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戏剧文学的定义篇(1)

关键词：郭继德《当代美国戏剧发展趋势》

《当代美国戏剧发展趋势》由十四章组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戏剧发展趋势进行了论述和评价。该书的主要特色如下：

一、突出主流作家和经典作家

该书的主要特点是突出主流作家和经典作家。该书首先论述了尤金·奥尼尔在美国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奥尼尔对当代美国剧坛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他之后的许多美国剧作家都继承了他的衣钵，发展和繁荣了当代美国戏剧创作。当代美国现实主义代表作家阿瑟·密勒是该书重点评价的剧作家。该书系统地阐释了密勒的戏剧理论：让普通人有资格登上悲剧舞台、主张写社会悲剧、悲剧应有鼓舞人的力量。密勒的创作主题主要涉及社会问题、政治迫害、道德问题等方面。80年代后密勒的创作情况、密勒独特的写作风格以及其在中美戏剧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在著作中得到充分的阐释。

美国南方代表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人生经历对其戏剧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威廉斯注重对美国南方文化的刻画和反映，尤其是塑造了一群震撼人心的南方女性人物形象。威廉斯的作品多集中写生活，勇于向“”突破，大胆地揭示了美国社会中的各种丑恶现象，其创作涉及暴力、、、同性恋、吸毒、阳痿和酗酒等社会问题。郭著认为威廉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以自己光辉的艺术成就为战后美国戏剧增添了光彩，是最典型的南方代表剧作家，是对美国南方文艺复兴贡献最大的剧作家。

美国荒诞戏剧代表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该著以《沙箱》为例，论证了象征手法是荒诞派戏剧创作的突出特点，并以《美国之梦》阐释了阿尔比对美国梦的探索，阿尔比在该剧中指出随着社会道德的堕落、理想的消失，特别是美国梦的幻灭，人类精神上的危机越来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了，而仅仅有充足的物质也未必一定能完全填补这种精神上的空虚。郭著分析了以阿尔比为代表的美国荒诞戏剧与欧洲荒诞剧的异同，认为阿尔比的剧作和欧洲荒诞派作家的作品不仅有共同的哲学思想基础，而且在写作技巧和风格上颇有相似之处。阿尔比是美国当代卓尔不群的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明显地受到了荒诞派戏剧的影响。除了爱德华·阿尔比，杰克·盖尔伯、阿瑟·考皮特、杰克·理查森等剧作家也创作了颇有影响的荒诞剧作。

郭著细致地评价了汤姆·谢泼德戏剧创作艺术风格的变化，并对其主要作品和艺术风格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阐释。谢泼德的戏剧作品大致可分为短剧、实验剧和现实主义剧作，其戏剧主题比较广泛，由于他一贯重视戏剧艺术探索，这就造就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被称为是“同时代人中首屈一指的先锋派剧作家”，是“美国戏剧界的第一位真正的后现代派声音”(104)。谢泼德后来逐渐“从实验性戏剧创作转入现实主义戏剧创作，不仅有受奥尼尔悲剧影响的痕迹，而且转化的过程也颇像奥尼尔”(104)。

二、注重共时性和历时性研究

《当代美国戏剧发展趋势》对美国现实主义戏剧、荒诞派戏剧、实验剧、新现实主义戏剧、百老汇戏剧的变化、喜剧的盛行、音乐剧的流行、诗剧的复苏情况、以及地方剧作家进行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梳理和评价。

该著概述了美国现实主义戏剧舞台艺术风格的“轮回”，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阐释：现实主义戏剧的崛起、欧洲戏剧的影响，沿多元化方向发展与回头写实。在评价荒诞派戏剧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时，同样探讨了欧洲荒诞戏剧对美国戏剧的影响。美国实验剧的产生和发展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的事情，这一时期美国戏剧家一直在进行着新的探索，使美国戏剧界呈现出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特点：先有演出，后有剧本，即在演出过程中创作出剧本来，这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种实验。美国新现实主义戏剧的萌生是有重要意义的。二战以后，美国文学沿着多元文化方向发展，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新现实主义倾向。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在80年代，不少作家渐渐对五、六十年代盛行的实验手法失去了兴趣，开始回头重视写实题材，更多地运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但受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影响的痕迹又依稀可见，这类作品被评论家成为新现实主义作品，更准确是说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郭著认为作家“回头写实”已成为当代美国文坛上的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它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一种“反叛”，但迄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不管称它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写实主义，都是对文学“回头写实”现象的概括和肯定，只有在新世纪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找到比较恰切的答案。

郭著较详尽地介绍了百老汇戏剧的流变。百老汇戏剧素来是美国戏剧的象征，在美国戏剧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几乎所有美国重要剧作家都把自己的剧作能进入百老汇上演看作是自己在戏剧界的地位得到认可的标志。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百老汇戏剧一直面临新的挑战，到了80年代，把纽约视为美国戏都的传统观念日益冷漠，百老汇戏剧的垄断地位已经摇摇欲坠了。喜剧的盛行也是当代美国戏剧的一个趋势。尼尔·西蒙是当代美国最有名气的喜剧作家，他的戏剧写作逐渐走向严肃，写严肃题材，探讨有重要社会意义的主题，代表了当代美国戏剧的发展方向。此外，该著简要地评价了音乐喜剧的流行原因、代表作家。同时，郭著较细致地介绍了诗剧的复苏情况，二战以后，一些美国诗人也积极进行戏剧创作，而且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郭著认为美国诗剧的底蕴在美国戏剧发展史上本来就不是很厚实，在20世纪后半叶又有了复苏的迹象。该著认为地方剧的发展是有历史原因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纽约市戏剧中心地位的下降，在百老汇之外，在美国各地的地方剧发现和哺育了一批优秀剧作家，他们多以写地方题材和地方主题著称，不同的剧作家从不同的角度，写地方题材和主题，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馨香，为美国戏剧增添了异彩。与此同时，该著较细致地评价了芝加哥剧作家戴维·马麦特，阐释了其艺术风格和代表性作品。

三、运用多元化、开放的视角

在评价主流剧作家的同时，《当代美国戏剧发展趋势》用开阔的视角，对非裔戏剧、印第安裔戏剧和西班牙裔戏剧进行了开放式的评价。

该著深刻地评述了当代非裔戏剧迅速发展的历史原因。郭著认为美国黑人戏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了较大的发展，美国黑人戏剧的成熟和得到认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该书简要地介绍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非裔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重点评价了奥古斯都·威尔逊。郭著同样客观地阐述了美国印第安戏剧崛起的历史成因，对美国印第安戏剧的发展与现状进行了较充分地梳理，对代表性作家进行了较详尽地分析和评价，并重点评价了吉奥加玛、威廉·耶洛·罗伯及其戏剧创作。此外，该著细致地概述和评 价了西语裔戏剧的产生和发展，重点评价了族裔身份的再现、魔幻现实主义与实验主义戏剧。西语裔剧作家们交叉运用不同形式的戏剧语言和再现方式，多角度地展示西班牙语裔美国人的生活和不同层次的文化相互冲突、碰撞、整合，由此产生的巨大张力令西语裔戏剧具有了独特的魅力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四、关注女权主义运动与当代美国戏剧发展的联系

女权主义批评对当代美国戏剧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女性剧作家有意识地创作改变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形象、地位和作用的剧作，她们已迈出了自己塑造自己的舞台艺术人物形象的步伐，开始探索和拓宽自己戏剧创作的道路。女性剧作家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塑造了不同类型的人物，她们各有独特的艺术风采。郭著认为女权主义戏剧跟女权主义小说一样方兴未艾，正在不断地发展，如何评说其在美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尚为时过早。但毋庸置疑，女权主义戏剧，乃至整个女权主义文学影响必将日益扩大。该著重点评介了“美国女权主义戏剧之母”梅根·特里，她一直关注女性问题，坚持不懈地通过戏剧创作来探讨女性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抨击性别歧视，肯定女性的力量，坚定她们的信心，影响和哺育了不少美国女剧作家。梅根·特里创作了大量现实主义作品，由于深受先锋派戏剧影响，剧作家大胆进行戏剧试验，经常运用“转换”技巧来探讨女性的人生历程，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开创了“转化剧”，这是她对美国戏剧最主要的贡献。梅根-特里重视戏剧技巧的创新，更重视戏剧创作的思想内容。她关注妇女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也关注其它社会问题，如政治、战争等方面的问题，其戏剧创作涉及的社会面相当广，但重点还是放在了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上，她坚持不懈地通过戏剧创作来探讨女性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问题。梅根·特里是一位勇于开拓、风格多样的剧作家，她“创作的戏剧从女性角度来探讨严肃的社会问题。她的剧作客观地展现了酗酒、虐待儿童、虐待妻子、愚昧无知的烦恼方面的问题，使她成为近年美国剧坛上地位日益重要的代言人之一”(125—26)。她的戏剧创作不断地取得新成就。特里是美国女权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也是当今美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剧作家。当代美国女剧作家，如莉莲·赫尔曼，玛莎·诺曼等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严肃剧作，她们成为当代美国戏剧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为美国戏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影视戏剧文学的定义篇(2)

一、什么是戏剧？什么是电影？它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一）什么是戏剧。戏剧是在一定空间内由演员扮演人物表演故事，被观众当场接受的艺术。它包括四个要素：演员、故事、观众、演出与观众共处其中的空间。一部完整的戏剧作品需要剧作家、导演、演员、音乐师、舞台美术师以及观众等集体合作才能完成，谭霈生先生说：“一场戏剧演出，固然是一部戏剧作品，同时，我们也可以把一部剧本，认定为戏剧作品。”[1]就一部真正的、现实的戏剧作品即戏剧演出来说，生命、情境渐渐融入演员的表演之中，观众从演员的表演中所观所感的无非是一定情境中的人的生命活动。舞台剧受到真实时空的制约，然而电影却能摆脱戏剧时空的限制，而且能够通过摄影机保存和复制下来。

（二）什么是电影。电影是一个造梦的综合艺术。它简单概括起来就是“四个结合”：第一，电影的艺术与技术结合。电影技术的发展是艺术达到更高水平的基础，技术决定艺术，技术的发展决定了艺术制作的高度，影响市场的运作。第二，电影的生产与制作结合。生产决定市场，因此各个部门如导演、摄影、演员、制作部门、宣传部门、技术部门等等都要各司其职，做好自己本职的工作，才能制作出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第三，电影的时空与视听结合。电影是一门视听综合语言艺术，它并不是其他艺术形式的简单相加结合，而是一种综合，就好像时间与空间、视觉与听觉、声音与画面的同步，达到了影视艺术的基本美学属性即逼真性与虚拟性的统一。尹鸿在书中谈道：“电影的美学特点之一就是空间中的时间与时间中的空间结合，影像和运动成为电影最重要的特征。”[2]第四，电影的逼真性与虚拟性结合。电影是一种逼真而不是真正的真实，即使隔着屏幕，但电影制作的真实性往往会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三）电影和戏剧的差别。电影和戏剧有同有异。电影编剧和戏剧编剧对于所呈现的作品而言，编剧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而是基础性作用，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一剧之本”的观点。由此，笔者赞同理查德?谢克纳《环境戏剧的六项原则》中所强调的需要处理戏剧家的要务就是要处理好制作一场戏剧的关系，让整场戏剧表演达到最高的戏剧性和最好的状态。

观众在看戏剧表演时，可以看到演出中的整个场面和整个空间。因为场地的原因，观众总是坐在一个位置上，以固定不变的距离去看舞台。观众的位置不能改变，所以视角也是不变的。然而，电影却摆脱了戏剧的限制，在观看电影时，观众不能随心所欲地看，必须跟着导演的镜头走，屏幕上展示了哪些内容，观众就只能看哪些，包括景别的大小、场面的调度、演员的演技等等，都是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然而戏剧看到的却是整个全景，电影画面中呈现出不同的时空，也能通过镜头变换观看的距离，观众随着镜头的运动、导演的构思、后期的剪辑思维来欣赏电影。

因此，我们说电影是脱胎于戏剧的，然而电影却超越了戏剧。第一，电影表演不像戏剧表演那么夸张，观众接受演员表演的同步性也改变了。第二，由于影像技术的发展，戏剧的场景表现跳出了剧场时空的局限，电影几乎可以表现出所有人类视觉可感知的物象。

综上所述，电影与戏剧有以下三大差别：首先，传播媒介不同。电影是通过胶片记录和放映的，而戏剧表演是在现场进行的。在呈现方式上，戏剧是以真实的三维舞台来叙述故事，电影是用二维银幕的影像来叙述现实的故事。其次，时空表现不同。电影的时空是通过后期剪辑完成的，而表演必须在舞台上连续完成，戏剧受到舞台和剧场时间的限制，表现力与观众之间也会受到严格限制，如“三一律”原则（情节、地点、时间一致）。最后，接受方式不同。因为视觉暂留现象的原理，我们感知电影的画面是流动的，电影的真实性让观众不易觉察到银幕与自我的观看距离，相反，舞台的空间距离是固定的，会让观众对舞台产生距离感。戏剧与真实性之间总存在一种布莱希特所谓的“间离性”，而电影由于运动画面的逼真，往往掩饰了它的虚构性和假定性。[3]

二、互文性定义是什么？

1966年，法国著名学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最早提出互文性的概念。互文性指一个文本中交叉出现另一个文本，通过引文、戏拟、转述、否定等形式的重复出现，表现出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又叫做“文本间性”，这是所有文本与其他文本发生明显或潜在关系的因素。[4]互文性是在各种艺术门类和媒介之间互相指涉的形态。电影中的互文性表现为电影的原始素材中小说或戏剧、电影画面与绘画风格、蒙太奇剪辑思维与声音运用的不同类型电影之间的互相指涉。

三、《霸王别姬》中电影和戏曲互文性的成功探讨

电影《霸王别姬》是一部思想内涵丰富的影片，深入中国文化的精髓，融合了戏曲文化的高雅艺术，用“戏中戏”的叙事结构，演员完美地诠释了《霸王别姬》的悲剧美，传达了一种传统儒家思想，是第五代导演文人思想的集中体现。通过《霸王别姬》这部电影来探讨电影和戏曲互文性的成功，是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互文性的探索有利于电影的创作，也有利于弘扬博大精深的戏曲文化。

《霸王别姬》中电影和戏曲的成功互文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戏曲元素渗透电影的剧本创作。《霸王别姬》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多次运用戏曲场景来转场，这是高超的叙事剪辑技巧。比如：电影片段中少年时期的程蝶衣和段小楼转眼长大后，从徒弟转变成名角的蒙太奇剪辑，显得自然流畅，不会觉得有跳戏之感。《霸王别姬》在人物刻画上注重戏曲表演。京剧中虞姬自刎而死，楚霸王四面楚歌，在电影中程蝶衣为戏痴狂，已经分不清现实和戏剧，最后在戏结束时自刎而死，段小楼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一切，英雄不在。《霸王别姬》通过戏剧的结构来创造电影结构，通过“戏中戏”的结构巧妙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交叉蒙太奇的剪辑思维，让观众在这种结构中看到了电影和京剧的互文性。“戏中戏”的巧妙运用，完成了剪辑上的完美链接，也完成了结构的叙事[5]。

（二）戏曲元素深化电影主题表达。京剧《霸王别姬》和电影《霸王别姬》在对人物的塑造上，表现虞姬对霸王的从一而终、程蝶衣对艺术的从一而终以及对段小楼的从一而终，仿佛昆曲《牡丹亭》表达的是杜丽娘对爱情的期待，影片中折射出的则是程蝶衣对段小楼的等待。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体现了演员含蓄而有张力的情感，这种诗意化的表达更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高超艺术境界，让观众把人物角色人戏合一，折射出电影想要传达的真谛“人生如戏，戏如人生”。[6]电影选取的片段是多次反复出现的《思凡》《牡丹亭》等几出戏，相互融合，深化了戏曲元素的人文表达，也体现了深刻的主题。

（三）戏曲元素彰显电影的文化底蕴。电影《霸王别姬》中反复出现京剧《霸王别姬》的片段，推广了京剧文化，增加了电影的历史厚重感。因为京剧是中国的国粹，从电影的造型艺术来说，戏曲中的脸谱、道具、服饰都很漂亮，配上精彩的表演和好听的伴奏，电影显得更加丰富，更具有多元性。其次，悲剧美是电影文艺的表达，无论是戏曲还是电影中，霸王都是自刎而死，深化了电影主题，也彰显了电影的文化底蕴。就像鲁迅说的：“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悲壮美给观众留下唏嘘和遗憾，比如断臂的维纳斯、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成为凄美的千古绝唱。电影中小豆子儿时被母亲割断一只手指，学不好戏被师傅狠狠地打，入戏太深、雄雌不分等都是暴力事件，但这也成为影片的暴力美学，彰显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四）戏曲艺术推动电影的文化输出。《霸王别姬》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取得了很高的荣誉，有的学者将它归为第一部关于同性恋的电影，满足了观众和评委的猎奇心理。笔者在此持反对态度，因为这部片子本身的厚度绝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作为一部优秀影片，它不是为了迎合评委和观众的猎奇心。导演深刻的人文精神、摄影师准确的画面渲染、后期剪辑师高超的艺术技巧表达、演员的完美演绎等，这些都是一部优秀作品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霸王别姬》不但敢于直面民族的文化，以京剧为文化反思的载体登上大银幕，敢于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能辩证地认识传统民族文化中的糟粕。正所谓艺术是相通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艺术没有国界之分，这种高尚的艺术在传播过程中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而导演就是通过戏曲与电影的互文性表达来弘扬和发展中国的戏曲文化，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发现戏曲的美，这是中国文化输出的最好表现，也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最好途径。

四、互文性研究对影视创作的启示

影视戏剧文学的定义篇(3)

【摘要】剧画摄影既像拍摄电影一样需要场面调度和演员的表演，又像绘画一样需要集中在一张画面中把所有的思想表达出来，这就要求摄影作品具有很强的戏剧性，通过矛盾和冲突来记录瞬间、表达主题，增强艺术吸引力和震撼力。可以说，戏剧性是剧画摄影的灵魂所在。

【关键词】剧画摄影；戏剧性；塑造；延伸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剧画摄影逐渐成为当代主流艺术摄影。其不再像传统摄影一样忠实于瞬间“再现”事物的真实性，而喜欢采用“造像”的方式创作叙事性图像浓缩在单幅影像中。这种摄影的魅力在于虚幻与真实、记录与表达之间。摄影师类似电影导演，运用创意驾驭人们的集体幻想与现实。剧画摄影既像拍摄电影一样需要场面调度和演员的表演，又像绘画一样需要集中在一张画面中把所有的思想表达出来，这就要求摄影作品具有很强的戏剧性，通过矛盾和冲突来记录瞬间、表达主题，增强艺术吸引力和震撼力。可以说，戏剧性是剧画摄影的灵魂所在。

一、剧画摄影的戏剧性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这是戏剧文学和戏剧艺术的神圣法典，这同样适用于剧画摄影创作。剧画摄影的戏剧性包含丰富的内涵，如偶然性、突变性、传奇性、震撼性、情景性等。创作者一般预先设想、建构场景，通过情节设计和安排，制造抓拍感觉，让镜头撷取的片刻在外表与内在间充满张力，形成戏剧性效果，使画面具有饱满的视觉冲击和让人深思的寓意。

有的剧画摄影艺术家依托华丽装饰背景展现虚幻故事制造惊艳感；或者让不同的时间地点错落在同一幅图像中，通过这种空间切割与时间暗示凸显创作意图和寓意；有的剧画摄影作品没有主角性人物，其通过实体或建筑物来展现空间的超现实感与心理张力；有的作品则致力于营造一种梦境的质地，着眼于含混暧昧、缺乏明确指涉的叙事；有的剧画摄影作品注重采用特定的影像、文化符号，以揭示画面主题和人物的关系，增强戏剧性效果。不论何种主题、何种形式的剧画摄影创作，都紧紧围绕着戏剧性进行设计、安排和导演。

二、塑造剧画摄影戏剧性的多种途径

如何塑造剧画摄影的戏剧性效果？构图、动作、光线、符号性语言都可以形成画面主导对比的因素，有时几种因素并存于同一幅作品中。

（一）构图形成的戏剧性

由于剧画摄影的成果呈现在单幅影像中，因此，其拍摄场景虽然像电影一样安排在三维空间中，但在画面构图时仍十分注重绘画元素，如形状、空间、位置，尤其关注画面中特定位置的象征意义。可以说，将人或物放在画面内的哪个位置，代表着不同隐喻和象征意义，即代表剧画摄影师对该人或物的意见或评价。杰夫·沃尔的作品《果胶》在构图设计上近似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在该作品中，其利用透视结构引导视觉秩序，厨房场景的角度与物件引领我们观察整幅照片，把有序的智力思考引入无序的情感领域中，去理解照片中人物的行为与叙事。作者利用构图和人物动作设计了说话人的内容和听话人的内容，室内布局与人物的位置及动态提供了连串线索，说明此刻之前可能发生的交谈内容，场景充满了风格化的戏剧性。

（二）导演“动作”凸显戏剧性

动作是形成主导对比戏剧性的最好因素，通过“动作”可以吸引观者的目光。摄影表演是一种符号性的姿态，其与电影的表演不同。电影表演是陈述性的，目的在于让观众遗忘表演本身，进入剧本的叙事流程。而摄影表演强调定格的瞬间，用夸张的动作、静态的画面将时空延时，表达出创作意图，使单幅作品具有强大的表征功能。

珊·泰勒伍德的《悬浮》系列作品，利用悬浮与重力间的矛盾性，由动作的片刻停滞引爆作品内在的张力，预示着一个谜般的情形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在该作品中，人物的脸庞和情绪是隐藏的，身体定格在一种绘画姿态中，静谧一如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笔下的人物。照片场景空旷，就如一场超现实梦境，场景元素的组合与人物动态的视觉张力构成开放的叙事，任凭观者诠释。

（三）运用光线塑造戏剧性

光的明暗带有象征性的意义。灯光方向和强度的变化能引导观者的目光，并影响其情绪、内心感受和思考。剧画摄影拍摄有多种用光选择，如高调风格、高反差风格、低调风格等。一般根据表达主题选择不同的用光方式，有时用单一用光风格，有时使多种用光风格并存，目的是利用光线增强画面的戏剧性。

在菲力普·罗卡·的科西亚的作品《布什、21 岁、爱德华、30 美金》中，一名男子坐在餐桌前方，照片设定在黄昏过后夜暮时分，象征一个转折时刻。路灯及店面发出的暖光和远处天空背景中深蓝色的冷调形成强烈的冷暖对比和高反差对比，这种对比形成的戏剧化光线效果，表明这张照片混杂两种讯息：年轻人充满力量，但对于生活却显得迷茫。

（四）运用小情节或符号性语言增强戏剧性效果

在剧画摄影创作中，可以在定格的画面中用小情节或符号性语言表达强烈的冲突，成为图像戏剧性的刺激点。这个刺激点有别于传统的纪实摄影，因为它穿透了观者原有的对物象的想象和象征，击中了我们心中的潜意识。通过对图像的重组与重构，既表现了艺术家的内心情感，又达到对客观事物某种抽象和意义的多种解读。

在杰夫·沃尔的作品《爆发》中，画面中的工厂主被表现为以愤怒的眼神、咆哮的语言和直白的侮辱性的手势直逼画面右边的工人。而右边的工人则以茫然无助的表情对应工厂主的咆哮。靠左的女人则面露习以为常的冷漠表情。“细微手势”的视觉表述将整个矛盾冲突引致高峰，强大的对峙力量涌出画面，将画面戏剧性推向高潮。

三、戏剧性在剧画摄影创作空间的延伸

阮义中先生在谈到20 世纪80 年代的摄影潮流时说：摄影家构筑他们所记录的主题时，发现了新的意义和美，从虚构事物中抽出更深层的真实，他们呈现了有如从事实转化为文学性虚构的那种戏剧性和启发性的新鲜方向。在数字技术日趋成熟后，剧画摄影成了重要的影像创作方式。当代最具影响的一些艺术家开始用独特的导演手段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影像作品。艺术家通过优秀作品搭建起了以“造像”为中心的剧画摄影舞台，为后来的剧画摄影创作者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创作的参考。

剧画摄影拓宽了艺术的表现空间，使更多的媒体介入成为可能。无论是技术媒介加强，还是信息媒介增加，分别从表现效果和题材上增强了剧画摄影的戏剧性。摄影艺术家能更加自由地表现画面想要达到的效果。可以采用开放式的处理方式——不给人们唯一的、确定的答案，使悬疑气氛更加悬疑；可以增加画面视觉上的信息量和内部关系，从而创造一种人类自身视觉无法达到的视觉体验；可以延展摄影艺术家创作过程中的空间意义，把画面中的戏剧性在开放式画面的空间中延伸开去；可以放大视觉上的暧昧性、影像神秘不明的魅力等。剧画摄影打开了摄影创作的另一天地，它给予创作者表达的空间，预示着未来将有更多的类似杰出作品的诞生。

参考文献：

［1］夏洛蒂·柯顿《这就是当代摄影》.大家出版社，2011.

［2］蒋建兵（著）《贝尔纳·弗孔》. 吉林美术出版社，2010.

［3］路易斯·贾内剔（美）（著）《认识电影》.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

影视戏剧文学的定义篇(4)

一

思考20世纪中国戏剧编剧的基本观念，有一个现象是不能不提及的，那就是编剧的思想出发点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流，尤其是经由这种合流，昭示了戏剧这种一直行走在中心与边缘之间、既因其文学的价值而得到充分肯定，又因其娱乐的价值备受歧视的特殊艺术样式全面融入主流社会，更值得思考。这一重大变化，其发端与其说在王国维，还不如说在梁启超。正是梁启超将中国艺术与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诉求转化为现代形态的启蒙理念，开启了将传统艺术与具有现代性的民主政治思想融为一体的先河。**如同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梁启超倡导的“小说革命”所包含的“戏曲改良”运动以及此后的新文化运动，曾经直接影响了汪笑侬等人的京剧创作以及四川“川剧改良公会”等为主流社会所认同的戏剧行业组织的成立，这样的影响在20世纪初的十多年里渐次波及到各大中城市，所谓“戏曲改良”或者“改良戏曲”，也因之成为20世纪初中国戏剧领域最重要的关键词和最令人关注的声音。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仅仅是从更新戏剧表现内容的角度推动戏曲改良的，但它还隐含了更多的意义。它打破了长期以来主流文化界与戏剧艺人之间的隔膜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打破了清中叶以来由“花雅之争”肇始的文人与底层艺人分离、文人的戏剧观念与艺人的戏剧演出实践分离而刻意地形成的二元格局，从一个特殊角度在戏剧领域为文人与艺人的价值观找到了一个交集。因此，当梁启超强调要以他所说的包含戏剧在内的“小说”推动“群治”时，固然是受到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但就中国的特殊语境而言，也可以视为一代文人通过对戏剧功能的社会学重新阐释，努力打破文人与艺人在戏剧领域的隔绝状态的一种尝试。确实，就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识到戏剧艺术的现实功用的基础上，艺人在戏剧领域的自然存在状态不复存在了，至少在那些开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城市里，文人的戏剧与艺术观念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风潮越来越明显地在戏剧领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当然，即使新文化运动对戏剧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响主要是社会学的而非艺术学的，因为其影响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只及于促使戏剧与社会变革之间呈现更密切的关联。如果要从艺术的层面考虑，那么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主要领导人和拥戴者们，仍然坚守他们业已形成的审美趣味，这就使这一时期文化人对戏剧艺术的影响变得相当复杂，一方面，固然有像汪笑侬这样的致力于变革的京剧界领军人物，他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一大批京剧艺人尝试着寻求中国戏剧传统之外的新颖题材，而他们之大量利用欧洲近代历史题材编演时装新戏，显然是着眼于强化戏剧的社会改造功能，“采泰西史事，描写新戏，以耸动国人危亡之惧，起爱国之念”；[1]另一方面，就像作为新文化运动风潮之组成部分的四川“戏曲改良公会”的取向那样，它在成立之初就将赵熙高度古典化、很可能比当时流行于四川境内的所有戏剧演出都更接近于文人趣味的《情探》标举为戏剧改良的范本，以“改良川剧”之名向全川推广，足以说明这场社会运动中戏剧变异之实质。《情探》确实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川剧舞台上最受推崇的剧目，但事实上，我们从唱词华丽典雅、情感丰沛细腻的《情探》中很难找到它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如果说它在戏剧领域真正能起到什么作用，那就是它用组织化的形式使文人的戏剧创作得以成功地占据了戏剧舞台的中心位置，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文人们在戏剧价值取向上对艺人的强势地位，为其他编剧树立了一个极好的范本。至于晚清以来诸多新进知识分子的传奇杂剧创作，虽因报刊等现代传播手段的迅速发达而得以广泛流传，但因其主要只停留于案头，且读者的主体也只是极少数新潮文人，对一般编剧的影响，基本上可存而不论。

因此，采用欧西题材的创作，并不意味着编剧理论与观念的任何重要变化；更何况在新文化运动影响所能直接到达的范围内，文人介入舞台剧创作的结果，给这个行业带来的影响相当有限。真正重要的影响正如赵熙的创作所示，包括后来为梅兰芳等京剧名流编戏的罗瘿公、齐如山等人，他们在新文化运动提升了戏剧整体上的社会地位之后，成为帮助艺人们在精神上进入社会上层的桥梁。他们的作用，远远不限于单纯地传授知识与文化以丰富艺人们的学养，更关键的作用在于以其在纯粹艺术的层面上贴近艺人的实际行动，使得文人与艺人二元分离的格局逐渐趋于消弭。诚然，新文化运动对戏剧领域的影响还包括更丰富的内涵，比如说它促使各地陆续成立了一些颇具现代色彩的戏剧团体。艺人作为一个利益群体结成自己的组织，这里出现的变化是意味深长的。尽管作为戏剧行业整体利益代言人的行会组织，至迟到明代就已经在一些商业较发达的城市内存在，这些新出现的戏剧行业组织仍然因其组织化程度更高而颇引人注目。但无论是北京的梨园公会，天津的正乐育化社，虽然不再是纯粹的行会，但它的功能，仍与行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虽然各地建立了许多以适应时展与社会变迁为诉求的戏剧表演团体，但无论是广东的志士班，陕西的易俗社和山东的易俗新剧社等等，虽然其演剧每每以“新”相号召，但是在戏剧观念层面上，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戏剧的基本特征。就如欧阳予倩1919年创办南通伶工学校，1923年在广东创办戏剧研究所，以及20世纪中叶颇负盛名的夏声剧校和中华戏曲专科学校，都不足以导致戏剧的形式与内涵产生质的变化。因而，我们所看到的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戏剧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演剧形式与剧作，并不是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那些创作，在这个时期，如评剧的成兆才、川剧的黄吉安、京剧的翁偶虹等重要的剧作家的创作在舞台上风靡一时，左右着他们的编剧理论与观念，虽然完全不同于杂剧传奇的基本路向，但是仍然大致吻合于明清以来的地方戏传统。这些基本上迎合了普通观众以及颇受普通观众爱戴的知名艺人的趣味的剧作，包括秦腔的孙仁玉、李桐轩和范紫东等人与传统戏似远实近的作品，虽然在题材与主题方面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令传统戏的编剧理论、观念与技巧出现真正深刻的变异。甚至连汪笑侬、欧阳予倩等看起来得新文化运动风气之先的艺人，他们的创作，尤其是欧阳予倩的“红楼戏”，与其说比起以往的舞台演剧体现了更多的现代性内涵，还不如说显示出更大程度上的文人化趋向。

如果我们着眼于一般媒体的言论，尤其是关注戏剧的少数知识分子的倡言，20世纪上半叶戏剧理论与观念的变化不可谓不大，然而除了为戏剧创作增添了诸多当代与域外题材以外，从整体上看，戏剧领域的价值体系的变化，恰好可以用梅兰芳后来一度坚持的“移步不换形”来形容；这也是那些放言改革的剧作家和演员在当时的戏剧领域里真正的作为甚少，远远比不上为演员以及营业性的戏班写剧本的编剧以及主要演出传统剧目的著名演员的主要原因。比起后者，他们的冲击总显得只波及到戏剧的，而一般观众通过票房收益的高低得以表达的审美趣味，仍然对编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但1949年以后，情况却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戏剧表演团体的体制改革，或者说由于所有剧团在经过严格的登记制度以后，都渐渐成为国家直接或间接所有的、至少是受到政府控制的表演团体，这一变化的结果，是所有剧团在安排演出剧目时，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政府的直接指导与管控而不再由剧团根据票房的情况自行决定，从而使一般观众表达其审美取向的通道受到堵塞；同时，政府内少数掌握有话语权的部门负责人以及被政府所认可的戏剧专家的影响力，因之被无限放大，他们由此能够随意地左右着全国上下所有剧团的上演剧目。50年代初从政府到剧团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上演剧目贫乏”现象必然会导致艺人生活困难，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这种现象是如此经常且普遍地出现时，我们不难从中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除非政府愿意正视剧团的经营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剧团的演出收益很少得到剧团以及它的主管部门重视。而这决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量，它显示出政府对剧团的影响已经大到怎样的程度，这也间接地昭示了政府以及主流知识分子对戏剧创作的影响力。这里所说的影响，远远超出意识形态的层面。*

二

50年代以前，尤其是20年代以前，编剧在中国戏剧领域是否具有足够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关键在于戏剧舞台上有大量陈陈相因的传统剧目，这些剧目之所以可以称之为“传统剧目”，不仅由于它的题材是多少年来人们熟知的，而且，它的结构模式与表现手法，包括它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取向，也是人们所习惯的和公认的。从“戏改”开始，传统剧目以往拥有的无可置疑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对它的彻底改造成为当时的戏剧界以及戏剧管理部门最为核心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开展以来，“传统剧目”的所指，却是一个长期以来为研究者们忽视的问题。

应该承认，至少在50年代初，人们对“传统剧目”这个范畴的所指是有大致共识的。但假如我们仔细剖析这种共识，就会发现这种共识非常之复杂，它决非简单地以剧目的创作时间和表现内容为界；进一步说，一个剧目是否被称之为“传统剧目”，似乎并不能通过它的创作时间与所表现的内容简单地判定。具体而言，它既不是指1949年以前舞台上所有经常演出的剧目，也不是指表现民国以前历史文化内容为界的剧目。河北省和上海市开展的“传统剧目整理”工作都是典型代表，评剧和越剧这些诞生时间在民国年间的剧种，同样有许多被认定的“传统剧目”，而评剧里的《杨三姐告状》这类民国题材作品被认定为“传统剧目”[2]，则是从50年代初直至现在的惯例。与此同时，没有人将田汉的《新儿女英雄传》、《江汉渔歌》之类作品称为传统剧目。同是《水浒》题材的剧目，《林冲夜奔》固属传统剧目无疑，而《逼上梁山》虽然也称“旧剧”，却显然不在传统剧目之属。综上所述，50年代所谓“传统剧目”的概念，其实应该理解为一个融题材、艺术取向与创作的指导思想、价值理念为一体的文化范畴。至于对它的价值认定，更与这样的厘定相关。在这里，“传统”一词与新文化运动以来所称的“传统文化”中的“传统”含意不无相似，它包含了处于社会变动的特定时期赋予的特定含意——就像20世纪初以来激进知识分子话语中经常表现出的那样，所谓“传统”首先意味着它是需要经受审视与改造的对象，而很少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正面的价值。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戏剧领域最重要的三份政府文献——1948年11月23日华北《人民日报》社论、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的报道、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越来越清晰和明确地描述了这样的指向。基于这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立场的判断，“旧剧也和旧的文化教育的其他部门一样，是反动的旧的压迫阶级用以欺骗和压迫劳动群众的一种重要的阶级斗争的工具。”[3]用田汉的说法，对于这些“旧剧”的改造，“首先是进行最必要的消毒”[4]。虽然稍后对它如此严厉与否定的态度有所松弛，更多地考虑到它既包含了某种程度上的“民主性的精华”，同时也包含了某种程度上的“封建性的糟粕”，但按照“推陈出新”的理念，由于“这种遗产中许多部分曾被封建统治者用作麻醉毒害人民的工具，因此必须分别好坏加以取舍，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发展，才能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5]正因为它有着这种与生俱来的“原罪”，所以必须经过严格的甄别与改造，才能被允许存在。

对“传统剧目”的这种认识，虽然并非直接关涉到当代中国的编剧理念，却在很大程度上为编剧划定了一条底线。除非因为批判传统的政治成本与经济成本大大超过政府所能支付的极限——比如在1949年到1963年间，每当政府无法承受各地剧团与艺人因不能上演传统剧目而导致生计严重困难时，最为有效且屡试不爽的方法就是恢复传统剧目的上演——对于50年代以后的戏剧管理部门而言，传统剧目在舞台上的出现，总显得像是万不得已时的忍耐之举。至于对于剧作家们从事剧目创作的指导思想而言，如何使得自己的创作远离而不是肖似“传统剧目”，如何避免使作品显得“太传统”，就成为数十年来编剧们的自觉追求，这样的取向直到90年代中期始有所改变，而福建剧作家郑怀兴近年里对莆仙戏所做的“裱褙式整理”[6]，更成为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直到这里，对传统整体上长期以来凝固化的负面评价才有所变化

三

对传统剧目价值的深刻质疑，并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为对传统剧目大量采用的历史题材价值的否定。在中国戏剧史上，历史人物和事件一直是最重要的戏剧题材，50年代以后的戏剧创作同样如此，更不用说1949年以前，不仅传统戏主要以历史为题材，即使经历了晚清以来编演时装新戏的热潮，大多数剧种的保留剧目，仍然以历史题材为主。根据上海市传统剧目整理委员会京剧分会1956年提供的《京剧传统剧目初步材料》，当时上海京剧界所能够统计到的所有1731个剧目中，以辛亥革命以后的事件为题材的剧目只有52个，其余均为演绎从三代到清朝的历史故事的剧目。在所有1731个剧目里，其中有1129个标明是“五十年前之剧目”，大致是民国以前保留下来的传统剧目，而“近五十年之剧目”也即民国以来新编的剧目多达602个。在这批剧目里，以民国年间人事为题材的仅有52个剧目，也只占了不到十分之一。可见，即使是在因大量编演时装戏而被不无讥嘲地称为“海派”的上海京剧界，历史人物与故事也仍然是戏剧编剧最为心仪的题材。

但是，1949年以后戏剧理论与观念的变化，最早及于编剧的影响，却深刻地体现在历史题材创作领域，就像在延安时期，被称之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7]的并不是秦腔《血泪仇》或秧歌剧《兄妹开荒》之类当时的现实题材剧目，而是改编自传统题材的评剧《逼上梁山》。直到现在，有关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理论与观念，均以十分明确的历史主义为前提，而它的形成，并不是如同一般文献所引述的那样，源于60年代初以历史学家吴晗和知名文艺评论家李希凡为主要的对立双方，最后以茅盾的《论历史与历史剧》为总结的争论，而在远远早于它的另一次讨论，它恰恰处于50年代初传统剧目的价值受到强烈质疑的同样背景下。

从事后的情况看，当时并存的导致大量传统剧目受到否定的理由和未来主导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理念之间，存有不可回避的内在矛盾。如果说传统剧目的改造，出发点是在于要如何使得这些诞生于“封建主义”社会的剧目更符合新社会的政治与社会需求，以使之能够为构建新的意识形态服务，那么，有关历史题材创作不应该违背历史主义原则的要求，恰恰出现在对那些将历史题材服务于现实政治需求的剧目的批评中。50年代初这场对杨绍萱戏剧新作的“反历史主义”倾向的严厉批评，堪称1949年以后艺术领域第一场有规模的批判运动，它显然是以官方形象呈现在戏剧界面前的。对杨绍萱1949年以后创作的若干新剧目的严厉批评，集中于杨绍萱对传统题材政治化和现实化的、大幅度的改造，而主导杨绍萱改造《大名府》、《白兔记》以及《牛郎织女》等传统剧目的主要观念，包括用阶级斗争理论重新解释历史上的社会结构与人物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重新解释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以及用抗日战争时期有关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时要分清矛盾主次的理论为上述剧目增加民族纷争背景等等，显然不是当时环境下的戏剧理论家们所敢于置喙的。因此，对杨绍萱的批评，只能集中于他作品中描述的事件与人物性格（包括人物的语言风格）与历史可能性之间的背离——严格地说，任何历史题材创作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背离史实，因此这样的指责实在很难服人——在没有任何的理论资源可资借用的场合，“知识”成为用以对抗流行政治理论的最后的武器；由此衍生出的历史剧创作基本原则，则不可思议地将“历史真实”作为历史题材创作最基本的要求，由此深刻影响着20世纪后半叶历史题材戏剧创作。90年代以后对发端于电视剧领域的历史题材“戏说”创作路向更严厉的批评，其理论根源，也在于此。

事实上杨绍萱的若干创作思想，比如说他曾经设想将传统戏《一捧雪》里的莫成改为“为了支持反抗严嵩的运动”而死，以此来“丰满”他的形象的理路，在此后改编传统题材时经常为人们运用，更不用说他为了使之符合即时的政治需求而大幅度地改变古代社会的事件与人物，以古代生活题材为现实政治所用（比如改写牛郎织女的故事以“反映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的创作方法，在以后的戏剧创作中一直是一种通例。但有关历史剧应该做到“不违背历史真实”以及“应该忠实地反映历史真实”[8]的要求，却刻意地避免与他的这种事实上最应该质疑的创作思想正面冲突，藉着从戏剧之外，尤其是从中国戏剧传统之外引入的一种非戏剧、非艺术的价值，置换延安时代以来一度统治着戏剧领域的以戏剧服务于现实政治目的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虽是用心良苦，却包含了很多政治与艺术的无奈，因而也留下许多遗憾。事过境迁之后，我们当可以更客观地给予这场争论以公正的评价，如果说杨绍萱的创作确实包含了对传统戏剧题材完全基于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倾向的、粗暴的戕害，这种将历史（包括在民间经年流传的神话）事件与人物与今人今事做简单化和浅薄的影射与比附的创作，既无趣又意味着政治对艺术的，实在不值得同情的话，那么，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光未然、何其芳等人对他的批判，尤其是由这场批判得以确立的所谓历史题材创作的“历史主义原则”，同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此后数十年的戏剧创作。它之成为后来的编剧创作历史题材剧目的基本的艺术立场，导致原本应该在知识学范畴之外确立其人类价值的戏剧创作，被严格地局限在知性的范围之内，戏剧创作中想象和虚构的存在空间与意义，也就因之遭受到最大限度的挤压。

恰由于理论与批评的巨大影响力，戏剧作家在从事历史题材创作时才会感受到极大的压力，才不得不时时顾及抱着史著环伺在侧的批评家，局限于历史主义原则所能够允许的非常狭窄的空间内开展创作。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题材戏剧创作的历史主义原则的确立，其益不知何在，其弊不一而足。这一原则在此后数十年里对编剧的深刻影响，还亟待进一步反思。*

四

尽管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戏剧舞台上，历史题材的剧目（包括创作剧目与传统剧目）占据了绝对的多数，但是最受重视和得到最多鼓励的却是现实题材创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实题材的戏剧创作在整个20世纪都受到特殊的重视，这种重视并不自50年代始，甚至也并非始于延安时期。如前所述，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曾经催生了一大批现实题材剧目，除了相当一部分案头戏以外，同时有大量剧目在普通剧院的舞台上演且受到一般观众欢迎，它们被媒体称为“时装戏”或“时事戏”，主要出现在开放较早的城市地区，其中又尤其以租界为甚。以当代政治社会现象为题材的创作之受到20世纪戏剧创作的重视，部分是缘于戏剧艺术在整体上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但是20世纪后半叶得到特殊重视的“现代戏”创作还有特定的内涵。这一内涵，正如1958年风靡一时的“歌颂，回忆革命史”的口号所昭示的那样，基本上包含了两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赞颂，也即对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给予热情的颂扬，当然，这些好人好事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同时作为构筑戏剧性的重要元素，就是对“暗藏”的“阶级敌人”的高度警惕和揭露，以及对那些“落后分子”的批评教育；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前辈前赴后继”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的歌颂。同时还需要做一点补充说明：正如拙著曾经几度提及的那样[9]，20世纪后半叶对“现代戏”的重视，并不是一般地强调与提倡现实题材的创作，事实上一些非常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戏剧作品，如50年代中期出现的话剧《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和70年代末出现的豫剧《谎祸》等，恰恰是同一时期遭受到最严厉批判的作品，“”期间曾经招致多位戏剧家遭受残酷迫害的晋剧《三上桃峰》和湘剧《园丁之歌》，也并未因为它们是“现代戏”而得到赦免。因此，如果一般地考虑现实题材的戏剧创作，以及一般地讨论现实题材剧目创作的意义，并不能真正理解支配着20世纪后半叶的现代戏创作的那些基本理论与观念。

20世纪后半叶“现代戏”之所以得到特殊重视与倡导，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剧目可以更方便地使戏剧服务于即时的政治宣传需要以及“教育群众”的需要，在这里我们看到，50年代初在历史题材剧目创作中曾经受到严厉批评的戏剧观念，原封不动地出现在现实题材创作中时，不仅没有遇到理论上任何抵抗，而且还一直大行其道。所谓“现代剧目和政治结合，和生产结合”[10]，最直观地说明了20世纪后半叶政府提倡“现代戏”的真实意图。

20世纪后半叶的现代戏地位急剧提高，它的背后的理论支撑十分重要。除了将戏剧当作政治宣传工具的功利主义艺术观以外，支配着50年代以后的现代戏创作的理论观念与此前的“时装新戏”时代还有关键性的差异，这就是从这个时代始，现代戏创作更被视为戏剧发展的必经之路。如同张庚1956年批评的那样，“这种提法是有一个前提的：只有表现了现代生活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表现古代生活是不能够的，因为只有表现现代生活的艺术才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张庚接着指出，“这种理论很幼稚，但非常普遍，势力也很大”[11]，确实，它是促使1958年以后的几年里现实题材剧目泛滥成灾的主要理论动力之一；但还有更重要也更有影响力的观点，则是如诸多戏剧理论家反复强调的那样，认为社会变化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不会继续欣赏主要表现古代题材的传统剧目，因此，现代戏创作不仅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同时也被解释为观众的需要，进而是戏剧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用刘芝明的话说，“戏曲是在旧社会产生出来的艺术形式，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由戏曲艺术家们在长期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形式，过去同群众、同民间接触比较多，为广大劳动人民所热爱。在内容上，表现了旧社会中的生活，暴露了社会的黑暗，歌颂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和善良性格。但是，社会向前发展了，因此在戏曲艺术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戏曲形式如何向前发展，并且如何能够反映新的社会、新的伟大时代？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那末，戏曲就存在危机”。[12]尽管现实一次又一次断然否定了按照某些官方认可的政治教条创作的“现代戏”将会得到更多“觉悟提高了的群众”的支持与爱好的可能性，但由于对“现代戏”的价值与前景的判断，直接关乎现实政治领域的是非曲直，在政治领域缺乏公共舆论存在的自由空间的环境里，理性与清醒的判断，也就难以存在。

正是由于现实题材创作特殊的敏感性，它也因之受到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外力干预，涉及到政治与道德两个方面的严格控制，始终存在于现代戏创作过程之中。这里所说的政治方面的控制，包括在涉及到现、当代重要的事件与人物的场合，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当时的执政者所认定的历史叙述模式；必须尽可能避免以任何形式直接和间接地批评当局，包括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那些已经失势并被判定为阶级敌人或他们“在党内的人”的前任政府要员除外；当然，在每一时期，都会有一些敏感话题与事件，是严禁剧作家们涉及的。事实上，剧作家们在处理现实题材时，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考虑到要使作品符合主流媒体出于政治目的经过精心矫饰的社会性状描述，并且由此引申出对执政者权力合法性的默认乃至对现实的社会发展状况与民众生活的高度评价。这里所说的道德方面的控制，核心当然是指对于“正面人物”的道德操守必须给予尽可能完美的描述，无论是在政治生活还是在私生活中，都不能予以随意化处理；在处理正面人物的两性关系时，更是必须时时注意到不能超越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限度；至于以所谓“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两分法为基础构筑戏剧矛盾的模式，虽然从80年代中期以后渐渐失去了以前那样充斥于几乎所有作品之中的普适性，但始终有着足够的影响。而且，即使在近年里，时代流行的对现实社会始终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普遍丧失了信奉者，现实社会中形形致力于“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反面人物”也渐渐开始退出舞台，但对“正面人物”也即“英雄人物”的塑造仍然是现实题材剧目的创作重点，而描写这类人物时的困难自不待言。

由于现代戏创作恰恰是主流意识形态最希望加以充分利用的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可供戏剧理论与批评调用的政治资源远远多于针对其他题材剧目创作的评价，因而也就有可能形成最有力的影响。当然，尽管流行的戏剧理论与批评最关注现实题材创作，但由于在这个领域真正居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政治的而非艺术的考量。在一个泛政治化的语境里，戏剧理论家们自由发挥的空间很有限，而有关现代戏的批评，也往往集中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批评，这使得现代戏创作注定会最经常与直接地受到政治教条的左右，戏剧理论与批评的影响力，即使经常包含有艺术的内涵，也很容易为政治化的判断遮蔽。因此，有关现代戏的创作理念，迄今未能形成如同历史剧创作中的历史主义那样具有独断性的、原则性的戒律，可惜，这并没有赋予剧作家创作现代戏更大的自由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对现代戏的现实功利价值的期许，既是它之受到特殊重视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恰是妨碍它取得应有的成就以及赢得公众兴趣的根本原因。由于现实题材的创作受到上述各种掣肘，使它成为晚近五十多年来中国戏剧领域成就最小的一类创作，然而人们对它的价值与前景的期待，并不因此而减退。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直至具体到为宣传某一新颁布的政策而创作，这样的动机一直困扰着现实题材剧目创作，困扰着剧作家。当然，客观地看，随着80年代中叶以后出现的社会转型与部分领域内泛政治化程度逐渐减退的趋势，现实题材创作似乎正在呈现出一定的活力，而长期以来为剧作家们固守的那些政治教条，也不复拥有此前的统治力。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要让现代题材剧目成为戏剧创作与演出的主体，甚至要想让它与传统剧目以及历史题材剧目平分秋色，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戏剧进程中充满变数，它不仅总是受到社会政治局势的影响，本身也曾经经历诸多突发事件与曲折往返。尽管经过如此复杂的演变，由于50年代初形成的过于依赖政府行政当局的戏剧格局并未有根本变化，在那个时代基本成型的戏剧理论与观念，也一直对戏剧创作产生着持续不断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戏剧创作中目前仍然存在的诸多凝固与僵化现象的最终原因。很难相信在戏剧体制没有质的变化的前提下，这样的状况会出现突转。尽管如此，深受理论与批评影响的当代中国戏剧发展历程，仍然是一个有研究价值的个案，足以令我们对艺术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复杂互动，萌生更深层的认知与理解。

[1]陈去病：《致汪笑侬书》，《中国京剧史》上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页306。

[2]参见《河北省地方戏曲传统剧目已抄录的剧目》，《中国戏曲志•河北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3年），页753。

[3]《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华北《人民日报》1948年11月23日社论，《中国戏曲志•河北卷》，页718－720。

[4]田汉：《为爱国主义的人民新戏曲而奋斗》，《中国戏曲志•北京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9年），页1321。

[5]《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1951年5月5日），《中国戏曲志•北京卷》，页1328。

[6]参见郑怀兴：《从一个剧团的兴衰看戏剧的原创与传统》，《上海戏剧》2003年第11、12期，页29－31。

[7]《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国戏曲志•陕西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5年），页844。

[8]《中央人民政府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北京卷》，页1314－1315。

[9]傅谨：《现代戏的陷阱》，《福建艺术》，2001年第3期；傅谨：《新中国戏剧史》（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10]刘芝明：《为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戏曲而奋斗——1958年7月14日在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戏剧报》，1958年第15期。

影视戏剧文学的定义篇(5)

关键词：原生态民歌；声乐教学；高校；戏剧影视表演

音乐带给人的是听觉上的享受，是人们通过感官来感受审美情趣的一种艺术。它不仅能够提高人们的创造力，还能增强人们的想象力。戏剧影视表演也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它和音乐有相同之处，都是利用感官感受来获得对美和艺术的感知。声乐教学是戏剧影视表演中的专业课程，随着影视业的发展，戏剧影视专业的声乐教学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原生态民歌作为民族音乐的重要构成因素，不仅增加了民族音乐的表达方式，还能使人们从中感受到原生态民歌的纯真质朴的情感，丰富了声乐教学的资源。因此，在戏剧影视表演中融入原生态民歌，除了可以改变学生对于民族音乐的传统印象外，还能增加学生的艺术审美情趣，提高声乐教学的整体水平。

一、关于原生态民歌的基本概述

原生态民歌是原生态音乐当中的一种音乐类型，它是指没有经过任何艺术加工，以原声状态而存在的音乐艺术。原生态民歌是民歌当中最原始的一种音乐形式，它流传于民间乡野，很多歌曲都来自于农夫、渔夫或是纤夫等劳动人民当中，是劳动者劳作之余的歌曲。尽管原生态民歌诞生于乡野之中，但它在词曲上和普通的民歌并无差别，词曲创作上不仅简单、明了，而且更有韵味，最重要的是旋律优美。

原生态民歌的歌词内容主要是表达劳动人民生活中的各种形态，比如常见的有砍柴调、欢喜调、哭丧调、哭嫁调等，不但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时代劳动人民的生活精神面貌，还将劳动人民内心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热爱深刻地表达了出来。部分原生态民歌具有悠久的历史，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些民歌经过改进后，歌词变得更加通俗，且朗朗上口，曲调也更加动听，在民族音乐艺术歌曲中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另外，我国的原生态民歌种类繁多，而且分布范围较广，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陕西和山西西北民歌、客家山歌和内蒙古长短调牧歌等。

二、戏剧影视表演专业进行声乐教学的目的

声乐教学课程是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也是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因此，作为一名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学生，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声乐作品演唱能力，这不但是培养影视表演专业学生艺术气质的一种教学手段，也是学习表演艺术的学生所要掌握的一项技能。为了达到声乐教学的目标，学生必须要在实际的声乐学习过程中加强演唱训练。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对一些专业声乐理论基础知识进行讲解，让学生对声乐理论知识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并使学生掌握一些专业演唱技巧，帮助学生达到良好的歌唱状态，使学生懂得科学发声的方法，能够通过自身所掌握的一些声乐知识，对声乐作品有更深的理解，从而在演唱过程中使自己的嗓音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戏剧影视表演学生学习声乐，有助于提高台词语言声音塑造能力。而且，近几年来，戏剧影视表演专业演员的就业趋势发生了改变，社会对复合型影视表演人才的需求量更大。因此，很多学习影视表演的学生，通过参加音乐剧的舞台表演来提高自身的演唱和表演能力，也有利于自己在毕业后更具就业竞争力。而音乐剧对于演员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无论是演员的表演，还是歌唱和舞蹈，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水平，才能适应舞台艺术的要求。因此，在戏剧影视表演专业进行声乐教学，不仅是提高学生艺术审美能力的需要，也是提升学生职业技能的必要途径。

三、原生态民歌融入戏剧影视表演声乐教学中的意义

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文化的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多元化文化的发展使我国传统的民族音乐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原生态民歌作为其中的一种音乐元素，它的艺术价值也不断被专家学者所挖掘。而在高校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声乐教学中，融入原生态民歌教学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原生态民歌虽然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但因为地域性局限和传播形式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原生态民歌的传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而高校作为教育机构，有义务承担原生态民歌传承与发扬的重任。而将原生态民歌融入戏剧影视表演声乐教学中的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丰富戏剧影视表演声乐教学的教学内容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声乐课程基本上都是按照统一的教学模式进行的，声乐教学具有较强的倾向性，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更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歌唱能力，教会学生歌唱的技巧，忽视了对传统民族音乐的学习。这种统一固定化的教学模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不能对不同形式的音乐进行欣赏，还因此使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学习失去兴趣，影响了传统民族音乐的发展。因此，高校的戏剧影视表演专业教师在声乐教学中还要引进原生态民歌，丰富学生的课堂学习内容，改变目前的教学现状，结合原生态民歌的多样化表现形式，激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声乐教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另外，随着人们对于原生态民歌喜爱程度的加深，教师一般都引入原生态民歌到课堂教学中，教师会引导学生对原生态民歌进行研究和学习，一方面可以促进原生态民歌的发展和传承，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学生艺术审美水平，使学生感受到更多民族音返镊攘Γ提升学生的音乐表达能力，有利于提高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学生的音乐艺术欣赏能力。同时，在学习原生态民歌时，教师可以通过开设原生态民歌选修课、举办原生态民歌活动比赛等方式，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原生态民歌，从而使我国的传统民族音乐文化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

（二）原生态民歌融入到课堂教学中能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原生态民歌的分布特别广泛，在演唱方式和表现形式上都比较多样化，因此，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声乐教师在进行教学时，还要重视引导学生对原生态民歌的研究，以此来增强学生的想象力，并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升学生的创造力。在原生态民歌教学中，教师不仅仅要传授专业的音乐理论知识，还要鼓励学生对原生态民歌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对原生态民歌的传播和形成因素等进行研究分析，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使学生在研究原生态民歌的过程中更好地掌握乐感。

原生态民歌具有悠久的历史，随着历史的变迁，原生态民歌也在发展和变化，并因此而逐渐成为一种富有文化内涵的音乐艺术。所以，学生在对原生态民歌进行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对原生态民歌的文化内涵有更深的理解，还能更好地掌握它的精髓，从而提高自身的音乐创造能力，这对于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学生是十分有利的，既能增强自己的音乐艺术欣赏水平，又能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艺术表演能力。

（三）学习原生态民歌有助于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社会发展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现如今人们不再仅局限于对个人能力的重视，而是更倾向于对个人综合素质的注重。因此，对于高校学生而言，作为一名大学生，教师的义务是教书育人，而学校的义务是培养全面发展且综合素质水平较高的优秀学生。同样，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学生，在校学习的过程中，学校也要以培养有文化、道德、理想和纪律的“四有新人”作为标准，来培养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学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学中，对培养高素质文化人才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原生态民歌作为传统民族音乐中的优秀音乐艺术，在经历了实践的考验后，留存下来的都是经典。因此，通过对优秀原生态民歌音乐作品的学习，不仅能培养戏剧影视表演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还能使其在学习原生态民歌的过程中，对前人热爱大自然和生活的情感有所I悟和体会，从而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四、结语

原生态民歌是中华传统民族音乐中的重要音乐艺术，高校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学生学习原生态民歌，不仅是对于原生态民歌的传承与发扬，也是促进当前声乐教学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另一方面，声乐学习也是戏剧影视表演学生重要的学习内容之一，因此在进行声乐教学时，教师可以将原生态民歌引入到课堂教学中，不但能增强学生对于民族音乐的理解和欣赏能力，还能提升学生的音乐艺术审美能力，从而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梁晶.影视表演专业声乐教学小议[J].当代电影，2007，06：93-95.

[2]程析.原生态民歌与高校民族声乐教学[J].艺术教育，2016，02：62-63.

[3]梁旭.原生态唱法融入高校声乐教学的思考[J].黄河之声，2014，13：16-17.

影视戏剧文学的定义篇(6)

随着各种或新或旧的社会思潮渐次兴替，中国戏剧的理论与实践正面临一个空前混乱的时期。这样的混乱是否存在于所有文化领域且存而不论，至少是在艺术领域，它确实存在着而且正在对艺术的生存与发展产生着现实的影响。而在戏剧领域，尤其是本土戏剧领域，混乱的程度显然要甚于相关的其它领域。混乱最典型的表现形态，就是戏剧观念的驳杂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戏剧界普遍弥漫着思想与观念上的迷茫气氛，觉得无所适从；诸多似是而非的陈旧观念，依然在对中国戏剧的生存与发展起着负面作用。

我们不能想象中国所有戏剧创作与演出按照同一个模式进行，因此，戏剧表现样式的丰富多彩以及不同艺术观念的并存与互相竞争是应该提倡的，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戏剧界目前存在的观念混乱驳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因为多元的语境基于不同艺术观念之间的互动，只有人们基于理性坚持自己的风格与观念，并且允许不同艺术风格与观念平等地互相竞争，才能出现真正多元的、百花齐放的戏剧环境。然而，目前戏剧界理论与观念的混乱，却缘于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时期，诸多文化领域都意识到了在思想理论方面进行“拨乱反正”的重要性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开展了这项工作，在戏剧界这项工作开展得却很不理想，甚至可以说尚未真正开展过，致使与文革相关的诸多戏剧理论与观念，仍然在戏剧界不可思议地处于主流位置。这样一种独断和排它的戏剧艺术观念占据着理论高地，戏剧界当然很难出现真正多元的繁荣局面，所以，目前的驳杂并不是经过认真反思的、建立在历史理性基础上的多元，只是由于理论的软弱、放纵或者是惰怠，由于思想文化层面的反思精神的缺失，才使得历史以惯性的形式在不正常地延续。

现在的中国戏剧界，与文革时代当然有了质的区别。由于文革给社会造成的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创伤过于触目惊心，因此，从70年代末开始，对于文革中盛行的极左思潮的批判，在全社会形成了程度较高的共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对于作为文革期间文化艺术事业之代表的“样板戏”，现在还存在不少相距悬殊的评价（其中既有不愿意触及文革时间的痛苦记忆而激烈地拒斥“样板戏”的老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或者因为“样板戏”与他们青春时代的特殊关系、或者由于在“样板戏”创作演出过程中得以成名而对之不能忘情，因而对“样板戏”有着这样那样的怀恋情绪，当然也还有一部分人，在否定“样板戏”的政治倾向的同时，对于“样板戏”的艺术成就仍然给予高度肯定），但是从整体上看，文革期间占据统治地位的极左政治倾向，确实遭到了戏剧界的唾弃。尤其是文革期间所有传统剧目曾经被一律禁止上演，只允许上演几个“样板戏”以及钦令演出的少数几个按“样板戏”模式创作的剧目，虽然各地方剧种并没有被完全封杀，但是要求所有剧种都必须按照所谓“革命现代京剧”的范本移植演出“样板戏”；这样的现象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两、三年里，就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一大批文革中受迫害的著名或不著名的戏剧艺术家被“平反”和“恢复名誉”始，1978年以后，传统剧目终于艰难地渐渐开禁，对民间戏剧演出活动的干预渐渐减少，创作上的空间也开始得以开拓。

但是，政治的批判并不能代替艺术的批判，人的“平反”并不能代替戏的重新评价，对所谓“阴谋文艺”的揭露，也不能代替艺术观念的彻底清理。应该看到，“样板戏”创作所遵循的那些教条现在仍然在四处照搬，足以说明戏剧界对文革盛行的极左思潮的批判，并没有向着艺术层面延伸，或者说很少延伸到艺术层面上，因此，文革期间盛行的那些艺术观念也就不可能得到足够的清理。

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像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一样，盛行于文革期间的极左戏剧观念也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应该说，导致文革期间政治对戏剧的强暴，以及导致“样板戏”出现的那些理论根据，既不是出于某个“阴谋家”的个人趣味，它们在戏剧界形成的普遍影响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撇开那些极左的政治观念不谈，坦率地说，指导着“样板戏”创作的那些艺术层面上的思想观念，大到“三突出”、“高大全”之类刻有鲜明“样板戏”印记的戏剧原则，在题材选择方面只能局限于现代题材、所谓“要让工农兵占领舞台”这样的苛刻要求，小到舞台美术方面受到强调的写实置景，以及表演手法上的“生活化”等等，都是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出现的，并且已经在戏剧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这样一些实际上最终导致了文革中戏剧百花凋零、“样板戏”一枝独秀的艺术观念，在理论上受到的批判相当有限。而正由于文革被否定的同时，导致与孕育了文革戏剧的思想基础仍然有着很广阔的市场，我们的戏剧也就没有真正从极左思潮的笼罩下走出来，而戏剧领域目前存在的大量问题，都与此有关。

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要追索70年代末以来戏剧界没有像其它领域那样经历一个有深度的“拨乱反正”历程的原因，势必会触及到从1949年到文革的这段通常被称为“十七年”的时期，尤其是在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戏剧观念与文革戏剧之间的联系，而这样的微妙关系，正是文革刚刚结束的那些年代人们讳莫如深的。

因此，人们在批判文革时期戏剧界的极左思潮时，并没有真正从“十七年”去寻找原因，相反，由于戏剧界“十七年”成长起来的大量演员、作家和理论家在文革中遭受到残酷的迫害，人们很简单地将“十七年”视为文革的对立面，于是，文革虽遭批判，“十七年”却反而被神化了，存在的问题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一个非常之突出的例子，就是最近出版的《中国京剧史》将五、六十年代称之为“京剧的黄金时代”。虽然这样的评价受到一些来自戏剧界之外的质疑，但是质疑的声音显然非常之微弱。实际上远远不止于《中国京剧史》，近年里最有影响的当代戏剧史著《当代中国戏曲》，以及《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和《中国戏曲现代戏史》等著作，对于“十七年”里流行的那些戏剧观念，以及该时期出现的、带有这一时代特殊印记的诸多作品，几乎完全没有新的认识与评价。如果说在70年代末，基于“十七年”与文革时期戏剧创作演出的强烈反差，因而给予“十七年”以比较高的评价是情有可原的，那么，时至今日，我们本该更冷静更客观地看待这一时期，给予它以切合实际的评价。

二

当代戏剧史有其特殊的复杂之处，文革期间虽然传统戏剧在整体上受到摧残，然而某些经过特殊处理的戏剧作品又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从未有过的社会地位，这一现象本该早就引起我们的思考，探讨何以是戏剧而不是其它的艺术样式，在文革期间突然得宠，这其中除了一些个人的偶然因素以外，是否还有更多原因，或者说是否有其必然性。从这个角度看，就需要考虑“十七年”的戏剧发展是否已经内在地孕含了“样板戏”出现的条件。

如果我们要认真地清理“十七年”构成主流意识形态的那些流行的戏剧艺术观念，首先必须提及的是对戏剧功能的理解。我们不难看到，对戏剧工具化的和庸俗社会学的理解，贯穿在“十七年”的始终，不仅是在戏剧政策与体制等方面形成诸多负面作用，相当多的作品也受到这种工具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而来自另一个方面的影响也不能低估，那就是从苏俄等途径传入的欧洲流漫主义艺术观念，它们过于强调艺术家的个人表现以及艺术的纯粹性，强烈排斥艺术与一般民众欣赏需求之间的商业化联系，这种精神贵族气息十分浓厚的艺术观，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戏剧的制度层面与创作演出层面。

戏剧演出团体的国有化和专业化过程，一方面基于对戏剧的意识形态理解，这样的理解正缘于将戏剧片面地视为政治宣传工具的理念。如同政务院“五·五指示”所要求的那样，“十七年”的戏剧一直强调“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同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①由于受到这种观念的支配，戏剧的本体功能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置于次要的位置，而忽视了戏剧长期以来实际上以大众娱乐的形式存在，忽视了它千百年来作为普通民众最重要的精神文化娱乐方式的价值，所谓“政治挂帅”以及“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思想与演出指向，在“十七年”从未受到质疑。因此，在政治与戏剧的关系上，戏剧自身的价值显然被不恰当地矮化了，同样的思想也涉及到诸多传统剧目的评价上，比如众多曾经深受民众欢迎的“义仆戏”、丑角戏遭到“丑化劳动人民”的指责而被中止上演，传统剧目在改编过程中被加进一些政治性的教条，新创作剧目更被大量注入对观众进行意识形态教育、训导的内容。而对戏剧功能的这种理解，正是文革“样板戏”出现的前奏曲。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戏剧表演团体的制度性变革产生的影响。戏剧的商业功能受到不切实际的批评的部分原因，在于戏剧几乎完全被等同于诗歌、小说或绘画那样的个人化艺术创作，因之出现了重视创作轻视演出、把剧团主要当作一个创作部门而不是一个演出团体等现象。戏剧理论界机械地照搬欧洲17-19世纪资本主义成长期滋生的浪漫主义思潮，从纯艺术的角度批评与反对戏剧的商业化、市场化和娱乐性，鼓励戏剧作家、演员乃至导演、音乐、舞美等部门个性化的表现，导致剧团长期以来很少顾及戏剧的市场效应，以致逐渐丧失了戏剧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因之也就丧失了戏剧与观众之间天然的联系。②在“十七年”里，像连台本戏、机关布景这样的舞台手段之所以一直被视为大逆不道的现象，仅仅是由于它们的出现与繁盛带有明显的商业目的。众多长期以来深受大众欢迎的趣味性极强的折子戏、甚至包括一些大型剧目，被指斥为“低级趣味”而被限制甚至禁止上演。历史上持续下来的众多剧团的赢利模式，也在“十七年”里被有意无意地丢弃。剧团的运作乃至整个戏剧领域完全不顾及大众审美趣味，不顾及戏剧的娱乐功能，片面追求按照少数人的趣味裁定的所谓艺术性，正是“十七年”占主导地位的戏剧方针。当今人不无羡慕地提及“样板戏”的艺术上的精雕细刻时，还需要提及“样板戏”在艺术上追求的，是从“十七年”发展而来的贵族趣味。它的根源在于一批西化程度很高或者是自以为西化程度很高的知识分子担任了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人之后，轻率地按照他们信奉的那一套自以为是的贵族趣味裁定本土戏剧，破坏了本土戏剧通过娱乐这一维度建立起来的与大众的精神联系。

在这个意义上说，“十七年”的主导戏剧观念既与戏剧的本体相背离，又与戏剧的传统相背离。它要求戏剧承载过多非戏剧的政治与社会学功能，又在着力将戏剧抽离它生于滋长于滋的感性文化土壤，这样的观念与理论，本身就已经构成对中国戏剧或隐或显的破坏，同时还直接导向了文革戏剧。

对待传统的态度也是“十七年”的戏剧观念里非常值得反思的方面。有关“推陈出新”这一提法背后蕴含的复杂内涵，我已经在多篇专题论文中提及，③虽然我的观点目前还不为许多人认同，但我相信已经无需在此多做阐述。我只想重复一点，那就是“十七年”虽然对传统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发掘与整理，在此方面有着任何一个时代均无法比拟的卓著成就，但是这样的挖掘与整理主要涉及的是文学剧本的挖掘与整理，在舞台表演艺术层面的传承这个更艰难也更重要的方面，并没有得到同样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是断断续续的、不连贯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演变，这项工作遭到越来越大的外在政治压力，直至中止。传统剧目的演出也是如此。“十七年”里传统剧目的上演并没有完全停止，不过它总是在不停地经历着种种磨难。“十七年”召开过数次剧目工作会议，其中最核心的主题始终是为了解决“上演剧目贫乏”问题，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量传统剧目的上演受到限制和抑止。相关的事件，包括50年代初各地的大规模禁戏，“大跃进”时期各地纷纷规定剧团上演现代戏要达到相当大的比例，直至提出“以现代戏为纲”，以及60年代开始禁演“鬼戏”的风波，我们不难由此看到，其中已经清晰地表露出一条通往文革期间百花凋零一花独放的不归路。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多数民族无论是否出于自觉都会采取种种文化措施以保护自己的传统。然而，在“十七年”，给中国戏剧的悠久传统留下的却是累累创伤。究其原因，是由于在整个“十七年”，戏剧界可以用于支撑历史承传的理论资源极少，相反，那些糟践传统、毁灭传统的做法，却能够毫不费力地找到许许多多的理论依据。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类活动需要有“意义”的支撑。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只有在清晰地了解某种行为的意义时，才有可能自觉地、主动地、持续地从事这种行为。在传统的承继问题上缺乏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导致“十七年”里在发掘与继承传统剧目和传统表演技法方面经常起伏，缺少必要的连贯性，那些曾经流传几十甚至几百年的经典剧目的上演经常受到封杀，而且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遭遇夭折的厄运。在某些时期，要允许在民众中备受欢迎的传统剧目上演，甚至需要以所谓“为了保证艺人的经济收入，让他们能够维持生活”为理由，这样的理由之苍白无力是可想而知的，本土的传统艺术需要以这样的理由存在，其苟延残喘之态已经毕露无遗。

讨论“十七年”的戏剧观念，还需要特别提及现代戏与实际上的“题材决定论”的影响。现代题材戏剧作品的创作与演出在“十七年”受到特殊的关注，在这里，题材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经被置于作品主题与风格之上。抽象地看，要求向来十分注重历史题材的本土戏剧转而更加重视当代生活题材作品创作，以深刻反映当代民众特有的情感与心理需求，并且使之在作品内涵上更符合现代社会要求，这样的理论与观点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我们还需要看到，在“十七年”受到鼓励的现代戏并不纯粹是个题材概念，而使现代戏受到特别推崇与提倡的理论背景，不仅包括前述对戏剧功能的远离戏剧本体的理解，同时也包括了对传统戏剧价值的深刻怀疑。因此，现代戏以及对现代戏的倡导，并没有从中国戏剧历史与现状出发的足够理由。至于它的实践所引起的恶果，虽然直到文革时代才最终达到极致，但无可否认，在“十七年”的多数时期，对现代戏的片面提倡给戏剧创作演出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一个同样无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十七年”创作演出的大量现代戏，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其实很少，因此它对中国戏剧的贡献其实很小。然而，现代戏的价值与意义却被无限夸大了，“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在戏剧舞台上的存在空间受到强行压缩，直至完全被驱逐出戏剧领域。这一结果对中国戏剧无疑是灾难性的，它导致了中国戏剧传统的中断，在文化资源方面造成的损失已经无可弥补。

在表现技巧与形式层面，“十七年”值得怀疑的流行戏剧观念包括从苏俄引进的所谓“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及对戏剧与生活关系简单化的、肤浅的理解。这样一些观念都在“样板戏”里臻于大成。在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从戏剧的功能、题材的选择以及形式技巧方面的演变上看，“十七年”都是文革“样板戏”的必要准备，或者说，许多在文革中出现的现象，其根源都要到“十七年”去寻找，要通过对“十七年”的考察才能得以理解。

三

客观地说，“十七年”的中国戏剧发展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然而，研究和反思“十七年”的中国戏剧发展，有一个问题是必须提及的，那就是对“十七年”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并不容易。在目前已经出版的多数当代戏剧史著里，“十七年”的成就明显被高估了，而这样的高估并非偶然。即使我们不过多地纠缠于它的意识形态背景，那种将“十七年”看成是有史以来中国戏剧最繁荣和最有成就的时期的判断，现在看来是值得商榷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十七年”的戏剧能够取得相当大的成绩，其原因并不在于那些“十七年”特有的戏剧理论与观念的引导，而恰恰是由于相反的原因。应该指出，左右和支配了“十七年”戏剧创作演出的前述理论观念，其影响面远远不止于戏剧领域，但是，假如我们将“十七年”的戏剧创作与演出和其它相关的艺术门类相比较，那么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戏剧界所受到的极左思潮以及欧化艺术观念的影响，比起其它的任何领域都要小。由于戏剧在一般民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即使是在极左思潮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民间仍然有地下的传统戏剧演出；同样，由于戏剧的悠久传统以及它所蕴含的美学内涵强烈地作用于在这个文化氛围里成长的所有个体，即使是那些最热衷于宣扬背离戏剧规律和本土戏剧传统的欧化理论观念的人们，其实际的欣赏趣味也往往与他们之所提倡相背离。④而本土戏剧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它在民众审美需求方面难以动摇的地位，都使得那些与之不相谐调的政策、理论和观念，受到或明或暗的阻力。兼之戏剧表演的表现手法和技巧等方面的特殊性构成了一道天然的防护屏，非专业人士难以对这一领域涉及到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问题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指导意见，这就给了本土戏剧按其历史规定性生存发展的一定空间；而那些传统遗存拥有的魅力，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了新时代创作上的空虚。这样一些特殊的因素，都给中国戏剧的持续生存发展注入了内在的动力，保证了本土戏剧没有为“十七年”所流行的那些实际上极具破坏性的理论与观念摧毁，而且还多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可是，也许正由于“十七年”本土戏剧所受到的外力干预并不像其它领域那么大，也许是由于中国戏剧自身拥有的顽强的生命力，使得来自于非戏剧领域的干预以及来自异域的戏剧观念的影响，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使得“十七年”的戏剧创作演出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因此，前述那些有可能对中国戏剧造成致命打击的理论与观念的危害性，也就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警觉，以致于文革结束以后，“十七年”流行的那些艺术理论与观念，仍然能够基本上以其本来面目得以安然延续。而通过基于这样一些理论与观念的社会评价机制和艺术教育系统的作用，它们还在左右着目前的戏剧创作与演出，生存与发展，其负面作用仍然不可低估。

而所有这些未经反思与质疑的政策、理论与观念，最关键和最致命的影响在于，它们在根本上偏离了本土戏剧长期以来自然生存、发展的运作规律，而且由于体制的变化令中国戏剧失去了自主性，戏剧本身曾经拥有过的自然生存、发展空间也就在相当大程度上遭到破坏。不看到这一现象，盲目地歌颂“十七年”中国戏剧取得的成绩，即使“样板戏”已经失去了再生的政治土壤，像“样板戏”时代那种百戏凋零的历史，未必没有重演的可能。

对于中国戏剧的当展而言，仅仅对文革做出政治层面上的否定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仅仅着眼于否定与批判文革时期导致戏剧遭受浩劫的理论观念本身也还是不够的。文革结束虽然已经二十多年，补上“拨乱反正”这一课对于目前的中国戏剧界仍然至关重要，而要做好这项工作，就必须对“十七年”有足够的反思。我并不想过于夸大“十七年”的戏剧政策、理论与观念在今天的作用力，不过，如果我们不对文革之前“十七年”的戏剧观念与思想做一些必要的清理，忽视了它们的存在以及影响，中国戏剧的当展必定会处处受到掣肘，就不可能重新走入正轨。至于“十七年”的诸多戏剧理论与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前的戏剧史论研究，限于篇幅，只能另文讨论。

注释：

① 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1951年5月5日。

② 欧洲流漫主义思潮的出现有着特定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它们是当时社会无法阻挡的商业化与市场化潮流的一种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与矫正。因此，“十七年”的问题不在于这些思潮本身，而在于它出现于一个商业化与市场化受到严厉抑制的社会环境，因此它所起到的就不再是补充与矫正作用。真理向前一步就成为谬误。

影视戏剧文学的定义篇(7)

戏曲电视剧是在戏曲与电视这两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艺术品种,尽管有着自己的独立特性,但在更多层面上还是这两种艺术形式的整合和融合,还是受到戏曲文化和电视文化的双重影响。

(一)戏曲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戏曲艺术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表现范围非常广阔,举凡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宗教、伦理、道德、习俗等各个领域,几乎都是它的艺术再现的对象,有着非常丰富的表现内容。而且,戏曲艺术还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文学、音乐、舞蹈、曲艺等各个艺术门类,都被其融入自身,因此戏曲艺术还具有非常充分的表现形式。这样一种有着强烈的开放性和吸引性的文化形态,是处于经常性的变化和发展之中的。这些特点使得戏曲的社会影响力远大于其他艺术种类,具有更高的艺术地位,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总是能通过自我机制的调整实现艺术的更新,从而找到发展的契机。这种可变性和适应性对于戏曲电视剧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戏曲文化具有全民性,它以不同的方式或方法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审美需要。”[3]戏曲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通俗艺术,是以全社会为欣赏对象、以通俗化为标志的大众艺术,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性。戏曲艺术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戏曲电视剧的艺术基调,即群众性和通俗性,而这也正是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的突出特点。除此之外,由于各地区存在方言也即语言差异,不同地区观众的审美需求也必然各有特色,中国戏曲现在仍存留有三百多个剧种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以剧种方式而存在的戏曲文化的多样性,使得戏曲电视剧成为了一种带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电视艺术,也使得它的丰富和多样成为可能。

(二)电视文化的影响

孟繁树先生认为,“所谓电视文化,可以概括为伴随着电视这种新的社会传播媒介而出现的一种现代的文化生活方式。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其浸润所及,几乎遍布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3](40)电视文化的普及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电视文化具有极其广泛的内容,任何社会文化进入这一传播媒介体系内,都要按照电视运行也即视听的规律和要求来进行加工、改造和创造等电视化处理。而在电视化的过程中,综合性是需要遵循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和途径。在电视艺术领域的各种艺术样式中,都可以看到综合性特点的体现。戏曲电视剧作为电视艺术综合性的表现,其创作也必然要自觉地顺应这种艺术的自身规律。

二、戏曲电视剧追求“中和”之美

“戏曲电视剧是由戏曲与电视剧进行联姻而产生的,既不同于戏曲又有别于电视剧的一种电视艺术的新样式或新品种,它具有独特的审美品格和作为一种新艺术的质的规定性。”[3](28)戏曲电视剧既没有因成为电视艺术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而完全丧失戏曲艺术的审美品格,也没有将戏曲表演的种种艺术模式完全搬上电视荧屏,而是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对于“中和”之美的审美追求。这不但是戏曲电视剧的审美价值的核心,也是它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根本标志。

(一)中和戏曲舞台的虚拟性与电视荧屏的真实性

传统戏曲的一个重要美学原则就是舞台时空的流动性,或说是虚拟性———戏曲舞台的时空特点是假定性大,舞台的时空并不需要借助景物造型来表现,而是依靠演员的表演,通过唱词和适当的动作来交代周围的景物和环境,即所谓景随人走和景在人身上。这种程式化的表演具有写意性,它可以以桨代船、以鞭代马、以演员生景。舞台的变幻,环境的迁转,时间的流变都依靠演员的表演来实现,以唤起观众对时空的联想,产生艺术感受。这是戏曲舞台艺术的主要特点之一。应该说,这种表演方式,在舞台风格的总体范畴中是合适的,是能为人们的审美情趣所接受的。观众在观看舞台上的戏曲表演时,心中明确知道这种虚拟化的种种表现特点,演员的演和唱相得益彰,与观众的审美诉求完全一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戏曲电视剧的制作需要借助电视手段来实现,需要将舞台表演转化为荧屏再现,往往是选用实景(或是搭景)的,是立体的,有很强的真实感。这样的环境设置与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演———虚拟、假定性极强的表现形式就出现了矛盾和冲突。这时,如果再完全采用舞台表演的虚拟化的技巧和方式,就显得不合适了。比如,当演员在宽阔的大河前以桨代船,在蜿蜒的山道上以鞭代马,在真实的房屋前假装扣门,或是仅仅走一个“圆场”,就代表地理位置的变化,而身后的背景始终未变,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在审美意识上是不能接受的,只能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滑稽感。受电视剧制作技术手段的影响,戏曲电视剧表现时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为将戏曲舞台上时空的虚拟表演与电视剧表现的实景相统一,戏曲电视剧中的具体表演方式必须做相应的变化,以求通过表现力丰富的电视化手段,结合戏曲的艺术特点,使戏曲电视剧成为富于生命活力的新样式,使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不产生阻隔和障碍,进而达到良好的审美诉求。

(二)中和表演艺术的程式化和电视剧的生活化

王国维曾将戏曲定义为“以歌舞演故事”。这一方面说明了传统戏曲中,故事性也即情节的重要,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戏曲存在的主要方式———以歌舞来表演。中国戏曲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在不断的继承和创新中,逐渐确定了一套比较固定的程式化的表演方式。“所谓程式化,是说传统戏曲的表演语汇都是经过规范的,而且这种被规范了的表演语汇还具有普遍意义,即是说同一个动作既可以在同一出戏中重复使用,而且也可以在不同演出乃至不同剧种中重复全长,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个别的动作问题,而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语汇。”[3](62)这种表演方式的程式化和舞台时空的虚拟化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虚拟化的舞台时空的需要,才产生了程式化的表演方式;也正是由于表演方式的程式化,才使得舞台时空的虚拟化成为可能。戏曲表演的程式可以表达感情、表现景物,甚至可以推动情节的发展,是丰富的戏曲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表演艺术的程式化不仅要求演员对于固定的程式要烂熟于心并能运用自如,如起霸、云手、跪步、圆场、走边、蹉步、抖髯、甩发等,而且对服装、化妆、道具等其他方面也有比较具体的要求。传统戏曲的服装、化妆、道具等也往往是类型化的,如服装上往往要按照人物的身份、年龄和性格的特点进行分类和规范,为符合人物性格、身份,戏曲界有“宁穿破、不穿错”的格言;戏曲的脸谱、髯口,也都是按照人物性格、年龄特征设计的,而且各个剧种还有理解不一的差异;舞台道具的虚拟、假定性都较大,真实感较差。这些造型元素都具有假定性和夸张性的特点,这和舞台表演的程式化是相适应的。正是这些方面彼此配合,才共同造就了戏曲这一最重要的写意化的特点。而相对于戏曲表演的程式化,电视剧的美学原则却是要求生活化。“生活化是在电视这种大众传媒基础上形成的电视剧的基本艺术特征之一,是一种艺术样式(类型)对反映生活的美学要求。即通过电子技术传播给观众的‘屏幕视像’———电视剧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已经不是什么大众性的通俗性的问题,而是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与民众生活融为一体的生活艺术。”[4]由此可知,对于电视剧而言,生活化这一艺术特征,并不是一种题材内容的要求,而是艺术上的特征规定。这样的一种艺术特征和戏曲表演中的程式化,那种明确的假设性的表演方式是存在矛盾的。戏曲电视剧就是要将戏曲舞台表演的程式化与电视剧的生活化结合起来。为了符合戏曲电视剧的美学原则,为了更好地刻画、塑造性 格各异的形象,一些固定的程式化表演方式,夸张的脸谱、定式的服装和假设性的道具等与戏曲电视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不太和谐的部分,也都需要做适当的调整和改变,以达到最佳的观赏效果。然而,如何才能对其做准确把握,既保持戏曲艺术的传统美,又将其与电视技巧相融合,这个问题对于戏曲电视剧的创作者们来说,无疑是有难度的。一方面,传统戏曲的程式化和虚拟性,是展示戏曲独特之美的重要特性,正是由于那极具象征意义的一招一式,才使得观众生发出难以明状的美感享受,这也是传统戏曲长期发展而来的文化累积。另一方面,电视剧的表现手段又要求不得不舍弃或改变某些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否则便仅仅是两种艺术形式的粗浅整合,既不能使传统戏曲经由电视传媒发扬光大,也没能为电视领域增加新的表现方式,这种结合便无价值可言了。

(三)中和戏曲音乐的连贯与电视音乐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