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化论文篇(1)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剧变，必定对园林的内涵和形式、园林植物的设计理念甚至园林行业产生影响。气候变暖、干旱缺水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使设计者在作园林规划设计时不得不考虑放弃大面积的水体，选择抗逆的植物种类，在生态景观方面合理搭配乔、灌、草。此外，园林规划设计还要考虑植物的季相变化、海平面的上升、降雨过多导致的洪涝灾害等诸多影响因素。以往，园林尤其是中国园林，非常注重美学、艺术及文化的相互联系。可是，在全球气候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面临着气候变化给城市和生态环境带来灾难的情况下，园林规划设计的内涵正发生着变化，目前生态环境在园林规划设计的考虑因素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许多设计者在进行园林规划设计时不再只是考虑园林对小气候环境的调节和改善作用，而是更多地强调园林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局地作用和全球。例如，在许多城市规划建设或因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后重建中，都会采用生态分析（ecologicalanalysis）的方法来协调园林与气候之间的关系。此外，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危机的出现，很多违背自然规律、忽视气候变化、破坏原生态环境的设计理念正在逐步被取代和摒弃。例如，为了避免因开发所引起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对原有场地的自然恢复机能的破坏等，在进行园林植物设计时，更加偏重于对原有植物资源的保护，而尽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

二、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园林及园林专业教育的作用

园林植物作为园林的四大要素之一，其所形成的空间场地是城市环境中最有生命力的构件之一。AlanBarber博士在《绿色基础设施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园林绿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理念。园林在城市中的作用包括景观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尤其是在降低空气和路面温度、增加空气湿度以及减少噪音等改善和调节气候变化的方面，园林的生态效益更加显著。同时，园林的生态效益已延伸到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的诸多方面。例如，水文保护、碳的储藏和固定、污染的控制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等都与植物及绿色空间密切相关。而且园林的四大要素植物、水体、土壤等都具有良好的碳储存潜力，甚至于超出大气的储存能力，所以园林在回收和储存CO2方面发挥着直接的作用。碳汇既包括自然碳汇也包括人工碳汇。人工碳汇方法，在碳的捕获和固化过程中常常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甚至还会排放部分碳。而在自然碳汇方法中，尤其是城市的自然碳汇方法中，园林植物及其生长的园林空间是很重要的一种类型，是一种不会消耗外界能源的碳汇方法。研究表明，合理的植物搭配可以显著提高种植地土壤的碳和氮储量［3］。由此产生的所谓“战胜气候花园”（ClimateVictoryGarden），就是将不同根系种类、不同生长深度和不同生长速度的植物进行合理的搭配，从而使园林植物的固碳功能和固碳效果达到最大化的一种典型的碳汇式园林设计。这种将固碳作为导向的园林设计在减缓气候环境变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是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园林规划设计师作为城市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对城市环境进行创造的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关注场地的现状，更加注重对原有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以及对原有场地的自然恢复机能的保护，从而减少过度开发对原生环境状况的破坏或影响；同时，还应通过立体绿化、空中花园等规划设计，增加城市的园林绿量和绿地面积，降低城市的“热岛效应”，从而有效发挥园林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所起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2个主要作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建设生态城市过程中，园林规划设计既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也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因此，对承担着培养园林专业人才重任的高等农林院校来说，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对园林专业人才的要求，及时调整和完善园林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园林规划设计必须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因素及经济发展变化，改变传统的设计思路。这就要求园林专业的人才培养不仅要注重园林的基本要素和技能，而且要增加一些有关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汇碳固碳以及低碳经济、低碳社会低碳园林的新知识，从而培养出能够适应低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复合应用型园林专业人才，进而使园林专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通过人才培养发挥其在生态与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节约型园林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园林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

（一）人才培养目标的提升

高校培养专业人才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4］。因此，园林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必须牢牢把握人才市场的需求变化，把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和任务。但是，目前许多高等院校尤其是高等农林院校仍把园林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培养园艺师、美化师等层面上。而且，园林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仍在沿用20世纪的传统模式，教学环节的组织和安排也大多是围绕绿化、美化建设开展的，专业教学仍偏重于单一地探讨建筑、植物、水体等园林的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仍未摆脱就园林论园林的局限。这导致所培养的园林专业本科生知识面较窄、设计理念落后和动手能力较差，从而难以适应目前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新形势。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的园林科学一直是依托于高等农林院校发展的，所以大多数高等院校确定的园林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都是“培养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复合应用型园林专业人才，规定所培养的人才要具备园林规划设计能力、园林工程施工与管理能力、园林植物种植与养护管理技能以及景观生态学等方面的知识，要能够从事景观设计、园林工程招投标与预决算、园林工程施工与管理、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花卉生产与管理以及林业等相关工作。但是，目前园林的功能已从原来的以绿化、美化为主转变为以节能减排、固碳储碳、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等为主，园林行业的发展方向已由造园转变为建设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而且，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园林被赋予了更多的新的内涵，并与许多领域（包括花卉、林业、景观设计、城市规划）相关联，而这些领域与全球气候变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现代园林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交叉性极强的边缘学科，且涵盖面极其广泛。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园林专业的发展要顺应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大环境的要求，尤其是园林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即拓展园林专业的内涵，进一步提升园林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在社会环境对园林的需求已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园林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应对建设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这一园林行业的发展方向有所体现。因此，园林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在原有基础上有所衍生和提升，规定所培养的人才不但要掌握园林及其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更应该掌握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低碳、节约、生态、碳汇等方面的新理论与新技能。

（二）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社会对园林专业人才的要求有所提高。因此，高等农林院校应紧紧围绕园林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目的对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进行调整，尤其是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应在注重园林基本理论和造园技能的前提下，增加和强调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及节约型园林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

1．增设有关生态园林、低碳园林、节约型园林的专业基础课和选修课

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机对每一个行业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对具有减缓气候变化功能的园林行业来说更是如此。为此，园林的相关理论知识一直在不断更新和拓展。因此，园林专业所培养的人才除了要掌握传统的专业理论和基础知识之外，还应主动学习和了解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知识，熟知该领域的知识前沿和信息动态，尤其是要了解气候变化对园林的影响。只有这样，园林专业所培养的人才才能在未来尽快地适应就业环境和岗位要求，并有能力开拓新的领域。因此，甘肃农业大学紧密结合时展的需求，在2013年对园林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调整，按照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建设对园林专业人才提出的新要求，适当增加了与生态园林建设尤其是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建设有关的专业基础选修课，设置了“生态园林”“节水园林植物资源利用”等课程，使专业基础课在园林专业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例由原来的62．13％提高到68．2％。对与全球气候变化息息相关的高等农林院校园林专业来说，从充分发挥高等农林院校的学科和专业优势出发不断更新和丰富相关的专业知识内容，不仅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知识层次，使他们能够在园林专业人才济济的就业市场上脱颖而出，而且符合园林行业和园林专业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

2．拓宽知识领域，更新授课内容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最明显的后果是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低碳”概念应运而生。“低碳”的核心内容是减少碳排放和降低由此带来的后果。这就涉及到“碳源”和“碳汇”的概念。所谓“碳源”，就是向大气释放CO2。所谓“碳汇”，就是从大气中捕获并储存CO2。而建设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的理念正是在提倡“低碳”这一大背景下提出的，因为低碳园林、生态园林和节约型园林的建设正是从减少碳源和增加碳汇2个方面入手的。因此，高等农林院校园林专业的教学内容要对园林最初的“天人合一，设计结合自然”的设计理念重新进行评价，在专业课程内容中增加与低碳、节约、碳汇、生态和气候变化等相关的内容，并开设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方面的专业课和公共选修课，以拓宽园林学科的知识领域。以甘肃农业大学的园林专业为例，目前主要从“园林植物”和“园林规划设计”2个方向设置专业选修课。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对园林需求的不断提升，园林的主导功能已经有所改变。因此，园林专业如果仍从“园林植物”和“园林规划设计”这2个方向进行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的编排，就很难满足园林行业的发展要求。例如，“园林植物”方向的课程设置如果仍把重点放在植物识别和栽培上，课程教学内容仍以植物的形态特征和栽培管理为主，那么与当前外部环境对园林植物的主体功能进行转变的要求是脱节的。再如，“园林规划设计”方向的课程设置如果仍把重点放在园林的功能分区和对园林原场地的改造上，课程教学传授的设计观念仍沿用传统的理念，那么就会导致设计出的作品过于“理想化”“风格化”和“表面化”，与实际要求严重脱节，以及无法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和体现当前所提倡的建设低碳社会的理念。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建议，无论是课程还是教学内容的设置，园林专业都应摒弃陈旧、过时的知识内容，增加生态园林、低碳园林、节约型园林和绿地碳汇等方面的新理论和新概念，从而使学生掌握园林的碳汇功能、碳汇树种选择、碳汇树种配置、低碳材料选择、生态环境改造等方面的知识。例如，在“园林绿地规划”课程教学中，在讲授园林绿地功能时，要强调园林绿地的碳汇功能；在“园林植物”课程教学中，要讲授固碳能力强的园林植物种类的选用，在讲授植物配置时，要介绍能够提高园林绿地固碳能力的落叶乔木与常绿灌木的搭配、速生树种与慢生树种的搭配、常绿植物与色叶植物的搭配等知识；在“园林建筑”课程教学中，要提倡能够减少园林绿地碳排放的减源模式，要介绍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低碳材料的选用、废弃材料的再利用、雨水的资源化利用等知识；在“园林植物养护管理”课程教学中，要增加降低园林绿地养护管理的碳排放、延长园林绿地的“使用寿命”等新内容；在“城市生态学”课程教学中，要增加有关低碳城市建设的内容，包括如何降低园林自身的碳排放、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减少建筑能耗等内容。

3．在课程和教学内容设置等方面体现不同属性园林专业的特点

目前，我国的园林专业发展很快，许多高等院校都开办了园林专业。但是，在不同科类和不同性质的高等院校，园林专业的属性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工科类高等院校的园林专业以建筑、城市规划为主，农林类高等院校的园林专业以园林、观赏园艺为主，艺术类高等院校的园林专业以环境艺术为主，而综合性大学的园林专业以城市规划为主。由于各类高等院校的发展定位以及办学条件和特色不同，所以对园林专业的理解各异，进而导致各类高校所确定的园林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也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差异很大［4］。因此，笔者建议，园林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在保证与全球气候变化这一大背景高度契合的前提下，也要与各类高等院校传统的学科专业优势和办学特色紧密结合，在增设有关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的知识内容时，兼顾到不同属性园林专业特色的体现。例如，高等农林院校的园林专业在设置课程和教学内容时，可以侧重于与植物相关的碳汇和低碳内容；工科类高等院校的园林专业在设置课程和教学内容时，可以考虑从建筑和城市规划等方向增加有关低碳和节约的内容；艺术类高等院校的园林专业在设置课程和教学内容时，可以考虑增加与环境有关的内容。总之，园林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并不意味着趋同化，只有保留不同属性园林专业的特点，才能培养出更加符合当今低碳社会和低碳经济发展需要的多元化专门人才。

（三）实践教学的调整

1．在实践教学中增加有关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建设技能的培训内容

园林专业培养的人才除了要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之外，还要具有过硬的综合技能，特别是要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5］。为此，甘肃农业大学园林专业在近几年的教学计划修订中，增加了实践教学的比例，使实践教学所占比例提高了6％左右；同时，不断深化实践教学改革，根据课程间的关联性合并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实验，并增设了具有创新性的综合实验，特别是增加了能够体现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理念的实践技能培训内容。例如，开展以节约型公园设计、低碳居住区设计、低碳建筑材料选择、园林植物碳汇功能比较、园林绿地土壤碳储量调查与分析等为内容的实践技能培训。只有通过这些技能培训，园林专业学生才能在景观规划设计理念、植物配置和材料选择等方面紧跟时展的步伐，从而满足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2．在课程实习中强调培养学生的低碳意识

全球变化论文篇(2)

一、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最早表现形态，至今仍是推动全球化的推动力和牵引力。一直以来，我们理解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最初和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很多西方学者把全球化的历史上溯至世界近代史的开始，即在文艺复兴的理性主义引领下，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自由贸易的开展、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又有许多人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20世纪后半期以来，贸易全球化的发展是突飞猛进，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从事国际贸易，大约20%的世界产出被用来从事贸易活动。贸易的领域从传统的货物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和国际投资，当代贸易全球化已使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毫无立足之地，而且促进了国家政策的转变，动摇了延传了几百年的国家观念；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呈现出高速发展的势头。法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社会党人皮埃尔・博比博士2002年在中国所作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学术报告中对这一现象做了描述：金融全球化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上，让金融机构之间自由竞争，取消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减少对银行业务的控制和调节；在国际层面上，消除资本流动的障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经历了飞速发展的非规范化和国际化。自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普遍认识到稳定发展的国内经济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国内金融体系，而稳定的国内金融体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世界更加快了金融全球化的步伐。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构起了全球金融体制的基本框架。伴随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跨国公司。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全球5.3万家跨国公司至少占有世界产出的20%，占世界贸易额的70%。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谓是举足轻重。跨国公司除了带来商品的跨国交流，而且带来资本、技术、管理、乃至文化的跨国交流，对经济全球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体化和市场化作为经济全球化演变的基本路径和目标，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共识并得到证实。如果说1972年中国政府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是进入国际社会的开始的话，那么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直至加入WTO，则是中国真正融入到了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开端。

二、政治全球化

政治全球化是全球化的重要方面，它的地位和影响不亚于经济全球化，戴维・赫尔德等在《全球大变革》一书中，把经济、政治和文化并列为全球化的三个部分加以论述。在时间上政治全球化要晚于经济全球化，欧美国家学者普遍认为政治全球化基本上是属于以1945年为开端的当代范畴，也得到国内多数学者的赞同。秦晖在论及政治全球化问题时也认为：二战后出现的联合国与世界人权宣言，就是“政治全球化”的萌芽。但由于政治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相比，表现得较为隐性，加上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惯性作用，导致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大众，对政治全球化视而不见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殊不知，在世界范围内，政治全球化问题已成为各国人文社会科学中与诸科学如从经济学、政治学、传统的国际法学到政治地理学、国际关系学、社会生态学等新领域引起普遍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并且范围涉及世界政治、人权、、人道主义及电子传媒等一系列问题。对于政治全球化，日本学者星野昭吉作了如下描述：“在全球化进程影响下，世界政治的变动不仅表现为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非国家主体在世界政治中的出现和作用的不断扩大。国家间关系的变化、超国家关系的增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渗透作用的扩大。全球规模问题的形式，以及军事力量地位的下降等方面，而且随着区域化的发展，还出现了区域主义的复兴和强化。”同时，英国戴维・赫尔德等人关于政治全球化的描述，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视度上来理解政治全球化：“当代全球化不仅引发而且加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领域的政治化，而且也伴以制度化领域，以及政治动员、监督、决策和跨国管制活动组成的网络的急剧发展，这极大扩展了政治活动和政治权威行使的能力范围”。

政治全球化带来的是政治运行的社会化和民主化。“去国家化”是社会化的重要内容，是政治全球化带来的政治领域的一系列深远变革中最具颠覆性的现象。我们现在谈论政治，已不再宥于传统的“国家”的理论框架了，国家本身在变，人们对国家的诉求也在改变。这种转变，使传统的民族国家主导、世界政治文化、地域化的现代世界政治秩序已遭到了动摇，引发了对全球化下传统国家的命运是终结、复兴还是变革的深刻思考。如何处理和人权的矛盾问题，如何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前所未有地摆在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前现代国家面前。星野昭吉提出“国家”和“公民国家”两个概念，给我们很大启示。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全球市场的话，那么政治全球化是否意味着一个全球公民社会的建立？一直以来我们在大谈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人类社会的分流的同时，却总是一叶障目，只见国家，不见社会，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国家是建立在社会这个根基之上的，国家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模式。社会本身远比国家要丰富得多，要重要得多。只有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才会理解“小政府”、“大社会”的理论意义，才会理解后现代国家为何把“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作为法治的一种诉求。

近年来，从“依法治国”到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再到的“和谐社会”的提出，恐怕是对政治全球化的一种最好的诠释。它一方面说明，在全球化面前，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都可以成为我们前进的基石；另一方面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顺应世界潮流，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三、文化全球化

“文化”本身是一个争议颇多的概念。但不管何种类型的文化，它都会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这三个层面上表现出来。所以从历史论角度看，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与人类的迁徙活动相伴随，真可谓源远流长。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流动的现代性。在这里，流动指的是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流动中，文化全球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越来越明显地被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感受到。如果说地理大发现以前的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历史还是处于相对闭合的状态，那么地理大发现以后，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才逐步形成为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一体。

文化的多元化和大众化是文化全球化演变的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模式，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如果说近代以前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是战争和宗教的话，那么近现代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商品、影视艺术、体育运动等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基本途径。就象戴维・赫尔德在《全球大变革》一书中描绘的那样：“全球化最大众化的象征包括可口可乐、麦当劳和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新闻。无论这些现象有着怎样的因果重要性和实际意义，也很少会有人怀疑，最直接感受到和经历的全球化形式是文明全球化。”时至今日，在倡导文化的多样性上，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前所未有地取得了共识。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不管是来自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来自广大的亚非拉世界，在对待外来文化的包容心上前所未有地得到了提升。虽然站在西方文明立场的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但世界不同文明的和谐相处和互补仍构成当代世界的主旋律。以世界体系理论著称的沃勒斯坦在《地理政治和地理文化》一书中谈到文化全球化的前景时，认为资本主义也只是文明的一种，并非惟一的文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将由于其他文明崛起受到挑战，未来的全球化应是全球多种文明的共存。国际社会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挖掘，也正日益成为各国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文明也好，文化也罢，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和奢侈品，每一个大众平民在自主的创造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在自由、充分地享受文化的果实。当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可谓是方兴未艾，大行其道，这让人充分感受到全球文化大众化时代的来临。

在文化全球化潮流的冲击下，中国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交流的主体从以前的政府机构主导，到政府机构、民间团体、个人并举。不但走出去，而且引进来。从好莱坞大片到汉堡包，从中法文化年到中俄文化年。时至今日才真正理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才真正理解“文化无国界”。

四、结语

全球变化论文篇(3)

    尽管"全球"（globe）这个词英语中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但"全球化"成为西方学界描述和分析世界宏观秩序的概念却是八十年代初和中期以后的事。全球化所表达的不仅是人类世界和社会生活所经历的实际变化，而且也是对这一变化越来越明确的意识。八十年代以前的许多现代化理论对全球化的不同方面也多有涉及，但毕竟都还没有明确将这些方面放在全球化的宏观框架中加以联系和系统分析。全球化理论出现在现代化理论之后，但这不等于说全球化进程就一定后于现代性进行发生。全球化和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是全球化理论所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仅有助于理解全球性，也有助于从新的世界意识来加深对现代性的认识。

    "全球化"这个概念对于不同使用者有不同的含义。一种看法是把全球化当作"国际化"，如"国与国之间贸易和资本投资的大量并正在增加的流动。"〔注1〕另一种看法把全球化当作全世界形成"开放"和融合局面的"解放"力量。它同时也把全球化当作一种普遍化过程，推动不同文化朝同一方向发展。〔注2〕还有一种看法把全球化当作一种"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力量，全球化使得现代化的社会要素（资本主义、理性主义、工业化和官僚制度等）为全世界所接受。〔注3〕这一看法往往也从反面将全球化描绘为以麦当劳、好莱坞和CNN为代表的新文化帝国主义。〔注4〕再一种看法则将全球化看成是一种"破除疆域"的过程，它使得人们的社会空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疆域观念（地方、传统群体、地方国家等等）。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或一些过程，它使得"社会关系话语交往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注5〕我们可以把这四种看法分别称作为国际多边互动论，普遍趋同论，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和破除疆域论。

    所有这些对全球化的看法都把全球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相联系。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致密关系以吉登斯（A. Giddens）说得最为明确，"现代性天生就能全球化。"〔注6〕至于现代性的哪些方面促成或产生了全球化，不同的论者从不同的社会理论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作用；另有的论者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强调工业和技术发展的主导作用；还有的论者则从韦伯（M. Weber）社会学的角度来强调理性知识和现代官僚国家的作用。对于全球化对现代性的影响，不同的论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认为全球化形成了"高度的"、"发达的"或"极端的"现代性〔注7〕，这一现代性使得现代社会结构（它的理性主义、官僚科层管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生产等等）扩展到全球关系之中。还有论者将全球化与一种"具有反思意识"的新型现代性联系起来，即一种"现代化了的现代性。"〔注8〕在复杂、重迭的全球关系中，原先现代化所提供的种种确定性受到了质疑。〔注9〕再有论者则将全球化与"晚期现代性"或者"后现代"联系在一起。因此，关于何为全球化的争论又往往与何为后现代的争论混杂在一起。例如，哈维（D. Harvey）用后现代来称呼全球资本主义；奥勃鲁（M. Albrow）则将"全球时代"视为现代化之外的时代，因为全球性已经代替了民族国家和理性这两个现代性的根本要素，形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新结构。其他论者则将后现代描述为一个失去稳定身份或认知的生活世界，称之为"信息"、"媒介"、"超现实"或"模拟"等等。〔注10〕

    全球化这一术语在九十年代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话语，主要出现于中国的后现代（它亦以"后殖民"为其表述）理论中。中国的后现代话语的"后"首先不是表现它的话语内容（它往往混杂着马克思主义、文化解构或者民族主义等不同的成份），而是表现在它取消现代性在中国的相关性这一基本立场上。在这一话语中，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现代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一点，刘康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中说得最清楚:"我所说的全球化，是指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同时也指通讯技术革命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的情形。全球化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文化生产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日益紧密。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潮等各个领域中，文化与商品的密切结合，渐渐形成了充满着内在矛盾与悖论的'全球化文化想象'。全球化文化想象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有关中国的种种图景。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想象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现代化'这个压倒一起的中心话题。"在刘康的解说中，全球化观念的最大意义似乎在于它能使中国知识分子突破现代化或现代性思想所设置的一元论桎梏，"近年来的中国文化讨论中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就是中国尚未现代化，而西方早已现代化，所以必须强调中国在现代化问题上的特殊性。换言之，（西方）现代化被视为不可质疑的普遍标准。这种特殊论，仍然表现出一元决定论的倾向。但历史充满着多重矛盾，是多元决定的，现代化也是如此。"〔注11〕在刘康那里，强调或不强调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都是以西方现代化为"不可质疑的普遍标准"，而真正认识多元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为其中之一元）只有在全球化的思想框架中才能办到。

    刘康再三澄清，自己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然而，他主张以全球化走出现代性，这与中国一些后学理论者主张以后现代走出现代性是相当契合的。这一点从刘康对后者的称赞上也能看出来。刘康说，"（以张颐武等为代表的中国后学论者）对当代西方'后学'理论的关注，是处于对全球化问题的考虑。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流行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而是力图以理论的普遍性话语来透视中国文化转型期的问题，并且反过来再以中国的实践诘问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换言之，中国'后学'的问题焦点不是中国现代史中'西方宰制'或'后殖民'等，而是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场中的位置。"〔注12〕刘康没有告诉我们，他所说的那个"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场"是怎样的一个"引力场"。他也没有说明，他所说的"文化想象"指的是谁的想象。如果他指的是中国后学论者对全球文化的想象，那么我们发现，这种想象还真没有放弃"西方宰割"或"后殖民"的焦点。例如，张颐武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一文中说，他要驳斥的是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两种倾向，一是把西方现代性用作普遍标准，二是把"全球化"用来对中国西方化。〔注13〕在张颐武关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想象中，"西方宰割"或"后殖民"显然都还是焦点问题。

    我举刘康和张颐武的"后"现代话语关于全球化的说法为例，不是要评论这些说法是否正确，而是要指出，即使是在"后"现代话语中，全球化仍然是和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话语并不能使中国摆脱现代化问题。再者，即使是出于思考中国问题需要所阐述的全球化，其实也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中国特色。刘康对全球化的看法就是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论和自由主义工业技术论的混合版本，张颐武所说的全球化则更是在直接搬用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对全球化的说法。霸权说或西方牵制说所依据的世界二分划定（中心/边缘，西方/非西方，西方/中国等等）本来是一种现代性理论（我在后面还要述及），甚至还不能说是"后"现代的理论。西方霸权论其实是普遍趋同论的背反形式。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将全球化当作一种世界发展的"客观"事实或积极潮流来描述，而前者则将这种描述当作一种不见得有事实根据，但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有害的意识形态来加以揭露。刘康和张颐武的例子还让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后"话语中，对全球化的认识其实未必统一。刘康强调的是全球化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可以帮助人们设想一种中国式的现代化。张颐武强调的是全球化的同一化，这种同一化对中国有"西方化"的作用，只有抵制它，"中国现展（才能有自己的）不同选择。"〔注14〕刘康、张颐武两人因此就全球化提出了不同的中国策略，刘康强调的是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张颐武强调的则是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对全球化看法不统一不是一个问题，它恰恰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化问题的复杂，单纯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未必能为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找到方便之道。

    在西方的全球化理论中，同样有强调同质的，也有强调多元的。前面提到的普遍趋同论和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强调的就是全球化同质化的作用。然而，单纯的趋同论一直遭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和批评。批评者指出，全球化没有，也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单一和谐的社会或文化模式。相反，全球化保持甚至加强了文化的多元。〔注15〕反对趋同论者还指出，世界通讯、新闻和市场等等总是在不断调整以适合特定地区的当地情况。即使是全球性的产品、社会运动或新闻报道，它们在世界各地得到的反应也是不同的。〔注16〕全球化的趋同并没有妨碍人们继续或者甚至越来越重视自己与别人的文化、种族、民族或宗教差别。〔注17〕这些差别甚至还引发了亨廷顿（S. P. Huntington）所谓的"文明冲突"。因全球化而发展的跨疆域亚文化或利益群体（如阶级、性别、环保、性倾向等等）更是以多元和差别而非同一或统一为其特征。〔注18〕

    如果我们不是单方面地强调全球化的趋同或多元倾向，而是从它所形成的人类社会生活交往关系新空间结构去认识它，那就不妨将它看成是一种不断突破人类活动传统疆域的过程，"全球化并不一定指同质化或融合。全球化只是指更多的联系和破除疆域。"〔注19〕。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种疆域首先便是民族国家的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后"现论排斥现代性在中国的相关性，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取消对中国特定国家特征的讨论。国家和国家权力本身就是某个疆域范围中的现代性，它同时制约着这个国家社会其它领域中的现代性特殊表现。值得指出的是，全球化涉及的不仅是增加联系和破除疆域，而且还是实质上由国家意志所主导的，在不同领域中以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增加（或不增加）联系，破除（或不破除）疆域。这是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兼有趋同性和多元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当看到，现代性和全球化一样，它同时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意识。而且，现代化和全球化一样，它也同时包含着统一和多元的趋势。在西方，对于现代性的同一趋向，强调的最多的是后现代论者。这是因为他们要强调全球性与后现代性的联系。他们往往拿现代性的一元性与后现代的多元性作对比，认定只有后现代才与全球化有交结点，如多元性、差异性、大众和局部话语的丰富性、反普遍化的宏大话语和一元意识形态，等等。但事实上，现代化本身就并非一个同质的整体，正如古德法勃（J. C. Goldfarb）指出的那样，谈现代化就应当"分辨现代的恐怖（极权主义），现代的挑战（首先是相对主义），现代的成就（如自由主义）和现代的梦想（尤其是民主）。"〔注20〕。一个国家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不同现代性表现会形成与全球化各相关部分的不同关系。中国的情况尤其明显。同时看到现代性的同一趋向和多元特征，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相联系，并特别重视民族国家的作用，这些可以说是罗伯逊（R. Robertson）和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的主要特点。这两个人都是当今公认的全球化理论的主要阐述者。他们的区别在于，罗伯逊认为全球化先于现代化发生，但由于现代化而得以加速发展；吉登斯则认为全球化与现代化同步发展。对于全球化，罗伯逊强调的是现代性的促动作用，吉登斯强调的则是其产生使用。

    二、促动和产生:两种全球化-现代性解释

    罗伯逊区分了五个不同时期的全球化阶段，现代化直到第三和第四个时期才对全球化起到了加速促动的作用。第一个阶段是萌芽期，主要指欧洲范围内的1400年到1750年。在这个时期中，基督教的一统局面开始瓦解，出现了民族国家形式，也同时出现了"人类"和"个人"这两个在不同层次上有别于传统群体成员的观念。在这个时期还有了全球地图和日心说宇宙观，同时也出现了进行全球掠夺的殖民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初显期"，主要是指欧洲范围内的1750年到1875年。在这个时期中，民族国家成为国际世界普遍的群体单元，各国之间有了正式的外交。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公民观念和公民身份标志（护照），有了国际博览会，国际法协议，国际主义和世界大同思想等等。第三个时期是发展阶段，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1875年到1925年。在这个阶段中，四维全球参照点（民族国家、国际社会、个体（男性）和人类）得以建立，国际联系（如体育和文化）得到加强，全世界开始通用公历，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出现了大规模国际移民（以及限制移民），越来越多的非欧洲国家加入了民族国家的国际俱乐部。第四个阶段是"争霸时期"，时间跨度是从1925年到1969年。这个时期有了"国联"和"联合国"，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人们开始以侵害"人类"的罪名起诉战争罪犯。这一时期笼罩在足以毁灭全球的核战阴影之下，还出现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第五个时期是"不确定阶段"，是从1969年到1992年。在这个时期中，人类进行了宇宙探索，增强了普遍人权和公民权意识，出现了以性别、种族身份缔结的世界群体，也出现了更为复杂不稳的国际关系。全球环境保护意识高涨，空间技术的全球性大众媒体突破了传统的民族文化疆域。罗伯逊称最后这一个阶段为不确定时期，这是因为除了在环保等有限问题上，人类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仍多有分歧，全球化尚无任何明确走向。〔注21〕

    从罗伯逊对全球化五个阶段的划分中可以看到，全球化的起始其实先于现代性的形成。但是也可以把那些前现代的全球化因素，如民族国家的出现，以航海为标志的先进技术，国际关系的出现等等，看成就是早期的现代因素。全球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技发展确实使世界缩小了；二是人类意识到世界缩小了，"全球化这个概念即指世界的缩小和世界一体意识的增强，……指的是二十世纪实实在在的全球互相依赖和整体世界意识。"〔注22〕在罗伯逊的全球化理论中，最重要的也许并不是现代性的种种客观变化，而是人类在这些客观变化中所改变的自我意识。因此，罗伯逊所说的第三个时期中的"四维参照点"也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

    现代人的全球化意识，不仅在于知道世界各部分相互联系的事实，而且更在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全体人类的一体性，而这种一体性与每个人的种族、传统、文化身份意识并不矛盾。罗伯逊从四个参照点来说明全球化的这种特殊人类整体意识。他指出，人有四种存在方式。第一是个体，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个体存在，不只是局部群体的附属成员。第二是民族国家社会成员，对每个人来说，现代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唯一可能的社会形式。第三是国际社会成员，每个人所处的民族国家又都是与其它民族国家相互依存。第四是普遍人类，每个人都不因种族、阶级、性别等等有别于其它个人。这四种存在方式参照点使每个人得以个人化、社会化、国际化和全球化，获得不同的自我意识。〔注23〕虽然全球化趋向可以说是由来以久，但全球一体的观念却是相对新近的现代观念。全球观念如今已反映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例如，我们说局部变化会牵动整个"世界秩序"，我们为"全球经济衰退"担忧，厂家要打造"世界名牌"。我们还常强调，公民权利是一种"人权"，我们谴责"世界恐怖主义"，呼吁重视环境以"拯救地球"等等。

    但是，意识到人类生活在一个星球上，不得不互相合作共存，这并不等于人类现在已经或者在将来必然会融合为一体。这个"一体世界"中实际上充满了相互的排斥和冲突。人们一面意识到同属一个世界，一面又相互排斥和冲突，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缺乏确定性的全球化进程。罗伯逊指出，全球化进程的这一特征是由全球化自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而这一内在逻辑的关键便是现有的民族国家体制，"一百年前开始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它的关键……就是民族国家社会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注24〕民族国家总是局限于特定疆域范围之内，它在物质上无法自给自足，所以必然需要争夺资源和市场。民族国家之间需要建立跨疆域的经济、军事、政治（外交）和文化联系，它们之间的交往有合作也有冲突。它们之间也会形成某些制度化的国际关系组织。这种国际关系并不总会成为真正的全球和谐关系。作为想象性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总是以某种同质化的民族文化作自我身份的辨认。民族国家总会觉得它的独特的文化在受到全球化的威胁。

    全球化的矛盾性充分表现在它与民族国家的复杂关系之中。尽管民族国家的某些方面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不得不有所变化，但它仍然是全球化的现实结构基础。事实上，国家在历史中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在"变动、演化、调适、结合，……总是处于某种过渡状态之中。"〔注25〕全球化正在使民族国家的某些变化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这首先便表现在传统的国家主权问题上。在全球化成为潮流之前，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可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和约）可以概括为四个特征。第一是至高无上，国家对疆域境内事务及与它国的关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是统领全权，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如货币、贸易、军事、语言、科技、体育、教育、社会价值规范等等），拥有全面的统治权。第三是不容干涉，国家的政策和行为，外国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干预。第四是大权独揽，国家不与任何它者分享对其所辖内的管制权。在历史上真正能做到全面行使主权的国家是少之又少，因此主权从来就是一种法定权力，而不一定是实际权力。

全球变化论文篇(4)

    我们认为，虽然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与今天在狭义上使用的“全球化”概念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二者之间有着历史的联系。马克思分析“世界历史”时代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全球化时代的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 全球化的概念和新全球化时代的特征

    今天的全球化是历史上与之相似的社会变迁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首先应该明确的就是全球化的概念，这包括对全球化的起始时间、发源地及其运行方式等问题的厘定。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到当今时代全球化的新特点，而这有赖于将今天的全球化与历史上的全球化（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进行比较。弄清全球化的概念，把握新全球化时代的特征，是进一步探讨有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无论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和发展趋势，还是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都发源于西方，有关全球化的理论探讨也是首先在西方学术界开展起来的。但是，全球化的实际影响绝不会局限于西方，而必然扩展到世界范围，全球化的字面意思就是世界化。事实上，虽然20世纪60-70年代才出现“全球的”（global）、“全球性”等用语，到80年代中期才正式形成“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概念，但80年代以来，这个概念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乃至国际关系、军事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①领域中得到了普遍的传播和使用，并逐步演变为一个描述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基本概念。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也达到了高潮，并且扩展到世界各地，成为各国政治家和学者乃至公众和媒体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人们对全球化的反应也各式各样，议论纷纷。仅就中国的情况来看，80年代在全球化问题上还几乎听不到中国学者的声音，但90年代后局面发生了很大变化。据不完全统计，90年代以来召开的全国规模的以全球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就在10次以上；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收录的各种报刊上发表的以全球化为题目的文章，从1994年到2001年，高达3000多篇，这些文章几乎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有的还涉及到某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数字不能说明一切，但它足以表明，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有的学者甚至明确提出要建构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为了确立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正确方略，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理性、冷静、清醒与自觉，应该说这是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对于任何理论或学科的建构来说，概念问题都是真正的起点。要建构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确立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正确方略，都应该从弄清全球化的基本概念开始。

全球变化论文篇(5)

    全球化所表达的不仅是人类世界和社会生活所经历的实际变化,而且也是对这一变化越来越明确的意识。八十年代以前的许多现代化理论对全球化的不同方面也多有涉及,但毕竟都还没有明确将这些方面放在全球化的宏观框架中加以联系和系统分析。全球化理论出现在现代化理论之后,但这不等于说全球化进程就一定后于现代性进行发生。全球化和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是全球化理论所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仅有助于理解全球性,也有助于从新的世界意识来加深对现代性的认识。

    "全球化"这个概念对于不同使用者有不同的含义。一种看法是把全球化当作"国际化",如"国与国之间贸易和资本投资的大量并正在增加的流动。"另一种看法把全球化当作全世界形成"开放"和融合局面的"解放"力量。它同时也把全球化当作一种普遍化过程,推动不同文化朝同一方向发展。还有一种看法把全球化当作一种"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力量,全球化使得现代化的社会要素(资本主义、理性主义、工业化和官僚制度等)为全世界所接受。这一看法往往也从反面将全球化描绘为以麦当劳、好莱坞和CNN为代表的新文化帝国主义。再一种看法则将全球化看成是一种"破除疆域"的过程,它使得人们的社会空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疆域观念(地方、传统群体、地方国家等等)。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或一些过程,它使得"社会关系话语交往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把这四种看法分别称作为国际多边互动论,普遍趋同论,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和破除疆域论。

全球变化论文篇(6)

从全球化到全球化研究

在过去的15年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里发生了许多令人兴奋的事件。这些事件影响到各个领域的研究,其中包括媒介和传播学研究。“全球化”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初鲜有人使用,而现在几乎被每个人以谨慎或非谨慎的态度广泛使用。

第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不在媒介与传播学研究的范畴内,而在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相关的学科领域内。同时这些研究被认为是一次重大的范式变化,一种思考路径向另一种思考路径的转变(Rantanen, 2004)。许多早期的理论开拓者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仅列举以下几位:Arjun Appadurai, Ulrich Beck, Manuel Castells, Anthony Giddens, Ulf Hannerz, Saskia Sassen 与 Roland Robertson。他们对全球化研究贡献诸多。尽管许多理论家在对全球化研究下定义时,曾使用不同的概念,如“网络社会”、“跨国化” 或“世界化”,但此处我使用“全球化研究”作为一个统称。

从全球化的概念出现开始,它就一直被争论和滥用。正如Giddens察觉到的那样:“如今,全球化的概念被用得过多而失去了一部分解释力”(Rantanen 2005a: 76)。即便如此,我们仍旧要问:如果全球化的概念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思维,那它是如何做到的?而我们现在的研究进行到何处?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尤其是与传媒研究相关的又有哪些?而这也正是Straubhaar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所问的:“有多少新的信息和娱乐资源是真正全球化的,而非仅仅是跨国的、国内的、区域的或地方的呢?”自全球化的讨论开始以来,许多主要概念和理论都不断地被重新思考,我将以这些概念和理论为开端,并将它们与媒介与传播学联系起来。

关键概念和理论

民族-国家。虽然学者们对民族-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失去了它的权力存在异议,我们将不再如我们在国际传播研究中所做的那样,不假思索地将民族-国家作为我们研究的唯一起点。我们不再仅仅以国家为单位来划分世界,也不再毫无疑问地将国家作为对比范畴。我们认识到它们并不是可以拿来进行相互比较的同质性实体,而国籍身份也并非就是对人类社会进行区分的最重要的解释因素。现在,我们也进一步认识到民族和国家未必是同一体。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民族和国家就是独立存在的而非现在的合体。两者都有不断变化的领土和边界。我们可以把民族和国家分开来进行研究。我们认可国家的权力,但是对民族和国家两者间的关系提出疑问。

文化、语言和认同。我们承认居住在同一民族国家的人们的多样性,也理解并没有唯一的民族文化和认同,而是存在着诸多的文化和认同,这些文化和认同是不固定的,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它们有许多被本民族国家的官方或主流文化所压迫,有些则被地理上或远或近的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所侵蚀。

当我们认识到国家是被“想象”出来的时候,我们便放弃了抽象地将语言、文化、认同和地域四者连成统一体,并承认四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分离。我们不再讨论同质化的全球媒介如何威胁同质化的国家认同。而正如Straubhaar教授所说的那样,可能会担忧多样的或多层次的国家认同被不同的或相似的全球媒介所威胁。

政治和文化的公民身份。我们认识到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仅仅是界定一个个体的因素之一。我们开始理解一个个体在政治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可能与他或她在文化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存在很大差异。我们承认个体与群体有双重的公民身份和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多元认同。

全球媒介化。我们认识到社会关系越来越媒介化,而身处不同地域的个体正通过媒介和通讯与国内外的人们彼此联系。诚如 Roger Silverstone(2006:5)所写:“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非常依赖媒介。它们已经变成我们每日必不可少的东西。然而,离开日常生活的内容,不为个人或政治生活提供分析、判断和行动,媒介却是令人费解和微不足道的。” 因此,对媒介和通讯的增量使用是我们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界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如 Castells(1996)所述,走出国门,放眼全球,既定的分等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已经让位于网络。这些网络(这是和全球化理论相交的地方)与民族国家呈现出不一样的构成方式。它们正不断使个体能够穿越他们的国家边界而与外界进行交流。这样,私人的和公众的不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还产生出一种新的我们从未见过的多样的虚拟私人和公共空间。

我们认为连接性是全球媒介化的一部分。媒介化是一个可以被用来作为分析当代社会起点的概念,与“社会”或“社会互动”的概念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使用具有相似的意义。认识到社会本质和社会关系已经从根本上发生改变,而且借助媒介和通讯的使用越来越媒介化,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国家社会的边界,并且产生了以媒介化为特征的新的全球联系。媒介化既指媒介与通讯的物质实体,也指媒介与通讯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现象 (Hansen, 2006)。它还将创新、科技、生产、内容、消费的研究结合起来。

我们认识到全球媒介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媒介比其他的媒介更有影响力。正如Straubhaar教授所问:“与全国性的、地方的或者其他媒介在文化上的影响相比,全球媒介的影响有何特点?在很大意义上,今天的全球媒介对人们的认同产生哪些影响,而我们又如何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理解这些影响和认同本身?而所有这些现象又对地方、国家、区域以及全球各级别的文化空间和市场的构造产生哪些影响?”然而,我们不再将媒介理解为单向流动的渠道或仅从影响上来理解媒体。我们将问题反过来提,我们的认同对全球性媒介产生了何种影响?这能使我们从媒介中心论的思维中解放出来,而接受一种新的思维路径,即把媒介化视作一个积极的多向的过程。

比较研究的分析单位

当我们跨边界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并不总是需要将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单位,而可以在国土边界内外进行地方、区域、城市和其他场所的相互比较。

当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不认为一个特定的媒介能代表一个特定民族国家或它的文化和认同。我们也意识到即使我们用国家身份来界定特定的媒介和通讯工具而使其国家化,比如“美国电视”,但是所有制、投资、生产、技术、内容包括受众都常常是跨越国界的。

我们需要重新实施我们的研究而使我们在使用“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和“地方的”等概念时能够获得共同的认可。当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明白,不能用一个特定的媒介来代表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尤其是当这个民族国家主要由它的地域大小和地位所界定时。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比较大量的跨国界的媒介,其中包括针对少数民族和海外离散人群的媒介。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公平地对待每个特定民族国家内部媒介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认识国界内外的媒介的相似点和差异性。

变化中的结论

我们不再用这种纯粹的两分法来理解全球媒介化的结果,而是开始看到同质化和异质化两种结果可能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层面上(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城市的、地方的),并且两者内部和彼此间时有冲突。我们开始形成新的概念,如“杂糅,不完全抵抗,自治”(Straubhaar 2007)和一些我们至今无法定义和命名的新模式。

我们承认全球化的结局是不可预见的,但当我们认为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既可能是同质化的也可能是异质化的时候 (Beck 2005b: 257),我们可能会冒着失去我们研究的批判性(和政治性)的优势,因为我们不再用“文化帝国主义”或“全球化”来命名我们的敌人。

因此,我们可能正接近全球媒介研究的终点,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全球化”曾是研究的起点,核心的理论概念以及关键的结论。

正如我在我的演讲开头所说,Straubhaar教授的演讲列举了我们研究中的种种变化。他的研究有力地展现了我们通过使用新的分析工具所获得的成果。而一如既往地,我们也丢失了一些东西。我们可能正接近研究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我们必须思考下阶段的问题:紧随全球化之后的研究范式是什么?

(原文为作者在2007年第18届北欧媒介与传播学研究会议上的讲稿,首发于2008年Dordicom Review 第29期第2卷,pp. 31-4. 本刊刊编发时略有改动。)

全球变化论文篇(7)

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什么是全球化？英语中“globalization”意指“全球化”或“全球性”，它由形容词“global”（全球的，全世界的）派生而来，而“global”又来自拉丁语中的“地球”观念。全球化概念最早应用于国际经济学，它由“一体化”转变而来。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欧洲统一的现实所触发，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一体化”(economicintegration)理论，如巴拉萨(B·Balassa)在《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对经济一体化作了这样的解释：“一体化既是一种进程，又是一种状态”，“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政府的任何限制。”（注：B.Balassa:TheTheory&EconomicIntgration,1962,P101.）到60年代，世界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特别是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中的全球因素成为社会科学普遍关注的焦点，全球化概念不仅在国际经济学，而且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文化学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国际政治学主要是以“相互依存”的含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国际关系理论史学家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评述说：“相互依存这个名词被用来表示全球性体系中各种关系的特点。根据这一概念，一个真正全球性体系在历史上首次要求人们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时采用‘地球中心’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民族中心’的方法。”（注：〔美〕詹姆斯·多尔蒂、罗伯特·普法格茨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47-148页。）全球化概念在国际文化学上的应用，是与关于“世界文化”的理论紧密相关的。国际文化学者认为全球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全球交流技术和媒介网络的冲击，它逐渐通过并在这种冲击中进行跨国综合或全球综合。可以看到，全球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从各个不同方面揭示20世纪末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描述时代性的概念。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为开端，至今历经100多年。从10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全球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第二阶段是经过“一战”、“二战”之后，于50、6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阶段以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为特征；第三阶段滥觞于70年代，到80、90年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浪潮，它是在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背景下，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扩散、资本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流动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国际化等为重要特征，这股浪潮方兴未艾，其影响空前广泛而深刻。

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正是世界经济结构包括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经营方式、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当前全球化发展呈现四大特征：由特殊趋向一般，即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然而，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越来越社会化的历史过程。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目前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

由单向转向双向，即由西方对东方的单向扩张转为东西方的互动。早期全球化的过程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是迫使乡村服从城市，东方服从西方的过程。西方国家利用先发优势，摧毁了东方的万里长城，不仅向东方大肆掠夺原料和倾销工业产品，而且用宗教、办学等形式广泛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然而全球化也为东方民族和国家较快获得工业化的技术手段、管理方式，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机遇。近二三十年来，东亚国家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逐渐从欧洲——环大西洋地区向亚洲——环太平洋地区转移，尽管前几年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但很快得到恢复，目前又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亚洲价值观对西方的影响日益广泛。东方的快速发展，宣告了“欧美中心论”的破产。全球化≠西方化，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由单极趋向多极。从主导力量看全球化进程，可以归纳为单极的形成和更替、两极的对峙和多极的兴起这样三个阶段。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一度繁荣昌盛的地区文明中心纳入到欧洲势力的控制范围之中，西方中心得以确立，而大英帝国以其庞大的殖民地成为中心的中心。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转变，二战把美国推上了世界霸权的地位，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美国式的经济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全球泛滥。战后，美国中心地位受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以及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的挑战，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两者都竭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军事体系和思想体系。80年代后期集团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总体格局中明显下降，其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在全球范围及其国内受到了批判和抵制，而许多被压制的力量和新兴力量纷纷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参与权利，形成经济多极、政治多极、文化多极的局面。单一中心主导或两极分立的全球化让位于多元推动、多元共存的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

由经济层面向文化、政治层面整体推进。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文化的变化。为协调世界范围的生产和流通，优化资源配置，避免经济冲突和经济危机，不仅需要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加强经济协作，而且也需要加强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协作，于是通过联合国等组织形式，各种关于人权、人口、环境、发展等方面的协议或宣言以及防止核扩散、禁止化学武器等协议和宣言相继制订，各国家在国际义务和权利上日益达成共识，传统的政府间关系正在向现代政府间关系转化。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推进，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日益显现，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各种民族的文明、文化的交往和交流以及冲突和竞争成为世界突出的问题，各种“多元文化主义”、“文化间主义”、“跨文化主义”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成为90年代的一种显学。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一体化。

全球化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渐次推进、整体互动的过程已成为当今全球化的十分突出的趋向。甚至可以说，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价值的冲突已触及到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人是全球化的主体，人的观念主导着全球化进程的取向，而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也就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全球化演变的关键。全球化进程中经济转型、政治改革以及社会协调发展，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导向、创新、整合的功能。有学者在研究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风暴的产生原因时，发现亚洲近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存在问题与东方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东方民族特有的重整体、重道德和节俭等价值观念，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能成功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发展民族经济，把稳定与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而这些国家在维护民族价值观念中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不够，封建主义的根基未得到较彻底的清理，就为日后在金融全球化中出现危机留下隐患。以个性发育不充分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压抑了民主的发展，导致了政府、金融、企业结为一体，容易造成特权和腐败；以法制精神发展不足为基础的大家族主义，妨碍了金融运作的规范，造成了大量无人负责的呆帐、坏帐；以理性精神不完善的东方权威主义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有助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但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引发社会大动荡和经济大倒退。可见，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各民族、国家、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卷进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能否尽可能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又尽可能有效地减少其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修养、理性思维、心理素质的状况。100多年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以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驱动的全球化的发展，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全球化极大地扩张了人改造自然的范围和能力，但同时又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滥过度的开发，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全球化迅速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加速了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但高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并不自然而然地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和和谐，反而造成人的关系的冷漠化，导致人的安全感、满足感的失落；全球化带来了财富的涌现和流动，然而它又造成了社会分化和人的心理的失衡，造成了物的关系对人的压抑；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然而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的存在又给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合作带来新的障碍和矛盾，甚至从价值、宗教矛盾发展到军事冲突。因此，不研究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问题，我们就难以从纷繁复杂的经济、政治变化中把握其深层次的动因，难以合理地解释和说明当代人类精神生活中的种种困惑和矛盾，科学和文化的使命要为全球化从自发向自觉的提升，从矛盾冲突向整合协调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罗伯逊在其1992年出版的《全球化》一书中针对沃勤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经济主义”，即忽视文化的倾向，强调提出全球化是主体辨认自己与全球人类情景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生命形式进行互动，认识世界，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同时又确认自己的身份。不应该孤立地讨论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西，而要分析全球文化的独立动力以及“文化因素”在目前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费金斯通大力主张从文化角度研究全球化。他在《理论、文化和社会——社会批判理论的探索》杂志1990年《全球文化》专刊中指出，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经典社会学和二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诠释新现象、新问题。经典社会学观点由于把社会等同全世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文化体现者之间的关系。他不仅认为全球文化相互联系状态的发展也是全球化进程，而且强调文化发展对全球化的能动作用，还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作了后现代主义方法的研究。

二、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基本方法论

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时代特征、一般规律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尽管马克思没有看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没有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从全球视野阐发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确实为我们研究当代全球化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对全球化，或者说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可分前后期，在前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在后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同对东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来看，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化的观点有三个方面：

1.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漫游”的产物，而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他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2-133页。）“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

2.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是经济活动世界化的过程，而且也是精神活动世界化的过程，它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形态的创立。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文明是指资本主义文明——作者注），它使乡村服从于城市，农业民族服从于工业民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为了追逐利润，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开辟市场，到处安家落户，把生产和消费日甚一日地变成全球化的。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农业社会的狭隘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地域藩篱被打破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瓦解了，一切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仇外心理在日益消失。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文化也日益打破其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3.全球化是人的发展过程。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马克思认为，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是个人及其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义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年莫斯科英文版，第27卷，第49页。）只有实现普遍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然而，“历史向世界转变的过程”既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化的过程和力量与人相对立。“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世界历史”就在这种普遍性的生产、交往与普遍性的个人的互动中，在人的主体化和异化的互动中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迈进。

马克思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一般过程的阐述是博大精深的，不仅作了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分析，而且作了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这个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且描述了这个过程的生动的现象，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逻辑的。透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找出贯穿在这个理论的基本方法论，这些基本方法论构成了他的全球化理论的活的灵魂。

1.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方法。历史尺度，就是社会客观规律的尺度，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不断运动变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的合理与否、作用大小都视其是否适应、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的基本的标准。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形形的唯心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马克思又认为，历史是由有目的有意志有激情的人自觉创造的，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最终目的，因此，价值尺度，就是反映人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尺度，是判断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其他形而上学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在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普遍化，促进交往关系和精神生产的普遍化的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的划时代的贡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卷，第279页。）资本主义仿佛魔术般地把无尽的财富从地下召唤出来，它在100多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世世代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根本矛盾不可克服并日益扩大，使它在推动社会生产力日益社会化普遍化的同时暴露了它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它在消灭民族的狭隘性的同时又把一切文明资本主义化，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在促进人的普遍流动和发展人的能力的同时又使人成为市场体系的附属物，市场价值决定着人的知识、尊严、良心的价值，交往、文化的世界化反面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贸易和交换自由反而剥夺了人的人格自由。马克思在这里不仅用历史尺度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作了无情地批判，而且运用价值尺度对这个“世界历史”形成的野蛮的、血淋淋的一面作愤怒的揭露，彻底抹去了罩在资本主义文明上的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