的审美价值取向，是学生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进行独立思考完成的，是学生已有“图式”与外界物质交换生成的过程，这样学生可以充分地把内隐知识与外显知识进行有效的沟通，从而把情感价值的非线性系统加以新的生成。高中语文阅读的审美价值作为一个非线性的开放系统，自然是在打破思维平衡、信息平衡、情感平衡、审美平衡的过程中，通过与外界不断地交换物质和能量，促进情感系统的更新自我完成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学生在阅读教学中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受机器，它还包含着学生对文本深层意义的解读和信息价值的取舍，包含着品味和鉴赏的过程，是一种审美感受。后现代者反对对语文阅读教学进行繁琐的分析，强调审美体验，主张语文阅读教学回归本真。在后现代视域下，语文阅读教学的审美价值建立在尊重学生个性感受的基础上，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强调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解释的话语权。在这个层次的阅读教学中，读者会对文本的内容和表现的思想进行深刻地审美价值判断。

阅读教学是学生与文本、作者、编者、教师、同伴的对话交流过程。在阅读教学中，学生从文本的具体知觉和表象入手，达到审美的意识，产生审美的体验和感悟。学生随着对文本的深入解读，逐渐产生审美的感受和独立的见解进入审美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层面，也是最高的要求。审美价值是语文阅读教学的重要目标，也是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阅读教学的文本中有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阅读的审美价值体现在对文本的不同解读与差异性的鉴赏活动中，这也就是“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原因。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多元时代的到来，时代对语文阅读教学在审美发现、审美感受和审美追求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阅读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去感受文本的张力，体验不同层面的解读给学生带来的审美感受，使他们在阅读中得到审美的熏陶，提高审美价值的能力，培养多元解读给学生带来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价值。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5)

1．有效建立自我个体评价机制

创建心理学评估新标准自我个体评价机制的构建是高校教育心理学逐步走向快速发展道路的标志，以自我评价为根本，对心理学评估标准不断提高，自我评价机制的建立从根本上转变了教师评价存在的“片面性”，提高了教育心理学对高校受教育者的自我评价作用。自我个体评价机制的科学建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监督机制的构建作为主体部分，发挥对自我主观能动性的监督作用;二是将参评互评过程作为自我评价机制构建的重要元素，通过实施参评互评，使高校受教育者从根本上认识到自我心理发展所面临的根本状况，以此提升高校教育心理学的发展价值。这是高校心理学评估新标准有效建立的基础，对自我个体思想意识的形成能够产生积极作用，同时也体现了高校教育心理学后现代时期的发展特点。

2．以“合理化”为基础，推动心理学评价主体创新发展评估

标准“合理化”发展，主要体现在评估过程及对评估对象的选择科学合理。高校教育心理学评估，主要是对受教育者的内心意识及能力性格进行有效评估，通过教育心理学对高校受教育者的内心发展进行有效引导，从而使受教育者自身的内在发生转变。评估对象“合理化”主要体现在以自我评价为主体，突出评价过程中自我监督机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而发挥评价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使得高校教育心理学自身的教育价值不断提高。评估过程及评估对象的科学转变，是高校心理学评价主体创新发展的根本体现，使心理学评估标准从传统意义逐步提升到现代标准，为高校教育心理学走科学发展道路提供有力保障，促使高校教育心理学形成创新发展的局面。以评估标准“合理化”为基础，提高了教育心理学评价的自身发展价值，以此为后现代高校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思想基础，满足高校受教育者的自身发展需求。

二、以心理学构建为契机，加快教育时代背景下“中国梦”复兴步伐

1．优化目标，实现心理学教学

推动“中国梦”发展脚步教学结构优化是高校教育心理学发展的潜在动力，为高校受教育者自身心理优化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外部保证。教学结构优化首先对教学目标进行科学设定，设立三维度教学目标，对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分别进行确定，从而达到教学过程的“完整性”及“针对性”;其次在于对教学内容的引导过程有条不紊地科学整理，从高校受教育者的角度出发，依据性格特点进行有效分类，从而为受教育者形成正确的人格及意识提供坚实的基础;最后针对受教育者自身的能力特点，对其思想意识进行科学引导，逐步使受教育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够正确树立，达到新时期高校教育心理学优化发展的最终目的。这是高校心理学教学间接推动“中国梦”发展脚步的重要体现，为高校教育心理学形成创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持，促使高校心理学教学从成功走向又一个成功阶段，提升了心理学教学对高校受教育者的引导作用。

2．遵循规律，体现“中国梦”对心理学构建的指导作用

高校教育心理学的构建应与时展规律相统一，突出时代教育特色，形成具有“创新性”的教育体系。教育管理机制的构建应以监督机制为根本，加强教育管理的针对性，提高教育心理学发展的“适应性”，以此对高校教育心理学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及评价。将教育心理学学科设置为重点，对受教育者自身的性格培养、意识形成、能力发展、知识掌握、技能强化等分别进行合理设置，突出高校教育心理学的时展特点。这是高校教育心理学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带动了教育心理学逐步形成多层次、多角度的发展格局，推动着高校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构建不断创新。这是后现代时期对高校教育心理学构建所提出的新要求，充分体现出“中国梦”对高校教育心理学发展的指导作用，满足了时代社会对受教育者自身心理发展的内在需求，使得高校教育心理学的教育意义不断增强，体现了其教育意义及发展价值。

3．以构建主义思想展现

心理学“中国梦”发展内在潜力构建主义教学思想的核心在于运用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进行教学研究，通过对受教育者自身的心理发展阶段进行充分了解，从而将外部环境因素科学融入，使得两者之间形成相互作用，以此对高校受教育者的心理发展产生正面积极影响。外部环境因素主要体现在科学实践过程中，内部心理因素则是根据高校受教育者的性格、意识等特点进行有效观察，通过外部环境因素对受教育者心理产生的刺激，使得受教育者心理活动能够得到外部体现。这是构建主义教学思想对当代高校教育心理学产生的积极作用，对受教育者自身的心理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三、突破后现代时期高校心理学发展规律，体现心理学构建价值

1．知识与生活相结合，创造后现代心理学发展新方向

高校教育心理学的知识世界泛指学科相关领域中的理论知识，理论知识体系的构建是教育心理学的主体，对高校受教育者的人格构成特点、性格培养方向、知识技能获取及运用、情感与价值观等进行科学构建，以此完善高校教育心理学知识世界的构成。生活世界是指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中，以生活实践为基础对高校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知识进行有效检验，从中对高校受教育者的人格、性格及社会意识进行全方位培养，转变传统实践过程中单纯依靠学科实践的现象，使生活实践活动脱离学科的束缚，以此对高校受教育者的心理活动进行正确引导。这是新时期后现代教育理念所提出的创新教育思想，将知识世界与生活世界进行有效融合，提升高校教育心理学发展的教育目的，从而达到教育心理学对受教育者内心正面启发的积极作用，将教育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以此满足后现代时期高校教育的发展需求，提高教育心理学社会发展的“适应性”。

2．突破传统模式，体现后现代主义

高校心理学教学价值传统社会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实践活动的目的及要求并不能顺应当今社会高校受教育者的心理发展需要，实践活动自身存在的价值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随着当代教育背景的逐步转变，后现代教育风格已经被广大高校受教育者所认可，高校教育心理学的发展道路应以后现代教育风格为基础，对社会实践活动模式不断创新，以融合社会为手段及目的，不断探索崭新的发展方向。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模式应以融入社会为前提，对社会生活现状及形式不断地了解及探究，探索生活实践对高校受教育者心理所产生的启发，从而发挥高校教育心理学对受教育者心理的引导作用。以生活实践活动模式为基础，对当代高校受教育者的心理发展方向展开深入研究，突出高校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构建与时展的“同步性”，逐步形成创新发展思想，促使高校教育心理学形成以受教育者的知识、技能、智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基础，实践活动为检验过程的科学发展模式，充分展现后现代主义高校心理学的教学价值。

3．以风格为目标，强调教学评价

在心理学构建中的位置时代飞速发展使高校教育风格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后现代教育时期以教学风格贴近社会发展为根本，以自由教育风格为主体，将受教育者的心理发展作为重要的教育参考依据，从而对高校受教育者的心理变化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这是后现代教育发展时期高校教育心理学构建过程的重要特点，教学评价以受教育者的自主评价为基础，不断加强受教育者之间的参评与互评过程，从而突出“人本理念”在高校教育心理学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位置，以此更好应对时代教育发展的挑战。实践活动是教学评价实施过程的主体部分，通过实践过程对受教育者心理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自我评价，以此对高校教育心理学的教育功能不断完善，促使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及知识技能达到科学发展的目的。

4．探索后现代主义风格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6)

詹姆逊强调他是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此区别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身份”，至少表明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与当时中国学者的理论资源的显著差异。詹姆逊读过的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间接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接触到的。毛泽东的这两部著作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影响很大，成为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对阿尔都塞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阿尔都塞又是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前辈和楷模，因此阿尔都塞的必读书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詹姆逊的必读书。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成为詹姆逊与中国学者产生分歧也产生交融的一个契机。同一种文化理论的不同读法，以及同一种世界通过不同理论视野的观察凸现巨大差异。这正是这场演讲的魅力所在。

“文化”这条线索，不仅贯穿了北大演讲的内容，也从此以崭新的含义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詹姆逊把生产方式、宗教、意识形态、叙事分析和后现代主义都变成了“文化”通串下的现象。根据比利时经济学家恩内斯特·曼德尔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期，詹姆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发展进行了对应性的时代划分，即对应于第一阶段市场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对应于第二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和对应于第三阶段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詹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逻辑，代表了对世界和自我的一种新的体验。在资本主义的晚期阶段，尚未被资本主义占领的最后两个领地自然和无意识也被殖民化和资本化了。被商品化的后现代文化抹煞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大大扩展了自身的疆界，从而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如此，后现代文化与商品生产的密切关联还把文化产品变成了消费品，因此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消费社会。詹姆逊总结了后现代文化的特征：零散化，平面感或无深度感（或距离感的消失），历史感或历史意识的消失，以及机械模仿和复制等。总起来说，他对后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但这是理论批判，而不是道德批判。在1991年出版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他对这些概念和观点逐一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分析。

事实上，这次演讲[1]构成了詹姆逊批评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他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得以全面系统发展的端倪。虽然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在零散的单篇文章中提出自己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但全面系统地向世人介绍自己的这种理论，北大演讲还是第一次。另一方面，他在此之前的理论著作与后现代主义几乎没有直接的联系：《萨特：一种风格之缘起》（1961）论述的是萨特及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系统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语言的牢笼》（1972）则以结构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为研究客体。如果说这些研究著述与他的后现代文化理论有什么具体联系的话，那也只能说是一种理论上和知识构架上的准备。北大演讲为他后来对后现代文化的系统研究提供了契机，激发了他对后现代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的热忱。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晚期发展阶段，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西方的各种新的批评方法，尤其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来透视、分析和批判消费社会的种种文化现象，终于在1991年完成了《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把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理论推向了巅峰，这部著作也因之被誉为后现代性研究的里程碑。在书中，詹姆逊不仅就后现代、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基本问题与利奥塔、法国“新哲学”和后结构主义者构成了对话，而且就时空动态、文化逻辑、地缘政治和全球化等焦点问题提出了颇有影响和最具争议性的见解，在美国乃至西方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次演讲对中国学界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詹姆逊来华之前，国内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文章寥寥无几，比较重要的有董鼎山的《所谓“后现代派”小说》和袁可嘉的《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基本上是在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加以介绍和概括批评，属于综述性文章。在概念、术语和表述上具有深刻后现代文化理论内涵的一种批评话语此时尚未出现。1986年，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王宁、王一川、王岳川、陈晓明、张颐武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从这本书中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性，接触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家们及其全新的理论话语，开始领悟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激发了他们研究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热情。[2]此后不久，通过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大量译介，这种批评话语和思维方法也被应用到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并以此阐述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现象。这导致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和文化批评界的“后现代”热潮。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了以“后现代：台湾与大陆的文学形势”为主题的研讨会；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和南京《钟山》杂志社联合召开了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此后，电影、小说等领域也都先后召开了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艺术的若干讨论会。这一时期发表的比较重要的相关著作有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992年），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1993年），王宁的《多元共生的时代》（1993年），王治河的《扑朔迷离的游戏》（1993年），张颐武的《在边缘处追索》（1993年）等，虽然这些初期的理论阐述仍存在着许多尚需改进的地方（即使是被译介的西方后现代理论也仍属形成过程之中），真正意义上的与西方学者的对话尚未展开。但是，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以自己的不懈努力让西方学者注意到了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并不是西方学者的专利，也不是只有西方的单一模式，它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甚至第三世界国家以某种变体出现，[3]并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在此后的几年里，关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介绍性和研究性论著频频问世，如陈晓明的《解构的踪迹》（1994年），郭贵春的《后现代科学实在论》（1995年），赵一凡的《欧美新学赏析》（1996年），陆扬的《德里达———解构之维》（1996年），徐贲的《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1996年）等。这期间关注后现代主义和詹姆逊理论的文章也逐渐增多，比如刘峰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想》（1986年），唐小兵的詹姆逊访谈《后现代主义：商品化和文化扩张》（1986年），伍晓明、孟悦的《历史－本文－解释：杰姆逊的文艺理论》（1987年）、王逢振的《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87年）等。随之出现的还有关于后现代主义及其文化理论的反思，如董朝斌的《文化的现代困惑———读〈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1989年）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1997年），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积极思考。

事实上，与德里达、利奥塔、哈桑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相比，詹姆逊在中国更受欢迎。

首先，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使得他重新激发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的一种社会学热情。新中国建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播下了种子，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因此成了中国人民惟一的信仰，也是建国以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惟一一种意识形态教育。詹姆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讲坛上，自然会减弱人们对其他西方知识分子感到的敌意和疑虑，而且，他的分析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展开的，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对于非常熟悉马克思主义话语和长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听众来说，接受起来比较容易。更重要的是，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尤其是对后来的全球化，都采取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态度，大多数情况下都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尽管他的身份是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话，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来说没有丝毫的敌意，反而抱有厚望，他受到欢迎当然是符合情理的了。詹姆逊的到来，使得很多学者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评信心。

其次，詹姆逊以讲学的形式亲口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阐述自己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以直观的方式描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对文学、建筑、绘画、广告、摄影、电影等文化文本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而且表述深入浅出，明白易懂，致使《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成了中国后现代研究的启蒙读物，更为后来接受《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铺垫了道路。在理论上，他所涉及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让中国读者耳目一新，开始摆脱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方式，走出本质主义的模式，从多重角度探讨和研究文学和文化，因此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重视。

再次，中国国土上大众文化的出现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萌芽为接受詹氏理论做好了准备。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政策为思想文化交流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大量的西方大众文化形式涌入中国，健美操、迪斯科、交谊舞、卡拉ok、流行歌曲、通俗小说、消遣性报刊、畅销读物、娱乐电影、录像、家庭肥皂剧、流行电视连续剧、现代广告、摇滚乐、流行歌曲、居室装潢、时装表演等具有娱乐功能的文化工业，仿佛一夜之间遍及中国大地，生产出无深度、市场化、媚俗化、形象化、游戏化、机械复制的消费产品，让人们在体验娱乐的同时失去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对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构成了极大威胁。这些正是詹姆逊描述的西方后现代文化的特征，他用来描写和批判这些文化现象的理论也便轻易地随之在中国落定了脚跟。

在文学领域内，当时的中国文学正处于向“后新时期”转型的时期，后现代主义的变体已经萌芽。1985年先锋小说异军突起，一批年轻的先锋派小说家，如刘索拉、徐星、苏童、王朔、格非、孙甘露、余华、马原、洪峰、残雪、叶兆言、吕新、刘恒等，都或多或少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他们怀疑文学的崇高和审美性，进行不同程度的语言实验，玩叙述的游戏，强调写作的表演性和操作性，让能指和所指在作品中相互追逐、碰撞、互融、颠覆，从而消解了文本的深层结构，呈现一系列“二元对立”，使之成为专供批评解构的元文本，因此多具娱乐功能，而少具认知价值。此时期的诗歌创作也旨在打破艺术的雅俗界限，消解深度结构，使用戏拟和反讽手法，使诗歌结构具有破碎性，反映时代的精神分裂症。此外，注重“平民意识”、崇尚“经验的直接性”，表现平民生活，致力于“稗史”的一种新写实小说也应运而生。总起来看，随着文化商品化的冲击，写作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出现了拼凑文学、受委托文学、传媒文学、消费文学和议价文学，这些都是“表征危机”和“后工业文化”的症状，[4]亟待一种理论来予以分析和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在中国恰逢其时。如李欧梵所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各种潮流的汇聚，其中有历史、民族国家、现代性等，要描述和表现它们，中国学者必然会选择后现代文化理论。何况中国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进入所谓的全球系统，而适合于描述这一现状的就只有后现代主义了，“因为后现代标榜的是一种世界‘大杂烩’的状态，各种现象平平地摆放在这里，其整个空间的构想又是全球性的”。[5]

詹姆逊在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还不仅是其理论自身和中国的现状所使然，也由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密切关注。他撰文评论茅盾、老舍、鲁迅的作品，希望能充实自己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解。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并不是非常准确的，因而从反面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6]，他把第三世界文化置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之中，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7]他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药》都是典型的民族寓言。詹姆逊主张在研究文化现象时用一种文化来反观另一种文化，因此“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是他后现代理论的一部分，甚至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一个（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者脑中必不可少的‘认识映象’和手中的历史地图册”[8]，以帮助他全面认识和反映后现代社会。

詹姆逊从第一世界内部对其霸权进行了批判，对受压迫的第三世界文化表示同情，肯定了第三世界文学文本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赢得了许多中国学者的好感，可以说有一批中国学者就是在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论的启发之下走上了后殖民批评的道路的，如张颐武、王一川、张法等人。他们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批判，聚焦于近现代以来的西化殖民倾向，对中国文化进行“去殖民化”的批评，同时试图建构一种本质上与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民族性的语言文化文本，[9]寻找民族性（地域性、汉语独特的句法结构和修辞策略等）和本土性。张法、张颐武、王一川都提出要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的中华性。[10]他们积极倡导詹氏提出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注重文学的本土特点和独特传统，给各种带本土性的文学以生存的权利。他们希望从“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开始发掘，创造本土性理论，在国际理论界中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11]他们提倡“第三世界”把自己的文本视为一个“民族”生存的寓言，并积极地将“民族寓言”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中。[12]乐黛云对“第三世界文化”的提出也持乐观态度，认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同于过去封闭的‘文化本位’或单纯的‘本土文化’”，是对“过去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二元对立模式的颠覆与重构，它本身就是作为新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的”。[13]

但是，即使对像詹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是全盘接受的。他们的敏锐意识和批评实践使他们能够看到西方理论（包括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局限性。比如，一些学者认为张颐武等人的本土性、中华性源于詹姆逊的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立场，是民族主义的，与真正的后殖民批评相悖，因此予以批判。[14]郑敏先生指出，詹姆逊强调民族主义“对于本世纪饱经忧患的知识分子有一定煽动力”，很容易激起他们狭隘的民族情绪，导致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排斥，妨碍中国文化的正常发展。[15]韩毓海也指出詹姆逊提出“第三世界文化”及其民族寓言的企图是要为生活在后现代文化政治中的人们制造出一个用来认识自我的“他者”，一个“认识映象”。如此看来，詹氏的文本与被赛义德批判的“东方主义”没有什么两样。罗钢认为詹姆逊并没有摆脱白人中心主义的偏见，仍然把第三世界当作一个“他者”来看待，[16]因此他和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并未把该文收录其中，相反却收录了艾贾兹·阿赫默德对该文进行后殖民批判的《詹姆逊的他性修辞和“民族寓言”》。李世涛指出，不能照搬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批评的结论，因为语境不同，如果不适当地强调文化“民族性”就会脱离中国的实际，有可能掩盖民族文化内部的矛盾。[17]黄应全认为，詹氏的“第三世界文化”是个虚构的概念，“民族寓言”本身也不是对第三世界文学所作的如实描述，而是“西方文论最新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最新发展相互融合的产物”，是他发明出来强加给第三世界的，他的“第三世界文学”不过是“西方文学”的一个‘镜像’，“只不过是西方文学自身的投影而已”。[18]这些批判无疑是有道理的，詹姆逊在后来有关全球化和第三世界文化的论述中修改了这一说法。

20世纪90年代后期，詹姆逊的著作陆续在中国出版，研究詹姆逊学术思想的文章、硕士和博士论文日益增多，论述他学术思想的专著或专章探讨相继问世，他来华讲学或参加中国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活动更加频繁。然而，无论他后来在国际文坛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无论他后来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和全球化批判多么重要，无论他后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发展到何等高度，他在理论上的“千里之行”都不可否认地“始于”北大演讲的“足下”，如果没有那时播下的种子，也许不会有后来的丰实的理论之果。

参考文献：

[1]这是詹姆逊1983年以《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为题所作的演讲，该文1984年经修改扩充以《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为题发表。

[2]笔者曾采访过在中国的后现代研究领域硕果累累的王宁教授，他表示当年虽然未曾有幸亲耳聆听詹姆逊的讲座，但读过《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之后，他才感到了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性，于是1987年开始翻译佛克马、伯斯顿主编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并且开始进行自己的后现代主义研究。

[3]王宁，《超越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

[4]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变体，参看王宁，“the mapping of chinese postmodernity”, in boundary 2, 24.3 (fall), 1997: 19-40，《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学》，载《当代电影》，1990（6）：4-19；《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变体》，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1）：71-85；《中国诗歌中的后现代性》。

[5]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载《文学评论》，1999（5）。

[6]这是作者在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已故的同事罗伯特·艾略特举行的第三次纪念会上的讲演稿。1989年由张京媛译出发表在《当代电影》第6期上。

[7]同上，234－235。

[8]韩毓海，《詹姆逊的企图———评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及“第三世界”文化理论》，载《上海文学》，1993（11）。

[9]“汉语文学与中华文学专号”，《文艺争鸣》，1992（4）；及张颐武，《在边缘处追寻———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等文。

[10]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载《文艺争鸣》，1994（2）。

[11]参看张颐武，《第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学》，载《文艺争鸣》，1990（1）；《第三世界文化：新的起点》，载《读书》，1990（6）。

[12]张颐武，《反寓言艺术：中国的选择》，载《美苑》，1996（1）。

[13]乐黛云，《第三世界文化的提出及其前景》，载《电影艺术》，1991（1）。

[14]参见赵稀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载《文艺争鸣》，2000（5）；陶东风，《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迷误》，载《文艺报》，1999-03-11；李夫生，《我国后殖民批评中的几个理论迷误》，载《文艺报》，1999-07-31。

[15]郑敏，《从对抗到多元》，载《外国文学评论》，1993（4）。

[16]罗钢，《关于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理论的若干问题》，载《文艺研究》，1997（3）。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7)

作为与“现代”相对立的概念，“后现代”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一位英国画家曾用“后现代绘画”来指称他认为比法国印象主义绘画更前卫的绘画作品。20世纪30、40年代，“后现代”概念常被使用于建筑学领域，以表示不同于传统的新型建筑风格。二战以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第一次用“后现代http://”指代一种现代时期的转型期。至20世纪60、70年代以后，欧美文学理论家哈桑、詹姆逊、利奥塔、哈贝马斯等人开始将“后现代”概念引入学术讨论的范围，文艺理论界逐渐形成了一种迥异于传统的“后现代话语”。而伴随着利奥塔、哈贝马斯等人关于究竟该如何解说“后现代理论”而掀起的学术界争论，“后现代话语”、“后现代”概念迅速风靡全球，一时间成为世界范围内各国文艺理论家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对许多国家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源起及在中国的传播

在以詹姆逊为代表的部分文艺理论家看来，一种文学风格的出现相对应的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分别代表了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风格与文化逻辑，以此类推，“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形态，其滋生的土壤是以科技信息为典型标志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亦即詹姆逊所言“多国化的资本主义”时期。以此观点为支撑，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及文学只能出现在有丰厚物质文明的西方国家，并对中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秉持强烈的怀疑态度。然而，中国“后现代主义”研究的著名学者王宁先生指出，尽管无论是从物质经济基础还是从相关的文学文化传统来看，“后现代主义”似乎都不可能出现在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但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世界各国之间的时空界限日益缩小，随着东西方经济交往的逐步加深，东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进而染上了“后现代主义”色彩。中国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欧美“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文学作品的传入与翻译，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学观念方法、文学批评理论、文学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我国五千多年的人文传统的基础上，他们积极接受和消化这一新型的理论，有意识地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运用“后现代理论”意识进行文学创作、进行文学批评，创造了新写实主义小说、先锋文学等“后现代主义的变体”。

二、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出现了比较文学领域最早的学派——“法国学派”。该学派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应该与文学史联系起来，十分注重各国之间的影响，竖起了“影响研究”的大旗。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朗松认为，“影响”不仅仅是文学体裁的选择，更是文学精神的存在，文学精髓的渗透。如果一国文学作品中发生的突变不能用本国的文学传统和作家独创性来解释，那么就可以说这部文学作品受到了他国文学观念或文化思潮的“影响”。简言之，“影响”就是指一国作家在外国作家的作品或外国文学观念、文学思潮中得到某种启示，并模仿和消化其中一些原先自己没有发现的文学因素，进而将它们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当中。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学术界早已得到了广泛认同。现在，我

转贴于 http://

就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角度，通过简单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网络文学和同性恋文学中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对这一文化事实作进一步验证。

（一）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 http://

王宁先生曾在他的《后现代主义：从北美走向世界》一文中指出，无论是先锋派小说还是新写实小说，都不能仅仅看做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简单模仿，而更应看到这些作品中对其“误读—重构—创造”的成分，从而真正理解先锋派作家和新写实主义作家们的文学观念以及他们作品的深刻内涵。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些小说中有多少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重构与创造，而只关注其借鉴“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部分。

可以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容忽视的两大文学流派，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是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流派，甚至也迥异于中国现代文学各大流派，表现出以反传统为中心的各种“叛逆性”特征。

先锋小说是中国大陆出现的最早的具有“后现代主义”思想创作倾向的小说，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所涵有的不确定性，包括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反叛、解构与颠覆，其内容的反中心、反意义，其对历史深度的消解，以及文本中能指与所指的混乱性。这些小说已不再像中国传统小说那样，有一定的中心思想和确定的价值取向，读者读完小说后，往往无法理解它到底说了些什么。这在格非和孙甘露的小说中有较为明显的表现。如格非的《褐色鸟群》和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请女人猜谜》等，在这些小说中，语言文字的能指与所指难以按传统的约定俗成的规则结合起来，致使小说只剩下语言本身，“意义在能指和所指循环往复所造成的表意游戏中被无限期退后”，致使文本呈现出混乱的状态，文本意义得不到确定，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文本中主题、意义的确定性。余华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而余华相当一部分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荒诞性也是先锋派文学的一个重要表征。在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往事与刑罚》、《兄弟》等作品中，他往往以冷漠的笔调表现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荒诞感，用这种荒诞来消解文本的解释深度，既然一切都是荒诞的，那么你就不可能在这种荒诞中找到任何真实的东西，从而使得文本意义流于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