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健康产业市场分析篇(1)

目前,我国对于富裕人群没有固定定义。因此,高端健康保险市场需求和潜力,从不同角度估算有不同的结论。有研究指出,富裕人群(也有称为高端人群)一般指年收入中个人收入在15万元左右及以上、家庭收入达到20万元左右及以上的人群,或者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按照这一标准,《中国高端人群消费研究》(慧聪网)估计,我国富裕人群数量约占总人口的2.3%,约3152万人。

富裕人群的医疗消费特点是:(1)富裕人群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了一部分费用后,都具备承担其他一般性医疗消费的能力,其高端医疗保障需求主要解决高额医疗费用(如癌症、器官移植、植物人等特重大疾病)的报销问题。汇丰人寿2012年《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富裕人群的最大财务需求是重疾保障(93%),其次为养老保障(81%)和子女教育金储备(78%),以及补偿因疾病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2)在富裕人群中的一部分高净值人群,即一般指个人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等可投资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人群,这类人群,经济实力很强,不太需要单纯补偿其医疗费用,而是希望通过保险公司的资源整合和系统管理能力,购买高端健康保险及附加的个性化健康服务产品,获得量身定做的系统化、持续性的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据2012年3月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中国个人资产高净值人群达270万人。(3)上述人群由于财富并不缺乏,对生活品质和质量更加重视,且具备一定的健康认知能力,但由于生活、工作和精神压力大,很多人带有这样那样的健康问题,甚至处于疾病状态,因此更加注重健康管理服务。据一项调查显示,自我评价时,约50%左右的人群健康状况从“一般”到“非常不好”,其中亚健康状态为42.7%,慢性病状态为19.9%。

根据这一需求特点,高端健康保险市场潜在规模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预测:(1)高端健康保险市场,指购买高端商业医疗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等健康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的潜力;(2)中高端健康管理服务市场,指购买包括家庭医生(或私人保健医生)、诊疗绿色通道、专家诊疗、健康体检及其他健康管理服务(如健康咨询、健康讲座、健康评估、健康监测、饮食运动管理、心理咨询与干预和慢性病管理等)费用的潜力。据汇丰人寿《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在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项目中,50%受访者看重医疗服务品质,其中,37%看重安排专家医生手术及治疗,90%受访者最希望在国内的知名医院接受治疗,88%受访者表示海外就医对重疾治疗有帮助;90%以上受访者认为早期诊断、及时治疗、保持良好心态、控制饮食、适度运动及定期全面的深度体检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方式。《2008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四次家庭健康询问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城乡居民家庭年人均医药卫生支出费用占家庭生活消费性支出比重为10.8%,假设富裕人群按个人(或家庭)年收入15万元中10.8%为医药卫生支出计,其中40%用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及健康管理服务,即占收入的4.32%。汇丰人寿《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的结果:富裕人群愿意为医疗保障支付的保费预算为家庭平均年收入的9%左右,相比较而言,上述估算仍较为保守。

基于前述假设,人均年健康保障保费及费用支出约6480元(包括医疗保险,主要解决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个人自费、按比例分担及超最高限额的医疗费用和其他误工费补偿问题等;疾病保险、护理保险等,主要定额补偿因疾病带来的其他费用损失。总的月均费用支出约540元),年健康保障总需求约2042亿元。其中,人均年健康管理服务费按1000元计,包括家庭医生、私人保健医生、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及其他健康服务等费用,年健康管理服务总需求约315亿元。也就是说,至少富裕人群中,这两项医疗保障需求,年市场潜在规模超过了2000亿元,而实际上,2011年商业健康保险总的保费收入只有691.72亿元,与上述预测的潜力相比,还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高端健康保险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保险行业,高端健康保险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业务板块和成熟的市场。经营高端健康保险的各个保险公司,经营策略还不够清晰,产品种类还比较零散,服务人群还非常有限,保费规模和盈利能力都很小,还没有在民众中树立起良好的专业服务形象和品牌影响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目前我国的优质医疗和健康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方面,市场开放度非常有限,没有形成独有的服务体系。保险公司要利用“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来建立服务平台,并获得这些服务资源,还有很多政策和运作的障碍,直接制约了保险公司开拓相关业务市场。二是保险公司对医改形势下,如何发展适宜的高端健康保险业务缺乏明确定位及一整套战略思路,且对民众健康保障需求了解不深、特点研究不够,同时,提供高端健康保险服务的专业化运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还比较弱,较难形成应有的服务品牌和营利来源。

开拓高端健康保险市场的意义和对策

作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商业健康保险,大力开拓高端健康保险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发挥自身优势,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未涵盖的高端健康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和失能保险,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2)设计针对性强、特色鲜明的健康保险产品和健康管 理服务,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健康保障需求,促进民众健康意识的提高,减少和改善疾病的发生发展。(3)利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灵活的合作机制和“优质优价”的杠杆作用,引导高、中、低端的医疗服务资源有效利用,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效益的提高。(4)丰富产品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突出自身特色,树立专业品牌,逐步形成差异化的服务领域,促进商业健康保险持续健康发展。

对此,商业健康保险应牢牢抓住医改契机,高度重视高端健康保险市场的开发。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深入研究医改政策,全面分析保险业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合作、利用医疗服务资源、控制医疗风险上的政策机遇和挑战,确定开展高端健康保险业务的战略定位和经营举措。

二是根据富裕人群健康保障需求特点,细化目标市场和服务人群,开发系列化的健康保险产品和健康管理服务计划,逐步形成涵盖健康、亚健康、疾病等健康周期,病前健康维护、病中诊疗管理、病后康复指导等全过程,既补偿医疗费用,又提供健康服务的全面健康保障产品体系。

三是争取各地政府和主管部门支持,加大资源投入,强化与医疗机构尤其是拥有优质资源的医疗机构的战略合作,利用多种付费方式和合理补偿机制,调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尽快搭建由“内部服务队伍——家庭医生(私人保健医生)——特色医院(科室)——着名专家”组成的服务网络平台。

医疗健康产业市场分析篇(2)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一、Arrow,KennethJ.(1963),“UncertaintyandtheWelfareEconomicsofMedicalCare，”AmericanEconomicReview,53(5):941-973.

二、Fuchs(1996)“Economics,Values,andHealthCareReform,”AmericanEconomicReview86(1):1-24

三、Fuchs,VictorR.(2000),“TheFutureofHealthEconomics,JournalofHealthEconomics,19(2):141-157.

四、Fuchs,VictorR“TheHealthSector’sShareoftheGrossNationalProduct”?

五、Fuchs,VictorR“Health，GovernmentandIvringFisher”NBERworkingpaper6710

六、Iglehart(1999)“TheAmericanHealthCareSystem:Expenditures,”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340(1):70-76.

七、Culyer,AnthonyJ.andJosephP.Newhouse(2000),"Introduction:TheStateandScopeofHealthEconomics,"inCulyerandNewhouseed.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pp.1-8.

八、Culyer,A.J.andJ.P.Newhouse,(2000),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and1B.

九、Feldstein,Martin(1995),"TheEconomicsofHealthandHealthCare:WhatHaveWeLearned?WhatHaveILearned?"AmericanEconomicReview,85(2):28-31.

十、Feldstein,Martin：theWelfareLossofExcessHealthInsurance

十一、MGrossman，1972，TheDemandforHealth:ATheoreticalandEmpiricalInvestiga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forNBER

十二、Grossman，1999，thehumancapitalmodelofthedemandforhealth，NBERWorkingPaperSeries

十三、MVPauly，1987，“Nonprofitfirmsinmedicalmarkets”，AmericanEconomic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JPNewhouse,1970,“Towardatheorynonprofitinstitutions”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医疗健康产业市场分析篇(3)

摘要：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国人越来越关注健康问题。在各种讨论中，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这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将把健康投资置于公共财政的框架下进行研究，致力于分析我国现阶段健康投资的现状．从市场失效入手探索政府对健康投资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健康；公共财政；公共产品；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6)03-00054)4

一、健康及其健康投资理论

世卫组织(WHO)把健康定义为，不仅设有疾病和不虚弱，而且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好状态”。[1]每个人通过遗传获得一笔初始健康存量，这种与生俱来的存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折旧，但也能随着健康投资而增加(Grossman,1999)。健康的生产(productionof health)和其他物品的生产一样，就是把各种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健康这种产品的产出数量可表现为人生某个时点上的健康状况，或可理解为健康存量(stock of health)，可用某种健康测度来衡量。[2]在多数情况下是用无病天数来表示健康，或者用有病时间内发生的直接和间接费用来估算疾病损失。为了计算的方便，一般是借助于疾病损失的减少来间接计算健康投资的回报。而健康投入主要是指人们为了获得良好的健康而消费的食品、衣物、健身时间和医疗服务等资源。[3]除此以外，健康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收入、教育、种族、性别、职业，住宿、环境和生活习惯等(Grossman,1998)。由于从主观感觉判断，医疗服务与个人自身的健康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所以在健康的各投入要素中，医疗服务一直是个被关注的热点，也被当做最重要的健康投资指标。

二、市场失效与对健康的公共支出

公共财政论是立足于市场经济基点分析的结果。正是市场经济决定了此时的政府及其财政具有公共性，而市场型财政之所以具有“公共性”，首先直接导因于市场失效的存在。[4]因此，要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分析健康投资问题，也就必须从市场经济这一基点出发，把健康投资问题与市场失效问题联系起来分析。

健康这种产品，是健康投资的结果，一旦生产出来只能为特定的个人所享有，他人是无法消费该产品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既是健康的投资者又是消费者，即在生产健康的同时消费健康。也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某人要获得健康必然要利用一定数量的资源进行健康的生产，如摄取营养、健身运动和治疗疾病等。所以，在整个健康生产、消费过程中，个人必然要排斥他人获得生产健康的资源，或减少其他人获得健康的水平。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健康应由个人提供。同时，在传统观念里，健康也一直被视为个人的事情。但是，以下的分析将说明健康的投资及其结果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它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1．外部效应的存在

在世界各国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强调对健康卫生领域的政府支出或公共支出。各国政府的干预正是由于健康具有正外部效应。首先，虽然个人可以从健康的生产和消费中获得很大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但是，整个社会也会因其社会成员健康水平的提高而受益。这不仅表现在一国国民的健康状况越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从而更能提高整个社会的产量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可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从而增强 同的国际竞争力。Dreze和Sen曾以中国为例，证证了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和投资基础教育以及基本医疗服务，不仅能够增强全体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贫困，而且还由于人力资源的普遍发展而带来经济增长，进而增强该国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Dreze& Sen，1989)。其次，由于人口具有流动性，一些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容易在人群甚至是在人畜之间传播，如果政府没有及时有效地参与这类疾病的防治，就难以有效防范公共健康危机。SARS的爆发、禽流感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预防服务(预防科学研究、健康教育、营养干预、免疫计划等)的作用也是在于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类似国防一样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故而毫无争议地被视为公共产品(Stiglitz,1988)。[5]而公共卫生服务正是具备了以预防为主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的功能，便无可争议地赋予其纯公共品的特色。因此，即使是能力较差的政府，也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共健康安全的使命。此外，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是提升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保障，其健康状况已成为衡量一同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健康不仅具有经济功能和价值，也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功能与价值。健康的经济价值主要为个人所得，而健康带来的社会、政治及文化价值，一般只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个人则往往显得无足轻重。

由此可见，健康是能产生极大正外部效应的产品，要保证它的提供必然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共同参与。其中，正外部效应的部分要由政府投入，可由市场定价的部分则由民间参与，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市场介入。由于这种正外部效应不可能由私人部门获得，健康如果完全由市场来提供，他们提供的健康数量必然会低于社会期望的水平。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的干预，参与健康的投资，使健康产生出更多的正外部效应。

2．不确定性状态与信息不对称

1963年Arrow发表厂经典论文《不确定性与卫生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他认为，医疗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和供需双方的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效，这为政府支持和于预卫生保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数员是不确定的，即疾病的发生不确定；二是健康这一产品的供给质量是不确定的，即病人的康复和康复程度也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存在使得信息或知识成为了一种商品，同其它商品一样，它有生产成本和传播成本。自然，医疗领域中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医学知识和医疗信息成为一种商品，且这类复杂的知识和信息必然只会集中在某些人，即医疗工作者那里。[6]因此，相对于病人而言，医生对疾病种类的判断、治疗方案的选择、治疗的结果和治愈的可能性等方面都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所以，病人虽是医疗保健服务及相关产品的需求者和健康的最终消费者，却不是决策者，他们是在医生的引导下进行消费的。而作为决策者的医生，他既不会由此获得效用，也不会因此承担成本或损失。

因此，如果完全由政府投资于医疗卫生事业，供给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医疗价格的降低，个人也有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尽可能多消费，造成卫生保健服务的过度使用和医药资源的无效率使用；如果卫生保健

全都交由市场来提供，由于病人很少有机会甚至根本不可能对价格做出反应，那么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仅会出现医生对卫生保健市场的操纵和“以药养医”的现象，造成医药价格畸高和医药资源的浪费，甚至还可能危害病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同时，医疗卫生服务的执业资格、卫生监督和执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等也需要政府权威的介入，防范全体国民遭遇健康风险。出于上述种种原因，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介入医疗产品的提供，参与健康投资。

3．社会分配不公

市场有效运行产生的分配不公状态，市场本身是无法改正和克服的。显然，如果单纯考虑效率的话．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是，高收入者获得较多、较好的健康投资，而低收入者只能获得数量较少、质量较差的健康投资，但是，“健康是一种权利”，因此．人们往往会出于某些伦理仁的考虑要求一定的公平，特别是公平地分配保障健康的资源。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政府投资于健康，减少健康保障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就表现为对健康的公共支出。至于公共支出的范围和方式则取决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能力和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决策者的政治策略。在可供健康保障领域使用的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财政承担的责任一般只能限定在基本健康保障水准上，在基本健康保障领域中，公共卫生占据最优先的位置。

其次，政府投资于健康不仅是为了使健康保障资源的分配更为公平，还能够通过投资基本健康服务来增强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疾病损失带给病人收入的打击风险，增加他们的收入。实证研究(Foster和Rosenzweig,1992,1994；张车伟，2003；魏众，2004)均表明，国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所以，政府投资健康，有利于提高贫病者尤其是患病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从而降低贫困率，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缓解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在中国因贫致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健康的公共支出就具有了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4．自然垄断

在健康投资领域中存在许多自然垄断性业务，主要是同经济和技术有关。以医疗服务为例，医学难题的攻克、新的医药产品的问世、现代医药技术的进步和先进的医疗服务的应用，无不需要大量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且大部分投入是沉淀成本。因此，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不仅无法也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研发成本和投资风险。而且，从医学人才的培养到医药科学的发展再到医疗知识服务的推广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些都要求政府的介入，参与对健康的投资。

5．其它市场失效的情景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健康投资方面，人们更愿意和更多地投资于卫生尤其是医疗服务，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最直接的手段。但是，对于其他影响健康的非医疗因素的投入显得动力不足，主要包括公共卫生投入、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保护、运动健身设施的建设、以及健康知识的传播和学习等方面。这些都要求政府对健康形成一定的公共支出，以确保国民的基本健康状况的维持。

三、我国对健康的公共支出现状及分析

综合上述的分析，说明政府参与健康的投资是克服市场失灵，保障国民健康水准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手段。但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之后，与居民健康最为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制度也与经济制度一起走向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使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成了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之一。我国“卫生总费用”直接反映了这一医疗卫生制度的变革。因此，可通过观察“卫生总费用”的规模与构成的变化情况来分析我国现阶段对健康的公共支出。

1．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增速总体上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速

依据投资的理念，公共卫生支出增加的幅度至少应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但是，表1的数据却显示，自1998年以来，虽然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大体上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幅度，但除了2003年以外，其增长速度一直明显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朱玲(2002)认为，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并没有把公共卫生支出当作人力资源投资，而只是把它视为一种福利性消费。[7]199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形成的政策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因此，若把这项支出仅仅视为公共福利，其投入量似乎就失去了公共基本需求的客观标准，从而使它在公共投资竞争中处于弱势。由此便不难理解，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倾向在于削减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公共福利，表2所显示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小的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反映的正是这种倾向。

2．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较低，呈下降趋势。

从表3的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到，自1990年到2001年以来，我国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着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虽然尔后有所回落，但从1996年开始，其所占的份额就一直保持在一半以上。而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是最低的，除了2003年外，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份额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发展并略有下降的趋势。这直接反映了医疗卫生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我国居民成为卫生支出的主要负担人。

政府在卫生支出中的比例相对减少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卫生服务的作用很难通过量化指标得以确切表达。这些服务的结果通常是健康状况的维持，而并不一定是健康指标的提高(樊明，2002)。[8]现阶段，我国公共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由政府行政官员决策的，而在政府行政垂直集权下，主要是运用一系列定量指标来衡量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努力程度，因此，各级政府官员往往热衷于物质资本而非人力资本投资。

3．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非常不平衡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城镇和乡村人口分布约占全国人口的36．22％和63．78％，然而，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中，农村仅占14％左右，政府在城乡之间的卫生支出严重失调。表4的数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显失公平的分配格局。从1991年到2000年，政府不仅对农村地区的预算卫生支出比重―直低于18％左右，而且这一比例是持续走低，致使公共卫生支出在城乡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制度格局和政策惯性，使得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而且，新近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也可能将进一步影响基层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和支持。

4.与居民健康相关的其他公共支出的现状

已有的实证研究证明，除了医疗卫生支出外，其他公共支出项目，如教育、科研、环境治理、抚恤和社会福利等的支出也会影响健康的状况(Musgrove，1999)。现仅以教育为例，Grossman(1999)和Fuchs(2000)等健康经济学家认为，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容易接触健康知识，也容易与医生交流，从而能主动寻求健康信息。然而，表5的数据却显示，我国除了少数几个年份以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增幅均以较大的幅度低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揭示，在2000年我国的文盲率仍高达6．72％。国民较低的文化素质会降低他们搜寻和学习健康知识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就会错过预防当代流行病的有利时机。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公共卫生投资以及与健康相关的其它公共投资显然不足，而且公共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更不平等。然而，健康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起健康投资这一基本职责。因此，克服当前政府对居民健康投资不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促使其进行合理的干预并承担起相应的筹资和分配的责任。

参考文献：

[1]UNICEF(1999)：“Women in Transition”，Monitoring Report，No．6，p．59。

[2]樊　明．健康经济学――健康对劳动市场表现的影响[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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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　馨．公共财政论纳[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24．

[5] Stiglitz，J．E．著．曾 强等译．政府经济学(中文版)[M]．春秋出版社，1988：114－115．

医疗健康产业市场分析篇(4)

关键词:健康险;专业化;产品创新

一、我国商业健康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商业健康险发展存在的问题。健康保险是指为了人类健康提供保障的保险，是以人的身体作为标的，在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医疗费用的支出或收入损失时，保险人承担责任的一种人身险。随着我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人们对于健康险的需求越来越大。另外，我国社会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加快，也为商业健康险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商业健康险发展情况并不理想。

一是总体业务规模不大，保费收入在人身险保费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很低。在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保险市场中，健康险保费收入占总保费的比例通常在30%左右。而在我国，2006年健康险保费收入376.9亿元，占2006年人身险保费收入的7.1%;2007年健康险的保费收入超过384亿元，仅占到2007年人身险保费收入的7.62%。

二是健康险赔付率居高不下。据不完全统计，在经营健康险的保险公司中，80%以上的公司赔付率超过80%，其中40%左右的公司赔付率超过100%，个别公司甚至高达200%。加上代理费用和管理费用等经营成本，基本处于亏损状态。

(二)原因分析

1、专业化程度低。从2005年开始，保监会批复了人保健康、平安健康、昆仑健康和瑞福德健康4家专业健康险公司。通过两年多的发展，专业健康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在整个健康险保费的占比中还是很低。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国内健康险的保费收入384.2亿元中，4家健康险公司的贡献占比不到10%。2006年国内健康险的保费收入为376.9亿元，其中4家专业健康险公司的贡献仅占2.7%。

由于健康险专业化经营目前属于初创时期，专业健康险公司群体进入市场的时间比较短，在经营模式上仍处在探索阶段。另外，健康保险是以发病率为依据而非以死亡率为依据，对保险人员的医学知识要求较高，而懂医学技术的管理人员和销售队伍在业界相当匮乏，使得核保核赔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较差，从而影响了健康险业务的推广。

2、健康险产品相对单一。目前，我国商业保险市场中的健康险险种超过300个，但主要为重大疾病定额给付保险、住院医疗费用补偿性保险和住院津贴等几类保险，并且这些产品差异性不大。相比之下，存在极大需求的高额医疗费用保险、护理保险、收入损失保险、综合医疗保险以及专项医疗服务保险险种基本上仍是空白，同一险种的条款也相差无几。对于需求日益强烈的市场而言，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健康险产品明显过于单一。

3、医疗环境不规范，外部环境有待改善。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内部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即在医药不分的前提下，医院既拥有处方权，又拥有药品专卖权，医药合营强化了医院药房的垄断地位，在医疗机构补偿机制不到位的情况下，医疗机构不仅缺乏主观控制医疗成本的意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滥用医疗服务资源;另外，保险公司和医院、医生之间缺乏直接紧密的经济联系，不能有效监控医疗行为。

二、关于保险公司健康险经营的几点建议

(一)大力推动专业化经营。专业化经营是中国商业健康险发展的必由之路，成立专业的健康险公司是专业化进程中良好的尝试。但是，相对于传统经营健康险业务的寿险公司和经营健康险业务的财险公司，专业健康险公司由于没有大量的代理人展业和相对成熟的多渠道销售，业务拓展情况不甚理想。这说明，组织形式的专业化并不代表健康险已经实现了专业化。实现健康险专业化的道路任重道远，需要提升专业化技术水平，建立专业化的核保、核赔和精算体系。 转贴于

(二)加快险种的创新和差异化。健康险产品的被接受度决定着健康险业务的发展水平。保险公司应该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提高产品的创新和差异化水平，吸引和赢得客户。以往健康险往往仅作为保险公司经营主业的附加险进行销售，没有在针对不同客户进行细分的基础上开发产品和提供服务。作为健康险市场主体，保险公司应该按照收入、年龄、性别、地区等因素对市场进行多方面细分，准确定位目标客户群，提供具有创新性的、切合特定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确立在新兴市场的主导地位。

(三)实施健康管理，推行管理式医疗模式。通过健康管理，逐步推行管理式医疗模式，对于促进销售、提供服务、控制风险、增加盈利都具有重要意义。健康管理服务项目包括健康咨询、健康档案、绿色通道、慢性病管理等，通过这些服务可以有效地吸引和留住客户。另外，经营健康险的保险公司应与医疗机构之间建立利益分享、风险共担机制，构建医疗服务提供者网络，以服务客户、控制风险为目标，开辟新型合作领域，拓展新型合作内容。伴随着客户数量和精算数据的逐渐积累，可以引入管理式医疗的核心内容，包括引导客户在网络医院就医，建立双向转诊制度，推行单病种付费、总额预付、按人头付费等付费方式，最终实现医疗费用和风险的有效控制。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医疗健康产业市场分析篇(5)

关键词：健康；公共财政；投资

中图分类号：F8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5-0026-04

1．引言

在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开始面临着公共健康的挑战。特别是SARS的爆发和近来禽流感的出现更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健康问题愈来愈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从而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公共健康及其投资等问题的激烈争论。因此，有必要从公共财政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为探索我国政府对健康投资的政策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世界卫生组织（WHO）把健康定义为，不仅没有疾病和不虚弱，而且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好状态”［1］。Grossman认为，每个人通过遗传获得一笔初始健康存量，这种与生俱来的存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折旧，但也能随着健康投资而增加［2］。健康的生产（productionofhealth）和其他物品的生产一样，就是把各种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健康这种产品的产出数量可表现为人生某个时点上的健康状况，或可理解为健康存量(stockofhealth)，可用某种健康测度来衡量［3］。在多数情况下是用无病天数来表示健康，或者用有病时间内发生的直接和间接费用来估算疾病损失。为了计算的方便，一般是借助于疾病损失的减少来间接计算健康投资的回报。而健康投入主要是指人们为了获得良好的健康而消费的食品、衣物、健身时间和医疗服务等资源［4］。由于从主观感觉判断，医疗服务与个人自身的健康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所以，在健康的各投入要素中，医疗服务一直是被关注的热点，也被当作最重要的健康投资指标。除此以外，健康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收入、教育、种族、性别、职业、住房、环境和生活习惯等［5］。

2．市场失效下政府对健康投资的必要性分析

公共财政论是立足于市场经济基点分析的结果。正是市场经济决定了此时的政府及其财政具有公共性，而政府及其财政也正是以其公共性为市场服务的。而市场型财政之所以具有“公共性”，首先是直接导因于市场失效的存在［6］。因此，要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分析健康投资问题，也就必须从市场经济这一基点出发，把健康投资问题与市场失效问题联系起来分析。

健康这种产品，是健康投资的结果，一旦生产出来只能为特定的个人所享有，他人是无法消费该产品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既是健康的投资者又是消费者，即在生产健康的同时也消费健康。也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某人要获得健康必然要利用一定数量的资源进行健康的生产，如摄取营养、健身运动和治疗疾病等。所以，在整个健康生产、消费过程中，个人必然要排斥他人获得生产健康的资源，或减少其他人获得健康的水平。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健康应由个人提供。同时，在传统观念里，健康也一直被视为个人的事情。因为个人的健康状况若有保障或得到改善，意味着他获得收入的能力也将得到保障和改善，并能获得更长的寿命期望和更优的生活质量等等。显然，个人必然有投资于健康的动机。但是，以下的分析将说明健康的投资及其结果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它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2.1不确定性状态与信息不对称

1963年Arrow发表了经典论文《不确定性与卫生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他认为，医疗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和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效，这为政府支持和干预卫生保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数量是不确定的，即疾病的发生不确定，二是健康这一产品的供给质量是不确定的，即病人的康复和康复程度也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存在使得信息或知识成为了一种商品，同其他商品一样，它有生产成本和传播成本。自然，医疗领域中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医学知识和医疗信息成为一种商品，且这类复杂的知识和信息必然只会集中在某些人，即医疗工作者那里［7］。因此，相对于病人而言，医生对疾病种类的判断、治疗方案的选择，治疗的结果和治愈的可能性等方面都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所以，病人虽是医疗保健服务及相关产品的需求者和健康的最终消费者，却不是决策者，他们是在医生的引导下进行消费的。而作为决策者的医生，他既不会由此获得效用，也不会因此承担成本或损失。

因此，如果完全由政府投资于医疗卫生事业，供给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医疗价格的降低，个人也有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尽可能地多消费，造成卫生保健服务的过度使用和医药资源的无效率使用；如果卫生保健全都交由市场来提供，由于病人很少有机会甚至根本不可能对价格做出反应，那么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仅会出现医生对卫生保健市场的操纵和“以药养医”的现象，造成医药价格畸高和医药资源的浪费，甚至还可能危害病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同时，医疗卫生服务的执业资格、卫生监督和执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等也需要政府权威的介入，防范全体国民遭遇健康风险。出于上述种种原因，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介入医疗产品的提供，参与健康投资。

2.2外部效应的存在

从上述分析看，健康似乎应由个人提供，而个人也有投资于健康的动机。但在世界各国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强调对健康卫生领域的政府支出或公共支出。各国政府的干预正是由于健康具有正外部效应。首先，虽然个人可以从健康的生产和消费中获得很大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但是，整个社会也会因其社会成员健康水平的提高而受益。这不仅表现在一国国民的健康状况越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从而更能提高整个社会的产量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可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从而增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Dreze和Sen［8］曾以中国为例，论证了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和投资基础教育以及基本医疗服务，不仅能够增强全体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贫困，而且还由于人力资源的普遍发展而带来经济增长，进而增强该国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其次，由于人口具有流动性，一些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容易在人群甚至是在人畜之间传播，如果政府没有及时有效地参与这类疾病的防治，就难以有效防范公共健康危机。SARS的爆发、禽流感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预防服务（预防科学研究、健康教育、营养干预、免疫计划等）的作用也是在于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类似国防一样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故而毫无争议地被视为公共产品［9］。而公共卫生服务正是具备了以预防为主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的功能，便无可争议地赋予其纯公共品的特色。因此，即使是能力较差的政府，也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共健康安全的使命。此外，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是提升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保障，其健康状况已成为衡量一国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健康不仅具有经济功能和价值，也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功能与价值。健康的经济价值主要为个人所得，而健康带来的社会、政治及文化价值，一般只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个人则往往显得无足轻重。

由此可见，健康是能产生极大正外部效应的产品，要保证它的提供必然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共同参与。其中，正外部效应的部分要由政府投入，可由市场定价的部分则由民间参与，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市场介入。由于这种正外部效应不可能由私人部门获得，健康如果完全由市场来提供，他们提供的健康数量必然会低于社会期望的水平。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的干预，参与健康的投资，使健康产生出更多的正外部效应。

2.3自然垄断

自然垄断是以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为特点的行业垄断。规模经济要求企业的生产规模必须足够大，以有效降低产品的固定成本，进而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范围经济则要求将密切相关的业务很好地聚合起来，进行一体化经营，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由此决定了自然垄断行业由一家经营比多家厂商竞争更有效率，资源配置更为优化［10］。在健康投资领域中存在许多自然垄断性业务，主要是同经济和技术有关。以医疗服务为例，医学难题的攻克、新的医药产品的问世、现代医药技术的进步和先进的医疗服务的应用，无不需要大量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且大部分投入是沉淀成本。因此，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不仅无法也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研发成本和投资风险。而且，从医学人才的培养到医药科学的发展再到医疗知识服务的推广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些都要求政府的介入，参与对健康的投资。

2.4社会分配不公

所谓社会分配不公，指的是在特定时期内，所存在的与当时社会公认的公平准则不相符合的收入、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分布状态［6］。市场有效运行产生的分配不公状态，市场本身是无法改正和克服的。显然，如果单纯考虑效率的话，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是，高收入者获得较多、较好的健康投资，而低收入者只能获得数量较少质量较差的健康投资。但是，“健康是一种权利”，因此，人们往往会出于某些伦理上的考虑要求一定的公平，特别是公平地分配保障健康的资源。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政府投资于健康，减少健康保障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就表现为对健康的公共支出。至于公共支出的范围和方式则取决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能力和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决策者的政治策略。在可供健康保障领域使用的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财政承担的责任一般只能限定在基本健康保障水准上。在基本健康保障领域中，公共卫生占据最优先的位置。

其次，政府投资于健康不仅是为了使健康保障资源的分配更为公平，还能够通过投资基本健康服务来增强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疾病损失带给病人收入的打击风险，增加他们的收入。实证研究，如Foster和Rosenzweig,1992［11］,1994［12］；张车伟［13］，2003；魏众［14］，2004均表明，国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所以，政府投资健康，有利于提高贫病者尤其是患病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从而降低贫困率，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缓解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在中国因贫致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健康的公共支出就具有了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2.5其他市场失效的情景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尽管健康投入是由诸多产品、服务和时间组成的，但人们在面对健康风险的时候，往往只侧重于如何应对和化解健康风险而忽略了健康风险的防范。也就是说，在健康投资方面，人们更愿意和更多地投资于卫生尤其是医疗服务，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最直接的手段。但是，对于其他影响健康的非医疗因素的投入显得动力不足，主要包括公共卫生投入，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保护，运动健身设施的建设，以及健康知识的传播和学习等方面。这些都要求政府对健康形成一定的公共支出，以确保国民的基本健康状况的维持。

3．浅析我国对健康的公共支出的现状

综合上述的分析，说明政府参与健康的投资是克服市场失灵，保障国民健康水准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手段。但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体系为改革目标之后，与居民健康最为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制度也与经济制度一起走向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使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成了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之一，我国“卫生总费用”直接反映了这一医疗卫生制度的变革。因此，可通过观察“卫生总费用”的规模与构成的变化情况来分析我国现阶段对健康的公共支出。

3.1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增速总体上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速

依据投资的理念，公共卫生支出增加的幅度至少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4］。但是，表1的数据却显示，自1998年以来，虽然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大体上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幅度，但除了2003年以外，其增长速度一直明显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朱玲［4］认为，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并没有把公共卫生支出当作人力资源投资，而只是把它视为一种福利性消费。199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形成的政策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因此，若把这项支出仅仅视为公共福利，其投入量似乎就失去了公共基本需求的客观标准，从而使它在公共投资竞争中处于弱势。由此便不难理解，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倾向在于削减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公共福利，表2所显示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反映的正是这种倾向。

3.2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较低，且略有降低

从表3的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到，自1990～2001年以来，我国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着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虽然而后有所回落，但从1996年开始，其所占的份额就一直保持在一半以上。而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是最低的，除了2003年外，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份额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发展并略有下降的趋势。这直接反映了医疗卫生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我国居民成为卫生支出的主要负担人。

政府在卫生支出中的比例相对减少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卫生服务的作用很难通过量化指标得以确切表达。这些服务的结果通常是健康状况的维持，而并不一定是健康指标的提高［3］。现阶段，我国公共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由政府行政官员决策的，而在政府行政垂直集权下，主要是运用一系列定量指标来衡量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努力程度，因此，各级政府官员往往热衷于物质资本而非人力资本投资。

3.3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非常不平衡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城镇和乡村人口分布约占全国人口的36.22％和63.78％，然而，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中，农村仅占14％左右，政府在城乡之间的卫生支出严重失调。表4的数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显失公平的分配格局。从1991～2000年，政府不仅对农村地区的预算卫生支出比重一直低于18％左右，而且这一比例是持续走低，致使公共卫生支出在城乡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制度格局和政策惯性，使得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而且，新近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也可能将进一步影响基层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和支持。

3.4与居民健康相关的其他公共支出的现状

已有的实证研究证明，除了医疗卫生支出外，其他公共支出项目，如教育、科研、环境治理、抚恤和社会福利等的支出也会影响健康的状况［17］。现仅以教育为例，Grossman(2000)和Fuchs［18］(1974)等健康经济学家认为，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容易接触健康知识，也容易与医生交流，从而能主动寻求健康信息。然而，表5的数据却显示，我国除了少数几个年份以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增幅均以较大的幅度低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揭示，在2000年我国的文盲率仍高达6.72％。国民较低的文化素质会降低到他们搜寻和学习健康知识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就会错过预防当代流行病的有利时机。

4．政策建议

研究表明，由于医疗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和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该市场的失效，而且在健康投资领域中存在外部效应和许多自然垄断性业务，以及其他市场失效的情况，这些都要求公共部门的介入，参与健康的投资。同时，政府投资于健康不仅能保障健康资源的更为有效的利用和更为公平的分配，而且通过国民健康状况的普遍改善，特别是贫病者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经济、生活质量，从而降低贫困率，缓和贫富矛盾。可见，政府参与健康的公共投资不仅是健康的性质和政府的职责使然，而且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但是，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发现，健康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公共卫生投资以及与健康相关的其他公共投资显然不足，而且公共卫生资源在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更不平等了。然而，健康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起健康投资这一基本职责。因此，克服当前政府对居民健康投资不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促使其进行合理的干预并承担起相应的筹资和分配的责任。这就要求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在健康投资中的作用。一方面，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类型，是法治财政，即政府的财政活动和运作是在法律法规的约束规范下进行的。因此，要解决健康领域公共投资不足的问题，就必须通过法律形式，依靠法律手段，不断完善和健全与公众健康相关的卫生法律体系，得以真正决定、约束、规范和监督政府的健康投资活动，从而确保政府的公共活动能遵循市场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健康投资领域里市场不能做的，政府就需要进行合理的干预。政府不仅要确保健康投资的总量需求，以保障健康卫生事业的正常发展，还要注重其结构安排，确保健康资源在城乡及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合理、公平的安排，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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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樊明.健康经济学――健康对劳动市场表现的影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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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侯树栋，许志功，黄宏.党和国家关注的十四个重大课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7.

［12］Foster,A.andRosenzweig,M.R.InformationFlowsandDiscriminationinLaborMarketsin RuralAreasinDevelopingCountries［C］.ProceedingsoftheWorldBankAnnualConferenceonDevelopmentEconomics,1992:173-204.

［13］Foster,A.andRosenzweig,M.R.ATestforMoralHazardintheLaborMarket:Effort, HealthandCalorieConsumption［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94:21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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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赵郁馨，陈瑛，万泉等.中国卫生总费用测算结果与卫生筹资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06,(3):5-9.

医疗健康产业市场分析篇(6)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医疗健康 投资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减少，老年人口数增加而使老龄人口占比不断增长的动态过程。显然，中国早在21世纪初就已进入老龄化时代，面对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新修订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通过职工、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保险建立了覆盖广泛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在下一步医改推进过程当中，政府表明其将占主导，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鼓励多方投资，解决医疗及养老问题，这将是社会资本投资医疗卫生事业的机遇。

二、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未来趋势和医疗健康产业情况

（一）我国老龄化的原因及现状

中国在2010年到2015年前后出现了人口的拐点，具体表现为劳动力和结婚人口数量的下降及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的不断上升。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生育率降低导致的9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不断下降。致使2010年前后新增劳动力不断减少，2014年前后结婚人数和新生人的减少，同时50年代出生的人在这期间进入65岁导致老年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使总的劳动力人数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及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44亿人，14岁以下人口基本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2.90亿人减少到2015年的2.27亿人，结合人类寿命增长等情况，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已呈老年型，且老龄人口整体的基数大、比值高、增长速度快。

（二）我国医疗健康产业的情况

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因老龄人口地飞速增加受到巨大冲击，但同时这也是对医疗健康有关产业良好的投资时机。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14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上涨0.79个百分点，政府卫生支出上升1391%，卫生机构数增加65.7万个，医疗卫生床位数增加334万张。老龄化使我国居民对医药健康及医疗服务等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增加了对其服务和产品的需求量。自2000年以来的12年间医药行业平均每年销售收入增速达20.98%，利润年平均增加额达131亿元。近几年政府也为适应老龄化的各阶段情况不断出台改革政策，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药品安全保障得到明显加强;覆盖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成，2200多所县级医院和3.3万多个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得到改造完善等等，为发展健康产业做出了积极回应。

（三）未来20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2015年到2035年期间我国将进入急速老龄化阶段，据中文核心期刊预测，我国老年人口占比将从10.5%增长到35%左右，数据说明见表1。面对庞大的老龄人口数，未来的医疗健康产业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如何扩大产业规模以及规模发展到何种程度可能成为该产业主要研究问题之一。

表1 未来20年老龄人口占比

数据来源：席玮.于学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与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5年03期。

三、人口老龄化对于医疗健康产业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及选取

根据国际划分标准，选取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作为其中一个变量并用x表示;老年人口的不断上升导致对医药需求的大幅度上升，同时对于其他老年产品的需求也会显著增长，因此用y表示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来代表我国居民对医药及相关产品的需求程度;鉴于医药行业在医疗健康产业中占较大比重且医药行业规模扩大与工业产值有关，是以用z表示医药行业年工业总产值，旨在研究我国的老龄化对医疗健康产业的影响。最后因医疗养老都是医疗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故选取老年服务健康行业进行养老市场预测。所取数据见表2、表3：

表2 2000～2012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及医药行业年工业总产值

数据来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0～2012）;国家统计局;中商情报网：中国医药行业发展概况分析。

表3 2004～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服务行业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前瞻网。

（二）需求上升的趋势

由表2中65岁以上老龄人口所占比重数据作解释变量，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数据作被解释变量构建线性回归模型：y=a+bx+u1

将以上两个变量数值带入模型进行测算，得到Pearson相关系数为0.995，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其进行进一步线性回归分析，其结果为：调整后的=0.988，的Sig.为低于0.001，说明拟合程度好，回归效果极为显著;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结果：Sig.=0.000，表明回归变量在该模型中的作用显著。由此最终得到老龄人口占比与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模型：y=-2954.539+477.855x

说明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增加1%，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平均增加478元。由数据预测数据知，2035年老年人口占比将增加到35%，每年人均支出则将增长到13770元。

（三）具体测算需求增长和医疗产业未来的规模

由表2中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数据作解释变量，医药行业年工业总产值数据作被解释变量构建线性回归模型：z=c+dy+u2

进行相关性和回归测验，得到以下结果：Pearson系数=0.982，两变量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调整=0.962，回归效果显著，得到最终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与医药工业总产值的模型：z=-5560.779+14.527y

说明人均消费支出每增加100元，医药工业总产值平均增加1452.7亿元。到2024年医药工业总产值将增加到97159亿元，2035年将到达20万亿元左右。

（四）具体测算养老产业未来的规模

运用时间序列外推法和表3数据进行预测，建立产业规模预测模型：Q=α+βt，其中t为修正数值后的时间变量，Q为产业规模。求得预测模型为Q=4959.46+1016.32t，根据推测2035年中国老年健康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将达3.1万亿，距2014年将增长1.69个百分点。

（五）对于养老支出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伴随着“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消失以至养老金缴纳不足等问题，领取养老金的支出又是绝对需求，导致我国养老金供不应求，空账每年以1000亿的速度在增长。随着老年人口的持续上涨，这将成为财政支出的负担之一，对于我国老龄化的特殊情况，旧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挑战。

四、对策和有关政策建议

我国老年人口比例将长期维持增长趋势。高血压、关节病等老年多发病给医疗行业带来巨大消费市场，人们正将更多的关注投向养老产业，但医疗、养老保险方面可能会出现更大的缺口等待政府及社会及时补充。

（一）大力发展医疗健康产业，鼓励社会资本进入

据国家食药监局南方所测算，在我国，老年人人均用药水平是我国人均用药水平的3至4倍，且老年群体对于医疗保健产品的刚性需求相对更高。就预测的医疗保险支出和现阶段养老保险供给情况来看，如果不扩大产业规模，增加商品供给量，营造医疗健康产业良性竞争环境，未来将面临医疗困局和保险供不应求局面。而且根据上述测算，如果未来20年老龄人口趋势基本符合预测，那么未来医疗医药规模还有十几倍的发展空间。这些情况看来，增加资本投入以扩大产业规模已成为发展医疗健康产业的首要目标。

政府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已经使更多人关注此领域。为进一步缓解医疗困难，政府应从源头入手，鼓励医疗医药科技项目的开发研发，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促进生命科学、临床医学和精准医疗等领域的突破发展。其次，虽政府投入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部分，但这也给政府财政支出带来不小压力。因此政府应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一在采购过程中可以尽量使用公开招标方式，使医疗医药市场尽量向完全竞争市场靠拢;二是可以精简新药品、新器械上市过程中的必要程序和花费，增加企业创新研发信心;三是让医疗医药与“互联网+”相结合，让产业宣传成本降低;四是鼓励私立医疗机构的发展，推动市场竞争。通过改善研发-生产-销售产业链上各阶段的政策，最终在良性竞争中，使医疗医药价格不断降低，从而促进企业研发生产出低成本高质量的新产品，促使我国医疗健康产业快速发展。同时相应医疗服务中器械、药品等费用的降低也将缓解医保压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

（二）鼓励商业养老保险的大力发展

当前面临的养老困局：一方面老年人口大幅度增长，对于医疗方面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是缴费人数已经到顶即将下滑同时企业社保负担非常严重。除了社保控费以外，大力鼓励商业保险是解决路径。努力做到社保保障基本需求，商保保障高端养老需求。达到降低企业负担和提高保障水平和壮大养老产业的目的。

上文根据老龄人口变化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作了预测，再据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给出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医保基金收入的同比增长率从2011年的28.6%下降到2014年的17.4%，而支出仅从25.2%下降到19.6%，数据见表4。对比发现，资金缺口日益扩大，而且随着老龄人口快速增长将更难以挽回。因此对于日益扩大的资金缺口给出建议，一是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填补社保无法保障的空缺，同时也建议划转国有股份充实社保。

表4 城镇医保基金收支情况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五、结论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重，居民的健康意识正在增强，对于医疗健康产业需求不断加大。但就分析结果来看，目前的产业发展水平还与人口老龄化的需要有较大差距。所以，建议政府搭建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平台，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增强产业发展力，大力发展商业保险，补充社保资金的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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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产业市场分析篇(7)

关键词：健康产业 医疗产业 健康管理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对健康产业的认识和对健康产品的需求急剧提升。因此，健康产业是一项极具发展前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必将成为朝阳市今后的支柱性产业。深入分析和研判朝阳市健康产业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健康产业发展现状

（一）医疗卫生基础相对落后，“三个缺乏”客观存在

目前，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卫生机构4517家。医保制度不断完善，就医人数2010年比2005年翻了一番多，大型医疗设备更新较快，2011年数量比2004年增加了三倍。朝阳市衡量人口健康状况的三个主要指标有所改善，其中人均期望寿命提升、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不断下降。然而随着就医人数不断增加，逐渐暴露出朝阳市医疗卫生的“三个缺乏”。

人均医疗资源缺乏。2003年以来的十年间，医疗机构、人均医疗资源增长缓慢，与全省人均医疗资源水品相比还有一定差距，2010年全省全人口卫生人员为6.55人，朝阳仅为3.93人；千人口医师全省为2.14，朝阳仅为1.73；千人口床位书。

特色高端医疗资源缺乏。缺少一些特色、专科、高端的医疗服务机构，缺乏高层次的医学拔尖人才和学科带头人以及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大型医疗设备。

发展资金缺乏。全市政府用于公立医院的投资在1993年就全部撤销，医疗机构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关注利益指标，与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和事业性质相矛盾。

（二）医药产业规模偏小，发展严重滞后

截至2012年7月，朝阳市共有药品生产企业8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6家，总体上全市医药产业发展相对缓慢。主要表现在企业数量少，规模小，朝阳目前仅有的几家药品生产企业年产值在1500万元左右，发展举步维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朝阳医药生产在全省还处于前列，但近几年面对激烈的市场化竞争无论是在品种、品牌还是市场占有上朝阳市都已经落后了；研发能力弱，没有自主品牌，药品生产企业受规模和效益牵制，更无力研发新药品种；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效益差；面临发展困境，2014年与国际接轨标准最高的新版GMP标准将实施，朝阳的医药生产企业面临着资金匮乏，环境不佳，硬件条件不达标的风险。

（三）保健品产业无序发展，缺少可持续发展的稳定性

全市共有保健食品经营企业733家，这些经营企业中绝大部分为小规模、分散经营，虽然市场需求潜力很大，但是我市保健品产业只有经营企业，没有生产企业，这就严重制约了我市保健食品产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保健品和健康产品生产投资不足、高效保健品研发不足、对保健品经营市场的规范监管不足。

（四）健康管理服务产业尚属空白，亚健康状况不容忽视

目前，朝阳市专业、正规的健康管理服务机构基本上没有，没有针对大规模亚健康人群和老年人群的服务咨询管理机构，目前没有正规专业的医疗康复、护理机构，完全不能满足人们对意外伤害、疾病所致残疾、手术后恢复等治疗疾病、延年益寿等多方面的需求。

（五）基本结论

综上所述，朝阳的健康产业尚处于刚起步阶段，从总体上看朝阳市健康产业的产业弱点十分明显，无论是产业链还是产业集群均未形成。

1、产业链短缺

目前全市仅有医药和医疗服务两个环节，并且还十分不发达，保健品仅有经营没有生产能力，医疗服务水平还尚待提高，而在生命健康的核心环节健康管理领域则尚无相关企业。

2、企业规模数量严重不足

从产业集群来看，朝阳市健康产业的企业数量寥寥无几，因此严格来说，朝阳的健康产业还不能称之为产业。

3、品牌建设缺失

目前朝阳无论是在医药产业领域还是保健品产业领域都没有叫得响的品牌，现在产品以仿制、与市场上同类产品雷同为主，品牌的缺失将使健康产业难以形成规模，无法积聚人气。

4、市场秩序混乱

当前全市各产业的企业间缺乏相互协作和支撑，企业各自为战，尤其体现在保健品经营销售领域，小公司数量多，经营类型和品种鱼龙混杂，市场秩序混乱，需要进行严格监管和规范，引导企业向规模化方向发展。

二、朝阳市发展健康产业的思路及对策

（一）健康产业发展的思路和目标

1、发展思路

医疗服务产业化就是要结合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要求和趋势，公立医疗机构致力于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鼓励朝阳民间资本独资或合资建立特色、专科、高端医院，解决朝阳高端医疗资源缺乏问题，实现增值和高端医疗服务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医药产业规模化就是在现有医药企业基础上做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实力。依托中国传统中医术和朝阳种植中草药基础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支撑本地制药企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保健品产业规范化就是要对现有保健品经营市场进行规范和严格管理，政府职能部门要保护合法安全品牌，取缔非法品种，通过适当的渠道对居民消费给与引导和示范，给消费者提供筛选的参考和依据，避免非法品牌危害消费者健康，占用市场资源，造成浪费；健康管理现代化就是要按照先进理念引入和培育朝阳市健康管理机构，侧重于老年健康管理和亚健康管理等领域，建设康复机构和老年护理院、托老中心等，打造朝阳市品牌和龙头企业。

2、发展目标

立足将朝阳打造成为“三个中心 一个基地”。

建设辽冀蒙交界地区的医疗服务中心。依托朝阳市现有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加快全市医疗卫生事业全面发展，提供现代化、高品质的医疗保健服务，积极引导域内外患者资源向朝阳市集聚，建设成为辽冀蒙交界地区的综合性医疗服务中心。

建设辽宁省特色休闲中心。依托朝阳市悠久的历史文化，充分利用丰富的地热资源和旅游资源优势，以及独特的区位优势，重点发展温泉疗养、健身娱乐等特色休闲健身产业，打造辽宁省的特色休闲中心。以热水汤、大黑山地热资源富集区为载体，重点发展以温泉疗养为主的休闲产业，积极拓展康复、健身、文化娱乐、商务等服务功能；依托各县市区现代农业科技种植示范园区，大力发展观光休闲农业和绿色保健食品产业。

建设辽西现代化的健康管理服务中心。充分引入和培育健康管理现代化、人性化、生活化服务机构和企业，逐步建成健康管理产业园，积极发展保健咨询、营养咨询、心理咨询、医疗咨询等健康咨询与管理服务，使之成为辽西首家重要的特色健康休闲服务中心之一。

东北地区中药材种植和集散基地。依托现有种植中草药的自然优势和规模，不断提高 中药材种植、研发、流通、检测的水平，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不断提高中药材深加工的能力，由政府给企业提供通过GMP认证的帮助，对中药材生产和销售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引导，形成朝阳特色和品牌，打造成为东北地区中药材种植和集散基地。

（二）发展健康产业的对策建议

健康产业是近年来崛起的新兴产业，能带来高额的利润回报，拉动朝阳经济的跨越发展，它不仅是朝阳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产业选择，必将成为朝阳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依托朝阳绿色农业发展优势，发展保健食品深加工。大力培植龙头企业，开发和研制具有营养保健功能、针对特殊人群的功能型保健食品，如利用有机无公害小杂粮生产针对糖尿病等有需要的人群进行保健食品深加工，利用大枣、沙棘等农产品生产和研发相关健康产品和食品。

通过开展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医疗器械生产。当前保健业逐渐走入家庭，居民对医疗电子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而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移，发展医疗器械生产不仅能顺应制造业发展需求，满足居民需要，同时能带动销售领域和周边的医疗服务领域发展。

利用中草药种植基础优势，发展中药业和相关医药产业。围绕人们对中药产品的更高需求，不断吸引中药研发与生产企业入驻，挖掘中国传统医学的理念和思想，利用现代技术建立中药研发中心、高端生产基地等，提升区域医药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依托大型医院的发展基础，大力发展以康复、保健为核心的医疗服务业。结合朝阳市几家大型医院的发展规划、基础和方向，发展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等机构，整合区域内医疗卫生服务、医药、休闲旅游、健身疗养、营养保健等各类健康相关业态形成具有一定优势的产业综合体。

不断进行体制改革和创新，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服务产业，通过向下游的产业延伸，提供高端、增值医疗服务，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做好健康产业发展的保障措施，发挥政府宏观引导作用，建立产业发展的协调管理机制，强化专业人才培养与引进，为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完善融资、中介服务等服务体系建设，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马丽斌，马爱霞.对发展我国健康管理产业的探讨[J].上海医药，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