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论文篇(1)

一、建设医疗卫生品牌的目的

医疗卫生品牌是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市场中形成的个性、功能特点及相关的价值、品质等。医疗卫生品牌是患者对医疗卫生机构价值取向的总结，也是一种品质的呈现，可以在患者和社会中找到一个立足点或占领一个有利的地位，形成吸引患者医疗行为的引导力。由于受主客观众多因素的影响，我们习惯按部就班的工作，缺乏品牌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注重特色品牌的创立。医疗卫生机构仅冠以市区名称、乡镇名称以便于管理，没有注重医疗卫生品牌建设。二是缺乏“名气”的经营意识。医疗卫生机构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形成各自的名气，由于不是有目的地去珍视、维护、发挥、扩大“名气”，而是随波逐流，导致“名气”自生自灭，荡然无存。

分析医疗卫生品牌形成的客观动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患者求医过程是联想和期望的过程。如果患者寻医看病只是随便找个医院、医生就诊，他的心理感受也许很一般，但如果请名医就诊，也许会使他的联想和品位丰富起来、情绪活跃起来，并有期望的满足感。二是患者求医过程有一种习惯和熟悉力。每个患者都有自己的医疗习惯和对熟悉环境的亲和力，如果需要患者改变自己的习惯和熟悉力很难很难。三是患者求医过程受从众心理和社会主流选择作用力的影响。某个医生每天吸引几十人就诊，并非这个医生每个患者的病都看得好，而是这个医生的“名气”招引着人们纷纷前来求医。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医疗卫生品牌是医疗卫生市场的制高点，是医疗卫生机构的竞争力。××区的医疗卫生工作面对越来越突出的市场竞争和全区广大人民群众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需求也不断提高的现实，必须通过实施品牌战略，一方面在全区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形成一批医疗卫生品牌，增强全区医疗卫生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提高服务治疗，全面提高服务水平;另一方面是在全区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形成被职工认同的单位文化、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增强职工的责任心和人道主义精神，从而全面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的美誉度和群众的满意度，树立医疗卫生系统良好的社会形象。

二、建设医疗卫生品牌的主要内容

结合××区卫生系统的实际，加强医疗卫生品牌建设，要着重突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大力建设医疗卫生技术品牌。医疗技术品牌是医疗卫生技术水平在群众心目中的特殊而又美好的形象。建设医疗技术品牌，我们要在全系统认真实施名医、名科、名院“三名工程”，全面培养技术人才，积极引进先进技术，积极转化先进技术，全面增强技术竞争力。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在技术品牌建设中，完善传染病监控、健康管理服务和公共卫生监控三大网络构成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完成全区传染病疫情报告、监测、病原学检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和健康教育五个重点系统的规范化建设;在传染病控制、公共场所卫生监测、食品与饮水卫生、艾滋病监测等方面建立完善的监测实验室。并且通过各项工作的推进，在“三名工程”建设上打造出自己的技术品牌。

区卫生监督大队要在技术品牌建设中，以维护社会卫生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为目的，以整合资源、加强卫生监督执法队伍为手段，以改善卫生监督执法装备为重点，全面加强卫生监督机构的综合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卫生监督执法模式和运行机制，建立职责明确、行为规范、执法有力、保障到位的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在规范化医疗机构管理、职业卫生健康体检、餐饮业规范化管理等方面打造出自己的技术品牌。

区妇幼保健院要在技术品牌建设中，坚持“以保健为中心，以保障生殖健康为目的，实现保健和临床相结合，面向群体，面向基层和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全区妇幼保健体系建设，健全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及人员的工作规范和工作标准;积极推动婚前检查和保健工作，拓展青春期、更年期、老年期等保健服务;健全和完善产前诊断与出生缺陷干预服务体系，保证孕产妇身心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要在各项工作的推进中打造出区妇幼保健院的技术品牌。

区人民医院要在技术品牌建设中，着力从四个方面下好功夫：一是抓好住院楼改造工程，提升绿地花草管护水平，优化就医环境。二是要更新一批常规医疗设备，淘汰陈旧落后的医疗设备，使基础性的常规性的医疗设备能不断满足实际诊疗需要。三是要积极引进和转化先进技术，形成一个个医疗技术制高点，更好地满足诊疗需要。四是创造人才培养和发展的良好机制和氛围，让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让人才能够施展才干，让人才能够引领着广大职工刻苦钻研、奋发向上。要通过这些工作的开展，涌现出有较高水准的名医、名科。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在技术品牌建设中，切实以社区、家庭和居民为服务对象，以妇女、儿童、老年人、慢性病人、残疾人、贫困居民等为服务重点，按照开展基本医疗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六位一体”的功能要求，积极开展卫生信息管理、健康教育、传染病预防控制、慢性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服务、妇女保健、儿童保健、老年保健和康复指导与训练等具体工作，打造社区卫生服务的名医、名科、名中心(名站)。

乡镇卫生院要在技术品牌建设中，着力下好五个功夫：一是加强医护规范化管理，通过规范化管理，逐步提高医疗技术质量和医疗技术水平。二是逐步配齐常规的必要的医疗设备，为提高诊疗水平提供应有的物质条件。三是积极而得当的引进医疗技术，提高医疗技术服务水平，推动医疗技术全面发展。四是结合中医药进农村等工作，积极培养农村医疗技术骨干，全面推进医疗技术队伍建设。五是强化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执法、妇幼保健等方面的主体责任，做好本乡镇的公共卫生工作。在全力推进各项工作的过程中，打造出一批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名医、名科、名院。

(二)大力建设医疗卫生服务品牌。医疗卫生服务品牌是指医疗卫生机构通过突出以博爱为核心的人文性医疗卫生服务，建立以病人和城乡居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从而建设具有自身特色和竞争力的服务品牌。服务品牌的建立，不仅能使医疗卫生机构成为一眼眼甘泉，滋润人的心田，形成竞争优势，还能促使医疗卫生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医疗卫生服务品牌，要从“知”和“行”两方面入手：

从“知”上入手，就是要以提升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的内涵入手，很好的把握住服务的三个特性：一是主动性。主动意味着以病人或群众要求为中心，一方面改善就医或办事环境，简化手续，缩短就诊或办事时间，优化内部运作流程，为患者或群众提供便利的服务。另一方面，要主动提供特色性的服务。如医疗机构对于新入院的病人，主管护士可及时送上一张“连心卡”，让病人了解谁是他的主管护士、主管医生、护士长和科主任，在很快适应病人角色的同时，很快缩短心理距离。二是情感性。病人是特殊的群体，受病痛的影响，身心非常的疲惫与脆弱，承受能力也比较低。在就诊过程中，医院整体气氛的友好、热情、周到，会对病人的心理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从而产生舒适感和信任感。三是超值性。就是为病人或群众提供的服务超出他的预期，并且使他感觉到超过他付出的价值，从而深受感动。如医疗机构可在节日或病人的生日，由医生或护士拿着有院长签名的贺卡来到病人床前祝贺;对出院的病人，护士可帮病人拿行李，送到电梯口或者医院门口，再送上一句祝福的话等等，这样的服务会对病人产生莫大的心理抚慰。

从“行”上入手，就是要围绕医疗卫生服务品牌的构成因素，从三个方面入手开展服务品牌建设：一是强化全员职工的服务意识。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品牌战略需要通过每一个职工去具体实施。职工的服务意识、对服务的理解和服务的心理意愿是服务品牌形成的关键。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对职工的培训、教育，使职工充分理解什么叫服务品牌，为什么要实施服务品牌战略，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职责、作用及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二是建立主动服务、热情服务和超值服务的规范和制度并严格执行。要策划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品牌建设的各种模式，再根据各种模式制定各个岗位，各个环节的服务规范及制度，引导、规范和保证全员职工身体力行建设服务品牌。三是树立典型榜样人物。典型榜样人物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其他职工提供效仿的榜样，更在于典型榜样的行为将抽象的精神品格具体化，显得生动鲜活。我们要开展“仁爱之士”、“爱心天使”、“服务之星”等服务典型的培养、评选，树立典型榜样，让典型榜样引路，感召全员职工建设服务品牌。

(三)大力建设卫生文化品牌。卫生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它的核心是调动单位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行自我管理。卫生文化对内是增强医疗卫生机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方式，有着突出的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约束功能、育人功能，可以促使广大职工形成“博爱、精诚、勤勉、淳良、和谐、向上”的精神境界;对外则是展示医疗卫生机构形象的重要形式，可以通过外化的精神品格、价值观念和优质的服务，展示医疗卫生机构的个性，树立自己良好的社会形象。各医疗卫生机构，要领导带头、全员参与卫生文化建设;要认真制定和完善方案、扎实推进卫生文化建设;要开展多种形式载体活动、丰富卫生文化建设的内容，建成各具特色的文化品牌，增强吸引力和竞争力。

三、建设医疗卫生品牌的主要措施

我们建设医疗卫生品牌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推进。

(一)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全系统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要在充分理解医疗卫生品牌功能的基础上提高对医疗卫生品牌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医疗卫生品牌主要有以下功能：一是识别的功能。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特色和水准难以识别，而医疗卫生品牌作为一种有形有神的线索，能够向公众向市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特色，从而有利于患者或群众对服务特色的识别。二是增强吸引力的功能。医疗卫生机构品牌的形成，是一个长年累月的过程。医疗卫生品牌形成之后，无论是吸引老的就医患者还是吸引新的就医患者都是十分有利的。三是促进内部激励的功能。好的品牌形象可以增强职工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职工树立团队意识，从而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和服务环境。充分理解了医疗卫生品牌的主要功能后，就可以深刻认识到在医疗卫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必须建设医疗卫生品牌，提高医疗卫生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增强竞争力和吸引力，才可能实现医疗卫生机构和卫生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为了加强对全系统医疗卫生品牌建设的领导，区卫生局和各医疗卫生机构都要成立领导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品牌建设工作。

(二)要制定方案，狠抓落实。品牌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区属各医疗卫生机构要按照区卫生局的要求，紧紧结合单位的实际，认真制定方案，切实抓好落实。制定实施方案，必须突出三个系统的建设：

一是技术品牌系统。要想构筑理想的技术品牌，医疗卫生机构要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思考：首先是把人才培养作为技术品牌建设的前提。在人才培养上，要实施“育人工程”、“名医工程”，对每个职工都要进行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基本素质、行为方式等多方面的培训。然后是把创新作为技术品牌建设的保证。技术的引进、开发、转化、利用是知识的创新，是技术品牌的重要保证，要通过吸收、消化、改进、创新，使医疗卫生机构的技术能力提升为核心竞争力。

二是服务品牌系统。制定服务品牌建设计划，要注意突出六个方面：第一要强化服务意识。要通过培训教育、强化服务措施、营造积极氛围、强制实施等措施，强化职工积极的热情的服务意识。第二，要提升服务内涵。要通过落实服务规范、推行主动服务的措施来提升服务内涵。第三，要加强内部服务。后勤部门要把一线摆在“第一”的位置，为一线提供良好的强有力的服务。第四，要积极对待投诉。投诉是医疗卫生机构的反光镜，投诉也是患者的需求所在，投诉往往是难得的改进和发展的机会。因此，要疏通投诉渠道，为患者投诉提供便捷的渠道;要提高反馈速度，及时回应患者，让患者的希望尽可能成为现实。第五，要优化服务流程。要以方便病人，消除存在问题为原则，优化服务流程，更好地为患者服务。第六，要坚持持续改进策略。当服务走向成熟之后，要不断提升、不断纠偏、不断深化，不断构建一个持续改进的服务体系。

医疗卫生论文篇(2)

关键词：医疗卫生服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产出核算问题探讨

鉴于此，笔者以sNA一1993文本为分析基础，力求对我国现行医疗卫生服务产出核算中的问题进行评析，以冀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综合来看，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产出核算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服务业核算体系

从总体上看，医疗卫生服务核算从属于服务业核算的范畴，并与货物核算一起构成了产业部门核算的有机构成。但在我国，货物核算不论在方法还是在制度上均较为成熟，而服务业核算则要滞后许多。结合许宪春(2004)等人的观点，可以发现其主要原因如下：

(1)经济发展的顺序。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其经济发展的顺序依次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因而核算体系的建立可区分为两个阶段，即首先是农业核算为主，工业核算为辅；尔后是农业与工业核算为主，服务业核算为辅。由此可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服务业核算处于从属的地位，并且会产生一种“前两种核算更重要”的观念，进而导致对其核算地位的轻视，因而与农业和工业核算相比要处于滞后的状态。

(2)“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的影响。由于MPS的影响，使我国对服务业核算的忽视达到了极端的地步。因为“在‘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下，服务业的绝大部分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从而被排除在核算对象以外。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使用MPS计算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对服务业没有系统和定期的统计，(因而)服务业增加值的估算缺少最小限度的数据资料”(许宪春，2004)，故此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例如，汪萌萌(2005)认为我国服务业统计所存在的问题包括统计资料不完整、统计制度不健全、统计范围不全面、统计方法不科学、统计标准不一致和数据搜集困难等；赵同录(2006)认为服务业统计的问题主要是统计范围存在缺口、部门统计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统计制度衔接性不强、统计部门协调力度较弱和服务业价格统计有待完善等。尽管为了改善服务业统计而进行了若干改革，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注意的是，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服务业总体核算体系之中，而且同样存在于医疗卫生核算之中，毕竟后者是前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产出核算方法

众所周知，大部分医疗卫生服务属于非市场服务，其产出核算归属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生产总量核算。在SNA—l993中，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的基本方法是活动成本的加总，即“雇员报酬、中间消耗、固定资本消耗及生产税净额”之和，并假定其净营业盈余为零，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以投入代产出”法。国内外多年的核算实践表明，这种核算方法存在着许多弊端：第一，假定非市场医疗卫生服务部门的净营业盈余为零，违背了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第二，以“投入”代“产出”，有悖于一般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原理，并与中国实际不符；第三，将医疗卫生服务生产率的增长率锁定为“零”使其生产率的测算失去了意义。由于生产率是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率，而按照“以投入代产出”的核算方法，医疗卫生服务的产出就是投入本身，这样就使其生产率的测算失去了意义，也无法对此进行评价分析。

三、其他问题

(1)指标设定。在实践中，部分医疗卫生统计指标在内涵界定上存在一些模糊之处，往往无法获取客观真实的数据资料，并由此导致微观经营分析及宏观经济管理的失灵。路平、盛国林(2003)指出：我国部分医疗统计指标存在着日期、名称不确切，单位未定义，计算公式不科学等方面的问题。如“临床”的概念和“手术”的定义就没有得到完全准确的解释，等等。在计算公式中，如转科病人的术后平均住院日很长或术前天数很长，非手术科室出现手术病人例数等方面的计算不科学。类似地，宏晓华、阳红(2005)也归纳了我国医疗卫生统计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统计指标概念不明确、计算不统一，指标有不确定性且被随意扩大，医疗缺陷指标基本无法使用，轻视医疗指标、重视经济指标，医技科室统计指标不适应时代的需要，统计指标的原始资料采集质量差，等等。这一切均影响了医疗卫生统计工作的进展和有关研究及政策制定的可行，并关联到产出核算及相关分析。

(2)资料来源。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统计调查制度对医疗卫生服务统计的相对忽视，使得一些医院没有建立起经常性的统计调查制度，其经常性资料来源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第二，医疗卫生管理部门的服务统计一般仅限于本系统或本部门，从而使得统计范围过窄，而且长期以来形成重实物量统计，轻价值量统计的核算观念，满足不了医疗卫生服务业核算的总体需要。许宪春(2004)在研究中国服务业核算时进一步指出，我国服务业产出核算中的资料来源口径问题主要表现在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统计方面。按照“收入法”核算服务业增加值时，其分量包括劳动者报酬、固定资本消耗、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其中从业人员劳动报酬统计是计算“收入法”增加值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但是，现有从业人员报酬的统计口径不包括乡镇企业、私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等，如此必将低估劳动者报酬，并进一步低估总增加值。同时，现行从业人员劳动报酬核算也很难包括从业人员所获得的全部收入，特别是医疗卫生服务业中存在着许多“灰色收入”，目前也无法进行全面核算，因此又将导致劳动者报酬被低估，也同样影响增加值核算的准确性(岳希明、光，2o02)。此外，现行服务产出核算仅使用了“收入法”，没有和货物核算那样同时还使用“生产法”，因此无法进行数据比对，且很难进行相关服务的生产分析。尽管上述学者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服务业核算，但就所存在的问题而言同样存在于医疗卫生服务核算之中，从某种程度上看甚至更为严重。

医疗卫生论文篇(3)

综合当前影响医疗保险费用现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处理医疗保险参保人因素和医疗卫生机构因素之外，医疗保险服务机构也是影响医疗保险费用的一个因素。当前出现的医疗保险费用过高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医疗保险服务机构方面的影响，从医疗保险服务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其在日常的工作中过重的看重服务工作，而忽视了服务监督工作，所以实际的工作中，医疗服务监督工作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而出现这样、那样的医疗保险费用问题。在以上三方面的影响因素中有很多子因素，例如患者的住院天数、患者疾病治疗使用的药物、患者的年龄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患者就诊治疗中所花费的医疗费用。

二、解决影响医疗保险费用因素的途径

从当前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卫生服务工作现状进行分析，在医疗卫生服务中，医疗保险费用受到的影响还有很多种，这些影响因素会对医疗保险费用产生不同的影响，有医疗保险费用过高的问题，也有医疗保险费用的支出问题等，因为在医疗卫生服务中出现了这些问题，进而对医疗保险费用产生着影响，同时也影响医疗保险机制在医疗卫生机构中的有效运行。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作用，虽然国家针对医疗保险费用实施了控制措施，但是依然存在医疗保险费用问题，例如中国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有效的实施医疗保险制度，不利用医疗保险费用的管理；医疗保险费用相关工作的监督力度不够等，均影响着医疗保险费用的管理、控制。当前国家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为了将影响医疗保险费用的因素消除，提高医疗保险费用控制治疗和效率，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第一，加强监督指导。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为了有效的控制医疗保险费用，需要将其影响因素消除或者是改善，加强对医疗保险费用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服务人员的培训，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最大化的发挥其作用，将医疗卫生水平提高。为了有效的控制医疗保险费用，还需要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力度，促进医疗卫生结构资源的合理利用，将医疗保险费用不合理的现象改善。第二，加强药品监管。医药费用是医疗保险费用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医药费用的高低，对医疗保险费用有较大的影响，为此需要加强药品的监管，有效的控制药品的使用，将药品的不必要流通途径切断。政府需要针对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制度加强监管，合理的进行药品价格的调控，控制药品的价格，促进医疗卫生机构在给患者进行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可以做到合理用药，让患者少花钱将病看好，控制患者的医药费用。第三，建立健全医疗保险费用结算体系。在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医疗卫生技术、医疗卫生水平等不断的提高，为此医疗卫生机构的财务管理部分的相关制度和体系也需要不断的完善。在当前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中，需要建立健全医疗保险费用结算体系，为医疗保险制度在医疗卫生机构的有效实施提供一个保障，促进医疗保险费用结算工作的简化，提高结算效率以及简化医疗保险费用。第四，完善管理制度。在当前的医疗卫生机构医疗保险费用中存在的问题，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产生的结果，制约着医疗保险费用有效管理和控制，为了改善这一现状，需要相关部分加强管理，针对医疗保险费用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和行为加强惩处，规范就诊行为。完善管理制度，可以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为患者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的康复速度，减少住院时间等，有效的控制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医疗卫生机构的日常管理，为患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就诊治疗环境，并将医疗保险费用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骗保行为找出，给予严厉处罚，明确医疗卫生机构的宗旨是为患者服务，努力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并有效的控制患者的医疗保险费用。

三、结语

医疗卫生论文篇(4)

（一）医疗卫生资源城乡二元差距正逐步拉大

中国城乡间医疗卫生资源差距显著且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医疗卫生资源过度向城市倾斜，农村医疗卫生资源极其匮乏。从人均卫生费用来看，2002-2011年城市由987.07元增长到2695.1元，增加了1708.03元，农村由258.33元增长到871.6元，仅增加了613.27元，城市是农村的2.8倍。从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来看，2007-2011年城市由4.9个增加到6.24个，增加了1.34个；农村由2个增加到2.80，仅增加0.8个。从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来看，2003年城市为4.88人，农村为2.26人，城市是农村的2.2倍；2011年城市为7.97人，农村为3.18人，差距扩大到2.5倍。其中2011年城市每千人口执业医生数为2.8人，农村仅为0.95人，城市是农村的2.9倍；城市每千人口的注册护士数为3.32人，农村仅为0.98人，城市是农村的3.4倍。［1］

（二）农村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可及性较低

农村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是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现状及对农民医疗卫生需求的满足程度，具体包括物质可及性、地理可及性和经济可及性三个方面。当前农村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可及性较低主要体现在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低，农民的患病率未降反升，未就诊率居高不下等方面。2011年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仅为1.16个，人员数仅为1.32人。2011年全国设卫生室的行政村占93.4%，平均每村卫生室人员2.29人，每千农业人口村卫生室人员数仅为1.53人。2011年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学历构成中，研究生学历的人员为0，大学学历人员仅为5.6%，中专、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比例达60.5%。村级卫生组织中中专、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比例高达90%，其中1/3村医没有学历。2011年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职称构成中，初级职称及未聘的人员比例达84.7%，高级职称的卫生技术人员比例仅占0.8%。乡镇卫生院2011年诊疗人次为8.66亿次，比2009年下降0.11亿次；入院人数为3449万人，比2009年减少359万人。［2］据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农村家庭离最近医疗单位距离1公里以上的比例为42%，其中边远地区的农村家庭离最近医疗单位距离5公里以上的比例高达22.9%；农村家庭10分钟以上才能达到医疗点的比例为34.4%，边远地区的农村家庭20分钟以上才能到达医疗点的比例高达36.9%。农村居民的患病率由2003年的139.5‰上升到2008年的176.7‰。2008年农村居民两周新发病未就诊率仍达35.6%。［3］

（三）农民医疗卫生费用负担过重

农民医疗卫生费用负担过重，是当前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绩效困境的突出表现。医疗卫生费用高速增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加之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低，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凸显。1990-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6，977.29元，增加了10.17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由19.02元增加到436.75元，增加了22.96倍，农村居民卫生支出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其收入增长速度。从我国县属门诊和住院费用来看，1990-2011年门诊人均医疗费用由8.1元增加到131.8元，增加了15.27倍；住院人均医疗费用由309.9元增加到3549.3元，增加了10.45倍，同样也超过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4］尽管2008年全国已经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覆盖，快速上涨的医疗费用，很快就吞噬掉了各地有限的合作医疗基金，一些农民只能“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据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经医生诊断需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农村为20%，其中医生诊断需住院而病人未住院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的占70.3%；疾病或损伤导致农村家庭贫困的比例为37.8%。［5］

（四）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变革缺乏可持续性

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变革缺乏持续性主要表现在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职能定位不明确、制度与制度环境耦合性不足等导致的农村医疗卫生制度无法适应制度环境的现实与变迁。实践证明，任何一项制度的推行，没有健全的法律机制，都难以形成长效机制。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然而，由于国家没有把发展农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纳入强制实施的法律范畴，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从未上升为政府对社会的一种法定义务，农村医疗卫生制度供给失去了强制性威力。在缺乏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农村医疗卫生制度供给与变革受制于意识形态、国家政策以及公共财政状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陷入供给不足和低绩效困境。如改革开放前，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农民借鉴农业合作社的经验，创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与当时政治动员式的集权体制、制度和计划经济下的医疗服务递送体系等制度环境实现了良好的耦合，发挥了较高的制度绩效。改革开放后，农村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政社合一”的集体经济组织瓦解，市场化的医疗服务递送体系逐步形成。政府片面强调发展经济，没有把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列入社会发展目标，并未能根据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对农村医疗卫生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和变革，导致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绩效低下。

二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绩效的影响因素

回顾和梳理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变迁历程可以发现，农村医疗卫生制度供给与改革理念的偏差、医疗卫生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影响、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决策机制不科学以及农村医疗卫生公共财政投入不足是导致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绩效的现实困境，阻碍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的主要原因。

（一）农村医疗卫生制度供给与改革理念的偏差

农村医疗卫生制度供给的核心价值理念应该是促进社会平等、公平，维护农民基本健康权利。然而，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制度供给的“可以对经济发展过程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工具导向定位，体现了价值导向上效率偏重的理念偏差。改革开放前，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被视为服务于城市重工业发展战略的政策性工具，在思想上急躁冒进和急于求成，在发展规模上盲目追求“大”和“公”，在办医体制上否定多种形式并存，极大地破坏了农村医疗卫生体制和农村办医积极性，使许多地方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合作医疗制度变成了有名无实的空架子。［6］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重心从公平转向效率，创新重点在应对财政负担以及提升服务效率等方面，制度供给成为服务经济发展、节约公共财政成本、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工具。新农合实施以来，农村医疗卫生制度服务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价值导向并未得到根本扭转。

（二）医疗卫生传统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影响

医疗卫生传统城乡二元制度结构，是造成医疗卫生资源城乡二元差距显著、农村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可及性较差的重要原因。建国以来，受传统意识形态、国家发展战略等的影响，逐步形成和强化了城乡二元的医疗卫生制度体系，导致了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差距的扩大。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逐步形成了以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和“三位一体”制度基础为主要特征的城乡二元结构。政府在城市建立了公费医疗保障和劳保医疗制度，个人基本上不用付费。农村地区则实施以集体经济（公社、生产队）为依托社区性质的合作医疗制度。这种模式实质上是由农民隐性承担农村医疗卫生活动中的绝大部分成本，直接导致了城乡差距的形成并持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逐步开展了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等方面的改革，形成了以效率为标准的医疗资源的配置方式，导致医疗服务资源在层次布局上向高端服务集中，优质资源过分向城市大医院集中，广大农村仍然缺医少药。进入新世纪，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农村税费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城乡医疗卫生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然而这些政策和制度的实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和扭转城乡二元的医疗卫生制度。

（三）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决策机制不科学

决策机制不科学是导致医疗卫生资源城乡二元差距显著，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可及性较差，以及医疗卫生的供给和需求矛盾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医疗卫生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的决策都由各级政府和决定自上而下的决定，不存在农民表达医疗卫生需求的个人偏好的渠道。改革开放后，和生产队被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所取代，实行“乡政村治”的新治理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医疗卫生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农村医疗卫生供给主要不是根据农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决定，而是由各级政府通过行政强制性决策。由于缺乏有效的农村医疗卫生供给协商和谈判机制，各级政府在政绩考核的驱动下没有动力和激励去考虑这种供给是否符合农民的需要，农民无法在农村医疗卫生供给中体现自己的意志。2006年，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开通了“我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言献策”专栏，诸多媒体还开展了相关的民意调查。然而，大多数农民未能参与到医疗卫生政策讨论中来，决策缺乏政府与公民平等对话的互动机制，最终政策方案老百姓直呼看不懂。另外，由于缺乏平等博弈的平台和机制，政策出台前进行网上征求民众意见的程序，但是往往“征而不听”，民主参与的“形式”与“实质”脱节，医疗卫生政策被强势利益集团和少数既得利益者操纵。

（四）农村医疗卫生公共财政投入不足

公共财政投入不足是导致农民医疗费用负担过重、医疗公共服务可及性较差的根本原因。建国后，为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政府选择了“甩包袱”的财政释放路径，农村医疗保障成为抛弃对象，其所需资金基本属于制度外供给。国家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仅仅体现在补贴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并且严格控制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了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财政分权制度改革，地方政府成为农村医疗卫生投入的责任主体，中央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宏观调控能力削弱。由于受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差异以及以GDP为主导的政绩考核方式的影响，地方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1991-2000年的10年间，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投入绝对值有所增长，但比重却由12.5%下降到6.5%。［7］国家财政在卫生事业费中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费1979年为1亿元，1999年下降到了3500万元，仅占全部卫生事业费的0.36%，农民人均不足4分钱［8］。1998-2002年政府对农村卫生机构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由1.02%下降为0.69%。1998年全国乡镇卫生院总支出中只有10.5%来自政府财政补助。2003年以来，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绝对数虽逐年增加，但农村医疗卫生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状况并未得到扭转。城市人均医疗卫生财政投入一直是农村医疗卫生财政投入的3-4倍。大部分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得不到足够的公共财政支持，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能力较低。

三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破解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绩效的现实困境，推进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科学创新，应从提升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构建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制度创新模式、以改革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为重点推进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以及注重培养多样学习源以寻求制度的有效创新和突破等四个方面展开。

（一）提升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

提升医疗卫生公益性，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农民健康权益作为农村医疗卫生制度供给和变革的价值理念，坚持农村医药卫生事业为农民健康服务的宗旨，以保障农民健康为中心，以农村居民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满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为核心和关键。二是规范和落实政府在农村医疗卫生中的责任。明确政府在医疗卫生中的制度创新、战略规划、筹资、优化资源配置以及监管和绩效评估等方面的主要责任。三是建立健全投入保障机制和稳定增长机制，切实保障所有农民都比较公平地享有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维护农村医疗卫生的公益性，促进公平公正。四是要回应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基本医疗卫生需求，着力解决农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二）构建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制度创新模式

提升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绩效，必须构建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制度创新模式。一是发挥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强化其制度创新意识和能力。政府主导着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活动，享有制度创新的最终决定权，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政府应在完善政策、搭建平台、创建机制以及卓越创新实践的持续和推广中积极主动发挥自身作用，创造良好的制度创新环境；另一方面，明确政府制度创新法定职责。二是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应通过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职责，将各级政府的制度创新职能纳入绩效考核范围，推动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要促进各级政府间良性竞争与合作，加强宣传与培养地方政府创新精神，对于制度创新给予必要的奖励与政策扶持。三是健全制度创新专家咨询机制。地方政府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必须借助外脑和思想库，发挥专家的优势，运用集体的智慧，优化专家参与结构，提升制度创新的能力。四是健全农民利益诉求表达与政府回应互动机制。要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与制度创新的决策听证、立法参与等制度，健全政府制度创新回应机制。要建立农村医疗改革政府决策承诺制、公示制度、民调制度、复决权制度等，实现民意表达与政府回应良性互动，保障医疗卫生制度创新的科学性。

（三）以改革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为重点推进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

建国以来，中国实行城乡二元的制度结构，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已经成为当前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一是要建立城乡医疗卫生均衡发展的财政保障机制，根据地方财政状况，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统一支援和有差别地资金分配制度。二是要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支出的责任和范围，县、乡、村三级医疗财权与医疗事权要统一。三是要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财政性投入体系，明确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财政性支出占GDP的比例，合理确定城乡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共财政的比例，依法落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发展财政经费增长机制。四是促进城乡医疗卫生资源的交流与激活，促进城市医院和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鼓励医疗机构和中高级卫生人员“错位下沉”，促进城乡医疗卫生资源的良性互动。

（四）注重培养多样学习源以寻求制度的有效创新和突破

医疗卫生论文篇(5)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凝炼卫生职业精神、推动卫生事业科学发展”为主题，开展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大讨论，广泛凝聚共识，提高道德修养，在全县卫生系统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为扎实深化医改和做好各项卫生工作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

二、主要内容

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大讨论活动重点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围绕新时期医疗卫生职业精神的科学内涵开展大讨论。重温“大医精诚”和“尊重生命”的理念，倡导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精神相统一，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激励新时期医疗卫生创新精神，引导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是围绕弘扬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开展大讨论。明确医疗卫生职业精神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保障，大力弘扬职业精神、提高道德修养、自觉把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放到首位，是每一位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用高超严谨的技术、优良温馨的服务树立天使形象，真正让医德医风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

三是围绕弘扬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对实现医改目标的重要作用开展大讨论。自觉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深刻理解做好医疗卫生本职工作与落实医改任务、实现医改目标的密切关系，激发医疗卫生工作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改革、投身改革、推动改革，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人生价值。

四是围绕弘扬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对调动卫生人员积极性的重要作用开展大讨论。发挥崇高的道德和精神力量，坚守救死扶伤的社会价值和解危济困的职业尊严，正确处理好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关系，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利益观和幸福观。

三、方法步骤

大讨论活动从现在开始，贯穿全年，分学习动员、讨论交流、深化成果三个阶段实施。

（一）学习动员阶段（6月15日前）

各单位要密切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活动方案，召开动员大会，组织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重点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学习陈竺部长和张茅书记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陈啸宏副部长在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视讯会议上发言等，发动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6月15日前，各单位将本单位组织动员情况和实施方案报局党委。

（二）讨论交流阶段（7月15日前）

1、围绕“提炼卫生职业精神、推动卫生事业科学发展”这一主题，组织开展医疗卫生职业精神主题研讨。通过召开座谈会、研讨会、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组织医疗卫生人员开展医疗卫生职业精神主题研讨活动，并提出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内涵的建议，把研讨过程作为广泛凝聚共识的过程、提高思想道德的过程。

2、开展卫生职业精神征文活动。各单位要广泛发动、精心组织征文评选活动，做到人人参与、挖掘深入，将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内化为共识和行动。

3、7月5日前，各单位各自形成有关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内涵建议，并报局党委。

（三）深化成果阶段（至年底）

1、总结提炼。根据各单位上报的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内涵建议情况，进一步归纳、提炼、总结，并及时组织学习全省医疗卫生职业精神表述。

2、深化成果。各单位要把医疗卫生职业精神融入到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中，引导卫生人员加深对医疗卫生职业精神的理解。要开展医疗卫生职业精神进医疗、进科室、进病房，融入每位医疗卫生工作者的思想和行动中，贯穿在我们的整个工作中，通过优质服务，使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弘扬医疗卫生职业精神的成效。

四、几点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活动的组织领导，成立专门领导机构，建立工作责任制，由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并明确专人承办。要精心策划，周密安排，确保活动正常开展。

（二）紧密结合实际。各单位要紧密结合医疗卫生工作实际，统筹兼顾，做到开展大讨论活动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相结合、与推进当前重点工作相结合、与深入开展“三好一满意”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相结合，真正把活动抓紧抓好、抓出实效。

医疗卫生论文篇(6)

关键词：社会公平 城乡医疗保障 政府主导

我国城乡医疗保障体系概述

我国现行医疗保障制度是“3+1”的结构，“3”即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1”是指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的是城镇居民中就业者，由职工个人和企业缴费，城镇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也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保费由个人全部承担；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的是城镇居民中的未就业者，个人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由个人缴费，各级政府给予补助；“新农合”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是指通过政府拨款和社会捐助等多渠道筹资建立基金，对患重大疾病的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家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员、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的人员以及其他特殊困难群众给予医疗费用补助的救助制度。

公平理论对城乡医疗保障公平性的启示

（一）平均主义学派公平理论启示

平均主义的最早的描述来自于孔子的《论语・季氏》：“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顿” 。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上古社会人人平等的部族生活的眷恋和“乌托邦式”的向往。

如果借鉴平均主义公平理论，医疗卫生公平强调的则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相同的机会获得医疗卫生服务，而不是强调享有的医疗卫生保障在经济数量上一定要相等。经济数量相等与机会平等不是一个能够轻易混淆的界定词，在任何时代背景下，绝对的均衡或者平均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由于资源与生俱来的稀缺性，我国的经济水平和实力，远不足对所有社会成员实施平均化的医疗保障和卫生服务。

虽然不能保证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受到绝对数量上公平的对待，但是平均主义公平理论也有其值得借鉴的优点，即，政府主体应该尽力缩小城乡居民享受医疗保障服务和资源之间的差距。与其追求不科学的、绝对的平均，倒不如坚持实事求是的辩证方法，因地制宜，制订出相对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为农村老百姓提供切实可靠的保障。

（二）自由主义学派公平理论启示

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以其政治哲学名著《正义论》系统阐述了公平正义理论。罗尔斯认为，为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必须确定一个在实际生活中全社会都能够严格遵守的正义理论，这一理论社会大众都能够认可并且通过订立契约来达成一致。它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所有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自由；其次，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必须做到，获得最大利益的群体必须是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公共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平等。

根据罗尔斯公正观点的第一个原则，我国所有合法的中国居民，都享有和其他人同样的与基本自由体系相类似的权利和自由，都能够享受医疗保障服务系统所带来的便利和实惠。从2011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过去五年我国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惠及4.32亿城镇职工和居民、8.35亿农村居民。由此第一个原则基本满足。第二个原则，使人联想到社会弱势群体。从我国目前的弱势群体的状况来看，弱势群体的规模较大，主要包括贫困的农民、城市失业的贫困人员、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等。其中大多数弱势群体者来自农村。因此，为保证医疗保障制度使得这一弱势群体获得最大利益，改善农村弱势群体的医疗水平也必须考虑在城乡医疗公平在内。

（三）功利主义公平理论启示

英国的法理学家杰里米・边沁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他在1776年发表的《政府片论》中，对功利主义社会公平观点进行了纲要性的阐述：主张从人的感觉经验而不是理性来确立社会道德公平原则。功利主义者通过对人性的考察和对事实的描述而指出，趋乐避苦是人的行为的根本原因。边沁指出，功利原则指的就是当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应该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功利主义公平理论的最大原则，是边沁的社会公平理想，也是他立法改革的目标。

功利主义公平理论认为判断行为是否合于社会道德公平，应以行为后果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人们的快乐或减少痛苦。从该角度来讲，医疗保障的初衷基本上是满足的。但是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的主导方―政府，在实施这项制度的时候也存在着资金困难的问题。新型医疗政策并非只带给农村居民好的实惠，故，公平的医疗保障机制所作出的决策也应该将功利公平主义合理成分考虑在内。

（四）市场主导的社会公平理论启示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道德情操论》中阐述了“看不见的手”模式的主要特征即私有制，人人都有获得市场信息的自由，自由竞争，无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它揭示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所存在的一个悖论：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导着整个经济过程，在市场主导的社会经济运行中，无需对其过程产生不公平的质疑。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完善、不发达，医疗保障市场并不能如人所愿地发挥较大的潜力和作用。首先，病症诊治是当前新农合功能最强的一环，也是自愿与合作原则下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虽然受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多年不完备、设施陈旧、人员匮乏及费用高涨等影响，但毫无疑问，病症诊治仍旧是各地合作医疗制度最为重要的环节。即市场机制的优越性并未充分体现出来。其次，卫生防疫是当前农村医疗中最为薄弱的一环。在医疗保障基金并不丰厚的现实条件下，医疗服务必然倾向于病症诊治，而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卫生防疫，则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结果。

其实，自初级农村合作医疗解体以后，各地农村的卫生防疫工作就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而当前各地推行的新农合制度基本没有涵盖防疫功能。

解决我国城乡医疗保障不公平现象的政策建议

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促成医疗卫生公平理念在医疗卫生领域最大程度的实现，是当前建设和谐社会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推进统筹城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实践中，要遵循从城市市情和农村乡情、发挥政府主体作用、统筹而不统一、多方共同参与等原则。

（一）构筑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体系

中央政府要坚持实施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的政策导向，统筹城乡医疗保障体系，改变重城轻乡的医疗保障政策，实现城乡医疗保障体系的融合汇通，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和谐社会主义医疗保障体系。这一体系不仅突出实现了社会公平、保障了农村公民的基本健康权益，更能够缓解由于体制分割所造成的利益集团分化和由此产生的矛盾。

（二）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医疗基础设施的投入

第一，增加中央财政支出对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建立医疗卫生经费保障机制。第二，加强农村医生全科医学教育和再培训。农村医生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医学知识素质、操作技能等与全国医生的标准还相距较远，需要提高其医疗水平。第三，积极探索农村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在有条件的中心村建立规范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以中心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带动村级卫生整体医疗水平。

（三）建立城市支援农村的长效机制

各级政府应着力构建城市医务人员深入基层工作制度，改善乡镇卫生医疗设备，建立农村卫生人员培养制度，以提高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落实城乡对口支援和巡回医疗工作站的长效管理机制，采取援赠医疗设备、人员培训、技术指导、巡回医疗、双向转诊、合作管理等方式，使对口支援及巡回医疗活动制度化、规范化、见成效，从而建立城市支援农村的长效机制，推进城市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延伸。

（四）加强农村医疗保障立法工作

今后政府应逐步设立《中国农村基本医疗保障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法》、《农村医疗救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规范医疗卫生管理服务机构和监督机制、各级政府财政责任和救助对象、救助基金使用范围和受益人资格条件、发放标准和补偿办法等。通过立法，明确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在农村医疗保障中的管理责任和财政责任，从根本上指导和监督各利益主体的行为，从而确保农村医疗保障体制的权威性和高效性。

（五）多渠道筹集农村医疗保障资金

我国农村人口基数较大，仅依靠国家财政来开展农村医疗保障工作，显然是不现实的。政府应该广辟渠道，通过多种方式筹集医疗保障资金：一是深入调查，调整各级财政的支出结构；二是政府应广泛吸纳社会捐助，社会捐助资金扣除必要的日常管理经费和工作人员的工资之后，按固定比例归入省级财政掌控，再按各县实际参合人数所占总体比例相应划拨给各县，进入到新农合基金中的风险基金部分，作为对困难农户的二次补助之用；三是吸纳合格标准的民办医疗机构加入到合作医疗定点单位。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医疗保障作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制度构架还是组织运行方面，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扶助，这已经从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历程中反复得到验证。因此，政府应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构建、出资扶助、运行监督和部门协调等环节中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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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医疗卫生论文篇(7)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98

【摘要】目的：为完善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提供政策建议。方法：基于Andersen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模型框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数据，建立我国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影响因素的Tobit模型。结果：需要因素中的自评健康状况与是否患有慢性病，能力因素中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与自评生活水平，以及倾向因素中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城乡身份显著影响我国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结论：建议按照“堵疏结合，区别对待”的原则，构建我国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

关键词 老龄化； 医疗卫生支出； 医疗保障体系；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2982.2015.07.011

作者简介：马爱霞，女（1961年—），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药物经济学与医药产业政策。E-mail：ma86128@sina.com

①根据卫生经济学需求理论，当人们面临疾病风险时就自然产生了对医疗服务的需要，但只有当患者有能力购买医疗服务时，需要才能够转化为需求从而被满足，因此医疗卫生支出水平常可以用来直观反映医疗卫生需要的满足程度。

我国自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重。据2015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推算，到2051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37亿，老龄化水平也将加速推进到30%。除基数大、增速快之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超前于现代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伴随，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矛盾相交织。

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1998—2008年，我国老年人的两周患病率从29.0%上升至43.2%，是60岁以下人口的2.8倍；慢性病患病率从50.2%上升至59.5%，是60岁以下人口的3.2倍。［1］以上数据表明，我国老年人对医疗卫生服务有较高需求①。然而，根据已有研究显示，我国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仅为非老年人口的1.6倍，65岁以上老年人次均门诊费用仅为65岁以下人群的1.9倍［2］，远低于患病率的比率；相反，2014年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医疗支出是65岁以下人口的4.2倍［3］，德、法等部分欧洲国家65岁以上人口医疗卫生支出是65岁以下人口的2.7~4.8倍［4］。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老年人口医疗卫生支出较低，其医疗卫生需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反映出我国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未能跟上快速发展的老龄化进程，从而可能导致我国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的恶化，不利于营造健康老龄化的良好社会环境，同时可能加重未来我国老年人的医疗保障负担，进而制约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已将健全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列为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有利于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同时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系统、全面分析我国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合理满足我国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建立科学合理的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提供政策建议。

1 研究框架

在研究个人医疗卫生支出时，疾病常被视为最直接的影响因素。胡宏伟等人的研究发现，疾病尤其是慢性病会显著增加我国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5］除疾病因素外，收入也被视为影响个人医疗卫生支出的重要变量。Newhouse对13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横截面资料进行研究发现，医疗支出的增长有90%的部分可以被收入的增长所解释，因而收入是影响医疗卫生支出的最重要因素。［6］此外，影响个人医疗卫生支出的还有医疗保险、城乡身份、性别、年龄等。刘国恩等基于“中国老年人口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发现医疗保险可显著增加老年人医疗总支出，有医保的城乡老年人口的医疗支出是无医保的1.53倍和1.44倍，同时，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的医疗服务状况存在明显差别，城镇老年人口的及时就医程度和医疗费用均显著高于农村老年人。［2］而分析性别对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发现，农村老年人口的医疗卫生支出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老年人口发生医疗卫生支出的频率更高，但支出水平较低。［8］针对年龄对老年人医疗支出影响的研究指出，老年人的医疗支出随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在越接近其生命终点时增长越快。［3］

综上，影响个人医疗卫生支出的因素较为复杂，涉及健康状况、社会心理、经济条件、社会支持等诸多方面，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Andersen教授于1968年创立的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The Behavioral Model of Health Services Use）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该模型将影响个人医疗服务利用行为的因素划分为需要因素（Need）、能力因素（Enabling Resources）及倾向因素（Predisposing Characteristics）三大方面。其中，需要因素主要指个人感知或经临床诊断出的疾病状况，描述个人对医疗服务的需要水平，是导致医疗服务利用的前提和直接影响因素；能力因素主要为个人或家庭拥有的资源，描述个人利用医疗服务的能力，它使医疗服务对于个人来说是可利用的；倾向因素主要为个体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描述个人利用医疗服务的倾向性或偏好，尽管不是医疗服务利用的直接原因，但这类因素会导致一些人群更容易使用医疗服务。［9］该理论模型自创立至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并历经四个阶段的调整与完善。国内已有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系统的介绍。［10］宋璐等在该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支出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开展了相关研究。［8］刘国恩等运用该模型从需要、能力、倾向三大方面选取了健康自评、慢性病、医疗保障、收入、城乡身份、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方式等因素，实证分析了医疗保障对我国老年人医疗服务需求的影响。［2］而在这一模型的最新发展过程中， 概念与变量间关系的理顺， 以及模型在我国应用的适用性问题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与完善。

本文将以该理论模型作为研究框架对我国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提高变量选择的科学性与完备性。同时希望通过对该理论模型的适用性验证，促进该理论模型的进一步完善，并为我国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借鉴。

2 资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的横截面数据。该数据集是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覆盖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在剔除60岁以下及缺乏相关变量的样本后，本文最终使用样本8 483人。

2.2 变量选取与描述

老年人人均年医疗卫生支出是本研究的因变量，由CHARLS数据集中的月门诊支出和年住院支出两项换算加总而成，包含了医疗保险报销及个人自费部分。

自变量则根据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模型，选取了包含需要、能力、倾向三大因素在内的12个变量：（1）需要因素包括自评健康状况、是否患有残疾及是否患有慢性病。（2）能力因素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家庭收入和自评生活水平。（3）倾向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及城乡身份，因变量为年医疗卫生支出（表1）。需要指出的是，在Andersen原模型中，城乡身份被纳入能力因素而非倾向因素进行分析。这主要由于城乡身份在国外更多是代表一种地理上的差异，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会对个人是否能够及时享受便捷、完善的医疗服务影响不大。而在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以及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制的结构，城乡身份对个人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很难随着个人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改变，它更多地代表一种难以改变的先天因素，与性别、年龄等同属一类。国内开展的个人医疗卫生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也较多地将城乡身份与性别、年龄等同划分为人口学特征进行考量。因此本文将城乡身份纳入倾向因素而非能力因素进行分析。其次，个人收入虽是影响医疗卫生支出的重要变量，但考虑到其与家庭收入间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因此模型采用是否拥有养老保险来替代个人收入，以降低多重共线性风险。

2.3 计量方法

在考察被解释变量时发现，60岁以上老年人中有88.75%的老年人过去一年实际发生的医疗卫生支出为0。此时，要求因变量服从正态分布的基于最小二乘估计建立的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就不再适用。如果简单地将这些样本剔除，将影响到本次研究的代表性及结果的可靠性。因此本文将建立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影响因素的Tobit模型。该模型适用于在正值上大致连续分布但包含一部分以正概率取值为零的结果变量，能够很好地解决本次研究中大量零支出所造成的数据偏态问题。［11］

Tobit 模型可以定义为一个潜变量模型：

3 结果

3.1 基本情况

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老年人人均年医疗卫生支出为999元。需要因素方面，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为1.895，接近于一般水平；有21%的老年人有残疾问题；有73%的老年人患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慢性病。能力因素方面，94%的老年人有医疗保险；仅39%的老年人拥有养老保险；老年人人均家庭年收入为17 910元；自评家庭生活水平均值为1.485，处于中等和偏下之间。倾向因素方面，纳入研究的老年人性别分布较为平均；平均年龄为69岁，60~69岁的老年人占总体的64%；82%的老年人与配偶居住；未接受正式教育的老年人占35%；有66%的老年人为农村户口（表2）。

3.2 Tobit模型实证结果

由于疾病的发生或健康状况的下降是个人利用医疗服务的前提和直接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将需要因素作为构建模型的基础首先纳入分析。由模型一分析结果可知，自评健康状况显著影响我国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自评健康状况越差的老年人其医疗卫生支出较高；此外，是否患有慢性病也对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具有显著影响，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人均年医疗卫生支出为1 295元，而未患慢性病的老年人人均年医疗卫生支出仅为195元；是否患有残疾对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不显著。

模型二将能力因素纳入模型进行分析，考察老年人获取医疗服务的能力与资源对其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是否拥有医疗保险、是否拥有养老保险以及自评生活水平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有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是没有医疗保险的2.7倍，有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是没有养老保险的2.6倍，同时自评生活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水平也较高。家庭收入并不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而需要因素中的自评健康状况和是否患有慢性病依然对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具有显著影响（表3）。

模型三将倾向因素也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城乡身份对老年人的

医疗卫生支出具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并不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女性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是男性老年人的1.13倍；80岁及以上和70~79岁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分别是60~69岁老年人的1.35倍和1.21倍；有配偶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是无配偶老年人的1.55倍；城市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是农村老年人的2.22倍。值得注意的是，需要因素中的自评健康状况和是否患有慢性病以及能力因素中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自评生活水平在模型三中对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依然具有显著影响。

4 讨论与建议

Andersen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模型为本文的论证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框架，而本文也为该模型的科学性及在我国的适用性提供了基于实证数据的验证。首先，在基于该模型所选取的12个自变量中，有9个对我国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存在显著影响，考虑到该模型并非特别针对老年人医疗行为的研究而创立，其变量选择的合理性与完备性是值得肯定的；其次，Andersen认为倾向因素并不直接影响个人医疗服务的利用行为，而是通过影响能力因素和需要因素间接发挥作用，因此其影响力较弱。而从前述模型三中可以看到，在显著影响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中，倾向因素的P值总体要大于需要因素和能力因素，说明倾向因素对医疗卫生支出影响的显著性要弱于需要因素和能力因素，这从侧面印证了Andersen对三者影响力的判断。

除了对Anderson理论模型的探索外，具体从Tobit模型分析结果来看，我国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受到需要因素、能力因素和倾向因素三者的共同影响。自评健康状况、是否患有慢性病、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自评生活水平、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及城乡身份显著影响我国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需要因素中的是否患有残疾对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的残疾如躯体残疾、失明、聋哑等主要给老年人带来生活上的不便，但不需要持续服用药物或住院治疗，因而对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有限。关于家庭收入并不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通过分析CHARLS中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自费部分的主要负担者发现，自己是主要负担者的老年人占总体的74.35%，而子女是主要负担者的仅占23.29%，因此家庭收入中的子女收入未能较好地为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做出贡献可能是导致家庭收入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受教育程度较高一方面使得老年人利用医疗服务的能力增加［12］，另一方面也会使得个人健康意识增强，从而降低个人患病风险［13］。

4.1 预防老年人健康水平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自评健康状况和是否患有慢性病显著影响我国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10年间我国老年人两周患病率上升至43.2%，慢性病患病率上升至59.5%。患病率的增长再加上老年人人口基数的不断扩大，将导致老年人医疗卫生需求的急速膨胀，若不对其加以控制，将会加重老年人的医疗负担。

因此，应建立和完善我国老年人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机制。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包括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服务水平建设，充分利用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贴近群众、就诊方便等优势，发挥其在老年人健康管理和疾病防治方面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还应大力推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开展，包括建立和完善老年人健康档案、定期开展健康知识普及教育等，尤其对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进行随访和监测，逐渐将医疗卫生服务的重心从疾病的治疗转向的预防。

4.2 提高医疗服务供给能力，进一步满足老年人的医疗服务需求

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对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具有显著影响，从前文数据分析得知，目前虽然我国医疗保险覆盖率达94%，但6%的缺口意味着仍有超过1 000万的老年人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更为严重的是，我国老年人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仅为39%。因此，建议一方面继续推进和完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争取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对我国老年人口的全覆盖；同时应贯彻落实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化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养老保险覆盖率，以满足每位老年人“老有所养”的基本诉求。

此外，目前我国国家基本医疗保险主要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按常住人口的人头数来筹集和分配资金，这导致健康水平更低、患病风险更高的老年人，没有享受到理应更高的医疗保障待遇。建议应积极探索和借鉴美国Medicare及日本老年人医疗保险费用特例减轻制度，制定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险优惠政策，提高对老年人的政策倾斜力度。

4.3 对不同的老年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医疗服务

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城乡身份的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根据2011年CHARLS对老年人是否患有经医生诊断的慢性病的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为72.03%，城市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为76.61%，略高于前者。但城市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却是农村老年人的2.22倍。由此可以推断，虽然我国城市老年人的医疗卫生需求高于农村老年人，但农村老年人医疗卫生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更加严重。这提示一方面针对城乡老年人拥有较高的慢性病患病率，应加强疾病预防与健康管理工作，预防其健康水平的不断下滑。另一方面，对于农村老年人，应着力提高其医疗保障水平，满足其医疗卫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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