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案件类型篇(1)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102249）

摘要：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各式各样的体育纠纷层出不穷，针对这类纠纷的解决方式，以体育仲裁制度最为普遍。而我国在建立这一仲裁制度的初始阶段，首先应解决何种类型的纠纷属于体育仲裁的适用范围问题，即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拟定。本文通过对于法律规范的分析，从宏观的角度明确我国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确定标准及确定原则，并以此为基础，从强制性范围、否定性范围、肯定性范围三个角度对我国体育仲裁的范围作出全面性的设计，以期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可借鉴性的参考。

关键词 ：体育仲裁；受案范围；体育纠纷

中图分类号：D925 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129—03

2001年10月6日，在由中国足球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足协）组织的全国足球甲级联赛B组联赛第22轮的一组比赛中，长春亚泰足球队以6:0的比分大胜浙江绿城足球队，凭此荣升整个赛季甲级联赛B组排名的第二位。按照相关规定，长春亚泰获得了升入甲级A组足球队的资格。然而由于假球”嫌疑的披露，中国足协于联赛后的10月16日，以足纪字（2001）14号关于对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秦、江苏舜天和浙江绿城俱乐部足球队处理的决定”，取消了长春亚泰升入甲A资格的决定。长春亚泰对中国足协作出的14号决定不符，与10月19日、11月10日分别向中国足协提出申诉，未获答复。

案件发展至此，长春亚泰又该通过何种途径获得应有的救济？在体育纠纷的解决方法中，包括了调解、和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其中，仲裁制度因其灵活、保密、简捷的特性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最为有效的解决方法。然而，现阶段我国仲裁体系中并无专门的体育仲裁机构，且相关的体育仲裁规则也未制定，因此在长春亚泰诉中国足协案中，长春亚泰最终是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为自己打开了救济的大门。幸运的是，此案引起了人们对于中国仲裁机构、仲裁程序规则建立的关注。随着中国体育事业不断地发展，势必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体育纠纷和争议，因此相关仲裁制度的建立也是迫在眉睫。而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当属仲裁制度所包含的范围界线——受案范围的拟定。

一、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概念界定

所谓仲裁范围，是指仲裁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可以用以解决哪些纠纷，以及不能解决哪些纠纷。而关于体育仲裁范围概念的界定，学界多数引用于善旭老师的一种观点，即指在我国立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根据竞技体育的特性而确定的具有可仲裁性的争议范围。从狭义上说，体育仲裁范围可以指全部体育争议事项的总和：从广义上说，则体育仲裁范围涵盖至空间范围和对象范围两个方面，空间范围包括整个竞技性体育活动，对象范围则包括参与其中的运动员、裁判员、运动队、体育社团等。这一概念的阐述相对较宽，但在现阶段的理论基础下，该概念的适用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受案范围的拟定提供了更多创造和构思的空间。

二、我国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确定原则

要实现体育仲裁受案范围建立的目标，做到最大程度的涵盖所有体育仲裁纠纷类型，首先需要明确一种稳定性的指导思想，提供设计的方向性指引。因此，笔者根据我国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确立标准，参考外国现行诉讼制度先进经验，提出以下指导性的立法原则：

（一）适当扩大化原则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体育纠纷案件不断涌现，在建立体育仲裁受案范围之初，范围的边界线不应设定的过分狭窄，应给予这一制度一定的自由度，保障各类型需通过仲裁予以解决的案件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而相对的，扩大不代表毫无节制，作为一类新的仲裁类型，体育仲裁制度相关的法律依据尚未完备，理论研究仍不成熟，因而无限地扩大之后必会给仲裁机构裁判案件带来效率上的问题，往往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对于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建立应坚持适度扩大的原则。

（二）纠纷类型化原则

如上所述，体育纠纷的种类繁多，单一的列举式无法穷尽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各类问题。参考现阶段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单一的情形列举往往导致了很多纠纷只能通过兜底条款的引用得到救济，这对于制度的发展并无任何的优势可言。故而在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建立之初，应施行纠纷类型化原则，以类型性的纠纷情形尽可能地囊括所有的可仲裁性体育纠纷，保障争议主体的合法权益，解决体育纠纷的宽泛而不确定性的问题。

三、我国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框架性设计

（一）我国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

从上述理论基础的阐述，本文分析了现阶段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类需要救济的体育纠纷，明确了体育仲裁受案范围制定所需的指引性的确定标准和确定原则，以此对于受案范围的设计便可以进行更深一步地探索。关于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拟定，学界多以肯定式范围加否定式范围为主要的受案范围确定模式，也是世界上多数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模式。然而，作为一项专业性的仲裁类型，其中很多的体育纠纷必须通过类似体育仲裁这类具备专业知识的机构进行裁判才能真正起到解决纠纷的目的。因此，在受案范围的拟定中，除了肯定性的范围和否定性的范围，还应加入一项强制性的适用范围，即在此类范围内的体育纠纷必须施行体育仲裁前置，非特殊程序性原因，一裁终局。

（二）强制性受案范围的拟定

《<体育法>释义》就体育仲裁的范围解释为因禁用药物、运动员流动、参赛资格等体育专业纠纷。虽然该项解释具有局限性，但其也明确指出了因违反规定使用禁药、运动员流动、参赛资格等问题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因此这三种体育纠纷是必然包括在强制性的受案范围之内。但因体育纠纷类型的多样性，仲裁强制性受案范围的内容不仅如此。参考我国体育纠纷的类型划分，强制性受案范围应包含以下三种类型：

1合同型资格类纠纷

首先，在涉及运动员注册、裁判员变迁等事项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对本项目的运动员实行注册管理。经注册的运动员，可以根据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参加有关的体育竞赛和运动队之间的人员流动。《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各级裁判员审批部门每两年必须对所批准的裁判员进行注册，荣誉裁判员可以不进行注册。每偶数年的12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为各项目裁判员的注册期：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报经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可以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另行确定裁判员注册期。由此可知，在体育法上，运动员、裁判员的资格均以注册为依据。随着体育商业化的发展，运动员注册转会、裁判员的变迁事件会日益增加，而这类型案件的专业性较强，往往涉及体育组织的内部规定，其他裁判机构、官方组织往往无法以其现有知识来解决此类纠纷。

其次，关于运动员的参赛资格，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澳大利亚运动员Rakin因特殊原因由女子双人皮艇500米比赛改报参加女子皮艇500米个人赛，而女子双人皮艇500米赛由另外两名运动员Paula Harvey和Susan Togg参加。雅典奥组委于当晚确认了Paula Harvey和Susan Togg的参赛资格，却以报名晚于最后截止日期拒绝了Rankin的参赛资格，最终，仲裁庭认为根据同等对待的原则，以确认PaulaHarvey和Susan Togg的参赛资格同时确认Rakin的参赛资格。任何一项国际赛事均有人数上的限制，而谁将拥有这一资格参加比赛，发生的相关纠纷往往不是简单的行政诉讼所能解决，需要专业性的裁判人员针对具体的体育规则进行权衡。因此对于上述两类合同型资格类体育纠纷，必须通过体育仲裁的方式来进行纠纷的解决。 2惩戒型违规类纠纷 所谓违规类的纠纷，特指体育赛事中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而受到惩处发生的纠纷，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兴奋剂类案件。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美国短跑女运动员Edwards因被检测出服用了兴奋剂，被美国反兴奋机构禁赛两年。Edwards对这一决定不符，向美国仲裁协会提起体育仲裁，未获理想答复。之后Edwards向CAS雅典奥运会特别仲裁庭提起上诉仲裁申请，最终仲裁庭驳回了上诉人的仲裁申请，维持了美国仲裁协会的裁决。@在此类案件中，所依据的规定是体育赛事中的兴奋剂严格责任，对于此类违规行为从严处理。而在现代体育运动中，为了更好地规范运动员或相关人员的行为，各个体育组织往往都会出台相关的管理规则。由于体育名次后的巨大利益，比赛中此类现象屡见不鲜。在获得了处罚后，如若通过司法寻求救济，往往得到的结果是法院以涉及行业内部自治管理为由拒绝此类案件的受理，使得运动员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同时相关体育组织的自治管理规则具有明显的专业性，非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无法全面、深入地了解。因此对于惩戒型违规类的纠纷，必须通过设置体育仲裁前置程序进行规制和解决，以便更好地解决这类型体育纠纷案件。

3竞技型赛事类纠纷

在竞技型赛事类纠纷中，例如因为变更竞赛时间、地点或其他竞赛事项而引起的纠纷，决定的作出多以行业内部运行管理规则为依据，而这类纠纷如同上述纠纷类型所遇问题一样，单纯依靠其他救济方式并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需要专业性的仲裁机构进行介入并作出专业性的裁决。另一方面，因为竞赛报酬、奖励和其他收益的适用而引起的纠纷，均为赛事中相关规则的理解差异所导致的争议，非专业性人员无法作出最为公正的裁决，因此此类纠纷同样必须以体育仲裁为前置程序，保障专业性事项的科学性处理。

（三）否定性受案范围的拟定

1惩戒型技术类纠纷

体育运动的特殊性决定了体育竞赛领域内的裁判制度的特殊性。裁判员是特殊的仲裁者”，即便是一个没有任何私心的裁判员，也可能在执法”过程中出现错判、漏判甚至反判。康明先生曾说过：“现在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比赛场次高达六十四场，裁判员的任何一次裁判，如果任何一支参赛球队不服，而要求去法院进行诉讼，则这场比赛只得暂停，几万名观众则要等待法院的判决结果，那么整个世界杯足球赛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这也从反面说明体育运动需要的就是这种即时裁决的制度”。一方面，裁判员作为一个个人，即使没有私心，也无法百分之一百地做到毫无偏颇。实践中，运动员会出现失误，不可避免地裁判员也会出现失误，当然理论上需要尽可能小的减小这类误差，但依据国际司法判例，这类纠纷不应允许司法或仲裁的介入。另一方面，如果对于此类技术性的裁判纠纷予以体育仲裁的救济，则会严重影响到体育裁判的权威性，因此对于纯技术性的判罚，除非因为裁判员存在恶意的行为，否则不可提出体育仲裁的申请。

2管理型行政类纠纷

在管理型行政类纠纷中，体育行政关系的主体为体育行政管理机关与体育参加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四条的规定，各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管理相关体育工作，体育行政管理机关依据国家规定行使行政权力对于体育参加者进行管理，属于一种行政行为。因此，在行使行政管理权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应属于行政争议。同时，由于行政争议的特殊性，在这一法律关系中，相对方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之规定，仲裁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争议问题，而其对于行政争议的仲裁也明确地予以排除。因此，尽管此类纠纷涉及体育性，但是并不适用体育仲裁，因此只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法律上的救济。 3体育纠纷与刑事诉讼法的交叉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条之规定，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体育纠纷的广泛性往往也涉及到刑事诉讼所管辖的范围。

具体而言，第一，体育纠纷中的人身伤害类案件。如比赛中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间的斗殴事件，或赛事中意外发生的伤害、死亡案件，或赛场外观看者间的暴力争斗事件，往往涉及体育纠纷的同时，也触犯了刑法上的故意伤人、故意伤害、过失致人死亡等严重的人身伤害类罪名。第二，体育纠纷中的经济类案件。如竞技类比赛中，运动员或体育俱乐部为了获得比赛的胜利，进行的假球、黑哨实践．或体育比赛的商标权、转播权、广告权等侵犯知识产权类争议，往往涉及刑法上的销售伪劣产品罪、侵犯知识产权罪等问题。第三，体育纠纷中的贪污贿赂案件。体育赛事中最被社会所诟病的要数中国足协的贪污腐败问题。而这类问题不仅仅涉及足球这一个方面，且这类问题并不仅限于足球一个方面，往往遍布体育赛事的各个领域。如俱乐部通过对于教练员的行贿，实现黑哨、假球的利害结果，严重影响了体育管理事业的发展秩序。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仅仅依靠体育仲裁进行解决，往往不切实际，体育仲裁裁决的效力并不能实现等同于刑事制裁的效力。因此，对于此类纠纷的解决，将其交由具有国家权威的司法机关进行裁决，才更为谨慎合理。

（四）肯定性受案范围的拟定

在这里，关于体育仲裁肯定性受案范围的类型划分将不再予以具体的列举。一方面，如果每一项受案范围均己列举式的方式进行阐述，势必会遗漏一部分的体育纠纷，使其无从通过仲裁有效地得到救济。另一方面，在世界各国的受案范围确定模式中，越来越多地开始尝试和改革通过仅借助于否定性的列举进行受案范围的拟定，即除了所列举的情形，其他均属于肯定性的受案范围之内。这中受案范围确定方式越来越多地得到了世界各国法律制度的认可．将其引入体育仲裁制度中，势必有助于解决其在发展之初遇到的问题，促进制度的良好发展。因此，在体育仲裁制度中，除却强制性的受案范围和否定性的受案范围，其他符合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确定标准的体育纠纷均应可适用体育仲裁进行纠纷的处理。

五、结语

经济纠纷案件类型篇(2)

关键词：家事纠纷；类别；对应解决

一、家事纠纷类型

家事诉讼有无必要建构专门的程序，家事纠纷究竟适用何种方式，归根结底是由家事纠纷的特殊性决定的。研究家事纠纷的特殊性，应当先行确定家事纠纷的范围，而确定家事纠纷的范围就必须明确家事纠纷的概念。

（一）家事纠纷概念的界定

对家事纠纷的定义学界有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家事纠纷是由家庭法所规定的影响家庭的成立、结束、家庭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事件，涉及婚姻、未婚同居、亲子关系确定、人工授精、生育限制、亲权、抚养、监护等案件”[1]；也有人认为：“家事纠纷主要是在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的，关于离婚、亲子关系、继承、家庭财产等方面的纠纷，还有可能涉及家庭暴力、婚约、离婚后非监护方对子女的探望权、非婚生子女的权利保护问题等”[2]，但这类对家事纠纷的界定都是列举式的，其列举的标准主要基于两种维度的考虑，一是家事纠纷主体集中在家庭成员之间，包括“夫、妻、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以及儿媳与公婆、女婿与岳父母”，二是家事纠纷围绕家庭中的琐事，包括家庭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基于两个维度的分析，笔者认为，家事纠纷可以概括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围绕家庭琐事的人身、财产纠纷。

（二）家事纠纷范围

家事纠纷的范围研究，离不开法律关系的三个要素，主体、客体和内容。家事纠纷的主体、客体通过对其概念的界定已经得到明确，即家庭成员之间针对人身关系和财产利益之间的纠纷，纠纷的具体内容是界定家事纠纷范围的难点，因为家事纠纷其外在表现形式纷繁多样，其纠纷的主体往往还涉及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其纠纷私益性与公益性并存，且家事纠纷还具有身份性、非理性、个别性等特征[3]，都大大增加了家事纠纷的复杂性。

有学者将家事纠纷按照有无实体之争进行二维分类：有实体争议的纠纷包括婚约财产纠纷、离婚纠纷、离婚后财产纠纷、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婚姻无效纠纷、撤销婚姻纠纷、夫妻财产约定纠纷、同居关系析产纠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抚养费纠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扶养费纠纷、赡养费纠纷、变更赡养关系纠纷、确认收养关系纠纷、解除收养关系纠纷、监护权纠纷、探望权纠纷、分家析产纠纷、转继承纠纷、代位继承纠纷、遗嘱继承纠纷、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遗赠纠纷、遗赠扶养协议纠纷及亲子关系等案件。

无实体争议的有申请宣告公民失踪、申请撤销宣告失踪、申请为失踪人财产指定和变更代管人、失踪人债务支付纠纷、申请宣告公民死亡、申请撤销宣告公民死亡、被撤销死亡宣告人请求返还财产纠纷、申请宣告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申请宣告公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申请宣告公民恢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申请宣告公民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申请撤销认定财产无主、申请确定监护人、申请变更监护人、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等案件。[4]

（三）家事纠纷的类型

家事纠纷的范围通过罗列的方式得以初步明确，但仅仅通过有无实体权益之争进行简单分类仍然不能解决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对应适用问题，这就需要对家事纠纷做更为具体的分类研究。

1、对纠纷主体的再分类

按照纠纷主体的涉外性，可以将家事纠纷分为两大类别，其中涉外的家事纠纷是指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对家庭的人身或财产产生的权利义务同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其次就是仅仅发生在家庭内部人员之间人身财产性纠纷，对两种纠纷的处理应当适用不同的程序。

2、对纠纷客体的再分类

按照纠纷客体的性质，可以将家事纠纷分为涉及财产性纠纷和涉及人身的身份关系两类纠纷。

3、交叉类别

基于上述两种分类，我们可以得出家事纠纷的几种分类：涉及第三人的财产性纠纷、涉及第三人的身份关系纠纷、涉及第三人的非实体性纠纷，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纠纷、家庭成员之间身份关系纠纷，家庭成员之间的非实体性纠纷。

二、家事纠纷解决方式种类

（一）家庭内部解决与家庭外部力量干预

1、家长制的内部解决机制

家庭内部解决方式是最古老也是家庭成员之间纠纷解决适用做多的一种方式，这种处理家族矛盾的力量来自家族老一辈人的威望，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特点，是家族文化的传承。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讲到的“差序格局”就是这种纠纷处理方式赖以生存的基础：横向上，每个人都是自己人际关系的核心，纵向上，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最高的中心，家族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将围绕这个核心运转，家族的这一核心对家族纠纷的处理具有最高的权威和决定力。

2、第三人做媒介的解决机制

家事纠纷有时需要第三方介入作为中立一方进行公平裁判，这种方式更具有说服力和公信力，往往可以使纠纷得到更加稳定的处理，使得纠纷双方都心甘情愿接受结果，实现纠纷处理的高效率，提高结果质量，增强结果的落实。

（二）外部力量的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

1、法院介入纠纷的公力救济

中国人大小事情的决定欢喜依赖一个权威机关，在古代是县衙的知府，草民往往口口声喊要让这位青天大老爷为自己做主，在现代，这位青天大老爷演变为各级法院的法官。法院是国家的象征，在百姓心中，它就是公正的象征，而法官就是能够为自己做主的权威。当双方争执不下时，会不约而同选择他们共同认可的权威力量为自己做主，所以诉讼得以产生，法院得以建立。

2、民间力量介入的私力救济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公力救济主体的特殊身份使得这位青天大老爷面对家事纠纷时也会束手无策，横竖不对。一方面他是国家公信力的象征，代表法治的公平和正义，但家务事不能靠简单的公正与否进行评判；另一方面他又是普通的自然人，是人妻（夫）、人子（女）、人父（母）等，他的裁判往往被赋予一种人格的推定，但该怎么裁判和怎么做人同样不能做简单的对等，社会往往会从法官的裁判倒推而形成对法官人格的认知，当一纸裁判被赋予人格的高度时，裁判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要对家事纠纷这一特殊案件作出裁判时，更为困难。

所以，来自坊间第三方力量的救济方式自然诞生，作为人民内部组织机构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是其他人民调解机构，具有一种先天的亲民性，由于它们源自民间，所以其作出的决断相比公力救济的法院判决更容易被百姓接受。但值得提出的是，这种非权威的第三方机构作出的处理结果由于缺失国家的公信力，缺乏强制力，其执行性较弱。

（三）公力救济的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

1、诉讼程序

法院的诉讼程序是传统的争议处理程序，其处理的纠纷都要求有具体的实体争议，双方通过激烈的论辩和有力的证据支撑，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这种程序对诉讼的受理条件、证据收集、庭审规范等事项具有较高要求，因为它牵涉双方实实在在的权利义务，适用起来就必须谨慎严谨。具体表现为民事诉讼的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

2、非诉程序

对于没有实体性争议的案件，法院设有单独的程序，包括民事诉讼中的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非诉性案件类型包括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以及适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的特定案件。

三、纠纷与程序的对应问题

（一）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与身份关系纠纷

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性纠纷具有较强的身份性、非理性。纠纷涉及亲情、感情和道德、隐私等，权利义务关系复杂，难以分清是非。对于这种纠纷的处理需要柔性较强的方式，最优选择就是家长制的内部解决机制。家长用亲情做剂、用权威对处理结果做质量担保，实现纠纷快速而稳定的处理。其次，适用外部救济中私力救济。当家族最高权威人的公信力发生动摇时，外部如果有更强的公信力量可以平息纠纷，那么这样的力量就是优先选择的救济方式，它具有成本低、实效高的诸多优点。

家庭成员之间的身份关系纠纷具有非讼性，且是非分明。对于这种纠纷，笔者认为直接借助公力救济的非讼程序会比较有效率，因为没有太多实体上的争执，只是需要公力救济将事件推上正当的程序，由正当的程序得出可信的结果，双方予以认可便可。

（二）涉及第三人的财产与身份关系纠纷

当家事纠纷涉及第三方时，家庭内部的解决机制往往因为其公正性欠佳导致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对于财产性纠纷，笔者认为，适用外部救济是首选的方式，包括外部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具体指法院调解、人民调解；法院诉讼程序。当争议较为激烈，第三方私力救济都难保其公允性时，就求助公力救济。对于身份关系纠纷，同家庭成员内部相同，适用公力救济中非讼性程序处理。

（三）家庭成员之间非实体性纠纷与涉及第三人非实体性纠纷

家庭成员之间的非实体性纠纷，往往选择法院的非讼性程序可以很快有效得到处理，因为非实体性事务会牵涉法律关系双方的方方面面，其法律关系的内容涉及较多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的内容，不是私立救济方式就能简单处理的。

而涉及第三人的非实体性纠纷，除去与家庭成员之间非实体性纠纷相同的部分争议，有些争议可以借助第三方私立救济方式有效解决，诸如第三方对拟宣告失踪人士的债权问题，通过第三方介入调解，可以实现其享有的债权，而不必借助法院的正统程序，等待确定宣告失踪的时间等成本可以大大缩小。

四、小结

家事纠纷是各类纠纷中较为基础的纠纷，其基础性决定其兼具私益性和公益性，家事纠纷的处理更是关切着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社会不断的发展与家事纠纷的日益复杂注定既有的格局与模式需要“专业化”。对家事纠纷进行类别化研究，就是对其进行专业化的推进，不同类别的家事纠纷对应不同的纠纷处理模式，对症下药，实现资源节约、提高效率的同时，保障质量。（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及注解：

[1] 李学经.家事审判程序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2] 孟慧.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经济纠纷案件类型篇(3)

农村土地流转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村土地流转是指依照土地承包法引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变更的行为，仅仅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主要有转包﹑出租﹑转让﹑互换、股份合作等方式；广义的农村土地流转则指所有依法引起土地物权变动关系发生的行为，包括土地征收、土地出让和土地转让、土地与房屋的出租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等等。__市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有：

1、承包。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包括家庭联产承包、农业承包、林业承包、渔业承包、牧业承包等形式。这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

2、代耕代种。即将自己承包的土地交给信得过的人代耕代种的方式。这多是外出打工、出嫁、上学和参加了工作等无力耕种土地的家庭，他们虽然无力耕种，但想始终拥有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愿转让和退包，因而就与亲戚、朋友或邻居约定，将自己承包的土地交给他们代耕代种，代耕代种期间的种植收益有的归代耕代种人，相应的义务由代耕代种人承担（如原来的农业税等），其它的土地使用权收益归自己；有的由代耕代种人向委托人交一定量的农产品，一般是每亩缴纳25-50公斤稻谷，剩下的种植收益归代耕代种人。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保留原土地承包人的承包权，防止土地抛荒闲置，土地仍然可作为他们的生活保障。弊端是：有的举家迁出了，甚至死亡绝户了，仍然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很多新生和迁入的农民却没有基本的生产资料，加巨了增人不能增地的矛盾。同时，此类土地流转一般没有书面合同，在土地增值后对双方的权义难以确定。如__市__区人民法院（20__）__号__与__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__代耕__承包地期间，承包地被征收后，双方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归属发生争讼。

3、租赁。即发包方或者经承包方委托的发包方将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集中起来出租给种植大户或者公司而导致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的转移。这种方式，主要在农户与用地单位之间进行，农户自愿将全部或部分土地使用权，或者发包方将集体经济组织的公用地出租给承租方，承租方给出租方固定的收益。出租的期限一般由双方协商确定。比如__等五名承包者成功租赁经营__县__镇__苗木基地和精品水果基地，20__年被评为全市科技示范户，并组建了长青__苗木有限公司。/！/__县__镇__村第5、6、7、8、9、10组各承包农户集体委托村委会将120亩水田租赁给__用于蔬菜种业示范基地及兴建蔬菜加工厂。这种流转方式利在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产业推进、规模经营，因为承租土地的多是企业、种养植大户和单位或公司。缺陷是承租方不能搞较长期限的发展项目，不能大动作改变土地原貌，因为多是租期满后要还原土地及附作物的。

4、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接包方按转包时约定的条件对转包方负责。转包期限在不超过土地承包合同的剩余期限内由双方协商确定。这部分多是已转移到非农产业的人员，他们已不以农为生。这种形式的好处是：转出方可以有更充足的时间从事其它产业，转入方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扩大经营规模，能有效的转移农村劳动力，能暂时缓解增人不增地的矛盾。不足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种地的拥有土地，种地的却没有土地的问题。

5、转让。是指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其履行相应的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后原土地承包关系自行终止，原承包方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全部消灭。

6、互换。指同一或者不同集体经济组织承包户之间为了耕种的方便或种植结构调整的需要或将来使用的需要，对剩余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互转移。互换后，互换地块的承包权、经营权和原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随之互相转移。这种互换，有同等面积的互换，也有不等面积的互换，双方多视互换地块的地级和远近条件决定。这种互换的好处是有利于对承包地的充分利用。缺陷是互换的程序不够规范，对一些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理解与适用存在分歧。

7、征收征用。征收主要是所有权的改变，征收后，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而征用只是使用权的改变，征用后，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农民集体，使用结束后需将土地交还给农民集体。简言之，涉及土地所有权改变的，是征收；不涉及所有权改变的，是征用。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都要经过法定程序，都要依法给予补偿。多是因公路

、桥梁、公共设施、城镇建设等建设用地的需要被政府征用，这部分被征用了土地的农民，在按有关规定获得资金补偿后，就将土地使用权交给发包方或当地政府，从而再转交给建设方，承包方对这部分土地的使用权即行终止。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土地流转方式时有发生。这种形式有利于改善交通条件和完善公益设施，但农民失地后的安置补偿纠纷高发。 农村土地流转同时受政策、行政法和民法的调整，大量的农村土地流转依法、有序，并未形成诉讼，但由于缺乏流转的服务组织，流转前信息无人收集，流转中无人提供报务，事后无机构监管，备案不规范，档案资料缺乏有效管理，要真正准确统计全市的农村土地流转情况很困难，只能是“统计+估计”。故较难统计诉前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通过对进入诉讼渠道的农村土地流转方式的考察，农村土地流转以承包、征收征用、租赁等方式为主，涉及土地面积较大，期限较长，比如新宁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中，有近0.7万亩是农户委托集体经济组织租赁经营烤烟，占流转总面积的71%。

（三）农村土地流转的特点。

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的政策及法律的指引，农村土地流转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流转形式多样化。通过转包、出租、转让、入股、互换、拍卖、招标等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各种流转方式都有，流转的量能有所增加，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使土地在合理流转中产生了较大的价值；二是利益主体多元化。涉及到国家、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个体工商户、公司、企业，突破了亲戚、家庭、乡村组等局限，出现跨区域、跨行业流转趋势；三是土地用途多样化。流转土地用于发展优质粮油、蔬菜、烤烟、中药材、特色养殖业，形成了产业化、政府引导有序流转、适度规模经营的趋势，比如新宁县土地集约租赁经营烤烟，通过几年的持续调整，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减少，经济作物面积显著增加，农业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四是涉及的法律关系多元，既有民事法律关系也有行政法律关系。但是土地流转的程度不一，有的县区实际流转率较低﹑流转方式相对单一﹑集约利用程度不高、流转范围多局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仍以自发流转等方式为主，统一和有序流转较少。

根据农村土地流转纠纷的成因分类，农村土地流转纠纷主要有以下类型：

1、因政策变化引起的纠纷。（1）税改前，农民种田要交统筹款、提留款，收入甚微，一些农民外出打工有了稳定的收入后，将原承包的土地转包给他人或者委托他人代耕代种，税费等也就由新的承包人或者代耕代种人承担。可取消农业税后，不但税费负担减轻，种地农民还可拿到种田补贴，种地收入显著增加，返乡民工等原承包人纷纷要求悔约退还土地，受让人由于在土地上的投入和自己的经营计划不能实现等原因，不愿退还，从而引发纠纷；（2）进入小城镇打工或落户的农民，见种地无益，有的将承包地抛荒但并未明确放弃承包经营权，村组将其收回后重新发包，引起纠纷。

2、因历史遗留问题引起的纠纷。（1）过去因兴办学校、乡镇企业、林场、农场而无偿使用村组土地，这些学校或经济组织不复存在后，土地由有关部门经营，村组要求收回原被占用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因所有权与使用权不一产生纠纷；（2）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权属不明确。因为历史原因，一轮土地发包时，有的土地没有登记，有的登记与耕种的数量不一，未经登记的荒地或拾边地，逐渐被便利的农户开发种植，产生收益后引发纠纷。(3)城郊村民集体农转非后，失地村民并未完全就业，各项居民待遇也未充分落实，原土地被征用或者出让后，社区仍获得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居民要求参与分配而引发纠纷。如__县人民法院于20__年审理的孙中雨等10人__县__镇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系列案。

3、因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管理混乱引起的纠纷。（1）村干部利用手中权力，不经过民主议定而私自发包给家族成员或有其他关系的农户，有的发包价格明显偏低，当土地因征地等原因增值的情况下引发纠纷。如__市__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__）____号__与__市__区__镇__村村民委员会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20__月1月，原__镇__村村干部__、__、__在未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的情况下，以__村委会的名义与__（村干部__的儿子）签订了水库养鱼承包合同。（2）利用村委会换届或集体经济组织分立或者合并，村委会负责人变更，换届后的村委会不承认前届所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导致合同的履行缺乏连续性。（3）征收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分配问题导致纠纷。有的村、组在分配土地补偿费用时对有权参与分配的主体认识不一，在分配完毕后再出现有权分配的人时是否重新分配，“分不分”、“如何分”等方面常发生纠纷。

4、因基层政府行政干预引发的纠纷。有的地方以集约使用土地为由，违反农户自愿原则，强制收回农民承包地搞土地流转，乡镇政府或村级组织出面租赁农户的承包地再进行转租或发包，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存在行政指导不当、行政干预和越俎代庖的现象，这种情况涉及的土地面积较大，处理不好很容易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

5、因经济利益驱动而毁约。（1）土地发包初期没有提出异议或进行荒地开发时没有提出异议，后来经开发土地状况变好或种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土地承包者获得了较大利益，土地的所有者村集体组织成员因利益驱动心理不平衡产生纠纷，以原合同侵犯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为由，强行终止合法有效的土地承包合同，使土地流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2）因土地增值而毁约。如邵东县人民法院审理的（20__）__号__与__桥__村村委会、第三人__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__与__互换承包地后，因争议修高速公路的土地被偿费用而否定互换的事实。

6、因无协议或者协议不规范引发纠纷。村民之间的转包、互换、代耕代种等形式的土地流转，因大多发生在亲朋邻里之间，协议流转时一般未签订协议，缺乏严谨的履约依据。有的是口头协议，没有书面流转协议来规范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即使签订协议，协议往往不够

规范，协议的文字表达不清，难以规制和防范纠纷，双方关系变化或者流转土地经济价值发生变化时，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发生纠纷。7、因法律意识不强引发的纠纷。尽管经历了多年的普法工作，但有的村民甚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往往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法律，缺乏对法律政策的全面深刻理解，比如对土地流转协议的效力理念、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的理解往往一知半解。

1、三级联调，大量土地流转纠纷诉前通过行政及人民调解处理，消灭在萌芽状态。人民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重要作用，这几年，我市着力建设县乡村三级联调机制，采取乡镇领导驻村包村的办法，强调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重大事情不出县，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纠纷由村组负责调处，村民与村组之间的纠纷由乡镇出面协调，村民与乡镇以上发生的纠纷由县乡两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共同调处，通过这种多元调解机制的有效运行，使大量的土地流转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诉前。

2、纠纷涉及的政策性和法律性较强，政策法律和民俗有时存在冲突。比如法律规定外嫁女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具有参与分配土地补偿费用的权利，但农村风俗普遍认为外嫁女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不能参与分配。且目前具体分配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而村民自治的水平往往不高，可能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而不能诉诸司法救济。

此次调研的17个案由中，我市审理的案件涉及其中12个案由。2006年至20__年6月，各基层法院审理各类农村土地流转纠纷案件总数为165件，审理的案件类型和数量依次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71件、农业承包合同纠纷25件、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22件、宅基地使用权纠纷15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纠纷8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8件、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5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3件、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3件、林业承包合同纠纷2件、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纠纷2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1件；中院二审审理的案件类型和数量依次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18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6件、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4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4件、农业承包合同纠纷3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纠纷3件、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2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2件、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纠纷1件。其中，各基层法院2006年审理各类农村土地流转纠纷案件33件，2007年审理62件，20__年审理49件，20__年1-6月审理21件；中院2006年审理各类农村土地流转纠纷案件8件，2007年审理9件，20__年审理18件，20__年1-6月审理8件。

1、案件类型多样化，结案方式失衡。由于土地流转纠纷案件涉及越来越多的主体，从诉讼主体的多样性，反映出案件类型逐渐多样化的趋势。从结案方式来看，判决、裁驳率高，调解、撤诉率低，如此结案方式的社会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2、土地流转方式传统，流转率不高。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宅基地使用权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纠纷等传统的土地流转纠纷案件仍然居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抵押等新型土地流转纠纷案件极少，反映农村土地流转的活跃程度并不高。虽然全市两级法院审理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突出，数量居首，但土地的征收征用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而非农村土地流转的常态。且逐年审理的案件数量平稳，增幅不大，反映农村土地流转率不高。

3、土地流转不规范，认定事实难。农村土地代耕、互换、转包由于一般发生在亲朋之间，没有书面合同，即使有书面合同，也因合同文字表达不清而难以判断双方的权利义务，或者流转的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他一些形式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也缺乏规范的文本，容易产生合同纠纷，诸如此种有关流转程序上的不严格所导致的农村土地流转成讼后举证难的问题，往往双方都有一批证人，证词相互矛盾，甚至出现为双方作证的情形。导致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存在差距，法院认定事实难。

4、群体性案件多，调解结案难。我国正处在社会变革转型时期，利益格局多元化，当事人均想利益最大化，有的土地流转纠纷案件由于社会历史或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户往往抱团给政府或者法院施压争取利益甚至不当利益，双方对立情绪大，矛盾激烈，不配合调解和服判息诉，动辄上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容易埋下影响农村稳定的隐患，引发，缺乏足够的预防和应对措施，调解难，难以仅从法律的角度解决纠纷，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矛盾。还有在一些土地流转纠纷案件特别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件中，对一些有资格参与分配而未分配的村民，由于受民俗的影响，被告方往往不出庭，抱无所谓态度，给案件的调解和判决增加了难度。如洞口县人民法院审理的（20__）__号__与__乡__村__村民小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

经济纠纷案件类型篇(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公布后，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有关的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审判人员认真学习了专利法，并为实施专利法进行了积极的准备。专利法即将自今年4月1日起施行，现将有关开展专利审判工作的几个问题通知如下：

一、有关专利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一）收案范围根据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应当由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审理专利案件有下列七类：

1.关于是否应当授予发明专利权的纠纷案件；

2.关于宣告授予的发明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发明专利权的纠纷案件；

3.关于实施强制许可的纠纷案件；

4.关于实施强制许可使用费的纠纷案件；

5.关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费用的纠纷案件；

6.关于专利侵权的纠纷案件（包括假冒他人专利尚未构成犯罪的案件）；

7.关于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合同纠纷案件。

（二）案件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和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以及当前的实际情况，对专利纠纷案件的管辖规定如下：

1.上列收案范围中1－4类案件，均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为第二审法院。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经济特区内的上列收案范围中5－7类案件，分别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各经济特区的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为第二审法院。

各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实际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可以指定本省、自治区内的开放城市或者设有专利管理机关的较大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审理其辖区内的上列收案范围中5－7类案件的第一审法院。

（三）诉讼程序人民法院审理各类专利纠纷案件，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和专利法规定的诉讼程序进行，但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明确：

1.关于是否应当授予发明专利权的纠纷案件、关于宣告授予的发明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发明专利权的纠纷案件，应当以专利复审委员会为被告；关于实施强制许可的纠纷案件，应当以国家专利局为被告；关于实施强制许可使用费的纠纷、侵犯专利权的纠纷、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费用的纠纷不服国家专利局或者专利管理机关所作的裁决或者处理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仍应以在国家专利局或者专利管理机关处理时的争议双方为诉讼当事人。

2.在专利侵权的诉讼过程中，遇有被告反诉专利权无效时，受理专利侵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被告按照专利法第四十八条和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办理。在此期间，受理专利侵权诉讼的法院，可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一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中止诉讼，待专利权有效或无效的问题解决后，再恢复专利侵权诉讼。

（四）尽快配备审判干部，发挥技术专家的作用专利诉讼是科学技术与法律紧密结合的工作，专业技术性很强，涉外案件较多。承担专利审判任务的各高、中级人民法院要根据实际需要，选配适当数量的有一定审判经验的审判人员，特别要注意适当选配学过理工专业和懂得外语的人员参加专利审判工作，并且至少要能够组成一个合议庭。

人民法院在审理专利案件时，要与有关部门密切联系，充分发挥科研单位、生产部门的专家、学者的作用，可以聘请他们作临时的或者长期的技术顾问，也可以请他们担任技术鉴定人，还可以邀请他们担任陪审员，直接参与专利审判工作。

专利审判是一项新的工作，各有关高、中级人民法院要组织专利审判人员进一步认真学习专利法和其他有关的法律、法令，并注意通过审判实践，总结专利纠纷案件的审判经验。

二、有关专利的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一）对于以下三种构成犯罪的行为，应当根据专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以假冒他人专利罪处罚；

2.违反专利法第二十条规定，擅自向外国申请专利，泄露国家重要机密，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以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处罚；

经济纠纷案件类型篇(5)

一、我国农村纠纷的类型

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的特点和生产中的一些特点，农村纠纷大多源于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生产资料、农民生活资料方面。之外更多的农村纠纷如继承、赡养、抚养、扶养、计划生育、合同、侵权、相邻关系以及婚姻、土地征用补偿和村民安置、村务管理等纠纷，这些都是我国农村多样的纠纷形式。纠纷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土地纠纷

眼下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土地流转规模逐步扩大、流转速度加快、农民有关土地上的权利意识也产生了变化，涉及土地承包经营产生的纠纷越发多见，形式也呈多样性发展，有些甚至会引发群体性纠纷，增加了农村社会矛盾的复杂性，这些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二）邻里纠纷

社会的发展导致邻里纠纷的产生，在之前邻里间的沟通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产生，现在邻里之间的交往频率的减少对原有的邻里关系受到强烈的冲击，邻里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这是农村纠纷中占很大比例的纠纷。

（三）婚姻家庭纠纷

家庭是社会的小单元，婚姻家庭纠纷主要涉及家庭的成立、家庭的结束、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婚姻家庭的纠纷是农村最常见也是最多发的纠纷类型。

（四）劳务（雇佣）纠纷、劳动争议纠纷

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人群，近年来，农民工因用工方面的问题不断凸显，涉及方方面面如劳动报酬的追索、社会保险权益、福利待遇等问题，日益成为热点问题。

（五）其他类型纠纷。

除上述类型外，涉农纠纷还包括民间借贷、人身损害赔偿、合同纠纷等。

二、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形式及缺陷

在我国现代农村社会，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还存在并占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基层政府以及法院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中去。由此，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应运而生。在农村纠纷所呈现的变化中导致了在现实中发生纠纷，人民采用不同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前纠纷的解决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和解

和解所具有的优势有三方面，第一，和解与诉讼相比较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较低，通过和解解决问题是最方便的。第二，和解的纠纷解决没有固定的规则，具有较强的灵活性。第三，和解的纠纷解决基础是在自愿的情形下，谈判的最终达成是在当事人双方利弊权衡后自愿做出的让步，达成和解协议后更容易被接受，对协议的执行具有积极作用。

和解所具有的缺陷主要也有三方面，第一，和解的范围是狭隘的，民众缺乏对和解的理念认识。第二，和解的运用形式单一化，没有与其他农村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对接。第三，和解还未形成系统的基层纠纷解决组织，缺乏协商解决的合理方式。

（二）调解

我国目前的农村社会中存在三种调解方式民间调节、政府调节和诉讼中的调解，调解靠依托权力机关，才能使纠纷得以解决。由法院解决的诉讼调解案件，也是依托法官的身份促进纠纷的解决。

（三）行政解决机制

我国的行政机关承担着纠纷各种案件申诉的职责，农村纠纷的形式中多种多样涉及的部门众多有工商管理机关、公安派出所、乡司法所等多部门，大量案件的解决积累下有许多经验。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行政权力的不断压缩，行政机关对案件纠纷的处理逐渐减少。

（四）仲裁

仲裁是解决农村纠纷的重要方式，适合解决较为复杂的财产权益纠纷、经济合同纠纷、劳动合同纠纷和承包合同纠纷等多种纠纷。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农村各行业中组成了一些行业组织，依据行业自治，仲裁对农村行业内的农业经济纠纷解能起到积极作用，但仲裁这种方式在农村还未普及，农村的一部分农民并不了解仲裁。因而在农村发生纠纷，选择仲裁方式解决问题的人很少，但随着不断地发展仲裁这种方式终究会成为主流的纠纷解决方式，被大多数人多认可。

（五）诉讼

诉讼作为公权力的介入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在当代农村社会中，较受人们的关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人们对司法权威的尊重、对司法工作人员的信任。相信司法部门能够给客观、公正的解决。在现代农村社会中纠纷的解决形式多种多样，但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占纠纷解决的很大一部分比例。

三、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

在非诉中农村纠纷调解制度是典型代表，农村纠纷调解制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应从实际出发，从制度从自身建设、具体的制度实施和政府监督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解决并不断地完善。调解过程中有三对重要的关系，一是农民和社会的关系，社会的稳定发展离不开农民，农民的权利和社会的稳定具有紧密的联系，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是农村纠纷的调解离不开监督，强有力的监督体制可以更好地促进农村纠纷的解决。三是提高农村调解干部的专业素质，业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提高效率。

行政调解在纠纷的解决方面具有专业性、综合性、快捷性、权威性等特有的功能和优势。完善我国农村的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充分发挥其特有的优势，是完善我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一条道路。首先，要把具体的规范和立法进行统一，我国是制定法国家，构建农村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就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增强立法的完善是第一步。其次，需要把法律效力明确化，提高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不断加强行政调解与诉讼的连接，这样可以更好的发挥我国农村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对纠纷的解决能力。

仲裁作为农村纠纷众多纠纷解决中的一种，自身具有简便灵活、快速经济、节省时间的优势，但在我国农村，仲裁这种便捷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不能发挥其优势，近乎处于有而不用的状态。面对这种情况可以在宣传力度上、适用范围进行改革，只有让大多数人了解到仲裁的优势才能让仲裁这种制度真正的在农村大范围普及。

经济纠纷案件类型篇(6)

劳动关系的变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后,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困难,由于企业停产、减产或调整,导致劳动关系的不稳定性增加。企业无论裁员、减薪、缩短工时,都直接涉及职工切身利益和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由于拖欠工资、拒付加班费、非法解除劳动关系、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费是目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存在的违法用工行为,因此劳动争议往往也主要集中在劳动关系(包括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以及赔偿等)、劳动工资(包括拖欠、克扣工资以及拒付加班费等)、社会保险(少缴、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三大类型上。其表现在2009年以来群体性的劳动争议案件大幅增加,劳资关系进一步恶化。

群体性劳动纠纷的基本情况

2009年以来各地因企业停工、倒闭、老板欠薪逃匿,企业改制买断工龄遗留问题,追讨历史拖欠加班工资和社会保险费,以及企业大量裁员引发的集体劳动争议同比增长80%以上。集体争议涉及人数多,问题复杂、对抗性强、处理难度大,尤其是劳动者集体追索历史加班费和社会保险费数额巨大,企业短期内全部支付影响到企业生存,处理不当极易引发连锁性的。案件激增既有劳动者依法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和维权成本降低的原因,有世界金融危机造成部分企业关停和裁员的原因,也有历史积累的案件在《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后集中爆发的原因。随着经济形势的趋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快速上升的趋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一些长期违法用工的企业的劳动者纷纷集体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且由于近年来的确发生了多起极端的集体劳动争议事件,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政府、企业做了适当的让步,这使得更多的劳动者错误地认为,只有大家组织起来把事情闹大才能得到期望的结果。尤其是2009年以来,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困难,劳动关系的不稳定性增加。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批量多,数量大。2009年1月至3月,广东各级劳动仲裁机构受理的这类争议案件是去年同期的3倍。特别是珠三角部分地区出现案件“井喷”,同比增长 160.1%,案件数量占到全省的96.5%。2009年来昆山法院已受理5人以上同时的群体性劳动纠纷60批1142件。在已审结的39批460件中,调解撤诉的有21批320件,占比69.6%。二是对抗性强,调解难度大。随着企业改革改制深入,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关系更加多元化,劳动争议趋向复杂化,对抗性增强,内容也更广,调解难度加大。昆山法院在未结案件中,三家企业的265件案件的劳资关系比较对立,已经当地劳动部门、司法所多次协调不成而进入诉讼,调处难度相当大。如国内外多家媒体关注的尼赛拉电子器材有限公司的130件劳资纠纷,如果处理不妥,有可能被上升到中日关系的高度。三是不稳定因素多,隐患大。如目前昆山还有两家企业的数千名职工因公司停产上访,索要工资、经济补偿等,若处理不当,极易引起群体性劳动争议,导致社会不稳定。四是遗留问题多,处理难度大。一些用人单位实行改革改制,部分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由于时间长,情况复杂,处理难度大,容易引起集体劳动争议发生。五是分布相对集中,影响大。群体性争议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行业特征。从地域看:这类案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和流动人口较多的地区。如经济较为活跃的广东省、江苏省,约占全国此类案件总数的四成。从争议涉及的行业看:这类争议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建筑、服务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上海法院受理的这类案件中,涉及加工制造业的占29.7%,涉及建筑业的占17.7%,涉及服务业的占11%,三行业劳动争议案件占了这类案件的58.4%.根据新疆高院的调查,乌鲁木齐中院2008年受理三行业劳动争议案件占此类案件的58.52%。这类案件涉及劳动者人数众多,有的到当地党委、政府上访,有的封堵公路,有的私自哄抢企业财物、拆毁厂房设备,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六是适用法律难、执行难。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既涉及民法、劳动法,又涉及众多的行政法规、地方规章等,不仅法律规定的空白点多、政策性强,且对同一问题的有些规定不一致,如何适用不好把握。并且这类案件往往涉案人数多,劳动纠纷影响到劳动者的基本生活,且许多经营者为逃避债务,往往抽逃资金后隐匿藏身,难以寻找。

造成集体劳动争议的成因

1.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在发生大规模裁员、减产、停产、降薪、关闭和破产等情况时,极容易产生劳资纠纷,劳动者维权的组织化程度和行动的一致性将大大增强,使得原本表面上看似和谐的劳动关系进一步恶化。由于企业经营风险的加剧,企业主逃匿后引发群体性劳动纠纷的情况正在增多,涉及数百人的群体性纠纷数量明显上升。

2.企业改制遗留问题。随着国有资产大幅度退出商品产销领域,中小型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管理层收购等改造步伐的逐年加快,原有大批量签有长期乃至无固定期合同的国有企业职工其身份置换问题日益浮上台面。在此过程中,有改制协议未能对职工身份置换明确安置补偿方案,导致职工多年工龄得不到任何补偿而引发的纠纷,亦有新企业与职工签订短期合同、期满后以劳动关系自然终止为由,推脱为其此前工龄进行补偿而导致众多职工提起的仲裁诉讼。由于当前各地国有、集体企业改制特别是各区县所属企业的改制进程大多仍遵循当地政府主导、甚至“拉郎配”的模式进行,导致在此过程中,投资方或受让方与政府主管部门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双方就其投资利益分配整合的博弈之上,而对职工的安置及补偿则在有意无意之中被简略乃至忽视,由此导致的职工群体性上访申诉、寻求司法救济的现象日益突出。

3.《劳动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偏重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提高了对用人单位的要求。《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大幅放宽了劳动者追索包括加班工资在内的劳动报酬的诉讼时效,导致员工追索两年以上加班费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尤其是为追索加班费而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的重特大集体劳资纠纷急剧上升。而大多数用人单位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在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及人事管理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的问题。随着《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实施、劳动者维权意识的提高以及一些法律从业人员的鼓动,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将猛增,请求的金额也将大幅度提高。案件主要集中在追索加班费和社保金。据称,仅深圳龙岗一区,多年来拖欠的加班费如数计付将达80亿元左右。部分企业在《劳动合同法》颁布后、实施前就已开始采取一些规避法律的措施,如批量裁减老职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改变工资结构、降低工资标准等。同时,《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由于用人单位劳动力使用成本增加,许多规模较小、管理不规范的企业因经营困难而倒闭或转移财产负债逃匿。用人单位的这些行为势必进一步激化劳资矛盾,造成群体性纠纷的发生。以深圳市龙岗区为例,在《劳动合同法》颁布后,2007年第四季度至2008年1月共四个月中,龙岗区劳动局已受理了重大劳资纠纷(即群体性纠纷)394宗,与2006年全年总受理的重大劳资纠纷398宗已基本持平。其中《劳动合同法》实施后,2008年1月就已受理172宗。在东莞市虎门镇,一些非法的法律从业人员利用新法出台的机会对劳动者进行一些不实的鼓动,甚至在散发的传单里篡改《劳动合同法》有关条款,造成部分劳动者对相关法律规定的认识产生偏差,在其要求不能得到全部满足时,容易产生不满情绪,从而引起大量群体性罢工或上访。

4.用人单位对劳资纠纷的忽视。一些企业出现劳资纠纷时,不注重妥善处理,或听任法院判决,或自行任意处理,其它劳动者或律师在确定有利可图时,借机发挥,通过律师向用人单位发函索要高额加班工资,用人单位拒不支付的,则群起解除合同并申请仲裁。

5.用人单位管理不规范,或未向劳动者如实告知而引起纠纷。如尼赛拉系列案就是因为没有向劳动者明确告知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险,因此在一员工因病死亡时引起全体劳动者的恐慌而致罢工,虽经用人单位及政府相关部门采取积极补救措施,但最终仍有上百人以各种理由拒绝上班,在用人单位作出除名决定后,又以各种理由提起仲裁索要经济补偿金、劳动保护费、体检费等。

6.经营不善致企业关停而引发群体性劳资纠纷。有的因企业老板沉迷欠下大量赌债致企业无法正常经营,有的因企业主外逃而引起劳动者上访、索要工资与经济补偿等群体性纠纷。

对策建议

集体劳动争议的多发和新时期的特点,对我们的劳动关系处理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在处理集体劳动争议是要坚持以下原则:

坚持有利于社会稳定原则。对集体劳动争议,要高度重视,妥善处理。对那些可能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要做好疏导工作,稳定当事人情绪,并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争取支持。

坚持合法与合理并重原则。在适用法律规定时要充分考虑现实情况,不简单机械运用法律,避免不切实际和僵化、避免双方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力争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持及时处理处理原则。劳动争议案件特别是劳动报酬争议案件往往影响到当事人的生产、生活,处理必须及时,否则会导致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对那些严重影响到当事人生活的此类案件,要快立案、快审理、快执行,及时妥善化解矛盾。

坚持以调解为主,彻底化解纠纷的原则。劳动争议案件的持续增长凸显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多发,而引导双方采取协商的方法解决,有利于清除双方之间的隔阂,排解纠纷,建立良好和谐的劳动关系。

1.建立完善的预防化解群体纠纷的经常性工作机制。当前,集体劳动争议关系的变化呈现出三个新特点:一是规模逐渐扩大,造成较大影响。一些人抱着“法不责众”以及“事情闹得越凶,领导越重视,越容易解决”的心态,成团结伙,集体越级上访,重复上访,在社会上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二是行为容易偏激,容易冲动,常常表现为谩骂工作人员,堵路、堵门、阻碍施工,造成社会人员围观,使事态扩大,给处置工作带来难度;三是有一定的人为操纵和组织倾向。有些人为了个人私利,统一口径,明确分工,造谣生事,挑动胁迫群众盲目参与。

尽管当前各级各部门已经有一系列这方面的工作措施,但由于没有形成制度,处于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没有形成合力,更重要的是不能适应当前劳动争议的发展趋势。相当多的部门忽略了超前做好社会稳定工作,办法简单,工作质量不高,驾驭全局的能力不强,对矛盾纠纷排查不力,对社会稳定动态信息把握不准,在事件初露端倪时缺乏政治敏感性,得过且过,或一推了之,导致矛盾激化。这些特点说明我们仅仅依靠原有的预防和化解机制是远远不够的。要组织成立一个由政府牵头、政府各职能部门骨干人员组成的协调联动机构,机构设立常务理事,形成工作体系,采取联动和分散相结合的工作机制,一旦出现重大群体纠纷便可马上投入工作,坚持协调原则,以教育、疏导、劝阻等方式协调劳资双方,解决矛盾纠纷。

2.健全预防及调处群体性劳动争议的机制。群体上访和群体纠纷一旦发生,往往会在社会上产生或多或少的不良影响,给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且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去化解和处理。但就目前而言,政府却缺乏一个可以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群体上访、群体纠纷发生或者是在问题发生后能够马上投入运作的工作机制,往往是在问题和纠纷发生后才组织相关的职能部门去应急处理,但已经是为时已晚。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预防化解群体纠纷的经常性工作机制可谓迫在眉睫,是政府的当务之急。特别要防止有些部门对群体性劳动争议进行“法外施恩”,搞“体外循环”,尤其在重大事件的重大时刻,往往不按法律办事,负面影响很大。建立预警制度,避免企业突然蒸发。劳动、税务、海关、工会等部门要加强对企业财务状况、工资支付状况、企业运营状况、劳动者权益保护状况等方面的实时监控力度,建立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席例会制度,及时互通信息,适时为企业提供咨询与服务,掌握劳资关系动态,防止因企业突然倒闭而引发的群体性劳动争议。

3.建立工资担保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利益。参照建筑业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制度,将工资支付担保制度覆盖到所有企业;设立专门机构建立企业信用的动态评定机制,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实行不同的担保额;当前在没有信用评定机制前,重点要对无固定资产、借用办公场所经营的企业实行较为严格的企业准入制度,在不能提供工资担保的前提下不予经营许可。

4.应对现有的调解仲裁机制进行调整,将劳动争议仲裁院立案与调解职能分开,分设立案庭、调解中心,立案庭专司立案,调解中心除从事调解工作外,还负责全市各街道的调解员的业务培训与业务指导工作。加快基层劳动仲裁实体化建设,依托现有街道劳动保障平台,成立基层仲裁部门,加强基层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基于行政成本节约的原则,可建议赋予街道劳动保障机构调解劳动争议的法定职责,在每个街道增加2至3名工作人员,专司劳动争议的调解工作。将集体劳动争议尽量化解在基层。因此,建议国家有关方面尽快统一制定各级劳动争议仲裁院的人员、装备、经费等配备标准,使之在调处劳动关系矛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经济纠纷案件类型篇(7)

 

一、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分类

 

(一)综合经济法诉讼

 

我国的综合经济法诉讼学说从上世纪80年起始，这一过程中的主流依然是“大经济法”，其诉讼模式是依据不同的情况来分别处理，这一处理措施对当时的经济纠纷案件起到了积极作用，然依然有所不足，即综合经济法本身没有针对诉讼内容加以区别，导致部分纠纷无法解决，难以满足社会需要。

 

(二)独立的经济法诉讼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市场中的经济纠纷案件也越发多元化，部分经济案件被独立，这使得当时的经济诉讼程序出现了独立经济法诉讼说。这一措施能够依据不同的纠纷类型，对案件进行科学合理的处理。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相对于综合经济法诉讼来说，对特殊性方面有了更全面的考虑，产生效果良好。但当前，我国既有的经济法体系导致诉讼制度、相关法律无法彻底分离，还难以完全实现独立的经济法诉讼。

 

(三)经济公益诉讼

 

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关于公益的经济纠纷案件也不断增多，其中呈现出的经济公益的诉讼范围、内涵成为了学者研究重点：即依据起诉人的诉讼，对侵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相应的制裁、审批。经济公益诉讼也同样对经济纠纷特殊性进行了完善，但经济公益诉讼完善性不高，多数属于个人利益的纠纷范围，局限性较大，对其完善就必须要更多的经济法理论支持。

 

二、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加以完善的必要性

 

(一)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理论依据

 

要实现我国依法治国的目标，国家法律就必须要不断的补充和完善，特别是对于经济法来说，其中利益错综复杂，成为了案件纠纷重点。只有对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加以完善，才能够为其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首先，制定出合理的诉讼程序，执行科学的裁决，其判决结果才能被接受和认可，从而实现对经济领域秩序的维护;其次，现阶段的经济纠纷案件涉及到了国家、集体、个人多个层面，这必须要对其进行足够的重视。

 

(二)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完善的迫切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之初，人们对经济领域的概念不够清楚，导致制定的经济领域法律不够完善，市场上所引发的经济纠纷案件也未得到合理对待、处理。但伴随着市场发展，出现的经济纠纷案件在种类、数量上有了不同程度增长，还有部分案件是因为经济法本身、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本身的不完善性所导致，这促使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完善的紧迫性在不断提高。就目前来说，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需要包含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内容，还要涉及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等内容，这使得我国经济法内容更为复杂，必须要依靠更为完善的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进行处理，才能够为我国经济法发展提供助力。

 

三、完善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相关策略

 

(一)持续完善我国经济领域的相关法律

 

目前，我国现行的经济领域法律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不断复杂化，这就需要对经济领域的法律进行持续完善。同理，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本身和经济领域法律之间是互相依存的：首先，在经济领域相关法律持续完善的情况下，能够对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进行更好的规范，树立起更为完善的立法观念，并且促进专门审判机构得以产生和持续发展，让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得到更为长久的发展;其次，随着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快速发展，其完善作用能够有效的弥补经济领域相关法律所呈现出的不足，更好的保障我国公民合法权益。因此，为了完善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必须要对经济领域的相关法律加以完善，两者的紧密结合发展，才能够保证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二)逐步构建完善的经济诉讼模式框架

 

现阶段，我国相当一部分经济纠纷都需要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这就更需要持续的针对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加以完善，其中对经济诉讼模式框架的完善尤为重要，对模式框架的完善能够有效促进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完善。目前来说，主要存在的三种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在我国一定时期、领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是经济诉讼模式构建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经济诉讼模式框架的完善，还需要更多类似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出现。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所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一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市场经济来对资源加以优化配置，但我国还以此为基础，实施了收入分配政策、宏观调监控政策，通过这些政策的结合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而也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存在，使得市场经济中所出现的经济纠纷更为复杂，只有构建完善的经济诉讼模式框架，才能够真正的确保各种不同的经济纠纷类型得到全覆盖，保证越发多元化的经济纠纷得到科学合理的处理，让广大经营者和大众能够真正的接受、认可经济裁决结果。

 

(三)学习发达国家成熟经验加以完善

 

从市场经济发展史上看，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比我国更完善、更成熟，其在市场经济领域上的法律也更完善和成熟，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亦然。为了能够促使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得以完善，可以对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加以借鉴，这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目前世界上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其本身由于多方面因素，所施行的法律制度、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在对于这方面经验进行借鉴、学习的过程中，不单要学习到经济法责任体系的本质，还要了解其中的内涵，进而真正的让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能够学习到发达国家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成熟经验，确保适合我国的市场经济情况;其次，国外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完善过程中，做出了多方面的完善与努力，在借鉴和学习的过程中，务必要保证能够把握学习的重点，从而在短时间内对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加以完善;最后，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差异较大，在成熟经验学习过程中，不能盲目照搬、学习他国诉讼程序模式，应当要充分考虑当前国情，将成熟经验充分与我国国情结合，制定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的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