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与生活论文篇(1)

研究共对教学对象进行过2次问卷调查，即包括授课前摸底调查和课程结束后的学习情况调查。授课前调查摸底问卷包括：学生入学前知识基础情况，学习目标情况，对灵活教学的认可情况，对灵活考核的态度等。要求实名填写，以便灵活教学中目标和考核分组的区别对待。课程结束后学习情况调查包括：对所学知识的满意度情况，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对灵活教学的认可情况，对灵活考核的认可情况，对整个教改认可的综合态度调查等。

2设定灵活教学实践的范畴

受到教学改革实验条件的限制，本次教改尝试未能在同年级实行分班授课。灵活教学主要体现在教学目标、内容、方式方法、学生掌握知识程度的要求和考核变化这5个方面的改变上。（1）教学目标的灵活：即根据学生文化基础情况等的不同，设定不同的教学目标，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2）教材内容的灵活取舍：一个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有其自己的独特性，其研究的内容和知识体系也是在不断充实和变化当中，而反映学科知识的教材为保持其学科知识的完整性，其内容往往也都比较庞杂，甚至与相邻相关学科多有交叉重叠的部分。在有限的教学时数限制下，面对运动训练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当灵活取舍教材内容是必须的。而且，教学中对教材体系进行适当调整也是必要的。例如：教材第七章营养补充与兴奋剂中，有关运动员的合理营养和兴奋剂两节内容与运动营养学和运动生理学教学内容严重重复，教学中即可酌情删减。又如：教材第二章人体的无氧代谢供能系统中的第一节人体的能量代谢，讲述的是人体能量代谢概述性的内容，放在第二章下显然有突兀之感，所以在教学中将其提前单独组章讲述，显然更加妥当。（3）教学方式方法的灵活：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对于运动训练专业的学生群体是很不够的，所以，在教学中要根据教学内容、学生当时的状态、学生的接受能力和教学条件等，灵活变换不同的教学方式方法才能使授课对象学到必须掌握的知识。即在教学中多采用直观、联系实践和通俗易懂的教学方法和语言。（4）对学生知识掌握要求的灵活：对文化基础水平差异巨大的运动训练专业学生群体提出统一要求，让他们掌握相同水平的知识是不现实的，所以，理性的作法是要求不同知识水平的学生掌握不同深度的教学内容和知识量。例如：在讲授糖酵解供能系统时，要求那些来自高中的理科学生、有一定化学知识基础的学生，要明白1个含有6个碳原子的葡萄糖分子是怎样经过无氧分解最后生成为2个含有3个碳原子的乳酸分子的，并且能够清楚知道在这个过程中ATP是怎样生成的，生成ATP的数量是多少。而对于那些没有足够化学知识的学生，只要求他们知道1个葡萄糖分子在这个分解过程中生成了2个分子的乳酸，并有2～3个ATP分子生成。（5）考核形式和内容的灵活：考核是检验教师教学成绩和学生学习成果的载体。良好的考核制度是要考出学生的真实水平，要能够反映学生掌握学科知识的多少和他们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灵活教学法的教学成果检验体现在它对试卷设题的灵活、不同学生使用不同难度系数试卷、不同试卷所得成绩相同而最终成绩不同的公平、公正对待原则。即让不同学生自愿选择复习不同难度范围的知识内容，并参加不同难度试题的考试。

3灵活教学改革实验结果与分析

3.1问卷调查结果的统计与分析

为了对教学对象有清楚的了解，有的放矢地制订灵活教学改革方案，并在教学中选择适当的教学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课题组制订了2份调查表。需要说明的是被调查对象中没有现役运动员在册学生。下面是有关调查的统计分析。3.1.1开课前摸底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开课前摸底调查问卷发放、回收各216份，全部有效。主要了解3方面内容：学生入学前知识基础情况、本科学习目标定位和对灵活教学改革的认可情况。（1）入学前学生知识基础情况见表1。从表1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烟台大学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学生来源复杂，其中大多数为高中毕业生，其次是来自于专业运动队的。而自我认可的真实文化程度，达到高中毕业水平的比例要比高中来的人低近10个百分点。中专毕业和初中毕业分别占到7.9%和12.5%，更有32%的学生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在关系到运动生物化学知识学习与理解的化学知识和生物学知识掌握的情况调查中，达到高中水平的仅占35.6%和41.2%，初中水平的则高达49.5%和45.4%，无基础的也达到了14.8%和13.4%。这一调查结果充分说明了在运动训练专业讲授运动生物化学课程的艰巨性。（2）学生学习目标定位情况见表2。从表2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多数同学想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拿到含金量十足的毕业证书，其人数占到了调查对象的56.9%；想全面掌握运动生物化学知识的也占到了37%；不过想拿到本科毕业证书即可和只需系统了解一下运动生物化学知识即可的人则占到了38.9%和39.4；甚至有4.2%的同学只为取得一段大学生活的经历，对能否合格毕业并不在意；对运动生物化学知识只初步了解一些的亦占到了23.6%相对较高的比例。这一结果虽然告诉我们多数同学珍惜大学的学习机会，希望通过大学的学习掌握更多的专业基础知识，但亦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所获知识的多少并不太在意，他们在意的是拿到那块“敲门砖”。这无疑也增加了运动生物化学课程教学的难度。（3）开课前学生对灵活教学改革的认可情况见表3。通过对表3的解读可知：2010级和2011级运动训练专业学生对分层教学目标设立、对根据教学目标不同而适当取舍教学内容和设立不同难度分卷考试的教学改革措施的实施给予了充分地肯定，也给予了足够的支持和理解。对上述三项改革措施的认可度分别达到了65.3%、78.7%和70.8%。学生们的认可与支持是本课题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动力。通过对表4统计分析可知：学生们对老师课堂授课的满意度、对老师在课堂上对不同学生提出不同教学要求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满意和肯定的比例分别高达91.6%和85.3%。在对学生自我评估运动生物化学学习效果的调查中，达到预期和基本达到预期的分别占46.8%和47.4%，只有5.8%的同学没有达到学习预期。这些调查结果反映出灵活教学手段和方法在运动训练专业运动生物化学教学中的尝试是受欢迎的，是成功的。（2）课程结束后学生对采用灵活教学手段改革运动生物化学教学所持态度。表5所列的项目多半是课前问卷的重复，目的是检验学生在开课前、后对灵活教学的认识是否存在变化。从统计数据上看：学生对灵活教学法用于运动生物化学教学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在结束课程后，对灵活教学的认可高达90%，对运动生物化学教学改革的综合态度93.7%的支持率；对分层教学目标设立的认可从开课前的65.3%提升到结束课后的95.3%；对根据教学目标不同而适当取舍教学内容的认可亦从78.7%提升到95.3%；对设立不同难度分卷考试的认可从70.8%提升到结束课后的80.5%。这些调查数据证明了学生对这次教改是支持和认可的。

3.2考核试卷成绩比较分析

考核是对学生学习成果检验的重要手段，本课题限于教学条件的原因未能在同年级设置不同教学方法的比较。为弥补缺憾这里将近5年即5个年级的考核试卷成绩作一个统计分析比较，以一定程度上印证灵活教学应用在运动生物化学教学上的适用性，详见表6。需要说明的是，这5个年级学生文化基础、素质水平和学风班风差异都比较大，特别是本次参与实验教学的2010级和2011级学生正是运动训练专业招生降低文化课考试成绩比例要求，而强调体育专项测试成绩要占总成绩70%规定后录取的学生。据走访调查，2010级以来的各级录取学生的质量均比之前的各年级都要差上一些。2010级和2011级学生运动生物化学结业考试采用难度差别试卷，试题难度权重值分别为1.0和0.8。考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选择二者之一参加考试。而使用难度权重0.8试卷的考生，考试成绩按卷面成绩的80%计入总成绩。汇入表6的这部分考生成绩已经过技术处理。因为存在着太多的不可比因素，表6所列出的数据只能供参考。统计数据显示2009级成绩最好，平均成绩、中位数成绩、及格率均较其他年级高，说明这个年级的学生素质明显高于其他年级。而素质相对较差的2010级和2011级平均成绩与2007级和2008级不相上下，而中位数成绩和及格率则明显高于他们。这一结果可以从侧面说明，灵活教学手段在教学中的采用能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成绩，特别是对那些基础比较差的学生，降低难度的讲解和学习要求也降低了他们对学习的畏惧感和对知识的排斥，提高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学到了他们想学和应该学会的东西。

4结论

化学与生活论文篇(2)

关键词：审美泛化论;文艺学;文艺审美;日常生活审美化;文艺审美论

在当前的文艺理论研究中，“审美泛化论”无疑是一个热点问题，从学理上对其进行审视和考察，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它的理论内涵，而且能够以此为切入点，帮助我们反思文艺审美论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这对于当代文论的创新和发展不无裨益。

一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把握“审美泛化论”的主要观点。从第一个层面上讲，它主要是言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审美的关系。首先，提出“审美”与文艺的紧密关系出现了破裂。“在今天，……审美似乎已不再专属于文学和艺术，审美性、文学性也不再是区别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的根本的或惟一的特征。”[1]其次，进一步强调审美不仅不再专属于文学、艺术，而且出现了从文艺向生活的位移，并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文艺学专业而言，审美化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现象，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2]可以看出，“审美泛化论”预设了一个理论前提：审美过去专属于文学、艺术。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之下，它将当下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看作是文艺审美向日常生活渗透的结果，实际上，也就将二者定位在了源与流关系上，文艺审美是源，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流。这样一来，“审美泛化论”就巧妙地将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转化成了与文艺审美紧密关联的新审美问题，又以文艺审美为中介，将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与研究文艺审美的文艺学勾连在一起。

从第二个层面上讲，“审美泛化论”主要是探讨文艺学如何应对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文艺学应该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2]“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范式，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当代文艺与文化活动的变化并对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作出分析。”[3]可见，“审美泛化论”认为，一是新时期以来以“审美”为基点的文艺学主导研究范式，难以应对生活中的泛审美现象；二是文艺学只有转型走向文化研究，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这就呈现出一个问题：此论为什么会认为文艺学难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泛审美现象呢？

从第三个层面讲，“审美泛化论”揭示了文艺学为什么难以应对泛审美现象而需要转型的原因。原因之一是文艺学本身固有的立场。“其囿于经典文学、坚守艺术自律立场已经严重阻碍文艺学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审美活动。”[2] 那么，文艺学“囿于经典文学、坚守艺术自律立场”具体又是指什么呢？其实，就是康德所倡导的“审美无功利性”的立场，就是文艺审美应该坚守的精神超越性。原因之二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审美的本质差异。此论明确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不仅意味着审美从精英化的文化趣味转向了传媒时代审美的民主化，而且也是审美内涵的根本转变。审美距离的消逝使其原有的震撼力逐渐被感观的刺激所替代，……这里，对‘审美’一词的运用重在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界限的消逝以及生活空间的虚拟化进行描述，这时审美代表一种感知，在其内部并不存在审美与欲望、高级趣味与低级趣味的划分。”[4](P476) 在“审美泛化论”看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审美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那坚守文艺审美精神的文艺学主导范式，自然难以对前者进行有效地言说。

从以上三个层面来看，“审美泛化论”形成了这样的理论逻辑：通过自身的理论预设，建立起文艺审美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间的源流关系，从而将后者纳入文艺学的理论视域，但又认为文艺学难以有效地言说泛审美现象，所以需要转型走向文化研究。而这个理论逻辑的形成，得益于“审美泛化论”预设的逻辑起点:审美过去专属于文学、艺术。值得追问的是，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出现之前，是不是审美就专属于文艺呢？是不是就不存在生活审美的问题呢？是不是文艺审美真的可以向日常生活渗透呢？

二

应该说，审美专属于文学、艺术的观念有其自身的理论渊源。在西方美学史上，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性”思想出现后，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美学观念，而文学艺术因为自身的精神超越性，更在这种“审美无功利”思想的保护下，拉开了与生活审美的距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生活美学应有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黑格尔就明确指出美学是“美的艺术的哲学”[5](p4)，把生活排除在审美之外。19世纪的唯美主义思潮认为不是艺术摹仿自然（生活），而是自然（生活）摹仿艺术，并强调艺术是无功利的，它唯一目的就是审美。这些理论观念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当代文艺学的理论建构，那么，审美泛化论对审美专属性的理论预设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毕竟以文艺审美来遮蔽生活审美的观念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事实上，生活审美的问题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从审美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看，审美最早孕育于原始人实用化的生活行为，也就是说，审美从一开始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随着文学艺术的诞生，“审美”出现了分化和增殖，审美性逐渐成为了文艺的本质特性，但是文艺审美的出现只能说明审美领域的拓展和审美样态的增加，并不能说明文艺审美就取代了生活审美，这是两个有着质的差别的问题。而且在理论观念上，倡导生活美学的思想也是时时闪现。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提出了著名的“美是生活”的命题，为生活美学的演进贡献了理论智慧；实用主义美学家杜威更是叫响“艺术即经验”的口号，要求“恢复审美经验与生活的正常过程间的连续性”[6](P9)。而在国内的当代美学领域，对艺术美和生活美的分类研究，其实早已是基本而普通的美学问题。权威的美学教材《美学基本原理》，将美主要划分为现实美和艺术美，而现实美又包括社会美和自然美。这一划分已经得到美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同，而成为了一个美学常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中有审美，而生活也有审美，确是不需要再争辩的问题。而且更进一步说，“美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领域存在于人的现实生活之中，没有现实美，也就没有艺术美。”[7](P106) 总之，从审美发生、发展的事实和理论观念对生活审美的倡导来看，审美不是专属于文学、艺术的。生活审美不仅存在，而且是早于文艺审美并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审美形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审美还是以生活审美为基础和源泉发展起来的。

也许，会有人辩解：即使审美专属于文艺的说法不能成立，那也不能连带否定文艺审美向日常生活渗透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可以从生活审美与文艺审美的区别上作进一步的探讨。从审美的性质看，生活审美是依附性和功利性的审美，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实践活动和生活的功利性诉求，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活审美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生活的某种存在表征和外在形式，生活本身的需要才是其实质和内容。因为生活审美紧密关联着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人们对生活实践水平与物化成果的认同和满足，只不过这种认同和满足可能包含着一定的物欲诉求。与生活审美相比，文艺审美是具有独立性、自足性的精神性审美，它的审美性不仅更集中、更典型、更纯粹，而且表现出对社会实践、社会功利和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疏离与超越。文艺审美通过对现实和历史生活的诗意创造，形成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审美感召，能够激发出异于生活感受的主体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使人达到精神的自由状态，而精神的自由调和了感性与理性的失衡，得以促进人性的完善与和谐。既然，生活审美与文艺审美存在这么明显的差异，难以通约混合，那么，“审美泛化论”关于文艺审美向日常生活渗透的说法岂不让人费解？

当然，具体到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其生成的当下特殊性。首先，不能像某些学者那样，不顾其出现的社会背景，简单地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古已有之，而忽视之甚至否定之。其次，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生成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到底是生活审美的当下表征还是文艺审美的生活化拓展呢？其实，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种种表征，像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等，主要是通过抢眼夺目的外在形式作用于人的视听，以诱惑人陷入对其所代表的物的迷恋，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泛审美意识，……包涵着自我意识的丧失和审美理想的落空，因此，它实现为一种伪审美精神—审美活动失去了超越力量，沦为纯粹形象的物化追求。”[8]其实，西方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代表人物迈克?费瑟斯通先生就曾明确指出，它“意味着一种欲望的美学，意味着感受和即时体验”[9](P101)。看来，当下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与消费主义相关联的物化审美，仍然属于生活审美的范畴，是生活审美的一种时代表征，并且，由于它可能更多地将人引向对物欲的追求，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生活审美的负面效应，呈现出与文艺审美明显相悖的价值诉求。

其实，“审美泛化论”已经认识到文艺审美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差异，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它意图证实，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文艺审美向生活渗透的结果，甚至打破了文艺（审美）与生活的界限，那就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文艺审美如何向日常生活渗透并形成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二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又如何异变出与文艺审美相悖的价值诉求？三是既然文艺审美作用于人的精神解放，而日常生活审美化会引发人的物欲诉求，二者可谓是界限分明，那后者到底打破了哪个界限？又是怎样打破的呢？但是，“审美泛化论”并没有对这三个重要的问题作出回答，这又如何能够让人信服呢？看来，“审美泛化论”是在缺乏必要的学理根据的状况下，勉强把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与文艺学勾连在一起，将本应归属于美学和文化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转变为一个当代文艺学的前沿话题，使其成为了颠覆文艺学主导范式和解构文学定义的导火索，并抓住文艺学难以解释前者的理论困窘，构设了它的学科危机，推出了文化研究，这无疑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性。虽然“审美泛化论”存在明显的理论悖结，但它在学界出场后，得到了许多积极的回应和认同，“审美泛化”一说，对当下的文艺学研究确实产生了强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的背后，难道不存在文论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吗？是不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审美泛化论”的悖结呢？

三

新时期之初，“审美”在反拨“工具论”和“从属论”的背景中重返文学自身，自此，文艺审美论就一直显示出蓬勃有力的发展态势，“审美特性论”、“审美反映论”、“审美活动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形式论”等等的先后出现，不仅说明了审美论在新时期文论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显示了自身丰富多样、立体建构的发展格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才在客观上为“审美泛化论”的出现创造了契机。

一是“审美”内涵的漂浮不定。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中生成的“文艺审美论”，其各自的逻辑起点、理论资源、言说方式等是不同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理论差异。甚至在各个具体的理论观念内部，也存在激烈的论争，同一概念具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比如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有“审美加意识形态”、“审美意识的形态”等不同的阐释，而且就是“审美加意识形态”这一说法，对于是以审美为主还是以意识形态为主，以及如何理解二者的结合又有不同。这一方面说明“审美”和“文艺审美”的概念，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表现出了自身的理论活力和理论张力，而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家对“什么是审美”、“怎样理解文艺审美”这些基本而又重要的问题，并没有达成理论共识。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骧先生就曾明确指出：“‘审美’是当今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概念，但是到底什么是‘审美’？它的具体涵义和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迄今人言言殊。”[10] 李志宏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新时期的文学理论研究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文学的本性是审美，经常在谈论着审美性，但对于审美性的内涵并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人们甚至没有想到过要对审美性的内涵加以清晰而具体的说明和界定”[11](p9) 。可以说，新时期文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文艺重新找回“审美”这个确证自身价值的本体存在，但是这个贡献中却隐藏着一个缺陷，那就是对“审美”自身的价值定点的寻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审美”和“文艺审美”的涵义就在众说纷纭中，变得模糊不清、漂浮不定甚至混乱驳杂。这种意义上的“审美”只是一个漂移的能指，处于无根的状态。

二是“审美本质主义”的存在。应该说，把“审美”看作文艺的基本特性，认为“审美性”是文艺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都不为过。但“审美本质主义”是将“审美”绝对化，把审美看作文艺的唯一、根本和恒定的特征，甚至不由分说地将审美与文艺捆绑在一起，将文艺与审美等同为一，认为文艺就是审美，审美就是文艺。正如有学者所谈到的那样：“新时期以来理论界重视对文艺审美特性的研究，确有对以往极端政治化文艺观进行反拨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把文艺的本质归结为审美，把审美等同于文艺，进而否定文艺意识形态本性的极端审美化的理论倾向。”[12]按照这种理论观念，如果要解释文艺，必须经由审美这个进口，如果脱离了审美，似乎就脱离了文艺；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哪种话语形态，只要是被称为文艺理论，都必须以“审美”为建构话语体系的出发点和归结点。

因为，文艺的审美本性到底如何理解，仍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要坚守“审美”本质却又不知“审美”为何，这本身就带有悖谬性，而审美本质主义的存在，进一步把这种悖谬推向了极端。那么，在审美本质主义影响之下，展开的关于文艺本质的言说，就会出现以文艺的“审美性”来溶解文艺的政治倾向性、意识形态性和历史文化性的情况，这不仅模糊甚至扭曲了“审美”本身的价值内涵，而且其他问题也会在“审美”的溶解中，失去独立的理论身份而显得晦暗不明。更有甚者，涉及到与审美和文艺本质无关的问题，也难以放弃对“审美”的借用，索性都放进“审美”的箩筐里，以“审美”的名义来进行言说。这样一来，“审美”的内涵和外延就被无限地放大，而失去应有的理论效力，这种意义上的“审美”，徒有“审美”之名，而无“审美”之实。以上问题的现实存在，为文艺审美论的发展留下了可以攻讦的软肋，而在当下，各种都打着“审美”旗号的伪审美观，而正是利用这个软肋，而混杂在文艺审美论的阵营中，使文艺审美问题显得更加复杂纠结。

“审美泛化论”的出场，与上述两大问题有着明显的关联，这可以从三个问题入手来进行论析。第一个问题：“审美泛化论”设置了一个怎样的逻辑起点？它的逻辑起点是审美专属于文学、艺术，整个的理论逻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而这个的观念恰恰是“审美本质主义”的典型表现。可见，“审美泛化论”对文艺学主导范式的批判，虽然带有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色彩，但它其实是在本质主义立场上展开的反本质主义言说。这不仅暴露了自身的理论悖结，而且反映出当下文艺学研究的真正危机，并不在于难以应对泛审美现象，而是在于难以克服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学的生机和出路，在于如何彻底摆脱形形的本质主义的束缚，而走向科学化的研究之路。

第二个问题：“审美泛化论”为什么需要建立起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之间的关联？从“审美泛化论”的理论目的来看，它不仅是要推介文化研究，更关键的是，要在文艺学学科反思和重构的背景中，彰显文化研究的意义。而它要反思的文艺学主导范式是以“审美”为支柱的，故而，抓住了“审美”，也就抓住了新时期文论研究的主脉，而“审美本质主义”对文艺审美性的偏执固守，又进一步强化了“审美”在文论话语中的核心地位。所以，以“审美”为切入点进入文论研究，就会使自身的理论言说显得更有说服力、辐射力和引导性，“审美泛化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与文艺学联系起来，进而，又凭借前者所表现出的“审美”新质，向固有的文艺学主导范式发起挑战，这样才能增强文艺学之危机说的可信度，才能凸现出文化研究置换文艺学主导范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第三个问题：“审美泛化论”为什么能够建立起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之间的关联？由于“审美”这个概念的“悬空”和“虚化”，这一理论能够在没有经过切实的学理论证的情况下，就以“审美化”的名号来统摄日常生活中的新文化和艺术现象，其实所谓“审美化”的种种表征是否都能称为审美，恐怕还是一个问题。加之“文艺审美”本身也是一个漂浮的能指，所以，“审美泛化论”也就能够在似是而非之间，将“文艺审美”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量齐观，并据此认为文艺与生活的界限已经消失，况且，“审美本质主义”对审美与文艺的捆绑，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这种错误的观念：只要是审美问题似乎都与文艺乃至文艺学有着某种无法割裂的关系。基于以上的原因，泛审美现象与文艺学之间的关联才得以建立。

虽然，“审美泛化论”抓住“审美”这个关键点，来引出文艺学学科反思问题的理论旨趣，对于我们检讨文艺审美论乃至整个新时期文论，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它选择了错误的言说路径，脱离了人学的立场，暴露出明显的理论悖结，而使文艺审美问题显得更加错综复杂。这也提醒我们，要改变文艺审美论研究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状况，应该回到“文学是人学”、“什么是审美”、“怎样理解文艺审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在真正的反本质主义立场上，展开扎实细致地理论探索，为文艺审美论的当下建构提供坚实的学理依据，在自我疗救中推进当代文论的健康发展。更进一步讲，文艺审美论乃至整个当代文论的研究，要在人学的基点上，明辨审美和文艺审美与人的价值关系，从人如何合乎人性地生活的维度上，探求文学、艺术存在的现实意义和永恒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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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元骧.何谓“审美”？——兼论对康德美学思想的理解和评价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6(2).

化学与生活论文篇(3)

关键词:日常生活审美化；大众文化；文艺学；边界

中图分类号：J0-02文献标识码：A

由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引起的文艺学边界问题现在已成为学术界一大热点，很多学者都介入了这场论争，关于这个问题的学术会议也已经召开过好几次。但是，到底什么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对文艺学研究造成了哪些冲击？又有哪些局限和不足？笔者觉得有必要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地清理和反思，以推动学术界就这一讨论的继续展开。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提出

据陶东风自己讲，“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话题是他在2000年的一次扬州会议上提出的，后来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为题发表在《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上，但影响有限。后在《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和《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上分别发表了一组有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章和笔谈后，才引起学术界巨大反响和广泛关注的。[注：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一文，《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注 ① 。]

同许多学术新名词一样，“日常生活审美化”也并非中国原创。在西方，很多社会学学者的文章和著述中常提到这个概念。如陶东风、金元浦他们经常提到的鲍德里亚、斯图加特•霍尔和艾迪拉多•德•弗恩特、阿莱斯•埃尔雅维茨等人。当然他们动用最多的理论资源当来自韦尔施、费瑟斯通等人。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一书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他说：“毫无疑问，当前我们正经历着一场美学的勃兴。它从个人风格、都市规划和经济一直延伸到理论。现实中，越来越多的要素正在披上美学的外衣，现实作为一个整体，也愈益被我们视为一种美学的建构。”[注：韦尔施著，陆扬等译《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在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进行学术描述和探讨的时候，韦尔施是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意识的。他批判这种现象道：“在表面的审美化中，一统天下的是最肤浅的审美价值：不计目的的、娱乐和享受。” [注：韦尔施著，陆扬等译《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如果说来自有着深厚批判传统的德国的韦尔施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还持有清醒的批判意识的话，那么出身英国的后现代主义者费瑟斯通则对当今西方消费社会中出现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持一种完全的认同态度。他主要是在三种意义上谈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他认为，“首先，我们指的是那些艺术的亚文化，即在一次世界大战和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达达主义、历史先锋派及超现实主义运动。在这些流派的作品、著作及其活生生的生活事件中，他们追求的就是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 [注：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95―96页。]“第二，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还指的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也就是西方的一些艺术家和理论家如维尔德、波德莱尔、福科所追求的一种审美化的生活方式。[注：同①，第96-97页。]“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第三层意思，是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 [注：同①，第98页。]它“艺术、审美感觉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藩篱，从而使审美技巧成为唯一可接受的实在” [注：同①，第103页。]，成为“消费文化发展的中心” [注：同①，第99页。]。

“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当下中国的提出有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它契合了当今中国哪些方面的社会特点呢？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现代性工程全面展开，商业化程度日益提高，这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在一些边远农村还在刀耕火种的时候，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却在为汽车过多而发愁。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KTV、美容店、超市、咖啡厅等等就是一些人眼中中国已进入消费社会的有力例证。同时，借助电视、网络等现代大众传播媒介，这种所谓的“小资生活方式”正逐渐形塑和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按照陶东风的说法就是：“这一深刻的、全方位的转型导致了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注：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一文，《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也就是说，审美不再是文学艺术的专利，“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准审美的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家装修等则蓬勃兴起。”在告别了以前那种把审美当作蛋糕上的酥皮的做法以后，美已经变成实实在在的物质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元浦不无乐观地宣称：“美不在虚无缥缈间，美就在女士婀娜的线条中，”“美渗透到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注：金元浦《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一文，《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学科反思

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讨论能够在文艺学界激起这么大的反响，这自然有它的合理的一面。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作为政治代言人的文艺学退居边缘，逐渐失去了介入和干预社会现实的能力。同时由于文艺学长期自我封闭，与文学活动之间失去了本来该有的良性互动关系，导致文艺学知识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不能很好地解释新出现的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这引起了一些文艺学学者的不满和反思。他们强调“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的、积极的联系” [注：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而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文化研究恰恰“有助于打破文学理论（尤其是大学与专业研究机构中的文学理论）话语的生产与社会公共领域之间日益严重的分离，促使文学工作者批判性地介入公共性的社会政治问题” [注“陶东风《跨学科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3期。]。正是基于中国已进入消费社会或消费主义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文艺学面临巨大危机这样的判断，陶东风、金元浦等学者才坚持要进行“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以促进当代中国文艺学的进一步变革和发展。

陶东风认为，“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而传统的经典艺术门类则退居其次。在陶东风看来，这是文艺学突破学科藩篱重获生机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的文艺学应该积极去面对和回应这一挑战。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金元浦也认为，当代中国“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如中国美术馆、北京音乐厅、首都剧院等），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之中”。“因此，当代文艺学研究不必固守原有的精英主义苑囿，而应当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新的审美现象，这是文艺学文化转向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金元浦《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一文，《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但是我们仍然要问，文艺学真的没有边界了吗？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能够代替真正的文艺学研究吗？文学和审美的自主性真的成了墙倒众人推的弃物？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的边界会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发生一些变化这是毫无疑问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先秦的一些历史著作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已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今天所谓的“史传文学”。作为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系统理论思考和概括的文艺学自然也要随着文学边界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要明确的是，文学的变化从来不是跨越性的，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文学的边界即使有变化那也只是做出一些略微的调整（扩大或缩小）。正因如此，在每一个时代的民族中，才有相对稳定的文学概念和相应的文学理论建构。否则，同时代的人就只能自说自话而不能进行文学活动和文学交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将丧失自己的文学传统，仅剩下一些历史的碎片。

当代一部分主张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的学者认为“今天占据大众文化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泛艺术门类的活动”，所以文艺学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就要去越界、扩容，去研究流行歌曲、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日常审美活动。[注：金元浦《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一文，《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但是事情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对什么是文艺学做出界定。众所周知，文艺学就是文学学，就是对文学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一种理论阐释。而文学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的“独特的审美场域”、“语言艺术的心像”、“内视特点” [注：童庆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一文，《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26日第12版。]是其他仅仅运用了一些想象、虚构等美学技巧和文学叙事手法且现实依附性太强的大众文化所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说那种试图用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代替真正的文艺学研究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承认当前文艺学研究遇到了危机，如言说现实能力的贫弱、创造力的缺乏等，但是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跨出文学的边界而去依附另外一种文化形式吗？ 如果有一天在文学理论课堂上我们都大讲广告的身体叙事和流行歌曲的意识形态内容，那这还是文艺学吗？它区别于广告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自性何在？这样做到底是在拯救文艺学还是消解文艺学的本体存在？在当前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中，无论是赞成方还是反对方，都把中国有没有进入“消费社会”及有多少人能够享受日常生活审美化带来的成果作为重要指标来立论以反对对方的观点。笔者以为这是以事实判断代替了价值判断，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事实是无论我们有没有进入后现代消费社会，都不能用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取代文艺学研究。我们可以反问，难道在那些已进入消费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它们就没有文学了吗？它们都以文化研究取代文艺学研究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为了摆脱当前文艺学研究的危机，关键的还是要在自身的理论探索上寻求突破。实际上，在那些日常生活审美论者的文章中，关于文艺学到底有没有边界问题的态度也仍然是很暧昧的。如金元浦一方面认为文化研究“在总体指向上是反普遍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另一方面又宣称“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并没有在文化的转向中丧失自身。文学的跨学科的努力，转向文化的开拓都是基于文学本体的基点或立足点”。[注：同①。]这其实是很矛盾的。

三、简单的几点结论

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针对性，它的持续进行必将推动中国当代学人对文艺学学科属性及其本质规律的深入思考。但是我们也不无遗憾地发现，在讨论的持续过程中，充分暴露出了日常生活审美论者思想上的仓促和不足。

其一，过分盲目地崇拜技术和市场的力量，缺乏反思和批判精神。在一片“消费美丽”的“乌拉”声中，日常生活审美论者选择了“从人的内在心灵方面转向了凸显日常生活表象意义的视觉效应方面，从超越物质的精神的美感转向了直接表征物质满足的享乐的”，从而也放弃了理性的沉思和对形而上精神的追求[注：王德胜《视像与――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一文，《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在《视像与》一文中，我们看到的满是对技术带来的视像的消费与生产所开启的人的高潮的誉美之辞。王德胜说：“视像的生产高度激化了对于当代技术的利用，同时也进一步凸现出技术力量在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方面的巨大作用。”“通过视像的生产，当代技术前所未有地在人的日常审美领域获得了自己的美学话语权。” [注：同上文。]陶东风和金元浦则主要对市场化和商业化（也包括传播技术）带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充满乐观，所以他们主张文艺学要越过传统边界去关注各种大众审美文化。虽然他们也声称自己是带着批判意识去从事大众文化研究的，如陶东风宣称它在进行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时是“站在真正的‘大众’与弱势群体一边的” [注：陶东风《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答赵勇博士》一文，《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金元浦也认为他“对当代世界‘悦目的盛宴’下‘审美的空洞’有着高度的警惕，对制度背景下的‘审美的缺失’和‘审美的不公’提出了严肃的批判”[注：金元浦《重构一种陈述――关于当下文艺学的学科检讨》一文，《文艺研究》，2005年第7期。]。但是正如赵勇批评陶东风所说的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中，”他“采取的是一种不断后撤的姿态和立场”。[注：赵勇《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与陶东风教授商榷》一文，《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笔者以为这个批评也完全适用于金元浦。在陶东风、金元浦等人的文章中，虽然可以看到他们的类似的只言片语的表态，但是事实是，每在在表达完他们的批判姿态后，他们就与他们的研究对象完全认同为一体了。可以说，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中，他们采取了一种十分实用和功利的态度和立场，“文学”这块人类精神栖居和游牧的飞地由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无疑在他们的放逐之列。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一个时代连文学和审美都失去了梦幻和想象，那么，这个时代还能算是正常的吗？” [注：鲁枢元《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一文，《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

其二，极端地历史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文学观。为了为其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寻找理论根据，日常生活审美论者自然要颠覆传统的文学观，而其中最干净省事的办法无非就是以一种跨越边界、填平鸿沟的后现代主义态度消解一切学科界限。陶东风说：“其实，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也好，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也好，乃至于‘文学’、‘艺术’的概念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移动的变化的，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人去发现的永恒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建构物，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 [注：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一文，《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审美’（其实质是艺术活动的自主性）本身即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和地方性的知识――文化建构” [注：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金元浦也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文学。……。同样，文艺学内所包含的文学的体裁或种类也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学的边界实际上一直都在变动中。” [注：金元浦《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艺学转向》一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在消解了文学的边界和审美的自主性以后，日常生活审美论者所要求的合法性也就获得了。不可否认文学发展的历史性，但是也要看到古今中外的文学在追求审美和自由超越的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注：钱钟书《谈艺录•序》，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页。]，这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正是有一代又一代不懈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建构，才有了我们今天称之为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史。作为人类自由超越和审美精神的完美表达的文学，也是那些仅只具有感性悦目和抚慰功能的大众审美文化所不能比拟的。因为它们的美仍然是浅层次的，是一种“眼睛的美学”而不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冲击。试想一下，如果大家都在文化的“视觉转向”中变得只会读图了，那么这个世界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将会怎样的荒芜和粗俗？

其三，严重混淆大众文化和文学的本质区别和界限，反映了他们文学观上的极度混乱。王德胜之所以主张抛弃超越的美学而鼓吹一种“眼睛的美学”，就是因为它能“与人在日常生活里的视觉满足和满足欲望直接相关”，认为它们才是“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核心”。[注：王德胜《视像与――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一文，《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陶东风、金元浦之所以主张文艺学的越界，也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生活中“物质层次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地文化化，审美化了” [注：金元浦《当代文艺学的“文化的转向”》一文，《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这种审美化“使审美现象发生了大规模的位移：审美从传统的理论思辨和纯文艺领域急剧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

化学与生活论文篇(4)

然而，在科学领域，人们往往很少关注个体生命的生存处境和心灵体验，很少关注科学生活的人文化，以至科学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实证哲学、逻辑哲学或分析哲学，几乎没有任何生命哲学、诗性哲学或人文哲学的气息。科学生活的人文缺失，已是当代科学实践所要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知识论的缺陷

科学生活的人文缺失，显然同当代流行的并占统治地位的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密切相关。

所谓知识论的科学观，就是用知识论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看做是一种与生命个体无关的纯粹客观的知识，而不是用文化论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看做是一种由无数生命个体创造的文化。知识只是这种文化的结晶。于是，它所关注的往往只是科学的实证性、逻辑性和分析性，而大大忽视了科学的思想性、创造性和人文性。因此，建立在这种科学观基础之上的科学哲学必然是一种实证哲学、逻辑哲学或分析哲学，必然同生命哲学、诗性哲学或人文哲学无关，因而也必然同人文化的科学生活或科学生活的人文化这一主题无关。

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不是从文化论的广阔视野中来理解科学及其知识，而是从知识论的狭隘视野中来理解科学及其知识，即切断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来理解科学，切断知识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来理解知识，于是，知识变成了科学最根本的东西，而创造科学及其知识的入、文化和生命变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因此，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以知识为中心或以知识为本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而不是以人为中心或以人为本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

这种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后果是，科学与文化的分离，科学与生命的分离，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分离。于是，科学与人文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艺术同人、文化和生命息息相关，它源于生活并且离不开活生生的生活，以至致艺术即人文、生命和生活：相反，科学似乎同人、文化和生命无关，它并非来自生活，并且可以脱离活生生的生活，以至科学即逻辑、实证和“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

这样一来，科学仿佛变成了脱离人和文化母体的客观存在，变成了脱离生命的逻辑抽象：科学家似乎只是关于逻辑和实证的机器，没有内在的精神世界，也不需要有这种精神世界；哲学家无须关注作为科学命脉的人、文化和生命，只须关注其命题有无意义。由此可见，这种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是导致科学生活人文缺失的重要根源。

工具论的偏颇

科学生活的人文缺失，也同当代流行的并占统治地位的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密切相关。

所谓工具论的科学观，就是用工具论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看做是一种与生命个体无关的纯粹外在的工具，而不是用文化论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看做是对大多数生命个体有着深切意义的文化，工具性只是这种文化的诸多功能和价值之一。于是。它所关注的往往只是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和功利价值，而大大忽视了科学的思想价值、精神价值和人文价值。

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同样不是从文化论的广阔视野中来理解科学及其价值，即将科学看做是人类的历史的文化活动，看做是人创造的文化，这种文化既有其内在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又有其外在的目的、意义和价值，而工具性只是诸多外在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之一。

如果说，在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那里，似乎还保留着某些“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的文化气息和文化色彩的话，那么，在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那里，连这些文化气息和文化色彩也已经荡然无存。这种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的后果是，进一步加剧科学与文化的分离，科学与生命的分离，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分离。如果说，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倾向于将科学归结为与入、文化和生命无关的“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的话，那么，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则更进一步将科学归结为与人、文和生命无关的外在世界的工具。如果说，前者从知识的角度将人类文化切割成科学(认识)与人文(体验)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话，那么，后者则从工具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两个世界的区分：似乎科学世界是一个纯粹客观的技术世界，而人文世界则是一个纯粹主观的精神世界。

他们的共同点是：二者都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不同点是：前者基本上将科学看做知识理性的世界，而后者则基本上将科学看做工具理性的世界。这样一来，科学仿佛变成脱离人和文化的客观存在，变成了脱离生命的逻辑工具；在这个工具理性的世界中，不仅知识是一种工具，而且创造知识的人也变成了一种工具。于是，培根所说的科学“雇佣化的”毛病不仅难以克服，反而被大大强化了。

由此可见，这种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也是导致科学生活人文缺失的重要根源。

科学的人文本性

为什么对艺术和科学的理解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关键是，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往往从科学的最终成果及其效用出发来理解科学。于是，得出知识论和工具论的结论。

如果超越知识论和工具论的狭隘视野，同样将科学看做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从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出发来理解科学，那么，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如同艺术一样。科学也有其深刻的人文本性。因此，科学生活的人文化对科学来说是何等重要，以至它就是科学的生命。

人为什么要从事科学?其动因是什么?许多西方学者往往归因于好奇心。虽然这种概括已触及到了科学的人性，但未免过于简单和浅显。

爱因斯坦曾经对“探索的动机”作过较为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在科学的殿堂里有两类人：一类是为了娱乐，从中寻求“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另一类人则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然而，这两类人还不是科学的中坚力量。光靠他们，科学就根本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会有森林一样。

那么，科学的中坚力量是哪些人呢?爱因斯坦说，“他们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这些人极富有个性，彼此很不一样，而不像前两类人往往彼此非常相似。

他们对科学怀着两种动机：一种是“消极的动机”；另一种是“积极的动机”。

从爱因斯坦的阐述中，我们不难领悟科学的人文本性以及科学生活人文化的最深刻的涵义。其一，科学同艺术一样，从根本上说也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其二，选择科学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如同选择艺术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一样，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和文化的选择，而不是一种物质的和功利的选择。其三，科学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如同艺术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一样，其人文意义并非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都直达生命之根。总之，正是在生命

的最深处，我们看到了科学最深刻的人文动力和目的。看到了科学最深刻的人文意义和价值；也正是在生命的最深处，我们看到了科学的生命同科学家的生命的融合，看到了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同科学家的意义和价值的融合。

科学生活的人文复归

虽然从生存论、文化论和生命哲学的观点来理解科学也只是一个视角和维度，并不能以此来替代别的视角和维度，例如对科学的知识论和工具论的理解，但是，应当看到，这是理解科学的一个新的视角和维度，而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和维度，它比别的诸如知识论和工具论的视角和维度要深刻得多，并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因为这个视角和维度关注的是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关注的是科学内在的生命，关注的是科学的殿堂能够得以建造、确立和完善的根基，而知识论和工具论的视角和维度则往往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对科学的理解仅仅分别停留于其外在的形式和外在的价值层面。这种理解科学的新视角和新维度，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上看。其一，有助于突破并超越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狭隘视野，将对科学的理解从知识延伸、拓展至整个科学文化，特别是深入探究科学及其知识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从而揭示科学的人文根源和人文本性，揭示隐藏在规范认识论、方法论和理论知识深层的生存论、文化论和生命哲学的意蕴。

这种新视角和新维度蕴含着一种新的科学哲学观。这种新的科学哲学观强调，既要重视对科学的外在形式的研究，更要重视对科学的内在生命的研究，特别是研究二者之间的深刻关联，揭示科学及其知识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从而构建一种新的科学哲学，实现生存论和知识论之间的有机结合。其二，有助于突破并超越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的狭隘视野，将对科学的理解从有用的知识和工具延伸、拓展至整个科学文化，对科学的价值理解从_T具价值延伸、拓展至整个科学文化的价值，特别是深入研究科学及其知识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从而揭示科学的人文根源和人文本性，揭示被科学的外在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所掩盖的科学的内在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

从实践上看，这种新视角和新维度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那就是科学生活的人文化问题。既然科学有其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有其人文本性，那么，科学生活就应当最大限度地切近其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切近其人文本性，因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加以人文化。

然而，事实上，由于受狭隘的知识论和工具论科学观的影响，也由于受科学的越来越专业化、职业化和体制化的影响，加上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分离等多种因素，科学生活的人文化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问题。

化学与生活论文篇(5)

论文摘要：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树立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等学术意识，对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化学与生活论文篇(6)

[关键词]科学认识论；生活认识论；文本理解

近年来，人们对教学中的弊端纷纷进行深刻反思，其反思性的认识成果之一，是认识到了现实教学弊端产生的认识论根源——科学教学认识论根源。科学认识论视野下的教学究竟具有什么特点或局限？当代教学认识论又应该实现怎样的转向？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科学教学认识论的影响

认识论是近代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由于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和影响，哲学沦为科学的附庸，哲学认识论只是围绕自然科学认识而展开。近代哲学认识论被自然科学化，成为科学认识论了。科学认识论的特点可概括为三点：首先，它把认识的目的当成是获取关于客观对象世界的客观知识；其次，它把认识当成成人生活的工具，而不是生活的内容；再次，它不是把主客体关系视为生活关系，而是视为处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外在认识关系。科学认识论是一个知识论、工具性认识论[1]。

在教学思想史上，开近现代科学认识论先河的是德国赫尔巴特的“四段论”，即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其后继者又把它发展成“五段论”，即预备（提出问题、说明目的）、提示（提示新课题，讲解新教材）、联系（比较）、总结和应用。赫尔巴特派的这一理论将心理学运用于教学，是教学论科学化的肇始。不过，它同时也预示了科学主义教学观的到来。赫尔巴特从错综复杂的教学现象世界抽象出最简单、最原始的要素—“观念”（原子还原论），他认为，“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即“观念”从被统觉到应用，这是任何教学过程都必须遵守的铁定法则（机械决定论）。

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论”影响欧美各国达半个世纪之久，其“四段论”早在洋务运动初期就开始出现在我国，自清代废科举、兴学校以来，它被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产生了持久而深入的影响。二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在社会政治与教育中的地位再一次得到强化，科学教学认识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主要有赞可夫的一般发展理论、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学理论、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等不同有关理论。

从五十年代开始，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在我国广泛传播，影响深远。凯洛夫教育学认为，“在教学中，讲授起主导作用”。凯洛夫教育学关于教师、教科书、课堂教学的“三中心论”；教学过程由“准备、复习旧课、教授新课、巩固练习、布置家庭作业”组成的“五环节说”；教学本质“特殊认识论”的基本哲学立场以及教学中要贯彻学生自觉性、积极性、直观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系统性和连贯性、巩固性、可接受性等“六大原则”，以讲授法为核心的“九大教学方法”等等，均在中国通过教师以“老”带“新”、集体备课、观摩教学等方式得到了普及。叶澜教授对此曾有深刻的印象，他将其影响概括为“几乎做到每个教师皆知”。凯洛夫教育学被认为是赫尔巴特理论的简单化和操作化，也被认为是俄罗斯文化和20世纪中叶苏联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工业经济发展需要的产物，充满了浓重的科学主义认识论色彩[2]。凯洛夫教育模式曾长期主宰我国学校的教学并影响至今。虽然，我们一直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当作教学的认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被科学化了，以王道俊、王汉澜主编的《教育学》为例，该书是我国新时期以来教育学体系建构的典范之作，它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把教学过程作为“特殊认识”过程，即把教学过程作为“引起求知欲、感知教材、理解教材、巩固知识、运用知识、检查知识、技能和技巧”的过程[3]。这一思想至今仍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它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

二、教学文本理解的特点

科学教学认识论实际上把教学过程等同于文本的认知理解过程。这种文本理解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1．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势与“正确掌握”的价值追求

这是就文章理解的目的而言的。主客二分是近现代思维范式的最本质的特征。它在教育中表现为，教育知识是静止的客体，理解就是对知识的主体性占有。基础性一直是教学文本生产制作的根本旨趣。所谓基础性，原指的是文化传承中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即所谓的“双基”。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基础”观有所拓展。掌握“双基”曾被认为是专业发展的基础，这种课程目标，要求学生牢记所谓“现成”的书本知识形成规定的技能。课程实施过程就是“千方百计地输送给每一个学生一定量的‘文化财产’，并在学习结束期间给每个学生发证明，证明他至少占有最低限度的知识”。 “掌握学习”几乎是近代以来学习（教学）模式的通称，以至于“有没有知识与技能”，“有多少知识与技能”成为社会及教育对人才的评价标准[4]。这种“掌握”取向实际上是一种文本意义的“复制”取向。

改革开放后，因为主体教育、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等教育思潮的相继冲击，人们对教学模式进行过多方面的探索，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学一直没有改变教学中的主客二分的教学思维定势与“正确掌握”知识的价值追求。

2．授受形式的认同与文本意义的单向传输

这是就文本理解的形式而言的。授受模式是我国教学最主要的教学模式。这一形式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例如，在某大学，有人借鉴Chareles Silnerman在其《开放课堂教学》中对课堂教学模式依据师生对教学内容与教学过程的决定权， 将课堂分为四种类型：放任自由型、开放型、照本宣科型、传统型四个象限。通过来自5个学院6个专业的学生课堂观察而得到的108个有效样本，应用统计工具对课堂教学行为进行了高频行为和低频行为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教师讲授的发生频率为72.2%～88.9%，而在对该校15位教师深度访谈当中，发现有12位教师明确回答，在课堂教学中他们以讲解 （讲授） 法为主[5]。实际上，对这种授受形式认同的教师在当今大学课堂教学中决不是少数。有人认为，传统教学认识论的逻辑支点是本质主义，这种本质主义赋予学校课程肯定性品质，认为人类文化与知识有一个共同的、普遍的基础。而这种共同的、普遍的本质被视为是确定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真理。本质主义赋予传统的课程普适的、统一性的、中心性的、霸权性的逻辑与品质，这样，“确定性”就成为近代以来的课程逻辑，“基础性”就成为课程的旨趣，“认同性”就成为课程模式[6]。

“认同性”课程模式就是一种接受式文本理解模式。这种文本理解过程的流向可直观地表现为(见下图)：

如图所示，这种文本理解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单向灌输接受式的认同性理解。这是文本权威独白下的一种文本意义接受，其中，教师的作用类似传声筒，学生就是容器。它注重的是文本解读的单一向度。 3．程序化的努力与人文性的抽空

这是就理解主体而言的。近代的教学认识论基础是科学主义的心理学的模式。这种心理学模式将教学划分为几个机械的阶段，忽视了教育文本理解中的丰富的人文性，造成不良影响。在中小学，连语文这种人文性极强的学科也不例外。这可以在从“五四”运动到全国解放前后三十年间各种主要版本的语文教学方法著作中得到证实。如江都、曹刍主编的包括语文教学法在内的《修辞教学法》将课堂教学结构分为四阶段，即思考过程，欣赏过程，练习过程，建造过程；蒋伯潜的《中国国文教学法》将课堂教学分为四个步骤：预备与检查，试讲，范讲，讨论；钟鲁斋的《中学各科教学法》将之分为五段式：预备、授课、比较、总结和应用；李锦熙的《国文教学法》将之分为“三段式”，即理解（预习与准备）、练习（比较与应用）、发展（创造与活用）。这种教学程序化或结构化的努力一直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例如尽管在苏联赞科夫的教育与发展学说、巴班斯基的教学最优化学说、苏霍姆林斯基的智力发展学说、美国教育家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说、瑞典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学习心理学说等教育理论的影响下，魏书生的“六步课堂教学”模式、钱梦龙的“三主四式”模式、上海育才中学的“读读、议议、练练、讲讲”模式应运而生。但从根本上而言，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教学模式并没有脱离科学主义认识模式的一般特点。不仅在中小学，就是在大学里，人文性极强的专业课教学的程序化、机械化的情况也大量存在。这种程序化的努力，以客观的、公式化的、可以重复的步骤和方法获得外在于学习个体的基本的“专业知识”，它必然抽空了教育的人文性，使知识教学疏离了人的丰富性。教学通过牺牲自身的人文性，凸显外在的科学性，使教学愈来愈出现严重的知识化、模式化、机械化。其根源就是，长期以来大学教学模式的理论与实践，遵循的一直是客观主义（科学主义）倾向的教学理念。这种教学理念表现出如下系列特征或关键词(见表1)[7]：

从表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出，大学教学因受客观主义的机械性、公式化的知识教学观的影响，本应具有丰富精神意蕴的大学教学的人文性丧失殆尽。

三、教学文本理解的新变化与新特点

科学教学认识论在教学文本理解实践中造成很深的负面影响，对此，有人曾总结出它的三大弊端：其一，把知识视为客观存在的真理，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准确传授系统的知识、发展认识能力，其它如情感、意志、创造性等成为附带的目标。其二，教学被当作实现外在目的的工具，如此，作为完整的人的生成性便被遗忘了。其三，教学中人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掌握教材的知识，认识外部世界。教学过程中的人与人、人与教材（知识）之间的关系不是被看成活生生的生活关系，而仅仅被当作一种认识关系。其四，与此相应，教学呈现封闭化倾向，排斥教学中的“断裂”、“转变”、“分叉”和“理解”，没有对智慧的刺激，对道德审美的体验，对生活的感悟，课堂成为缺乏活力与意义呈现的“祛魅”的世界[8]。

表1 客观主义教学哲学观的系列特点／关键词

知识观知识是可传递的、外在于学习者的、客观的、稳定的、现成的和非情景化的(抽象存在)。课程观静态的、按学科等级次序设定的、预定的内容和结果。学习观知识传递、反映教师所知、良构的、抽象-符号化的、接受-保持-回忆的、重视结果的。教学观简化知识、抽象原则、重视基础、从上至下的、推演式的、重视符号表征系统(规则、原理)的应用、讲授的、监护的、教师支配／控制的、个别化的、竞争性的。动机观主要是外在激发、控制与维持的。评价观关注事实、概念和技能的认识，强调内容和结果的评价。学习经验以结果为中心：强调学业成绩测试。教师角色权威、知识源、讲坛上的圣人、拥有绝对话语权。学生角色被动的接受者、等待被“灌装”的容器、坐中学(learning by aitting)。师生关系主宰-顺从关系；缺乏平等、互动和对话交流。

如此，教学认识论的更新就成为一种时代的需要。那么，当代教学认识论应该实现怎样的转向呢？综合目前学术界的看法，笔者认为，“生活化”是我国教学认识论的重要转向之一。

认识论一直是哲学的重要内容。如果说科学认识论代表了近代认识论的形象的话，那么，生活认识论则是现、当代认识论的形象。科学认识论与生活认识论的根本差异在于：生活认识论对认识作了“生活”的理解。近代科学认识论把认识看作“为了”生活但却存在于生活之外的工具；而现、当代哲学则从生活世界观出发把认识本身视为生活，即把认识看作人生活的一种形式，当作认识者生活或存在的方式，当作认识者自我生成、自我实现或自我完善的方式(生活就是人的自我生成、自我完善的过程)，换言之，认识不再是工具，而成为目的，成为生活的内容或人的存在本身[9]。

实现教学认识论的“生活化”转向，对教育教学的其它变革而言，具有基础性的和根本性的影响。它必然促进相应的学生观、教师观、教育观、课程观的变化和教育实践的改进。在教学文本理解观上，特别是随着本体论解释学、接受美学、文本学、读者反应论的兴起，它摈弃了作者—文本的理解模式而转向文本—读者的理解模式，把读者的理解视为文本的本体存在，把理解活动作为文本构成不可或缺的本体层次。这样，文本理解就不是单方面的对象性阐释，而是文本与读者的反应交流过程；文本理解不是复制文本，而是对文本的建构，使文本具有开放性，将文本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的生命。文本理解通过读者的体验、理解，建构显现文本意义，在文本意义和情感的领悟中与世界融为一体，它既是文本的存在方式，也是理解主体存在的方式[10]。简单地说，生活教学认识论视野下的教学文本理解比较重视理解主体的主观体验性、差异性、创造性、对话性和开放性。它关注教学中的人的完整性，关注教学主体的生命成长和精神世界的充实。这样，教学中的人与知识、人与人之间是一种视域融合、意义生成的关系，也是一种交往与对话关系。

就大学而言，大学教学要想实现这种教学认识论的转向，笔者以为，重塑大学精神，充分发挥大学在培养完整的个体生命中的作用并以此为旨趣，遵循对话逻辑以还原、丰富大学教学的生命特质是完全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周建平.从“科学认识论”到“生活认识论”——论教学的认识论基础的转换[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1）:18.

[2]叶澜.重建课堂教学过程观——“新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探究之二[J].教育研究，2002，（10）：25.

[3]王道俊，王汉澜.教育学[M]（新编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98-206．

[4]林方.人的潜能和价值[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37.

[5]彭咏虹.关于大学教学模式的思考[J].高教探索，2006，（4）：59.

[6]郝德永.课程认识论的冲突与澄清[J].教育学（人大复印资料），2005，（4）:106-108.

[7]钟志贤.教学设计视域：大学教学模式的局限与走向[J].开放教育研究，2007，（2）：34.

[8]周建平.从“科学认识论”到“生活认识论”——论教学的认识论基础的转换[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1):19.

化学与生活论文篇(7)

【论文摘 要】新形势下，大学生理论社团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特定的价值，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引领作用，是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有效载体。

产生于20世纪末，研究和实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为主要方向的学习研究会，在各高校的党委、团委的支持和指导之下，其发展速度、受关注的程度、影响的广度超越了其他学生社团，越来越成为当今教育界和新闻媒介关注的热点。红色理论社团不同于一般的学生社团，作为一种课堂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形式，它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指导思想，与主流思想观念保持高度一致，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的先进性，理论社团的成员都是优秀的学生干部和先进青年学生，他们是积极学习、宣传、研究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示范群体，已经成为高校青年理论学习和思想引领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开展的各种社团活动中，高校大学生理论社团有着其特定的价值。本文结合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红色协会”（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会），通过理论社团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改进与创新、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学生党建工作的开展等成功案例，对高校大学生理论社团建设的实效性进行探讨。

一、大学生理论社团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特定价值

（一）大学生理论社团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课堂教学以理论灌输为主，理论毕竟是理论，还需要客观实践的有力说明和积极支持，才更具说服力。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应渗透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和工作等方方面面，通过正确的引导来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使学生不断自我完善和实现全面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理论社团为载体，一方面在立足教学内容的基础上，结合重大节日、社会热点，以爱国主义、感受改革开放成就等为主题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依托“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平台进行研究性学习和了解社会、服务人民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融入渗透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的内容，使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透视角度、不同的思想观念在这里得到很好的交融。学生在参与理论社团丰富的活动过程中，通过亲身实践，将思想观念、理论知识内化，从而达到提高道德素养、理论水平和综合科学文化素质的良好效果。

（二）大学生理论社团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主要是以课堂教学为主，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主力、以教室为主阵地、以讨论播放影视资料片等单一的方式进行，是一种防御式、单向式的实践教学模式，而大学生理论社团具有群体凝聚功能、思想教育功能，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开展校内校外各种形式的提高自身素质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组织参观考察百色革命老区等红色资源、利用柳州市文化名城和工业城市等丰富的博物馆、国有企业等教学资源开展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为学生的理论学习提供了一个更直观的阵地，丰富了理论学习的形式，提高了理论学习的效果。通过开展各种形式、不同层次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真正做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把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与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相结合，达到了学生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大学生理论社团引领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大学生理论社团能够很好地把课堂和课外联系起来，更由于社团活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与学生的日常学习、思考和活动紧密结合，因而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顺畅地内化于学生心中。大学生理论社团集聚了大批品学兼优的学生，能够形成浓厚的学习风气。大学生理论社团通过丰富的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其成为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综合素质、实现全面发展的课堂和舞台，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广大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已逐渐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

（四）大学生理论社团提高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当代大学生面对新的社会趋势和竞争要求，积极寻求能力培养和素质养成的途径。大学生的需求具有多层次性、多样性、多变性的特点，如果单靠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是无法满足学生的多种需求的。高校大学生理论社团利用其自身的优势，通过大量的、多层次的、多方面的活动，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有力地化解了冲突，保证学校的和谐稳定，促进了学生对学校的感情。大学生理论社团开展的各种不同主题、不同形式的校内外实践活动中，学生的思维活跃，了解社会，服务社会，感受时代的变化，从而使大学生理论社团成为学校了解大学生思想状况的重要而真实的窗口，使学校能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脉搏，调整工作思路，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更好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五）大学生理论社团拓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理论社团作为群众性组织在学校中的大量出现，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大学生理论社团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块新阵地，可以通过利用科学的理论、正确的思想去占领这块阵地，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分层次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理想道德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过程中，提高广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充分发挥社团组织的教育引导作用，不断拓宽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

二、大学生理论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引领作用

高校大学生理论社团有利于推动校园文化建设。校园文化需要通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来体现，在班级概念日趋弱化、学生流动性日趋增强的情况下，以社团为单位的学生集体组织成为校园文化的主力军。各种类型的社团活动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大学生理论社团在构建校园文化建设中起到了引领的作用，理论社团精彩纷呈的活动给校园文化注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对建设良好的校风、学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大学生理论社团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具有导向功能。高校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而理论社团的各项活动集中体现了先进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坚持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导向作用，有利于保证校园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大学生理论社团在长期活动中所形成和创造的价值观、社团形象、社团精神、社团品牌和文化产品等方面的内容，是校园文化建设中最具特色、最具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使校园文化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更富有时代特征，更加健康地发展。

（二）大学生理论社团推动高校校园文化的传播。在学校内，校园文化只有经过传播，才能影响和感染更多学校成员，达到教育的目的。而大学生理论社团则能够有力地促进校园文化的传播，如举办各种知识讲座、各种以节假日为主题的丰富多彩的社社会实践活动，参加青年马克思主义培训班和党校学习、学术报告会，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无不是在对学生进行文化熏陶，这一系列活动都有力地促进了校园文化的传播。同时，大学生理论社团活动的一项重要形式就是社会实践，如暑期社会调研和红色之旅调研考察活动，它极大地促进了校园文化向学校以外的社会传播、渗透与融合。一方面，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作为校园文化的载体，将各种校园文化知识运用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并将学校的精神风貌、校园风尚展示于社会；另一方面，在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时，又将社会文化传入大学校园，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校园文化，进而达到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融合的目的。

三、大学生理论社团活动是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有效载体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内容繁杂，主要包括基层组织的建设、学生党员的发展、教育和培训工作。学生党建教育工作则包含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发展对象的培养教育、预备党员的培养教育以及正式党员的继续教育培训等。其中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是极其重要的任务。各项教育工作中都需要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教育、入党动机的教育、党的知识的教育、党员意识的教育、科学的理想信念教育等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更加明显，而大量学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又有些学生入党的思想动机不纯，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使学生党建教育工作更显重要，也要求高校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开展党建教育工作。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和大学生理论社团开展的理论学习、实践活动在内容上有一致的地方。二者都是在高校党委、团委的领导下学习、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不懈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教育、凝聚、鼓舞、引领”，都涉及学生的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二者都要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与政策教育，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这种内容上的相通性特征，也就使二者工作之间的互通有无成为可能，也要求彼此之间工作的有效开展为对方工作提供促进作用。这就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指导下的大学生理论社团为促进学生党建工作提供了可能，提供了更有效的党建工作培养途径。

大学生理论社团的自我建设与发展，不仅关系到高校社团发展的总体趋势，而且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校园文化的营造、学生党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新形势下，大学生理论社团的发展还要通过不断的探讨、交流与沟通互助，探寻到一条更加适合其发展的道路，越来越凸现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陈丽红，于淑华等.高校理论社团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效用分析［J］.青少年研究，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