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与环境论文篇(1)

目前许多院校广泛采用主辅修方式培养复合型人才，即学生在完成主修专业课程的基础上，再辅修第二专业的课程。辅修课程的上课时间经常与主修课程的上课时间相冲突，或者辅修课程的上课时间统一被安排在周末或晚上，这给辅修课程的学习带来不便。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可采用特色班级方式培养，即在招生时就用固定班集体招生、统一培养。这种培养方式便于课程体系的学习，尤其是便于实践课程的教学与管理。湖南城市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同时拥有化学工程和环境工程两个专业，这使得该学院在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的招生、教学与管理有独特的资源优势。

2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在课程体系设计上，不能简单地将环境工程专业与化学工程专业的课程“拼盘”。根据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特点和要求，我们在请教专家、调查学生的基础上对环境工程专业、化学工程专业的相关课程进行了有机整合，形成了培养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的课程体系，该课程体系由5个课程模块组成。公共基础和素质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军事训练、大学体育、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大学语文。专业基础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高等数学、工程制图及CAD、无机化学及实验、有机化学及实验、分析化学及实验、仪器分析及实验、物理化学及实验、化工原理及实验、波谱分析。专业核心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环境化学、管网工程、环境微生物学及实验、环境生态学、环境监测及实验、水污染控制工程及实验、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及实验、固体废物处理工程及实验、噪声污染控制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特色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化工环境保护、化工污染控制工程、化工污染控制设备、绿色氧化技术、突发性化工环境污染事故的预防与处置等课程。实践教学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环境工程仿真实验、工程设计、工程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PIDCAD工艺流程制图、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论文(设计)。该课程体系在保留环境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基础上，《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仪器分析》、《化工原理》、《波谱分析》等专业基础课程内容和学时与化学工程专业一致，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出环境工程专业与化学工程专业课程的复合；特色课程模块和实践教学课程模块体现出环境工程专业与化学工程专业课程的融合。

3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方法

对于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要求综合培养学生环境工程、化学工程两专业的知识和能力，达到综合培养的目标，这就要求其相应的教学不能采用灌输性的教学风格，而应采用渗透式教学、融合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和研究性教学等。(1)渗透式教学是指在上述专业基础课程模块中渗透环境工程专业知识的教学，在上述专业核心课程模块渗透化学工程专业知识的教学。例如，《物理化学实验》中动力学实验可以让学生动手做“Fenton试剂降解除草剂2,4-D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的测定”。(2)融合式教学是指在上述特色课程模块和实践教学课程模块中将环境工程和化学工程中的知识、原理、技能融成一体进行教学。例如，《化工污染控制工程》中教师可结合工程实践进行“流化床化学反应器处理农药厂废水”的专题教学，将流化床工艺设计参数、原理、废水排放标准等融合在一起进行教学。(3)案例式教学就是指在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结合教学内容运用工程中的实际案例进行教学。例如，《水污染控制工程》中教师可结合工程实践进行“电镀厂含铬废水的深度处理”的案例教学。(4)研究型教学是指在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通过创设学习情境，促进、支持和指导学生完成研究型学习活动，来综合培养学生能力与素质的一种教学方法。例如，在“Fenton试剂降解除草剂2,4-D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的测定”实验中，教师可引导学生自己查阅文献资料，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测定溶液中2,4-D的浓度？如何用计算机软件绘制2,4-D浓度的标准曲线？让学生自己确定实验中所需要的仪器和使用的方法，引导学生思考FeSO4和H2O2使用量对2,4-D降解速率的影响，如何求算该降解过程中的速率常数K和表观活化能Ea？

4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建设

良好的师资队伍是实施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关键。要培养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首先必须有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的师资。笔者认为，要改变目前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的师资匮乏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加强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建设。(1)引进、培养具有环境工程和化学工程双专业学位的高水平的博士或硕士，他们在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教育期间接受过环境工程、化学工程的专业教育，具备环境工程和化学工程复合的知识结构和科研素养，是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理想师资队伍。(2)教师交叉自学和资格认证。在学院内部要求有环境工程专业学位的教师参加化学工程的本科理论与实践教育，要求有化学工程专业学位的教师参加环境工程的本科理论与实践教育，教育期满后进行考试认证，达到认证资格的教师才能评聘为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师资。(3)聘请企业有工程实践经验，且有良好师范素养的工程师参与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5学生自主学习是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

化学与环境论文篇(2)

关键词：文学；传播；媒介环境学

尼克•史蒂文森在《认识媒介文化》一书中概括了西方媒介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批判范式、象征与文化研究范式、媒介形态范式。批判范式探究媒介的内容与意识形态、权力控制等因素的关系；象征与文化研究范式探究媒介的符号意义以及受众对符号的解读；媒介形态范式考察媒介本身对我们共同视野的影响［1］（P3）。从他对这三种媒介研究范式的分析中能看出，西方的媒介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媒介所承载的内容方面，正像英国传播学者大卫•霍尔莫斯所说的那样：“除了少数几个理论家，比如麦克卢汉、德博尔，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包括鲍德里亚，媒介研究的主流领域很少关注媒介的形式和某一种具体的媒介，看起来图像的具体内容以及围绕图像进行的表述具有一种魔力，这种魔力掩盖了促使内容得以实现循环的特定传播模式。传播学研究，尤其是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对人际传播中实际存在的互动过程以及信源、信宿和信息之间的双重传播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即使考虑到上面提到的那几个理论家，传播媒介的实际结构特性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相对来说很少受到重视。”［2］（P5）然而随着信息媒介的技术革新，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互联网大肆扩张，对传播媒介的社会意义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日益突出，于是带来了一种转机，使我们能全面理解媒介所包含的综合维度，而不仅仅是作为附属于语言学的衍生品。媒介研究似乎一直在等待一个历史性的研究对象，那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为媒介理论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视角，使其得以借助媒介来理解传播。”［2］（P5）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迫使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媒介形式本身对人、社会、文化的影响，考察媒介形态特点所构建的媒介环境对人类社会的总体影响。这种研究范式逐渐形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学术集群———媒介环境学，成为与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并行的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

一、媒介环境学概述

媒介环境学虽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就出现了，但是正如霍尔莫斯所言，真正形成一种流派是以互联网的兴起为契机。媒介环境学的主要源流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多伦多学派的代表是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二人号称“多伦多双星”。纽约学派以尼尔•波斯曼为旗手，他最早把“MediaEcology”这个词语学术化和体制化，在纽约大学设立了媒介环境学的博士学位点，称得上是媒介环境学的学科奠基人。媒介环境学的理论立足点是“人”，认为相对于人来说，媒介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媒介的形式特性构成社会传播环境，媒介技术所提供的传播倾向对人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会进一步影响人类的思想和社会文化的样态。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尼斯特洛姆、翁、莱文森、梅洛维茨、林文刚等媒介环境学代表人物从媒介与环境互动的“人文———技术”视角考察各种媒介形态本身对人的心理、思维、感知等产生的影响，以及媒介对人类社会文化的重大影响，力求为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提供一种反制力量，提醒人们对媒介的偏向和影响做好预先准备和防范，以维护媒介环境的平衡。最能代表媒介环境学思想精华的是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媒介就是讯息本身，而不只是其物质载体。媒介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变化的重要因素，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是这个时代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媒介构成我们的传播环境，人与媒介环境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人是鱼，而媒介就像人生存于其中的水，媒介创造了一种完全把我们包裹住的感知环境，“结果就是我们看不到这个环境，就像鱼儿看不到水一样，这个过程建构了我们的感觉，我们与它亲密无间。自动的感知导致一种休克的状态，就像水仙花神那样麻木地沉醉于自己的倒影，我们也被自己创造的技术所控制”［3］。

国内对媒介环境学的关注始自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传播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中，张咏华、李明伟、何道宽等传播学者把目光投向新兴的媒介形态研究。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综合分析了伊尼斯、麦克卢汉、威廉斯、梅洛维茨等人的媒介理论，着重梳理他们关于媒介技术及其影响的观点，并且对国内媒介研究进行述评，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李明伟的博士论文《媒介形态理论研究》（2005）把伊尼斯、麦克卢汉、梅洛维茨、莱文森等人的思想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种范式来加以界定和阐释，系统分析了他称之为“媒介形态理论”流派的整体情况，认为“媒介形态理论是从研究不同媒介形态的特性出发，关注媒介形态（尤其是社会主导媒介）及其变化可能产生的深远社会影响这样一种研究范式”［4］（P11）。何道宽翻译了大量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著作，连续发表多篇关于媒介环境学派及其主要理论家的评述，阐释这个新兴传播学派的源流、理论命题等；并与李明伟、美国传播学者林文刚①等人对“MediaEcology”这个学派的名称翻译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其与国内本土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存在范式、内涵、旨趣、方法等多方面的不同，直译为“媒介生态学”会产生混淆。为了与国内媒介生态学相区别，也为了更恰当反映这个学派的内涵和主旨，最终决定依据这个学派的根本性质和研究主旨，而不是采取字面直译的方法，将其定名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环境学被中国学者视作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这种认识不是人为的拔高，而是基于现实传播环境所做出的客观思考。当下网络和移动终端媒介已经成为主流，多元而且发展迅速的媒介形态带来全新的传播实践和体验，全媒体、融媒体、复媒介等新概念迭出，传播学也要跟随这种变化而更新，在媒介化生存的社会中，世界和中国都需要寻求能够解释当下复杂传播现象的理论，以期获得理性的思索。“媒介环境学所关注的媒介技术及其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更贴近传播学本来应有的母题。研究面向公众和处于媒介环境中的个体与社会，有助于改变行政、市场导向主导的传播学研究格局，回应公众的需求”［5］。

二、引入媒介环境学视阈拓展文学传播学研究

媒介环境学派主导了20世纪后半期传播学的媒介转向，并将历史意识和宏观模式分析引入传播学研究，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从目前情况来看，媒介环境学的引进译介工作在何道宽等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很大进展，我们面临的是在与国外媒介理论研究互动的基础上，如何把这个理论的研究导向本土化，结合我们的具体理论现实和社会现实，对其进行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解读和深化。媒介环境学理论走向本土化和深化的途径之一就是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交叉。研究文学与媒介环境的关系既是对文学现实处境的回应，也体现了当下学术融合和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可以为文学和文艺学研究拓展新的增长领域，同时也是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体现。文学首先是一种基于媒介的艺术，文学活动与传播活动产生交叉互动的平台也是媒介。媒介的形态特征必然会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整体面貌。当文学传播研究开始关注媒介问题时，传统的世界—作者—文本—读者的框架开始显露出它的局限性，而作为文学发生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媒介，越来越显示出它对文学传播活动的重大影响力。无论是作者与媒介，文本与媒介，还是读者与媒介的关系，都对文学传播的具体形态和效果产生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作为文学传播的第五维，媒介与文学的关系成为文学传播学的重要理论焦点和学科增长点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媒介环境学主张泛技术论、泛媒介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换言之，一切技术都是媒介、环境和文化”，这是媒介环境学有别于其他传播学派的最重要的理念［6］。一般认为，媒介是个静态的、消极的、中性的概念，仅仅是承载信息的容器罢了，而麦克卢汉这样阐释他那句名言“媒介即讯息”：“任何媒介，无论广播还是轮子，都有一个趋势，那就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这样的人的环境往往带有一种难以看见的属性。我们对环境习而不察，但得到一个补偿机制，那就是注意环境的内容。”

正是在内容的诱惑之下，经验学派不遗余力地追寻着变化莫测的传播过程，试图用有限的实证主义的策略来对付无限的多变的传播现实；批判学派用寻求正义和公平的价值标杆衡量媒介传播的权力，力求媒介内容的客观公正，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媒介本身的倾向性。麦克卢汉用他那警钟一样的格言提醒我们，媒介并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世界发生的变化，实际上它们自己才是这些变化的真正的内容和原因。所以积极地接触并且深刻分析西方的媒介研究理论，借鉴其理论观点和视角，对文学活动进行新的开掘和尝试，是目前文学传播学充实学科内涵的需要，也是扩展学科发展前途的重要途径之一。将媒介环境学引入文学研究，对我国文学传播学研究的推动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媒介曾经被认为是外在的物质载体，似乎是中立的，毫无价值倾向的，以至于长期被文学研究所忽视，我们的文学研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文学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理论等研究对象。文学传播学是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以及传播学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研究领域，这个领域最初仍然倾向于关注文学传播媒介所承载的内容的传播，对文学传播媒介自身的考察不足。媒介环境学的主要学者尼斯特洛姆认为媒介环境学的核心思想是由物理学的相对论引申而来，“观察者使用的探索工具不同，对世界认识的结果不同。所以，人类要研究这个并不独立于人类存在的，随着观察者和探索工具变化的世界，就需要研究探索工具本身，因为探索工具本身影响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而媒介技术就是探索工具之一，不同的媒介技术可以影响并导致人们对世界的不同认识”［8］。

对文学而言，这些探索工具不仅仅是文学所依附的书籍、报刊、影视、网络等各种媒介物质形态，还包括语言，语言在组织构建现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传播学要研究各种探索工具包括语言如何通过文学活动构建和重构我们栖息其中的现实世界。引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视野能够激发我们从媒介形态特性的角度思考问题，换一个角度，也许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背后隐含的文化动因和发展轨迹可以显现出来。二是为文学研究提供更高的追求。媒介环境学研究的目的是把媒介作为环境，从中透视社会文化历史变迁的整体轨迹和规律，宏观理解社会现象和历史变革。媒介环境学是思想批评传统的一部分，这种研究目标带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它促使我们把目光从具体个案上移开，上升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分析，认识到人类能够了解的现实是观察条件综合作用之后的现实，观察条件限制、改变了我们所能了解和认知的现实；认识到媒介的局限性、人自身的局限性。正是基于这种对局限性的洞察，媒介环境学从着眼于人类文明发展未来的出发点考察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历史，力求为主流思想提供反制力量，确保社会环境的平衡。这就给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参照，借助对媒介形态及其形成的媒介环境的研究，考察文学传播活动这个社会传播子系统与媒介的互动关系；分析在网络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重新界定人类传播活动的情况下，如何认识文学在数字传播环境中的现实价值和存在意义；在关注文学发展命运和轨迹的同时，探索文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制衡和推动作用，以及维持人类精神情感世界平衡的意义。三是丰富文学研究的方法。

在方法论层面上，媒介环境学以直觉洞察和宏观模式识别为主，将哲学思辨、直观体验、历史对比、模式识别等研究方法综合起来，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拓展新方法的可能性。麦克卢汉等媒介环境学者把模式识别作为理解文化和技术的手段，不是采用线性的、三段论式的论述，而是采用类似于立体主义画派的那种多维视角共存的论述方式。所以他的解释提供观点，却不提供论证，转向形而上的因果关系，从形式上直接把握某种事物之所以成为这种事物的原因。麦克卢汉的目的是超越线性视觉原理，吁求恢复多元感知的模式识别方式，重新认识关系模式，并用这种多维关系模式理解媒介。长期的文字传统把文学研究范式局限在线性逻辑推延的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其他的研究范式。因此引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文学研究尝试开放的多维度的研究方法和评价体系，从新的视角和标准重新审视社会、文化、历史中文学的角色、作用和价值。目前无论是在文学传播研究中借鉴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是以媒介环境学的视阈考察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这两方面的相关研究都需要继续加强。截止2017年1月，以“媒介”为主题词并含“文学”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能搜索到三千多篇文献，其中以论述新兴的网络媒介、视觉媒介等对文学的影响居多。从这些文章的参考文献能够看出，初期他们所参考的理论和方法大多来自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美学、哲学等，即使借助传播学理论也大多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理论。随着媒介环境学逐渐被中国学者熟悉并接受，麦克卢汉、伊尼斯、波斯曼、莱文森等人的理论和观点正在逐渐成为分析文学传播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

总体来看，目前关于文学与媒介的关系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关于网络等新媒介对文学及文艺理论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是从宏观媒介环境的视角分析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研究还亟需拓展，我们在研究文学传播问题时尚需开拓视野和方法，对媒介形态塑造的媒介环境与文学生产、文学接受、文学批评等的相互关系予以更多的重视。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学传播学的研究亟需从传播学的新范式中吸取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和新视角来扩展理论视野，开掘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尤其需要改变目前媒介环境意识淡薄的现象，重视媒介在文学传播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从宏观规律和微观现象两个方面对文学与媒介环境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为数字化媒介环境中的文学艺术提供理性启示和方法支持。媒介环境学也需要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对接融合拓展自己的适用性，将理论触角探入学科交叉领域，培育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成果。麦克卢汉对艺术家寄予厚望：“（媒介）环境纯粹是一套基本规则，一种总体上囊括一切的力量，这种形式几乎辨认不出来，唯一的例外是艺术家，他们一般用激情向人们解释新环境的性质，提出对付新环境需要的文化策略。”［7］（P46）文学艺术身处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虽然媒介环境经历着巨变，但是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学仍然散发着它无可代替的魅力。只有参与到媒介环境的变化中去，放弃情绪化的表述，从文学与媒介的互动关系中探查其中的规律和秘密，对文学的价值和界限做出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才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气度和风范的体现。

三、借助媒介环境学研究文学传播需注意的问题

“媒介即讯息”的本意绝不是让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只关注媒介而不关注其内容，借鉴媒介环境学来分析文学传播活动也并非意味着文学的内容不重要。文学的艺术审美价值主要还是由文学作品的具体内涵来实现的。当我们引入媒介环境学的视野之后，会发现文学的内容与媒介形式，不论是与文学的符号媒介形式还是物质媒介形式之间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的内容并不是独立于媒介的，相反，一定时期的媒介形态与文学内容以及文学传播的方式和效果都存在交互关系。而且从文学发生的历史来看，文学传播经历了不止一次重大媒介变革，这些变革也相应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影响到文学的内容，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文学是经历多次媒介演变的累积结果。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提醒我们在借鉴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和方法时要充分考虑与文学研究的相互适应性，尤其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关注文学主体的能动性

就像许多学者在分析媒介环境学的局限性时所说的那样，媒介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单独对社会和文化发挥作用的因素，媒介的作用和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构建多元化理解和阐释的关系模式时，仍然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避免将某个因素的影响夸大，遮蔽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因此做出误导性的结论。尤其要注意的是关注作为文学主体的人的作用，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人面对媒介时不是被动的，媒介是人创造的产物，也是人选择的产物，所以人的意识、情感、思维、立场等是影响媒介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媒介如何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因素，毕竟媒介的作用也好，媒介对社会的影响也好，都要借助人以及人的社会化活动为中介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又是媒介的“媒介”。媒介环境学更多地关注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某些问题和方面忽视了人的能动性，这些局限性是我们考察文学传播研究活动时应该予以纠正的。

（二）注重间性分析

无论是线性的逻辑思维也好，还是麦克卢汉所采用的“四元因果关系”模式也好，任何处于关系性存在的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的状态和行动轨迹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关系性的存在。所以我们要采用主体间性的方法去分析媒介环境对文学传播的影响，既要考虑媒介技术和媒介形态对文学创作、出版、发行、阅读、反馈等环节的影响，也不能把媒介的形式和内容割裂开，还要考虑媒介对文学内容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对媒介的影响和反作用，从多个方面，综合多种因素考察文学与媒介的相互关系。既要看到媒介形式的影响，也要看到媒介并不是个空壳，要结合内容进行分析；既要看到文学活动中的媒介，又要看到媒介环境中的文学，两者互为背景，互为主体，形成主体间性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认识文学传播活动的内涵、属性及其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将媒介环境学视阈引入文学传播学研究是对社会现实的呼应，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和理论生长的自然选择，文学自身需要寻求能够解释当下复杂的多元的传播活动的理论和方法。从媒介环境的角度看待文学活动，可以重新认识和理解文学活动运行的内在社会机制和艺术生产机制，重新阐释文学的文化价值和艺术规则，实现从传播学的视角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从文学的视角丰富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成果。

参考文献：

［1］［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李明伟．媒介形态理论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5．

［5］陈力丹，毛湛文．媒介环境学在中国接受的过程和社会语境［J］．现代传播，2013，（10）．

［6］何道宽．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庙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3）．

［7］［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化学与环境论文篇(3)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优化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是指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活动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和行为的各种外部因素的总和。这些不同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特有的系统结构。所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优化，就是充分利用环境中的积极因素，使外界环境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自觉手段，并使其各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保持最佳状态。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效果，必须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建设与优化。以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为依据，并遵循一定的原则，这是寻求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有效路径的基本要求。

一、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主要依据

1.马克思主义环境观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优化的根本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环境观认为，环境创造人，人创造环境，二者统一于社会实践。一方面，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由外部环境所决定，并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人并不只是单方面消极、被动地接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是不断通过社会实践改变环境，同时改造自身的思想状况。在环境与教育以及人的关系上，以改变环境为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旧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教育决定论中，强调要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在依据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加强对环境的改造。马克思主义环境观对于正确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积极构建和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2.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优化的重要理论依据。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整个系统的子系统而存在。只有用系统的眼光协调其自身内部诸要素的联系，才能实现系统的最佳组合，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建设与优化。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的另一重要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此外，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还主张在环境建设和优化的过程中，注重受教育者主体意识的培养。以上观点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优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3.客观需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优化的现实依据。

一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与任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优化必须紧紧围绕和充分体现这一精神和要求。二是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及成长需要。从个体发展的角度看，人的成长与发展是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同时，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及成长要求又是环境建设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说，教学环境的优化必须适应学生的思想实际和接受特点。脱离了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及成长诉求，环境建设便毫无意义。三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面临的新的环境与挑战。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逐步完善凸显出来的竞争环境、制度环境；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形成的媒介环境、虚拟环境；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得全方位的开放环境正在出现等。这些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优化应当考虑的客观现实因素。

二、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基本原则

1.方向性原则。

方向性原则决定着教学环境优化的内容与性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优化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性质、定位及目标、任务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优化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使构成教学环境的各种因素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形成具有正能量的育人氛围。另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作为对教学过程产生影响的一切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总和，是十分广泛而复杂的，尤其是近年来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及我国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严峻挑战。这些复杂的新形势、新情况，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优化必须把方向性摆在首位，并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2.整体性原则。

现代教学环境是由不同层次的诸多环境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亦应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优化，重视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对诸多要素构成的教学环境进行综合的、整体的规划与安排。坚持整体性原则，既要注重横向协调，又要注重纵向一致。从横向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等。这些环境子系统相互交叉，综合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活动，因此，必须使之相互沟通、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形成一种教育影响的正向合力。从纵向看，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期间可能会出现各种反复和曲折，这就要求必须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教学环境的建设和优化，保持前后一致和时间上的连续性，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总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优化，必须注重总体协调、统筹兼顾，使各个环境要素在完成教学目标、任务的过程中实现有机配合，以充分发挥教学环境的整体功能。

3.主动性原则。

这一原则是要认识和把握环境建设的规律及发展趋势，积极、主动地进行教学环境的构建和优化，为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创造条件。主动性原则的前提是要确立教学主体对环境的自主意识和自觉意识，克服被动和依赖的思想。所谓自主意识，就是主体对环境的独立意识而不是盲从意识、对外界的驾驭意识而不是屈从意识；所谓自觉意识，就是主体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察觉、对环境优劣的及时反应。主体如果丧失了对环境的自主性，就会在环境面前漂泊不定、随波逐流，成为失去能动性的自发因素；主体如果丧失了自觉性，就会对环境的优劣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失去构建和优化的最佳时机。因此，主动性原则具体表现为教学主体对环境的自觉认知、自主选择和积极作为。自觉认知是主体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发展变化的认识和把握、对复杂环境中的利弊因素分析和鉴别；自主选择是主体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需要，在自觉认知的基础上，选择和利用环境中的积极因素、控制和消解环境中的消极影响；积极作为则是研究对策、主动出击，排除教学过程的障碍，努力将不可控的消极因素转化为可控的积极因素，增强教育对象的免疫力，保持正向教育影响的一致性。

4.科学性原则。

即围绕学生的健康成长、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利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基本原理，科学、合理地优化教学环境，使之真正促进教学过程的顺利开展和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提高。科学性原则的根本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无论是宏观环境还是微观环境、现实环境还是虚拟环境、物质环境还是精神环境，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对象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即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教学环境作用的发挥正是通过大学生的身心变化实现的。因此，以人为本要求以大学生为中心，本着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符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和接受特点，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各种因素进行组合和建设。只有这样，教学环境的优化才具有规律性和科学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才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

三、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有效路径

1.优化社会宏观环境，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良好的基础背景。

宏观环境主要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环境要素构成，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外部大环境。优化宏观环境就是要努力加强这些环境要素的建设。具体来说，就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以来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上述各项宏观环境要素的改革与建设，既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所必需的宏观背景和重要基础。

2.优化校园微观环境，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良好的具体条件。

校园环境是大学生学习、生活最主要的场所，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的影响最为直接也最深刻。校园微观环境的建设与优化，可分为教学内部环境和教学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改善和优化教学内部环境应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优化教学师资队伍。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多举措，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师德高尚、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二是优化教学方法、手段。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大力推进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应用，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吸引力和参与度。三是优化、融洽师生关系。平等、和谐、愉快的师生关系有助于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良好的人际环境，进而达到“亲其师”而“信其道”的教育效果。四是优化教学时空安排。不同的教学时间安排和空间组织形式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有序地组织起来，对师生的身心和教学效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需要在授课时间和班级规模方面进行合理分配。教学外部环境是指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的因素与支持系统，包括校园物质环境和校园精神环境两个方面。前者以整体校园风貌构成某种暗喻的符号，无声地、长期地辐射出学校倡导的思想、风范和审美准则，是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的物质载体和保障条件；后者则以环境氛围的巨大环绕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价值取向、思想品德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活动的软环境，也是校园微观环境的核心内容。优化教学外部环境，就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校园物质条件，注重提炼、概括学校精神文化的内涵与品质，如办学理念、校风校训、教风学风、学术氛围等，并广泛渗透到学校制度文化中，融入日常校园文化活动里，以此形成和确立师生共同的价值观和良好行为习惯；同时，要把优化、建设富有特色的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结合起来，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和辨别能力，自觉抵制不良环境因素的诱惑和消极影响。

3.优化大众传媒环境，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

大众传媒是面向广大受众传播信息的物质载体，表现为报纸、图书、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诸多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大众传媒日益显现出文化传递、沟通、共享的强大功能，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也是形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种“场”和“势”。因此，改善传媒舆论环境，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成为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一条重要路径。从国家层面看，党和政府要有效地控制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体，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同时，要敢于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剖析现实，澄清是非，组织舆论批评。此外，要通过制定相应的网络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网络道德规范等有效措施，进一步净化和优化网络环境。从学校层面看，要加强校园内部的报刊、广播和网络的管理，加强正面教育和引导，通过网络道德教育，唤醒学生的自律意识，通过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通过建设“红色网站”，增强正面宣传的力度。

参考文献：

化学与环境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科技发展，人文环境

 

1. 科学技术发展人文环境的界定

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1）人文学科的发展状况。广义的人文学科是指对社会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史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繁荣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起了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无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如何获得极大的丰富,人们也同样不能忽视伦理、道德、审美、艺术、哲学、意识形态等人文科学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支柱性地位。

（2）民族文化传统小论文。民族文化传统是在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演变、沉淀下来的观念形态的总括。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互动的。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巨大的反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民族文化传统主要是通过直接影响科学传统的形成，特别是通过影响科学传统的科学价值观和科学世界图像的形成来影响科学技术发展。

（3）社会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人们关于客体对于主体需要所具有意义的认识，即人们对于事物的好与错、可行与不可行等的认识。它在人们头脑中起着认识向主观意向、向决策观念转化的中介作用，并最终决定着人们的实际行动。社会价值观念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导向作用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宏观导向作用集中地体现于国家的科技政策之中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微观的导向作用则体现于科学家个人的价值观之中。

（4）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人文素养及全民族的人文素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人文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创造能力的大小，能在某些意想不到的方面激起创造热情和灵感小论文。而全民族的人文素质的高低又决定着科学技术工作者人文素养的高低。

上述四个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

2. 人文环境对科技发展的重要性

（1）人文环境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不断营造和优化有利于科技发展的良好文化氛围。美国文化的积极方向是竞争意识、冒险精神、创业胆识和宽容失败。“二战”后至今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尽管不断受到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挑战，但美国仍在主要高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由此观之，文化环境起着潜在的、深层次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2）良好的人文环境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是先进文化的核心部分。一个有利于科技发展和创新的文化环境一定能够为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3）科技工作者培养创新思想需要文化环境的创新小论文。科技工作者的科学创新能力是科技发展的最直接动力。这种创新能力的形成，除与自身的科学素质有关外，文化素质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4）文化环境创新为科技的发展获得了人道方向。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使许多新的伦理道德问题开始显现。为了找回科学的人性，使科学人文化，必须对它们加以引导和制约。文化环境便为科技发展规范了人道方向。对科学方案进行人道主义鉴定，对新工艺进行道德评价，对科学研究进行伦理调节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对科学技术的使用进行人道规范，这些都是文化对科技行为调控的准则。

3. 如何改善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

（1）培植适宜于科学生根和发育的价值观念

在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里，科学不容易结出能够再生的果实。科学能够顺利地发展，必须社会文化环境与它融合。科学真正能够良好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把追求真理当作基本价值的社会文化环境。只有唯真时尚成了一个社会文化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坚持的态度，科学的发展才会得到真正广大的支持小论文。

（2）强化人文涵养对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影响

科学工作者个人良好的道德品质、个性特征、人文学识等对其科学创造活动有直接的、积极的影响。科学工作者的意志、毅力、兴趣、激情和信念是其科学研究的动力之源。诚实、无私、公正、宽容、协作等品质是科学创造的必要前提。

（3）发挥正确自然观的导向作用

为了持久而广泛地促进科学造福于人类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减少和避免科学的应用给人类带来危害，必须纠正各种有碍于科学造福于人类的自然观和价值观。一是要用以人为本，以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科学的应用促进自然良性循环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长期协调发展。二是要从对功利与非功利和物质与精神等问题的辩证思考出发，引导科学的合理应用，既避免近代以来功利主义一味追求科学的物质功效的片面性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又克服当代新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空想性。

4. 对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的几点思考

（1）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必须培育风险意识。科技的发展随时可能遇到技术、市场、财务、管理等多种风险，所以科技工作者需要有“入虎穴” 的勇气和魄力，直面各种风险。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培育风险意识，应该宣传成功个人的创新事例。

（2）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必须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结合的道路。

工业化以来人类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人文精神的萎缩所造成的当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与失衡，是工业文明的病根之所在小论文。对此，人们提出了两条基本的途径以促进这两种文化的统一：一是用人文文化唤起科学的人文精神，重建科技理性；另一条途径是借科学发展的自身逻辑使科学从根本上人文化。

（3）构建创新的文化环境，必须改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建立新型的人文素质教育模式。

我国国民人文素质不高已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知识的贫乏，人文意识的不足，人文精神的失落，使科技发展的前沿所提出的大量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教育观念，建立崭新的人文素质教育模式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建立人文素质教育模式，必须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行创新。

（4）构建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原创性与拿来主义的关系。我们要学会利用市场经济机制来获得知识和成果，但作为科技政策的基点，更要突出原创性科研活动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强化原始创新。我们既反对非理性的民族狂热性，也应摒弃低迷沉沦的民族自卑心理。一个国家或科技经济实体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努力探求原始性创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小论文。

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关系。在现代国家创新体系中，科技因素和制度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科技界在谈科技创新时，容易出现重技术轻制度、重专业轻管理的倾向。相对于科技创新本科毕业论文格式，通过体制创新完成制度变革的变量更多、作用更大。

个人创新和集体创新的关系。科技创新离不开人的智慧的充分发挥，也不排斥个人的重要作用。但在大科学时代，现代科研活动和创新实践更多的是团队协作的结果。时代欢迎创新方面的团队精神、合作精神和宽容态度，呼唤带领团队创新成功的帅才、将才和领导人才。

总之，面对新世纪新的文化环境和高科技发展的主题，我们全社会应该重视和关注。对此，我们都应自觉地担负起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的历史重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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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耀垠.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统一的基本途径[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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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冠华.大力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J].中国软科学，2001（3）

【7】阎树田.创新的文化环境是科技创新的源泉[J].开发与创新，2003（4）

【8】茹春亚.创新的基点和文化环境――兼议创新、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三者关系[J]. 理论与改革，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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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译.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动[J]. 社会科学，2003（2）

【12】杨叔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融――兼论全面素质教育[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10）

化学与环境论文篇(5)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摘要：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范式对话，环境法与民法二者之间在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的冲突，其原因在于民法所采取的是个人主义范式理论，而环境法所采取的是整体主义范式理论，因此二者之间自然就会存在着差异性。由于当前环境问题的突出，致使法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实现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尤为重要，与此同时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自身的范式危机也是构成当前实现二者对话必要性的深层因素。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产生的动因，然后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再次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进行了探讨，最后为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提出对策，即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二者之路。

 

关键词：环境法学；民法学；范式整合；个人主义范式；整体主义范式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3

前言：当前，环境法与民法之间的互动性成为了法学研究界所关注的一大焦点，民法学关注此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前“绿色”民法典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环境法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前很多关于环境法的基本问题都与此研究相关，而关于存在争议性强的问题通过法学的分析，也会归结到这一互动研究上。尽管当前关于此议题的探究已经上升到理论层次，但是还是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全面的挖掘其所具有的深层意义，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产生的动因

(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当前，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相关学术界一直为探索解决途径而努力，加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问题，促使跨学术研究更加的活跃。因此，基于社会这股强大的政治氛围与理论氛围，环境法与民法之间对话得以实现。

 

(二)民法典立法的推波助澜

随着民法典立法进程的推进，民法学界为了进一步捋清环境问题对民法学的影响，因而需要与环境法学之间建立对话，以顺应对民法典立法这一项重任所带来的挑战。在民法的立法中，关于物权法的制定涉及到了自然资源方面的立法问题，关于侵权行为的相关法律的制定又涉及到环境侵权救济的问题，因此，民法必然会寻求与环境法实现对话的途径。

 

(三)环境法学探索者的推波助澜

针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如何需找到有效的法律解决途径成为环境法学者当前所面临的一大挑战，而民法中的相关内容正符合了环境法学者的需求，因而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也成为了环境法学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环境法以解决环境问题为先导，因而突破传统的束缚，实现跨专业研究，而民法又是集诸多部门法于一身的法学理论“储备库”，顺利成章的成为环境法学者寻求沟通的对象。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一)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可能性

1.二者同属中国的法律系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共存于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内，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构成，其立法的本质属性、目的以及意义等在大体上所呈现出的共性特征，因此，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之间是以共性为基础的，因此，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对话，只是基于学科设置不同而进行的分领域研究。

 

2.二者的历史渊源

二者的历史渊源表现在环境问题最开始的解决途径：在我国尚未出台环境法时，关于环境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是通过民法来解决的。因此，从根本上讲，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有着内在的关系，从某种层面上讲，环境法学是民法学的继承者与进化者。而这种关联性就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其区别与独特属性使其构成了不同的法律学科，这在当前的法学研究学科的划分中也已经给予判定。因此，在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探讨共同理论问题时，需要给予明确的界分。

 

3.二者之间的冲突的实质是选择

针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的冲突问题，其根源并不属于正确与否的判定，而仅仅是在二者中的选择问题。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的根本在于集合二者的力量以更好的解决当前社会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从而在完善各自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解决问题时所面对的是民法与环境法，解决时所面临的是选择谁的问题，是到底以何种法律手段来确定解决问题方案的抉择。

 

(二)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必要性

二者实现对话的必要性总体来讲是为了更好的应对当前“挑战与危机”，其挑战是来自当前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而其危机则是来自于民法学危机与环境法学危机。对于其所应对的挑战是实现二者对话的根本动因，而关于二者所存在的危机的本质为理论研究范式危机。

 

1.理论范式概念

所谓的范式指的是：由从事某一特定学科研的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内所达成的共识以及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1]。当前，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范式的应用非常广泛，因而其内涵已经远远的超出最初库恩所赋予的定义，具体来讲，当前范式所指的是涉及到一个学术共同体时，学者们所构建的共有知识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还包括了人们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

 

2.环境法学范式危机

理论范式概念的诞生来衡量我国法学理论学科，能够充分的反映出当前其尚未建立属于自身的理论研究范式，这就证明了环境法学范式危机的存在。之所以说当前中国环境法学尚未构建自身的理论研究模式，可从以下实例找到原因：蔡守秋教授提出“调整论”在环境法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对整个中国的法学界的影响也非常大。此理论的提出就充分的证明了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形成理论范式体系。但是，并不能因为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建立自身的理论范式，就片面的认为中国的环境法学就是弱势学科，事实上，范式危机存在于当前中国各法律学科中。3.民法学范式危机

 

中国的民法是继承于大陆法系司法制度的成果，而大陆法系的民法制度又是以个人主观观念为基础建立的，在20世纪的私法公法化的呼声中，此观念的危机凸显，因而，民法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修正工作，在其完善的过程中又不断的承受着来自各新法律部门的挑战，进而危机四伏。中国民法在继承大陆民法制度的同时，也相应的继承成了大陆民法的理论体系，而这种民法法律体系的继承，使其陷入被动的地位。因此，如果用理论范式来恒定我国的民法学，在当今的改革阶段，显然其所承担使命的完成任重而道远。但是，不能因为当前我国的民法体系的不规范，就认为其要将其作为全部任务与使命，全身心的致力于此，这并不属于我国民法学的主要任务。因此，作为我国法律全局性的范式危机，只能说明我国的法律还过于“年轻”，只要一定的时间其必将能够茁壮成长。

 

4.范式的整合

实践作为理论存在的根本，是理论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因此，不管对范式危机承认与否，都应该使理论还原于实践，通过实践来验证，并通过实践来使其“羽翼丰满”，只有直接的应对社会真实问题的挑战，才能促使理论体系的日趋成熟。环境问题当前就是社会中的一大问题与挑战，正是因为环境问题的存在才成就了环境法学的诞生，而同样是因为环境问题的日趋加剧，致使法学“绿化革命”的出现，这就充分的显现出传统的范式理论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而全新的理论范式正在发展过程中。因此，构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是理论打破重重危机并构建全新范式理论的最好方式。实现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使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的观念、立场等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从而实现二者理论重构的目标，也就是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

 

三、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在于：使二者能够明确界定自身的观念、价值等，从而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各自的理论范式的整合与重构。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功能

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功能为：拓展双方的视野、转换双方当前的传统思维模式、更新双方的方法、实现各自价值的重构。在二者对话的过程中，各自将原有秉持己见的思想意识进行转变，从而更新自身甚是问题的立场与角度，协调二者之间的对话，进而以对话互动的形式来促进各自的发展与完善。也就是在对话中，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实现了换位思考，通过转变自身原有思维来实现对原有未知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从而也就形成了环境问题上的理论范式重构。此外，在实现对话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观念、立场以及价值等的重新认识与界定，从而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对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四、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

(一)环境法学――以民法力量实现对环境问题的解决

环境法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根源是民法，在最初的环境法学中，其所用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律依据便是民法以及刑法，因此，民法对环境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当环境法面临着某些环境难题时，以环境法的思维方式很难寻找到解决的途径，而转换到民法上，很多时候会“另有一番天地”，这就是民法学对环境学的影响。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强调自身的主导作用，因此，促使环境法也具备了相应的行政法特点，因此，其在表现上通常以禁止性的规定或者强制性的规范为主，从而使自身局限于其中，因此，“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成为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环境法立法界的共同呼声。而其中关于引进市场机制的观念，就是在环境法制度的制定上将民法的思维理念引入，以借助民法学的个人主义理论来实现环境法学理论范式的重构。

 

(二)民法学――环境问题给民法以及民法学理论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环境问题给民法学所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其理论上的个人主义，而在民法典制制定过程中，“绿色民法典”的呼声致使此挑战也成为了民法发展的机遇。因此，当前加强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推进民法典制定以及民法学理论构建的进程。当前，民法学理论已经踏上了重构之路，只是尚需时间来实现深入研究与汇总。比如民法中关于物权法与合同法的理论：当前，在民法中关于物权法领域，如何实现物权法理论的生态化，成为了当前民法学者所关注的焦点。由于物权的社会化，致使将公法的支配与公法的义务融于物权概念中，从而展现了当前物权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充分重视。因而，如果以此为思维意识出发点，就有学者提出了将环境保护融于物权理论中，从而构建生态物权；也有学者在研究农林牧副渔权的基础上，提出准物权理论的构建思想。在合同法领域中，同样存在着将合同法生态化的思想理论，即所谓的“环境合同”。

 

五、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范式整合的途径――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在当前民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功能在于修正并限制“私法自治原则”。当前关于公共安全秩序原则，相关学者对其进行了总结，大致分为十种，其中关于“危害国家工序的行为”的原则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概念解释。事实上，这一原则的实质便是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接受整体主义范式观念修正的链接，因此，环境法与民法的关系也在此“公序良俗”原则中得以体现。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民法学理论也自觉的承担起社会化、生态化的重任，结合自身理论框架的实际，最大程度的来实现对社会化与生态化的理论实践。而当社会化与生态化在民法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民法无法再调整现象，因此，这也是环境法学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环境法等法学理论从诞生起便以社会法自居，其所注重的是强调对社会的公益性。基于此，民法与此类“社会法”之间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实际规范性上存在许多必然的关联性，而且其在调整的过程中在内容上也呈现出一定的承接关系，也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民法学者梅格库斯提出了经济法、劳动法与传统的商法等是一样的，都是“特别司法”。先忽视此种断论的正确与否，其观点已经表明了所谓的“社会法”―环境法，在内容的调整上与民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与承接关系。事实上，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与“社会法”的内容调解分工上的分界，可以将其视为当前法律体系的一种新的思路。

 

六、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整合进行了研究研究探讨，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通过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产生动因、可行性与必要性、目的与功能、内容与现状的探讨，提出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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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俊荣.环境问题的制度因应―环境法律与政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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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环境论文篇(6)

关键词 环境设计 理论研究 实践 创新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环境艺术又称为环境设计，它借助于多学科的理论，以艺术设计为根本，进行理论分析和专业设计。艺术设计的目的是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前提下，遵从提高环境质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提高感官，视觉享受，可持续化，以满足人们的各项行为活动舒适性和便利性。针对人们对生产生活环境的需求和生活状态，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对生产生活环境进行科学，专业，艺术的规划与设计，最终创造一个生态良好，可持续的人居环境。

1环境艺术的概念

按照空间来界定的话，环艺设计分为内部环艺设计和外部环艺设计。其中内部环艺设计主要以室内的家具，空间，主题为要素进行设计，而外部环艺设计主要以建筑，环境，生态等要素进行设计和规划。我国的环境艺术现状如下：

传承与发展：环艺设计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素养。环艺设计既要对历史文化传承和延续，又要与时俱进，满足当代社会的行为模式和审美观。

动态与可持续：环艺设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会随着人们对艺术追求，欣赏风格的改变而改变。因此，环艺设计者在进行创作与设计时要考虑到可持续性，循环性，可变性。协调社会、人工、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秉持动态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2环艺设计涵盖的内容

环艺面向了心理学，建筑学，社会学，行为学，文化历史等多个领域，是跨越多个学科的系统工程。环艺设计原理包含的内容大致如下：

2.1景观与环境

美好的环境设计不仅能够给人带来视觉的享受，同时也直接反映了一座城市的类型特点，结构形式，经济状况，以及文化特征。环境艺术往往指的是环境与艺术的结合，主要通过园林，街道，雕塑，绿化，广场等元素互相联系，将这些元素优化组合起来从而整体展现出一个城市的景观之美。

2.2人居环境

人们随着环境的改变，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与环境融合的过程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逐渐形成了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和互动关系，然后创建出自己的领域。使用环境资源来改造和加工自己的居住环境，最终创建出了居住空间和人居环境。

2.3建筑设计

建筑空间展现了一座城市的物质形态，是一座城市最为直接的表现。一座城市的建筑设计，有旧的更替，也有新规划的诞生。因此，建筑文化和建筑设计需要扬优弃弊，需要优化的设计和组建，展现设计之美。

3制约环艺设计理论理论研究的因素

3.1研究的区域性和主观性

目前，环艺设计分为两个派系：绘画派和制图派。虽然两个派系的理论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自成一体，但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很好学习与交流。由于这两个派系是由美术设计和建筑设计不同专业的人员参与的，其研究方向不尽相同。并且因其区域性和主观性的差异，在知识传播与交流上也存在一定的障碍。

3.2教学体系不完善

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环境艺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环艺设计人才的需求量也在逐年增加。虽然开设环艺相关专业的高校和培训机构随之增多，但不乏是为了抢占就业市场而开设的新专业，教学力量和师资设备相对欠缺。

3.3创新意识不够

盲目地追求现代化或者西方化，违背了科学，环保，循环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会对环境造成过大的压力，造成资源的浪费，削弱城市特色。环艺设计定位不够准确，盲目跟从，只求发展不求长远使得环艺设计很难得到创新。

4新形势下环艺发展的思路

4.1加强专业理论建设

基本的环艺设计理论知识主要有：艺术设计概论，中外美术史，工艺美术史，人体工程学以及环境行为心理学等等。我国的环艺设计在理论建设上起步较晚，发展相对薄弱。因此，专业学会要积极关注环艺设计的发展，增强支持力度，鼓励不同设计专业的学生展开深入研究。专业学会要起到统筹指导的作用，规范制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投入师资力量建设。逐步建立成熟的理论基础，不断完善学科框架。

4.2教学改革新思路

环艺设计跨越多个学科领域，涉及到文化，历史，宗教，民俗，政治，同时还有多种设计方法，内容和表现形式，单一的思维模式面对复杂的审美需求显得力不从心。环艺设计者不仅要求有严密的抽象思维，还要有丰富的形象思维。因此，在教育教学中可以以训练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为切入点，广泛开设课程，让学生从不同的知识和艺术领域获取知识，开拓创造力。

4.3注重创新与实践

创造性是对多种思维方式的综合与统一。创新就是在学习了现有的知识与技术后，突破常规，创造出新的事物。然而不是任何新的事物都可以称之为创新，创新不仅仅是有所改变，改变必须是对现有的优化。在教育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注重细节，避免采用标准化的尺度去评判学生的成果。

理论源于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实践与理论互为依托。艺术设计流于理论的话，只是纸上谈兵。环艺设计最终会以实体的形式展现出来，唯有在实践中不断验证，理论才能得以完善和发展，然后更有效地指导实践，从而避免理论研究中的盲区。

5总结

从城市建设，园林艺术，室内设计到人生活所处的所有空间，都有环艺设计的踪影。环境艺术将艺术融入到生活中，有利于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关注和发展环艺设计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时代背景下，环艺设计教育同样也要顺应社会发展需求，加强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1] 杜异.环境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系统的基本理念[J].装饰，2005（11）：10.

[2] 张绮曼.当代中国环境艺术设计现状与发展[J].科学中国人，1998（z1）：39.

[3] 杨文会.环境艺术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化学与环境论文篇(7)

关键词：环境哲学；环境理论；绿色变革；生态文化理论；环境政治

环境哲学(伦理)或生态哲学(伦理)，尽管在理论形态上不可避免地具有抽象思辨与逻辑推演特征，但由于它致力于对人类现代生态环境危机与挑战的直面和回应，又在相当程度上有别于或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演绎或论辩，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向。这在它被理解为一种环境或生态伦理(立场态度)时尤其如此。不仅如此，环境哲学还由于其哲学本性而会直接触及或影响到人们的心灵深处，因而是一种深刻变革之学(“道”)。换言之，它要探讨或回答的是，现代文明时代的人类社会(个体)究竟应该有着什么样的世界观、自然观和生活观，究竟应该构建什么样的人与自然关系和社会与自然关系，究竟应如何通过自我改变来使得自然依然可以是自然、而文明可以变得更加文明。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环境哲学不仅是正在兴起的一种广义的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本身就是一种致力于和有助于当代社会政治进行绿色变革的生态文化力量。那么，当代环境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它又具有哪些方面的绿色变革潜能呢？尤其是，究竟什么样态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话语——环境哲学的核心性目标之一*，可以为现代人类社会确立一种价值与伦理坐标，使得我们把自己的物欲控制在满足生活必需的限度之内，在发自内心的环境认同中回归、融入自然，从而形塑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呢？

一、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环境哲学

一般而言，环境哲学就是关于(自然)环境的哲学思考*。更具体地说，它是人类思维对自然存在的理性思考，是人类对面临的各种自然生态与环境难题的高度概括和抽象思考，也是人类关于自然界与生态环境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认知。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认知与思考，并不仅限于或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概念推演和逻辑思辨，而是会进一步转化或具体化为人们对自然界万物的适当(伦理)态度和行为(或“道德良心”)。由此可以理解，环境哲学的另一方面就是环境伦理——关于人们适当的环境相关言行的伦理规范，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一体两用”的关系*。当然，就像哲学与伦理学在人类知识史上所长期呈现的那种关系一样，长期以来人们更经常使用的术语是环境伦理学而不是环境哲学*。但从总体上看，二者是一组可以互换使用的概念，环境哲学包含着环境伦理，而环境伦理往往是环境哲学的具体化或形象性呈现。比如，“环境伦理要求从根本上突破现代思想的狭隘眼界，从而要求伦理学的根本性改变。而它之所以受到现代正统伦理学的极力压制，就在于它的出现具有某种颠覆性的作用”*。环境伦理学是“为当代环境危机诸如空气与水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物种灭绝、土壤侵蚀等所推动的一种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力图把这些存在物和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确立人对它的责任”*。总之，建立在整体主义与系统论基础上的环境哲学思考，其明确目标或指向都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伦理态度和责任。

依此而言，环境哲学是一门十分古老的学问或学科。如果说环境哲学就是人类对社会周围自然存在或生存生活环境的理性思考，那么，人类社会或文明自诞生那天起，就在不断地思考生存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生态环境，探求与各种自然现象和天地万物的和谐共存之道。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许多划定为“科学”或“非科学”的人类古代知识，都可以称为先祖们的环境哲学或自然哲学——前者的实例是古代科技，后者的实例是巫术。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致力于达成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和和谐关系。

但是，狭义上的或当代的环境哲学，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及其面临着的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与挑战的背景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是一种针对现代社会与文明如何摆脱生态环境困境、如何实现工业文明的生态化否定与超越的新哲学思考或哲学新形态。由此可以理解，环境哲学其实是一个依然处在成长过程中的崭新学科。环境哲学在美欧西方国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迄今只有大约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而环境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就更为短暂，大约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当然，当代环境哲学的真正新颖或挑战之处，是它所指向的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基础，以及因此所声称的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文明)观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文明)观的历史性取代。换言之，在研究主题和价值取向上，当代环境哲学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现代哲学的新哲学，它旨在构想和促进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其中，人类可以与自然世界和平、和谐与共生地生存，而不再坚持和追求对自然世界万物及其整体的征服与主宰地位。

依此而言，当代环境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构建起来的新哲学*。它是生态文明的“活的灵魂”，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这种哲学最核心的理念或价值，就是对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的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界定与诠释，更为强调的是人、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而不是人类个体和社会对自然生态资源的经济开发活动和技术掌控欲求或能力。如果说这种哲学特别尊重或依赖某一门当代科学，那么，这门科学就是生态学。因为正是它提供着人们生产生活中最为需要和重要的科学知识，即如何更好地构筑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健康性关系*。对此，卢风甚至认为，“生态文明指用生态学指导建设的文明，指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进化的文明”*。

当然，对环境哲学概念的准确理解，还离不开对其前缀环境一词的必要阐释。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用“生态”来代替“环境”，并因此拥有两个字面不同的分支学科称谓：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严格地说，环境是一个历史更为古老、词源学渊源更深的概念，源自人类(社会)与周围(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比如我们经常说到的地理环境，意指“环绕所辖的区域”，后来逐渐演变成特指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对于社会环境)，如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声音环境、辐射环境和生物环境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目前的环境自然科学和环境工程技术学科；比如当前许多环境保护法律所规定的作为保护对象的“环境”，主要是指自然环境，但也偶尔涉及社会环境，包括大气、水、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相比之下，生态一词源自生态学，而现代生态学具体指的是自然界各种各样的生物群落之间及其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往往同时包含着气候因素、生物因素、土壤因素、地理因素与人为因素等方面。因此，生态或生态学，在更多情况下其实是一个整体或生态系统。比如，按照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的解释，生态系统是“某一具体空间内活生物体、其自然环境及其所有相互关系所组成的综合体。生态系统的非生物构成包括矿物、气候、水、土壤、阳光和所有其它无生命成分，其生物构成包括一切生物种类”*。可以看出，生态或生态系统更多强调的是一种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整体主义或相互关系观念，这对我们正确理解生态系统整体性和生物多样性都具有启迪价值。不仅如此，它所蕴含和彰显的“无中心”或“反中心”意蕴，对于构建一种更广泛和一般意义上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意义重大。

基于各不相同的理由，不同学科和学者会把环境或生态的相对重要性做一种特定形式的解读，比如认为其中某一个概念更具包容性，相应地，环境哲学或生态哲学相对于对方有着更为宽广的理论视域或深刻意涵。但一方面，环境和生态其实都是难以离开或回避人类这一角色的，甚至可以说，对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和人类社会的自然环境的考量，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合的或等同的；另一方面，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来使用，它指的是“影响人类与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因素的总和，由许多生态因子综合而成，包括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前者有植物、动物、微生物，后者有光、温度、水分、大气、土壤和无机盐等。在自然界中，各种因子不是孤立地对人类与生物起作用，而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发挥一种综合性作用”*。

上述概念性解析有助于说明当代环境哲学何以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深绿色”的生态文化理论*。一方面，环境哲学关注或聚焦的环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为人类社会与文明之物质资源基础的自然生态环境，而是生命承载与自我更新能力遭到严重破坏和被现代工业文明所肆意蹂躏或劫掠的生态环境。二者的明显不同在于，前者对天地万物和大自然本身的描述与思考，尽管有时可能有着极端神秘主义或崇拜主义的色彩，但总的来说，自然环境更多呈现为一种人类敬畏、感恩和欣赏的对象。相比之下，后者视域下的自然环境是满目疮痍的或病态的——呈现为从局部到整体的严重失调现象或不可逆转的衰败退化(生命生存条件的恶化或消失)，而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近代社会以来不断深化与扩张的工业文明。也正因为如此，当代环境哲学具有一种明确而强烈的现实批判主义色彩，它所涉指的最基本现实就是近代工业文明本身，最主要的理论观点就是认为近代工业文明是反生态的或环境不友好的。另一方面，环境哲学所依托或弘扬的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或人生智慧，而是一种自我否定或超越性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新思维或行为，一种人类智能和智慧重新走向内向性聚敛的质变或回归。当代生态环境危机折射出的文化与文明意蕴是，近代社会以来的工业文明与文化已经处在了一个历史性转折点：人类社会及其文明不太可能在一种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立场上，凭借不断扩展的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体系来实现对自然生态的人为(主观)性掌控或改造。换言之，人类需要重新学习在地球上生存与繁衍的智慧，需要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逐渐习惯从一种关系的视角、而不再是唯一主体的视角，来阐释与对待自然生态及其构成元素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逐渐弃置尤其是伴随着近代工业文明所取得的成功而确立或膨胀起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代之以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认知和道德立场，并依此来重构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

正是在上述双重意义上，当代环境哲学显然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改变现实和重构未来的理论意涵与实践指向。其核心性要点是，社会大多数公众要逐渐实现对当前主流性“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弃置和对一种新型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接纳，从而带动整个现代社会与文明的物质生产生活基础与文化观念的合生态化重构。很显然，是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理解上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及其程度，而不是生态哲学或者环境哲学的名称，决定着其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激进性质。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与伦理：当代环境哲学的核心之辩

与其它议题性哲学不同，环境哲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实践问题导向或现实指向性，即对人类社会与文明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难题或挑战的哲学思考和回应。但一方面，环境哲学视野下的生态环境难题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缘于人类活动的环境人为性改变(这在所有文明条件下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而首先是或主要是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特定形态的生态环境问题。另一方面，环境哲学审视下的生态(自然)环境问题，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水土流失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虽然表面上呈现为自然生态系统的某一个环节或层面的质性退化(变)，但本质上却是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缺陷所致，归根结底是社会与文明主体的观念和价值伦理问题。因此，完全可以说，只有在一种后工业文明与文化的宏观背景下，环境问题才会呈现为一种我们如今所指称或言说的充分样态与形式，环境哲学才会呈现为我们如今所特指的当代环境哲学。

当代环境哲学的上述特点，几乎注定了它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颇具现实性的大众性生态文化，也就是一种对立或超越现代工业主义和大众消费主义的生态化立场、态度与感知及其表达。换言之，环境哲学更容易、事实上也往往是被理解(诠释)为一种大众个体性的生态文化或文明行为。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国内外学界更喜欢使用环境伦理学而不是环境哲学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名称，而本应是学者间理性论辩的环境哲学争论，却往往引起远远超出哲学家范围的公众关注与参与。比如，发生在我国20世纪末的关于“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学术争论，就是最好的例证*。

上述事实或趋向的一个最大缺点，在笔者看来，就是环境哲学的理论观点及其论证过分依赖相对于工业文明的一种情感性反对态度和个体性、局部性层面的价值伦理改变。前者的突出表现是，无论对工业文明与文化还是自然生态本身，情感性取舍或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更为严肃与严谨的科学分析，亲生态或环境友好成为一个环境哲学最一般意义上的宣示或象征性符号。更为遗憾的是，工业文明与文化几乎成了这样一种亲生态或环境友好律令或“教条”的不容辩解的对立面。这就使得许多对工业文明与文化的环境哲学分析只是满足于为其黏贴上“反生态”或“环境破坏性”的标签，而不是对它如何实现生态化自我否定与超越的理论分析。更有意思的是，人类中心论者会仅仅因为其哲学立场而被置于或自我定位于一种相对于生态中心论的道德弱势地位，并遭到大众传媒和公众的孤立或讥讽。后者主要表现在，本来整体主义与系统性思考理应是环境哲学的最基本特性，但先是在欧美国家、然后在中国，日渐成为主流的是个体价值伦理观念和局地性示范变革被阐释为我们面对强大的工业文明与文化的主要战场或突破口。且不说个体或局地性观念革新与现实抗争相对于全球化工业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巨大实力反差，我们稍加思考就可以发现一个内在的思维矛盾：整体性、结构性的生态环境难题，为何和何以能够通过局地性、观念性的变革来得以解决。其实，不管是“全球思考、地方行动”还是“地方思考、全球行动”，都面临着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性困难：“我们确实拥有同一个地球，但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因此，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环境哲学的成熟或优势，更多在于它是或提供了一种环境(生态)伦理，即我们应当以一种不同于工业文明时代的亲生态或环境友好的方式来生活(包括衣食住行)。但是，环境哲学毕竟是一种哲学，它应该能够阐明，为什么人类社会与文明需要引入一种看起来与过去时代迥然不同的自然生态认知、态度与行为，也就是回答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其中的核心性问题就是，对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思维与价值伦理的哲学思辨和论证。

在西方环境哲学中，较为明确的“生态(生物、生命)中心主义”主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在《沙乡年鉴》的第三部分，利奥波德通过分别阐释生命共同体、道义论和伦理进化三个基本概念，构建了一个关于生命共同体(以生命为考量中心)或大地的道德伦理体系。生命共同体指的是土地上的生态体系(包括土壤、气候、水、植物和动物等)，而生态体系作为整体的存续，显然大于个别物种及其个体的利益；道义论指的是人的生态良知，强调人类应有对生命本身的、而不仅仅是人类自身利益的尊重或道德义务；伦理进化指的是人类进化在伦理价值层面上的拓展与升华，从而体现人类超出同类的、对自然生态的价值理解与道德尊重，即把自己视为大地这个生命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和公民。

二是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罗尔斯顿首先明确指出，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自然界仅仅视为人的工具价值是错误的，因为它遮蔽了自然界自身的内在价值，而这正是当代生态环境危机的价值论根源。也就是说，他在价值观上明确承认了自然价值的存在，认为自然界具有与人平等的内在价值。人类之所以高于其它自然存在物，就在于既能从自己的立场肯定自身的价值，又能从其它存在物的立场肯定它们的价值。在此基础上，罗尔斯顿认为，我们不仅要在价值观上肯定自然价值的存在，还要证实自然价值事实上就存在。为此，他运用价值语言来描述和阐释自己所理解的自然价值：自然价值是指自然物及其性质(一切自然物对自然界的秩序与进化都是有价值的)；自然界的创造性产生价值(大自然中的所有存在物都是自然创造性的实现因而是有价值的)；自然价值是内在价值、工具价值和系统价值的统一(每个个体尤其是有机体都有无需借助其它参照物的自身价值)。然后，罗尔斯顿进一步提出，自然价值的客观性可以通过如下几个观点来证明：从进化的时间序列来说，价值早已存在自然界中，人只是价值进化的后来者，不承认前者就不足以说明后者的来源；自然价值虽然是客观的，却可以转化为人的价值，比如可以通过生产、劳动等实践活动为中介进入人的文化世界，成为人的价值；自然价值不依赖人而存在，但人却可以通过评价、体验来感知自然界的价值(尽管很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人的这种能力本身就是从自然价值进化出来的人的价值，而且，人对自然价值的评价与体验不仅是主观的、心理的过程，还可以是客观的、生理的过程，如此等等。总之，同时通过主观性的价值投射或赋予自然存在物和自然存在物及其性质的价值化叙述，或者说价值本体论化，罗尔斯顿将自然价值阐述为一种事实与价值层面上的统一。

三是阿恩·奈斯的深生态学*。奈斯把自己的哲学思想概括为生态智慧或深层生态学。“生态智慧是研究生态平衡与生态和谐的一种哲学。作为一种智慧的哲学，它显然是规范性的，包含了标准、规则、推论、价值优先说明以及关于我们宇宙事物状态的假设。智慧是贤明和规定性的，而非仅仅是科学描述和预言。”*在他看来，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传统的人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生态智慧，每一种生态智慧都可以为人类拯救地球的行动提供某种动力。在奈斯的生态智慧理论体系中，自我实现概念既是出发点，又是终极目标，因而是处在最高层次的核心范畴。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自我”，绝非只是人类个体，而是包含全体人类、动植物、生态系统、山川河流、土壤中的微生物等；这里的“实现”，也绝非只是通常意义上的人类需要及其满足，而主要是生态系统复杂性、多样性与共生秩序的维持和实现，也就是所有生命的最大可能性展现。对人类个体来说，自我实现程度越高，就越是增加着对其它生命形式自我实现的依赖。因此，所谓生态智慧，就是我们逐渐认识到的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的依从性地位——就像是一棵参天大树上的片片枝叶，以及因此拥有的一种关于整个世界或实在的更为科学的总体观念(人与非人自然之间的关系终究是生态中心的而不是人类中心的)。在他看来，总体观念的有无，将各种形式的浅绿色环境主义与深生态学区分开来，后者有着对终极目标与原则的明确信奉，并认真对待对非人类自然的价值、利益和关怀。因此，对人类个体来说，奈斯认为，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不断扩展自我认同范围对象的过程，其间在不断缩小与它物的疏离感、将它物的利益视为自己利益的同时，将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只是更大规模的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然分离的孤立个体，而一旦当自我认同的范围与程度达到“生态自我”的境界时，便能“在所有的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因此，与利奥波德和罗尔斯顿不同，奈斯试图通过发掘人内心的善来实现人与自然的认同，或者说，建构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观。

可以说，在我国关于生态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的学术论争中，支持前者的学者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上述三位学者的阐述，而人类中心论的批驳或反批评，似乎涉及更为宽广的理论视野，并且不乏一般哲学方法或价值论层面上的深度分析*。比如，在人类中心论表现形式上对强人类中心主义与弱人类中心主义的划分，对究竟应走出还是走进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思辨，对是否能够创建一种基于生态中心论的环境哲学与伦理的逻辑解析*，等等。

至少在中国环境哲学的语境下，笔者认为有两个特别值得提及的致力于构建环境哲学理论体系的实例。一是乔清举等学者对儒学生态学视角下的自然独立价值的论证，二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乔尔·科威尔(JoelKovel)对自然独特价值的论证。

乔清举近年来在《儒学生态思想通论》等著作中详尽阐发了儒学对自然生态价值的理解*。他认为，与西方哲学不同，儒学哲学的道德共同体范围中本来就包括动物和植物，直至无机物如瓦石泥土之类。比如，“德及禽兽”“泽及草木”“禽兽草木广裕”“恩及于土”“恩及于水”“化及鸟兽”“顺物性命”等提法，都可以在《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等典籍中找到，代表了古人认为应道德地对待动物、植物、山河大地的系统性思想。儒家认为，宇宙的总体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因此，出于对宇宙及其中万事万物的生生性质的尊重，人类需要做到“尽兴”：“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中庸》)。在他看来，让有生命物实现其生生的本性，让无生命物实现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这就是儒家尊重事物的内在价值思想，也是儒家自然(环境)价值与伦理的核心。至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思维结构，他认为，较早的是天、地、人不相分的三重结构，比如《周易》的“三才之道”，后来则演进为“天人合一”的二重结构。天人合一的生态意义是把人置于自然，使之服从自然的总规律，使自然成为人存在的规范参照或内在限制，表现在哲学上则是一种人寓居于天的结构。在他看来，正是上述结构确立了儒家的道德共同体包括天地万物的本体基础，或者说，儒家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哲学。

一般来说，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都会承认地球上的自然是一个由无数生态系统组成的集合体，其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是自然元素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生态系统遵循不同的法则，适用于整个宇宙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其中之一，它的熵原理对生物的出现与繁荣有着巨大的影响。就此而言，他们都是约翰·福斯特意义上的生态(自然)唯物主义者或生态(自然)本体论者*。但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就人的生命活动或“人的本质”是在社会性生产活动中实现对自然界的改造而言，人也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因而，社会的自然关系、尤其是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我们理解某一个时代的自然界或自然生态的关键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正在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和非线性的、混乱的方式，破坏着具有普遍联系的生态系统的平衡。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资本增殖和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是绝对律令，所有其它价值都必须服从普遍化的商品生产，资本统治下的人类生态系统是生态危机的一个结构性决定因素。资本不仅直接降低了生态的地位，还制造了大量可操纵的、异化的、负债累累的人。这些人无法与自然界发生联系，无法关爱自然界或修复生态。上述观点差不多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或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自然观或生态观的主要看法。

但是，乔尔·科威尔对此的阐发要走得更远一些*。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对自然生态(价值)认知和实践的根本性改变，是致力于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型生产方式，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在他看来，其一，这种新型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必将消除(或严格限制)资本，这意味着将会解放劳动力及其劳动的创造性，因为资本及其积累来自劳动者被剥削的抽象劳动。换言之，劳动者的解放和资本的废除是密切关联的。其二，处在自由联合体中的劳动者，可以通过掌控生态系统来做到修复生态系统，在解放自身的过程中自发地解放他人和自然界本身。人们对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相互依存的认识或情感是天然的，而当他们能够全面自由地与自己和他人接触时，就更能够实践或抒发这种认识或情感，以及采用适当的技术来改善自然。其三，去除了资本关系束缚的劳动，可以更好地使劳动者追求或展示一种更加普遍性(尤其是超越物质性利益)的目标，从而使劳动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成一种人类存在的标志性活动：既遵循自然界的规律或客观性，又能分享或促进其生命丰富性。在上述论证基础上，科威尔提出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一是就最终目标是克服生态危机和解放自然来说，“自由联合的劳动”可以理解为一个生态中心的伦理整体的一部分，而生态社会主义及其实现就会扮演一种“功能性”作用。二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一种赋予自然界以等同劳动力价值的生产方式，并将这种形式的价值称为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在他看来，在生态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将会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并表现为他们的信仰与实践，因为这将是我们别无可能的唯一选择。

毫无疑问，传统文化视角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加入，使得中国环境哲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及其论证更丰富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许显得有些过于泛化或驳杂。如果集中到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伦理这一核心性命题，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迄今为止的理论阐释与论证主要是基于价值观的拓展和科学事实。其中，前者主要表现为价值理解与赋予的拓宽或泛化，后者主要表现为以生态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成果的支撑，尽管不同理论学派对二者的倚重会有所区别。依此而言，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说，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与伦理或环境哲学已经得到初步确立。因为近代哲学意义上的纯粹的或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已经大势已去，各种形式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或准人类中心主义，可大致被理解为对自然生态价值的某种程度的肯定或吸纳。尤其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然内在价值术语的接受，可谓意义深远。但另一方面，环境哲学对生态(生物、生命)中心主义的理论阐释和论证仍然是不充分的或有缺陷的。甚至可以说，我们还远未建构起一种生态(自然)中心主义的环境哲学，因为至少从逻辑上说，非人类中心主义并不等于生态(生物、生命)中心主义。这其中的困难，除了人类不可避免的思维逻辑主体地位——即便最高级的其它哺乳动物，也是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化与哲学的，还在于，依据其科技或智力能力来说，人类事实上已经成为能够决定这个星球生死存亡的唯一性力量(地球的演化已经进入了所谓的“人类世”时期*)。因此，过分强调自然(生态、生物、生命)的价值平等主体地位，多少有些是与现实脱节的。更为严重的是，这有可能导致我们对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另一个侧面即人与人关系或社会关系的忽视。

三、环境哲学的绿色变革潜能及其展望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思考绿色变革视角下当代环境哲学的未来发展，或者说环境哲学与绿色变革之间的关系呢？

绿色变革或绿色转型，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像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术语一样的大众性“伞形”词汇或口头禅*。一方面，它不仅政治上正确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是大众性周知的，从党派领袖、学术精英到普通民众，都在频繁地谈论甚或呼吁开展一场全面深刻的绿色变革或转型。就此而言，从最初的绿党、环境运动到现在的保守政党与政治，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宣称是绿色变革或转型政治。但另一方面，它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意涵模糊的或含混不清的。什么是变革或转型，哪些对象或方面需要变革或转型，究竟如何变革或转型才算是绿色的？所有这些，不同的政治流派和社会群体往往有着十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回答*。对笔者来说，绿色变革或转型意味着一种全面与深刻意义上的文明和文化层面上的生态化改变与重建，尤其是相对人类现代社会的工业与城市化文明和文化而言。换句话说，绿色变革或转型是近代社会以来蓬勃发展的工业化文明的生态化否定与扬弃，它的理论指导和沉淀与升华就是一种崭新的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由此可以理解：

一方面，环境哲学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致力于阐明人类社会与文明为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对我们周围环境(自然生态)的新理解和新智慧。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新理解与智慧并不仅仅是知识或技艺层面上的，也同时(首先)是价值与伦理行为层面上的。我们不但要做到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还要做到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就此而言，环境哲学就是一种诉诸大众的生态文化(理论)，目标就是相对理性地——尤其是通过人们的价值理论观念革新——动员起社会公众主体的生态思考与生活意识。但是，作为一种狭义上的哲学，环境哲学还需要平衡对待或强调它的大众文化支撑与理性阐释来论证功能、现实批判和未来建构功能。更具体地说，环境哲学除了比如大众生态文化的孕育与传播功能之外，还要更明确地担负起理性与理论阐释的核心性使命，尤其是在现实批判和未来构建方面。也就是说，环境哲学需要更理性地阐明工业文明时代的物质富足和个体选择自由(至少看起来或相对而言是如此)并不是一种真正能够带来人类美好生活、自我价值实现与真实自由的可靠路径，人类社会与文明理应有一种更好的选择，并且已经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更好的选择。迄今为止，这其中的论证与阐发还存在着不少的薄弱或断裂环节，环境哲学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成长与拓展空间。

另一方面，环境哲学的思考需要面向一种更宽阔的视野或论域。应该说，对非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与伦理的论证和争辩，耗费了国内外环境哲学迄今为止发展的太多空间或精力。作为一种新型哲学与伦理的内核，对非人类中心论的思考与行动的主体和逻辑可能性的精密论证，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状况或多或少导致了人们对拥有这种新价值与伦理的少数个体的主客观条件、对在更大范围内践行这种伦理价值的社会经济制度条件的关注与探究。非常明显，极少数尝试这种新价值与伦理的个体，往往有十分特殊的主客观条件，尤其是主观意志方面的条件，比如孔子的高徒颜回和《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而现代经济社会制度构架往往作为一种羁绊性、而不是促进性因素，限制着更多个体去践行这种新价值与伦理，比如日常生活中公交出行经常是受制于并不怎么友好的城市交通体系(其根本理念是私人交通、而不是大众公共交通的相对便捷与舒适，因为前者蕴含着更多的私人资本与财产性投入，需要有所体现和回报，否则的话，私人交通背后工商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将会中断)*。

果真如此的话，可以想见，环境哲学不仅将成为一门更加标准化的哲学，也将成为一门更加激进的哲学。前者尤其是指，环境哲学应该成为一种对当代生态环境挑战或危机有更深刻理解基础上的更哲学化的表达——仅有哲学概念与逻辑论证的表达方式或对各种形式环境难题的理解都是不充分的(尽管无疑是必要的)。后者尤其是指，环境哲学将不再只是一种仅仅围绕着自然生态价值承认与规约议题的“深绿色”哲学，还是一种致力于阐发人类社会与文明如何为这种价值与伦理提供制度支撑的“红绿色”哲学，而上述两个层面都将指向和蕴含着现代工业文明与文化的结构性变革或重建。

当然，一个不难做出的推论是，这样一种激进哲学的实践主体，似乎更应该是一种集体性的、物质性的社会政治力量，而不(仅)是一种个体性的、观念文化性的力量。因为只有组织起来的集体性社会政治力量，才能实现一种文明与文化制度基础意义上的改变，也才能将这种改变更进一步地巩固为一种文明与文化意义上的制度。同样，也只有在一种全新的文明与文化制度框架下，那些先进的个体理念与行为才能逐渐成长并取代原来的传统性主流观念与习俗，成为新社会的主导性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总之，更激进的环境哲学需要一种(或多种)更激进的实践主体，而且可以大致肯定的是，这种(些)主体应该是更具集体团结特征的社会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