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和英语的区别篇(1)

关键词：字；Word；本位；对应性；非对应性

一、word是英语研究的本位

关于word是英语研究的本位，恐怕不会有人反对。不管是1755年约翰逊博士出版的历史上第一本词典还是从希腊开始一千多年的语法研究都是以词为本；不管是19世纪末出现的句本位理论还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采取的语素本位以及转化生成语言学的构词法，最后都得回到以词为本。

二、关于“字”本位的确立

每种语言的研究都必然有一个基本单位，它是语言研究的出发点。英语的研究的本位是word，那汉语研究的本位是什么？是与英语中word相对应的词本位还是语素本位？赵元任老师从根本上怀疑汉语中类似于word这个单位的存在，吕老师则指出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汉语中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讲汉语语法也不一定非有此不可。张志公老师最早开始对语素本位的怀疑。在其之后徐通锵老师也指出汉语中不仅没有语素这种单位，而且连这种概念也没有。说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一种语言“本位”的基本条件主要在于其是否具有天然性，词和语素之所以没能成为这样一个单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是人为分析出来的并不具备天然性。所以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曾明确提出“字与 word 对应”，他认为 word 是英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所以“字”本位在汉语研究中的地位开始确立。

三、“字”与 Word 的对应性

word 是英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它们各自决定所属语言的特点，二者的共性如下：（1）二者都是语言的天然单位。（2）二者都是各自民族认识世界的基本单位。（3）二者都是在语法上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位置，是词（字）法与句法的交接点。Word 和字都是“天然单位”，这也是将它们作为本位研究最简单最合理的理由。关于第二点民族认识世界的单位，西方《圣经》中关于语言的起源说明世界是通过命名创造的，而命名通常是语词，而语词反映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所以他们将语词（word）作为认识世界的基本点。在汉语关于语言起源的传说中，可以看到文字在中国古代人民心中占有极高的地位以及人们对文字的重视。关于最后一点首先引用西方学者莱昂斯的话：在传统语法当中，词是顶级重要的单位，它是区分词法和句法的基础，又是词汇学的最主要单位。英语中的词法和句法是两分的，以词作为连接两者的枢纽去讲语法是妥当的，但是汉语没有词法，所以研究汉语讲清句法就可以。汉语研究的本位是字，字以上是句法字以下是字法，所以字在语法上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位置，是字法与句法的交接点。

四、“字”与 Word 的非对应性

1.汉字以形写意，英语以音表意

汉字的产生直接取象于天、地、动植物以及人与周围的事物，无需经过语音媒介，虽然语音是文字之所是文字而不是图画的必要条件但是它在汉语中是处于次要位置的。汉字的发展过程分为文和字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文”依类象形，即按照客观事物本来面目进行摹写，为“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第二阶段“字”，在形上添声为形声，在声上添形为转注，单纯利用读音的为假借。这里所说的“文”和“字”实际上就是传统研究中的“初文”（“初文”就是最初产生的语词）和“孳乳字”（“孳乳字”则是在初文基础上孳乳出来的语词）。英国学者哈特曼（Hartmann）和斯托克（Stork）讲词的构成时采用的也是这种二分法，他首先将词分成两类：原生词（Primary Word）和次生词（Secondary Word）。哈特曼的次生词实际上就相当于汉语的“孳乳字”，而他的原生词就相当于汉语的“初文”。英语的原生词（Primary Word）和汉语的“初文”都是各自语言中最基本的意义单位，在结构上都由一个语素构成，具有不可再分性，但英汉民族在认知模式上的差异导致两者在“表意”方式上也存在着根本的对立。

2. 扩展方式：汉字“空间性”与 词“时间性”

汉语“初文”与英语的“Primary Word”两者在表意方式上以形写意与以音表意的对立，导致了汉英语汇的扩展分别走上了不同途径，即空间上的扩展和时间上的延伸。“形”是二维的空间范畴，“音”是线性的时间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认知的进步，对“意”的区别便成了必要。“以形写意”的汉语必然会利用在空间上增加区别性符号的手段，“以音表意”的英语也不得不选择在时间上增加语音符号的方式来区别意义。于是，汉语的“初文”在空间上扩展后便形成了“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转注字”等“孳乳字”，如：初文“刀”平面空间增加一个“丶”便扩展为指事字“刃”；“初文”到“孳乳字”只是平面空间上“形”的增加，线性时间上的“音”没有延长，还是一个音节。英语的原生词在时间上延伸后就产生了 Secondary Derivative、Compound Word、Primary Derivative 等次生词，如：动词 act[kt]（行动）增加一个音素//，变为名词 actor（演员），增加两个音素/iv/，变为形容词 active（积极的）。所以我们说英语原生词是通过在线性时间上的延伸来孳乳衍生出次生词的。

3. 生成方式：汉字“描述性”与 词“规定性”

在（三）中第二点我们说到西方和中国关于语言的起源，西方语言的产生是通过亚当的随口而呼的命名开始的，汉语的产生则是起源于对事物形象有意的模仿，随口而呼是任意的无理据的，有意模仿则是有理据的可分析的，所以说汉语与西方语言在语言产生之初走的是两条全然不同的路劲：语音-任意性 VS 文字-理据性。从另一方面来说，以形写意与以音表意的对立是汉语和英语不同词汇化手段的对立，也是汉语“初文”与英语原生词在表意方式上的对立。这种对立又导致了汉英语汇在生成方式上描述性与规定性的对立。汉语初文“以形写意”，用字形去描述意义，字形与意义之间有着描述与被描述的关系，因而我们说初文的生成方式是描述性的。而英语原生词由于“以音表意”，音义的结合是任意性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其生成方式因而也只能是规定性或定义性的。例如，同样表达树上之果实，汉语的“果”像“果形在木之上”（《说文・木部》）之形，为描述性的，英语的“fruit”则与“果形”与“木”无关，用它来表达果实这一概念，完全是人为规定或定义的。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

参考文献：

[1]Packard， J.L.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A 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3]王力，《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4]王宁，《与汉字学》。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汉字和英语的区别篇(2)

字词典校对中，应首先注意分析的就是字词典的体例格式。在体例格式中，所包括的方面有字体字号、天眉、页码、贴标、图表（图表主要是注意出血版）、图文搭配、字词典符号规范和要求、中文拼音要求、英文音标要求。内容方面包括：词条的选取方法和范围、词语的解释方法、次序、例句的选择和排版方法，相关词语的选取、注释等。

校对字词典首先要对它的体例格式进行分析。也就是对汉语字词典、英汉汉英、英汉双解词典等书稿的版式和体例格式进行分析。这些分析包括词头字体字号、词典正文字体字号、例句字体字号、释义字体字号和相关词语的解释及其所用体例字体字号等，相关词语包括派生词、反义词、近义词等等，最后还要系统了解不同字词典所使用的数学符号、化学符号、标点符号的体例格式等。因为在字词典中字体字号和标点符号都是根据相应的意义而特意设定编写的。

字词典的统行统版工作应在字词条，图文等内容都已经修改完成相对固定，再进行天眉、页码、贴标等排版工作的整理和统一。因为，现在的排版软件还不能完全做到让天眉、页码、贴标等这些图书的零散部位做到完全自动的随行匹配变动。这样天眉、页码、贴标等工作才不会混乱，保证准确。

版面大小目前的计算机是自动限定的，因此像以前铅字排版时出现的出血版就不太多见了。但是，在限定的版面范围内，也常出现类似于出血版的图文错版和重影等现象。往往是表现在图片的文字、图形超出了本图文要求在版面中的限定范围，形成了版面内的出血等现象。

对于字词典的选词范围的了解是对字词典的内容分析，应了解字词典的选词造句，释义的方法侧重点。校对员也要有一定的了解。字词条往往是依据字词的实用性和常用性。从所需的语词库中，去掉那些不常用、不实用的字词语和一些容易出政治性错误的词语后，基本上就是一本词典的字词条组成部分了。

字词典内容的进一步分析包括选词分析。什么样的字词典收录多少字词和字词的种类，作为该词典的基本字词。其中，小型字词典收录多少词条和词条特点种类，如：新华字典，精选英汉汉英。中型字词典收录多少词条，如：牛津中级英汉双解，英华词典，新华词典等。大型词典收词特点，如：英华大词典，牛津高级大词典，辞源等。再次是分析各种词典的释义方法，步骤，遣词造句的方法特点等。解释词性的排序特点，缩略符号等的使用方法和特点。英文音标符号使用的是KK音标，还是琼斯音标。字词造句的解释过程中，标点符号“，；。”等是如何使用的，各代表什么意思和特点。最后是派生词语的选择和解释，如中英文的近义词，反义词，英文派生副词，形容词，现在分词，过去分词，分析字词典内容的这些个性化的特点对于做好字词典校对工作是有着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在这里还要突出谈一下字词典校对中的英文音标和中文拼音问题。这方面常不为人注意但也很重要。

英语中常用的音标是琼斯音标（英语音标）和KK音标（国际音标），就是英国音标和美国音标的区别。牛津词典上应该有详细的解释。而且牛津辞典上所有的单词都有两种注音音标。前面的是琼斯音标，后面的是KK音标。朗文是前面的是KK音标，后面的是琼斯音标。

从印刷校对上应该注意琼斯音标和KK音标的区别。KK音标是一种美式英语发音的音素音标，它所使用的符号大部分与IPA（国际音标）相符。因为它是宽式音标，“toe”的长0双元音只以一个[o]表示，而不是[ou]，“may”的长e双元音只以一个[e]表示，而不是[ei]。what英音：[hwot]美音：[hwat]。

琼斯音标（KK）和国际音标（IPA）有一些违背之处，大多是为了印刷方便。另外还有，汉语拼音的注音区别。汉语拼音大多采用拼音体（等线体）排版，拼音字体和英文字体容易混淆，也就是等线体和英文体的区别，常常出现混排。不容易发现的错误有：α和a、g和g。英文字体中斜体字和正体字是有区别的，例如：α和a。同时它们也容易和拼音体的α、生混乱。最后还要提醒注意新华字典、词典、辞源中常常出现的四角号码注音方法中的音标和日文假名的区别。这两种文体虽不常在一起出现，但校对词典中也应引起注意避免混乱。

汉字和英语的区别篇(3)

一、对比分析理论的概述

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 是在行为主义心理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将两种语言进行共时对比，以揭示其相同点和不同点的一种语言分析方法。（卢布特·拉多）Robert Lado认为，第二种语言获得是通过刺激——反应——强化形成的结果。该种现象被称之为“迁移”(transfer)。对新知识学习起促进的迁移称为“正迁移”( positive transfer)，反之则称为 “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也叫“干扰”。

该理论运用于英语课程教学，就是最大限度发挥正迁移功效，刺激学生语言学习思维，形成对比有效的学习策略，强化语言知识技能的内化生成。

1.1对比理论主要具有如下特点：

1.1.1语言彼此之间的对比能够产生迁移的作用；

1.1.2对比分析能够发现外语学习中重点和难点；

1.1.3运用强化教学模式来减少母语干扰，便于培养学生合理学习习惯和思维。

1.2对比分析的主要步骤：

1.2.1描写：对目的语和学习者的语言进行详细的，具体的描写，作为对比的基础；

1.2.2选择：在两种语言中选择进行对比的某些有意义的语言项目或结构；

1.2.3对比：对两种语言中选择好的语言项目或结构进行对比，找出两种语言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1.2.4预测：在对比的基础上对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发生的错误进行预测。

二、对比分析理论在英语教学中运用的价值意义

2.1对比分析理论运用于英语教学中能够培养学生敏锐的语言学习对比分析能力。通过对比分析来加深理解认识，更好地在学习过程中运用。

2.2对比分析理论运用于英语教学中能够有效预测学习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错误。以母语为参照物，以异中求同来理解学习英语，更能够减少错误发生。

2.3对比分析理论运用于英语教学中能够为教师提供有效教学策略。母语和英语的差异学习者大部分错误产生的根源，教师可通过运用强化教学模式可帮助学生克服母语干扰。

三、对比分析理论在英语教学中运用例谈

3.1对比分析理论运用于语音教学，提高发音标准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的重要性决定了语音教学是是语言教学的基础，是掌握听说读写技能和交际能力的前提。汉语和英语作为世界上两种的重要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从音位学的角度去看，两者在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上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3.1.1有些音素，汉语中没有，英语中却有。

例如，在英语语音的音标中有 [θ]、[δ]，而在汉语中则没有。不少学生把他们和汉语的两个拼音字母[ts]和[ts’]的发音混为一谈。其实从发音部位来看[θ]、[δ]属于齿间音，发音时舌尖放在上下牙之间，两者的差别是清辅音和浊辅音的差别；而汉语中的[ts]和[ts’]是舌尖前音，发音时舌尖轻抵上腭，两者都是清辅音。所以教授学生时一定要吃准发音部位，运用正确发音方法。

3.1.2有些因素，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发音部位相同，而发音方法不同。

从音位的角度看，在英语辅音系统中，有些音标有清辅音和浊辅音之分，例如，[p]和[b]两者发音部位一样，都是双唇音，差别是声带是否震动。而汉语中，却无这样的区别，只有送气音和不送气的区别，例如，[p]和[p’]两者都是清辅音，发音时声带都不振动，区别是呼出的气流有强弱之分。教授此类发音时，告诫学生不要与汉语等同。好在笔者所在的苏州地区属于吴方言区，吴方言中还保留着一些清浊辅音，这对学生学习学习也是一个地缘优势。

3.1.3两种语言的声调和与重音区别

汉语属于语素文字，用汉字表示，读音用拼音表示。每个汉字都有语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而英语属于音素文字，用字母组合表示单词，英语中单个单词没有声调，只是在语流中，有语调之分，例如一般疑问句句末单词读声调，而其他读降调。笔者在教学中，感觉到学生对此不太敏感，需经常强化。

关于重音，汉语中只有在句子中由于表达意义的需要，某些词语需用重音表达，以突出重点。单个汉字都是单音节，没有重音。而在英语中，有些单词属于双音节或多音节，这就出现了重音。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时，不太重视，造成发音不准，甚至引起意义表达错误。因为英语中有些单词，字母组合相同，但重音不同，从而它的词性和词义也相对不同，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不少教师都有所忽视甚至避开。因此，我们的英语教育工作者需有细节意识。

3.1.4英语语流中的音变

音语单词组合成词组或句子中，两个相邻的单词结尾和开头的音标会出现发音变化，最常见的是连读和失去爆破。在汉语中这种情况较少，像儿化音有些变化。而英语比较常见。例如Can I help you?中 can和I 之间连读变成/nai/. 在英语语音系统中/p/, /b/, /t/, /d/, /k/, /g/这6个爆破音中的任何两个音素相邻时,前者发不完全爆破音,后者则要完全地。彻底地进行爆破。如: 1) He has a ba(d) col(d) today. 2) You shoul(d) ta(k)e care of the children. Gla(d) to meet you.

所以在掌握了英汉之间语音系统的异同基础上，更能够提高其发音标准。这样的对比分析，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找出母语和英语在语音上的彼此区别，更能够有助于他们强化记忆，提高发音标准。

3.2对比分析理论运用于词汇教学，灵活记忆并善于运用英语词汇。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是构词造句的基本单位。没有词汇就无法传递信息，也就无从交际。词汇教学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系统，作为一名初中英语教师，我只想从两方面谈论一下对英语词汇教学的感悟和理解。

3.2.1从英汉两种语言词汇的构词的不同，努力提高学生词汇的识记能力。

按照词的结构和词素的关系来看，汉语接近根词语，根词语的特点是缺少构形后缀，根词较多，派生词较少。而英语属于屈折语，根词前后都可以加上词缀派生出新的单词，英语对我们中国学生而言，是一门外语，学习的时间也不像汉语那么充裕，识记英语单词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而掌握英语这种不同于汉语的构词规律，则可以以点带面，提高识记效率。例如，英语一些单词可以加上前缀，表示否定的意义：honest-dishonest polite-impolite helpful-unhelpful. 也可加上一些后缀，表示词性或词意的变化：care-careful careful-careless.许多学生怕记单词或者不善于记单词，就是没有掌握这些英语构词规律。

3.2.2从英汉两种语言词汇的语法意义和文化意义的不同，努力提高学生英语词汇的运用能力。

学生在完成英语单词识记后，目的还是要能正确运用。和汉语相比，英语通过词形的变化来表达丰富的语法意义。像名词的单复数，动词的时态，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人称代词的主格和宾格。这些汉语中都不具有的，汉语大多借用词序来表达语法意义。这些都是学生学习英语的难点，需要不断强化练习。还有同样的词汇，但是在两种语言中所反映的文化意义有所区别，众所周知，西方人爱狗，视狗为好朋友甚至作为家庭成员。Dog这个单词普遍含有褒义，用来喻人表示友好和亲昵。例如:a lucky dog（幸运儿）, 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而在汉语中，“狗”多是贬义，像“狗仗人势”“狗头军师”等等。这些需要学生在平时的比较和体会中加以积累，才能做到减少汉语的负迁移，进而学习和运用地道的英语。

对于上述问题，教师可采用对比分析的教学方法来予以解决。首先，可建议学生对汉语中相关词汇的表达使用规则和英语使用规则进行比较，找出不同。其次，加强英美文化学习，注重差别，注意积累。最后，运用归纳总结的方法来增强使用的技能。

3.3对比分析理论运用于语法教学，准确运用语言

语法是语言的组织规律，用以指导言语技能训练并培养正确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

语法是学生学习英语最为头，不掌握这些规则，就难以真确理解和表达某种语言。所以语法教学是处于英语教学的中心地位。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在语法上有共通之处，也有不同之点。相同之处：语序都是主+谓（+宾）基本模式，词性分类也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与汉语相比，英语多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两者重大的不同：

3.3.1从句法角度看，英语词类与句法成分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而汉语则是一对多的关系。例如英语中主语由名词或性质相近的代词充当，其他词类做主语，需要一定的变化。例如：

a. Daniel went to school early as usual this morning.

b. Eating too much is bad for your eyes.

上面两句中，a句中主语Daniel是个名词，和汉语一样，学生容易理解。而b句中动词eat变化为eating，中国的学生就难以理解，这是受到汉语负迁移的作用，所以我们在作业中经常碰到类似的错误: Pick apples is interesting.

3.3.2从词法角度看，在具体的句子中，英语单个的词语有很多的形态变化：

像名词的单复数，动词的时态语态变化等等。关于这些，上文已作阐述，这里不再详谈。

上述两点的不同，造就了不少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屡屡犯错。究其原因，除了要求记忆内容多和比较抽象之外，更多的是学生受母语学习思维习惯的影响，在语言学习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负迁移而导致“中式英语”现象的存在。这就要求老师在教学中，通过比较，反复练习中帮助学生掌握。

3.4对比分析理论运用于文化教学，提高甄别能力

跨文化教学是新课程英语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学任务。这是因为，任何语言知识现象的存在都受其文化影响。外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过程中，应该自觉按照异域文化思维习惯来学习运用，倘若把本国的民族文化内容不加审辨地照搬到外语交际中，结果导致文化负迁移，会适得其反。

教师可在教学中，对于西方的问候、饮食、交际等文化习惯应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主动深入学习。例如，在表达问候过程中中西方的文化就有明显区别，如果生搬硬套的结果会严重影响理解和表达的准确性和得体性，难免导致文化冲突。我们遇到熟人打招呼，往往是“吃过饭了没有？”、“到哪里去？”而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一种不礼貌的问法，认为在有意打听别人的隐私，而用“How are you.”、“hello（hi）”等。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更能够培养学生语言运用的灵活性和得体性。

四、结束语

思维是人类共同具有的认知世界的能力，而语言是实现思维活动的物质形式。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由于地域，风俗，文化等等诸因素的不同，对物质世界的反映形式也是同中有异。表现在语言上也是如此。而自觉运用对比分析理论，对英汉这两种重要语言进行对比分析，教师就能找准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在教学中就能把握先机，有的放矢，真正做到重点突出，提高教学效率。而学生在老师的指引下，也少走弯路，会自觉运用这些老师教授的方法，结合自身实际，找出一条符合自己的英语学习方法，从而真正掌握这门语言，以便更好地与外国朋友交流，达到学习英语的真正目的。

[1] 刘 珣.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1).

[2] 教育部. 全日制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7).

汉字和英语的区别篇(4)

关键词：中西文化；语言失误；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086-02

引言

语言渗透着文化，语言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传播文化的工具。语言离不开社会，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我们可以从语言模式中探求出暗含的文化模式，探求出每个社会群体所持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们学习一种语言，也要尽量去接受它内在的文化，只了解其一，不可能很好地掌握这种语言，流利地应用这种语言。明末清初，随着西方语言及文化的涌入，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注重学习英语。英语的使用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时尚，能真正促进贸易和经济上的发展才是最终目标。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存在着很大差异，有些词语的字面意思与其真正含义完全不同。因此，一般学习者看到这些词语时，很容易犯望文生义的错误。很多英语学习者“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只有通过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掌握英语中容易产生误解的词语，才能有效地避免理解失误和翻译错误。英语中有些词语在句子中有特别的含义，不可照字面意思理解，如果望文生义，就会闹笑话。本文针对中国人在汉语思维影响下对语言产生失误的弊病，进行研究分析。

一、中西文化差异

1.话题差异

在以英语作为母语的西方国家，西方人闲话家常时的内容与中国人有些不同。谈话内容一般不会涉及个人的工资、收入、婚姻状况、年龄等等这类问题。因为在西方国家，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会涉及个人的隐私，是不方便过问的。这些话题在以往中国人眼中，没什么不可以谈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慢慢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化，或多或少地开始避免和陌生人提出这些问题，当然在关系密切的朋友之间，西方人和中国人一样也会谈起，这是出于朋友之间的关心罢了。但对于初识的人，西方人更看重个人隐私，而不去过问。因此，对于爱问这类问题的中国人，就要小心发问，避免出现尴尬局面。

2.问候差异

中西方国家在日常问候及打招呼时，也有一些区别。在过去，中国人见面时常问对方““吃了吗？”“去哪里？”“上街去啊？”之类的问候。其实，对方如何回答并不重要，并不是真的想知道对方的答案，只是向对方打个招呼而已，这样比点头一过有礼貌些。而现代的中国人在见面时，问候语大多已变为“最近好啊”之类的话，对个人隐私的问题问得少了，不管哪种问候，都为了体现出提问者与答话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在西方，打招呼时，一般只问一声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或直接说声“嗨”就OK了。如果西方人遇到中国式问候，就会感到非常疑惑，回答时也感到莫名其妙。追究根源，还是对何为隐私的问题有不同答案而已。

3.称谓差异

在中国，一般平级或年龄相仿的人或关系亲密的人之间才会直呼其名。对年长者直呼大名，会显得非常没有礼貌。对上级这样称呼，也可能因此得罪领导，让人觉得不分长幼尊卑，没有素质。但在西方，直呼大名却证明了关系亲密，家庭成员之间，皆可直呼姓名或干脆使用昵称。因此，在与人问候时，要分清对方来自何处，对不同的人运用不同的问候语，这样才能不显得冒失，又体现了礼貌。

4.自我差异

任何学英语的初学者都能发现，在英语代词中，你、你们、他、她、他们、我们都不大写，只有一个代词大写，就是我。这是因为在西方人眼中，自我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大写的我代表了西方人追求自我，体现自我的意识。但并不是说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而是显示出他们为人处事时更喜欢独立，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会尊重自己。这充分体现了西方人对自我主义的重视。但在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称呼，就带有谦卑之意，如：奴家，在下、鄙人、奴才，小人等，就连高高在上的皇帝，也把自己称为孤家寡人，虽然在称呼上是把别人放在上位，自己置于下位，但这种情况也有一定的使用范围，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中国古代，上级可自谦，但下级不可越级，要比上级的自谦的称呼更为低贱，才能不冒犯上级。通过“我”这个代词，我们就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

二、语言差异

据我们所知，英文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两者从根本上就有很大区别。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两者在语言上的差异。

1.音素差异

语言最大的用途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口语与文字更为重要，汉语言所使用的拼音与英语音素有明显区别。首先就是汉语拼音中有声母和韵母。汉字的读音有的使用单个韵母即可，有的则需要声韵母组合。但组合还不能明确区别汉字，还需要添加声调，汉语言中每个字都有声调，共有“一二三四”四个声调，声调不同代表着不同汉字。一个汉字一个读音，因此，汉字学习起来并不容易。英语单词的发音是由音素构成的。音标组合后形成开音节或闭音节。英语单词中的开音节与汉字声韵母组合后的读音相似。但闭音节是汉语没有的，而且，英语单词的声调没有四个，只有轻音和重音的区别。单词长，读音则长，单词短，读音则短。但是，有了音节和轻重音的影响，英语单词组合成句后，读起来也讲求抑扬顿挫，英文诗歌也追求押韵，但英语只有轻重音区别，所以押韵起来较难，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学习英语的人，在读起句子或诗歌时，找不到抑扬顿挫感觉的原因。而汉语言文字就容易许多了，有四个声调的存在，很容易找到韵脚。

2.词形差异

许多人认为英语单词是由古人随意创造出的，而中国汉字更加像汉字影射的来源物。也就是我们说的象形文字。其实，在欧洲上古时期的古人们，也是在石壁上作画，根据图画演变出了单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单词的词形逐渐加大，在读音的影响之下，变化越来越大，到最后已无法追溯到影射的来源上。因此，现代的人往往认为，他们的单词是古人凭空想象出来的。但汉字有所不同，据我们所知，古代汉字起源有甲骨文、金文（钟鼎文）、小篆，石鼓文等等，这些字体形状不一。中国人也一直强调书法的重要性，练习过书法的人都知道，字体有楷书，行书，草书，隶书，行楷，魏碑，篆书等等，风格有王氏，柳氏，郑氏等等。小小的方块字却能显示出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精粹。而印欧语系如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中的文字都渐渐演变为一种符号，失去了原有图像的外貌。所以，许多中国人在学习英语单词时，觉得很难背下来，找不到单词与含义之间的联系，但事实上，如果了解了英语单词的音素与音素组合规律，了解了词缀与词源，听到即可写出、即可猜出单词含义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3.语义差异

中国汉字与印欧语系不仅仅存在语音与语形上的差异，在语义上也有很大区别。据我们所知，在跨国贸易或国与国之间订立一些合约时，不仅要拟本国语版本的合约，还要拟定一份法语合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用词方面，各国的语言都会多少存在些漏洞，各国语言中，只有法语的运用最为严谨，用词最为精确。用法语拟定出的合约，很少有疏漏之处，也很少给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因此，国际之间大型的合约与合同都会备有法语版本。相比较而言，汉语的漏洞较多，很多人有漏洞可钻。比如：“他背着媳妇做了不少事””这句话中的“背”就有两种读音，两种含义，读“bèi”可以理解为他做不让爱人知道的事；读“bēi”就是说明他的媳妇是残疾人。还有，“开刀的是他父亲。”那开刀的人可以是主刀做手术的大夫，也可以理解为被做手术的患者。因此可以说，印欧语系所使用的单词词义往往功能性更强，精确性更高，定义性更准。相比较而言，中国汉字的概括性强，使用性更为灵活。因此，再使用西方语言时，要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避免使用失误。

4.语法差异

汉语的语法要求较少，有时主语置后，有时主语置前，听者随情况而回答问话者的问题。“你吃饭了吗？”可以说成“吃饭了吗，你”。在古代的诗歌中，古人也灵活地创造出一些回文诗，简单的几个字，可以变为一首诗，这种随意性对于印欧语系中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印欧语系的句子中，句子的语法有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以及主谓宾定状补的要求。这也就是上一项中提到为什么在国际之间的合约中，很多要拟定法语版合约的原因，在诸多印欧语系中，法语的要求最为严格，限制性最强。汉语虽然缺乏这方面的不足，但中国汉字的字形与影射物相似的特点多少可以弥补这种不足。

5.句型差异

印欧语系，尤其是英语，句型注重形合。句子中连词用得很多，同时要求结构完整，而汉语中的连词可用可不用，结构较为松散。汉语也讲求句子的结构，即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英语中多了补语和表语。基本结构相似，都是按时间顺序，逻辑关系来排列单词，组成句子。但句子之间的逻辑连词，使用较少，我们根据句子就可以看出逻辑性，当然这也有可能会引起歧义，比如：我看他扶着一位老人走下公共汽车，手里拎着一个皮包。”这皮包是谁拎的，就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了。尽管英语的句子要求较严紧，但也有歧义句的存在。不过，印欧语系往往把句子的重点放在句首，而汉语在使用时，习惯于把重要的内容放在句子的后部，所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喜欢绕弯子说话，主次不清。这和我们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很大关系。因此，我们在使用印欧语言时，要按着西方人的逻辑排列句子的主次关系。这样才不会让人摸不到头脑，分不清主次。

三、结语

中西方语言体现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也渗透在语言之中。只有通过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掌握英语中容易产生误解的词语，才能有效地避免语言运用上的失误。

参考文献：

[1]辜正坤. 中西文化比较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汉字和英语的区别篇(5)

关键词：语音识别；神经认知体系；语音识别；二语习得

中图分类号：D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2-0116-07

收稿日期：2011-09-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10BYY02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770716）；江苏省社科基金（09YYD016）；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20110101）

作者简介：王晓斌，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倪传斌，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97

一、前言

近半个世纪以来，二语神经认知体系的构建一直是心理学、神经认知科学和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热点之一。目前，关于这一热点问题，不同的学者基于自身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假设，比如：系统适应假设（System Accommodation Hypothesis）（Pe-rani等，2005）、趋同假设（Convergence Hypothe-sis）（Green，2003）、语言经验决定假设（Experi-ence-shaped Hypothesis）（董奇等，2004）、母语决定假设（Native-language-shaped Hypothesis）（Siok2001；谭力海2003；谭力海等，2011）和动态假设（Dynamic Hypothesis）（Abutalebi 2008）等。这些假设虽因研究对象、研究手段上的不同而在表述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基本思想仍趋于一致：二语神经认知体系的构建时间早；构建的位置主要基于一语原有的神经认知体系；构建方式是动态的，随着二语习得水平的提高，接触量的增大，在一语体系中构建的二语神经认知体系会逐渐趋于稳定。

关于中国习得者二语神经认知系统的构建，董奇等（2004）曾采用核磁共振技术考察了低水平儿童学习英语语音时，语言经验对塑造大脑激活模式的影响，薛贵等（2004）探讨了低水平儿童习得者语义处理的神经认知机制，谭力海等（2005a）采用Stroop实验范式分析了国内英语专业本科生识别英语字符的神经认知机制。此外，谭力海（2003）还在美国采用核磁共振技术分析过8名中国男性留美博士生的英语语音认知方式。这些研究的开展对于从不同侧面探明母语为汉语的习得者如何构建英语作为二语的神经认知体系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如果我们仅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来展现二语习得者神经认知体系的全貌，其被试的典型性却略显不足。就年龄而言，董奇和薛贵研究的儿童被试，其母语认知体系本身的发展尚不完善，如果我们以此推断基于母语的二语认知体系构建，理据颇显不足。就二语水平而言，谭力海仅基于英语专业本科生的研究结果而推导高水平二语习得者的形音转换效率低下的结论，略显偏颇，因为二语习得水平更高的被试在国内还有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就性别而言，仅依据谭力海在留美男性博士生被试中所取得的的研究结论，难避以偏概全之嫌，因为二语习得者神经认知上的性别差异一直存在争议（Kaiser等，2007；Shaywitz等，1995；Sommer等，2004）。基于被试的典型性考虑，本文在开展二语神经认知体系构建的研究时，将采用性别混合的方式从英语专业的研究生中，挑选10-12岁开始学习英语的被试作为研究对象。针对这些被试，本文拟以二语的语音识别为突破口，探明他们的二语语音识别方式、分析他们二语神经认知体系的构建现状以及剖析认知方式与构建现状的成因，冀从神经认知语言学视角为二语习得的研究和我国外语教学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研究方法

被试：29名被试均为某高校英语专业二年级的研究生（男性16人；女性13人；平均年龄为24.23岁）。他们在10-12岁时开始学习外语，外语水平已获得专业英语四级证书（其中获得专业英语八级证书的25人，占86.20%）；这些被试均无语言行动障碍和其它神经系统疾病，强右利（张作记2001：378）测量），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材料：材料有三类。（1）单音节高频真词；60个，百万词的出现平均频率为4559.53，平均字母数为4.15个（上海交通大学语料库），均为辅音一元音一辅音。（2）单音节假词：按照英语发音规则自制单音节假词（亦为辅音+元音+辅音的结构）100个，如：chise和sord后，请12名大学英语教师注音，最后挑选出所有注音员均认为只有一种常规读音的假词60个（平均字母数为4.33个）。（3）对照字符：60个，平均字符数与真词相似，为4.15个。

呈现：刺激呈现采用组块没计（6个循环×3个组块）。每个组块含10对目标词。实验时，采用同韵判断范式（谭力海，2003）。

三、结果

为了了解被试完成各类任务时的准确度（ac—curacy），本文将被试完成各类任务时的错误数和正确率等描述性统计结果，按任务类型和性别分别列入表l。从表l可以看出，被试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完成任务的准确度均非常高，人均错误数在3个左右，正确率在95%上下。此外，任务类型、性别间的Pearson卡方检验结果（x2=0.837；df=2；P=0.658>0.05）表明，无论是任务的类型间还是被试的性别间，其正确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由此看来，本次实验的任务难度低，被试均能有效地完成各类任务。

（二）反应时

为了探明真词、假词和对照字符的反应时（response time）是否存在组间差异，本文先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进行比较。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F值为29.881，P值=0.0000.05），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真词与对照字符和假词与对照字符的反映时差别极大，分别为212.47（P=O.00

四、讨论

（一）语音识别的方式

影响语音识别方式的字符本体特征主要有：字符的发音规则性（regularity）、频率（frequency）和词汇性（1exicality）等三类（Fiez等，1999）。

发音规则性的强弱视字符的字形单元层面而定，以英语为例，其字形单元可分为三个层面：音素（phoneme）、韵（rime）和音节（syllable），如bread在最低层面（-ea）上的发音不规则，但在韵（-cad）的层面上却是规则的，因为-cad在所有含有该形素的词汇（head、thread、tread）中，其发音均相同（杨剑峰、舒华，2008）。频率指字符在语言学习或使用过程中实际出现的频率；词汇性（1exicality）指字符与真实词汇的相似度。在神经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中，真词比非词汇性字符（non-word）的词汇性高；在非词汇性字符中，可发音假词（pronounceable pseudoword）比不可发音的高；在可发音假词中，与真词同音的假词（pseud-ohomophones）比非同音的高。

字符语音识别的本体特征不同，其识别速度亦不相同。一般说，规则性强的比规则性弱的快、出现频率高的比低的快、词汇性强的比词汇性弱的快。此外，字符本体特征间还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以英语为例，低频的非规则性词汇（如：pint）与低频的规则性的（如：mint）、高频的不规则性的（如：have）和高频的规则性的（如：gave）相比，其识别速度要慢（Fiez等，1999；Simos等，2002）。

解释上述识别速度差异的认知心理学理论模型有二。一是双通道模型（Dual-route Model）（Coltheart等，1993）；二是联结主义模型（Connec-tionist Model）（Seidenberg等，1989；Plaut等，1996）。

双通道模型认为字符语音识别的通道有二条。一条是直接通道，字符的视觉信息先经过分析加工，再在心理词典中提取字素表征，最后激活语音表征；或者在视觉信息加工分析后，通过字素表征提取语义表征，最后激活语音表征。这条通道的两种方式均需要借助心理词典的信息，故统称为“词典通道”。另外一条通道是在字符视觉信息经过初级加工后，直接通过亚词汇水平的形素一音素对应规则提取语音输出表征。这一通路不需要借助心理词典的信息，称为“非词典通路”（高立群、彭聃龄，2005）。

联结主义模型认为字符的语音信息是以分布的方式存储在心理词典中，即：一个字符可由多个神经元来表征；一个神经元也可同时参与不同的字符表征；多个神经元的不同激活模式表征着不同的字符（杨剑峰、舒华，2008）。字符的语音识别按并行加工的方式完成。这在空间上表现出各个单元同时激活、同时参与信息加工过程；在时间上表现为不同网络层同时加工。联结主义否认双通道模型提出的预设语言规则和规则解释器，强调字符语音信息是学习者基于大量输入语料的统计属性，在建立字形与语音对应的“准规则”系统，并改变神经元之间联结权重的过程中获得。

对于上述两种理论模型的应用范围虽存在一定的争议（Jacobs等，1994；Grainger等，1996），但在解释字符的语音识别时，两者均适用（Fiez等，1998）。以真词和假词为例，应用双通道模型的解释是：真词的语音识别应用“词典通道”，其提取速度明确快于假词的“非词典通道”。应用联结主义的解释为：因统计属性而改变神经元之间联结权重的真词，与刺激频率低，权重没有改变的假词相比，其识别速度明显加快。鉴于解释上的争议，Simos等（2002）在分析一语的语音识别方式时，避开了上述两种模型，而是基于传统方法将语音识别方式大致分为两类：直呼方式（addressedmethod）和合成方式（assembled method）。就他看来，直呼方式通过字符特定的表征将视觉刺激直接转换为整体的语音表征，适合于一语高频的不规则词汇，如：pint的语音提取；合成方式通过单个字素的聚集成完整体的语音表征，适用于假词和同音假词的语音识别。

本文所用的真词和假词，其字符发音的规则性应该基本相似。这是因为假词除了经过严格的挑选外，还在音密度上与真词保持基本一致；就出现频率而言，真词比假词高；就词汇性而言，真词比假词强。理论上讲，如果基于一语语音识别的研究成果来推测我们的实验结果，我们的被试在对真词、假词和对照字符进行判断时，字符对照的判断速度应该最快，这是因为在判断对照字符时，被试不需要进行语音识别，只需对比字符的大小。字符大小的对比属于调用资源较少的认知浅加工。真词的判断速度次之，假词最慢，这是由于真词和假词的语音识别属于调用资源较多的认知深加工，故判断速度应该明显慢于对照字符。但在真词和假词之间，由于被试识别的真词，受出现频率和词汇性的影响，识别速度应该明显快于出现频率低、词汇性差的假词。

然而，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对照字符的速度与理论推导一致，比真词和假词都快，但被试在识别真词和假词的语音时，处理速度并不存在明显差异。鉴于无论是一语还是二语的假词语音识别，被试都只能采用合成方式（Brunswick等，1999；Newman等，2001；Rumsey等，1997；Simos等，2002）的论断，如果基于真词和假词的语音识别速度相似来推测，我们的被试在识别高频、规则性和词汇性均强的二语真词语音时，采用的仍是合成方式，而不是直接方式。

（二）二语神经认知体系的构建时间、位置与方式

关于二语神经认知系统构建的时间，McLaughlin（2004）的脑电生理实验证实：源于二语习得伊始。他发现成年二语习得者在经过14小时的正规课堂学习后，其大脑的电生理激活方式就会发生较大改变。

关于二语神经认知系统在大脑的构建位置与方式，不少学者基于自己的实验提出了不同的假设，如：母语决定假设、趋同假设、语言经验决定假设、系统适应假设和动态假设等。

母语决定假设在肯定学习经验影响神经认知体系构建的同时，强调二语认知体系的构建由母语决定。该假设最早由Siok（2001）提出，后来得到谭力海（2003）的实验验证。

趋同假设由Green（2003）提出。他认为：在二语习得早期，习得者需要依赖一语提取语义。此时的一语与二语的神经表征间存在明显差异。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其“词汇一语义表征”在一语体系中的构建不断强化，二语习得者对一语的依赖会逐渐减少，一语与二语之间的差异也会随之消失，从而在一语特定或部分特定的语言表征系统内构建趋同的二语神经表征系统。

语言经验决定假设的早期思想虽然在2004年前已具雏形，但正式提出且采用语音实验方式加以验证的是董奇等（2004）。他们认为：二语语音皮层表征是随着学习者经验的增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系统适应假设由Perani等（2005）提出，其主要观点是：在习得新语言（二语）时，习得者已经掌握好了的神经认知系统（一语）必须经过调整，以适应新语言系统（二语）习得的需要（Perfetti等，2007）。换句话说，一语与二语使用相同的神经认知系统，其神经表征差异只与特定的认知需求相关。这种需求随着习得年龄、水平和接触量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二语习得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Osterhout，2008），在不同条件下，需要调用不同的认知资源。

将二语习得过程正式概括为动态假设的是Abutalebi（2008）。他虽然认同Perani提出的“二语的神经认知系统构建于一语体系中”观点，但他强调：二语与一语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二语在一语的神经认知系统内可引起更为广泛的激活。这种差异随着习得者的水平接近二语本族人的母语水平时就会消失。这时，受限的弱二语神经认知系统已变为自动的处理系统。

由此看来，二语神经认知系统构建的起始时间早。关于构建的位置与方式，虽因研究的内容和方式不同，而在表述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基本思想仍趋于一致：位置是基于原有的一语体系，方式是动态的。随着习得水平的提高，接触量的增大，在一语神经认知体系中构建的二语体系会逐渐稳定。

我们的被试在10-12岁以后开始习得二语，属于典型的晚双语者。在开始习得二语时，他们的一语体系已基本完成构建任务。到参与实验时，他们的二语神经认知体系构建的时间已经近15年，其二语水平在国内应该属于高水平的代表，并且一直与二语保持较高的接触量。由此，这些被试可称之为与二语保持高接触量的高水平晚双语者。根据动态假设的观点，如果这些被试已经达到二语本族人的母语水平，他们在识别高频、规则性和词汇性均强的真词语音时，应该采用直呼方式，其速度理应明显快于假词。但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他们仍然采用识别效率较低的语音合成方式，而不是直呼方式。他们的二语水平尚未到达二语本族人的母语水平。

其实，这一结果与谭力海（2003；2005a）的两项实验结果基本一致。他采用Stroop实验范式分析国内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字符识别的神经认知机制时，他的研究结果显示：国内高水平的英语被试在识别英语字符时，仍然不能有效地应用英语中的字素一语音的转换规则。他对8名中国留美博士生的另一研究亦表明：这些留学生虽然属于流利的英语使用者，有些在国外停留的时间甚至超过十年，但他们在处理英语语音时，仍然使用汉语的认知方式。因此，如果把谭力海和我们的研究结果综合起来，关于国内外母语为汉语的高水平英语使用者，其二语神经认知体系的构建现状可以概括为：由于他们的二语水平尚未到达二语本族人的母语水平，他们的二语神经认知体系仍然处于动态发展之中。

（三）成因分析

本文的被试为高接触量的高水平晚双语者。他们在习得英语之前，作为一语的汉语，其神经认知体系的构建基本完成。他们的一语（汉语）是从词符文字过渡到词素文字的典型，其“个性突出”。从结构角度看，汉语属单字系统，由多个笔划组合成的方块字是汉字的基本单元，不同笔划可以构成不同的偏旁部首，偏旁又可根据不同的位置，与其它部件构成不同的汉字。由此，每个汉字在结构上都具有多层次的分析性和高度的综合性。从语音角度看，汉字在音节水平上的加工优势明显（刘丽虹等，2004）。尽管现代汉语中85%的汉字含有声旁（phonetic component），但对于准确发音的帮助效度仅为38%（Peffetti等，1999）。

正是汉字的结构和语音特征造就了汉语作为一语时独特的语音神经认知体系。关于这一体系的构建，谭力海（2005b：83-91）曾采用荟萃法（mata-analysis）归纳、整理了基于功能性核磁共振对比分析汉语与拼音文字神经认知体系的文献。他发现汉语语音处理的特定脑区有四个，其定位与功能分别为：（1）左额中回：负责汉字的视觉一空间分析，并根据汉字字形和单音节的特点在音节水平上完成字形到语音的投射。此外，该脑区还负责汉字的语音表征，特别是直呼音（addressedphonology）的长期存储。（2）左顶下叶背侧：负责存储工作记忆中的临时语音信息。（3）左额下回：负责字素一音素的转换和语音的默读覆颂成分（subvocal rehearsal component）。（4）双侧颞一枕区：负责词汇的视觉识别和字形到语音的反馈。此外，谭力海还证实拼音文字的语音处理脑区只有三个：左额下回、左颞一顶区（包括中、上颞回和缘上回）和左侧颢一枕区。与汉语语音处理的脑区相比较，共同的脑区有两个：额下回和左侧颞一枕区；汉语独有的脑区为左额中回，而拼音文字独有是左颞一顶区。

汉字和英语的区别篇(6)

20世纪末期中国语言学领域的一些人头脑中出现两种比较悲观的认识：第一，汉字改革失败了；第二，确认汉语的词失败了。下面专门针对与第二认识相关的“词”和“字”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

一方面，词以及跟词有关的词性等问题在20世纪已经引起高度重视，［2］而且相应引起对词和语素(在汉语中一般用一个字记录一个语素）的明确区分的重视。［1］另一方面混淆词和字的人还不少。黄河清等写的一本书在中国内地出版用了术语“词、词典、词组、词义”等，可是在中国台湾重新出版的时候，出版者却违背作者的原意，把这些术语“翻译”成了“字、字典、字组、字义”等，语素“词”全部强行改换成“字”。［3］李赋宁说“以上借字大多数是名词”。［5］不仅语言实践中出现混淆词和字的现象，在语言理论中也出现这种现象。20世纪和21世纪交界时期新出版了两本语言学概论教材。第一本是徐通锵著作的《基础语言学教程》［12］(以下简称《教程》)。第二本是胡明扬主编的《语言学概论》［3］(以下简称《概论》)。《教程》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材系列中的教材，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概论》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主编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它们都将对21世纪的语言理论的普及产生重要作用。

然而，它们在解决“词”和“字”这个语言理论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教程》作者完全抛弃自己与叶蜚声合作的《语言学纲要》［13］的有关观点，“冒险”超越公认的研究成果(《教程》序言第3页)，否定汉语的基本单位是“词”的结论，而认为汉语的基本单位是“字”。

《概论》比较好地继承了“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这个语言的普遍理论。但是，对于什么是“字”，以及“字”和“字母”、“词”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没有清楚地进行论述。

“词”和“字”这个20世纪已经基本解决的语言问题，又被带到了21世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词”和“字”从表面上只是一个术语的区别，“实际上涉及到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教程》第35页)，甚至影响语言的发展。其中关于“字母”和“字”的问题是普通文字学中“最基本的问题”［10］。我们希望跟字和词有关的问题能够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形成学术讨论的活跃气氛。正确认识它们，对语言及其文字的研究和应用也非常有意义。

2.《教程》中的“词”和“字”

《教程》认为英语那样的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和“句子”，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这是对汉语认识的一种倒退。

《教程》一方面认为英语的“word”翻译成汉语叫做“词”(《教程》第29页)，另一方面又把英语的“I，sway，why，bye-bye”跟汉语的“爱，岁，外，拜拜”都当做由相近音素的构成的“字”(《教程》第29页)。这不是明显地把“词”换成了“字”的说法吗？

为了证明“字”在汉语中的基本地位，《教程》提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的3个特点：现成性，离散性或者封闭性，心理现实性。这3个特点除了离散性或者封闭性，都是在强调“语言社团直觉的回答一般都是正确的”(《教程》第33页)这个“直觉”性质的观点。而且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字正腔圆”、“你敢说一个‘不’字”等说法中，确认“字”是汉语的基本单位。(《教程》第33页)可是，我们也可以说“革命人民的字典中没有‘屈服’这个字”［15］。“屈服”明明是两个字，怎么是一个字？这不是又从直觉上否认了《教程》确认的“字”的存在？

其实直觉往往与科学可能产生矛盾。例如，直觉告诉我们：太阳跟着地球转动；火车窗户外面的风景在运动而火车没有运动。可是，这些都是跟事实相反的错误感觉。周有光用事实驳斥了语言类型决定文字类型的错误直觉，说明宗教等文化的传播决定语言选择文字类型。［16］这说明直觉不可靠。

《教程》认为英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有“词”和“句子”两种，句子是“最大的语法结构单位”，是“最小”的“表述单位”(《教程》第22页)。其实，句子不一定比词大，词不一定比语素大，例如“Home?”是一个句子，用一个词、一个语素充当。可见，句子、词、语素是性质不同，不是大小不同的语言结构单位。只有句组、词组、语素组才能分别与句子、词、语素构成必然的大小关系。

《教程》认为英语的句子虽然是临时组织的，但是句子中由主语和谓语两根柱子支撑的框架是现成的、封闭的。所以英语句子也是基本的结构单位。这会带来两个矛盾的问题：第一，汉语的句子为什么不是这样？第二，英语的词组为什么不是这样？

《教程》说英语的“语素，直到20世纪初期才引起语言学家的关注，至于一般的人只知道有词，而不知道有语素。”(《教程》第28页)其实，汉语中的“词”也是这个时期得到关注的。1907年章士钊《中等国文典》第1页说“一字可为一词，而一词不必为一字。”如果使用汉语的一般人不知道有词，就像《教程》第31页说的：“老百姓怎能有办法把词找出来！”，因而否认汉语存在词;那么使用英语的一般人不知道有语素，是否要否认英语存在语素呢？

强调英语的“词”是现成的，汉语的“字”是现成的。这正好说明两种语言在书写习惯上的不同。因为英语等语言普遍把词作为书写单位，不仅有字之间的排列距离，而且有更大的词的排列距离，而汉语的书写中只有字的排列距离。熟悉书面语的人各自习惯地加强了自己对“词”和“字”的注意，从而忽视了对其他单位的注意。

其实，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对于那些不懂得书面语，我们叫做文盲的人来说，他们恐怕既不知道什么是“词”，也不知道什么是“字”，他们只知道自己说的和听的话语。如果都按照一般人的直觉去认识语言，那还有什么语言科学呢？况且科学的普及可以改变一般人的直觉。我们不能让错误的直觉来改变科学。

《教程》拿“游泳”这样的特殊的离合词来否定汉语的“词”的存在。可是“什么”、“桌子”、“国家”等等，是不能够否定的。即使在英语中，“词”也是一个习惯认识问题，有些从词组变化来的词，首先在中间用短线条连接，然后才逐渐取消连接的线条。有些意义上是一个整体的熟语，因为是明显不同的词固定组合的，仍然分开成不同的词书写。

《教程》中说的“字”其实是文字单位“字”记录的语言单位，是汉语的书面语素。因为汉字是语素文字，汉字的“字”基本上记录语素的。可是，《教程》又否定自己认定的“字”是“语素”，说“字相当于印欧系语言的词，而不是语素”；因为语素不是声音和意义关联的基础，“无法与概念相联系”(《教程》第34页)。其实语素分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只有不成词语素才不跟概念发生直接联系。然而在现代汉语中的“字”记录的对象，在许多情况下属于这种不能能够单独做词用的语素。

可是，汉语的“字”不是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不成词语素吗？例如“金子”这个词中的字“金”和“子”不是分别与概念发生联系的，为什么不叫做语素，而叫做与英语“词”相当的“字”？《教程》说“‘文字’这个字组有两个意思”(《教程》第370页)。那么“文字”中的“文”和“字”是合作表达一个概念，还是分工表示两个概念？

因此，《教程》认为汉语形成“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结构格局”(《教程》第33页)，这个结论不可靠，也不明白。第一，一个字记录的语言单位不一定对应一个概念。对应一个概念的字，只是适合汉语中的单音节单语素的词。单音节单语素的词在古代汉语中比较多，所以《教程》说“五言诗、七言诗、万言书中的‘言’说的都是字”(《教程》第33页)。第二，一个字记录的语言单位也不一定对应一个音节。例如“花儿”是两个字记录一个音节，“氵里”是一个字对应两个音节。第三，在没有文字以前的汉语中，没有字，也就没有“1个字”跟“1个音节·1个概念”的口语单位形成“结构格局”，除非一定把“语素”叫做“字”。第四，在“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结构格局”中“字”，不知道到底是“文字”单位，还是“语言”单位。

《教程》一方面说汉语的“字”与英语的“词”相当，一方面在谈文字的时候又把英语的书面词形叫做“字”，说英语的“book”是“通过字母的拼合书写出来的字”，“英语的字属于文字范畴，语言学可以不研究”，汉语的字既是文字范畴单位，又是语言范畴的单位。(《教程》第372页)为什么要把不同性质的单位都叫做“字”？为什么不能把汉语的文字范畴的“字”和语言范畴的“字”用不同术语区分开来？好像都是为了照顾老百姓的直觉说法。

至于《教程》认为“浅”是形旁“水”和声旁“戋(小)”的意义交叉的结果(《教程》第105页），把字的结构当作词的结构的错误，我们在另外的文章中进行了详细分析。

3.《概论》中的“词”和“字”

《概论》跟《教程》有方向上的不同。但是，我们在肯定《概论》的方向的同时，也想指出它在字和词的关系上存在的一些不明确的地方，以便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彻底的认识。

《概论》虽然用了“字”这个术语，但是始终没有解释什么是“字”。而且《概论》试图回避用“字”这个术语，采用“字符”的术语来代替。于是，又陷入了“字符”一个术语涉及“字”和“部件”、“字组”3个概念的混淆中。

《概论》首先用“字符”表示文字中的最小又自由的基本单位“字”这个概念。它意识到汉语“字”和英语“字母”的相同性质。例如，“无论哪种语言，字(外语是字母，汉语中是汉字)是文字单位”。(《概论》第108页)即使采用“字符”术语，还是意识到了。例如“‘字符’也就是文字符号，是文字的最基本的单位”，例如“汉字的‘字’和拼音文字的字母”。(《概论》第242页)

用“文字符号”或者“字符”表示“字”的概念，可以避免对“字”的一些传统误解，但是又会带来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没有把语音中的音节叫做“语音符号”？符号属于语言，是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实体单位。音乐上的音符也是形式和内容结合的视觉符号。而“文字”应该是书面语言符号的形式，如同口语符号的形式是“语音”，因为“书面语是用文字书写下来的语言”(《概论》第148页)。因此这里的“文字符号”实际上指“书面语言符号”。第二，“字符”虽然统一了“字”和“字母”的术语分离的现状，但是，与下面的“部件”、“字组”的含义又发生矛盾。

《概论》又用“字符”表示形体结构复杂的字内部的“部件”这个概念。它把“字符”跟语言单位的声音和意义的不同的直接联系分为“意符”、“音符”、“记号”。(《概论》第242页)这里的“字符”实际上是指不同的“部件”。然而，“部件”对于“字”，就像“声母、韵母”对于“音节”的关系。“部件”可以单独构成单纯的“字”，可以合作构成复合的“字”，如同语素可以构成单纯词和复合词。

《概论》把“单纯字”和“复合字”分别叫做“单纯字符”和“复合字符”，说“复合字符是由单纯字符组合而成的字符”(《概论》第244页)。这就好比说“复合词是由单纯词组合的词”。所以，“字符”有时指“部件”，有时指“字”。其实，应该说“复合字是由多于一个的部件构成的字”。

《概论》又用“字符”表示为了记录一定语言单位的需要用字组合起来的文字单位“字组”。它把英语的“sh”、德语的“sch”当做一个“复合字符”(《概论》第244页)。“sh”、“sch”应该是用“字组”记录一个音素，如同汉语用“花儿”一个字组记录一个音节，用“sky”一个字组记录英语的一个词。这跟前面说的“字母”和“字”的相同地位又造成矛盾，而且跟教材说的有人错误地把表音字中记录一个词的“字组”和表意字中记录一个语素的“字”等同起来(《概论》第248页)，也发生矛盾。

语素文字不一定每个语素都用一个字记录，音素文字也不一定每个音素都用一个字记录，虽然它们在理论上在主体事实上分别是这样记录，但是不排除为了经济原则和特殊需要出现记录功能的例外。判断一个文字单位是不是独立的字，主要看书写中是否最小又自由［9］，而不需要看是否一定单独对应一个语言单位。我们为什么不会把“花儿”当做一个“复合字符”？因为用来书写这个音节的视觉形式是明显的两个自由的文字单位。同样“sch”也是3个自由的视觉单位合作书写一个音素。

《概论》虽然在上面论述中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语言单位和文字单位。但是，它对于混淆文字和语言等关系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明确的批评，是语言学概论教材中的一个巨大进步。例如，有人看到古代汉字一个字基本记录一个词，就以为现代汉字也是词文字；有人看到汉字记录的语素在语音形式上是一个音节，就说汉字也是音节文字；有人把通过语音表达意义的文字跟直接表达意义的图画等同起来，说汉字是怎么神奇［14］有人把记录英语词的“字母组合”，跟汉语的“字”等同，把英语文字的“字母”跟汉语文字的“部件”或者“笔画”等同；有人把文字的篇幅长短当做判断语言的繁琐和精练的标准；有人把汉语的“字”当做“词”，说汉语词汇贫乏；有人把汉语的“字”当做“语素”，说“字”构造“词”。这些观点，《概论》都进行了有力的批评(《概论》第246页，第249页)。

但是，《概论》说到，把现代汉语的词语跟书写它们的字等同起来，使人错误地觉得“汉语就那么三四千个单词。其实，《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一共有3500个字，不等于3500个词。这就跟有人误认为西方语言只有26个‘字’一样荒唐。”（《概论》第249页）这就有些矛盾了。前面认为汉语的“字”跟英语的“字母”都是“字符”，可是这里又不把英语的26个字母当做26个“字”。如果既不能把字母当做笔画、部件，又不能把字母当做字，那么字母还有什么身份可以选择呢？

4.“词”和“字”的语言地位

汉语中有没有“词”？英语有没有“字”？人类语言中有没有普遍存在的“词”和“字”？有！20世纪以来的中国语言学者不仅进行了许多零散的理论探讨，而且产生《现代汉语词典》那样的实践性成果，把词意识引进了汉语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彭泽润［6］［7］、司玉英［10］等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

有个人的名字用了一个由“王”和“敖”两个部件左右结构的罕见字，在报纸上可以临时创造这个字，在电子报纸上只能用两个字加引号写成“王敖”的方式来表示，到了银行办理储蓄业务，就无法在电脑中找到这个字。［11］

《概论》第244页说“……是分音节书写，还是分词书写，这些就是字符的书写规则”。《概论》这样把文字的书写规则分为“分音节书写”和“分词书写”两种方式，也是普通文字理论的巨大进步。这说明语言学概论教材已经开始更多地注意到：英语按照词书写口语的特点，跟汉语的书写不同。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尽管《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公布10多年了，尽管英语一直按照词书写，然而，由于有些人把英语的书面“词”跟汉语的“字”错误地等同起来，所以一直对这种区别视而不见。

但是“分音节书写”正如把汉字当做音节文字是错误的一样，它没有从文字本身看问题，应该是“分字书写”。例如“花儿”是一个音节，分成两个字写，不能说是“分音节书写”。

任何文字必须首先分字书写，然后进一步决定是否分词书写。这样根据文字单位的书写距离可以分为“字距”和“词距”，从而形成人类文字书写语言的两种基本方式：“字式书写”(分字书写）和“词式书写”［8］(分词书写）。像现代多数语言的书写一样，英语书写既有“字距”又有“词距”。汉语用拼音书写也是这样，国家因此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但是汉语用汉字书写到目前为止，除了标题、广告等特殊处理的需要，一般只有单纯的“字距”。把英语的词距错误地理解成汉语的字距，从而把英语的字组记录的书面词和汉语的字记录的书面语素错误地等同起来。这就是人们经常把英语的“字组”或者“书面词”，跟汉语的“字”或者“书面语素”等同起来的原因。

我们应该明确：“词”是最小又自由的形式和内容结合的静态备用的语言实体单位；“字”是最小又自由的视觉形式的备用的语言形式单位；“音节”是最小又自由的听觉形式的备用的语言形式单位。可以通过下面的语言结构图形更加系统的看到它们的相同特点和不同特点。平面之间有内容和形式上的区别，“字”属于视觉形式平面，词属于形式结合内容的实体平面。不同层次之间不是数量上的大小区别，而是在同一平面中性质不同的单位，“字”和“词”在层次关系上都是“最小又自由”的静态层次。“单位”是可以从形式上切分的，“特征”一从对比中发现的。因此，不能把“语义特征”当做最小的语义单位，正如不能把“语音特征”当做最小的语音单位。

参考文献

［1］程荣.《汉语辞书中词性标注引发的相关问题》［J］.北京：《中国语文》，1999，(3）.

［2］郭锐.《语文词典的词性标注问题》［J］.北京：《中国语文》，1999，(2）.

［3］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

［4］黄河清.《Dictionary和“字典”、“词典”、“辞典”》［J］.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1，(67).

［5］李赋宁.《英语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彭泽润.《字母和字是同级单位》［J］.南宁：《阅读和写作》，1988，(3).

［7］彭泽润.《普通文字学中的“字”以及有关理论问题》［J］.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1).

［8］彭泽润.《汉语拼音正词法和汉语的词式书写》［J］.北京：《语文建设》，1998(2).

［9］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理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214.

［10］司玉英.《文字学理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字母”与“字”的关系》［J］.延边：《汉语学习》，2001，（4）.

［11］王有卫.《汉字到了该定形的时候了》［J］.香港：《语言建设通讯》，2001，(67）:4.

［12］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3］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14］袁晓园.《汉字的优点与语言文字理论》［A］.《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

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272.

汉字和英语的区别篇(7)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深感兴趣并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公元前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开始直至今天,仍未定论。概括起来,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理论:第一,语言决定思维,思维只能在语言基础上进行;第二,语言对思维有较大影响,对思维起着指导和调节的作用;第三,思维决定语言,语言是在思维基础上产生的;第四,思维即语言;第五,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错综复杂,二者间的作用既非单向的。也非直接的。

    语言和思维究竟是什么关系?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思维的载体是语言,同时语言也反作用之思维。思维创造了语言,语言又影响了思维。语言符号当然更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它对人类思维的作用也是两方面的,既有刺激的作用又有规范的作用。文字是语言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也必然影响思维方式。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符号系统,作为视角符号系统一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英语是表音文字。两种语言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们所属的两个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由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等诸方面而不同,他们用各自的独特的方式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带有民族色彩的语言体系,孕育出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从而造就出各自独特的文化氛围。思维方式不同其结果是语言方式不同,而语言表达方式不同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着思维方式。因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文字是文化的基因,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从文字体系的不同开始的。

    下面笔者从中西文字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其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二、文字的差异

    中西文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音、形、义、语法四个层面。

    在语音层面,最突出的特点是:汉字是单音节,同时汉字每字都有声调,而且严格地分一、二、三、四声,是规定的,也很规则,而且它的声音很响。而印欧语既有单音节,又有多音节,无声调之区别,但有轻重音之分。

    在字形层面,汉字是惟一现存的象形文字。汉字的结构是一种方块形、建筑型的结构,是立体的。它的笔划是上下左右都可以通,各种笔画几乎多和某种实物有联系,所以有很强的具象性。而西方文字,以希腊字母为例,它借助于菲尼基字母,它是完全符号化的,因此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在字义的层面,汉字的立体结构导致汉字的总字量的有限性,不能随时根据语音造出新的字(词),也正因为如此,汉字常常采用一字多义的办法弥补。一字多用,字义就容易宽泛、笼统。而西方语言的造词功能很强,有很多种构词方式如:派生、合成、拼缀、缩略、逆构词法等。这样,西方文字的多义词相对少得多,新造词能满足西方人表达比较确切概念的需要,而且很精确,但相对而言,词的分类要多一些。

    在语法层面,汉语文字在词法方面没有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等,这使得汉字的定位功能相对灵活,也造成汉字具有很高的创造性。而印欧语系有严格的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以及主谓宾定补状,词的定位灵活性差,词的位置限制性很大。因此汉语的词法和语法都不发达;而西方语言的词法,语法系统比较发达完备。

    总而言之,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各有自己的思维特点。英语是声音语言,汉语是形象语言。英语强调刚性定位、固化指谓,汉语强调意义的积聚性。英语多为形合句,汉语多为意合句。英语是线性因果推理,汉语是因果相生推理。英语是原子论语言结构,注重单词、句子、段落之间的关系,汉语注重整体定位法,强调位置的重要性。英语求衔接而多推理,靠逻辑而非灵感,重论证而轻直觉:汉语求简捷而少推理,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

    三、文字与大脑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也可称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也可以称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文字有三个方面:字形、字音、字义。研究发现,字音作为语音,主要由左脑语言中枢处理。字义则由右脑处理。拼音文字字形由左脑处理,汉字字形由右脑处理。文字作为字形、字音、字义的综合符号系统,左、右脑都参与了处理。现代的计算机核磁扫描,也证明也这一点。但是使用表音不强、有序不强汉字的人,则偏重使用右脑。研究也表明如果由左脑处理汉字则比右脑慢得多,如果由右脑处理拼音文字则比左脑慢得多。

    研究还表明,不管信息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大脑的,一般人的左半脑处理的是有序性信息,而右半脑处理的是各种继续性即混沌信息。生理研究也表明,大脑左半球的神经元的分布排列整齐有序:大脑右半球相应位置的神经元的分布排列,不如前者有序。

    拼音文字具有很强的序列性,所以由左半球处理,而汉字类似象形文字,有序性不强,由右半球处理。汉字与拼音文字它们的词意都是由右半脑处理,看拼音文字字符和理解词意必须左右脑并用,看汉字则主要用右脑,它的表音功能不强。拼音文字利于大脑的均衡发展,左右脑不同功能的并用才是科学的用脑方法。

    因此,文字的差异可以对大脑不同区域产生刺激。中西方人长期接受这种不同的刺激,使大脑的某些局部区域发达,从而为中西方思维差异奠定了生理基础。

    四、文字差异与思维

    关于思维方式差异的分类很多,笔者在这里只探讨几种最主要的思维方式: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

    (一)文字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中国人侧重形象思维,而西方人侧重抽象思维。导致这种思维差异的主要根源是:西方语言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各有自己的特点;汉语是形象语言,英语是声音语言。

    汉语以形象为主导,汉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以象形或取象为主,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一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汉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形象的延伸。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抽象思维的习惯,使之抽象思维特别发达。

    (二)文字与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

    中国人重综合思维,西方人重分析思维。综合思维是指在思想上将对象的各个方面联系并综合起来。分析思维则指在思想上将一个完整的对象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或将其属性、特征等各方面分开考虑。

    汉语以单音节为主要的意义单元,并表现为字的形象。因此,形象语言则以字的形象决定字义。汉语中一音多词现象很普遍,形象语言中的声音独自看来是模糊多义的,必须整体上把握。汉语很注重整体性,个别现象反而变得很模糊,导致意义的多样性。汉语采用相对定位原则,用相对定位来规定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因此汉语是整体定位法,强调位置的重要性。汉语的条理是隐性的。整体决定部分,对整体了解越多,对个体了解也就越多。整体与个体之间互相决定。

    英语把元音和辅音组合为音节,然后形成意义单元。因此,声音语言是以声音组合来决定字义。英语中,一个形象(即一个意思或意义)可有多个声音与之相应,声音语言中的意义独自看来是模糊多义的。声音必须要有意义,要掌握声音的意义,必须产生概念,人们依赖这些约定俗成的概念进行定义和推理。英语强调固定不变的指谓,每个意义必须加以固定而不能积聚,于是能够产生多元的概念系统和理论系统。英语则必须用明显的语法结构来表达现象,强调词的形态。汉英语言这方面特征的差异可以使中国人长于综合性思维,而英国人长于分析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