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环境论文篇(1)

1.1循环经济是环境保护发展的根本方向

几十年来,我国环境保护经历了一个由污染物达标排放、废物综合利用、清洁生产全过程控制到推行实施ISO14000质量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些环保措施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不同程度上存有某些明显不足和缺陷。循环经济在思想上,首先强调的是思维的严密逻辑性和事物的彼此相关性,不仅在其体系内部形成了完整的结构形式,而且将环境与经济紧密和巧妙地结合起来。循环经济在品质上,无论在环境技术,还是在经济技术上都明显优于任何一种单一环保措施。(1)清洁生产要求的是尽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而循环经济强调的是将污染物转化为再生资源循环使用,使环境成本达到最低;(2)废物利用是针对污染废物采取的再利用技术,而循环经济提倡的是将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污染物当作产品原料被再合理利用;(3)污染达标排放是环境保护的最低要求,这一标准既不涉及污染物总量控制,也不涉及污染物排放后污染指标的变化反弹,因而是一个被认为不太让人放心的环保指标。而循环经济则是一个优化的完全环保标准。

1.2实现循环经济必须理性经营环保

从环保靠政府转到理性经营环保,环境保护便登上了市场经济的大舞台,而环境保护在其当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这就关系到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就拿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机制看,从社会化投资、专业化建设、市场化经营、规范化管理到规模化发展,无论哪项内容,哪个环节,哪个运行程序,若离开了市场的支持,都难以有所作为。从另一方面看,若离开了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也无法取得成功。可以说,环境保护在政府和市场中间,既要全面接受政府的领导和监督,又要在市场经济中,按照市场法则和客观规律办事。

1.3循环经济即清洁生产

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开采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导致了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并酿成了灾难性环境污染后果。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没有真正的废弃物,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从而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2实施循环经济的必要性

2.1发展循环经济能够使我们在更高的起点上协调经济和环境的发展

环保部门推动循环经济,其目的在于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这不是治标而是治本的办法。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十分重视我国推进循环经济的工作,总书记、主席、总理、曾培炎副总理都对发展循环经济做出了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指明了方向。环保总局将紧密结合十六大精神的学习和贯彻,把发展循环经济贯穿到环境保护工作之中,并作为新时期环保工作的重点。

2.2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手段,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2003年,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7位,13亿人口初步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但是,如何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个问题不但国人关心,世界许多国家也在关注。2002年在南非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上明确指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主要支柱或称之为三个维度:即经济、社会和环境。经济发展创造更多价值,但不仅仅是简单的GDP增长,而是要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环境方面要减少负面影响而且应持续改善,社会要解决充分就业问题。经济发展带来社会两极分化和大量失业,这不只是中国存在的问题,也是世界上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可持续,必须要从这三个维度来解决。发展循环经济能使其实现“三赢”,在不损害环境的前提下促进经济高速增长,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或生产率),发展静脉产业,增加社会就业和社会公平。

2.3循环经济使我国占领新的战略制高点,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人口多,资源有限,经济基础总体上薄弱,技术管理水平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在这种基础上,要实现一个世界上13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实行跨越式发展。用50年或更长时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走常规的发展道路是难以实现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依靠的是大量掠夺其他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国家的资源,来维持少数国家、少数人口的超常规发展。当时无论是资源还是环境条件都是十分充裕,而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市场,依靠国内的资源和环境支撑。我们必须用新的发展模式,必须要超常规地发展。循环经济就是一种新的模式,为我国经济超常规发展提供了可能。目前,国际上已经开展了大量与循环经济有关的研究,如清洁生产、工业生态学或生态工业、生态经济、循环型社会、循环经济、生命周期分析、无碳和少碳能源等等。已有许多著作问世。发达国家大的公司这方面都已经做了探索和研究。如1978年福特汽车公司、戴姆勒奔驰公司即投巨资开发了以氢为能源的燃料电池,已经积累了一系列成熟的技术。尽管由于目前石油资源充足,该项技术还没有大范围推广。但是,我们可以预料的是,当石油资源出现危机、价格高涨的情况下,这项技术就会得到广泛推广,就可以占领世界市场,占领技术高地。我们不能循着发达国家的老路走。虽然GDP增长了,但如果资源和环境出现短缺,经济的脆弱性就表现出来了。发达国家通过大量的海外投资赚取了巨额利润,不是靠资源,而是靠知识。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也不能仅仅依靠出口比较廉价的商品,或靠大量的外资,这只能在一定时期起一定作用,但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

3目前我国循环经济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3.1存在的问题

(1)认识观念滞后。

我国民众的环保意识不强,民间环保组织发展也非常薄弱,不利于环保社会的构建。部分企事业单位、公民尚不能准确、全面地理解循环经济的深刻内涵,表现在一是对循环经济一无所知或是将循环经济误认为污染治理或是停留在环境保护层面,只知其表,不知其义;二是对其重大意义和作用认识不到位。有关循环经济及循环型社会的观念与知识有待于广泛宣传和推广甚至当作一种教育;决策方面由于认识的肤浅,使得循环经济的的工作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探讨和宣传口号上;企业管理方面,产业与产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循环利用,企业内部的“3R”也难以实现。即使一些部门和行业大力推行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推行清洁生产,但都远远没有上升到发展循环经济的层面和政策的高度,没有以循环经济的理念统领经济的全面发展。社会公众方面,公民支持、参与建设的意识也较为淡薄,环境保护意识不容乐观,对循环经济的认识很模糊。对兰州市民的调查中,仅有43.2%的被调查者知晓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生活垃圾回收方式,只有14.6%的居民支持实行家庭生活垃圾收费制。

(2)立法滞后。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立法已经起步,主要体现在两个基本法律,即:2002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200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和200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2009年1月1日起实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但是,我国离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框架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促进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方面,尚未形成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框架。一是没有把绿色城市建设作为立省之本,上升到基本法的高度;二是发展循环经济的综合性法律法规尚未出台;三是具体的具有操作性的专门性的法规缺位,在具体的建设实务方面有不少法律空白,如发展循环经济涉及的财政投入机制、税收管理体制、融资配套体系、法制教育宣传等等方面,都须加强立法。

(3)市场机制欠缺。

用经济手段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是OECD国家采用激励机制保护环境的延伸。由于OECD国家实施了严格的“污染者付费”政策,废旧物资回收和综合利用企业可以得到废物产生者的资金补助。为加大对企业生态建设和环保方面的激励和惩罚力度,在政策方面,用更具实效的经济激励以及其他刺激手段促进企业进行循环经济实践,采用价格、税收、信贷、征费等手段,建立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引导企业自愿发展循环经济。在政策的压力以及对手的压力下,各企业会采用先进的高效率的循环经济技术的同时,也会迫使企业竞争对手采取追踪战术,也采用先进的高效率的循环经济技术,并转变行为方式,以适应竞争带来的压力。

3.2解决对策

实施循环经济与构建环保型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形成一套以市场经济手段为主的经济激励机制,辅以行政手段与社会激励,使循环经济成为企业与社会公民的自觉行为。政府在其中要发挥管理与引导作用,积极推动企业与社会参与共建循环经济与环保型社会。由于环境保护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是环保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发挥作用,政府失灵的时候市场发挥作用,两者的最优结合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最佳手段,而社会激励是对二者必要的补充。三者有机结合,将有助于形成一套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循环经济与环保型社会的推进机制。

参考文献

[1]赵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生策略研究[J].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王辉,郑祥民,刘飞.不同行为主体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努力途径[J].环境保护,2000,(51):54-60.

经济与环境论文篇(2)

生态环境，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虽然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在含义上十分相近，但两者并不等同，自然环境的外延比较广，各种天然因素的总体都可以说是自然环境，但只有具有一定生态关系构成的系统整体才能称为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自然环境的一种，二者具有被包含关系。将生态环境这一自然科学的概念引入金融领域，与金融这个社会科学的概念相结合，便产生了具有崭新内涵的金融生态环境这个概念。

从理论上讲，金融生态环境是个仿生概念，是借用生态学上的提法对金融环境进行的描述，通常指金融运行的一系列环境要素。广义上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宏观层面的金融环境，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主要强调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狭义上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社会诚信状况、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的发展状况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则是指某一个区域内的金融生态环境，即某一区域范围内金融运行所涉及的所有影响因素，其状况的演化与变革是整个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优化的前提和基础。由此，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既包含通常意义上的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也包括整个金融市场得以生成的环境。与通常的金融市场的概念相比较，金融生态环境更强调金融系统与所处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以及协调发展。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从生态角度看金融发展问题，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观念的体现。

二、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良好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地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对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同样重要。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提出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必然的要求。

（一）促进地区经济与金融和谐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我国金融生态环境本身基础差，起点低，加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观念下遗留的弊病，各地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尚远不能满足该地市场经济环境下金融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有些企业利用破产法的不完善，以破产逃避还债，导致银行内大量坏账的产生；由于没有完善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及其相应的管理系统，银行在通过借款人信用对贷款风险作合理评估方面还有很多困难；由于会计、审计、信息披露等标准不高，“骗贷”现象依旧屡禁不止；相关的中介行业的专业水平普遍不高，容易被买通作假。所以，为了促进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达到金融与经济环境的和谐发展。

（二）适应新形势下对内、对外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各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各地区吸引外资的手段基本一致，即通过优惠政策（主要是税收和土地两个方面）鼓励外资到本地进行投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这种在所得税、土地等生产要素上，对内资、外资有不同待遇的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差异的继续存在将对本国以及本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利，对国家和本地区的税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经过这二十年的发展，国内可利用的资金总量也达到了相当水平。因此，下一阶段的发展就应该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扩大对内开放，逐步实现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内的内外资优惠政策体系的并轨，逐步把外资的激励机制由优惠政策转变到公平竞争的软环境上来。而建设公平竞争的软环境的关键之一就是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三）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反馈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不仅能促进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金融核心作用的发挥能够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又会推动对区域金融的发展，从而形成两者良性互动的正反馈机制。因此，应该采取措施，不断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实践证明，一个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必然吸引资金。地方政府要想吸引资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把加强和改善本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

三、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

（一）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实力

加快本地区经济市场化进程，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努力培育本地区的市场经济氛围，不断改善经济运行环境。加快地区经济结构调整，要根据国家宏观调控要求和地区经济发展优势，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切实加强和支持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使地区经济真正实现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积极深化本地区企业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完善公司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健全财务会计制度，规范财务报表行为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进而提高企业赢利能力，从根本上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

（二）健全地区社会信用基础

健全维护金融债权的法律和执法体系，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和规范交易主体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体系，在立法上要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特别是在企业合并、分立、中止等过程中，要突出和强化银行权益，切实保证债权人权利。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信用征信和评价体系，各级有关部门要充分整合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建立以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的信用评价机构，制定出统一的信用体系、规范标准和查询体系，提高信用数据的开放共享程度，使信用度真正成为银行在考察贷款申请者时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重塑“诚实守信”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把强化信用意识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加强全民信用教育，强化道德约束，提高民族信用水平和信用素质。

（三）加快地区金融市场建设

要发展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构建多类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利用地区经济发展优势，借助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树立区域金融机构的优势；规范发展社会中介服务机构，要提升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和诚信水平；要从政策上鼓励和扶持与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专业化的中介机构的发展，培植一批诚信水平高的有代表性的专业化中介机构，形成良好的中介行业道德风范；要继续提高审计、会计、信息披露等标准，在向高水平国际标准看齐的同时，结合我国自身行业和企业制度特点，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标准的审计、会计、信息披露标准；同时还需要在标准的执行方面进一步改进，努力保证审计会计准则不论在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中都得以真正严格执行。

在建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过程中，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认识到资金按市场原则流动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发展形势下的客观必然性，高度重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对增加信贷投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把争取金融支持的重点放在主动地、超前性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上。地方政府应重视商业银行在内部评级中对本地区的看法，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自己的评级等级，以此争取商业银行在资金调度、信贷授权等方面对自己给予支持。同时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行政务公开，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规范政府服务收费，取消不合法的收费项目，合并或取消重复设置的收费项目，进一步简化抵押、评估费用和手续，降低企业经营和信贷成本。

参考文献：

1、徐亚军.优化区域生态环境的思考[J].上海金融,2006(6).

经济与环境论文篇(3)

关键词：农村经济 生态 对策

海南省的生态环境全国一流，世界闻名。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海南最具价值的物质资源。保护好生态环境，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越来越成为海南人民的共识。这种共识，随着建省以来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形成、深化。从建省之初提出工、农、贸、旅并举的发展举措，到上世纪末相继出台的“一省两地”产业发展战略和建设生态省的重大决策，再到2010年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人们日益清晰地认识到，海南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热带海岛生态这一优势资源。开发利用生态资源，首先要保护好生态资源，实现生态资源的可持续。然而，由于发展经济、追求富裕的愿望在不断蚀食和淡化着人们的生态意识，甚至冲昏人们的头脑，自觉不自觉地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在海南仍然非常普遍，非常严重。尽管近年来海南加大了环境保护力度，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生态保护法规措施，但海南的生态保护形势并不乐观，严重威胁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因素长期存在，保护生态的任务十分艰巨。

一、海南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破坏状况

海南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比较其它经济发达省份，现代工业企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显著。不过，农业（农村、农垦）生产、旅游开发和房地产扩张等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却有增无减，其中，来自农业生产的破坏范围广，危害大，不容忽视。就破坏范围而言，农村散布全岛各个角落，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所及，既包括农村周边生态环境，也包括生态保持区，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就破坏程度而言，目前海南和全国一样，所面临的一共性问题，如生态林地损毁、生活垃圾和化肥农药污染等，一个都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生态环境呈缓慢退化之势。对于诸多咄咄逼人的危害生态安全因素，遏制的力量显得十分薄弱，对于已遭受摧毁的生态环境，促进其恢复的力度不够。

（一）农作物违规和无序种植对生态的损毁极其严重

只要深入海南各地调研，亲眼所见，就不难发现绝大部分生态区都已被或正被农业种植所蚕食、分割、截断孤立，完好无损、绵延完整的生态在海南已极为罕见。几乎所有农村周边小山丘上的原生态植被都已被剔光，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经济林、农作物。高大一点的山岭，也多数逃不过被围剔的命运，只剩下顶峰、沟壑里一小块所谓的生态林，如琼海市官塘区的白石岭、万宁市礼纪镇的西岭等，在这些地方，山上山下，处处是槟榔，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已不复存在。在有名的呀喏哒热带雨林景区，实际上除山壑里还保留着原生态植物外，整个景区的山坡都已被荔枝园、龙眼园等果园团团包围。即使是七仙岭、五指山、吊罗山、黎母山等自然保护区，也被农业种植片片蚕食，层层分割，面积委缩、功能退化，动植物多样性不断减少，一些以往常见野生动植物濒临绝种。

海南农作物违规、无序种植在上世纪末达到高峰，有些地方因此而把生态推向灭绝的边缘。种植的作物种类繁多，包括橡胶、槟榔、橙桔、菠萝等，当时尤以槟榔种植最为疯狂。由于农民认为槟榔的经济前景较好，在东南部和中部地区曾一度出现家家户户种槟榔，到处垦荒种槟榔的景象。本世纪初，违规、无序种植的势头受到初步遏制。2005年，海南林业局提出“25°坡度以上种黄金都不行”的口号，下决心保护日趋脆弱的生态。但整体破坏格局已经形成，或明或暗的持续破坏行为仍然发生，恢复措施乏力。

（二）农业养殖和农药化肥造成的污染逐年加剧

农业养殖是生态环境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在海南，近海水产养殖、陆地养殖、山区养殖等各种农业养殖并存。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水产品，禽畜产品需求量不断增加，养殖的量和面也呈逐年快速扩大的趋势。农村养殖几乎均无排污设备，每个养殖场都是一个排污户，生产的污水污物直接向外排放，注入小沟溪流，流进江河湖海。小户小排，大户大排，污染日积月累。农业养殖不仅是重要的污染源，而且也是导致毁林损地的一大要素。养殖所到之处，红树林、海防林、湿地等生态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甚至完全被毁。万宁市神州半岛风豪港湾原有的一大片葱翠美丽的红树林，就因水产养殖扩增而渐被砍光。

农药化肥是生态环境的另一污染源。跟全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如今海南农业生产几乎是无作物不施化肥，无瓜菜不撒农药。由于农药化肥用量极大，残留物多，时间持续，加之用法不够科学，使用效率不高等原因，其污染范围之广，危害之大，非常惊人。农业养殖和农药化肥造成的污染逐年加剧，在海南各地乡村的田间地头，土质变差，水变浊变臭。昔日田沟小溪清澈见底、鱼儿穿梭的景象已难觅踪影。

（三）农村生活垃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加重

在全省范围内，不论城乡，生活垃圾的处理都是个大难题。然而，与城市相比，农村生活垃圾更难应付。城市有专门垃圾收集、运送和处理设施，而绝大多数农村却没有，且农村范围广，地区分散，垃圾不易收集和处置。虽然目前海南文明生态村数量已过万，约占全省农村总数的一半，乡村公路、电视网络等基础设施有很大改善，但在生活垃圾处理以及排污系统建设方面进展极为缓慢。在农村，生活污水横溢现象依然普遍，日用废旧物品、塑料袋、建筑废料等垃圾往往是被随意抛扔，随处可见，阻塞河沟，污染田地，妨碍观瞻，到了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四）多数乡镇企业高耗低效治污无力直接危害环境

海南是工业落后地区，乡镇企业不发达，与其它沿海发达城市相比，乡镇企业污染环境的现象不突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生态的不利影响可以忽略。2010年，海南乡镇企业经济单位已愈5万多户，其生产活动无疑与生态安全戚戚相关。海南的乡镇企业大多规模小，实力单薄，科技水平低，技术设备落后，高耗低效，对治污往往有心无力。其生产过程所产生废气废烟、污水毒物甚至没有经过简单的处理，就直接排放到环境中去，成为生态杀手。在调查中容易发现，乡镇企业多的地方，环境污染总是相对较为严重。

二、促进海南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当前，海南正加快建设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的步伐，这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热带现代农业发展，无疑需要更多的耕种土地供给，更多的化肥农药和扶助设施，从而对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构成新的威胁。与此同时，热带现代农业是高科技的优质高效的农业，讲求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和节能环保，因而也有利于促进环境的改善。海南应紧紧抓住文明生态村和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建设的机遇，采取有力措施，战胜挑战，努力促进农村经济和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深入研究，制定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

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充分摸清海南生态环境状况的基础上，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透彻分析生态环境现状，准确评估生态环境安全及影响因素，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目标，提出科学可行的实行和保障措施。

特别是要严格划定生态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缓冲区范围，划分不可开发区、可开发区。在保护区和缓冲区内，坚决禁止农业、工业、旅游及房地产开发，尽可能杜绝外来因素的干扰和危害。要注意不同生态功能区的整合，避免人割断森林、海洋、渔业、生物、河流、湿地等自然要素的整体生态功能。

（二）建立健全生态保护法规，实施更为严格的生态保护标准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确立“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和“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须根据形势需要，在现有《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海南经济特区限制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等条例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一部内容全面的环保标准更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以及制定和完善有关生态保护区管理、农村水源土壤污染防治等方面法规。

（三）加强生态环境监控，加大对破坏生态行为的惩处力度

建立海陆空立体监控体系，采用卫星传感、水质测验等科技监测与人工实地察看相结合，职能部门专业监督与社会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办法，既重视临近地区和敏感地区的监控，也不疏漏边远偏僻地区的监控，实现环境监控全省实时覆盖。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实行生态环境监控问责制。对危害环境的行为不闻不问或监管理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要严厉查处。

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及时依法从严处理，对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采取科学果断措施尽快恢复被毁自然生态。对保护区内种植的农作物，采取政府补偿、奖励和农村自愿的办法，坚决予以推毁。恢复生态，切不可用人工种植公益林的方法，人为干预生态区植物的生长，破坏生态的多样性。海南雨水阳光充足，空气滋润，只要不人为破坏，生态恢复相对较快。

（四）实行严格的生态保护责任制，积极推动绿色发展

切实将绿色发展成绩作为领导考核的重要内容，从体制机制上激励领导干部不断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努力推动节能增效，积极倡导绿色消费，采取有力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对于那些只顾眼前利益，急于出政绩，保护生态环境不得力，甚至放纵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领导干部，要严肃追究其责任。

（五）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在农村深入持久地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使农村群众充分认识保护生态的意义和重要性，掌握生态环保的基础知识。引导农民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爱护生态环境的活动，培养讲究卫生、分类处置垃圾、减少排污、节约能源资源等良好的生产和生活习惯。特别要重视加强对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从小培养生态意识和环保理念，培养保护生态的行为习惯。

继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加强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疏通河道水渠，修建排水道排污沟、污水处理厂、净化沼气池、垃圾处理场等。有条件的修建乡村公园，绿化美化乡村内外环境。

（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推进绿色农业快速发展

加快科技推广，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以农业科技为支撑，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全力推进绿色农业快速发展。通过绿色生产有效控制化肥、农药等人工合成化合物施用，减少环境污染，促进节约资源能源，增强农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资金项目：本文为海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海南省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研究》的成果。

经济与环境论文篇(4)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含理论经济学、技巧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含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区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抵触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辨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

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供给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经济与环境论文篇(5)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可以简称为“六论”，指引着中国环保事业的不断发展。所谓“六论”即发展论、国策论、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生态文明论。

 

一、发展论

 

发展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华民族具有特别强烈的发展愿望，因为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和未来生存挑战都极大地强化着全社会的发展意识。发展，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任务，要发展就不能不重视环境问题。当前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问题仍很突出，需要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条件，实现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二、国策论

 

改革开放不久，国家就把环境保护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国策。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确定将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战略高度上确定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三、避免论

 

力避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1984年到1988年，是我国环保工作实现重要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邓小平的话一言九鼎，他说：“如果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3月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坚定地表示：中国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给子孙后代留一片青山绿水。无论从资源供给能力与发展成本、国际环境约束，还是从污染现状和趋势、公众健康和建设和谐社会看，中国都没有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这条发展经济的资本和条件，也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路子。

 

四、统筹论

 

2002年十六大报告把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写入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早在1996年江泽民就斩钉截铁地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997年中共中央把每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使环境保护的地位空前提高。1999年又改称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此时，中央高层已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来统筹考虑了。2005年，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经济增长要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党和国家已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作为一项重大的环境保护战略思想和原则固定下来的标志。

 

五、全面参与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在国际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联合国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同美国、日本、加拿大等40多个国际机构和国家，开展了广泛的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交流。2006年6月发表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显示，中国已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并积极履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发展中的大国，国家整体上仍没完成工业化，经济建设面临的环境、资源、人口增长以及能源的压力巨大，节能减排任务异常艰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因素。为此，中国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环境责任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相一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来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参与原则，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在环境保护中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有效缓解了环境问题方面的国际压力，从而树立起了在全球环境保护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六、生态文明论

 

生态文明既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也涉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当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时，我国将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将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这就是说，生态文明已经上升为执政党的治国理念，生态文明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把生态文明作为新的社会价值基础，把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全面解决环境与发展矛盾冲突的总战略。生态文明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以“六论”为标志的这个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中，“发展论”是指导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根本思想，因为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只有靠发展来解决环境问题。“国策论”是国家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定位，“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是“国策论”的扩展。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面对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代价付出过大的问题，就今后中国环境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作为指导思想，标志着国家对“发展论”和“国策论”认识的深化，“生态文明论”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六论”以“发展论”为核心，以“国策论”为基本，以“生态文明论”为未来导向，形成一个互为补充面向未来的指导中国环境保护的思想体系框架。有这个思想体系做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才有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上述六个方面的思想已经日益影响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在中国特色环保思想指引下，全民环境意识已经显著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环境形势仍然异常严峻，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仍没有得到全面遏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式有待更好协调，有些部门有些单位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局面还有待改观。总之，中国特色环境保护的思想和道路仍需进一步探索。

经济与环境论文篇(6)

关键词：区域物流；软环境；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251 文献标识码：A

作为服务业的重要分支，物流业是一个集协调性、复合性和整合性于一身的产业［1］，直接服务于钢铁、石化、汽车、船舶、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业、纺织、轻工、电子信息等产业。虽然物流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处于动脉地位，然而位于不同经济区域中的物流环境是不一样的。经济区域中的物流简称为区域物流，“是在一定的区域地理环境中，以大中型城市为中心，以区域经济规模和范围为基础，结合物流辐射的有效范围，将区域内外的各类物资从供应地向目的地进行有效的实体流动”［2］。区域物流以服务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为宗旨，是实现区域内物流、跨区域物流和国际物流的有效运作的有力保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区域物流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资源表明物流能力每增长1%，区域经济的GDP将增长22%［3］。因此，作为国家10大调整与振兴规划的产业之一，当前物流业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具有战略意义。

区域物流与区域发展政策等软环境因素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硬环境的支持，更需要软环境的保驾护航。在区域物流硬环境发展已获得普遍重视的今天，从系统的角度研究区域物流软环境资源的整合配置利用等，将成为未来区域物流的研究趋势，如研究如何协同政府、经济组织、企业在区域物流中的活动，以达到经济社会的协调有效发展。基于区域物流业软环境的战略建构机制，本文从理论上对物流产业的宏观经济环境进行解构，综合考虑制度环境中政府与市场协同机制，并提出区域物流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物流软环境的研究综述

软环境是一个与硬环境相对的概念，前者具有更强的物质性，如地理条件、资源状况、基础设施等；后者具有更强的精神性，强调作用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意识形态那部分因素，这部分因素集中体现在机制上，如思想观念、文化氛围、政策法规及政府行政能力水平和态度等。软环境是一个极具中国背景情境依赖性的名词［4］，由于国情不同，国外学者通常以“企业外部环境”、“企业生态系统”或“企业社会资本”进行替代。在一些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中，制度的稳定性较强，表现出相对显性、甚至是刚性，制度类的环境因素通常被排除在软环境之外。目前，尽管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概念，然而中国学者普遍赞同软环境是“社会生产实践与交往活动中创造并反映出的制度上和精神上的总和”［5］。

软环境具有以下特征：（1）人为特征。软环境的相对隐形使其易受人为因素干扰，从而难以进行量化研究。（2）系统性。软环境之所以称为环境，必然是一个系统，是一个要素间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有机统一体；软环境一般应包括法制环境、行政环境、人文环境、服务环境等子系统，但不同主体的软环境子系统又不尽相同。（3）发展渐进性。软环境的评价指标通常属于“慢指标”，软环境的发展是渐进的，需要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4）边际贡献递增性［6］。硬环境开发效益的发挥与回收成本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硬环境通常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而软环境建设虽然历经的时间长以及开发的难度大，然而一旦形成良性循环，则会产生示范效应和巨大的吸引力，形成长效性。（5）单向循环性。软环境通常按自身规律进行演变，一旦形成则往往会单向强化，最终要么良性循环，要么恶性循环。

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软环境的竞争，作为重要的生产力之一，软环境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硬件趋同的一般情况下，软环境是提高竞争力的惟一决定性手段，优良的软环境可以形成优势明显的“洼地”效应，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物流基础设施等硬环境的建设和发展日臻完善，软环境从过去被忽视日益转化为被关注的焦点，逐步成为学者们所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软环境的理论基础

基于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国外学者通常对软环境展开研究。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包括政策、科技、人文环境［7］等，是一个企业与外部环境共生共促的生态系统，这一概念由Moore［8］提出，其内涵涉及区域软环境的各个层面。Baum和Singh认为企业的生存状态，简称为生态位，是企业在资源和能力方面的特征，是企业与环境互动匹配后的状态［9］，企业可通过生态机制使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各要素协调匹配，因此外部环境要素深深影响着企业的战略行为。Berger 等提出“关系型融资”假说，强调中小企业的成长战略与区域服务环境具有很大的关联性［10］，Baron则认为政府规制对于企业的成长路径影响显著［11］。应该说国外学者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研究拓宽了国内软环境的研究视角，并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Granovetter提出经济活动的组织及其行为方式受到社会关系的约束，即经济活动具有社会嵌入性［12］，这一学说发展成为社会嵌入性理论。Zukin和Dimaggio［13］补充了嵌入性理论，认为经济行为还受到心理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嵌入性理论阐述了经济活动对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依赖，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构成了企业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企业组织被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外界各社会因素具有一定的联系，需要以一定的手段来解决企业这一系统与外界的协调与配合，企业应主动加强社会根植性，丰富企业的社会资本，事实上就此而言，嵌入性理论的企业社会资本学说的观点与企业战略理论是不谋而合的。国内外学者，如Bourdieu［14］、高静美和郭劲光［15］等，均基于企业社会资本的角度，强调了软环境对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建立了系统的社会分工制度理论体系，现代分工理论给予人们三点启示：一是社会分工将不断演进；二是制度创新将促进社会分工；三是社会分工的不断演进需要能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创新［16］。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从另一路径为软环境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其核心观点认为所有实际资源的使用都会产生交易成本，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制度安排将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制度演变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17］。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交易的总成本由固定交易成本及变动交易成本构成，固定交易成本则与软环境有关，受到正式制度的安排及非正式制度的影响，由正式制度安排所不能解决的诸多问题, 如公平问题、信用问题、道德风险、机会主义行为等在交易中易导致的问题，需要非正式制度，如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取向等手段来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降低交易成本需从软环境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方面综合治理，惟其如此才能行之有效。

（二）物流软环境的实证研究

国内学者较少系统地展开物流软环境的实证研究，较有影响力的相关研究有张方、刘丙午分析了珠三角物流业软环境研究的现状，并结合现代物流的特点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对珠三角地区现代物流软环境进行了实证研究，旨在创造良好的适应国际物流发展要求的政策环境［18］；李晓娜、韩增林等则运用层次分析法，将东北经济区发展现代物流业的软环境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进行比较，并针对东北经济区存在的差距，提出改善和发展东北经济区现代物流业软环境的对策［19］；周明、高杰从区域物流和区域物流系统理论入手，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了全国具有代表性的12 个城市的区域物流环境条件，并据此提出中西部地区发展区域物流的战略方向［20］。此外，肖军、单圣涤针对长株潭现代物流中心软环境的构建，提出了政策、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战略构想［21］。以上研究者均提出了有助于区域物流持续发展的政策策略，有的学者也对物流软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展开了研究，但其测度指标体系尚未得到细化。

（三）物流软环境的研究评述

目前，欧美和日本等国的物流软环境研究领域，比较侧重于微观的企业层面，由于经济体制的差异，国内的物流软环境研究则对于宏观层面的问题较为关注。纵观国内现有的物流软环境研究文献，已有诸多学者基于各自的知识层面对物流的政治环境，如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等，经济环境，如经营环境、服务环境等，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等展开探讨。可以认为基于各知识层面的物流软环境研究已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枝蔓，但大多数研究者对于物流软环境各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各变量与物流软环境间的耦合关系等问题尚缺乏考量。物流软环境的多元性，即组织、规则、意识形态等综合因素的交互作用机制，决定了物流软环境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今后物流软环境的研究方向，应当从宏观层面思考物流资源的整合配置问题，如研究如何协同政府、物流企业和其他机构组织在物流活动过程中的表现，达到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由于国内文献普遍偏重从理论视角分析物流软环境，以定量分析为主的实证性研究明显不足。现有的物流软环境研究，其研究方法较为简单，尚处于定性分析阶段，大多缺乏实证分析数据。物流软环境研究应用价值的提高，尚有赖于强化区域物流软环境综合治理方面的探索，如区域物流软环境的政策机制、法律机制、金融机制、保险机制和文化机制等的嵌入战略分析。为了发现物流软环境系统的运行规律，其研究前提是深化和细化物流软环境的衡量与评价模型，今后的研究路径应更注重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如可在某个区域范围内展开市场调查并采集调查数据，进行数据整理、分析和挖掘，以此构建区域物流软环境系统指标体系。

二、区域物流软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区域物流软环境系统的关键构成要素

软环境系统的关键构成要素对于相关实证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缺乏实证的计量或测度，将难以厘清软环境具体构成因素对总体效果的影响程度，然而要获得科学客观的区域物流软环境系统的关键构成要素却并非易事。在沿袭、借鉴其他经济领域软环境的研究基础上，笔者首先通过业界专家访谈的形式，完成物流软环境评价指标的理论遴选。为建立动态软环境观测手段与方法，本文综合国内多个理论专家的已存研究成果和业界专家的访谈结果，认为区域物流软环境应包括以下五大关键构成要素。

1．政策环境。政策环境是指区域各级政府的管理体制、管理理念、工作作风、政府与物流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在物流市场中的角色扮演，即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是政府为实现区域物流的高效运行与健康发展而制定的公共政策以及对物流活动的干预行为。物流业政策体系是国家或地方围绕物流业发展目标而制定的，一整套有关物流业发展、结构、技术、组织、布局等的一系列政策组合。因此，作为物流经济运行的基本保障，物流政策在宏观上对于物流产业发展具有规范、引导、激励和约束的效用。具体而言，物流政策应当包括由政府部门根据区域内物流运行状况提出的，各种增加或减少市场主体利益的系列措施、规划、计划、标准等。对于物流企业的创业与运营影响较大的政策有市场准入政策、金融政策、管制政策等，物流政策具有行政性和公共物品的属性，良好的物流政策环境一方面可减少或降低物流的外部不经济，譬如治理物流污染、超载行为等；另一方面，物流政策还可以扶持、促进和指导物流产业的良性发展，如加快物流标准化的建设，提高社会物流效率等。

2．法制环境。物流法制环境是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影响区域物流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物流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促进物流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物流业的持续发展必然以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为依托和动力，实现现代物流法律体系化是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物流法制环境既包括立法环境和执法环境，当前涉及物流的法律法规非常宽泛，一方面是因为物流系统处于转轨时期的复杂经济系统中，另一方是由于物流活动的特性决定的，物流活动涉及运输、仓储、采购、配送、搬运、流通加工和物流信息等各个方面，涉及法律、法规、规章等不同层次的立法。目前，我国尚不具备一部统一的《物流法》，现行的物流法律法规散见于各层面的法律规制中，主要由五部分构成：一是物流市场的准入规则；二是物流作业的技术规范；三是搬运配送环节的法律规范；四是包装环节的法律规范；五是仓储和流通加工环节的法律法规；六是行业标准规范［22］。区域政府可根据国家法律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立法，但立法权较小，因此执法权在当前状态下对于区域物流的法制环境具有更为实质性的影响。

3．经营环境 。区域物流的经营环境是直接影响物流企业的软环境之一，而经营环境主要包括市场需求环境、经营的税费负担和诚信环境等因素。物流业具有整个区域经济市场中的重要连贯功能，在经济活动中犹如静脉和动脉系统。物流的需求环境对物流产业发展影响较大，但目前我国企业仍处于粗放扩张阶段，企业物流的发展极大程度上受到了这种高投入、高积累、高消耗带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23］，因此对于物流的需求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目前，国内物流业所面临的畸高的经营成本也广受诟病，由于经营成本较高，物流业的利润率逐年下滑，企业除了要面临油价、路桥费等刚性成本，还要承受人力、土地等成本，以及高额的税负。此外，道德信用环境，即企业间、企业与个人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与商业道德环境是否符合基本伦理的规范化观念，也是构成区域物流经营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4．服务环境。在物流业的一体化运作过程中，只有当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合理流动且良性循环，才能带动整个物流业有序和有效发展。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良性循环必然需要金融、保险和信息等服务，否则将无法建立真正的现代物流产业。首先，物流金融能提升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经营利润和服务能力，物流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通过金融产品有效地组织和调剂物流领域中的货币资金，为企业提高物流服务的增值性［24］。其次，物流与保险的结合是经济发展环境变化的必然产物，是物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因此物流保险也作为物流业的服务要素之一，为物流业务的运作承担保驾护航的责任。第三，标准化也是保障物流业规范发展的软性技术之一，如物流信息系统的代码、文件格式、接口标准，以及物流操作规程标准等，既有助于促进物流业的规范发展，又有益于物流运作效率和效益的提高［25］。第四，政务环境作为政府各级机构组织为区域物流经济市场主体提供服务的环境，由服务的质量、服务的效率和服务的态度等方面构成，它虽然不具可传递性，但同样对区域物流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5．人文环境。作为潜在影响区域物流发展的非制度性因素，物流的人文环境是社会、媒体以及个人在实践中孕育而成的，关于物流活动的思想意识、规则制度与价值体系的总和，因此既是物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物流经济发展的条件。具体而言，物流人文环境包括社会环境中发展第三方物流的意识、发展绿色物流的理念、物流企业的创新精神、物流文化的开放性，以及物流文化的教育水平和物流人才的培养状况等。在社会性软环境中，培育现代物流的人文氛围是非常关键的, 良好的物流人文氛围有助于现代物流的道德信用、市场规则和物流创新的发展［26］。另外，物流发展离不开复合型的专业人才，各级院校的物流初、中、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氛围，以及行业或企业自身创立的学习氛围等人文环境，也会间接地影响区域物流软环境的发展。

（二）区域物流软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

软环境的概念是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其主观性难以用客观指标去度量，但这并非是完全无法达到的。物流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当遵循软环境的一般特性，通过挖掘软环境要素的可感知性，以及科学设计论证内容将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软环境的内涵范围较广，几乎可说是包罗万象，适当聚焦其关键性指标，并采取预论证的理论遴选方式，能使研究结果更具有实操性。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设计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同时结合调研与访谈资料，在深入考察目前国内物流产业的运行状态的基础上，本文剔除了部分理论遴选后获得的指标，将五个大类的一级指标概括为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经营环境、服务环境、人文环境，具体分为13个二级指标，并在尽可能保证各层面指标间的独立性的基础上，将二级指标细分为30个三级指标（见表1）。这种构建本着系统性、独立性、相对性和实操性的原则，旨在建立一个对区域物流软环境精确测评的模型，为进一步研究物流软环境系统的运行规律，以及提出物流政策、物流法律、经营环境、服务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系统优化提供依据。

三、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区域物流经济发展的中国情境特征，结合调研与访谈资料，构建了区域物流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阐述了关键要素指标的含义，旨在为建立区域物流软环境的衡量与评价模型奠定基础。为完善本文所构建的物流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后续的研究将基于管理学方法论，拟将某经济区域的物流软环境作为评估对象，分别针对区域内物流业的供方、需方以及物流业的相关方，如政府管理部门、金融机构、保险机构、教育机构等展开大样本实证调查，获取所建构的各级指标权重。未来的研究将对物流软环境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评价，旨在研究经济区域内的物流业软环境的战略建构机制，即特定制度环境下的政府与市场协同机制等，从理论上对物流产业的宏观发展环境进行解构，从而发现这一经济区域内物流产业软环境系统结构要素的权重次序，以此刻画物流产业战略运行机制的理论模型，并进一步为优化区域物流软环境，提出有效的金融机制、保险机制和文化机制等嵌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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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环境论文篇(7)

【关键词】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

一、国外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环境代价评估的发展是以人类社会发展及对环境价值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经济发达国家对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以及环境影响的代价意识较中国早。

新古典经济学派代表马歇尔首次在其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外部性”的具体概念，庇古在其1920年的《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了“外部不经济”的概念与内容，并指出市场机制自身无法消除外部性，应该实行政府干预促使外部性内部化，进一步完善了外部性问题。庇古理论的实质是通过国家的力量促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互持平，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随后帕累托、卡尔多、希克斯、西多夫斯基等人也相继提出了系列性观点，并与庇古形成了外部性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成为环境代价的评估的理论基础。国外早在20世纪初就已开展了环境代价的定量化评估研究和实践，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初美国政府委托相关的研究机构就建设项目带来的环境经济影响开展了定量化的评估和计量工作。并已将由马歇尔、庇古等人形成的一系列外部性理论应用到了水、大气污染代价定量评估中。

自产业革命开始后，由资源开发所带来的不仅是环境污染，而且还有比之更为严重的生态系统损害，这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和关注热点，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在福利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下，发达国家政府提出了要求环境破坏者补偿由此带来的环境代价。在这一背景环境下，对大气、水、土壤的污染损失的评估计量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与之带来的是有关的环境质量与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得以滋长生根。而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又为评估环境的非使用价值或者说是不可直接计量的非使用价值（如存在、选择价值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学界逐渐完善了环境代价的评估体系。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界还开展了重要污染物剂量―反应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以市场价值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环境代价评估方法。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研究在不同层面逐渐开展，挪威、法国等发达国家率先开展将环境资源核算纳入国民核算体系（SNA）的研究工作，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组织力量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工作，制定核算办法。提出进行环境经济核算，建立环境卫星帐户，对国民经济帐户进行调整，把环境数据和经济数据统一起来，在各种案例性研究成果基础上逐步形成有关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的基本框架、原则、概念、方法，并提供了包括SEEA―1993、SEEA―2000、SEEA―2003在内的三个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而作为环境成本核算的核心―――环境代价评估在计算对象的内容上，从微观层次上升到全球系统层次，从环境资源核算扩展环境服务核算，从经济效益核算扩展到人类福利核算。形成了以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为代表的新一代环境代价评估技术。

虽然不同的环境代价评估方法的得到了应用，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多是发达国家针对水资源开发、森林资源开发、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行的估算，研究方面理论方法比较成熟、案例分析较多。而将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代价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这是因为国际上在注重环境代价核算时的这一、二十年来，世界矿产资源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开发一般都没有进行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研究及其政府管制。因此，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在国际上研究成果不多，研究的深度也不够。随着世界各国环境意识的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核算正在成为研究热点。

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控制环境代价的制度问题一般被假设由市场机制所包容，并放在环境与资源框架内分析，缺乏对资源环境空间负外部性的各种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和系统分析，明显不适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监测和量化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二、国内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开发和利用非再生资源，不仅会消耗资源，而且还会带来生态破坏，产生环境损失，国内有学者已开始对资源自身价值和生态环境损失的补偿进行定量研究。雷明围绕资源―经济―环境一体化核算这一主题，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理论，从投入―产出核算出发，提出一套绿色投入―产出核算的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应用问题如绿色GDP核算、绿色税费、资源―能源―经济―环境综合核算进行了深入分析。王广成对此一体化核算体系还进行了实证。这些成果总的来讲仍是理论太强，可操作性太低，而且对矿产资源与环境资产价格的确定、矿产资源和环境资源价值帐户的设置以及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连接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徐篙龄认为中国环境价值损失评估中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对环境经济损失计量的目的和用途没有进一步的认识；以及这种计量缺乏充分而完备的可计算性。同时，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进行环境损失评价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曹凤中对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为了对污染损失的价值进行货币化，一般采用了基于成本的方法如恢复费用法、人力资本法、旅行成本法等评估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失的程度。他认为这样基于成本的方法对支付意愿的估计偏低；二是计算环境污染损失必须确定环境污染程度与健康损害间的剂量―反映关系，但我国却缺乏流行病学的调查资源，因而使环境价值的评估缺乏真实性；三是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因而他主张加强中国环境法律估算的方法学和综合研究。

此外，张金屯、黄广宇、青卫平、张坤民、陈妙江等则从区域或者城市的角度对其环境污染损失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估。这些研究虽然考察了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区域内生态和环境损害，但没有考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价值折耗和补偿问题，更没有考察跨区域的环境损失以及补偿问题，以致没有形成对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环境代价的全面核算。

目前，环境经济学家已开发出了不少对环境损害进行货币化评价的方法，新的文献仍在不断出现，并且其中的一些评估结果已被决策部门作为其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和进行绿色GDP核算的依据。虽然这些环境价值评估方法都根植于传统经济学，但它们又都包含了环境经济学家的创新。在核算环境损害价值的过程中，传统上主要有三种核算技术：即总量假设估算法、结构分析法和综合总量分析法。这一思路虽然有用，但由于它省略了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中间规模层次，无法解决物质稀缺性与经济稀缺性不一致的矛盾，再加之，它存在不能贯彻“穷尽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等问题，因而，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最近有学者还提出了新的环境价值估算思路，目的是对己有研究思路进行完善。新的研究思路主要有由于江涛（1998）从宏观层次上提出的环境价值估算的索洛方程法和赵景柱等人（2004）从利益相关者群体等中观层次提出的环境产品和服务经济价值的评估体系。张云（2007）对非再生资源开发中的资源价值和环境损害价值补偿进行了研究。余振国、冯春涛、赵冉（2007）对煤炭开发的环境代价进行了研究。可以说，我国明确尚没有出现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和核算制度方面的系统、全面、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现有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评述与展望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从国内外环境价值评估的实践看，常用的进行环境损害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基于市场价格来确定环境价值的生产率法、人力资本法（包括改进的人力资本法）、重置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基于替代物的市场价格来衡量没有市场价格的环境物品价值的旅行费用法以及基于假设的市场来衡量环境质量及其变动价值的意愿调查法（CVM）等。虽然这些基本方法对准确评估环境损害价值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基本方法在进行具体评估时需要大量的数据、经费及时间等，因此，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基于上述相关方法衡量的环境损害价值评估的研究成果估计类似环境影响的货币化价值的方法―成果参照法或称转移效益法（（transferbenefit method）在环境价值评估中也被广泛使用，这在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表现的最为明显。

在对我国的资源环境代价进行经济评价的过程中，国内外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计算结果均不全面。如世界银行（1997）在研究我国环境损害经济价值时，都是围绕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进行评估，而没有对生态退化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而且它计算的主要是大气污染的经济损失，而对其他污染基本没有计算。美国东西方中心（1990）在计算中也一直强调由于数据和信息缺乏，其计算结果是高度保守的；二是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外的环境代价核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污染造成损失，而对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价值损害没有综合的予以考虑；三是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和生产力的破坏在研究中占重要地位。但从研究结果看，国内外研究的结果差距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对污染引起早死的经济损失计量方法不同。国外主要采用WTP，而国内则主要采用人力资本法；四是对生态破坏的损失进行了初步测算并且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评估的主要内容又是围绕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害进行的，对生态服务价值或生态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的研究相对较少。如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2000―2002年会同国家测绘局、国家统计局、各省人民政府、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境科学院、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开展的西部和中东部生态环境调查显示，因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西部和中东部分别相当于其GDP的13%、5%～

12%。因此，从己有的研究结果看，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相当于全部GDP的7%～20%。

近一两年，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的学者对1949―2004年间的煤炭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行了核算，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虽然我国针对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有了一些尝试和研究基础，但到目前为止，对于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核算仍处于探索阶段。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大调查项目（编号：12120113006800）；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2 0081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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