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论文篇(1)

语言是社会发展过程中进行信息传播的基础，而长期以某种文化为引导，慢慢形成特定的语言表达习惯。中国人语言表达的时候，对于自己不同意的事情，会以直接或者不直接的方式进行意见的阐释，但是无论多么委婉，但是最终还是将自己的反对意见表述出来。而日本人在遇到自己不是很同意的事情的时候，往往会以含糊的方式去表达，比如可能你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在中日语言表达的过程中总是以怯生生的方式去表达，这不仅仅与日本人学习精神有关，还与日本语言文化之间有着很大的关联。

二、中日语言文化之间的对比

1.汉语的文化特点

汉语的字形结构与表意作用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其保留至今的主要原因，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汉语都能够以这样的特点去满足信息交流的需求，因此可以成为现阶段唯一存留的表意文字。汉语中的象形字能够以近似图画的方式来展现，有着比较强的视觉感，无论出于何种语境，都可以很好的表达字意，偏旁部首的存在就集中体现了汉语象形字的魅力。古时候养蚕兴起的产业，都与丝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纺织，绘绣，绳等汉字都与原始的产业存在着关联性，甚至在很多字形分析的过程中。因此，在阅读很多古典作品的时候，如果对于语言背后的典故不是很了解，往往难以真正的去理解其含义。汉语语言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没有复杂的变格和形态变化，不会受到形态成分的影响。一般只要词汇语义搭配合适，就可以进行遣词造句。功能，内容，韵律，意会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就可以传递出语言的神韵，在意的是神似。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我国悠久文化对于语言造成的直接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将汉语界定为文化代码，其积淀着深厚的人文意识。

2.日语的文化特点

语言文化论文篇(2)

非语言交际的定义

中外学者给“非语言交际”下了不少的定义，有的非常简单，如“非语言交际是不通过言辞传递的信息”或“非语言交际是不使用语词的交际”。有一些学者似乎认为非语言交际即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如英国的Michael Argyle;美国学者Alastair Pennycook 则认为非语言交际（NVC）=副语言（Paralanguage）+身势学（Kinesics）+近体学（Proxemics）+超声音特征（Paraverbal Features）。有的学者下的定义则又很具体，如“非语言交际是不用言词表达的，为社会所共知的人的属性或行动。这些属性和行动由发出者有目的地发出或被看成是有目的的发出，由接收者有意识地接收并有可能进行反馈”。或“非语言交际指的是在一定交际环境中语言因素以外的，对输出者或接收者含有信息价值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既可人为地生成，也可由环境造就。”

非语言交际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人类交际所使用的非语言动作既有生物性特征，又有社会性（或文化性）特征。人类也像其他动物一样，受外界条件刺激时，其生理和心理都会引起本能的反映，通过表情、动作和姿态等非语言行为表现出来。这就是人类非语言动作的生物性特征。但是，人类的非语言动作，不只留在生物性特征上，在人类长期交往和实践中，其非语言动作慢慢被‘解读’形成了一套有意义的符号体系。这种符号体系，一经出现，就打上了社会文化的烙印。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行为举止必然要受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而社会行为规范往往是一脉相承的，具有传统文化的特征。”非语言交际与文化密不可分，与文化一样，除少数人类所固有的出自本能的表情和动作外，大多数非语言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是长期历史积淀而成的某种社会共同习惯。然而，文化并不总是能决定由我们身体动作所传达出的信息。动作的前后联系、性格以及相互间的关系都影响着传出的信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人有完全相同的非语言的运用姿态和神情。尽管如此，像书面语和口头语那样非语言的交流根本不能从文化、亚文化里分隔开。不管我们是否强调它们之间的不同点或相似点，非语言的交流都受到文化的约束和制约。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整套的非语言交流方式是很不相同的。跨文化研究表明，非语言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非语言的共同性是指同一人体动作在甲乙两种文化中有相同的意义。如篮球、排球等裁判员的手势和投降的手势世界通用。

文化对非语言交际的影响

大多数非语言行为都只是在它所属文化之内加以解释。非语言交际行为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同文化群落都有其特定的非语言行为模式，一种意义在不同文化中可能用不同的非语言行为表示，一种非语言行为在特定的文化中有其特定的意义。第二，什么情况下该用或不该用非语言行为，各种文化都有其展示规则。展示规则告诉我们交谈时双方应该距离多远；什么时候将目光移走；什么时候皱眉，什么时候微笑；应该大声交谈，同时伴随多种手势，还是应该娴静地交谈，交谈的速度应该怎样等等。另外，展示规则还表明可接受的行为表述的程度。第三，一种非语言行为可有三种解释：随意的、特质的和共享的。随意解释指某种语言行为没有特定的意义，特质解释指某种非语言行为对某些个人有特定的意义，共享意义指某种非语言行为对某些人有共同的意义。然而，文化之间对非语言行为的三种意义的理解也不相同，一种文化认为是随意的非语言行为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有共享意义。这表现了不同文化对非语言行为的不同理解。

跨文化交际冲突的克服策略

如何才能有效地避免非语言交际的文化冲突呢？以下几点克服策略可供参考。

第一，交际者应对支配自己非语言行为的文化规则有充分的认识。因为交际者只有充分了解并学会遵循支配自己行为的文化规则，才能去了解并在交际中适应他种非语言行为的文化规则。

第二，正确解释别种文化的非语言行为。这是建立在多种文化的非语言行为的普遍特点基础上的。不同文化的非语言行为有着普遍性或共性的特点。譬如人类表达情绪的行为方式大致相同，使得某些行为（如，微笑、哭泣、皱眉等）具有普遍相似的表意功能。然而非语言交际更大程度上具有特殊性和文化制约性。非语言行为往往能够直接反映出文化在各个层面上的特点。只有养成有意识地观察并正确解释制约非语言交际的文化规则的习惯，交际者才能够适应具体的文化、社会、场合、情景中的各种行为。

第三，交际者在对自己的文化或别种文化的非语言行为进行判断和推论时，应该避免过度概括的错误。先要进行细致的观察，然后作出试探性的解释，最后是全面和充分的概括。另外，交际者应该始终认识到，由于概括性的推论中总存在着特殊和例外的事件，因而，无论如何全面的概括，也总会存在着局限性。

第四，交际过程中，要学会调节对非语言行为差异的情感反应。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往往会对不同的气味，身势行为及体距行为等产生心理上的反应，这是正常的现象。交际者应更多地了解有关知识，做好情感反应，并在类似情况发生时，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使交际达到有效的关键所在。

第五，通过多种途径，努力从根本上提高观察、评价和恰当有效地实施非语言行为的能力。这些途径主要包括：一是生活中通过读书、阅报、看电影等加深对本国尤其是外国文化的学习和了解；二是参加涉外活动，多与外国人接触，在实践中提高对非语言行为的敏感性等。

结论

语言文化论文篇(3)

一、副语言符号的功能

副语言符号可以表达情绪、反映社会地位和个性。副语言符号的另一个功能是上文提到的替换言语信息的功能，如提及的间隔发音“wow”，“phew”，“oops”等。

(一)表达情绪功能声音可以传递我们的感彩。在悲伤、愤怒、喜悦、恐惧、厌恶等五种情绪中，听众通过讲话声音最容易辨别的是愤怒，然后是悲伤，再次是喜悦与恐惧。厌恶的感情是最难从讲话声音中判别的。人们可以从声音线索判断讲话者一些情绪，如愤怒、悲伤、反感等，讲话者的吐气、发声和发音都发生可以被感知的变化。例如，当一个人恐惧时，他的声带会收紧，发出音高更高的声音;当一个人焦虑时，他会在语码编码的过程中出现问题，从而出现停顿和结巴现象。

(二)反映社会地位声音，尤其是口音，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英国学者PeterTrudgill曾在诺里奇和英格兰地区做实地考察，他发现这些地区的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在发音上存在三个标记性的发音，这三个发音可以将他们与社会地位高的人分开。一个音是用/n/替代/ng/的发音，例如going，社会地位低的人读出来是goin;第二个是在发音中省略/h/的发音，如将hammer读成ammer;第三个是用声门塞音替代/t/音，如将butter读作bu-er［7］(P．25)。副语言符号能够反映社会地位差异的另一个方面是讲话模式的顺应现象。在通常情况下，地位低的讲话者更倾向于顺应地位高的讲话者的讲话模式。这个结论得到了Gregory和Webster的证实。他们发现在美国著名的脱口秀节目LarryKingLive中，当主持人LarryKing在采访地位高的人时，如克林顿、布什等，他会顺应这些人的讲话模式。而当他采访社会地位相对不高的人时，被采访的人顺应主持人的讲话模式［8］(pp．1237－1238)。

(三)反映个性声音还能反映一个人的个性。很多对人的个性与声音关系的研究都侧重于声音模式上。研究表明，听众会认为讲话声音大的人比讲话轻柔的人更具有支配欲。Addington的研究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如果他的声音中有鼻音，或听起来平淡或很紧张，都被认为具有不受欢迎的个性。而那些讲话声音洪亮的人被认为有活力、很活泼，语速快的人被认为较外向、有生气，讲话音高有正常的变化也就是抑扬顿挫的人被认为是生气勃勃的［9］(pp．498－499)。Zuckerman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声音吸引模式”，即人们具有这样的倾向———赋予声音美好的人积极的评价。他们发现讲话声音具有下列特点的，例如:洪亮、发音清晰、音高较低、不单调、无鼻音等，这些人被认为讨人喜欢、成功、安全、外向、尽责等［10］(pp．130－132)。影响人们对讲话者个性判断的因素还有声音的成熟度和话轮行为。研究表明，人们觉得声音带有娃娃音的人(音高较高)要比声音更成熟的人弱势、更热情、更好接近。而在话语轮转方面，人们倾向于认为主导谈话的人(掌控交流中80%左右的话语权)更热情、更友好、更聪明、更外向。在这方面，人们更容易接受女性在对话中占主导地位。另外，语境是决定人们对这种主导喜好抑或厌恶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在以完成某项任务为中心的谈话中，如商业会谈，主导话语权的人被认为具有领导能力［11］(pp．431－432)。沉默在交际中同样具有功能。它可以为人们在持续的交流中提供一个间歇，人们可以利用这个间歇思考、控制情绪、组织较长的话语或者开创一个新的思路;它可以帮助提供反馈，让话语的发出者和接收者理清话语含义;它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态度，如同意、不感兴趣、受到伤害、轻蔑等;它还可以揭示言语信息的隐含意义［12］(p．171)。

二、副语言符号的文化差异

(一)音调和重音不同的语言存在音调和重音不同。例如，汉语的每个字都有四个音调，音调的不同可以用来辨别字的不同。而许多欧洲语言通过重音来决定词意不同。例如，在俄语中，cmoúm和cmóum拼法相同，但是重音不同，前者是“站立”意思，后者是“花费多少钱”意思。在英语中，单词名词词性和动词词性的转换也可以通过重音变化来实现。例如，object这个单词，当它做名词表示物体、目标意义时，重音在第一音节上;而当它做动词表示反对意思时，重音就转移到第二音节上。

(二)音量不同文化的人用多大音量讲话习惯也存在差异。阿拉伯人喜欢大声讲话，因为声音洪亮意味着健康和真诚，而声音太小意味着弱小［13］(p．226)。以色列人同样认为，增大音量代表他们对于正谈论的问题持有坚定的信念。德国人也使用命令式口吻来表现自信和权威［14］(p．191)。相反，英国人喜欢在交谈中采用更轻柔音量。在泰国，用过大音量讲话被认为是不礼貌行为［15］(pp．31－32)。在日本，在交谈中音量过大也被认为不适宜，轻柔的声音反映良好的素养，而且，可以维护社会的和谐［12］(p．163)。

(三)语调在不同的文化中，语调被理解为具有不同的感彩。例如，沙特阿拉伯人使用语言特点是句子中的每一个单词都重读。当他们说英语时，也把母语的语调带入英语。结果，沙特人询问信息问句在美国人听起来像是质疑，而且单调的陈述句音调让美国人感觉他们对于交谈不感兴趣。因此沙特人原本出于礼貌谈话听起来却带很有冒犯性。相反，当美国人陈述事实时，沙特人认为讲话者缺少力度，令人怀疑。当美国人表达愤怒和怨愤时，沙特人却认为他们情绪很愉快、很平静［16］(pp．101－103)。

(四)特性发音和间隔音伴随交谈出现的特性发音(如笑声、喷嚏等)和间隔音存在文化不同解读。例如，马赛人用“eh”这个音表示“是的”、“我明白”和“继续”等意思。在中文里，也可以表示“我明白”，如果拖长声音，则通常表示犹豫。在牙买加，亲吻和咂嘴的声音表示愤怒和绝望［12］(p．163)，而在英国文化中，亲嘴的声音表示喜欢。“日本人在与他人交谈时经常发出嘶嘶声音或吸气声音表示尊重”［17］(p．302)。当美国人与他人交流时，他可能会发出“hum”这样声音表示自己对所谈话题兴趣，而对这个声音，中国人会理解成他对什么事感到厌恶，因为，这个音与汉语表达愤怒和不满的“哼”很近似。打哈欠和打嗝的声音在美国文化中是被认为不礼貌的。同样，如果在公共场合咳嗽或者打喷嚏，人们马上会为此致歉。在中国文化中，人们不会为像咳嗽、打喷嚏这样的声音道歉，因为觉得这些行为不能控制，但在公共场所，打哈欠和打嗝同样被认为是不礼貌行为。

语言文化论文篇(4)

1．教师的文化课教学情况教师的角色定位不准。教师在汉语语言生的中国文化课课堂教学中存在两种错误倾向:要么在授课过程中过分侧重讲解语言知识，忽略了文化知识的传授，使文化课沦为语言课;要么虽然讲的是文化知识，但全部用汉语讲解，不利用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导致学生听不懂，失去了文化课教学的意义。文化课教师必须弄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必须明白中国文化课教学不同于纯语言教学，是要以语言为工具来实现传授文化知识的学习目的。师资力量不足，教师能力不足。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课教学的课时少，分量不足，问题的原因在于专业的文化课教师师资力量不足。已有教师的中国文化底蕴不足，文化驾驭能力缺乏。有的教师由于专业原因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国文化，在讲授文化知识时只注重中国文化知识的灌输，很少考虑到教学对象的母语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际文化是有很大差别的，它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同样会产生强烈的负迁移效应。”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主动引导学生进行跨文化现象的对比教学，导致留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中国文化知识，从而削弱了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由此可见，文化课的课程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当务之急。教学手段单一。教师大多采用讲授法在封闭的教室内进行教学，没有或很少有实践活动，在利用现代化多媒体信息技术、营造中国文化环境等方面做得也不够。

2．教学模式问题目前，在汉语语言生中开设中国文化课主要有三种模式:专题讲座模式。这种方式适合汉语程度较高的留学生，在汉语言本科专业的留学生中开设还是比较适合的，而在汉语程度较低的语言生中采用此种模式是非常不合适的。传统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教师常常运用演绎的方法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特点，这样很容易形成过度概括，使学生对中国文化产生某种刻板印象。”文化教学的实践活动过少，留学生缺少实践的机会。实践课模式。有的高校认为汉语语言生对汉语的掌握程度不够，只采用实践课的模式，学习一些诸如中国武术、太极拳、剪纸、书法和中国画这类的实践课程，而没有开设文化知识课。

3．课程设置及教材建设方面文化课课时少，设置的内容不够丰富。以长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为例:汉语语言生的文化知识课每周仅有2学时的中国文化专题讲座及20学时的语言文化实践活动。目前适合文化课教学使用的教材相对缺乏，大部分高校为汉语言本科生开设的文化课采用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概况》及韩鉴堂编写的《中国文化》，而来华汉语语言生的文化课却没有合适的专门的教材，只有教师自己准备的资料或自编教材。

二、来华汉语语言生中国文化课教学改革的具体对策

1．要帮助留学生端正文化学习态度，实行分级分层次教学明确文化学习是更高层次的汉语学习，要想学好汉语一定要了解中国的文化、理解中国的文化、走进中国的文化中去。在学生汉语程度低的情况下，依托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根据学生的实际和个体差异分级分层次教学，制定低、中、高三层次的教学目标以及相应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初级程度的学生以文化实践课或者观看图片、录像、电影等多种方式来学习中国文化知识，文化教学要始终结合语言技能的操练和交际能力的培养来进行。中高级程度的学生可以采取CBI理论下的主题模式:可以就每个主题进行讨论，对中外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培养留学生的文化判断能力和鉴别能力，促进他们具备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意识，帮助他们更得体地运用语言的必备要素，而不仅仅是将中国文化的相关知识传授给他们。

2．补充师资力量，加强已有汉语教师中国文化知识方面的培训壮大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师队伍。在教师的选择上不能只招收中文专业的教师，相关历史专业、教育专业也可以胜任对外汉语教师的工作。中文专业的教师教授汉语语法上占优势，而在教授中国文化方面，历史、教育专业的教师则更胜一筹。当然，既能教授汉语言又能教授文化的双料教师才是最符合标准的对外汉语教师。

3．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中国文化课教学不能只局限于教师的单纯讲授，要将语言和文化很好地契合，要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进行教学。

语言文化论文篇(5)

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很多学生要求获得听、说、读、写四大技能。但即使这样，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交流时仍然会遇到问题。因为大多的教学及教学材料看重的是语言形式的重要而忽略了语言实际的社会意义。在教科书上时常会看到下面的对话：（1）A：What’syourname?B：MynameisLiLei.A：Howoldareyou?B：I’m17yearsold.A：Whereareyoufrom?B：I’mfromShanghai.（2）A：Areyouwritingalettertoyourfriend?B：Yes，Iam.A：Howoftendoyouwritetoyourfriend?B：Aboutonceaweek.以上的对话是汉语的思维与英语形式上的概括的结合体。虽然这样的形式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是不恰当的。因为在国外除了医院、移民局和一些类似的机构会使用以上第一段的对话以外，很难想象一个人会问你这样的问题。如果你这样问一个美国人，他们很自然的反应是“Whydoyouask?”（你为什么这么问？）或者“It’snoneofyourbusiness.”（不管你的事）。而第二段对话中“Areyouwritingalettertoyourfriend?”（你正在给你的朋友写信吗？）就涉及个人隐私。我们的教材很少注意到文化背景知识的差异，因此学生也就忽略了文化的因素，他们只是机械地重复所学的东西。因此在英语教学方面，教师不仅要传递语言知识和训练学生利用语言的能力，还要扩充与教学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

二、如何在教学中教授文化背景知识

向学生教授文化背景知识实属不易，首先教师必须熟悉两种语言文化的区别，另外，教师要能够提供文化信息并能让学生在不同的场合下正确地表达自己，后者尤为重要。

1．选择合理的教学材料

首先教学材料很重要，外文材料和一些真实性的材料一定要占有部分比例。现在有很多儿童的英语教学教材都是由英国或美国的语言学家参与编写的，就比较有实际意义。特别是对话，真实的材料有时会涉及一些社会因素或一些社会活动，因此它会影响到说话者的一些真实行为。此外，教师还应带有目的性的解释一些材料中所涉及的背景知识。下面是一段对话：Helen：Hello，Alice.Alice：Hello，I’mgoingtogetamagazineandsomechocolate.Wouldyouliketogowithme?Helen：OK.Let’sgotothatnewsagentinthecorner.Iwantsomecigarettes.Alice：Iwanttogototheonedowntheroad.I’vegottosendoffthisparcelandthereisapostofficeinthatone.从这段对话中可以了解到，在英国一些报刊经销商店不仅卖糖和香烟，而且内设有邮局，人们可以寄信和寄包裹，但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报刊经销商店。如果教师不给予一些解释，那么学生就会感到困惑。

2．鼓励广泛阅读

鼓励学生大量的阅读，包括小说、杂志、报纸等，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西方文化知识的习得，主要依靠阅读材料。学生通过学习这些材料来了解人们的心理、社会角色、习俗、习惯和社会关系等。学生在阅读时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就能积累更多的文化背景知识。通过大量的阅读，学生对文化的理解就会变得完整、成熟。

3．在课堂上要注意正确用词

在课堂上教师应该注意正确的语言形式和语言的合理用法。在课堂上可以开展角色扮演的活动，学生扮演某个角色或根据一个特定的角色开展一段对话。教师应当注重引导，并指出他的表达方式中不恰当的地方。此外，提醒学生注意细节，如发音、语调、面部表情、手势等。

4．多利用地道的原文录像带和电影

在教学方面多利用原版英文录像带和电影，观看后讨论是非常有效的。当学生和教师在看录像带或电影时，他们会更多地注意日常生活的场景，如店主与顾客之间的对话、如何打电话、在街上见面时的寒暄等。看完后，教师和学生可以交换观点并且互相补充。

5．鼓励学生多与外国人交流

语言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翻译研究中西文化思维差异

如果说翻译学较其他学科而言，还属于一个年轻的学科，那么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的科学理论化进程，我国自八十年代后期，翻译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展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面貌。

在我国，翻译的对象领域被人为的划分为“非文学”的和“文学”的，“非文学”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实用性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旅游、体育等，其中最主要的要数“科技翻译”，“文学翻译”则是与科技翻译并行的翻译的门类和方法论。随之也便产生“非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非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在翻译活动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翻译的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极为突出，基于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关注。翻译的文化因素被更多地加以考虑。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然而语言的个性与共性是共存和并重的，洪堡特曾经说过：“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可以说，寻找差异的目的是达到统一，其中必须特别关注的，则是语言的音形、词句、文体等形式中所内涵的精神文化实质。

翻译的实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其目的在于把原语的全部信息输入译语，同时取得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不同的语系特点，决定了各自的构词法和词义表达差异很大，要想确切地表达原作内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应用各种技巧，有时为了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规律。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必须选词、增词、省略、把词类适当地加以转换，才能使译文通顺自然。当然翻译并不是纯语言本体的转换，它与社会文化等有着各种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特色，文化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因此，一些话语的正说与反说、句型和习语等在翻译时也要考虑到他们各自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有许多辉煌成就令外国学者向往，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其历史源远流长，因此形成了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上的重视意合和悟性，区别于西方思维差异上的重形合和理性。汉语的意合无须借助词汇语法的衔接手段。仅靠词语与句子内涵意义的逻辑关系或借助语境、语义、语用的因素。便能构成连贯的语篇，这一特点的集中体现在古汉语文学作品中：英语在语言形式上把词语句子结合成语篇整体时则少不了词汇语法的显性衔接。

德国思想领袖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行动理论”以理解与沟通为现代社会最高目标，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成为人类交往实践的一项基本训练，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主客体间的有效联系，这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往甚至是相同背景下的交往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改变现实生活中单向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认识模式。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讲究天人合一、人法自然、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主体参与意识很强，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多以“人”作主语，西方人由于理性的分析而偏重于主客分离和区别，所以有时以“人”这个主体为主语，有时以客体为主语，视情况需要而定。但更多的是抱着客观审视的态度，以事物为主语并进行客观、冷静的剖析和描述，这就导致了英汉语篇主语、主位或是重心上的差异。从根本上讲，这是中西方各自重综合与重分析思维习惯的表现，中国人喜欢螺旋式的展开方式，先宣称主题之重要，继而进行反复的论述和强调，最后回归到主题：西方人喜欢直线形逻辑思维，就是先表达出中心意思，由此展开，或层层推演或逐项分列，后面的语由前面的语句自然引出。在一句含有时间、地点、事件的通知性的话语中，中国人的习惯表达是：我们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西方人的表达是：要进行的事件+地点+时间。例如，中国人习惯上说：我们明天早上去看姑妈，7:00在院子门口集合：西方人的表达是：Wewillmeetatthecourtyardgateat7O''''clocktomorrowmorninginordertovisitouraunt。

翻译是传译两种相异的语言与文字，总需要将译者与被译者两方面的语言文字做一番深刻的研究，看中文与外文究竟有哪些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有文法上的、修辞上的、习惯上的和表现手法上的，如：由于英语重句子的建构，英语句型多，尤其长句多。西方人习惯于使用“叠床架屋”式结构的长句子，在进行翻译时，都要关照到。

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活动中准确和流利的表达就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逻辑分析和推理，不断冲破原文词义或句法结构的强制范畴，把原文精髓用规范、通顺的译文语言全息再现出来的过程。由于这样的译文不是原文的机械复制品，它往往需要创造性劳动，亦即语言艺术。而表达的艺术主要体现在理解翻译法以及对于原文用词、句法结构、叙述顺序等问题的恰到好处的处理上。由“直译”与“意译”引发出“异化”和“归化”，在翻译实践中都不能不采用。没有哪一种译文是完全异化或完全归化的。在翻译过程中若能使二者相得益彰，那么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许多优良的学术传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它的飞跃发展，对译学影响越来越大，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不能忽略作品的比较美学价值，不拘泥于表层结构和形态，不注重译作语言质量的高下，现代翻译需要我们对译品所蕴含的代表不同文化系统的审美特征，乃至于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所持有的不同审美理论和思维方式做出美学价值上的判断，以探索其审美本质和规律。

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而是把翻译文学作品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仅要对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还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与分析。

研究文学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可以拓展新的角度、新的方法，不再单纯评价译品的优劣高下，而是将各类译品作为审美对象，从美学角度进行鉴赏、品味、对比、分析，使文学作品及其译品所蕴含的美学因素及其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使读者在研读文学翻译作品的同时，充分领略原作与译作的审美价值。

语言文化论文篇(7)

第一，保加利亚汉语教学起步较早，发展却不甚成熟。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保加利亚积极申请派遣汉语教师，并最终于1952年促成，相比于中国周边的日韩越等汉字文化圈甚至西欧等发达国家的汉语教学要早得多。但另一方面，因为地理位置的遥远，更因为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之前汉语和保加利亚语几乎从未发生过有意识的正面接触与碰撞，保加利亚汉语教学是真正意义上的零起点，发展较为缓慢。西欧殖民主义国家，虽然亦与中国相距万里，但因传教和殖民需要，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兴建学校传播西方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同时还主动学习并研究汉语。如16世纪意大利在中国建立了第一所供传教士学习汉语的教会学校———圣•玛尔定经言学校。他们自己组织编写汉语教材、词典和语法书，同时还翻译了大量的中西著作，这些人成为西方最早的一批汉学家。因此，尽管新中国成立后，西欧多国早期并未率先承认其合法地位，中国政府当然也不会派遣汉语教师，但其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历史根基却一直非常牢固，也从未间断。在此基础上，西欧国家一旦与中国发展为正常的国家关系，这些地区的汉语教学与研究就会立刻蓬勃发展起来。如著名德国汉学家、翻译家柯彼德（PeterKupfer）多年任德语区汉语教学协会会长，历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等，2000年获得中国第一届“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2008年至今组织实施欧亚17国丝绸之路万里考察，并进行汉语言文化及中西历史文化交流项目的研究。再如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桑（JolBellassen），在汉语教学界也享有盛誉。显然，保加利亚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因此从始源意义上来说，保加利亚的汉语教学起步又较晚，保加利亚的许多汉语著作很多是由早期保加利亚汉学家从俄语、德语等翻译成本国语言介绍给本国读者的，如鲍拉（ЪораЪедиъаноъа）从俄语翻译的《远古东方的历史》（1975）。第二，汉语言文化传播受保加利亚本国政治经济掣肘严重。保加利亚受苏联和俄罗斯影响较大，苏联、俄罗斯与中国国家关系的热冷亲疏也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保加利亚政治上层的决策，汉语教学也因此受到不小的影响。如60年代之前汉语热一直持续，“”期间及中苏关系的破裂使得保加利亚的汉语教学几近停滞，仅有长期留居保加利亚的张荪芬女士在艰难维系。7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与世界更多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保加利亚的汉语教学开始复苏，并在90年展迅速。当今，汉语言文化传播更多地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无论是教学设备、师资、教科书还是汉语国际学术交流，没有一定的经济保障难有成效。如索非亚大学的中文图书、语音室、投影仪等众多电教设备多为国家汉办和中国使馆所捐赠，大特尔诺沃大学也是如此。西欧发达国家在汉语教学的诸多方面显然占有绝对优势，利用寒暑假期组织的远赴中国本土进行汉语学习的短期班等，也对汉语教学效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国际性的汉语学术研讨参与力度不够。70年代末期，为了提高汉语教学的质量和水平，索非亚大学资助张荪芬到德国洪堡大学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汉语语法范畴”研讨班。但此类资助项目并不多见，尤其是资助到汉语本土参加学术研讨和交流的就更少，这与当前世界汉语教学的发展形势不太适应，不能积极吸收先进的汉语习得理论和实践成果，使得保加利亚的汉语教学仍然过于重视规范语法而忽略功能教学。当然，积极参与国际汉语学术研讨，首先是思想意识的问题，其次还要受到活动经费的制约。综合而论，60年的汉语教学为保加利亚培养了一批汉学家和活跃于教育、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汉语人才，促进了中保交流，历史功绩不可抹杀。

二、汉语言文化传播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董淑慧（2006）简要介绍了保加利亚全国主要的汉语教学点、课程设置和教学设备等情况。李丛（2009）介绍了索非亚大学的课程设置。近几年来，保加利亚汉语教学发展迅速，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一）学生规模和师资队伍目前保加利亚汉语专业学生规模并不算大，但发展良好，一直呈现上升势头。汉语学习集中在大学的汉语类专业，其中索非亚大学为四年全日制汉语专业本科，每年招收约20名学生，在校生约80名。大特尔诺沃大学为四年全日制外汉双语专业本科，2012年之前每年招收约10名，自2012年开始招收两个班，一个为保汉专业，一个为外汉专业（如英汉、法汉、德汉、俄汉），每个班9—12名，2012—2013学年共有在校生40余名。2011年起，普罗夫迪夫大学开始招收外汉双语本科专业，每年招收约30名。索非亚大学孔子学院和大特尔诺沃大学孔子学院每年还招收数量较多的非学历学生和非大学学生。此外，索非亚第18中学、138中学、鲁塞卡拉吉亚武术中心、波波夫道尔市业余汉语班已有多年的教学历史。近年来，卢塞中学、瓦尔纳市部分中学也开始了汉语教学，舒门大学、加布洛娃工业大学在积极联络大特尔诺沃大学孔子学院和汉办寻求支持，正在筹划开展汉语教学工作。但是相对于学生规模，师资队伍建设相对滞后。从保加利亚汉语教学的历史看，汉语师资的稳定性不够，兼职教师较多，教师工作单位变更普遍。如目前在索非亚大学供职的专任本土汉语教师不足10名，外派中方汉语教师1名，另有孔子学院汉语教师3名。在大特尔诺沃大学供职的专任教师3名，外校兼职1名，外派中方汉语教师1名，孔子学院汉语教师1名。普罗夫迪夫大学本土专职教师2名，外派中方汉语教师1名，另有在此留学的1名音乐专业中国教师担任部分汉语听说课。卢塞市、瓦尔纳市的汉语教学则各有2名公派汉语志愿者。本土教师数量不足且有一定的流动性，使得汉语教学的质量以及有关的汉语研究深入性和可持续性不强。历时地看，保加利亚两所最为著名的大学索非亚大学和大特尔诺沃大学设立汉语专业的时间都比较早，前者在1952年（汉语言文学），后者在1993年（俄汉应用语言学和法汉应用语言学）。1996年前，保加利亚实行5年一贯本硕连读制，毕业可获得硕士学位。1996年学位制度改革，本科为4年，硕士为2年。与中国硕博点的设立、招生与管理不同，如1996—2005年期间索非亚大学“汉语言文学”未招收硕士，但1999年却已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现有导师2名。大特尔诺沃大学现聘用一名索非亚大学退休的兼职博士生导师。因此，尽管两所大学设有汉语硕士、博士点，但导师队伍多年来变化不大，师资梯队不健全，新老交替较慢，本、硕、博连续性不强。从本土汉语教师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看，老一辈汉学家著述颇丰，但以文学类较为突出，语言方向研究成果不多。

（二）专业学制和课程设置索非亚大学设立“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大特尔诺沃大学和普罗夫迪夫大学设立外汉双语专业，目前已经开设的有俄汉、法汉、英汉、德汉、保汉5个专业。根据专业特点，索非亚大学的汉语专业教学严格按照汉语言文学教学大纲开设课程，包括汉语技能、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三个部分。其中汉语语言课按照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分别设课进行讲解操练，遵循二语习得的一般规律，课时量较大。大特尔诺沃大学和普罗夫迪夫大学由于是双语专业，汉语课程和课时都受到挤压，尤其是汉语课并未根据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分别开设。如汉语综合课，一本教材可能由三位教师分别授课，且每位教师的课时通常集中在一个时间段，连续上4节甚至6节课，没有在不同教师之间形成交叉和间隔补充。这种安排使得教师难以把握教材进度以及教师之间充分协调，难免造成部分知识严重重复而另外不少知识有所忽略和遗漏。同时，一位老师每周一次整个上午在同一个班上课，使得学生学习到的知识难以经过合理的时间沉淀与回味最终凝固下来。根据二语习得的一般规律，教师按照课型上课以及课型之间有合理的交叉是有必要的。

（三）汉语教材和工具书近些年世界汉语教学界已形成共识，就是缺乏精品教材和优秀师资。所谓精品教材，指的就是适合某类学习群体的汉语教材，从大处着眼可以说是国别化教材，从小处着眼就是适合某类教学目的的教材。保加利亚汉语教学历史上，使用年限最久的是1954年熙和张荪芬合编的《汉语教科书》，一直到1991年。目前索非亚大学和大特尔诺沃大学主要使用的是来自中国的教材《汉语教程》。《汉语教程》在中国本土的使用效果反映良好，算是比较优秀的一套教材，但由于海外的汉语教学课时量普遍不够，《汉语教程》在语言点的安排上不是非常集中，而通常汉语语言点需要按照难易度均匀分散于八个学期当中，这样，语言点分散的弊病就凸显出来。如大特尔诺沃大学外汉双语专业第六个学期勉强学完《汉语教程》第二册上，此时很多基本的语言点如“把”字句仍然未见，这势必会影响到语言的准确表达，而同册书在中国本土的汉语教学中最迟在第三个学期就已学完。近年来，汉语教科书《当代中文》保加利亚语版已开始陆续使用，但严格说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别化教材，仅仅是通用版的多语对译。如果说教材存在一个是否更加适合的问题，那么汉语工具书就更加缺乏。虽然保加利亚曾出版过《保汉分类词典》（1969）和《保汉常用词词典》（1972），但这两部词典首先收词很有限，而且因时代久远已显得非常不适应今天汉语学习的需要，如过多非规范字、繁体字、注音符号以及旧有词汇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以查阅使用的保汉工具书，更不用说便捷的电子辞书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编纂出版的《保加利亚语汉语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部头较大，收词丰富，但缺乏合适的释义例句。而且《保加利亚语汉语词典》不是双语双向词典，只能查询保语，汉语学习者不能查询汉语词，且所有汉字词汇及例句均无拼音标注。《汉语图解词典》（保加利亚语版）（商务印书馆，2010）和《汉语800字》（中英保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是个不错的尝试，但这还不是收词齐全的严格意义上的词典，收词极为有限，似应称作微型“词语手册”，且仅限于中国本土有售。由于缺乏适用的双语词典，学生不得不借助英汉词典间接查阅。这对已初步掌握英语的大学生来说，还能勉强进行一般性查阅，而广大孔子学院非学历教育的学员多不具备英语交流能力，中方教师一般也不能短期掌握保语，这显然不利于提高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的效果与效率。另外，保加利亚大学生使用教材的方式也制约着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的效果与效率。索非亚大学汉语专业采用复印的源自中国的汉语教材。大特尔诺沃大学汉语专业则直接使用90年代中国使馆和汉办的赠书，这些教材放置在阅览室（兼教室），每个学期和年级根据需要每人领取一本，学期结束归还，学生没有属于自己的教材，这种情况严重影响汉语学习效果。

（四）教学设备与学习方法保加利亚汉语教学设备多由中国国家汉办捐赠，基本能够满足日常教学需要。不过，有些设备的使用率并不高，如不少教室都安装有卫星天线，可以接收到中国电视节目尤其是CCTV4，但未见开启使用。由此可见，对语言学习的方式和途径需要进行开拓与引导。与汉语本科专业的教学条件相比，由国家汉办资助合作建立的孔子学院的教学设备更加先进、齐全，完全能够满足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并且其部分资源可以与汉语中心实现共享。除外部客观条件，学习者的学习方法也至关重要。从汉语学习结果看，与中国本土留学生汉语水平趋于均衡相比，海外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呈现出两极的倾向，一个重要方面是学习方法的问题。汉语和保语分属不同语系，语言类型表现出巨大差异，有些学生通过老师讲解能够自发地对比两种语言从而顺利习得，正迁移和目的语类推奏效。而也有不少学生受母语影响过大，不会对比两种语言差异，更不会用目的语思维去组织表达语句，负迁移严重。如二、三年级的学生依然屡次说出“老师可不可以我打电话给你”这类语序明显受到印欧语系诸多影响的句子。开始阶段出现这样的偏误是正常的，但长期偏误固化说明学习者仍缺乏目的语意识。在对汉语学习者进行地域分类时，一般会将欧美划归一个大类，但在实际的教学中却发现，中东南欧与西北欧学生的特点有较大的不同。中东南欧学生偏内向，缺乏自信，课堂参与不够积极，课间或其他自由时间很少主动寻找机会与老师交流。

（五）学习动力与作息安排总体而言，与亚洲学生相比，欧美学生在努力程度上逊色不少。虽然不能说努力和成绩之间是绝对的正比关系，但没有足够的学习时间保证，提高语言水平是相当困难的。学习动力不足是学生成绩不佳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表现为，忘记携带教材，经常性迟到、旷课，给出的理由诸如“不舒服”“睡觉”“工作忙”等，其中“工作忙”在四年级学生中更为普遍，任何老师都会遇到此类问题，这与当地的教育体制、管理体系和社会工作环境有关。

（六）孔子学院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与索非亚大学合作建立的保加利亚第一所孔子学院2007年6月22日正式揭牌运营。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与大特尔诺沃大学合作建立的保加利亚第二所孔子学院2012年10月10日正式揭牌运营。孔子学院的建立为保加利亚汉语言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无论在资金支持还是汉语言文化书籍、教学设备的配备等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新起点。尤其是随着中方汉语教师逐年增多，保加利亚汉语本科专业和非学位学历教育都有了一定的保障。孔子学院中国留学奖学金项目也为汉语专业大学生提供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进一步激发了汉语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当然，保加利亚孔子学院建设比之西欧起步要稍稍晚一些，发展速度也有待提高。目前保加利亚全国汉语教学的发展与西欧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如德语区对外汉语教学的单位和学习人数增长迅速，截至目前已经有300多所德国中学开设了汉语教学，有4000多名德国大学生学习汉语。横向拓展多种语言学习与文化传播项目，纵向延伸多层次的汉语孔子课堂，是今后保加利亚孔子学院建设需要努力的发展方向。

三、保加利亚汉语言文化传播的发展策略

针对当前保加利亚汉语言文化传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汉语教学国别化研究“国别化”汉语教学思路已提出多年，但目前整体仍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践方面成果不多，国别化工具书编纂也需跟进。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桑主编的《汉语语言文字启蒙》1989年出版后成为法国各校最受欢迎的教材，日本一些大学通常采用本国教师编写的汉语教材，韩国外国语大学也积极倡导由韩国汉语教师编写汉语教材并付诸实施。海外汉学家一致认为，来自中国的教材会水土不服，也缺乏学习者母语与目的语汉语之间的对比。虽然保加利亚也涌现了一批汉学家，但基于保语语言特点而编写的汉语教材80年代以后未曾出现。一些偏重于汉语研究的汉学家虽然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但技能类的实用汉语教材和工具书编写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我们认为，保加利亚本土教师有能力更有必要与中方汉语教师一起合编一套适合保加利亚学生学习的汉语教科书，力争做到内容本土化、基础阶段解释语言母语化、语言点辅导丛书配套化。国别化汉语教学研究不能仅仅研究语言本身，还需要从心理学和教育学角度研究学习主体，如学习者的类型特点等，以及翔实调查研究海外教学的具体环境，如教育制度、教学体系、教育理念、教育资源、课程设置等。

（二）培养和吸纳本土优秀汉语教师汉语教学界早就认识到培养海外本土汉语教师的重要性，国家汉办2012年11月也提出面向本土汉语教师设立骨干汉语教师岗的构想，但目前遇到的现实问题是，一些作为储备性汉语师资最终并未走向教师岗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所在国教师工资过低，教师行业本身缺乏足够吸引力，很多汉语专业毕业生选择了中资公司而非学校，这一点汉办主任许琳已在2012年11月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专访中明确指出。无论是要求派遣或交换中国汉语教师，还是培养本土汉语教师，发达国家都有良好的经济保障。对欠发达地区而言，校际交换汉语教师难以促成，而经汉办派遣的中方汉语教师任职周期较短（通常为2—3年），教师个人专业素质、层次高低等也都存在不少问题，长期较为可行的还是培养本土的汉语教师。那么，如何解决当地教师工资收入过低与汉语教师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呢？我们认为，不妨从海外孔子学院入手考虑解决。首先需要酝酿制定一系列支持海外本土汉语教师的鼓励政策，最基本的如本土教师除本国所得收入，可以在孔子学院或其下设的孔子课堂兼课获得部分收入。可以通过培养优秀的汉语学生以HSK成绩或中文大赛获奖等级为标准获得实质性奖励，还可设立海外汉语教学研究项目基金，支持海外汉语教师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等等。同时，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对诸项目进行有效监管。除培养新的本土汉语教师，也可尝试有限度地吸纳有一定学历和较好汉语基础的海外人士（包括华人华侨）加入到孔子学院教师队伍中来，如果选拔规范合理，将有效替代汉语志愿者的部分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工作。

（三）培育本土汉语类刊物在海外汉语言文化传播方面，无论是从传播途径，还是从传播效果和深度来讲，培育汉语类刊物和栏目都是值得推崇的。没有专门的汉语类期刊就缺失少了汉语汉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和制高点。根据资料，我们发现保加利亚汉学研究者有关汉语言文化的学术论文目前多刊发在《韩国语研究》上，如艾立山《汉语中的熟语组》（2000年第3期，索非亚）、《汉语准词缀“化”》（2003年第7期，索非亚），再如安东尼娅•迪莫娃•粲科娃《确定中古“话本”的相关时代的语法标准》（2003年第7期，索非亚）等。我们认为，可以通过鼓励政策，支持保加利亚一至两所大学的学报、文化类杂志开辟汉语和中国文化研究专栏，然后逐步过渡到支持创办汉语类刊物。汉语类刊物可以分两个类别，一个为学术类，一个为普及类。学术类刊物为汉语言文化研究者的成果提供发表与交流平台，如保加利亚的汉语学术刊物可面向中东欧的汉语言文化教学界。普及类刊物主要面向汉语学习者，主体为在校汉语类专业大学生，为大学生的优秀汉语习作提供发表园地，起到鼓励和认同的积极作用。为扩大学术刊物影响面，以及考虑到海外中国语言文化研究者的汉语写作困难，可考虑适度开放当地语言或英语版面。对于汉语普及类刊物，以双语对照（如汉保）编辑出版为宜。这无论对汉语初学者还是不懂汉语的广大民众接触汉语和了解中国社会，都有着直接的帮助。而且，语言刊物的创办对大学本身也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对汉语言文化的深远传播会产生重大的现实意义。汉语刊物的编辑出版也可以以有较好汉语汉学研究基础的研究中心为依托，从以书代刊的形式做起，之后根据作者队伍的发展壮大逐步调整为季刊、双月刊等。如蒙古国国立大学的孔子学院就已经先行，已发行《中文典籍译丛》，并成立了《蒙古国汉学研究》编辑部。

（四）在任中外汉语教师应加强教育教学思想信息沟通因社会制度、教育理念、传统习惯等诸多方面的不同，现实教学环境下，中外汉语教师会存在一定的思想冲突，如教学纪律问题、课程设置与课时课型分配问题、教学方法问题、语言习得观念与策略问题、语言习得效果与效益等问题。这些差异可以通过定期沟通、研讨和交流的方式达成一致。只有在共同目标的前提下，双方多沟通，多理解，才能寻找到正确的解决思路、达成最佳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