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研究篇(1)

快速的城市化，使城市的人口数量与构成、城市建设、行政区划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不断冲击着原本就和谐与问题相伴的城市民族关系，使城市民族关系变得更加的复杂、敏感，与城市化进程联系紧密的民族关系新问题不断涌现。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立足与融入城市生活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使少数民族在交往紧密的同时，民族间的差异性、竞争性与矛盾有所增强，突出表现在流动人口的就业、子女上学、医疗保障、居住条件等问题。1．就业与培训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外出工作是出于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在昆明的谷律地区，由于其距昆明较远，特别是团结镇最为边缘的乐苗村，村内无矿产或特色农业，因此外出打工，摆脱贫困生活成为此类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不二选择。外出务工者多为年轻人，据统计，全村1400人中，长期在外打工的有240人，主要从事建筑业、汽车修理和做小生意。打工地多集中在昆明；全村还有短期工和季节性打工者300多人，其中苗族有10多个人，从事的职业依然是建筑工人。从统计数据来看，除去老人和小孩，1400人中，有近550个年轻劳动力，几乎是全村所有的主力劳动在外打工，可见外出务工对民族流动人口的意义。但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始终是以技术含量低、收入低、工作量大而辛苦的工作为主，且这种工作具有非稳定性、随意性与低层次性的特点。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在非农就业转移过程中，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制约了他们在城市就业的机会及收入水平，他们是需要提供就业教育培训帮助的弱势群体。据2012年统计数据，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没上过学的约占10%、小学文化水平约占20%、中学文化水平约占60%、高中或中专文化水平约占40%、大专文化以上约占10%。从现有的职业培训来看，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培训主要是技术含量低的手工技能培训，具有培训时间短、内容简单、见效快的特点，能够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快速实现非农就业。但是，这些低层次的技能培训无法真正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素质，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接受培训的实际情况来看，昆明的船房社区曾举办过以“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电脑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妈妈学校”，在报名初期参与者的热情程度很高，但实际全程坚持的人寥寥无几。该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联系了西山区职业技校，针对青少年开展免费技能培训，三年学费全免，每个月还有500元的生活补助，保证就业，结果发出去4000多份招生传单，只有两个人愿意去技校参加培训。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注重眼前利益，且生计繁重，参加培训和接受教育的时间有限，所以此类活动的效果不显著。2．婚姻与家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很少有人在本地选择配偶结婚。因为工作在异地，且生活在城市，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悄然发生了变化，其结果导致与汉族普遍通婚。在昆明团结镇谷律村，全村30余对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配偶几乎全是外地来的汉族。另外据昆明市民宗委2012年统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家庭出现问题的相关数据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其他少数民族通婚的情况开始变得普遍，这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但是，由于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使其在不同的家庭角色与关系中出现了因常年外出而产生的家庭矛盾问题。使本应该有利于民族关系的普遍通婚，与家庭矛盾交织在一起。造成夫妻两地分居、家庭矛盾、夫妻感情平淡等问题不断出现，破坏了家庭的稳定。3．创业与发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创业相对较少，最简单的创业形式就是常见的流动摊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为普遍缺乏资金来源以及担保人脉，因而限制了其创业的可能。同时少数民族自身的管理能力差，以及缺乏创业技能，也是导致其创业难的因素。

少数起步较早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从创业步入到了发展期，他们需求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大。例如回族作为具有丰富的经商意识和抱团取暖思想的民族，进入城市后的发展步伐以及在某一领域的掌控能力强于其他少数民族，昆明的牛羊屠宰市场、粮油加工市场、废旧物品收购市场、二手车市场基本都由回族掌握，他们需要的支持与发展就会体现在经营地点的选择与扩大、内部员工的管理等方面。4．交往与融入城市少数民族，由于其选择的职业工作时间长且负荷重，下班后几乎没有过多空闲的时间，简单枯燥的业余生活使大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缺乏与外界沟通。（见表3）以上数据，说明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外界的交往不多，缺乏获得外界信息的能力。由于城中村拆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规模聚居的城市居住模式己被打破，其安全感变低，且主要居住在未改造的城中村、老旧小区、城郊结合地区。迫于收入，他们只能租住在环境相对较差、租金相对低廉的破旧小区，如位于昆明市北部二环一带的工厂家属区、佳园小区等。据统计，像佳园小区一类的社区，下岗工人在工厂资产的处置上和收入上一直有不满意的情绪，自身享受的公共服务资源又受到外来者的分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不安全感、无归属感和缺乏认同感的情绪也存在，二者的矛盾或者情绪有同性，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困境，同时也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潜在因素。

（二）城市建设超前性与少数民族失地人群的利益冲突问题城市的规划往往仅从城市自身建设与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却常常忽略的是人的利益与发展空间。因此，个人的发展在城市发展面前往往是弱势的、是妥协与牺牲的。2010年昆明市区待改造的城中村多达233个，为城市建设而暂时妥协的民族流动人口，他们的城市归属感、认同感、安全感受到巨大的冲击。城市行政区划的改变也造成了“二元户籍”与失地农民问题的尴尬局面，同时城市世居民族对撤乡建镇所引发的强烈反弹对快速城市化建设时期的昆明城市民族关系提出挑战。1．“二元”户籍制度城市化进程中以城中村问题为背景的少数民族失地农民与“二元”户籍制度问题以及因城中村拆迁给城市民族关系造成矛盾的趋势不断增加。城中村的出现是由于昆明快速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政府仅给每户农民保留一定量的住宅用地，少数民族农民失去土地后无法从事农业生产，但其户籍、土地权属、经济组织形式和管理特征等仍然保留原有农村形态。少数民族失地农民一方面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和保障，另一方面又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在昆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沦为看客。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农民只能通过“种地”来维持生存，违法建私房屡禁不止。昆明呈贡新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作为现代新昆明建设的突破口、主战场，出现了大批的少数民族失地农民。而呈贡新区拥有世居少数民族近1.4万人，占全区人口的7%。这里的世居少数民族在沦为失地农民后，出现了失业与再就业、二元户籍与生活保障之间的矛盾等等。可以说城市化使世居少数民族农民由农业生产者变为社会弱势群体，而因失地外出打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则成为二元户籍制度下的“黑户”，生活保障无从谈起。2．“撤乡建镇”“撤乡建镇”而引起的民族关系矛盾是伴随昆明城市化进程的一大事件。其中最有代表的是谷律乡与团结乡的撤并。在这场撤并过程中，争论围绕着保留民族乡与直接撤乡建镇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世居少数民族群众认为，保留民族乡有利于向上级政府争取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扶持；党委政府则认为，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之所以仍然保留农业人口身份，就是因为城市化滞后造成的，撤乡建镇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结果党委政府的主张占了上风，团结镇于2005年10月18日正式成立。团结镇的彝族群众认为建镇是强行推行的结果，弊大于利。白族群众则担心撤乡建镇后谁来扶持团结镇的少数民族。而苗族群众则认为撤并是好事，为国家节约开支。上述意见，无疑给撤并后团结镇的民族关系带来了考验。撤乡建镇后的团结镇，由于行政区划的改变，原来的两个行政单位合为一个，这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以谷律地区与团结地区的合并为例，由于谷律地区的苗族没有矿砂资源，因此苗族被团结地区的彝族和白族排除在石英砂产业之外，苗族在该地区的民族交往中受到了显性或隐性的歧视。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管身处城市的中心区域，但实际是被城市生活边缘化的。由于就业层次低，且就业咨询多以“亲代亲，老乡带老乡”的模式，决定了其生活半径的有限性和单一性。民族交往尚未扩展到城市生活的大范围。长此以往会出现“微型民族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过分“扎堆抱团”，加大了昆明城市民族问题突发事件的爆发机率。世居少数民族在面对身份转变时，出现情绪的波动。由农业生产者转变为失地农民，由受政策照顾的民族地区群众转变为撤乡建镇后的普通地区群众等等一系列转变，使民族群众在心理上无法迅速接受。谁来照顾扶持撤乡建镇后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的再就业谁来管？诸多疑问深入世居少数民族的内心，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不适。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对新环境，求生存、谋发展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都很重，面对城乡差别往往心理失衡，遇事容易浮躁。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他们在享受农村医保和城市医保上出现尴尬局面，其子女求学考试方面的阻碍重重，诸因素易造成他们心理上较大的波动与不满。

（三）城市化水平不均衡与少数民族收入差距问题经济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制约了个体发展的水平与层次，直接体现在收入的差距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整个昆明的城市化水平不协调。其中昆明最发达的五华区2010年的生产总值是540.8亿元，最不发达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2010年生产总值仅为32.62亿元，两者相差近17倍，而其中两者的第二产业更惊人的相差近38倍，城市化率相差近12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昆明城市少数民族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较昆明市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据2012年统计数据，昆明市年人均收入1.89万元，发展水平较高的盘龙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03万元；发展水平较低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45万元。两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0.58万元。另外从年收入水平统计区间来看，昆明城市少数民族年收入在1.8万以下的占41.8%；年收入在1.8万～2.4万之间的占34.8%；年收入在2.7万元的是以在昆明时间长且已经有一定事业的个体经营者为主。以上的数据说明了无论是世居少数民族的年收入，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年收入，较昆明市的平均水平都有差距，那么较昆明最发达的地区，则差距更加明显。城市化水平的差异性不仅反映在民族地区与一般中心城区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民族地区内部。在合并后的团结镇各村镇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清晰可见。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团结镇发展水平最高的龙潭村，年农业生产总值2329万元，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24074万元；团结镇发展水平最低的苗朵村，年农业生产总值仅为586万元，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仅为350万元。发展水平最低的苗朵村委会和水平最高的龙潭村委会之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差1倍多，农业生产总值相差近4倍，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相差68倍。如此巨大的差距是昆明城市民族关系的问题和隐患。

（四）民族问题城市化与突发事件问题目前，国内出现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事件，80%以上发生在城市，民族问题城市化的特点日趋突出。昆明市近几年所发生的影响民族关系和社会治安的大小事件，80%涉及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其中属于管理不当而引发事端的占20%，属于不服管理而引发事端的占47%，属于利益纠纷引发事端的占15%，属于社会治安及刑事犯罪的占8%，属于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而引发事端的占7%，因新闻和文艺作品伤害少数民族感情而引发事端的占3%。这些问题由于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而且相互交织，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直接与间接影响并存。

二、和谐城市民族关系构建的现实策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可见，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保障。构建和谐城市民族关系的现实策略是解决城市民族问题和调处城市民族关系的途径。它既有自身的目标价值取向，又具有多位一体和不同层次的体系结构，是调控方式的综合运用。它是动态发展的，但又不可一蹴而就，它需要在矛盾不断地变化发展中得到完善，使其适应民族关系调控过程的需要。民族关系调控体系建设的成败直接反映了政党的执政水平和科学的社会治理能力。

（一）不断提高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水平在就业与发展方面，对于已经落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重点是积极引导他们就业，畅通就业渠道，建立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对他们的就业指导，鼓励和支持相关单位、学校、企业根据市场需求举办单独面向他们的培训班，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和求职能力，城市公益性岗位和国有企业，尽可能的划定比列、单设岗位、放宽条件招收他们。对于已经站稳并寻求发展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获得相关发展政策的支持、赢得尊重和融入社会等方面为其提供帮助。对招收一定比列的少数民族员工的企业按现行的优惠政策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贴息等优惠。在婚姻家庭与交往融入方面，昆明市目前已经建立“少数民族婚姻服务所”，开展婚姻关系维护、家庭沟通技巧、家庭教育理念培育等利于家庭建设的培训。同时，引导外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积极主动参与所居住社区各项工作和活动，培养他们的集体意识和社区意识，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与城市社区的发展相协调。同时充分利用社区各项资源，通过提供培训、教育、保障等项目的服务，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知识和法律意识，为保障其合法权益，提供尽可能的便利和帮助。

（二）不断提高对城市少数民族失地人群的保障与再就业平台建设着力解决城市民族失地人群、撤乡建镇地区城市世居少数民族的持续发展问题。城市少数民族失地人群与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问题牵涉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必须站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角度从长远利益出发，进行系统规划和统筹兼顾，解决少数民族失地人群与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的生活和生存问题。要将其社会保障纳入城市管理体系，建立少数失地农民的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制度，继续对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完善各项补贴政策，将生活困难且没有就业的少数民族失地人群和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使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要按照各级财政每年拨付一部分，街道、社区两级从征地补偿费、民族地区的各项扶持经费中拿出专项资金予以补助的方式，安排专项少数民族失地人群就业经费，加强其就业培训，建立创业基金，提高其就业率和创业率。要搭建发展平台，帮助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拓宽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利用自身资源投资或发展产业，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失地人群与撤乡建镇地区世居少数民族的持续发展问题。

（三）不断提高对城市少数民族弱势群体扶持政策的针对性针对昆明城市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首要任务是制定适应城市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最好是“一村一策”，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政策扶持细则，动用更多的财政资金解决生产生活、教育、收入、就业的差距和不平衡问题。

民族问题研究篇(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对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以后才开始起步，由于基础资料奇缺、已往研究成果贫乏及研究力量薄弱等原因，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起步十分艰难。

一、民族人口研究的进展取决于人口基本数据的提供状况

1953年和1964年的第一、二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仅有各民族人口数量和地区分布资料，而1982年的全国和民族自治地主的100%机器汇总资料和1%抽样资料（仅限于100万人口以上可用）则提供了各民族人口数量、分布、婚姻、家庭、生育、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职业等重要基础数据，对民族人口的分析研究开始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条件，从而第一次基本上弄清了民族人口的种种特点和存在的诸多问题。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机器汇总的民族人口资料，除了1982年的内容外，还具有更有价值的重要特点：第一，增加了民族人口迁移、死亡等项目；第二，按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对婚姻、生育、死亡、文化程度（分在校、毕业、肄业等）、文盲、职业、行业、年龄、性别等进行设计和交叉汇总，这在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的，为分析各民族人口状况、特点和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对推进中国民族人口学科发展起了空前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有位美国人口学家反映，东南亚有的国家也准备效仿。在多种抽样调查中的民族人口资料相当丰富，如1987年和199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8个少数民族妇女婚育情况抽样调查数汇总等，对分析研究各民族人口、婚姻、生育等的现状和历史变迁，提供了可信依据。典型调查和社区调查资料，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民族人口研究内容，《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2）反映了20多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人口、社会、经济、自然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涵盖了对9个民族（或地区）的人口调查资料分析研究外，还对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对策研究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二、国内、外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民族人口研究的展开

在奠基性和开拓性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国家教委、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政部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积极扶持，除了资助民族人口专著出版外，还分别设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在“七五”期间，国家教委和国家社科基金分别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等课题，国家计生委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家庭、婚姻、生育、节育情况系列调查研究”课题；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和“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教委的P04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统计局的P33项目“中国1990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计生委的P07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拉萨市流动人口调查研究”课题，国家民委设立了“散居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等。这些调查研究和分析研究的开展与完成，不仅扭转了少数民族人口资料缺乏的局面，而且可以说是世界各国中仅有的少数民族人口资料最丰富的国家，更可喜的是有的人口研究机构正在建立少数民族人口数据库。

中国人口学会成立以来对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早在80年代初期就在兰州、贵阳和昆明召开了三次“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90年代人口学会又设立了“中国民族人口专业委员会”，以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工作。

近20年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研讨会就召开了10多次大中型会议，还于1992年和1994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和云南昆明分别召开了两次国际会议，即“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学术研讨会”与“1990年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讨会”。

1987年在贵阳召开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筹划会”是第一次召开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和实际部门的联合调查尝试，与会人员来自15个省、市、自治区，以协调和组织该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会议确定了承担民族社区的调查单位和专家、学者，要求按照统一设计（经过试点调查修改）的调查问卷、说明书与汇总表进行调查，调查研究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和咨询报告。为了互通信息和交流情况，由综合研究协调办公室及时寄发简报。

1989年夏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社区人口调查与研究成果评审会，在1993年出版了由张天路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该书汇集了藏、彝、回、布依、朝鲜、满、瑶、京、黎、佤、拉祜、纳西（摩棱人）、基诺、畲、水、东乡、裕固、柯尔克孜、土、撒拉、锡伯21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调查报告。

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民族人口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计生委、统计局、高校、统战、民委、政协等系统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彭佩云、蒋正华等多位领导出席指导。会议共提交论文55篇文，对1990年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资料进行深入开发的同时，还进行了适当的补充调查，为各民族人口死亡率与平均寿命、各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特别是对各民族人口指标直接进行横向比较，首次开发出了少数民族赶上和超过汉族的多项人口指标，树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新形象。会后出版了《中国民族人口演进》（张天路，1993）。

为了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的开展，经过张天路、马正亮的努力，在甘肃计生委提供出版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杂志（季刊）在1987年正式创刊，在马正亮副主编的主持下直到1999年已发行了48期。由于它是世界唯一的少数民族人口刊物，因此它的影响远远不仅限于国内。

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80年代出版了10本专著，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10多份咨询报告。在专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民族人口学》（张天路1989）。这标志着民族人口学科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正式建立起来，填补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空白。90年代出版了31本专著，发表了5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40多篇咨询和调查报告。

三、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涉及的主要范围和主要问题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范围之广、问题之多和难度之大，不亚于（或者可以说还稍多于）全国（或地区）的人口内容，涉及的主要范围包括：民族人口学科的建立与完善问题；基础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问题；方法论与研究方法问题；人口数量变动因素中的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指更改民族成份）、民族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属性等定量与构成问题；婚姻和家庭户中的构成、初婚年龄等问题以外的民族通婚的比例变化问题，以及婚姻形式（或婚姻制度）对民族人口再生产与其后代的素质问题；民族因素对婚姻、生产、死亡、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等的下面或副面影响问题；民族人口政策问题；民族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的相互关系问题；民族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问题；民族人口指标达到或超过汉族水平等。

民族人口研究的主要困难有：第一，只有每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才有可能提供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重要数据；第二，分民族人口研究面临着对56个民族人口资料的分别计算、列表、制图、分析等复杂和困难问题；第三，对民族人口进行抽样调查或社区调查的经费难以解决等。

在近20年中出版的民族人口专著多达40多本，如《民族人口学》（张天路1998）、《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黄荣清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演进》（张天路199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中国穆斯林人口》（张天路等1991）、《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3）、《中国藏族人口》（孙兢新1994）、《中国蒙古族人口》（王镇等1997）、《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严天华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府研究》（邓宏碧1997），《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ssues（ZhangTianlu1997）》等。这些专著所论述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各个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历史变化、新中国时期的发展和未来50年的发展趋势；各个民族的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的变化与问题；各个民族的婚姻、生育、死亡、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与效果；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内在联系和定量指标的设计以及发展模式的探索，人口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

民族人口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民族学与人口学的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直到1977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民族人口学》（B.U.科哥洛夫著），虽然缺乏定量数据，但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方面阐述，原则性地提出了民族因素对民族人口过程的作用。由张天路编著的《民族人口学》于1989年出版第一版（约20万字）后，于1989年出版了经过修订的第二版（32.3万字），该书指出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为：应该把民族人口作为根本的立足点，既包括世界各国的各个民族，也包括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它主要研究人口的民族构成、各民族的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特点、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和民族演变所引起的人口过程，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并分析各种社会、自然因素尤其是民族因素（包括政治、社会、宗教等所形成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对各民族人口数量、素质、婚姻、生病、死亡等的正负方面的作用。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方法

坚持以人口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并融入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有关研究方法。除经常运用数学方法、比较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外，特别强调运用人口学的问卷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民族学叫实地调查）相互结合的新型调查法，它既可以得到“是什么？”，也可以寻找到“为什么？”，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怎么办？”

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

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路线和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从各个时期的民族人口状况、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人士的意愿等实际情况出发，新中国的民族人口政策经历了人口兴旺（50～70年代初）、酝酿和准备计划生育阶段（1971～1981年）。但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经过相当时期的高速增长，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等的矛盾和压力愈来愈大，有的地区相当严重，少数民族群众耳闻目染汉族家庭因开展计划生育而出现的生活条件、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有所提高之后，便追求计划生育，甚至自发地行动起来，特别是1981年5月乌兰夫同志指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还是要搞，问题是如何搞法，……”。在以上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为了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更快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赶上和达到汉族水平，便于1982年12月，经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六五》计划明确提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并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自然条件和人口状况，制定计划生育工作规划”。

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中说：“对于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有关的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往往都是经过试行之后，逐步地予以完善。而其效果还是很不平衡，以致于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人口现代型行列，人口工作的重点已由控制人口数量型转为提高人口素质型；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则还处于高出生、高增长阶段，还面临着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等严峻问题、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还处于由传统再生产类型向现代类型转变阶段。

少数民族人口总增长率超常规的因素分析

1953～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由3532.0万人增长到39998.4万人，平均每年递增1.11%；1982年增长到6723.9万人，1964～1982年平均每年递增2.94%；到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达到9132.4人，1982～1990年平均每年递增3.51%；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少数民族人口为11123.8万人。根据黄荣清教授计算，近来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动，除了自然变动、国际迁移变动因素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会变动（包括更改民族成份和民族通婚子女选报为少数民族成份者）因素，必须加以量化，这是国内有关部门和国外人口专家所关心的问题。据计算，1982～1990年在少数民族新增人口数量中的社会变动占了56.64%，而自然增长部分仅为43.36%，汉族则因此减少了14.15%的人口。

少数民族妇女婚姻构成

从少数民族的婚姻特点出发，除了分析研究婚姻构成、平均初婚年龄等内容外，还要分析研究婚姻形式、民族通婚等对少数民族人口的作用。

1．各民族妇女婚姻构成的变化。1982～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婚姻构成，有的上升、有的下降，而且到1990年各民族间的高低也比较悬殊。1982～1990年未婚比率上升的有维吾尔、苗、布依、侗、瑶、白、土家等族，其中维吾尔族由13.4%上升为16.3%和苗族由21.0%上升为24.0%；其他民族都有所下降，其中以朝鲜族由25.6%下降为18.5%、蒙古族由30.9%降为27.1%、回族由25.5%降为21.4%较为突出。到1990年未婚比率相对较低的为维吾尔族（16.3）、哈尼族（18.1%）和朝鲜族（18.5%），而相对较高的则为哈萨克族（34.7%）、藏族（28.1%）和蒙古族（27.1%）。1982～1990年离婚比率升高的有回、朝鲜、满、侗等，以中以朝鲜族由0.6%上升为1.0%的升幅较大；而降幅最大的为哈尼族由2.3%降为0.7%。到1990年离婚比率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5.2%）、藏族（3.2%）和傣族（1.4%）。

2．各民族妇女平均初年龄。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相对较高的有藏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分别为23.8岁、23.6岁和22.7岁，为什么前两个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如此之高？我们至今还不甚明白。相对较低者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傣族和彝族，分别为19.4岁、20.0岁、20.9岁和20.9岁。

3．各民族妇女的早婚问题。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中，有13岁或15岁的男女青年便举行成人仪式为“戴天头”、“穿裙子”、建“察房”、盖“公房”等，从此算作成人，可以正式参加恋爱或婚姻社交活动，《古兰经》规定：女子9岁、男子12岁为“出幼”（即离开了幼年，进成年期，即可以结婚。）据1985年调查资料反映，新疆墨玉县维吾尔族已婚妇女中在10～14岁和15～19岁年龄组的已婚比率分别为24.67%和77.18%；云南傣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0.98%和15.88%；云南布朗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2.23%和17.56%；云南佤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的已婚比例分别为0.92%和23.29%。1982～1990年，除个别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有所上升外，大多数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都有所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有瑶族、苗族和回族，分别下降了8.3、4.5和4.3个百分点，维吾尔族下降了6.9个百分点。直到1990年早婚比率相比较高的为维吾尔、哈尼族、傣族、彝族和藏族，而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妇女的早婚比率只有2.6%。

4．民族通婚。根据1990年中国各民族的民族通婚状况，民族复合家庭户和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户比例最高的都为满族、蒙古族和土家族，相对较低的都为维吾尔族、藏族和哈萨克族。民族通婚的积极作用占据着主流地位，有利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和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

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的变化

少数民族正式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比汉族晚了10多年，即于1982年才正式展开，而且一对夫妻比汉族可以多生1～2个孩子。

1.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在不断地下降，1989年经1981年下降了31.08%。当然，各个少数民族下降幅度很不平衡。80年代朝鲜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不仅一直比汉族为低，而且一直在生育更替水平以下轨道运行，这与全民族的高文化素质、现代生育观念的树立有着直接的关系。80年代的满族实行一对夫妇生育2孩的政策，但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和生育观念的积极转变，总和生育率也降到了生育更替水平线以下。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虽然1988年才正式开展计划生育，但总和生育率超前开展下降，到1989年已接近生育更替水平，与文化素质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先期转变有关。回族妇女总和生育率，是信仰伊斯兰民族中最低者。1981～1989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相对最大的民族有黎族、侗族和壮族，分别下降了53.86%、35.79%和34.89%。1989年的总和生育率相对最高的为哈萨克族（5.07）和维吾尔族（5.45），其次为藏族（3.97）和布依族（3.79）。在百万人口以下民族中还有柯尔克族（6.14）、塔吉克族（6.13）、德昂族（5.03）、景颇族（4.23）、怒族（4.22）和撒拉族（4.15）等。总之，除个别民族外，进一步降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2．早育问题。各民族15～19岁妇女生育率高低相当悬殊，相当高的有拉祜族（103.1‰）、哈尼族（77.8‰）、维吾尔族（75.4‰）傣族（74.9‰）和柯尔克孜族（69.4‰），这与早婚比率较高有直接的联系，有的民族又相当的低，如裕固族（5.8‰），俄罗斯族（6.77‰），锡伯族（7.7‰）和朝鲜族（8.3‰）。

3.孩生育问题。1989年除了几个民族妇女多孩生育构成较低以外，大多数民族都较高，甚至更高达40%以上者，3孩及以上构成在40%以上有柯尔克孜、塔吉克等11个民族。1989年百万人口以上民族15～19岁妇女的多孩生育也比较严重，即各民族普遍都生育3孩，当然占该年龄组生育孩次的比例高低不等，如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1.6%）、哈萨克族（1.6%）、傣族（3.4%）和藏族（1.0%）生育4孩的有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瑶、哈尼、哈萨克和黎10个民族；甚至还有生育5孩及以上者，有藏、维吾尔、彝和黎4个民族，可以想像这些妇女生育第1胎时很有可能还处在少年时期，这对产妇和婴儿的健康都很不利。如果不及时降低对这些民族妇女、婴幼儿健康的危害以及人口高速增长势头等，给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困难将是可以预料的。

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问题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次提供了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数据，才有可能计算各民族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1989年7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的校正人口死亡率，相对较高的有佤（14.45‰）、鄂伦春（17.96‰）、珞巴（14.80‰）、拉祜（12.78‰）、门巴（13.43‰、珞巴（13.19‰）、德昂（13.16‰）、鄂伦春（13.24‰）、景颇（11.94‰）、傈僳（11.27‰）、哈尼（11.24‰）、独龙（11.31‰）、怒（11.50‰）、达斡尔（11.31‰）、布朗（12.91‰）和土（10.62‰）15个民族；人口死亡率相对很低的有京（5.01‰）、仫佬（5.15‰）、乌孜别克（5.74‰、锡伯（5.36‰）和满5.79‰）5个民族。

婴儿死亡率在50‰以上的有藏、维吾尔、苗、彝、布依、侗、傣、黎、傈僳、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撒拉、仫佬、阿昌、普来、怒、保东、京、独龙、门巴、基诺等30个民族，其中在100‰以上的还有哈尼、布朗、塔吉克、德昂和珞巴等族。当然也有低于20‰以下的，如满、达斡尔、锡伯、裕固等族。

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的有回、满、畲、高山、仫佬、锡伯、乌孜别克和京8个民族，而不足60岁的还有傈僳、佤、拉祜、景颇、布朗、怒、鄂伦春、德昂、独龙、门巴、珞巴和哈尼12个民族。

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高低以及平均寿命的长短，除了社会、经济、文化素质、医疗卫生等原因以外，还有消极生活方式的转变程序不同等因素在起作用。

人口文化素质现状和问题

由于现代教育是提高各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健康素质、转变消极传统观念、降低生育率、提高生产部门和管理行为的科学、技术水平等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民族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繁荣事业的基础性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1．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状况。1982～1990年，除门巴族外（原因待查），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都有所提高，但到1990年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相当悬殊。如果说综合均值5为达到小学毕业程度的话，那么已有蒙古、朝鲜、满、哈萨克、高山、纳西、达斡尔、毛南、锡伯、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京、鄂伦春和赫哲15个少数民族，其中综合均值相对最高的为朝鲜族（8.54）、俄罗斯（8.12）、高山（7.99）、塔塔尔（7.60）、锡伯（7.15）和赫哲（7.11）6个民族；相对最低（≤2.0）的还有藏、拉祜、东乡、门巴和珞巴5个民族，约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

2．民族人口文盲比率下降与文盲人数增加问题。1949年以前除个别少数民族外，许多民族的人口文盲比率都在95%以上。1982～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合计）成人（15岁及以上）文盲比率由44.5%降为30.8%，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2.06%；土家族的文盲比率由36.1%降为25.2%，但文盲人数增加了65.23%；苗族文盲比率由60.2%降为41.9%，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16.7%；回族文盲比率由42.10%降为33.1%，文盲人数增加了0.9%；彝族文盲比率由63.8%降为49.7%，文盲人数增加了6.4%；侗族文盲比率由47.2%降为28.5%，文盲人数增加了17.3%；白族文盲比率由42.65降为30.2%，文盲人数增加了6.4%；哈尼族文盲比率由66.1%降为60.4%，文盲人也增加了8.5%（张天路1998）等。这不仅表明这些民族小学义务教育和新生文盲形势严峻，也反映了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超越小学教育的承受能力，即影响了人口文化素质的更快提高。

民族人口生活质量问题研究

这是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的首次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指标设计和两种不同的结果。其一，是依据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格蒙特和客座研究贾大卫.莫里斯于1997年提出的衡量穷国贫困居民生活质量的测量方法。PQLI由婴儿死亡率、1多平均寿命和识字率3个指标组成，并经过换算成指数后之后的平均值，其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指数＋1岁平均寿命指数＋成人识字率／3

另一位作者则认为上述三指标中的成人识字率应以文化程度综合均值代替，其计算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1岁平均寿命＋文化程度综合值数／3

用第二个方法计算出来的PQLI，普遍的比第一个方法的数值要低20多。究竟用哪种方法或者第三种方法更为科学、更有应用价值？不过国际上通用的是第一种方法，所得出的数值可以与世界各国直接进行比较。

国际上通常把PQLI值为65，又把PQLI值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80以上为高生活质量，发达国家的指数平均为92，其中西欧、北美接近95；60以下为低生活质量，最低的为非洲，平均仅为33，亚洲的平均值为58。

199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民族，达到高生活质量的依次为满、朝鲜、汉、蒙古、壮和回6个民族；暂时还属于低生活质量的只有哈尼和藏两个民族。相对最低的哈尼族与相对最高的满族相比，相差达37个数值。

少数民族人口指标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问题的研究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滞后或者大大滞后于汉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分关心和扶持少数民族发展，并提出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的战略任务。由于人口指标是社会、经济等的综合反映指标，而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一般要晚于汉族10多年，而且实行的又是适当放宽的生育政策。能不能赶上汉族？何时才能赶上汉族？有哪些民族在哪些方面先期赶上汉族？还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都是国家、民族人士、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应该关心和研究的问题。

在开发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研究后发现，已有26个民族在人口自然增长比例、标准化出生率、4孩及以上孩次构成、15～19岁妇女早育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初婚年龄、15～19岁组妇女早婚比率、标准化死亡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预期寿命、盲比率、15～19岁年龄组、每百人中所拥有的大专以上程度人数、每百人中所拥有的小学以上有文化人数、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位数、少年儿童负担比、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口生活质量指数22项人口指标中不同程度地赶上汉族水平（张天路1998）。

在26个少数民族中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得项多少依次为：朝鲜族和满族各18项，锡伯族和俄罗斯族分别为14项和11项，达斡尔族和乌孜别克族各9项，蒙古族、高山族和鄂温克族各占8项，京族、回族、塔塔尔族和裕固族各为7项，赫哲族和裕固族各为6项，哈萨克族5项，土家族和仫佬族各4项，毛南族3项，哈尼、纳西、仫佬、藏和布依4个民族各得1项。但问题是：超过汉族指数的民族已占55个少数民族的47.27%，，其中超过汉族指标的10多个民族的得项还不多。

（十一）人口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和量化指标问题的探索

由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而如何科学理解民族繁荣以及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从学术、实践等方面给民族人口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因为不仅在50～60年代甚至在90年代，社会上和某些专家、学者认为：“民族繁荣的基础和前提是人口增长快，人口规模大”等，国内某些国家领导人很希望能从学术上、理论上进行研究，以使在民族人口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中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统一认识。为此，主要在下面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1.关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人类历史上的民族繁荣不仅有其针对性和往往被后起之秀所取代，而且还大致存在着传统型和现代型两种类型。传统型民族繁荣存在于传统经济、传统人口再生产时代，人多力量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现代型民族繁荣则存在于现代经济时代，要求人口增长慢、人口文化科学素质高，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高低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立身于世界之林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所追求的确良民族繁荣，无疑是现代型民族繁荣。经过反复探索，设计了现代型民族繁荣（初级阶段）的15项参考性定量指标（张天路1998），用以检验其发展进程。这些参考性定量指标分别是：（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500美元以上（根据1990、1991年世界人口数据表中的平均数设计）；（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5%；（3）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以上；（4）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中占30%以下；（5）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6）成人识字率占同龄人口的95%以上；（7）中学入学率占同龄人口的80%以上；（8）高等教育入学学生占同龄人口的10%～15%（7、8项根据1988年、1989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数据设计）；（9）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数在1000人以下，医生密度能使患者在3小时内就医；（10）婴儿死亡率达到20‰左右；（11）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12）实现了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以下，人口倍增时间延长到70年以上；（13）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达2.0左右；（14）实现了成年型人口，使少年儿童系数达到25%以下，年龄中位数接近30岁；（15）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达到80以上。

实际上，这些指标一般地都高于当前发展中国家水平，都又低于或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因此，即使某个国家或民族全面实现了这些指标，但还需要更上一层楼。在1990年的中国56个民族中，达到或超过指标项目的为朝鲜族最高，有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倍增长年限、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城镇人口比例、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倍数和生活质量10项；其次为锡伯族，有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年龄中位数和生活质量6项。蒙古、回、满、壮、俄罗斯、高山、裕回、畲、达斡尔、仫佬、毛南、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族，在1项或几项达到了繁荣指标要求。存在的问题是：第一，达到繁荣指标的民族还不多，而且即使达到了繁荣指标的民族得项也还不高；第二，西部地区的众多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民族，在达标方面还处于待起步状态。2．“人口—教育—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式。这是日本和中国的朝鲜族在实施现代型民族繁荣过程中的重要经验和创新：第一，要实行计划生育，减慢人口增长速度，为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第二，把全民教育置于优先发展地位，由于人口文化素质的极大提高，为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死亡率、延长平均寿命和提供高素质劳动人力、提高产业部门的科技含量与经济效益等起了积极作用；第三，全力发展民族经济，深化市场经济实行开放政策，提高人均经济水平，为发展教育、控制人口工作和社会养老等事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总之，“人口—教育—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式，必然导致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振兴民族经济的协调与良性循环，可以说是实现现代型民族繁荣的有效途径。

（十二）人口研究的成效显著

由于位于世界最大、最高的高原腹地秘形成独特自然环境，且长期封闭；封建农奴制度延续了八、九个世纪，且社会经济远远滞后于内地；独有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广泛流行；特殊的婚俗、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达赖集团和国外一些人歪曲人口事实，不断编造人口谎言。因此，人口问题便具有独特性、神秘性和敏感性，自然受到了国内外某些部门和学者的关注与重视，80年代以来成为研究的热点，其研究成果之多、分析研究的之深、社会经济效益之突出、对人口学科的贡献性等，在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名列前茅。据不完全统计，仅专著已有10本：《中国人口.分册》（刘瑞1989）、《人口的变迁》（张天路1989）、《当代中国人口》（孙兢新1992）、《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资料调查报告集.卷》（常崇煊1989）、《边区开发论著.居民收入、消费中的城乡差异》（马戎等1993）；《中国简况.人口的过去、现状与未来趋势》（中文和多种外文本）（张天路1994）；《跨世纪的中国人口.卷》（晋美多吉等1994）年、《中国藏族人口研究系列.藏族人口》（李永胜等1997）、《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ssues》（张天路1997年）等。此外，还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这些专著和论文，对人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特点、问题与对策等进行了定性、定量的研究。

1．历史人口问题的严峻性。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口数量问题。在这块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历史上最多有过多少人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曾有94.5万人、600万人，也有人说曾经达到1000万人甚至更有3300万人之说。各家之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旧既没有户籍制度，又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应该说都是一些估计数或者推算数。如果估计或推算一个地区人数都能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发育程度或者它具有养活多少人口的生产水平和经济实力作为依据，彼此的差距不至于大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总之，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解决。二是婚姻、生育、死亡等问题十分严重。采用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高年龄组人口的有关资料（因为他们都是出生在30年代以前，可以代表旧水平）：65～69岁妇女的不婚比率达10.8%，分别比全国藏族（9.2%）维吾尔（0.2%）高1.6个和10.2个百分点；60～64岁妇女终身不育高达17.7%，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4%高16.3个百分点；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在3.01～3.85之间徘徊，这与国内外的自发性生育在5.0以上的水差甚大；和平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高达430‰，平均寿命只有35岁（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和计划生育办公室1995）。三是现代文化教育的空白。和平解放前的还处于以宗教寺院教育为主阶段，没有一所现代学校。因此，盲率高达90.6%，其中男性为80.0%，女性为97.6%；乡村盲率高达91.4%，其中男性为81.6%，女性为98.1%。

2.人口的增长与民族构成的变化。1951年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加快。1951～1959年从和平解放至民主改革期间的平均每年增长率较低（0.92%）；1959～1965年平均每年增长率最高（3.10%）；1965～1985年从自治区成立至城镇少数民族开始计划生育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率较高（1.95%）。与此同时，人口的民族构成一直是以藏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并在不断升高，如1982年藏族占全区人口的94.4%，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4.85%和0.75%；1990年则藏族上升为95.5%，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3.68%和0.82%；到1996年藏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全区人口的比例分别为96.3%、2.9%和0.8%。

3.人口预测。以1990年为221.78万人为基数进行预测，三个方案到2000年分别为263.75万人、266.51万人和209.63万人，2050年分别为401.00万人、443.10万人。以第二方案为例，除少儿比例不断下降外（由1990年上午35.5%下降到2050年的29.7%），其他各项数值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对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压力很大（孙兢新1992）。

4.生育率、死亡率水平的变化。首先是妇女未婚比率的下降。1990年时40～49岁的高育龄妇女的未婚比率虽然还高达7.43%（次仁多吉1995）（比全国各民族都高），但比65～69岁终身不婚妇女的10.83%下降了3.4个百分点，这使更多妇女有了健全的家庭和生育的机会，但1995年又反弹为8.26%。其次是降低妇女不育率比例，1990年40～44岁妇女未（或者不）育率为9.4%，虽然比全国的1.1%还高8.3个百分点，但比60～64岁妇女不育率的17.7%降低了将近一半，不过1995年又反弹9.9%。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民主改革前的中等生育水平，提高到1959～1989年的4.13～5.76的高水平（其中1961年为3.89）。

降低人口死亡率，特别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的任务更为艰巨。为此，积极采取了综合性措施，如提高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收入水平，转变某些不利于人口存活的传统习俗，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包括西医、藏医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这是中国大陆唯一享受此待遇的地区），发展妇幼卫生事业等。经过努力实施之后，的人口死亡率由1951年的28‰降为1967年的11.6‰，再降为1981年的9.72‰和1990年的7.4‰，1997年为7.9‰；婴儿死亡率则由1951年的430‰，降为1981年的155.2‰和1987年的136.0‰，1990年已降至97.4‰，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332.9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实为人类史上的罕见奇迹；孕产妇死亡率由1951年的500/万下降为1985年的143/万，再降为1989年和1994年的71/万和57/万，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443个百分点，又是一个大幅度下降的奇迹。人口平均寿命，由和平解放前的35岁，延长到1987年的56.95岁和1990年的59.61岁（常崇煊1993）。

5.人口文化素质的变化。随着现代教育事业发展，人口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1982～1995年间的大学程度人口虽然已由0.42%提高到0.78%，但与全国平均水平（2.03%）相比相差甚远；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比率降为61.50%，但与全国的16.48%相比，还高45个百分点；文化教育程度综合均值已提高到2.19，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6.30）的34.76。因此，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及科技兴藏的任务还相当繁重。

四、21世纪的民族人口研究任务

经过本世纪近20年的研究，对中国各民族人口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因此，发现了各民族的人口特点、问题及其与民族因素间的联系和作用。

虽然有的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现代型行列或者正在向此类型靠近，但有更多的民族人口问题还相当严重或十分严重：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和人口峰值还未显现；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还较低或者相当的低；人口构成大多数还停留在传统类型；贫困人口比例还相当高；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的迹象，而且显现的和潜在的问题正在逐渐地深化和蔓延等。为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21世纪民族人口研究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1.稳定和完善民族人口政策的研究。这包括生育政策、医疗卫生政策、教育政策、扶贫到岗政策等的调查研究，为控制民族人口过快增长势头、提高民族人口素质及改善民族人口结构等提供多方位的服务。

2.坚持和完善民族人口统计工作。在坚持199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登记和汇总项目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经常性登记的分民族人口项目。3.进一步重视培养和扩大民族人口科研队伍。本来就十分薄弱的民族人口科研力量，随着年龄老化，进入21世纪的断层问题和持续发展问题更加严峻和更加突出，抓紧培养民族人口科研人才问题时不可待。

4.进一步加强民族人口科研工作。当前已出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小、经费少的严重局面，如果有关部门不予以解决，不能不影响到民族人口调查和分析的深入与质量，特别是危机到民族人口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持续发展问题。

5.重视民族人口现代化和繁荣发展的跟踪研究。在进行跟踪研究的同时，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民族人口现代化和民族繁荣进程新信息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对策。6.重视和加强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的研究。组织相关学科的协同政策，进行规范化的调查研究，为民族地区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7.启动和加强民族地区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民族地区出现的人口与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过去由于研究力量薄弱、科研经费不多、研究任务很重，很少对这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为了民族地区当前和长远利益以及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及时启动和加强民族地区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参考文献

常崇煌.1993.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报告集.中国人口出版社

陈旭光等.1990.云南少数民族人口概况.云南人民出版社

次仁多吉.1996.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分册）.中国统计出版社

邓宏碧主编.1997.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研究.重庆出版社

范国忠主编.1994.四川藏族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计生委政法司.1992.中国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1991.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技术

黄荣清.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绩西发编著.1995.中国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

李永胜主编.1997.藏族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

林盛中著.1993.鄂伦春民族人口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林盛中编著.1989.中国鄂伦春人口.黑龙江人口出版社

刘瑞主编.1989.中国人口.分册.中国财经出版社

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

马正亮.1988.甘肃少数民族人口，甘肃科学技术出版

钱建明等.1991.中国少数民族健康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沈斌华，高建纲主编.1997.中国达斡尔族人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沈斌华，高建纲编著.1989.鄂伦春人口概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沈斌华，高建纲编著1991.鄂温克族人口概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沈斌华等主编.1997.中国蒙古族人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四川少民族人口研究.1991.四川人民出版社

孙兢新主编.1994.中国藏族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

孙兢新主编.1992.当代中国藏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

田雪源主编.1997.中国各省区少数民族人口.中国人口出版社

吴士起主编.1994.甘肃藏族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

自治区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三册）.1992.人口出版

肖永孜编著.1988.壮族人口.广西民族出版社

肖自力.1989.八个少数民族妇女婚育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汇编.人口动态专刊

新疆游牧民族妇女儿童现状与社会需求研究讨会论文集.1992.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2严天华主编.1995.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与问题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

杨魁孚主编.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中国人口出版社

杨一星，张天路，熊郁.1988.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民族出版社

张传富主编.1994.云南藏族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

张克武著.1995.人口民族学.民族出版社

张人位，石开忠主编.1993.贵州民族人口.贵州民族出版社

张天路.1997.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RelatedIssues.外文出版社

张天路.1998.民族人口学（第二版）.中国人口出版社

张天路,黄荣清主编.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天路,宋传升，马正亮.1994.中国穆斯林人口.宁夏人民出版社

张天路.1995.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ssues.外文出版社

张天路编著.1989.民族人口学.中国人口出版社

张天路编著.1998.民族人口学(第二版、修订本）.中国人口出版社

张天路编著.1989.人口的变迁.中国藏学出版社

张天路编著.1987.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辽宁出版社

张天路编著.1994.人口的过去、现状与未来趋势(中文和多种外文）.新星出版社

张天路主编.1993.中国民族人口的演进.海洋出版社

张天路主编.1992.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

赵恒伦等主编.青海藏族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和计划生育办公室.1995.人口发展课题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集.1992.内蒙古统计局

民族问题研究篇(3)

1953年和1964年的第一、二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仅有各民族人口数量和地区分布资料，而1982年的全国和民族自治地主的100%机器汇总资料和1%抽样资料（仅限于100万人口以上可用）则提供了各民族人口数量、分布、婚姻、家庭、生育、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职业等重要基础数据，对民族人口的 分析 研究开始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条件，从而第一次基本上弄清了民族人口的种种特点和存在的诸多问题。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机器汇总的民族人口资料，除了1982年的 内容 外，还具有更有价值的重要特点：第一，增加了民族人口迁移、死亡等项目；第二，按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对婚姻、生育、死亡、文化程度（分在校、毕业、肄业等）、文盲、职业、行业、年龄、性别等进行设计和交叉汇总，这在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的，为分析各民族人口状况、特点和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对推进

1987年在贵阳召开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人口综合 研究 筹划会”是第一次召开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和实际部门的联合调查尝试，与会人员来自15个省、市、自治区，以协调和组织该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会议确定了承担民族社区的调查单位和专家、学者，要求按照统一设计（经过试点调查修改）的调查问卷、说明书与汇总表进行调查，调查研究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和咨询报告。为了互通信息和交流情况，由综合研究协调办公室及时寄发简报。

1989年夏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社区人口调查与研究成果评审会，在1993年出版了由张天路主编、

民族人口学的 研究 对象

民族人口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民族学与人口学的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直到1977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民族人口学》（b.u.科哥洛夫著），虽然缺乏定量数据，但主要从马克思主义 理论 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方面阐述，原则性地提出了民族因素对民族人口过程的作用。由张天路编著的《民族人口学》于1989年出版第一版（约20万字）后，于1989年出版了经过修订的第二版（32.3万字），该书指出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为：应该把民族人口作为根本的立足点，既包括世界各国的各个民族，也包括

少数民族妇女婚姻构成

从少数民族的婚姻特点出发，除了 分析 研究 婚姻构成、平均初婚年龄等 内容 外，还要分析研究婚姻形式、民族通婚等对少数民族人口的作用。

1．各民族妇女婚姻构成的变化。1982～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婚姻构成，有的上升、有的下降，而且到1990年各民族间的高低也比较悬殊。1982～1990年未婚比率上升的有维吾尔、苗、布依、侗、瑶、白、土家等族，其中维吾尔族由13.4%上升为16.3%和苗族由21.0%上升为24.0%；其他民族都有所下降，其中以朝鲜族由25.6%下降为18.5%、蒙古族由30.9%降为27.1%、回族由25.5%降为21.4%较为突出。到1990年未婚比率相对较低的为维吾尔族（16.3）、哈尼族（18.1%）和朝鲜族（18.5%），而相对较高的则为哈萨克族（34.7%）、藏族（28.1%）和蒙古族（27.1%）。1982～1990年离婚比率升高的有回、朝鲜、满、侗等，以中以朝鲜族由0.6%上升为1.0%的升幅较大；而降幅最大的为哈尼族由2.3%降为0.7%。到1990年离婚比率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5.2%）、藏族（3.2%）和傣族（1.4%）。

2．各民族妇女平均初年龄。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相对较高的有藏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分别为23.8岁、23.6岁和22.7岁，为什么前两个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如此之高？我们至今还不甚明白。相对较低者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傣族和彝族，分别为19.4岁、20.0岁、20.9岁和20.9岁。

3．各民族妇女的早婚 问题 。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中，有13岁或15岁的男女青年便举行成人仪式为“戴天头”、“ 穿裙子”、建“察房”、盖“公房”等，从此算作成人，可以正式参加恋爱或婚姻社交活动，《古兰经》规定：女子9岁、男子12岁为“出幼”（即离开了幼年，进成年期，即可以结婚。）据1985年调查资料反映，新疆墨玉县维吾尔族已婚妇女中在10～14岁和15～19岁年龄组的已婚比率分别为24.67%和77.18%；云南傣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0.98%和15.88%；云南布朗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2.23%和17.56%；云南佤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的已婚比例分别为0.92%和23.29%。1982～1990年，除个别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有所上升外，大多数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都有所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有瑶族、苗族和回族，分别下降了8.3、4.5和4.3个百分点，维吾尔族下降了6.9个百分点。直到1990年早婚比率相比较高的为维吾尔、哈尼族、傣族、彝族和藏族，而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妇女的早婚比率只有2.6%。

4．民族通婚。根据1990年

2．早育 问题 。各民族15～19岁妇女生育率高低相当悬殊，相当高的有拉祜族（103.1‰）、哈尼族（77.8‰）、维吾尔族（75.4‰）傣族（74.9‰）和柯尔克孜族（69.4‰），这与早婚比率较高有直接的联系，有的民族又相当的低，如裕固族（5.8‰），俄罗斯族（6.77‰），锡伯族（7.7‰）和朝鲜族（8.3‰）。

3.孩生育问题。1989年除了几个民族妇女多孩生育构成较低以外，大多数民族都较高，甚至更高达40%以上者，3孩及以上构成在40%以上有柯尔克孜、塔吉克等11个民族。1989年百万人口以上民族15～19岁妇女的多孩生育也比较严重，即各民族普遍都生育3孩，当然占该年龄组生育孩次的比例高低不等，如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1.6%）、哈萨克族（1.6%）、傣族（3.4%）和藏族（1.0%）生育4孩的有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瑶、哈尼、哈萨克和黎10个民族；甚至还有生育5孩及以上者，有藏、维吾尔、彝和黎4个民族，可以想像这些妇女生育第1胎时很有可能还处在少年时期，这对产妇和婴儿的健康都很不利。如果不及时降低对这些民族妇女、婴幼儿健康的危害以及人口高速增长势头等，给 社会 、 经济 、资源、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困难将是可以预料的。

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问题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次提供了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数据，才有可能 计算 各民族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1989年7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的校正人口死亡率，相对较高的有佤（14.45‰）、鄂伦春（17.96‰）、珞巴（14.80‰）、拉祜（12.78‰）、门巴（13.43‰、珞巴（13.19‰）、德昂（13.16‰）、鄂伦春（13.24‰）、景颇（11.94‰）、傈僳（11.27‰）、哈尼（11.24‰）、独龙（11.31‰）、怒（11.50‰）、达斡尔（11.31‰）、布朗（12.91‰）和土（10.62‰）15个民族；人口死亡率相对很低的有京（5.01‰）、仫佬（5.15‰）、乌孜别克（5.74‰、锡伯（5.36‰）和满5.79‰）5个民族。

婴儿死亡率在50‰以上的有藏、维吾尔、苗、彝、布依、侗、傣、黎、傈僳、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撒拉、仫佬、阿昌、普来、怒、保东、京、独龙、门巴、基诺等30个民族，其中在100‰以上的还有哈尼、布朗、塔吉克、德昂和珞巴等族。当然也有低于20‰以下的，如满、达斡尔、锡伯、裕固等族。

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的有回、满、畲、高山、仫佬、锡伯、乌孜别克和京8个民族，而不足60岁的还有傈僳、佤、拉祜、景颇、布朗、怒、鄂伦春、德昂、独龙、门巴、珞巴和哈尼12个民族。

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高低以及平均寿命的长短，除了社会、经济、文化素质、医疗卫生等原因以外，还有消极生活方式的转变程序不同等因素在起作用。

人口文化素质现状和问题

由于 现代 教育 是提高各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健康素质、转变消极传统观念、降低生育率、提高生产部门和管理行为的 科学 、技术水平等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民族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推进社会、经济 发展 和民族繁荣事业的基础性工程。新

民族人口生活质量 问题 研究

这是对

pqli＝婴儿死亡率指数＋1岁平均寿命指数＋成人识字率／3

另一位作者则认为上述三指标中的成人识字率应以文化程度综合均值代替，其 计算 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1岁平均寿命＋文化程度综合值数／3

用第二个方法计算出来的pqli，普遍的比第一个方法的数值要低20多。究竟用哪种方法或者第三种方法更为 科学 、更有 应用 价值？不过国际上通用的是第一种方法，所得出的数值可以与世界各国直接进行比较。

国际上通常把pqli值为65，又把pqli值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80以上为高生活质量，发达国家的指数平均为92，其中西欧、北美接近95；60以下为低生活质量，最低的为非洲，平均仅为33，亚洲的平均值为58。

1990年

1．西藏 历史 人口 问题 的严峻性。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口数量问题。在西藏这块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历史上最多有过多少人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曾有94.5万人、600万人，也有人说曾经达到1000万人甚至更有3300万人之说。各家之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旧西藏既没有户籍制度，又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应该说都是一些估计数或者推算数。如果估计或推算一个地区人数都能考虑到当时的 社会 、 经济 发育程度或者它具有养活多少人口的生产水平和经济实力作为依据，彼此的差距不至于大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总之，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解决。二是婚姻、生育、死亡等问题十分严重。采用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高年龄组人口的有关资料（因为他们都是出生在30年代以前，可以代表旧西藏水平）：65～69岁妇女的不婚比率达10.8%，分别比全国藏族（9.2%）维吾尔（0.2%）高1.6个和10.2个百分点；60～64岁妇女终身不育高达17.7%，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4%高16.3个百分点；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在3.01～3.85之间徘徊，这与国内外的自发性生育在5.0以上的水平反差甚大；和平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高达430‰，平均寿命只有35岁（

5.西藏人口文化素质的变化。随着西藏 现代 教育 事业 发展 ，人口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还存在着不少的 问题 。1982～1995年间的大学程度人口虽然已由0.42%提高到0.78%，但与全国平均水平（2.03%）相比相差甚远；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比率降为61.50%，但与全国的16.48%相比，还高45个百分点；文化教育程度综合均值已提高到2.19，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6.30）的34.76。因此，西藏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及 科技 兴藏的任务还相当繁重。

四、21世纪的民族人口 研究 任务

经过本世纪近20年的研究，对

钱建明等.1991.

民族问题研究篇(4)

一、基于企业理论研究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进展

(一)基于社会一文化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该范式遵循韦伯传统，主要是运用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去探究家族化问题。所谓韦伯传统就是强调特定企业组织形态与其所处的文化制度环境(包括经济伦理环境、价值认定环境和社会交互环境等)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比较蕴含在不同企业组织结构背后的“文化决定因子”来解释某种企业组织结构生成衰败原因的一般性命题。国内关于家族企业的研究文献集中体现传统文化论、家庭契约论和社会资本论。

1．循着费孝通(1985)的思路，传统文化论的主要观点有：中国传统的“家文化”特征和“差序格局”的信任关系(卢现祥，2000；陈立旭，2000；姚贤涛，王连娟，2002；李春来，2002)是民营企业家族化的文化动因。张之锋(2001)认为，家族制是民营企业在“私德有余而公德不足”条件下的“不得已的选择”。张强(2003)则从“自家人”和“外人”的角度对传统文化与家族经营的关系作了解释。

2．家庭契约论(贺志锋，2003)认为如果把具体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看成是外生变量，假设它们是同质的；由于家庭的行为规范是利他主义，思想感情的一致使家庭内部能够实现有效的劳动分工(贝克尔，1987)，从而实现“有机的团结”(迪尔凯姆，1986)。当家族成员共同控制和管理企业时，企业的委托的契约性质、团队生产监督问题、人力资本专用性问题和信息特征都将发生改变；家族成员在长期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一套基于感情的共同预期和非正式承诺，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家族企业是一种“高信任”(这种信任是一种基于感情的感情信任，而不是基于能力的认知信任)的组织形式(Jones，1983)，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契约；而且，在家族企业中，委托人对人的高度信任来源于人的行为和情感，而不是人的绩效。其契约特征表现为感情关系导向，而不是遵循经济理性，并且委托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强度远高于非家族企业的董事会和CEO之间的影响。

3．社会资本论在家族制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对福山(1995)关于华人企业的研究结论给予足够的重视，社会资本与民企融资的关系(储小平，2003)借助行政权力和社会关系为企业获得各种资源(李路路，1995)；周殿昆(2002)从作用范围、信息搜寻费用、防范道德风险机制、监督费用、违约失信概率和获取资源状况六个方面比较当前社会信用和家族信用，来说明家族信用是乡镇企业向家族企业回归的主要原因。程书强(2003)从信任与社会结构、制度变迁转型存在高度关联的角度分析社会信任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影响。储小平(2003)把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财务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指出家族企业在这四个层面的具有内在的作用机理。

(二)基于资源－能力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该范式运用企业管理理论从组织效率论、企业家能力论、企业文化(团队精神)论等角度对民营企业家族制作出解释。

1．组织效率论以Leibens－tein(1966)的X－效率理论为依据对民营企业家族化治理机制作运用性解释。强调特定企业组织形态与其在管理和技术层面所能达到的经济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比较不同“企业制度类型”在组织成本、管理能力、经营绩效等方面所可能存在的差异，得出某种“企业制度类型”之所以生成衰败的一般性解释。民营企业家的自我雇佣或家族化倾向在于它能低成本的减少X-效率从决策效率、对市场机会的捕捉和把握、企业凝聚力、减少内耗等方面说明家族企业的效率。如朱富强(2004)从显性协调和隐性协调角度论证家族企业长期存在的理由。

2．企业家能力论延续了熊彼特传统，即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企业获取利润的源泉。主要观点是认为民营企业创业者的在企业的创建、成长和发展中具有特定的作用。邬爱其等人(2003)认为，企业家主导下的组织认知的一致性才是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民营 企业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将长期存在。石军伟(2003)基于企业家能力的内生性提出“建立企业家机制主导模式才是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目标”。这是对阿尔钦的古典企业论的明确坚持。

3．团队精神论(Alchian&Demsetz，1972)认为家族企业在创业的历程中具有天然的凝聚力和奋斗精神，为家族荣耀甚至为打造百年基业而努力工作：又因为亲属关系相互熟知，信息对称，建立心理契约比较容易。钟朋荣认为民营企业选择家族化经营，是因为家族企业拥有更多的关心企业资产的资源。

(三)基于制度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该范式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企业家供求论的观点对家族企业进行制度分析。

1．交易成本理论。是从交易成本出发研究民营企业家族化的思路，故可以归结为科斯传统。所谓科斯传统就是经典的企业理论分析方法，即交易成本范式。由科斯的交易成本观点出发衍生的团队生产理论(Alchian&Demsetz)、资产专用性理论(Williamson)、理论(Fama，Grossman&Hart)、契约理论等成为企业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该论把这一现象归结为成本过高，主要的观点有非对称信息论、内部交易成本论、外部市场论。非对称信息论认为：市场制度环境的不完善(王连娟，2001)和“低文本文化”形成的信息非规范化和分散化(陈凌，1998)。外部市场论认为由于经理市场还是一个“柠檬市场”，所以发现优秀经理的信息搜寻成本很高；因为高昂的成本和残缺的社会信用使家族企业排斥外部职业经理，这种“寻找人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环境的矛盾”构成私营资本管理方式转换的障碍，这将使私营企业“管理青春期”跃迁要经历的一个长期过程(刘伟，2010)；同时又由于“家族企业治理家族主义的信任结构”促使经理市场的失灵(李新春，2003)；经理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制约了家族企业的制度创新(周立新，李传昭，2004；刘平青，2004)；周立新，李传昭(2003)运用信息经济学方法建立一个外部市场模型。

2．制度变迁理论。可归结为诺斯传统。即从外部制度环境和企业整体制度变迁角度研究家族企业。在家族企业的研究中关于制度演化的分析范式运用，存在两种观点：制度变迁论和制度效率论。制度变迁论者主要从制度创新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讨论当前家族企业走向公司制的约束条件(方晓军，高瑛，2004)；从制度嵌入和制度耦合的角度寻求制度变迁与制度环境的兼容性，如在外部治理机制不健全条件下家族制虽非“最优”制度安排，但或许是“最不坏”的制度安排(郑家喜，蔡根女，2004)；制度效率论从非正式规则的存在及其变化对企业制度选择的制约来论证一定制度环境下家族制的阶段合理性(何智美，2004)，认为只有能对企业核心要素提供有效激励约束的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制度；郑文哲(2003)建立了一个家族企业制度适用边界模型。

3．企业家供求论。任晓(2004)以温州为例从经理市场的供求状况探讨了企业家古典锁定的内在机理和外部条件：导致企业家供给水平低下的原因是逆淘汰支配下的企业家市场导致过低的预期收益增加了企业家专用性资产进入市场的风险，噪音化的职业市场信号加剧资产所有者的自我雇佣；企业家需求弱化的主要因素有“家庭及泛家族组织与企业生产梯队的整合”、“股份合作与企业家人力资源共享机制”以及“发达的专业化商品市场或专业化产销基地弱化了企业对企业家的需求”。张佩国(2004)对民营企业换帅提出自己的看法：个人权威与制度化结合不会影响企业的竞争能力。

(四)基于演化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组织演化论源于阿尔钦(1950)的达尔文主义市场选择论和纳尔逊和温特(1982)的“惯例性行为”论。前者认为，生存下来的是经过经济体系甄选后的成功者，因而是有效率的；后者认为组织创新的运动机制在于对惯例的承继和创生。在民营企业研究文献中，组织演化论者认为民营企业之所以选择家族化的产权形式或治理结构是适应现实经济环境的结果，运用演化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来深入探究“家族企业基因”与经济环境的关系，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借助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等概念加以解释。刘平青(2003)关于“家族基因”的解释比较新颖，他认为决定家族企业“遗传”与“变异”的关键在于“家族基因”的四种“碱基”：利己人性、心智模式、利他人性和文化因子。陈文科(2005)认为，“家族基因”所形成的非契约凝聚力和适应性创造力是家族企业生命力保持持续发展活力的内生性因素。企业认为温铁军(2004)强调了环境的作用，认为大规模民营企业转制是在宏观经济波动的产物，不单纯是微观经济的结果。

(五)基于网络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网络是界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一种企业组织形态(或叫经济组织形式)。专业化家族企业集群的生存多是依赖这种网络分工形式，以此降低风险。因为网络存在企业需要的关于“相似性活动”的知识，Richardson(1972)将企业间密切的合作关系称为产业组织网络模式，他开创的网络范式成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前沿方法。拜尔恩(Byrne，1993)把企业网络定义为：独立企业间的短期结合，它没有总部和组织图、没有科层、没有纵向一体化，网络内成员企业的分工细致。浙江和珠三角一带兴起的企业集群吸引了国内学者的眼光。陈守明(2000)认为，小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具有稳定性强、效率高的特点，温州家族小企业正是通过由相关性强的企业组成企业网络组织这样一种形式克服规模局限获得竞争力。以温州打火机产业为例，家族企业网络的优势在于一是减少机会主义，如零部件生产的标准化和适度竞争、网络内道德信用、区域内企业集聚的低信息成本以及网络组织的柔性化都有助于克服机会主义；二是相对于大企业的比较优势，如对需求多样化适应性强，内部管理成本低，激励机制好，分工、合作、竞争导致核心能力的专注，以全价值链最优化来选择合作企业并进一步促进核心能力的提高。钟朋荣(2004)以绍兴纺织业的产业集群为例揭示了作为企业网络或产业集群中一个元素的中小民营企业，其走家族化之路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他提出一个公式：产业集群+家族制=竞争力。朱秋霞(1998)和陈凌(2003)则从家庭网络和企业网络的角度分析了家族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文化社会基础。

二、企业理论研究范式比较及其对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的启示

笔者根据对相关文献的内在逻

辑和主要概念做出上述分类，这种的归纳不一定与成果所有者本人的初衷完全一致，但它并不影响我们对研究方法本身的认识。社会一文化范式、资源一能力范式、制度范式、演化范式和网络范式是当前企业理论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甚至可以说有的是主流方法，有的是前沿方法。这些方法用来解释家族制存在的合理性，展示了问题的不同侧面，深化了对家族企业演变的理解。不过，仅就观点而言，单一的视角不足以给出满意的答案。只有综合起来，才能形成对家族制的合理解释，才有可能对民营企业的未来变迁以及家族企业合理性空间的扩展做出有说服力的推测。传统文化论强调“家文化”特征和差序格局的信任关系对家族化的重要影响，但无法回答：使得家族化组织成为儒家文化圈中的主要和有效的治理模式。但这至多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在儒家文化圈中，家族企业成为主要的企业治理模式。但它显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2/3以上的企业也是家族企业。因此，对于中国当前盛行民营企业家族化现象，社会文化范式并不具备足够的解释力。

对于家族企业管理效率和组织能力的高度评价并不能掩盖其自身的缺陷。如强调创业者尤其是核心人物的领导作用的观点，这种解释随着第二代的更替已成为追忆的历史；而家族企业产权和治理的非经济性在一定条件下会被经济力量所穿透。

制度变迁理论强调制度环境约束和嵌入性要求，认为家族化锁定是市场和制度不完善的结果。但是它无法解释已经有不少的民营企业建立了现代公司制，一些家族企业逐渐地“泛家族化”。

在交易成本理论看来，企业组织形式的演进过程实际上就是企业不断把内部交易成本(组织成本)外部化的过程(交给市场解决)，同时引入不可交易的且企业需要的部分。它犯了科斯同样的错误，就是只看到企业的交易功能，没看到企业的生产功能。因为企业的知识由契约性知识和生产性知识组成(刘刚，2002)，前者可以根据收益成本比较从市场上购买，而后者是内生的，需要自身的投资。

能力范式在于解释那些企业内部不能交易也无法交易的现象，如企业的隐含知识、核心能力、关键性资源等。基于交易成本范式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在一定程度靠近能力范式，但是还存在很大距离。刘伟(2001)把企业产权制度看作是要素市场制度的函数，产权结构是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函数。这种观点有助于对家族制在交易成本理论和能力理论结合性方面进行解释，即民营企业选择家族化的产权形式和治理形式既降低了交易成本，又维持了关键性资源，而这正是要素市场(经理市场、资本市场)制度和资产专用性(核心人力资本和其他关键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济演化理论是研究民营企业制度的一个崭新视角，但是仅仅局限于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观点有时显得比较牵强，而且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与生物演化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现有文献中的一个缺憾是关于网络范式在民营企业研究中的运用与经济现实相比远远不够。网络范式揭示了区域性产业集群或企业网络的形成机理，以及信息化时代的网络经济和虚拟组织的存在理由，它以企业能力理论为基础、辅之以经济社会学和交易成本理论，暗含着演化理论的逻辑，形成有现实感的理论魅力。在当前家族企业研究中，少数文献有所涉及，但缺乏理论自觉。家庭契约论和社会资本论以及产业集群论从非正式制度和规模效应的角度进行分析，显示出网络范式的痕迹，但似乎又有一种欲说还休、不够明快的感觉。网络范式以其特有的理论生命力显示出比制度范式(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和社会文化范式(也可成为经济社会学)对民营企业家族化有更强的解释力。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虚拟网络、社会网络与企业网络的交互作用，衍生出丰富多彩的企业组织形态，这些组织形式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需要我们运用新的理论去解释。

从国外企业理论的发展现状来看，理论、控制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治理经济学)对中国民营企业有较强的解释力；在方法论上，新古典方法、制度分析和演化分析都有助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当前企业理论出现了契约理论和能力理论合流的趋势，这将为研究中国民营企业提供更多、更新的视角，有待我们去吸收养分，灵活运用。

三、民营企业家族化现象的经济逻辑

企业组织形态(包括产权、治理结构、组织形式等)的变化是由经济系统运动的内在逻辑决定，它是企业自身的因素与经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用williamson的话来说，企业是一个适应性组织。在一个无强制性的经济体系中，企业之所以采取某种产权制度或治理方式是企业经济活动自生自发演进的结果，而不是某个人或组织理性设计的产物，这种企业从而具备了“自生能力”(林毅夫，2002)。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影响制度供给和需求的因素，企业演化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提高生产率；降低交易成本；市场规模的扩展；技术进步；制度环境的改善。而判断一种企业制度是否合理或具有效率，要看它是否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要看它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中是否是低成本的(巴曙松，屠新曙，2002)。

民营企业作为一种本来意义上的企业，对市场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它的演变过程与市场进化过程息息相关。应焕红(2005)把民营企业的特点概括为：具有生存特质，是一个动态伸展的过程，是一个自觉学习的系统，是一群尖锐矛盾的集合，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组织。基于这样的描述，大部分民营企业实行家族经营一方面是根据自身发展要求作出的制度选择，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市场化发展进程的结果。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在特殊的政治环境、经济生态和文化背景中，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民营企业面临两种不信任，即在经理市场上，企业主不信任经理人，在资本市场上银行不信任民企(所谓金融恐私症)，产权封闭化、治理家族化是无奈也是明智的制度选择。简言之，就是为克服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将成本和风险最小化。当然，即使是家族化治理，也会出现形态各异的制度形式，这就取决与不同企业具有不同的信息结构，不同的信息结构导致不同的控制权结构，从而形成不同的契约结构，最终在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中选择不同的治理机制。而这种治理安排也并非静止不变，民营企业天生的学习、模仿、纠错能力使治理机制处于不断的优化调整之中。迷信现代企业制度、片面地追求所谓的新型企业制度、简单的否定家族制，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更不是理性的经济决策行为。因为，这种否定“缺乏扎实的经验基础和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 (韩朝华，2004)。

[参考文献]

[1]储小平．家族企业研究：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5．

[3]任晓．经济民营化运动中的企业家：自觉生成与古典锁定[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6)：121－125．

[4]余立智．民营企业家族化的产权经济学解释[J]．浙江经济，2003，(14)

[5]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9)．

[6]弗郎西斯·福山．1995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7]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8]纳尔逊，温特．经济发展的演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威廉·大内．Z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0]Leibenstein，Harvey，(1966).Allocative Efficiency vs X-Efficienc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ne56，392-415.

民族问题研究篇(5)

摘要：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各个名族在历史文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谱写了光辉的篇章.然而随着历史的沿革,区域的划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由于经济的落后进而制约了教育的发展,从而造成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和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纵然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致力于改善西部少数名族地区教育，但西部少数民族教育问题仍为突出，影响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制约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所以针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分析其原因和提出解决方案是重要且刻不容缓的。

关键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教育问题；解决方案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指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西部省区,包括广西、云南、贵州、、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8省区。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重要。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问题突出落后，因此大力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尤为重要。不仅是为西部的振兴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对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现状

（一）师资力量薄弱，一师多教的情况普遍，师资队伍结构不尽合理。少数名族地区教师年龄结构的状况是：中年教师过少，青年教师过多。教师年龄结构状况比例不均衡，对少数名族教育问题的发展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如：青年教师难免经验不足：教师队伍科研能力不强等。对于教育问题来说，学生需要学习的东西都来自于老师，因此师资在教育问题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少数名族地区往往经济发展缓慢，物质条件落后等因素导致没有教师愿意长期驻留教学。即便有各种各样的支教活动，但是由于支教人群的流动性太大，很难真正地改善该地区的教育问题。

（二）教学基础设施落后，无法提供一个舒适的学习环境。大部分边远地区的校园校舍极其简陋，甚至危房重重，用于学生锻炼身体的器材屈指可数甚至没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普及率低。许多长距离步行到校的学生来到学校，与之共处的不是令人期待的明亮的教室，干净的桌椅而是四面漏风的土墙，破旧不堪的书桌，这样的环境很难让所有学生在教室里都能安心地学习。

（三）教学质量存在入学率低、升学率更低、巩固率低、辍学率高地普片现象。2002年底，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初中入学率分别为97.43%和54.7%，远远低于全国98.6%和90%的全国平均水平，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不到60中八个省区中有7个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盲人数不断增加。2002年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为77%，每年有500多万学生没有完成义务教育便辍学了，80%集中在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尤其是是初中辍学率居高不下。

二、 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问题目的

中国是一个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国家，为力求我国缩小贫富差距，谋求均衡发展，取得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近年来为了政府少数民族地区可是绞尽脑汁，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少数民族聚居地一般是比较偏远的地方，无论硬件设施和软件部署都赶不上大中城市，并且许多人没接受过教育，导致少数民族的人民素质普遍低下，为解决这个难题，我国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少数民族地区，努力提高少数民族的整体生活水平与人口素质。

想要从根本上提高少数名族的人口素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扫除文盲，才能领引少数民族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近十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教育水平稳步提升。但由于诸多原因的影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仍然存在师生比偏高、软硬件建设滞后、三低一高现象突出等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可采取合并学校、优化师资队伍、实行全体寄宿制、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等措施，积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促进地区农村教育良性发展。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力求从根本上提高少数民族的人民素质。

三、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问题解决方案

（一）增加师源投资，提高教师自身素质。众所周知，教学质量的高低对一个地区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一个地区的师资力量的大小则起着关键的作用。就目前来看，少数民族地区教师数量不足，而且整体知识素质不够。因此，要加强教师进修学习和教育素质提高，发展成人教育要和发达地区的高等院校联系，采取多种形式多渠道培训师资。学习内容可以是某一项技能操作环节，也可以是整项专业技术。

（二）加大教学设施资金投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投资，重点建设学校教学的软件和硬件配套设施。教育困难的根本也就是缺乏教育资金，国家在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投资时，应该设立该项资金发放和实用监督机制，把教育资金真正发放到需要投资的学校手里，并监督学校把这笔专项资金全部用在建设学校教学软件和硬件配套设施上，在组建专家评估小组在各学校进行校园建设达标评估。

（三）加大宣传，逐步改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古老观念，提高其注重教育意识，要改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对教育的忽视问题，首先要提高当地政府注重教育的意识，建立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落后惩罚机制。要尽全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调查发现，国家设立的“普九办公室”并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很多居民根本不知道其存在。不过这也很有可能是为了迎合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当地政府而做的表面文章或形式。国家和应该重视这些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一方面给政府官员强迫压力重视教育，让官员评优和升职和当地教育水平挂钩。优秀的单位可以加大拨放教育基金，当地官员可以得到各种精神或物质的奖励，另一方面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教育意识培训。（西华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四川；成都；610039）

民族问题研究篇(6)

一、旋律上的民族化

中西音乐在表现上的主要区别是立体与线性的区别，西方音乐是立体的、多声的音乐思维，我国的音乐是线性的、单一的音乐思维，这与我们生活背后的文化结构是密不可分的。那么钢琴作为承载了西方音乐传统的器乐  ，并将其进行民族化研究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如果能够找到很好的切入点，利用钢琴的西方音乐思维充实我们的音乐形式，那么中国的钢琴音乐作品将会更加立体和丰满，同时中国音乐的意境和线性思维也为钢琴艺术增添了新的音乐要素。钢琴艺术自传入我国开始，我们的钢琴音乐研究者便开始寻求钢琴艺术的民族化探究，钢琴的改编曲是最常用的民族化的手段，一般选用广为流传的民族传统曲目，在改编上要注重钢琴的演奏特点与我国传统审美思想的契合。如黎英海的《夕阳箫鼓》改编于民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的同名古筝改编，塑造了具有典型中国音乐风格的意境画面，全曲仿佛是对一幅妙笔恒生、色彩轻柔、淡雅清新的山水长卷的描述，让人置身于美景之中，流连忘返。全曲被分为阳箫鼓、花蕊散回风、关山临却月、临水斜阳、枫荻秋声、巫峡千寻、箫声红树里、临江晚眺、渔舟唱晚、夕阳影里一归舟。标题分别是：回风、却月、临水、登山、啸嚷、晚眺、归舟。钢琴改编基本保留了原曲目的意境，保留了作品内在的意境之美，将一幅俊美的中国画卷呈现于人们面前。钢琴作品的旋律吸收了传统音乐的织体手法和和声结构，实现了钢琴作品的民族化，而目前我国的钢琴作品也多数是根据我们的传统民族音乐进行创编的，为钢琴作品的民族化提供了重要的素材，而事实上我们要对传统的音乐进行深入的剖析，熟悉和掌握传统音乐的旋律结构，这样才能更好地创作和演奏具有民族风格的钢琴作品。

二、艺术审美上的民族化追求

我们的钢琴作品多数以民族音乐作品改编为主，使得传统的民族音乐色彩和韵味充满了整部作品，体现了我国的传统审美追求。钢琴作品的审美追求离不开大众的审美诉求，没有群众的欣赏、理解和情感共鸣，那样的钢琴作品不能够称之为优秀的钢琴作品，钢琴艺术要表达人们的审美诉求，中华民族的音乐在几千年历史的沉淀下表现了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因此钢琴作品的创作要贴近群众，要植根于民族文化。而我国的民族音乐恰巧具有了这一重要特征，为钢琴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资源。如比较著名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取材于我国的民族歌曲《黄河》表达了当时环境下人们的思想状况，黄河滋养了华夏儿女，哺育了炎黄子孙，只有身处华夏大地才能够最深刻地感悟国土沦陷的悲愤与绝望，只有站在中国大地上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炎黄子孙的悲怒与保护祖国母亲的强烈情感。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创作中采用西洋古典钢琴协奏曲的表现手法，与此同时又在曲式结构上融入了船夫号子等我国民间传统的音乐元素，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的中国听众，在当时的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样还因为其史诗的结构、华丽的技巧、丰富的层次和壮阔的意境，成为世界音乐史上最为著名的一首中国协奏曲。

三、中西合璧中的主体价值取向民族化

钢琴艺术起源于西方，具有西方文化不可磨灭的印记，西方音乐的理性结构和思维也为钢琴艺术的中国化提供更加宽泛的语境和发展空间，西方钢琴作品的传统曲式注重曲目的严谨与结构的精准，具有强烈的理性思维，从点到面循序渐进，稳步有序的开展音乐结构，而我国音乐艺术一直注重一种境界的追求和混沌的状态，将人心与宇宙合二为一，时空的感性以整体的追求为主，形成了“模糊性”的传统音乐思维特征。这样钢琴作品的民族化便要在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思维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和重点，贯通中西又要不失去我国民族音乐的神韵。如在和声的运用上，为了适应我们民族音乐的特点，我国的钢琴改编曲多以我国音乐的调式风格特质作为和声风格的使用依据，在这一基础之上改造西方传统和声手法，突出和弦的复杂结构和中国民族色彩的和声风格，弱化了西方和声特点，在和声方面实现了钢琴作品的民族化。另一方面，中国的钢琴音乐作品在保持了民族韵味的同时要发挥其原有的艺术功能，也就是西方音乐通过钢琴来表达的精准  与理性，通过这种理性思维能够更加准确地表达我们的特征和审美要求，也就是说在中西合璧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民族特色的主体价值不丢失，并充分利用西方钢琴艺术思维的优点，如果在钢琴的创作过程中我们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在每一个细节方面都进行仔细的推敲和尝试，那么我们便会创作出极具民族特征的钢琴作品，使钢琴作品得到更好的升华，而这样的作品贴近我们的生活才能够被更多的观众所认可，也更加有利于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

四、结语

钢琴是舶来乐器，是西方乐器中能够精准刻画情感和艺术表达的器乐之一，这恰恰为我国的音乐艺术发展提供了互补的资源，它给我国的音乐带来了立体结构，使传统曲调有了丰富的艺术空间，带动了旋律的立体感，扩展了我国传统音乐的横向空间，使其向四面发展，形成了萦绕于耳的立体之音，同时中西方音乐的结合为我国的音乐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音乐形式，但是我们仍然要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基础上保持钢琴作品的民族特性不能丢失，同时也不能牢牢抱住传统不放开，阻碍了现代作曲手法的传入，要在二者之间保持一个度，以我们的群众审美为基础，促进传统音乐审美的多角度发展。

参考文献：

民族问题研究篇(7)

关键词: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3-0088-06

总理曾提到“惦记甘肃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希望在2012年使甘肃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2007年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当前甘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农牧民收入普遍偏低,实现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快速提高面临较大困难。

一、甘肃省大部分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甘肃民族地区包括临夏州、甘南州及阿克塞、张家川、肃南、肃北和天祝五县,甘肃民族地区共有21个县(市),人口321.49万人,占全省人口的12.2%。甘肃民族地区主要经济指标,见表1。

从农牧民纯收入看,共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有3个县农牧民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阿克塞县(7 158.3元)、肃北县(6 764.0元)、肃南县(5 522.2元),这3个县人口占全省民族地区人口的1.76%。二是有2个县农牧民收入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为临夏州的临夏市(3 719.2元),甘南州的玛曲县(3 085.1元),这2个县人口占全省民族地区人口的8.37%。三是有16个县农牧民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为临夏州和甘南州的14个县,以及张家川县和天祝县,这16个县的人口占全省民族地区人口的89.87%。2008年,临夏州和甘南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 847元和2 049元,分列全省倒数第一位和倒数第三位,分别相当于全国水平的38.8%和43.0%,分别相当于全省水平的67.8%和75.2%;张家川县和天祝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相当于全国水平的39.8%和44.9%,分别相当于全省水平的69.5%和78.5%。

由此可以看出,甘肃民族地区县(市)数量多,整体实力较弱,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绝对数低,增长较慢是制约甘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2008年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较快,临夏州和甘南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5.8%和19.8%。但其中救灾款的快速增长起到了较大的作用,甘南州和临夏州转移性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2倍和46.73%。因此,一旦救灾工作结束,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仍将面临较大的困难。

二、造成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较低的原因分析

受自然资源的制约,加之生产条件的不足,气候因素的影响,农业就表现为风险大、收益不确定的弱质性,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经营收入也就呈现了增长的弱势性。甘肃农民,尤其是临夏、甘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的这种结构决定了其农民收入增长质量不高,增速不快,丰年增收、灾年减收的客观现实。

(一)农民收入结构比较

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水平较低既有民族地区自身的原因,也有全省共同存在的问题,而这些共同存在的问题民族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

1.家庭经营收入比重高,工资性收入比重低

除临夏州外,甘肃其他民族地区农牧民纯收入基本上是呈现出家庭经营收入比重较高,工资性收入较低的局面,以甘南州为例,2007年,甘肃甘南州农牧民家庭经营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为96.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35.2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29.3%,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

2.转移性收入相对较低

由于各项惠农政策的持续有效实施,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对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的增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2007年,甘肃临夏州和甘南州农牧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17.1%和56.8%,分别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4和52.1个百分点。但临夏州和甘南州农牧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占各自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仅为4.1%和3.6%,转移性收入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比重相对较低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9和3.4个百分点。

3.第一产业收入所占比重高,非农产业收入比重低

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长期以来依赖第一产业增收,2007年,临夏州和甘南州农牧民人均第一产业收入分别占家庭经营收入的67.7%和83.6%,虽然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仍相对较低。

由此可以看出,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高,转移性收入等其他收入所占比重低,以及家庭经营收入中,一产比重高,二、三产业收入比重低等是造成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水平偏低,以及与全省及全国收入差距拉大的结构性因素。

(二)农牧民素质不足以促进自身收入快速增长

1.农牧民整体素质偏低,就业不充分

农牧民自身素质是农牧民收入增长的潜在因素和关键。目前,甘肃农牧民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平均受教育年限仅相当于小学水平,这导致了农牧民接受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较弱,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普及应用率较低,缺乏及时掌握和运用农业科学技术的本领。

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全省未上学和小学学历的分别占农业从业人员总数的22.51%和40.52%,高中以上学历仅占农业从业人员总数的4.56%。而甘肃民族地区农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更低,临夏州和甘南州未上学从业人员占各自农业从业人员总数的48.06%和36.81%,分别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5.55和14.30个百分点,见表2。

同时,甘肃民族地区外出务工人员素质相对较低。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甘肃外出从业劳动力中,文盲占6.5%;小学文化程度占28.9%;初中文化程度占56%;高中文化程度占7.6%;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临夏州、甘南州、张家川县、天祝县和阿克塞县外出从业劳动力中,文盲及小学文化程度外出务工人员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仅有肃北县和肃南县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临夏州和甘南州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分别低于全省平均水平0.5和0.1个百分点,见表3。

2.农牧民缺乏市场意识,对信息不敏感

由于农牧民缺乏市场意识,加之市场信息不充分,交易规则不健全,因而在搜集、辨析和处理有关市场规模、技术变化、相对价格等信息并做出决策时,还面临着许多困难,极易一哄而上,造成市场均衡的脆弱性和市场进入的盲目性,造成短缺和过剩交替出现,农产品的价值无法实现,严重影响了农牧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同时,农牧民的组织化程度低,这种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经营方式限制了农民的交易方式。

(三)农业发展基础条件无法支撑农牧民收入快速增长

1.自身发展动力不足、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

目前甘肃农牧民不但收入水平低,而且在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社会保障缺失,生产所得除消费外,还要用于医疗、教育、养老、建房等,剩余很少。2008年,临夏州和甘南州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占全省一般预算收入的1.3%和1.0%;临夏州和甘南州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1 880元和1 837元,分别相当于临夏州和甘南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101.8%和89.7%。由此可见,甘肃民族地区收入水平低,农牧民收入绝对部分或全部用于生活消费支出。同时,农牧民对家庭经营的投入和用于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支出减少,根本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造成农业基础设施落后,机械化程度低。临夏州和甘南州年末耕地面积分别占全省的4.1%和1.9%,农业机械总动力分别占全省的3.8%和1.3%,化肥施用折纯量分别占全省的2.7%和0.4%。

2.农业内部结构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有限

由于受粮食安全政策影响,以粮食为主的种植业结构很难有大的调整,造成农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农业比较优势不突出。部分民族地区种植业比重明显偏高,林牧渔业比重低,2008年农业产值占临夏州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达64.8%,张家川县甚至达到了79.6%。农业结构的单一性、趋同性,限制了多种经营的发展,特色农产品比较优势不突出,规模有限。

3.土地贫瘠,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少,使用不集中

甘肃自然条件恶劣,山大沟深,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国土面积中有2/3属于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山地、丘陵地区,有效利用面积少,耕地质量差。而甘肃民族地区,如甘南州和临夏州最低海拔为10 000多米,最高海拔均超过了4 500米,境内地貌复杂多样,甘南州有高山草地、高山森林和丘陵低山,临夏州有青藏黄土高原、山沟、川地等,自然条件非常恶劣。

同时,甘肃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占有耕地4.7亩,而临夏州和甘南州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占有耕地分别仅为2.4和3.3亩,分别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3和1.4个百分点。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终将受到“耕地资源”瓶颈的制约:一方面农民一家一户不可能单纯依靠土地大幅度地增加收入,进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家庭经营性收入难以成为农牧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源泉;另一方面,现行土地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及甘肃外出务工人员相对较少,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长期滞留在农村少量的土地上,人地关系恶化,户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小,加之甘肃民族地区比较贫困,农业生产难以采用规模化的现代耕作手段,不能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4.农业产业化水平低

农产品加工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自身的收入弹性,开拓农产品的市场需求空间,而且可以延长农业的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产品的增收能力。甘肃农产品大多数仍以低级原料和初级产品出售,其附加值和比较利益都很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影响了农业效益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目前甘肃农产品加工率不足30%,大多数农产品基本上还是直接进入市场,没有经过深加工,产品档次低、收益小。

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水平同样如此,如甘南州缺乏畜产品精加工龙头企业,造成以原产品形式外流,使甘南州丰富的畜产品得不到加工增值。目前甘南州只有甘肃华羚干酪素有限公司、甘南州科瑞乳品开发有限公司、甘南州燎原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家企业只对少量的乳产品进行精加工外,临潭顺达公司、玛曲雪原肉业冷冻厂、首曲生态食品有限公司、天玛生态食品有限公司、夏河锦凤翔食品有限公司、甘南晟羚肉类加工有限责任公司、玛曲宏达实业有限公司等畜产品加工企业只能对牛羊活畜进行屠宰后,简单的分类包装冷冻。加之这些加工企业加工能力有限,收购价格又低于市场价格,所以加工规模小,年加工冷冻的牛羊肉还不到出栏活畜的20%,大概有45%的畜产品外流。

5.城镇带动农村的作用不明显

城市规模较小,全省除兰州城市人口规模达到特大城市外,中等城市只有白银市、天水市、张掖市、武威市。加之,甘肃以原材料为主的重型工业结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融合程度较低,带动地方经济的能力较弱,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不足,不利于城市功能梯度辐射。这就造成了甘肃大城市对周围地区的经济辐射力和带动作用非常有限,同时,临夏州和甘南州等民族地区自身发展能力较弱,造成甘肃民族地区城镇规模小,中小城镇经济薄弱。其中,2008年临夏州和甘南州城市化水平分别为12.42%和17.75%,分别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9.73和14.40个百分点。

(四)农业市场环境不能带动农牧民收入快速增长

1.农资价格上涨太快

农资价格和农业生产成本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惠农政策带给农民的好处。近年来种子、化肥、仔猪等农资价格连年上涨,国家和省上虽然通过降低农业税和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负担,但仍不能弥补因成本提高对农牧民造成的损失,生产的高成本使得农业生产并不能给农民带来多少利润。如2008年甘南州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上涨4.6%。

2.农产品销售渠道不畅通

关注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大力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是努力确保农民增产增收的必要保障。2006年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显示,甘肃农业生产经营户的农产品仅有1%的农业生产经营户通过合作组织统一销售农产品,所占比重列前三位的分别是金昌市、张掖市和嘉峪关市;全省有6.23%的农业生产经营户将农产品销售给企业,从14个市州来看,酒泉市、张掖市和嘉峪关市所占比重列全省前三位,分别达到55.11%、44.71%和19.36%。而甘南州农业生产经营户在销售主要农产品时全部没有由合作组织统一销售,也没有农业生产经营户将农产品销售给企业,主要是通过商贩上门收购方式来销售农产品。

嘉峪关市、酒泉市、金昌市和张掖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位居甘肃前四位,而临夏州和甘南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列全省倒数第一位和倒数第三位。由此可以看出,农产品销售渠道不畅通是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低,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3.农产品流通体制不健全

在甘肃农产品流通领域,批发市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是,这些批发市场大部分只是为交易双方提供一个交易的场地而已,还存在着档次低下、功能单一、交易手段单调、服务与管理落后等诸多不足。与农产品批发市场相比,零售农贸市场的基础设施更为逊色,由于缺乏公平、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农产品流通,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致使价格信号不能及时反映农产品市场供求变化和资源稀缺状况,无助于农民的生产决策,农产品市场供求失衡。

与全省相比,甘肃民族地区还面临市场不足的局面。甘肃民族县(市)共占全省县(市、区)的25%,但乡镇综合市场数、专业市场数和农产品专业市场数分别仅占全省的12.5%、17.2%和17.3%。

三、积极探索提高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的渠道

(一)进一步加强政策对农牧民增收的促进作用

1.积极寻求国家政策支持

目前,国家的政策整体上是支持农业发展的。一是近年来连续推出的中央一号文件,大力支持农业发展。二是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并制定了三个国家专项规划,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用品生产方面,还设立了贴息贷款、实行贷款利率优惠、税收优惠等一整套特殊优惠政策。三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又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农村改革即将步入新阶段。近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增加对少数民族地区和灾区的支持。甘肃要解放思想,积极为农牧民享受政策创造条件,想方设法将这些政策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促进甘肃农民增收。同时,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让更多的转移支付和投资落户甘肃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

2.强化政府服务职能,加大民族地区农村投入力度

要统筹各方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大力推动社会公众资源向农村倾斜、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积极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投资方向,不断加大对农村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支持力度。

3.大力促进农村土地流转

一是要建立土地交易市场,确保实现农民的土地权益,政府尽快建立并完善土地交易规则,培育土地市场;二是积极探索土地流转的模式,在甘肃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可大力借鉴宁县民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模式,用土地入股成立合作社,实现规模化经营,提升农业应对市场的能力,增加农牧民收入,并可将部分劳力从土地上彻底解放出来。

4.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大力拓宽融资渠道,为农牧民增收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一是尽快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增加农村金融有效供给。通过各种形式,使国有商业银行每年向“三农”注入一定量的资金;二是进一步强化农村信用社为“三农”服务的职能,强化其为农户发放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方面的职能,在贷款利率上给予适当优惠,保证农业生产的资金需要和农产品加工销售的所需资金;三是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扩大农业保险试点,降低农牧民生产风险;四是积极探索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农村民间金融、合作金融等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类资金投向农村建设。

5.为返乡农牧民工创造创业条件

首先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外出务工返乡人员的相关统计,掌握返乡农民工的数量、分布及农牧民工相关个人资料,并积极引导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和经验返乡的外出务工人员进行创业。建造农民工创业园区,提供相应的技术,资金和市场指导,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制定促进创业的优惠条件,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积极引导返乡务工人员为甘肃及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做贡献。同时,也应加大对返乡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使其在经济好转时能够迅速找到合适的工作。

(二)改善民族地区农业市场运行环境

1.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在积极引导农牧民适应市场需要种植适销对路农产品的同时,拓宽销售渠道,引导农民闯市场。一是培育农业经纪人。通过培训将一部分农牧民脱离传统的种植业,专门从事农产品的中介服务,建立一对一帮扶制度,开展政策引导,法律帮扶,信贷扶持和税费优惠,促进经纪人迅速发展壮大。再通过农业经纪人将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解决农牧民丰收时卖难的局面。二是政府引导搭建临时农产品批发市场。在建设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的同时,引导农牧民利用村头、地头的空闲地带建立起临时性的批发市场,客商可以直接到村头谈生意,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农牧民受益;三是利用网络进行农产品交易。在农民还不具备上网的条件下,县、乡政府应当结合自身农产品优势,利用农情信息网等渠道,做好农产品宣传工作,同样可以减少中间环节,运行成本又大大低于其他方式。

2.健全农产品流通体制

建立适应市场要求的农产品流通体制,以现代农业物流加快农业经济发展,降低农牧民生产风险,促进农牧民增收。一是进一步做好农产品流通规划工作。做好产区市场建设规划和销售区市场布局规划,产区批发市场应建在农产品集中产地,销售区批发市场应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根据可能的辐射范围布局农产品批发市场;二是加大市场基础建设力度。采取政府引导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办法建设农产品流通体系,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强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易条件和手段,提升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和档次。政府可以采取贴息、税收优惠引导社会资金,尤其是应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使其成为农产品流通市场的中坚主体,建设设施先进、功能完善、交易规范的农产品流通配套设施。

3.加强农资价格监管力度

一是加大农资市场价格监测力度。加强农资经营成本和价格的监测,建立健全农资市场监测预警报告制度,组织成本和价格监测人员定期搜集化肥、农药、农膜、种子和农用柴油等农资市场价格信息情况,并及时汇总、分析、报告和通报,随时掌握农资市场价格动态,监控农资销售成本、价格,严防农资市场零售价格异常波动,确保农资市场价格始终准确全面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二是加大农资价格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工商、物价、技术监督、农业等部门,加大对农资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依法取缔无证、无照、无资质的经营网点,从严查处乱涨价、乱收费、超过规定差率等价格违法行为,以维护农资市场正常的经营和价格秩序。同时,要及时做好农资价格监测,信息反馈、政策咨询、日常监管等基础性工作,随时掌握价格动态,防止出现价格异常波动。充分发挥12358举报电话的作用,积极受理价格投诉举报,认真查处农资价格举报案件,帮助农民排忧解难;三是适当建立健全农资价格补贴机制。制定和完善因化肥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种粮成本增加的直接补贴政策,以利于提高农牧民生产积极性。

(三)提高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

1.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

一是加大国家财政对民族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高中央投资用于农业和农村的比例,适当调整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结构,增加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二是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支持力度,要围绕增强农业科技的创新能力、储备能力和转化能力,改革农业科技体制,较大幅度地增加预算内农业科研投入。继续安排引进国外先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资金,增加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三是提高甘肃农产品加工率,延长农业的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加大对牛羊肉、菌类等土特产品的加工水平;同时,着力培育一批具有活力的中小龙头企业。目前大型龙头企业很少,省上要出台相应政策,如税收优惠、财政补助、金融支持等,加大对中小龙头企业的大力支持;另外,还要鼓励发展一批专业合作组织,维护农民利益,确保农牧民能够分享到农业产业化带来的好处;四是加快农业的组织创新。加强对小规模家庭经营的改造,加快农业利用现代产业组织形式的步伐,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大中型工商企业进军农业,促进农业企业化经营。

2.推进高效设施农业建设

因地制宜,积极发展高效设施农业,是促进农牧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一是成立推进高效农业设施农业的机构,明确各级政府责任目标,制定并不断完善对农业龙头企业、特色农业的扶持政策,在技术上加强对农牧民的指导,对建成高效设施农业规模基地的各级政府给予奖励;二是积极引入民营资本、增加财政对设施农业的投入、提高对农业贷款的比例,切实提高农牧民建设设施农业的经济能力。

(四)优化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结构

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牧民收入结构调整

一是调整农业结构,积极发展畜牧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增加农牧民收入;二是改变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的局面。加快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发展步伐。同时,完善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的紧密的利益联结方式,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农牧民参与收益分配的能力;三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促进甘肃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金融、保险、物流、信息和文化、旅游、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同时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尽快提升服务业经济比重。

2.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积极发展小城镇

一方面要加快劳务输出,加快转移就业。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进一步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建立健全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教育培训机制,扩大规模,提高补助标准,举全社会之力,集中力量对农牧民开展大规模的职业技术培训、转岗转业培训和各种适用技术培训,不断提高农牧民就业创业的本领,促进劳务输出由体力型向技能型、由季节性短期输出向常年稳定型输出转变;另一方面要加大乡镇企业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要加快小城镇建设,把发展小城镇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从而带动并辐射农村发展。要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从而逐步形成产业发展、人口集聚、市场扩大的良性互动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农牧民的增收问题。

3.积极发展乡村旅游

一是甘肃民族众多,除有甘南、临夏两个民族自治州外,还有保安、东乡和裕固族三个特有少数民族,各民族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古朴的乡情习俗;二是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众多,有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而秀美的自然环境,原始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景观。这些带有极强文化与生态色彩的农业旅游地,可通过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村,开发民族节庆活动及农家乐等多种乡村旅游活动,促进农牧民增收,并解决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五)努力提高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素质

首先要培养农民的知识、技术素质。一是增强民族地区各级政府科技兴农的意识,转换观念,扩大农村教育投资规模;二是允许并支持开设民办学校,鼓励民间融资办学,增强农村办学的活力;三是保证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防范学龄儿童失学;四是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与农业生产和乡村工业相适应的初、中、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开设职业技能课程,以技能培训班等形式,帮助农民尤其是青年农牧民掌握科技知识和各种实用技术,搞好职业教育。同时,还要进一步转变农牧民思想和观念。通过教育解决农民思想中不愿离开家乡的思想;强化市场经济知识的教育,增强农牧民市场意识,使农牧民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干什么最赚钱;要强化农业科技知识的教育,增强农牧民科技意识,使农牧民充分认识要增收,就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要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坚决摒弃部分农民存在的懒惰思想,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勤劳才能致富。通过提高农牧民素质,使农牧民真正成为新技术的受益者和新时代知识农业的主力军。

参考文献:

[1]张积良.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收入问题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02).

[2]林玉妹.农民增收:制度创新和产业突破[J].当代经济管理,2007,(01).

[3]闫章荟,包志明.农农民增收缓慢的症结分析 [J].湖南大学学报,2007,(01).

[4]林玉妹.农民增收:制度创新和产业突破[J].当代经济管理,2007,(01).

[5]黄汉权,肖磊.发挥农产品加工业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J].当代经济管理,2007,(01).

[6]张积良.甘肃民族地区农民增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J]兰州大学学报,2004,(03).

[7]甘肃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