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与医学论文篇(1)

中医药学是中国第一大发明，其意义远大于我国指南针、纸、印刷术和火药等四大发明。中医药学是中国的原创性医学，与中华民族历史一样悠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及全球化的发展，中医药在我国医疗界占据市场己十分紧迫，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势在必行。中医是最具特色的文化，要想做到真正的中西医并举，还是要靠我们这一代中医药学子的不懈努力与奋斗，发扬中医药传统文化，让中医药改变现状，超越现在，真正深入人群、走向世界！

一、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优势

“神农尝本草”，自古以来，中医药有着悠久历史，中医药治病救人的优势有目共睹。中医治病求本，中药不良反应少，很少产生耐药性，这些种种却鲜为人知，由于对中医中药的了解不够，使大家对中医药产生很多偏差的认识，中医药的优势应被广大群众所了解。中医过去在疾病治疗中总是处于从属地位，患者经常是走过很多家医院、做了全套的医疗检查、治疗未果，才想起中医。在2003年的“非典”中，中医对于这种病因不明，来势汹汹的疾病，通过辨证论治、治病求本等屡获良效，中医彰显了它无穷的魅力。用中西医综合治疗的办法防治“非典”，不仅疗效确切，而且费用大大节省。不仅在“非典”中中医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接下来几年发生的甲流、龠流感中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中医药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经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

近年来，国家也对中医药的发展高度重视。我国已能生产包括滴丸、气雾剂、注射剂在内的现代中药制剂40余种，一批新的科研成果的到世界医学界的公认，屠呦呦老专家的获奖，让更多人认识到中医药文化的优势。我国传统医药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至今在医疗保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在世界传统医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是由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和优势所决定的。随着疾病谱的变化，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健康观念的转变，中医药学的优势越来越显现出来，其科学性和先进性越来越被学术界、产业界所重视。进一步认识这些特色和优势，并在实践中加以发挥极为重要。

二、新一代的中医药学子如何使中医超越现状，走向世界

(一）要做到和中医“谈恋爱”——热爱中医，不离不弃是学好中医的重要前提。

只有真正的热爱中医，对中医时刻充满爱好与兴趣，才能有所收获，学有所成。纵观中医史，几乎所有的名医都是在对医学的热爱与执着追求中、在长期深入的实践探索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学习中医，没有对中医的热爱，学习过程中就找不到情趣，就会味同嚼蜡，就无法把中医学好学透。这个比喻打得好，要和中医“谈恋爱”，这样，就会觉得对中医有了一份责任，中医是我国几千年来留下的最伟大的财富，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把中医发扬光大，不仅要超越现在，更要超越过去中医所取得的成就。

(二）重视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学好中医的基础条件

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是学好中医的基础，虽然对于初学中医的人来说中医基础理论课程可能是枯燥的，难懂的，但是当你跨过这个坎儿，真正走入中医这个殿堂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医是神奇的、博大精深的，她是瑰丽的宝库。现在有一部分人忽略了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殊不知，基础理论知识是非常重要的。熟读《内经》，学好中药等这些基本课程是为以后研究发展打下的奠基石。没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

（三）跟名师，多临证——学好中医的必备条件

中医理论课程固然是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但是如果仅仅掌握好了理论知识，而没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照样不会看病。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这是知识来源、作用以及提高的途径和规律。学习中医犹需如此，只有回归临床实践、所学才能被验证、巩固，才能获得新知，提高理论和实践水平，从而推动中医发展。

（四）中医药学子要有时代责任、创新使命、民族情怀、国际视野

化学与医学论文篇(2)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医学的辉煌成就， 进入近代是怎样向前发展的？近代医学家通过 什么力量、以何种方法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 上不断前进？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近代是连接 古代与现代的桥梁，只有通过近代人的继承与 发展，中医药学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才能在 今天继续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

从历史学角度看，近代虽然只有短暂的 100多年，但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一代人 却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迈出了历 史上重要的一步，在医学史上也留下了属于那 个时代的重要成就。以往某些医史论著称：近 百年中医药学发展十分缓慢，甚至濒于停滞状 态。现在看来，这一评价并未准确、全面地反 映近代医学发展的真实面貌。随着近代医史研 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已经 形成新的格局，产生新的特点，出现新的趋势。 如果将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 与古代医学史、与东西方医学交流史的研究联 系起来，一定能把近代医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 步。无疑这是--个很复杂、涉及多学科综合研 究的新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次尝试性的探 讨，以此求教于同道。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 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从这里出发，才能沿着历史的足迹，探索近代医学发展的轨道。

近代社会与文化

在人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 后的。其实从总体看，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落后 与进步两重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日益陷入贫 困落后状态。这是近代历史的一面；中国人民 不断觉醒，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努力寻求中 国独立富强之路。则是近代历史的又一面。用 辩证的观点认识近代史这两方面，对于研究近 代文化史和近代医学史都有重要意义。

近代历史是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这一 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与古代文化比 较，近代文化是进步了，尽管局部或个别领域， 它有不如古代文化辉煌之处，但是，它比古代 文化毕竟前进了。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不同。它 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相互会通融合而成。其 发展历程有以下特征。

1.近代文化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 被动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的新文化。它与古代 文化相比有质的变化。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发 展的。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 性。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终绝过的古 老文化，在一国范围内，文化各门类保存如此 完整连续的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特例。

中国近代文化的产生，是在列强入侵，西 学东渐之后，当时掌权的封建顽固派拒绝接受 西学，而一般群众也由于西学是随侵略而来对 其反感，一些知识分子对西学也不甚了解。加 之，两种文化的模式绝然不同，必然产生冲突。 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较、争论与选择，中 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在总体趋势上是承 认和接受的。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激剧变化 的复杂背景和各阶层不同的地位，形成人们对 外来文化的态度有种种不同。文化史专家归纳 为三种：一是盲目拒绝、自我封闭型（或称保 存国粹派）；二是全盘接受、追随模仿型（或称 全盘西化派三是主动选择、自我更新型（或 称调和折衷派）。这三种态度明显的表现在 近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医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2. 近代文化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 对古代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中国古代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是，缺 乏实证科学。二是，缺乏民主传统。中国古代 科学，没有发展到近代实证科学。清朝由于封 建专制主义和满清贵族的高压统治，文化专制 和八股取士的禁锢，使思想界、文化界笼罩一 片万马齐喑的气氛。改变这种封闭、僵化、静 止的局面，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西方近代科 学的传入，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 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现。 此期传入的西学，虽无显赫之势，但在民间却 广为传播，影响着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的变化， 形成与明清时期迥然不同的流向，改变了前期 西学传播的被动局面，中国人开始独立地翻译 传播西学的历程。

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缺点是缺乏民主传 统。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封建专制主 义。古代多数时期，没有自由辩论的环境，文 人的工作往往限于注经、解经，这自然限制了 人们的独立思考与创新，也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近代历史大变革面前，人们急于找到中 国落后的原因，寻求振兴民族的富强之路，于 是便一面把目光投向一个陌生的世界——西 方；一面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反思，涌 现出一批有见识有勇气的先进人物，他们敢于 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 因此，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探索富强之术；同 时，对传统文化勇敢地进行批判与更新。这种 寻求与探索、批判与更新，直到“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响亮的提出：“民主”与 “科学”的口号，成为近代文化的核心。这正是 历史的进步。

3. 近代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联。

文化史学者称：中国古代文化以“求治”为　目标的“政治型”文化[3]。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倾 向，就其积极性而言，使古代中国的政治学说 丰富而具体，在浓厚的政治斗争氛围中，孕育 了许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教育家、文 学家、科学家。然而它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封 建统治者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枝、奇技淫巧，未 能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一些科 技成果与科学思想往往由于无人问津而迅速绝 迹。事实上造成的后果还远不止于此。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遭到外国入侵的条件 下发生发展的。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努力从西 方文化中寻求救国的办法，提出“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在甲 午战争失败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引起社会 很大震动。戊戍维新运动，便将维资产阶级之 新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密切结合。“五四”新 文化运动，更是从主张政治民主出发，进而反 对文化专制，主张文化民主。因此，文化与政 治的紧密结合，始终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点。

4.近代文化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

近代文化从认识论讲，是一个不断认识.、接 受新信息，改造、更新旧观念的过程。但是，由 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每种思潮都未能充分展 开，就让位于新的认识过程，形成思想变化迅 速又都消化不良的后果，使近代文化出现新旧 并存、中西合揉的势态。加之，各地区经济、政 治发展不平衡，影响文化发展也不平衡，使之 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文化体系。

总之，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 启后的作用。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至 少是明代以后）腐朽、僵化、停滞的局面。建 立了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文化，为以后新文 化运动的发展、乃至今天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打下了基础。然而近代历史的多变，西方文化 的急剧输入，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不平 衡等等复杂因素，又使近代文化没能达到应有 的高度。

近代医学的特点

近代医学是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的愿望和活动 “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 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近代医学做为自然科 学的一门学科，它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与制 约；又受自身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从医学史 的角度，分析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呈现何种势 态，有什么新特点和新趋势，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医学，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成熟 阶段，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主要标志是：① 确立了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前人 以无数次反复的临证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古 代具有朴素唯物论与自发辩证法的阴阳五行学 说，系统地总结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 疗、预防、养生诸方面的理论，通过理、法、方 药相互配合、全面实施，形成完整、独立的医 学体系，尤以统一整体观、永恒运动观、辨证 施治为指导思想与诊治方法，使中医学成为一 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代科学。②中医药学卓 越的疗效，久经检验而不衰。数千年来，中医 药学是中国人民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繁衍昌 盛唯一的医疗保健方法。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中 国的土壤里。在古代科学成果中，被公认是一 门最有实际效益的学科。③出现一大批著名的 医药学家，留下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医学史 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医学人物，用自己丰富的 医疗经验、各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和重视实践、认 真继承、努力创新的科学精神，铸造了一座辉 煌的古代医学宫殿。④在中外医药交流史上，写 下了一些“世界之最”的记录。我国曾经是世 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免疫法的先驱 ——“疗淛犬咬人方”和“人痘接种术”、“麻 风病隔离病院”，当时都居于世界医学前列；国 家药典-一《新修本草》、法医学专著——《洗 冤集录》、医疗体操图“导引图”、医学教 学模型——“针灸铜人”以及龋齿病、天花病、 脚气病的记载等，皆为世界医学史最早的记录。 并且传往国外，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医学当时已经达到很 高水平。当然它不是完美无缺，由于时代的局 限，历史的灰尘不可避免，精华与糟粕并存，保 守与创新同在。但是，瑕不掩五，实践证明：它 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进入近代，时间的前进，科学的发展，疾 病谱的改变，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使古老的中 医药学面临着新的挑战。短暂的100年，中医 界思考、比较、探索、论争、选择……历经磨 难，终于取得新的进展。但是，与古代医学相 比，近代医学在发展势态上显得缓慢，在科学 成果上也不如古代辉煌，然而它确实进步了。产 生了新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学术论争，总结了 新的经验，吸收了新的知识，采用了新的传授 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

1.新的格局。

西方医学广泛传播后，改变了存在数千年、 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出现了中医与 西医并存的新格局。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 领先地位。近代西医学的传播与明清时期不同， 那时传入的西医学过于简略、影响很小。近代 西医学传入，通过办医院，建学校、译医书等 新的传播手段，在民间广为流传。到1937年时， 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已有300多所、诊 所600余处。[5]20世纪初，各国在华开办医学 院校20余所、译著西医书200多种。使一部 分人对西医学由逆反心理，逐渐转为顺向心理， 西医的手术、药物等疗效明显，也日益被人们 接受。此后，西医学便比其他西学迅速传播，在 传统中医学之旁，另辟蹊径，展开了对中医学 的挑战。

还需要指出：近代西医学的传播，有一特 殊现象，就是除了与列强入侵有关外；还与传 教士的活动密切相联，不仅医院、学校无一不 是教会所设，而且译著医书也多出自传教士之 手。传教士自称：宗教与科学“相辅而行”。实 际上科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所以，他 们不可能无保留地介绍西方科学的新成果。此 时传入的西医学知识也人为地打上了宗教和炮 舰的印记，在传播中自然会遇到阻力。

如前所述，尽管近代西医学传入有复杂的 背景，但是，作为一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 国后，还是被医学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井逐 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医疗技术力量。在中国 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 并存的新格局。

2.新的学术论争。

近代学术论争，背景之复杂，内容之丰富， 论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与古代截然不同。古 代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宋金元时 期，刘完素、张元素等著名医学家，在“古今 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的革新思想指导下，根 据各自不同的临证经验和对《内经》等古医籍 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新的学术主张，通过师徒 传授的形式不断发展，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可 谓第一次学术论争。明清时期，出现第二次学 术论争。一是，金元学术论争的继续。如张景 岳对阴阳学说的阐发，缪希雍、陆九芝对运气 学说的研究等。二是，对某些理论与古代医家 的学说和医疗经验有不同见解，形成不同的学 术流派。如温补学派、反温补学派、温病学派 等等。反映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 发展。

近代的学术论争，在深度与广度上均与古 代不同。它与近代社会背景，特别是与西医学 的传播以及旧政府实行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政 策有直接关系。此时的学术论争，总体上以中 西医之争和中西医汇通之争为主线，其它伤寒 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温补与反温补 之争，皆趋于缓和。

关于中、西医之争。自西医学传入后.医 学界及社会各阶层产生强烈反响，面对如何对 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和旧政府消灭中医的种 种措施，医学界、文化界、商业界乃至一些海 外侨胞都发表许多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 进行了长期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四个问 题：①怎样认识西医学。②中、西医学能否汇 通。③中医学有无存在价值。④中医学怎样向 前发展。这些问题的论争涉及范围很广，大致 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中西医汇通派。以唐 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挥铁樵等为代表；废 止中医派，以余岩、汪企张为代表；中医科学

化派，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这场论争经 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发展 变化，不同时期论争的内容、形式、代表人物 均有所不同。同时，还有各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势态虽有起有伏、有断有续、有激战、有 缓解，但总体上则贯穿近代史全过程。这场论 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 反映，也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

近代医史证明：中医药界并不拒绝接受外 来的医药学知识。在传统与近代化、现代化之 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传统医学本身 就包含了足以引起变化的内在矛盾与合理内 核。这是它能以接受新东西的基本条件。因此， 在两种医学的接触与交流中，中医学不是简单 的为求生存而吸收新东西，而是其自身就在不 断变化、发展、前进。近代学术论争正是这一 发展的反映。

3.新的经验。

近代由于中医学确有实效，中医学家担负 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因此，不断积累新经验，主 要有以下几点：①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近代 疾病谱的改变，临证经验更加丰富，各科都有 一些专门论治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内科有中 风、肝病、胃病、肺病、霍乱等专著。如张山 雷《中风斟诠》、王旭高《肝症论治》、杨志一 《胃病研究》、秦伯未《痨病指南》等。外科对 疮疡、瘰疠、麻风、梅毒、性病等都有专论，并 出现一批外伤科专家。如马培之、余景和、江 考卿等。妇科对经、带、胎、产诸病的治疗也 有新经验。如潘爵《女科要略》、单南山《胎产 指南》等。儿科对麻疹、痘疮的诊治有进一步 研究，仅介绍种痘之书已有10余种，眼科对常 见病的诊治有系统论述。如陈国笃《眼科六 要》、陈滋《中西眼科汇通》等。喉科由于喉痧 多次流行，对喉痧的研究尤为突出，论治白喉 的专书也较多。如夏春农《疫喉浅论》、丁甘仁 《喉痧症治概要》、李纪方《白喉全生集》等。总 之，呈现出各科深入发展的趋势。②治疗方法 多样化。内科，如费伯雄治疗慢性病强调：“平 淡之极，乃为神奇。”并创制一些治疗肺痨、痰 饮、骨萎等有效方剂。外科，如马培之不仅善 用古方，而且自创新方，《外科传薪集》反映了 他治疗上的多样性与用药的广泛性。尤其是吴 尚先的《理淪骈文》，第一次系统论述外治法， 扩大外治法的适应范围，是一项新成果。喉科， 治疗白喉也运用外治法，如吹药、噙药、贴药、 针刺等辅助疗法。总之，近代临证各科重视整 体观与辨证施治，主张内外兼治，治疗方法多 种多样，并有不少专著问世。

4. 新的知识。

近代中医学发展的主流，虽仍是继承古代 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充实、提高。但是，一些 医学家在探索发展中医学的过程中，吸收了新 的科学知识，向着系统化、专门化、科学化的 方向迈进。如针灸学家吸收解剖学知识，提高 了取穴的速度和准确性，承淡安在《中国针灸 治疗学》中，论述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 部位，所述经络俞穴.必引证现代解剖。被称 为“针灸善书”。至于在理论、临证、用药等方 面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尝试.更是不胜枚举。这 些都反映出中医界努力面向新科学，迎接新挑 战，虽然取得成果不多，但是，它标志着中医 药学正在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近代中医界在吸收西医学与近代科学知识 同时，还受到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 影响，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给中国带 来新的自然观，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 容。随着近代科学分科日渐明确，各科研究迅 速深化，人们把精力集中在某个专科进行研究， 成为普遍现象，直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进 入20世纪，西医学已有更多学科分类，各学科 分门别类、深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中医学有 相当影响，有些医学家在进行中西医汇通的探 索时，采用实验方法，如张锡纯被誉为“医学 实验派大师”。恽铁樵也主张“中西医汇通应注 意吸收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 在方法学上还很幼稚，但有进步意义。

5. 新的传授方式。

在近代学校兴起的大潮中，在西学广泛传 播的形势下，更重要的是由于医学自身发展的 要求，产生了近代的医学教育。它与占代的医 学教育相比，教学形式与观念、教学内容与方 法完全不同。近代创建了多种类型的新式医学 院校。大体有三种办学形式；①教会创办的西 医学院校。最早建立的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约 1866)、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80)、杭州 广济医学专门学校（1884)等。20世纪30年代 教会开办西医院校已有20余所。成为传播西医 学的重要基地。②政府开办的西医院校。19世 纪末，清政府开始兴办医学校。20世纪40年 代，已有公办医学院校30多所。这些院校培养 的医生，虽数量有限，但却是我国西医学的重 要人才，成为发展西医学的骨干力量。③私人 或学术团体集资创办的中医学院校。近代中医 界为争取办教育的权利，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 争，直到1949年，中医教育还未列入囯家教育 系统。留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仅有私人或团体 创办的90余所中医学院校。成为保存、传授、 发展中医学的重要阵地。近代还建立一些研究中西医学的团体，出 版一些宣传医学知识的杂志，也是传授医药学 知识的新方式。

近代医学的新趋势

综观近代医学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 医学已经不同于古代医学，呈现出新的趋势。

1.中医学的自我更新。

近代中医学正在由单一的、封闭式的理论 体系向着多元的、开放式的方向发展。虽然其 主流始终表现在：中医学自身实践与理论的丰 富、提高与创新方面；但是，不断吸收外来医 学成果，努力探索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也是近 代中医学前进的一条重要轨迹。

2 .西医学的发展壮大。

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比 较、选择、消化、吸收，才能在新土壤里成长。 近代西医学传入后，经过“抗阻”与“吸收”、 “冲突”与“交融”的历程，已经在我国形成一 支独立的医疗队伍，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

我国卫生事业重要的技术力量。

3.探索中西医学汇通之路。

近代在两种医学理论体系并存的形势下， 有些医学家努力探索中西医汇通的道路，他们 从不同角度比较两种理论的异同优劣，从临床 需要出发，中西两法并举，中西药物同用.并 吸取西医学的实验方法，作为发展中医学的… 种手段。虽然限于吋代与个人的局限，没有取 得应有的成果，但是，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学 派，在近代医史上起r进步作用。其影响直至 现在。

化学与医学论文篇(3)

中医文化教学是中医药对外教育的关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医文化逐渐成为了中医药学界的研究热点,很多院校也开展了中医文化教学,如: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医与传统文化”等必修课和选修课,出版了“第一部中医药文化素质教育的部级规划教材《中医哲学基础》(张其成主编)”[3]等,都说明中医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医药教育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广大外国留学生来说,中医文化教学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很多留学生已经过了“语言关”,汉语水平甚至超出了中医院校的入学水平,但是在专业学习过程中,仍然苦不堪言,对中医药学的理论内涵无法理解。究其原因,还是离不开文化。由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到陌生,对中医文化难以理解,更何况中医药理论呢?因此,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中医文化内涵,才是正确解读中医药学的有效途径,也是留学生学习中医药知识的必要前提,更是学好中医药专业的关键和突破口。

留学生中医文化的理解障碍

中医药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中医药学的理论和专业术语中充斥着大量的哲学内涵,留学生学习中医药知识,首先面临的就是对中医文化的了解。

对“整体观”内涵的理解障碍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受先秦哲学思想的影响,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自然、社会和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而欧美学生,“从小生活在重视分析还原思维的文化环境中,这种思维习惯与中医理论的直观整体思维没有同构关系”[4],因此当他们看到“以左治右,以右治左”(《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上取之”(《灵枢•终始》)等内容时,一头雾水,根本无法理解中医学在治疗疾病时着眼于全局的整体观。至于来自汉文化圈的日韩留学生,虽然本国文化中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但是在这些国家西方医学一直是主导,人们已经熟悉了强调“人体———环境———病因”三者关系的生物医学模式,因而对注重“生物———社会———心理———环境”的中医学整体观同样难以接受。

对模糊性特征的理解障碍中医学在概念的理解上,存在极大的模糊性。比如:“心”从西医解剖学角度看,只是一个实质的脏器。而中医学认为,“心”不但是实质之心,更是神明之心。“心主身之血脉”(《素问•痿论》),这与西方医学是共通的。然而,心还能控制人的心神,正如《素问•灵兰秘典论》中所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心”这一概念的模糊性显然让很多习惯了明确概念的留学生大为困惑。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与西方医学大相径庭,并非来自实验,而是基于大量临床实践的结果。因此,与强调精密数据的西医相比,中医学更加注重宏观、整体以及功能的研究,对于微观、形态和结构的研究则有所轻视。此外,中医学在考察人体的生命活动时,往往以生命活动的动态形象为主,以形体器官的物质性为辅,即以功能之“象”来界定形态之“器”。因此,“心”一个概念也就有了多种解释,其实,对这些模糊概念的解读也就是对中医理论内涵的理解过程。然而,对于那些接受了西方本体论,已经习惯了恰当判断和严密推理的留学生来说,如何把握和理解这些模糊的概念绝非易事。

对中医思维模式的理解障碍援物比类,又称取象比类,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用于由已知形象到未知形象的概述和说明,也大量见于具体形象代替抽象概念的推理。中国人善于把形象相似、情境相关的事物,通过比喻、象征、类推等方法,使之成为易于理解的认知对象。”[5]“援物比类,化之冥冥”(《素问•示从容论》),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医学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中医学将五脏与自然现象进行比照类推,脾在五行中属土,而土在自然界中具有生化、承载和受纳的特点,因此中医学认为,脾的功能主要是运化五谷精微。再如:中医学诊断脉象“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用“规、矩、衡、权”四个具体的事物将四季常脉的脉象形象地描绘了出来。然而留学生习惯的是逻辑思维模式,善于描述客观事物,对事物之间的联系缺乏想象的空间。此外,“援物比类”的事物基本上存在于古代中国,这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留学生来说,无疑是难上加难。可见,中医文化理解的不足是广大留学生面临的新的学习瓶颈,如何开展中医文化教学,变瓶颈为突破口,是发展中医药对外教育的关键。

中医文化教学策略

确立全新的教学理念中医药学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仍保留着浓厚的文化色彩,留学生只有充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医文化,才能真正理解中医学理论。因此,改变传统的以中医药知识讲授和技能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文化的内容引进教学,确立“以文化解读中医”的教学理念,是广大留学生学习中医药知识的根本,更是捷径。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培养留学生从文化起步,从文化立论,认识中医药,理解中医药,并最终达到以医学来阐释文化的目的。

在预科教育阶段开设中医汉语课程中医药院校留学生的预科教育是不可或缺的,这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医院校所认可。然而,不同于普通汉语进修课程的是,中医院校的留学生预科教育不能仅仅注重学生汉语能力的培养,而应该涵盖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在汉语课程中,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中医文化的内容,使留学生在接受各种语言技能训练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文化的信息,在潜意识里拉近与中医药学的距离。

在专业学习阶段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中医药学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与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一些中医院校在中国传统文化教学方面做出了尝试,如:北京中医药大学针对英语国家留学生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浙江中医学院设置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课程等。在此基础上,充分挖掘中医专业课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重视中医药经典古籍的文化教育,开设与古代文化哲学、中医药文献学相关的选修课程,尝试从中医知识层面培养留学生的整体观思维,有意识地加强留学生对中医文化内涵的理解,构建初步的中医思维模式。#p#分页标题#e#

化学与医学论文篇(4)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化学与医学论文篇(5)

一、社会文化理论融入医护英语教学的可行性探讨

二语习得的研究属于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以斯金纳(Skin-ner)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理论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忽略了有意义的学习。20世纪60年代认知心理学兴起，该理论将学习者视为个体的信息处理者，将人的个体学习孤立化、简单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社会因素对语言学习和发展的制约作用。前苏联维果茨基(Vygotsky)于1978年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该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独特的认知功能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论(Mediation)。“中介”是指人调节物质世界或个人世界与彼此的社会和心智活动的过程，［3］语言和任务本身就是中介活动。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强调以“活动”为核心描述人的认知发展，明确社会活动是主体学习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形式。中介和活动不仅明确了学习的社会活动的本质，也建立了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活动之间的认识论关联。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和支架理论指个体可以在有帮助的促进下，可以使成人在指导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跨越已有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最近几年在国内，我国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社会文化理论，并尝试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视角下，研究我国的英语教学。不少学者从社会文化理论的不同角度介绍了调节理论、活动理论、最近发展区和支架理论。在教学实践方面，卞少辉将社会文化理论教学观和课堂互动话语策略有机结合起来，［4］有力地佐证社会文化理论对二语课堂的互动话语研究的积极推动作用。段玲琍基于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和英语阅读教学领域的研究状况，［5］尝试建立一个社会文化理论融入英语专业阅读教学的模式。这些研究关注了社会文化理论，并尝试将社会文化理论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但对社会文化理论在医护英语教学中的研究还是空白。医护类院校开展医护英语教学的时间不长，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医护英语的研究，有的从职业和学习需求、课程建设、教材选编和教学评价等角度进行研究，有的从医护英语的词汇教学、阅读教学和口语教学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也有从语料库辅助医护英语教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

二、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医护英语教学创新模式

(一)教学目标

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英语课程教学指导性文件《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医护英语教学的总体目标是培养既有医学专业技能又通晓外语和外语文化的复合型人才，分级目标包括英语在日常医学工作的情景对话，英语记录和填写病人病例，用英语完成医学交流任务，医学工作英语文献资料阅读，英语沟通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等等。

(二)教学环境

创设以学生为中心的宽松教学环境，积极发挥教师的支架性作用，确保提供高质量的、有意义的“可理解性的输入”，发挥同伴的合作学习机制，学习者能在老师或者同伴的帮助下，积极参与活动，最终发展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同时有效降低学习者的学习焦虑情感。

(三)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组织应该将语言和内容有机融合，围绕学生所学的专业情景展开教学，包括问询，科室及医生介绍，挂号，化验，检查，出入院，药房，临床会话，电话巡诊，病例书写，等等。教师围绕这些主题来开展系列教学活动，例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演讲、病例分析和实地医院情景扮演等，学生通过教学活动的参与与讨论不仅掌握了一个完整的医护过程，还从中学到了专业词汇、常用句型和人文背景知识。这个教学活动过程呈现为一个借助语言活动的问题解决过程，体现了与任务、语言为中介工具的交互活动重要性。

(四)教学评价

医护英语教学采用形成性评估，加入学生自评、同伴互评和过程监控等机制，注重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而不是学习结果，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切实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英语的用武之地。

三、结语

化学与医学论文篇(6)

按照《教育部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目录》，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二级学科为: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卫生毒理学、军事预防医学等。笔者对2006年－2010年间我国部分地区高校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二级学科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的文献简要评述如下。

目前，国内外对于2006年－2010年期间，我国高校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二级学科的科技论的统计与分析比较少，仅有山西医科大学孔瑞珍的学位论文《高等院校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科技论文产出的综合评价》对筛选出的27所高校在2003年—2007年间产出的科技论文，经秩和比法逐年统计分析后得知，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具有较高的论文产出能力，提示这些高校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方面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成绩突出。对27所高校预防医学下属二级学科的科技论文产出数量运用秩和比法统计评价后，得出了在各二级学科方面各大学的科研情况以及优势所在: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以第四军医大学和复旦大学为优，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方面复旦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表现突出，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是第三军医大学和中山大学名列前茅，儿少卫生和妇幼保健学以华中科技大学和安徽医科大学最强，卫生毒理学突出的是第三军医大学和吉林大学［1］。在进行横向比较后发现，各高校5年间每年的论文产出数量相对起伏不大，但高校在各学科的论文产出能力并不均衡，需要发挥所长，弥补不足，既要全面发展，也应重点突出。

其他文献主要是对以某地区的卫生机构或某一高校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进行研究，例如:温州医学院图书馆赵丽红的《2002－2007年温州医学院医药卫生科技论文产出的计量分析》一文中应用文献计量学的科学方法，对2002－2007年温州医学院(温医)教师在国内生物医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及SCIE收录国际论文进行定量研究，提供各项指标的统计数据和测评结果。文中利用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和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按照论文机构分布、论文作者分布、载文期刊分布、基金资助项目产出论文情况统计分析等，得出2002－2007年间，温州医学院国内发文和SCIE论文量均呈现出显著增长的趋势，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就目前而言，与国内一流医学院校尚存在一定的差距［2］。浙江省医学情报所的舒畅和《移植杂志》编辑部的沈敏共同完成的《浙江省各地区医学科技论文计量分析》一文中用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光盘数据库(CBMdisc)对浙江省11个省辖市在2002－2007年发表的生物医学文献进行统计，按照11个省辖市的总量、省辖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献量、11个省辖市排名前五位的学科等进行统计，根据统计结果对浙江省各地区的生物医学水平进行分析，发现浙江省生物医学水平有长足的进步，但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十分明显，尤其是省属单位占居了主导地位，市级医疗单位难以与他们竞争，该文对以后这些地区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化学与医学论文篇(7)

一 中医复兴的起跑线就在脚下 

中医药学的成熟，至今已经两千多年了，然而西学东渐的这一百多年来，它一直困惑缠身。当今我国的中医药，可以用“两头热，中间凉”来概括。所谓两头热，指的是国家高层和广大民众对中医药的发展十分关切，社会需求不断攀升。所谓中间凉，指的是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长期绑架了中医中药。外表上热热闹闹，实际上学术衰落、学风萎靡。就好像生命垂危时中医所讲的“内真寒、外假热”一样，前途不容乐观。 

没有健康的文化，就不会有健康的文化产业；没有中医药学的复兴与健康发展，就不会有为人们提供健康的中医药服务。所以提到中医药复兴的问题时，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医药复兴的起跑线究竟在哪里。由于这个话题的理论性实在太强，为了有利于人们的理解，下面将以举例与科普的形式作一些介绍和说明。 

第一，当今中国许多人，已经不知道“中医我是谁”了。 

凡是读过数学、物理学、化学的人，读过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的人都知道，学科定义的原则是要用一个判断句，将本学科研究的对象，或者说是研究的问题，向人们准确地揭示出来。必要时，还要将本学科的研究方法一并交代清楚。西医来自国外，为西医药学作定义，自然不是中国人的事情。任何人只要在英文的《牛津辞典》里一查，便可一目了然。然而中医遇上西医的这一百年来，尤其是我国开办中医科研、教育、医疗机构的六十多年来，中国人却没有为自己的中医药学作出合适的定义来。 

当今的中医教科书以及行政文件里，有的说“中医药学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有的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有的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有的说“中医是与西医完全不同的两种医学科学体系”；有的说“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原创性医学”。国务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说：“中医药是一个独特的卫生资源”；正在讨论中的《中医药法》（草案）里也写着：“中医药是具有独特理论与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 

这里的“经验总结”、“宝库”、“瑰宝”、“完全不同”、“原创性”、“独特”“独具”等，都是自我美化、指意不清的词语。从学科定义的原则和形式看，既没有准确交待出中医药学的内涵，也没有全面表达出中医药学的外延。身在中华大地的中国人说不清“中医我是谁”，倒有点像鲁迅所调侃的“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了。倘若黄帝、岐伯九泉有知，一定会怒骂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的。因为以自我美化、指意不清的词语向人们介绍“中医我是谁”的说法越多，社会上对中医药学本质属性理解的歧义性就越大，中医药在学术管理和事业发展上的主观随意性，也便像滚雪球似的成倍膨胀。如果看到手中举起一种草药，用火罐拔出一个红印，就说中医药走向世界了，那么，作为文化瑰宝的中医药，还有什么博大精深可言？ 

第二，不知“中医我是谁”有什么理由讲“中西医结合”？ 

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中西医结合，原本就是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主导下的行政性口号。60多年来，“中西医结合是个框，什么都往里面装”。有的把创造新医药学称为结合；有的把临床上的中西药杂用称为结合；有的把用西医还原性方法对中医的解释、改造称为结合；有的把中药西药化称为结合；有的把中西医课程双管齐下称为结合；有的把用西医的思路、方法管理中医称为结合；有的把“西学中”或“中学西”人员称为结合；有的把“西学中”人员称之为中西医结合的另一支队伍；有的把中医西化称为发展中医的重要途径；有的甚至把中医西化称为“中西结合医学”等等。 

其实，在中医药的科学定义尚未厘正，“中医我是谁”不知所云的情况下，关于中西医结合的任何说法，都必然是空中楼阁、一派妄言。如前文所说，这种空中楼阁的妄言越多，中医药在学术管理和事业发展上的矛盾与难题，就越像一团乱麻，斩不断，理还乱。笔者在《医医》一书中谈到，迄今60多年的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原本就是一场“不可能被西化的中医西化” 

李致重.医医[M].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2013.。它直接干扰了对国家《宪法》中“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规定的贯彻，干扰了“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的实施。 

第三，中医药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人才断代。 

一百多年来的中医药，处于被否定、被改造的双重文化困境。事实上，从1956年创建中医大学教育、科研机构及临床医院开始，我们就已经从事实上选择了中西医结合名义下中医西化的方向与道路。当年成立北京中医研究院（现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时，从全国调来了50多位名老中医和150多位西医。同年成立的5所大学院校，中医、西医和公共课程的设置各占1/3。当时为北京中医研究院成立的附属医院，只有门诊部，没有住院部。其后增设住院部时，住院病人由西医学习中医的“西学中”人员管理，名老中医除了对个别住院病人会诊外，日常只能看门诊病人。住院部的“西学中”人员使用“症候群”为诊断的“协定处方”，被美其名曰科学研究；名老中医坚持的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辨证论治，却只能作为被研究的对象。

      1962年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大学生毕业时，李重人等五名老中医顶风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要求首届大学生推迟半年毕业，专门补修中医经典课程。与此同时，还提出诸如改进中医教育方向、中医与西医课程安排以7：3为宜等多项具体建议。虽然首届大学生补修经典课程的意见被接受，但是改进中医教育方向以及中西医课程设置比例等方面意见，至今都没有被采纳，甚至越来越西医化。 

中医药科研机构、大学教育和临床医院，是中国中医药事业的主体，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中医药形象的“国家队”。而当今国内中医科研、教育、临床的现实情况是，中医的科研与教育严重西化，中医的临床疗效不断下降且越来越依附于西医。尤其离奇的是，30年来中医硕土、博士研究生教育几乎全盘西化了。教授若不参与西化中医的研究课题，他便没有资格招收中医研究生。而且，近年来多家中医药大学明文规定，中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必须进入SCI（即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期刊，否则就不能授予其相应的学位。这就表明，中国中医药研究生不仅要服从西医药的标准，而且还要通过不懂中医药的西方期刊的认可。 

25年前国医大师李今庸有一首小诗说：“卌（四十）年教学工作苦，培养自己掘墓人”。20年前国医大师邓铁涛把老一辈中医称为一代“完人”，意思是老一辈中医药家的身后中医便彻底完蛋了。近年来北京大学著名哲学家楼宇烈强调：“中医离开了哲学，就变为了西医的附庸”。2016年12月2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路琦在《人民日报》撰文，把中医药学面临的问题概括为“四化”：中医药思维弱化，中医药传统技术退化，中医药特色优势淡化，中医药话语权边缘化 

黄璐琦.增强文化自信坚持与时俱进[N].人民日报，2016.11.30（07）.。由此可见，中国中医药“国家队”群体不姓“中”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全社会必须高度关注的危及中医药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了。 

学术之皮不存，事业之毛难保；中医中药病危，国民健康何为？中医药已经被连根拔起，为什么不能从根救起？应当说，将中医药从根救起，这就是摆在我们脚下的起跑线。这正是《中医药法》颁布之后，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任务与学术课题。 

二 中医药学的文化基因及其价值体系 

拯救与复兴中医药，首先要重新认识中医中药的文化基因及其核心价值。应当指出，作为民族文化瑰宝的中医药学不能被曲解为经验医学，也不是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就可以随意解释、改造的；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不是“一根针、一把草”，“土、单、验方”的原始疗法，也不是用“简、便、验、廉”所能概括的。“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史、哲（尤其哲学）是其根，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3.。这里的根、本和主要枝干，是中医之魂，也是中医药的文化基因与价值体系所在。 

古人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是因为不论良相还是良医，都需要具备相似的知识结构。也就是说，他们都应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都应当具有“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综合性哲学思维能力。为了说明中医药的博大精深，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从兵家的道理看中医药的文化基因与价值体系。 

中药的药理，是以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功效、归经为标准的。用古代兵家的道理来说，单味药物就好像游兵散勇，它是组成方剂的元素，一般不能单独使用于临床。组成方剂的药物有君、臣、佐、使之分，就像古代战场上的布阵一样，不同的军种、兵种，皆由方剂的战术性需要来决定，作安排。常说的“用药如用兵”，其实是“用方如用兵”。这里的“用兵”二字指的是战术，亦即兵法意义上的“兵”。中医临床的治疗原则，就好像军事上的战略决策一样，它是根据疾病的临床病机来决定的。中医的临床病机，是对疾病的原因、性质、演变趋势的总体判断，是在中医师望、闻、问、切四诊的前提下，根据中医藏象理论作出的疾病诊断。这就好像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的军事家对战争全局的判断一样。凡是能够驾驭战争全局的人，才可以称得上军事家或者良相；凡是能够洞悉中医藏象理论，驾驭疾病演变病机者，才可以算得上真正的良医。中药、方剂、治疗原则、病机、四诊、藏象，是中医基础科学的六大范畴，亦即中医药学的价值体系。而综合性哲学思维能力，则是中医师、军事家或者良相头脑中共同的文化基因。 

第二，从管理职能体系看中医藏象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 

中医面对的人，是天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情志、血肉机体共同作用下的有生命、能活动、会思维的整体性的人。这与西医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叠加起来的，就像由零部件组成机器似的实体结构性的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1.。 

中医的藏象理论是建立在哲学和系统科学基础上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而非有形态、有质量的实体结构。这种一般系统理论模型，是综合了天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情志、血肉机体这四个方面与人类相关的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用一般系统理论的说法讲，中医眼下的整体性之人是一个系统，它由肝、心、脾、肺、肾五个下一级的系统组合而成。而肝、心、脾、肺、肾五个下一级的系统，各自皆由天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情志、血肉机体这样四个方面的相关要素构成，这就是中医的藏象系统。《黄帝内经》中涉及决定整体性之人的要素有五类，每一类中都包括相互对应的30余项的具体要素。于是我们的祖先以这五类、30余项的具体要素为基础，建构了中医的藏象系统理论模型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0.。在中医的藏象系统理论模型的框架里，每一個有生命、能活动、会思维的整体性的人，无论健康还是生病，都鲜活地存在于中医的头脑里，存在于中医的临床四诊中。所以中医的藏象系统理论模型，与建立在物理学、化学基础上的西医的组织、器官结构实体，完全不是一回事。

       其实，中医的藏象系统相当于国务院下设的管理职能不同的部、委、局。由这些部、委、局组成的国家管理职能系统，担负着全国各个方面的管理职能。只要每一个部、委、局在国务院总理的领导下，都能够各司其职、管理到位，彼此联系、相互协调，整个国家则百业兴旺、国泰民安，人们向往的太平盛世，即可经久不衰。同样的道理，只要一个人的藏象系统处于平衡、协调、稳定的正常状态，这个人便不会生病。即使他生病了，只要把那一些病态的藏象职能调理到正常的状态，他的病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中医藏象理论的价值，与西医的修机器、换零件、对抗外来的致病因子，当然也不是一回事。 

负责调理整体生命之人的藏象系统的，当然是我们这些中医师。中医师就是管理整体生命之人的藏象系统的总理。只要他具有良好的文、史、哲素养，只要他能够理解和驾驭中医的藏象理论，他就能够通过临床四诊明察病机，他就能够妥善地运用临床治疗的战略与战术。这种在藏象理论指导下的临床诊疗特色，西医理论与临床从业者不一定能懂，头脑被西医化了的“中医们”也不一定能理解。 

其实，“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说，是对每一位中医师在知识结构上的要求或者标准。不懂得哲学就不懂得中医的文化基因和价值体系；不懂得哲学就难以理解和熟练掌握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也必将难以成就一名真正的大医。孙思邈在其《大医精诚》中告诫人们，不能“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以至粗至浅之思”。这与良相与良医之说，其实是一个道理。 

三 坚持以综合性研究方法为基础的中医创新 

《周易》的作者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正中间，不仅以哲学家独有的远见卓识深刻地总结了前两千五百年的哲学成果，而且也先声夺人地预示了后两千五百年人类科学的发展趋势。《周易·系辞上传第十二》在讨论“乾”、“坤”二卦与天下之事业的关系时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关于形上、形下的道、器之说，其实是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上最早的，至今依然无可争辩的人类科学分类的纲领性论断。 

两千五百年前，人类解剖分析原生态事物的能力十分有限。人们在不拆开原生态事物的前提之下，观察万事万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状态、现象。在综合地观察这一事物与周边事物的诸多相关性的基础上，逐步认识了这一事物内在的原理、规律、法则，从而概括为哲学和从属于哲学的综合性思维方法，这叫做“形而上者谓之道”。近四五百年来，随着近代物理学、化学的不断发展，人类分解原生态事物的能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娴熟地运用了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于是人类通过深入认识事物内部的结构与功能，由此获取了越来越精良的制作人造之器的原料、技术和产品，这叫做“形而下者谓之器”。前者奠基了人类的思维智慧及精神文明，后者繁荣了人类的人造之器及物质文明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3.。 

纵观人类五千年的历史，整个人类科学文化的进步，大致出现了两次文化高峰。第一次高峰在中国的春秋秦汉之际，其标志是人类在哲学上的成熟；第二次高峰在距今四五百年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其标志是人类在物理学、化学上的成功。 

倘若从方法论、认识论的角度上讲，综合性思维方法，即由综合到演绎的逻辑方法，也包括近代的一般系统理论基础上的系统性研究方法。这是哲学及其哲学体系内的科学，也是至今仍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分析性研究方法，即由分析到归纳的逻辑方法，通常称之为实证（实验）科学研究方法。这是物理学、化学以及物理学、化学体系的科学与技术经常运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中医中药是哲学体系下的学科，主要运用由综合到演绎的逻辑思维方法；西医西药是物理学、化学体系下的学科，主要运用由分析到归纳的逻辑方法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3.。 

马克思曾经将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称之为“实验方法的真正鼻祖”。他所说的实验方法，也就是由分析到归纳的方法。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一样，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在应当用的地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8.。 

众所周知，科学是超越时空而存在的。科学因其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学科，并随着本学科研究方法的进步而发展。不论哲学及其哲学体系内的科学还是物理学、化学以及物理学、化学体系内的科学，不论中医药还是西医药，各自有各自发展与创新的历史轨迹与研究方法。倘若借口现代或近代，把由分析到归纳的方法用在中医药的发展与创新上来，那就犯了人们常说的近代科学主义的错误。 

20世纪以来，随着申农的信息论、维纳的控制论、贝特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的出现，形成了一般系统理论基础上的系统性研究方法。这是人类在哲学基础上的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进步。今天看来，贯穿于中医的藏象理论、临床辨证、治疗原则等范畴的阴阳五行学说，当属世界最早的一般系统理论与系统性研究方法，只不过表述的语言习惯不同而已。 

钱学森说：“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还原论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的”，并指出：“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人体科学和医学都需要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而这正是中医的思维方式” 

钱学森.论人体科学[M].北京：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8.。笔者在《走出中医复兴论》中说：“世界上第一个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而人类医学上第一个成功的人体信息系统理论模型，是中国的中医学” 

李致重.中医复兴论[M].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2015.。台北哲学家邝芷人在其《阴阳五行及其体系》一书封面直接印着：“阴阳五行作为一般系统理论” 

邝芝人.阴阳五行及其体系[M].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成为中国哲学界明确肯定阴阳五行学说就是一般系统理论的第一人。德國汉学家、中医学家M·波克特也强调，中医学“采用阴阳和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来达到定性标准的单义性。中国科学家反对使用阴阳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正好像西方科学家禁止使用米制来表达定量陈述的单一性一样荒谬”

      M·波克特.转引自《中医通讯》1983年第3期.。 

中国人应当懂得，作为人类文明古国的埃及、印度、希腊、罗马当年没有出现成熟的阴阳五行学说，因而未能形成理论体系完整的可以与中医药学媲美的传统医学。笔者在20年前对中医药学的定义是这样表述的：“中医药学是以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方法，研究症候及其变化规律而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如果从系统性研究方法与现代术语上讲，“以系统性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而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谓之中医药学” 

李致重.论中医药学的定义[J].医学与哲学，1995（3）.。 

由此可见，实现中医的复兴与发展，首先要回到中国的由阴阳五行学说而奠基的一般系统理论及其系统性研究方法上来。从这一事实上讲，中国人如果抛弃阴阳五行学说而导致中医走向灭亡，是人类医学科学史上的愚昧；中国人如果以实证（实验）科学研究方法强行西化中医，不仅是人类医学科学史上的愚昧，而且是犯罪。 

四 不要辜负复兴为主旋律的伟大时代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契机。我们面前尽管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新时代。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当此文化复兴的新时代，我们应当彻底摆脱一百多年来的民族文化自卑症，满怀自信地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要想实现中医药事业的繁荣，发展我国的健康文化产业，首先要彻底地告别中医西化，全力复兴中医药学。 

十八大以来，在多种场合谈到了传统文化，表达了他对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重。2013年前往孔子的故里山东曲阜；2014年5月4日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讲传统文化，论儒学精神；2014年教师节还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指出了语文教材中“去中国化”的问题。2015年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既是对文艺界讲的，更是对整个文化界讲的。“讲话”中指出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问题，以及“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问题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02）.，在中医药方面不仅存在，而且表现得尤其突出。 

2016年，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希望“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建学立论，建言建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鼓励学术界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并养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学风”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5.1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这对于清除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不仅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非常及时的。今天我们要告别中医西化，复兴中医药学，讨论健康文化产业的创意发展，同样要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总体高度上出发，展开全面的思考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