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论文篇(1)

关键词：气候问题；社会科学视阈；“面相”；“方法”

中图分类号：DF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6―0054―07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的异常变化使气候问题成为人类亟待面对的一大难题。这一环境变迁激起了自然科学领域的极大研究兴趣，并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观点，即变暖的论调和变冷的论调。此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各执一词，在相互的责难和对峙中言说着气候问题的可能变数。但从民众的反应、国际社会的立场来看，全球气候变暖的论调似乎更占舆论的上风，因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更被各界所信赖。然而，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幕前的“气候门”事件大大降低了人们对气候变暖论调的一贯信赖。紧随其后，2010年初春横扫北半球的暴雪冰冻灾害，以及一直延续到夏初时节的大雪灾害和低温天气再次加剧了人们对气候变暖论调的怀疑。一时间，气候变冷的论调甚嚣尘上，成为2010年以来压倒性的声音。变暖与变冷的论调本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争鸣与碰撞，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结论已然成为全球气候谈判、应对性框架机制确立以及国内气候应对立法的直接依据。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到《京都议定书》，从“巴厘岛路线图”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各种努力均源于对气候变暖论调的至诚信赖。然而，这一切努力在2010年后几乎全部化为泡影。在气候变冷这一全新的主导论调之下，人类又该如何另辟蹊径，探寻应对气候问题的新途径呢？向上回溯，气候变化论调激变的背后，是否还有另外一些深层次的谜题？而最为本质地，气候变化这一问题在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面相”有何差异？在方法论视角上，自然科学的研究结论到底在多大意义上贡献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论述。

一、气候问题的几个“面相”

（一）变暖还是变冷

有关气候变暖和变冷的论调最初均源自于自然科学领域。20世纪后期，随着现代工业在全球各地的兴起，以及全球人口陡增带来的大规模资源开发，大量有害气体，如CO2，SO2等被排入大气层，形成地球“温室效应”，从而使地球温度越来越高。这便是自然科学领域中气候变暖的基本推导过程。同时期的地球环境变迁也似乎是有力的证明。南北两极冰层的融化速度有增无减，近期科考发现冰层融化的速度大大超过以前的预期。美国宇航局2007年12月卫星资料显示，北极冰层的厚度比以前减少了23%。航海资料则显示北极冰层比1950年代减少了50%。其他破纪录资料显示，格林兰表面冰层融化的速度大于十五年前的四倍；北极冰层表面温度是七十七年纪录史上最高的。两极冰层的加速消融使海平面以惊人的速度升高。据2009年12月1日《泰晤士报》和《卫报》的报道，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日前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当下气候急速变暖的趋势下，到2100年，海平面将升高1.4米。可以想象，2100年的上海、纽约等国际化大都市将身陷一片之中，人类的陆地生活区域大为缩小。除此之外，区域气温的逐年升高也是气候变暖的重要证据。2009年1月30日，澳大利亚东南部地区受高温烘烤，墨尔本最高温度达45.1℃，部分铁轨变形，200多次列车被迫取消，19人突然死亡。2010年6月初，印度西北部地区也遭受了百年不遇的高温天气，最高温度接近50℃，已造成至少300余人丧生。总之，由于在一段时期内得到了地球自身环境变化的有力印证，气候变暖的论调变成了解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流学说观点，并引起了公众的共鸣和各相关官方机构的普遍响应。

全球气候变暖论文篇(2)

在默纳之前挑战气候变暖主流学说的就大有人在。2007年，加拿大的首位气候学博士蒂莫西撰文质疑：“全球变暖：有硬数据支持吗?”2008年，美国的弗雷德・辛格和丹尼斯・艾沃利又推出了著作《全球变暖一一毫无由来的恐慌》，认为全球变暖并非人类的责任，而是地球气候变化自有的历史规律。

其实，这些人挑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的观点并非是为了挑战而挑战，而是要弄清“地球变暖的原因以及变暖的幅度”。只有找到了真正的原因，人类才会找到正确应对全球变暖的措施和方法，并加以实施。

归纳这些挑战者的意见主要有几点。一是关于全球变暖的种种主流观点有很多是源自科学家通过计算机模型的预测，缺乏实际验证，而挑战者的预测却是实地考察的结果。其二，地球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整体，拥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并因此而进化。其三，地球气候本身就存在周期性的变化。其四，南极还出现了变冷的现象。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极冰盖持续缩小，但这可能是因为地球在向下一个冰期过渡所产生的自然现象。

全球气候变暖论文篇(3)

笔者想从哲学层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谈谈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1 运动变化是绝对的，地球气候一直在变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①。“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②。同时认为“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③。

气候也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这不仅是哲学的推理，而且为亿万年的史实所证明。

地球大约在50亿年前后形成为行星，大约在20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大气圈和水圈，地球气候史也大约为20亿年左右。考证认为地球气候经历着时间尺度为几十年到几亿年为周期的气候变化，现在科学界公认的气候周期变化分三个阶段④。

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距今22亿年～1万年，其最大特点是冰期与间冰期交替出现；

历史时期的气候，一般指1万年左右以来“冰后期”的气候；

近代的气候，是指近一二百年有气象观测记录时期的气候。

1.1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又可分为

1）震旦纪大冰期气候，发生在距今约6亿年前，曾发生过世界规模的大冰川气候。

2）寒武纪―石炭纪大间冰期气候，发生在距今约3～6亿年，包括寒武纪、奥陶纪、志留记、泥盆纪和石炭纪四个地质时期，共经历了3.3亿年，当时整个世界气候比较温暖。

3）石炭纪－二迭纪大冰期，发生在距今2～3亿年。受这次冰期气候影响的主要是南半球。这时处于北半球的我国仍具有温暖湿润气候带、干燥带和炎热潮湿气候带，气候终年如夏，森林面积辽阔，是我国大规模煤田的形成期。

4）三迭纪―第三纪大间冰期气候，发生在距今2亿到200万年前，包括整个中生代的三迭纪、侏罗纪、白垩纪，都是温暖的气候，当时我国普遍处在湿热气候控制之下。晚第三纪末期世界气温普遍下降。

5）第四纪大冰期气候，从距今200万年开始直至现在。在这次大冰期中，气候变动很大，冰川多次进退。在中国也发现不少第四纪冰川遗迹，定出4次亚冰期。在亚冰期内，平均气温约比现代低8℃―12℃，而在两个亚冰期之间的间冰期内，气温比现代高，极地约比现代高10℃以上，低纬地区比现代高5.5℃左右，这时冰盖消失，甚至极地冰盖也整个消失。在每个亚冰期之中气候也有波动，每个相对温暖时期一般维持1万年左右。目前正处于一个相对温暖的后期。大约在一万年前，地球各大陆的气候带和气候条件基本上形成现代气候的特点。

1.2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

自第四纪更新世晚期，从距今1万年左右开始，全球进入冰后期。挪威的冰川学家曾作出冰后期的近1万年来挪威的雪线升降图（图1）⑤ ，从图上可以看出近1万年来雪线升降幅度并不小，它表明这期间世界气候有两次大的波动：一次是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的最适气候期，当时气温比现在高3℃～4℃（雪线升高表示温度上升）；一次是15世纪以来的寒冷气候（雪线降低表示温度下降），其中1550～1850年为冰后期以来最寒冷的阶段，称小河冰期，当时气温比现在低1℃～2℃。图1中两条曲线――挪威雪线及中国温度变化线，二者显示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温变化（虚线）大体上与挪威雪线的变化相似。

根据对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的分析，可以将5000年来我国的气候划分为4个温暖时期和4个寒冷时期④：

第一次温暖期发生在公元前3500～1000年间，当时黄河流域有大象、水牛和竹子等，估计当时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年降水量比现在多200mm以上，是我国近5000年来最温暖时期。

第一次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1000～850年（西周时期），据记载公元前903年和公元前897年汉水两次结冰。

第二次温暖期出现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东周-西汉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春秋》中提到鲁国（今山东）冬天无冰。

第二次寒冰期是公元初年至公元6世纪（东汉、南北朝），据史记记载公元225年淮河结冰。

第三次温暖期是7～9世纪（隋唐时期），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长安（今西安）无冰雪，梅和柑橘能在关中地区生长。

第三次寒冷时期出现在10～12世纪（宋代），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公元1131～1260年杭州每10年间降雪最迟日期是4月上旬，比12世纪以前延迟1个月左右。

第四次温暖时期发生在13世纪（元代），公元1200、1213、1216年杭州无冰雪，长安重设“竹监司”管理竹类，显示气候转暖。

第四次寒冷期出现在15～19世纪末（明清时期），时间长达500年，估计17世纪的冬天温度要比现在低2℃左右。

由上述可见，在近5000年的最初2000年间，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是最适气候期。从公元前1000年的周朝初期以后，气候有一系列的冷暖变动。其分期的特征是：温暖期越来越短，温暖的程度越来越低。从生物分布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例如在第一个温暖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发现有象；在第二个温暖时期象群栖息北限就移到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公元前659～627年淮河流域有象栖息；第三个温暖时期就只在长江以南，信安（浙江衢县）和广东、云南才有象生存。而5000年中的四个寒冷期越来越长，程度越来越强，从江河封冻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在第二个寒冷时期只有淮河封冻的例子（公元225年），第三个寒冷时期出现了太湖封冻的情况（公元1111年），而在第四个寒冷时期在17世纪（如公元1670年）长江也出现封冻现象。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气温曾出现明显的波动上升现象。这种增暖在北极最为突出，1919～1928年间的巴伦支海的水面温度比1912～1918年时高出8℃。巴伦支海在30年代出现过许多以前根本没有出现过的喜热性鱼类；1938年曾有一艘破冰船深入新西伯利亚岛海域，直到83°05′N，创造了世界上船舶自由航行的最北记录。这种增暖现象到20世纪40年代达到顶点。此后，世界气候又出现变冷现象，以北极为中心的60°N以北，气温越来越冷。进入60年代以后，高纬地区气候变冷的趋势更加显著，例如1968年冬，原来隔着大洋的冰岛的格陵兰，竟被冰块连接起来，发生了北极熊从格陵兰踏冰走到冰岛的罕见现象。进入70年代后，世界气候又趋变暖，到1980年后，世界气温增暖形势更为突出。

综上所述，从22亿年前地球气候的形成至今，全球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气候变化，这些史实证明一条真理――地球气候一直在变化着。当代的气候变化态势，并未超出历史上气候变化的范畴。至于20世纪以来明显增暖的现象，它是气候变化长河中的一个波动过程，还是永远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仍然需要冷静思考，认真分析，不应匆忙作出结论。

2 矛盾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气候变化有着众多客观因素的推动，似不应过分归因于工业生产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在上一节中已经叙述了地球一直处在变化之中的史实，第二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本文作者曾在20年前的《试论干旱》⑥一文中作过论述，认为：一个大区域气候的形成和变化，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有的在地上，有的在地下，有的还在天上。可把这些因素列入表1：

上述因素通过形成五个圈层系统――大气圈，海洋圈，冰结圈，陆地圈和生物圈，这五个系统的综合作用，直接影响着气候，决定着气候变冷、变暖、变干还是变湿。

在此对这五个系统略作说明：

1）大气圈是气候系统中最为活动的组成部分。在外部参数的影响下，大气环流的稳定特性时间大约是一个月。

2）海洋圈活动性较差，由于水的热容量很大，因而海洋成为太阳能的巨大贮藏库。它既可贮藏能量，随后又以热的明显的或潜在的形式把所贮之能转入大气层中。其循环的稳定特性时间，在海洋上层变化于数日到几年，在深层为百年到几百年。

3）冰结圈，它是气候系统中比较稳定的因子，多数循环可能是数百年、数千年，甚至几十万年。但是，冰结圈尤其强烈地影响着辐射量，影响到水在地面的分布，从而对气候施加明显的影响。

4）陆地圈的影响因子包括土壤、河川、湖沼和地下水，它们都是水循环的积极干预者和参与者，它们的分布和状况，影响着大气的辐射、热状况以及大气和大气溶胶的交换等。

5）生物圈主要表现为生物群落的数量，包括陆地和海洋中的生物界对水分循环、气体交换以及热动态的影响等。

通过对陆地圈、生物圈，尤其是对生物量施加影响，或通过以上各种方式间接地对其他系统施加影响，便形成人类影响气候的重要手段。

从上述可以看出：影响一个地区或一个地区在某个时期气候变化的原因是众多的、复杂的！人们至今还不能确切地说明各种因素影响程度的定量关系。但是，存在着这些影响却是肯定的。同时可以断言：即使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从总体讲，自然因素仍然是影响气候的主导因素。人类活动至今仍然不足以影响地区性气候的基本属性，更不足以引起冰期或间冰期等巨大的气候变化。

只是在相对较小的程度上，个别的、局部的气候变化，才被解释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如大面积的毁林开荒、毁草滥牧等。这就告诉我们，研究气候变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应当从更广阔、更深邃的领域去分析和认识，从而采取适当的应对之策！不要人云亦云，自讨苦吃。

3 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现在尚难肯定当代的气候变暖就是人类活动所致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⑦。

已如前述，气候是一个巨系统，它的发展变化受制于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本身也是十分复杂的，多数因素存在于人类出现以前，而且至今不受人的支配，要定量地评价它们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至今世人尚无这种能力，只能说处在探索阶段，本文也无法说得具体，只能在有限篇幅内，引用一些有关专家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作些推论，供大家参考。

这些成果包括：25万年来太阳夏季日照量变化图（图2）；50万年间地球轨道及旋转轴倾斜参数图（图3）；220年来太阳黑子数变化图（图4）⑧；1.1万年来印度拉贾赫斯坦的平均降雨量图（图7）；美国1900～1939年气候变迁图（图5）⑨；纪元以来世界温度波动趋势图（图6）；1万年来挪威雪线高度（实线）与5000年来中国温度（虚线）变化图（见图1）⑤。

这些研究和观测成果，可以使人产生如下认识：

1）影响气候的因子是复杂多变的。而且由于这些影响因子变化的偶然性中包含着某种必然性，因此，气候变化也具有某种必然性；又由于影响因子的变化具有某种周期性和在周期内的相对稳定性，因此气候变化亦有周期性和相对稳定性。认识气候的这种变化性、相对稳定性和相对可知性，对我们应对气候灾害，利用气候资源是十分重要的。

2）影响气候变化的大因子人们尚难控制。如图2～4所示。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无力对气候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即使发生在地球本身的一些影响因素，如海洋、冰川和陆地上的山原分布等，也不是人们在短期内可以控制和严重改变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某地区的气候变化仍然主要受制于原有自然因素的影响。

3）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中国气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并非完全一致，但彼此先后响应。因此，得不出外国气候变好，中国因为某种人为原因气候单独变坏的结论。

4）中国的历史气候有热有冷。从图1及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编绘的图6可以看出：若把图中温度“0”线视为现今的温度水平，则在殷、周、汉、晋时代温度低于现代；唐代以后，温度高于现代，最长的温暖期出现在唐代中期（公元811～1050年），约持续240年，当时在唐都长安可以生长柑橘⑤。

宋代以后，大约在公元1000年前后气候开始变冷，期间虽有波动，但变冷居于主导地位。

5）世界的历史气候有热有冷。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气温显著上升，在北极最为突出，1919～1928年的巴伦支海水面温度比1912～1918年高出约8℃；1940年开始虽有变冷现象，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气候又趋变暖，1980年后，世界增暖趋势更加突出，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并被一些人认为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中排放的CO2温室气体所致。

6）近代全球变暖是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还是永远的趋势？尚存争论！但更大的可能是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温室效应在全球变暖的趋势中是叠加于前述的诸因素中，还是单独在作用？作用有多大？亦有争论，但更可能只是一个尚未完全证明的叠加因素！

因此，有关温室气体排放使全球变暖的论点，至今只能作为科学研究的课题，而不能作为肯定的结论。

4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气候变暖是好事还是坏事要做具体分析

前已述及，史实表明温暖的气候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简要的归纳如下：

1）在寒武纪―泥盆纪大间冰期地球气候比较温暖，特别是石炭纪是古气候中典型的温湿气候，当时在中国，全国都处于热带气候条件下，森林茂密，形成大规模的煤层。

2）在6000年前的全新世温暖期，现今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当时为大草原；青藏高原当时降水非常丰富，湖泊水面比现今高出8m～60m；古代四大文明古国，正好诞生在这一时期。

3）在图6中显示的公元600年～1050年，是我国最长的一段温暖时期，比较风调雨顺，这对盛唐的出现不无关系。

4）在千年和百年尺度上气候变暖，往往是全球严重自然灾害较少时期。

有的学者还专门论述了未来气候变化与农业的关系⑩，书中引述的资料表明，空气中CO2浓度的增加会提高C4和C3作物的水分利用率，还认为“气候变暖还可以由于生长季节延长，积温增加，因而可以采用生育期更长的品种以提高产量”。

对于未来尚难确定的变化，作者引述这些言论并非是在期盼气候变暖，而是建议对气候变暖问题深入研究和辩证思考，科学上切忌起哄和一家独言。

5 具体矛盾具体解决，中国应寻求自己的应对气候变化之策

已如前述，气候变化是永恒的主题，气候变化可能诱发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变化早为史实所证明，人们应当居安思危，科学应对，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坚持科学发展观，强化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努力探究气候变化的原因和究竟，特别应注重我国或我国不同地域气候变化的具体原因和表现形式，力争对未来气候做出比较科学的预测；

2）加强学科交叉和联合攻关，从不同角度研究气候变化可能给农业、工业、水资源、生态环境等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3）加强气候及气候变化的科普宣传，使人们对气候变化具有正确的认识，以便沉着冷静地看待气候变化，做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4）继续贯彻节能减排的方针，该方针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一为节约能源，二为防治污染，要把防治大气和水土污染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努力造就大气安全、水土安全，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不要因为全球变暖原因的争论而影响节能减排方针的执行；

5）在小尺度上，人类强烈的活动可能对小气候或局域气候造成不良影响，从而危害人类自己。因此，在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同时，要加强人类活动影响局域气候的研究；

6）在大尺度上，由于影响气候的因素主要在天在地而不在人，因此，中国无力也无责承担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既要提防把所有灾害都归咎于气候变化，从而放松对具体灾害的具体分析，又要防止有人把自然问题政治化、国际化、用气候变暖大做文章而宣扬新的“黄祸论”。

6 简单的结语

一个时期以来“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热议话题，但本文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统率、以哲学为指导、以地质史和水文气象资料为依据，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主要包括：

1）运动变化是绝对的，20多亿年来，地球气候一直在变，人们早有认识，并非当今发现；

2）矛盾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气候变化有着众多客观因素的推动，似不应过分归因于工业生产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3）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现在尚难肯定当代的气候变暖就是人类活动所致，现在的气候变化很可能是气候变化长河中的一段波涛，并非永远变暖的趋势；而且其变幅并未超出历史上出现过的范畴；

全球气候变暖论文篇(4)

为将全球气温上升值在本世纪末控制在2℃以内，哥本哈根会议上各国政要为减排“温室气体”而争论不休。然而，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钱维宏教授则质疑——本世纪末全球气温上升2℃证据不足。 1月20日，大寒节气，又一股强冷空气大范围横扫中国，让北半球多国深陷严寒的论调又多了一个论据。近几年全球性冬季酷寒不仅与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两次报告显示的多年暖冬不符，也让人们对全球气候变暖产生疑惑。 上个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为将全球气温上升值在本世纪末控制在2℃以内，各国政要为减排气温上升的罪魁祸首“温室气体”而争论不休，然而，本世纪末气温真的会上升2℃甚至更高么？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钱维宏以其最新研究成果对此结论提出质疑——本世纪末全球气温上升2℃证据不足。 气候变化曲线：“曲棍球杆”与“湿面条” 钱维宏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本世纪将全球气温上升值控制在2℃以内，是基于IPCC在2001年的第三次和2007年的第四次报告中给出的结论，并预测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在未来百年将持续上升1.4℃—5.8℃。事实上，最近10年来，自然界出现了与IPCC的预测完全不同的温度变化。” 钱维宏介绍说，西方国家科学家对百年尺度的气候变化早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期，我国科学家也认为这两个长的温度变化事件在中国发生过，但不能肯定是否具有全球普遍性。 这些研究中，最著名的就是西方学者曼(Mann)等根据全球仪器测量记录及从冰芯、石笋、珊瑚、树木年轮等自然资料中获得的历史气候数据，建立的近千年北半球温度序列。强调近千年来北半球温度处于缓慢下降的过程中，到20世纪才突然上升，并把这条曲线形象地比喻为“曲棍球杆”，这个结果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所引用。其中心思想是，20世纪变暖是近千年来前所未有的，所以20世纪变暖是人类活动影响造成的，也就是说是温室效应加剧的结果。 然而由于这根“曲棍球杆”，扭曲了很多科学家长期研究认识到的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期的显著差异，因此IPCC的报告引起了很多科学家对这一序列的争议。2008年曼等又给出了近两千年的全球温度序列，这次的序列不再是“曲棍球杆”了，而像一根“湿面条”。 钱维宏认为，由于前期温度只能用树木年轮和冰芯等代用资料，所以历史千年温度序列存在不确定性。但尽管千年温度序列中前八百年的资料存在不一致，但近百年来的全球温度上升是公认的，因为工业化开始后有了仪器测量的准确资料。 最近的暖平台是千年一遇的共振现象 那么到底是什么驱动了过去百年的增暖和1970年代以来的强烈增温，又是什么让这几年的温度变化改变了趋势？持续增加的温室气体浓度是否会驱动全球温度在本世纪末上升达2℃的阈值？这个结论科学吗？ 钱维宏介绍说，曼等一批科学家在获取长期历史环境序列资料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是预测未来的基础。气候预报同天气预报一样，首先要依靠观测获取可靠的以往气象要素，再通过分析得出变化规律，最后用各种方法做出可信的预报。因此，需要对曼等给出的不同序列做出详细分解分析，才能为未来百年的温度预报打好基础。 针对曼等人的千年“曲棍球杆”温度序列，钱维宏研究组先后在2011年的中英、中德气候变化会议上和2006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这一序列中具有“长期趋势和短期振荡”的结论。去掉前八百多年的长期降温趋势和近百年的增暖趋势后，留下的序列中存在一个60—70年的规则振荡。据此，钱维宏指出，2040年代前后和2070年代前后先后会出现一个冷、暖期，1998年开始全球平均温度会有所下降。 2009年国际上有两条比较公认的全球温度序列：一条是英国Hadley中心从1850年以来的观测温度序列，另一条就是曼等人的“湿面条”温度序列。钱维宏的研究组首先用观测序列做了分析，通过分析，他们得出结论，1850—2008年的温度长期趋势是每百年增温0.44℃，1910— 2008年期间每百年增暖0.74℃，1976—2008年期间每百年增暖1.70℃，但1998—2008年期间每百年降温0.10℃。这条观测的温度序列中还存在年际的、准20年和62年的周期振荡——年际的温度变化落后于赤道太平洋年际的海温变化，20年的温度振荡落后于太阳辐射

全球气候变暖论文篇(5)

关键词：气候变暖；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思维；生态主义；可持续发展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其写的《寂静的春天》中有这么一句话：“一个恐怖的幽灵正悄悄向我们袭来，而且这个想象中的悲剧极可能变成我们终将面对的严峻现实。”①这是作者在美国上世纪60年出的关于滥用化学制品对于环境的严重影响，这也是引申出我们今天的人类活动加剧的全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其中，全球气候变暖是我们正在面临的极其严峻的生态危机。那么如何用绿色经济思维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是我们正在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因此深入了解和分析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用绿色经济思维去解决全球气候变暖将是未来的研究出路之一。

一、全球气候变暖的前因后果

在谈到气候变暖问题的原因之前，有必要了解什么是气候变暖。气候变暖，大部分是由于人们焚烧化石燃料，如石油，煤炭等，或砍伐森林并将其焚烧时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即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对来自太阳辐射的可见光具有高度透过性，而对地球发射出来的长波辐射具有高度吸收性，能强烈吸收地面辐射中的红外线，导致地球温度上升，即温室效应。概念中已经谈到了其产生的一些原因，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和后果产生？

气候变化科学的最新研究结果证明，1750年人类社会工业化以来，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质，其综合效果导致全球气候系统变暖，20世纪中叶以来进一步加剧，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知道，气候变暖的产生不仅有其自然因素，更有其人为因素。自然因素有来自太阳活动、火山活动、地球轨道参数发生变化等引起的生态系统破坏而引起气候变化异常。人为因素则来自人类通过对地球生物量、地面状况、大气成分所施加的影响造成的下垫面的变化等。②

自从有了气候变暖，它给我们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和产生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它导致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极地冰冻圈退缩、水循环紊乱（水资源短缺等）、极端事件频发、生物多样性受损、灾害加剧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如干旱、洪水、热带气旋（台风）等，显示了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

气候灾害可能加剧一些地区原有的冲突和压力，影响生计（特别是贫困人口），并使一些地区的暴力冲突加剧，从而进一步降低当地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适应能力。气候变暖也给许多病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病菌的繁殖率和传播速度将更大更快。气候变暖还会使人的抵抗能力和免疫能力下降，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会增加瘟疫流行的几率。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热死亡人数也将增加。

气候变暖所产生以及带来的后果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生态循环系统，牵一而发动全身。全球气候变暖所影响的不只是地球的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影响的领域也不只是局限于某一个学科，某一个系统，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扩大到我们的地球。意识到其给我们带来的严重危害，那么我们生存在地球大家庭中的人类社会有必要为此采取措施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二、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所做的努力

直到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尤其是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为这一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措施。

首先，欧盟和日本率先发展“循环经济”和推行“清洁生产机制”。欧盟和日本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以及雄厚的资金，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而实行“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在经济发展中回收一些不必要的浪费资源，在生产末期注重清洁排污，尽量减少环境污染。

其次，英国最早提出“低碳”概念并以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暖。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实行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曾经深受环境危害而带来的巨大代价，在全球气候变暖中致力于实行“低碳经济”，减少碳的排放量，营造一个空气良好的环境。

再次，中国选择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并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每年实施一定的减排计划。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十三亿人口的生存我们每年利用大量的能源，也产生大量的环境污染，对全球气候变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治理环境的污染中艰难重重。

此外，1972年聯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以鼓舞和指导世界各国人民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此后，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道不定期举行会议商讨气候变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中做出了许多的努力。

由此可见，各国与联合国一道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所做的努力成效是明显的。从其措施中可以看到绿色经济思维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经济的发展而引发的环境问题中采取绿色经济发展模式。采取绿色经济思维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将会是今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一个出发点。

三、采取绿色经济思维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普遍开展，绿色经济思维是一个新出现的潮流，对于运用绿色经济思维解决全球气候变暖这一问题，首先要解释绿色经济思维都包含了哪些思想内容，如何运用绿色经济思维去改善具体的经济行为，而且其思想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所起到的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第一，绿色经济倾向于实行经济上的“零增长”，主张将发展重心置于改善结构、提高质量，这对于一些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有利于提高和改善空气质量。一定程度上改善经济结构向健康合理、清洁能源生产的方向发展，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第二，绿色经济提倡缩小经济规模，反对“恐龙式”的现代化生产体系。因为随着人类活动规模越大，资源消耗越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就越多，产生的不利影响就越大。温室气体的排放大部分来自燃烧能源矿产或者城市生产建设、汽车尾气排放等等，与大型的生产建设项目息息相关，那么产生的气候变暖也是全球性的。

第三，绿色经济要求停止无止境的物质追求，改变高消费、高耗电的生活方式。毕竟，奢侈的生活消费需要以牺牲巨大的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产生的垃圾和消耗的能量更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全球气候上升。从目前的物质生产发展水平来看，不少国家的人民存在高消费高耗电高污染的生活习惯，引起了社会的反感，但谴责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需要从源头，从根本的意识去树立人们拥有绿色经济的生活方式才是最重要的。

第四，让绿色经济文化根植于每个人的内心。绿色经济不是从来就有，作为生态主义的衍生品在生活中逐渐影响人们的活动进而影响全球气候。全球气候变暖的改变关键到个人的意识改变，如果每个人内心树立绿色经济意识，改变生活方式，保护生态环境，致力于改善气候变暖，那么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四、中国如何用绿色经济思维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我国是最早把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1992）和《京都议定书》（1997）的缔约国和推动者。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把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走新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保护环境的具体行动。

（1）坚持和完善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战略之路。我国已把科学发展观纳入政治思想体系中，成为学习和传承的思想之一，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发展观。因此，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我们的国家战略已经明显接轨并施行良好。

（2）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我国是个拥有13亿人口的人口大国，维持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需要很多资源的支撑，而由此引发的资源浪费也是惊人的，进而引发的全球生态的改变也是潜在的危险因素。我们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也要提高人口质量，具体解决由此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

（3）发展绿色经济，改变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提倡使用清洁能源，减少排放温室气体。近年来，我国在改善经济结构，提高新能源开发，发展绿色经济上有了许多的成效，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中国在绿色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

（4）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未雨绸缪，投资低碳经济，发展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推行循环经济。我国一直以来都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参与国际间的各项气候变化大会，探讨气候变化问题，并承诺减排协议，做出实际改变。

综上所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中合理运用绿色经济思维，积极针对本国的国情而实事求是提出自己的对策，致力于改善这一全球大问题，是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

《寂静的春天》第十七章中写道：“我们现在正站在两条路的交叉口上，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那条路看起来是舒适、平坦的高速公路，我们可以加速前进，但路的尽头却有灾难在等着我们。另一条我们很少走的岔路为我们提供了保护地球的最后一个机会。”③归根结底，走哪一条路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人们始终认为，不断改革和坚持发展绿色经济是解决人类面临的气候变暖问题的途径之一。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偏见与分歧仍然存在，正义与邪恶也相伴相生，世界各国随着科技和大众知识的影响而存在文化多元化，至于用何种方法和措施，达成何种协议去解决这一问题也将会存在很大的分歧和意见不统一。选择的道路是不言而喻的，真正为了人类能够永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必然要解决气候变暖。我相信，只要合理的运用绿色经济思维，科学的系统的提出一套解决思路，人类必定能够重获地球的碧海蓝天。

参考文献： 

[1][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 ：3. 

[2]刘云、季铸.《绿色经济》[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4. 

[3]李培月.《也谈全球气候变暖问题》[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9（11）. 

[4][美]亨利·梭罗.《瓦尔登湖》[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11. 

[5]李正图.《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总体思路》[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4）. 

[6]曹东、赵学涛、杨威杉.《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5）. 

全球气候变暖论文篇(6)

一、

全球视野下的生态环境研究进程

若干年来，伴随着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消费需求亦得到很大满足，但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如森林植被锐减、不少物种灭绝、淡水资源短缺、绿野变为沙漠、环境趋于恶化。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社会现实，不是局部事件而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只是存在区域差异而已。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成为人类力图与环境合谐相处、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抉择，也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念与责任。20世纪后期与本世纪初，环境问题曰益受到人们关注、生态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背景。

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这一理念的形成经过了数十年时间，其中既有民间的推动，也有政府的参与。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该书通过对污染物迁移、变化特别是滥用杀虫剂后果的描写，向人们阐述了海洋、天空、河流、土壤、动物、植物和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该书指出，“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污染这一罪恶的链环在不断地传递转移，环境污染及其恶果实际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恶魔。该书唤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渐重视，以致有人认为其出版标志着“生态学时代”的开始。①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布《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该报告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斯·梅多斯领导的研究小组完成，分析世界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以当时的人口与工业增长发展下去，世界将面临“崩溃”，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虽然该报告对未来的估算及解决问题的途径消极悲观，但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带来环境污染却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与讨论，从而加强了对生态环境的重视。②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Brown)出版《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必须从速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Sustainable Society)。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给出了如下定义，“人类有能力使发展持续下去，也能保证使之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该报告强调，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必须立足于使环境资源库得以持续和发展的政策”。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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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卡逊(Rachel Carson)著，吕瑞兰译：《寂静的春天》，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6—7页及《译者的话》。并参考弗兰克·格雷厄姆(Jr． Frank Graham)著，罗进德、薛励廉译：《〈寂静春天〉续篇》，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

②(美)D 梅多斯(Dennis L Meadows)等著，于树生等译：《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1984年。另一翻译本为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与此悲观论相对应的则是乐观论，如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Julian L Simon著，黄江南、朱嘉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2页，第23—24页。张志强等：《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与趋向》，《地球科学进展》]999年第6期。

一精神为此后的联合国大会所遵循(参下文)，可持续发展也逐渐成为媒体频繁使用、如今中国大众亦接受的词汇之一。

保护环境、加强生态环境研究也是各国政府的责任与义务。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通过《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文件。受秘书长委托，由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执笔，在58个国家152位成员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协助下提交了《只有一个地球》报告，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探讨全球环境的前途问题，唤起各国政府对环境特别是环境污染的注意。①1980年3月5曰，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②91983年第38届联大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简称 WCED)，次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出任该委员会主席，并以“持续发展”为纲领，制定“全球的变革日程”。1987年，第42届联大通过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提出到2000年乃至以后实现持续发展的长期环境对策”。③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和发展大会，把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树立环境与发展相互协调的观点与解决途径，倡导“可持续发展战略”。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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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巴拉·沃德(Babara　Ward)和雷内·杜博斯(Rene Dubos)主编，国外公害资料编译组译：《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1976年。

②张坤民：《可持续发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15页。

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前言》。

《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文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协议。中国政府签署了协议，并在会后提出了环境与发展10大对策，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行动纲领。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国家环保局为了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环保工作，特制定了《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①环境与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对世界、对人类负责的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

生态环境(史)研究受到全球变化研究的直接推动。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世界各国、不同地区均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其中：地球作为人类的共同家园，任何国家与地区均成为全球变化的一员。全球变化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跨学科、综合性、规模宏大的国际合作研究活动，涉及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该研究主要有：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和全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计划(HDP或HDGEC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1980年开始实施，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共同组织，主要研究气候系统中物理方面的问题，并探讨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1991年正式实施，由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组织研究，主要分析控制地球系统及其演化的物理、化学与生物过程，以及人类活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全球变化的人类因素计划由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IFIAS)、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ISSC)、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共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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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前言》，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

定、组织，是在社会科学界模仿自然科学界的大规模集体合作精神，更好地了解导致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原因。1990年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第18界大会通过了《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计划研究纲要》，指出该研究必须同时考虑人类活动对全球环境变化的作用及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的影响这两方面内容。①可以看出，上述这些研究计划各有侧重点，但在关注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方面却具有一致性。中国科学家积极介入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由中国的全球变化国家委员会(CNC-IGBP)组织协调。中国科学家正式立项研究全球变化问题始于1985年，并于1995年10在北京承办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②

生态与生态环境史研究也是中国学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交流、学科整合的产物。应该承认，在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气候学等领域，数十年来几代人已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这些成果构成了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本士的学术基础。上世纪后期以来，生态环境史在海外特别是美国逐渐兴起(参下文)，对大陆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近10余年来，大陆学术界的问题意识、学术视野也逐渐发生转移。在史学界，由帝王将相转向芸芸众生、由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由事件史考察转向长时段分析、由重视人与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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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成权、张志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计划综览》，《地球科学进展》1994年第3期。1990年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正式加盟后，(HDP或HDGECP)计划遂更名为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影响国际研究计划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简称IHDP)。

②

孙成权、陈晔：《中国的全球变化研究项目述评》，《地球科学进展》1995年第1期。孙成权：《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简介》，《地球科学进展》1996年第3期。

系到同时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①对生态环境的曰益重视也不局限于史学领域，其他学科也加强了该领域的开拓，出现了所谓的生态文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等等，而自然科学界对生态环境及其演变史的考察自不待言，并逐渐将研究重心放在人类历史时期之内并重视分析人为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在学科门类逐渐细分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学科的渗透与融合。在此形势下，大陆学术界明显加强了生态与生态环境史研究，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开展国际合作，进行学科整合，试图打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畛域之分、发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更深刻、全面地揭示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环境的演变规律，生态环境史已成为学术前沿与新的学术增长点。

近年来大陆学术界所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包括部分译作)，有的虽未贯以生态史或环境史之名，但却涉及历史上的生态环境，这里择要勾勒分析如下：②

①法国年鉴学派对中国影响较大，如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一部分用500余页的篇幅来分析“环境的作用”。

②近年来也有相关的专题综述，如张岂之：《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但前者主要是从生态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后者基本上是对部分论著的叙述。这里试从主要观点、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出发，对重要的学术积累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勾勒与分析。

一、

关于生态环境史的概念、理论及方法

迄今为止，生态环境史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各种论著所使用的名称也不一致，如环境史、生态史、历史生态学、生态环境史等等，理论与方法研究相对薄弱。

一些研究者重点考察环境史在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兴起与学术渊源。例如，包茂宏从全球视野对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理论、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认为：“环境史的概念仍在发展变化中，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环境史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应分三步走，一是有选择地学习和引介国外的理论成果和方法，二是实证研究中国的人与环境关系变迁史，三是从全球视野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形成中国的环境史学派。①侯文蕙多年来翻译了一系列相关著作。②另一些研究者则追溯、总结其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轨迹。例如，王子今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对20世纪中国生态史研究取得的进步及其意义进行分析；认为生态史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对生态条件本身历史的研究，另一个是生态条件对社会历史之影响的研究，涉及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作者指出，今后要继续深化理论建设和跨学科研究。③

关于环境史的性质，一种认为属于历史学范畴，是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学科。梅雪芹提出，“20世纪晚期在西方史学界兴起的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科而非其他学科的范畴”；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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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②如美国著名环境史专家唐纳德·沃斯特(D·Worster)的著作：《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草原》，三联书店2003年。等等

③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为一门学科，环境史不同于以往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模式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可分别以“人类文明”、“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等关键要素将其与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相区别；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和学科建设，要以辨证唯物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理论和指导思想，充分借鉴西方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探讨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研究范式；今后应重点研究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思想。①另一种认为，环境史是一种新视角，研究内容更加广泛、全面。包茂宏引述唐纳德·沃斯特的话说，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它比以往的历史具有更宽阔的视野，即把整个社会和全部人类活动放在自然和自然过程中来观察。②还有一种认为，环境史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主要涉及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运用多学科知识，掌握多种研究手段，进行野外考察是基本研究方法。侯文蕙认为是交叉学科。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才兴起的一个“新兴学科”，是一门融生态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带有很强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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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雪芹：《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②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不仅是人，还包括自然，所重点展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①

一些研究者根据自己所长与研究体会提出相应的研究视角。行龙主张从社会史的视野，利用跨学科的方法和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进行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②夏明方主张从人口、资源、环境与灾害等生态系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变动过程来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余新忠主张从疫病社会史或疫病医疗社会史视角，不仅研究疫病史、医疗本身，而且从此入手，研究人类历史上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变迁的轨迹。③围绕着传统人地关系理论展开的分析亦有不少成果问世。当今国内外大多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但传统中国却存在人与自然合谐的观念。吴承明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指出该学说认为自然界是整体合谐的，人类社会是同一有序的，天人之间可通，消极可以转变为积极，强调“天人合一”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意义。④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论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三才”(天、地、人)理论比“天人合一”更能揭示这一关系，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有机统一自然观，主张从“天人关系” 这一视角、从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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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侯文蕙：《(尘暴)及其对环境史研究的贡献》，均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②行龙：《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③夏明方：《自然灾害、环境危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余新忠：《疫病社会史研究：现实与史学发展的共同要求》，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④吴承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科整合来揭示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①鲁西奇评析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以及或然论等人地关系学说，指出在思考人地问题时要重视“区域”观念的方法论意义与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提出以典型的“区域链”及“流域链”来考察区域人地关系的演进过程，总结出人地关系的演化模式。②王铮等分别从人口地理分布、区域经济与中国经济格局、政治疆域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明显影响，他们认为，人地关系形成一个链，而资源利用是其中的中心环节，人是以群体特征来响应环境如气候变化的，人地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是受到社会经济与环境变化的多重影响，气候变化虽是一个强大因子，但它却不能产生确定性的影响。③

从文明观与认识论的高度，有学者认为环境史既非环境决定论，亦非人类中心主义观，而是一种生态中心主义观，这在国外学者中比较突出。④在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的讨论热潮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界、(生态)伦理学界也展开了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走入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大讨论。大多数学者从价值观的角度，将人类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心位置；不少人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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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根蟠：《“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③

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地理学报》1997年第4期。

④

包茂宏前揭文；刘耳：《当代西方环境哲学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发展的环境伦理学基础；也有人赞同生态中心主义。①

总之，大陆学术界在生态环境史的概念、性质、主要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存在不少分歧，实际海外也是如此，唐纳德·沃斯特曾说到，“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②但其中也有共同点：一是，均承认环境史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研究意义；二是，均强调环境史要研究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均主张采取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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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覃明兴：《人类中心主义研究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杨淑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研究综述》，《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6期；陈伟华、杨曦：《世界观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4期。

②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三、历史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1

一、

历史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

气候是自然环境要素之一。气候变化既是生态环境变迁的表现，也是引发环境变化的主要因子。历史气候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早，上世纪20—30年代，蒙文通、竺可桢、徐中舒、胡厚宣、王树民等人已发表了若干学术论文。70年代竺可桢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以下简称竺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历史气候研究。竺文认为：仰韶和殷墟时代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高于当代2℃；周朝早期寒冷，春秋时期变暖，这一温和气候一直持续至西汉；东汉趋于寒冷，并延续至南北朝；隋唐至11世纪初气候温暖；12世纪初气候转寒并延至14世纪，其中13世纪初、中期存在短暂温暖；15至19世纪气候寒冷，其中17与19世纪更为寒冷；近5 000年来最低温度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1200和1700年，气温摆动范围1—2℃；在400至800年期间内，可以分出50至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①

近年来，历史文献记载、物候、沉积、树木年轮、积雪冰川、动植物分布、地衣测量、孢粉分析等资料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进一步深化，并有相关研究著作出版问世。②

竺可桢关于中国近5 000年来气候冷暖变化的分析依据与具体观点得到补充、修改与完善，某些观点尚处于商榷之中。王绍武研究公元1380年以来的气候，发现华北第一个冷谷消失，揭示了小冰期气候在中国的区域差异。③于希贤研究认为，17世纪冷期的出现时间，比竺文的结论约早半个世纪，其变化幅度亦较竺文所说的1—2℃大得多；依据云南仓山山顶冰雪积融，并参照各个时期的物候状况，于氏指出，仓山雪所反映的云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在总体趋势上与已有结论相似，但在具体冷暖幅度、出现时间上则呈现出区域性特点。④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一书围绕着竺文展开，作者在尊重、肯定竺可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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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原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此据氏著：《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5—498页。

②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文焕然、文榕生：《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王绍武：《公元1380年以来我国华北气温序列的重建》，《中国科学〔B辑〕》1990年第5期。

④于希贤：《近四千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于希贤：《仓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初稿完成于1978年)。

学术贡献与基本观点的基础上，以翔实的资料与细致分析，就竺文的某些资料、观点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①张德二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存在中世纪温暖期。②满志敏提出了另一个历史气候变迁序列，即仰韶温暖期、西周至西汉降温期、魏晋至五代寒冷期、北宋至元中叶温暖期、元后期至清末寒冷期；竺文认为公元600—1000年是温暖期即所谓的隋唐温暖期，学界亦有人通过物候等继续予以论证，满志敏指出，梅、橘、驯象等均不足以成为唐代气候温暖的指标，而有大量资料证明，8世纪中期气候由暖转冷，其寒冷程度甚至可以与明清时期的“小冰期”相比；满氏关于西周至西汉降温期、唐代存在寒冷期和中世纪温暖期的看法，与传统观点有较大差距。③不过王子今辨析说，以秦汉山川祭祀制度的史料为依据而断定“当时淮河每年冻结”、“气候比现代寒冷”，难免有证据不足之嫌、缺乏说服力，竺文关于秦至西汉气候“继续温和”、东汉“趋于寒冷”等观点仍值得肯定．陈业新从农事、物候、干湿三个方面对汉代的气候状况进行历史学分析，并就某些生物分布指标是否适用提出自己的看法；陈氏认为，汉代气温与现在无大差异，西汉略冷而东汉稍暖，东汉末年急骤转冷；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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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

②

②张德二：《我国“中世纪温暖期”气候的初步推断》，《第四纪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11辑；《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满志敏、张修桂：《中国东部中世纪温暖期的历史证据和基本特征的初步研究》，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95—103页。

时期干湿相间。①唐代前后的气候状况及其变化在学术界的分歧较大。吴宏歧、党安荣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认为气候的转冷应大致在8世纪末期而非中期，此后至五代这一时段气候的转冷只是温暖期之中的气候波动，传统的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后来两人又依据物候、动物分布、孢粉、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再次基本肯定隋唐温暖期这一说法，并将其起讫年限修正为公元550—1050年，其中公元800—950年气候相对寒冷。②蓝勇认为，8世纪中叶的气候确实有一个由暖转冷的过程，但从当前总的研究看，唐代温暖期的论证似乎更加充分。③费杰、侯甬坚基于历史文献记录，认为唐代黄土高原南部地区并不表现为一个稳定的暖期，公元799年前后存在一次百年尺度的气候转寒，以此为界，可划分为相对温暖且较稳定的阶段(公元620—799年)和相对寒冷且波动频繁的阶段(公元800—960年)。④尽管学术界在战国至汉代和隋唐时期的冷暖问题、中世纪是否存在温暖期、温度变化的幅度与速率、历史气候的变化周期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竺文关于历史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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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子今：《关于秦汉时期淮河冬季封冻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②吴宏歧、党安荣：《唐代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期；吴宏歧、党安荣：《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与气候波动》，《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③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l期。

④费杰、侯甬坚：《基于黄土高原南部历史文献记录的唐代气候冷暖波动特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

变化的基本轮廓，特别是关于冷期的判断，是基本正确、基本准确的。①

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进一步具体化，区域缩小、分辨率提高、分析手段多样，区域性、时段性气候变迁研究得到明显深化。例如，王绍武等重建了中国东北等10个区近400—1 000年的10年平均气温序列，并分析区域相关性与差异；公元1880—1996年的年平均气温序列及其变化速率、35个站点的四季降水量序列及降水量异常的空间分布特征。②朱士光等通过对关中地区考古发掘、孢粉分析、史籍文献等资料的整理、利用，建立该地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序列，即全新世早期寒冷、全新世中期暖温、西周冷干、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西汉后期至北朝冷干、隋和唐前中期暖润、唐后期至北宋凉干、金前期暖干、金后期至元凉干、明清冷干等10个气候变化时段。③邓辉利用文献中的有关早、涝、冻灾记录，对公元928—1109年燕北地区的历史记录进行复原，指出辽代该地区的干湿变化过程是，早期以干为主，中、晚期则以湿为主，1080年前后为气候剧烈下降时期，比黄淮地区的变化要提前30年。④李平日和曾昭璇则利用史籍资料和香港近百年的气温记录，考察珠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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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特征的新认识——纪念竺可桢〈中国过去五千年温度变化(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引者注)初步研究〉发表30周年》，《地理科学进展》2002年第4期。

②王绍武、叶瑾琳、龚道溢：《中国小冰期的气候》，《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王绍武等：《近百年中国年气温序列的建立》，《应用气象学报》1998年第4期；叶瑾琳等：《近百年中国四季降水量异常的空间分布特征》，《应用气象学报》1998年增刊。

③朱士光、王元林、呼林安：《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l期。

④邓辉：《论燕北地区辽代的气候特点》，《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1488—1893年小冰期和气候进入现代暖期的气候变化。①何业恒对20种热带、南亚热带动植物的分布和兴衰演变进行分析，探讨了5 000年来华南地区的气候冷暖和环境变迁。②葛全胜等重建了分辨率10至30年的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距平变化序列，分析了冷暖变化幅度与阶段性。③

近年来，区域性某阶段的历史气候变迁研究成果很多，研究更加深入，这里仅以秦岭及其邻近地区为例作一说明。在初春气温方面，刘洪滨、邵雪梅采用秦岭冷杉年轮宽度重建镇安公元1755年以来的初春温度序列，并指出，当地初春温度在1798年前后发生了一次较大幅度的降温，前后温差近3．0℃，1850年前后再次出现降温趋势，1884年前后出现明显的升温；利用秦岭树木年轮重建佛坪公元1789年以来1—4月份平均温度，并分析了其变化特征，其中1896年前后出现气温突变；两人还利用树轮重建秦岭地区历史时期初春温度变化序列，考察了冷暖变化在秦岭中东部的差异，结果显示1773—1804年初春温度相对较高，1805—1892年则相对较低且持续时间最长，秦岭地区西部初春季节变冷与增暖的幅度均大于秦岭的中东部地区。④在干湿程度方面，刘洪滨等利用华山松树轮宽度差值重建了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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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平日、曾昭璇：《珠江三角洲五百年来的气候与环境变迁》，《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

②何业恒：《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

③葛全胜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第四纪研究》2000年第2期；葛全胜等：《过去2 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序列重建与初步分析》，《地学前缘》2002年第1期。

④刘洪滨、邵雪梅：《采用秦岭冷杉年轮宽度重建陕西镇安1755年以来的初春温度》，《气象学报》2000年第2期；刘洪滨、邵雪梅：《秦岭南坡佛坪1789年以来I—4月平均温度重建》，《应用气象学报》2003年第2期：刘洪滨、邵雪梅：《利用树轮重建秦岭地区历史时期初春温度变化》，《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及周边地区公元1500年以来初夏干燥指数序列，指出1502—1511年、1570—1580年、1807—1814年该地区初夏存在三次较为严重的干旱。①在冬季气温方面，郑景云等建立了西安、汉中地区1736--1910年的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指出尽管两地平均气温变化趋势类似，但汉中“整个序列的波动幅度更大一些”。②这些细致、系统的考察分析，不仅大大地深化了区域气候史研究，而且为探讨该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变迁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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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洪滨、邵雪梅、黄磊：《中国陕西关中及周边地区近500年来初夏干燥指数序列的重建》，《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3期。

②郑景云等：《1736—1999年西安与汉中地区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重建》，《地理研究》2003年第3期。

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其相关性。气候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近年来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El Nino-Southern Oscillation简称ENSO)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ENSO是指影响全球的大气与海洋循环变化的一种异常现象，简单地说是强烈的海气相互作用事件。③龚道溢、王绍武分析公元1880年以来我国东部四季降水与ENSO事件之间的关系，认为近百年来，ENSO与35个站点的平均降水量没有关系；与一些地区秋、冬季节降水量关系显著，厄尔尼诺年江南降水偏多，北方偏少，反厄尔尼诺年(即拉尼娜年)则相反；与夏季降水量的关系不如秋冬明显，厄尔尼诺年黄河以北有干旱趋势；与春季降水量基本无关。在气温变化方面，ENSO对温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年际尺度上，对于气温的长期趋势与年代际变化率的影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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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厄尔尼诺(El Nino)是指中东太平洋赤道附近海水表层的异常增温变暖；与此相应，若降温变冷则为拉尼娜(La Nina)现象或称反厄尔尼诺现象。南方涛动(Southern Oscillation)是指热带东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气压场反相。

若要研究后一问题，还需分析人类活动、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太阳黑子、火山等因子。20世纪气候变暖是气候的自然变化还是因为人类活动的影响，他们认为后者是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①张德二等分析了公元1500年以来厄尔尼诺事件与我国夏季降水的空间分布特征，指出，厄尔尼诺年全国大范围降水偏少，多雨地带在东北、黄淮与广东沿海，而干旱少雨带在内蒙——甘肃与长江中下游一带，此后的第一个非厄尔尼诺年则降水分布特征正好相反；厄尔尼诺年降水在不同百年尺度的变化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多雨、少雨带在南北位置与范围方面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②联系到历史上的具体旱涝灾害，如光绪三年我国北方干旱严重，满志敏认为是由于东亚季风减弱引发季风雨带的推进过程与降水特征发生变化，而后者正是由当时的ENSO现象引起的；气温冷暖波动也会导致海平面升降变化，如11至13世纪晚期华东海平面上升即与气候温暖存在对应关系。在植物分布方面，以柑橘为例，其北界大幅南北迁移的主要原因是气候的冷暖变化，其中南北朝后期、元朝前期与明朝后期的种植北界比现代还要靠北。③天文现象、地质灾害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刘洪滨、吴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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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龚道溢、王绍武：《ENSO对中国四季降水的影响》，《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龚道溢、王绍武：《近百年ENSO对全球陆地及中国降水的影响》，《科学通报》1999年第3期；龚道溢、王绍武：《近百年全球温度变化中的ENSO分量》，《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5期；王绍武、龚道溢：《对气候变暖问题争议的分析》，《地理研究》2001年第2期。

②张德二、薛朝晖：《公元1500年以来El Nino事件与中国降水分布型的关系》，《应用气象学报》1994年第2期。

③滿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中世纪温暖期我国华东沿海海平面上升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l期；《历史时期柑橘种植北界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复旦学报》1999年第5期。

定分析了黄河1922—1932年枯水期，认为这与太阳黑子与ENSO现象有关；于希贤探讨了长期气候变化周期与地震活动周期的相关性。①1988年成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01年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指出：20世纪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6℃左右，冰盖、冰川减少，海平面升高，而且这种趋势还会继续；“正如现代气候模式预测的那样，过去100年的变暖很可能是气候自身的变化，过去1000年气候数据的重建亦指出，这种变化可能完全由自然因素引起”，而“过去50年观测到的全球性气候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②

农牧过渡带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影响。史念海指出，司马迁规划的碣石及龙门农牧分界线是适合生态环境的，过分超越这一界线就会破坏生态平衡；他特别考察了这一农牧分界线及其至隋唐时期的伸缩变化，半农半牧地区的农业与畜牧业(养马业)生产及其兴衰，关中漕粮供应地的转移等等，认为农牧地区的变化促成了唐朝由盛转衰。③这一研究理路更多地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及其后果。另一种，则是主要揭示人类活动受到自然环境变迁的限制与影响。邹逸麟认为，15世纪初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及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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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洪滨、吴祥定：《黄河中游1922—1932年枯水段时空尺度分析》，《陕西气象》1996年第6期。于希贤：《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周期性与中国地震活动期问题的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

②孙成权、高峰、曲建升：《全球气候变化的新认识——IPCC第三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概览》，《自然杂志》2002年第2期。

③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l期；《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演变及其影响》(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第3期连载。

的生存，所以才南迁至长城以内，可见这一内迁除了学术界以前所认为的政治原因外，还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到18世纪前期，北方气候一度转暖，农牧过渡带北移，出现康乾时代农业经济的盛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气候又有一段短暂的转暖期，又出现了光绪年间开垦蒙地。①由此可见，农牧过渡带的南北摆动幅度在根本上取决于自然环境如气候所允许的程度。在同一气候或气候演变条件下，会存在不同的生产形态，会出现不同的政权形式，会出现统一或分裂的政治格局，因而对自然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及如何产生影响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满志敏等选取4个历史事例，即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12世纪初科尔沁沙地演变、明初无良哈三卫南迁，分析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与相应的社会变化，指出这一变化是通过社会系统发生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系统及政权格局会产生不同的后果。②这实际是揭示自然环境包括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作用的方式、方法是多样的，后果存在或然性，未必是一致的或统一的，最终结果还取决于政权体系及其外部环境。不过也有个别文章非常强调气候变化对政权更迭等近乎一致性的影响。例如王会昌认为，“纵观2 000多年的(中国——引者)历史，历代王朝的兴衰和游牧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变化等，都与气候上冷暖干湿的波动变化之间呈现出大体同步的相关或共振关系，而且不只局限于一朝一代或某一特定时段”；尽管作者同时指出：历史发展包括王朝更迭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北撤等是“多种因素”影响作用的结果，气候变化只是“诱发因素”，只能决定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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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

②

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式、方向、速度和进程。①

气候变迁与社会经济变化。学术界大多选取不同时期进行具体分析，揭示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王晖、黄春长探讨商代末期的气候变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指出从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气候温暖湿润，而商代末年，气候干旱，因而泾渭流域的周人屡次迁都并向南方发展，商王朝亦然。②王子今重点分析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指出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与当时气候条件关系密切。③马新则以农作物布局的变化、农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的形成为切入点，具体阐述气候条件与两汉农业之间的关系。④有关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与各地农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较多，讨论热烈。陈家其指出，该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带来巨大影响：气候变冷则双季稻面积削减，粮食复种指数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产量下滑，亚热带经济作物受到严重威胁。⑤王双怀则具体研究了明代气候波动、由暖转寒对华南农业的影响，指出气候振动、灾害频仍，伤害了劳动力资源，破坏了耕地和其他农业设施，扰乱了农业生产秩序，也使得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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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会昌：《2 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

②

王晖、黄春长：《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退化与社会的变迁》，朱士光等主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增刊)。

③

王子今：《试论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学术月刊》1994年第9期。

④

马新：《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文史哲》2002年第5期。

⑤

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

的地理分布发生改变，破坏植被、滥杀动物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①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比较直观，与粮价等方面的关系则需要进行深入分析，王业键等考察清代气候的冷暖变迁、自然灾害、粮食生产与粮价的变动关系，指出华北、华东的气候冷暖变化与自然灾害多寡成正相关关系，长江三角洲的粮价高峰大都出现在自然灾害多的年份，但是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并无明显关系，即冷期未见上升，暖期未见下跌。②这说明自然环境演变与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包括有无联系需区别对待、具体分析，也说明两者之间的确存在联系，但未必处处、始终、事事存在密切关系。在气候变化与人口增减方面。周翔鹤、米红认为，粮食生产与人口之间存在关系，但由于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因而人口数量变化很难成为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会存在曲折甚至是比较大的曲折。③李伯重就历史上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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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双怀：《气候变化对明代华南农业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

②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全球气候变暖论文篇(7)

有人悲观的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样互相拆台，气候问题永远无法解决。也有人认为，“全球变暖”本来就是一个国际政治游戏，气候谈判能否成功无足轻重。对于气候谈判，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为何气候问题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气候问题刻不容缓，我们都应该理性分析并认识其重要性。

全球变暖不是阴谋论

关于全球变暖的“阴谋论”站不住脚

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引发全球关注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什么是“全球变暖”以及“碳减排’’的必要性，反面的意见也越来越有舞台。很多阴谋论者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骗局，关于气候变化的主流说法是夸大的、不真实的，或者认为，至少“全球变暖”不是人为引起的，自然因素才是主要的，“碳减排”有不可告人的阴谋。而在哥本哈根大会期间曝出的“气候门”、随后曝出的“喜马拉雅冰川门”、“亚马逊森林门”，以及早就引发争议的纪录片《不可忽视的真相》里的“曲棍球杆门”则在很大程度上让不少人相信了“全球变暖”确实是个阴谋――联合国和科学家们在欺骗大众。

然而，人们对“阴谋论”的信任往往并非建立在对这些“门”有过详细考察的基础上，而仅仅是因为这些“门”迎合他们心底的猜疑。事实上，对于数千人参与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报告，想不出任何差池也是很困难的，科学家们也做不到不犯任何错误。经调查，“气候门”被证实并没有人操纵、隐藏关键数据，虽然确实存在研究不够公开的问题。而“冰川门”、“亚马逊门”都是因为负责撰写IPCC报告第二部分的第二工作组错误地引用了NGO组织不靠谱的研究成果，但这整体上并不影响IPCC报告尤其是第一部分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学判断。至于更早的、被广泛宣传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造假”二氧化碳浓度的“曲棍球杆门”，经美国同会、科学院多次重新复核，“曲棍球杆曲线”整体上是没有问题的。

这些“门”确实增加了全球民众对“全球变暖”学说的不信任感，这是科学家们的严重失误，但这并不表明“阴谋论”的质疑就是对的。

“人类导致全球变暖”确有争论，支持与反对之比为97％比3％

“阴谋论”且不提，还有一种怀疑主流说法的论调是，“人类行为导致全球变暖”并不是科学界的共识。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冒出来各种持反对意见的科学家就是明证――科学界自己还没定论呢，就向公众推销，太着急了吧?况且，很多人认为，持反面意见的科学家敢于“说真话”，他们的结论才是可信的。

这又是想当然的看法。国际上确实一直存在对“人类行为导致全球变暖”这一说法持不同意意见的研究人员，甚至还成立了一个与IPCC唱反调的NIPCC组织，来宣扬“并非人类行为导致全球变暖”。国内有一些学者也据此认为该问题仍有争议，不宜下明确的结论。

不过，这个说法也忽略了更重要的事实。支持“人为导致气候变化”学说与反对该学说的科学家的数量，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国际科学界一直有针对科学家群体关于气候变化看法的调查，例如，自2007年到2011年，这5年内有过5次分别由不同组织发起的调查，几乎每次结果都显示高达95％以上的科学家相信“人为导致全球变暖”，最权威的一次来自美国科学院，多达97％到98％的气候领域科学家支持IPCC关于人类行为引起气候变化的结论。持反对意见的不到3％，而且绝大多数并非气候领域的权威。

为什么要相信科学界的主流意见?

或许有人说，谁能保证那3％的少数派中没有“爱因斯坦”呢?希特勒不是曾组织过100个科学家反对相对论吗?谁能保证IPCC的结论必定是正确的，有一天证伪了怎么办?

去年255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发表了一封关于气候变化与科学完整性的公开信，里面对此有很好的解释：“科学结论总会有某些不确定性；科学永远不绝对地证明任何事情。当有人说社会应该等到科学家能绝对地肯定时再采取行动，这等于说社会永远不采取行动。对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可能造成大灾难的问题来说，不采取行动会让我们的星球冒着危险。”；“科学家像所有的人一样会犯错误，但是科学过程被设计了寻找并改正错误……当某些结论已经过全面和深入的检验、质疑和检查，它们就获得了‘充分确立的理论’的地位，常常被称为‘事实’”；“气候变化现在已归到了这个范畴：有确凿、全面、一致的客观证据表明人类正在改变气候，因此威胁着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IPCC的报告并没有说地球会百分之百变暖，但随着证据越来越充足，这种可能性正被越来越高地肯定，IPCC称全球变暖的可信性达到了90％，显然，我们应该为这90％的可能性未雨绸缪，而不能对那10％的小概率事件抱以希望。否则一旦全球变暖的形势不可逆转，那到时真的是哭都来不及了。

碳减排这种重大决定，难道不可以质疑吗?

很多人认为，全球变暖以及碳减排这种全球重大问题，应该得到质疑。确实，这种问题可以质疑，也应该受到各种诘问和检验，然而这只能在科学研究的前提下才能去质疑。否则光有探索精神、质疑精神，靠着本能和对相关知识的一知半解，就去质疑如此多在该领域研究了几十年的专家的集体结论或独立研究出来的相同结论，这除了“勇气”之外，没有任何理性可言。

可悲的是，因为想有理有据地质疑某个结论需要下很多功夫，而人往往喜欢偷懒，所以很多人包括媒体就选择了既显得万能又显得与众不同的质疑方式――阴谋论。而即便把阴谋论驳斥得清清楚楚，很多人还是会说“我就是不信”……而这，正是减排难题最大的群体基础。民主失灵之一：

多数民众无法理解减排的急迫性

到底有多少人选择“我就是不信”?据国外统计，72％的新闻报道怀疑或者否认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而普通民众持这种看法的在近年的一次调查中高达74％，这还是在减排先进国家英国的调查。除去各种“门”的恶劣影响外，还有什么因素导致多数民众不相信人类导致气候变化?不理解减排的急迫性?

喜闻乐见的阴谋论在中国、美国都很有市场

与转基因问题一样，在中国，“全球变暖”、“碳减排”往往被一些人描述为西方特别是美国限制中国发展的“阴谋”，是另一种“普世价值观”和“西方中心论”，用以欺骗中国人。这些人对“气候门”、“冰川门”等都非常感兴趣，但一旦跟他们讲到底什么回事，反而会质问你“什么动机”。这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思维受众很广，不过他们都忽略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对全球变暖、碳减排也很不感冒。

作为在气候问题上一直“拖后腿”的发达国家，美国人特别是共和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与西方普遍看法相当不同。不仅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今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大多也对气候问题非常不感冒。例如佩里就称“我认为大量的科学家一直在操纵数据，让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的项目里”，另一位热门候选人罗姆尼原先曾担心人类改变了气候，但最近也立场软化，称“我不知道是否主要是人类造成的”。类似的言论让保罗克鲁格曼撰文批评共和党是个反科学的政党。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美国政客，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根据一个关于公共政策的普遍调查，在爱荷华州的共和党选民中，只有21％的受访者相信全球变暖(只有35％相信进化论)。虽然美国人大都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长期对立，还是蒙蔽了很多人的看法，这与97％的美国气候科学家相信人类导致气候变化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科学与民意并没有太大关系。而由于民主社会做决策必须重视民意，导致了正确的意见被忽视，而错误的意见成为了决策的依据。

民众对“火烧眉毛”的事更关心

民众不理解碳减排，除去本身知识能力的不足外，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全球变暖”的后果没有那么迫切。比起核武器实验、核电站泄漏这类看得见的恐怖，“全球变暖”在民众关心的排行榜上自然是要往后排的，甚至不惜实行更迫切的政策来增加碳排放，阻碍全球变暖。

例如，经过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后，全世界都开始谈废核，前段时间，台湾“大选”电视辩论，马蔡宋三位候选人都在谈“非核家园”，差别无非时间表不同而已，没有人敢说保留核设施。但显然，废除核能至少在短期内是要以消耗更多化石燃料、排放更多二氧化碳作为前提的。但因为这并非“火烧眉毛”，其优先度就得往后退了。殊不知“减排”若减晚了，其造成的结果很可能是不可逆的。

更多的人：“反正有空调，谁管窗外事”

前两年，有媒体曾调查“未来十年国家最大挑战”，第七名才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这与气候问题还不完全一致。显然，人们对全球变暖的担心，远不及对腐败、高房价、贫富不均的关心。全球变暖喊得响亮，但真正关心的人并不够多，还不如中医、转基因等问题来得直白，容易参与，毕竟绝大多数人都看不懂气候模型和计算公式，对气候变化的危害缺乏深刻体会。“反正有空调了，气候变热真是一件很大不了的事吗?”这种心态仍然很有市场。

民主失灵之二：大国博弈陷入“囚徒困境”

民意基础如此，反映到政府行为上就不难理解了。由于各国政府对气候问题的担忧程度并没有高到大于贫困、和平等别的议题，所以尽管气候大会进行到了第17届，气候问题仍然看不到光明的解决路线，而近年甚至遇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困难。

“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越来越玩不转了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定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并作为国际环境合作原则。意思是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承担国际环境义务时，责任不同。具体在减排这个问题上，就是发达国家有规定额度的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是自愿减排。这是针对20年前“南北差距”相当大的情况下制定的原则。这也是联合国民主决策机制之下的成果。

然而，20年来，随着多极化的发展和新兴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相对衰落，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从占总数的超过60％降到现在的不足50％，而所谓的“金砖国家”的温室效应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增长的都要快――尤其中国和印度的增速是其他国家的五倍。这样，原先划定的标准就引发争议了。例如，中国目前的人均年碳排放量就已经与欧洲的部分国家接近，虽然有“历史总排放”一说，但无疑很多发达国家已经不愿意看到中国继续享用“有区别的责任”――虽然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提出单位GDP碳排放将在2020年时比2005年下降45％，但在总排放量上，到时很有可能是09年时的两倍。这对需要承诺减排总量的发达国家来说，是不愿意接受的。

气候谈判除了涉及减排义务问题，还涉及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减排，说白了就是“钱”的问题。今年气候会议在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下，想要在“钱”的问题上谈妥无疑难度更大。事实上，每次气候会议上，各国均原则上承诺及认可总体协定，但实施中却把本国的经济利益置于首位。显而易见，该模式下的气候谈判进展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很可能是越来越有限。

但“对抗逻辑”不可能消失

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即便在气候问题的谈判空间和预期都不断变得恶劣，各谈判国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既不能说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坚持发展权利、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是错的，也不能说西方国家坚持主要发展中国家必须承诺具体减排义务才承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是错的。但眼见的事实是，谈判各国给出的条件都越来越苛刻，越来越难达到一致，甚至连减排领头人欧盟都说只有其他国家做得好才会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把减排额度从20％提高到30％。所以，中国在谈“法律强制减排”时提出5大条件就不足为奇了。

因为，从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公地悲剧”来讲，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谁也不会主动牺牲超出自己能承受的代价，去让别人获得利益。尽管这个“公地悲剧”的结果就是，各国的减排量总和达不到哥本哈根会议定下的气温增加控制在2度之内的目标，全球变暖变得不可逆转。

去年年底，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再次为这“公地悲剧”的出现打上了不详的阴影。

而另一面，最近好多科学家认为ICPP预测太保守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结果显示，IPCC设想的最糟糕情况，只是他们计算的中度可能性。

中国代表团对德班会议的看法

引：就本次会议最终的结果而言，中国代表团认为一是坚持了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授权，坚持了双轨谈判机制，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是就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作出了安排；三是在资金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四是在坎昆协议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适应、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的机制安排；五是深入讨论了2020年后进一步加强公约实施的安排，并明确了相关进程，向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

德班会议未能全部完成“巴厘路线图”的谈判，落实坎昆协议和德班会议成果仍需时日。各方在有关2020年后加强公约实施的安排上还需要做更多工作。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在自身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的政治意愿不足，是影响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最主要因素。我们期待发达国家拿出政治诚意，在明年的卡塔尔会议上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进一步提高减排承诺水平，落实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进一步落实坎昆会议和德班会议成果，谈判解决“巴厘路线图”未决的问题，尽快完成“巴厘路线图”授权的谈判。中方将继续与各方一道，为此作出积极努力。

气候谈判注定是―个悲剧吗?

民主失灵，要用威权主义解决气候问题吗?

有悲观者认为，气候问题已经无法在现有的民主政治框架下和国际民主决策秩序下解决，因为自由主义和

消费主义的盛行，以及唯增长论的传播，使得大多数人类意识不到气候问题到底有多迫切，而轮换制的民主政府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后果。很多气候问题的关注者都觉得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只有走统一管理这一条路――由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科学委员会来处理一切问题，用“公地悲剧”的提出者哈代的话来说，由某位“皇帝”来统一分配资源。只有这样，才能赶上在“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且不说是否有实现这条道路的可能，威权主义迄今也无法解决本身权力控制的问题，更不用说当今解决环境气候问题较好的国家都是民主体制的国家。

抛开京都议定书、抛开减排义务谈判，或许没那么悲观

但问题也并非一定无解，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姆的研究课题正是“公共资源应该如何保护才更加有效”，她另辟蹊径，通过对阿尔卑斯山牧场和日本公用山林等一系列公共财产管理实例的研究，提出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存在着一系列更加有效的管理方式。她把自己的理论叫做“多中心治理”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民间自发产生的管理模式完全能够担负起管理公共资源的任务，甚至有可能做得更好。

她的理论认为，不必依赖国家政府层面的决策，只要宣传得当和有这方面的需要民间自发完全有可能开展减排。截止到2009年底，美国有34个州制定了各自的气候问题解决方案(Clinaate Initiatives)，还有3个州正在制定当中，只有盛产石油的南方州和几个西部偏远州没有动作。同时，很多新兴发展国家也都在非强制的情况下，提出了各自的减排计划。尽管这取代不了京都议定书，但无疑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现象。

链接：全球变暖后果

1　气候变得更暖和，冰川消融，海平面将升高，引起海岸滩涂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生态群丧失，海岸侵蚀，海水入侵沿海地下淡水层，沿海土地盐渍化等，从而造成海岸、河口、海湾自然生态环境失衡，给海岸带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2　水域面积增大。水分蒸发也更多了，雨季延长，水灾变得越来越频繁。遭受洪水泛滥的机会增大、遭受风暴影响的程度和严重性加大，水库大坝寿命缩短。

3　气温升高可能会使南极半岛和北冰洋的冰雪融化。北极熊和海象渐渐灭绝。

4　许多小岛将会无影无踪。

5　因为还有热力惯性的作用，现有的温室气体还将继续影响我们的生活。

6　温度升高，会影响人的生育，的活性随温度升高而降低。

7　原有生态系统的改变。

8　对生产领域的，例如：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等部门。

9　将感染疾病等传染病。病菌通过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厄尔尼诺现象，干旱，洪涝，热浪等)，扩大疫情的流行，对人体健康产生极大危害。

保护地球从我做起

我们的呼吁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节约使用每一滴淡水。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多种植树木减慢沙化。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不要再用一次方便袋。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不要随意扔废旧电池。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每人都爱护花草树木。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您积极宣传保护环境。

食：

一、4月22日地球日吃素一天。(畜牧业消耗大量的谷、豆类，也消耗大量珍贵的水；为了放牧牛羊及饲养猪鸡，牺牲原始森林，造成温室效应。

二、少吃(在家烹煮、外食分量恰到好处，吃不完打包回家)

三、拒用保丽龙，并要求自助餐店或coffee shop使用纸杯(保丽龙是一种致癌物质，它同时破坏保护地球的臭氧层。喝咖啡的保丽龙杯子、自助餐盘子，几百年后还是垃圾，继续污染环境)。

四、拒绝购买高山茶、高冷蔬菜(高山茶、高冷蔬菜让台湾的森林消失、破坏山地水土保持，无法发挥储存水分的功能，又大量使用农药与肥料，污染水源与水库的生态)。

衣：

一、认识衣料来源：1.选购纯棉、全麻等自然材质(有机性的)，才可回收再生。2.依洗标来购衣及保养衣服，以延长衣服的寿命。

二、需求量的决定，依洗衣的次数、家中的容量、生活方式、经济状况等四要素来决定购衣频率，尽量控制好，不要超量(重质不重量)。

三、旧衣新穿要诀：

1.自我的认知：体态、肤色、生活型态的考量。

2.找出流行的重点：如长短、色调等，一般以简单、好的剪裁(立体裁剪)最能表现出人与素材的互动关系。

3.配件因体积小、变化多、效果佳、收藏较易，如同巾、别针、皮带，少量的衣服即可靠配件来凸显穿衣艺术的效果。

住：

一、多用二手家具(无论买房子、租房子，多利用二手家具，既可回收再利用、节省资源，若能在办公室、社区、网路举办定期二手旧货交换的跳蚤市场，既环保，又可互助，增进人际间的情谊)。

二、多用植栽绿化来做居家布置(居家勿做过度性的装潢布置，应以简单、天然为原则。居家布置不必要人造的材料，不妨多用生态性的自然材料。多种花草盆栽，尽量用本土性的树种，家中有庭院的多留天然性的泥土，少用水泥、或硬质性的铺面)。

三、请用器皿盛水，洗果菜、碗盘、刷牙、洗脸，以节约珍贵的水源(中国是全球排名第十八位缺水国，目前南台湾已陷入严重干旱，但我们目前的使用水的需求量却已经到达民国100年的标准。法国目前节约用水的宣导政策是“一星期洗一次澡”；如果我们的用水量持续恶化，我们也将面临相同的处境。

四、房间之电源、冷气集中使用(尽少一间房间开一部冷气，人少时尽量集中办公，减少冷气、电灯用量)。

行：

一、走楼梯，不搭电梯(住在大楼者，无论是在办公室或是在家里，若您不赶时间，不妨试着安步当车，试着不搭电梯，改走楼梯，既节省能源，又可运动健身)。

二、出门多走路、骑单车、利用大众运输系统、少开车和骑机车。

其他：

一、如果您饲养宠物，请拒绝购买猫狗防虫圈(当您丢弃猫狗防虫圈，其杀虫剂的成分，对地球的杀伤力很强，并会对动物的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