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 汉字 文化 人文精神

汉字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服务于文化,并且促进文化的发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汉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先有汉文化,然后才有汉字,但它又服务于汉文化,对促进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一、汉字的文化定义

如果对人类的文字形式作一个二元区分,一端是表音文字,另一端是表意文字。从表面上看,这两类文字都能真实地记录语言,克服语言在时空上的局限。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样式,两类文字的文化内涵却大不相同。表音文字仅仅是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然而,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却以意象结构直接体现民族文化的全部内涵。

西方语言是一种形态丰富的语言,它的词法、句法、语义方面的较完整的信息都体现在语音形态上。汉语是一种形态简单的语言,汉语句子的词法、句法、语义信息大部分不是显露在词汇形态上,而是隐藏在词语铺排的线性流程中。也正是基于汉语认知的这种特点,汉字在表达口语时不能不以象形表意为造字的首要原则。

文字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克服语言音响的时空限制。文字的根本性质就在于这是一种视觉形式,以图像作用于视觉神经产生条件反射,从而实现与句义的统一。所以文字可以“形入心通”,图像性越强的文字,突破时空局限的功能越大,与思维联系也就越紧密。

综上所述,汉字的文化定义不应是西方语言学的经典定义,而应该是:汉字是汉民族思维与交际的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

二、文字与文明

人类的文字体系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杠杆。文字使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仓颉造字的传说一方面体现了汉民族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无限崇敬,从而使汉字的创造人格化;另一方面又揭示了汉字文化形态的形成过程。汉字的产生,正是汉民族对自己所理解的世界样式的符号化勾勒。

汉字是一种以象形表意为基本特征的文字,虽说一般的文字都经过象形的阶段,但象形文字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和语义密码只有在汉字中基本保留了下来,汉字以其独特的创造性成为博大精深的交流和思维的工具,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最核心、最精彩的一部分。

文字是人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明,人类的个体能够通过文字记录的信息,获得人类整体在漫长岁月里创造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文字使人类的思维更加缜密,文明的传承更加有效。有了文字,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和法典,才有了文学和科学,使人类有可能进行精神领域更高层次的探索活动;有了文字,人类可以记录自己的历史,故人们把文字发明之前的时代称作史前时期。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活动拉开序幕之后最为精彩的一幕。

三、汉字的历史文化认识价值

文化的传延依赖于语言文字,各种历史文化之所以为我们现代人所认识和了解,最重要的是依赖于前人的历史文字的记载。它不仅是历史文献记载的工具,而且它本身也为我们提供了大大早于历史文献的远古历史文化信息。更重要的是,历史文献的记载总是有意无意地遮蔽历史文化真相。首先,它往往是一种个人或利益集团的行为,渗透了执笔者对历史的见解;其次,它只涉及历史文化的某个方面,我们难以从有限的历史文献记载中对当时的社会文化有全景式的了解。但是,汉字在这两方面却凸显其优势:一方面,汉字的象形表意的构造是社会大众约定俗成的结果,它真实而又客观地反映当时全社会的认知水平和认识成果;另一方面,汉字作为汉民族思维和交际的书面语言符号系统,包罗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映射社会文化的每一个细节,展示社会文化的多维层面。

四、汉字结构形态的变异

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表意特征逐渐退化的历史。这种退化不是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

甲骨文和金文是最古老的汉字,它们都用简约的图形或几种图形之间的相互关系造字,遵循一些共同的造字规则。这些字主要是以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种方式造出来的。甲骨文和金文是汉字最古老的形态,包含着汉字发明中许多朴素的核心智慧。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小国林立,许多地方在金文、甲骨文的基础上自创了自己的文字,交流非常不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统一文字的命令,废除各诸侯国自创文字,统一采用原秦国官方使用的文字,而且由丞相李斯写成范本供模仿。这种字体后来称李斯小篆,成为中国统一使用的汉字原型。

至汉代,长期战乱终于平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献书籍撰写数量大增,蓬勃的商业活动更加刺激了民众对书写的需求,许多人开始采用秦代出现的另一种字体。与小篆相比,这种字体字形由长圆变为方扁,笔画横平竖直,省略了许多复杂结构,象形特征基本消失,便于用毛笔流利书写,由于多为下层官吏和民众使用,称为隶书。清秀工整的隶书得到普遍认同,从此汉字基本定型。

五、汉字造型的人文精神

在世界文字体系中,汉字的构形洋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这不仅表现在汉字构形所描绘的上古社会方方面面的文化风景上,而且表现在汉字构形所体现的汉民族传统思维方式上,其中最显著的是主体思维方式。这种建立在主客体统一,人与自然合一意义上的主体思维方式,很自然地将主观理念和情感投射到自然界,使自然界具有人的特点。

从根本上说,汉字的建构精神是一种以人为立足点的人本精神。汉字以象形为基础来表示事物,除了有形体之外,汉字表意都是以人为本的。如“天”字的构形,下方的“大”是一个正面斜展双臂的人形,上方的“一”指示人的头顶。由此可见,天的概念是和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出发的。

中国文化认定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种人文主义的人论使中国文化在它几千年的发展中贯注着独特的人文精神。这样一种人文主义的人论和主体思维方式在汉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汉字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标识,也是中华文明的显著标志。汉字是世界上生存寿命最长的文字,因此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总之,汉字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古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民族风情等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参考文献:

[1]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汉字文化论文篇(2)

论文摘要：汉字蕴涵丰富的婚姻文化信息。“姓”、“舅”、“姑”蕴涵了远古群婚制度，“家”、“室”蕴涵了对偶婚制，“媵”、“妾”、“姒”、“娣”蕴涵了多妻婚制。“婚、娶”蕴涵了古代社会的掠夺婚俗，“嫁”蕴涵了买卖婚俗，“媒”、“妁”蕴涵了包办婚俗。

汉字作为汉民族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尽管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依旧以其特有的形体构造和表意性而显示出其独特的风韵，但是依旧可以从汉字的形体构造中窥见先祖造字时的本义及其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信息。本文选取了部分与婚姻密切相关的汉字，从婚姻制度和婚姻习俗方面探究汉字蕴涵的婚姻文化。

一、汉字与婚姻制度

婚姻制度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作为社会构成基本单位的血缘团体的形成、发展、延续，都直接依赖于人们的婚姻活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将人类的婚姻制度划分为群婚、对偶婚、专偶婚和多妻婚四个阶段。汉字对其中的婚制有所反映。

(一)“姓”、“舅”、“姑”与远古群婚制度

远古群婚是汉民族最早的婚姻制度，也是全人类最早的婚配方式。在那个时代，人类处于原始的蛮荒时期，过着最原始的部落、氏族群居生活，同猎同食、同耕同住，在这样混乱的生活形态下，没有固定的配偶，只有混乱的交媾。所以，这种婚姻形态下出生的孩子只知道自己的母亲，他们的母亲也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但是为了维系血统流传，人们就只能用孩子母亲的血统来确定血缘关系了，也就产生了许许多多与女人相关的汉字来。

1、姓

既然是在混乱的婚姻形态下出生的孩子，他们当然只知道自己的母亲，而无法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了，就像前边提到的，为了维系血统流传，人们就只能以孩子母亲的血统来确定血缘关系了，“姓”就是这时产生的最能说明这种关系的汉字。

汉字与人最直接的联系就是人的姓名，一个人的名字是相对开放的，可以自由选择的；但是，一个人的“姓”却是不能选择的。人的“姓”是世袭的血缘延续的基本标志，因为人是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不能选择父母的，更不能选择“姓”什么了。在现代社会里，我们都是随父亲而“姓”的，但是为什么“姓”字是“女”字旁呢?《说文·女部》：“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日，天子因生以赐姓。”…鳃意思就是说，“姓”表明人由谁所生，是一种血统遗传的标记，这也正与字型造义相符合，显然，汉族先祖造“姓”字的时候，在他们的观念里，孩子的血统只与母亲有直接的关系，也就说当时的人都是随母亲而姓的。史料中记载的大量的汉族的先祖圣贤的姓都是“女”字旁：黄帝姓姬，神农姓姜，少吴姓赢，虞舜姓姚，夏禹姓姒等等心j8。，这些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姓氏与母系氏族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为先祖圣贤们不知道父亲是谁，所以当时的人就认为这些圣贤都是神仙的儿子，尊称他们为“天子”，还给他们编造了奇怪的出生故事。《史记·三代世表》中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的是商祖先契的母亲简狄吞食了燕卵后怀孕，生下契的神话故事。“文王之先为后稷，后稷亦无父而生，后稷母为姜螈，出见大人迹而履践之，知于身，则生后稷”。说明后稷也是没有父亲，而是他的母亲因为踩了巨人的脚印后怀孕生下后稷的。还有其他圣贤的出生几乎都是这样的，这里就不再列举。这些传说表明圣贤们的父亲都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中的神怪，所以，《白虎通·号篇》：‘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既然孩子的母亲不知道孩子的父亲，那么，孩子的血统就只能根据母亲来确定，也就必须姓母亲的“姓”。这样的话，我们的先祖造一个从“女”的“姓”字也就理所当然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姓”字的造字结构所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即汉族先祖的群婚习俗。

2、舅姑

“舅”和“姑”本是两个没有直接联系的汉字，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婚姻亲缘下产生的亲属称谓，在此将它们放在一起来探讨。众所周知，“舅”在我们现在的人的观念里，就是对自己母亲兄弟的称谓；“姑”则是对自己父亲的姊妹的称谓。“舅”在古代，是指母亲的兄弟，也是媳妇对公公的称呼，还是女婿对岳父的称呼。而“姑”在古代除了是对父亲的姊妹的称呼外，也是媳妇对婆婆的称呼，还是女婿对岳母的称呼。“舅”“姑”的古义是“一名三用”的。以我们今天的观念来说，“舅”、“姑”作为最常用的亲属称谓，它的一名三用似乎不合理，但是，从这些汉字产生的原由来说，却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亲属称谓是婚姻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产生了家庭以后才出现的，所以说，婚姻制度与家庭是亲属称谓出现的根本原因，亲属称谓也就受到了家庭以及婚姻制度的约束。所以，“舅‘姑”的一名三用可以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曾经有过这样一种亲属关系：一个男人的岳父往往是自己的舅舅，或者岳母是自己的姑姑；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同样可能公公就是自己的舅舅，或者婆婆是自己的姑姑。这样的亲属称谓反映的是史前时代的固定族团群婚习俗。这样的群婚习俗在解放前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仍有遗存。据学者研究，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中盛行源于原始氏族外婚制的姑舅表婚。这种婚俗有三种形式。一是单向姑表婚，即舅家的儿子娶姑家的女儿为妻。苗族、彝族、瑶族、侗族、怒族、纳西族、傈傈族中皆流行这种婚俗。二是单向舅表婚，即姑家的儿子娶舅家的女儿为妻，而舅家的儿子则不能娶姑家的女儿，所谓“血不倒流”。景颇族、独龙族20世纪50代仍有这样的婚俗。三是交错姑舅婚，这在云南沧源侗族中曾十分盛行。即姑家与舅家互嫁女儿。这种婚俗很容易形成“姑舅”就是“公婆”或“岳父母”的称谓现实。在陕北地区，解放前以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很盛行姑舅表婚，这种姑舅表婚也是一种单向舅表婚，也即舅家的女儿可以嫁给姑家儿子为妻，而舅家的儿子却不能娶姑家的女儿为妻，因为舅家娶了姑家女儿，称为“倒买骨血”，被认为是野蛮的不明事理的行为。后来随科学知识的普及，人们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姑舅表婚遂大大减少，但在一些较为闭塞的山区，至今仍有这种婚姻现象。无论是少数民族抑或陕北汉族的这种婚俗，皆可印证远古时代曾存在过的氏族集团固定群婚习俗，也证明“姑”“舅”二字确实蕴涵了今人难以理解的婚姻习俗现象。

(二)“家”“室”与对偶婚制度

“对偶婚”也是汉族早期的婚姻形式之一，虽然只是群婚制度与后来的一夫一妻制度的过度阶段，但是它也曾作为一种婚姻形式而流行一时，这也与古代社会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人类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男性地位的改变，使得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式，男人地位逐渐高过了母系氏族时期的女人主导地位。人们开始不再满足于原始的婚配方式，开始追求固定的配偶，尽管还不可能实现一夫一妻的理想婚姻形式，但是形成了另外一种较为合理的婚姻形式，也就是配偶的相对“固定”，一个男人只与几个固定的女人婚配，一个女人也只和几个固定的男人有婚姻关系，逐渐产生了部分物品的“私有”，如家禽等。这样的话，就产生了最原始的“家”“室”。《左传·桓公十八年》：“女有家，男有室。”就是说男人是一个家的主人，在这个家里起主导作用，女人只有有了丈夫才有了家。《礼记·曲礼上》：“三十日壮，有室。”“室”，妻子。郑玄注：“有室，有妻也，妻称室”也就是说男人必须有了妻子才是有了室。《说文》：“室，家也，从，从至，至所止也。”…∞说明丈夫在自己的氏族内没有室，只有到了女方的氏族才有室。《孟子·滕文公下》：“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也说明的是男人成年后必须要有自己的“室”，女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家”。《说文》：“家，缎居也，从缎省声。”这里的缎在《汉语大字典》中被解释为“公猪”，就是说男人就像公猪一样，女人占有了他，女人才有了家，但是当时女人的家不是唯一的，可能同时有几个“家”，男人亦然。所以，“家”“室”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没有“家”也就没有“室”的存在。虽然我们现在的“家”“室”已经不再单指丈夫或者妻子了，但是仍然包含这里所说的概念。由于这种婚姻方式依然不合理，所以，“对偶婚”制度很快就被较为合理的“一夫一妻”制度取代了。

(三)“媵”、“妾”、“姒”、“娣”与“多妻婚”制度

“一夫一妻”制度从实际意义上来说，是可以满足人类的共同愿望的最为理想的婚姻形式，但是，由于奴隶制度的出现和王权的存在，使得君主可以肆意而行，也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男人破坏了这种制度，形成了男人对女人的独占的婚姻制度，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夫多妻”制度。

古代文献记载中有一种奇特的婚嫁形式，叫做媵制。《仪礼·土昏礼》郑玄注：“古者嫁女，必侄娣从之，谓之媵。”说明媵制其实就是一个女子出嫁，必须有自己的妹妹、侄女陪嫁，也就是姊妹、侄姑共同服侍一个丈夫的婚姻制度。但是，“媵”字的本义与它的初形相符，并不是特指“侄娣从嫁”。这在许多文献中对“媵”的解释都可以看到，指的是送女出嫁的行为。单对“媵”字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从“朕”的汉字都是古音蒸部，自然是有着同样的来源。所以，从“朕”得声的汉字基本上都有“增义”，而“媵”的本义又正好是随嫁的女人，即嫡妇之外增加的庶妇，它的增益之意就十分明显了。所以，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媵”字的得名与造字都与前人对侄娣陪嫁制度特点的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正说明了“媵”制确实在我国曾经出现过。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于是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这个传说说的是古代一个部落的首领，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同时嫁给了虞舜的事实。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媵”制在中国古代社会曾流行一时，而且是贵族之间的势力联姻。这表明一个男子可同时娶多个女子为妻。

“妾”字从“辛”从“女”。“辛”是低贱的标志。在《汉语大字典》中解释为没有经过明媒正娶的女子。《广雅·释亲》：“妾，接也；接，续也。”从这个意思来讲，许多从“妾”的字都有续补的意思，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妾”所持的观念：“妾”只不过是作为“妻”的续补而存在的。传统上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妾的一个作用，就是续补“妻子”生育上的缺陷，这是“妾”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其实，对“夫”来讲，“妻”往往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缺陷需要“妾”来续补，那就是“妻”的年老色衰，或者虽然年轻，但是已经失去了对丈夫的吸引力，便要娶“妾”来续补，既然只做续补，就没有数量的限制了。可以随男人的势力和财力而定。所以，可能有很多“妾”存在于同一个家里，那么这些人的关系又该怎么看待?在古代，众“妾”相互称为“姒娣”。

“姒”，同嫁一夫的女子年长者。《尔雅·释亲》：“女子同出，谓先者为姒，后者为娣。”“娣”则恰好与“姒”相反，指同嫁一夫的女子年轻者。综合上述妻妾地位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于妇女地位的区分还是有一定的规矩可以遵循的。这些都可以说明古代社会中，女人的地位不是固定的，有高低贵贱之分，按常理来说，“妻”的地位要高于妾，但是，如果一个“妻子”在丈夫跟前失宠，那她的地位也就可能不如一个“妾”，这在贵族，特别是皇室中最为明显。而女人则绝对不能有两个丈夫，否则就会被看作是不守妇道的，受到全社会的谴责。总之，妾、姒、娣等字，证明一个男子可先后娶多个女子为妻。

二、汉字与婚姻习俗

汉字中也蕴涵了丰富的婚姻习俗信息。掠夺婚、买卖婚和包办婚都是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婚姻习俗，都曾流行一时，影响甚远。我们在这里探讨婚姻习俗，自然少不了对“婚”“嫁”“娶”“媒”“妁”这些文化蕴涵深厚的汉字进行必要的分析。

(一)“婚”“娶”与掠夺婚俗

“婚”在《说文·女部》中的解释是：“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日婚。从女从昏，昏亦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婚”字是个从“女”从“昏”的会意兼形声字。许慎在这里说了两个理由：一是周礼规定“娶妇以昏时”；二是“妇人阴也”。显然，我们可以肯定，第一个意思才是我们想要的能够真正理解“婚”的涵义的。“娶妇以昏时”是当时的民间婚姻习俗所造成的，当时认为黄昏是吉时，所以，日落黄昏后娶亲就成了一种风尚，晚上迎亲，也有另外的原因。有些男人通过正规的礼节也有可能娶不到妻子，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抢老婆。他们出去抢个女人回来，“生米煮成熟饭”后，女子也只能认命了，就乖乖地和这个男人生活一辈子，有的男人原有老婆，又看中了不愿意嫁给他的女子，就在夜间去抢。既然是“抢”，当然会有人抵抗，而且还要逃跑，自然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抢了，必须要在天黑后才能实施的。《礼记》中记载的“婚礼不贺”、“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烛，思相离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就是抢婚习俗的体现。甚至现在，我国有些少数民族仍然保留了这种原始的婚俗，还是黄昏迎娶新娘，假抢新娘。瑶族现在还是这样的迎亲方式：夜晚，男方的迎亲队伍高举火把冲向女家，抢到新娘后回走，半路上女方队伍杀出来回抢新娘，这时，就轮新郎出现了，他找到新娘后，偷偷带着新娘逃出混乱的“战场”，溜之大吉，双方才停止抢夺，一起享受婚宴。这种婚俗能在现在的社会中出现，自然与先民的抢婚习俗脱不了关系，也正是这种婚俗确曾有过的有力证据。所以才出现了从“女”的“婚”字。

娶妇在古代其实也是一种抢婚。《说文·女部》“娶，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j3粥也就是说“娶”就是“抢个女人来做自己的老婆”。 (螂然而男婚女嫁，用我们现在人的思想来说，就是莫大的喜庆，但是在当时要在黄昏时去强取，说明当时的人没有严格的婚娶规定，只要能抢到女人做自己的老婆就可以被世人认可，这也是父权与母权的争夺。父权制度下，女子一旦嫁人，就要跟丈夫一起生活，也就丧失了各种原有的优越地位，变成男人的附庸，需要做家务，照顾孩子和丈夫，时刻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了。所以，女子在婚姻上的反抗，使得男人就干脆使用武力来解决婚姻问题了，这或许就是抢婚的根本原因。

(二)“嫁”与买卖婚俗

买卖婚是把女子看作金钱财物，娶妻纳妾，必须要用钱财交易才能进行，而且自己不需要时还可以将妻妾转卖给别人，把钱财再换回来。如古代以马换女人，以女人换女人都曾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男人来说，女人只不过是自己传宗接代的工具，与其他财产并无多大区别；对于女方来说，女子既然必须送出去为他人使用，可以关注的也只有女子的物质价值了，对于出嫁的女子本人来说，既然已经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就只能听从他人的摆布了。然而，这一切都表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古人的观念里，买卖婚制下的女子就只是男人的一种私有财产而已。结婚，对于男人来说是“娶”，对于女人来说就是“嫁”。《说文解字》：“嫁，女适人也，从女家”。j李梵《汉字简史》认为：“嫁”得名于“贾”、“沽”，“嫁”、“贾”、“沽”上古均“见”母“鱼”部。而“贾”“沽”皆有买卖义，女子嫁人，其实就是卖给了人家，可见，“嫁”表现了古时的买卖婚俗。也正是有了买卖的实质，所以才产生了嫁女的补偿问题，也就出现了女人的高低贵贱之分；如果某女子无偿出嫁，则是女子自身及其家族的名誉损失；相反则是给整个家族带来了极大的荣誉。

(三)“媒”、“妁”与包办婚俗

汉字文化论文篇(3)

从五六年起，中国也终于把自古以来就在非正规埸合下使用的信手字、简笔字、手抄字，正式代替了正规场合使用传承了一千多年的楷体汉字而名之曰简化。当时的简化字共515个。64年又偏旁类推简化了共2238个。因为汉字的常用字也不过三、四千个。一部《红楼梦》总共只使用了四千二百个不同的汉字。所以，汉字简化的结果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对于我们这些当时已读完大学的人来说，不啻又成了半文盲。所幸简化字中的许多字，在平时的手写字中就见过或使用过，所以，还能勉强应付。但对于新一代人就等于和56年以前的一切文献断了联系。与继续使用传统汉字的中国人，人为地制造了文化的分裂。

对于为什么要进行简化，今天说得最多的就是：“汉字产生以来，就在不断简化。字体由大篆向小篆，再向隶体楷体演变，多数字有某种简化的意义。”（《学术双周刊》8月20日刘辰文）什么叫‘简化的意义’？这几个字说得不明不白、羞羞答答。这还不如周有光来得直白。周先生当然是主张简化的。他先说汉字的发展就是笔划的简化。后来又改口说：汉字的发展笔划上有繁有简，但以简化为主。因为显然，如果只说汉字的发展就是简化。不仅有悖常理，也有悖某些文字变化的明显事实。所以，说有繁有简，以简化为主。就留有余地得多。这也是刘辰先生为什么说‘简化的意义’而不说‘笔划的简化’的原因吧！但是当初讲简化汉字时以及当今叫做《汉字学》或《文字学》著作中，却是没有这样留有余地，全都众口一词地，甚至举例说明：‘汉字的发展趋势就是笔划的简化’。既然有举例、有实证这事就好办。那么我们也来实地调查一番。

九十年代后期我用《中国书法大字典》做样本，进行了一次统计调查。为什么要选用这本书来做调查？一者因为它太普及了，谁都可以对我的调查统计结果进行核查；二来它既收有楷书、隶书、小篆也有大篆，比较起来是很方便的；三是它各种字的数量较多与同数字总量之比较大，有足够的代表性；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随机抽样，因为它的本意并非用来供研究字体笔划发展规律的，所以它有足够的公正性。调查的结果是：

一．小篆隶变的可用字共3657个（占许慎《说文解字》9353个字的三分之一强）其中隶变后增笔划的共2671字占有效样本的73%，减笔划的共426字占12%，笔划不增不减的共560字占15%。

二，字典中共有可用的籀文（大篆）808字与相应的小篆相比，其中小篆增笔的488字占61%，减笔划的72字占8.9%，不增不减的共248字占30.1%.

三，又取李圃所著《甲骨文选注》后附“正文所收甲骨文字检索表”中所收字共269字（约占已认知的甲骨文总数的1/5）。与相应的今文相比增笔划的共214个占80%，简笔划的共17字占6%，不增不减笔划的共38字占14%。

四，研究甲骨文的陈炜湛先生（中山大学）说：“甲骨文是正在发展变化中的一种文字体系。我们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甲骨文，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它，……就单字而论，在273年中甲骨文字逐渐趋向繁复，是由简到繁而不是由繁到简。

五，从《说文》所收汉字总数9353个到《康熙字典》所收汉字总数47035个。一千多年间汉字增加了三万七千多个。而与正体字并存信手字，简笔字，充其量也不过两千多个（亦即含偏旁类推）。

所以通过实地调查。所谓汉字从大篆到小篆到隶变到楷书的发展中。笔划减少的最多也不过只有百分之十的汉字，而笔划增繁的却有百分之六、七十！某些文字学家们的汉字发展就是简化或者周有光所谓的汉字变化有繁有简，以简化为主的论断都与实际情况不符。

不过，也有一些文字学家误读了古书，把《说文解字叙》中的一段话作了错误的理解。这段话说：“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 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奏同之，…… 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滌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戌，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在这段话中涉及文字演变的有两处。其一是大篆亦即籀文变为小篆用了“或颇省改”四个字；其二是由小篆改隶书用了“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于是一些文字学家们以为省改和约易就都是笔划的简化了。其实，文字字体书写的变化与书写工具的变化有很大关系。甲骨文是用刀刻的，所以直划远多于曲划或弯划。至大篆时，已有硬笔出现。(传统的“筆”，竹字头下的“聿”在甲骨文中就像一支手拿着一支硬笔，不过后来把向下笔的竹叉改为两个横划罢了)所以，现在考古发现的战国简和秦简规整的直划和弯划、曲划、圆划就多起来。到汉简时已有毛笔出现，所以才有了粗细不一的笔划。那么既然通过我们的调查小篆比大篆的笔划增笔多达60%而简笔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则“省改”显然不是指笔划的增减。1934年徐文镜编的《古籀汇编》之凡例中称“本编说文提行字为2445字……古籀重文27772字”这也就是说每个字有十多个字的异体重文。许慎当时或者看不到这么多的重文。但是，五、六个总是有的。所以他才说“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或‘颇省’……。此处的“颇省”显然是指不与秦文合的大量的异体重文。至于“改”则完全因为李斯是位硬笔书法家。小篆完全出自他的手笔，他对大篆的字形有较大的改动。许多直笔都改为圆曲的笔形。这就是“改”的实义。把上下文放在一边单独孤立地把“或颇省改”定位于笔划的简化，这是误读古书的一大谬误。是有意还是无意只好付诸公论了。

至于小篆改为隶书的“以趣约易”，更是成为一些文字学家解释隶变是笔划简化的‘铁证’。通过调查我们已经知道隶变的增笔划为73％，简笔划仅为12％。而且，许慎下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古文由此绝矣”。如果大篆改为小篆是笔划的减省，小篆隶变又是笔划的简省。那么为什么许慎不说大篆改小篆是古文由此绝矣！而偏偏于隶变却说古文由此绝矣？所以，许慎认为隶变的主要特征，显然不是笔划多少的变动。况且《说文》是许慎用隶书写的小篆字典，他对隶书和小篆这两种文体必定都是非常熟悉。他当然会知道隶变后的笔划有增有简。如果他在论述中只提简化的趋势却不提繁化的趋势，以为隶变的‘约易’仅指笔划的简化，岂非明白人说瞎话，何况那时他也不是要提倡简化字，何苦为简化打前锋？而昧着良心说假话？

“约易”并非成词，所以二字必各有所指。小篆的作者都有名有姓，而隶书则不是什么固定的人完成。以大篆与隶书相对照，则隶书颇有保留大篆直笔划的地方。所以，此处的‘约’有‘约定俗成’之意。也就是隶书早已在吏、民间流行。故汤可敬先生解‘趣’为‘适应’就至为恰当（汤可敬著《说文解字今释》）。至于“易”则指书写容易便捷。具体说来，就是一改古文与篆书图画式的，圆弯曲笔，而为直笔划，同时各种逆顺倒笔如自左至右的笔划改为‘撇’，自下而上的笔划改为‘挑’等。总体上将杂乱多变的笔画，规范为横、竖、撇、点、捺、折等六种基本笔划所组成的偏旁部首，完全改变了古文中圆曲和反手的笔划走势，以适应毛笔发明后书写快捷的需要。这从至今发现的南北两方的二十余万块秦汉及三国时代的简牍中，可以看得至为明显。从此结束了一千多年古文的汉字形走势，开创了今后两千多年汉字的基本字形。这才是‘古文由此绝矣’的基本含义。具体说来如将一笔圆、椭圆、长圆、扁圆增为三笔的方框；将难写的上曲线、下曲线增为两笔的左撇右捺；将两笔的U形口，增为三笔的方形口；将两三笔的日、曰增为四笔的日、曰；将一笔的左右下弯，增为两笔的折；将一长画弯曲，截为两三短直笔；将一两笔的蛇形弯、迷宫弯、胎儿弯和蝌蚪弯分别增为三、两笔的弓、厶、巳和已；将一笔的上、下、左、右开口框均增为两直笔的框；将一、二、三笔的纽丝和绞丝增为三和六画的纽丝和绞丝；将两笔花瓣样弯曲的虫增为六笔；将三笔弯的木、禾增为四、五笔的木、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恕不一一概述，有前列统计数字为证。笔画虽然增加了，但却好写多了。这也就是“约易”而不是“简化”的实情。此外，当然也有少数部首偏旁是减笔．如：水旁由五笔改为三点；皿旁由七笔减为五笔等，惟其数量不过十之一、二。

对于小篆变隶书的隶变其性质如何?比（清）大文字学家段玉裁和现今的一些专讲简化的汉字学家对此作正确阐释者大有人在。如《说文》夹注引班固的话说：“今之隶书而无点画俯仰之势”。这个无“点画俯仰”之势，实在是道出了隶书易写的三昧。又如《晋书卫恒传》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日隶字，汉因之，隶书者，篆之捷也。”将篆书的圆笔曲笔与弯笔的俯仰逆顺说成“难成”，而将隶书的直笔顺行用一“捷”字概括，也可说是一语中鹄。此外，如近人(清)赵翼的《陔余丛考》称：“时以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务趋便捷，故日隶书。”也不将隶变曲解为笔划的简化。所以，文字的发展，用简化来概括是完全错误的。这不仅是汉字如此，就是世界任何一种文字的发展，也可以概括为以繁化为主。

汉字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辞书；简化字；辅文

中图分类号：H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158-02

辞书对于读者规范使用简化汉字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从简化汉字的使用来看，一些辞书（如《汉语大字典》）明确说明了文中收录的简化字字头所依据的标准，但一些辞书没有明确说明，且在某些字简化与不简化上，几本辞书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可能会对读者在简化汉字的使用上造成错误的引导。辞书功能的发挥是由正文和辅文共同完成的，辞书中的介绍性、说明性、检索性、参考性辅文有助于读者明确辞书的编纂目的、体例等，从而提高使用效率。从辅文的编纂来看，尤其是一些重刊的古代辞书，在说明性辅文和检索性辅文中，常有些缺漏或不当之处。本文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说文解字》、《大广益会玉篇》为例，对这一现象作一分析，以期能引起辞书编纂者的重视。

一、关于《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简化字

《现代汉语词典》[1]（第5版，以下简称《现汉》）中，下列106字都做了简化。

注：（1）表中的字按《简化字总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分类，按其顺序排列。

（2）《现汉》中的简化字，凡是没做特别说明的，只简化了单元格中所述内容，其他部分与对应的繁体字相同。

（3）“”简化为（左目右间），“”简化为（上狱下鸟），“”简化为（左鱼右师），“ ”简化为（上既下鱼），“”简化为（左讠右戋），“”简化为（左钅右长），“ ”简化为（左钅右麦），“”简化为（左钅右达），“”简化为（左钅右黄），“”简化为（左钅右卢）。

（4）“”在《简化字总表》中简化为“恶”；“”在《现汉》中做“姓”时简化为（左纟右泉），做其他义项讲时是“线”的异体字。

1986年国家语委重新的《简化字总表》的注释⑦说：为避免宁（zhù）字与的简化字混淆，宁（zhù）简化为“ ”，由此，从宁（zhù）的四个常用字简化为“伫、苎、贮、”， 加上表中2235个简化字，实际简化了2239个。该表特别指出：“凡是不符合《简化字总表》规定的简化字，包括《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简化字和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简体字，都是不规范的简化字，应当停止使用。”1988年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署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又收录了80多个超出《总表》的类推简化字。1999年国家语委的《GB13000.1字符集汉字字序表》又收录了30多个新的类推简化字。根据后定法优于前定法的原则，现在法定的简化字就是《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加上《现代汉语通用字表》、《GB13000.1字符集汉字字序表》新类推出的简化字。在这三个字表中，上述文字并没有简化。

作为一本影响广泛的工具书，《现汉》应该模范遵守国家有关语言文字的法律法规，然而在简化汉字的使用上，这本意在引导大众使用规范语言文字的辞书本身却没有遵守规范。《现汉》的《第5版说明》中说：“在新的规范没有公布之前，对原有规范尽可能做到既全面贯彻执行，又对其中学界公认的不妥之处作适当处理，同时争取做到尽量符合即将出台的新的规范标准。”这条编纂条例中，如果要全面贯彻执行原有规范，就不能对所谓的“不妥之处”作处理；如果对“不妥之处”作了处理，就不是全面贯彻执行。这里存在完全遵守现有规范和突破规范的矛盾，二者不可兼得。其中所说“即将出台的新的规范标准”指的是《通用规范汉字表》，而编者在2005年认为这个字表“即将出台”，要尽量符合这个新规范，时至今日，这个字表仍然没有正式，可见编者在对待规范上的主观和武断。退一步讲，既然做了超前的工作，《现汉》就应当把突破现有规范的简化字全部列出来，明确告诉读者这些字在已经的规范中没有简化，以供读者使用时自己判断，而不是把突破现有规范的简化字和符合规范的简化字混在一起模糊处理。

二、关于《说文解字》的《前言》

《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附有殷韵初先生所做《前言》，此《前言》对读者的帮助不言而喻，其中一处与事实有出入。

《前言》讲了徐铉对《说文》所做的五项增改，谈到“增改之三”时说：“增加反切。许慎时代尚无反切，故注音仅云‘读若某’而已。徐铉始据孙唐韵加注反切于每字之下，但与汉人读音不符。”[2]3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徐铉是使用反切为《说文》注音的第一人，这与事实不符。徐铉在上表中说：“《说文》之时，未有反切。后人附益，互有异同。孙《唐韵》行之已久。今以孙音切为定，庶夫学者有所适从。”[2]321从现存的《说文》本子来看，在“大徐本”之前的《说文解字系传》（又称“小徐本”）注音时大部分用了反切，采用的是朱的反切系统，这个系统与《唐韵》不同。可见，徐铉见到的《说文》是有反切的，在他之前就有人用反切为《说文》注音了，但这些反切所属的音系不同，多有不同之处，为便于读者使用，徐铉就根据通行时间较长的《唐韵》来修订《说文》的反切。本条可以表述为：修订反切。许慎时代尚无反切，故注音仅云‘读若某’而已。后人附益，互有异同。徐铉据孙《唐韵》修订每字反切，但与汉人读音不符。

三、关于《大广益会玉篇》的《检字》

《大广益会玉篇》（中华书局，1987年版）所附的《检字》[3]中有一些缺漏，列举如下：

一是字头错误。如“九”字同时出现在“二画（丿）”和“三画（丿）”下，正文中“九”和“丸”都在133下右，此处“三画（丿）”下的“九”应为“丸”。

二是页码错误。如“八画（丿一）”下的“制”，标注“80上右”。正文中该字在“82上右”。

三是顺序错误。如“十五画（丿丶）”下的字全部排在了（一）之后，按照《检字表》的排列规则，这些字应排在（丿丿）之后。

四是字头笔画数和其归入的笔画数不符。检字说明中说，为便于查对，字形一律保持原状。“”字《玉篇》中作“”。字头是“”，应排在七画（一）下，却排在了八画（一）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各种类型的辞书在简化汉字的使用上，应当以编纂时已施行的最新语言文字法规为准。特别是那些面向普通读者的，对教学、出版等领域具有较大影响的辞书，更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有突破规范之处，应当把这些地方详尽地列出。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应修订《简化字总表》，把1986年后的文字规范中新的类推简化字加入《简化字总表》，以便于辞书出版单位更准确地使用简化字。辅文在读者了解、使用辞书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辞书编纂者不仅要重视正文内容的准确、完整，也应该重视辅文的编纂，对于辅文中存在的缺漏，再版时应及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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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汉字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何九盈 汉字文化学 导读 现实意义

何九盈（1932年--），湖南省安仁县人，中国古汉语、汉语音韵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其主要著作有《古汉语音韵学述要》《上古音》《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等。

一、《汉字文化学》之结构内容简介

《汉字文化学》从总论、本体论、关系论三个方面着眼，较为完备地地阐述了汉字作为一个符号和信息系统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总论部分主要对汉字文化学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发展现状进行概括，呈现给读者一个宏观的视野。本体论部分作者则立足于汉字本身，通过对汉字的结构形式和其声符中存在的文化因子的分析，进而说明汉字形体和音读所具有的文化功能。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即关系论中，主要通过论述汉字与汉语和其他文化内容的关系来说明汉字文化不是孤立发展的，它处于一个与其他事物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过程。本书不仅对汉字的历史和特征作了详尽的描述，还对以汉字为载体的辉煌文明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论述，从而展现了汉字文化的方方面面。

二、《汉字文化学》之学术和思想价值概述

《汉字文化学》一书强调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汉字文化则必然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研究汉字文化要把汉字置于民族文化背景之下，对汉字的本质及改革历史做出客观科学的评价。本书具有丰富的学术和思想价值：首先，本书倡导用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对待汉字文化的研究，汉字文化学还处在一种建构的过程中，这一学科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准确的定性，所以在其发展的过程当中要敢于提出新的想法。其次，本书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在肯定前人的研究价值的基础上，也对其中某些观点进行大胆地质疑和反驳。例如，唐兰先生认为，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包括训诂和音韵。何九盈先生则在本书中指出让音韵学和训诂学完全独立于文字学之外是不符合辩证原则的。因为汉字学的研究要注重与其他文化现象产生融合从而进行综合全面的研究。再次，本书对汉字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也有独特的思考。该书提到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可以用现代思维方法去构建理论框架和理论规则，但在具体的探讨古文字的造字原理时，就要用一种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去构建一个“历史的话语场”。例如，本书说明了《说文解字》为何要说“羊，祥也。”这是因为在原始社会中，曾经有过羊图腾崇拜，所以羊才会是吉祥之物。最后，本书还惯于站在独特的角度和运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去探讨汉字的文化精神。例如，本书认为每个汉字的内部结体要不偏不倚、均匀方正体现的是“中庸”精神，汉字的“随字变转”“各有别体”等特征体现的是“和而不同”的精神，而汉字形体注重主客体高度结合的特征则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精神。

三、《汉字文化学》之时代价值刍议

汉字文化学还处在一个萌芽阶段，关于其研究任务和研究方向以及研究方法等都还没有被系统的阐释。而本书正是主要围绕这些内容展开。本书认为汉字文化学的任务为“阐明汉字作为一个符号信息系统，它的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1]（P74）这一说法的提出既肯定了汉字本身深层的文化属性，还说明了汉字文化学的研究重点在于“汉字”，它便不同于文化语言学。书中也提到，汉字文化学与汉字学也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古文字的研究在于解读汉字和通向历史，而汉字文化学主要对古文字进行文化分析，并进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如此一来，汉字文化学的研究任务也就有了较为清晰地界定。另一方面，从汉字文化学产生的理论背景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本书的时代价值。一直以来，人们对汉字的研究往往只是局限于汉字的字、形、义三方面，如此诚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却没有对汉字的意义进行深层挖掘。本书则把汉字置于民族文化之中，不仅运用汉字自身的形音资料探求其蕴藏的文化因子，还把汉字文化及其外部关系作为研究目标，进而把汉字的性质全面和全新的展现给大家。汉字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它的存在是具有价值的。但自清末以来，随着列强的侵入，中国的政治经济陷入衰退，随之汉字也被用来与西方的拼音文字进行比较并饱受轻视。故本书提出研究汉字文化的目的不仅在于挖掘汉字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宝藏，推动文化的完善和发展，还在于让中国人乃至全世界都能看到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消除那些“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等轻视汉字的谬论。

四、结论

《汉字文化学》是何九盈先生在总结前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自身独到的批判态度和创新意识完成的一部著作。何九盈在《汉字文化学》中提到的汉字的文化功能以及汉字与其他文化内容的关系的相关问题，无疑都会对当下的汉字文化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汉字文化学》是一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理论著作，其作者本身的勤勉治学精神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尽管在本书中存在些许不足之处，但是它的出现无疑会对当下以及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汉字文化学这门学科是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且正处于一个建构的过程，它的发展还需要我们努力而为之。

【参考文献】

[1]何九盈，汉字文化学[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2]王治功，释家[J]，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83，（2）

汉字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 词汇 汉字

近几年，对外汉语文化教学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并开始朝着与汉语各语言要素相结合的方向发展。由于词汇和文化之间直接密切的联系，与语言要素相结合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的论文著作大多集中在词汇教学方面，而汉字教学方面相对较少。本文从词汇、汉字两个方面对语言要素与文化教学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词汇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词汇是一个语言的基础，对社会文化的反应极为敏感，接受文化的影响也极为充分和突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学习某种语言的词汇就意味着接受一种文化，接受一套概念和价值”。一个民族的语言中有不少词语负荷了文化意义，缺少该民族的文化体验就会给理解带来障碍，我们称这种词为“文化词语”。因此，在对外汉语文化词语教学中应当注重文化的导入。而这就涉及文化词语的界定和分类问题。

张高翔先生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一文中从三个方面：相对于词语直观的字面意义、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文化意义的附加性出发对文化词语进行了界定，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特指那些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能直接从字面上了解其含义，具有固定的文化附加意义的词语。”

“文化词语的分类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①，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教师对文化词语进行区别和选取，以及针对性的备课和教学都需要词语分类的支持。孟子敏先生曾根据自己对文化意义的理解，把文化词语分成三大类，即褒义与贬义词、口语与书面语及语言意义转化或消失之后产生文化意义的文化词语。梅立崇先生在《谈文化与词汇教学》②一文中大致将汉文化沉淀丰富，会给留学生的日常交际带来影响的词汇成员分为非等值词（指不同语言中无法对译的词）和不完全等值词（指在不同语言中意义、用法、色彩不完全相同的词）两类，并举例进行了讨论，例如“饺子”、“馒头”、“久仰”、“破釜沉舟”、“看”、“谢谢”等。还指出：“语言中有些词除了字面意义之外，还渗透着文化内容的内涵义；内涵义包括象征义、联想义、补充义、伴随义、情态义等。例如鸳鸯，因为总是成双成对，所以象征忠贞的爱情和恩爱夫妻。”王国安先生③则把文化词语分为以下五类：表现中国独有的物质文化的词语，如月饼、旗袍；表现中国独特的精神文化的词语，如禅让、道；反映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词语，如上书、举人；反映中国独特自然地理的词语，如梅雨、乾坤；反映中国独特的风俗、习惯的词语，如重阳、踏青。不过目前国内文化学者多采用文化结构的四层次说，将文化词语分为物态文化词语、制度文化词语、行为文化词语和心态文化词语四类。

如何将文化因素与对外汉语词汇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呢？这至少涉及文化词语的选择、文化词语的讲练方式和文化词语的测试三个方面。

目前，不少国内的对外汉语教材中都只是通过中英文对译对词语进行解释，忽略了其文化内涵及其所带来的不等值性。不少教师则在课堂上或不谈文化，或根据自己对文化词语的领悟进行区别和教学。这就使得文化词语的教学呈现一种混乱的状态。徐文静在《词语・文化・对外汉语教学》一文中从词语项的缺位、词语的概念分类范畴、词语的文化背景知识、习语及习惯表达等四方面对教材中词语的英文注释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指出了简单对译的不足，需要将文化因素引入并进行改进。该如何改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的问题。

文化因素一般包括词语的文化成因、观念文化、文化背景知识和句义预设四个方面。④对于如何将文化教学与词汇教学的关系问题，陈光友在《汉语词汇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一文中提出应该注意适度原则。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必定还是语言技能的培养，文化因素的导入只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习掌握汉语，而不是削弱语言课的教学。事实上“适度”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文化词语的选择问题，什么词必须讲，什么词无须多讲。不同的文化词有不同的教学处理方法，我们需要一个详细的标准对它们进行选择和分类。卢华岩从词语文化内涵、句义预设、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三个方面出发，对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教学对策进行了分别的讨论和研究，但仍缺乏一个量化的分类和分析。我们已经明确文化不是语言学习的主要对象，而只是辅助语言本体学习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汉语中的文化词语浩若烟海，如何阶段性地在它们中间进行取舍，并进行分类教学，是我们现在应该研究的重点。陈树峰提出通过隐喻进行词汇的文化内涵教学。但我认为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同一事物经过隐喻可能得出不同的隐含义。在文化词语教学中，我们需要着重讲解的是隐喻的结果，即该词所隐含的文化义，没必要非把隐喻引入词汇教学不可。另外，陈娟还研究讨论了对外汉语新词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⑤新词语是社会生活变迁、民族文化发展对语言词汇系统产生影响的结果，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然而就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现状来看，新词语的教学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我们应当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改进和推进词语甚至整个语言的教学。而对文化词语的测试，大都侧重于语用功能方面，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揭示其隐含的文化意义。我们需要将文化词语的文化隐含义提出来并体现在测试中，使“语言教学与文化导入相得益彰”。⑥

目前对外汉语词汇文化义教学的研究朝着类别化的方向发展。称谓词、植物词、身体部位词、颜色词、数字词生肖动物词等是其研究的重点领域，尤其是称谓词。中国重人际伦理关系的思想观念造就了汉语中庞大复杂的称谓词体系，丁夏的《称谓与文化――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看汉语称谓词语》（《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0卷第4期），周悦娜的《本是同根生――浅析汉语称谓语与中国礼仪文化的密切关系》（《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9月），都对称谓词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研究。岳长顺在《“同志”及其文化内涵》一文中更是对“同志”一词文化内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生肖作为中国独特的民俗文化也在汉语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生肖中的十二种动物都隐含着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例如中国的“龙”，它是无法用英语的“dragon”来诠释的。赵静在《小议中国的“龙”俄语中“Дракон”――从文化不可译现象谈文化词语的对外汉语教学》一文中对龙进行了细致深刻的研究讨论，并强调词汇教学中应当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授。毛海莹更从隐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生肖语言的文化隐含义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引用。

综上，目前文化词汇教学的理论研究硕果累累，但缺少文化词汇教学方面的实践性研究成果。我们需要将文化引入词汇教学，但是怎样引入，哪些词在什么阶段引入，怎么引入，这些都是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讨和研究的问题。而且尽管专家学者一再强调需要把文化引入到词汇教学，但事实上国内的教材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生词表上的注释一般都采用对译的方法，而且往往是一对一的翻译，这样会使留学生形成外语和母语的词汇之间一种一对一的错觉”，⑦这对外语学习是非常不利的。

二、汉字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财富。只停留在读音、写法及意义上的汉字教学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丧失学习汉语的乐趣。我们必须将汉文化的传播与汉字教学结合起来。以下三篇关于汉字文化教学的文章都主张汉字教学中必须融入文化教学。

赵宁在《从中国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汉字教学》一文中举例讨论了如何结合文化因素进行汉字教学。例如“册”字，“形如一根绳子将几片竹子穿在一起，这就是古代‘书’的形象”。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人使用竹木作为书写材料。文中还提出：“结合文化因素讲解汉字时应该遵循‘适度、适量、适当’的原则。”尽管文中给出了“三适”的定义，但是怎样才算是适度、适量、适当，仍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哪些字需要结合文化因素进行教学，哪些文化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都需要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讨论和分析。哪些文化内容符合现阶段学生的语言水平，更是需要在实践中进行研究讨论。

朴兴诛在《对韩汉字文化教学》一文中提出：“从汉字入手教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教汉字，可以得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并举“姓”、“氏”、“婚”、“娶”、“墓”、“葬”字说明汉字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内容。但是文章没有谈及如何将在汉字分析中知道的文化内容导入到汉字教学中，这些都需要对外汉语教学一线老师在实践过程中进行分析研究和总结。

余志鸿在《汉字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兼评安子〈介解开汉字之谜〉》一文中从另一个角度，即汉字的认知功能出发研究讨论了汉字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汉字不仅仅反映汉语言文化，更能动地作用于汉语言文化。汉字的认知功能还体现在分类和抽象上。“汉字的部首和偏旁基本上反映了汉人划分世界的几个基本大类”，例如人类（包括人体、动作、情感、心理等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学习汉字是在认识汉民族的世界。而部首和偏旁本身就是一个“类”，是抽象的结果。例如，“机”字，最早指织布的木质机械，后来抽象排除了“织布”“木质”等义项，开始形成一个范畴，“泛指一切机械而成为了准后缀”。这给解决汉字教学瓶颈问题提供了一个研究方向。文中还分析了安子介先生为解决外国人学汉字难的问题而提出的“部首切除法”，指出：“这个想法固然大胆，但实行起来显然会有问题。”

学者们都认同“必须将汉字教学与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这个观点，但对于如何将文化因素导入汉字教学实践、将哪些文化内容导入汉字教学则需要更多的讨论和研究，以有效地将汉语和汉文化推向世界。

注释：

①⑥张高翔.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7，（1），3.

②梅立崇.谈文化与词汇教学.语言文字应用，1993，1.

③王国安.论汉语文化词和文化意义.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1996.

④卢华岩.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语文化内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174）.

⑤⑦陈娟.对外汉语新词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语言教学研究，2009，7.

参考文献：

［1］张高翔.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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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光友.汉语词汇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语文学刊，2009，12.

［6］陈娟.对外汉语新词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语言教学研究，2009，7.

［7］徐文静.词语・文化・对外汉语教学.语文学刊，2002，6.

［8］梅立崇.谈文化与词汇教学.语言文字应用，1993，1.

［9］卢华岩.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语文化内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174）.

［10］陈树峰.隐喻与对外汉语词汇的文化内涵教学.考试周刊，2007，26.

［11］赵宁.从中国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汉字教学.语言教学研究，2009，9.

汉字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汉语拼音 发展变化 拼音化 可行性

根据权威部门公布资料：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

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

目前大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国字。所有这些汉字拉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1949年，吴玉章给写信，提出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间收到各种汉语拼音方案1600多个。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1、汉字笔画式。2、拉丁字母式。3、斯拉夫字母式。4、几种字母的混合形式。5、速记式。6、图案式。7、数字形式。

经过反复研究酝酿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并最终将汉字“拉丁”化。

一.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演变

古代没有拼音，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中国的回族不学汉字，学习阿拉伯语，但他们用阿拉伯文的字母来拼写口语（汉语），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拼音。

元朝，蒙古统治者用改变了的藏文字母来拼写汉语等语言，叫八思巴字。虽然不是专门拼写汉语的，但是，也算汉语拼音的一种。

明朝，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是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

清末明初，出现了用简单的古字表现汉语语音的拼音方式。

民国年间，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现在台湾依然使用。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拉丁字的拼音运动，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运动结合很密切。

共和国成立后，汉语拼音方案：1955～1957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订，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承认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二.汉语拼音方案的发展现状

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已经有了用以"范正汉字读音"并借以统一国语的注音符号（1913年制定，1918年公布实施）。

注音符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法定的拼音字母，它的公布和使用是汉字注音走向拼音化的开端，但是注音符号在当时的人文背景中采用的是传统的民族式的字母（楷书的篆文古体字），从文字发展的角度看它不符合世界大多数文字发展的拉丁化趋势，在科技应用和文化交流上受很多限制，另外符号本身也没有彻底音素化，其中有好几个韵母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更小的语音单位，如ㄢ（an）、ㄣ（en）、ㄤ（ang）、ㄥ（eng）、ㄠ（ao）、ㄡ（ou）等。

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88）中指出："辛亥革命之后，产生了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小学普遍推行过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有过一定的贡献。尽管今天看来，注音字母还有不少缺点（例如，作为各少数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础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显然远不如拉丁字母），但注音字母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对于近40年来的拼音字母运动，注音字母也起了开创作用”。

当时，面对注音字母公布后的种种批评，以及主张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的呼声，国语统一筹备会根据钱玄同的提案，照章正式成立了一个"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由11位委员组成，其中的核心成员是：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林语堂、汪怡。

由于赵元任、钱玄同等事先在理论上、实践上作了充分准备，一年之后，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就提交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两年后，由国民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院长予以正式公布，定名为“国音字母第二式”，原注音字母则相应地称之为“国音字母第一式”。

国语罗马字是中国汉字改革汉语拼音化运动中，由政府公布的第一套音素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它完全采用了现成的拉丁字母，不用附加符号，不另造新字母，并首先提出了按词连写等问题，文字体系完整，符号观点也趣于国际化。

"国罗"公布之后不久，社会上就涌现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上海、西安、武汉、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先后成立了不少研究拉丁化新文字的团体，在众多的方案中，以"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最有名，流传也最广，甚至传播到诸如法国里昂、东南亚泰国、新加坡等华侨学校。"国罗"、"北拉"以及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拟订的各种拼音方案，为50年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判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所以我们说，《汉语拼音方案》是近60年来国人创制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三.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和组成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1955）之后，为了配合推广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加快步伐，第二年就发表了供讨论用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6），同时发表的还有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两个草案，经过广泛的讨论，征集了各方面的意见，“文改会”认真地作了审议和修改，又提交了一个修正草案（1957.11），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正式公布实施。

汉语拼音方案采用了世界上通行范围最广的26个拉丁字母，方案的设计构思、字母和语音和配置关系及其拼写方法，可以根据方案内容分六个部分来介绍：1.字母表，规定字母的顺序以及字母的汉语音值（略）;2.声母表，规定汉语音节开首的拼写单位（略）;3.韵母表，规定声母之后的拼写单位，一声一韵，前声后韵就构成一个音节（略）;4.调号和标调规则，规定构成一个表义音节必要的组成成分――声调的表示方法（略）;5.隔音规则，规定分词连写时分隔音节的规则（略）;6.省略规则，规定声韵相伴时基本韵母拼写形式的变化（略）。

四.汉语拼音方案可否代替汉字

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

提倡和支持汉字拼音化的人当然认为是必要的，激进者如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甚至以为迫切到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地步。这与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有关，要破除一切旧的东西，古老的汉字当然首当其冲。如：鲁迅的“不读中国书”，它明显带有“五四式”的偏激。

除去背后的文化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就汉字拼音化作一个语言理论上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拼音化在语言理论上的根据似乎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汉字难学、难用，不经济，除此而外汉字优势地位不可动摇。

1.由于汉字本身具有独特的表意性，在学字的同时，这个字的词的意思也就基本上掌握了，也就是说，由字到词的学习阶段基本不构成阻力。

2.古老的汉字本身承载了很多文化信息，在学汉字的阶段还能获得很多附加的知识。比如汉学中的《小学》，其实就是汉字学，里面就大有学问。这个是表音文字没法相比的，也没有可比性。

3.由于汉字的表意性，使得汉字具有独一无二的艺术性，这样珍贵的东西，值得保护，一心琢磨着怎样废除它，是不是有点暴殄天物？

4.汉字的难学究竟造成了怎样的恶劣影响，本文不敢苟同，如果硬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汉字，我看可笑至极。

另外，现代提倡拼音化的人还有这样一种论调：20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汉字的落后。这种观点也颇为奇怪。20世纪（包括20世纪后）中国文学整体品质不高是事实，尤其是建国以来，很少有摆得上台面的作品和作家。可是，有什么理由拿汉字来说事呢？被国人津津乐道的《红楼梦》不是用方块字码成的吗？事实上，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史，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30年代，中国文学出现了进入黄金期的迹象--曹禺的戏剧、沈从文的诗体小说，穆旦等人的诗歌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象《雷雨》、《日出》、《边城》这样的作品，放在世界文学之林，也会有自己的位置。这些优秀的作家在进入新中国后，要么不能写作，要么写不出好东西……反思中国文学的人不去这里找答案，却抓着汉字不放，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造一个成体系的文字系统其实并不难，甚至另造一种语言也不是不可能。比如在实验室里造出来的世界语，虽然因为没有使用的现实土壤而没能更广泛地传开，但是它是公认的最合理，最科学的语言。

汉字的拼音化必须依托汉语为基础，也就是说，拼音化不得损害汉语（包括汉语的发音体系和语法体系）。那么，汉字拼音化之后的拼音文字就面临一个怎样与汉语接轨的问题。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现代汉语是由古代汉语（即文言文）发展而来，保留了不少古代汉语的因子。古汉语在语言学上属于“字语言”，即，语言的最小单位是字而不是词，每一个字相当于一个词。这种语言用表音文字记录基本上是不可行的（如果硬要强行的话，势必产生极大的混乱）。现代汉语虽然被认为是“词语言”，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它还保留了大量的文言文的痕迹。所以，在拼音化的过程中，必然遇到很多障碍。这是汉字拼音化必须克服的一个问题。如“字语言”文学的典型代表古诗词，一字一意，拼音化怎么解决？

此外，在讨论用拼音文字取代方块字时，很多的问题更不应该被忽略。拼音文字推行后，传统的古籍怎么处理，基础教育涉及到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化、文学时，怎么处理？如果用拼音文字--就只有把文言文先翻译成白话文，然后再用拼音文字，这样，艺术性强的诗词基本上就废了，而典籍文献，根本不可能读原版，这是文化的灾难。

总而言之，汉字拼音化的可行性还需要论证，现在远远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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