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制度论文篇(1)

一、公共选择原理的基本视角

由詹姆斯·布坎南（J.M.Buchanan）和戈登·图洛克（GordonTullock）创立的公共选择学派开辟了“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理性视野，他们将经济学的若干分析范式应用于政治科学、尤其是政治决策方面，提出三条评价政府公共决策水平的原则：（1）选举机制失灵原则：没有一种理想的机制能够将所有的个人偏好综合为社会选择；（2）政府失灵原则：政府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导致相对公平的收入再分配；（3）财政正义原则：正义的财政制度应该是使从个人偏好推导出来的“效率”标准和从外部来源（外部价值尺度）推导出来的“平等”标准想结合的制度，即对个人来说“有效率的财政制度也是公平的，或公平的财政制度也是有效率的”[1].本文首先从政府失灵原则视角考察制度因素对我国现行财政政策和财政风险的影响；其次从财政正义视角分析当前基层财政体制的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非正义现象；最后，从选举机制失灵的视角探讨我国财政制度的演进思路和方向，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财政制度应该遵循由“威权型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体制”进而“民主财政体制”的制度演进方向，其中，选举机制失灵原则对财政制度演进的分析具有总揽的意义。

二、政府失灵视角下的财政政策与财政风险

政府失灵本质上是制度缺失、不均衡和不完善造成的。当前财政政策运用失当和财政风险的不断聚积则是由现行财政制度的不合理安排造成的。具体地讲，由于财政分权、财政预算、收支与担保、转移支付等制度的缺失、不均衡或不完善，不但造成政府财政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片面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政策运用失当，而且也加剧了财政风险的聚积。

（一）、财政政策运用失当的制度性因素

当前，关于财政政策运用失当的讨论中，“积极财政政策”应否“淡出”成了一个热点。相当一部分专家认为积极财政政策运用过度（金人庆，2004；高培勇，2004；吕炜，2003，2004），不仅未能打通储蓄———投资（民间投资）的主渠道，而且使财政支出不断扩张内生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必要条件，积极财政政策短期内难以真正淡出，同时也影响到了经济自主增长能力的有效恢复。表面上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过度是中央政府的事，但地方财政的积极响应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运用导致的最大隐患并非表现在可测度的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以及国债偿债率等显性指标上，而主要表现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扩张性冲动后造成的隐性负债、隐性担保和有负债等难以测度的指标上，根据2002年国家审计署对中西部十个省、市的49个县（市）的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发现截至2001年底，49个县（市）中有37个累计瞒报赤字10.6亿元，为当年决算反映赤字的7.2亿元的147%，累计债务达到163亿元，相当于当年可用财力的2.1倍[2].如果说，积极财政政策运用过度是政府失灵的一个表现，那么，该现象主要是由财政分权制度在制度内的非均衡性以及制度间的非兼容性造成的。财政分权制度在制度内的非均衡性导致：（1）政府与市场的权力边界模糊，使得财政政策的出台或者带有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特征，或者带有长官意志的特征，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延续性和政策施用的范围和限度难免要打折扣；（2）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模糊，导致下级政府热衷于各种扩张性的“准财政活动”，而由此导致的“或有负债”风险却抛给了上级政府，最后风险将倒逼回中央政府；（3）地方政府与相应的立法、司法机构的权力边界模糊[3]，使得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财政预算、支出尤其是预算外收入支出的监督流于形式，缺乏权力制衡和监督制度保障，使得地方政策执行者忽视统筹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维，不关心公共支出的方向、数量和效率，造成了大量的无效投入和浪费，地方财政也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财政分权制度在制度间的非兼容性表现在现行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官员选拔、任用、绩效考核制度与财政分权制度不配套甚至相冲突，使得财政分权仅仅表现为财政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而没有从制度上改变地方官员的决策、考核和监督方式，也就难以避免地方的扩张性政策冲动造成的政府失灵。

（二）财政风险积聚的制度性因素

中国的财政风险主要表现为隐性风险。造成隐性风险积聚的制度性因素主要包括：（1）政府———国企在委托环节上的产权制度配置模糊，导致财政对国企亏损承担“兜底”的作用；（2）财政预算外收支制度缺失，“准财政”活动泛滥而无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债台高筑；（3）政府融资及担保制度的缺失，主要以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国有政策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其他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和社保基金的隐性担保为主要形式[4]，由于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moralhazard）问题，这些隐性担保最终会部分或全部的以显性债务的形式转嫁给担保方———各级政府；（4）信息披露制度的缺失；（5）财政风险预警、规避、评估、监控和准备金制度[5]的缺失；（6）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尤其对中西部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没有形成制度，使得自主经营的中西部县乡财政难以为继；（7）国债发行的规模控制（比如建立相应的规模控制模型）及期限（短期、中期、长期）配置制度不完善；（8）财政支出长期决策机制不完善；（9）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等。总的看来，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制度供给滞后，导致现阶段的财政风险具有隐性和制度外的基本特征，因此，国内外众多专家对当前中国财政风险的量化估计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如：马栓友（2001）运用财政风险矩阵对我国公共部门债务进行估算，指出单国内债务负担率1999年合计以经达72.4%，财政潜在风险已经很大[6]；刘尚希、赵全厚（2002）的估计是2000年中国政府总债务规模占到当年GDP的130.6%，其中或有债务占GDP的比重为65.6%[7]；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PieterButtellier（2001a）估计2000年中国国家总债务规模为125%———183%（未包括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8]；据赵晓估计，中国的“国家综合负债率”至少在70%，已经超过亚洲许多国家和欧盟（60%）、美国（60%）的水平[9]，尽管存在评估的差异，但中国的隐性财政风险已经积聚到很高的水平却是不争的事实，需要政府高度警惕财政风险的积聚，尽早地从制度建设、供给和完善的角度来防范和化解风险，做到未雨绸缪。

三、财政政正义视角下的基层财政体制缺陷分析

基层财政体制的非正义性是通过基层政府行为表现出来的。如今的基层政府对上具有信息优势，对下具有权力优势。他们既不是“民选”政府，也不完全是中央政府在基层的人，其行为只可能服务于他们特殊的集团利益、部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再加上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监督不力，失去约束的基层政府难免会运用手中的行政、财政和暴力权能大肆“与民争利”，攫取垄断租金，形成对“纳税人”的实质性“掠夺”，这就毁灭了财政正义原则，至于现实中的某些村、乡、镇干部欺上压下、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乃至草菅人命的严酷画面，正如《中国农民调查》的两位作者描述的那样，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原先存留在我们印象中的那一幅幅乡间风俗画，不过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现实中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没有

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活得很累、很沉重。……我们看到了你想像不到的贫穷，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苦难，想像不到的无奈，想像不到的抗争，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动，想像不到的悲壮……”[10]

财政正义原则应当是一个历史范畴。尽管近年来出现了李昌平这样为民鼓与呼的基层干部，但正如周梅森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的问题是不能寄希望于包打天下的“清官”的，唯有制度建设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靠人与靠制度，孰重孰轻，这里不言自明。当前，亟须通过恰当的财政制度安排来实现公民（纳税人）的自由，承载公民的平等，保障公民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财政正义原则的要旨是实现从个人偏好推导出来的“效率”标准和从外部“来源”（即外部价值尺度）推导出来的“平等”标准相融合，但正如布坎南本人所说的那样“效率和平等不仅代表不同的、常常相互冲突的目标，而且他们在哲学上也是不同的，最终是从两套完全不同的价值准则中推导出来的”[11]，因此，财政“效率”与“平等”二重标准融合的实现只能依赖于独立于各利益集团、具有普适性质的制度设计之上，换言之，基层财政要实现正义原则，必然要设计出满足所在地公民（纳税人）的集体选择意愿的财政制度，鉴于我国尚不具备“直选式”民主政治制度基础[12]，因此，设计出纳税人———基层立法机构（基层人大）———基层政府的委托式的公共财政体制就是比较现实、可行的选择了。

四、选举机制失灵视角下的财政制度演进方向：确立民主财政制度的最高目标

选举机制失灵原则是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基点。选举机制失灵的原因在于“公共服务的目的在于为集体的所有成员提供‘普遍’的利益，而将这些利益中的个体化份额分离出来是很困难的”[13]，换言之，由于每个人的目标函数存在着差异性，公共利益从来都不是完全统一的，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也告诉我们社会福利函数的均衡点是不可能扩展到社会福利曲线的边缘最大值处的。更进一步，如果按照布坎南对公共选择过程中的铁三角划分[14]：代表利益集团的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与代表立法者联盟的上级政府和代表行政机构的地方政府之间在公共利益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再加上“搭便车”行为的大量存在和获取有关可选择对象的预期效果的信息是一个费用昂贵的过程[15]，必然难以找到一种使地区福利达到最大化的公共决策机制，但在现实中，我们不能因为找不到一种最优的综合个人偏好的社会选择机制而排斥适用于绝大多数人、并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商品和服务，这正如完全竞争市场中，尽管众人皆知存在市场失灵，但大多数人还是自觉接受由这种并非尽善尽美机制所决定的价格一样，因此，现阶段主要任务不是排斥或接受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寻求次优的财政制度供给。

（一）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紧迫性

传统的“威权型财政制度”使得政府高度集权，其行为缺乏必要的约束，同时，由于干部选拔、晋升、考核的评价体系和指标相对单一，使得地方官员的财政决策往往内生于干部任用制度，表现在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升级达标工程，而忽略科学、统筹和可持续的发展策略。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威权型财政体制”不仅难以提供次优的公共商品和服务，甚至还可能造成极大的负效用，譬如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1994年提出“大借债，大开发”，大建高档宾馆及城镇配套设施，结果欠下一个亿的“政绩债”，该镇人口6万，人均债务1600多元，按目前的还款速度，至少需要100年，又比如河南省卢氏县是部级贫困县，耗巨资搞夜景工程、绿色工程、隔离带工程等，背负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可该县领导一时间被称为“政绩非凡”[16].根据制度变迁的基本原理“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17]，谋求新的财政制度安排的任务已显得非常紧迫。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当前宜建立起公共财政的制度安排，而把财政制度向民主财政制度的演进作为最高目标。公共财政体制的本质要求是要实现“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生产的边际转换率，与居民消费这两种产品时得到的福利边际替代率相等，使福利达到最大化”[18]，如前所述，福利最大化的实现是有困难的，但根据中国制度变迁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设计规律，以及降低制度供给过程的交易费用的基本思路，现阶段建立公共财政的制度安排是最合适、最有针对性也是最具可操作性的，因为它强调从政府的角度来配置公共资源，只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微观主体），中央和地方，行政部门与立法、司法机构的权力分配和边界问题，公共财政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在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建立起来，至于公共财政制度难以真正实现福利最大化的原因，不外乎是由制度设计过程中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造成的，但只要该制度变迁能满足基层大多数群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且能够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和赎买，公共财政体制就会受到基层群众的衷心拥护，中央政府在基层的合法性基础就会更加巩固。

（二）确立民主财政制度的远期目标

“权利永远不能超越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19].意味着旨在实现政治平等、经济平等、人格平等、机会平等、权利和义务平等的民主财政制度只宜作为财政制度演进的远期目标，不能寄希望通过短期内毕其功于一役地制度设计来实现上述若干平等，历史上人为的制度设计归于失败的经验教训（如巴黎公社的失败）值得总结。“生产方式的制度性供给和实现，从根本上讲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平等的最终实现是以社会方式发展、变革为基础的漫长历史进程”[20]，民主财政制度本身是内生于自下而上的选举、决策和监督运行机制的，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过早地安排这一制度会与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不必要的冲突，鉴于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因此，将其作为制度演进的远期目标是最合适的。

[注释]

[1][11][13][15]布坎南，民主财政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5]刘尚希，中国财政风险的制度特征：“风险大锅饭”[J].管理世界，2004（5）。

[3]王玮，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现状分析与战略选择[J].人文杂志，2003（6）。

[4]卢文鹏，尹晨，隐性担保、补偿替代与政府债务[J].财贸经济，2004（1）。

[6]马栓友，中国公共部门债务和赤字的可持续性分析[J].经济研究，2001（8）。

[7]刘尚希、赵全厚，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的初步分析[J].管理世界，2002（5）。

[8]Pieter，Bottellier，ImplicationsofWTOMembershipforChina‘sState-OwnedBanksandtheManagementofPublicFinances：IssuesandStrategies.WorkingPaper，2001

[9]叶汉生，林桢，防范潜在财政风险适度控制国债规模[J].人大复印资料（财政与税务），2004（4）。

[10]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2]祝志勇，吴垠。县乡财政解困的制度重构方案[J].社会科学战线，2004（4）。

[14]李军杰，钟军。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4（4）。

[16]孙亚菲。“政绩观”之变。南方周末，2003-10-30.

[17]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M].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8]沈玉平，建立地方财政的自我约束机制[J].新华文摘，2004（13）。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20]郑慧，何谓平等[J].社会科学战线，2004（1）。

[参考文献]

①金人庆，关于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04年3月6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04-03-18.

②高培勇，由“积极”转向“中性”：财政政策经历艰难选择[J].财贸经济，2004（8）。

财政制度论文篇(2)

一、构建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微观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

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财税体制，提高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资源和收入在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进而也通过这种影响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形成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的税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当年显著不同，故现行税制与经济发晨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税收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显得极不协调，也因此降低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增值税，其模式是生产型的，即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越是高新技术或者机器设备越多的大型企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这种抑制投资需求的税种阻碍了投资的扩大，不符合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从而也不利于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各工具之间（如利率、税率、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都应围绕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彼此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冲突而使政策效应弱化。

【参考文献】

[1]张舂霖.结构调整的制度基础和判断标准[J].经济研究，2000,(9).

[2]汤在新，吴超林.宏观调控：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3]董辅réng＠①.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国有企业改革[J].经济研究，1999.(6).

[4]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J].经济研究，1999,(7).

财政制度论文篇(3)

论文摘要：澳大利亚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在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益、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我国正在构建公共财政体制，而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学习和借鉴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框架也正在逐步确立。在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系的过程中，公共支出改革成为关键的一环。如何改变我国目前财政支出中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做法，如何消除财政支出中“缺位”与“越位”现象的存在，控制财政支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在这方面，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开展公共支出的绩效评价，在提高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控制财政支出总量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本文以澳大利亚推行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为例，说明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在支出管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对深化和完善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的重要意义。

一、澳大利亚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介绍

(一)制度形成的背景及其基本框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个州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责任的范围大大扩展，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直线上升，导致政府开支迅猛增长，联邦和一些州政府日益受到高额赤字和债务的严重困扰。为摆脱这种状况，提高公共财政预算的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从1997-1998财政年度开始酝酿推行以公共支出绩效考评为核心的公共支出预算改革，1999～2000财政年度正式实施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

澳大利亚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范围侧重于政府部门内部，考评的内容主要针对项目和计划的执行情况、效果、影响和管理等方面。绩效考评制度的基本框架是结果和产出框架(TheOutcomes&OutputsFramework)，主要关注公共部门的决策和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考评工作体系由四个部分组成：部门绩效考评、项目考评、其他考评和绩效审计。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由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DOFA)负责。

(二)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的具体实施步骤

1，制定部门事业发展目标。澳大利亚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的第一步是制定政府各部门的事业发展目标，也是各部门的绩效规划。部门事业发展目标是编制部门预算和年度绩效计划的重要依据，由政府内阁、财政部和政府各部门共同制定。内容主要包括：确定部门的职责和最终发展目标；评估完成目标所需的各种资源和技术；考虑可能影响目标实现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等等。

2．编制年度绩效计划，设计绩效考评指标。政府各部门根据其事业发展目标来编制年度绩效计划。年度绩效计划与部门预算是紧密联系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本年度可具体、量化的绩效目标；完成目标所需的资源、策略、方式和过程等；绩效目标与部门事业发展目标的关系；机构内部管理目标(人力培训等)；影响目标完成的各种潜在因素；绩效考评的时间和形式安排；等等。

由于公共支出目的的特殊性以及效益取得受多重因素影响，使得不能简单衡量公共支出的成本、效益以及二者的关系，因此，直接考评公共支出效益比较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澳大利亚设计了一套绩效考评指标，用来衡量政府部门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效率的高低。绩效考评指标是依据之前制定的部门绩效目标来设计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部门事业发展目标(outcomes)绩效指标。主要是考评部门事业发展目标有效性的指标；(2)部门产出(outputs)绩效指标。主要用来反映政府部门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的数量、价格和质量。产出指标由联邦专款(administereditems)绩效指标(主要用以说明联邦专款的分配使用情况)和部门基本支出(departmentalitems)绩效指标(主要用以说明部门基本支出的使用情况)两部分组成。

3。编制年度公共支出绩效考评报告。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政府各部门都要编写并提交本部门的年度公共支出绩效考评报告，以提供绩效考评的基本信息。内容主要包括：本年度计划绩效指标与实际执行情况的对比；与以往年度绩效指标实现情况的比较；对未实现的绩效目标的说明及补救措施；对年度绩效计划的评价；对不可行的绩效目标的调整建议；说明报告中提供的绩效信息的质量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4．开展绩效考评，评估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澳大利亚议会和财政部负责政府各部门公共支出绩效的考评工作。先由财政部对各部门提交的绩效考评报告进行审核，再报议会审议通过。考评的内容主要是：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绩效目标的完成与所使用的资源是否匹配；各项支出的合理性；绩效信息的可信度以及考评方法的科学性；等等。考评结果会反馈给各部门，并将作为下一财政年度战略目标和预算安排的参考。

5．绩效审计。绩效审计是由审计部门对政府各部门工作和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经常性的审计监督，分为效率审计和项目绩效审计两种类型。其中效率审计主要检查个人或机构履行职能或开展活动的程序，以及评价活动的经济性和效率性。项目绩效审计的范围比效率审计要窄，只评估联邦机构在管理方面的经济、效率和效果，主要考虑项目和个人的管理职能。澳大利亚国家审计署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负责政府的绩效审计工作。

(三)对澳大利亚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的几点评价

澳大利亚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推行以来，对于控制政府开支、提高公共支出的分配和使用效率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考察其实施情况，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得较为成功：

首先，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做到有法可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1996年至1999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公共部门领域的相关法律，如1996年的《劳工关系法》、1998年的《预算报表诚信法》、1999年的《公共服务法》；另外还出台了一些新的法案以取代旧的法律框架，如以《财务管理和诚信法》、《审计总法》等取代了原来的《审计法》。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为澳大利亚政府推出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公共支出的效益评价工作一开始就做到有法可依。

其次，绩效考评指标的设计为考核公共支出效益提供了可行性。绩效指标在部门事业发展目标、资源配置和部门产出之间发挥着桥梁的作用，它将原来较为抽象的绩效目标变得具体化和可操作化，通过考核绩效指标的完成情况，就可以实现对公共支出效益的评价。

再次，澳大利亚的审计法确立了审计长的独立地位，审计署是一个既独立于政府，又独立于议会的机构，避免了绩效审计工作受到政府部门的干扰，保证了审计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在澳大利亚还尚属探索阶段，因此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考评工作的主体基本以各个部门为主，而缺乏对各部门总体支出效益的评价，因而无法在更高层次上把握政府部门支出结构的宏观调整。

其次，考评结果还未能更好地参与预算分配工作的进行。虽然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在努力建立将考评结果与预算分配联系起来的预算制度，但目前仍有许多部门并不重视考评结果的使用，在制定部门预算、分配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考评结果。

二、澳大利亚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对我国公共支出改革的启示与借鉴

与财政收入改革相比，我国的公共财政支出改革明显滞后。财政支出的效益低下，浪费严重，这与我国长期以来重收轻支、轻视支出效率和预算约束软化等弊端有关。因此，加快公共支出改革已势在必行。而在整个公共支出改革的过程中，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一)我国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控制我国财政支出不断扩大的趋势。通过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将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和事业与财政资金的供给范围和规模联系起来，改变过去各级政府部门年年与财政争资金、争指标，讨价还价，以及给多少花多少、支出不计成本的做法，使政府各部门切实树立起“效益”的观念，科学界定公共支出的范围，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益，以控制我国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2．有利于深化我国的预算改革。目前我国的部门预算改革已基本到位，下一步应该在现有改革的基础上实行绩效预算，以进一步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实现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的最终目的。绩效预算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将“绩效”观念引入到预算核定中来。财政部门可以依据往年绩效考评的结果，来评估“绩效”与“投入”之间的关系，以核定部门实现其职能和事业所需的预算规模。彻底改变过去重分配、轻绩效以及预算核定随意性和主观性太强的弊端，提高预算核定的科学性，进一步深化预算改革。

3．有利于提高公共支出的透明度，强化公共支出监督。以往公众只能了解到某些政府部门得到的财政拨款数量，而对于一个部门是如何使用财政资金来实现其职能，以及资金使用效率如何等情况无从知晓。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的建立，使各部门的支出与“绩效”挂钩，部门的年度绩效计划要能够反映该部门某一年度所要提供的公共产品目标，并且通过年终绩效考评，将部门的绩效计划执行情况公之于众，这将有利于向社会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公众不仅可以因此了解政府部门的行政过程、资金的投人数量和使用情况，还可以通过对比不同部门的工作绩效以及同一部门不同年度的绩效，充分了解和监督公共资金的使用情况及其有效性，从而使公共支出的透明度得到提高。

(二)相关政策建议

1．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要分阶段、分步骤进行。首先，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必须符合我国国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工业化、市场化程度还不高，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基础设施也不完善。这样的国情决定了需要我国政府介入的领域比其他发达国家要广得多，政府的公共支出涉及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公共支出的范围比许多发达国家都要广。因此，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还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与进程，从理论与实践上来研究开展公共支出绩效考评所需解决的制度建设与方法体系方面的许多问题。另外，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该分阶段、分步骤来进行。首先可以选择在一些单位进行项目绩效考评的尝试，取得一定经验后，在此基础上可以将这些单位作为部门绩效考评的试点，等具备比较成熟的经验后，再全面推行。

2．加快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在我国，对于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而作为公共支出绩效管理的基本技术手段，绩效评价体系是实施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的前提和关键。因此，现阶段必须加快这方面的研究，尽快建立起适合我国的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绩效评价体系应由基本原则、评价指标、评价标准、信息体系等要素组成：

第一，基本原则。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1)全面系统原则。公共支出涉及范围广泛并各有差异，决定了公共支出效益的衡量比较复杂，既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又包括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还有间接效益和直接效益等，这就要求必须对上述各种要素综合考虑、全面衡量，从中得出能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的综合绩效评价结果。(2)多样性原则。公共支出包括从生产建设、行政管理到科教文卫、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其绩效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性，这就要求在对不同类别的公共支出进行评价时，除了遵循基本的标准以外，还要充分考虑各自的差别性，选择相应的标准和指标进行评价。(3)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由于公共支出性质的复杂性，单纯使用定量或定性分析方法来进行支出效益的评价，很难得到准确、公正的结果，因此，在实际评价中应采用定量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的原则，因事、因时而制宜。

第二，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是整个评价体系的核心部分，在设计评价指标时，既要考虑经济指标，还要考虑社会指标。我们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依照科学性、总体性、通用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来设计评价指标。针对不同的支出类型，可以分为专款绩效指标、基本支出绩效指标；针对不同的支出行为主体，则可以分为部门绩效指标、单位绩效指标以及项目绩效指标。

第三，评价标准体系的设计。评价标准是评价工作的标准和准绳，它直接决定了评价结果是否客观公正。评价标准应该以国家法规、政策为依据，按照兼顾公平与效率、通用可比、易于操作、普遍使用与差别对待等原则来设计。评价标准还应与评价指标体系相匹配，合理划分标准类别。

第四，信息体系的建立。对公共支出效益的评价，需要充分掌握各个部门、各种类型投入产出方面的信息。澳大利亚对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前提，就是利用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建立起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信息数据库，为评价工作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持。我们应充分学习澳大利亚在信息获取、汇总、转换和分析方面的经验，实现我国财政管理的现代化和信息化，建立起我国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信息支持系统。

3．将事业发展目标纳入部门预算。事业发展目标代表着部门未来的发展方向，当前我国部门预算编制中的突出问题是各部门事业发展目标体现不够明确，预算编制带有明显的经验决策的色彩，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与应该达到的标准之间尚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应该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在部门预算中添加事业发展目标的内容，将资金的供给与部门事业发展目标相联系，保证资金的使用和各项业务的开展都紧紧围绕事业发展目标来安排，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部门顺利实现其职能，充分满足社会的需要。

财政制度论文篇(4)

缺乏主体责任的有效划分和准确定位。目前，对于农村参保人员，由中央政府承担每人每年660元的基础养老金补贴，由地方政府承担每人每月不低于30元的缴费补贴和为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每人每年缴纳81元养老费的代缴责任。现行财政补贴办法只规定了地方政府支出部分由省、市、县三级政府按照1：1：1的比例（省直管县按照省、县1：1的比例）负担。虽然明确了中央政府的支持责任，但没有考虑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目前，农村居民养老保险主要强调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规定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在缴费补贴的给付上也留有较大的弹性，导致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参保人员养老待遇会因地方政府补贴程度不同而形成明显差距，不符合缩小贫富差距的制度设计初衷。财政支持对居民缴费激励效应不明显。河北省《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建议》明确规定参保农村居民按年缴费，市县级政府在个人缴费的基础上按照每人每年30元进行补贴。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鼓励参保居民多缴多得、长缴多得。而“新农保”制度实施以来，大部分地区始终以政策规定的下限每人每年30元作为补贴标准，并没有实现多缴多得的激励政策目标，将在很大程度上挫伤参保居民的缴费积极性。在长缴激励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制度对于中青年的吸引力相对较弱，大部分人选择观望。基础养老金未能体现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原则。养老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参保人的基本生活，还主要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物价水平，很多居民选择低档缴费甚至不参保主要源于对养老待遇购买力不能平衡物价水平的担忧。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不断增加，但与之对应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持续走高，加之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每人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与持续走高的物价水平相比显然是杯水车薪。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机制存在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首先，资金筹集渠道狭窄。目前河北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参保人个人账户缴费档次偏低，筹集渠道主要依靠各级政府的基础养老金和缴费补贴，集体补助基本处于空缺状态，其他的社会主体在筹资方面也受相关制度缺失等因素的影响，未能在促进制度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次，资金支出结构不尽合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近年来保持平均每年10%的增长速度，而农村养老保险却始终没有太大变化。第三，资金保值增值难度大。当前数额巨大的“新农保”基金运营方式比较单一，仅依靠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的方式进行保值，面临着很大贬值风险。第四，资金到位机制尚待完善。“新农保”制度实施以来，个别地区在落实政府财政补贴方面仍存在低效、欠账等不良现象。另外，由于缺乏完善的资金监管机制，违法违规挤占、挪用资金的现象时有发生。财政支持预算体系不健全。目前，“新农保”所需财政资金在公共财政收支中列支，特别是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合并实施后，用于城镇和农村社会保险的财政资金并未单独安排预决算，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具体的资金收支情况和资金结余情况没有被全面、详细地反映出来，也不便于相关部门进行管理和监督。

二、政策优化建议

一是明确界定财政支持主体责任。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应当本着以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为依据、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整体与区域平衡的原则界定支持责任。具体来说，中央财政应当承担制度的建立和引导、平衡地区差异、制度监督管理等责任。地方财政的主要责任则更加偏重于制度执行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运行和管理，其中主要包括落实补贴责任、困难群体帮扶责任等。

二是落实财政支持激励政策。在完善激励机制方面，应当明确不同缴费档次的激励补贴标准，当参保人选择更高档次进行缴费时，补贴标准应当随之提高，对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加以硬性的制度规定。在长缴多得方面，河北省部分县市实行缴费满15年的参保居民每增加一年缴费，在领取待遇时由县级财政多给付2元的基础养老金，但根据测算，多缴费一年在待遇领取时加发6-10元的基础养老金才能对中青年居民参保产生吸引力，真正起到激励作用。激励机制的完善迫切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尽快出台补贴标准以及实施细则，通过制定地方法律法规等形式加以强化和落实。

三是建立财政补贴正常调整机制。要想使农村养老保险真正惠及百姓，必须要建立与物价联动的财政补贴正常调节机制，对基础养老金做出调整，调整的基本思路是：本年度基础养老金=上一年度基础养老金×（1+上一年度CPI增长率）。根据这种模式建立起来的基础养老金补贴制度可以基本保障养老金的购买力，同时，随着物价水平上涨而不断上涨的基础养老金会增加农村居民参保的信心。

四是优化财政支持资金机制。在资金筹集方面，针对目前个人账户缴费较少的现象，加强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宣传，使农村居民真正了解该制度，打消疑虑；地方政府可以考虑对参与农村养老保险筹资的集体经济组织给予税收减免或优惠，改变目前集体补助缺失的局面。在资金运营方面，除了要考虑基金收益外，还要考虑投资风险和投资方式。目前，农村社保基金统筹层次低、缺少专业的保险基金管理人才，使得基金的运营无法高效，迫切需要提高基金的统筹层次。另外，省级管理机构既能在基金形成规模效益的条件下对基金进行高效的运营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还可以将基金委托给具有专业资质的基金投资公司进行基金投资和管理，或投资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由国家担保的市场化运行领域，在保证基金安全性的同时又能保证其收益。在资金分配方面，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财政支出力度逐渐向农村的保障项目倾斜，同时，通过财政支持力度的调整配合政策措施的执行，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向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合并。在资金支付方面，从制度上保障资金的到位与落实，并且制定违规违纪处理制度，对扣留、延期、低于标准发放待遇的行为严惩不怠。还要将养老保险资金给付是否及时到位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围，作为政府总体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在资金审计监管方面，根据“收支两条线”的原则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定期进行内部审计，同时建立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公众或社会其他机关单位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做好基金财务状况公开，同时加强注册会计师、审计事务所、保险精算等第三部门的监督，弥补内部审计监管的不足。

财政制度论文篇(5)

关键词：财政管理；内部控制；述评；建议

一、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研究述评

众所周知，因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发展的比较缓慢，相关的研究成果比较少，笔者经过整理与归纳，从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检索中得知，自1999年---2015年有关财政内部控制的研究低于100篇，且核心期刊文章更是少之又少。其一在研究内容上，大多数研究主要涉及到的内容包括政府内部控制、财政内部控制的内涵、基本要素等，其中研究最多的便是财政业务领域，如国库集中支付动态、会计控制、政府采购控制等。换而言之，从上个世纪末端，有诸多学者便对其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并从政府控制内部框架、政府内部控制与审计等角度展开论述，提出有效路径。其二是从研究时间上分析。在2010年之前，有关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文献非常少，在2010年之后，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一发展变化与国内业界对内部控制研究与方向是一致的。从现阶段大多数文献资料分析，国内并没有制定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学术专著，仅仅有部分内容涉及到政府内部控制著作。在国外学者研究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时主要建立在可研究范围之内，并且国外政府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深度。以美国为例，其政府内部控制与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理论研究比较先进，甚至还积极借鉴其它国家的理论成果，世界各国最高国家审计机关共同组成的国家最高审计组织同样推动了政府内部控制制度的发展，其中在1992年所提出的公共部门内部控制准则指引，在两次改版之后，融入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的基本概念，并且还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经验，归纳与总结了内部控制框架构建的主要内容。

二、结论与建议

诚如上文所言，在近几年有关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研究已经得到了创新发展，且为日后财政管理奠定了基础。然而从我国实际发展情况分析，还需要不断提高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研究水平，鉴于此，笔者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一，在前几年有众多学者对财政管理的内部控制含义进行了分析，且提出了比较新颖的财政控制理念，然而从现实角度分析，有诸多内容在进行论述的时候与我国财政管理实践存在脱节现象。其中有非常多的内容是对国外内容的照搬，没有从我国实际发展情况分析，如此则导致诸多论述与国内财政内部控制的衔接不够，甚至会缺乏应用性。其二，根据对众多学术论著的解读得知，大多数内容涉及了财政预算资金控制，然而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预算单位财政资金管理内部控制方法，简而言之便是预算单位因受到外界环境与内在因素的影响，导致财政资金不规范。鉴于这种发展局面，则需要积极根据实际的发展情况，在构建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框架的同时吸收相应的思想。其三，从2010年之后，大多数学者对财政内部监督与内部控制两者之间的关系加以概述，其内容具有创新性，然而其研究成果并不成熟，仍旧存在传统的思想与缺陷。还有一点是因为缺乏对我国财政的分析，在借鉴国外内部控制理念的时候有所不足，导致监督理念与形式呈现出落后性，长此久往会导致财政内部监督与内部控制在原先的制度框架中不断打转。笔者认为，在财政管理内部框架之中财政内部监督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需要将财政监督作为内部审计机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财政内部监督与内部控制的相互融合，也能够实现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创新发展。且经过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与我国财政领域所提出的“大监督”一致，同样也会成为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创新举措。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自分税改革实施以后，我国各级财政部门推出了各类财政改革，提高了财政管理的科学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公共财政体系，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有关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研究评述众多，但是其研究内容上存在缺陷，文中针对其研究评述提出了几点建议与对策，旨在实现我国财政管理的有效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计金标,方玉红,杨豪.中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研究述评与建议[J].北京社会科学,2013,06:89-94

财政制度论文篇(6)

关键词：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比较研究；书评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9-0024-03

财政学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其中心任务是阐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具体地讲，就是弄清楚政府参与了哪些经济活动，尽可能预测这些活动的后果或经济影响，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评估政府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得失，进而为改进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在中西方各国的发展历程中，财政学产生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理论，财政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财政学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完整的框架体系和较为成熟的理论对中西方各国政府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莫过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这种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针，同样也适用于对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因此，中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便成为决定中西方财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由张平博士所著的《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是关于中西方财政运行机制异同的一部力作，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将中西方财政比较的对象设置为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前中国公共财政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内容涉及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和现实运行状态及现实背后的深刻财政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并最终通过对中西方财政的多方比较探求其存在差异的深层次根源。该书已于2010年6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8万字，分为7章19节。

一、著作确定研究方向的三个原因

张平博士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的关注从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即开始了，她对此问题感兴趣并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当前中西方财政在相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运行状态和运行机制的巨大差异性，同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中西方财政有着越来越趋同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彼此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有着迥异的差别。

二是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或者说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情况。目前国内外学者有关中西方财政比较的研究多是基于具体的某项财政制度或财政分配关系的中西方比较与借鉴角度展开的。尽管在这些领域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并没有实现将中西方财政整个的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系统的、完整的进行研究比较的目的，而且只是就财政论财政，并没有把中西方财政比较问题融入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

三是张平博士对本选题的持续关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她的导师――财政学知名学者武彦民教授自她读硕士阶段就已开始的启发和指导。在张平攻读硕士期间，武彦民教授向她提问，作为财政学专业的教师，为何在给学生授课时要同时讲授财政学和西方财政学两门课，难道这两门课不能够合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现象？导师的这个问题促使了张平的硕士、博士论文均以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为方向，终于在《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这一专著中很好地回答了导师提出的问题。

二、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比较研究的现状及欠缺

多年来，中国财政学界已经感觉到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它们都以市场经济作为财政运行的经济基础，公共财政是中西方共同认同的财政模式。它们都将财政政策作为熨平经济波动，稳定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所使用的财政政策工具也大致相同。它们都将税收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手段，公债、收费、基金、罚没等收入形式也并存于财政收入行列，有关收入原则、收入效应、收入决定等理论体系也高度雷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财政补贴、国防安全、经济发展等是中西方财政共同的支出项目，支出方式理论、支出效益理论、支出总量理论等均体现在中西方财政学者的教材或著作中。绩效预算、赤字预算、周期预算、中长期预算、复试预算、行动预算等都是中西方财政学者耳熟能详的国家预算术语。在中国财政学者关于财政体制或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著述中，也经常出现菜单理论、分权理论、俱乐部理论、“用脚投票”理论、公共物品层次理论等西方色彩浓厚的理论模型。西方学者经常使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也频频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财政学著作或教材中。规范性分析与实证性分析、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顺向分析和逆向分析等研究方法，已经被中西方财政学者共同认可并被熟练地运用到分析过程。但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毕竟有根本不同的制度环境，毕竟有相差悬殊的发展水平，毕竟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毕竟有严重冲撞的价值观念，因此，反映在财政分配过程，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也有着迥异的差别。本书作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关注了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更关注双方在诸多领域存在的区别或差异。我认为这是本书将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研究动机和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状态。人们的研究重点大多放在财政运行的局部或个别环节，并未对整个财政运行机制进行系统、完整地比较研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站在就财政论财政的狭义研究视角，并未把中西方财政融入到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认识；人们经常从具体的财政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手段等较浅层面去研究中西方财政的异同，但缺乏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价值观念等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人们往往机械地甚至僵化地将中西方财政类型理解为计划型财政和市场型财政，殊不知西方国家财政也有强烈的计划性，中国财政的运行环境也越来越转变为市场经济。1992年中国确认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的总目标，1998年中国又提出要构建公共财政的新模式，这两大变化必然会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内外系统地进行中西方财政比较的论著也比较缺乏，只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月出版的马斯格雷夫（美国）的《比较财政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邓子基的《比较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年7月和1992年6月出版的姜维壮的《国际财政制度比较》和《比较财政管理学》，上海三联书店于1992年1月出版的平新乔的《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3月出版的张馨的《比较财政学教程》（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6月出版的杨志勇的《比较财政学》，南开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的李炳鉴等人的《比较财政学教程》。在这些论著中只有杨志勇和李炳鉴等人拓展了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比较了20世纪以来中西财政学的不同发展轨迹，剖析中西财政理论及制度的基本异同点。其他论著则还是基于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框架，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型财政与中国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型财政的异同点。由此可见，国内外关于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系统性、完整性和与时俱进性不够，对待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需要引入更多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

国内学者从事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工作，公认最早的当属邓子基教授，其1987年主编的《比较财政学》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比较财政学教材。该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侧重点放在具体财政制度的比较上。之后，姜维壮主编的《比较财政管理学》和《国际财政制度比较》研究重点主要是对各国财政实践活动的梳理和总结。

在国外，情况也大致如此。国外的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由于比较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差异，其着重点也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上。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制度》就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丛书之一出版的。该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各种不同背景下经济制度的运行与经济事务的处理。马斯格雷夫在《自序》中说：“我也不提供许多国家间具体制度和政策的系统的比较，这涉及大量的细节问题。相反，我试图考察财政制度在经济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许多西方财政学家也发现，即使是同样研究市场经济的财政学，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三、内容简介

《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共分为7章19节。

第1章的内容是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第2章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第3章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第4章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第5章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第6章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如中西方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迥异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的国有经济活动领域；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至善论”导致社会理念中不相信制度的约束，倾向于相信德治和人治，而西方国家基于基督教“性恶论”的人性假定提倡法律高于政治，相信“制度”以及中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目标等。第7章为结语，总结了全书的研究路径，指出了理论创新之处，并总结出17个主要学术观点。

四、评价

作者从六个方面对中西方财政运行过程进行了较深入的比较研究。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

本书丰富了中国公共财政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比较财政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实践应用的角度上来讲，本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讨了一个深层次的话题，即中西方财政的理论及现实中存在的趋同与差异。特别是在揭示中西方财政运行现状及运行机制差异性根源的时候，作者没有将视野仅仅局限在财政理论与实践的狭小空间，而是立足于更为宽泛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来详细展开并深入探讨。这是本书的主要创新点。

当然，科学研究没有终点，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也远未到达理想的彼岸，而且，真正的研究者都有这样的体会，某项研究往下深入一个层次，遇到的困难或挑战肯定不止增加1倍。书中还有许多未能详细展开和深入探讨的地方，例如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如何能够在满足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社会公平的前提上实现进一步的优化，各项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最佳比重到底为何，能否分析出一个极具参考和调整价值的具体数值。再如西方各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对中国这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来说是否真具有借鉴的可能，能否开辟更全面、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角度来分析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及其合理取值的问题。最后，西方国家较为健全的财政运行机制背后有何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国如何根据自身情况有选择地将西方国家构建财政运行机制的经验本土化，并真正把各项完善财政运行机制的措施落到实处。另外，本书开展的是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在很多经济指标和数据上国内外的统计口径不同或者是国内统计数据的匮乏和粗化，以至没能做出技术性更强、更具说服力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邓子基.比较财政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2]武彦民.财政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3]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4]R.A.Musgrave.Fiscal Systems[M].Yale：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5]武彦民.公共财政论的理论缺陷[J].财经问题研究，2001，(1).

[6]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7]姚先国，罗卫东.比较经济体制分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8]贾康.转轨时代的执著探索――贾康财经文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9]姜维壮.强化民主监督加强依法理财――兼论对西方国家财政监督管理机制的研究与借鉴[J].财政监督，2006，(5).

财政制度论文篇(7)

「关键词财政学；学科基础；课程体系

一、财政学的学科基础

纵观财政学科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其他学科向财政领域渗透，即移植其他学科原理和方法研究财政问题和解释财政现象，为现代财政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学科理论基础，使财政学演变成为一门融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以及社会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1、财政学的经济学基础

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这就决定了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财政问题，是当代财政学的主流。首先，从西方财政学科的发展演变历史考察不难发现，财政学与经济学具有无法割裂的天然联系。从亚当·斯密将财政学发展为一门学科以来一直到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期间，财政思想和财政理论均是在经济学著作中予以阐述。在经历单独冠以“公共财政学”之名的阶段后，以1959年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财政学再次与经济学融合发展为公共经济学，进一步突显财政学研究的经济学基础。正是由于这种演变，促成了财政学科研究在随后20多年中的壮大与繁荣[1].其次，从财政学的研究任务看，财政学与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根据西方理论对财政产生原因的解释，政府主要是为提供公共产品而存在，财政学研究的是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问题，作为分析市场资源配置问题的逻辑与范式同样可以在财政领域运用，构成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以及费用分摊的理论基础。因此，公共产品理论的提出与完善，成为联系和沟通财政学与经济学的主要桥梁。将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财政学科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都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促进了财政学科的独立与成熟，如李嘉图（Ricar do，1817）的公债效应分析；古诺（Cournot，1838）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税收归宿分析；埃奇沃斯（Edgeworth，1925）的关于税收对生产企业的效应分析；拉姆齐（Ramsey，1927）的最优商品课税理论；莫里斯（Mirrlees，1971）的最优所得课税理论等等。[2]

2、财政学的政治学基础

现代财政学在具有经济学基础的同时还具有政治学基础。首先，财政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行为主体具有一致性。政治学以国家或政府机构为中心进行研究，而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因此政治学的理论与观点，尤其是政治学上的国家理论或政府理论会直接渗透到财政学研究中来。在财政学著作中，有些直接冠以《政府经济学》来体现财政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方财政学中，一直存在着将财政学与政治学相联系的倾向，西方经济学家道尔顿在其《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3]其次，财政决策过程需要通过政治决策机制来完成。财政所研究的公共资源配置依赖于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机制与方法的差异对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财政收支活动与过程同时又是政治活动与过程。随着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的出版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为政治学建立了与经济学相同的分析基础，使得经济学分析范式成功地拓展到政治领域，以经济学为纽带将财政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打通。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党理论、官僚理论、投票理论在财政学中的运用，开辟了从完善政治决策机制的角度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新领域，使经济学、财政学和政治学更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便于我们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层面共同研究财政问题。

3、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

财政从来都是同国家或政府的职能连在一起的，财政收支活动的目标就是要有效实现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可以界定为政府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从经济学角度考察财政，主要侧重于财政运行规律的分析和揭示；从管理学角度考察财政，则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当今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管理或称公共行政已经或正在为“新公共管理”所取代。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产业型政府”的解释，政府部门实质上是一个特殊产业部门。因此，财政问题不仅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同样是管理学问题。[4]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吸收管理学的合理内核是构建合理的财政机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财政管理归结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构筑利害相关主体的约束与制衡机制、规范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权利配置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吸收企业治理理论来谋求财政的科学控制。从管理学角度出发，按照管理学的范式，将管理学中的制度、行为、组织和决策理论引入财政学来研究财政，必然会使财政学的学术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4、财政学的社会学基础

财政制度运行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文化制度会通过财政行为主体对财政运行产生重要的乃至决定性影响。自德国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其“韦伯命题”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一国社会文化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透过经济现象去探究隐藏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日益成为人们洞察经济问题的新视角。社会文化环境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其行为取向与方式，从而发挥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功能与约束功能，进而使制定出的政策带有较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另一方面，根源于社会文化传统的非正式规则对约束、规制与调整人们行为起重要作用，其对正式规则的作用发挥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事实上，就是在同种经济运行机制（如市场机制）下，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非正式规则的差异，会在经济运行机制层面上得到反映，呈现不同特点，最终体现出制度效率的差异。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种制度在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运行状况和运行结果，为什么一项制度在具体运行中会出现偏差，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产生于西方社会环境下的某些做法。因此，我们研究财政现象与问题时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环境的客观影响，否则，会使现实财政制度流于形式抑或趋于无效。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学科日益分化的历程之后，人们已经开始强调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学科综合的趋势。[4]财政学科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对财政学科中一些重大或重要问题必须结合有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将财政学建立在一个宽广而坚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并体现于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设计之中，这样才能达到“厚基础、宽口径”的财政人才培养目标。

二、财政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目前课程设置难以完全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基础

为了满足我国财政学科发展与财政人才培养的需要，许多院校对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增加了经济学基础课程，但仍然存在缺陷。首先，财政专业主要学习的经济基础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初级）》，很少开设中级（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课程，而其中的经济理论或分析方法正是许多财政问题分析所必备的，如税收效应中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析、最优税制设计等。由于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大大降低了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能力。其次，随着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运用，数学分析方法日益成为财政领域的一个重要工具，基本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知识对于财政专业学生是不可缺少的。但在目前的财政课程体系中，许多学校将《计量经济学》仅作为选修课程开设，《数理经济学》更是一个空白，导致学生对数学公式与推理只知数学含义而不知经济含义，遇到财政专业课程中的数学分析内容，则以囫囵吞枣的方式死记结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政治学基础以及社会学基础未能有效的通过相关的课程设置体现出来，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视角过于单一，对财政现象与问题的理解难以深入，就财政论财政的现象没有得到改观。[5][6]尤其是社会学知识的缺乏，使得学生无法准确理解中国财政制度的本土化要求，死搬硬套西方理论分析财政现实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

2、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结构、专业课程内部结构不够合理

撇开公共基础课不论，在财政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结构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头重脚轻”现象，即学科基础课程偏少而专业课程偏多，其直接反映出财政专业的口径较窄而专业性过强，导致财政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应性偏低；在专业课程内部结构方面，由于课程门数过多，过分强调单项课程结构完整，导致各门课程大而全、小而全，在不同课程名义下讲授相近的内容，内容交叉重复，知识容量狭小。[7][8]如《税收与实务》、《中国税制》、《税务管理》、《税务稽查》和《税务会计》等课程相互之间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直接重复，极大地降低了教学效率。

3、财政实验课程相对贫乏

财政学科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是财政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财政学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税收和税收管理知识，还是政府预算管理和预算会计知识，基本上全部依赖传统的“空对空”的课堂讲授方式，既给教师授课带来困难，同时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谓是事倍功半，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无益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三、财政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建议

1、优化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

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应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大学科基础课程的数量比例和课时比例，充分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增加经济学理论课程的门数和教学课时，如加大《计量经济学》的课时量，增设《中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本科层次）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硕士、博士层次），同时将反映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课程纳入学科基础课程体系当中，在选修课程中扩大反映上述学科理论发展以及分析方法创新的课程，如《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第二，适当压缩财政专业课程门数或教学课时，或者将某些课程从必修课降格至选修课，为学科基础课的教学留出课时空间。如取消《税务会计课程》，将《公债管理学》、《税收与实务》《比较税收学》等课程作为选修课开设。第三，新设部分财政实验课程或从现有课堂教学课时中划出部分课时进行实验教学。

2、整合现有财政学科各专业课之间的内容

在维持财政主干专业课程基础上，对部分专业课程进行归并整合，避免单项课程内容交叉重复，扩大知识容量，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授课效率。[7]如《税务管理》与《税务》可以合而为一，称为《税务管理与》；《国家预算》与《预算会计》联系紧密，部分内容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建议合二为一，改造为《国家预算与核算》课程；《财税专题讲座》则改造为《财经专题讲座》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和突出课程内容的一般性与实践性，等等。

3、加强相关课程内容讲授的协调与分工

在财政专业教材的编写中，为了保证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重复与交叉在所难免，因此需要我们就相关内容在讲授过程中予以协调与分工。这样做的优点除了可以尽可能避免授课内容的重复之外，还可以确保学生接受知识的逻辑顺序以及连贯性，同时使各科课程的教学重点更为明确。在这方面，可以依据理论与制度两大模块来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工。[9]在理论部分，授课的重点应该是基础理论的传授和分析思维与分析方法的训练；在制度部分，则应该将重点置于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如对于《财政学》中的“国家预算”部分，只着重讲述预算的一般理论与分析方法，而对于预算的具体做法、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可以不加介绍，留待《国家预算管理》中进行讲述，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认知规律。

「参考文献

[1]张　馨 美英财政学内容体系之演变特点[J] 财政研究，1996，（3）：20-25 .

[2]加雷斯·D·迈尔斯 公共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张　馨 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

[4]高培勇 “一体两翼”：新形势下的财政学科建设方向———兼论财政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的融合[J] 财贸经济，2002，（12）：33-36 .

[5]王世运，周巧红 建立财政学科体系及其理论框架的新思路[J] 财政研究，1996，（3）：17-19 .

[6]刘明远 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思考[J] 财经问题研究，1998，（12）：34-36 .

[7]李樱木大 适应高等职业教育要求的财政学科建设的思考[J] 辽宁财专学报，2003，（1）：5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