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的特征篇(1)

1.论法律英语的词汇特征

2.法律英语模糊词语的运用与翻译

3.法律语言学、法律语言——兼谈法律英语的特点

4.法律英语教材评价实践

5.高校开展专门学术英语教学之瓶颈与对策刍议——以法律英语教学为视角

6.法律英语词汇特点及翻译

7.影响法律英语翻译的因素

8.法律英语教学现状分析与教学改革思路探讨

9.国内法律英语研究二十年

10.法律英语长句翻译策略

11.论法律英语课程“双高”教学目标的实现 

12.法律英语教学的困境与改革

13.法律英语的文体特征与翻译策略

14.法律英语语法特点初探 

15.论法律英语在法学专业双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16.法律英语的语言特点及翻译 

17.法律英语句子结构特点及其翻译 

18.法律英语词汇特点及其翻译方法探析 

19.法律英语课程全英教学研究 

20.法律英语汉译中归化与异化之选择

21.法律英语文本名词特点及其翻译

22.法律英语翻译的模糊性与准确性 

23.法律英语汉译中的术语不可译及其处置

24.法律英语增强语的语义属性及词语搭配调查——一项基于法律汉英平行语料库的研究

25.法律英语文体特征浅析  

26.法律英语教学与国际型法律人才的培养  

27.法律英语的句法特点及其汉英翻译策略 

28.法律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探析 

29.法律英语的模糊性特征 

30.中西法律文化、语言习惯对法律英语翻译的影响 

31.法律英语名词化剖析及汉译英策略 

32.法律英语的词汇特征

33.法律英语名词化词语的汉译研究

34.法律英语与涉外律师——兼谈高校法律英语教学 

35.法律英语的词源与专门术语

36.法律英语词汇特点分析

37.法律英语课程的定位分析及其教学范式研究

38.法律英语中古体副词的构成、含义及翻译

39.法律英语的语体特点研究 

40.法律英语的历时演变及其翻译标准

41.法律英语中长句的翻译 

42.法律英语的语言特点及课程设计

43.法律英语渊源及其词汇特征

44.法律英语的语言风格之我见 

45.英国法律英语课程教学模式研究——一项基于诺丁汉大学的调查

46.法律英语中的模糊语言及其翻译策略研究

47.法律英语教学模式的探索 

48.从法律英语词汇特点看法律文献汉译英

49.我国法律英语教材的编写与出版现状研究

50.法律英语特点及其应用  

51.法律英语的文体特点及英译技巧

52.“多模态信息认知教-学模式”初探——复合型课程“法律英语”教学改革尝试

53.法律英语的语言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54.法律英语教学中应注意思考的几个问题

55.法律英语用词的准确性特征 

56.论法律英语的语言特点 

57.法律英语的语言特点及翻译技巧 

58.论法律英语的汉译 

59.法律英语教学模式比较研究 

60.论法律英语翻译的原则 

61.法律英语的长句翻译  

62.法律英语翻译的准确性与模糊性

63.法律英语翻译:特点与要领

64.评复旦大学《法律英语》中的译注——兼谈法律专门术语翻译的基本原则

65.法律英语的语言特征与翻译原则

66.法律英语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研究 

67.法律英语语言的简明化 

68.法律英语词汇特点分析

69.法律英语教学法研究 

70.试论法律英语的词法和句法特点

71.法律英语的语言特点及其翻译技巧 

72.法律英语的翻译策略

73.基于法律文化语境的法律英语翻译原则与策略

74.法律英语的语言特点与翻译技巧 

75.法律英语的模糊现象及其翻译 

76.文化差异对法律英语翻译的影响 

77.法律英语中的隐喻研究及其汉译

78.浅议法律英语的翻译原则与技巧

79.论法律英语的语言与文体特点

80.法律英语词汇的特点及其翻译 

81.法律英语翻译中的方法研究 

82.法律英语长句特点及其汉译 

83.法律英语的词汇特征分析 

84.法律英语人才培养刍议 

85.法律英语教学若干问题的探讨

86.法律英语的用词特点及翻译 

87.从功能对等理论看法律英语术语的跨文化翻译

88.法律英语语句结构探析

89.古体词在法律英语中的用法和译法 

90.浅析法律英语中用词的精确性原则

91.法律英语含义探究 

92.法律英语文体特点及汉译英翻译策略

93.ESP理论与法律英语学科建设 

94.浅谈法律英语词汇特点及翻译

95.法律英语及其语言特点

96.法律英语的语言特征

97.法律英语文本中情态动词shall的用法及翻译

98.基于目的论的法律英语翻译浅探

99.法律英语的词源与专门术语

100.法律英语的文体特征与翻译方法  

101.文化心理学视角下的法律英语翻译研究

102.法律英语中情态动词shall的语气、情态及其翻译 

103.法律英语中的名词化现象及其语体特征

104.浅谈法律英语的特点及翻译 

105.法律英语中“shall”一词的翻译 

106.海事法律英语的文体特征及其翻译策略

107.海事法律英语的语言特征及翻译中的若干问题

108.大学公共英语、法律英语与法律双语教学的关联性研究

109.试论法律英语教学的定位

110.文化语境下的法律英语词汇翻译 

111.论法律英语的词汇特征

112.我国法律英语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113.论法律英语教学法 

114.法律英语用词之特点 

115.法律英语中词语的特色 

法律文化的特征篇(2)

关键词：文化共核 文化差异 美国模范刑法典 跨文化翻译

一.法律文化与法律英语

“所谓‘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下，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或者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以及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一方面，起源于中华法系、建立在大陆法系基础之上具有鲜明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法律与起源于中世纪日耳曼习惯法和诺曼王朝国王法院的判例、以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另一方面，“在全人类的文化中，存在着共同的核心，换言之，各种文化相覆盖的部分就是文化共核。”不同国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随着交往的不断扩大及加深，对世界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而基于法律方面共识所形成的各种法律文化相覆盖的部分就是“法律文化共核”。

众所周知，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相互依赖并互相影响。法律英语与法律文化的关系亦是如此。法律英语，作为ESP的分支学科之一，无论是在词汇、语法和语域还是在语篇、体裁及技巧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于日常英语的特色。对非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而言，法律英语在每一个层面都浸透及彰显着英美等国家的法律特色。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法律英语不仅仅是英语国家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赖以形成和传承的形式与手段，它还从各个方面体现了英语国家法律文化并对其形成与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法律英语又是英语国家法律文化的产物，英语国家法律文化，作为法律英语存在的背景条件，无时无刻不对其进行着渗透和制约。因此，法律英语的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也是一种法律文化的转换，是一种跨法律文化的交际活动。

二.从《美国模范刑法典》看法律文化对法律术语的影响

如上所述，中国法律与英语国家的法律（以英美为代表）既存在着“法律文化共核”，又存在着巨大的“法律文化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在其各自法律语言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对此，笔者拟结合《美国模范刑法典》对其进行简要剖析：

建立在大陆法系基础上深受前苏联刑法理论及研究模式影响的中国现行刑法与源于英国普通法的美国刑法从立法到司法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诸如，在美国，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其“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法律理念根深蒂固。因此，在犯罪认定上，美国刑法注重定性，其犯罪圈划得相当宽泛，就连很多在中国刑法中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行为也都被认定为犯罪。《美国模范刑法典》第104条将犯罪分为“felonies”，“misdemeanors”，“petty misdemeanors”和“violations”四类就是对此的集中体现。然而，历来以制定法为主体的中国刑法在认定犯罪时，虽然也重定性，但更重定量、重结果。这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大量如“后果特别严重”及“数额特别巨大”等规定中。换句话来说，我国的犯罪圈相对较小，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不存在类似上述分类，即使在目前的刑法理论界，开始有学者提出“重罪与轻罪”的分类，但与上述分类亦不完全对应。又如，中国刑法受几千年封建刑法及前苏联社会主义刑法的影响，强调义务及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因此，中国刑法采取的是同时具备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及犯罪主观方面的耦合式犯罪构成，并突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美国刑法则更突出强调权利、平等及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因此，美国的犯罪构成为双层次结构：其一，犯罪的实体要件，这包括《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01-2.03条所规定的“voluntary act”， “culpability”及“cas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duct and result”；其二，责任充足条件，即各种合法辩护的排除。分析上述两种犯罪构成体系，可知，一方面，二者之间存在“文化共核”，例如都对精神上的障碍以及行为人的年龄予以了考虑；但同时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文化差异”，如《美国模范刑法典》中有关“culpability”的具体规定和中国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而这无疑造成了法律术语的不对应。

三.法律术语跨文化翻译策略――以《美国模范刑法典》为例

法律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使不同国家法律术语之间的转换成为可能，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又使得这种转换变得尤为困难及复杂。对此，笔者认为，任何法律术语都是其法律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法律术语的意义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一种相应的法律文化，而最终也只能在与该术语相应的法律文化中得出其真正的含义。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探讨及比较源语与译入语法律文化间的“共核”及“差异”，将法律术语具体分为以下三类并对其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其一，基本对等，指得是当源语中的法律术语A与译入语中的法律术语B具有完全相同的本质特征及绝大多数的非本质特征时，或者当A具有B所有的特征而B具有A中所有的本质特征及绝大多数的非本质特征时，源语中的法律术语A与译入语中的法律术语B为基本对等词。这类词汇无疑是比较容易翻译的。对此，绝大多数学者建议采用直译的方法。但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却并非完全妥当。诚然，在“文化共核”的情形下，准确有效的翻译成为可能并变得相对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采用直译的方法也确实能够完成翻译的目标，如对“cas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duct and result”一词的翻译，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没有明确提出“因果关系”这一概念，但在中国刑法理论却一直都对“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予以强调。因此，虽然中美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含义不尽相同，但直译无疑可以完成功能对等的既定目标。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直译却不是有效的翻译。如对“voluntary act”一词的翻译。虽然中美刑法采取了不同的犯罪构成体系，但在现代社会普遍强调“人权”及“自由”这一文化背景下，双方都排除了思想犯，肯定了只有存在“行为”才可能成立犯罪这一“共性”，这也就成为“基本对等词”成立的重要前提。基于此，很多译者将其直译为“自愿行为”，这一翻译虽不能说错误，却不甚恰当。一方面，“自愿行为”一词容易产生歧义，其所对应的是“不自愿行为”， 而通过将“voluntary act”一词置于《美国模范刑法典》这一具体语境下，可以得知其实际内涵为排除了“反射动作、痉挛、无意识或睡眠中的身体动作、处于催眠状态中的动作、由催眠中的暗示所引起的动作以及非基于行为人的意思活动或者意思决定而做出的有意识或者习惯性的其他身体动作”以及不作为之外的行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与之相对应的词汇，但是根据刑法理论中有关“危害行为”的论述，即“危害行为，指得是在人的意志或者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有作为与不作为两种基本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得知，其与“危害行为”的表现形式之一“作为”具有完全相同的本质特征及绝大多数的非本质特征，二者为“基本对等词”。因此，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再通过直译的方式创设出一个新的并且可能产生歧义的词汇，可以直接在探析两国文化的前提下，在译入语中找出源语的功能对等词。

其二，部分对等，指得是当源语中的法律术语A与译入语中的法律术语B的绝大多数本质特征及部分非本质特征相同时，或者当A具有B的所有特征而B仅具有A的绝大多数本质特征及部分非本质特征时，源语中的法律术语A与译入语中的法律术语B为部分对等词。在这种既存在“文化共核”又存在“文化差异”的情形下，翻译则变得相对棘手。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上述“felonies”及“misdemeanors”二词。正如上述，中美两国法律文化的差异导致了犯罪分类的不同。《美国模范刑法典》根据刑期将犯罪明确分为四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则从犯罪主观方面的角度将犯罪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两类。这无疑是两种不同的分类。因此，之前的学者在翻译“felonies”及“misdemeanors”时，往往根据其字面含义将其译为“重罪”及“轻罪”。然而，这样的翻译并不妥当。虽然在当今中国刑法理论中，有刑法学者主张将犯罪分为“重罪”及“轻罪”以更好地区分不同性质的罪犯，但结合《美国模范刑法典》可以得知，“felonies”指得是“本法典指定为重罪，或者可处以（死刑或者）未适用加重刑期之规定1年以上监禁刑的实质犯罪”； “misdemeanors”指得是“本法典或者本法典生效后颁布的其他制定法规定为‘misdemeanor’的实质犯罪”。而在中国刑法理论中，对于“重罪”及“轻罪”的划分标准则不尽相同，一般认为，应当判处的刑罚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为重罪，应当判处不满3年有期徒刑的为轻罪。这种刑期上限的不同正是对中美刑法中“犯罪圈”大小的直观反映。如果我们简单地将“felonies”和“misdemeanors”译作“重罪”与“轻罪”，则无疑会产生误解。因此，笔者建议，在翻译时，可以对其予以限定，将其译为“法定重罪”及“法定轻罪”似更为恰当。

其三，不对等，指得是当源语中的法律术语A与译入语中的法律术语B仅有某些相同的本质特征或者没有相同的本质特征时，或者当A具有B的全部特征而B仅具有A的某些本质特征或者不具有A的任何本质特征时，源语中的法律术语A与译入语中的法律术语B为不对等词。不对等词的产生及存在正是对不同法律文化差异最直接及最鲜明的体现。而对于这类词汇的翻译无疑是最困难的。对此，笔者建议在忠实源语法律文化的前提下，灵活地采用释义、译借及创造新词等方法。例如，对于“petty misdemeanors” 一词的翻译，即可通过直译的方式直接创造在美国刑法规范中存在而在中国刑法文化中不存在的新词。根据《美国模范刑法典》，可以得知其具体内涵为“本法典或者本法典生效后颁布的其他制定法规定为‘petty misdemeanors’的实质犯罪，或者依照本法典以外的制定法可处以最高不超过1年的监禁刑的实质犯罪”。鉴于在中国刑法文化中，目前尚不存在与其基本或部分对等的词汇，因此，我们可以直接将其译为“轻微罪”，这样既能给读者以直观的印象，亦不会产生误解。当然，根据之前的分析，为了保证其与“felonies”和“misdemeanors”二词翻译的统一，如将其进一步限定为“法定轻微罪”则更为恰当。又如，对于“violations”一词的翻译则可以采取释义的方法。犯罪圈大小的不同，导致在中国刑法及刑法理论中并不存在“violations”这类的犯罪，而如果仅通过直译的方式将其译作“违反行为”则无疑忽视该词在《美国模范刑法典》中的实际内涵，即“本法典或者本州其它制定法规定为‘violation’，或者仅可以处以罚金、罚金和没收或者其它民事制裁，或者本法典以外的制定法规定犯罪不构成实质犯罪，本法典或者其它制定法规定的不产生有罪认定所引起的限制能力或者法律上不利的犯罪”。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使用中文中相关词汇将“violations”的意图含义表达出来，即将之释义为“不产生实质犯罪法律后果的法定非实质犯罪”。当然，虽然使用释义的方法，可以帮助译入语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源语法律术语的含义，而不是仅停留在表面意思，从而提高了可读性，但是一般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需特别谨慎，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正确的理解源语文化中源语的真正内涵。

参考文献：

[1]Basnett,S.A.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 Culture [M].London: Pinter Publisher,1990.

[2]Nida,E.A.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3]Sarcevic,S.New Approach to Legal Translation [M].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

[4]高铭暄,马克昌. 《刑法学》（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5]钱冠连.从文化共核看翻译等值论 [J].中国翻译，1994(4):14.

法律文化的特征篇(3)

关键词: 法律英语文本语义语句特征

在对外法律交往中,法律英语文书起草和翻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要做好这项工作,须对法律英语文本的语义和语句特征进行研究。

一、法律英语文本的语义特征

法律英语文本的语义特征,突出表现在英语法律术语与其所表达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上。有别于日常用语,法律英语文本一般具有如下几种语义特征。

(一)法律英语术语的语义单一。

法律英语作为一门应用于法律领域的专业性很强的用语,严谨且逻辑性强。法律英语术语表达的法律概念一般是单一的,反之亦然,某一法律概念一般只有一个对应的法律英语术语来表达。

我们知道,英语日常用语经常使用同义词和近义词,这会使得语言韵味丰富,意趣十足;但法律事务理应被明确、清晰、固定的表述,为了不致产生歧义,英语法律术语的含义一般是单一而确定的。那些日常生活用语中的同义词和近义词,一旦成为法律术语,其意义即被相对固定,一般会被分别用来表示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如lawyer,barrister和solicitor,在日常用语中它们都是“律师”,而在法律英语中,lawyer为通用词,除泛指“律师”外,还指其他法律工作者,barrister和solicitor用于英国和其他一些英联邦国家或地区,前者为“出庭律师”,后者则是“诉状律师”。实际上,类似的现象在中文法律术语中也大量存在,如“定金”和“订金”、“居所”和“住所”等。所以,法律英语术语具有特定含义和使用范围,不得随意引申和替代。

(二)反义词和同义词、近义词大量存在。

法律英语中存在大量反义词,它们所表示的概念具有矛盾或对立的关系。这是因为法律工作的功能和特点就是要处理矛盾,面对的主体往往是利益对立的双方,要表达各种相互对立的法律关系,就离不开大量对义关系词,如right―obligation(权利―义务),creditor―debtor(债权人―债务人),plaintiff―defendant(原告―被告)等。当然,两个对义关系词必须是同一类别的词,且一般其中的每一个都是单义词。

英美法多为判例法、非成文法,在起草法律文书时,为了避免产生漏洞,造成曲解,经常将同义词、近义词并列使用,如terms and conditions(条款),rules and regulations(规章),rights and interests(权益)等,并列词语起到了意义互补、排除歧义的作用。

(三)语义的严密性与模糊性并存。

法律是典型的社会学科,法律规范必须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适度的灵活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矛盾,所以法律语言往往同时具有严密性与模糊性,以此来保证具体个案能得到具体的处理。因为法律事实的程度、数量、范围等可能无法明确,所以例如reasonable time(合理的时间),appropriate action(适当的行动)等表述大量存在,这其实是一种原则性的规定,理解和适用要结合届时具体的情境来判定,也就是说,模糊性的存在其实是法律灵活性的需要。

二、法律英语文本的语句特征

法律英语文本中句子的长度动辄达到上百个单词,有时一句话就是一段,所以,法律英语给人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句子冗长、可读性差。

(一)法律英语文本大量使用复杂句,多用限制性从句和短语。

法律英语文本为了表述的严谨和准确,多使用结构严密、说理完整的长句,限制性从句和短语的使用比比皆是,各种复杂的修饰限定成分当然也造成了阅读和使用上的困难。比如下面的句子:

“Patented Technology” means such patent,and such applications for the patent as are presently owned or will hereafter be acquired in the future by Party B,or as Party B has or may have the right to control,or as are permitted to be transferred during the effective period of this Contract in any or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ld,and as are applicable to or may be us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Contract Products specified by the Parties hereto.(“专利技术”,系指乙方目前拥有的或未来获得的,或乙方有权或可能有权控制的,或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在世界任何国家许可转让的,适用于或可能适用制造本合同双方规定的本合同产品的专利和专利申请。)

此类句型在英语法律文本中屡见不鲜,应当指出的是,句型结构和内容安排得复杂周密固然能使表意更加全面准确,但也因此使得法律文本可读性差,人为制造了法律交往的障碍,这种表达方式已为现代英美法律问题学家所诟病。

(二)法律英语文本大量使用被动语态。

一般认为,被动语态的使用有利于强调事实本身,突出表达内容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在法律文本尤其是法律规范条文中,被动语态的使用颇为频繁。请见下两例:

Article 22 Except that it is based on transaction practices or that the offer indicates an acceptance may be made by performing an act,the acceptance shall be made by means of notice.(第二十二条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英译)

No bill of attainder or ex post facto Law shall be passed.No capitation,or other direct,tax shall be laid,unless in proportion to the census or enumeration herein before directed to be taken.No tax or duty shall be laid on articles exported from any state.(不得通过任何剥夺公民权的法案或者追溯既往的法律。除非按本宪法所规定的人口调查或统计之比例,不得征收任何人口税或其它直接税。对各州输出之货物,不得课税。――摘自《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被动语态的使用使得法律条文的表述充满了客观性气息,也因此增加了其权威性。

(三)动词的名词化特征突出。

法律英语文本之所以体现出这种特征,既是英语语言和英语民族思维固有特征的表现,更是因为只有极力淡化法律文本叙述中的主体性,突出描述的客体性,才能充分体现出法律的客观公正性。

通过研究文本我们可以发现,法律英语中的动词名词化主要表现为动词加后缀名词化,如punishment,failure,denial,defendant,knowing等,或者是动词直接用作名词,如delay,process等。这类名词几乎可以出现在除谓语之外的任何句子成分中,且经常充当主语或介词宾语,表现出明显的客体性思维特征。

(四)多使用陈述句。

英语句子按使用目的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四类,其表意功能各有不同。在立法和司法语言中,要准确明白地说明法律规范,毫不含糊地界定权利义务,客观清楚地叙述案件事实,就要尽可能抛弃个人主观意志和感情,所以在法律英语文本中,陈述句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其它句型。翻看英美成文法、英文国际条约和合同,我们发现在法律规范和正式法律文书中,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排斥使用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的。例如:

Foreign trade mentioned herein shall cover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goods,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本法所称对外贸易,是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

法律文化的特征篇(4)

一、法律的文明属性

认识法律的文明属性，首先需要在观念上的更新。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意识及法律制度中德主刑辅、重刑轻民、严刑峻法甚至酷刑乱法以及义务本位和官本位的影响，似乎一谈到法就意味着惩罚、镇压、限制、禁止、束缚、不通人性、冷酷无情等等，使人们畏法、惧法、仇法、避法，这样形成的法律观念自然就与文明无缘。

然而事实上，法律不仅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之一，而且法律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文明内涵和属性，同时法律发达史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化的过程。

文明是标识人类的进步程度和状态，社会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所以文明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紧紧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似应是比“文化”更高层次的概念。因为“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比较高一级阶段，即告别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从而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动物界而进入文明时代才开始呈现的进步程度和状态；而在此之前，“文化”早已存在，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哪怕是早期旧石器时期最粗陋的遗物遗迹，也具有‘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但一般都不把它们称为”文明“。可见文明及文明史是标识人类社会发展程度中更高层次的概念，而文化是泛指人类社会任何发展成果和发展阶段的概念）。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生产工具改进（出现了金属工具）从而使生产力有很大提高的基础上，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导致私有制、阶级以及国家和法律的出现（即生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行为趋于复杂化，而需要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更加严密才能使社会保持有序）。可见国家和法律乃是文明社会的一种标志，虽然同时也就伴随着严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但也是人类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行为方式趋于进步和文明的表现。所以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董必武同志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律要算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 [2]；比利时法学家班达认为，法是文明社会通向公共的强制，是为在人们之间实现一种秩序而制定的”行为规则的总和“ [3]；美国法学家富勒把法律看作是不断的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法律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 [4]；英国法学家菲尼斯认为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确定性、具体性、明晰性和可预测性引入人类相互行为中，使法律不仅规定人们的行为规则，而且建立了用以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机构，从而使”法律调整它自己的创造“ [5]；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认为法的概念应基于科学普遍性，从最广泛的意义强调法应当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秩序“和”社会组织的特殊技术“ [6].

之所以说法律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这从法律的起源和产生过程也可以看出来。因为它是社会调整从原始社会个别的、偶然性的和任意性的调整进到普遍性、共同性和规范性的调整；从自发性调整进到自觉的调整；是从氏族社会中习惯同宗教、道德规范混溶，权利与义务不分，进展到逐步分化发展开来而形成法律规范的过程。固然调整阶级关系的需要是法产生的直接原因，然而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乃是法产生形成的根本原因和深层次动因。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7].恩格斯也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8].

不仅如此，法律本身就具有文明的属性，法律虽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但它作为一种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的象征和保障，就必然体现着某种公平、正义、理性和正当利益（虽然不同的阶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无怪乎从词源上看，不仅中国古汉字“法”寓有法平如水，即有“平”、“直”、“正”的含义，而且从若干种外文词源来看，“法”和“权利”相通，也具有公平、公正或正义的含义。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的伦理法思想之所以影响深远，西方把理性和正义作为法的基础的自然法学思潮之所以源远流长，经久不息，也表明了人类追寻法律的文明性，崇尚文明的法律的强烈的、共同的价值趋向。

从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来看，无论是明智的资产阶级法学家、思想家或是马克思，都肯定了法与“自由”这一标识人类进步程度的概念的内在联系（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9].黑格尔以自由是对必然性即规律性的认识的辩证观点出发，进一步把自由视为法的本质。认为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10]因此“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 [11].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法律是规律的一种，是社会的法则，是人的规律，这种规律被人的理性所认识，并以共同意志的形式制定为国家法律，遵守法律就可以获得自由。所以法乃是自由的实现或体现，或者说“法律是自由的具体表现”，“是自己实现其自身的自由”[12]，因此法律是人们实现自由以及保障人的自由的武器。马克思更精辟地指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13]再从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来看，法律虽然是实行阶级政治统治的有力工具，但法律的规范职能（评价、指引、预测、教育、保护、制裁）及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表明它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和社会冲突的调节器，是人们正当行为和利益的保障器和人的越轨行为的矫正器，是社会生活、社会管理和各项事业的经验总结和概括，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明内涵和意义。

法律的发展史或发达史也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的历史过程。从同态复仇到罪刑相适应，从罪行擅断到罪刑法定，从“刑不上大夫”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刑、民、诉不分到形成各个专门法律部门，从充当专制统治的工具到作为民主政治、公民权利的保护神，作为“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语）。所以，近现代法制发展所形成的系列重要原则和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法不禁止即自由、法无规定不为罪、无罪推定等原则以及辩护制度、回避制度、公诉和公开审理制度、陪审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等等，都是法律文明发展的成果和表现。而现代法制所体现的文明，其实际内容就是一定性质和程度的社会秩序、社会正义以及以此为保障和前提的民主、自由、平等。而且，遵纪守法就是文明行为的表现，法律调整所要求的社会有序性是社会文明状态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法律文明的程度和状况是社会发展及进步的重要表征和指示器，法律和社会进步、社会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二、法治文明的价值分析

笔者认为，法治文明即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是人们在具备一定社会条件的前提下，把法律尊崇为治国的方式，以追求政治民主、社会正义、保障人民权利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因此，法治文明与人类进步事业息息相关。法治文明是社会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类制度文明的特殊重要组成，并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因此，对法治文明作价值分析也就是要认识法治所包含的进步的内容，即分析法治所具有的文明性状和特征。而只要我们仔细思考就不难发现，文明确是法治特别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本质属性，是法治的总的价值特征，体现着现代法的精神。

法治，即法律主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法治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不是靠权力者的威严甚至特权，更不是靠亲情。总之，不依个人意志、好恶、品质、素质以及升迁进退为转移。所以法治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跟专制也是毫不相容的。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树立崇高的法制权威作为基本原则；法律是公民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最终导向，是规制和裁决人的行为的最高标准和终极力量；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共同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都无例外地受领法律的规束以及恩惠，其行为和活动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和范围。因此，法治是社会调整向高层次发展，以摆脱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权，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良性运行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的必然要求，以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顺利发展。这正是社会进步所必须和趋向文明的表现。

就其作用和功能而言，“法治”概念的内涵比“法制”概念的内函更深刻，也更具有文明性。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而“法制‘则不一定。一般说来，”法制“即”法律制度“之谓，因此既有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如奴隶制和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严刑峻法、酷刑乱法，以及绝灭人性的法西斯法），也有民主政体下的法制。所以只讲”法制“，就难以避免”恶法亦法“。只有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产物的法制，才与法治有所通义。而且法制所关注的是建立和维护某种秩序，而法治所关注的焦点是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特别是现代法治必然内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现代法治的产生乃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宪政制度即资产阶级法治国的建立，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民权至重（实质上或形式上）、法律至上、宪法至尊；因此政府权力有限，人民主权神圣；实行分权制衡，以法制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利，同时依法保障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和分配。所以现代法治的精髓和要义就是把法律从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在当家作主（实质上或形式上）的前提下以法来管理国家、约束政府权力（使其合理运用、不致滥用和腐败），有效地治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服从于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政府的权威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制权威。法治的政治民主性，反映了人类在构建有序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目标下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的共同要求，法治是社会在趋向文明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化特征。所以康德认为”文明的社会组织是唯一的法治社会“，而这种社会组织的”文明“在于它的成员即公民具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三种不可分割的法律属性，生活在依据”普遍的、外在的和公共立法“所形成的法律权威和权力之下[14].

法治的基本特征还在于它的公正性、正义性、合理性。既包括立法公正（即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也包括司法公正（其核心是审判公正）；既要求实体正义（法律应当体现和维护社会正义和基本道德准则，对社会利益进行公平分配），又讲求程序正义（在所有诉讼和非诉讼的纠纷解决过程和机制中均体现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特权和法外特权，不承认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领域和公民。既弘扬法律至上、崇尚法制权威，又需要法律内含道德理念，并同道德相互支持、有机弥合，共同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也就是说，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现代法治还必然要求法律具有科学性，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规律为重要依据和标准，科学的法律是人类从事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的经验和智慧的概括和总结，是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一些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之稳固化、规则化、制度化，因而可以指导和引导人们在行动中按客观规律办事，是人们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改造社会，调整社会关系，优化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这就必然要求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应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方法和手段，并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现代法治尤以尊重人的权利（包括人的最基本权利即人权）、保障人的权利为依归，因而以弘扬权利本位为特征。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义务的设定和履行均以维护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为目的。权利的实质即确认和保障的人们的正当利益，它是一切法律关系的核心，是人们法律行为的发动力和驱使力，是法这种社会现象的特定存在形式和载体，是公民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标志和象征。现代法治以权利为本位也就是尊重公民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和地位，强调法治的力量和作用就在于充分调动和发挥作为社会主体及法律关系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所以社会主义法治不是外在的、强加的、消极被动的东西，而是着眼于从人的内在需要出发来规范、调整和引导人的自觉的社会行动和行为。这丝毫也不排斥权利与义务必须相统一，因为权利与义务统一的目标指向，也是为了维护他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利益。

现代法治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的总的价值特征，既要求把竞争、效率和效益放到首位，又必须作到合法、合理，兼顾社会公平，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和体现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公开、公正、正义等原则和精神，才能在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下，充分调动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开拓创新精神，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有效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也是讲求文明的经济，它不仅坚持自由与秩序、行为与规范、效益与合法的辩证统一，而且要求作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利”和“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重视和完善对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保障（包括人权保障）、权利救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正因为如此，所以现代法治在价值功能上的特征，就完全不同于传统法制那种重在禁止、束缚、限制、惩罚等消极方面，而是重在促进、引导、教育、调节、鼓励、授与、组织、管理、预测等积极方面。在现代法治的观念看来，法律并非是束缚人们手脚的东西，而是保障人们的权利和正当利益，可以据以争取和扩展自身合法权益的，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是我们组织和管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务、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武器。

由此可见，法治和民主、正义、人权以及科学技术等的这种内在联系，特别是作为现代法治本质特征的政治民主的各项要求、原则和精神，都表明法治和民主一样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表现，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和标志，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成果和结晶，是社会趋向更高层次有序化，高扬社会主人翁主体地位从而更有力地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代表和标志着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文明程度和水平。尽管资产阶级法治和民主因其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形式上从而具有其某种虚假性，但法治和民主作为对人治和专制的否定，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其基本要求、原则和精神乃包含着人类追求文明社会的共同经验和智慧，体现着社会进步的若干共同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的某些普遍规律性，因而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依法治国，也具有借鉴意义。所以江泽民同志说：“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15]

不仅如此，法治的若干重要的形式特征，也表明它所具有的文明属性。

首先，法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本身就“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 [16].法治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排斥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它给人们的行为提供一种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方向和标准；还在于它的作用和功能涵盖全社会各个部门和领域，没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主体和角落，要求全社会所有人员在任何场合下均须一体遵行。因此法治的普遍性品格既是其重要的形式特征，又是其重要的实体特征，是法律至上性原则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

其二，法治具有统一性、协调性。不仅是具有内部和谐统一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从而有利于保持治国方略的连续性、稳定性；而且它同整个社会系统都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稳态联系，是社会有序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因素和力量，为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

其三，法治具有监督性和自我约束性。它不仅是对各项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监督的系统；而且法治具有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机制。司法独立就是其重要体现。坚持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审判公正、体现司法权威（这是法制权威的极重要内容），也才能保证法治系统对各项社会事务的有效监督。因此它既是程序正义之重要原则，也是实体正义和维护立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其四，法治具有实效性。它不仅要求法律体系的完善，而且注重法律的有效实施和实现。特别是社会主义法治把法律权威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遵纪守法结合起来，使立法、执法、司法、护法、守法紧密衔接，使法律调整的目的同社会实际状况及人民群众的意愿相符合，并通过一整套可操作的规程，以寻求法律实施的良好社会效果-努力达到法律的真正实现。

其五，法治还要求法律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使法律组织及机构的功能和作用，法律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质都得以不断改善、提高和优化，以适应社会法治化的需要。

三、法治文明的社会定位

法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和显著标志，是人类制度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环节和构成，对人类整个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确认、巩固、维护、保障和促进的功能和作用。

法律文化的特征篇(5)

关键词：中国音乐史；研究型教学；形态特征；文化解读

在当今高校中国音乐史教学中，有不少的专家、学者、教师在努力探索提高中国音乐史教学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手段。尤其是“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始于问题、基于发现、具有创造性特色”的研究型教学理念更是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从音乐作品形态特征的文化解读这个侧面，去探讨研究型教学理念在音乐院校中国音乐史教学中的运用，并阐发其重要意义。

中国音乐作品，尤其是传统音乐作品，多具有深层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典型的形态特征。如果仅仅在课堂上讲讲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让学生听听音响，就忽视了音乐院校学生的专业特点，难以达到研究型教学“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与成长”的目的。为此，笔者在教学中，课前要求学生预习，了解作品的社会、文化背景，直观感受音乐作品并对作品形态特征给予初步分析。课堂上则在学生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将音乐作品形态特征予以总结，并深挖其与姊妹艺术之间内在联系、文化内涵等。学生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始于问题、基于发现、兴趣盎然。

如在教学琴歌作品《胡笳十八拍》之前，我要求学生预习，并重点关注作品的时代背景与形态特征。当学生课堂上学习第一拍时，早有准备的学生们从时代背景、歌词、音阶、调式、调性、旋律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特别是在学生分析出旋律发展句尾“叠音”的特点后，笔者感觉这正是挖掘中国音乐与语言文学密切联系的很好时机，引导学生将之与中国语言、文学联系思考。在学生充分讨论之后，指出这一音乐表现特点与汉语语言及文学的表达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汉语表达过程中，为了加强语气，增加表现力，常常运用“叠字”的表达方式，如表现高兴常常用“高高兴兴”，表现热闹常常用“热热闹闹”，表现川流不息的人群用“熙熙攘攘”，表现色彩常常用红红的、黄黄的，或用红彤彤、黄灿灿等。我国历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作品中也常常用“叠字”的手法，如《关睢》、《伐檀》、《硕鼠》、《蒹葭》、《黄鸟》、《采薇》、《声声慢》等。

之后，进一步向学生介绍我国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物色》中对“叠字”的精辟阐述：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之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 ”学虫草之韵。……并以少胜多，性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

刘勰的论述，阐明了我国古代文人在感物、体物的过程中，不仅是对事物的摹写，还有着心对物的观照。“叠字”手法，看似散漫、质朴无华，但细细品味则可从平淡见奇趣，于自然中见精到。这种简约的手法并非是真的简单，而是以简代繁，以少胜多，反复品味，使物色“情貌无遗”。音乐中的“叠音”手法的运用，与文学“叠字”手法的意蕴并无二致，是中国文化尚简约、求朴素，反复咏唱以尽情宣泄情感的表现，也是中国音乐与姊妹艺术“共生性”发展的很好例证。

通过解读的步步深入，学生们很快理解了作品中句尾“叠音”手法在表达蔡琰(蔡文姬)悲愤、感伤情怀方面的特殊意义，也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特点。在作品后十七拍的学习中，学生们通过分析，不仅了解了其后十七拍的旋律发展都是在第一拍的基础上（尤其是最初的6小节，是乐曲发展的种子材料）通过重复、衍生、紧缩、扩充而成，而且不断感受着包尾“叠音”这一鲜明的表现特点。之后，有的学生还指出这一手法也体现在琴歌《阳关三叠》，琴曲《酒狂》、《梅花三弄》等传统音乐作品中，在一些当代音乐作品（哪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也运用这一手法，加强了音乐情感的表达，增强了音乐的艺术感染力。甚至有的学生还对如何演绎此类音乐作品的“叠音”部分进行了讨论与尝试。

又如在琴曲《梅花三弄》的教学中，笔者先向学生介绍了此曲的历史演进、版本及打谱情况，然后与学生一道聆听由著名琴家吴景略打谱并演奏的此曲。之后，在学生学习、演唱主题音调的同时，要求学生对曲调的发展进行分析。最后，笔者在学生分析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指出主题音调是以宫、徵两音为核心，通过重复与自由展衍来拓展旋律，具有音乐材料高度统一，乐思自由延伸的特点。这样的旋律发展手法，既是中国古代“气”的宇宙现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音乐在统一中求变化、求发展，在反复咏唱中，自由的、像抽丝般地随着思

绪的变化而发展的表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审美趣味。很多中国音乐作品都采用了这一手法，如琴曲《离骚》、琴歌《黄莺吟》、潮州筝曲《寒鸦戏水》、民歌《小白菜》、广东吹打《赛龙夺锦》、笛曲《喜相逢》、钢琴曲《摇篮曲》(贺绿汀创作)、管弦乐曲《春节序曲》等等。特别是广东吹打《赛龙夺锦》的旋律发展更是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第一句在种子材料(mi sol)陈述后重复一次，使其成为核心音调，其后则在核心音调的基础上不断展衍、扩充，使核心音调所包含的乐意得到进一步的陈述。第二句则为第一句的变化模进，采用同样的手法拓展旋律。在整部音乐作品中，这种利用核心音调拓展旋律的手法运用极为普遍，使音乐材料非常集中。之后笔者进一步让学生把这一旋律发展手法与西方音乐的旋律发展手法进行对比，并结合中西文化对比讨论，学生很快就理解了中西方音乐在文化底蕴与音乐形态特征上所表现出的差异：

中国音乐由于受“气”的宇宙观的影响，鲜明地体现出时间型的特点，往往以点拓展，渐变发展，注重横向性线形的展开。因此，核心音调、核心节奏不断加工、展衍、扩充,成为音乐艺术最基本的手法，在句型结构上表现出自由的、“非方整性”的特点。其最高的旨趣不在于音响的浑厚、结实、丰满，而在于旋律线条游动的起伏、强弱、虚实、张弛所产生的韵律感及反复咏唱所带来的生动情趣与悠远韵味，其终极目标是音乐表现的“深邃”；而西方音乐由于受原子、几何、数的宇宙观的影响，体现出空间型的特点，表现出对纵向和声

及色彩丰满的重视。音乐发展往往体现出几何、数理的原理和对和声功能属性的依赖，句型结构上表现出“方整性”的特点。其最高旨趣在于音乐表现对人心的震撼力及诉诸理性观念的“深刻”。

再如，我国五四时期著名的民族器乐演奏家、作曲家刘天华在广泛学习中西音乐文化后，高屋建瓴地提出“中西融合”的国乐发展现，认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必须“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来”，并创作“十大二胡名曲”来实践其国乐发展观。教学中，笔者与学生一道聆听刘天华的代表音乐作品，并对乐谱进行解读、讨论，分析其创作理念在形态特征上的具体表现。

  《良霄》是刘天华与学生共度除夕时即兴创作并演奏的一首二胡曲。乐曲既有抒情性的歌唱性旋律，又富有节日的欢乐气氛。音乐发展既有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特点，又有着西洋音乐旋律发展“逻辑分明，层层推进”的意味，特别是其鲜明的中国文化特点。首先，旋律发展采用中国传统音乐惯用的鱼咬尾手法。这种手法又称“联珠”、“扯不断”，与文学中前传后承的“顶真”手法具有相同的特点。因此，钱仁康先生借用文学中的称谓，把音乐中的前一句的尾音与后一句的起音相同的手法称为“顶真格旋律”。在各句的衔接中，既有单音相顶，也有多音相项；既有同一音域的前传后承，又有不同音域的前传后承。旋律发展连绵不断、一气呵成，而又富于变化，体现出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线性延伸、渐变发展的特点。其次，作品句子参差不齐，既有短至5拍的短句，又有长至16拍的大乐句，鲜明地体现出曲作者欢悦、自由的心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偏于心理，略于形式”的表现。

《光明行》采用西洋复三部曲式的结构，但各部分采用中国传统音乐“合尾”手法统一乐思。呈示部(第一、二段)音乐发展既采用西方音乐的动机分裂、音型模进手法，又运用中国传统音乐常用的五声音阶级进、鱼咬尾手法。对比部(第三、四段)中的第三段，旋律发展采用单纯的重复与模进手法，而节奏处理上又将西方古典小步舞曲的节拍与中国锣鼓点“马腿”的节奏相互渗透，形成“隐伏节拍”(乐谱记写为2／4，但却隐藏着3／4的律动)。再现部对呈示部进行了大幅的扩展，在扩展部分通过小提琴的颤弓手法与大三和弦分解形成军号式的音调等等。

学生在分析作品形态特征的过程中，既很好地了解了刘天华中西音乐手法交织运用的创作特点，又对中西音乐的形态特征有了直观的认识。

其他，如姚丙炎打谱完成的琴曲《酒狂》中固定手法拓展旋律、持续低音、音程大跳、三拍子节奏、切分音的运用与放达不羁、得意忘形的“魏晋风度”及“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背景的联系，器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鱼咬尾”、“合尾”手法与文学中“顶真”手法及中国古典哲学理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的密切联系，琴歌《阳关三叠》与姜夔“自度曲”《扬州慢》、《鬲溪梅令》等声乐作品在歌词结构与音乐结构、词韵与音韵上的密切联系等等，都是音乐形态特征与文化联系解读的很好教学实例。只要将音乐形态特征与文化紧密联系、深入挖掘，就能够激发出学生学习中国音乐史的热情，还能够让学生真正理解“文化中的音乐”与“音乐中的文化”的内在含义。

总之，突出并强化音乐作品形态特征的文化解读，对于音乐院校中国音乐史教学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1. 解决了中国音乐史课程直观上给人枯燥、空泛的问题，有利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由传统的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始于问题、基于发现、具有创造性特色，强调学生自我思考、探究和发现事物的研究型教学理念同时，也有利于教师知识面广度、深度的不断拓展，完成教师由“经验型”、“传递型”向“专家型”、“研究型”的角色转换；2.体现了中国音乐史“单一学科”教学向“跨学科”、“跨文化”整体教学的发展趋势，也是中国音乐史课程与音乐名作赏析、音乐美学等课程学科资源整合的有效途径与尝试，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学习空间；3.可以帮助学生以民族音乐学的观念与方法，正、反两个方向思考并理解“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音乐”的真正含义，准确把握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脉络及中国音乐特殊的哲学基础和审美追求、审美趣味、审美特征；4.突出了音乐院校学生的专业特点，有利于学生把所学的知识转

化为能力，更好地从事音乐创作和分析、演绎中国音乐作品，达到理论指导实践的教学目的。同时也有利于从思想上解决音乐院校学生“重技轻艺”的问题，凸显中国音乐史作为音乐院校专业基础课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管建华．中国音乐审美的文化视野［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2］修海林，李吉提．中国音乐的历史与审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李吉提．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论［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4］包德述．中国音乐审美导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analysis of music morphology to chinese music history course in music schools

bao deshu

法律文化的特征篇(6)

应当说明的是，法典化的含义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英美法系认为，法典“是法律、规则和规章的系统收集、总结或者修改，是私人或者官方按照特定主题将现行有效的法律予以归类整理和系统化”，即法典化是指将各种法规予以归类、系统化，编纂成法典，如《国内收入法典》被编入《美国联邦法典》第26篇内。而德国等大陆法系认为，法典是“一套体系，具有建立于某些共同原则之上的统一的概念”，而其精确性正来自这种统一性，它能够调整所有的可能出现的情况，包括那些从未出现过的情况。两者的主要区别在是否包括针对某个法律部门共同问题的系统性立法。我国也应取后种意义上的法典化概念。

从各国现行税法法典化情况来看，其模式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综合法典模式。这是将所有税收法律、法规编纂成体系庞大、结构复杂的法典，其内容包括适用于所有税收活动中的一些共同性问题的总则规范、税收实体法规范和税收程序法规范。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很少，只有美国、法国、巴西。在统一法典模式下，并不排除以其他形式规定税法问题，如美国，有关税权划分、立法程序、开征的税种及其限制等由宪法及其修正案规定，税收程序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也适用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第二种是通则化模式，即税法通则加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模式。这是将重要的、基本的税收法律规范集中规定在一部税法通则中，以便对各单行税法起统领、协调作用，而有关各税种法、征管程序、救济程序等专门税收事项仍采用单行法的形式。目前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有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等，而比利时、爱沙尼亚、捷克也正在制定税法通则。这种模式也不排除在宪法、行政程序法及其他单行法律中规定有关税法问题。第三种是分散模式，即单行法律、法规模式。这是将所有税收法律问题都采取单行法律、法规的形式，没有就有关税收的共同问题制定统一适用的法律。这种模式下的税收法律规范分散规定在各种税法文件中，不仅缺乏共同性问题的系统规定，而且各种规定易相互重叠、冲突或遗漏，是法典化程度最低的模式，目前不少国家采用这种模式，我国也属于这种类型。

分析上述三种模式，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在现行法典化模式的国家中，采用综合法典模式国家税法的法典化程度并不比采用通则化模式国家的法典化程度高。如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其有关适用于所有税收的一般规则分布在税法典的各个部分；税法典中的“F”部分是关于“程序和管理”，但对每一特别税收或类似税收的征收都有各自的程序规定。法国有关税收程序问题也是由专门的税收程序法规定的。相反，比较而言，制定了税法通则的第二种模式国家税法的法典化程度更高，这尤以《德国税收通则》为最，因为它们都有关于税收基本问题、共同问题的系统规定。第二，在税法法典化中，以采用通则化模式最为普遍。将税收活动中一些基本的和共同性的问题规定在税法通则中，而将税收中的专门问题留给各单行税收法律规定，既解决了税收立法的体系化问题，又将税收活动中的特殊问题通过单行法律加以具体灵活调整，是一种科学、富有效率的立法模式，因而受到税法法典化体例模式国家的广泛采行。第三，税法法典化的主要形式是税收程序法的法典化。这表现在：一是各国已制定的税法通则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程序问题的规定。例如《德国税收通则》，共九编415条，除第一编总则、第二编欠税责任法中的少量规定为实体债务法的内容外（如有关税收的定义、欠税责任关系、税收优惠的目的等章），其他七编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税收程序问题的规定。二是采用综合法典模式国家的税法典中，其有关税收共同问题的规定也主要是程序方面的内容。如《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分标题的内容除了“程序与管理”部分是有关税收程序问题的共同规定外，其他部分主要是按照所得税、遗产和赠与税[！]等主要税种的内容分别规定，没有对适用于所有税收问题的一般规则进行集中规定。法国则有专门的税收程序法，它独立于税法典。

应当指出的是，各国税法法典化表现为税收程序法法典化的方式，是有其现实原因和合理性的。一是各国的税制要随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革，作为其法律形式的各实体税法也必须要经常修订和完善，这使得实体税法的法典化成为困难和不必要。即采用以税收实体规范作为法典主要内容的模式时，不仅法典的编纂工程巨大，而且在修订和适用时也很不方便。二是有关各税法通则性内容和税收程序性规定较为稳定，技术性强，将这些内容以通则式法典予以规定，从立法技术和实际运用上来说，都是简便易行的。上述两个方面反映了税收法律中包含两个在稳定性、共同性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的组成部分，一个是适应社会经济变动的修订激烈的税收实体法，另一个是较稳定的、共同的、修订不激烈的税收程序法。三是随着行政程序法法典化的发展，各国在税法法典化实践中，认识到税收程序性规定在提高征税效率和保护纳税人权利上的重要性。于是尝试税法法典化的国家，都将工作集中在以税收程序性规定为主要内容的税法通则的制定上。同时，各国有关对税收程序法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即属于税法总则的事项，逐渐被纳入税收程序法中。而在我们看来，税收实体法的重心在于税法分则，税收程序法则构成税法总则的核心，因为税法总则实际上是有关税收征纳原则、征纳制度、征税机关组织的法律。实践中，各国并没有将税收程序法的内容限定为纯粹的程序法，而是将有关征税行为、征税机关组织、征税权限等实体内容与税收程序一起规定在税收程序法中，即各国实定税收程序法都表现为我们称之为税法通则这种形式，从而使税收程序法的制定与税法通则的制定进一步吻合。

二、中国税法通则的模式

在具体确定我国税法通则的模式时，我们认为应当符合以下要求：第一，要采用与行政程序法并列的方式。我国制定税法通则，必须考虑好与行政程序法的衔接和协调。鉴于税收活动的特殊性、大量性、经常性，税收征纳活动应当主要适用以税收程序制度为重要内容的税法通则，行政程序法处于对税法通则补充的地位。第二，税法通则在国家整个税法体系中处于基本法位阶。税法通则应当是税法法典化在我国现实中的表现形式，它应当就有关税收征纳实体和程序制度、税收债务要素中的基本问题等作出规定，以便为税收征纳活动提供基本的行为准则，成为制定其他税法规范的“母法”。第三，在规模上，我国税法通则应当采用与日本、韩国相近的适度的、较发达的税法通则形式。德国税收通则属于发达式的税收法典，体系庞大，内容完整，从追求完美的角度看，它是税法通则的理想模式。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建设都没有德国那么健全；我国现行的立法习惯也多是采用制定单行法律的形式，每部税法的篇幅都很小，条文最多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也只有94条，而且法律用语的规范性和操作性不强，所提供的信息也不多，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考察报告中所说的，“中国的立法传统习惯用比较抽象、广泛的词句，更像是制定宪法的风格，而不是写细、写具体。其结果是中国的税法和规定加起来所描述的细节也不及西方国家某一项法律里描述的细节多”；目前，我国的立法技术也无法达到德国税收通则对立法逻辑性、完整性、严密性方面的高标准要求。因此，我国在第一次制定税法通则时，必须立足于国情，不能过于理想化和急于就成，现在还不能采用德国的法典模式。同时，我们也不能采用俄罗斯的“发展式”模式。因为俄罗斯税法通则过于简单

，内容狭小，原则性太强，且不注重程序问题的规定，满足不了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需要。相比较而言，日本、韩国的税法通则体系完整，规模适度，有关税收程序的基本问题都作出了规定，又有一定的操作性，值得我国借鉴。但我们也不能简单移植，而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有所取舍和创新，做到民族特色和国际标准的有机结合。

三、中国税法通则的基本内容

为了确定中国税法通则的内容，避免法律调整过程中出现空档、重叠和冲突等问题，保证法律适用的效果，关键是要处理好税法通则与下列法律的关系：

一是与宪法的关系。按照税收法定主义要求，有关税收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税收管理体制、税权划分、公民纳税的基本义务等问题，应当由居于国家根本大法位阶的宪法来规定，这些问题是税法通则不能解决、也解决不好的。如果降格在税法通则中规定，也很难得到有效实施。

二是与行政程序法的关系。税收程序与行政程序有许多共同属性，它基本上可归于行政程序，因此，以征纳程序作为主要内容的税法通则与行政程序法的关系在总体上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税法通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特别行政程序法。目前，世界上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德国、日本采取的排除式，即行政程序法不适用于税收程序活动。但需说明的是，这种适用除外是在形式意义上的，因为德国税收通则已经将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直接移用过来。另一种是行政程序法补充适用于税收程序活动，这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方式，它考虑了税收程序活动有很多不同于其他普通行政程序活动的特殊性，我国的税法通则也应采用这种处理方式。但是，为了使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和正当程序制度能够在税收程序中得到适用，就必须将其吸收规定到税法通则中，并于行政程序法同步公布施行，否则即会出现像台湾因在行政程序法之前施行的税捐稽征法排除其适用的情形，从而影响行政程序法应有的功能，并使税收征纳活动缺乏更严格的程序保障规定。

三是与税收征管法的关系。我国现行的税收程序制度主要规定在税收征管法中，税收征管法实际上扮演着“小税法通则”的角色。制定税法通则时，应认真总结税收征管法实施的经验，并将其中行之有效的基本程序制度上升到税法通则中。日本、韩国都分别制定有税收通则法和国税征收法，前者是有关税收问题的基本法和普通法，而国税征收法主要是有关税收征收程序，特别是有关滞纳处分程序的规定，其目的是要在实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时，调整好与私法上债权和其他财产权利的关系。我国将来也应采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税法通则与税收征管法的关系，即税法通则是有关税收程序问题的基本法、综合法和上位法，税收征管法将缩小和纯化为主要规定税收征收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的专门法、下位法。税收征管法、其他单行税收程序性法律以及各实体税法中有关特定程序问题的规定不得与税法通则的规定相抵触，即税法通则优先于其他法律适用。换言之，将来税法通则应采用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92条、《韩国国税征收法》第2条所规定的相类似的方式，来处理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关于中国税法通则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在实体上，应当规定下列内容（其中有些内容也属于程序问题）：一是税法基本原则，包括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等一般原则，比例原则、实质课税原则、量能课税原则、诚信原则、生存权保障原则等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 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尊重纳税人原则、作出决定原则、程序及时原则等税收程序性原则等；二是税收征管权，税收债务的构成要素，纳税义务的成立、继承和消灭，税收特别措施等；三是征纳行为，包括征税行为的效力、合法要件、成立、生效、变更、撤销、转换、废止、附款等规则；四是法律责任，包括程序违法和实体违法的法律责任、征税主体违法和纳税主体违法的法律责任、抽象税收行为违法和具体税收行为违法的法律责任、一般税收违法行为和税收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它涉及到税收违法行为的构成、法律责任的形式、税收罚则的适用等。

有关税收活动的程序制度，应当是税法通则规定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内容。在这些程序制度中，一是有关税收管理程序、税收确定程序、税收征收程序、税收检查程序、税收执行程序、税收处罚程序等税收征纳程序制度，它们是程序制度最主要的方面。二是有关税收救济程序。目前，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税法通则中，都有关于税收救济程序内容的规定，体现了对税收活动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整体规范的思想。但鉴于我国已制定了专门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税法通则中有关救济程序的规定应当是原则性的，主要是结合税收争议救济的特点，规定一些特别适用的程序保障制度。三是有关税收行政立法程序。征税机关制定税收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抽象税收行为的程序，属于税收程序的范围，并且是征税机关实施税收征管活动的一项重要职能，各种税收法规、规章在税收征纳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规范抽象税收行为，应当在税法通则中就有关税收规范的制定程序作出规定。当然，鉴于我国已制定了《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税法通则中只需就税收规范制定程序中某些特殊事项作出规定，如在税收规范文件的提案、起草、听取意见和评议、公布中，应当更多地吸收广大纳税人参与。四是税收内部程序。主要是征税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上下级或不同级别征税机关之间关系的原则、授权、委托、行政协助）、管辖（如管辖原则、类型、权限争议的解决途径和方法）等。但各国税法通则中涉及的主要是征税机关相互间的关系和管辖，一般不涉及征税机关的设置、实体权限划分、征税经费来源等内容，后者应当由宪法和组织法规定。但考虑到我国组织法并不健全，有关税收征管体制、征税职权等也应在税法通则中规定。

四、中国税法通则的立法架构

税法通则的立法架构是税法通则的基本内容在结构上的安排。立法架构虽然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处理好了，不仅有利于税法通则的制定，更有利于其理解与执行。在确定税法通则的立法架构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必须处理好实体与程序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少国家的税法通则以征税行为为核心概念构筑，是关于征税权运行的法律。例如，《德国税收通则》除了“第一编总则”是关于税法共同问题的规定，“第二编欠税责法”是关于实体税收债务的规定外，“第三编一般程序规则”的结构为征税主体——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总则）——征税具体行为的一般规定，以下各编则按照专门税收程序（核查与确定程序、检查程序、征收程序、执行程序）——救济程序（行政救济程序、司法救济程序）来安排。可以看出，德国税收通则的制定采用了征税权自我规范的立法思路，其法典呈线性结构。首先规定征税权行使主体，接着是关于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然后是程序运行结果的征税行为自身的效力，并重点对各专门税收程序（特别税收程序）进行了规定，最后是税收救济程序，遵循了按照主体、征税行为、对征税行为的救济的大陆法系立法结构的一般模式。

不过，各国税法通则中的程序性规定一直是立法的重点，这不仅表现在以程序性规定为基本内容的国家（如日本），就是上述实体内容占有较大比重的国家也是如此。对程序性内容的规定，其立法架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上述德国的一般程序规定与专门程序规定即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类型，即在总则中，不分征税行为的种类和程序的阶段，

对各种类型税收程序的共同事项作出统一、集中的规定，即关于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如当事人、回避、证据、期限、期日、送达等；在分则中，对专门程序作出特别规定，如核定与确定程序、检查程序、征收程序、强制执行程序等。另一种是不区分总则与分则，而是根据征税行为的种类，规定相应的程序。我们认为，中国税法通则在架构立法内容时，必须考虑以下因素：第一，税法通则应当对税收活动中的基本问题、共同问题进行全面的规范，可以考虑借鉴德国税收通则的立法结构， 按照总则——税收债务——主体——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征税行为——专门税收程序——法律责任为立法主线。第二，在程序性内容的规定上，应采用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方式，将基本的、共同的税收程序制度集中规定在总则中，可使法典精简密实；而在分则中，可以针对特定征纳行为的特点规定专门程序，使一般性与特殊性得以很好地结合。第三，应考虑与行政程序法、税收征管法等法律的关系，但更要结合税收征纳的特点，而不必拘泥于现行规定，即要将反映税收活动规律的科学、正当、有效的原则和制度吸收到法律中，使税法通则在税法体系中具有基本法、综合法的位阶，并成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法律。

五、中国税法通则的立法时机和起草组织安排

我国有关税法通则的立法调研、起草已有很长时间，至1999年初，国家税务总局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草稿已经六易其稿，法律框架和主要内容已经基本完成。为履行WTO规则，我国必须尽快建立统一、公开、公平、高效的行政执法制度。在具体把握我国税法通则制定的原则、条件、内容、时机时，应坚持以下要求：

一是以我国加入WTO和正在进行的行政程序立法为契机，统筹规划，调整立法思路，不失时机地重新启动我国税法通则的立法调研、法案起草和学术研究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税法通则列入本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应当整合相关资源积极组织实施。

二是进一步加强税收立法理论研究，既要总结梳理我国税法学术研究成果，也要积极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税收立法和税法学理论，提高我国税收立法的现代化、国际化水平。

三是认真总结我国税收征管法立法和实施的经验，总结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在税收征管领域的实施情况，并对征税机关制定的大量税收规章等进行整理，对税收征纳实践情况进行调查，以便使制定的税法通则成为符合实际、能够为中国的现实所接受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

四是制定统一的税法通则与制定各单行税收法律齐头并进，分步实施。为了使立法机关正在制定的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已通过）、行政收费法等法律更好地适应税收活动，应当结合税收征纳实际，同时起草这些法律在税收领域的实施细则。与此同时，还应当配合统一行政程序法的起草及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的制定，加紧税法通则的起草、协调、调研工作。其最终目标是在行政程序法颁布实施时，同步公布施行税法通则。即便行政程序法因故搁浅，税法通则在时机成熟时也应当单独颁布，以使在与国民财产权保护密切相关的税收征纳领域实施统一的程序法律，为纳税人提供公正、公开、合理的程序保障，并可为将来行政程序法典的实施积累经验。[1]

五是改革税法通则草案起草的组织形式，充分吸纳社会各界参与税法通则的制定，使立法过程成为推动中国税法理论研究和税收法治建设的有效途径。为此，我们建议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是由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国务院法制办或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等职能部门组织起草《税法通则（官方稿）》，可在现行税收基本法（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二是由中国财税法学会这一“民间”学术机构组织起草《税法通则（专家稿）》，可不必拘泥于现行的官方草案，而是在理念、体例、架构和制度设计上体现应有的特色和风格。吸纳民间机构起草基本法性质的税法草案，对于提升理论界对税收立法的参与程度，增强税法的科学性、进步性和公正性，繁荣学术研究，促进全民税法意识的提高和税法知识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在现代税收国家，人民与国家之间最广泛的行政程序关系为税收程序关系。为了保证制定出来的行政程序法典具有本国特色并能够产生好的法律实效，必须注意大量吸收税收程序法在适用中的经验。

「参考资料

[1]Black‘s Law Dictionary，5th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79，p.233

[2]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

法律文化的特征篇(7)

关键词:尤金·奈达 功能对等 法律英语

一、引言

刘宓庆认为，法律文书即狭义上的公文文体;贾文波将法律文书归类为经贸文体;而吕俊等人则认为法律文书属于专门用途文体。尽管看法不一，但都强调了法律语言的特殊性，即:用词准确规范，句子长且复杂，语篇结构严谨。奈达提出“功能对等”翻译原则。他强调在语言的诸多功能中信息功能最为重要，认为翻译应追求一种“共同语言”，使得译文读者能够以原文读者理解和欣赏原文的方式理解和欣赏译文文本。因此法律文本的译者不仅要熟悉原语和目的语的法律术语和文体特点，还要对这两种语言的词汇、句法以及语篇有深刻的认识，从而达到翻译的“功能对等”。

二、法律英语的功能对等汉译

(一)语言特征下的功能对等汉译

1.法律词汇

法律英语用词正式庄重。它有许多专业词汇，使用古体词和外来词，一些普通词有其特殊的法律意义。译者应遵循语言“规范化”，即使用官方认可的规范化语言，也应在两种语言中建立完全对等的语义关系，以找到等价术语。译者还需注重语言的“一致性”，即一个术语在同一个语篇中只用一个表达。

2.法律词组

法律文本经常使用近义词，近义词组rectify，amend or modify体现了法律语言“准确性”特征，译为校正、修改和修正。法律英语也常使用大量的同义词来表达同一概念的现象。这些同义词组只表达一个含义，如fair and equitable(合理的)。译者应遵循“精炼性”，做到精练准确。

3.动词名词化

动词名词化在法律英语中较普遍。汉语是动词占优势的语言，所以英译汉时应将名词翻译为动词，以符合汉语表达方式。如:The obligations under Articles 3 and 4 do not apply to procedures provided in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conclud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WIPO relating to the acquisition or maintena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划线部分应译为动词:获得和维护。

4.情态动词

法律英语中使用大量情态动词，如shall和may。shall的使用表现出立法成员的强烈意志，具有强制性，通常译为应该、必须，但在翻译时注重其“规约性”，把这种强制的语气表达出即可。

5.模糊语言

法律文书有时须使用意义模糊灵活的词语去准确表达法律概念或事实。如:necessary，as early as possible等，可译为:所需和尽早，这些词是对无法量定的情况进行限制概括，体现了法律的“科学性”。

(二)句式特征下的功能对等汉译

法律英语句式复杂冗长。刘宓庆将长句翻译分六步:紧缩主干、辨析词义、区分主从、捋清层次、调整搭配及润饰词语。通过庖丁解牛，分析句子逻辑关系和语义关系，理解句子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并用符合中文的表达方式进行翻译，译者方可达到翻译的“功能对等”。如:

China shall establish or designate an official journal dedicated to the publication of all laws，regulations and other measures pertaining to or affecting trade in goods，services，TRIPS or the control of foreign exchange and，after publication of its laws，regulations or other measures in such journal，shall provide a reasonable period for comment to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before such measures are implemented，except for those laws，regulations and other measures involving national security，specific measures setting foreign exchange rates or monetary policy and other measures the publication of which would impede law enforcement.

通过对该句逻辑和语意进行分析，找出其主干:China establish or designate journal and provide a period.其中“dedicated...”用来修饰“official journal”;而“after...”“before...”是第二个谓语动词的状语，“except for...”是补充，补充的内容包含三方面，并有各自的修饰限定语。

在表达阶段按照中文的表达方式，进行句式的调整搭配，并润饰词语。该句译为:中国应设立或指定一官方刊物，用于公布所有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TRIPS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并且在其法律、法规或其他措施在该刊物上公布之后，应在此类措施实施之前提供一段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意见的合理时间，但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确定外汇汇率或货币政策的特定措施，以及一旦公布则会妨碍法律实施的其他措施除外。

(三)语篇特征下的功能对等汉译

法律英语最突出的特点是“规范化”，其多采用分条列款的方式。译者可使用同一模式，确保在全面真实地传递原文的语篇意义的同时，又易于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最后达到意义传达和功能对等。

参考文献

[1]Nida Eugen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2]刘宓庆.文体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3]吕俊，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