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技术论文篇(1)

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基础课主要是指《大学物理》、《普通化学》以及《分析化学》．目前专业基础课教学现状是:教学内容难度较大，内容较多且陈旧，需要理解记忆的理论、原理及公式较多，与实际联系不够紧密，无法突出专业特色，教学方法传统单一等等．导致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影响了课程的教学效果．其次，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专业基础课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主观地认为只有专业课才对将来从事的工作和进一步深造有影响，而基础课的学习与专业课的学习关系甚少，所以常常会抱有“及格就行”的心理．此外，无论是大学物理还是化学，课程内容繁多，也是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方面．以《普通化学》为例，其涵盖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以及部分分析化学的内容，还涉及了材料化学、生物化学、环境化学等知识点，要在51学时内完整的向学生呈现这门课程所应该涵盖的内容，使学生理解并掌握相应的重点难点，同时又要避免“填鸭式”教学，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兴趣与能力，培养创造性思维和科学精神就显得困难重重．为了进一步提高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基础课程教学质量，结合近年来教学实际情况，我们对该课程从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以及实践环节等方面做了一些改革与尝试．

2教学改革的探索

2.1加强专业基础课程之间的联系，打破课程界线，注重知识的融会贯通在授课中发现，各门专业基础课之间虽然有着学科界线，但知识点有交集，内容上有扩展．比如，在《大学物理》与《普通化学》课程中都会涉及到热力学定律，这不仅是物理课的重点内容，同时也是化学课的重要基础理论．再如《普通化学》的结构化学一章中微观粒子运动遵循量子化规律的内容是学生理解《分析化学》原子发射光谱法的知识基础，同时该内容又属于原子物理的范畴．但由于课程的开设顺序有先后，同一部分内容在不同的课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又不同，各科教师在授课中对其讲解深浅度、难易度、侧重点各有不同，学生每次学习不是恰似“蜻蜓点水”就是只见“冰山一角”，这往往会导致学生虽然在多门课程中都学习过同一知识，但是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不扎实、不全面，这便很容易在学生的知识结构中留下盲点和疑问，甚至会导致概念间的混淆，不利于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更不利于今后专业课的学习．基于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基础课程之间在内容上的联系，可以根据授课的先后顺序，在课程设计上对共同涉猎的教学内容进行系统的归纳整理．在先开设的专业基础课中对该类内容进行宏观的介绍和学科重点方面的讲授，而在后开设的课程中教师要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回顾，运用知识迁移的方法揭示新旧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在专业基础课之间建立知识纽带，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并为专业课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2.2加强与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课之间的联系，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专业基础课的学习会先于专业课，这虽然符合教学规律，但对于学生来说，由于对专业知识的不了解，无法真切的体会到专业基础课的必要性和基础作用．例如:在《分析化学》课程的第十二章专门介绍气相色谱分析技术，多数教材主要介绍色谱分析技术产生的历史、装置的结构及原理，而对其在刑事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应用极少涉猎．因此，学生无法了解其实际用途与学习意义，常常导致学习懈怠．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扩展学生视野，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举以下案例来辅助教学:“在一起恶性杀人案件中，犯罪分子以硫酸和硝酸将多名被害人尸体化为液体随下水道冲走，事后现场勘验检查员在毁尸现场的地沟内发现了数团油状粘稠状的物质，经技术人员初步判断粘稠物可能是脂肪，如何判通过气相色谱的方法来判断粘稠物是否属于人类脂肪?”通过这一案例，我们可以运用PBL教学法引导学生运用《普通化学》中脂类的化学性质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脂肪不容易气化，无法直接使用气相色谱法分析，所以先将脂肪水解，再进行甲基化得到脂肪酸甲酯，然后使用裂解甲基化气相色谱法对其进行分析鉴定，得到的色谱图与人体脂肪的色谱图完全相同(不同种类动物脂肪气相色谱图谱会有明显的差异)，进而确定粘稠物正是人的脂肪溶解后被扔进下水道所致．此案例除了可以采用PBL教学方法以外，还可以通过精心设计运用案例教学法，开展课堂讨论和分析，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既加强了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的联系，又可以极大的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主动性，使学生感受到专业基础知识在专业课程中的指导价值，领悟到专业基础知识是公安实践工作的理论基础．实践证明，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中，只要在课堂中稍稍涉及一些专业领域的内容，都会极大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思维更活跃，课堂参与意识更高，对相应知识点理解更透彻、记忆更深刻，并且会使更多的学生愿意主动的进行课前查阅与预习，从而达到新旧知识的融汇贯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的目的．同时这种方法还可以为灵活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提供良好的载体，使教师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去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

2.3在教育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及人文素质教育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犯罪种类和手段更加多样、复杂，犯罪分子反侦察能力的提高和高科技犯罪的兴起给刑事科学技术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单纯的掌握知识和技术，机械性的完成任务，不足以使学生胜任未来的实际工作．培养学生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科学精神，使学生具备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敢于怀疑、百折不挠、勇于探索、客观求实的意志品质和敏锐的洞察力与创造力，无疑有利于学生今后的业务水平的提高，同时也符合公安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科学精神和人文素质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细致精心的设计和潜移默化的引导．

1)在授课时可以对学科的某段发展历史或著名人物事迹进行简短的介绍，使学生在学习原理与公式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动人的故事”和自然科学中的人文情怀．

2)将学科前沿知识带到课堂，使学生了解学科的新发现、新技术(研究目的和应用前景);同时，通过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为学生开放思维、独立思考创造环境，培养学生敢于质疑、敢于实践、敢于创新的品质与能力．

刑事技术论文篇(2)

1.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任务导向教学法能够使学生边学边用，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变为具体的事物，把单调的教学活动变为生动的学习过程，让学生乐于尝试、操作和掌握。教师通过设置一些具体、有趣的“任务型”，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每完成一项任务，都会产生成就感和自信心，为进行下一步学习增加动力。

2.有利于学生建构刑事科学技术知识体系。

在任务导向理论的指导下，教师通过教学设计，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始终面对着任务进行操作。基于能力培养和实践性的知识学习，能够使学生顺利地建构比较完善的知识理论体系。

3.有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导性。

任务导向教学法，提倡学生在学习过程的自主性，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的彰显，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由教学的主导者转变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指导者和咨询者，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决策权和自由。

二、教师角色在任务导向教学模式中的转变

任务导向教学模式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学习的自主性更明显；而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学生从传统教学中围绕教师的讲授开展思维活动转变为学生通过自己的发现、学习、思考获得知识和能力。在刑事科学技术实验教学中，学生的这种自主性更突出。当教师确定了相关的实验项目和任务后，学生通过一些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观看教师演示进行模仿。在模仿的过程中，学生会遇到许多问题和困难，在无法完成实验任务的情况下，就会自己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任务导向教学模式中，教师减少了讲授的时间，多观察，多让学生动手。在刑事科学技术实验教学中，教师要侧重于做好以下工作。

1.实验项目和实验任务的设计。

这主要是强调在教学的准备阶段，教师要认真设计实验，实验项目的开展必须依据公安实践中刑事科学技术员所必须的技能进行，实验内容和任务要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开发。实验要具有一定的难度，适合学生开展研究，但也不能让学生无法完成实验，应让大部分学生通过努力，可以完成规定的所有实验项目。实验的设计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兴趣，如果学生对所开展的实验有浓厚的兴趣，则可以保证实验的顺利开展，还可以为后续的实验教学带来便利。

2.注意在实验过程中的组织和引导。

刑事科学技术的大部分实验是以小组形式进行的，小组合作是任务导向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本着互补、协调的原则，对学生进行分组、整合，组织学生合理分工，明确各自的任务。其次，在解决问题的心理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勇于探索，敢于面对挫折、迎接挑战；在学习方法的指导方面，教师要负责引导学生与时俱进的对学习方案进行调整，随时根据计划实施过程中发生的状况进行微调；在学习价值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感悟学习过程中的科学探究精神、社会责任感。

3.及时进行学习评价。

学习评价可以及时帮助学生进行反思，发现学习过程中的不足，无论是对知识本身的学习、专业能力的培养，还是掌握学习方法，学会学习，都具有巨大的作用。学习评价形式的多样化，内容的可选性，也可使同学能够真正从评价中获得收获。

三、任务导向教学法的基本教学模式

应该说，任务导向教学法的教学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完全固定的，但从一般的教学规律出发，根据刑事科学技术实验课教学的特点，我们可以按以下的步骤实施：课前准备—下达任务—完成任务—作品展示—总结回顾和学生提问。

1.课前设计和准备。

教师首先要对教学的内容进行充分的准备，根据教学内容设计若干任务，并要对学生的知识水平、兴趣爱好、学习能力、纪律情况、学生特点进行全面地了解。从已经设计好的众多任务中挑出适合教学对象的学习任务，根据任务准备教学课件、学生分组设计、教学设备、教学材料等；学生在任务导向教学法中，也需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包括相关知识的准备、协助教师分组、协助教师准备教学器材和材料等，学生参与准备工作，可以更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优化学习过程。

2.布置实验任务。

学生进行正式实验前，教师要把设计好的任务布置给学生，并讲解实验的内容、原理、具体任务。对于一些难度较大，学生不容易掌握的实验，教师要先演示实验的步骤和实验的方法，演示过程中，教师可以穿插提问，引起学生思考；也可以教师演示后，让个别学生再次演示实验过程，其他同学进行点评，学生通过观察，产生研究欲望。

3.指导学生进行实验。

教师在引导学生基本掌握了完成实验任务的思路与方法后，根据学生情况对学生进行分组，指导学生完成教师下达的实验任务。学生实验过程中，教师要巡回指导，无论是取得好的实验结果的同学，还是实验有一定问题的，教师都要引导学生通过知识与实验的联系，对原理、方法融会贯通，使学生真正从实验中受益。

4.成果展示。

在各小组完成实验任务以后，要每组选派一名成员将本组的学习成果进行交流、展示，其他小组可以就不同的观点和结论进行讨论甚至申辩，在思维火花的碰撞过程中，丰富学习的体验。而后，教师对学生交流讨论的结果进行归纳和总结，引导学生把个别的、零散的观点整合、归纳，把对实验的理解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教会学生如何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做到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另外，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对学习过程进行反思，以便对下一次的学习设计进行优化、改进。

5.总结回顾和学生提问。

刑事技术论文篇(3)

【关键词】刑事；科学技术；发展；作用

绪论

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意味着刑事侦查的进步，刑事侦查在刑事办案中显得尤为重要，是一个国家刑事办案的重要保证。本文对刑事科学技术的作用与意义进行讨论和研究，为了刑事科学技术的更好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一、现代刑事科学技术的意义

现代刑事科学技术依托科技进步，以先进科学技术为导向，其建设与发展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以侦查需求为动力，是一门涉及多学科的综合性应用科学。有一种说法，现代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准，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刑事侦查工作视现代刑事科学技术为破案力。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人们的证据意识越来越强，为了推进侦查工作，提高破案能力，加强现代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建设迫在眉睫。

现代刑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存在形式，它是现代刑事科学技术最本质、最基本的价值，又是一种直接的又是潜在的破案力。破案力，简言之是一种侦查破案、证实和揭露犯罪的能力。为什么说现代刑事科学技术是破案力呢？下面我们从刑事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来予以说明。

（一）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

这一科学论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具有十分巨大的实践意义。众所周知，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获得物质资料的能力。它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一切生产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总和。简而言之，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构成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但生产力三个基本要素的主导要素依然是劳动者。除此以外，构成生产力的有机整体还有科学技术、教育管理与其它要素。虽然科学技术只是一种精神财富和知识形态的产品，不对生产力起独立的直接作用，但是一旦它应用于生产过程，通过某种方式渗透在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里，并且引起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变化时，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生产力里包含科学技术。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据资料不完全统计，美国八十年代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而我国九十年代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9%。由此可见，要想提高和发展当代社会生产力，就要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核心。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总而言之，科学技术是国家进步和国民经济提高的动力。

（二）直接又潜在的破案力――现代刑事科学技术

刑事科学技术作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要想转化或物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需要通过查看现场，然后发现、采集痕物，最后经过科学分析、检验鉴定等一系列的知识积累、科学管理和开发利用，尤其要与生产力诸要素相结合并发挥作用。当科学技术渗透到劳动者―侦查员时，就能使劳动者从体力型向科技型转变；渗透到劳动资料―办案中获得的各种物证以及使用的各种仪器、设备时，就能大大提高它们的性能和效率（痕物的发现率、提取率和利用率）；渗透到劳动对象和各类案件和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时，就能使所创造的劳动成果质量越来越高。

综上所述，破案力是一种知识形态，也是一种破案力，是直接的又是潜在的。刑事科学技术是破案力这一观点，是长期研究刑事侦查工作得出的结果。认识这一新观念，标志着人们对刑事技术的功能和作用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确立了现代刑事科学技术的工作地位和作用，强化了运用科技成果意识，加强了刑事科学技术的开发、研究和运用，推动了刑事科学技术事业的向前发展。

二、我国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分类

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刑事科学技术事业也取得了迅猛地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就建立起了由文检、法医、化验、痕迹、物证鉴定等专业技术齐备的刑事技术工作体系，形成了从中央、省、市、县（区）分级检验逐级复核的网络型组织结构体系，从此刑事科学技术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应用学科。特别是近年来，刑事科学技术成为科技含量密集的现代技术系统，它融入了迅猛发展地DNA技术、生化技术、纳米技术等技术，并且有机结合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技术的综合应用，从而发展形成了全新的应用学科平台，丰富和发展了刑事科学技术。从而，使刑事科学技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强警”，成为打击犯罪、预防犯罪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三、刑事科学技术在案件侦查工作中的作用

（一）刑事科学技术可以为案件性质提供科学依据

属于刑事犯罪的案件应当立即立案侦查，属于自然现象或意外事故等需要移交有关部门处理，谎报的虚假案件应及时揭露真相。上述三种状况是通常发生的。因此，刑事技术中的各种勘察检验的首要任务是要查明被勘查现场的事件性质，确定发生的事件是刑事犯罪案件，还是其他性质的事件，然后做出应对。

（二）刑事科学技术可以为案情分析提供线索

何谓刑事犯罪案件的案情？通常，法律工作者将其定义为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有关的情况。而所谓的犯罪活动情况，主要是指犯罪的时间、空间、作案的手段、方法、犯罪的动机、目的，犯罪实施的全过程，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和后果，以及案件的性质等情况。案情分析即侦破案件中不可忽视的环节，以及现场痕迹的收集、物证检验等。

（三）刑事科学技术可以为认定犯罪事实提供重要证据

要想正确地应用法律来惩罚犯罪分子，就需要把案件的事实查清。但想要查明和认定案件的事实，必须依靠证据。《刑事诉讼法》明确提出，犯罪分子在现场遗留下的痕迹是可以作为案件事实的物证的。犯罪痕迹是犯罪分子的行为直接作用于现场客体所形成的物证，其作为物据的客观真实性较强，不像人证那样容易受到人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合理运用刑事技术，可以大大提高刑事案件侦破效率和准确率。通过检验鉴定，使案件侦破由繁化简，由难变易，并且为以后的侦查破案提供了大量可借鉴的实例。犯罪分子只要作案，即使当下的犯罪形式十分罕见而诡异，也必定会留下蛛丝马迹。因此，只要充分地发挥和运用刑事科学技术，就能让犯罪分子无所遁形，最终被绳之以法。

四、结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信息传递速度的不断加快，现代科技知识传播迅速，人们用法维权的意识也越来越强，民警在办案时的程序也愈加地严格。而大量侦探类文艺作品的广泛传播和我国对外交往次数的增多，在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发展的同时，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一定的犯罪条件。在新的形势和任务下，刑侦工作人员必须研究更新的方法，制定更严格的措施，采取更严谨的办案办法，来对付更加狡猾的犯罪分子。

参考文献：

[1]孙肇，徐晓玲.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探索[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03

[2]蒋占卿，韩伟.刑事科学技术基本原理探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04

刑事技术论文篇(4)

内容提要: 克隆人是现代生命科技发展带给人类社会的一个挑战。从技术应用的目的上看，克隆可以被划分为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在有关克隆人是否具有犯罪性以及刑法应否禁止克隆人的问题上，存在着“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站在刑法的视域下，生殖性克隆人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治疗性克隆人的行为，它无法摆脱伦理上的非难性，已经超出了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其本质是一种反社会的犯罪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刑法应当将其入罪化，并配设适宜的刑事责任。当前我国现行立法中已经对生殖性克隆人作出了明令禁止，但却未就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研究的刑事责任作出任何规定，也未出台有关克隆技术规范的专门立法。为此，需要制定一部《克隆技术管理法》，并修改现行刑法的规定，增设“非法从事生殖性人体克隆研究罪”。

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当代社会发展的最显著特征之一。伴随着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一系列伦理与法律问题相继而生。克隆人的法律规范问题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有可能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的重大伦理及法律问题，克隆人问题的提出给当代立法带来了严峻挑战。从学理上探讨如何正确应对这一挑战，已成为当代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难题。本文拟从克隆及其技术分类入手，立足于刑法的视域对克隆人的法律规制问题浅陈拙见，以求为我国相关的立法完善提供一些参考建议！

一、克隆人的技术分类

克隆是英文Clone的音译，意指生物通过细胞分裂进行无性繁殖，形成基因型完全一致的后代种群，因此更为科学的术语称为“无性繁殖”。在科学界，根据克隆技术所应用目的之不同，通常将克隆分为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所谓治疗性克隆，是指从需要治疗的病人身上提取一些细胞，然后将该细胞的遗传物质置入一个去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之中，重组的卵细胞通过化学或物理方法刺激之后，开始自行分裂增殖，直至形成一个早期胚胎。从这个早期胚胎中可以提取到对生命成长发育起主要作用的细胞—干细胞。胚胎干细胞经过相应的定向诱导发育的处理，便可以发育成病人需要的各种组织，由于再造的细胞及组织的基因与病人的基因相同，因而以往在器官移植中经常出现的排异反应的难题便得到了彻底的解决。由于从早期人类胚胎中提取的干细胞拥有形成所有270多种人体细胞类型的能力，因而它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重要和最理想的人体器官替代或修复的原料，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将是再生医学上划时代的进步。所谓生殖性克隆，起始的步骤完全相同于治疗性克隆，即从某一供体身上提取少许细胞，然后将该细胞的遗传物质置入一个去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之中，经过刺激后，重组的卵细胞开始自行分裂，直至形成一个早期胚胎。如果将早期胚胎植入受体的子宫内，完成受孕、发育和产子过程，就达到了生殖性克隆的目的{1}。以克隆技术的以上分类为基点，克隆人也可以被划分为两类，即治疗性克隆人与生殖性克隆人，前者是指以治疗为目的而进行的人体克隆，而后者则是以“造人”本身为目的的人体克隆。

二、有关克隆人的犯罪性及其刑事责任的学理争论

“克隆”一词最早于20世纪初被引入园艺学，以后又逐步应用于植物学、动物学和医学等方面{1}105 。 1997年世界上首例克隆羊“多莉”的诞生，震撼了整个世界，因为它的问世标志着又一项重大科技成果—人体的克隆（即克隆人）将极有可能很快问世。于是，针对人类可否克隆自身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项大讨论，其影响深远，迄今余波犹在。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中，法学家也参与了其中，并就克隆人的犯罪性以及法律（尤其是刑法）应否禁止克隆人等进行了激烈争辩，形成了“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肯定论”认为，克隆人是一种典型的犯罪，因为克隆不仅使得克隆者与被克隆者有着相同的基因构成，而且使克隆者总是生活在被克隆者的阴影之下，而这种阴影使他对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我的感觉受到了限制{2}。不仅如此，克隆人也严重冲击了人类的伦理道德，威胁着现存的社会秩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们为了保持人类社会特有的秩序，就应该防止有害因素的侵袭，原子弹只消灭物质，而克隆人毁灭伦理规范、精神和道德”{3}，“生殖性克隆人行为已经对人类的公共利益和群体利益造成了损害和威胁，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4}。以此为基点，对于复制人类自身的做法，法律应当坚决禁止，并应当在刑法中增设“克隆人罪”{5}，或者应当订立一部禁止克隆人的单行刑事法{6}。从犯罪控制论的立场来看，“只禁止人类生殖克隆技术是不够的，……只有确保违禁行为将受到双重制裁，禁令才具有意义：一方面是由已有国际人权法院（如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或未来的非洲人权法院）或有待创建的国际人权法院在其他地区或联合国内部针对国家的违禁行为宣判的制裁措施；另一方面是由本国或国际司法机制根据反人类罪宣判的刑事制裁。”{7}

与“肯定论”针锋相对的是“否定论”。这一学说认为，发现和发明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人类最终将会承认创设人的生命的方式不止有性繁殖一种，应该允许无性繁殖作为一种补充方式。两种方式所创造出来的都是人的生命，同样是神圣的{8}。所以，克隆人的犯罪性尚待商榷，立法对待克隆人这一新生事物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事。“对克隆技术的禁止是违背人文主义的精神追求的，法律应宽容地看待克隆技术。……对任何新技术采取拒绝的态度和回避的立场不是人文主义者对待新技术的方法。我们在对新技术作反思性审视的同时，应对人的理性和经验抱以充分的信任。……技术本身引发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科技本身的发展来解决，这是我们对待克隆技术应采取的态度。”{9}“现代法律是以理性与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它应具有更多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一方面，对现行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生命观加以保护但不僵化与绝对化；另一方面，对于伴随新科学新技术而出现的新的生命现象伦理变化及价值观的变化，应该持一种宽容的、理性的、通达的态度，适当规范可能的不良后果，方可使法律始终适应生产力及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盲目地、绝对地禁止克隆人，是不可取的，也是禁止不了的，只能导致人类社会僵化、保守和偏狭心理的炽燃，或者促使人们公然违法肆无忌惮地克隆人，扰乱社会。理性的办法应该是制定严密的法律，疏通、引导、规范克隆人的技术活动，使克隆人技术为人类谋福利，而不是把克隆人视为洪水猛兽，围追堵截。”{10}以此为立足点，对于克隆人，“我国法律应对此进行积极干预，而不是消极回避或绝对禁止”{10}12。

三、对克隆人犯罪加以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分析

笔者以为，由于克隆人在生命科学上可以被划分为治疗性克隆人与生殖性克隆人两种，而这两种克隆人的社会危害性又存在着明显差别，因此，对于克隆人犯罪性的评价应当分别加以讨论，并分别采取不同的立法对策。换言之，“制订任何反对克隆人类可能性的法规必须谨慎从事，以保证好的研究不至于被粗心大意地弃之不顾”{11}。具体来说：

首先，对于治疗性克隆人来说，由于其终极目的并不在于“造人”，而是要通过“造人”来获取医学治疗所必须的干细胞，因此，其本质实际上是以牺牲一个个体来拯救另外一个或一群个体，在这一点上，它与器官移植有着类似的伦理基础。在生命科学发展尚无其他更优方案可以替代的情况下，治疗性克隆人作为一种次优方案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治疗性克隆人获得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认可。站在犯罪学的立场上看，犯罪是其社会危害性已经超出了社会的承受度从而需要由刑法来加以防范和惩治的行为，而治疗性克隆人则是一种尽管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其社会危害性尚在社会承受范围之内的行为。以此为基点，笔者认为，治疗性克隆人并不具有犯罪性，对于治疗性克隆人，刑法不宜将之作为犯罪处理。[1]

其次，对于生殖性克隆人来说，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应当被刑法入罪化。这是因为人的生命复制或无性生殖问题不同于克隆技术在医学、农业等领域的运用，它将使人类面临巨大的伦理和法律危机。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1)从法律上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如果允许用克隆的方法在实验室内去复制人或大批复制同一个人，实际上是在认同人类可以被作为产品而在实验室里加以生产，这势必会贬损人的尊严与整体性社会价值。(2）从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的诞生都会在其家庭关系乃至社会关系中具有明确的法律身份和地位，但克隆人则完全改变了这一点，一旦其降生，则不论是社会还是其本人都无法界定其在伦理及法律上的身份和地位，这势必会造成其社会异类的身份，使其本人陷入被歧视甚至无法为社会认同和接受的窘境，并导致无法定位自我以致处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状态之中。不仅如此，人的复制完全违背了人类生育和人类亲亲关系的基本准则。它不仅完全改变了人类自然的、通过男女有性结合才能完成的生育方式，也使作为传统社会关系的亲亲关系发生了动摇。[2](3)从克隆人自身的立场上来说，一个生理性状被控制的人，如果为某种目的而再生产，就会有自身被沦为“社会工具”的悲观心理和宿命感，势必会激发其对科学与未来社会的报复感或对抗情绪。而一旦这种技术被用来控制人的性别、人种或生产人体器官，则其后果更难想象。(4）人的死亡是一个法律事实。人一旦死亡，其生命便不复存在。但克隆人却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死人是可以被复制的，而死人的复制则会使正常的或法律上的生死概念发生颠覆性的动摇与混乱。(5)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克隆技术相对粗糙，克隆人的质量难以保障。克隆人是单性生殖，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它是一个粗糙的过程。克隆羊“多利”的成功率是1/227，而克隆人的成功率即使乐观估计也只有2－3%，而且克隆生物个体易产生畸形、死胎、流产、胎儿过大、早衰等情况{12}。综上所述，生殖性克隆人技术给在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弊是远大于利的，“如果复制技术被某些不负责任的人滥用，世界将因人类科技进步而陷入噩梦般的境地”{13}。以此为基点，笔者认为，生殖性克隆人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治疗性克隆人的行为，它无法摆脱伦理上的非难性，已经超出了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其本质是一种反社会的犯罪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刑法应当将其入罪化，并配设适宜的刑事责任。

至于“否定论”所主张的“应对人的理性和经验抱以充分的信任”和“技术本身引发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科技本身的发展来解决”，笔者认为，这些论证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就前者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科技的产生、发展和应用给人类带来的福与祸，从来都不是以人的善良意志为转移的。“科学提高了人类控制大自然的能力，因此很可能会增加人类的快乐和富足。这种情形只能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但事实上，人类总是被激情和本能所束缚。”{14}因此，我们切不可对人类的理性和经验抱以过高期望，而应当更多地寄希望于法律，因为法律才是人类高度理性的产物，其“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基于对该行为的全面评价”{15}。其次，就后者而言，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技发展是不问人的生存意义与尊严的，它隐含着无法预料的后果，而且科技不能体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它无法消除人类与科技的对立和冲突”{16}。为此，科技的意义深化应该被带入伦理、道德乃至法律的揭示中，“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需要不时地停一停脚步，确保所发展的技术的确安全，然后重新上路”{16}10。而这也正是科技伦理学、科技法学以及生命伦理学、生命法学等一批新学科诞生的最主要原因。易言之，科技本身所引发的问题是不可能完全依靠科技本身的发展来解决的，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为了保障科技的健康发展，法律的介入甚至是刑法的介入在多数情况下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否定论”所主张的刑法宽容并不意味着刑法对生殖性克隆人的纵容。刑法宽容作为刑法谦抑品性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外在素质，是指刑法应当对负面影响尚在人类社会控制和承受范围之内的一般反社会行为网开一面，不将之作为犯罪来追究刑事责任；而不是指刑法应当对那些社会危害已经超出了社会承受度的犯罪置若罔闻。现代基因科技发展过程中引发了大量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中的绝大多数都还在社会的承受范围之内，依靠一般法律手段甚至是伦理道德手段就可以解决，但有些问题则由于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社会的承受范围且也超出了一般法律手段与伦理道德手段的调整领域而必须要由刑法来加以控制。笔者以为，人体的生殖性克隆便在其中。人体生殖性克隆所带来的克隆人之社会地位的无法认定，使得这一行为具有不可抹杀的伦理非难性，假如刑法放任这一行为自流，则势必会严重冲击维系人类社会存续的现行伦理秩序，从而危及人类社会存续的基础。不仅如此，从刑法哲学的立场上来看，为了防控基因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各种负面效应，在基因研究与基因技术的应用方面，刑法应当设置某些“禁区”，而设置禁区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利益而采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17}。正如我国某些学者所指出的：“……设置禁区并不是永远不许涉足该领域，而是指在条件不成熟或后果暂时无法控制的情况下，通过评价其潜在的风险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当各种条件允许时，原先的禁区也将不再是禁区，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富矿’。”{18}良好的刑法防控制度，不仅是基因研究健康开展与基因技术理性应用的保障，而且也是基因科技最终造福于人类的根本保障。而生殖性克隆人作为一种严重危及当代社会伦理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反社会行为，就是刑法应当在基因研究方面设置的一个必要禁区。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刑法应当禁止生殖性克隆人，并应当为擅自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研究的行为配设一定的刑事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明确：克隆人的出现是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之一，法律对克隆人的禁止并不能够阻止克隆人的最终出现，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克隆人出现的时间。而法律尤其是刑法之所以要禁止克隆人，并不在于立法者看不到克隆技术发展的这一最终趋势，而更多地在于通过在一定时期内禁止克隆人，给人类生命伦理提供一个必要的缓冲期，以便尽可能地减少克隆人给社会带来的根本性冲击，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实际上，刑法中很多犯罪的设置都是为了给人类社会更好地承受各种反社会行为的冲击赢得缓冲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各国刑法中的很多犯罪之变迁上得到很好的诠释。以各国刑法对堕胎罪的规制为例，自1821年美国康涅格州制定了美国国内第一个《堕胎罪法》之后，一直到1950年代末，各国的法律一直都将堕胎行为视为犯罪而给予重罚。但随着工业发展所导致的大量畸形胎儿的涌现、堕胎术的逐渐成熟以及公众对堕胎的日益宽容，自1960年代起，美国很多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等）先后通过了允许堕胎的法律，而在其他很多国家，堕胎罪也逐渐由刑法明文规定的一种犯罪转化为一种合法的行为。时至今日，尽管堕胎罪在很多国家都已如历史的尘埃而被尘封在了各国的刑法教科书中，但其为确保人类在胎儿生命处理问题上实现社会观念和意识的平稳过渡以维护当时人类生命伦理秩序的稳定进而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发挥了不可抹杀的重要作用。而我国1979年《刑法》将流氓罪、寻衅滋事罪、投机倒把罪等诸多犯罪明文规定为犯罪来予以惩治，并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依然在刑法中保留这些犯罪，实际上也是为了给我国社会最终认同、接受和适应市场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社会现象赢得缓冲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律对克隆人的禁止与其说是对克隆人的彻底否定，不如说是为人类社会乃至法律自身应对克隆人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并最终认可和接受克隆人赢得缓冲时间。”{1}14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克隆人的最终出现以及人们对克隆人的认同和接受都将会成为一种事实，但当前刑法禁止克隆人对社会稳健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该罪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时代价值是不容抹杀的。

四、域外克隆人犯罪的刑法规范

在现代生物技术的整个体系中，“克隆人是目前争议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一项生物技术”{19}。由于克隆人的出现将极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自然的生存繁衍方式，并会对人类传统的生命伦理观念带来毁灭性冲击，因此，动用刑法的力量对生殖性克隆人加以规范，便成为各个国家或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在发展生命科学技术过程中均须仔细权衡和认真考量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此背景下，一大批旨在禁止人类自我克隆技术研究与应用的立法开始出现，它们在保障基因技术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抹杀的重要作用。而从比较法学的角度来看，分析这些立法，对于探究我国刑法应对人体克隆技术所带来的挑战，完善我国克隆技术的刑法防范策略，无疑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

首先，就国际层面来看，尽管人们对克隆人的法律后果在理论上还存在诸多争议，但在实践中，有关国际组织及各国在生殖性克隆人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却是非常明确的，即对生殖性克隆人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反对甚至明文禁止生殖性克隆人。1997年11月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指导基因研究的道德准则性文件《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中，就要求禁止克隆人等“损害人类权利和尊严的科研行为”。而在日内瓦举行的第55届世界卫生大会也通过决议指出，运用无性繁殖技术复制人类“违背人的尊严和道德，因而必须严格禁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利用克隆技术复制人在伦理上是不能接受的，这种试验违背医学要保护人类尊严和从遗传角度保证人类安全的基本准则。1998年1月12日，法国、丹麦、芬兰等19个欧洲国家在巴黎签署了《禁止克隆人协议》，规定禁止用任何技术创造与任何生者或死者基因相同的人{8}345。

其次，就各国国内立法层面来看，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禁止或限制生殖性克隆人技术的专门立法，有些国家甚至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生殖性克隆人犯罪。作为世界上首个成功培育出克隆羊的国家，英国国会于2001年通过了一项应急法案—《人类生殖性克隆法案》，将生殖性克隆人作为一种新的犯罪，并可判处最高达10年的监禁，以弥补其1990年《人类授精与胚胎移植法案》未明确规定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缺陷{20}。澳大利亚2002年就专门出台了《禁止克隆人法案》，将故意克隆人类胚胎、进口或出口克隆的人类胚胎的行为明确列为犯罪行为，并规定这类犯罪的最高量刑可达到15年有期徒刑。不仅如此，该法案还将通过受精以外的方式生产或培养人类胚胎、非以妇女受孕为目的创造人类胚胎以及创造或培养包含有多于两人提供的基因内容的人类胚胎等明文规定为犯罪，并规定这类犯罪的最高量刑为有期徒刑10年{21}。日本2001年4月开始实施的《克隆技术限制法》全面禁止制造有损于人类尊严的克隆人，违者将被处10年以下劳役或1000万日元以下罚款{22} 。 2004年9月新加坡国会通过的一项法律也明文规定禁止在本国克隆人，违反这一法律者最高将被处以10万新元的罚款和10年监禁{23}。而美国国会也于2001年7月31日通过了全面禁止克隆人的法律，规定对违反法律规定者最高可处以1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22}。我国台湾地区2007年颁布的《人工生殖法》中也对从事生殖性克隆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依据该法，以无性生殖方式为人工生殖的，处其行为人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50万元以下罚金。[3]除以上国家和地区之外，法国、德国等也都制定了本国有关禁止克隆人的立法，并对非法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的行为追究一定的刑罚。例如，法国对违反禁止克隆人法的行为处以20年以下徒刑，德国处以5年以下徒刑，英国则根据克隆手段的不同分别处以2-10年劳役和监禁{9}63。西班牙则将生殖性克隆人这一犯罪明文规定在其刑法典中，《西班牙刑法典》第161条第2款规定：“用克隆的方法进行人类繁殖和进行其他人种选择的活动的，处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6至10年的权利。”{24}国际社会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克隆人技术的刑法规范不仅表明了人类在对待克隆人技术问题上的谨慎态度，而且通过刑法的力量阻止或至少是延缓了克隆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社会应对生殖性克隆人所带来的冲击赢得了缓冲期。

五、我国应对克隆人技术的刑法对策思考

从法哲学的角度来说，克隆技术与法律的关系，就好似剑与剑鞘的关系。一把锋利无比的剑可以帮助人们披荆斩棘，但同时也可能会伤害用剑者自身，而剑鞘则可以帮助人们在不用剑的时候有效遮蔽剑的锋锐，防止造成不应有的伤害，克隆技术与法律的关系也是如此。克隆技术具有明显的双刃性，其健康发展与正当应用会极大地增进人类社会的福祉，而其滥用则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为此，需要立法者采取适宜的对策，以便利用好法律尤其是刑法这一剑鞘，将克隆技术所引发的负面问题限制在最小限度内。对于克隆技术发展所潜藏的各种负面效应，理论上存在3种应对策略，即事前防范、事时制止以及事后惩戒。古人云：“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而“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申鉴·杂言》）；换言之，事先防范是避免风险发生并避免或减少损害的最有效策略。以此为立足点，尽管从理论上来说，“社会和个体一样，无法在所有风险问题上都保持高度警惕”{25}，但每一个社会与个人却都必须选择特定的风险加以关注以便实现其生存与发展，使克隆技术发展过程中所潜藏的巨大风险成为社会与个人通过法律来加以防范的基本风险之一。在此背景下，制定专门规范克隆技术的立法并在刑法中增加有关人体克隆方面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无疑应当成为我国在防范克隆人技术所引发的社会风险方面所应肩负的一项基本使命。

（一）我国目前有关克隆技术规范的立法现状

在克隆技术的控制方面，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专门立法。但在已经出台的个别行政规章中却已经明文涉及了克隆人的问题。2003年12月由科技部与卫生部联合的《人胚胎干细胞伦理指导原则》第4条明文规定：“禁止进行生殖性克隆人的任何研究。”不仅如此，该《指导原则》还就从事治疗性克隆人研究（亦即人体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条件与程序等作了明文规定。此外，在卫生部2003年8月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也对实施辅助生殖技术人员之行为准则作了规定，其中第15项明文规定：“禁止克隆人”。就此来看，我国在人体克隆技术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即绝对不允许从事生殖性克隆人方面的研究，但对于治疗性克隆人技术的研发则给予支持。[4]然而，另一方面，我国有关人体克隆技术规范的现行立法还存在明显缺憾，无论是《人胚胎干细胞伦理指导原则》，还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都还存在着立法效力层次过低且刚性不足的严重弊端，而且在以上两部规章中都没有关于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研究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的任何规定。这就使得我国现行立法对生殖性克隆人的禁止显得苍白无力，一旦实践中有人从事生殖性克隆人方面的研究，以上两部规章根本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规制作用。在克隆技术，尤其是以治疗为目的的干细胞技术飞速发展，而滥用该技术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研究的威胁又随时可能成为现实的背景下，这显然已经成为我国现行立法的一个不足。

（二）我国应对人体克隆的刑法对策建议

以上文对国外有关人体克隆技术刑法规制的分析为视角，并结合我国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庄严承诺，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立法尤其是刑法在规制人体克隆技术方面还存在明显的缺陷，具体而言，现行法律尤其是刑法尚未针对非法人体实验配设相应的刑事责任制度。针对这一立法缺位以及我国克隆技术发展所必然带来的相关立法需求的日益强烈，我国应当制定一部专门引导和规范克隆技术研究与应用的《克隆技术管理法》，将我国在克隆技术发展方面的基本政策转化为法律予以推行，以保障克隆技术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在这样一部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指导我国克隆技术发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并明确规定相关不规范操作的一般法律责任以及刑事法律责任。[5]同时，为了使该法与刑法保持衔接以更好地防范生殖性克隆人犯罪的发生，应当及时修改现行刑法的规定，增加“非法从事生殖性人体克隆研究罪”这样一项罪名。在法治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社会主旋律而罪刑法定的理念亦已深入人心的情势下，这显然已成为我国应对克隆技术发展所带来之挑战并弥补现行立法缺憾的内在需要。

【注释】

[1]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刑法将完全放任治疗性克隆人，而仅仅表明，刑法不应将治疗性克隆人做人罪化处理。假如治疗性克隆违背了法定的操作规程，造成了严重危害社会的后果，刑法依旧要将相关的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并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构件、人类关系的基本单元，并不是某个或某些人随随便便发明创造所产生的，而是人类历史在漫长的自我探索与选择的进程中结出的文明成果。历史上曾有过取代家庭的实验，但未真正取得成功。而双亲家庭又是最有益于儿童身心发育、形成健全的人格和成熟的自主性及完美的爱的情感体验，从而避免罹患认知与情绪上的心理障碍的环境。相反，在丧失父母一方的家庭中的儿童，由于无法体验完整的父母之爱，其人格发展也难以达到健全的水平，心理失常、行为不轨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双亲家庭中的同龄人。现实社会中，由于父母离异所造成的对子女的伤害已经是一种很大的不幸，但这些子女至少还是拥有他们的父母，至少还曾经拥有过完整的双亲家庭。而通过克隆技术使单身男女生殖后代的行为，则不仅使作为后代的当事人应当享有的惟一性、独特性的权利天然丧失，而且使得他应当享有的如其基因供体（即单身贵族）一般曾经享有过的拥有父母双亲的权利先天地被剥夺了，他从存在之时起便被先天地打入无父或无母的单亲家庭之列，这对于克隆人来讲，显然是不公平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伤害。而这种不公平和种种显而易见的对克隆人的身心伤害足以构成对法律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强有力的理由。（参见：谭家宝，张绪治．论生殖性克隆人犯罪—对生殖性克隆人的犯罪学评价[J]．英才高职论坛，2006，（1):10）

[3]参见我国台湾地区《人工生殖法》第16条及第30条。

[4]当然，这种支持是建立在相关研究须严格遵守《人胚胎干细胞伦理指导原则》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之基础上。

[5]在《克隆技术管理法》中明确规定克隆技术不规范操作的刑事法律责任，并不是要求该法对克隆技术操作方面的罪名和罪状作出规定，而是要求该法设置一些涉及克隆技术操作的刑事指引条款，以便为刑法介入对这类操作的规范提供立法支持。

刑事技术论文篇(5)

一、刑事科学界说

刑事科学是由一系列刑事学科组成的科学总体。“刑事”一词，在国内，与“民事”相对称，指关联犯罪、刑罚之事；在英语中，“刑事”的对应词汇有“crime”、“penalty”，翻译成中文，则“刑事”与“犯罪”、“不法”、“刑罚”、“惩罚”有关。可见，国内外在“刑事”一词的使用上尽管有所不同，但都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相关。因而，刑事科学就是关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科学，它是将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作为研究对象的各种刑事学科的集合，包括刑法学、刑法史学、刑诉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政策学等。

以往，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密切相关的学科总体，用“刑法学”（最广义的）或“刑事法学”来表述。晚近有人提出，应区分刑法学与刑事法学，刑事法学与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等学科在地位上并列。

我们认为，将该类学科总体称为“刑法学”，如果从学科演进历史考虑，即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等都是逐步从刑法学中分离出来的学科，有一定的正确性；但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独立，而仍将其称为刑法学（即便是最广义的），至少在用语上会产生混乱。“刑事法学”的称谓，在我国无疑是受“法学”学科的影响，但如果从某些具体刑事学科的学科属性考虑，将这些学科均纳入“法学”学科则未必准确，如犯罪学并非纯法学学科。

以“刑事科学”一词来概括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密切相关的学科总体，不仅能避免上述称谓的缺陷，而且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首先，各门刑事学科在总体上研究对象的同一和研究价值的一致，使得作为总称的“刑事科学”有了存在的可能。各门刑事学科尽管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其始终是以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整体或其中一部分为研究对象，而其研究价值最终都服务于控制和预防犯罪的共同目的。其次，确立刑事科学术语，有利于明确各门刑事学科的研究范围，避免将非本学科的内容纳入研究范围，从而使该学科的理论范畴日趋科学、理论体系日趋严谨；有利于明确只有作为总体的刑事科学才能完成对犯罪的控制和预防任务；有利于树立刑事一体化的观念，充分利用各刑事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犯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二、刑事科学的学科构成演变

刑事科学是由一系列研究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刑事学科构成。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研究水平的不同，刑事科学的学科构成也不一样。

刑事科学的形成最初渊源于刑法学的分化。我国古代唐朝以前（包括唐朝）的刑法学是无所不包的大刑法学，并未分化。[2]有关刑法的基本理论、刑事政策、诉讼程序、刑事技术、刑罚执行及刑法史等均纳入刑法学研究视野，其研究方向大体包括刑法观念研究、注释研究及历史性研究。[3]那时，刑事科学仅由刑法学一门学科构成。唐朝以后，大刑法学开始分化，出现了专门的刑事技术学科研究成果，其最明显的是以宋朝《洗冤集录》为标志的法医学学科的形成。因此，唐朝以后的古代刑事科学包括刑法学和法医学两门刑事学科。

迨至近代，导源于清末“改制”和大规模修律运动，西法东渐，尤其受日本的影响，我国的刑事学科开始出现枝叶繁茂的景象，无论是大刑法学还是刑事技术学科，都逐渐分化出若干学科。在分化过程中，各学科总体上最初都是从翻译和介绍西方有关学科开始，后期则开始联系中国实际，对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展开研究。赵琛（1898—1969）在《监狱学》一书中列表指出，刑事科学的研究目的在于预防及镇压犯罪，包括的学科有：刑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刑事部分）、监狱法、监狱学、比较刑法学、刑法沿革史、刑法哲学、刑法思想史、刑事人类学、刑事心理学、刑事社会学、刑事统计学、审判心理学、刑事术式学、刑事侦探学、刑事精神医学、裁判化学、法医学、刑事政策等。[2]（p1055）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刑事科学是在完全否定旧中国刑事科学的基础上建立的。最初完全移植前苏联的刑事科学，包括学科构成、学科体系、学科的基本范畴及学科分类等方面，后来始有自己特色的刑事科学。就学科构成看，学界较一致地认为，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刑法史学、刑事政策学、刑事侦查学、物证技术学、司法鉴定学等学科，已经成为刑事科学中的独立学科。随着认识的提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些刑事学科已经或正在细化，其途径大体有两种：一是由某一刑事学科内部的不断自我分化而成，如刑法学分化为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等；二是某一刑事学科与其他刑事学科或刑事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而成，如犯罪学与社会学交叉渗透而形成的犯罪社会学等。刑事学科的细化，不仅使刑事科学的总体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使这些刑事学科本身又具有学科群的特点。

三、我国刑事科学的学科结构现状及评析

（一）我国刑事科学学科结构的现状

首先，学科范围不明。从大刑法学中逐渐分化出的若干刑事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并进一步分化，又带有学科群特点。无论是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还是刑事诉讼法学，都已形成自己的学科群并有进一步细化的趋势。然而这些学科群应当包括哪些学科，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无论是刑法学界还是犯罪学或其他刑事学科界，都在尽力描述其宏大的学科体系，从而导致各学科群学科范围的矛盾。这里仅以刑法学为例加以说明。

刑事科学的形成始于刑法学的细化。被细化之后的刑法学应当包括哪些学科，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在学界就一直存在争论，加之近年来“刑事一体化”[4]观念的提出，使学科范围之争尤显复杂。就刑法学的学科范围，学界基本上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加以说明。80年代初，有人提出狭义的刑法学就是刑法解释学，广义的刑法学还包括刑事政策学、犯罪学、比较刑法学、中国刑法史、中国刑法思想史、外国刑法史、外国刑法思想史，其他为刑法学的邻近学科。[3]（p25-285）90年代之后，刑法学学科范围之争沿两个方向进行：其一，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分化、犯罪学和刑事政策学的独立，学界对广义刑法学的范围有了重新认识；其二，一些学者通过对狭义刑法学的反思，对狭义刑法学的学科范围又提出了若干新观点。对于前者，有人认为，刑法学的研究方向除狭义刑法学外还包括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以及逐步形成的经济刑法学、行政刑法学、环境刑法学；有人认为，广义刑法学还包括刑法学基础理论、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刑法人学、刑法社会学、刑法数学、刑事判例学、刑事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和国际刑法学。对于后者，有人主张狭义刑法学有刑法哲学和刑法解释学两个方向[4]（p2）；有人主张刑法学是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的统一体，是一种中间意义的刑法学；[5]（p1） 有人主张在注释刑法学之外再建立概念刑法学与理论刑法学；[6]（p216）还有人在反思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狭义刑法学包括理论刑法学、立法刑法学、司法刑法学三门学科。[7]（p87）由此可见，学界对广义和狭义刑法学的学科范围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共识表现在：其一，犯罪学、刑事执行法学（监狱法学）不再属于广义刑法学的子学科；其二，狭义刑法学绝不仅仅是注释刑法学。分歧主要表现在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应否属于刑法学的子学科等。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刑事一体化”精神内涵的挖掘，主张在狭义和广义刑法学两个层面展开一体化研究，而其所建立的狭义刑法学主要包括刑事立法学、刑法解释学、刑事法理学三个基本分支学科，广义刑法学主要包括犯罪学、狭义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刑学、刑事政策学五个基本分支学科。[8]（p14） [14]这样一来，关于刑法学尤其是广义刑法学的学科范围已达成的基本共识，又被“刑事一体化”下的刑法学学科范围所推翻。

其次，学科属性不清。学科属性解决的是学科归属问题。哪些学科应归属于刑事科学，学界有不同认识。这里以犯罪学为例加以说明。

犯罪学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其学科的发展在总体上表现为逐步走向独立并壮大的过程。对犯罪学的学科归属，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重大争论。[9]（p13－17）有的认为它是刑事科学的分支学科，有的认为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有的认为是社会学和法学的边缘学科，属于社会法学范畴，有的认为是综合性学科。即便在综合性学科下，有的认为是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有的认为是以法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有的认为是以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有的认为是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为统一学科归属的认识，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专门将犯罪学的学科归属作为一个议题，与会者提出了三种旗鼓相当的观点，即“综合学科论”、“刑事学科论”、“社会学分支学科论”。[10]（p10 ）

（二）对刑事科学学科结构现状的评析

从上述关于学科范围和学科属性存在的问题中不难看出，我国刑事科学界尚缺乏整体的学科结构意识。学科范围上表现出“圈地运动”，力图以“广义”模式建构宏大学科体系，将其他学科收归旗下以凸显本门学科的地位，这是很不科学的。首先，由于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去构建其学科体系，必然造成“广义的”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在学科结构体系上的矛盾；其次，它容易混淆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从而易使已独立学科逐渐丧失其地位；最后，“广义的”模式是一种平面模式，将不同层次的学科放在同一平面结构内，实质上是没有弄清各学科相互之间的层次关系，即哪些学科属于同一层次，哪些学科属于下一层次。

学科属性之争涉及到学科分类问题。学科分类，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依据某些原则划分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确定各门学科在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并阐明各学科之间的关系。学科边界越清楚，学科分类就越明确。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与学科交叉渗透的现象越来越多，单独将某门交叉而成的学科纳入交叉前某一学科门类，实际上是未对其学科属性进行全面考虑。我国刑事科学界对若干学科的属性之争，正是这种未全面考虑的体现。在科学学界，本着解决交叉而成的学科在整个科学结构体系中的地位问题，经过长期讨论，基本上达成共识，即应当承认交叉科学的独立地位。

就我国刑事科学而言，各刑事学科在整体上表现为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价值，而刑事科学的形成史又揭示出刑事学科不断分化与交叉的规律。因此在学科结构上，既要将所有研究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学科纳入刑事科学范畴，以便正确认识和控制犯罪，又应当承认交叉科学在刑事科学内和刑事科学外的独立地位，以便解决分化与交叉后学科的属性问题。

四、刑事科学的结构

（一）刑事科学的外部结构

刑事科学的外部结构关涉的是刑事科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结构关系。由于刑事科学中若干学科是在刑事学科与刑事科学外部（包括法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科之间交叉渗透而成，因而这些学科不仅具有刑事的属性，也具有其他属性，单独将其归入刑事或非刑事范畴都不是正确的做法。作为独立类别的交叉科学地位的确立，有利于解决这些学科的属性问题。

首先，刑事科学与法学的结构关系。法学是研究法的学问。而对于“法”本身至今仍没有一个世界公认的概念，法学发展史中形形色色的法学理论和学说的存在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国内，有的将“法”理解为法律，有的则认为将法与法律等量齐观是人为地限制了法学研究，主张法包括客观法、主观法和实在法。[11]（p70 ）无论将法作狭义或广义的理解，刑事科学和法学都不存在包含关系，而只能是交叉关系。我们可以说普通的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包含在法学体系中，但从中分化出的若干学科则并非完全具有法学性质，如犯罪学、法医学、司法精神病学、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学、监狱学等。

其次，刑事科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关系。除法学外，人文社会科学还包括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统计学、体育学等众多科学分支，它们是将人文社会中某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刑事科学中绝大部分学科都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如普通的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它们的分支学科往往是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而成，如刑法史学、刑法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统计学等。因而刑事科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关系也是交叉关系。

再次，刑事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结构关系。毫无疑问，目前刑事科学学科中只有极少数是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而成的，如刑法数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医学、司法鉴定学、犯罪地理学等。它们既有刑事科学属性，又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特点，因而刑事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结构关系也只能是交叉关系。

（二）刑事科学的内部结构

刑事科学的内部结构涉及到刑事科学中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交叉科学独立地位的确立以及它并不否认交叉学科属性的多重性，为刑事科学内部结构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为清晰理解刑事科学的内部结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若干刑事学科群的内部结构关系。目前，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已进一步细化，使这些学科带有学科群的特点。这里以刑法学为例说明其学科内部结构体系，其他刑事学科群的内部结构体系可以此为参照。

一般认为，刑法学科群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刑法哲学、刑法社会学、刑法数学、刑法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等学科。这些学科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刑法规范对一般特点和规律研究而形成的普通刑法学；二是普通刑法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交叉科学，包括刑法社会学、刑法数学、刑法史学、刑法哲学、刑法经济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普通刑法学与交叉科学在地位上并列，而交叉科学中的学科与普通刑法学的关系在逻辑上并非同一层次，其功能则都是从不同角度服务于普通刑法学；在普通刑法学中，理论刑法学、刑法立法学、刑法解释学属于对现行刑法进行本体研究的同一层次。当然，普通刑法学也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同一层次的划分，如按地域和国别划分为中国普通刑法学、外国普通刑法学、国别普通刑法学等。刑法学科群的内部结构关系可以用如下图表示（图略）

其次，刑事学科群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若干刑事学科可以在同一层次上划分为刑事基础学科和刑事技术学科两大类。刑事基础学科侧重于对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整体或某一部分进行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已经独立的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政策学等学科都属于刑事基础学科；刑事技术学科则侧重于实用技术、策略和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包括刑事侦查学、物证技术学、司法鉴定学等学科。刑事基础学科和刑事技术学科在结构层次上属于同一层次，处于同等地位，二者互不包含，这是其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刑事基础学科能够为刑事技术学科提供理论指导，它的理论研究成果有助于刑事技术学科的深入发展；同时，刑事技术学科的深入发展反过来促进刑事基础学科的进一步深化。因而，从总体上看，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在刑事基础学科内部，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政策学在地位上届于同一层次，它们都有各自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价值。从这个层次上说，它们都不是为了服务对方才有存在的必要，这正是它们自身经过若干年发展才成为独立学科之本。因而，我们既不赞成那种以某门学科（如刑法学或犯罪学）为本，将其他学科纳入其中而建立宏观结构体系的做法，也反对一门学科是为另一门学科服务的说法（如犯罪学服务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服务于刑法学等）。当然，这些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探讨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整体或某一部分，因而在各自独立存在的基础上又表现出十分密切的联系。从这个层面上说，它们又是统一的。应注意的是，这种统一只是在这些学科的上位统一，决非其中一门学科或几门学科为另一门学科所吞并。

五、关于“刑事一体化”问题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自然、人类、社会三大系统要协调发展，要运用各门知识、各种理论和方法，依靠不同的学科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复杂多样的现实世界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12]（p48）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科学发展最终会走向统一，走向综合。当今科学学界提出的“科学一体化”，正是对科学发展规律认识的反映。

在刑事科学界，基于对刑事科学发展历史和刑事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把握，国外早就有人提出了刑事一体化。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提出“全体刑法学”概念，将刑事政策学、犯罪学、刑法学、行刑学融入其中。在国内，已故甘雨沛先生主张建立一个融刑事立法论、适用解释论、行刑与保安处分论以及刑事政策论等为一炉的全面规制的“全体刑法学”。[5]储槐植教授提出必须建立刑事一体化思想。其基本点是，“刑法和刑法运行处于内外协调状态，才能实现最佳社会效益”。[13]（p294－304）此后，学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倾注于“刑事一体化”研究。有学者从刑事一体化角度构建了包括犯罪学、狭义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刑学、刑事政策学在内的广义刑法学科体系；有学者通过界定刑事一体化的内涵，指出实体与程序、制度与规范、政策与规范、人与机制等方面的一体化具体指向；[14]（p11－15）陈兴良教授以“刑事一体化”思想作为《刑事法评论》的编辑宗旨，提出应当打破壁垒，在刑事法的名目下，将与刑事法相关的学科纳入刑事法的研究视野，建构一体化的刑事法学研究模式。[6]

“刑事一体化”如果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即从多学科角度研究某一课题，是很可取的；如果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则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刑事一体化”是几门学科的一体化还是整个刑事学科的一体化？“刑事一体化”是统一于刑法学还是刑事科学？我们认为，刑事一体化既不是几门刑事学科简单地拼盘，也不是一门学科吃掉其他学科。实际上，刑法学、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监狱学、刑事政策学等各自独立但又密切联系；刑事基础学科和刑事技术学科各自使命不同但又共同服务于抗制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因而，“刑事一体化”应是建立“刑事科学学”这一新的科学。那种将各刑事学科统一于刑法学中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各学科研究对象不同，将其他学科统一于刑法学中，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实现。

刑事科学学的创立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囿于篇幅，本文只谈几点基本认识。

首先，刑事科学学只能是建立在各刑事学科独立地位的确立以及深入把握各学科相互之间结构关系的基础上。换言之，刑事科学学不是要消灭各刑事学科，而是立足于各刑事学科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以及各刑事学科又密切联系的基础上。

其次，刑事科学学的实现有赖于各刑事学科的自身建设，而各科的自身建设应以一体化作为观念指导。只有加强各刑事学科的自身建设，才能保障其独立地位的确立；只有以一体化作为观念指导，才不至于割断各刑事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避免自认为大的局面。

再次，刑事科学学的建立既不否定各门刑事学科在具体研究对象上的特殊性，也不否认它们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提出的抗制和预防犯罪模式，而是基于刑事科学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既表现在各刑事学科研究内容所涉及范畴的某些共同性，也表现在各刑事学科研究价值均含抗制和预防犯罪的共同目的性。刑事科学学的使命，是要深化对各刑事学科共同范畴及其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并站在各刑事学科总体的高度提出抗制和预防犯罪模式。因而，刑事科学学并不取代各门刑事学科，也不是它们的简单“拼盘”，而是理论上和价值上的认识升华。刑事科学学在内容上，应当研究各刑事学科共同关注的范畴及其内在逻辑联系，如对犯罪、刑事责任等范畴的认识及其相互关系、基本规律的把握；应当关注对各刑事学科研究均有指导意义的内容，如刑事学派、刑事基本原则及基本研究方法等；应当站在刑事科学总体的高度，探讨预防和抗制犯罪的“当为”模式。在理论体系上，由于各门刑事学科实际上均从不同角度探讨犯罪和犯罪人，因而刑事科学学可以以犯罪和犯罪人为中心构建其理论体系。关于刑事科学学的具体内容，应另行文加以研究。

最后，刑事科学学应作为一门课程在高等法学院校开设。目前，各高校法学院系在刑事学科课程设置上，都将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作为必修课，其他为选修课。这种课程设置模式，不利于保证刑事学科知识的完整性。针对这种不足，改革的构想是将刑事科学学作为必修课。主要理由在于，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完成所有刑事学科的学习，而开设刑事科学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使学生能够在宏观上掌握各种刑事学科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

「注释

[1] 张文（1940－），男，辽宁阜新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2] 学科的现代化概念在我国的出现始于清末。尽管如此，刑法学作为研究刑法的学问，在我国古代是存在的。

[3] 战国时期是对刑法观念研究最为集中的时期，“礼治”与“法治”之争涉及到刑法的本质与目的、刑罚的功用以及刑法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刑法中的根本性问题。战国以后，对刑法观念研究尽管存在，但主要研究方向已让位于对刑法的注释研究和历史研究。参阅李晓明主编：《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5页。

[4] 国内学界对“刑事一体化”的内涵尚有争议。其渊源可追溯到已故甘雨沛先生提出的“全体刑法学”观念，储槐植教授明确提出“刑事一体化”，陈兴良教授以“刑事一体化”思想作为《刑事法评论》的编辑宗旨。有关“刑事一体化”的具体分析见后文。

[5] 甘雨沛先生的该种主张实际上是国内“刑事一体化”观念的雏形。参见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前言”部分。

[6] 陈兴良教授的观点可参阅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一卷），“主编絮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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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昌荣。我国犯罪学科建设纵览——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述评[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4）。

[11]曹义孙。从法学研究对象看法学体系[J].法商研究，1994，（6）。

[12]李光。关于科学学理论与实践的几个关系问题[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7，（5）。

[13]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刑事技术论文篇(6)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刑事诉讼法学;发展

刑事诉讼法学指的是在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下，国家专门机关依法揭露、证实、惩罚犯罪，并且保证无罪之人不会受到刑事追求的所有活动。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的深入应用，带来了信息化技术支持，促进了刑事诉讼法学的现代化进程。文章基于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分析了刑事诉讼法学的成就，阐述了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探讨了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

一、新媒体背景下刑事诉讼法学的成就

(一)刑事诉讼法学制度的不断完善

在新媒体背景下，社会经济与政治在不断适应的同时也不断发生改变。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刑事诉讼法在新媒体环境的影响下，更应该适应社会的变化，数字媒体以及以家庭为代表的组织促进了刑事诉讼法制度的变革，改变了旧的刑事诉讼格局，促使其更加讲究法治与民主。在新媒体时代下，开展的刑事诉讼活动要注意社会公众参与程度，有助于完善社会结构，构建和谐家庭的有效方式。

(二)创新了基础理论与刑事诉讼手段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交流更为方便，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增加信息交流的共享性与便利性，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研究视角，理论与理念都得到了更新与挖掘。刑事诉讼法学在理论上更重视司法公平与人权保障，改变了单纯惩治犯罪的目的，表明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对刑事诉讼法程序进行优化，做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理论上的创新能够适应国际发展趋势。我国刑事诉讼法擅长运用分析法、推理法，但缺乏社会理论、数据的支撑。新媒体环境下，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沟通交流更为方便，也创新了刑事诉讼法的研究方法，凭借互联网平台、移动媒体等的便利性，可以征集社会大众所关注的形式来诉讼立法焦点性问题，进一步扩展公民参与刑法诉讼法的立法途径，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与公平，激发社会活力。根据社会大众的调研方式来获取所需的数据信息。因为有了数据支持，刑事诉讼法的研究方法更科学化、规范化。

(三)宪法加大了对刑事诉讼法的支持力度

新媒体环境下要充分发挥刑事诉讼法的重要性，就离不开日益完善的宪法。宪法条款中可以找到刑事诉讼法的对应条款支持。这样的刑事诉讼法更具有说服力、权威性。这也是一个正规化的过程，是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助于法律法规的健全。

(四)刑事诉讼法研究体系更加健全

传统媒体时期，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不足之处凸显，例如研究具有反复性、热点关注度过高、交叉性学科缺乏独立性间接、不了解国际刑事诉讼法学等。新媒体时代，这些问题度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互联网的高效办事效率为广大刑事诉讼法学人员提供了丰富的国际性资料，促进交叉学科、单学科的研究，分享国内外焦点热点。随着网络信息技术所产生的思维碰撞，给刑事诉讼法学体系的研究也提供了新想法和新思维，影响着立法体系的研究。

二、新媒体时代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趋势

(一)刑事诉讼法学的宪法性和社会性加强

刑事司法诉讼程序发展的明显趋势就是宪法化。宪法化，即宪法中有刑事司法制度的条文规定。调查结果表明，在宪法中，各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均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发达国家中，在公民权利中，刑事程序权利会受到高度重视，在宪法体系中有重要地位。社会化，也是指刑事司法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和社会的互动，通过角色知识的学习、社会文化的内化，渐渐的适应社会生活。该过程延续和积累了社会文化，整合了现有社会结构，健全和完善了人的个性。新媒体突破了以往的形式诉讼格局，促进了刑事诉讼制度的社会化进程。

(二)刑事诉讼制度走向法治化和民主化

刑事诉讼制度逐渐走向法治化与民主化，严格落实刑事诉讼程序，健全诉讼机制。同时还需要增强社会公众的参与，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重视社会组织、基层组织和人民团体的意见，加强建设社会公众参与平台，让刑事诉讼充分体现出法治化与民主化。

(三)刑事司法制度

逐渐走上国际轨道联合国对部分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进行了调查了解，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国际文件，最具代表的就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囊括了刑事司法标准，这也反映出了国际上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性。虽然各个国家有地域、文化、制度的差异，但在刑事司法上却有类似的认识，说明各国均拥有追求法治的目标。各个国家在刑事司法上的交流沟通会更多，借鉴他国中的精髓部分，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以制定出与国际接轨，符合本国国情的刑事司法制度。

三、新媒体时代下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

(一)深化刑事诉讼目的

刑事诉讼法的最初目的就是“保护人民、惩罚犯罪”，但群众的人权保障意识增强，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的还应该具有保障人权的目的。新媒体时代要求刑事刑诉中要以强大媒体规范和法制法规的公共权力，来维护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同时，也要通过公平的程序保护嫌疑人的人权。这体现出刑事诉讼法根本目的，也是检验诉讼程序正当性、公平性的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刑事诉讼法不再是工具法或者附属法，而是成为了实体法，成了国家宪法的测震仪。

(二)调节社会和谐度

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各种社会矛盾。在新媒体背景下，社会矛盾的缓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刑事诉讼法的功能是否能得到充分发挥始终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程度。在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过程中，需要事先了解刑事诉讼的本质要求，健全刑事诉讼的社会功能和基础功能，拓展刑事诉讼法学领域范围。实际上，刑事诉讼法存在的现实意义就是调节人和社会、人和人的冲突。想要维护国家权力和社会秩序的有序性、合法性，就需要实现刑事诉讼法的诺言，利用刑事诉讼法的社会调节器本质，维护人们的正当利益，捍卫公平正义，缓解社会存在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防止社会崩溃、社会动荡。刑事诉讼法学的核心价值是维护公平正义。在新媒体时代，利用新媒体推出刑事诉讼超越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公平公正的保障体系包括了公平的生存规则、生存权利的公平、受教育机会的公平、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等内容。刑事诉讼法学中应该以公平正义作为出发点，以新媒体视角完善多元素、多层次的价值体系。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发展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同时实践理论也是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建构的主要元素之一。

(三)将理论实际统一化

在新媒体时代，刑事诉讼法理论的研究已经得到了突破，可以适应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也能够顺应国际发展趋势。但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成熟程度影响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情况，在正确理论方向的引导下，要结合具体情况，让理论更具应用型。结合数字化资源、互联网资源进行理论研究和推进实践化发展。用理论联系实际，并作用于实际。只有将理论与实际相融合，理论服务于实际，才能发挥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理论作用于实际，并与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实践，就能够反作用于理论研究。

(四)重视社会大众意见

由于网络平台的开放，群众的言论更为自由，出现了众说纷纭的情况，对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执行都起到了督促作用，尤其是群众参与人权保障这一问题，健全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权的保障既包括了受害人人权，也包括了嫌疑人的人权，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的公平公正性。网络上社会大众的呼声比较嘈杂，政治立场不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因此要秉承宽严相济的处理态度，听取具有积极性的声音，追究恶意煽动是非、不怀好意声音的责任。这样才能维护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全面性与公平性，对刑事诉讼法具有推动作用。

(五)进一步健全刑事诉讼程序

刑事诉讼法的诉讼程序和人权保障的落实情况密切相关，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法研究的核心要点，也是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因为人权保障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程序上应该做到严谨无误，确保人权保障和刑事诉讼程序相互促进。理顺刑事诉讼法的诉讼程序，才能实现人权保障。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在应用刑事诉讼法学时，更应追求精确性和无误性，还应具有接纳性、包容性，合理运用网络声音。在完善刑事诉讼程序时，也要落实人权保障工作，两者具有辩证统一性。

(六)提高民众对刑事诉讼法学的关注度

新媒体环境中，刑事诉讼法因为网络信息技术的共享性、开放性与便捷性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社会大众也更重视刑事诉讼法内容与标准，关系诉讼法在立法、实践、理论和程序上的问题，并给出意见。通过网络新媒体线上线下的沟通，自由发表对刑事诉讼法学的观点与建议，对社会大众学习法律常识、建立刑事诉讼法学意识有重要意义。同时，提高了刑事诉讼法的参与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宣传作用，对维护公平公正、增加政府公信力具有积极性作用;对具有违法犯罪的人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四、结语

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刑事诉讼法学也更加的健全完善。信息技术的透明化、便捷化让刑事诉讼法学能够顺应时展方向，结合社会化、宪法化和国际化的特征，既要坚持中国特色，也要重视人权保障。这不仅能促进国家刑事诉讼法的健全完善，也能和世界接轨，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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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光中，罗海敏．改革开放30年的刑事诉讼法学［J］．现代法学，2009，01:141－149．

刑事技术论文篇(7)

一、空间：维广度

刑事立法技术的空间维度，指刑法制定过程中所触及的领域范围。一般而言，刑法作为一种最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具有民事处罚、行政处罚乃至道义惩罚等社会调控机制之后盾的性质，所以，它所涉及的面极为广泛。假若刑法不能触及某一社会领域，那么在该领域肯定会发生较大的混乱局面。以劫持航空器罪为例，当航空器没有出现时，自然谈不上对它加以规制；而当社会发展到相当程度，航空器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这就为犯罪分子作案提供了空间，劫持航空器的犯罪屡演不绝，因而，刑法就由此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刑事立法技术空间维广，通俗地说就在于刑法空间要不断拓展，达到与社会生活领域要求一致的程度。它体现着犯罪化的领域和空间。犯罪化和非犯罪化是两种互相冲突的刑事政策思潮。目前在国外，反对犯罪化的浪头很高，但是，根据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实际和目前我国刑事立法的现状，犯罪化和非犯罪化都有其必要性，所以，“我国新刑法典的创制，应该循着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双向思路进行，但着重犯罪化。”（注：马克昌、李希慧：《完善刑法典的两个问题》，马克昌、丁慕英主编：《刑法的修改与完善》，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这种观点在刑法典修订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修订刑法典新增罪名约有100个左右，如合同诈骗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同时，由于条文更为准确，并取消了类推，废除了口袋罪，所以在这些方面缩减了刑法的适用面。不过从总体上讲，刑法的适用空间扩大了。修订刑法的这种作法值得肯定。

但是，刑法技术的空间维度并不充分，一些应该而且可以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没有被犯罪化，如期货交易中的犯罪，早就有学者对此提出立法主张（注：彭真明：《期货犯罪立法若干问题探讨》，《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但刑法典修订中对此熟视无睹。是不是说期货交易中不存在严重危害行为呢？否，看看1999年12月25日由最高立法机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不用过多加以解释就可有所感悟。

刑法技术空间拓展不力的原因在于，我们将刑法适用面与刑法疏密度搞混淆了，将刑罚轻重与刑法疏密也搞混淆了。刑法适用面的广度并不必然表现为刑法条文的增加，但是就某一具体范围而言，刑法适用面固定，假若刑法粗疏，那么其范围就大；假若刑法条文严密，那么其范围就小。如用精密的条文作空间广度拓展的努力，其广泛恐怕只能依赖于条文的增加了。而我们提倡犯罪化过程的要旨在于：宏观上拓展刑法空间，但不表明刑法对该空间事务要面面俱到。另一方面，刑法疏密与刑罚轻重是不同的概念，是在严与不严或厉与不厉之间作出选择。科学的做法，当然是严；人道的作法，必然是不厉，严而不厉的刑事立法技术，恐怕是我们所面临的最佳选择，惟其如此，刑法才得以确保社会的安全、秩序，并不背逆人权的保障。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刑法永远不可能从社会得到满意的答案，它总存在缺漏，这是一种残缺的美。然而正是这种美的存在，才激发我们在技术上不断创新的追求。

二、时间：维稳度

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绝不会抱着“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这种态度。特别是刑事法律在更多时候都力求“垂范久远”；然而，社会总在不断前进，不断给刑事法律提出问题，所以刑事法律就要不断进行相应的更新，这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79刑法颁布后，由于当时立法经验有限，而且后来又遭遇突如其来的社会形势变化，所以自实行次年，就被修改、被完善，直至持续到刑法典的修订。在这近20年时间里，应该说每一个特别刑法的出台都使立法者得到一次锻炼，其进步倒也可以看得出来。刑法修订时，也对79刑法的适用连续性作了最大限度的考虑。新刑法中413个罪名有五个来源：一是来源于旧刑法条文中的罪名，约有110个左右；二是来源于单行刑法中的罪名，约有140个左右；三是来源于附属刑法规范中要求“比照”、“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这部分罪名约有40个左右；四是从旧刑法罪名中分解出近30个；五才是纯粹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而增加的新罪名，约有100个左右。（注：刘艳红：《新刑法调控范围之理性思考与启示》，《法律科学》1999年第3期。）另外，刑法修订时，避免过去的观念，“要求既打击现实性的犯罪，又在充分认识犯罪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预先规定许多已经显现或将出现的危害行为为犯罪行为，从而保证刑法保护功能能够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注：林亚刚、傅学良：《刑法功能的价值评》，《中国刑事法杂志》第39期。）所以从总体上讲，刑法修订时考虑到了稳定性。

然而，许多教训没有转变为经验，使得相应缺点再度暴露，致使刑法典修订后又被迫作出修订。从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最高立法机关分别作出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1998年12月29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999年12月25日通过）。其中，首先增加一罪——骗购外汇罪，其次为扩大主体，如将刑法典第190条的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扩大为包含非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再次就是扩大适用情形，如将期货交易中的犯罪预以增补，等等。如果说这些修改是因为刑法典制订后发生了新问题，尚有原情，但是，单行刑法所增补的犯罪在刑法典修订前已经相当突出和严重了。这就充分暴露出刑法典在追求刑法稳定性方面存在的不足。

此外，刑法典的内容中有许多不利于稳定性的因素。由于有许多论述（注：仅以范忠信教授分别于1997年10月号与1999年6月号发表在《法学》上的两篇文章，《刑法典应力求垂范久远——论修订后的〈刑法〉的局限与缺陷》和《再论新刑法的局限与缺陷》，就能有所认识。），在此，不再多谈。这诸多缺点，与79刑法有相似的命运，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三、均衡：维量度

刑法本身是一个大体系，在刑法体系内，涉及总则体系与分则体系；犯罪体系与刑罚体系。犯罪规范中存在一般规范与特殊形态规范之构造；刑罚规范中存在刑种之构造；刑法分则中存在不同客体形成不同种类的犯罪构造。这诸多因素只有均衡结合，才能使刑法保持协调。换言之，刑法的均衡状态是刑法体系完美的表现，也是刑法实现自由、公平和正义等价值的形式的结构规律。刑法均衡，可大体解为罪与刑的均衡、罪与罪的均衡、刑与刑的均衡。

（一）罪与刑的均衡。要旨在于犯了什么罪，应受什么刑，才能实现刑法的公正价值。修订刑法对该均衡有了创新和发展。如形式上从一般规制到犯罪规制进而到刑罚规制，体现刑事司法程序的一般线索。在具体条文中，注意到禁止（命令）规范与惩戒规范的结合内容上，确立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的模式。如司法工作人员犯妨害作证罪或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从重处罚，就是充分考虑具有该身份的人从事这类行为的危害性较大，应比一般人受更重处罚；再如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原因在于从犯较主犯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小。但是，刑法中罪与刑不均衡的现象也有一定体现。如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那么我们试问：1.为什么必须报告自己受过刑事处罚呢？一次犯罪终身就要背上污点吗？2.依法条，隐瞒不报又有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毕竟该条文缺少强制性规范，可以说这种致命弱点使其只能流于形式。另外，罪与刑不均衡在判处死刑的经济犯罪条文中很普遍。

（二）罪与罪的均衡。修订刑法关于罪与罪均衡的较大收获体现在：1.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加重，改变过去规定业务过失犯罪受到较普通过失犯罪轻的刑罚的做法，不仅与国际潮流相吻合，而且真正体现出了两类犯罪的价值。2.在刑法中，体现了生命的必要尊严，对涉及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处罚较不涉及人身权的犯罪的处罚重。3.注意到玩忽职守罪的特殊危害，对其处罚加重的趋势也很明显。但是，罪与罪不均衡现仍然突出。如业务过失犯罪，尽管其处罚加重了，却并没有完全改变对它处以比普通过失较轻刑罚的传统局面。还如刑法第267条之抢夺罪与第268条之聚众哄抢罪，同样之情节，对前者之个人与后者之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的规定似同非同，但是，后罪所体现的恶性大，然而处罚轻。这种罪与罪之不平等现象在相邻两条如此，在相隔几章几节就更多，如奸淫幼女罪，“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然而嫖宿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两者孰轻孰重，在此难以讲明，然而刑罚却有明显差别，实则令人费解。

（三）刑刑均衡。刑刑均衡体现为确定刑罚的比例。刑法修订中，大胆采信罚金刑，值得称道。但是刑刑均衡中，只要我们对各个刑种的优劣有了理性认识，就可以认为，修订刑法对罚金适用态度仍然十分暧昧，既爱又怕。爱它的优点，怕它适用招惹非议而非它的缺点。所以罚金刑适用的比例不大。再就是重刑化倾向所导致的无期徒刑、长期徒刑比例较大。这些从整体上让人觉得刑罚还没有摆脱报复性质，仍停留在科学门槛之外。

刑法体系的均衡必须依赖理性，这在刑事立法中普遍受到忽视。现在，在我国刑法制定中，经验作法较为盛行，许多规范的出台并没有通过严密科学的理论分析，而单纯凭借过去的经验。如关于洗钱犯罪的规定，这的确势在必行；但是，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消费结算体制尚未为预防洗钱犯罪提供必要社会物资背景，或者说在我国，犯罪分子根本无须通过洗钱，就可以将它使用，亦即犯罪分子没有必要将“赃钱洗净”就能挥霍与投资。再如，死刑到底能不能有助于预防犯罪呢？国内尚没有学者从实证角度对此做过专门调查研究，因而认为死刑能预防犯罪的观点仍是出自经验的结论。刑事立法的技术科学化，必须要求理性与经验并行采信，绝非完全不讲理性，而理性认识，一方面要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另一方面还要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两者双管齐下，才能有助于理性升华。转贴于

四、规范：维精度

刑法条文精确与否，是最为明显的刑事技术发达与否的标志。条文精确，用语明晰，逻辑严密是其最高境界。这既利于司法操作，也有利于人权保障。

79刑法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弱点有：(1)用词不够准确；(2)用词不合逻辑；(3)条文表述不够确切；(4)条文过于简单，等等。（注：马克昌：《借鉴刑法立法例，修改和完善我国刑法》，《法学评论》1989年第2期。）由于这些缺点，以致于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作出大量司法解释，有些司法解释甚至于产生了立法效果。在97刑法中，这些缺陷在相当大的程度内得以矫正。如79刑法第151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152条规定：惯窃……或者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而97刑法就取消惯窃罪，将多次盗窃仅作为定罪情节，而且将盗窃罪单独作一个条文；同时，第265条将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盗窃的特殊对象加以规制，使之更为具体。

然而79刑法中的这类缺陷并未全面得以修正，它在修订刑法中仍然占据很大成份。如修订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转化犯的规定。但转化犯的前提必须构成犯罪吗？依立法原意，似乎不以前行为构成犯罪为要件；参考抢劫罪之规定，似乎也不应要求前行为构成犯罪；比照域外立法例，如《日本刑法典》第238条事后强盗罪规定：窃盗后为防止所得之财物被取回、避免逮捕或湮灭犯罪痕迹，而施行暴力或胁迫者，以强盗论。也不曾明确要求前行为构成犯罪。所以刑法第269条不应规定前行为构成犯罪。

不仅如此，79刑法中诸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重大损失”之类用语大量充斥在修订刑法中。尽管这种规定与我国的法律体制有关系，尽管这种规定有利于适应形式。但是，无论如何，作为刑法，还是应做得明确一些。惟其如此，才能不伤刑事立法的自由价值取向和人权保障机能。

五、适应：维实度

刑法与其他法律一样，其生命力体现于它能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得以执行。当然，刑法规范从总体上讲都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实践。但是，是否每一个刑法条文都具有这种生命力呢？我们认为，由于我国立法技术上不成熟，某些刑法条文不具备适应性的现象是存在的；它不仅存在于79刑法，也存在于97刑法中。以预备犯为例。刑法第22条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是总则规定。它意味着预备行为构成了犯罪，应当受到刑事处分。然而，这种规定根本不现实。以故意伤害为例，司法机关立案标准是重伤或轻伤，公安机关作为行政处罚案件立案标准是轻微伤。在没有构成伤害的事实时，没有任何机关立案处理该案件，更不用说以刑事案件立案。再如，以伪证罪为例，行为人准备作伪证，事先，他写好了假证词。但凭这能定罪吗？显然不可以。所以与其将预备犯处罚规定在总则中，倒不如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在分则条文中加以规制。对于未遂犯的处罚问题，与预备犯相同。

从现实出发，将对这些特殊形态的犯罪加以处罚的规定与过失犯作同一对待，应是可行的。而且国外立法例也作如此安排。如日本刑法典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的，是未遂犯。”“未遂犯的处罚，由各本条规定。”“对未遂犯，可以减轻刑罚。”德国刑法典除对重罪的未遂一律处罚外，轻罪的未遂的处罚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限。

有些规定，由于与立法背景存在差距，也难以实施。（一）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笼统，致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利应受何种程度的限制难以确定；（二）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用帐外客户资金拆借、发放贷款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之单位主体的规定是不现实的；（三）故意延误投递邮件罪，不合实际，如考虑严重不负责任之事实与它所造成的后果，就不必限于“故意”的主观罪过。（四）第九章渎职罪分得过细，不具有主体概括性，容易形成冲突。

六、扬弃：维力度

刑事立法过程，包含对不合理因素的剔除，对合理刑事手段的大胆吸纳。在此看来，我国刑事立法技术的完善还有很远路途。以下仅以管制刑之存废和法官立法形式之认可作简要说明，以期待大家的注意。

（一）关于管制刑的存废。尽管管制刑为我国独创，但在我国刑法制定过程中曾围绕在刑法中应否保留这种刑罚进行过争论。在争论中，管制的弊端充分地暴露出来，尽管许多学者对于管制的改进提出了中肯意见，但是，其心态恐怕还是因为，管制为我国刑事立法所独创，将其摒弃于心不忍。事实上，管制除了具有可为缓刑所替代的人身自由限制性质外，尚具有缓刑所不具备的最大弊病，即管制的保障手段缺失，管制的犯罪分子在管制期间不接受考察，司法机关往往也无计可施。但若缓刑犯不接受考察，则面临被执行监禁之苦。因而，在管制弊多利少且可为其他刑种或刑罚执行方法替换之前提下，就毫无继续保留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