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篇(1)

本文围绕着东亚文化圈与汉字这一论题，再次强调汉字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作用。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将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它各个广泛领域里。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

一、东亚文化圈

（一）东亚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与奥地利学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个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内；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文化收容区）这两个要素构成；

③核心影响边缘，边缘反过来作用于核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诸多要素的影响，核心与边缘的位置有可能会置换；

中国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称文化圈是一种‘文明系统’，系统中的诸多国家享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现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异质性。

东亚文化圈即属于地域概念，也属于语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汉字文化和传统儒教文化影响的亚洲东部一些国家。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畴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其边缘地区包括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等地区。东亚文化圈不是由单纯的政治或者军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环境为优先条件，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关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大概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中衰以及裂变、兴起等阶段。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也是以深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为基础。

东亚文化圈起源于中国的华夏文化，后来渐渐扩展到周边国家，并与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国文化，边缘文化是越南﹑日本﹑韩国、北朝鲜等地区的文化。东亚文化圈的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周边扩展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是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并不断深化和丰富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过程。

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给东亚文化圈带来剧烈的冲击，作为核心地区的中国以及边缘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日本迅速地摆脱了边缘地区的位置，通过吸取西方文明主义的道路以和实施野蛮的军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华强教授指出，东亚文化圈在近生的两次裂变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变是日本侵占琉球﹑台湾和吞并朝鲜半岛而导致的，第二次裂变是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而引起的。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给东亚文化带来了莫大的物质以及精神损失。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经过两次重大裂变之后的东亚文化圈发生巨大变化，它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亚共同体。

二、东亚文化圈与汉字

谈到东亚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汉字。因为尽管东亚文化圈里有汉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诸多共同要素，但汉字始终作为文化积淀﹑传承和交流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不可欠缺的历史任务。它在东亚地区所担当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古代中国的儒教与佛教传播到边缘地区，到人们解读和精通这些儒教和佛教书籍，都是要靠汉字作为载体；

第二﹑边缘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借用大量汉字来标记本土语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统里；

第三﹑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汉字来翻译或创造一些新文化用语；

第四﹑在现代社会里，汉字仍然在东西方以及东亚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产业链交流，首先就需要进行大量专业用语的翻译工作。

第五﹑另外，从提高人们的知识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来讲，仍有必要在东亚各地区坚持汉字教育。

汉字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如此非凡的作用，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如上所述，汉字属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际（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源头是河南安阳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块字形是汉字最突出的个性之一，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使人们很快就能记住并适应汉字。而且汉字的形﹑声﹑义三者在方块字中形成一种完美的结合，造字方法非常独特。汉字除了这些构形方面的优点，还具有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这些都为汉字负载丰富的文化信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每一个汉字都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无文字时代的文明信息，又蕴含着有文字时期文明进化的韵律，体现了多维的价值。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之路也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比较坎坷，但有了汉字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就见到了一线灿烂的光明一样，它的前途也是无量的。

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东亚文化圈’也应遵循这个原理。‘东亚文化圈’一度崛起﹑发展，又由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现过裂变时期。随着“东亚文化圈”的发展和变迁，汉字也在东亚各地区有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东亚文化圈与汉字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韩日两国为对比研究对象，考察汉字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接受以及应用与发展情况。笔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韩日两国的汉字传播阶段、接受形式以及相关文字政策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三、汉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体符号，给东亚各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在韩国和日本等地区处于无文字时期的时候，汉字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长期借用下去，并充当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汉字传播时期，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 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为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着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的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争先想靠近的对象。有关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最初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现象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过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汉字与东亚各地区之间的接触是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汉字传播与使用问题，如语音变化、词汇与语法、应用等现象是考察东亚各国国语史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汉字虽然属于语言学领域的概念，可它广泛地渗透在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领域里。数www.dylw.net千年来，汉字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周边地区，并形成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之后又在东亚各地区的文字系统里不断地发展成新的文字形态。汉字在东亚各国的应用与发展并不是很顺坦，越南和北朝鲜现在已经彻底废除了汉字的使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系统，而韩国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识地限制汉字的使用。韩日两国都具有符合本国实情的汉字标记法和使用方法，这些地区仍然在使用着汉字。韩国虽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场合中彻底废除了汉字标记，但在人名和道路标识等领域里还保留着汉字标记法。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和汉字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它通过颁布当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表等一系列汉字相关政策，使日本人至今还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应用着汉字。

至今为止，东亚各地区各自实施了截然不同的汉字相关政策，其过程中也陆陆续续出现过汉字废除论、汉字限制论、汉字简化论等不同的论点，汉字在一些国家也渐渐失去了踪影。如果我们不顾一切，极端地废除或扼杀汉字的适当应用，东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会出现‘断层现象’。为了维护共同文化圈的持续发展，也为了实现经济一体化，各地区应该客观地接受汉字的实用性和功能，为汉字今后更好的发展未来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强有力的经济发展，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有能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地区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之下，吸取相互的经验教训，摸索符合时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国的汉字传播与使用情况，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还应考虑到东亚地区的繁荣昌盛，彻底研究和分析汉字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领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责任，并确立出崭新的课题和解决方向。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创造出来的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而正确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灿烂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特别注释：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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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篇(2)

语音中心主义者认为口语是交流的首要和基本的方式;而书面语只是试图去捕捉言语，因此居于次要地位。尽管汉学家们可能不接受语音中心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他们中间甚至不少人可能从没听说过或花力气去理解什么是语音中心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但他们在汉语性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与逻格斯中心主义是不谋而合的。在强调语音至上的西方形而上学和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之下，许多汉学家们不仅否认汉字的视觉性和表意本质，还宣称汉语同样归属于语音文字系统，而这就显得太离谱了。杜·邦瑟(DuPonceau)或许是第一个驳斥汉字表意本质的西方思想家，他的观点完全建立在西方语言研究的结果之上，这可从其结论里清楚看出:我的结论是:中国文字系统被错误地说成是“表意的”(ideographic)，其实是一个“音节的”(syllabic)和“词素的”字母表。它是“音节的”，因为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它又是“词素的”(lexigraphic)，因为每个音节都是一个有意义的词。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名称能恰当地应用到中国文字之上。这个看法对我来说是十分充分的描述。④在此段文字中，用西方概念描述中国文字的做法一目了然。正如西方语言使用诸如“syllable”，“lexigraph”和“alphabet”等，杜·邦瑟也就使用这些概念来描述汉字和书写，全然不顾中国文字特有的性质和特征及其术语，如:文、字、词、书。中国第一个词典编纂家许慎(58—147)在《说文解字》中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些术语的差异，揭示了与西方文字不同的独特之处: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⑤许慎的表述清楚地指出了中国文字的象形和表意性质。“字母表”是一个西方术语，指的是用来记录西方语言的一套标准性字母(即基本书写符号或字形)。其基本原理是每个字母代表口语的一个音(有意义的声音)。它与其他种种可能使用图形代表音节和词或者使用字符来代表音素和意群的书写系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文字中完全不可能找到与西方字母表哪怕是接近的概念。但这一事实丝毫不能阻止杜·邦瑟使用“字母表”描绘中国文字。如此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文字有成千上万个汉字，数量之多根本不可能构成西方概念意义的字母表。然而，杜·邦瑟的这个观点只是其使用西方语言理论分析中国文字的努力的一小步。在其核心观点中，杜·邦瑟依据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字和语言，孰先孰后?此问题类同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人们永远不能找出满意的答复，因为这取决于构成文字的元素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原始人的肢体语言、符号和洞穴壁画视为早期的书写符号的话，文字符号或许先于语言成为一个体系。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口头语和书面语在远古时期同时产生与发展。西方著名哲学家和文字学家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Vico)，倾毕生精力研究语言与文化，他赞同上述观点，认为两者同时产生与发展。经过长期艰辛的研究，他提出人类的初始语言没有发音，是由手势和象征符号组成的:“言语在远古时期是一种心理语言，斯特拉博认为心理语言先于任何口语形式而存在，这就是为何希腊的逻格斯既是一个词同时又传达一种思想……远古时期使用的初始语言一定与符号、手势或实物相伴而生，而这些符号、手势或实物与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有着自然而然的联系”①。因此，在其鸿篇巨制《新科学》一书中，维科提出语言和文字是同时产生的，并且断然否定了学者们其他不同的观点。他说道:“很显然，他们错误的原因是，单纯地假设先出现言语，后产生文字。然而言语与文字是孪生的并且以同样的步调向前发展。”②正如笔者后面要揭示的，在汉语与汉字问题上，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有完全相同的观点。杜·邦瑟好像没听说过维科的观点。他提出一个带有成见的问题，把汉字的表意性曲解为“语言是为了迎合文字而产生的”③，这种谬论是毫无根据的假设。上述问题与答案说明杜·邦瑟好像完全不认同汉字表意论。当代语言学家中，杜·邦索最有力的拥护者是卜弼德(PeterBoodburg)、德范克(JohnDeFancis)以及鲍则岳(WilliamBoltz)。作为一位颇有声望的汉学家，卜弼德坚持认为汉字与西方语言没有什么不同④。尽管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如顾立雅(HerrleeCreel)和陈汉生(ChadHansen)坚持认为汉字具有表意性⑤，但是他们在汉学圈中只是少数，其他人认为他们同费诺罗萨和庞德一样，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晚至1995年，威廉·汉娜斯(WilliamHannas)仍明确表示:“我们否认文字是现实以及心理世界中实物与概念的标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同时我们还否认以下毫无根据的假设:汉字具有表意性，也就是说文字与意义无需语言的参与，直接相互联系。”⑥

二、语音中心论与表意论

杜·邦瑟的当代拥护者们对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关系作了详细、恰当的观察。然而他们在试图消除中西语言的隔阂时却忽视了汉语自身的特性。他们尝试用西方语言理论来分析汉语，形成了一种理论倾向，笔者称之为“语音中心论”。众所周知，语言符号由三个相互关联但可进行概念分析的元素组成，笔者称之为“三S”:语音(sound)、形体(shape)与意义(sense)。不同的语言系统会着重强调其中一个或两个构成要素。西方字母语言重音、义，轻形体，而汉语则重形、义，轻语音。反对表意论的人只考虑到了其中两个因素。比如，鲍则岳强调说:“任何一个单词都包含两个方面:声音和意义。”①他很显然忽视了语言符号三要素中很重要的“形体”要素。这一疏忽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在字母语言中，语言符号的形体并不像汉字形体那么重要。索绪尔曾说过只要一种符号可被辨别且不与其他符号相混淆就可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然而在汉字中，形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正是由于汉字形体的魅力才产生了书法艺术，也使得书面语要比口语更具优越性。“音形义”三要素在汉语系统中占据不同的地位。一个人可以在不知道如何读一个汉字的情况下辨认字形并知道它的大概意思。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许多中国人认识某些汉字也知道它们的意思，但却不知道该怎么读。在笔者看来，在构成汉字的三要素中，形和义是更重要的。形体是一个字之所以成字的基础，意义是字所代表的内容，而声音只是一种口语交流手段。形体和声音都是意义的体现者，前者是通过视觉手段，而后者则是通过听觉手段来发挥交流作用。80%以上的汉字都是通过形—声结合而成的“形声字”，在形声字中，声旁几乎不表示任何意义。在表意方面形体要比声音更有效。因此视觉价值要比听觉价值更重要。与汉语不同，字母语言更关注听觉价值，这根源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中对虚幻无形之物所体现的先验价值的重视。徳里达将西方语言理论中重视声音的现象描述为“语音中心主义”。一些西方学者就是借助这一理论从“语音中心”的角度来开始研究汉语语言的。早期代表就是杜·邦瑟，他说:“很明显中国人发明汉字并不是用来代表汉字的形体，当然也不是用来代表汉字所表示的意思，因为字义是从口头表达中抽象出来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②。鲍则岳也从语音中心的角度对汉语进行了类似的描述:“任何种类的书面汉语都仅仅是口语的一种符号化表达。”③鲍则岳唯恐自己没有阐述清楚，又进一步声称:“另一方面，当我们说‘文字的目的是为了交流观点’时，其实我们真正想表达的是‘文字的功能就是交流通过该语言的口语所传达的观点’，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已将书写界定为其意义通过语言中介传达的可视性符号系统。”④在这里鲍则岳做了一个微妙的转换。他用“语言”代替了“口语”，从而提出了一个语音中心主义的论断:“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书写定义为口语的符号化表达，将文字系统定义为:口语的系统化表达符号。”⑤鲍则岳料到会有人反驳他的观点，因此他不得不承认:“像所有定义一样，这一定义只是一种个人判断。文字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比如说‘传递或交流意义的任何可视性符号或标记，与其与语言的关系无关’”，然而他仍然推崇语音中心的定义，他说:“将书写定义为与语言有直接体现性关系的符号系统，其优势在于它很清楚地阐明了我们直觉上所感知的书写的本质或发展史，这一点其他定义并没有做得更好。”⑥这里他使用的“直觉”一词表明了以字母语言为母语的人的一种偏见:口语先于书面语。鲍则岳强调语言的声音属性但却忽视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同时也低估了中国思想家从远古时期就一直重视用语言来交流所产生的影响。这里笔者只引用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庄子的著名寓言“鱼筌与兔蹄”就支持直接交流的观点。这个寓言中常被引用的章句是“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①庄子的寓言给直接交流或无声交流提供了很好的诠释。这则寓言对中国语言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为后人关于语言表述的争论树立了模式。在庄子看来，筌和蹄是捕鱼和抓兔的工具，与此类似，语言符号也只是用来交流思想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语语言表述的语义导向。在魏晋时期，人们激烈地讨论语言表述的实质。王弼是其中之一，他强调符号和语言的语义表述。在他的著作《周易略例·明象》中，王弼在开篇就讨论了象(形象)、意(思想)和言(语言)间的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这段话清楚地显示了中国语言理论和西方强调语音的字母语言理论是截然不同的。王弼在《明象》中借用庄子的寓言，进一步强调了汉语符号再现的语义导向: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②庄子的寓言以及王弼和其他学者对其所做的进一步阐释都表明在汉语语言哲学中人们强调的是思想，观点和意义，而不是西方语言中强调的声音。反对文字表意论的学者忽视了由庄子和中国思想家所提出的意义导向传统，他们重口语而轻概念，犯了与庄子寓言中所讽刺的那些死盯着竹笼和兔网却忽视了鱼和兔的人一样的错误，买椟还珠，重视言语行为而忽视了所交流的观点。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将字母语言的语音中心主义套用到了汉语研究上。这一点鲍则岳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轻视语言的交流功能，强调其作为声音记录的功能:通过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口语是用来传递意义的，文字是第二位的，它之所以有交流的功能，只是口语传达意义这一事实的一种自然结果而已。另外，文字系统中单个的符号能否交流意义取决于这个符号在哪个层面上体现这种语言。比如字母表中的字母并不携带意义，只是可发音而已，因为在大多数字母语言中，大部分的单个音素并没有相关联的意义。例如:英语中的n，e，g，l．s，h通常情况下只代表声音，独立出现时并不能传递意义。但是若从文字的角度来考察，它们也并不需要交流意义，只要能传递声音就可以。就像我们所说过的那样，文字中意义的传递完全是“文字体现口语”这一事实的一种功能。③很显然，鲍则岳正像他推崇的前辈学者杜·邦瑟一样认为字母语言的语音特性对所有语言都是通用的。他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汉语使用的是汉字而不是字母，每个汉字代表声音的同时还表示意义。事实上，甚至连汉字的组成部分———部首，也可传达意义。鲍则岳引用英语字母的例子来支持他语音中心论的观点，然后他又将这一衍生观点用于反驳汉语中的“概念文字”观点:正是这种对文字传递意义方式的误解导致了大部分人对汉字本质的困惑。因为大部分的汉字是在单字层级或至少是词素层级来体现口语的，而我们的字母则是在单个音素层级上体现，因而两者是不同的。但由于单字或词素是有意义的，因此汉字在表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与意义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与西方字母系统的符号也是不一样的。然而这种与意义的联系，也就是汉字的交流功能仅仅是汉字与声音相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汉字与语言的字词，或所谓‘口语’相联系，才会与意义产生联系。通常比较随意的语言分析家和批评家们都置汉字与声音间固有的本质联系于不顾而去强调汉字和意义之间的关联。①他接着说道:“与意义的联系，也就是汉字的交流功能仅仅是汉字与声音相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汉字与语言的字词，或所谓‘口语’相联系，才会与意义产生联系”，通过这一论断，鲍则岳表现出了很明显的语音中心论。他认为汉字能够表达意义理所当然是因为汉字通过声音与口语产生了关联。他没想到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汉字从创立伊始就是用来表示意义而不是代表声音的。他以西方意指理论为框架，通过一种预设的逻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汉字肯定和西方语言的字母一样，用来记录声音，然后由声音来传递意义。这一点可从他进一步的论述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一个字符或一个字符系统之所以能称为书面语，其必不可少的特征是语音体现。也就是说，书面语必须体现口语。”②鲍则岳的逻辑与汉语理论和实践是背道而驰的。从历史角度看，古汉语刚开始出现时可能并不是一门口头表述的语言。有两位当代学者，安乐哲(RogerT．Ames)和罗思文(HenryRosemontJr．)曾开玩笑地说:“古汉语就像是一个听话的小男孩:它创立之初是用来看的而不是用来听的。”在他们之前，高本汉有过类似的描述:“汉语文献是用眼睛来看的，而不是像口语那样靠耳朵和舌头来实现的。它拥有独立的生命，是与口语平行并存的一种现象”③。安乐哲和罗思文接着又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写道:“现在和过去的汉语口语都一样，必须要说出来才能被理解;而古汉语创立之初就不是一门口语，它现在不需要，以前也不需要说出来才能被理解;因此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到目前为止可能一直都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媒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很明显，汉语书面语就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对口语的转述”④。在同一份研究报告中，两位学者直接反驳了鲍则岳的观点并指明了其所带来的后果:“‘古汉语本质上是口语的转写’这种观点不但模糊了我们对两者差异的认识，同时也阻断了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⑤。庄子和王弼的语言理论从哲学角度为反驳鲍则岳的论断提供了概念基础。在其他备受尊崇的古汉语研究者那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反驳古汉语语音中心论的有力证据。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是最早系统研究古汉语语音的学者之一，他就强调在汉语言发展之初的象形和表意功能:“从这个角度看，汉语文字发展第一阶段并不是记录声音，或分析单字各部分是如何发音的，而是一种表意的图形文字，一个符号代表着整个单字的意义而不是其发音。”⑥通过这种表述，高本汉隐约地表达了一种古汉语视觉上的优越性，这一点由费诺罗萨和庞德更直白地表述出来。在同一研究中，高本汉清晰地指明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因此，中国一方面拥有一种已存在了好几世纪的文字语言，它简短、明了，字与字界限清晰，读者仅仅通过这种表意的字形就可以理解它的意思。总体来讲，这种语言好像在人类出现时就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而另一方面，在中国还存在着一种口头语言，或更确切地说，许多种不同的方言口语，它们与中国的文字语言相去甚远。⑦简单地研究过迄今可识别的用最古老的汉语写成的甲骨文之后，安乐哲和罗思文重申了其他研究所证实的观点:“目前辨认出来的上千个甲骨汉字中有许多在结构上都是象形和表意的”，他们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最终形态和语音两方面的证据都支持我们认为，最早的文字形式拥有自己的交流功能，不需要借助口语。在这个发展阶段，许多信息都是通过视觉来交流的。”①语言实践证明，语音中心论是不可能存在于汉语中的。汉语普通话有21个声母，38个韵母，通过声韵结合只能产生稍多于400个的音节。就算加上汉语中的四个声调也不过总共不到1300个音节。用如此少的音节来代表世界上词汇量最大的语言之一的汉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同音异义词。很多情况下，没有具体的语境人们就无法确切知道一个字的意思。结果出现了很多有意或无意的双关语。但是一旦汉字被写出来，即便没有语境，意思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大量同音异义词的存在使得汉语的字和词不可能以字母语言的方式来指代声音，同时也排除了汉语被字母化的可能。用古罗马字母来表示汉语并不是当代人最早尝试的。事实上，很早之前人们就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并付诸实践了。宋朝时期的郑樵在接触到梵语之后就意识到汉字的繁琐和字母的简洁。几百年后，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使用罗马字母来书写汉语，并出版了第一本用古罗马化的汉语写成的书———《西志奇迹》。其他西方传教士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他们用罗马文来书写汉语，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对汉语产生丝毫的影响，因为他们的书籍都是写给西方人让他们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的②。明末清初，一位官方学者方以智(1611—1671)着手研究汉字书面语与西方字母语言的关系，自此以后，许多中国学者前赴后继，做出了很多努力。尽管方以智批判了汉语书写的笨重繁琐，也将其复杂性与西方语言书面语的简约方便做了鲜明对比，但他的对比性批判也正好显示出了汉语书面语非语音化或表意的特性:汉字之所以让人感觉迷惑是由于存在很多通用字，有时可以互换，如果一个概念只从属于一个词，而每个词也只有单一的一个意思，就像在遥远的西方语言中，声音与概念一一对应，而单词与声音一一对应，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重复或重叠的麻烦了，这岂不是更加高级吗?③又过了两个世纪，在1892年，中国文字改革先驱卢戆章制定了第一套潜在可行的汉语文字罗马化方案。在其著作《一目了然初阶》的序言中，卢戆章对比了中国的低识字率与西方国家及日本的高识字率，并将这种差距归根于文字体系的不同。为什么其他国家识字率高呢?他回答道:“以共以切音为字，字话一律，字书简易故也。”那么，中国怎样提高识字率呢?他提出中国应该采用一种汉语的罗马拼音方式，因为:“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④其对比评价再次证明了现代以前汉语语言文字与语音是分离的，而两者之间紧密联系的产生也仅仅是近不足百年来出现的现象。晚清以来，汉语的拼音化得到了中国为数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及政府的大力推广，其中颇为著名的人物代表有沈学(1871—1900)、王照(1895—1935)、鲁迅(1881—1936)、吴玉章、等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根据的指示:“要走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⑤，由国家通过并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试图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行拼音文字。然而，从利玛窦使用罗马化的汉语以帮助西方传教士传教到今天拼音的使用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这近五百年汉语拼音化的努力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证明了西方人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认知以及汉语文字体系是表意而非表音之特性。

三、语言学汉学主义

与西方字母语言的语音中心论相对，汉语强调形意间的相关性，或许可以称之为表意论。它们均传统悠久，对文字体系之声、形各有偏重。西方语音中心论起源于字母语言的语言学发展，又在语言实践的哲学概念化之中得以推广。相比之下，汉语表意论则起源于历史上汉语语言的表意功用，而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观念更是强化了这一点。两者的哲学基础是不尽相同的。在西方形而上学中，语音中心论最早的源起可能要追溯到柏拉图关于本质与现象二元区分离观念的提出。而亚里士多德或许是最早提出语音中心论这一概念的思想家。关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他主张言语优先于文字:“口头言语是心灵之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头语言的符号。”①亚里士多德这一评论可被视为西方语音中心论的肇始。因为表音性在字母语言中的重要地位，西方学者对语言语音中心的重视是根深蒂固的。在现代语言哲学中，所有的理论家无一不强调无论是在口语还是在书面语中音都优先于意。早在1933年，著名语言学家布隆菲尔德(LeonardBloomfield)便指出书写的文字必须承载一种与语言形态“固定的关系”②。乔治·特雷格(GeorgeTrager)将书写的文字体系定义为“任何标记或者图示的规约性系统……代表着这样一种语言的话语表达”③。在与汉语语言直接相关的研究中，司礼义(PaulL．M．Serruys)将汉语真实书写文字中的图形归为“系统必要的构成”，“形成了语言的视觉表征”④。雅克·德里达曾指出西方语音中心论源于西方自柏拉图之后的形而上学，其强调现象与本质、先验观念与具体现实的分离性。依笔者之见，汉字以图形和语意为导向，这是由汉语语言的性质及中国历史上语言使用所决定的。语音中心论适用于描述西方字母语言，而用它来描述汉语语言却是不得当的。汉语语言的表意论不仅仅是由汉字特殊的图形感所决定的，在中国玄学思想中，浩瀚宇宙万物全息相关，先验观念存于世间万物，这种对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思考更是决定了汉语语言的这一特性。或许，我们可以说汉字重形象与语义之特性同中国超验性存在于内在性的形而上学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在研究语言与诗学之间的关系时，确认了结构语言学存在着两个相关的问题:“沃格林已经明确指出了结构语言学所面临的两个最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难题，即对‘语言大一统假设’的修正与对‘同一语言内不同结构的相互依赖’的担忧。”⑤这一洞悉应该给予了我们对汉语语言与文字的性质更为深入的见解。他还指出:“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个言语社区、任何一个说话者来说，都存在一个统一的语言。但是，这一整体代码是由相互联结的子代码构成的系统，即每一种语言都共存着几种功能各异的形式。”我们应当会从研究汉语语言的结构语言学里得出深刻体会。汉语经过数千年发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体系，同时也具备着不断积累的特性。现在，汉语的发展被赋予了一个兼容的趋势，这一趋势可能会让汉语去包容一些新异特点。不管是将汉语定义为完全表音语言还是完全表意语言，都过于简单化。应该说，汉语既具表音又含表意因子，而后者更为优先。任何过分地强调一个因子而忽略了另一个因子都会导致语言汉学主义。据笔者观察，在关于汉语文字体系性质的争论中，双方极少对在中国语言学界盛行的汉语语言学者的观点加以考虑，仿佛有关汉语性质的中国语言观根本不存在或者毫不相干。事实上，中国上古时代的记录以及现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均为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平行分离性提供了佐证。上古时代尚未出现文字，人们最初使用结绳记事，后来又改用书契。《易经·系辞传》中提到:“上古结绳而治，而后人以书契易之。”①陶制器皿和甲骨上的刻画符号是汉语文字的最早形式。因此，有足够多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表明汉字最初并非是为了记录口头语言而存在。汉字最开始是以刻画符号形式出现，而后逐渐演变成文字，并形成了书写系统。至于与口头语言有所关联，那可能是之后很久一段时间才出现。现代中国学者再次肯定了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独立发展。国学大师梁漱溟曾说，“语言文字浸浸分别并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②。著名思想家李泽厚进行了大量的考证研究以证明汉字并非口头语言的书面记录。他也指出:“汉语语言并未给予音以优先级而是更强调义……最初，汉字的功能便是支配、统率、范导语言，而非记录语言。”③最近，他又重申:“中国文字的源头是‘结绳记事’，文字不是把语言写下来，而是记录事情。最初的文字，就是为了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历史)记下来的符号如结绳，慢慢才演变为文字，最后才和语言结合，它作为符号系统，中国文字始终不是语言的复写。”④这些观点与本文前面提到的维柯的中心论断不谋而合。在分析了汉语语言争论双方的观点后，笔者发现尽管表意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观点相左，但是他们的定位却相同:对汉语文字的研究更多是出自于自己学术和美学目的，而非是对汉语语言本身的关心。庞德、费诺罗萨及其他表意说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哲学研究和发展艺术的新型式及创新型途径，以推进知识与艺术发展的进程。持反对观点的则专注于以西方理论检验汉语语言，强使表意的汉语同西方字母语言的表音理论协调一致，以否认汉语文字的独特性。双方均受先入之见及预想目的所导向，仅有少数学者摒弃了汉学主义的偏见，承认汉语文字与语言的独特性。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起汉语语言学者，中国哲学和思想的研究学者反而在接受汉语语言及文化的独特性上更为开通一些，不太倾向于把西方观念和方法强加在汉语资料上。显然，否认汉语文字是表意的派别完全忽视了汉语与语音文字体系之间的区别性差异，也极少关注到汉字的象形性仍然清晰可察，其以表意为主的性质在中国语言学界是毫无争议的。而反过来，肯定汉语文字是表意的派别则又夸大了汉语文字的象形性，把它的价值普适化，因而不切实际地忽视了汉语汉字的独特性。尽管取向不同，他们都按照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习惯来做学术，这种方式却是共通的。故而纵使他们研究的初衷是要提供科学客观的汉语语言知识，而他们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汉学主义的语言形式，扭曲了中国文字体系的真实状况。笔者已分析了西方研究汉语汉字的种种问题，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学者群中也存在。自马建忠根据西方语法理论首创汉语语法以来，中国学者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汉字也形成了一个研究路径，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受到质疑。语言哲学与语言学虽为两个学科，但在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和语言表征方面却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文字。关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定论:文字不是语言，只是语言的记录或复写。这一定论对于拼音文字的西方语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是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呢?这一定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字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学者的共识是如此。中国的语言学家大都接受这一观点。王力先生就如此认定:“文字是语言代表……但是，文字不是语言。”“文字只是一种假定的符号系统，文字不等于语言。”①有些学者虽然承认中国文字发展的独特性，但仍然接受汉字是语言的复写这一观点:“文字是语言的记录，也是凝固的语言……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文字的起源，虽然有很大的特殊性，但也是在语言产生以后才形成的。”②这样的共识颇有商榷余地。李泽厚先生在谈到汉字与语言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的文字不是语音的复写。我以为中国的语言学家，从马建忠到王力，都可能犯了错误。他们都用西方的格式来研究中国语言。”③这样的质疑虽然需要大量考证研究的支撑，但目前至少可以给我们以这样的启迪: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汉字不可避免地会忽视中国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

四、结语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篇(3)

鲁索在《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中说文字最初并不是为了描绘语言而生，它跟语言一样，是用一套符号来描绘事物。其后，是在语言发达了以后，一方面用符号描绘事物，一方面记录词语。再来才是把语音分析成各元素，例如音节、元音、辅音，然后以字母表示之。这三种形态的文字，恰好对应三种社会：第一种是原始社会，如古埃及；第二种是野蛮民族，如中国；三是文明民族，即腓尼基人、希腊人这类商业民族。

此说之为偏见，固不待言。不幸过去因中国积弱，遭人欺凌，文字竟亦被人瞧不起。故附和此类说辞者，除了使用字母的洋人以外，本国志士也不乏此类声口。热闹一时的拉丁化运动，便是此说甚嚣尘上后随之而生的企图改头换面之举，准备把汉字废了，改行拼音字母。

那时节，汉字不科学、汉字野蛮、汉字难写难认、汉字不废则中国必亡等说，铺天盖地，相关著作与篇章汗牛充栋。

俄而时移世异，中国好像渐渐有钱了，腰板渐直，号称崛起。于是已弃若敝屣之家产，遂忽获珍重起来。汉字拉丁化不再进行了，诋毁汉字的事业亦恍如隔世，旧调无庸重弹。新的声腔，乃是对汉字的赞歌。

赞美汉字，诚吾人所愿闻。但做学问、论事理，却最忌讳势利眼。一件物事，只因它所在那个国度衰了弱了，就大找理由去耻笑它；又因它所在国富了强了，就再找理由去称誉它，本身便甚可笑。斯乃以势定理之学也。用俗话说，叫做拳头大的有理。论理若都这样论，那也就不必讲理了，大家径去比拳头便是。故说理论事，不能以势定理，是第一原则，脱离了这个原则，所说即是狗屁。因为狗仗人势，学者的论述，届此皆变成了依托权门的狗吠而已。

可叹晚清以来，仁人志士论事辄犯此病，老是觉得人家欧美如此富强，必有道理；我国如此孱弱，亦必有原因，于是怨天恨地怪爷娘。怨天，是说中国这类东方专制主义与气候有关(沿袭孟德斯鸠说)；恨地，是说东方专制主义肇因于水利工程(沿袭魏复古说)；怪爹娘，是说老祖宗有问题。都是他们的错，故令我如此穷否不堪。老祖宗有什么错？文字、文化、社会、制度……无一不错。过去学者们指出的各种错处，洋洋洒洒，远超过清初起兵告天之七大恨。

如今，稍稍觉得发达了，底气渐充，乃又开始修族谱、盖祠堂、夸说祖宗的好处，甚或翻出老祖宗的家h，准备吆喝着去再赚些银子。于是就把一些破瓶子烂瓦罐旧衣裳也都讲得金光灿灿，仿佛稀世珍宝。

汉字也就在这种气氛底下，摇身一变，成为“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说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即是汉字、汉字思维、汉字文化，因而汉文化也即是一种诗性的文化。此可称为“汉字诗学”或“汉语诗学”，因为汉字又是汉语的内在形式。如斯云云，目前倡者颇多，认为这可作为汉文化与其外部社会及其他文化的区别特征。

语言文字能表现用户的思维特性，本是不错的。何况思维时主要仍靠语言文字在思维，因此语言文字的性质自然也就规范或限制了思维。就这一点，说汉字乃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当然没错。但继此推论道中国是字思维、诗思维就走得远了；不懂汉字而去乱扯字文化字思维，那就更离谱。

例如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说汉字因是象形的，据义构形，所以它在中国传统诗歌美学中就表述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借境生情、托物言志；中国诗学中“天趣”的概念，也很好地体现了据义构形的原则，如陶渊明弹无弦琴、李贺诗“一双瞳仁剪秋水”均得天趣。而汉字之象形性，又可称为象本位原则，乃是视觉中心主义的。这些话，没有一句不费解。汉字象形只有百来字，其他为会意形声指事等，形声且占八成左右，怎能说是视觉中心的象本位？象形，既是象物象而构形，又怎么竟是据义构形？据义构形又怎么就是借境生情？借境生情又如何等同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托物言志何以又即是有天趣？无弦琴，据义构了什么形？这类诘问，可以一连串问下去。显然，论者对文字学不甚了了，也无意深究，只是借一个汉字的大题目，牵联钩搭着去泛谈诗学啊、美学啊、字象啊、语象啊等等。这样的汉字诗学能令人苟同吗？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篇(4)

一、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密码。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思想，那么这个民族就永远不会拥有这些思想。语言不仅是一个民族用于表达对世界的理解和态度，更是用于表达思想的构成方式。汉语与汉字是中国人的生命标签，无论身居何处，只要是使用汉语交流，人们都会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只要是方块的汉字记录，人们就会找到自己文化的根源。从语言文字的民族性看，如今的汉语与汉字已经不仅仅是汉民族的独有标志，而是成为汉语文化圈的共同标志。汉字从字形上阐发思想，人们对字形的经验感受变成了理解字义的主要方式。这说明了汉字的象征性特征。

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强调以书写的方式表达思想，他认为西方的符号文字重视的是符号背后的声音和意义，中国的象形文字突出的是文字形状的象征和指代。象形文字更能表达文字本身的思想内容，以“痕迹”的方式显示思想在脱离了主体情况下的象征意义。汉语的表达方式具有“字本位”的特征，即单个字本身就具有独立的意义和审美的价值。

总之，汉字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民族性，可以据此研究汉民族文化的思想结构和思维特征，寻找文字与思想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揭示汉字本身蕴含的哲学思想。选择汉字作为对外文化传播的载体，能够呼唤人们对于汉字的热爱与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与向往。

二、“汉字之美”全球青年设计大赛的启动与举办

“汉字之美”创意设计国际论坛暨2016全球青年设计大赛颁奖盛典于2016年9月27日在北京市东城区77文创园举办。“汉字之美”2016全球青年设计大赛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共同主办，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发起，并联合清华大学平面系统开发研究所、汉仪字库共同承办，从启动仪式到颁奖典礼历时将近一年，全球16个国家的选手提交作品，最终17份极富审美意味与文化意蕴的汉字创意设计作品，从1500多份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其中，金奖1名，银奖5名，铜奖11名，优异奖49名。这是一次将传统文化重要载体汉字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创新尝试，对于承载和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海内外青年设计师增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具有重要意义。

“汉字之美”全球青年设计大赛是一个全球性的青年创意设计比赛，立足于国际视角，凝聚全球设计灵感。旨在探讨全球化语境下对汉字进行创造性传承和转化的可能性，特别是通过设计艺术的延伸，深入挖掘汉字的美学展现和文化内涵的方法，呈现汉字与当下社会的精彩碰撞，展示汉字文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同时通过与创意设计的结合，赋予汉字日常生活艺术的魅力与传统的神韵。大赛为双年赛，前期通过全球征集的方式遴选优秀汉字创意设计作品，获奖作品将通过全球巡展的方式，利用设计语言，充分挖掘汉字创意魅力，扩大汉字文化的国际认同，推进汉字文化的对外传播工作，持续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

“汉字之美”文化项目总召集人、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提到：“汉字是握在中华民族掌心里的纹路，循着它的指事象形，可以触摸到所有观念由来的秘密；汉字也是笔尖下流淌的乡土，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即血脉。汉字的一笔一画，都流淌着我们的血脉，蕴藏着我们的乡土情怀。这也成为汉字之美全球青年设计大赛发起的动因。”“汉字之美”全球青年设计大赛于2015年10月30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成功举办启动仪式，由法国总督学、欧洲时报副社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以及于丹教授共同揭开活动序幕，此次汉字设计大赛以“心灵生活”为主题，要求全球参赛者以30个包含“心”字偏旁部首的汉字字库中任意一字为创意起点，在理解其意义内涵并进行积极思考的基础之上，立意“心灵生活”，完成一件设计作品。“汉字之美”系列设计作品活动现场邀请了不同国家的大使，其母语是意大利文、希腊文，他们走上台把字拼在一起的时候，中文以一种象形文字的图案，直接昭示了直指的意味。这是超越语言和时空的奇妙的游戏。这些大使每拼出来一个字，于丹教授就现场讲一个字，让大家理解汉字中蕴含着中国人心灵生活的历史的脉络。启动仪式活动举办之后，向全球发出了以“心”为元素的青年设计师大赛，希望能够推动汉字文化，用汉字作为载体，把一种价值判断通过百姓日常之用的设计推广出去，让家家户户用一杯一碟，在举手投足之间体会到汉字的独立意义与汉字的典雅，喜爱象形文字的意味深长与含蓄隽永。“汉字之美”全球青年设计大赛以及汉字创意设计国际论坛暨展览是国内首次以汉字文化推广为目的的文化设计展，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之旅的主体活动之一，“汉字之美”系列展览作品融合了汉字本身字形之美与汉字字义的文化内涵，是美术设计与文字研究的联合创新，是跨界创新的典范。“汉字之美”设计大赛针对汉字创意产品进行开发，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大胆尝试，能够让汉字文化走进百姓生活，在日常生活之中体会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使得活动具有独特意义和价值。

中共中央总书记曾经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次设计大赛以承载悠久中华文明的汉字作为载体进行创作设计，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具有原创性与时代性，对于激活传统文化当代价值，使得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生活具有开拓性的示范作用。通过“汉字之美”设计大赛，汉字所包含的符号性与审美性，将成为全球青年创意人才所共享的文明成果。

颁奖典礼的地点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与国家文化中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符号，还具有重要的文化引领功能与文化辐射功能。“汉字之美”全球青年设计大赛年度盛会被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的主体活动之一，北京国际设计周由国家部委与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是亚洲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创意设计展示、推介、交流、交易平台。“汉字之美”2016全球青年设计大赛的举办，汇聚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优秀设计人才，从国际视角提供了以受众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思考路径，对于激活北京的城市文化活力、提升北京的城市魅力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展开跨界融合崭新的一幕。

在“汉字之美”创意设计国际论坛环节中，众多国际国内著名文化学者、汉字文化研究者和国际知名设计师齐聚一堂，就汉字在当今时代的创意美感、应用发展、符号象征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认为参赛者在充分理解比赛规则的基础上，将自己的作品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创作出了兼具中国韵味与时尚风格的优秀作品。

本次大赛优秀作品展于2016年9月24日至30日在东城区77文创园公开展览，后期还有国内高校巡展、海外巡展等系列安排。大赛获奖者参与了为期一周的“汉字文化之旅”，走进首都博物馆、孔庙、国子监等知名文化机构，亲身经历一场凝聚传统精华的文化之旅，深入体验汉字文化的无穷魅力。“汉字文化之旅”旨在加深青年设计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运用设计灵感使传统文化焕发现代生机，创作出更多具有传统文化积淀的设计产品走进百姓日常生活。继2016年“心生万物”主题之后，“汉字之美”全球青年设计大赛将陆续以“家和万事兴”“大道直行”等主题进行创意设计作品征集，持续举办下去。

三、“汉字之美”全球青年设计大赛在对外传播中的良好效果

“汉字之美”全球青年设计大赛在举办之中和之后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与社会影响，《欧洲时报》等境外媒体做了报道，总共收集媒体简报60篇，活动得到中新社、《中国日报》、人民网、央视网、千龙网等国家主流通讯社、报社、网站和平面媒体《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北京商报》等北京市主流媒体的报道，以及包括网易、凤凰网、新浪网等在内的主流网络媒体的广泛报道。参与此次报道的媒体全面覆盖中英文语言受众，在提升国内、国际影响力方面效果显著，其中《中国日报》的报道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新华社、《经济日报》持续关注本次活动，多次刊发深度报道，详解“汉字之美”。本届大赛评委海村惟一教授正在联系日本的电视台制作针对“汉字之美”的节目，影响力还在持续发酵之中。活动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原因如下：

第一，传播内容的独特性。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在国际上非常有民族特色，通过汉字的创意设计可以让中国文化活在人们的生活中，在世界掀起一股“汉字热”与汉字风尚，推动中国文化传播的广度。“汉字之美”全球青年设计大赛是创新性的尝试，选择汉字这个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用创意的方式来诠释汉字的内在意蕴，并且活化汉字的艺术功能，可以使它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例如，这次大赛的金奖作品以钟表为基础，将30个带有“心”字的汉字放在其表盘之内，通过时针的转动，可以拼成具有“心”字的汉字。表盘内部圆环是 20 个“心”字底的汉字，随着时针的转动，会拼凑出不同的汉字；而钟表的外部圆环，是 10 个竖心旁的汉字，分针以竖心旁设计为主，与其巧妙融合。随着时间的流转，会呈现出不同的汉字形态，每一个汉字背后的内涵深远，或表示状态，或表示情绪，每一个时刻都仿佛有着独特的含义。传播内容本身具有艺术性，汉字活化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与艺术性，汉字本身是形象性与艺术美感的呈现，汉字设计作品之中的情感故事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第二，传播对象的前瞻性。“汉字之美”全球青年设计大赛参加活动的主体是青年，青年是掌握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主体，本次大赛定位明确，是专门针对全球青年的活动，大赛组织方与国内外多家高校的设计系联系，征集作品。我们在作品的征集中发现汉字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并没有完全冷却，许多人还有一颗热爱汉字的心。从2016年5月4日征集作品，截止到2016年9月底，共收到1500多件作品，证明了汉字的独特魅力。活动参与的主体――青年人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国际视野与传统文化并存的全球青年设计大赛，必将激发世界青年群体感知汉字，体会中国文化的热潮。创意汉字，引领时尚，可以在国内外推动中国文化整体的传播，引导青年人学习与热爱中国文化。

第三，传播渠道的多样性。“汉字之美”2016全球青年设计大赛运用了多种传播手段，实现了集现场活动，报纸、期刊、电视台、网络媒体以及自媒体于一体的全方位传播。活动伊始，《欧洲时报》等海外媒体就做了报道。“汉字之美”2016全球青年设计大赛及时开通了独立的网站与微信公众号，请中国留学生在脸谱注册账号进行宣传，以多媒体融合的方式进行有效传播。

第四，传播活动的国际性。首先，“汉字之美”全球青年设计大赛的启动地点选择在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人有法国的总督学白乐桑先生、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等知名人士，活动的参与者是各国的大使；其次，参赛作品征集来自16个国家的参赛选手投稿，具有国际性，评委和创意论坛也有来自港澳台以及日韩的学者。再次，“汉字之美”全球青年设计大赛获奖作品的展览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的一部分，在东城区77文创园展览，吸引了许多国际友人参展，影响具有国际性，而且活动也计划在欧洲巡展，以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

第五，传播的持续性。2015年10月启动活动仪式，2016年度作品征集评奖、颁奖、展览、巡展，活动时间具有持续性；此外，自第一届“汉字之美”全球青年设计大赛举办之后，将每两年举办一次，设定不同的汉字主题，一届一届办下去，将创意产品真正地应用到衣、食、住、行、用当中，让传统活化在当代生活中，活动本身具有持续性，影响力是逐年递增的。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字本位 汉字 思维方式 理据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7-0012-01

一、字本位理论的“字”

1.字本位理论概述与对外汉字教学

字本位理论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徐通锵先生的《语言论》，它是以“字”作为汉语基本单位的语言研究思路，它认为“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单位，是汉语语音、语义、语汇、句法等各平面的交汇点。同时，字本为理论关注汉字中所反映的汉民族思维特点和认知方式。近年来，字本位理论成为了对外汉字教学热的引爆点。它的一系列关于汉字的研究成果重在弥补以往教学法的不足,克服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学习汉语的难点。

2.字本位理论中“字”的相关问题

（1）汉字与汉语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是语言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索绪尔语言理论认为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表现语言。但同时索绪尔也指出：“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Saussure 1916:27）现代的汉语语言学在接受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时，却忽视了它的适用范围。潘文国指出：“凡是自源文字都是表意的，凡是他源文字都是表音的。”他进一步解释：“……由于自源文字都是表意文字，文字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就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着必然的理据。”（潘文国，2002：91）汉字是据义造形的文字，并不只是记录汉语的符号，它与汉语一样，都是汉民族认知和表述世界的方式。所以，无论在汉语研究还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都不能把汉字当作汉语的附庸，都必须摒除“印欧语眼光”，重新审视汉字、汉字的地位与汉字本身的系统性，这样才是抓住了汉语学习的关键。

（2）汉字的特点

①汉字的表意性与理据性

表意是汉字作为表意文字而区别于拼音文字的最大特点。汉字从视觉上就能传达意义，使文字所承载的意义通过眼睛，直接为人所理解。汉字来源于文字画，它的理据性在文字产生初级阶段是相当直接的，就在现代的汉字中，这种理据也没有磨灭，汉字字形的表意功能仍是很明显的。汉字的理据性来源于汉字形音义的三维一体性。汉字的理据也就体现在汉字形、音、义三者之间的联系上。许慎在《说文》中提出“六书”理论，阐释了汉字的构成及变化规律，是汉字理据性的证明。

②汉字的非线性

A汉字字形的非线性 汉字的形体区别性强，以方块结构为单位，以图形进行编码。汉字采用方块形的表现形式，这也是实现“以形示义”的必要手段。由于汉字是形、音、义大量信息浓缩成的一个个方块，无论是从形体上还是运用上，汉字的独立性和自由性都很强。

B 汉字在汉语系统中的非线性地位 汉字在汉语系统中是一个非线性的单位，它可以辐射到整个汉语系统。汉字不仅仅是基本结构单位，而且是各种语言现象的交汇点，在汉语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是汉语研究的枢纽。汉字所承载的信息量大，是造成汉字难学的一个客观原因。但学习汉字就是学习汉语，一门语言的学习，需要掌握的信息量和规则是一定的，因此，我们以字为本来学习和研究汉语，也必将达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和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字本位理论指导下的对外汉字教学策略

1.教材的选字

教材的选字应与汉字的理据性密切相关。汉字的学习，需要根据它的理据性进行，传统的六书理论为我们汉字理据教学提供了依据。所以，合理的学习过程应考虑汉字理据的层次性，遵循由“理据直接”的汉字开始逐渐过渡到“理据间接”的汉字。

从六书的角度讲，从“象形”到“指事”到“会意”再到“形声”，确实符合由显性到隐性，理据从单一到叠加的过程（王骏，2006）。在汉字学习的初级阶段，我们要结合常用字，尽量做到从理据直接的常用字到理据间接的常用字。在教学中，我们要结合不同造字法的理据特点进行教学，应仔细斟酌“随文识‘字’”的顺序和数量。

2.汉字特点的总体介绍

对于从未接触汉字、汉语的留学生来说，汉字在他们眼中就是一幅幅神秘的图画或者是线条的堆积的符号。很多学生由于对汉字缺乏必要的感性认识，往往觉得无从下手，只是盲目的描画汉字，这些画出来的“字”往往十分杂乱，大大阻碍了汉字学习的效率。我们认为在详细教授汉字之前，应向留学生概括介绍有关汉字的理论，主要包括汉字性质，汉字的造字方法，音韵特点等等，目的不在于让学生掌握，而是让他们对汉字的概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和把握，以便提高他们对汉字、汉语的感悟和感知能力。

3.汉字的语义功能二重性

汉字是具有生成能力的。“字”的生成能力就是一个字能否与另一个字相组合，生成表达一个概念的字组（徐通锵，2005：137）。徐通锵先生在《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一书中将字的语义功能分为两方面：一方面为字本身的概念意义，又称之为语汇意义；另一方面的意义体现在字组中，就是字与字的在相互结构关系中的意义，徐先生将之称为语汇-语法意义，这种语义特征既与概念意义有关，又与字与字结构关系相联系，这也可以称为汉字的语法功能。在对外汉字教学中，汉字的语法意义鲜有提及，这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举例来说明：学习了“牛”字，可以让学生来造字组，可有：母牛、牛角、奶牛、黑牛、野牛、牛奶、牛背、牛棚等等。我们将这些字组进行如下归类：

向 心：母牛 奶牛 黑牛 野牛

离 心：牛奶 牛背 牛棚 牛角

在向心字组中，其语义都为牛，只是区别它们的种类，色状等特点；而离心字组中，语义都是与牛有关的物件，而不指牛。通过向心、离心模式的对比，留学生对“牛”字的使用（即语法意义）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同时，对与“牛”搭配的字也起到了温故知新的效果，或是即使有生字，也可以大致猜出一些字组的意义。而且，用这种模式，学生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汉字，就意味着可以生成几倍乃至十几倍的新字组，有助于提高学习的兴趣和自学的能力。

余论

字本位理论立足于汉语的传统，将字作为汉语的基本单位来研究汉语，给对外汉字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强大的理论依据。字本位理论的汉字教学，从汉字出发,逐渐让学生熟悉汉语社团的思维模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汉语的能力，是一条适合汉语特点的教学路线。

参考文献:

[1]戴汝潜 2009.汉字决定论[J].　汉字文化 2009年第2期（总第88期）

[2]吕必松等 2007．组合汉语知识纲要[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3]李大遂 2003．简明实用汉字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潘文国 2008．汉英对比纲要[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5]潘文国 2002．字本位与汉语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王骏 2006．字本位与认知法的对外汉语教学[D].

[7]万业馨 2009．略论汉字教学的总体设计[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5期

[8]徐通锵 2008. 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9]徐通锵 2005. 语言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M].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10]张朋朋 2004．谈文字的本质 [J]. 汉字文化2004年第3期

[11]张朋朋 2005．谈“字本位”的内涵[J].　汉字文化 2005年第4期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汉字；标志设计；意象性；书画同源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3-0094-02

一、汉字图形化与标志设计结合的必要性

汉字是中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典型代表，对于汉字领域的研究不在少数。在设计的领域，汉字也是设计师们不断挖掘探索的宠儿。标志设计的目前现状逐渐趋于枯竭化和模式化，因为标志设计需求的增大，导致现在充斥着各种抽象几何图形的无意义的标志出现，或是标志的设计缺乏新意，仅仅用单纯图形来表现的标志意义和内涵逐渐缺失，所以对汉字标志的研究被提出来，不仅仅是对于中国设计领域的创新，也是对于整个设计界的新的手段和方式的一个开拓。研究汉字标志的设计，主要解决了标志设计形式单一的问题，能够将文字图形化，且又不丢失二者的共同优势和意义，在当今的读图时代是被迫切需要的。目前汉字标志的相关内容已有很多人涉足，但多停留在汉字标志的设计方法和方式的层面，对于以汉字设计手段来设计标识时，所带给标志本身的单纯图形所无法达到的意象和表现内容上略有缺失，“形者，象也[1]”，通过字形来研究字之象征意象，本文的重点也在这里。

汉字和标志设计的联系，是在将其二者的共通点结合，优势互补，继而提升为将现代设计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不论对于汉字还是现代标志来讲都是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觉传播有利，也是对于现代标志设计辨识、认知和蕴含的意义上的提升。

二、汉字图形化与标志设计的关系

（一）简述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构架一种信仰，而我们需要发现和找寻去传递信仰的方法和途径，于是，一些简单的符号和象征物的出现，便逐渐开始了人类对于文字的探求之路[2]。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文明的进程也在不断稳步前进。文字的出现，将人类文明从无形转变为有迹可循，象形文字便是文字的源头和开始。象形文字最初作为一种图画文字而存在，将人类语言从口述转变为书写绘画。象形文字可以分为很多种，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古印度以及中国的甲骨文一样，同为一种文字书写体系，都是从原始社会中的生活场景中提取的素材发展而成，例如简单的图形以及花纹等，这些简单的符号性文字图案，构成了我们人类文明的起源。

而在古老的中国，文字最初的形式被发现于殷商时期的龟甲之上，用于一种占卜问神的作用性符号标记，当然这也是人类想要满足和表达除口头之外的另一种可被印记和保存的需求。中国文字的发展经历了许多朝代的更替，人类文明智慧的形式变得更加纷繁复杂。当然，一起发展的原因是伴随着为人服务和适应潮流的趋势前进。中国文字的发展也是伴随着汉字字体的发展而发展的，从笔画繁杂的甲骨文到规整统一的篆书，再到简单大气的隶书和宋体，字体的变化说明着朝代的不断更替和前进，也为汉字的发展和传承刻下了深刻不灭的印记，保留了一套完整的中国汉字发展史册[3]。

（二）汉字“书画同源”的魅力

“书画同源”论是元代书法家赵孟\提出的，是中国书画家们经过长期的书画实践所总结出来的[4]。汉字是图画和符号相互结合，在感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我国学者历来认为汉字起源于图画，汉字与中国画书画同源，这个源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天、地、身、物等社会生活[4]。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字书写具有双重意象，即它本身既是“书”，也是“画”。“书”不难理解，也就是文字的第一层意象――写征意象，即字本身所蕴含的道理与意义，也就是我们使用汉字作为一种信息传递工具所在。文字的第二层意象为“画”象，这是将汉字作为一种图画图形所存在时所具备的意象。我国的书法艺术是自古以来的精粹和瑰宝，那文字的书写为何会成为艺术呢？其中就是“画”的作用。将汉字的书写形式进行改变，赋予了个人的理想和感情，字也就成了“画”，也就会形成一门艺术，这也就是汉字所具备的独特的魅力――书画同源。其实研究汉字书画同源之说很容易找到证据，因为文字在发展初期，也就是在其刚刚出现时，本身就是作为一种被赋予一定涵义的图形或符号存在的。汉字的形与意的结合，很好地弥补了图形的单纯性的不足，同时也将文字古板、正统、严肃打破，使其发生艺术性的变化，接纳了两种物象的优势于一身，使其更具魅力。而汉字作为中国传统文字，其独特性和民族性的魅力就更不用说了。

（三）汉字图形化的视觉表现

汉字书画同源的魅力被现代设计极为看重和需要，而在现代设计中，汉字被设计师广泛研究设计和应用。文字被再设计后，更加注重了图形化意义，所以可以说，现代对于汉字的再设计的过程，强调其图形性，弱化其文字性，叫做汉字图形化趋势，汉字形态包括：书法体、美术体、图形化创意字体等艺术形态[5]。汉字图形化是属于创意字体的范畴，也是一种特殊的图形表现形式。我们的设计思维在依赖纯粹感性形象的基础之上又得以向着理性与逻辑的方向发展[6]。过度抽象化和过分标准化的全球统一局面势必导致设计的个性消隐和多远文化的气质丧失[6]。汉字图形化是一种无论是汉字还是图形单方面都无可比拟的新的表现形式，在视觉形态上，将汉字和图形各自的优势融为一体，加以创新和变化，从而成为一种新的视角、新的艺术的表现形式。

（四）汉字图形化与标志设计的结合

汉字作为民族文化的承载体，自然颇具民族特性与个性，对于设计方面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形式与意义。将汉字与标志相联系，能充分体现设计无国界，同时也充分说明，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汉字是提取生活事物为原型创造而出的，是对事物特征的一个讲求“神似”的刻画，源于图画而高于图画，故而“书画同源”。

当汉字作为标志图形存在时，不论是从字形还是从字体上都会有所改变，我们称之为汉字的再设计，或者是汉字图形化的过程。当汉字被图形化以后，其具有二者之共有特征，汉字“表意”和图形“表形”的特点，很容易在一个小尺寸的标志设计作品中表达出更多的企业诉求或者更深层含义，这就是汉字图形化有着其他单纯几何图形对于标志设计的不可比拟的优势。

三、汉字设计在标志设计中的意象作用

世间万物中的任何物象都具备一定的象征性和表现内容[7]。汉字除了本身具有一定的意象特征之外，经过设计师设计之后，便具有了另外的意象性特征。通过对汉字的设计，汉字的“形”与“意”发生一定巧妙性的重叠，增强其意味和深刻的寓意，我们把这种意味意趣称之为意象性特征。意象，便是指带有一定含义寓意的物象，在本论文指在设计之后的“形”与“意”兼备的汉字物象。

语言文字的发展是经历了从“合”到“分”的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的，人类最开始的语言发声和动作交流已无法满足发展需要的情况下，结绳记事以及契刻记事的方法便开始出现和得以保存长久。原始文字阶段期间，人类使用的语言文字形式大体相同，都属于象形文字的一种。最初的文字可以说是一种图画，但是当这种图画形式被沿袭固定下来的时候，便成为了早期的文字。文字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分支即表音和表意。表意文字的典范便是中国的汉字，在汉字构成上更重于对意义和一定形象的刻画；而西方文字则属于表音文字，是通过不可直观的一些音节单位来表达其所包含的意义。

先从文字的层面来说，中西方文字在其根源和开端就具有很大的区别。中国汉字从最开始的甲骨文说起，就是一种“表形”“表意”的文字，在其文字本身的构造和形式上来说，都是以一定的生活场景以及人类经验为载体的智慧的结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内涵性。而西方文字的类型属于“表音”文字，是一种固定字母和音符的组合体所表示出来的文字，虽然这种文字对于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认知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其文字本身的内容和个性方面略显欠缺，在其寓意和象征性方面就更显弱势。

从组合方面来说，汉字各部分的组合搭配也蕴含着一定的意义。例如：“冠”字中，“ㄇ”代表了帽子的意思，“元”代表头、首，而“寸”是尺度和限制的意思，整体由三个部分组成，表示着皇家、贵族的制度性的象征。从此字的分析来看，汉字的构成有一定的讲究，通过会意的方式，将字符与字符搭配组合，并能呈现出一个完整组合的整体，将各部分的意思归纳融合为一而巧妙地表现出来。西方文字则不具备这一汉字所独有的意象性特征，因为西方文字的组合是靠音节和字母的组合搭配而成，其本体就是读音文字，讲究的是从读音上来考究字母与字母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意义的层面上较中文文字来讲显得比较单薄。

四、结 语

在文字设计逐渐被计算机等先进设计手段所代替的时候，文字的意义逐渐局限在信息的诉说和传播之上。但是文字却是设计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少了文字，便少了内容，即使形式再突出再精彩，也略显遗憾，不够完美。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其中蕴含的文化是标志设计取之不尽的宝藏[8]。文字的发展史中，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而且发展变化历史最为全面的文字之一，汉字在设计领域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不仅仅是中国人中国设计，国际上的对于汉字的热情和兴趣都在提升。所以如何充分利用我国这一珍贵的宝藏，发挥这一宝藏在设计上的特殊价值和作用，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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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汉字性质；立论基础单位；两种观察角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H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4-0172-007

汉字性质问题是汉字学以及普通文字学的核心课题。现代汉字学诞生伊始，有关研究即被提上议事日程。1908年，章太炎发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以“象形”与“合音”区分中西文字论析彼此短长[1]，实际上已涉及对于汉字性质的考量。上世纪20年代，沈兼士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字形义学》，认为汉字中“象形、指事、会意各字”皆属“意字”即意符文字，汉字中“形声字”皆为“音字”即音符文字[2]，则直接表达了对于汉字性质的研判。以下事例说明，该课题百年来一直备受关注：其一，自从现代汉字学诞生，我国文字学和语言学著作大多都要论及汉字性质；其二，在中国知网上，1959年以来含有“汉字性质”字眼的期刊文章多达954篇，1989年迄今含有同样字眼的硕博论文多达482篇。汉字性质问题之所以始终保持“相当炽热的状态”[3]，全因为它不仅涉及汉字的历史描述和教学设计，涉及汉字的功能评价和政策制定，而且涉及文字类型学理论建设和文字演进规律探讨，涉及文字与语言、文字与文化关系的诠释。经过学界百年来的不懈努力，尽管歧见依然存在，但有关研究不断深化则是应予肯定且令人欣慰的事实。在以往的有关研究中，学人大多将精力集中于知识性讨论，对于方法论（methodology）则关注不够。唯物辩证法认为方法重于知识：方法错了，即便侥幸获得正确知识，这知识亦缺乏足够的学术含量和应有的社会影响；方法对头，即便暂时与正确知识失之交臂，但终会走向成功，并将充分发挥所获知识的积极作用。笔者认为从事学术研究应当重视方法论。本文有关汉字性质的讨论将以此为指导。汉字性质研究涉及的方法论问题甚多，限于篇幅，本文只谈两点：（1）汉字性质研究的立论基础单位；（2）立论基础单位内部关系的两种观察角度。本文所谓方法论主要指对于汉字性质研究方法的审视、阐释和评析。

一、汉字性质研究的立论基础单位

对于汉字性质研究来说，以何种文字单位作为立论基础乃是需要首先明确的问题。索绪尔认为汉字属于“表意文字”[4]，布龙菲尔德认为汉字属于“表词文字”[5]，赵元任认为汉字属于“词素文字”（亦即后文所谓“语素文字”）[6]142，三位学界泰斗虽然看法有别，但都是通过对“记录一定的语言单位时不能再分析的……独立符号”[7]的考察而立论。王伯熙明确表示，不同“独立符号”记录不同语言单位，由此显示出不同“符号系统的性质”，汉字性质研究应当以此为基础。苏培成亦曾就汉字性质研究的立论基础单位多次发表意见。他说：“确定一种文字的性质，要根据这种文字的基本单位记录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单位。”[8]“文字的基本单位指的是文字体系中能和语言成分相对应的最小的单位”，“根据文字基本单位的理论，汉字里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的单字，而用来和它对比的拼音文字的基本单位应该是一个个的字母，而不是一个个单词。”[9]王伯熙和苏培成的说法不尽一致，基本观点则如出一辙。

王伯熙所谓“独立符号”、苏培成所谓“文字基本单位”，其实早已有了相应术语，即“字符”。维基百科指出：“字符（Character）是一个信息单位。……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汉字、日文字、韩文字……或是一个英文、其他西方语言的字母。”[10]笔者以为，既然已经有了相应术语，就不应让它闲置。何况与“独立符号”、“文字基本单位”等表述相比，“字符”说法更便于理解和使用，在汉字性质研究中，学界应充分利用“字符”术语的优长。

有比较才有鉴别，文字性质的研究离不开比较法的运用。一直以来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有关比较都是以字符为基础。但近年来不断有人质疑，认为将字符作为比较基础有问题，因为中文汉字与西文字母缺乏可比性。他们主张比较应坚持对等原则，鉴于形音义俱全乃一切文字共同特征，他们认为比较应以形音义结合体为基础。据此他们提出：汉字属于语素文字，英文属于表词文字。[11]对于以上新说，笔者颇为怀疑。这不仅因为“从来不会错”（Chao can never be wrong）的赵元任明确指出，在目前通行的成熟文字中，就所标记的语言单位尺寸看，语素文字乃为上限[6]；以及因为以拉丁字母为构字元素的英文已有上千年历史，其间从无英文使用者认为自己使用的是表词文字；更因为根据“对等原则”，被比较文字除了必须所指层次相同，亦即或者都是以语音为所指，或者都是以音义结合体为所指，同时必须所指等级相同，亦即或者都是以音素为所指，或者都是以音节为所指，或者都是以语素为所指，或者都是以单词为所指；而上述新说是基于标记语素的中文形式与标记单词的英文形式的对照，亦即基于不对等比较而提出；更因为接受新说则须认为中文能够标记语素不能标记单词，英文能够标记单词不能标记语素，这样的新说实在难以让人心悦诚服。为什么有的学者将“对等原则”视为圭臬而实践中却不能坚持？这一方面因为在汉语中语素是最重要且最显眼的语法结构单位，在英语中单词是最关键且最醒目的语法结构单位；另一方面，因为前述现象不仅为新说提出者所注意而且强烈左右着他们的知和行，于是为考察文字性质而进行不同文字比较时，鬼使神差地将记录汉语语素的中文形式与记录英语单词的英文形式等量齐观，以致偏离了自定的“对等原则”。

前面谈到不少学者认为植根字符的文字比较不合逻辑；而在笔者看来，以上批评缺乏根据。比较确实是有条件的，《墨子》所谓“异类不比”便是就此而言。同类与否如何鉴别？《墨子》云：“有以同，类同也。不有同，不类也。”意思是鉴别是否同类主要看有无共同点。这可谓中肯之论。惠施曰：“万物毕同毕异。”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以上说法亦为学界普遍认同。缘上以观，同类与否并非由客观现实――包括客观上的对等不对等――所决定，而是由主观认知所决定；因为基于特定观察方式可以在任意两个事物之间找到共同点并可据此将其视为同类，从逻辑上讲在语言文字范畴中可以任取两方并将它们作为同类成员看待。我们已经知道，赵元任等学术大师关于汉字性质的观点是通过对中文汉字、日文假名、英文字母等不同字符的比较而形成，上述字符均属“记录一定的语言单位时不能再分析的……独立符号”，既然具有共同点自然可以视为同类，也就自然可以拿来相互比较。所谓前述比较“不对等”（郑振峰语），“存在着严重的层面错位问题”（胡华语）等等，有关质疑失之偏颇。

为什么对于“表意文字”说法具有较大影响的解释并无硬伤而批评者仍不肯放过？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表意文字”说法容易造成误导。我们以为因此将其根本否定似乎过于较真。通过前面的回顾大家已经知道，“表意文字”是个国际通行且使用有年的学术用语。吕叔湘曾就术语问题作过专门论析，指出新旧术语各有利弊，取舍上并无非此不可的道理。[30]萨丕尔亦曾告诫说，语言并不是“一部完善的表达概念的机器”，要求它没有“漏洞”那是不现实的。[31]众所周知，语言运用离不开语境，任何语义必须借助语境帮助才能实现。语境乃制约语义传释的各种因素的集合。接受者对于语义的理解需遵守“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注意表达者所处语境，领会其意指所在。综上所述，尽管尹斌庸等先生的有关批评未尝无助“表意文字”理论的完善化，但因为担心误导而欲将其打入冷宫实属矫枉过正。（2）

在审视对于字符内部关系的两种观察角度时，我们将不赞成“语素文字”和“表意文字”说法的观点拿来讨论，其实是“言在此意在彼”，因为它主要不是为了维护前述术语的称谓方式，而是旨在说明“对应地看”和“联系地看”这两种观察角度都不可或缺。根据语言类型学理论，某些文字类型之间存在着双向“蕴含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s）：基于对应关系建立的“语素文字”、“音节文字”、“音素文字”、“语素-音节文字”等文字类型，其中的“语素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表意文字”，其中的“音节文字”、“音素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表音文字”，其中的“语素-音节文字”必定同时属于“意音文字”；而基于联系方式建立的“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意音文字”等文字类型，其中的“表意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语素文字”，其中的“表音文字”必定同时属于“音节文字”或“音素文字”，其中的“意音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语素-音节文字”。这是否意味从两种角度说明文字性质并无必要？不是！道理首先在于：我们是通过两种观察角度的研究，方才发现基于对应关系和基于联系方式建立的两种文字类型之间的蕴含共性；而不是根据蕴含共性，由基于对应关系建立的文字类型推导出基于联系方式建立的文字类型，或者相反。道理其次在于：前述蕴含关系并非一对一，以致我们有时并不能根据蕴含共性而由此知彼，例如由于“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均属“表音文字”，在已知某种文字属于“表音文字”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推知它究竟属于“音节文字”还是“音素文字”。道理还在于：前述蕴含共性高度抽象，管粗不管细。例如它只能告诉你，如果某种文字属于“语素文字”那么必定同时属于“表意文字”。但它并不能进而告诉你，这种“表意文字”的字符是出于何种动因和通过何种方式完成自身构形。弄清字符构造理据乃是认识文字性质的重要途径（详见另文），而蕴含共性并不能在这方面提供具体帮助。总之，对于汉字以及其他文字的性质研究来说，“对应地看”和“联系地看”这两种角度无法彼此替代，必须同时加以利用。

三、结束语

虽然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方法与知识为互动性因果关系，但多数场合是方法决定知识。正确的方法决定正确的知识，错误的方法决定错误的知识。在正确方法与错误方法同在的情况下，所获知识也就自然是鱼龙混杂。对其加以清理不可就知识说知识，而应当从清理方法入手。汉字性质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因为汉字性质研究可以多角度切入因而可以允许多种判断并存，但在角度相同的情况下出现两种甚至三种、四种结论，则不能认为是正常现象。根据抓纲带目的原则，本文从方法论入手进行方法上的清理。在前面的讨论中，对于主张在“对等”基础上进行不同文字比较的做法，对于否定汉字性质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的做法，对于追求汉字性质表述天衣无缝的做法，给予了证伪，从而支持了曾为不当方法贬损的正确结论，动摇了建立在不当方法之上的似是而非意见。在以上讨论过程中，笔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对于认为汉字属于语素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判断给予了肯定。但仅仅根据以上论析，要让前述判断稳稳站住，显然不够。在有关汉字性质研究方法论的新稿中，我们拟通过更为全面深入的讨论证明前述判断的合理性。但愿有关尝试对于化解汉字性质研判异说纷呈局面，对于推动汉字学乃至文字学理论建设，多多少少有所贡献。

注释：

（1）显然在吕先生看来，具有“形”和“音”乃“字”或“文字”决定性特征。笔者高度服膺这观点。因为如果确定只有形音义俱全的字符方可称为“字”或“文字”，那么中文用于记录连绵词和音译词的没有独立意义的单字将被连带地排除于“字”或“文字”范围之外。相信任何汉字使用者都不会认可这做法。

（2）当然，还有人不赞成“表意文字”说法乃是看重汉字字形中的表音成分，认为应当将它定位为“意音文字”。因为有关讨论并非三言两语可以打住，更因为有关讨论涉及汉字性质研究的其他方法论，具体地说涉及对于立论基础单位其他观察角度的方法论，笔者拟另文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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