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传统文化；传承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人权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发展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传统文化正是“直接碰到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不可回避的事实，无论人们抱有怎样的批判态度或认同态度。它别无选择地构成了我们“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必然条件。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精神内涵

简单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强调“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这样几方面：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并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二、知行合一观。中国儒家文化所讲的“力行近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的认识论思想，这与实践品格具有某种一致性。三、重视人的精神生活。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并认为“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对人格的根本要求。四、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五、追求真理，勇于奉献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蔑视那种贪生怕死，忘恩负义、追逐名利的小人。古人在谈到对真理的追求时，认为“朝闻道 ，夕死可矣”。六、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碰撞

2003-----2005年，历时两年、覆盖两国全境、先后举办700余场活动、被誉为“中国文化交流史上的创举”的中法文化年的成功举办是中国政府在世纪之初进行文化外交的典范。历时七个月、覆盖非洲22个国家的2004年“中华文化非洲行”是中国文化外交史中的又一盛事。2005年在华盛顿揭幕的“中国文化节”被《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称之为“艺术中心历史上最大胆，投入最多的国际文化合作项目，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2006年，2007年，中俄两国成功互办“国家年”，直接参与的民众超过百万人次。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通过绚丽的艺术手段，满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发展的社会动力和价值观。

这些文化活动的成功举办引起了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关注与称赞，中国文化的热潮在西方国家也因此迅速升温。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已有百余家孔子学院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广汉语教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热”是中华文明恒久魅力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充分体现，它说明世界在用积极善意的目光注视着中国，关心着中国。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2000年9月，总部设于美国的连锁咖啡店星巴克进驻故宫，位于故宫乾清门广场东侧的九卿朝方，一张小柜台、两面小圆桌、六把椅子，据称是全球星巴克中店面最小的一家。

后有著名节目主持人芮成钢在博客中撰文“清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文章贴出后，短短几日点击量逾50万，并引发一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的激辩。笔者认为，故宫是一种文化象征，星巴克也是一种文化象征，星巴克走进故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蹋。我们要抱着最开放的心态来面对世界、包容世界，但同时我们要精心思考如何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留一份净土。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一个长期延续而未中断的文化体系，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民族的独立和振兴，民族精神的发扬和光大，都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必须立足于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推动中国文化和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文化继承固然离不开历史，但更重要的还是依赖于社会实践。在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上，我们必须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原则，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为现实所用。按照自身的需要，对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有用、有利的就继承，无用、有害的就不继承。

传统文化的发展无疑是以继承为主线的，但是，如果仅仅继承，没有超越，民族传统文化就只能在原有的水平上踏步不前，就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在新的起点上得到继承。历史证明，文化的成功继承，总是与超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真正的继承必然是有所超越。继承和超越是辩证的整体性思维，继承不是最终目的.必须实现超越，超出历史的圈子，实现历史的跨越，让优秀的思想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所突破，从而形成服务于现实社会实践的崭新文化。

参考文献：

【1】方克力.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

【2】叶静.浅析构建和谐世界中的中国文化外交.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9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3)

论文摘要:电影《赤壁》中置入投壶、跳鞠、剑舞、书法、绘画、茶艺、音乐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使人们在观赏电影的同时也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貌，对于传承与弘扬悠久的华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香港导演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赤壁》以其强大的演员阵容、壮阔的战争场景和恢宏的影片气势再现了东汉末年曹操和孙、刘联盟赤壁廖兵的历史事件。“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尽管并不在影视发展史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取材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影视创作仍然数不胜数，其中，还有许多杰出的创造”。可以说电影《赤壁》就是如此，作为一部华语国际大片，它不仅取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而且影片在铁马金戈、刀光剑影的宏大叙事中以现代影视手段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影片在叙述历史故事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有着娱乐的功能，它也能够起到传承文化、教育大众的作用。《赤壁》的编导组将中国传统文化以艺术的形式呈现给世人，使观众在领略电影艺术魅力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为其间所蕴含的诸多传统文化元素所熏陶。譬如影片《赤壁》中设置了周瑜和诸葛亮、关羽、张飞、鲁肃等人投壶的一个场景。投壶是我国古代一种达官显贵、文人雅士聚会游宴时采用的一种游戏娱乐方式，它的产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先秦，秦汉时期更是得到极大的发展，在士人中风靡一时。电影《赤壁》中在曹、吴两军剑拔弩张、大战将至之际，展现周瑜和诸葛亮却能够平心静气地进行投壶游戏，影片中周瑜说敌人越是张狂，就更需要专注，心静就可排除杂念，将箭投入壶中。并通过张飞的鲁莽言行作为反衬，来表明一个道理，越是在危急的关头越是要保持头脑冷静，惟其如此才能有补于事。影片中此一幕，既再现了投壶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形式，又使人在观影后产生深沉的哲理思考。

    跋鞠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游戏，同时，由于这一活动可以增强体质，所以古代兵家又把它引入军事训练中，如影片《赤壁》中就有曹操将跳鞠运用到士卒的日常训练里，厉兵袜马，准备攻打东吴的场景。两汉以降，跋鞠依然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和下层人民所喜爱，比如众所周知的《水浒传》中宋徽宗就颇为喜爱鼠鞠，而高休也藉此技艺侧身贵胃。现代足球追根溯源，其源头就是中国古代的墩鞠，这一点已经得到世界足球联合会的确认。中华文化水阔源长、博大精深，由此可见一斑。吴宇森在电影《赤壁》中将墩鞠这一古老的活动搬上银幕，鲜活生动、淋漓尽致地将之展现出来，使后人得以穿越历史的时空，领略这一尘封已久的运动的风貌，感受丰饶厚重的华夏文明。

    剑舞也是为世人所熟悉的一种传统文艺形式，古人把习剑与舞蹈两种活动巧妙地结合起来，将充满杀伐之气的铿锵之技转为摧刚为柔的婀娜乐舞，使得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司马迁《史记》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典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现代出土的汉墓中，在许多汉画像砖上都雕刻有剑舞的图案，显示这一舞蹈技艺在当时已经十分兴盛。汉以后剑舞进一步得到继承和发扬。例如耳熟能详的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中描述剑舞的诗句:“耀如界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骆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圈。”形象生动地描绘出舞剑者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说明剑舞这种文化娱乐形式在唐代日臻完善。在影片《赤壁》中，梁朝伟扮演的周瑜身形矫健、姿态优雅，时而矫如游龙、气贯长虹，时而飘若浮云、灵巧轻盈，舞姿既英武豪健，又柔婉缠绵，刚柔相济，将剑舞这一技法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舞蹈是流动的雕塑，影片中周瑜的剑舞造型就如同一个个优美的雕塑，给人以强烈的视觉美感，使观众在获得审美偷悦的同时，不知不觉受到剑舞这一桂统文化的浸润与濡染。

中国的汉字不仅能够表情达意，具有实用功能，而且怡情悦性，具有审美功能，形成一种独特的书注艺术，成为妮紫嫣红的华夏文化百花园中一朵艳丽献奇葩。在电影《赤壁》中导演也巧妙地将这一传统文化形式置入其间，影片以张飞习书和小乔练字将之呈现出来。张飞不仅是一员晓勇善战的猛将，而且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张飞擅长书法，这在历代典籍中多有记载，其八分书，字体端庄刚直、遒劲有力，他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电影《赤壁》中借张飞习书一幕展现出我国书法艺术的魅力，而影片中也多次出现小乔伏案挥毫的镜头，还有影片中周瑜以隶书体写下“平安”2字的特写镜头，一点一划间都向观众传达出这一传统文化的迷人神韵，在潜移默化中入人深切。电影《赤壁》中不仅展现书法艺术，也包蕴绘画艺术。绘画是华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千百年而光华夺目，芳馨远播，《赤壁》电影中反复出现小乔风情万种的人物肖像画，在传情达意，演绎故事的同时也触发观众对这一不朽的中华文化艺术的无限遐思和神往。

    电影《赤壁》中也蕴含中国的茶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茶的国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茶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饮茶不仅可以使人延年益寿，而且它是文化的一种表征，由饮茶而衍生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茶文化。人们通过煮茶、品茶或酬宾交友、谈玄论道，或颐心养性、陶冶情操，历代文人墨客都笃爱茶艺，茶艺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影片中小乔只身独赴曹营游说曹操，席间她谈茶论艺，论茶、茶具、水质、水温等对于煮茶的重要性，并言茶的色、味、韵等茶道，以精辟的言语阐述茶艺茶道。在屋外“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中，却于室内营造出一种“小楼明月调筝”般幽静雅致的环境，侃侃而谈，展开了一番关于茶艺的解说，虽然影片中安排这一出戏是要表现小乔为了拖延时间，有利于孙、刘联军的进攻，以论茶艺而与曹操周旋，但观众从小乔之口中也获得了一些茶艺的基本知识，影片通过林志玲扮演的小乔的言谈，用电影艺术的形式重新诊释了茶艺这一传统文化，对于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华夏茶文化裨益良多。

    在中国的艺术宝库中，音乐艺术极为辉煌灿烂，也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琴是中国一种古老的乐器，历朝历代都涌现出许多演奏琴的名家圣手，魏晋时期稽康临刑前弹奏的一曲《广陵散》成为音乐殿堂的千古绝响，而《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城楼气定神闲地弹奏古琴而吓退司马鼓大军的“空城计”一幕，更是为人津津乐道。电影《赤壁》中多次出现周瑜演奏古琴以及他与诸葛亮谈论琴艺的场景，周瑜弹琴的节奏时而急管繁弦，紧促迫切，如万马奔腾:时而又舒缓婉转，轻柔澄澈，似小溪流水。影片中借助弹琴节奏的缓急来表露战场态势波诡云的变化以及人物跌宕起伏的心情。与此同时，也向观众展现了这一传统乐器追魂摄魄，动人心神的优美旋律，使观众浮想联翩，沉醉其中，获得艺术的享受。周瑜练兵时校场外牧童悠扬的笛声，不仅深深打动了在场操练的每一个士卒，也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导演将紧张的军事训练赋予一种诗意的安排，使得电影故事情节开阖自如，张弛有度。在电影《赤壁》中音乐不仅对于情节的发展和主题的揭示起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使人对编导的运思巧妙扼腕服膺，而且影片也营造出良好的视听效果，使广大的观众为之击节赞叹，同时激发起对中国古典音乐浓厚的兴趣，在现代音乐风靡一时，人们翁然风从的情况下，这无疑对于我国古典音乐文化的继承弘扬颇有好处。

   电影《赤壁》不仅展现了诸多的传统文化样式，它也将深邃的人生哲理蕴育其中，影片对于真和善给予热情的讴歌与赞美，对于丑和恶给予无情的鞭挞与唾弃。影片高扬着正义的旗帜，在孙、刘联军大败曹军，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意蕴上进一步延伸，生发出深沉的哲理思考。尽管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人们美好的愿望得以实现，但胜利的获得历经坎坷艰辛，来之不易，正如在影片中周瑜望着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心情沉重地说“大家都输了”，虽然寥寥数语，音调低沉，却言简意赅，振聋发绩。因为残酷的战争无情地剥夺了无数鲜活的生命，千百万人遭受兵资之苦，即便是对于交战取胜的一方，也无法体会到获胜后的那种轻松喜悦，只是心头升起莫名的怅惘与凄凉。影片结尾以小乔不希望萌萌成为战马，表达了广大人民摒弃杀戮，呼唤和平，企慕安宁的强烈愿望。儒家宣扬“和为贵”，反对杀戮、反对残暴、反对战争，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影片《赤壁》隐寓拒绝战争，渴望和平的深刻思想内涵，也传达出这一具有积极现实意义的理念，引人深思，给人启迪。

    中华文化中有许多为人世代秉承的民族精神，如对于“仁”“义”“智”“勇”“情”等高尚品质节操的颂扬和倡导，电影《赤壁》也将之毕现无遗，使之不仅成为供人娱乐的一部商业大片，也成为弘扬民族精神的一部文化大片。仁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人们渴慕的优良精神品质，仁爱也是儒家的核心精神，千百年来影响深远。电影《赤壁》中有“仁”的体现，如刘备兵败新野，在曹操大军的追赶下携带着大量的老百姓逃难，虽然情势万分危急，但始终不忍舍弃，使他们落入虎口遭受涂炭，刘备怀抱要解人民于危难之间、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除黎庶于倒悬之苦的信念，宁可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即便是腹心之臣诸葛亮相劝也不听从，凸显了刘备的仁爱精神。同时影片又以曹操的凶狠残暴，如杀孔融、杀蒋干、杀使者、故意传播瘟疫，对比突出刘备、孙权一方的仁爱。电影《赤壁》中有对“义”的宣扬，如孙权与刘备暗中定下计谋，借军中瘟疫流行之际刘备出走，来制造孙、刘联盟瓦解的假象以迷惑曹操一节，以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对刘备的误解、责难、非议来突出表现一个“义”字，正如赵云所言，为正义哪怕牺牲生命也无怨无悔，宁可壮烈的死也不需要苟且的生。影片中以关、张、赵3人与刘备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来张扬“义”。影片也拍摄刘备夫人在身陷敌阵后为不使赵云受到拖累，能够更顺利地救出少主人而毅然投井一幕，借以反映她识大体，顾大义的思想。勇敢、威猛，一直以来是华夏民族崇尚的精神，电影《赤壁》中也彰显“勇”的精神，关羽、张飞、赵云以及甘兴等将领和众多普通的士卒在赤壁之战中虽然敌众我寡，但都是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前赴后继、气壮河山。还有孙权射虎一节，也是在危难之际突出勇的精神，“置之死地而后生”，唯有勇敢才能够在绝境中求生存。影片中还有“智”的体现，无论是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周瑜的计赚蒋干、抑或孙尚香的卧底曹营、小乔的智斗曹操，无不表露出华夏民族的睿智和人们对于智的崇尚。再有就是电影《赤壁》中对“情”的赞誉，影片中小乔之于周瑜、孙叔材之于孙尚香，或情深似海、或意重如山，皆都大大地书写着一个情字。此外，影片中还有周瑜在刘备军营里以编草鞋的稻草为例，说明只要团结一心，同仇敌汽，就会无往而不胜，从而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精神，一种不畏强暴、凌然不可侵犯的高尚气节。这些都是华夏民族优秀的精神和品质，影片中加以浓墨重彩地讴歌、宣扬和彰显。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传承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 A

城市景观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城市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战略下，当前景观设计界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有些景观设计师对文化内涵不够重视，所以出现了很多只注重形式，不注重内涵的景观设计作品，城市景观“趋同化” 、“均质化”成为普遍现象，使得景观设计的文化性研究显得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本论文将从当代城市景观设计入手，探讨城市景观文化内涵的构建和表现方式。

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概述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传承不息的优秀历史文化，其蕴含的传统文化元素在推动我国民族思想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展现了其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传承性，对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和气质的涵养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认真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可以得知，每一个文化元素都折射着我国优秀民族思想与智慧，我们只有不断地对其进行创新和发展，才能从源头上推动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产生强烈的民族荣誉感和归属感。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也是思想意识不断创新发展的完美体现，其中传统文化元素所倡导的朴素、含蓄、和谐、淡雅等核心思想内涵与中国传统思想追求的渊博、意境、智慧与审美相得益彰，充分证明了民族优良传统影响下的高贵品德和节操等气质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和价值。从历史文化角度而言，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元素包括：中国古典音乐、书法、京剧脸谱、松树、佛教教义、道教思想、儒家操守文化、寺庙寺院、唐装宋服、地方传统玉器、中国瓷器等元素。这些历史文化元素都是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承的有力见证，具有一定的继承性、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性，通过分析和研究我国民族传统下的各类古典历史文化、历史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建筑风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我国的民族精神与品格。

二、城市景观设计的含义及特色

（一）城市景观的含义

景观设计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设计上也更加注重人、文化与自然的和谐。地域文化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历史遗迹、文化形态、等甚至是自然景观。将地域文化铭刻在景观之中，是地区内人们情感的寄托和归宿，也是塑造城市特色景观，提升城市景观价值和城市形象的重要部分。城市景观设计涉及到对地域文化的挖掘和理解，以及地域文化特征与城市景观系统要素的相互结合。在这方面，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以及。人与大地。关系的古典哲学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化的典范，在《园冶》一书中把中国园林作为中国文化和诗情画意的综合体，着重于开掘其文化内涵、构景手法及其作为文学艺术综合体给人的身心感受。同样，西方国家也很早就已经开始关注城市景观中人文景观的设计，把其作为改观城市环境和个性重要的课题，并进行相当广度和深度的系统研究。

（二）城市景观的特点

第一，城市景观都是依据一定的自然景观建立起来的，自然景观奠定了城市景观的基础，也制约了城市景观的轮廓。如重庆多山的地形地貌造就了重庆山城的景观轮廓，苏州多水的自然状况造就了河道纵横交错的水城景观。

第二，城市景观不只是物质空间的外显表现，同时有着深刻的内涵。关于这一点，从景观的定义就可以体会出来。有的学者将城市景观分为不同的层次，一是文化历史与艺术层，包括蕴涵于历史文化、风土民情、风俗习惯等与人们精神生活世界息息相关的文化因素，它直接决定一个城市的风貌。二是环境生态层，包括土地利用、地形、水体、动植物、气候、光照等人文与自然因素在内的从资源到环境的范畴。三是景观感受层，指对基于视觉的所有自然与人工形体及其感受的范畴。

第三，城市景观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城市景观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十分重要，都是景观整体系统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城市景观中的实体建筑、空间要素等等就好像“红花”，基面以及城市小品等等就好比“绿叶” ，红花固然重要，但离开绿叶的衬托，也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成绩。

三、中国传统园林元素在小区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一）小区园林造景中注入传统文化元素

园林设计在中国由来已久，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文化特点。中国的审美主要定位在含蓄、内敛以及写意，在园林设计上也体现出内敛而含蓄。将传统文化的符号经过艺术处理后运用到小区园林景观设计中，以使景观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传统文化的魅力，更会增强园林景观的层次感并散发出文化的内蕴。从文化装饰的角度而言，这些文化符号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品牌。对于园林建筑中所呈现出来的设计风格，如亭子、画廊等等，经过了传统文化元素的装饰之后，就会给人以意境无穷的感觉。特别是在小区景观中出现雕刻、书法以及工艺美术等等，将这些文化景观恰当地融入到自然景观当中，使文化景观隐含于自然景观当中，营造出自然天成的小区景观特点。中国传统民居的设计中，往往存在着具有历史代表性的装饰构件，比如在门窗的设计上，通过装饰各种纹样来表达思想。从观察和辨别装饰物，就可以通过视觉判断其要表达的内涵。中国的装饰艺术图案具有极高的艺术情趣，当人们在园林中穿行的时候，就可以对这些符号的意义加以辨别，以挖掘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二）小区园林造景中注入传统园林景观林理念

中国思想史的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 ，所谓的天，就是大自然；人，则泛指人类。“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园林的思想灵魂，其治园的主要依据就是创造“诗”一般的意境。园林造景元素，诸如山石、水景、各种植物，在塑造的过程中，都要与中国的古诗有所对应，并运用恰当。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原则是运用山石起到“隔”的作用，以创造虚实相结合的意境。园林必有水，因为水是园林的“血液”有了水的存在，万物才会有生机。另外，园林中的景观经过水的映衬，会形成虚实结合的画面，特别是当有微风吹过的时候，水中的倒影浮动着，使景观更有层次感。园林中必不可少的构景元素是植物，其对于整个园林具有绿化作用，将植物根据园林整体设计效果，分布在适当的位置，可以给园林景观以视觉立体感。

（三）自然山水

城市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形成城市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水文化指的是蕴涵在山水中的文化沉积并由此引发出来的文化现象。在城市景观设计中能够体现文化意趣的重要手法之一便是山水的布局，像陶渊明这种隐士诗人和历代画家们作品所诠释的最重要主题，是美妙的山水风景和隐居生活的乐趣。

（四）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是地域文化的结晶和凝聚，能鲜明地反映地域差异，城市景观中遗存下来的历史景观记载着该地段的演化过程，保持和延续原有地段的历史性文脉显得尤为重要。它们所包含的时代信息能帮助人们去识别和体验一种城市文脉的存在和演变，充分挖掘城市的地标特色建筑或者建筑群并从中提炼出城市的文化脉络是打造特色城市景观的一个重要手段。

（五）民间艺术

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反映着劳动人民独特的生活情趣，包含着丰富深刻的社会历史信息，民间艺术的形态和形式包容了各种艺术门类，如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民间工艺等等。提炼城市民间艺术中的共同性加以抽象概括并在城市景观设计中灵活运用则会使城市景观更加具有地域特色，能为人们的想象力留有余地，创造一种审美的自由境界。

结束语

树立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城市景观形象，更容易把握城市主题，体现城市的历史文脉。只有那些蕴涵着文化特色和人文精神的“标志性”才能够深入人心，经久不衰。如何更好地在景观设计当中融入文化，除了需要景观设计师对景观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判断外，更需要全民文化素养的提高，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对文化的注重也许才是景观与社会结合最好的契合点。

参考文献：

[1]余丹.中国传统园林元素在现代小区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及其发展[J].现代园艺，20，4，06:95.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3－0116－05

从上世纪末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传统文化热。关心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学术团体相继成立。西方国家一些思想家也希望复活东方文化传统并使之现代化，用来消除工业文明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和弊端。但是，传统文化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体系，它并不能自然地适应现代社会的环境与需求。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其在当代获得新的活力，对于当前的精神文明与文化软实力建设意义重大，也是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方法论是传统文化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科学的批判和抽象的继承

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内容之一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成分而摒弃其糟粕。而传统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何做到在继承过程中既不遗失精华，又能很好地去除其糟粕呢?事实上，关于继承传统文化的方法论问题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我们不妨从历史上发生争论的两种观点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

关于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他所提倡的这种方法称为批判继承法，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也是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时所一贯遵循的一种原则。

然而，批判继承法所表述的内容比较宽泛，仅仅给出了继承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和一般性原则，对于怎样继承的问题并没有给出解答。实际上，任何思想遗产的继承都是一种批判的继承，都要经过取舍和转化的过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批判继承’乃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仅只是停留在此原则的一般性上，就既谈不上‘批判’，也谈不上‘继承’。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任何思想理论意义上的继承都只能是一种批判继承，都要经过某种取舍、过滤、转化和重构。”而当我们面对具体的需要批判继承的对象时，究竟应该怎样进行批判和继承呢?冯友兰对此进行了探讨，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借鉴意义的方法：抽象继承法。

冯友兰是在谈论继承传统哲学命题时提到抽象继承法的，但这种方法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普遍意义。他认为中国哲学史中的有些哲学命题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为抽象意义，一为具体意义。他对哲学命题作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区分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有些道德是跟着社会来的，只要有社会，就得有那种道德，如果没有，社会根本就组织不起来，即使暂时组织起来，最后也要土崩瓦解。有些道德是跟着某种社会来的，只有这种社会才需要的，如果不是这种社会，就不需要它。前者我称之为‘不变的道德’，后者我称之为‘可变的道德’。”他认为某些道德是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而如果要根本否定了这一前提，那么对传统的继承也必然会成为一句空话。冯友兰提出的道德的超越性和普遍性，实际上是给出了继承传统的一个前提。有学者指出：“肯定有某种一般性的道德，也就是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肯定某些文化价值的超越性和普遍性。根本否定这一前提，所谓‘继承’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的意义就在于此。”冯友兰对哲学命题所作的这种区分，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哲学领域，实际上是对如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和具体的探讨，提出了一种思路，触及到了在当代如何继承在封建社会形成的传统文化这样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比较强烈的反响，许多学者对此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这种学术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

事实上，批判继承与抽象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关于这一点冯友兰有过这样的解释：“其实，抽象继承和批判继承并没有冲突，也不相违背，它们说的是两回事。批判继承说的是继承要有所选择，于我有利的就继承，于我有害的就抛弃。这说的是继承的对象的问题，说的是继承什么的问题。抽象继承法说的是怎样继承的问题。批判继承选择了继承的对象以后，就有个怎么样继承的问题，它讲的是继承的方法。”

客观地讲，批判继承主要讲的是一个态度和原则的问题，它主张在继承传统文化时要有选择的进行，它可以防止在继承传统文化过程中的照单全收的倾向，而在实践中有可能产生批判多、继承少的问题；而抽象继承法则讲的是怎样继承的方法问题，它有珍惜传统文化的意图，对于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也可能产生泥沙俱下的后果。对此，不少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朱宝信认为：“‘批判继承法’重在批判，这种方法运用的实际后果是传统文化在社会中几乎被人遗忘；‘抽象继承法’则重在继承，其抽象性不过是达到继承的一种手段。……抽象继承法能够伸张语言的民族性、普适性和历史性，传统文化才能走进当代中国，即达到历史与现实的交融。而按照批判继承法，传统的内容只能(绝大部分地)被拒于当代中国之外。”郭建宁指出：“从历史上看，讲批判继承，结果往往是只有批判，没有继承。讲抽象继承，又往往不加分析，对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的区分比较忽视。总的情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通行批判继承法，拒斥抽象继承法。80年代抽象继承法强势反弹，长期盛行的批判继承法则被搁置一边，很少提及。90年代有人重提批判继承法，指出抽象继承法的不足。”

笔者认为，批判继承法与抽象继承法两者在实践中是互补的，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这里我们不妨称之为“批判的抽象继承法”：即既要根据批判继承法的态度和原则摒弃传统文化中那些过时的糟粕的内容，也要利用抽象继承法提供的方法充分地继承和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只有做到科学批判和抽象继承的统一，才能既不传承糟粕，又能把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

二、与马克思主义实现有机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离开马克思主义谈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不科学的，其结论也必然是不完善的。可以说，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传统文化完成现代转型，在当代充分发挥其建设作用的必然。

从历史的角度看，传统文化基本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长环境，影响和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和价值观受到了近代西方文化理念的冲击，其自身的缺点也暴露了出来。比如：传统文化缺乏民主意识，而民主意识正是现代政治理论的精神动力所在；传统文化诸多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有着强烈的等级意识，而这与现代的平等意识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传统文化推崇德治，对法治强调不够；等等。可以说，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与价值观并不能完全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它的现代转型势在必行。而经过一个多世纪现代文化的冲击与浸润，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着力发掘的传统精神资源，主要与理性、科学、民主、自由等现代精神相联系。那些与现代精神背道而驰的内容，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可以认为，传统文化在基本价值取向上已初步实现了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化。但由于文化的惯性，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依然任重道远。而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是对传统文化固有的内容做任意解释，也不是用西方文化模式随意改造传统文化，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于现代社会需要，使传统文化中那些可以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部分得以发展。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内容上有许多共通之处，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便利。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具有相通之处。中国哲学重视习行践履、强调主观能动性的特点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认识论也有某种相通之处。另外，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但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观点有相通之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有相似之处，两者在当前的和谐社会构想中产生了共鸣。在共通的基础上，传统文化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在多个层面上，以多种方式进行结合。首先，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进行改造，在保留传统文化特色的同时又使之具有科学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结合就是这方面的范例。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思想，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和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典范。其次，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赋予传统文化中一些价值理念以时代内容，创造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体现传统文化特色的新概念和新范式。小康社会的提法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小康”是一个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范畴，经由邓小平的诠释而完成了其内涵的现代转换，“小康社会”理论已经成为一个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理想图式和现实指向的纲领。再有，可以使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形式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使其充分发挥对中国建设实践的具体而实际的指导作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范例便是对“实事求是”一词的借用。“实事求是”一词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其中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之语。对“实事求是”做出了一个全新诠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化、中国化的语言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精确概括。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不仅仅是理论发展的需要，更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两者的结合不能脱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产生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需要，也决定了两者结合的内容和方向。历史和实践的经验显示，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在革命时期，实践需要是鼓舞人民的斗志，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所以，当时两者的结合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舍生取义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结合。而在当前的建设时期，实践的需要是保持稳定的政治局面，大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需要传统文化的和谐成分与马克思主义建设理论之间进行多种方式的结合，充分发挥它们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导作用。而这也正是建设和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文化的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就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离不开传统文化。对于一个社会来讲，人们认识并接受某种外来思想时，总是以一定的观点作为视界来对其进行评价然后才能采取接受或者拒绝的态度，而这种作为视界的观点则来自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只有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相融合，扎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根深叶茂、开花结果。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毕竟是产生于西方的文化，它本身并不能自动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内容到形式都真正转变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更好地发挥其指导作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及其每一个阶段性的理论成果，都包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内。思想的发展和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正走进了中国，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的探索，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都是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崭新的马克思主义。

三、弘扬特色与综合创新

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内化成为国人的一种思维习惯，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它深藏在每一代人的深层意识中，对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特色和优势对于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可以说，特色是一种文化的立身之本，只有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才能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锋之中不被淹没并且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传统文化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容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中的瑰宝，它们相对于西方文化来讲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当今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重要的价值，可以起到与西方文化融合甚至是纠偏的作用。比如，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文化注重个人本位，而中国文化则凸显了关系本位的伦理规范。不可否认，个人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是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个人主义中包含了某种原子主义的倾向，它的兴起尤其是被极端化后也给现代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关系本位非常强调一方对于另一方所应承担的义务，这为推进人际关系走向和谐的理想境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念。再比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则有助于走出这种困境。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在思维方式上重直觉、辩证思维、中庸之道；在方法论上重综合，强调相互联系；在人生观方面重视立业、重德轻利；在价值观方面主张国家为上，爱国主义；在道德观上讲求仁、义、礼、忠、孝、和为贵，等等。传统文化的这些特点是需要我们重视并加以发扬光大的。

当然，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消极成分，而且影响极大，在实践中需要谨防其负面作用的发生。众所周知，继承传统文化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然而，仅仅有批判的态度还远远不够，因为传统文化中这些消极成分具有很强的顽固性。这些内容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世代传承，而是已经内化成一种民族心理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举止行动。比如，人们都明白法大于隋的道理，但现实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案件难以执行等现象比比皆是，追根溯源，都与传统文化中“重关系、讲人情”的理念有一定关联。因此，不仅要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有清醒的认识，还要对它的这种顽固性与潜移默化的影响保持清醒的头脑。

然而，在传统文化的当展中，仅仅弘扬其特色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不断地发展与创新。在全球化条件下，传统文化需要积极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借鉴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对其他文化的借鉴和吸收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封闭的文化很难适应国情和时代的需要，更谈不上创新和发展了。著名哲学家罗素1922年在《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曾经说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各种文化都可以获得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从而实现共同发展。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曾经指出：文化的多元性是推动人类进步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一种重要动力。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遇到更先进的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才能创新和发展。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海纳百川的博怀，我们的祖先曾经克服种种困难去发展同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交往，而这也正是中国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在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同时仍然不断地学习西方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实践过程中更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经验表明，对外开放、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会推动自身的发展，而拒绝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必然影响自身的发展与创新。

坚持并弘扬传统文化的特色与在交流吸收中进行创新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保持特色是交流借鉴的基础，交流吸收是为了更好地弘扬特色。国学大师张岱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继承与创新的结合。他认为，创新决不是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是优良传统的继续和发展，而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融合中西文化为一体，这才是真正的创新。“综合创新论”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古代文化以及近代文化，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就，同时更要发挥创造性思维，进一步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奥秘，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建立新的文化体系。这一任务是巨大而艰难的，然而前途是光明的。具体说来，所谓“综合创新”有两层含义，一是中西文化的综合，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包括儒、墨、道、法各家思想精华的综合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理学和反理学思想的综合。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为我们在当代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指明了道路。笔者认为，“文化综合创新论”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和规律。可以肯定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势下，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特色和长处的同时吸取各种先进文化的长处，走综合创新之路，符合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708.

[2]郑家栋，冯友兰“抽象继承法”之我见[A]，郑家栋，陈鹏选编，解析冯友兰[C]，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22.

[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4，299.

[4]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43.

[5]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242.

[6]朱宝信，论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两种态度[J]，青海社会科学，2003，(1)：32.

[7]郭建宁，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J]，河北学刊，2003，(9)：74-79.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6)

“跨越性批判”是当代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通过比较康德与马克思批判方法而得出的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新认识。跨越性批判在延续学界关于马克思思想的批判特质认识基础上，强调这种辩证批判的动态性和立场的传统性。从跨越性批判方法论视角来看，在党的十以来确立的以“文化自信”为根本出发点、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主要方法的传统文化观，不仅传承了“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中的辩证法精神，同时通过对批判立场的转换回应了时代“破四旧”有批判而无继承的实践困境，开创了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和新进展。

［关键词］

传统文化观;马克思方法论;跨越性批判;批判继承;文化自信

当代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通过对康德与马克思批判方法的比较发现，马克思自称为辩证法的学术批判方法，其实质是在不同话语体系之间转换的动态性“跨越性批判”。从跨越性批判这一方法论视角审视传统文化观，我们可以发现的传统文化观既是对“批判继承”原则之合理性内核的理论传承;同时，又通过对“中国梦”的历史衔接和文化自信的根本地位确认，实现了批判继承的立场转换，从而回答了时代“破四旧”有批判而无继承之实践困境的学理原因，实现了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

一、从破到立:中国传统文化地位的百年巨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帝国列强的侵扰。为摆脱中国近代落后屈辱的现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从而使中华民族重新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国人遍寻救国救民之良方。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经历了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历史包袱到时期的“四旧”，最后回归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这一文化自信的百年嬗变。一百年前的今天，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阶段。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有着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用源自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武器，拉开了旨在“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迅速推开，并起到摧古拉朽的思想启蒙作用，其背后既有清末后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中体西用”实践失败的现实刺激，更有经严复结合中国现实需求而转述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潮的学理支撑。在进化论的思维范式下，空间意义上并存的中西文化被解读为时间维度上的古今序列。而近代中国的没落也由此被用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过时性。反过来，中国传统文化也被看做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沉重历史包袱，甚至是保守腐朽的历史阻挡力量。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内容的孔孟儒学则首当其冲被作为批判的对象。基于此，留日归来的吴虞一提出“打倒孔家店”，便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盛行的口号和标志。另一方面，由于儒学主张孝为仁之本、百善孝为先，新文化运动自然也将批判孝道、鼓励新青年勇敢走出“吃人”家庭作为改造旧社会、重塑国民性的重中之重。甚至为了对抗文化传承的历史惯性，胡适等人还曾提出废除汉语等全盘西化计划。实际上，为了深入批判“三纲”、旧礼教，鲁迅、吴虞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礼教吃人”说。但此说并非新文化运动首创，早在乾隆年间，早期启蒙思想家、汉学家戴震即有理学“以理杀人”之说。［1］然而，李贽、戴震等人对儒学的批判是从儒学真伪或从儒学道统与政统的区分层面来进行的内部批判。这种批判虽然不乏思想启蒙意义，但其宗旨还在于维护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学道统。一旦把对儒学的批判纳入进化论框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只剩下存废与否的零和选择。现代新儒家梁漱溟正是看到这一批判的深层逻辑，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力图通过将中、西、印三种文化视作空间并存、各有优劣的文化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承续的合理性。然而，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面前，传统文化的艰难呵护不仅显得不合时宜，甚至被看做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无谓挣扎。这大概也是梁漱溟何以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新儒家的原因吧，毕竟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在“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纠结中自沉湖底。正如严复译作《天演论》是基于爱国主义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新文化运动的诸多先锋也面临着成长于斯又激烈批判之的情感冲突与逻辑困境。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让企盼中国走向新生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生存与文化自尊有机融合的可能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文化阶段论同时为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性和传统文化历史价值的实存性提供了理论论证;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辩证法方法论对文化相对独立性的认肯，也为批判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提供了可能性。也正是由此出发，提出辩证看待、批判继承的传统文化观。然而，建国后在强调阶级斗争的特殊年代，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在实践中沦为有批判无继承的全面“破四旧”运动。文化的时代性成了直接判定文化落后程度的直观标识，甚至文化本身也成了亟需革命的对象。不难想象，孔孟儒学、乃至孔府、孔庙本身在时期会有什么命运。改革开放后，面对长达八十余年的反传统运动所造成的传统文化断裂，学界和社会开始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一时间，诠释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蔚为壮观，并与新一轮的译介西学思潮颉颃并存。然而，真正系统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具体提出传统文化现代化方法的还是党的十以来关于建立“文化自信”，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传统文化观。由此，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由破到立的百年巨变。

二、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困境的方法论分析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进行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2］此后，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辩证看待并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都是对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态度，并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成为指导包括当下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何以在同样坚持“批判继承”原则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会走向“厚今薄古”、“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的极端境地，以至于在实践中沦为形而上学的有批判无继承、只否定不肯定。最终一场波及全国的“破四旧”运动给中国传统文化瑰宝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让在曲阜座谈会上无法忘却对传统文化的戕害。今天，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以便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作为中华民族根与魂的传统文化，就不能简单将“批判继承”这一理论的辩证法实质与实践的形而上学矛盾归因为当时的“左”的思潮等外在因素，而应该从方法论层面分析传统文化观困境的内在学理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继续坚持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并推动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具体而言，“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原因和内容:首先，从继承历史文化的必要性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需要和民族自信心的培养都需要了解和利用自身历史文化。正如恩格斯警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的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3］124从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那些只知照搬马克思主义而不懂中国历史现实的教条主义者和民族虚无主义者，很容易“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4］602因此，“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4］635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上不断试错之后被选择的。因此，绝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宗、历史，“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只有从自身历史文化出发，使马克思主义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才能真正提升民族自信心。其次，从继承传统文化的原则方法来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决定了对待传统文化既要辩证看待，又要批判继承。一方面，特定阶段的意识形态是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基础相适应的。说，古代文化遗产是古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因此，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这种尊重并非颂古非今，而是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因此，需要按照“人民性”这个标准来甄别传统文化的糟粕与精华并作出取舍，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新的时代需要进行改造以达到推陈出新，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综合以上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体现了辩证法精神。那么是哪里出了问题，导致本为辩证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在实践中滑向形而上学式的单向批判?正如苏格拉底在《会饮篇》中所说，哲学不是静止的东西，而是在两个不可调和的领域之间捕捉到的，哲学通过永恒的奋力追求在张力中画出自己的人生。［5］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辩证法渊源有自。它不是从固有的立场对对象一分为二的解读，相反更像是一个“无知者”从对立双方的互相批判中获得自身的立场和观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曾举例说明:1845年“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3］63因此，当我们从中国式“一分为二”去解读马克思的辩证法时，固然也反映了辩证法强调既否定又肯定这一特质，却忽略了西方语境中辩证法的动态立场。一旦我们以掌握了的马克思主义为立场和批判标准，运用唯物史观中的阶级分析方法，从逻辑上自然会得出如下结论:“研究文化遗产，总结古代文化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作用不大。因为它们无非是封建社会文化的规律，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适用或者不能直接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化。”［6］既然我们对规律有了正确的认知，传统文化就只剩下充当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素材佐证价值，而且往往是作为反面典型来使用的。令人唏嘘的是北京故宫和主张“抽象继承”传统文化的冯友兰就是作为反面教材才被“保护”下来的。实际上，抛开批判继承的立场固定缺陷，单从情感心理学和文化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批判地继承”将批判作为逻辑在先，也无形中使继承蒙上了心理阴影。中国传统文化“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诠释模式之所以长盛不衰，就在于它通过“旧瓶装新酒”实现了文化的自然过渡或嫁接，不至于产生“橘生北国则为枳”的尴尬。当然，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在特殊时期的偏差并不意味着原则本身不再有效，它只是说明该原则尚存在走向流弊的学理漏洞。因此，还需要后来者进一步通过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解来补充完善，而这本身也正是“批判继承”的题中应有之意。

三、文化自信:传统文化观的理论传承与创新

文明的失序，总是从最细微处开始。而文明的重建又何尝不是如此?［7］经历将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运动，中华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甚至断裂，不仅造成乡愁和精神家园无处依顿，而且使道德虚无主义在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利益驱使下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道德建设，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道德建设方案和具体规范，然而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甚至低于60分的“及格线”的调查结论却让人们不得不面对道德建设的实施力度和社会道德水平现状呈现极大反差的尴尬现实。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要重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不能过分依赖理论的推演和舆论的宣传。正如恩格斯在总结西方思想启蒙进程中传统与新兴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3］118只有将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风尚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才能真正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深契人心并发挥实质性的规范作用。基于此，在党的十后专程到山东曲阜参观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标志意义的孔府，开宗明义地表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8］更在其后的论述中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坚持文化自信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本前提，并具体指出继承传统的方法路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意味着不仅自觉传承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同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刻把握文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了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今天，我们要自觉承担交代的“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任务，就必须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再认识，才能真正深入的理解传统文化观的科学内涵和时代创新，从而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以黑格尔为参照来完成的。这种以黑解马的解读模式不仅为区别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强化了经济决定论倾向，同时，将黑格尔与马克思对立，容易让人们误认为马克思是从固有的唯物史观立场对黑格尔思想进行既否定又肯定的辩证批判，却忘了马克思用以批判的立场本身也是批判的产物。沿着这一逻辑，当我们顺利到达马克思主义之岸后，过河拆桥，黑格尔思想乃至其他学理资源自然没有任何继承的必要，甚至连批判也显得浪费时间。对此，恩格斯曾专门提醒，“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3］126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在“历史斗争的进程中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的规律则需要从批判对象或具体的实践中去寻找，“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3］122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正是基于以上考量，通过对康德和马克思学术研究方法的比较发现，类似于康德在理性主义和经验论之间不断位移中形成康德的理性批判体系，马克思的批判性思想和论述同样产生于不断移动于不同话语体系所产生的强烈的视差，柄谷行人把这种批判命名为“跨越性批判”。［9］柄谷行人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跨越性批判解读，强调了马克思的思想批判既不是基于某种安定的第三种立场对其他各种思想的分别批判，也不是对对立双方观点各取所需式简单综合;而是在后思想的接受中对前思想形成批判，同时用批判过了的前思想对后接受思想进行再批判。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质就在于马克思不仅是学成的，而且是学无止境的。从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方法论来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文化的建设自然不可能是历史虚无的全新建构，也不是无批判的历史复古。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按照时代精神进行批判，这里的批判不是为了彰显新文化的先进性，而是在批判中完成新文化，也即所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核心则在于“没有传承就没有创新”。这种传承在先的传统文化观就从根本上承认了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性，从学理上了新文化运动和期间之所以反传统的逻辑前提。黑格尔曾经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历史，就在于其优秀的国家精神、文化传统。马克思也曾在比较近代中印两国面临西方殖民入侵时的不同表现和命运时感叹，印度无为顺从的民族文化注定了它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中华民族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则确保了中国人民必定会发起维护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让任何觊觎中国的列强无法像吞并印度一样把中国作为顺从的战利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曾强调传承民族文化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建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出于“革命性质决定了革命任务”这一判断，忽略了社会主义新文化赖以扎根生长的民族文化土壤。根据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方法论，马克思如果在通过批判黑格尔确立唯物史观之后，应该会反过来从黑格尔的立场对唯物史观进行补充完善。而这一点也一直是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耿耿于怀的:“(这些)思想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3］127这里所说的“历史因素”自然也包括由传统文化所构成的民族精神。基于此，特别强调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他不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的精神标识，更把文化自信作为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根本前提。

四、结语

正如所讲，“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自强不息，从未放弃对美好梦想的向往和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10］无论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几经变迁，每个中华儿女渴望国富民强的爱国之心都是一样的，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沉的核心理念。如果说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正确制定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从而使传统文化能够有幸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话，新一届领导人则在坚持和发扬批判继承原则的基础上，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和根基，从而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理论与民族生存发展之间的主从关系，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

作者：刘玲玲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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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攻．曲阜论文化:山东考察谈孔子［N］．第一财经日报，2013－12－05．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传统音乐表演艺术；传承；发展

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每个炎黄子孙都应该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随着21世纪地球村概念的不断普及，外国文化逐渐入侵我国本土文化市场，韩流日流的火爆程度甚至超过了我国本土流行音乐文化。如何能够在各种文化充分涌流的现代社会使传统音乐表演艺术文化重新焕发生机成为了传统音乐教育者着重研究的问题。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却因为时代潮流的冲击而黯然失色，新一代年轻人因为媒体的导向，逐渐向外国文化倾斜，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不但受众群体逐渐变少，甚至面临着后继无人，濒临灭绝的险境。对于祖辈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教育工作者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将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新生文化进行适度融合，在增大传统文化的关注度的同时，宣传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传统音乐表演艺术应该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来进行，政府发挥其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适度拨款；学校普及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教育，对年轻人进行兴趣培养，审美熏陶；民间艺术工作者积极宣传，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表演水平；富有极高造诣的传统音乐表演艺术家应出版著作，便于对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爱好者的培养和指导。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这一过程需要传统音乐教育者的不懈努力。

一、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发展

（一）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教育现状

传统音乐的传承一方面是民间心口相传的传承，一方面是在教育制度的要求下，以师生关系为前提，规定教材为指导进行的系统教育。就民间传播而言，虽然已有的经验和传统风俗能够为其提供有力指导，贴近传统音乐自然生长环境的授课地点使其更能够汲取传统音乐的精髓，但是民间的传统音乐传承仍存在师资力量薄弱，教育设备落后，教育系统不完善等缺点。而就教育制度下的传承而言，学生生活在坐落于城市的培训学校，远离自然，原离传统音乐得以孕育而生的生态环境，原离充斥着人文气息的民间艺术家集散地，这使教育制度下的传统音乐传承在一定程度上华而不实。如何使教育过程更“接地气”，更原汁原味地体现传统文化来自民间的的特性成为体制下音乐教育亟待解决的难题。现代的音乐课堂，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实践出发，以理论为指导，从民间汲取养分，从国外吸收经验，注重传统音乐的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同时又要把经典的，古老的，有高超水平的传统音乐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奉之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教师群体应不断提高自身的音乐涵养，把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带给学生们，开拓其视野，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后备力量。注重在音乐传媒，音乐教育，音乐创作等方面的人为调控。把控信息时代的价值取向，生产适合观众口味的具有传统音乐元素的音乐作品。音乐工作者应该树立高度的民族责任意识，在精心音乐创作的过程中不应该仅仅考虑商业利润，更应该在自己的作品中插入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元素，引导歌迷对传统音乐的正确认识。

（二）传统音乐表演艺术教育的大众化普及

目前，仅仅是音乐表演专业的学生才能够接触到一些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教育。但事实上，由于我国的高等艺术院校并未设置完整的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课程，这给对传统音乐表演艺术富有浓厚兴趣的音乐专业学生带来极大的不便。如果能在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学院设置传统音乐表演艺术专业或者设置相关的辅修课程，不但能够满足一部分学生的需求，还能吸引更多的音乐专业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和研究，进一步培养富有良好音乐专业素养的传统音乐表演艺术者，提高我国传统音乐表演者的整体素质。其次，不仅应该注重对音乐专业学生的传统音乐表演艺术教育，还应该注重对民间传统音乐业余爱好者的教育。国家应成立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文化保护基金，基金应在社会的监督下用于成立非盈利的公益性质的民间传统音乐表演艺术学校，主要面向学校，社区，社会的各个行业和阶层，进行具有专业性保障的，同时也适合整体学员认知水平的免费教育。对于民间已有的专业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组织和团体，组织者应该注重学员从小的教育和兴趣培养。为年轻的表演者提供充足的舞台表演机会，使其在学习阶段就能积累大量的舞台经验。传统音乐表演艺术团体的经营者应该注重在师资力量，教学设备，服装舞美等方面的投资，稳健提升其教育水准。

（三）传统音乐表演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特色，民族精神的代表。推动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教育可以让国人找到历史归属感，增强民族自信心。传统文化具有很高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如果推广成为产业文化，其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都是丰厚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普及还可以提高世界人民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使世界人民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既是历史的积淀和精华，又是新时期可以借鉴，值得探索的文化宝藏。

二、建议

（一）发挥政府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

对于一些后继无人，濒临灭绝的中国传统音乐艺术表演艺术种类，国家文化部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一些符合条件的优秀剧种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引起群众的重新关注。同时，国家应该下拨经费，专门用于推进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工作，使一些颇具历史积淀，地域特色，传统风俗的小型的，从事传统音乐表演艺术工作的民间团体得以在观众群体稀少的当下继续正常运转。保证民间艺术工作者的固定收入，有利于为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培养专业人才。

（二）坚持传统教学模式，糅合时代特点

保持传统的口授心传的教学方式，使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能够原汁原味地传承。由于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在本质上的不同，以至于在西方音乐教学体系下培养出来的音乐人才无法领悟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精髓所在。为了避免文化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保护文化源头，继承传统基因成为中华传统音乐表演艺术传承与发展的重头戏。与西方国家系统科学的音乐教学模式相比，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教学更加注重心口相传的教学方式，这顺承了中国传统音乐从艺工作者千百年来的从艺经验。讲究“师出名门”的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者不但看中艺术手法上的传承，更看重人品格调上的代代延展。

（三）传统音乐表演艺家适当增强理论研究，总结新的教学方法

相比于西方的音乐体系，我国的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缺少完善的理论支撑。已有的研究成果虽然也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例如“借字”方式的旋律发展手法，传统律制的定律风格等等。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仅仅是研究者个人的经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大面积的普及。我国大多数民间的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开展依旧处在由表演者自身的艺术水平主导的阶段，表演水平良莠不齐，并没有展现出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韵味和精髓，导致新一代年轻人对传统音乐文化的误解和轻视。所以，在传统音乐表演艺术方面已有极高造诣的艺术工作者应积极承担传统音乐的继承和发展工作，总结自身经验，传播先进思想，为民间业余传统音乐表演艺术工作者提供正确的技术引导，精髓点拨。从基层出发，提高我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工作者的整体水平，促进我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领域的振兴。

三、结束语

21世纪，中国国民经济总值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性的金融大国，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在新潮文化不断收获越来越高的关注度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逐渐黯然失色。以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为例，在媒体，舆论都导向现代流行音乐文化的情况下，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可以说是在夹缝中生存，甚至，其中的不少剧种正面临着后继无人，濒临失传的境地。如何让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紧跟时代潮流，俘获稳定的颇具规模的观众群体，是传统音乐表演艺术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音乐如果能够被好好地传承和发展，就能够大大发挥其传统文化自身的魅力和特性，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目前而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存在教育不到位，政府不重视，媒体忽视，受众群体老化等问题。如果能够引起政府的足够关注；电视，广播，网络等大众传媒进行适度的引导；学校设立教授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专门课程，聘请优秀教师或民间艺人对学生进行兴趣培养，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那么，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复兴是指日可待的。

作者:安静 单位:贵州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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