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结业论文篇(1)

一、 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高校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考核主要采取撰写毕业论文的方式。本科生毕业论文经历选题、开题到撰写完成交由指导教师审查、通过答辩等各个环节，据此认定被考核的学生是否符合法学专业本科生的毕业要求。由于毕业论文能够训练学生收集资料、调查研究、案例分析、逻辑思维等方面的能力，同时能够在检验大学生专业素质、学习能力、学科知识和实践能力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毕业论文一直是大学教育教学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考察法学专业学生对法学理论掌握情况、能否运用法学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

 

但是，当前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考核以论文为主要方式，而且多为理论性研究论文，学生的论文存在无问题意识、无创新观点等问题，教材表述式和资料堆砌式的论文较多;毕业论文拼凑、应对甚至抄袭的情况严重。这些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法学专业本科生的评价标准，也影响着法学专业毕业生的质量及其社会评价，甚至有人提出取消法学本科教育。

 

二、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考核方式的多样化

 

法学是一个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对学生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要求相对较高。笔者认为，改善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考核方式过于单一的办法就是设定更为多元的考核方式，给予学生足够的选择空间，使其能够按照兴趣和意愿选择适合自己的考核方式。结合我国法学教育的现实，可以从以下几种方式进行探索。

 

以个人考核与团体考核为标准，可以将毕业考核分为“独立完成型”和“团体协作型”。

 

第一，“独立完成型”可采取调研报告、专题研究、案例分析、法律文书写作等方式。

 

调研报告方式较适用于具有交叉学科背景，如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类的选题。同时也适用于法理学中人权保护情况、宪法实施问题等须要进行社会调查、联系实际情况说理的选题。与毕业论文方式相比，调研报告重在对数据进行统计、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结论，更注重考察学生是否掌握了调查的方法、手段，以及通过一手资料对实际情况的进行总结和分析。表面上看，理论难度比不上论文，但是它能较好地考察学生的动手能力、沟通能力和分析能力。

 

专题研究方式较适用于对特定法学领域中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如消费者反悔权问题、证券交易合适性原则等等。专题研究要求对具体问题的产生、发展、现状、存在问题、解决方法、域外借鉴等作详细研究，由一点向纵深挖掘。与毕业论文方式相比，更具有针对性、务实性，更能突出学生对问题细节的考量。

 

案例分析方式即以现实生活中影响较大、较为典型案例作为分析样本，通过对此案例的分析说明法理、论证制度、提出建议，进行法律分析，较适用于刑法、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专业的选题。作为毕业考核方式的案例分析不应局限于法条的解释和适用，而是应结合具体情况，提出既有案例对法律适用的疑问和挑战，从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法律文书写作是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可以选择的一种较具特色、也较符合“职业教育”目标的考核方式。法学专业的技能教育“既是一种职业操作技艺培养，也是引导学生像法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那样思考的逻辑训练”。法律文书写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法律文书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各种法律文书，所以留给学生选择空间也较大。学校也可以根据不同法律文书的难易程度和考察重点，对作为毕业考核方式的法律文书写作进行一定质与量的限制，如限定在公诉书、判决书、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中选择。

 

第二，“团体协作型” 可采取模拟法庭、法律援助专项项目等方式。

 

近年来，模拟法庭已作为法学专业必备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在各法学院校普及开来。“模拟法庭的建设与运行使其充当实训基地建设的主力军应为理所当然”，时也可为考核方式多元化提供必要支持。以模拟法庭作为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考核方式，可由教师指导学生挑选典型案例，由即将毕业学生自愿结成小组，准备相关材料、分饰法庭或仲裁庭的各方主体。在“考试”过程中可通过考察学生们的起诉书、判决书、辩护意见以及模拟法庭程序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说理是否准确、法条运用是否得当，证据与使用是否正确等判断参加学生是否符合合格标准。这种考核方式不仅能够考察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情况，也是对学生通过专业训练习得法律实务能力的一种检阅。

 

法律援助专项方式可以看成是高校法律诊所教育成果的考察和延伸。目前，我国法律诊所案件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指导教师自己承办的案件，一是与当地司法援助组织合作获得的法律援助案件，而且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后者的数量呈现急剧增长的趋势。法律援助指国家通过一定的专门机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对确需法律帮助的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扶并减免费用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近几年来，法律诊所教育与法律援助活动互相促进、共同发展，逐渐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学校通过诊所教育向有需要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既使学校获得了法律教学的实践渠道和案源，使学生充分参加了案件处理过程，提高了其法律实务技能，又为需要帮助的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提供了有效途径、节约了司法资源。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可以通过法律援助的完成情况，来考察学生法学理论知识与实务技能的水平。当然，是否要通过这样方式进行考核首先应当由学生自愿选择，由于法律诊所课程一般从大学二年级下半学期开设，大四上半学期结束，所以学生可以申请以自己处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作为毕业考核方式，学院批准后，可以指派考核教师对该法律援助案件进行跟踪考核和指导，综合学生在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来判断其是否符合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的标准。

法律结业论文篇(2)

实践型毕业考核模式是对传统毕业论文模式改革的一大创新。透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实践型毕业考核模式顺应了高校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分化的必然要求，顺应了高校强化实践教学、突出学生法律实务能力培养的必然要求，亦是克服传统学术型论文模式弊端的必然要求。[2]58但从上述分析可知，模式实施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必须深思。其一，缺乏系统、完整的模式方案。毕业考核是高校实践教学的关键一环，其质量问题直接关系到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的规格和目标。模式的创新不仅涉及到考核方式的改革，更涉及到人才培养理念和教学管理制度的改革，故模式方案的出台必须极为严谨但至关重要。通过中国知网，设定“篇名”，输入“毕业论文”搜索，共有3802篇关于毕业论文的文章（2013-9-10）。这些文章却基本上都是在传统模式框架下注重从科研能力培养、指导教师、写作时间、具体环节、质量监控等方面进行讨论，只有季俊杰、李堂洁等几位学者对模式改革进行关注，但仍然缺乏对模式创新的系统讨论。故系统、完整的模式方案的缺乏，直接导致改革缺乏依据和方向，甚至产生质疑。其二，缺乏配套的质量保障措施。能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非一两次模拟法庭就能解决的，更不是毕业考核指导老师一个人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大量的“前伸性”工作，即必须把法律实务应用能力的培养拓展并延伸到整个法学教育培养过程，在日常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应重视学生法律实务应用能力的培养。而就目前高校法学教育来看，课程设置、教材选用、课程教学、师资配备等方面更多是与传统科研型论文配套，整个教学体系的中心仍然是理论学习而非实践能力培养，导致大部分学生和老师都无法适应实践型毕业考核模式。

二、实践型毕业考核的模式创新：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

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将学生毕业考核与法学专业学生在司法机关、律所的毕业实习结合起来，围绕实习过程中接触的经典案例，采用案例选择、文书设计、模拟审判、案例分析“四步走”模式。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强调实践性，一方面，强调整个设计以具体案例为中心，要求学生从原告、被告、法官等多种角色的视野去阅读案例，并运用所学理论去分析和解决案例中发现的问题，目的性强，有效地避免脱离实际的倾向，真正起到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目的。另一方面，强调把设计与毕业实习结合，突破往常“闭门造车”，要求学生在法院（或检察院、律所）实习时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仅提高了毕业实习质量，也加强了“法律人”素质的培养。

（一）案例选择。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强调对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的考核。按照这一模式，不仅对学生实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教师的指导也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案例选择是整个模式的基础，所选案例的实践与理论价值将直接决定整个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相比法学教学中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中案例选择注重专业性、典型性、现实性，以达到紧扣专业课程教学具体内容，解决教学中的重点难点，提高学生课堂学习氛围的目的，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下的案例选择考虑综合性、疑难性、不确定性三个因素，这样才有助于对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学生法律实务应用能力的综合考核。其一，综合性。毕业（论文）设计是对法学专业学生四年法学知识与技能学习的整体考核。我国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先生认为，法律人才需具备三个要件：一是法律的学问；二是法律的道德；三是社会的常识。所选择的案例涉及的知识应该有一定的跨越度，可以学科之间有跨越，也可以部门法之间跨越。通过这种知识领域的跨越，即考核学生对法学思维、知识掌握应用的能力，又考核了学生将各类知识整合运用的综合素质能力。其二，疑难性。过分简单的案例让学生觉得容易，无法激起学生毕业设计的兴趣，也容易导致整个设计模式“走过场”；但是太难，又容易导致学生无所适从，整个模式停滞不前。所以指导老师在指导学生案例选择的时候，应该把握好“度”，合适的案例应该是能让学生经过认真地思考和分析后，运用所学的法学专业知识解决案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同时调动学生的思维积极性，去触类旁通地整合运用其他的相关知识。其三，不确定性。案例的选择必须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要强调一律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正如一位美国法官所说“我们能够做出最终判决并非因为我们判决正确，相反，我们之所以判决正确，是因为我们有终审权”。案例的不确定性能为学生多重视角、多角度分析案例埋下伏笔，便于最大限度激活学生的思维并进行考核。

（二）文书设计。法律文书被称作“看得见的正义”，以其为载体所体现的司法直接体现法律的权威。在当代，法律文书作为一种重要的精密的司法技术，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故对这一技术能力的掌握，将直接体现独立学院法学专业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独立学院对法学专业学生文书设计能力考核时，笔者以为应该强调文书设计的完整性和规范性。其一，完整性。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文书设计阶段要求学生对整个案例所涉及的诉讼文书进行设计，因此，对学生设计文书进行考核的第一个要素就应该是其所设计文书是否完整。而一个案例所设计的文书是否完整，又直接取决于案例的性质与案情需要。指导老师在指导时应该把握好，也为指导老师对法律实务能力的掌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二，规范性。文书设计的规范性一方面体现在格式规范性，不同种类的法律文书有不同的格式要求，此点较易把握；另一方面体现在文书语言规范性，此点更难把握，对学生法律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像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曾指出的那样：“现在有些司法文书，包括最高法院的一些司法文书，水平不高。有的文理不同，甚至有错别字；对事实的叙述逻辑性不强，层次不明；对使用法律的理由表达不充分，有的不准，有的甚至出现严重差错。”具体而言，文书用词规范性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考核：表意准确、质朴庄重、严谨意赅、逻辑严谨。

（三）模拟审判.通过模拟法庭进行模拟审判一直是高校法学专业提高学生法律实务应用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法学实践性课程教学的重要一环节。模拟法庭被定性为高校培养“法律人”的“职业训练场”，从“法学院到法院的桥料”。但是相比模拟法庭，除了在角色分配、开庭程序等相同外，毕业设计模式下模拟审判有两点重要的不同：其一，案例的二次选择性。毕业设计模式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根据自己实习的单位进行案例选择、文书设计，但对模拟审判案例的选择时，要求指导老师在学生提供的案例进行二次选择，依据指导的人数在本组指导学生提供案例中选出一两个更典型、更能对学生法律审判实务能力考核的案例进行角色分配和审判。其二，审判的“实战性”。相比传统模拟法庭教学，更多是围绕教学需要（尤其是诉讼法教学），重视附着在“法庭审理”的“程序性”上面的“表演性”，设计模式下的模拟审判，不仅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整个庭审程序，还更强调对学生法律审判实务应用、应变能力的考核，故应该重视过程的“实战性”或“对抗性”，而毕业设计案例选择环节要求案例的不确定性也为“实战”预留了空间。

（四）案例分析。模拟审判的结束并非意味整个毕业设计的结束，还要求学生根据选择或参与的案例选择角度进行分析总结，一方面考核学生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促使学生更深入地学习、研究法律知识，提升法律实践技能，具备现代法律人素质。而根据选取的角度不同，案例分析可以包括评述型、分析型。其一，评述型。这种类型要求学生从案例选择到模拟审判的整个过程自行评述总结，如案例的选择是否具有综合性、不确定性、疑难性，文书的写作是否规范、案例审判时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辩论是否有理有据、运用法律是否得当等等。肯定成果，指出不足，启发以后更深入地学习，也进一步提升了学生法律实践技能。其二，分析型。学生在围绕案例进行毕业设计时对其中的某一个问题感兴趣，然后把问题挖掘出来，结合专业深度讨论，提出观点。这一类型不仅是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考核，还强调观点创新，要求学生有创新思维。分析型一方面适应了对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学生能力“多元化”的需要，部分学生经过四年法学知识学习后具备一定理论创新能力，甚至考上了研究生，即将跨入“研究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分析型案例为这部分学生毕业考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对传统毕业论文模式进行改革，追求“一元化”、“一刀切”带来的弊端。

三、实践型毕业考核的质量保障

毕业论文模式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模式自身是一方面，高校还应切合自身的实际由教学理念至具体课程教学形成配套保障设施，构建出一套有理论基础，有实践支撑，具有渐进性、阶段性训练特点的毕业论文教学模式。

（一）出台实施细则，模式理论与操作规范化。随着实践的进一步成熟，高校应该根据本校法学专业的实际出台配套实践性毕业考核模式的基本要求、质量评价标准，然后进一步论证。操作上，高校也可以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出台具体的规范措施。如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充分利用自己与实习基地的联系，成立由学院资深教师、法官、检察官、律师组成的指导小组，保证指导人员的高素质，确保毕业考核的质量；为了确保案件诉讼的疑难度，规定刑事案件应附带民事诉讼，民事案件应有反诉，行政诉讼应带国家赔偿；为了确保考核的顺利进行，规定模拟审判进行一定学时的演练；一些师资不够的高校新生力量（如独立学院）则可以适当简化答辩程序，每个指导老师在自己指导的成员中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模拟考核等等。

（二）加大改革力度，形成配套教学体系。实践型毕业考核重在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先生指出法律人才培养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当然是在认识法律，究竟法律是怎么一回事，怎样一个东西。第二个步骤是在运用法律于认识法律之外，再注意如何运用这个法律。最后一个步骤，我们于认识法律，于运用法律之外，应当知道哪种法律是适应现实的时代和社会，并且如何可使法律现代化、社会化。”当前我国法学教育普遍忽视了第二、三步骤，导致法学专业学生普遍对法律实务能力缺乏。故“重实践”应该成为高校法学教学改革关键，应以实践毕业考核改革为切入点，积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整合教学资源，重构教学体系，让实践能力的培养贯彻整个教学过程。

法律结业论文篇(3)

虽然未见有明确区分，但总体上来看，地方综合性高校法学实践教学平台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部分，即理论课程内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性课程和其他实践教学环节。其中理论课程内实践教学内容是指在理论性课程(即以教师理论讲述为主的课程)内适当安排实践教学内容，即在教师理论讲述的过程中穿插安排学生进行相关案例分析、热点问题讨论等内容;实践性课程是指以学生实践为主的课程，如法律诊所、毕业实习等;其他实践教学环节是指未在高校法学课程设计范围内的在教师指导下的由学生自主自愿开展的实践性活动，如组建法律援助社团对外开展法律宣传、法律援助活动等。但由于各高校在重视程度上并不一样及在具体做法上并不统一，法学实践教学平台总是面临这样或那样的许多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加以面对及解决，本文择其突出者加以论述之。 一关于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从实验实践教学的角度出发，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理论课程如何合理安排实践教学内容?哪些课程宜单独设置为实践性课程?教学内容应在多大程度上与司法实践相结合?对于这些问题，应当考虑的是: 第一，合理安排理论课程中的实践教学内容。理论课程涉及到有案例的，可安排进行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是锻炼学生理论结合实践的能力的一种非常理想的方式。除此之外还可结合社会热点问题从课程内容角度出发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这除了能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外，还能增强学生归纳和分析问题的实践能力。 第二，增设实践性课程。对于理论课程中的诉讼法课程，一般都会安排模拟审判内容，但因为课时量限制，模拟审判的开展并不是很充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1］。考虑到模拟审判对于法学教育的重要性＊，宜将《模拟审判》单独设置为一门课程。另外，《证据调查》、《调解技能》等也有必要单独开课。 第三，慎谈“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常见有这样时髦、流行且貌似真理在握的批评，说高校法学教学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这种批评(权且称这种批评论调为“脱节论”)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其所指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需要高校法学院系及教师们采取措施缩小教学内容上存在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但也不宜夸大这种批评，因为就“脱节论”而言，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商榷之处:其一，理论没有学好，造成不会实践。这一情形其实不能归咎于高校教育，而只能怪罪于其个人;其二，从发展后劲来看，在高校把理论学好了，在实践中再学习实践技能，其发展后劲往往大得多，反之，则要少得多;其三，高校不是职业培训机构，其没必要也没可能承担职业培训技能的重任。 因而理论与实践必然会存在有一定程度的脱节;其四，为什么这种论调在目前会有愈演愈烈的趋势?30年前法学教育刚恢复时，高校中甚少像如今这样开展实践教学，但为何那时受到的“脱节论”批评远少于现在?那时培养出来的人现今有相当一部分都在实践部门工作且出任要职，我们能说他们实践能力差吗?显然不能这么说。其五，是否所有理论都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体现理论的价值?世界上有很多大师的理论，看起来与实践并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仍然受到很多人的顶礼膜拜。这说明理论并不是一定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体现其价值。因此，我们虽然要注意教学内容与司法实践的结合，但没必要特别刻意强调这一点，实际上这种完全的结合也没有可能，因为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二者之间明显存在异质性:法学教育强调做人，法律职业侧重做事;法学教育强调广博，法律职业侧重精专;法学教育强调先验，法律职业侧重经验［2］。 二关于法律援助社团与法律诊所 高校学生社团是由在校大学生依据兴趣爱好自愿组成、在高校管理部门的许可下按照社团章程自主开展相关活动的学生组织。法律援助社团就属于高校学生社团之一。而法律诊所在高校是以课程方式开设的，这门课程的特点主要有:学生面临的问题情境等同于律师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学生必须亲身处理这些问题;学生必须与他人互动以尝试认识和解决问题;学生的表现将经受深入、挑剔的评论［3］。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法学院校组建了学生法律援助社团，也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供学生选修。法律援助社团会对外开展一些法律援助方面的活动，法律诊所也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但在学生法律援助社团与法律诊所的关系方面，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也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譬如说，如何合理安排法律援助社团与法律诊所二者的法律援助活动以避免发生冲突?法律诊所的学员是否有必要从法律援助社团的社员中选拔?法律援助社团的活动应如何适当安排以提高社员的实践能力?等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考虑的做法有: 第一，法律援助社团对所有法学本科专业学生开放，所有学生办理一定手续后均可成为法律援助社团的社员，参加法律援助社团组织的活动。这样社员们过一段时间后就能积累一些法律实践方面的经验。法律诊所的学员只能从法律援助社团的社员中选拔，以保证录取学员有一定实践经验，从而有能力参加更高层次的法律诊所训练。 第二，法律援助社团接受一些简单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咨询，较复杂的交给法律诊所学员处理。接受咨询时定期指派教师共同参与，由教师示范，事后作讲解。法律诊所的学员可以出庭案件，但法律援助社的社员不可以。 第三，法律援助社团与法律诊所可共同举办一些法律宣传活动。对一些法律宣传活动，如宣传新颁布的法律、向社区居民宣传禁毒法律知识、法律下乡活动等，法律援助社团与法律诊所可共同举办。法律援助社团与法律诊所共同举办法律宣传活动至少可以产生以下几种效果:一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宣传的人多因而宣传的面会宽一些;二是能够加强法律援助社团社员与法律诊所学员之间的团结，因为共同参加活动有利于提高团结力;三是可以发挥“传、帮、带”作用，在经验相对较少的法律援助社团社员遇到不能或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时，经验较多一些的法律诊所学员能够及时帮助其释疑解惑。#p#分页标题#e# 三关于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能够检测学生在校学习的效果，而且能够帮助学生理论联系实践，还能够协助学生了解社会。况且毕业实习已作为法学本科专业学生的一个必修环节，这本身就已说明了毕业实习的重要性。 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毕业实习还是涌出了许多问题。且不论不同高校的做法不统一，如有些高校采取集中实习的方式，有些高校采取分散实习的方式。不管是集中实习还是分散实习，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两张皮”，没有有机结合。毕业实习时几乎不考虑毕业论文的问题，即使考虑也很盲目，更不用说为毕业论文的写作积极收集素材等;第二，毕业实习与研究生入学考试、公务员考试和司法考试等有一定冲突，相互产生影响。 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能正确对待二者的关系，因而出现问题，如有些学生宁愿花较多精力在考试方面而对毕业实习抱应付态度，另有些学生则因毕业实习耽误而在参加这三类考试时未能取得较好的成绩;第三，学生毕业实习主要是为实习单位充当“临时工”，业务锻炼很少。实习单位在实习学生到来时，主要安排端茶倒水跑腿、打印复印、整理装订案卷、参与案件评查等其他工作，学生真正进行业务实习的机会很少;第四，学生做的毕业实习材料未能充分利用。很多高校规定，学生在进行毕业实习时，应当同时做一些毕业实习材料，如撰写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复印实习单位案卷等。但这些毕业实习材料在做完后，除了在毕业实习考核时有人检查了一下之外，就似乎再也没有人去关注了;也没有分门别类归档以便供人查阅，而是随便堆放，即使有老师有心去查阅以便积累研究素材，也没有可供方便查阅的途径。简单一句话，就是学生做的毕业实习材料未能充分利用。 笔者认为，要解决好上述问题，至少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以集中实习为主，适当允许分散实习。分散实习的最大问题是很难有一种有效的考核方式，毕业实习的质量难以保证。为保证毕业实习的实习质量，毕业实习还是宜以集中实习为主，指派带队老师全程督促。但为缓解学生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公务员考试和司法考试等考试的压力和尽量避免其与毕业实习的冲突，可考虑分批实习或允许参加各类考试的学生分散实习。分批实习仍然属于集中实习，按集中实习有关要求进行。对分散实习，学院可不负责为其联系，也不指派带队老师，学生实习过程由实习单位监控。分散实习的实习单位只能是学院的实习基地，不能找其他单位，以保证分散实习的实习质量。 第二，以到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实习为主，适当允许到其他单位法务部门实习。地方综合性高校法学本科专业要培养的人才不仅仅是高素质法律理论人才和高层次法律职业人才———选择这种发展方向的学生应当到法院和检察院实习，还需要培养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社会管理人才。因此，扩大毕业实习单位的类型，如扩展至新闻媒体、企业等单位，而不使其局限于法院和检察院，是有其必要性的。学生可依其兴趣及其将来可能发展方向选择去这些单位实习。 第三，以业务实习为主，适当兼顾其他工作实习。各实习生来进行实习，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实习过程中所进行的学习与在学校课堂上所进行的学习是不一样的:前者需要适当地关注法律以外但与法律密切相关的问题，而后者可能较多关注法律本身的问题。这二者的结合可以达到耶鲁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斯温(ThomasW．Swan)曾经指出的效果:“如果法学院的毕业生要想得到充分的训练以扮演法官、立法者和律师的角色，法律学习就不仅要像一门科学和一种人文学习，而且需要更多地关注许多法律－政治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反映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空前快速发展。”［4］但不管怎样，实习过程中所进行的学习与在学校课堂上所进行的学习的相同点都是学习。不能本末倒置，关注了学习以外的其他问题而把学习问题给耽搁了。实习时要注意关注司法实践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物事、具体有哪些程序方面和其他方面的要求，司法实践与所学理论究竟是否有差距、有什么样的差距、这种差距能否缩短甚或减至于无、怎样缩短，司法实践受哪些法律以外的问题的影响、是如何影响的、具体有怎样的影响，等等。实习导师往往都有自己的份内工作要做，不可能有太多时间盯着实习生进行指导，因此实习生要主动些，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可以主动去问以求得解答。实习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实习点各种条件进行学习，如多旁听庭审、多阅读案卷等。多听多看是有好处的。在实习过程中可能会遇上导师要求做复印、装订案卷等事情的情况，不要倚重自己本科生的架子，因为这些事情看起来简单而不愿去做。切记: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 讲一个事情可能会让实习生对此有所启发:曾听一位法官反映说实习生连公章都不会盖———盖不正。复印、装订案卷等只是看起来简单，其实在善学习的人看来，这里面可是蕴藏着很深的学问，因为在复印、装订案卷等的过程中，可以把相关材料上的内容看一遍(即使时间紧急也可以粗略地用眼扫一遍)，看材料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实习单位既然有整理装订案卷等其他工作的要求，说明整理装订案卷等其他工作就是实习单位工作的一部分，那对这一部分工作进行实习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出于学生业务实习提高业务技能的需要，可以适当要求实习单位必须保证实习学生有业务实习的机会，这种要求应当是硬性的，不能因其他事情而削弱。 第四，将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结合起来。要求学生在进行毕业实习之前，就明确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学院按其选题方向为其配备相同或相近学科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在毕业实习时如何收集写作素材为毕业论文写作做准备，并帮助其明确具体写作题目。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应注意收集相关案例，并尽可能地与实习单位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以了解实践当中相关制度的运作状况、产生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案等。这样，学生的毕业论文写起来才能真正做到“有血有肉”，写出自己的观点并运用实践中收集的素材进行论证，一般都不可能去抄袭。在将来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对学生毕业论文要求进行改革，即不以理论性学术论文为主，而以案例分析报告为主。#p#分页标题#e# 第五，充分利用学生做的毕业实习材料。在学生进行毕业实习时，让学生做毕业实习材料，这个方法非常好。 据笔者作毕业实习带队老师时对毕业实习材料的检查来看，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仅是为应付检查而做，但有些学生还是做得很认真的，还有些学生虽然开始做时是抱着应付的态度但后来却越做越认真。这些做得认真的毕业实习材料，既记载了学生的实习情况如实习内容、实习指导老师的指导情况等，又反映了学生实习时的心路历程，还能看出学生对实习的建议等，很显然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是不可多得的研究素材。因此，让学生毕业实习时做毕业实习材料这个方法应当继续保持，并且在学生做完后派其他学生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分门别类归纳整理，交存资料室，开放给师生研究学习，以使学生做的毕业实习材料能得到充分利用，发挥其应有价值。

法律结业论文篇(4)

【论文摘要】律师事务专业是高等法律教育中的一门较新的专业。在教学中要突破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建立以法学理论为基础，律师实践课程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同时，结合未来律师业务的发展特点，对律师事务专业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以体现律师事务专业的专业特点和学生的社会适应性。

律师事务专业是为培养适应社会法律服务工作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而开设的一门专业，是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培养高素质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这一目标，笔者根据教育部和司法部的有关文件精神以及律师事务专业的特色，提出一套教学改革方案，以供同仁深入研究之参考。

一、教学改革必须与培养目标相适应，体现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特色

如前所述，律师事务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是第一线的高等法律工作者——未来律师。因此，本专业的教学改革要围绕未来律师应具备的素质来进行。为此，我们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破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建立实践教学体系

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上多是重视专业理论基础知识的学习，即使开设了一些实践课程，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保障，使得实践与理论事实上还是处于脱节状态。学生毕业后遇到一些哪怕是较为简单的问题，也不能独立予以解决，学生还不得不在实践中进行补课，这就给用人单位乃至社会造成一种较坏的印象。律师事务专业的教学改革就是要突破这一教学模式，把专业基础知识、专业理论知识与学生亲身实践紧密相结合，在学生进入社会之前，还要专修各种案例分析与研究课程、律师实务课程，在课堂上进行模拟训练，突出学以致用。使学生掌握熟练的法律职业技能，具备较强的岗位适应性和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根据发展需要，适当调整专业方向

律师事务专业培养的是能适应社会和未来的律师。在专业教学改革中要紧密注重我国律师及律师业的发展趋势。我国律师业的发展，将与国际接轨，朝着专业化、集团化的方向发展，这是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必然要求，也是在我国“入世”后律师业引入外来竞争的压力所致。根据这一发展趋势，要不断调整律师事务专业的课程设置，在学生完成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选择一个专门的发展方向，由培养“通才律师”向培养“专才律师”转变，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和服务社会。

根据师资队伍和其他条件，可在律师事务专业中设置四个专门方向，一是房地产律师事务方向，它主要涉及到房地产资信调查、房地产开发可行性调查、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征地拆迁、税费代理、楼宇按揭贷款、销售代理见证，其他专项代理以诉讼代理;二是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方向，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又是相互独立的，各自对律师本身素质的要求也不一样。例如，专利律师事务要求有更高的理工科知识背景。而著作权中的软件(程序)、集成电路模块等又需要学生具备较好的计算机知识，因此在培养时应综合考虑学生的条件，区别对待;三是证券律师事务方向，这一方向培养学生在将来能够服务于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以及涉外证券投资等各个方面;四是涉外律师事务方向，这一方向主要是因应“入世”后，我国涉外经贸关系迅猛发展的需要，如倾销与反倾销律师事务等。涉外律师事务方向对学生的外语水平要求很高，在教学改革中应有针对性地对选择这一方向的学生加以培训。

(三)专业知识和各种技能相结合

本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应根据专业学习的需要来设置，同时，根据学生选择的专业方向而设置一套完整的公共基础课程和应用技能课程。英语课是学生必修课，学生应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达到三级以上水平。其次，学生要完成计算机课程的学习，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和操作运用，并能达到国家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以上水平。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口才也是培训的重点。

(四)建立“双师型”的教师队伍

“双师型”的教师队伍是指由既具有良好的教师品质同时又是一个出色的律师所组成的教师队伍。“双师型”的教师队伍是适应和提高律师事务专业教学质量的关键。只有建立一支既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较高的教学水平，又具有较好的专业实践能力(律师实践)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的教师队伍才能适应律师事务这种高等职业教育的需要，培养出真正的应用型人才。

二、以适应未来律师在实践运用能力和基本素质的需要为主线，使学生具备合理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

本专业的教学改革要按照突出应用型、实践型的原则，来改革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将素质教育贯穿于律师事务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逐步建立培养学生基本实践能力和操作技能、专业技术应用能力与专业技能、综合实践能力与综合技能有机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

在教学改革中，要建立一套以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以及专业选修课四大块相互配套的课程教学体系。该课程体系对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进行了调整和重组，体现了本专业人才培养的方向模式。以下是本课程体系的具体内容:

(一)公共基础课

律师事务专业的公共基础课不仅包括一般专业所学的基础课程，如哲学原理、经济学原理、邓小平理论、大学语文、美与欣赏、书法训练、英语、计算机和体育等，还包括一些为本专业的专业课学习所特别需要的基础课程，如公共关系学、社会学基础、文献检索、政治经济学、财务管理等学科。这种公共基础课的设置，既考虑了学生政治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又考虑到了学生应用技能的培养。同时考虑到学生选择具体专业方向的需要，在公共基础课中，加开了政治经济学、财务管理学、专业英语等课程，为学生朝着“专才律师”的方向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专业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是学生学习专业课打下坚实专业基础而设置的课程。由于律师事务专业是运用法律知识服务于社会的一门专业，因此法律专业的基础课也是律师事务专业的基础课。主要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学、法律逻辑学以及法学方法论训练等。除此之外，律师职业道德、司法文书与律师文书制作也是本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而且还应放在突出的位置。通过对律师职业道德、司法文书与律师文书这些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感受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不仅要有坚实的业务基础，还要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服务社会的思想，能够认识到律师工作的重要性，在工作岗位上做到尽职尽责。从而在思想上促进学生对于专业课以及专业选修课的学习。

(三)专业课

在专业课方面，既包括法学的各主要门类，如刑事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国际法律制度等，又包括律师法律制度，还包括各种案例研究课程。专业课的内容最多，也最丰富。它是学生未来成为一名优秀律师在业务能力上的基本保证。在专业课的教学改革中，要坚持理论教学为实践服务，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把握和完善理论体系的原则。经过系统化、规范化的专业教学，使学生能够较系统地掌握所学的理论体系，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并能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解决较为复杂的案件。可见，专业课的教学，既要注重理论教学，又要注重实践教学，既要注重律师法律制度的教学，还要注重律师实务方法论的教学。

(四)专业选修课

律师事务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的课程设置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考虑到本专业的学制仅为三年，在有限的时间里不可能把律师事务专业的所有课程都学好、学精;二是考虑到一些与本专业有关的特殊课程。目的是为了扩大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引导学生对较深或较前沿的课题进行学习研究，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新精神，为其在将来继续学习和研究打下基础。三是考虑到发挥部分学生的特长，支持学生选择律师事务的某个方向进行发展，成为未来的“专才律师”。如，学生的外语程度较好，对涉外法律制度又很感兴趣，则可鼓励其在涉外律师事务方向发展，配套的专业选修课包括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涉外仲裁理论与实务等。这种安排还可以提高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

对于根据第二个考虑因素所设的选修课，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而根据第三个考虑因素所设的选修课，学生在选修时必须选择一个方面，如前述的房地产律师事务方向，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方向等等，而根据每一个方向所设置的选修课程体系，学生在选择方面后必须全部选修。当然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也允许学生选修其他方向的选修课程。

三、建立与律师事务专业培养目标相适应的理论教学体系

本着高职高专的“基础理论教学要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教学重点，专业课教学要加强针对性和应用性”这一原则，笔者设计了一套相应的理论教学体系。该体系最大的特点是一般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建较为完善的律师事务学科体系，在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上进行了创新。

(一)创建律师事务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是与学科有密切内在联系并加以科学分类，由“母学科”及其分支“子学科”和相关学科的知识、技术构成的学问群体系统。律师事务学科体系是以律师事务学为核心，以房地产律师事务、金融律师事务等具体分支，以律师制度为龙头、律师职业道德、律师口才学以及疑难案件研究为依托而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律师事务学是研究律师事务的一般原则、规律和范围的一门科学，是对学生未来从事的律师事务进行理论指导的学科。它建立在现实律师实务的基础上，是律师实践中的一种理论总结，该学科包括这样四个方面的内容:

法律结业论文篇(5)

内容提要：女性在法律职业中的缺席，传统解释归之为生物决定或女性的就业偏好，无视了法律职业的男性建构。历史上的“暴力论”将法律建构为张扬暴力的“场”，而今天的“理性论”则则将法律虚构为科学，两者均为女性与法律职业的分离籍以了理由。而事实上，女性具有天然的去暴力性，适合于剔除司法程序中残存的暴力因素；而女性的思维即使是感性的，也与法律推理并不对立。因此，我们只有在放弃那个在法律“以前”就已经固定的对女性特征虚构的同时，也放弃在女性“之前”就已经固定的对法律的虚构，并在现实层面上彻底清除女性与法律职业分离的蕃蓠，女性与法律职业的亲近与亲和的时代才会真正来临。 论文关键词： 性别 法律职业 法律建构 性别思维 本文所讲的法律职业是从宽泛的角度去界定的，不仅包括从事司法实务的法律工作者，也包括从事法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当然，为了论证的需要，本文更多的是以律师和法官为例，这不仅因为律师和法官在法律职业中的典型代表性，更主要的是，在这两种职业中，女性的缺席更为严峻！ 一、 女性与法律职业的分离及其传统解释 在法律职业队伍中，女性究竟占有多大比例，古今中外，虽具体比例有所差异，但“极低”总是不争的事实。英国在1919年就颁布了《反就业歧视法》，强调了妇女成为律师的权利，但是，直到1923年，才被允许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女律师（solicitor）。虽然以后逐年有所增加，但提高得非常缓慢，到1997年，成为barrister的女性也只有2272人，占24%；到1998年，成为solicitor的女性也只有23700人，不到33%. 即使在律师职业十分发达的美国，女律师也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几乎总是局限于办公室的工作。律师是一种相对自由的职业，其性别比例与性别结构尚且如此，在官方严格控制的法官职业和检察官职业队伍当中，女性所占的人数比例与职业位置就更可想而知。 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性别结构表现为女性总体人数偏少，并且职称头衔越高，女性所占比例就越低，形成一个以男性为顶端、女性为底层的金字塔形的结构。这种现象称之为“女性与法律职业分离”。“女性与法律职业的分离”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专业直接相关。一般来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总是远远低于男性，并且，其选择的专业往往集中于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而政治、经济和法律等职业一向被视为男人的世界，女性很少涉入。而且女性在这一职业中地位不高、收入偏少等因素也反过来制约了女性在这一职业中的成就动机和奋斗精神，从而最终影响了两性在法律领域中的参与和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地位。 对于女性与法律职业分离的现象，传统解释最有影响的是生物决定论。生物决定论认为法律职业中的性别结构是由于女性生理上的先天劣势所导致的。生物决定论认为男女先天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生物基因。一般来说，男性气质中包含积极、主动、进攻、坚强、权力、客观、理性、抽象等特征，而女性气质中则含有被动、消极、退缩、柔弱、情感、直觉、主观等特征。这种对立的性别特征决定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角色分工和职业地位。比如男人被认为比女人更富于进取心、更容易做出客观判断，因而适合于从事各项社会公共活动并成为其中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而女人被认为更富于同情心、更容易受情绪左右而无法理性地思考和判断，因而更适合于个人的情感活动，她们更加关注具体的家庭、孩子、自己的身体感受等属于私人世界的东西，从而成为男人世界的附属品。因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关于性别的职业分工在此也就具有了生物学上的依据。 60年代美国著名神经生理学家R.Sperry和他的助手通过对“裂脑人”的研究，发现人的脑半球的不对称现象，亦称大脑单侧化现象。其中左脑活动与语言能力、理性的、线性的逻辑思维能力相关联，右脑活动与情绪、直觉、音乐能力等相联系。这一发现使R.Sperry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其理论也被一些科学家用来解释两性认识能力与智力能力上的差异。1968年心理学家Jerre Levy认为大脑单侧化程度越高，视空能力越强。由于女性在大脑两半球都具有语言能力，大脑单侧化程度低于男性，语言的双偶功能干扰了右脑的视空功能，因而，女性的视空能力低于男性。但是，也有不同的解释。1972年心理学家Anthony Buffery和Jeffrey Gray就认为大脑单侧性程度越高，视空能力越差。由于 男性的语言和视空功能都是双偶性的，而女性则为单侧性，因此，女性的视空能力弱于男性。两者的解释尽管矛盾，但都认为女性的视空能力比男人差。 生物决定论认为，女性因视空能力差而导致其不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因而女性思维总是表现为形象性、主观性、情感性、直觉性，总之，其思维的特征总体倾向于非理性。而法律是理性的，严密的、抽象的、客观的、中立的。一个法律人必须摆脱主观情感的干扰，保持理性的头脑和客观的立场，一个法律人必须以抽象的概念为思维的起点，运用判断与逻辑推理的能力，作出独立的结论。法律职业思维的上述特点与女性立足于经验与直觉、情感与主观的思维气质相互排斥，其结果是女性与法律职业不容。法律职业虽然与性别无关，但与性别的思维相联系，因此，女性与法律职业的分离不是法律的不公，而是造物主的疏忽。生物决定论假以科学为旗帜，为性别与法律职业的分离找到了“科学”的依据，于是，在这种科学理论的掩盖下，女性挑战法律职业就是反科学、反理性，尊重科学就是承认女性与法律职业分离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于是，女性与法律职业的分离就不再是一个需要纠正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无法更改的生物性的事实问题。 对于女性与法律职业分离的生物决定论，从一开始，其“科学性”就遭到人们的普遍质疑。“除了我们已知的男女两性之间生物性的生殖器不同外，我们在短期内将无法弄清他们之间是否生来就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内分泌学和遗传学不能提供确定精神感情差异的确凿证据。”神经生理家R.Sperry获得诺贝尔奖的发现，只是表明大脑结构与思维能力相关，但并没有发现男女大脑结构的不同。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男女两性在组织语言时使用的都是大脑的额叶前部的皮质层。至于大脑单侧化及男女视空能力的关系，本身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有争议的结论。即使Jerre Levy和Anthony Buffery、Jeffrey Gray都认为女性视空能力低于男性，但他们的所谓“科学解释”也是相互矛盾的，这更说明了其结论的不可靠性。 事实上，所谓生物决定论本身就是建立在性别偏见的基础上，并以科学的面目而被人们所接受，这反过来进一步地强化了女性与法律职业的分离。因此，与其说生物学为性别分工提供了依据，还不如说是文化中的性别偏见解释了这种生物性的基础。从其方法论讲，生物决定论只是解释性的，而不是证成性的，并且颠倒了因果关系，其思维过程本身就与其严谨的“男性思维”不符而坠入以主观、感知为特征的“女性思维”之中。 与生物决定论不同，性别偏爱论则将女性与法律职业分离的原因归咎为女性自身的选择，女性倾向于选择传统岗位，而不是非传统岗位。根据这种解释，女性与法律职业的分离，法律本身并不存在歧视，法律唯一的过错就是尊重了早就存在的妇女自身的就业偏好。女性的兴趣是在独立于并且优先于工作社会的私人领域中形成的。与生物决定论不同，性别偏好论没有将女性的就业兴趣归结为生物原因，而认为是社会造成的。“妇女在开始工作或者是寻找工作之前，就已形成了对传统的或非传统的工作的固定的看法；她们的工作偏好则是构成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预定作用的输入元。” 性别偏爱论在解释性别就业偏爱的原因与女权主义的性别建构论不谋而合。即：女性气质和女性就业偏爱与女人身体并不具有直接的生物联系，而是社会造就的。因此，所谓女人思维方面的特点以及就业偏爱方面的倾向，如果有，也是后天由男权文化的系统而历史规制的结果，其本身就是在男子专权的社会要求下，不断演绎，不断训练的产物。但是，与女权主义的性别建构论不同的是，性别偏爱论将法律建构与社会建构分离，认为“法律在构建——或改变——导致性别隔离的原动力上几乎毫无作为。”性别偏爱论从“前工作市场”的假定出发，在法律职业之前已经安置了一个身份已被形成和固定的女性主体。其结果是使人们深信法律职业中的性别结构是法律之外的社会原因造成的，法律职业本身的平等性与开放性并没有拒绝女性，因此，女性要进入法律职业或者是女性改变其偏好或者是改变社会对女性的塑造，而不是改变法律。最终，性别偏爱论与生物决定论的结果一样，都通过拒绝接受法律改革，以改变女性与法律职业分离，而使这一“分离”合法化了。 二、 法律职业是如何建构为男性的 女性思维是否具有感性、直觉与主观的思维特征，这里存而不论。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即便是女性具有感性、直觉与主观思维特征，为什么就一定与法律思维是对立的？或者说，法律思维为什么就一定是理性、抽象与严谨的男性思维？生物决定论和妇女 偏爱论在女性与法律分离这一问题上都将原因归为妇女自身或者法律之外的原因，却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有意的视而不见）法律的主动远离。事实上，正是所谓法律理论的男性建构为这一分离提供了合法性与正当性。 西方法学理论对法律本质的认识，派别林立，观点纷呈，其中“暴力论”与“理性论”在将法律建构成男性职业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暴力论认为法律是一种命令，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理性论则认为法律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具有理性的特征。无论是“暴力论”还是“理性论”均将女性排除于法律职业的领域之外。 将法律视为一种命令，这一观点始于奥斯丁。奥斯丁说“我们所说的准确意义上的法，是一种命令。”一个命令的表达是“如果一方不服从另外一方所提出的意愿，那么，前者可能会遭受后者施加的不利后果。”“这一不利后果就可以被称作‘制裁’，或者叫作‘强制服从’（enforcement of obedience）。也可以这样认为，命令或者义务，是以制裁作为后盾的，是以不断发生不利后果的可能性作为强制实施条件的。” 正因为这种强制性，奥斯丁眼里的法律与强盗的命令也就有了联系，“一个强盗进了一家银行。他持枪对着银行职员咆哮道：”把所有钱都拿出来交给我，否则我就一枪毙了你。‘按照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强盗对银行职员所说的话，是不是一种法律？“ 如果是，那么法律也就带有了暴力的基因。尽管哈特已经注意到了法律命令与强盗命令的不同，强调了法律命令的普遍性， 但这并没有改变法律的暴力属性。只不过，法律的暴力与强盗暴力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普遍的命令，而后者是一个具体的命令而已。就这两种暴力的共性而言，都是强权者针对弱者所施加的痛苦与威胁。 正因为法律的“暴力性”，而使诉讼程序演变为战场拼杀的疆域。对抗制程序就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点。“对抗制的模式以其对‘热情辩护’和‘胜诉’的强调，鼓励了法庭上一种‘雄武的职业伦理’。” 威吓和进攻成为律师操纵别人和主导战事的主要谋略，而法官的角色相当于体育活动的裁判者。诉讼的运作折射出竞技格斗的“雄性”的英武，“胜诉”、“败诉”的法律职业话语透露出战场的硝烟与残酷。正如美国一位律师所言“诉讼就是一场格斗，律师就是一名角斗士，他的目标就是铲除对手。” 于是在大众文化中，法律职业者往往被塑造成坚韧不拔、勇猛顽强的形象。“暴力和好战的男性形象——毁灭、摧毁、撕碎、杀戮、埋葬——被不断用于形容律师与其法律上的听众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法律是“刀把子”的思维一直挥之不去，人民法院在过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今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利剑”，法律的暴力得到了极大的张扬。法院中的许多设施如警车、镣铐与警服都成了张扬暴力的道具，而法官职业的形象也以身高和外形作为就业的格式化要求，黑脸包公的威严与不屈成为法官形象的艺术写照。于是，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法律领域都被建构成了合法施展暴力的“场”；于是，在“战争让女人走开”的伦理关怀下，法律领域谢绝了女性的进入，女性也在这种信息的反复贯输下主动远离了法律却还怀揣着感恩的心情。 法律的“暴力论”在今天法治化进程中不断受到质疑，因为“暴力论”在导致法律职业男性化的同时，也会助长政治统治的专横与武断，成为政治独裁者的帮凶。基于历史的教训，“暴力论”逐渐为有识之士所摒弃，法律领域中的暴力因素也不断得以剔除，对抗制的诉讼程序也开始接纳调解、仲裁、谈判与和解的非诉讼程序。在我国，以张扬武力为职业的军人也在法律职业的专业化要求下逐渐淡出，法袍也代替了警服。随着法律“暴力论”的声音的逐渐衰微，“理性论”渐渐成为强势理论而受到学术界的肯定。 理性论提倡对他人的尊重与自我欲望的约束，这对于拟制专制与暴力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理性论在给法律注入道德性的同时，也将法律的理性虚构为严谨抽象的逻辑推理，认为只要运用人的抽象的推理能力，便能够建构出普遍有效的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及其所有的细节。[12]并在假想的女性思维与法律思维相冲突的判断下，维持职业水准就被证明为排除女性进入法律职业的最好理由。[13] 理性论在认识论上认为法学理论符合科学的理论标准。[14]强调法学理论的科学性，这对于拒斥强权意志的“律学”，推动法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科学被假定为理性的、严密的、非个人的、非情感的和竞争性的，而女性被认为具有相反的特质，成为科学家就意味着成为男性化的，因此，科学领域中的女性在同一时刻面临着相互排斥的矛 盾选择：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就是非科学的，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就是成为非女性的，她们不得不在这两个世界框架和双重角色身份中作出调停。” [15] 于是，科学的法律理论最终也将女性“科学”地挡在了法学研究的大门外面。 理性论在强调法律理论科学性的同时，强调法律推理是严谨的逻辑推理，其极端者更是虚构了审判三段论的神话。三段论是一种必然性的推理，即结论是从前提中必然推出来的。其有效推理的公理依据在于：凡对一类事物有所肯定，则对该类事物中的每一事物也有所肯定；凡对一类事物有所否定，则对该类事物中的每一事物也有所否定。[16]由于三段论推理的有效性与严密性，而被学者顶礼膜拜，奉为圭臬。在法的推理和议论中，许多学者坚持认为，法律家通过其角色活动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思维形式，迄今为止仍然是逻辑演绎。因为现代法典主要是由一定的行为构成要件和一定的法律效果结合而构成的假设命题，这就促使法律的适用按照形式逻辑三段论的格式进行——法律的规则为大前提，法庭认定的事实为小前提，推理的结论便是判决。[17]审判判决的获得是通过严格的三段论的演绎推理而获得的，法律实证主义者更是认为，“法官的作用就是对于法律进行逻辑操作，法官是一部一切按照法律条文含义适用法律的机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司法擅断，保证法律适用的普遍性。[18] 三段论是一种典型的抽象思维，它依赖于思维者严格而系统的逻辑训练。理性论对审判过程中运用三段论不适当的强化，其结果是将建立在经验与价值权衡的不确定性思维从严密的逻辑推理中予以了排除。而女性思维是情感性、经验性、直觉性的，无论这种女性思维是生物决定的，还是后天塑造的，女性思维作为一种事实存在与法律的理性运作思维格格不入，甚至冲突。法治与男性思维天然合一，而女性思维只能导致人治。 理性论是建立在认识论与性别两分法对应的假设上，将男性气质与科学认识的理性相统一，而将女性气质与科学认识的理性相排斥。认为男性思维具有严谨性、抽象性和规范性，而女性思维的特点是感性的、具体的和浪漫的。女性思维特征使其对于语言、舞蹈及时装设计之类的职业情有独钟，而对于抽象的理性分析缺乏热情。[19]这种不对称的二元结构在西方哲学史上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亚里斯多德那里，男人就被视为具有理性能力而成为完整的人，女人则被视为缺乏理性能力而成为有缺陷的人。也就是说，理性及与之对等的男性气质是优等的，非理性及与之对等的女性气质是劣等的。在笛卡儿那里，对于“清晰明白的”知识的追求必须建立在理智与情感、心灵与物质的分离和对立基础上，必须在精神世界中抛却情感的、感官的、想象的、冲动的等被认为与女性相联系的特征，这样就导致与理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理性”（The Man of Reason）的极化发展（Lloyd，1992）。[20]这种理论假以科学的名义伪装了其隐藏的性别歧视，将女性排除出法律领域之外。“这种歧视一方面反映了公私领域划分的观点，同时也反映出男性力图维护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行业思想，” [21] 以及其优势地位中所具有的“个人的利益”。 而女性在男人塑造的法律“科学”的神话面前也逐渐毁灭了进入法律领域的信心，女性主动后却的结果又反过来支持了女性不适合从事法律职业的判断，并进一步强化了女性与法律职业的分离。于是，尽管理性论者一再声称法律的中立性和客观性，但却在其法律“科学”的旗帜下制造了性别权力的分配和性别等级的格局。这种理性论与暴力论相比，因为其借用了“科学”的名义，因而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如果说，暴力论是以暴力和权势将女性强行驱赶出法律领地，那么，理性论就是以阴谋与诡计巧妙地将女性从法律领域中诱骗出。 三、 撩开法律的面纱 法律是什么，法学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但由于“暴力论”有为统治阶级的权力与专制粉饰之嫌，导致阶级对抗，而为现代法治所唾弃。但理性论却在男权文化的精心构思下将法律伪装成与女性对立的科学世界。因此，揭示女性与法律职业的关系就必须首先撩开笼罩在法律之上的这一面纱，还原法律一个本来的实在。 法学是科学的吗？认识这一问题必须首先从法律的本质谈起。法律的本质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理解，因而，关于法律的认识具有多样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法律就其本身而言，只不过是一种人际交往的合作规则而已，它是在人类交往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它是一个社会的历史、民族、文化、经济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法律“如同社会中的语言，是天下之公器，并不是某个 或某几个天才的创造，而是公众以他们的实际行动集体塑造并在行动中体现的。” [22]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法律规则的产生可以看作是公民“重叠共识”的结果。[23]每一个公民都可以看作是法律的参加者和建设者。虽然，在历史上，法律的“重叠共识”排除了女性的参加，但这并不能否认法律是“重叠共识”的应然性。 法律是人际交往的规则，建立在法律规则之上的法律理论也就只不过是一种解释而已。[24]这种解释可以根据解释者自己的立场、观点加以诠释以求获得他人的认同并期望对立法与司法施加影响。这种解释可谓各抒已见，众囗不一。我们不否认这种解释与论证充满了理论与思辩，但理论与思辩只不过是论证手段的水平高低而已，很难冠以“科学”的名义。学者为论证法律理论是一门“科学”而归纳的法学理论所具有的抽象性、一般性、客观性、可检验性和开放性特征，其实也只不过是指法律理论的“应然”，而非“实然”。事实上很多学者也大都是从法学应该成为科学去论证法律理论的科学性的。因此，如果一定要说法律理论是一种“科学”，那也只能是一种人文学科，因为，人们所业已接受的人文学科也只体现“应当是什么”而非“实际是什么”的价值指向；其运用的方法也重在“理解”而非“描述”。[25]因此，法学研究中除了充斥各种各样的见解外，也就不存在有什么可以求证的真理，普遍为人们接受与认可的法律理论也只不过各种学说的“重叠共识面”而已。法学理论的“科学化”不仅掩盖并强化了法律与女性分离的事实，而且也造就了法律与普通百姓的距离。 法律是人类交往的规则，因此，诉讼纠纷的解决也就是规则言说的过程，司法的领域也就不是施展暴力的“场”而是说理对话的“场”。问题是，司法审判中说理一定是严格运用三段论的逻辑推理吗？审判三段论必须预设法律是周全而无缺陷的“自足”的封闭系统，这本身就是法律的神话。审判三段论也无法解释法官造法的现象，而这在司法中却是极为普遍的事实，因为法官不得以法无规定而拒绝审理。 法律推理与数学推理之不同在于，前者以确定的案件事实为思维的起点，而后者则是从已知的公理或条件出发。在法律推理中，法官面对生动繁杂的案件事实，总是依据其法律背景而对案件事实进行剪裁，以发现能涵摄案件事实的法律。法律的发现往往是一个比较的过程：以格式化的案件事实与类似的法规相比较，以决定案件事实是否能被这一法律所涵盖。法律的发现是一种生活事实与法律规范相对应的过程：一方面，生活事实必须具有规范的资格，必须与规范发生关系，必须符合规范。这一“必须”就要求对案件事实进行格式化的筛选。另一方面，规范也必须与生活事实进入一种关系，它必须符合事物，这一过程就是对法律的解释。因此，法律推理并不是僵化的三段论式的演绎，而是丰富的法律资源与生动的案件事实之间的一种对话与交流，正如德国学者考夫曼所说：“只有当规范经由对制定法的建构变成符合事实，而且案件也经由对制定法的建构变成符合规范时，也就是从规范建立一个构成要件以及从案件建立一个”事实“时，生活事实与规范两者才能进入一种对应中，规范与案件是不同的（前者是一个当为，后者是一个存在），它们必须在法律发现中被等同处置。” [26] 在考夫曼看来，“法之发现是对演绎—归纳进行类比发生的。”[27] 类推就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从而推出它们在另一些属性方面也相同的推理。”[28]事物之间的同一性是类比推理的依据，而其差异性又决定了其结论的或然性。法官就是依赖于将本案的事实与先前的法律涵盖的事实作比较，以观察并认识两者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这个比较的过程往往交织着对案件事实的格式化处理和对拟引用法律的理解与解释，以决定两者是否具有对应的关系。即使是这样，类推中隐含的仍然是对该规则的普遍性程度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不可能由类比来决定，而只能由当时的社会政策或者是公认的伦理价值来决定。 显然，同一性与差异性取决于思维者的主观认识，案件事实的格式化处理和法律发现的过程往往受制于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法官的专业前景、法官对事实的认识、法官的道义与良心甚至法官的情绪与心理。对此，美国大法官霍尔姆斯法官有一段精彩的论证：“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总的来说，确定性是一种幻觉，宁静是人类的命运，逻辑形式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判断，是对针锋相对的各种立法考虑因素的相对价值和重要性 的判断，尽管这些常常是不清楚和无意识的判断，但它是真实的，是整个诉讼程序的根基和叶脉。” [29] 审判三段论的真实情形是：审判结论一旦得出，“它常常能够以三段论的形式加以表述，然而在得出结论的过程中，大小前提往往是到最后才形成的。所以说，三段论并不是一种在法律推理中很有用的模版。它的功能只是表明某个推理过程是正确的而不是确立定过程的结果的真理性。”[18] 因此，审判三段论在判决书中的大量运用与其说是在推出一个新的结论，还不如说是在论证法官业已存在的结论，让人们相信其判决是在严密的演绎推理中逻辑地得出，并在这一虚幻认识的基础上说服当事人及其他相关人接受其判决。正如麦考密克所认为的，正当化过程运用的其实是“说服的技术”， 严格的演绎推理的运用并不具有普遍性和连续性。“法律工作者不可能像一架绞肉机，上面投入条文和事实的原料，下面输出判决的馅儿、保持着原色原味。” [30] 人类并不是在冷冰冰地计算着的、追求逻辑发展的目的中行动并作出反应。他们的行动往往起源于冲动而不是逻辑。 审判三段论的神话虚拟了一个不同于日常思维的封闭空间，它以严谨抽象推理的形式遮掩了法官不确定性的经验与情绪等大量的主观因素对判决的影响，并进而使其在主观上不确定性因素所导致的判决获得了正当性。也正因为判决结论并非是由严格的三段论逻辑地推出，因此，判决的结论至多具有正当性和可信性，而并非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动摇性。 审判三段论的神话割裂了法律推理与日常推理的联系，并在女性不具有抽象推理的生物性假设的基础上，以保证法律推理的严谨与缜密为借口，对女性永久性地关闭了法律职业的大门。 四、 女性与法律职业的亲和 法律的“正当化过程”是依照一定的法律准则和程序进行充分的讨论辩驳后做出决定的过程。 因此，法院的判决与其说是司法推论的结果，勿宁说是复数参加者合意的结果。拒绝女性进入法律职业，无异于否认女性作为合意的主体，而将女性处置于法律适用的对象，并将男性的价值强加给女性。现代民主制度中，女性已经在宪法层面上被赋予了参与政治决策合意的权利，却在诉讼判决的合意过程中却遭到了排挤。其排挤的理由之一“暴力论”在法治社会的今天，虽然从观念的层面上已变得臭名昭著，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没有彻底根除这一理论的暴力基因。从法院的道具到对抗制的程序，一直弥漫着强制与暴力的信息。然而女性具有天然的去暴力的特性。因为，“女人为做母亲而接受的训练和做母亲的经历决定她们寻求非武力的解决冲突的手段。她相信维持儿童生命的工作和哺育儿童的工作给予妇女拒绝战争的独特动机以及维护和平、以非暴力形式抵抗压迫的独特实践。” [31] 因而，妇女更适合剔除司法程序中的残存的暴力因素，将解决纠纷的司法程序改造为对话的，而不是对抗的，是理解的，而非压制的诉讼程序。“男性倾向于逆境氛围，女性则倾向于在合作氛围中茁壮成长。” [32]因此，“女性的声音在法律职业中的不断加强，可能将对抗制变为一种更为合作、少有争斗、讼争双方的交流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问题是在相互之间具有共识的情况下解决的，结论不是外人命令的，更不是胜利者强加给失败者的。” [33]因此，非正式纠纷解决程序的展开，契合了女性的特点或者说是得益于女性的加盟。 排挤女性进入法律领域的另一个理由为“理性论”。虽然，三段论理论一直受到理论界的质疑，但关于法律是科学与理性的观点却一直根深蒂固。理性论以女性思维是感性的而非科学的与非理性的为借口，将女性与法律进行隔离。本文的论证表明，女性思维即使是感性的，与法律职业也并不对立。博登海默的研究就发现，理性并不是绝对可靠的。由于人和事物的关系往往是复杂的和模糊不清的，而且人们还会根据不同观点对它们进行评价，所以在多数情形中，人之理性根本不可能在解决人类社会生活所呈现出的疑难情形方面发现一个而且是唯一的一个终极正确的答案……[34] 这种理性思维的不足往往依赖于感性思维的弥补。 如果说男性思维只是理性，而非感性，那么，法律职业过分男性化，就会使法律推理堕入程式化、工具性、甚至沦为功利主义的泥淖，其追求的正义也至多是形式正义；与理性思维相对，感性思维以其经验的、具体的特点关注个体的命运。女性以其孕育生命的体验因而更加尊重人的生命；女性以其受压迫的历史体验因而对抽象的平等与正义始终抱有警觉，也就因而女性更加注重个人的需要，而不是形式化的程序。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母亲们实行的是关怀伦理，而不是公正伦 理。[35] 女性关怀伦理在法律推理中是通过实际推理法来展开的。女权主义实际推理法认为，法律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对具体问题的实际的考察和反应，而不是在相互对立和矛盾的观点中进行静止选择的推理方式。[36]正如女权主义学者尼古拉？拉瑟所批判的，传统法律推理方法强调法律的效率与公正，否定道德选择与关怀伦理在法律推理中的重要作用。 女性们所持有的关怀伦理正是男性抽象的公正伦理的补充，有助于防止规则的僵化所导致的实质上的不公平。法律推理中大量运用实际推论法的例子在民事审判中举不胜举，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的应用及合同履行中的情势变更原则的贯彻均与实际推论方法有关。诚实信用原则的模糊性必须要求结合一个具体的事实进行认定，抽象的规则并不具有直接演绎的能力；合同履行中的合同基础是否落空也必须在具体的个案中才能考量出是否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形。在对将自己的财产处分给“第三者”的遗嘱是否有效的问题上，法律推理也涉及到利益衡量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男人的判断始终无法代替女性角色的情感体验。[37]“对一个男人是合理的事情，对于妇女可能完全不同。” [38]妇女独特的道德语言强调对他人、责任、爱护和义务的关切，以与抽象的男性道德相区分。女性思维以其特有的敏锐性与经验性在法律推理的时空中自由驰骋，弥补理性思维和不足，发挥着男性思维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实际推理并不而且不能排斥规则，相反它离不开规则，规则代表着过去智慧的积累，它们要和新的联系的事实相融合。规则提供要通过法律所要达到的合理的目的和结果的路标；规则防止专断的倾向并使制度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以防止偏见和热情的扰乱；规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不总是好的法官。然而，规则总为新的事实和联系产生的新观点和见解留有余地，女权主义法学只是认为，案件的特殊环境可以支配规则的运用，规则的解释和运用不仅不是而且不应该是预先确定的。女权主义法学并不反对严格的演绎推理法，对于女权主义来说，实际推理和询问妇女问题使她们比其他非女权主义者寻找更多的与案件的解决有关的或本质的事实，例如，那些有关特殊法律规则和法律判决反映了谁的利益，以及谁的利益需要更密切的关注等方面的事实，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是与妇女权利极其相关的事实。同样，女权主义实际推理也不是男性理性的另一极端，相反，女权主义赋予理性以新的含义。女权主义理性承认人类经验的多样性，承认把相互冲突和竞争的要求考虑在内这种方式的价值性，它力图揭示由道德和政治选择决定的偏见性以及这种偏见性在政权实践中的意义运用和作用。女权主义力图综合感情和智力因素，力图给予人类经验更多的价值。因此，实际推理方法对于通过揭示各种暗含的偏见给妇女带来的不利，具有男性思维不可替代的意义。[39] 因此，女性思维与法律思维并不冲突，甚至契合，以女性思维非理性因而不适应法律职业，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有意，其潜意识的是男权主义的私隐在作崇，试图以此维护男性在法律职业中的垄断地位，将女性置于法律的屈从处境。 女性也是法律的建筑师！我们只有在放弃那个在法律“以前”就已经固定的对女性特征的虚构的同时，也放弃在女性“之前”就已经固定的对法律的虚构，女性也许会法律职业所接受。并在这一基础上彻底清除女性与法律分离的障碍，法律走近女性的时代才能真正来临。而女性与法律的融合，在动摇男性对法律资源垄断的同时，也在性别平等的法律建构中融入了女性的因素。因此，随着女性在公共领域中法律力量的加强，私人领域中平等也就更多能反映女性的诉求。 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单纯的靠增加女性加入法律职业的人数并不能促使女性与法律真正融合。因为，“法律职业——是男性统治的，而这不仅是由于其中的人，也是由其结构所造成的。”[25] 在传统法律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前，女性的加入并不能改变法律，相反的结果是法律最终改变了女性。 因此，如果不对男权文化塑造的法律结构进行“去男性化”的改革，即使有再多的女法官、女律师乃至女政治家的出现，“在男性世界里做事就要抹去女性痕迹”[40]的压力同样可以迫使女性在法律职业中以男性标准来改变自己，而这显然无助于实现女性与法律的真正融合。虽然妇女已经从事法律职业也有不短的历史，但似乎并没有对这一男性化的法律产生冲击，这一事实就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法律职业的“去性别化”也许更为根本，也更为艰巨。而这，虽然表现为法律问题，但显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问题，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注释： 资料来源于Hilaire Barn ett BA，LLM，1988，Introduction to Feminist Jurisprudence，University of London，p49. 参见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6页。 参见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维姬-舒尔茨：《法律“之前”的妇女——有关妇女、工作与岗位性别隔离的司法叙述》，朱荣杰译，载王逢振主编《性别政治》，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维姬-舒尔茨：《法律“之前”的妇女——有关妇女、工作与岗位性别隔离的司法叙述》，朱荣杰译，载王逢振主编《性别政治》，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参见徐爱国：《破解法学之迷——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学流派》，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美]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479页。 1988年8月5日《纽约时报》，转引自[美]博西格诺等著《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 [美]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485页。 [12] 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 [13] 参见Hilaire Barnett BA，LLM，Introduction to Feminist Jurisprudence，University of London，1988，p49. [14] 参见胡玉鸿：《法学方法论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9页。 [15] 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16] 参见吴家麟主编《法律逻辑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17] 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页。 [18] 参见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19] 参见徐延辉：《女性经济学家严重短缺：现状、原因及后果》，《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20] 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21] 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7页。 [22] 苏力：《反思法学的特点》，《读书》1998年第1期。 [23] 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24] 德国学者H？科殷认为法学是一种解释学，他说：“为了能够建立规则和案件的这种联系，人们对规则的内容必须有准确的把握；人们必须理解规则，为了能够正确地应用它，也就是说，使它在各种个案里发挥适用效力——它是为了发挥这种效力才制订的——，必须知道它的含义。因此，在法学的思维里，赋予法律规则的解释以一种很重要的（哪怕最终仅仅是一种预备性的）作用，就此而言，法学属于解释的科学。” 参见[德] H-科殷著《法哲学》，华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25] 参见胡玉鸿：《法学方法论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26] [德]阿图尔-考夫曼：《类推与事物的本质》，（台湾）学林文化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12－213页。 [27] [德]阿图尔-考夫曼：《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 [28] 吴家麟主编，阳作州、石子坚副主编《法律逻辑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 [29] 转引自万斯庭：《美国法官的工作》，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30] 季卫东：《“应然”与“实然”的制度性结合》（代译序），麦克密克等著《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2－3页。 [31] 艾莉森-贾格：《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4页。 [32] [美]保罗-布莱斯特、桑福-列文森、杰克-巴尔金、阿基尔-阿玛编著《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第四版-下册），陆符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3页。 [33] 参见[美]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487－488页。 [34] 参见[美]E-博登海墨：《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61页。 [35] 艾莉森-贾格：《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5页。 [36]参见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下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7页。 [37] 我国去年发生这样一个案例：一个男子与妻子感情不合分居四年之久，互不来往。四年来一直与一位女性生活在一起并有一小孩，双方感情很好。该男子临死之前，留下遗嘱，将其全部财产处分给了这位女性。后来，该女子与其妻子为遗产发生诉讼，围绕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引起了人们不小的争议。 [38] [美]博西格诺等著《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671页。 [39]参见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下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8-1110页。 [40] 参见[澳]马格丽特-又桑顿：《不和谐与不信任——法律职业中的女性》，信春鹰、王丽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页。

法律结业论文篇(6)

【关键词】职业化教学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一、职业化教学思想的确立

1.传统高职法律教育的缺陷

我国传统法律教育深受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教育模式影响，职业教育特色并不鲜明。其表现之一是，“我国法律院系的课程设置历来以传授系统的科学知识为目的；很少考虑实际操作能力培养，也很少考虑社会的实际需求。”“这种课程设置主要是以传授知识为主，而不是传授知识和训练学生的能力并重，不是理论性和职业性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其表现之二是，“大多数教师在课堂上所讲授的主要是如何注释现有的法律条文以及论述各门课程的体系和基本理论。其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体系，学会通过分析条文和逻辑推理得出正确的答案。而这种对于条文的纯粹分析，在现实当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与之相联系的是，教师往往没有经过法律实务训练，“讲金融法的不了解金融的操作和运行，讲证券法的不知道各种票据的实际制作和使用，讲公司法的不知道公司的具体结构和实际创立。”其表现之三是，“法学教材汗牛充栋，却是互相抄袭，缺乏学术性、实践性和权威性”；考试方式方法上，“是以‘标准答案’来限制和压抑学生的原创精神。”总之，我国法律教育不是定位于职业教育，而是定位于“普通高等教育”。

2.高职法律专业学生的就业导向

为了增强高职法律专业毕业生就业的竞争力，应对高职法律专业毕业生的定位有个重新的认识，将培养目标定位于在法院从事书记员工作、在社区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在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助理、文秘内勤工作等。从事上述工作不需要学生具有高深的专业理论知识，但应基本具备法律工作者应当具备的技巧、能力与素质，应能熟练掌握运用法律的能力，具备调查、会见、谈判、书写、辩论、速录等能力。为此，应引入全新的教育理念，对原有的教学模式、课程设计做出相应的调整。

改革实践中，在高职法律教育新理念的指引下，涌现了很多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比如“实践性法律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等。由于上述方法均要求较高的综合配套改革，囿于现有教学环境难以采用，经过长期摸索，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与学院实际情况相适应的课程职业化教学。

二、职业化教学的基本思路

1.教学内容的选择。现有教材即便是高职类教材，在内容上仍是属于法学教育“通用”教材，职业针对性不强。因而，教学中要以“实用”、“够用”为原则，科学组织理论教学内容，同时把上述岗位的技能和素质知识吸收进来。

2.教学方法的使用。要注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有意识的锻炼学生各项能力。例如，启发式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思考，锻炼学生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归纳总结法，锻炼学生的归纳能力和综合能力；实案操作法，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

3.考核制度的改革。高职院校是培养高等应用型专门人才，因此在考试考核内容选择方面，既要体现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目标要求，又要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做到既考知识，又考技能和素质，体现应知、应会、应是。同时，要加强过程考核，科学评判学生的学业成绩。

三、职业化教学的实践

下面以《民事诉讼法》课程为例，具体介绍职业化教学在法律专业课程中的运用。

1.明确课程设计理念。民事诉讼法在专业培养目标中既是专业主干课程，又是应用性课程。在设计课程时，按照职业技术教育学生专业技能的形成规律，建设行动体系的课程，即基于工作过程设置学习情境，将理论课程和实训课程进行整合。同时，基于专业就业情况调查，把书记员等基层法律工作者的岗位实务与诉讼法课程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课程职业化教学。

2.更新传统理论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统编教材为蓝本，结合课程最新成果，合理设置教学体系，进行模块教学，每个模块均设有理论教学和课内实践教学。在保留传统民事诉讼法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吸收书记员、律师助理等岗位实务等知识。

(1)理论教学模块

(2)课程职业化教学内容示例。以“送达”知识点为例，传统教学和职业化教学在内容安排上有着明显的不同，详见下表：

3.改革教学方法。首先，根据各知识点的特征和掌握要求，综合采用能力型教学方法。其次，强化亲历实践，开展零距离教学。再次，丰富实践教学手段。法律辩论训练、组织法院庭审旁听活动、模拟实践训练，通过丰富的第二课堂和实训实践，提高学生的岗位职业技能和素质。

4.完善评价机制。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考核方式，细化平时成绩的评定规则，加强过程考核，科学评判学生的学业成绩。理论部分的考核，考核模块两个，一是学生对书本知识和教师授课内容的掌握程度，二是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对能力题的比重做了严格规定(必须占卷面成绩的40%以上)。技能部分的考核则强调对学生具备的能力操作过程的检测。学生平时实践操作的水平、完成操作的质量、完成成果的优劣等方方面面都是考核的所在。由于技能考核的特殊性，为提高评判的准确度，我们对技能操作涉及的各个环节事先都设定了比较科学的分值，如立卷一项，从卷内文件排列开始到编码、抄写卷内目录、填写备考表、装订、拟写案卷标题、填写封面等，各环节难易不同，赋予的分值不同。技能考核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它的存在，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学习习惯，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周汉华.法律教育的双重性和中国法律教育改革[J].比较法研究．

[2]王晨光，陈建民．实践性法律教学与法学教育改革[J].法学．

[3]李曙光.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N].光明日报，2003-07-1.

[4]张宽政，李谋琪，廖斌.高职法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研究结题报告[EB/OL].http://www.hnim.edu.cn/kyc/admin/xsnews/Edit/UploadFile/200711994524964.doc.

法律结业论文篇(7)

关键词: ESP 法律英语 教学模式 浸入式

法律英语(Legal English),在英语国家中被称为Legal Language或Language of the Law,即法律语言,是普通法系国家(主要是英美国家)的律师、法官、法律工作者所使用的习惯用语和行话。随着中国的入世,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科学技术和商贸经济各领域有了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政治纠纷需要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法律英语作为一门“培养复合型、外向型法律人才”的新兴专业课程在中国迅速发展[1],全国除了多所政法院系在法学本科生、研究生等不同层次开设法律英语课程外,外交、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政治等专业也相继开设了法律英语课程,有的院校还利用自身优势开设了法律英语专业,使法律英语教学趋向系统化、专业化[2]。然而,迄今为止,能够熟练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复合型法律人才仍然奇货可居,这不由不让我们对目前的法律英语教学模式作一些必要的反思。

一、我国现行法律英语教学模式及缺陷

我国的法律英语教学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特色课程[3]。从本质上说,开设法律英语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法律人才,使培养的人才流利地阅读英文法律原著,与国外同行交流,处理涉外法律文件,参与涉外法律事务谈判等。目前我国的法律英语教学主要采用讲座式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存在许多弊病,主要表现在:首先,沿袭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师在台上讲,学生在台下听,由于教师始终处于教学过程的核心和主导地位,而学生习惯于“听众”的角色,导致学生很少有机会展开交流和讨论,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虽然对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基础知识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具备了一定的理论水平,但遇到具体案例及司法案例,大多对所学知识仍不能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其次,复合型教师匮乏。目前我国高校法律英语教学主要由法律教师或英语教师担任,虽然也能很快地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理论知识,但由于两类教师专业各有所侧重,因此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常常出现有些教师法律基本功扎实,却英语表达不清楚,或英语口语好,法律知识却有限等突出问题,无法充分兼顾到法律英语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和开设的意义。

最后,教学侧重点有待改进。教学过程中往往侧重于对法律英语术语、篇章和英美法学理论知识的介绍和讲解,而在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进行分析、判断、解决法律实际问题能力的传授方面,以及运用英语熟练进行沟通、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传授方面则明显不足。

二、ESP理论下的法律英语教学新模式的构建――“浸入式”法律英语教学模式

(一)ESP理论概述

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即专门用途英语,是与某种特定专业、科目或目的相关联的英语,英、美等国的应用语言学者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该教学理论,它的形成是世界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语言学发展的革命[4]。ESP有四个明显特征:(1)需求上满足特定的学习者,(2)内容上与特定专业和职称相关,(3)词汇、句法和语篇具有特定专业、职业的语言特色,(4)与普通英语形成对照(Strevens,1988)。

鉴于法律英语是法律科学与英语语言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同时隶属于专门用途英语(ESP)的范畴,因此其教学模式构建的重点显然应立足于ESP理论,突出功能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其教学最好能一方面按照法律的观点、方法以及法律规范、法律文书的特殊需要来研究英语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中的运用,另一方面要运用语言学尤其是应用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法律英语的教学,真正体现“用法律学英语”和“用英语学法律”的双重目的[5]。“浸入式”法律英语教学模式正是基于此而进行的一次有益探索。

(二)“浸入式”法律英语教学模式

所谓“浸入式”法律英语教学模式,即以ESP理论为指导,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结合当前许多专家学者们推崇的法律案例教学法,使学生“浸泡”于一个创设的尽量逼真的全英文法律环境中,此时英语不仅是学习的内容,而且是学习的工具。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有效学习并使用英语思考和处理法律事务,最终达到“法律基本功高、英语交际能力高”的双高教学目标[6]。

(三)“浸入式”法律英语教学模式的特点

1.教学内容上突出实践性

ESP是根据学习者特定的目的和特定的需要而开设的英语课程,如科技英语、旅游英语、秘书英语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英语也就是对已在从事或将要从事法律行业的专业人才所教授的ESP。因此教学内容应突出实践性,以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在教学中应将尽可能少的时间花在语言结构、语法翻译上,主要内容应侧重于传授法律专业人士必备的技能和知识,如用英语进行法律方面的调查、会见、谈判,用英语写作法律文书、辩论等能力,使学习多年法律英语的学生步入工作岗位后,能够顺利地与外国同行或客户进行直接对话和交流[7]。

2.教学方法上突出互动性

ESP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因此教学方法上的突出互动性是法律英语教学新模式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新模式强调教学互动,即在教学过程中倡导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扮演的始终是经验丰富的“引导者”角色,而不是纯粹“教师”的角色。教师应善于通过多种途径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学不拘泥于教材,他们一般不轻易地就某一问题下结论,而是通过各种巧妙提问,有机地组织和串联每个发言者的意见,为学生创造出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最后才进行点评和终结,引导学生展开讨论和互动。

3.教学方法上突出融合性

ESP是与某种特定专业、科目或目的相关联的英语,法律英语作为法律科学与英语语言学间交叉学科研究的结晶,有着明显的专业内涵,因此在教学方法上应突出融合性,将语言技能与专业知识学习有机结合。具体来说,即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结合案例教学法,恰当地使用模拟练习、电影、指导式自学、角色扮演、敏感性训练等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通过课堂的问答和讨论能够有效地启发学生的思考,于潜移默化之中达到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及用英语进行交际的目的(Communicative Requirements)。

4.教师师资上突出复合性

ESP理论下法律英语教学模式的关键因素是复合型专业素质的教师。作为讲授法律英语的教师,除了在英美法律制度的领域内有较深的造诣外,还必须掌握法律英语的语言特点,从而在实际教学中实现好“用英语学法律”和“用法律学英语”的双重目的。可采取的办法是鼓励英语教师报考法学专业,然后教授法律英语,或提倡法学专业青年教师进修英语课程,或暂时聘任外籍教师讲授法律英语课程。

5.教学手段上突出时代性

ESP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图文并茂地给学生展示英美一些法律制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弥补教学过程中信息量的不足,同时使学生法律知识的更新紧跟时代的步伐。例如,可组织学生来观看法律题材类电影以及相关的一些法律网址,例如A Time to Kill(《杀戮时刻》),To Kill a Mocking Bird(《杀死一只知更鸟》),The Rainmaker(《造雨人》),Twelve Angry Men(《十二怒汉》),Shawshank Redemption(《肖申克的救赎》)等。

三、结语

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对人才的特色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8],本文所提出的以ESP理论为指导的“浸入式”法律英语教学模式,以新时代的要求为立足点,既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又提高学生的择业竞争力,缩短学生进入工作角色的适应期。这种强烈的实用性,与学生学习法律英语的主要目的不谋而合,这就使得我国所有在校接受法律英语教育的学生学习目标更加明确,动力更加充足。

参考文献:

[1]韩满玲.法律英语教学亟待走入正轨[N].法制日报,2004-03-04.

[2]杜金榜.论法律英语课程“双高”教学目标的实现[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4):17-19.

[3]张文娟,沙丽金.法律英语教学现状分析与教学改革思路探讨[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8,(1):24-26.

[4]Alison Riley. English for Law[M].England: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1.

[5]何家弘.法律英语[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6]杜金榜.论法律英语课程“双高”教学目标的实现[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4):17-19.

[7]陈庆柏.涉外经济法律英语[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