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概述篇(1)

[关键词] 银行 反洗钱 法律问题 对策

计划经济年代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不法分子无法洗钱；改革开放后内地就出现洗钱犯罪。“白领犯罪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为洗钱”。金融系统是洗钱的易发、高危领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的估计，全球每年的洗钱数额达600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左右。国际社会已将洗钱列为十大犯罪之首。因此，遏制洗钱犯罪，势在必行。

一、洗钱罪概述

（一）洗钱犯罪的含义

洗钱，顾名思义就是把赃钱清洗干净，给非法的资金披上合法的外衣。它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芝加哥的一黑帮分子开了一家投币洗衣店，在每晚计算当天的洗衣收入时，他把其它赌博、走私、勒索等非法收入混入洗衣收入中，再向税务部门纳税，扣除应缴的税款后，剩下的非法收入就成了他的合法收入，这就是“洗钱”的由来。各国的法律及国际公约对“洗钱”有不同的表述，通常是与各国对洗钱罪的界定相适应的。国际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认为，凡隐瞒或掩饰因犯罪行为所取得财物的真实性质、来源、地点和流向，或协助任何与非法活动有关的人规避法律应负责任者，均属洗钱行为。

《刑法》第191条规定，洗钱犯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而采取的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产转移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通过银行转账或者其他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协助资金汇往境外，以其他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利益转移为合法财产，所转移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达到一定数额的行为。《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将洗钱的上游犯罪增加了“或其他犯罪”，将洗钱行为表述为：“将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或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各种手段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

（二）洗钱犯罪的特征

洗钱犯罪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有预谋的故意犯罪；二是利用银行或地下钱庄进行；三是具有跨国性。各国家司法管辖权有限，不能越界追逃；四是缺乏可识别的受害者，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三）洗钱犯罪的危害

洗钱犯罪危害性大，破坏经济建设，影响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一是为有组织犯罪提供资金来源；二是助长刑事犯罪，危害社会稳定。洗钱的高利润会刺激犯罪分子的欲望，助长了其嚣张气焰，给社会带来危害；三是助长官员，造成贪官外逃。我国的资本外流数额排行世界第四位，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已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四是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严重影响银行业务的拓展，诱发金融危机。如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倒闭，原因之一就是参与洗钱；五是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原则，冲击合法经济，破坏国家投资环境。

二、金融机关反洗钱的现状

（一）形形的洗钱犯罪

近年来洗钱犯罪日益增多，数额不断上升。主要表现为：一是利用地下钱庄把在国内犯罪所得赃款清洗到境外。首先赃款所有者在境内将要清洗的赃款交给地下钱庄的经营者，然后在境外从地下钱庄的同伙处提取被清洗过的赃款。如厦门远华走私案中，赖昌星通过晋江“东石丽”地下钱庄疯狂洗钱。二是利用同海外公司签订假进口合同，以金融机构信用证支付方式将资金汇往境外，即将犯罪所得资金转移到境外金融保密制度比较严格的国家和地区。三是利用他人身份证件或假身份证件开立账户，通过金融机构存取、转账等方式转移非法资金进行洗钱。四是利用借贷方式洗钱。首先通过向他人借大额钱款，然后再用赃款偿还债务，使赃款被清洗成来路合法的款项。五是利用外汇黑市把赃款兑换成外汇，再将其走私出境，从而达到洗钱的目的。六是通过成立皮包公司或者利用其它单位走账进行虚拟贸易，伪造经营业绩，谎报收入，然后以公司经营所得的名义将犯罪收入向税务当局申报纳税，将赃款变成完全可以公开的正当收入。

（二）银行反洗钱的现状

1、金融环境不够规范，金融秩序有待完善。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银行业竞争出现白热化，有的银行见钱就揽，有钱就收，忽视了对钱的性质和来源的了解。甚至明知该钱的来路不正，仍帮其转款或做其他处理。所以在金融秩序混乱的地方，很难有效地预防和查处洗钱活动。

2、部分人员反洗钱的意识淡薄。对反洗钱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错误地认为反洗钱是发达国家的专利，没有必要盲目跟风，否则会失去大量客户。甚至“睁一眼、闭一眼”，麻木不仁，使银行成了洗钱的工具。

3、员工业务素质不高。缺乏过硬的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即使面对可疑的金融交易或者明显与洗钱有关联的交易，也难以进行辨别。有些人工作责任心不强，有章不循、有禁不止，结果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实施洗钱等金融犯罪轻而易举，根本无法有效防范和查处洗钱。

4、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缺乏可操作性。实践中多数巨额黑钱都是通过各种银行、在不受任何监控的情况下被转移出去的。

三、银行反洗钱的具体对策

（一）建立健全法律体系。我国反洗钱的最早立法是1990年《关于禁毒的决定》。1997年《刑法》正式对洗钱罪作出规定，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加以补充，2003年央行又颁布《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及《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报告管理办法》三大规章的， 2004年修改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确定了央行反洗钱的法定职能，反洗钱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差距，必须抓紧制定《反洗钱法》。首先，要明确反洗钱的定义和范围，确立其设立模式、性质、职能；配备专职人员，明确其责任。其次，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把贪污贿赂、盗窃、抢劫、偷税、赌博、贩毒、诈骗等严重犯罪也列入。既打击洗钱又遏止其上游犯罪，使犯罪分子“无处洗钱”或“无钱可洗”。最后，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实施洗钱罪上游犯罪行为人如果不能说明自己所持有的财产性质或来源合法，就推定为洗钱犯罪所得进行定罪。可喜的是反洗钱法草案已于06年4月25日，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预计8月份颁布实施。（二）加强银行内部监控。金融机构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内控制度并报央行备案，严防金融机关成为洗钱“黑道”。一是利用现有的力量和机构成立专门的反洗钱工作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反洗钱工作，配备必要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各关键部门设立反洗钱联络员。二是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对下级分支机构进行指导、监督、核查。三是各商业银行之间应密切配合，相互协作，同时把反洗钱工作纳入年终考核范围，常抓不懈。四是严格执行反洗钱责任制，并建立和完善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保险、证券机构反洗钱监管制度，明确其现场和非现场监管职能。

（三）建立系统化工作机制。一是各银行应逐步完善报告制度，监控大额可疑资

金交易。银行对大额现金、存款、汇款和保管箱业务；对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及跨境转移，且无明确商业或正当目的活动；对客户的资金来往发生不寻常变化的均应特别引起注意，发现交易可疑的，应当按照规定时间限制和规定程序向监控中心报告。单位之间金额人民币100万元以上、外汇50万美元以上的单笔转账支付；个人金额人民币20万元以上、外汇10万美元以上单笔现金收付，都属于大额交易，必须加以重点审查、分析，发现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报案。二是注意保存内部交易记录和业务凭证，以备执法部门调查取证。对账户资料和客户交易纪录的保存期限自销户之日起至少5年，如：个人账户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住所等；涉及可疑交易的，至少保存20年。保存期的文件资料应是原始凭证、监管部门认可的电子介质文件资料，且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法律有效性。

（四）实行存款实名制。这是银行防范洗钱犯罪的基本措施。金融人员应提高思想认识，严格遵守《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建立客户身份登记制度。在办理存款、结算业务时，应审查其身份并记录在案、核对存档。对他人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应严格按规定核对人和被人的身份资料并做好登记工作。对单位客户应按银行有关规定要求其提供合法的证照、文件及资料或经公证的复印件，确认客户的注册名称、注册地址、组织形式、经营范围、单位负责人、财务状况等，开立账户应由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直接办理，对授权他人办理的，要求其出具负责人的授权书及其身份证件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件；不得为客户开立假名、匿名账户，不得为身份不明的人提供存款、结算服务。

（五）加强员工培训。洗钱作为一种高智商的隐蔽性犯罪，不会被轻易发现。因此，要取得反洗钱工作成效，不仅需要完善相关立法，还需要一大批熟悉法律、精通业务的从业人员。要加强对员工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平时注意对员工进行反洗钱的操作程序、应紧处理措施的指导与培训，确保所有员工熟悉相关法律和操作规程，懂得如何甄别异常资金，侧重对一线临柜人员识别客户和可疑交易的教育培训。

（六）加强信息交流。注意从中发现洗钱犯罪活动的蛛丝马迹。一是加强金融内部的信息交流，要通过内部网络对客户信息共享，减少获取信息成本，准确判断是否可疑交易。二是建立信息交流机制，通过银行间的信息中心进行交流。三是加强与其他机构的合作，特别是与公安、司法机关的协作，包括报送信息交流，依照有关规定协助、冻结、扣划客户存款。

金融危机概述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预警；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085-02

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金融危机频繁的爆发关于金融危机预警方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不断涌现。Abiad（2003）将金融危机预警方法以1997年为界分为1997年前的经典预警方法和1997年后的预警方法的新发展。1997年前的经典预警方法主要包括：刘遵义（1995）的主观概率法；Frankel和Rose（1996）的概率单位模型（probit model）；Sachs、Tornell和Velasco（1996）的截面回归模型；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1997，1999）的“信号方法”（signal approach）。这些方法之所以称为“经典”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方法出现的较早，更重要的是即使到目前为止这些方法仍然是一些研究机构或政府部门进行金融危机预警的主要方法，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危机早期预警系统DCSD模型就是在概率单位方法和信号方法的基础上发展来的。1997年后的预警方法主要包括：Nag和Mitra（1999）的人工神经网络（ANN）模型；Kumar、Moorthy和Perraudin（2003）的Simple Logit模型；Abiad（2003）的Markov-Switching方法。

一、经典的金融危机预警方法

1.主观概率法。刘遵义（1995）在联合国世界经济秋季年会上作了题为《下一个墨西哥在东亚吗？》的报告，这使之成功地预测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也是危机事前预测最成功的典范。首先报告中选择了9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以及已经爆发危机的墨西哥。其次报告选择了10项指标进行研究。最后以墨西哥为参照对各国的10项指标分别进行评价，表现好记为“√”，表现差记为“×”，并以“一国表现较差的指标个数/总指标个数”作为该国发生危机的主观概率。这一方法简单直观、易于操作，但研究中以墨西哥危机为参照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因为亚洲金融危机与墨西哥危机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因此一些关于危机预警的综述中并不包含这一方法，但笔者认为就这一方法事前预测效果而言是其他一些预警模型所远没有达到的，因此不应忽略此方法在危机预警中的重要位置。

2.FR概率单位方法。Frankel和Rose（1996）将离散选择模型引入危机预警研究，以105个发展中国家1971―1992年的季度数据建立了二元Probit模型（离散选择模型中的一类）。在这一模型中因变量为危机变量Y，是一个离散的而非连续的变量，当危机发生时取1，当危机未发生时取0。Berg和Pattillo（1998）对FR模型的预测效果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模型样本内预测效果并不理想。Bussiere和Fratzscher（2002）从两个方面对FR模型进行了改进。FR模型经过不断的改进已经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危机预警方法之一，而这一方法也被推广到了企业的财务危机预警以及银行流动性危机预警等方面。但它也存在一些缺陷，影响了其预测效果。首先“多重估计”的存在增加了模型预测误差；其次在危机定义和指标选择等方面没有考虑国别差异。

3.STV截面回归模型。Sachs、Tomell和Velasco（1996）利用20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建立了STV截面回归模型。虽然这一方法不能预测危机发生的时机，但它能够有效的判断哪些国家受到危机的影响较大。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危机指数（IND），它等于外汇储备下降百分比和汇率贬值百分比的加权平均。解释变量分别为：实际汇率贬值幅度（RER）、信贷繁荣度（LB）、外汇储备虚拟变量（DLR）、基本面虚拟变量（DWF），则STV模型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IND=β1+β2RER+β3LB+β4RER・DLR+β5LB・DLR+β6RER・DWF+β7LB・DWF （1）

其中，信贷繁荣度用私人贷款增长率表示；当储备/M2处于低四分位中时，DLR值为1，其他为0；当RER处于低四分位中或LB处在高四分位中时，DWF值为1，其他为0。

STV模型应用最大的制约就是样本的选择，估计模型必须有一组相似的危机国家的数据，而在现实中这是相当困难的。另外，就模型本身而言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解释变量较少、危机指数定义不全面、模型线性假设是否成立等。

4.KLR信号方法。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d（1997）建立的信号方法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危机预警方法，Kaminsky（1999）又对这一模型进行了完善。信号方法的基本思路为：首先根据已有的危机理论选择可能的预警指标；其次根据指标的历史数据判断指标的预测能力极其“阀值”。最后利用这些危机先行指标发出的信号合成危机指数。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d（1997）通过对25篇关于危机研究的汇总选择了15个货币危机先行指标进行研究。假设每个指标都存在一个“阀值”，当该指标在某月超过这一阀值时就认为发出了危机信号，即该指标预测未来24个月会发生危机。如果24个月内确实发生了危机，则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好信号；如果24个月内没有发生危机，则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坏信号或噪音。根据“噪音―信号比”指标，使这一指标达到最小就可求出“阀值”的具体水平。Berg和Pattillo（1998）利用亚洲金融危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FR、STV和KLR三种方法的预测能力，结果发现FR概率单位法预测效果最不理想、STV截面回归其次、KLR信号方法预测效果相对较好。但信号方法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信号方法不能预测危机发生的时机；其次信号方法在指标选择上有一定的倾向性。

二、金融危机预警方法的新发展

1.ANN人工神经网络模型。Nag和Mitra（1999）提出利用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模型建立货币危机预警系统。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是一种模仿生物神经网络行为特征进行分布式并行信息处理的数学模型，是近几年发展较快的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模型由多个神经元组成，网络单元的输入输出特性以及网络拓扑结构都决定了模型信息处理功能。Nag和Mitra（1999）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1980―1998年的月度数据为样本建立了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货币危机预警模型，并将其结果与KLR信号方法进行了比较。ANN模型的优势在于其富有弹性的样本以及允许变量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但这一方法也存在不足。首先由于大量的变量和神经层的存在模型会过度拟合。其次是ANN的先天缺陷――黑箱，即模型不能估计参数因此指标的具体表现也不得而知。

2.Simple Logit模型。Kumar、Moorthy和Perraudin（2003）提出了基于滞后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的Simple Logit危机预警模型。这一模型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其对危机的定义，主要考虑利率调整引起的汇率大幅度贬值，而传统的方式是利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进行危机定义。模型中为定义危机建立了两个模型，即未预期的贬值冲击（unanticipated depreciation crash）和总贬值冲击（total depreciation crashes）。模型中还引入了滞后宏观经济变量和金融变量，通过对32个国家1985―1999年的月度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模型得到了样本外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外汇储备和出口的下降以及实际经济的虚弱是引发危机的主要原因，另外危机的传染性对于危机的发生也非常重要。模型对于1994年墨西哥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危机以及1999年巴西危机的预测结果比较理想。虽然Simple Logit模型取得了较好的样本外预测效果，但模型只用利率、汇率等几个主要的经济指标定义货币危机并进行预警，模型中并没有考虑外债等其他因素对危机的影响。

3.Markov-Switching体制转换方法。马尔可夫体制转换方法（Markov-Switching Approach）是体制转换模型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方法。该方法认为时间序列发生体制转移的实质是该变量各个状态的概率分布发生了变化，按照变量在体制转换过程中概率是否变化该模型可分为固定概率体制转换模型和变动概率体制转换模型。Abiad（2003）选择了22个危机预警指标，利用变动概率体制转换模型对五个亚洲国家1972―1999年的月度数据进行了研究。其实证结果显示，如果以50%为临界值模型成功预测了样本中65%的危机和89%的平静期。Arias和Erlandsson（2004）在估计方法上对模型进行了改进，利用1989―2002年的月度数据对六个亚洲国家（加入新加坡）进行了研究。如果以40%为临界值，模型成功预测了样本中71%的危机和90%的平静期。虽然马尔可夫体制转换模型样本内预测效果比较理想，但不足仍然存在。首先“不转移”这个零假设在实际检验中比较难操作。其次似然面（likelihood surface）可能有多个局部最优解。

结论

本文对目前主要的几种国际金融危机预警方法进行了综述，而除了以上这些方法外，“后1997时期”在金融危机预警方面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如Collins（2001）潜在变量阀值模型、Blejer和Schumacher（1998）在险价值（Value-at-Risk）方法、Zhang（2001）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模型、Ghosh（2002）二叉树模型等。中国学者也运用这些方法对金融危机预警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学者们对各种预警方法的预测效果仍然存在分歧，各种方法都有优势也都存在不足，对于不同危机预警方法的效果也不一致。

参考文献：

[1] Abiad,Abdul.Early-Warning Systems: A Survey and a Regime-Switching Approach[R].IMF Working Paper,2003, WP/03/32.

金融危机概述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 行业指数 奇异性

市场价格波动呈现多重分形特征，挖掘其不同时间尺度上的波动信息不仅有利于投资者掌握市场变化，而且能衡量市场风险及指导投资决策，因此价格波动的奇异性特征早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Zunino（2008）利用多重分形去趋势波动分析法（Multifractal Detrended Fluctuation Analysis，MF-DFA）对33个国家股票市场的奇异性强度进行量化分析，发现奇异谱宽度越宽时市场的奇异性特征越显著。崔美兰等（2011）发现中国汇率市场的奇异性强度强于国际汇率市场。以上研究大多关注大盘指数的波动奇异性，对同一市场中不同行业指数波动奇异性的对比分析相对较少，然而比较不同行业板块指数波动的多标度奇异性特征，不仅能给行业投资者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而且能促进各行业企业自身的发展。苑莹等（2011）在分析我国深圳股票市场7个行业板块指数的多标度奇异性特征时发现具有较高谱参数、偏斜系数和谱宽度的行业板块价格波动更为剧烈。Pandey等（2012）发现创业板市场中投资电子板块比投资计算机板块更具风险。但值得注意的是，价格波动的奇异性特征肯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以上对特定时期不同行业板块波动奇异性特征的静态分析结果在指导投资实践方面就存在些许不足。基于此，本文运用MF-DFA方法在检验危机前后沪深300各行业指数是否存在多重分形特征的基础上，对比研究了各自奇异性特征的变化，得到的研究结果不仅能揭示危机对我国各行业的影响，而且有助于指导投资实践及帮助各行业发展。

多重分形去趋势波动分析法（MF-DFA）

多重分形的计算方法主要包括数值分析和小波分析两大类。Kantelhardt（2002）提出的MF-DFA是目前最常用的数值分析法，能有效验证一个非平稳时间序列是否具有多重分形特征。给定长度为N的时间序列{xi}，i=1，2，…，N，其算法步骤如下：

1.构造新的序列：

，其中（1）

2.将新序列y（i）分成Ns个不重叠的子序列，每个子序列具有相同长度s，使得Ns=int（N/s）。由于长度N通常不是s的整数倍，因此从序列尾部重复这一分割过程以消除边界效应，两次分割共得到2Ns个子序列。

3.对每个子序列v（v=1，2，…，2Ns）用二阶多项式进行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拟合残差。

pv（j）=yv（j）-gv（j），j=1，2，…，s （2）

4.计算消除趋势后子序列的平方均值：

（3）

5.计算全序列的q阶波动函数：

（4）

其中q为任意不为零的实数，当q=0时，（4）式变为：

（5）

6.改变分割长度s（10≤s≤N/4），重复2、3、4、5步。

7.给定阶数q（-10≤q≤10），研究波动函数Fq（s）和时间标度s之间的幂律关系，由双对数图形求出广义Hurst指数，并分析h（q）与q的关系。

Fq（s）：sh（q） （6）

当h（q）与q无关，价格序列为单分形，若h（q）随q变化而变化，则价格序列具有多重分形特征，内部结构非均匀一致。

8.若时间序列具有分形特征，则可以根据：

τ（q）=qh（q）-1 （7）

并结合Legendre变换，得出多重分形奇异谱的奇异指数α和谱函数f（α）：

α=h（q）+qh`（q） （8）

f（α）=q[α-h（q）]+1 （9）

分析与讨论

（一）数据

沪深300指数是沪深证券交易所于2005年4月8日联合的反映A股市场整体走势的指数，是中国证券市场股票价格变动的“晴雨表”。本文以2005年4月8日至2010年12月31日间沪深300十大行业指数的日收盘数据为研究对象，其中十大行业分别为能源、材料、工业、可选消费（以下简称为可选）、消费、医药、金融、信息、电信和公用，各行业样本长度均为1396，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首先对各行业的日收盘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R（t）=ln（xt+1）-ln（xt） （10）

其中xt表示第t日的收盘价，R（t）为日收益率。表1给出了十大行业日收益率的基本统计量，从中可以发现收益率的偏度均小于0，呈现左偏，说明十大行业负收益的可能性较大；峰度均大于3；J-B统计量显著高于临界值且P=0。上述统计结果说明十大行业日收益率均偏离正态分布，都具有尖峰胖尾的特征。

图1显示的是沪深300指数的日收盘价走势，从中可以发现沪深300指数自2005年4月8日起不断上涨至2007年10月16日的最高点，受金融危机影响后持续下跌，至2008年11月4日达最低点，但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复苏它又慢慢回升，并在3000点左右上下波动。图2显示其收益随时间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其波动幅度由小变大、再由大变小，即收益具有明显的波动聚集效应。本文以2007年10月17日为转折点，将整个时间段分为两个时期，即 2005年4月8日至2007年10月16日的金融危机前期和2007年10月17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金融危机后期。下面将运用MF-DFA方法分析沪深300十大行业指数在这两个经济时期的不同动力学特性。

（二）多重分形特征检验

图3给出了能源行业危机前后的q阶波动函数F（s）随s的变化曲线，其它行业的情形与能源行业相似，故这里不再画出。从图3中可以看出，lnF（s）：lns呈线性关系，说明两个时期的十大行业日收益率都存在长程相关性。

当q=2时，MF-DFA即为去趋势波动分析法（Detrended Fluctuation Analysis，DFA），h（2）为经典Hurst指数，十大行业的h（2）如表2所示。若0

结合图4和表2，可发现危机前期电信、金融行业的h（2）0.5，价格波动都具有正持续性，其中医药价格波动的正持续性最强。危机后期能源、工业、金融、信息和公用行业的h（2）0.5，价格波动都具有正持续性，其中消费价格波动的正持续性最强。其次，对比危机前后各行业的经典Hurst指数，可发现除电信行业的h（2）变大外，其它行业的h（2）均变小，这说明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绝大多数行业价格波动的正持续性减弱或反持续性增强。

（三）多重分形奇异谱的对比分析

由于q的不同取值范围会影响谱的形状和特性，为便于比较分析，这里在分析所有行业时均取-10≤q≤10，且间隔为1。奇异谱宽度α和分形维离差f分别为：

α=αmax-αmin （11）

f=f（αmin）-f（αmax） （12）

谱宽度α表示最大奇异指数与最小奇异指数之差，用来刻画行业价格的涨跌幅度。α越大，谱宽度越宽，价格波动越剧烈，奇异性差异越显著，蕴含风险越大，反之亦然。f表示价格处于波峰、波谷位置数目之比，若f>0，f（α）～α曲线呈左钩状，行业价格处于高价位的概率比处于低价位的概率大；反之，f（α）～α曲线呈右钩状，行业价格 处于低价位的概率比处于高价位的概率大。

图5为金融危机前后各行业谱函数f（α）随α的变化曲线图，可直观地看到危机前后不同行业的奇异谱呈单峰钟形或钩状，且危机前期多数行业奇异谱的峰部较为圆滑，下部开口较大，而后期峰部较为尖锐，下部开口较小。图6为危机前后奇异谱宽度和分形维离差的二维平面图，结合图5和图6，可发现同一时期不同行业的奇异性特征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危机前期电信、工业、可选、信息行业的 值比其它行业大，谱宽度较宽，价格波动较剧烈，投资风险较大；危机后期金融、能源行业的α值比其它行业大，谱宽度较宽，价格波动较剧烈，投资风险较大。其次，危机前期医药、能源、消费、材料、电信和工业的αf>0，f（α）～α曲线呈左钩状，价格处于高价位的概率比处于低价位的概率高，公用、金融、可选、信息的f0，f（α）～α曲线呈左钩状，价格处于高价位的概率比处于低价位的概率高，公用、金融和能源行业的f

表3给出了奇异谱参数的统计值，从表中可以看出能源和金融行业的α*>α，即危机后期的谱宽度变宽，价格波动变剧烈，投资风险变大，其它行业的α*

结论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金融危机前后沪深300十大行业指数都有明显的多重分形特征，广义Hurst指数随阶数q的变大而减小。

二是同一时期不同行业的奇异性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危机前期电信、工业、可选和信息行业的谱宽度比其它行业的谱宽度宽，价格波动更剧烈，投资风险更大；危机后期金融、能源行业的谱宽度比其它行业的谱宽度宽，价格波动更剧烈，投资风险更大。其次，危机前期医药、能源、消费、材料、电信和工业的价格处于高价位的概率高，可选、信息、金融和公用的价格处于低价位的概率高；危机后期材料、工业、可选、信息、消费、医药和电信的价格处于高价位的概率高，公用、金融和能源行业的价格处于低价位的概率大。

三是不同时期同一行业的奇异性特征存在显著差异。能源和金融行业危机后期的谱宽度比危机前期的谱宽度宽，价格波动变剧烈，投资风险变大，而材料、工业、可选、消费、医药、信息、电信和公用行业危机后期的谱宽度比危机前期的谱宽度窄，价格波动变平稳，投资风险变小。总的来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我国大多数行业奇异性特征减弱，市场效率增强。

四是能源、工业、可选、信息、消费和电信行业危机前后谱宽度的变化幅度比公用、材料、金融和医药行业大，它们受到危机的影响更显著。

由此可见，通过对比分析金融危机前后沪深300各行业指数奇异性的变化特征不仅能揭示行业风险的转变，指导投资者合理投资，而且能揭示金融危机对各行业的影响，更充分说明了我国经济需要由依靠出口向扩大内需进行转型，以稳定行业发展并促进经济增长。

1.苑莹，庄新田.股指时间序列的多重分形Hurst分析[J].管理学报，2007，4（4）

2.曹广喜，史安娜.上海股市收益的多重分形分析―滑动窗MFDFA方法的应用[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26（5）

3.卢方元.中国股市收益率的多重分形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4，6（6）

4.崔美兰，李汉东.中国和国际汇率市场的多重分形比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47（5）

5.苑莹，庄新田，金秀.我国股市不同行业板块多标度奇异性特征比较[J].系统工程学报，2011，26（1）

6.都国雄，宁宣熙.上海证券市场的多重分形特性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7，27（10）

金融危机概述篇(4)

[关键词] 货币金融危机 全局博弈 试验经济学

一、引言

近几十年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破坏性越来越大。危机对各经济体而言均意味着巨额损失,因为挽救金融系统不但要付出直接成本,而还要付出因经济增长受挫造成更为惨重的间接经济损失。近年出现的新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危机经常波及其他国家的市场。因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引发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和传播途径,不仅为固定汇率制度国家所关注也为其他浮动汇率国家所重视。因为,这种危机会像传染病一样扩散,致使国际金融系统发生混乱,给很多国带来巨大损失。

事实上,无论固定汇率国家还是浮动汇率的发达国家,各国央行以及相关部门都非常关心货币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传染问题。自Krugman[1979][5]和Flood 等[1984][3]的研究问世以来,人们陆续提出了多种模型研究货币金融危机。这些模型常常和一些具体的危机纠缠在一起,难于从总体上加以把握。李雪等[2009][9]从模型演化的角度出发,综述了该研究领域的主要工作,论述了全局博弈方法在金融危机模型研究中的必要性。本文则在李雪等[2009][7]的基础上,从试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这一问题做进一步讨论,并综述一些相关研究成果,说明试验经济学的不可替代性。本文着重讨论,Heinemann等[2004][4]和Taketa等[2007][8]的研究结果。

二、传统的货币金融危机模型

货币金融危机传统模型有三代,他们皆以现实中实际发生的货币金融为背景。因此,所以它们考虑的重点都是危机的某些侧面而非全部。

一代模型以1960年～1970年发生在南美金融危机为背景,其中的代表性文献是 文献[5],[6]。模型的前提是货币当局为填补政府财政赤字不断用发行纸币,讨论的重点是货币危机的发生时间。二代模型以1992年欧洲的汇率机制危机为背景。其前提不是财政赤字而是萧条和高失业等经济基本面信息,讨论的重点是货币金融危机会发生的条件。二代模型和一代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前者有多重均衡。三代模型以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背景,关注的不再是经济基本面恶化问题而是市场情绪,从金融面上揭示了自实现金融危机的关联机制。三代模型种类很多,因涉及的问题不同而不同。

它们主要贡献是:一代模型揭示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当局发行纸币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引发的货币危机的时间,揭示了建议健康财政政策对防范货币危机的重要性;二代模型表明,一个国家即便经济的基本面良好也可能发生取决于投机者判断的自实现货币金融危机,建议政府适时经济基本面信息,控制市场情绪,防止自实现货币危机发生;三代模型则从理论上展示了引发货币金融危机原因的多样性。该类模型和前两代,共同点是都强调防止市场情绪恶化以避免自实现货币危机发生的重要性,不同点是更强调针对具体问题建立模型。

然而,传统货币危机模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有其局限性。第一代模型自不必说,第二、三代模型的理论局限性更为突出。尽管它们揭示了经济基本面处于中间区域时,投机者们会采取共同行动以实现多种均衡中的某一种,但是未揭示促使投机者们共同行动根本驱动力的形成机制,因此不能解释(1)乔治・索罗斯之类的金融大鳄对危机发生概率的影响;(2)不能解释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播机制。

三、传统模型的推广――全局博弈方法的引入

造成上述困境根本原因是,它们都使用投机者信息对称假定。放宽该假定,情况会变得非常不同,这时全局博弈方法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参见竹田(2007)[10])。使用全局博弈的方法可以找出被称为信息切换值的临界值,这是决定投机者是否发动进攻的惟一标准。在投机者发动进攻的前提下,仍然运用全局博弈方法可进一步发现被称为基本面切换值的和基本面有关的临界值,这是决定货币金融危机发生与否的惟一标准。使用这两个切换值可突破了传统模型的局限性,较好地解释金融大鳄的作用并揭示危机的传播机制。但是,由于投机者的决策数据不公开,所以使用实际数据的传统实证研究方法(例如,计量方法等)无法研究上述模型的现实性。

总之,传统模型由于采用投机者信息对称的假定,所以对近年来的金融危机缺乏解释力,故有局限性。基于全局博弈的推广模型,由于放宽了投机者信息对称假定,所以提高了传统模型的解释力。但是,推广模型的现实性研究目前尚不充分,所以有必要引入试验经济学方法处理这类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使用试验经济学的方法应对这一问题,下一节将讨论这方面的研究。

四、推广模型的试验经济学研究

试验经济学的一般做法是,将试验参与者(被试验者)召集在计算机室,根据模型要求在机器上给出假想的经济状况,要求试验者根据自己的观察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反过来也会影响机器原来给出的经济状况。在人和机器的相互作用中,每个被实验者最后都能获得其试验业绩,他们将根据这个业绩来获得自己的报酬,业绩是决定报酬的唯一决定因素。试验经济学家则根据试验结果,判断待验证的经济理论是否有现实性。

试验经济学的好处是不受实际观测数据的限制,可以自己创造试验数据来研究问题。正因为如此,一些金融学家也开始使用这一方法来处理金融问题,特别是处理金融危机模型的现实性问题。另外,由于试验中能够很好地控制各种干扰因素,所以可以将理论要求的经济场景忠实地再现于计算机,这更能直接反映被验证理论的妥当性。

正是由于金融危机模型面对的是日益频繁、复杂的现实货币金融危机,所以这类模型通常是复杂的,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又由于现实中不能取得足够的数据(特别是和投机相关的数据),使得计量性的实证分析方法在这个领域中很难有所作为。现在,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借助试验经济学方法对现代危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例如,文献[4]和文献[8]等。接下来具体介绍他们的工作以及由此获得的结论。

文献[4]使用试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文献[6]的模型。研究设计了切换值含噪音干扰和不含噪音干扰两种场景。首先是含噪音的情况,试验结果表明被试验者的行动相对于经济基本面信息更受切换信号的影响,这和文献[6]的结论一致。其次是不含噪音的情况,试验结果表明被试验者的行动所受的主要影响,依然还是受切换信号,这和文献[6]的结论不同。后者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公布经济基本面信息或许并不明智。前者的结论则是,即便公布经济基本面信息,投机者看中的仍然是切换信号,因此基本面信息公布与否对危机的发生作用不大,这更符合实际情况。

文献[8]考察了文献[2],[6]的模型。他们的试验也设计了两个场景:一个允许巨额买空(金融大鳄)的被试验者存在;另一个不允许。根据文献[2]的结果,金融大鳄存在时,投机者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投机攻击活动。文献[8]的试验结果表明了同样的结论。除此之外,文献[8]考察了文献[2]没有考虑过的事情。文献[2],[6]只表明,金融大鳄存在时,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明显增大,但是并未考虑更进一步的情况。文献[8]则表明,金融大鳄存在时的危机发生概率的增大效果比逐出时的大。这个发现可引发监管政策方面进一步的思考:是加强监管不让金融大鳄进入市场好,还是将先将它们放进来然后再将其逐出好?

总之,借助试验经济学的力量, 文献[4]和文献[8]的研究分别有力地支持和发展了文献[6]和文献[2]的工作。

五、结论

关于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和传播途径的模型很多,常和一些具体的危机纠缠在一起,难于从整体上把握。从总体上把握该领域的研究动向非常重要。受制于实际观测数据(特别是和投机相关的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很多金融危机模型无法使用计量方法做实证分析。目前,已经有学者借助试验经济学方法研究这类有关模型现实性的实证问题,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因此,金融危机模型研究中,试验经济学方法和全局博弈方法同样值得重视。

参考文献:

[1]Burnside, C., M. Eichenbaum, and S. Rebelo, “Government Guarantees and Self-Fulfilling Speculative Attack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19 (1), 2004, pp. 31～63

[2]Corsetti, G., A. Dasgupta, S. Morris, and H. S. Shin, “Does One Soros Make a Difference? A Theory of Currency Crises with Large and Small Trader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1 (1), 2004, pp. 87～113

[3]Flood, R. P., and P. M. Garber, “Collapsing Exchange-Rate Regimes: Some Linear Exampl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7 (1-2), 1984, pp. 1～13

[4]Heinemann, F., R. Nagel, and P. Ockenfels, “The Theory of Global Games on Test: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Coordination Games with Public and Private Information,” Econometrica, 72 (5), 2004b, pp. 1583-1599

[5]Krugman, P., “A Model of Balance-of-Payment Crisi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1 (3), 1979, pp. 311～325

[6]Morris, S., and H. S. Shin, “Unique Equilibrium in a Model of Self-Fulfilling Currency Attack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3), 1998, pp. 587～597

[7]Obstfeld, M., “The Logic of Currency Crises.,” Cahiers Economiques et Monétaires, 43, Banque de France, 1994, pp. 189～213

[8]Taketa, K., Suzuki-L?ffelholz and Y. Arikawa, “Experimental Analysis on the Role of a Large Speculator in Currency Crises,” mimeo, 2007

金融危机概述篇(5)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基本关系

在经济运行中，"实体经济"是用于描述物质资料生产、销售以及直接为此提供劳务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的概念。它主要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建筑业、邮电业等产业部门。

"虚拟经济"则是用于描述以票券方式持有权益并交易权益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的概念。在现代经济中，它主要指金融业。"虚拟经济"目前尚未成为学术界通用的概念，人们较多使用的是"虚拟资本".在马克思理论中，虚拟资本是指在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资本的所有者以股权（或股票）形式所持有的资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虚拟资本是指通过信用手段为生产性活动融通资金"（第二券，第340页）。由此来看，虚拟经济不仅包括证券业、资本市场，也不仅包括货币市场，而且包括银行业、外汇市场等，是一个含盖金融业的概念。在历史过程中，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并以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本目的。从这方面说，虚拟经济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通过发行和交易相关票券，透明企业的财务信息及其他有关信息，引导资金流动，促进和调整经济资源在各实体经济部门和企业间的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二是促进企业组织制度的完善（例如，没有股权分散、股票交易，则没有现代股份公司及其内部治理结构），同时，通过提供各种金融工具，促使实体经济部门运作风险的分散。在现代经济中，货币已不是黄金等贵金属。纸币、电子货币等作为信用货币，本身就是"虚拟"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经营货币及创造货币的过程，与实体经济相比，也属"虚拟"范畴。货币、资金等金融工具，有如血液，已深入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已离不开虚拟经济。一个典型的例证是，银根一收紧，实体经济部门立即就有反映。纵观世界各国，可以说，没有虚拟经济，就没有现代经济。

近50年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虚拟经济中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是，在金融创新中，金融衍生产品快速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主要功能在于，分散和防范金融风险，并通过促进资金流动（包括国际流动）来促进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80年代中期，随着"广场协议"签署，日元大幅度升值（日元与美元的比价从240：1急速升至140：1），由此导致了我国的日元外债在价值上的严重损失（一些使用日元外债的企业，迄今难以"翻身"），如果我们在借入外债中，能够及时地运用外汇期货中的某些运作手段（如套期保值），则不致发生这类损失。在国际社会中，运用金融衍生产品来防范金融风险的例子，不胜枚举。毫无疑问，正如世间其他事物，金融衍生产品也有其负作用，但这些负作用，是可通过严格金融法治、加强金融监管等予以控制和防范的。

实体经济与虚假经济的关系

"虚假经济"是用于描述经济运行中虚假成份的概念。在国内外学术界，这一概念用得不多，近年较为流行的是"泡沫经济".实际上，所谓"泡沫"，指的就是经济运行中的虚假成份。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与银行、股市等金融活动直接相关，东南亚危机冠以"金融"危机，这是一些人认为，虚假经济主要来源于金融部门，是虚拟经济的产物。但是，这一认识，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更不利于实现"两个转变"，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历史上看，从1825年至1920年的95年间，主要西方国家先后发生了11次经济危机（其中，1857年以后的经济危机成为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些危机主要不是由虚拟经济引发（此时，虚拟经济并未成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的经济现象）的，而是由实体经济部门中的虚假因素导致的。对此，恩格斯曾深刻地描述说："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反社林论》，单行本，第273页）从现实来看，日本泡沫经济与房地产"热"直接相关，而房地产业属实体经济范畴；东南亚金融危机虽从金融市场发生，但其深刻原因则在于实体经济部门缺乏足够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导致对外贸易的持续逆差，外汇储备剧减。如果说，在日本泡沫经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还有虚拟经济的负面作用的话（例如，在日本泡沫经济中，有股市"热"、银行信贷不严等问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也有汇市和股市的"热炒"、银行信贷不严等问题），那么，韩国的危机，则主要是由实体经济部门（大企业）的虚假问题所引致的。

事实上，实体经济中并非没有虚假经济。在实体经济运行中，虚拟经济的形成的原因相当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情形：其一，虚假的市场繁荣，使已生产出来的相当一部分产品实际上已成为过剩产品，这部分产品成为经济的虚假部分。1920年以前，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属这种情形；日本、东南亚等国房地产"热"的后果，也属这种情形。其二，由于科技进步缓慢、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等原因，造成产品（服务）缺乏基本的市场（包括国际市场）竞争力，难以销售。这些生产能力及产品，成为经济的虚假部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卢布大幅贬值，不是由于卢布发行过多，根本原因在于，由科技进步缓慢、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等所造成的经济严重贬值。其三，由于体制弊端、管理制度混乱、资产质量低下等原因，使产品成本过高、性能不全、使用不便，从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难以为客户所接受。这些生产能力及其产品，形成了经济的虚假部分。东南亚国家、韩国的危机，相当程度由此引发。

此外，"假、冒、伪、劣"、走私、地下经济也属实体经济中的虚假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产出的低估，属虚拟经济的另一种形态。例如，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相当一部分产品价格低于价值，相当一部分实物采取非货币化形式直接分配或消费，由此，造成实际的经济产出大于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或者说，宏观政策调控的经济活动小于实际经济活动。这种低估型虚假经济，在直接关系上，虽不致于引发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及危机，但对市场经济建设、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均有负面制约。

虚拟经济与虚假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与虚假经济的联系，似乎一目了然，但事实并不如此。虚拟经济运行中，虚假成份的形成原因相当复杂，表现也各种各样。简单地说，主要有三种情形：

其一，货币发行过多，导致投资膨胀、消费膨胀和通货膨胀。货币投放量过大，一方面由中央银行投入流通中的货币造成，另一方面则由商业银行创造的派生货币造成，在经济膨胀的场合，大于真实经济的部分，形成泡沫，即经济的虚假部分。

其二，金融资产质量低下，金融资产价格膨胀。金融资产质量低下，有多种表现。对银行等存款机构来说，坏账、呆滞帐过多，是资产质量低下的表现；对证券市场来说，债券到期不能如期兑付本息、股票市价远高于其内在价值等，也是金融资产质量低下的重要表现。在资产质量低下的场合，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已大大低于帐面价值，其差额属虚假成份。所谓金融泡沫、股市泡沫，实际上，指的就是这种由金融资产质量低下或金融资产价格膨胀所形成的虚假成份。

其三，币值高估或低估。在币值高估的场合，以外币计算的经济总量被扩大，扩大的部分属虚假范畴；在币值低估的场合，以外币计算的经济总量被缩小，缩小的部分也属虚假范畴。

虚拟经济中的虚假成份，是引发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1929年的世界大危机，主要原因在于纽约股市崩溃。但是，虚拟经济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虚拟经济中所发生的诸多虚假，与实体经济的虚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大多数场合，前者主要是由后者引致的。简要地说：

第一，货币投放量过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实体经济挤压引致的。我国1992－1994年间的货币投放量大幅增加，就主要原因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尚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实体经济部门通过"倒逼"，而迫使金融机构投放的。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我国的通货膨胀总是与投资膨胀联系在一起，同样，每次抑制通货膨胀，也首先从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入手。

第二，金融资产质量低下，主要是由实体经济部门中的企业资产质量低下引致的。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存在着大量不良贷款。这些贷款所以不良，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实体经济部门中，以企业的不良资产形态存在着。证券市场中，股票市价所以高于其内在价值，主要原因在于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等重要经济指标年年下滑；公司债券所以质量低下，主要原因在于，企业无力到期还本付息。

第三，币值高估的主要原因在于，实体经济部门的科技进步缓慢、市场竞争力减弱、产出成本增高等。东南亚、韩国等国家的情形就是如此。

若干政策建议

从现实情况来看，实体经济部门的资产质量将是一个基本的关节点。企业资产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

第一，资产负债率过高。我国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大致在70％左右，这意味着，它们的净资产已100％地抵押过2遍以上，已再无可供抵押担保从而获得贷款的资产。因此，这些企业缺乏的不是债务性资金，而是资本性资金。缺乏资本金，直接意味着，企业严重缺乏增加资产、推进经营发展的后劲。我们估计，要将工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降低到50％左右，目前需要补充的资本金达30000亿元以上。

第二，资本结构不合理。我国国有企业，目前大多数为独资性国有企业，虽然有些已改为有限责任公司，但大多数情况是，各国有企业相互参股。在各级政府财政资金极为有限的条件下，继续采取这类方式，就是意味着，这些企业的资本性资金将难以得到充分的补充，同时，"政企不分"的状况也难以根本改变。

金融危机概述篇(6)

什么是金融系统工程及其研究意义

（一）系统工程概述

金融系统工程是以系统工程为基础之一的学科，笔者在此先对系统工程做一个概述。系统工程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以总体协调为根据，把自然和社会科学中的一些基础思想、策略、方法和理论等进行横向连接，同时应用计算机和现代数学等方面，对系统的组织结构、构成要素、以及信息交换等功能进行剖析研究，从而达到理论上的最优设计、最优管理、最优控制。

在阶段上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系统研发、系统制造以及系统使用，当然每一个大的阶段还分为若干小的步骤，笔者就不在此一一阐述了。目前对于系统工程也是存在着诸多的见解，不过总体上来说内容也是大同小异，借用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系统工程是一门把已有学科分支中的知识有效地组合起来用以解决综合化的工程技术”。

（二）金融系统工程概述

而在系统工程基础上建立的金融系统工程则是一门庞大而又复杂的学科，是金融学、工程学、信息学的交叉学科。同时它又将计算机技术、数理分析、自动化技术、通讯技术以及系统工程等研究导入金融的领域，从而使得经济领域得到发散从而出现更广阔的内涵与外延；金融系统工程也是用系统工程研究的方法以及原理，来综合研究金融系统，这其中也包括其产品的生产以及服务的创新意识等。

同时金融系统也是个交互开放式的适应系统、集整体与局部为一体。因而它也是从系统工程以及系统科学的理论视角，来研究金融系统的一些风险规律和动态特征，从而更好的去预测、防范金融风险。金融系统是把金融市场作为一种复杂的系统，并且从系统内部结构及系统与金融环境之间的一些相互作用来检验这一系统的特殊性，以便得出金融风险形成与金融市场演化的规律。

（三）金融系统工程的研究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的迅猛发展，我们需要用全面的观点而不是片面的眼光来对待中国金融系统的发展演化，要更多的从金融经济领域整体的体系角度来操控金融的创新和发展脉搏，从而更进一步增强我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推动金融行业的持续发展，从而为构建国际化的金融秩序奉献出力量。

因此，从系统科学方面来研究全球的金融危机；全球的金融体系以及全球化之下关于金融系统的一些动态特征以及风险规律预测、金融的创新与监管等一些重要的基础问题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对于系统工程方向的研究，可以避免我国在金融业发展方面走向误区，也能尽量避免其发展过程中走的弯路，能够使我国的金融业走上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方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的预测可能出现以及出现的金融危机等一些负面的金融问题。

金融系统工程中的风险管理

（一）风险管理的定义及其存在意义

风险的管理之中包含了对于风险量度的评估和应变策略，也是一种排好优先次序的模式，使事件发生时会引起极大后果的事情优先处理而相对风险较低的则延后处理。当然在现实情况里，对于优化的过程往往很难处理，因为不同风险之间发生的可能性一般来说并不一致，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风险管理便是对于如何权衡两者比重的研究。

在风险管理的研究方向上，首先是对于风险的识别，具体上来说是确定何种风险有可能会对企业、事业等产生影响；其次对于风险控制的措施，明确上来说是通过一些方法来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或是缩小其损失程度，来对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最后还要着眼于风险管理的规避方法，在不改变既定目标的情况下，来改变方案实施的途径，从基础上来杜绝风险的发生。因此，对于风险管理的研究可以从最大限度上来避免风险发生时的应对不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预防、控制风险，从而为事业、产业等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二）金融系统工程中风险管理的体现及应用

由于金融系统工程是以系统工程为基础之一，那我们先从系统工程入手分析。系统工程实际上是一门很特殊的工程，与其他工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连接并跨越了许多学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些学科在边界上的一些空白之处，它的目的在于研制系统，一种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系统，而本文所指的便是其对于经济系统的研制方面。

因此标题所指的应用实际上是金融学、系统工程学、风险管理学的综合应用模式，从理论上来分析是用系统工程学去填补完善、延伸发展金融学，再应用风险管理学将其引向一个全新而又重要的方向。在实际应用方面，就是指将金融学中的一些现象或者规律用系统工程学去具体阐述，再将这些理论与风险管理结合出来，继而可以更好的去预防以及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

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的研究

（一）研究背景

伴随着全球化发展的深入，世界各国之间金融市场的联系也更加的紧密，跨国境的贸易往来日益增加，因而金融事业的发展对各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显著作用，并且影响也在逐步增强，同时金融体系也是一个典型的在演化中的复杂系统。

金融系统之中的虚拟资本比重大、内部层次的复杂和关联，造成了其内在的不稳定性，以及在外部方面也受人类决策行为这么一个重大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得其波动变幻无常。而其与实体经济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来讲金融系统是产生于实体经济并且依附于实体经济，随着实体经济的加速成长，金融泡沫也会形成，而一旦金融泡沫破碎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后果。

同时，现代金融经济学（数理金融学）已不能充分解决当今社会金融市场的复杂问题，因此在金融系统工程的研究领域内加入风险管理的研究是势在必行的，对于金融系统中经济变化的不确定性必须要加以治理和防范，使其按照有序且受控的路线进行发展，这样才能杜绝实体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使得整个经济秩序得到加强。

（二）研究方法探索

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的研究归根到底也同样是一种学说、论理，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不断出现，在对社会经济事业造成打击的同时，也为诸多研究者提供了一些鲜明的案例，通过这些案例、事件的分析，能够得出更加直观的理论中的现实依据。笔者在此套用LTCM（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案例进行列举。

该公司是一家从事定息债务工具套利活动的对冲基金，也是世界四大对冲基金之一，该公司成立之初聚集了金融领域大量的专业人士，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前财长等诸多人才，被人们称为“梦幻组合”。在公司开始之初的三年运行中，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从1994年成立初时的12.5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97年的48亿美元，同时在1997年更是以1994年投资1美元即派2.82美元的高回报率使其身价倍增。不过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该公司在短短150多天内资产下降了90%，出现了43亿美元的巨大亏损，仅仅剩下了5亿美元，濒临破产，之后由于美联储的出面组织安排，其他国际性金融机构注资37.25亿美元购买了其90%的股权，多方势力共同接管了LTCM，才使其避免了倒闭的厄运。

实际上LTCM的投资手法较为独到特别，是由MyronSchools和RoberMerton将金融市场历史上的交易资料、学术研究报告、已有市场理论和市场信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的电脑教学投资模型。这种模式确实很科学合理，并且在初期攻无不克，为其赢得了大量的资本，但是却有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模型假设是以历史上数据统计为基础得出的，因此忽略了一些概率很小的事件，但是这些时间随着时间的不断累计和环境变化，它发生的概率将会大大增加，而LTCM公司当时也并没有着手于对风险管理的研究，因此，没有很好的去防范这一问题，而在问题发生后也没有及时有效的解决办法，所以在时年俄罗斯金融风暴发生以后，LTCM借入的证券价格迅速的降低到1000亿美元，账面上的损失高达250亿美元，同时LTCM的净资产从41亿美元骤减到6亿美元，并且庞大的无法平仓的交易头寸还需不断的去追加保证金，成为了不断在扩大的亏损“黑洞”，最终使其濒临破产。这个实际上就是在金融工程学中忽略风险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典型案例，一方面LTCM公司的投资方法确实很科学合理，在正常情况下一切都能有条不紊的进行，但是LTCM公司却忽视了一些重要问题的发生和发生之后的应对办法，因此当危机到来时，该公司没有任何办法从内部根本上去应对，最后不得不借助外部资金的注入来躲过一劫。

而在今年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些案例也是时有发生，因此广大的研究者在数理上对金融工程与风险防范进行研究的同时，更在事实中对其进行着探索与推敲。

（三）研究的意义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推动国力强盛的一个重要基础，甚至对于全球来说，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是加快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源动力之一，而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的研究能够有效的遏制金融危机的部分发生，即使在发生之后也能够从最大限度上去减少它所造成的影响，这就对经济方面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研究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经济学的范畴而上升到了整个社会进步的领域。

结论

金融危机概述篇(7)

一、公允价值的兴起与演变

“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Michael Chatfield，1988），是随着历史环境和会计学界的认知水平的发展而发展。作为财务会计的基本特征之一，会计计量模式的发展也是如此。在公允价值这个概念出现之前，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也经历了漫长地发展与改善。从历史来看，会计计量模式先后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以如实记录为基础的直观计量阶段、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计量方法完善阶段和引入公允价值概念的计量模式阶段（凌，2011）。

会计计量模式的重大变革起源于人们对折旧方法的重新认识。随着产业革命的到来，机器设备和产品的数量呈几何倍数地上涨，人们不得不更多地关注如何确定固定资产的价值，如何计算产品的生产成本和转移价值。到20世纪初，人们逐步总结出按照原始入账价值以及折旧率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折旧额，这种折旧方法比原先使用的定期盘存法和定期价值评估法都更加科学和标准化。在该种折旧方法出现之后，实现原则、配比原则以及区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的原则陆续出现，这些概念与方法的共同特点是：建立在历史成本的基础上。至此，历史成本成为20世纪初主要的计量模式。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逐渐出现了由于过度自由市场经济导致的会计管理混乱，财务欺诈遍布各行各业，最终发酵成为持续五年之久的经济大萧条。正是此次经济大萧条使得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地位得到巩固。葛家澍等（2010）指出：过去存在严重的会计造假行为。当政府开始插手市场经济，而不是任其发展时，历史成本的计量属性地位就进一步巩固。原因有以下两点：对于投资者来说，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及真实性需要得到保护；资本市场总体的协调发展离不开会计计量的公允性。

然而，历史成本并不是万能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历史成本在以下方面的运用存在局限性：（1）许多市场参与者花更多精力关注预测的信息，而相对忽视了历史信息，相关而并不可靠的信息仍然受某些决策者所偏爱。（2）随着资本市场不断壮大，衍生金融工具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期货、期权、远期合同等金融创新产品在规避了风险的同时也放大了风险，企业应该及时、准确地披露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保护投资人的决策知情权。在衍生金融工具面前，历史成本的局限性被放大，因此，公允价值应运而生。（3）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蓄和贷款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历史成本对于此类危机的预防和化解作用有限。历史成本不适合用来计量金融工具，只有公允价值才能适应市场的波动变化，做到真正地公允计量。葛家澍（2010）也明确指出了公允价值对于衍生金融品的计量有其自身的优势，尤其是在机会与风险并存、充满未知性的创新市场经济中，单纯地运用历史成本进行计量已经无法实现真实、公允计量的目标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会计信息系统”理论对于公允价值的出现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中所谓的会计目标是提供会计信息，以满足投资者、政府等各利益关联方的决策需求。因此，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就尤为重要（董必荣，2010）。然而，历史成本的计量模式虽然具有较强的可靠性，但其提供信息的相关程度低，难以应对利益相关方的要求。因此，在计量方法上逐步从“基于交易会计”模式，过渡到更合理的“基于价值会计”模式（夏冬林，2006）。在部分表内项目确认上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

自公允价值的概念出现以来，各个国家和组织对其概念的表述各有差异。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第42条将公允价值作为一种独立的具体计量属性列示，与历史成本等公认的计量属性具有平等的地位。FASB 于 2006年9月了 SFAS No.157《公允价值计量》，试图终结对于公允价值理解混乱的局面。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也在2009年向社会广泛征集了关于公允价值是否应该作为独立的会计计量属性而存在的建议。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上述概念的争论仍未停止。

二、公允价值不同观点综述

对于公允价值的概念及其应用，国内的不同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1）独立计量属性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独立计量属性观就开始出现，黄世忠（1997）介绍了公允价值在美国的发展情况，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应当将公允价值作为独立的计量属性。刘思淼（2009）虽然承认公允价值存在“顺周期效应”，会在一定程度扩大经济危机的影响程度，但其并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仍应作为一种独立的计量属性存在。我国目前市面上大多数教科书上的写法都借鉴了《企业会计准则》，均把公允价值视为一种独立的会计计量属性。

（2）计量目标观。刘浩、孙铮（2008）在《会计研究》中对于计量目标观进行了具体地阐述。该文以上市公司首次确认辞退补偿为例，提出了公允价值的目标观，即：公允价值并不是一种独立的会计计量模式，而是历史成本等公认的计量属性期望达到公平交易的最终目标。单纯地讨论运用何种计量属性都有失偏颇，必须考虑到会计信息发生作用的契约环境。计量目标观相对于独立计量属性观是一种更新，角度更独特的观点。

（3）检验尺度观。石本仁、赖红宁（2001）在分析公允价值产生的背景和历程以及公允价值本质之后进一步提出，公允价值并不是一种独立的会计计量模式，而是作为其他计量属性的检验尺度而存在，用于检验该种计量属性提供的财务信息是否具有可靠性和决策相关性。检验尺度观实际上是对公允价值本质的较好诠释，并把现有的其它几种计量属性与公允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

总结三类不同的分析角度可以发现，独立计量属性观是一种狭义的观点，是目前企业会计准则和大多数教科书采取的观点；计量目标观和检验尺度观是对公允价值更加广义的理解，两者的共同点是都不支持把公允价值作为一种独立的会计计量模式，只是把它看做一种理想目标或衡量标准，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概念。

三、公允价值本质反思

通过总结与分析大量关于公允价值的文献，本文对公允价值的本质进行了反思，对于公允价值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教科书上的文字，也不能认为《企业会计准则》毫无瑕疵，本文把从文献中的得来的启发和见解总结如下：

（1）公允价值是指熟悉市场情况的买卖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所确定的价格。公允价值的概念强调的是“公平交易”，这固然正确。但是反观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等计量属性，也都是在“公平交易”的前提下进行计量的，是自愿接受的交易价格，并没有任何强迫的成分。既然公允价值与现存的会计计量属性都是在同一个前提下，那么公允价值的提出就没有新颖性，意义何在？

公允价值的概念还追求“公允”和“合理”，这也是公允价值提出的初衷，是对其它会计计量属性的改进。然而，什么叫“公允”和“合理”？它只是人们的一种主观判断，没有一个客观的、量化的标准来裁定，见仁见智，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在现实的运用中会出现难以准确计量的问题。

（2）公允价值的取得根据市场条件不同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当存在活跃市场时，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中的价格就可作为公允价值。这一层次中，公允价值就相当于现行市价，公允价值并没有特别的作用。当不存在活跃市场时，可以运用交易双方最近使用的价格或有一定关联度的其他资产或负债的报价作为公允价值。这一层次中，还是要按照同类资产的现行交易价格计量，运用历史成本作为会计计量属性就可以满足计算需求，公允价值也并没有特别的作用。当不存在活跃市场，同时，运用相似交易法仍无法确定公允价值的，应当采用评估公允价值等相关技术进行处理。但是准则并没有明确说明应当采用的具体计量方法和价值基础，IAS32也仅仅笼统地规定：可以采用一些估价技术来计算，但并没有说明估价计量技术的着手点。因此在第三层次中，虽然利用估值技术计算的公允价值具有意义，弥补了其它几种会计计量属性的不足，但涉及具体的计算和度量，还是存在不少问题，不够完善，在现实中难以展开运用。

（3）前文提到的计量目标观和检验尺度观是对公允价值的一种合理解释。董必荣（2010）提到一个类似的观点，“在基于价值会计的体系中，公允价值与现有准则中提到的其它计量属性是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两者并不是并列的，更不是某种非此即彼的关系。明确了这种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就可以认清楚把公允价值单独作为一种会计计量属性（即独立计量属性观）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

（4）对于公允价值，必须认清其产生的缘由，回归其本质的目的，而不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断在文字概念上做文章。研究公允价值需要关注的本质在于：根据市价变化动态调整过程中的可靠性问题。在现实运用中，特别应该注意在对衍生金融工具利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以及后续价值变化、调整过程中的可靠性问题。无论国际及中国会计准则如何变化，必须认识到，公允价值的本质就是现行市价，公允价值会计就是盯市会计，是基于主体对价值的一种计量。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双重会计计量模式趋势

随着公允价值概念的明晰化和运用范围的扩大化，公允价值越来越普及，试图用公允价值会计取代历史成本会计的言论不绝于耳，公允价值的地位似乎越来越稳固。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了公允价值会计这个概念一个沉重的打击。许多企业和投资者把金融危机的根源归咎于公允价值的若干弊病（如：顺周期性加剧经济的衰落，计量带有主观性等），直接导致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公允价值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经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调查研究，最终发现在金融业的全部资产中，仅有30%的资产运用了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影响有限。据此可以判定此次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计量并无直接的联系。葛家澍等（2010）的研究把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缘由归结为三点：“银行错误的信贷决策、不严格的风险控制和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不力”。虽然直接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并不是公允价值，但若没有前文提到的公允价值的种种缺陷，危机的影响不会如此巨大。此次金融危机以残酷的事实说明了：现阶段公允价值还不成熟，全面推行公允价值会计并不现实。

改进公允价值计量的关键在于理顺公允价值计量与历史成本计量基础会计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实现两种计量属性的最终融合。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会计计量模式应当是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并存的“双重计量模式”。总结相关文献并结合作者的观点，本文把双重会计计量模式的趋势原因分析如下：

（1）实行双重会计计量模式是两种计量属性各自的不完美决定的。两种计量模式并存可以做到优势互补，使得会计计量模式更加完善、准确。历史成本的缺陷在于不涉及后续价值变化的计量，信息滞后，计量不够全面、动态；公允价值的缺陷在金融危机中呈现无遗，会使资产价值随着总体行情的衰落而极具下降，从而让投资者丧失信心，使得金融危机局面愈演愈烈。前者是过去的，但却是比较真实可靠的；后者是预期的，但却是当前的市值信息。两者都有不同的合适对象，因而无论在理论还是实务上，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

（2）实行双重会计计量模式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并存的结果。金融危机之后，，虚拟经济不能完全取代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离开了虚拟经济也就无法保持活力，不能正常运作。对应来说，会计计量模式也是如此。对于实体经济，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能够更好地反映企业的资产价值与规模；而对于虚拟经济，特别是近年来不断涌现的金融创新工具，历史成本计量显得无能为力，只要金融创新存在，公允价值会计的作用就必然存在。

具体到每一个企业，对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企业偏向于利用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这样可以进行后续计量，使信息与市场同步；对于大多数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企业偏向于利用历史成本进行计量，还资产负债以本来的真实面目。

（3）实行双重会计计量模式是两大会计目标的需要。当下会计学术界形成了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种不同的分析角度。前者所谓的会计目标指向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即委托人）提供受托企业真实的财务运行情况。在此基础上，信息的可靠性非常重要，因此，企业倾向于运用历史成本作为会计计量属性；而后者所谓的会计目标指向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与其投资决策相关的企业信息，在此基础上，信息质量中的相关性比可靠性更加重要，因此，企业倾向于运用公允价值作为会计计量属性。历史成本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但相关性不足，难以形成对未来的决策；公允价值的相关性较高，但其数据来源不够精确，可靠性不如历史成本。两者各有侧重点。因此，会计目标的双重观点并行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信息质量的偏向，使得双重会计计量模式的趋势日益清晰。

（4）实行双重会计计量模式受不同利益相关者持有资产的目的所影响。若在没有公开报价的市场中，主体持有资产的目的是长期持有而不是短期出售赚差价，比较适合利用历史成本进行计量；如果存在公开报价的市场，若持有目的是到期获取稳定的现金流，应按摊余成本计量；若持有目的是随时取得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利得，用公允价值计量较为恰当。因此，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持有资产的目的，两种计量模式各有优势，相互结合可以取长补短。

综上所述，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选择。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于公允价值本质的认识也更进一步，现行准则对于会计计量模式的规定还有许多值得完善的地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双重计量并存仍将长期并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葛家澍、窦家春、陈朝琳：《财务会计计量模式的必然选择：双重计量》，《会计研究》2010年第2期。