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时效篇(1)

 

关键词：西部地区 环境污染纠纷 行政处理制度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信访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信访、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起诉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玩忽职守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时效篇(2)

 

关键词：民事纠纷 民事主体 自力救济 社会救济 公力救济

一、民事纠纷的概念

民事纠纷又称民事争议，是法律纠纷和社会纠纷的一种。所谓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民事纠纷作为法律纠纷一种，一般来说，是因为违反了民事法律规范而引起的。民事主体违反了民事法律义务规范而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由此而产生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民事争议。

民事纠纷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民事纠纷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纠纷主体（民事主体）之间不存在服从与隶属的关系，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2）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内容，只限于他们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构成了民事纠纷的内容，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则不属于民事纠纷。

（3）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由于民事纠纷是民事权利享有和民事义务承担的争议，因而民事纠纷主体有其处分的权利。它有别于行政争议和刑事争议。

根据民事纠纷的内容和特点，可将民事纠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产关系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财产所有关系的民事纠纷和财产流转关系的民事纠纷。另一类是人身关系的民事纷纷，包括人格权关系民事纠纷和身份关系的民事纠纷。

二、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是指缓解和消除民事纠纷的方法和制度。根据纠纷处理的制度和方法的不同可从以下三种方式来论述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一）自力救济

自力救济，包括自决与和解。它是指纠纷主体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纷，以达到维护自己的权益。自决是指纠纷主体一方凭借自己的力量使对方服从。和解是指双方相互妥协和让步。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依靠自我的力量来解决争议，无须第三者参与，也不受任何规范制约。自力救济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这与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有密切联系。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在仍有保留的必要，可以作为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必要补充。

（二）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包括调解（诉讼外调解）和仲裁，它是指依靠社会力量处理民事纠纷一种机制。调解是指第三者依据一定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对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双方在相互谅解和让步的基础上，达到最终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仲裁是指纠纷主体根据有关规定或者双方协议，将争议提交一定的机构以第三者居中裁决的一种方式。调解和仲裁的共同点是，第三者对争议处理起着重要作用；不同之处是，调解结果更多地体现了主体的意愿，而仲裁的结果还体现了仲裁者的意愿。运用调解和仲裁处理纠纷，标志着人类社会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进步。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今不但需要保留，还应大力倡导，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公力救济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时效篇(3)

 

关键词：民事纠纷 民事主体 自力救济 社会救济 公力救济

一、民事纠纷的概念

民事纠纷又称民事争议，是法律纠纷和社会纠纷的一种。所谓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民事纠纷作为法律纠纷一种，一般来说，是因为违反了民事法律规范而引起的。民事主体违反了民事法律义务规范而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由此而产生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民事争议。

民事纠纷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民事纠纷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纠纷主体（民事主体）之间不存在服从与隶属的关系，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2）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内容，只限于他们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构成了民事纠纷的内容，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则不属于民事纠纷。

（3）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由于民事纠纷是民事权利享有和民事义务承担的争议，因而民事纠纷主体有其处分的权利。它有别于行政争议和刑事争议。

根据民事纠纷的内容和特点，可将民事纠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产关系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财产所有关系的民事纠纷和财产流转关系的民事纠纷。另一类是人身关系的民事纷纷，包括人格权关系民事纠纷和身份关系的民事纠纷。

二、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是指缓解和消除民事纠纷的方法和制度。根据纠纷处理的制度和方法的不同可从以下三种方式来论述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一）自力救济

自力救济，包括自决与和解。它是指纠纷主体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纷，以达到维护自己的权益。自决是指纠纷主体一方凭借自己的力量使对方服从。和解是指双方相互妥协和让步。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依靠自我的力量来解决争议，无须第三者参与，也不受任何规范制约。自力救济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这与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有密切联系。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在仍有保留的必要，可以作为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必要补充。

（二）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包括调解（诉讼外调解）和仲裁，它是指依靠社会力量处理民事纠纷一种机制。调解是指第三者依据一定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对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双方在相互谅解和让步的基础上，达到最终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仲裁是指纠纷主体根据有关规定或者双方协议，将争议提交一定的机构以第三者居中裁决的一种方式。调解和仲裁的共同点是，第三者对争议处理起着重要作用；不同之处是，调解结果更多地体现了主体的意愿，而仲裁的结果还体现了仲裁者的意愿。运用调解和仲裁处理纠纷，标志着人类社会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进步。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今不但需要保留，还应大力倡导，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时效篇(4)

[关键词]　裁判请求权；纠纷可诉性；依据；范围

在现代法治社会，裁判请求权是当事人的程序基本权。裁判请求权意味着任何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时都有请求独立的法院予以公正审判的权利。裁判请求权之保护理应是我国设计和运作民事诉讼制度和进行民事司法改革的最高理念。裁判请求权的实现与纠纷的可诉性有着密切的关系，纠纷具有可诉性，是裁判请求权得以实现的逻辑前提，纠纷的可诉性的广度反映了裁判请求权的实现程度。在当今中国，为保障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应当扩展纠纷的可诉性的范围。

一、纠纷可诉性的意义分析

纠纷的可诉性即纠纷的可诉讼性，它是指纠纷发生后，纠纷主体可以将其诉诸司法的属性，或者说纠纷可以被诉诸司法因而能够通过司法最终解决的属性①。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很少从当事人的角度探讨纠纷的可诉性，通常都是从法院的角度探讨法院的主管范围问题。这明显是受权力本位观念的影响，存在着轻视当事人权利的倾向。从法院的主管的内涵看，当事人可以将哪些纠纷诉诸司法似乎是由法院来定的。从权利本位观念出发，我们应当从纠纷的可诉性角度来探讨法院的主管范围，实际上法院的主管范围取决于纠纷的可诉性的范围，只要纠纷具有可诉性，该纠纷就属于法院的主管范围，法院主管范围的确定不能任意限制当事人的可诉性纠纷诉诸法院。把握纠纷可诉性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纠纷可诉性的对象是法律纠纷。在社会生活中，纠纷是难免的，正因为有纠纷的存在，才有必要建立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也正因为纠纷的存在，宪法才有必要确认裁判请求权。纠纷有多种多样，有男女之间的感情纠纷，有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等等。权利义务纠纷是法律纠纷，可以成为可诉性对象的纠纷只能是法律纠纷，感情纠纷等非法律纠纷不能诉诸司法。

第二，纠纷可诉性的实践形态是当事人诉诸司法的行为和法院的司法行为，就是指纠纷成为司法的对象而由法院进行审判。纠纷不进入法院，这种纠纷最多也只能是理论上存在被诉诸司法的可能性。纠纷要成为审判对象，必须要有当事人的诉诸司法的行为，同时要有法院接受当事人的诉讼进而进行审判的行为。

第三，纠纷可诉性并不排斥当事人通过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纠纷。纠纷的可诉性只是表明该纠纷可通过司法解决，并不表明它只能通过司法解决。纠纷由司法最终解决，但并不表明司法解决对所有的纠纷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法律纠纷是复杂多样的，有的纠纷由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解决也许显得更为适宜，优点更为明显，当事人完全可以选择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

第四，纠纷的可诉性是与法的可诉性联系在一起的。法的可诉性就是指当法律规定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公民可以诉诸司法机关通过诉讼程序维护自己权利的属性。有学者指出法的可诉性是法所必备的基本属性，〔1〕（P169）如果法律不具有可诉性，那么，法律所确认的权利再多，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当事人也不能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司法救济，这种法律也就没有实际意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法的可诉性意味着当事人可以依据该法律诉诸法院，法院可以依据该法律进行裁判；法有可诉性，意味着该法所确认的权利发生纠纷时具有可诉性，法没有可诉性，该法所确认的权利在发生纠纷时就没有可诉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法的可诉性是从法律本身的角度探讨与该法律有关的法律纠纷的可诉性。纠纷的可诉性是裁判请求权实现的前提条件，如果根据法律规定纠纷不具有可诉性，那么，作为当事人的程序基本权的裁判请求权不过是空气震荡而已。纠纷可诉性的范围决定了裁判请求权的实现程度，纠纷可诉性的范围越窄，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的实现程度越低；相反，纠纷可诉性的范围越广，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的实现程度就越高。

二、纠纷可诉性的依据

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各国对纠纷可诉性标准或依据的规定和理解是不完全相同的。美国的诉讼制度分为两大类，一为民事诉讼制度，二为刑事诉讼制度。就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的纠纷的范围而言，它包括私人和私人之间以及私人和政府之间的一切争讼，法律对此不作具体规定。在前苏联，一部分纠纷由法院解决，另一部分纠纷由“同志审判委员会”、“仲裁法院”等其它组织解决。有的国家法律规定争议额在一定数额以下的纠纷不能诉诸正规的法院，而由或者先由小额法庭审理。

在我国，纠纷可诉性的标准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条的规定的精神以及我国国情及司法实践经验，纠纷的可诉性标准即法院主管的标准为：（1）法律关系的性质；（2）国家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据此，他们认为，可以诉诸司法的纠纷范围包括：第一，民法、婚姻法调整的因财产关系及与财产关系相联系的人身关系产生的民事案件；第二，经济法调整的因经济关系所发生的各类纠纷；第三，劳动法调整的因劳务关系所发生的各类纠纷；第四，其它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发生的纠纷；第五，最高人民法院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案件。〔2〕（P92）实际上，在这些学者看来，纠纷的可诉性标准就是看纠纷是否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如果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则当事人可以诉诸法院；如果纠纷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则当事人不能诉诸法院。有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法是保证民法实施的程序法，将因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争议作为法院民事诉讼主管的对象是理所当然。〔3〕（P336）

我们认为，以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作为纠纷可诉性的标准尚存在一些问题，不足以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这是因为，第一，民事法律关系争议作为纠纷可诉性的标准，排斥了没有上升为法定权利的那些权利受到侵害而请求司法救济的可能性。民事法律关系是经过民事法律调整后的社会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争议以后，当然可以诉诸司法，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有一部分社会关系未被法律所调整，即还有一部分权利没有被法律明确确认，如果包含这类权利的社会关系发生争议因其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就不具有可诉性，那么，这类权利便无法得到法律保护。第二，宪法权利得不到司法救济。宪法权利即基本权利通常会经过立法被法律确认为具体的法律权利，然后，当这些权利被侵害以后，当事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得到司法救济。但是，从我国的立法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基本权利都被转化为法律权利的，这些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被侵害以后，如何进行救济呢？如果纠纷的可诉性标准在于纠纷是民事法律关系争议，那么，因为基本权利并不是一般的民事权利，此时，基本权利受到私法主体侵害后就得不到司法救济。因此，我们应当重新思考纠纷可诉性的依据或标准。

在确定纠纷的可诉性的依据时，我们应当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尽量扩大纠纷的可诉性的范围，让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获得充分的实现。裁判请求权的范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治的水准，法治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能够进入法院通过司法解决的纠纷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如美国，不仅对于有关公共政策问题的案件、私人纠纷，当事人可以诉诸法院，而且“几乎任何一个政治问题或早或晚都将转化为司法问题”。〔4〕（P248）当然，美国联邦法院受理案件也是有一定界限的，即联邦法院的管辖权限于现实存在的“案件”和“争议”。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争议是指适合法院作出决定的争议。因此，具有裁判性的争议不同于假定的或抽象的分歧或争端；不同于纯学术性的或不具有实际意义的争议。争议必须是明确的和具体的，涉及有相反法律权益的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它必须是真实的和实质性的争议，可以通过终结性的法院命令获得救济，它不同于对假定事态如何适用法律的建议。”〔5〕（P213）其次，处理好纠纷的可诉性与单位或团体内部纠纷自律性处分的关系。单位或团体内部的与私法秩序无关的纯内部纠纷，以单位或团体自律性措施调整为宜，不应当具有可诉性，对这类纠纷，当事人不能诉诸法院。

为此，纠纷可诉性的标准或依据为：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之争议。只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之争议，当事人都可以诉诸司法，要求法院通过民事审判予以解决。详细地说，纠纷的可诉性标准或依据有两个：第一，纠纷应当是权利义务之争议。纠纷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纠纷本身不是权利义务之争议，没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纠纷通常是不能诉诸法院的。权利义务之争议首先就是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争议。然而，民法是私法，奉行“法无禁止皆自由”的观念，法定权利以外的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后，也应当得到保护。因此，这里的权利义务之争议也包括应有权利受到侵害所引发的争议。如果那些应当上升为法律权利而没有上升为法律权利，因而在其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时，权利人不能诉诸司法，那么，“法无禁止皆自由”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其结果只能是社会秩序的混乱；不仅如此，现代民事诉讼也将失去了生成实体法的功能②。第二，纠纷应当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争议。非平等主体之间的争议往往是行政法律关系争议，行政法律关系争议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发生的争议，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诉讼，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纠纷在当事人起诉时不能明确分辨它究竟是民事争议还是行政争议，对于这样的纠纷，为保障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应当允许原告在起诉时提出预备或选择之诉，原告在起诉时，主张提起民事诉讼，如果不行，则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原告在起诉时，主张提起行政诉讼，如不行则提起民事诉讼。在纠纷的可诉性标准中，不存在客体标准，即不管纠纷的对象是什么，也不管争议的金额是多少，只要具备上述两个标准，当事人就可以诉诸司法。当然，在具体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要成为审判的对象，还得要求当事人提起的诉具有诉的利益，包括主观的诉的利益和客观的诉的利益。

三、纠纷可诉性范围的扩展

根据纠纷的可诉性的标准或依据，我国纠纷的可诉性的范围应当扩展为：

第一，民事法律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争议。在权利与法律的关系上，存在三种学说，其一，权利先存说。认为自有人类之初，即有权利，权利与人生俱来，为保护此权利，始有法律之创设。其二，权利与法律同时存在说。认为法律与权利为同一事物之两面。法律依主观观察，则为权利；权利由客观观察，则为法律。其三，法律先存说。认为权利为法律所创设，无法律之先，绝对无权利可言。〔6〕（P70）大陆法系立法理论一般认为，法律先存于权利，即权利是由法律创设的，并由“法律之力”加以担保。任何利益只有经过法律的确认，才能成为权利。〔7〕（P18—19）我国立法理论上一般也认为权利都是法律规定的权利，民事权利是民事法律所规定或确认的。这一理论的成立是以这样的一种假设为前提的，即一个国家能够制定出一部囊括全部权利体系完备的法典，诚如实证主义法学家和分析法学家所确信的那样，实在制度乃是一种全面的、详尽的、在逻辑上自恰的规范体系，而且该体系为法院所可能面临的一切法律问题都提供了答案。〔8〕（P442）或者，对任何种类的问题，至少可以从理论上能够并且应该通过“解释”一条现有的法律规范而得到解决。〔9〕（P340）我国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民事法律包括商事法律，民事法律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间、法人间、公民与法人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事法律规定了民事主体的各种各样的民事权利，具体包括四大类，即物权、债权、人身权、知识产权，每一大类的权利中还有具体的权利。民事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当这些法定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以后，当事人可以诉诸司法，要求法院予以司法保护。质言之，民事法律所调整的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发生争议具有可诉性。民事法律关系争议是可诉性的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或者说，可诉性的纠纷主要就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争议。据此，只要是民事法律关系争议，不管这样的争议有多复杂，不管这些争议的社会影响面多大，也不管民事诉讼法对审理这类争议的诉讼程序的规定是否完善，法院都应当受理，而不应当慎重受理，更不应当暂缓受理。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和审理因虚假陈述而引发的证券市场上的民事侵权赔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在调查论证的基础上，经慎重研究后，决定有条件地逐步受理证券市场民事侵权纠纷，待市场条件和法律条件成熟后，人民法院将无保留地依法受理和审理各类证券市场民事侵权案件。〔10〕该通知仅仅允许法院受理和审理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市场上的民事赔偿纠纷，对其他复杂的证券市场上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当事人诉诸法院，法院还有可能不予受理。另外，该通知规定了“前置程序”，即该类纠纷只有经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当事人才能起诉，法院才能受理。我们并不一概地排斥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前置程序的设计确有其必要性，但前置程序的设置应当由法律规定，而且前置程序本身也是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最高人民法院用“处罚决定”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是不合适的。

第二，应当受民事法律保护的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引发的争议。

权利在被民法等实在法确认之前只是一种应然权利，由于成文法具有局限性，成文法典不可能穷尽地确认所有的权利，即不可能把所有的应然权利都确认为法定权利。同时，民法具有开放性，它不实行法定主义，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合法利益都转化为民法上的权利。有学者指出，“限于立法技术和立法者的认识能力，或出于公共政策或利益衡量的考虑，法律不可能将主体的全部利益都纳入权利体系之中。”〔11〕以前，我国的立法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着“成熟一条制定一条”、“宜粗不宜细”的思想，一些被认为“实施条件不成熟”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确认。不仅如此，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权利归根到底是受社会经济关系制约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社会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这从反面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权利的类型将不断扩展，产生一些新型的权利类型。事实也是如此，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发展将激发人们对新的权利的要求，如对隐私权的要求、对身体权的要求、对采光权的要求、对生育权的要求等等。但是，由于法律稳定性的特点，法律不能朝令夕改，这一特点带来了法律的滞后性，一些新兴的权利往往得不到法律及时确认，不能及时上升为法定权利。在权利法定化之前，它们都是应有权利。那些被民事法律所确认的权利受到侵害以后，受害人可以诉诸司法，求得司法救济，而这些尚未被上升为法定权利的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当事人能否诉诸法院获得司法救济呢？换句话说，因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发生的争议是否具有可诉性呢？在英美国家，这并不存在问题。因为，当现实生活中出现某种利益需要保护而法律和判例都无反映时，法官就可以依自由裁量权将其认定为权利加以保护。若这种对权利的认定是符合衡平原则的，则该权利类型将以判例的形式被确认下来。〔11〕当然，在20世纪中期，美国有的州法院对判决确认应有权利是持否定态度的，如在1960年的DESHOTELv.ATCHISONG一案中，原告主张“配偶权”，加州最高法院否定了原告的请求，其理由有二：（1）如果同意原告可以请求因婚姻生活所受的利益，会扩张习惯法上责任范围。习惯法上侵权行为可以请求的权利有固定的项目，如果任意扩大赔偿范围，极有可能造成当事人滥诉，诉讼如同洪水水闸释放一发不可收拾，无法控制，法院无法负担大量的诉讼，也难以认定责任范围（英美法上称之为“水闸理论”），所以，应该限制责任范围。（2）其它大多数州也不承认“配偶权”的请求权。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加州最高法院在RODRIGUEFZV.BETH LEHEMSTEELCORP一案中，承认原告基于“配偶权”的损害赔偿。〔12〕（P7）

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比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小得多，但今天，他们借助“诚实信用”、“权利滥用”等一般条款，通过解释以至创制法律来适应社会和价值观的变化、对付不断产生的新生事物也得到了广泛的承认。〔13〕（P7）可见，在大陆法系，法定权利以外的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后引发的纠纷是可以诉诸司法的。事实上，大陆法系不少国家对法定权利以外的利益（即应有权利）也是给予保护的，《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③对侵权行为对象的规定不仅适用于法定权利，也适用于法定权利以外的利益，诚如法国学者所言：“本款规定的适用范围如此之广，以致足以囊括各种各样的损失，并对其一视同仁地给予赔偿，且赔偿范围及于所遭受的各种各样的损害，从杀人生命到伤人皮毛，从烧毁高楼大厦到毁掉棚门荜户，任何情形均适用同一法律，任何损失均可以计算，以赔偿受害者所遭受的一切损失。”〔14〕（P7）《德国民法典》规定侵权行为的对象包括绝对权利、绝对权以外的权利和私法上的利益，当然，对法定权利以外的私法上的利益的保护有一定的限制，如只有在侵权行为人故意并该行为违背善良风俗时，受害人才可以获得赔偿。

在我国，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对权利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法定权利当然要保护，对那些法定权利以外的合法利益或者说应有权利也应当予以保护，这也是民法的基本原则的要求，我国《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这里的民事权利应当包括法定的民事权利和未上升为法律上的权利的合法利益。从《民法通则》对侵权责任的规定来看，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并不仅仅是侵害法定权利，《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侵权行为的对象不是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应当理解为既包括法律上的权利也包括应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利益或应有权利。〔14〕（P12）因此，因应有权利或者说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所发生的纠纷，具有可诉性，当事人也可以诉诸法院，法院不能以法律对某类或某种法律关系尚没有规定为由拒绝受理，法院应当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对这类案件作出裁判④。

第三，因宪法权利受到私法主体的侵害所引发的纠纷。

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违反宪法的现象主要是国家的抽象行为，如法律与宪法相冲突等；在法治欠发达的国家中，不仅存在国家的抽象行为如立法行为的违宪问题，私人行为违反宪法侵犯他人宪法权利的现象也屡见不鲜⑤。对于私法主体之间因侵犯宪法权利（指实体性宪法权利）引发的纠纷，通过什么途径解决呢？对国家抽象行为侵犯宪法权利的行为，各国规定了各具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在私法主体侵犯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为发生后，如何对这些宪法权利进行救济，各国的理论与实践并不一样。

在国外传统宪法学理论上，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无效力，现代宪法学理论改变了这一看法，德国和日本都承认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的效力，至于这一效力是直接效力还是间接效力，理论上有争论，其中有两种学说，即直接效力说和间接效力说。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定对私法领域具有直接的效力；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权利规范只能通过私法中的一般条款或具有概括性的规定才发挥效力，该学说要求通过解释私法中的这类条款，而将宪法权利规范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注入其中，从而将宪法权利延用于私法领域。〔15〕（P102）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并没有规定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1956年德国对《基本法》的第1条进行了补充，明确规定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效力，第1条第3项规定：“下列基本权利直接有法律效力，并约束立法、行政及司法。”日本的司法实践承认基本权利的间接效力，大阪地方法院于1969年的“日中旅行社案”的判决中指出，民法第90条的公序良俗条款体现了宪法中的平等权等宪法权利规范的精神，而本案被告日中旅行社以政治观点取舍雇员，其对原告所作出的解雇决定违反了民法第90条，因而无效。〔15〕（P102）

我国台湾地区在司法实践中也采纳间接效力说。台湾一些企业曾经与受雇的一些女性约定，“一经结婚即需辞职”，有一女性受聘于农会，并订立了这样的合同条款，后对该条款的效力发生争议，诉诸法院，台湾司法院第一厅研究认为，人民无男女之分，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为“宪法”第7条所明定，又人民之工作权及其它自由、权利也受“宪法”保障；雇主要求女性受雇人预立于任职中结婚即应辞职之辞职书，不仅破坏“宪法”保障男女平等之原则，并且限制人民之工作权及有关结婚之基本自由及权利，该结婚辞职之约定，可认为违背公序良俗，依民法第72条之规定，应属无效。〔16〕美国并不拘泥于直接效力说和间接效力说，而是坚持“国家类似说”，主张将侵害宪法权利的一部分特定私人行为，视同侵害人权的政府行为，从而适用宪法的规定。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时效篇(5)

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按照准司法程序审理和裁处有关争议或纠纷，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行为。在我国行政司法行为主要是指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调解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它具有以下特征：⒈行政司法行为是享有准司法权的行政行为，即以依法裁处纠纷为宗旨的行政司法行为。它按照准司法程序来裁处纠纷，坚持程序司法化的原则；⒉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具有行政司法职权的行政机关，在我国，主要是指行政复议机关、行政裁决机关、行政仲裁机关（《仲裁法》颁行前）及调解机关；⒊行政司法行为的对象是和行政管理有关的行政纠纷以及民事、经济纠纷，这些一般都由法律给以特别规定。它们是由于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或双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行政机关、其他当事人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而产生的，在权利和义务发生利害关系的争议或纠纷；⒋行政司法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的活动，即行政机关依法裁处纠纷的行为；⒌行政司法行为不同程度地具有确定力、约束力、执行力（行政调解的执行问题有特殊性）。但它对纠纷的解决一般都不具有终局性，所以原则上也具有可诉性，不服行政司法决定的还可以向法院起诉（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

由此可见，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法律行为，是行政过程中典型的适用法律的行为，因此，合法性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和特性。有效的行政司法行为必须主体适格、内容和程序合法、具备法定的形式和规格。行政司法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准司法行为。它不仅采取了类似于司法诉讼程序的一些作法，如依申请才受理、调查取证、审理与决定、回避，有的还采用合议制、辩论制等；而且在行政司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第三者充当裁决人即起了“法官”的作用来裁处纠纷。所以行政司法行为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等原则，以贯彻司法公正性。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促进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而且有利于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有利于行政机关加强对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以及救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应善于实施行政行为，来影响和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起到市场经济冲突规则裁判员和经济关系、经济秩序调节者的作用。这正是行政司法价值功能的体现。行政司法的实质就在于以间接手段而不是以直接的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它通过调处纠纷和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为中介，来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矫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行政司法行为通过及时、便捷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投诉有门，防止矛盾激化，这在维护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等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二

从现代法制的发展来看，行政司法行为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乃是基于近现代化社会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而需要贯彻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所致。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不仅指从量上看各类纠纷的增多，而且从质上看许多纠纷涉及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越来越强。若让它们完全或径直诉诸于法院，既会增添“讼累”，又不利于简便、及时和有效地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既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及相关知识和技能，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专门机构，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程式化要求并体现行政效率的原则，从而既保持公正、合法，又简便、迅捷、灵活、低耗费地解决纠纷。同时，使这种解决方式和结果与法院诉讼适当相衔接，通过接受法院司法监督和支持执行，以保证其办案质量和法律效力。这样，也有利于以法制权，加强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和救济。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发展和功能之充分发挥，更是深深置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导致社会冲突或纠纷的增多及解决难度的增大（因涉及利益关系及专业性增强），从而要求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以摆脱传统的三权分立体制下主要靠法院审判这种纯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模式之局限，努力探寻和拓展审判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途径，并使其向着民主性、公正性、专业性、效率性等方面发展。行政司法行为就是适应了市场经济需要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客观要求，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且有利于加强经济执法以及司法。

行政司法这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间接干预的重要手段。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行政裁判制度尤为典型，一般所通行的是行政复议行为和行政裁决行为（有些国家也存在着相似于行政调解的组织和机能），所裁处的对象既包括行政争议又包括民事纠纷，且更注意采用司法程序和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我国的行政司法，其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乃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特别是行政法制，更具体而言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一项成果和产物，是在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并使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强化其自律机制使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我国的行政司法行为包括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行政复议行为主要解决那些对行政机关的相关处理和决定不服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其范围基本上与行政诉讼的范围一致并略宽，以便于行政复议同行政诉讼相衔接。行政复议是我国相对最为规范的行政司法形式，其法律依据也更较充实。行政裁决行为主要解决与合同无关的若干民事纠纷，行政裁决行为总的来说可分为确权行为（以解决权属争议和权限争议）以及归责行为（以裁处损害赔偿纠纷和侵权纠纷）这两大系列，其中包括关于专利、商标的专门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调解行为所解决的民事纠纷其范围就更宽，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非合同的民事纠纷乃至民间纠纷，既包括损害赔偿或补偿纠纷又包括侵权赔偿纠纷，还包括经济纠纷、劳动争议、权属和权限纠纷等。行政仲裁行为主要解决相关的合同纠纷（特别是经济合同纠纷），也解决一些其他的民事、经济和劳动纠纷。在这四种具体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都是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它们通过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来解决有关纠纷或争议，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具有行政法律效力，同当事人之间发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都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使其接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调解则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的纠纷进行调停，而不是行使行政权力，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除了仲裁中的调解之外），是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调解不成或不服调解的还可进行裁决或可申请仲裁，并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行政仲裁乃是行政机关的特定机构以第三人的身份对特定的纠纷或争议居中作出公断或裁决，它采用合议制，按照特有的仲裁程序，并由特定的机构进行，因此其司法性较其他行政司法行为更为明显，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也强于一般行政裁决之效力，不服行政仲裁也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行政仲裁背离了仲裁制度所固有的民间性本质特征，典型地体现了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和痕迹，随着《仲裁法》的颁行，已导致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的改革和转轨。

从行政司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以上述及的这些行政司法行为均可称为“显形行政司法”，即以特定的行政司法形式（复议、裁决、调解等）裁决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或纠纷；除此而外，还有所谓“隐形行政司法”，即平常所说的行政行为司法化，它是指行政机关虽不是处理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但行政机关作出关系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救济等），也需要“司法化”，即不同程度地采用司法程序以提高具体行政行为的质量并保证其公正性、合法性，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潜在的法律争议。从广义上说，行政司法就是运用准司法程序规范行政的各种规则、制度的总和。从这种意义上看，行政司法行为及其作用的发挥有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它涉及到我们整个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问题。关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化，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就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该法不仅在一般程序中规定了立案、调查、检查、审查、陈述与申辩、决定、送达等必经环节，而且还正式规定了听证程序。听证会要告知受处罚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申辩和质证权利，有利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有利于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有利于调查取证和正确适用法律，从而便于贯彻程序公正原则。这些都体现了我国行政行为规范化、程式化、法制化的正确方向和必然趋势。

三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和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法制的建立和健全，行政司法行为面临着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挑战。

（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体制，而且要求增强经济主体的自主权利和自治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颁行，促使了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改革和转轨，把本不应当归于行政司法的仲裁制度从行政司法体系中分离出去使之还原归位。这样，一方面引起我国行政司法制度的相应调整和改革，调整后的我国行政司法体系即由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组成，主要解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各类纠纷，而把大部分合同纠纷和其他适合仲裁的财产权益纠纷留待当事人双方自愿去选择民间仲裁解决。这就既符合了国际上行政司法的通行形式，也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行政司法制度自身的建设和改革。另一方面，必然导致我国形成民间仲裁、行政司法、法院审判三足鼎立、三位一体，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既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裁判制度体系，以便于用多种形式、手段和途径解决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民事、经济纠纷和其他各种纠纷，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其中，民间仲裁属于非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行政司法属于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天地。

然而，从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国际上的某些特例来看，《仲裁法》的颁行并不等于把一切纠纷和争议都排除在行政仲裁之外。国外就还存在所谓“特种仲裁制度”，在我国也存在现行《仲裁法》所统一规定的仲裁范围之外的某些纠纷，如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这些都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当然就不宜由民间仲裁来解决。因此，是否也需要实行特种仲裁或是否应属于行政司法范畴，都很值得深入研究。

（二）必须拓展新的行政司法形式和行为，例如行政申诉行为。对已超过复议申请和起诉时效的争议而当事人仍不服的；或当事人不愿通过行政复议或起诉解决纠纷，而希望通过行政监督手段来解决的；或当事人认为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能够自己纠正的等情况，都可以通过行政申诉的途径予以解决。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时效篇(6)

论文关键词 经济犯罪 经济纠纷 完善策略

一、经济犯罪概述

经济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实践中，不少案件既涉及到经济纠纷有涉及到经济犯罪，为了能进一步来完善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二者的内涵及联系做出一个准确地界定，并对它的处理原则做出细化的规定，并完善移送的程序。

（一）经济犯罪的定义

经济犯罪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项概念，广义是指：经济犯罪活动或是违反了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的行为，或者是利用职权来牟取暴利等行为。狭义地经济犯罪是：行为人为了牟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所允许的经济权限与经济活动，违反直接或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到正常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

（二）经济犯罪的特点

1.侵害的对象是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关键要素是：划分经济违法和经济犯罪的界限。若一种行为虽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规，但还未严重的破坏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那么，就不构成犯罪。

2.该类犯罪客观的表现为违反国家的经济管理法规。在经济管理或经济运行中进行非法的经济活动，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地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3.经济犯罪主体是自然人或者是单位。经济犯罪的主体为单位的情况更多一些。

4.犯罪主观方面，经济犯罪极大多数都是故意犯罪，表现形式是以非法占有和牟利等目的。

（三）避免经济犯罪的策略

第一，要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相结合的策略，事前预防指的是在犯罪行为发生前，采取多种不同的预防措施和针对性办法，尽量避免诱发犯罪的各类因素，将犯罪防范在未发状态；这里所说的事后补救也主要是针对预防来说的，是在犯罪行为已经发生后的预防性措施，根据事件所显现出来的不同问题，制定相应的整改方案。

第二，重点预防和普遍预防相结合。可以与税务、银行、工商等重点部门相配合，也可以在某单位或者系统内，着重考查易发生该类案件的重点人员与重点部位，而其他的人员及部位便被作为普遍对象。

第三，法律预防和社会舆论导向相协调。在遏制各类犯罪中，法律预防比社会预防更直接。它包含司法预防和立法预防两个方面。同时，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工作力度。用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网络等广泛的宣传工具，进行全方位宣传，争取做到为经济犯罪的预防鸣响警钟，将经济犯罪的数量减小到最低。

二、经济纠纷概述

（一）定义

经济纠纷在民商事纠纷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之中，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因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纠纷要经由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处理，因此经济纠纷责任承担主要是相关责任所带来的赔偿义务。

（二）案件特点

（1）近期受理的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承包合同、贷款合同、购销合同所占的百分比明显的增加；（2）当事人地身份较为复杂，个体经营企业、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等；（3）双方的当事人所争议的诉讼标的额大幅度增加，少则要十几万，多则回答到几十万；（4）大多数地被告因经营不善而没有偿还能力。

（三）解决纠纷的对策

第一，要加强法制的宣传，广泛的推广公民尤其是法人学习相关政策和法律，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

第二，正确的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为企业创造出一个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对经济紧张、周转困难的企业采取一系列放水养鱼的方法，扶持企业的正常发展，为稳定大局和经济建设的服务着想。

第三，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规范，是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能认识并保障自己的权益。

（四）解决纠纷的途径

对于损失较小或情节不严重的经济纠纷，通常主张双方通过协议和协商的办法自行处理解决。对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纠纷或者同知识产权问题有关的纠纷，执法部门应当按照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仲裁，民诉，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相应手段来进行处理。

1.协议仲裁。协议仲裁是纠纷双方在协商之后达成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从而解决双方纠纷。

2.行政复议。若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处理经济纠纷的结果存在异议，当事双方可以依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提出复议要求，维护自身利益。

3.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主要就是法院在当事人双方以及所有诉讼参与人的集体参与下，按照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办法。适用于在民商事纠纷中涉及金额较大、较严重的案件。

4.行政诉讼就是民间俗语中所讲的“民告官”，当纠纷双方对执法机关的处理结果存在异议时，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关系

（一）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件中的常见问题

1.合同欺诈和合同诈骗的界限。在处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案的时候，要先明确经济犯罪同经济纠纷二者间的区别，防止将经济纠纷错误定义为经济犯罪，而对其采取不公正的处理；再者，也要有效避免对应当认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只是在表面上追究民事责任，这样必然会放纵犯罪。

在社会生活中，合同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作为一种很普通的社会文本现象，其已经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效分别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欺诈是很关键的问题。合同诈骗同合同欺诈二者同属于合同的衍生物，均涉及到了合同履约过程中，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冲突，通常来说，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性质是相同的，都属违法行为，都具社会危害，但是二者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其动机目的不同。合同诈骗行为人只是想单方面的享受合同条文中所规定的权利，而不想履行义务，行为人地目的是：利用签订合同的办法，达到非法获取对方利益的目的（此处所讲的非法获取是指，用欺骗的办法把将对方的财产转到自己的掌控下，并会以所有人身份将其保存、使用及收益）。合同欺诈指的是合同当事人一方，用故意欺骗的方式使对方陷入错误并且与其订立合同，以使另一方当事人做出错误地意思与决定为目的，从而通过履行合同来谋取非法利益，实质为谋利。故在欺诈性的合同中，欺诈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地目的，也没有不履行合同地意思，目的在于用欺诈的手段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从履行合同中来谋取利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个关键亦是难点。

其次，其客观方面存在差异。衡量合同诈骗还是合同欺诈，除目的与动机不同外，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也是以关键因素。诈骗罪的行为人目的是无偿的使用以及取得合约人的财产，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所以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表现是：虚构合同的主体；携款逃匿；大肆挥霍对方的财物；虚设担保等。而在欺诈中，行为人通常表现为过分的夸大质量，自己地履行能力，以及数量等等。应注意的是，隐瞒真相表现为不告知或告知虚假的合同标的物的瑕疵，不声明自身履行合同能力缺陷等。由此可见，二者虽均为欺诈性合同，但合同诈骗故意有无偿占有的因素，且不会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而合同欺诈是为了在履行合同的同时获取不法利益。

再次，在实践之中，还应该注意其欺诈的程度。只有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的欺诈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商业往来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欺诈的行为，而这一行为与合同诈骗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度的差异。只要对事实的歪曲度没有超出在商业惯例中被许可的范围，就尚未构成犯罪。所以，欺诈程度也可以作为罪与非罪的区分因素。

2.在刑事案件中，若被告的财产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应如何计算被告地犯罪数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认定诈骗数额时，应以行为人实际占有的数额为诈骗额，故被告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当扣除。但在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中，经常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前早已提起了民事诉讼，是被告的财产依程序被查封、冻结、扣押，对此是否可视为其部分资产已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呢？

针对是否扣除犯罪数额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有争论。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谈纪要中说归还是被告人自愿将资产返还，因此，不应该从实际谋取的非法犯罪额中扣除；有的人则说应当扣除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笔者认为：对于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是由法院强行固定，并非行为人自愿返还。被告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已经利用合同骗取对方财物，诈骗犯罪的行为已经实施，依照我国《刑法》，被告以此骗取的资产应被认定为实际骗取额，应计入诈骗犯罪额，不能予以扣除。而对于已被民事诉讼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依法移至受理此刑事案件的法院，然后发还给本案受害人。所以，不应该以此额度认定为被告在案发之前已返还的数额而予以扣除。

（二）经济纠纷同犯罪交叉时的审理

这里面应当重点提到的是“先刑后民”的原则。“先刑后民”是指当一个经济犯罪案件与经济纠纷案件发生牵连、冲突时，经济纠纷应当销案或者是中止审理。案件中止审理的，需要等到造成中止审理的问题得到全部解决以后，再能继续恢复正常的审理工作。

但是，刑事先于民事原则也并不应是无条件适用于所有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地交叉案件中的。其弊端如下：（1）刑事处理很可能造成过分延期，无法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尽早的保护；（2）该原则还可能被他人恶意利用，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民权；（3）该原则可能为地方的保护主义制造良好条件，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民权。因此，在刑法所不能及的方面应尽量适用相关民事法律做补充；在民法强制性无法有效解决时，应当立即彰显出刑事法律的强制性特点。具体有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在由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相互交叉的案件中，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二者在处理结果上不发生相互依赖影响时，人民法院应实行“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二是当经济纠纷同经济犯罪交叉所造成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相冲突的时候，处理民事诉讼一定要在刑事诉讼的框架前提下进行，法院实行先刑事后民事的基本原则。而反之，经济纠纷为主的案件则实行先民事后刑事的原则。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时效篇(7)

[关键词]社会矛盾；枫桥经验；多元化；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5918（2015）08 - 0085 - 02

doi：10. 3969/j.issn.1671- 5918. 2015. 08-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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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益多元化及冲突的复杂性更为明显，由此决定了社会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迫切要求。“枫桥经验”解决矛盾机制可资借鉴，“调解在先”作为“枫桥经验”的主要内容之一，其调解的矛盾范围已并不仅仅限于民事案件，而且延伸到刑事领域。按照“以民为本”的理念，发挥各职能部门科学化的、以人为本的执政能力，通过调解制度来恢复社会和谐的人际、邻里、宗族关系，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的终极价值。

一、社会矛盾多元化的现状

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不断涌现，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内容复杂化、调处困难化”的新趋势。

（一）从纠纷主体看，多元化趋势明显、群体性纠纷激增

纠纷主体已由单一性向多样化发展，由过去的公民与公民间的纠纷发展为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组织、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及他们之间的利益纷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纠纷的主体更多地由以往的公民与公民之间，向公民与经济组织之间、公民与基层政府管理部门之间扩展。而且，矛盾主体相对集中在同一区域、行业，呈现出人员相对集中、利益诉求趋于一致、问题繁复的特点。

（二）从纠纷类型看，涉及经济性、利益性的矛盾纠纷日渐成为主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纠纷类型增多。“三跨”纠纷，即跨地区、跨行业、跨单位纠纷，“三劳”纠纷，即劳动、劳务、劳资纠纷，以及商品经营、货币流通、信托信贷、房地产开发、小区建设、企业破产、兼并、改造、股份、转包、拍卖、优化组合、合伙经营、土地承包、买卖、租赁、劳资供应、集资提留、计划生育和党群干群矛盾纠纷明显增多，各种纠纷不断涌现。其中，涉及土地承包、征地、拆迁补偿、劳务、债权债务和医患等以经济利益诉求为主要内容的纠纷数量大幅上升。这些纠纷涉及面广，利益主体成分复杂，还存在群众恶意上访的现象，把矛盾转嫁到社会、政府，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

（三）从纠纷内容看，矛盾纠纷呈现出繁复、持续和反复的特征

民间纠纷的内容也由以往家庭成员内部之间的婚姻、继承纠纷或邻里之间简单的侵权、债务纠纷，发展为合伙投资纠纷、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劳资纠纷、安全事故纠纷、城市建设噪声扰民纠纷、物业管理纠纷、拆迁征地纠纷、村务纠纷等等。许多矛盾纠纷同时涉及民事、经济、行政和刑事方面的内容，还夹杂着当事人的合法与不合法诉求，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过去，民间纠纷以家庭琐事以及债务纠纷居多，大都通过居委会或村委会调解解决。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矛盾纠纷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加大了法院的压力，司法资源也不能够合理利用。

二、社会矛盾中解决的现存困境

（一）受制于“诉讼爆炸”

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诉讼爆炸”现象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据有关研究：平均大约1%的经济增长，会带动1. 6%的案件增长”。对于这种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其实并不足为奇。从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和法治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人们维权意识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这同时也加大了法院的压力，因为大多数的人们心中用法律维权的途径都只是停留在到法院提讼，法院的案件就越来越多，产生了现在愈演愈烈的“诉讼爆炸”现象。“诉讼爆炸”的现实危机使纠纷无法迅速得到解决，不利于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会导致法院压力过大，解决纠纷效率不高，难以发挥其重要的社会功能。

（二）传统人民调解制度的局限性

受传统文化和习惯的影响，我国民间纠纷大多通过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的方式解决。这被称为“东方经验”，为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所借鉴。但我国持续多年、经验丰富的调解制度似乎越来越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有统计数据表明，全国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纠纷总数与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总数，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7：1降至现在的1.7：1。随着人们法治意识的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案件内容的日趋复杂化，人们开始怀疑调解的效力，更愿意相信诉讼的效力。但繁多的案件反而会降低司法活动的工作效率，是对诉讼资源的变相浪费。人民调解在缓解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之间矛盾冲突方面的作用却可能非常有限。

（三）现行纠纷解决机制不成熟

我国纠纷解决方式多样，但总体来看，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体系解决纠纷的效力不高，结构、布局不合理。另外，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法治意识加强，过于倚重诉讼解决纠纷的观念一时难以改变。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发展不平衡，如人民调解制度，虽然在形式上比较规范，组织化程度也比较高，在实践中作用突出，但是有些则是形同虚设；尤其是适应现代社会和技术发展的专业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发展缓慢，消费者纠纷和医疗事故纠纷以及知识产权纠纷、保险索赔等解决机制要么运作不畅，要么付之阙如。

三、新时期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

（一）完善立法使我国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有法可依

伴随着新时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诉讼爆炸”现象的出现，传统人民调解制度与时代脱节这一现象凸显反映出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的不足。我国虽制定并通过了《人民调解法》，但是该法在社会实际实施运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不足与欠缺，面对解决日趋复杂的各类纠纷的需要各类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应运而生，另外还有许多非诉讼性质的纠纷解决方式，包括仲裁、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以及极富中国特色的制度。但对于各类制度的详细法律规定和各类制度间相联系的法律法规比较缺乏。为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有规则可循，应就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立法，可先进行地方性立法，待条件成熟后再实施国家立法，同时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创制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法。做到在实体上，应该包括行政调解的范围、有权进行行政调解的主体、调解的原则、调解主持人的任命和权利义务等；在程序上，要规定调解的开始程序、准备程序、调解程序、保密或公开程序，以及调解协议书等，进一步突出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和功能，突出民本思想和社会自治精神，强调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司法的有效衔接。

（二）积极探索和完善适应中国国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在促进社会多元化矛盾解决的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纠纷解决权优化配置这一重要问题，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解决权逐步地向社会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逐步转变，在法院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周围建立多种形态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充分借鉴西方先进ADR模式经验，结合国内社会、经济、司法发展实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一是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情报信息网络。畅通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通道，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并将意见建议的办理情况进行定期通报。二是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信息的收集、报送和分析反馈机制，积极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分析治理，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发展动向，建立起完善有效的纠纷分流机制。三是构建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体系。搭建对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协调的平台，积极发展与培育科学的行政调解机制和民间组织、行业组织的纠纷调处机制，制定非诉讼纠纷解决规则体系，当然也要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理性的纠纷解决观念。

（三）预防为主和就地解决

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应依靠发动群众，消除隐性矛盾。如在农村里通过信息员每月两次摸查辖区中的矛盾纠纷等不稳定因素，及时掌握涉及可能影响稳定的情况。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评价体系，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切实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及时消除矛盾，解决纠纷，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构建群防群治的组织网络，确立了一整套成熟有效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建立健全组织网络，在每一个镇、每一个街道设立“解决纠纷服务中心”，村、社区建立组织网络，及时将社会矛盾纠纷动态向“解决纠纷服务中心”传达，以便抓“早”抓“小”，能够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早发现早解决。当然也需要强化法制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制素养。

参考文献：

[1]谌洪果.“枫桥经验”与中国特色的法治生成模式[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 （1）.

[2]马怀德.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诉讼制度[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9）.

[3]沈恒斌，吴少鹰.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表现形式及其多元化解决机制构建思路[J].法治论坛，2007（1）.

[4]杨燮蛟.转型期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以浙江“枫桥经验”为视点[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5）.

[5]范愉.中国非诉讼程序法的理念、特点和发展前景[J].河北学刊，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